政策对比（精选10篇）
政策对比 篇1
一、印度的科技政策发展的四个历程
1958年印度国会通过了《科学政策决议案》。该议案规定了印度科技工作的总原则和总方针, 重点是完善科研体系, 科研基本能力的建设, 构建了印度未来科技发展的整体, 为印度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项政策指引印度进入了全面建设科技体系时期。经过二十年的发展, 印度政府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 即科技能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为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改善生活质量, 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
进入21世纪, 面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支持环境。印度政府多次强调要充分利用科研, 在科技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鼓励创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增加政府的投入等, 进一步加强印度的科技能力建设, 实现科技强目标。纵观印度科技政策的发展, 不难看出印度科技政策发展脉络清晰:《科学政策决议案》构建了印度未来科技发展体框架;《技术政策声明》为科技与经济和社会的结合了一个有效的路径;《新技术政策声明》明确了印度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科学技术政策》突出了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2、自主创新与国际科技合作相结合
在坚持通过国内知识积累基础上自主创新的同时, 印度政府高度重视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在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中, 印度强调要符合国家利益和突出本国的优势。印度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合作, 通过合作为印度技术寻找市场;注重与中国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重视与中国的优势互补;在与大国如俄罗斯和美国的合作中, 印度偏重于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3、科技政策的服务性日益增强
由于历史的原因, 印度一直偏重把国防科技放在首位, 把国防科技作为整个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核心, 把科技当成了实现“大国梦”的工具, 使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受到了影响。冷战结束后, 世界各国的科研体制开始向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转轨。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在《技术政策声明》中首次明确了以科技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从此以后, 推动科技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是印度制定科技政策的一贯原则。2003年制定的科技政策充分体现了科技要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解决社会问题服务的原则, 如改善民生, 服务社会等。
4、注重对科技的投入
科技政策作为国家的宏观政策是国家公共管理的一部分。由于科技已经成为各国增强国家竞争力和发展经济的动力源泉, 因此需要政府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促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同时印度政府也认识到, 当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使科学研究成为了一项昂贵的活动, 为了跟踪世界科技发展潮流, 保持领先地位, 需要加大科技经费的投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印度的科技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没有超过1%, 到2007年印度第十个五年计划结束时, 科技投入占GDP的2%, 要比现在的0.86%高出2倍多, 这也预示了印度在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二、中国科技政策的发展历程
大体上可以把中国科技政策60年的变迁分为三个时期。
1、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技政策
这一时期从1949至1978年, 科技政策立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以计划体制为基本制度安排, 相应的组织结构按照功能和行政隶属关系严格分工, 政府是科技资源的投入主体, 这一时期科技政策的基本特点便表现为运用行政的力量来推进科学技术体系的建立, 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运用计划的方式来部署科技活动, 配置科技资源。
2、体制改革和转型时期的科技政策
这一时期从1978到1992年,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再次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思想。此后, 改革开放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的时代主题, 科技政策也随着体制改革和转型不断变化。一方面通过科技与教育领域中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和科技工作者的地位, 另一方面通过体制改革来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重点解决科学技术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努力攀登科学技术新高峰”的科技工作方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的体制改革仍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体制框架下展开的。尽管科技体制的改革在多层次展开, 科技政策也随之进行, 但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旧体制下形成的科技系统结构不合理、机构重复设置、力量分散的状况依然存在。
3、走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科技政策
这一时期是从1992年至今。1992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 但不论在观念和认识上, 还是在制度与政策上,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都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因此, 一方面要注意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本身为这一时期科技政策的调整和变革提供了新的空间, 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注意到这一时期与第二阶段之间仍然具有较强的历史连续性。在这期间科技政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出发, 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出发, 把科技工作与提高国家和企业创新能力, 把科技政策与创新政策结合在一起。
三、中印科技政策之比较
1、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思想
印度建国以来的科学技术政策一直强调科学技术在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1958年《印度科学政策决议》明确指出了科学技术在实现印度现代化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国家将继续支持科技的全面发展, 承认科技在创造福利、提高国际竞争力、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保障国家安全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起着中心作用。可见印度一直以来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并作为科技政策的一条重要原则坚持下来。
中国在对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建国之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颁布, 表明了新中国对发展科学技术, 对科学技术促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高瞻远瞩。但1958年“大跃进”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科技及科技工作者遭到严重摧残和迫害。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高到战略高度。党的十五大报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强调了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因此政府对科技作用认识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2、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比较
从R&D投入占GDP的比例上看, 中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要低于印度。与发达国家的平均2.8%的比例相差更大, 经费投入不足也是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经费来源角度来说, 印度研究与开发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在印度的R&D投入经费中, 中央政府始终占60%以上。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主要靠中央政府, 改革开放后, 中国加快科研管理体制改革, 特别是经费管理形式, 鼓励企业开展科研活动和增加资金投入, 促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中国2000年的R&D经费投入来源结构中国家独立核算的科研院所占28.8%;高等院校占8.6%;企业占60.3%;其他占2.3%。对比来看, 印度政府在研究与开发投入中占了绝对主导地位, 政府决定了科技发展的方向。中印两国的R&D经费都程度不同的依赖于政府, 但企业没有成为科技研究与开发的主体。
3、科技人才培养
印度独立后, 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到1996年印度的科技人员就达631万人, 科技人员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 居世界第三位。印度科技人才的培养得益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尤其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 不仅直接促进了印度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且为印度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但印度的基础教育相对比较薄弱。中国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各层次教育事业, 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并初步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学科门类齐全的体系, 为我国的科研与开发工作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印度对高等教育的重视, 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但基础教育薄弱, 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普及, 制约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4、科技管理体制
印度科技管理实行在总理集中统一领导下, 科学技术部具体管理, 其它有关部门间接管理, 把统一领导与分散管理结合起来的管理体制。科学技术部负责制定并执行科学技术政策。建立综合研究中心, 保证集中资金, 发挥联合攻关作用。中国建国之初, 采用高度计划管理的科研管理体制。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科研机构, 并统一下达科研计划和分配科研经费。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将应用型科研机构转变成科技型企业, 促进企业增加科技投入,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合协作开发。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体制, 对于集中国家技术力量、资金进行科技攻关, 开展尖端研究, 在某些领域追赶发达国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后, 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 科研管理体制也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 加强技术开发与转化。面对这种新变化, 中国及时调整了相应政策,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印度的科技管理体制近年来也在发生变化, 但是政府主导科学研究与开发的局面仍未得到有效的改观, 这势必会影响到印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四、对我国制定科技政策的建议
1、加强科普宣传和科教兴国意识教育, 充分认识科技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作用, 提高人民的科学素养, 为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提供保障。
2、加大对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投入, 增加R&D投入在GDP中的比重, 在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鼓励企业投入。政府重点投入基础性、公益性研究, 而应用型、能快速转化的开发研究鼓励由企业主持开展。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 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企业按其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科研基金, 税前列支。改变增值税模式, 改变目前越是高新技术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增值税负越重的局面,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使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3、加快科技人才培养, 教育为本。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保持合理的投入比例, 不能顾此失彼。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 遏制目前农村学生辍学不断上升的局面。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渠道, 为更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为科技人才队伍输送更多的后备人才。同时, 要进一步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科研机构改制, 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 面向市场开展研究, 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 拓宽经费来源渠道。
摘要：中印两国在历史和地域上有着相同的经历,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国都走上了高速发展的经济腾飞之路,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中印两国之间的科技政策, 就能发现两国之间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的差异, 求同存异, 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较为适合的发展经验。
关键词：中国,印度,科技政策
参考文献
[1]段建平.中印科技政策比较研究[J].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报, 2006.
[2]黄一坤, 刘钊.印度的科技政策特点与启示[M].科技管理研究, 2007.
[3]李正风.中国科技政策60年回顾与反思[M].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2010.
政策对比 篇2
一、购买补贴对比
天心区——文化创意类企业给予500元/㎡的购房补贴，最高不超过300万元；金融机构按全国总部、省级总部、其它三级，分别补贴1500元/㎡、1000元/㎡、200元/㎡。
雨花区——购买办公、经营用房面积1000㎡（含）以上（含附属和配套用房），给予600元/㎡补贴；面积1000㎡以下的，给予550元/㎡补贴。经开区——对在经开区范围内购买办公场地且自主持续经营的电子商务企业，给予实际购买价格10%的补贴，经营2年后一次性补贴到位（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湘江新区—— 对新购买总面积1000平方米(含)以上的商务写字楼用于办公经营，其购房环节市级（含）以下税收实得部分通过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全额奖励购房者。
二、租赁补贴对比
天心区——入园文化创意类企业连续三年分别给予租金的80%、60%、50%；金融机构以租赁形式入驻园区自开业连续三年按全国总部补贴360元/㎡、省级总部补贴240元/㎡、其它补贴100元/㎡标准给予租房补贴。三年一共补贴190%，也就是相当于花一年的租金，租三年的房子。
雨花区——租赁办公、经营用房（不包括附属和配套用房）的，连续三年分别给予租金80%、60%、40%的补贴。享受租赁补贴期间，不得将自用办公用房对外出租、转让或改变用途，违反上述规定的，需退还已获得的租赁补贴资金。经开区——对在经开区范围内租用（租期为三年或以上）办公场地的电子商务企业，前三年每年按租金的30%给予补贴（每次补贴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租金补贴每年申报一次。
湘江新区——新租房经营且年营业额1000万元（含）以上的商务服务企业，补助20%的房屋租金；
三、税收补贴对比
天心区——文化创意、电子商务企业注册入驻园区，开业前三年按实缴税收区级所得的80%、60%、40%给予奖励。
雨花区——已入驻我区的文化创意企业，实缴区级税收达到50万元（含）以上，且区级税收同比增长，按净增额的10%给予奖励。实缴区级税收达到100万元（含）以上的电子商务企业，且区级税收同比增长，按净增额的8%给予奖励。
高新区——企业和企业总部、区域总部的高管人员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自缴税之日起3年内，按区级财政实得部分的50%奖励给本人；如在麓谷首次购房的，则按购房前3个人所得税高新区财政实得部分的100%奖励给本人，其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房价的80%。
湘江新区——对新引进的注册地和经营地在湘江新区的会展企业，市级（含）以下税收实得部分的50%通过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企业。
四、装修补贴
雨花区——凡新入驻并首次进行装修的企业，装修工程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的当年，根据装修合同约定的装修面积，一次性给予100元/㎡补贴。
五、各园区详细政策 雨花区 引进企业总部
（一）凡新引进一家世界500强企业[1]中国总部、区域性总部，一次性分别奖励引进主体100万元、50万元（引进主体指楼宇业主单位、被引进企业有功人员和引进人，须在区有关部门备案，分别按奖励金额的40%、40%、20%计奖，本章下同）。
（二）凡新引进一家国内100强企业[2]总部、区域性总部，一次性分别奖励引进主体50万元、30万元。凡新引进一家金融机构（银行[3]、保险[4]、证券[5]等）中国总部、区域性总部或上市公司总部，一次性分别奖励引进主体50万元、30万元。引进品牌企业
（一）凡新引进一家五星级（含）以上酒店，一次性奖励引进主体20万元。
（二）凡新引进一家一级以上建安企业，一次性奖励引进主体10万元。
（三）凡新引进一家国际知名品牌湖南总经销[6]，一次性奖励引进主体5万元。
（四）凡新引进一家境外知名物业管理公司[7]管理辖区内楼宇，一次性奖励引进主体10万元；凡新引进一家国内一级物业管理公司入驻我区并管理楼宇，一次性奖励引进主体2万元。
引进重大投资项目
（一）凡新引进商业、商务面积10万平方米（含）-30万平方米、30万平方米（含）以上的城市综合体项目，项目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当年，一次性分别奖励引进主体10万元、20万元。
（二）凡新引进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注册资金分别达到1000万元（含）以上、2000万元（含）以上，到位资金（不含购地费）分别达到2500万元（含）以上、5000万元（含）以上的新型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项目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当年，一次性分别奖励引进主体5万元、10万元。
（三）凡新引进注册资金500万元（含）以上、到位资金（不含购地费）1000万元（含）以上的专业服务、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科技研发、服务外包、现代商贸、旅游、健康服务、文化创意等服务业项目，开业经营的当年，一次性奖励引进主体5万元。
金融业总部
1.凡新入驻我区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证券等）中国总部或区域性总部，自注册之日起的三年内，实缴区级税收达到1000万元（含）以上，按其当年产生区级财力的10%给予奖励，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200万元。2.入驻我区三年以上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证券等）中国总部或区域性总部，实缴区级税收达到1500万元（含）以上，且区级税收同比增长，按净增额的10%给予奖励。
电子商务业
1、凡新入驻我区的电子商务企业，经市级以上商务部门认定并开展电子商务的，开业经营当年，一次性给予1万元奖励；凡首次进入全国百强或全市同行业十强之列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2、企业建立独立电子交易与服务支撑平台并投入使用，投资额达到1000万元（含）以上的，一次性给予该企业50万元奖励。
3、实缴区级税收达到100万元（含）以上的电子商务企业，且区级税收同比增长，按净增额的8%给予奖励。
文化创意业
1、凡新入驻我区的文化创意企业，经市级（含）以上文化部门认定，生产文化创意产品或提供文化创意服务的，开业经营当年，一次性给予1万元奖励。
2、对新入驻我区的文化创意企业，实缴区级税收分别达到50万元（含）以上、100万元（含）以上，分别按其当年产生区级财力的10%、20%给予奖励。
3、已入驻我区的文化创意企业，实缴区级税收达到50万元（含）以上，且区级税收同比增长，按净增额的10%给予奖励。
4、凡总面积5000平方米（含）以上的新设立的创意基地，企业入驻面积率达60%（含）以上、创意企业占入驻企业80%（含）以上，一次性给予创意基地经营管理单位10万元奖励。 高新区
1、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从被认定之日起，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管委会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重大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和技术创新项目；每年安排2000万专项资金，用于专项扶持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3、对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在5亿元以上的重大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行业生产经营企业，在项目投产后，根据项目对高新区财税的贡献情况，给予其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0%或10%以上的产业发展配套资金支持。
4、对2008年1月1日以后未在麓谷设立生产基地的各类企业总部和地区总部，其年纳税总额在500万元（含500万元）以上的，视其财政贡献情况，经审定，自营运之日起3年内按其所缴税收高新区财政实得部分的10%-40%给予奖励。
5、对世界500强、国内100强企业进入麓谷从事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研发生产或设立企业总部、地区总部，根据其品牌影响、投资规模和产出效益等情况，一次性给予50至100万元的产业发展配套资金支持。
6、上述3、4、5款所指企业和企业总部、区域总部的高管人员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自缴税之日起3年内，按区级财政实得部分的50%奖励给本人；如在麓谷首次购房的，则按购房前3个人所得税高新区财政实得部分的100%奖励给本人，其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房价的80%。
7、根据受贷企业新增税收情况，高新区财政给予不超过银行贷款利息额的40%的贷款贴息，但同一企业获得的各级政府支持的总贴息额最高不超过贷款利息额的100%。
8、对园内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挂牌无费管理，企业只纳税，不缴行政事业性费用。 经开区
电子商务产业
1、自本政策印发生效之日起，在长沙经开区依法登记注册、依法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各种形式的商务贸易活动、金融交易活动以及综合性服务活动为主营业务的企业，除可享受省市相关政策外，还可申请本政策扶持。
2、租金补贴。对在经开区范围内租用（租期为三年或以上）办公场地的电子商务企业，前三年每年按租金的30%给予补贴（每次补贴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租金补贴每年申报一次。
3、购买场地补贴。对在经开区范围内购买办公场地且自主持续经营的电子商务企业，给予实际购买价格10%的补贴，经营2年后一次性补贴到位（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4、专项资金支持。政策执行期间，每年按合同约定的投入产出成果给予电子商务企业一定的专项资金支持；对基于经开区重点或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提供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年平台交易额达到5亿元以上的，给予项目建设扶持，扶持金额不超过其开发运营成本的30%且最高不超过50万元。
5、融资支持。向银行、投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贷款、担保的电子商务企业，可根据《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小微企业融资财政贴息办法》，享受相关政策。
6、总部经济支持。对在经开区成立集团总部或区域性总部，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0万元，有三个或以上控股子公司，且结算平台和纳税关系在我区的电子商务企业，按实际到位资金的1%一次性给予补贴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与第三条不重复补贴） 湘江新区
1、湘江新区财政每年安排预算资金5亿元，设立湘江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本意见涉及的各项奖励、贴息、补助在湘江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与税收挂钩的奖励，先在湘江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再根据现行财政税收体制，按受益者承担的原则，由湘江新区、高新区、岳麓区财政分担。
2、经湘江新区管委会认定新开办的现代服务业总部企业，除本意见相关条款另有规定的外，经“招拍挂”购地自建（或委托代建）总部自用办公用房，固定资产投资（含购地款）5亿元（含）以上，年纳税总额5000万元（含）以上，按照投资额的10%一次性奖励投资建设主体。单个项目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奖励资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和总部企业入驻情况分期拨付。
3、对新购买总面积1000平方米(含)以上的商务写字楼用于办公经营，其购房环节市级（含）以下税收实得部分通过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全额奖励购房者。
4、湘江新区外的现代服务业企业新入驻在核心区重点区域，年纳税总额5000万元（含）以上的金融机构，年纳税总额500万元（含）以上的其他现代服务业企业，市级（含）以下税收实得部分的15%通过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经营者；年纳税总额1亿元（含）以上的金融机构，年纳税总额1000万元（含）以上的其他现代服务业企业，市级（含）以下税收实得部分的20%通过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经营者；年纳税总额5亿元（含）以上的金融机构，年纳税总额5000万元（含）以上的其他现代服务业企业，市级（含）以下税收实得部分的25%通过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经营者。
5、湘江新区外新入驻在核心区重点区域，年营业额5000万元（含）以上，年纳税总额500万元（含）以上的非金融机构现代服务业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和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其个人每年实际缴纳的工薪、奖金收入类个人所得税，超过3万元（不含）以上的部分，市级（含）以下税收实得部分通过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全额奖励纳税人。
6、新认定为国家级的科技孵化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标准检测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公共平台，当年一次性奖励50万元。新组建或整体迁入梅溪湖国际新城的上述省级、国家级公共平台，按其科研用房面积一次性补贴300元/平方米、500元/平方米。
7、新获国家驰名商标、国家名牌产品、国家质量奖的企业，当年一次性奖励50万元/项。
8、支持新闻出版、图书销售、动漫游戏、影视制作、艺术表演、文化软件服务、建筑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广告服务等文化创意企业和项目，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业。
（一）新租赁经营且年营业额500万元（含）以上的文化创意企业、文化艺术培训机构，补助20%的房屋租金；新租赁经营实体书店或体验式书吧，经营面积在500平方米（含）以上的，补助50%的房屋租金。单个项目或企业年补助额不超过50万元。
（二）对经湘江新区管委会事前批准的文化体育活动，根据其性质和规模进行补助。单项（次）总投入在100万元（含）以上的公益性活动补助30%，单项（次）总投入在200万元（含）以上的营利性活动补助15%。
（三）新购地自建（或委托代建）文化产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不含购地款）1亿元（含）以上，按照投资额的5%一次性奖励投资建设主体，但单个项目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奖励资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期拨付。
（四）对额度在200万元（含）以内的文化企业小额贷款，按照贷款同期基准利率一次性贴息50%。
（五）设立梅溪湖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湘江新区财政注入一定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向梅溪湖国际新城聚集。
9、支持综合零售、电子商务等企业和项目，加快发展商贸流通业。
（一）新办单店经营面积2万平方米（含）以上的百货商场、商业综合体等综合零售场所，市级（含）以下税收实得部分的50%通过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经营者。
（二）经湘江新区管委会事前认定，电子商务企业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开展电子商务人才“定单培养”，按照企业当年新增培训员工数（每个企业每年不超过500人次），每人最高不超过2000元且不超过实际支出培训费的30％给予补助。
（三）对新入驻各片区的首家体量超过2万平方米（含）以上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市级（含）以下税收实得部分的50%通过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企业。
10、支持企业管理服务、法律服务、咨询与调查、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产业，加快发展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新租房经营且年营业额1000万元（含）以上的商务服务企业，补助20%的房屋租金；对新引进的注册地和经营地在湘江新区的会展企业，市级（含）以下税收实得部分的50%通过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企业。
（二）对经湘江新区管委会事前批准的会展活动，对主办方给予补助。国内展会布展面积1万、2万、3万平方米（含）以上的，每届次分别补助10万、20万、30万元；国外展商租用面积占总展览面积10%（含）以上的国际性展会，布展面积1万、2万、3万平方米（含）以上的，每届次分别补助15万、30万、50万元。
政策对比 篇3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为了分得更大份额的蛋糕都相继采用了战略性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是国家通过关税补贴等实现国内企业实现规模化经济，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市场分额，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削弱对方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通过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发展中国家丧失高附加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通过设置动植物检疫标准、劳工标准等是发展中国家丧失劳动密集型产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应用
最能全面体现战略性贸易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施应该是美国在航空贸易的政策上。由于世界上美国的波音公司与欧洲的恐慌顾客公司处于世界航空业的两巨头，都拥有垄断优势。为了能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利润，美国在航空业采取了大量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体现于一下几点：
（一）美国主要通过向军用航空技术投资间接地提升民机技术水平。据欧盟估算，从1976-1990年美国国防部批准拨款的500亿美元用于军事航空的研究费中，59-97亿美元直接或间接用于民机工业。1994财年NASA的10.2亿美元的航空R&D经费中90%用于民机技术。据欧盟提供的数据，自1993年以来，波音公司共获得230亿美元的间接补贴，仅2003年大型民机业务就获得了高达27.4亿美元的各种补贴。
（二）美国在税收于关税方面给予波音公司优惠。美国采用了包括“全部完成合同征税方法”、加快折旧、减免研制开发税和国外销售公司（FSC）等方法促进航空制造企业的发展。欧共体估计波音公司已从中获得了17亿美元的利益。据估计,在1997-2003年间波音公司获得的税收优惠合计达29.6亿美元。可以看出通过一系列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更加加强了美国波音公司的垄断优势，并且助他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利润。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应用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已经成为全世界第四大民用飞机制造者，公司研制的ERJ145系列飞机畅销全世界，已经具备了研制和生产更大的飞机的能力。巴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航空工业公司的发展：
（一）巴西政府对航空制造业的进出口采取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2O世纪7O年代，为开拓国际市场，巴西政府对出口飞机免征工业产品税和商品流通税，飞机出口企业减征所得税。对进口航空制造业原材料、零部件、制造设备和制造机械免征进口税。同时，政府还为航空工业争取进口航空产品的工业补偿
（二）巴西政府对国内民用飞机整机市场采取保护政策，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不论其产权性质是国有还是私有，在购买航空工业产品时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巴西政府对进口与国产飞机相竞争的外国飞机(目前主要是支线客机)征收5O%的关税，而对与国产飞机不构成竞争关系的其他飞机进口仅征收7%的关税。
（3）巴西政府积极支持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开拓国内外市场、增强企业技术研发能力、确立企业品牌地位以及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适用性的对比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达国家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大量的麻烦和问题。由于世贸组织的成立，许多国家的参与，世界推崇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由于直接与间接补贴违反了世贸组织中的条款，这些进行补贴的国家在受到其他国家报复的同时也会受到世贸组织的仲裁。同时在国家对企业进行补贴时该行业的壮大有时是以牺牲其他企业的牺牲为代价的。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同时也会出现国家间的恶性竞争，从而伤害这些国家的利益。
虽然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源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发达国家非常适用，但通过巴西的例子可以看出，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是非常实用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可以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促使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有些条件还是不是特别具备，在实体中，发展中国家还缺少作为微观基础企业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国内市场运行传到机制和宏观调控不健全，政企职责不分，有碍政府政策工具作用的发挥。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行业集中度大多偏低，表现为企业分散、规模小，达不到有效规模，等等。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中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发展中国家也有技术水平先进甚至在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这样使发展中国家科一实行局部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发展中国家属于多数，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他们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达到垄断优势的地位。正是由于他们在某些领域处于落后地位，他们在各个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可以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中的进口政策，实现国内企业额的经济规模和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虽然发展中国家存在技术含量低科技不够发达的缺点，他可以加大政府在科技部门的支持来促进是、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有效的运用反补贴的贸易条款来保护国内市场以免国内市场被外国占领。
综上可以看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达国家中实施比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更具有可行性，但是它是一把双刃剑，在有利的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的小问题。在不同的阶段和经济环境需要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发展中国家想要更好的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要加强该行业在世界上的国际竞争力，重新调整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胡昭玲.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适用条件评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2,(3).
[2]麦丽程,关沉浮.日本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浅析[J].日本研究,2003,(3).
[3]黄强,杨乃定,高婧.巴西民机产业发展战略分析及其启示[J].航空制造技术,2006,(7).
政策对比 篇4
美国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其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摇摆态度和近年来的积极姿态愈发受到关注。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存在一定的碳排放空间。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巨大进展空间, 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当前国内对于气候变化国家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我国自身。如张莉等对美国历届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态度、演变特征和未来走向的研究。李俊峰等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回顾及展望等。
由于国情不同, 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存在很多差异。对比二者政策特点, 有助于我们结合自身国情适当借鉴对方的优秀经验, 为在气候变化领域继续加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 有效推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奠定基础。
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特点
(一) 重视能源研发, 加大财政投入。美国一直以来追求“能源独立”, 这和提高能源安全战略地位是分不开的。“能源独立”除了要求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更需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如电力、风能等。基于新能源的技术革命可能使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继续领跑世界。美国在能源研发上的财政投入较大。其发布的2014年气候行动报告提到, 美国通过设立高级研究计划署能源部 (ARPA-E) 来刺激清洁能源技术革命。目前整体上, 高级研究计划署已经提供了超过250亿美元, 用于研发活动的额外资金。此外还提供了4亿美元针对ARPA-E在清洁能源技术发展中的长期的、高风险的技术壁垒。
(二) 以低碳为切入的“新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对能源经济下的碳排放要求颇高, 值此, 美国政府需将应对国际气候变化和恢复国内经济繁荣结合起来, 寻找复苏经济的增长点即低碳经济。新能源领域的蓬勃发展在促进能源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 可以通过增加绿色岗位促进就业。此外, 奥巴马还提出建立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机制, 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是美国首次通过立法提出限排温室气体,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是美国在灵活的市场机制下, 保持经济繁荣和促进节能减排的双赢考虑。在有力促进减排目标实现并向世界传达本国减排理念和力度的同时, 将碳减排有效纳入灵活的市场机制运作有利于调整社会经济结构, 改善美国经济。
三、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特点
(一) 我国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日益增强。近年来国家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充分表明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2007年以来, 国家相继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2014~2020年) 》等多项文件。近年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报告》涵盖了中国当年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及其成效等。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为主要决策者所重视, 如何有效应对已经从最初的科学问题转变为战略和发展问题。此外, 近年来我国制定具体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力度也越来越明显。2009年国家减排目标是单位GDP碳排放至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至45%。而全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提出单位GDP碳排放至2015年比2010年降低17%。此外, 我国在《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李克强在2015年“两会”上还强调, 2015年我国的碳排放强度要降低3.1%以上。
(二) 我国碳减排以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面对国际社会,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始终保持积极负责的大国态度。目前我国的减排行动是以经济转型期为契机, 以国家层面强有力的干预为主导。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存在一定的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空间, 甚至碳排放总量还会持续走高。确定碳排放峰值意味着在未来的短短十五年间, 我国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制定政策措施、法律法规严格控制以煤炭为主的传统石化能源的大规模消费, 人为地干预全国碳排放的整体管理。对于减排压力下将会受限的经济增长, 我们亟需从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碳式经济发展模式。总体来看, 现阶段我国所面临的减排目标更为严苛, 减排形势更为严峻。
四、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 提高能源研发能力。新能源产业是个朝阳产业, 未来发展形势十分可观。美国除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还分别在提高现有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利用比例等方面, 从发展基础科学和多边合作等角度发展能源科研。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提到, 我国能源转型发展已经进入攻坚时期, 节能和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和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能源技术准备上还存在差距, 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和国际交流与合作, 不断提高能源研发能力, 加快推动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 化危为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对气候危机和经济危机, 奥巴马政府高举环保大旗大兴低碳经济, 充分掌握了政策主动。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化危为机对我国来说, 已不仅是一种政策选择, 更是必然趋势。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上指出我国节能环保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我国在减排压力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亟需转变, 亟需从粗放走向低碳, 结合现今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节能减排的需要, 以控制碳排放总量为总体目标, 以推动发展能源革命为关键措施, 推动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坚持保护和发展并重, 走低碳节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张莉.从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既往特征预判其未来走向[J].和平与发展, 2011
[2]李俊峰, 杨秀, 张敏思.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回顾与展望[J].中国能源, 2014
[3]张海滨.美国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述评[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9
中欧水资源管理政策对比分析 篇5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水资源在作为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同时，也是生态延续与环境维持的控制性要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水资源开发、利用、配置、节约、保护和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经济开发使得我国北少南多的水资源分布格局进一步加剧，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恶化等问题逐步加重，这一系列的水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一方面，水资源总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我国用水方式粗放，用水效率较低，从而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污染严重也成为了另一制约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总的来说，在诸多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我国水资源情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
欧洲有着多条跨国界河流，这些河流不但跨越多个国家，而且在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莱茵河为例，莱茵河全流域覆盖9个国家，干流经过瑞士、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是国际上重要的航运河道，是世界上内河航运最发达的河流之一，德国杜伊斯堡和荷兰鹿特丹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港与海港。同时，莱茵河作为欧洲经济地位上最重要的河流，沿河分布有不同国家的5个大的重要工业区，是欧洲经济发展[1]的中心地带。但是，莱茵河却被认为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一条河，是世界上人与河流的关系处理得最成功的一条河。欧盟作为重要的国际组织，在这些跨国界河流水资源管理的政策实施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就水资源管理政策方面对比中国与欧盟之间存在的差异，从而取长补短，不断完善我国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欧盟水资源管理政策
2.1 欧盟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演进欧盟水资源管理政策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并最终完善，主要经历了一下三个发展阶段：
水质标准阶段：欧洲水立法的第一波浪潮是于 1975 年对作为饮用水水源的河流和湖泊中的水中提取物质建立标准和1980 年制定的饮用水水质标准，以及对用来养鱼和贝类、游泳的水和地下水的水质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是规定水质标准以控制水中危险物质指令的形式发布的。
排污限制阶段：1988 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部长级水研究会审查了当时的立法情况和确定了若干可以改进和填补空白的项目。这导致了第二轮立法浪潮，如《城市废水处理指令》、《杀虫剂指令》、以及《硝酸盐指令》，这些水立法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水立法模式，而意图将水政策与其他领域的政策相结合。《城市废水处理指令》为城市废水处理厂规定了基本的排污限制标准，提出城市污水要进行二级（生物）处理。各成员国可通过实现更有效的降解养分来确定其“敏感区域”，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定义“敏感区域”，这些的废水处理设备必须包括能降低营养物质含量（磷和氮）的特殊处理方法。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如德国），该指令导致了消费者用的额外增加，在其他的国家（葡萄牙），重要的调查研究费用由欧盟建设基金支付。《硝酸盐指令》的目的是解决欧洲水域富营养化，高浓度的养份导致了水域的营养化，而这些养份主要源于农业上过多使用的化肥。《硝酸盐指令》就是要对付这些农业中分散的硝酸盐源，该指令意图低化肥的使用。为实现这一任务，各成员国必须规定包括使用化肥在内的“良好农业行为”。
综合管理阶段：1995 年中期，要求重新思考欧共体的水政策的压力使欧盟委员会接受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和环境部长理事会的请求，考虑用全球化的眼光来审视水政策。欧盟提出的《饮用水指令》和《城市污水指令》可以看作欧洲水政策重视提高公民和其他用水各方对水的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同时，欧盟开始日益注重综合性手段，强调水政策和水[2]
管理必须以一致的方式来处理各种问题。如新的欧洲水政策要向所有有关的各用水方公开咨询。1997 年《阿姆斯特丹条约》（the Amsterdam Treaty）进一步确认了“可持续发展”作为欧盟环境政策目标的核心地位，“可持续发展”重新进入官方议程。同时，为刺激有效利用资源，如何运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刺激手段也被广泛讨论。然而同时，也有来自成员国对生态现代化的强硬抵制。就水保护的立法实践而言，1996 年通过的《综合污染防止控制指令》，期望减少大工业设备的各种排放物，而不仅限于一种环境媒介（空气、水、土壤）的保护，因此，我们将之纳入我们分析的视野。《综合污染防止控制指令》就是主张由欧盟对排污限制标准予以协调者和主张由各成员国制定的环境质量目标者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综合污染防止控制指令》包含有由欧盟协调排污限制标准成分，但更多是程序性规定，将更多的自由处置权留给了各国许可机构[3]。
从其发展来看，欧洲水资源管理政策日益注重综合性手段，从20 世纪70 年代规定水质到80 年代规定排污限制，再到90 年代综合运用环境标准手段、经济刺激手段，并将水领域政策同其他领域政策相结合，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水保护道路。
2.2 欧盟水框架指令
欧盟水资源管理政策日益注重程序性规定，大量的环境保护行动在各国政府层面上展开，将实体上的自由处置权移交给了各国政府，由其建立复杂的行政监督体系。
欧盟议会和理事会在 2000 年9 月通过了《水框架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WFD），并于2000年12月22日生效。它合理更新了现存的水法，为流域提供了水管理的方法，是欧盟在水政策和立法上实质性的进展，是欧盟在水政策方面建立起的一个新指令。《水框架指令》的总体目标是在流域内为所有的水体建立综合的监测和管理系统，发展动态管理措施程序，制定一个不断更新的流域管理计划，它的中心是要求所有成员国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鼓励所有感兴趣的团体参与到各类活动中。
《水框架指令》为欧盟建立了一个综合水资源管理的框架，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方法、目标、原则和措施。它涉及地表水、地下水、海岸水和河口水。它的基本目标是维持水体的较好状态，防止水体的恶化，到2015 年至少达到“良好水状态”。各成员国必须互相配合实施完成指令的目标。它的目标是：保护和增强水生生态环境系统（陆地和湿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依靠水生生态环境系统）；在有效水资源的长期保护的基础上，推进可持续的水资源的利用；为可持续、平衡的并平等的水利用的需要，提供充足的有质量保证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为保护和改善水生生态环境，减少和避免向水域排放污物或其它物质；减少旱涝灾害；保护陆地和海域水体；建立保护区域，例如：为保护物种和生态栖息地的建设。
《水框架指令》的核心是流域综合管理计划，它要求在2002 年12 月22 日之前，成员国必须识别他们的流域（包括地下水、河口和一海里之内的海岸水），而且将其分派到“流域（管理）区”里，对于所有国家流域（管理）区而言，必须每六年制订一次流域管理规划与行动计划。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及国际合作，成员国必须做出适当的行政安排，其中包括确定权威管理机构。对于国际流域，流域内相关国家需要共同确定流域边界并分配管理任务。它们必须为国际流域管理规划共同努力。如果共同管理难以实现，各国可以分别采取措施，但彼此之间的规划与实施必须相互协调而不能冲突。
关于污染控制，成员国均应采用统一的排放标准，并采用最新的环保技术（针对点源污染），或最好的环保实践（针对非点源污染）。如果需要让受污染的水体达到水质标准，应当采取更为严格的污染控制措施。另外，欧盟还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尤其要避免剧毒物质的排放。
《水框架指令》还包含一些经济措施。到2010年，家庭、农业和工业都要承担水资源管理的成本，而且还将采用水价政策鼓励高效用水。
《水框架指令》密切关注水质和生态，但水量问题也未被忽视。首先，减轻洪水与干旱的威胁是《水框架指令》的目的之一。其次，水量既对地下水又对地表水状况产生影响。很明显，“良好水状态”已经包括了“良好水量状况”。第三，航行、蓄水、调蓄、防洪与排水都是确定“被强烈改变的水体”的理由。最后，《水框架指令》的经济手段也与水量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水框架指令》的有效实施需要对水质与水量进行综合分析。中国水资源管理政策
3.1 中国水资源管理政策法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的陆地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量少，且在时空分布上极不均匀，是水资源相对短缺和水、旱灾害频仍的国家。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防治水害，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防治水害，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 年制定公布了《水法》。根据《水法》，国务院先后制定了《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防汛条例》(1991年)、《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1993年)等行政法规。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协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有关的水资源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水资源管理工作。然而，水资源管理的实践中却长期割裂水环境的整体性和水资源的自然联系，形成了国家与地方条块分割，以流域各行政区域管理为主，各有关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多龙管水、多龙治水”的分割管理状态。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机构如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并不享有很大的统一管理权限。
在流域水资源保护方面，1983年5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水利电力部作出了“关于对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实行双重领导的决定”；1987 年10 月水利电力部、国家环保局作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水电部、建设部对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实行双重领导的决定的通知”，对各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机构设置、编制、任务、经费来源、人员调动及任免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双重领导” 体制已运作15 a [4]，曾经起到统一指导、协调、监督、团结治水的职能。但事实上水利部门与环保部门在水质监测、评价标准方面存在很多重复且不一致的地方；规划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现在，要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运行机制上协调好，不必重复结构设置。借鉴日本的经验，要明确水利部门和环保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职责及工作分工。水利部门应该对水资源的质和量进行统一管理，环保部门依据多部门提出的排污口处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对陆上区域范围类的污染源进行管理，即“水利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水”。但部门之间都应遵守法律、法规的同时加强协作，部门规划应符合国家的总体规划的要求以及多部门联合作出的规划要求。
3.2 中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面对我国日趋严重的水资源情况，对水资源的重视也逐步提升。水利部水资源司郭孟卓司长在中国科协2001年学术年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将粮食、石油和水确定为三大战略资源。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在此会上作报告时所言：“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中国有可能在未来出现严重的水危机[5]。水资源问题已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
结合我国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2012年1月12日，国务院以国发〔2012〕3号印发《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意见》分总体要求；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管理，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加强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管理，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加强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理，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保障措施5部分[6]。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它是指根据区域水资源潜力，按照水资源利用的底限，制订水资源开发、利用、排放标准，并用最严格的行政行为进行管理的制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核心是由开发、利用、保护、监管四项制度来构成，再往下面则贯穿了整个水资源工作领域的评价、论证、取水工程管理、计划用水、保护治理、规划配置、监测、绩效考核等若干小制度。[7]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是以水循环规律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是在遵守水循环规律的基础上面向水循环全过程、全要素的管理制度；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是对水资源的依法管理、可持续管理，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有限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旨在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的管理，水功能区达标率的提高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条件，而用水效率的提高是水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外在体现。[8]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核心之一是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
量控制，这意味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要从取水源头出发，从取水总量上进行第一步的/ 最严格控制。而我国国情和水情[9]共同决定了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严重影响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居民的生产生活，这也是出现地下水超采以及局部水资源供应紧缺的根本原因。水资源调度作为改变水资源天然时空分布不均的有效途径，能够起到实现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是落实用水总量控制方案的重要抓手，也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提升水资源调度能力是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快速和有效实施的重要支撑。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出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10]，但是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的研究还未形成体系，不同层次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在具体指标的编制、实施、核算、优化、调控等过程缺乏科学依据，所以难以保证制度实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目前水资源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确定方法存在大量主观因素的干扰，缺乏系统性、科学性。不过实践证明，基于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理论的用水总量模型能很好地协调各方面限制因素，达到科学控制用水问题的目的。它在科学评价流域(区域)水资源量、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用水需求以及公平、高效与可持续原则，通过多目标决策分析将水资源合理分配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部门，确定流域(区域)各发展阶段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从而为取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高效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促进。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分别控制的是取水、用水和排水环节。用水环节作为中间过程，用水效率控制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到用水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并且与废污水排放量、水功能区水质达标情况有很大的相关性。用水效率控制是与具体用水行为关系最紧密、效果最直接的管理手段，因此，严格控制用水效率是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关键环节。基于分级控制的用水效率控制能够更精细化地管理水资源，在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红、黄、蓝、三条线，加强对用水效率的控制力度。对用水效率进行红、黄、蓝、三条线的分级控制，可以将原有的单一控制指标进一步细化，一方面为用水效率的监控提供明确的划分标准；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用水单位提高用水效率的积极性，还能促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有效实施。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是以水体功能相适应的保护目标为依据，根据水功能区水环境容量，严格控制水功能区受纳污染物总量，并以此作为水资源管理及水污染防治管理不可逾越的限制。红线要求按照水功能区划对水质的要求和水体的自净能力，核定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合理的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总量体系建立所要求的关键部分就是水功能区纳污能力与限制排污总量的准确核算以及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时空分配的确定。合理的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指标体系能为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的落实提供前期的基础，也
[11]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持。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新时期水利发展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 表明国家重视水资源的态度和破除水资源瓶颈制约的决心, 体现了社会各界对解决突出水问题的热切期盼, 彰显了水利部门解放思想、转变理念, 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和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其在限制水资源过度开发、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降低水功能区纳污量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认真的落实和实践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必将能够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欧水资源管理政策对比
由于欧盟国家众多，许多大型河流往往横跨许多个国家，所以水资源管理由欧盟统一管制；而我国国土面积广袤，涉及境外的河流较少，然而横跨多个省市的河流众多，我国水资源管理由国家统一管制，并由地方实施执行。通过对中欧水资源现状及管理情况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其水资源管理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差异值得进一步思考，其水资源管理情况对比如下。
（1）管理体制。我国主要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从而实现了对水资源的全面管理和统一调配，并逐步建立“四级水务”管理体制；欧洲各国管理方式是在流域的基础上，由欧盟统一管理，欧盟管理层面有5个部门负责水资源管理。
（2）法律法规。我国在水资源与水环境、节水节能、农田水利与水土保持、再生水利用等方面出台了多项法规和条例；欧盟在治水对策、节水宣传、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价政策等方面也都有成熟的运作，在政策执行方面有具体的操作规则且贯彻力度较大。
（3）供水。双方多以多水源供水。相比而言，我国在供水能力、管网漏失率和供水水质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4）排水管理。我国与欧盟相比，在污水处理能力、管网覆盖率与完好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5）地下水管理。我国多地出现地下水多年处于超采状态，已经出现大面积的水位降落漏斗；欧盟对地下水的综合管理尤为重视。结论
对比中欧水资源管理政策，分析各自的特点及其异同性，取长补短，未来我们仍需要努力的方面主要是综合环境影响及污染防治，统筹水量水质总和管理，协调好各省市区县间的管理，做到水资源管理的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局部优且总体优，并提倡公众参与[12]，加强水道的保护、地下水的保护、水域的保护、水工程的保护，加强用水管理的措施：实行水长期供求计划和水量分配，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实行用水收费和依法解决水事纠纷，逐步完善我国水资源管理。
参考文献：
政策对比 篇6
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均起着战略性的作用。由于中小企业所具备的创新能力、机制灵活等“小而专”的特点, 使其在促进产业升级、经济增长以及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 国家将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发展中小企业,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美国作为世界上的经济和科技强国, 中小企业是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一部分。美国的产业结构呈现金字塔形, 位于塔尖的是少数的大企业, 而塔基是由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组成。自1953年美国出台《中小企业法》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 美国政府无论是在政府立法方面还是在社会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因此, 对中美两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与相关措施的对比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中美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体系比较
通过对中美两国制定或转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密切相关的官方网站上相关法律法规的搜索, 以及查阅相关书籍及学术论文, 从中获取一些直接或间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其他政策措施作为补充, 从而可以简单地对中美两国支持中小企业的方式作出如下对比:
从中美两国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可以看出, 两个国家对中小企业都非常重视, 在政策方面都给予一定支持, 既存在共性但也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美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同时还对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支持制定了专门的法案, 规定明确, 可操作性较强。而中国只有一部直接针对中小企业的法律, 其他都是以意见、规定等形式来体现的, 缺乏权威性。因此, 仅凭一部《意见》或法律就认为可以“解决所有中小企业问题”是不可置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虽然是直接针对科技创新的法律, 但并不只是针对中小企业, 涉及范围比较广。显然, 在立法方面, 中国与美国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距, 无论是法律出台数量方面还是可操作性上, 我国都有待于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2.与美国相比,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独立的官方机构负责从事中小企业这一群体的管理。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官方机构, 成立了专门的中小企业组织管理部门———中小企业管理局, 建立了自上而下、协调统一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体系。而我国虽然在各部委均设立了中小企业司, 协调中小企业政策的制定, 引导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 但是它并非官方机构, 因此不具有合法授权。与美国相比, 显然没有足够级别的独立部门负责管理中小企业, 这也许是困扰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症结所在。由于管理机构的缺失, 同时政策又分散在各个部委, 导致中央出台的一些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无法执行到位, 甚至出现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现象。因此, 建议中国应效仿美国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局”, 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提供政策、技术和资金上的援助。
3.具体操作层面, 虽然我国不断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 建立了一系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但尚未建立有效的信用体系和完善的服务体系, 政策体系仍不完善。而美国不仅建立了专门的融资体系, 并且还为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制定过专门的法律, 对于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技术服务建立了相应的服务部门及迄今为止的1000多个创业中心, 这些具体的可操作性措施在中国都是望尘莫及的。
三美国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1. 积极完善立法环境。
政策体系的完备性不仅仅在于出台数量与涵盖范围上, 而且在于其是否具备一定的权威性。既然我国已经确立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因此建议在未来的扶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中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 积极完善立法, 制定更为健全的激励科技创新的法案, 意见、办法等行政规章可适当减少, 为鼓励中小企业广泛建立和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2. 建立中央直属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
要努力与国际接轨, 建立享有法律授权的国家级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建议各省以及地市私营企业管理机构、民营企业管理机构及隶属多个部委管理的中小企业局等把中小企业的管理权力集中起来, 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 统一为中小企业的正常运营提供服务。
3. 完善资金扶持政策体系。
一是有待于建立类似美国那样的融资体系。当前, 我国金融支持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 一方面政府对中小企业融资所提供的政策扶持还很有限,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缺乏稳定的协作关系。因此, 借鉴美国的经验, 建立自上而下、协作统一的金融体系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的体系既包含中小企业管理局这样的权威机构, 同时有各大银行及投资公司的合作, 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具有很大帮助。二是财税支持方面, 我国对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 主要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中心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方面予以财政支持。我国推出的多条政策直接给予中小企业税收减免优惠, 主要是针对小型微利企业, 覆盖范围有限。而美国在此基础上实施了“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 明确规定对小企业提供一定比例的研发经费。另外, 美国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都是依据国会通过的相关法案实施的, 因此具备法律效力。三是政府采购上, 美国政府除采取立法保障外, 还制定了详细的联邦采购条例, 并且有权威机构负责协助获得采购合同, 这样的扶持方式也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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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比 篇7
公共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 (public cho-ice) , 指试图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 分析现实生活中政治个体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团体, 特别是政府行为特点的一门交叉性学科。在“经济人”假定的前提之下, 公共选择理论重点分析导致政府失灵的原因, 探讨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率的方法。同样, 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各国的农业政策取向更具有深刻意义。由于各国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等现象以及贸易过程中所伴随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 使得各国不得不对农业的生产及贸易进行监管, 而在这一过程中, 农业生产者及其团体对政府的影响将直接影响到农业政策的取向。在这一背景下, 以公共选择理论对农业政策取向问题进行分析是具有研究价值的。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的对比
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 农业保护是农业经济活动的最真实写照。如:在美国, 政府给钱要农民减少谷物生产;在欧共体, 农民即使种得再多也可以按高价出售粮食;在日本, 稻农可以按三倍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售其作物。[1]
但从另一角度看,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又是一套自相矛盾的政策体系:在建立旨在为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体系的同时, 总的发展政策却旨在抽取农业剩余。综合来说,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主要集中在三点:①增加税负。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 农业部门是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 对农业征税是维持公共财政开支所必不可少的。②价格管制。价格管制导致人为的改变工、农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 使农业利润流向工业部门。③汇率扭曲。为了缓解工业部门由于需要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而存在的资金压力, 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压低本币汇率或高估本币币值。这种汇率扭曲政策的直接效果就相当于对进口产品补贴、对出口产品征税, 即进口部门可以以较低的汇率从政府购汇, 出口部门取得的外汇收入却只能以同样低的汇率向政府结汇, 农民却最终因汇率的扭曲而支付对进口产品的补贴。[2]
(3) 高水平农业政策的供需决定了农业保护的力度。
作为一项特殊的公共产品, 保护政策虽然由政府制定, 但需要受政府本身、国内外利益集团以及国际贸易体制的约束。在发达国家, 这种平衡的关系可用图1表示。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 政策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在目标上是一致的。 而从供需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 显然农业利益集团更具有优势地位。一方面, 由于强大的农业利益集团的存在, 发达国家的农业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有效的集体行动来达成自己的农业保护需求;另一方面, 政府的政策制定部门则势力稍显弱小, 因此, 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常收到来自于农业利益集团的压力, 从而制定出高效的农业保护政策。正是由于农业保护供求双方的实力对比决定了发达国家高效的农业保护政策。
2.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取向的形成
虽然在边境贸易措施上发展中国家往往采取正向的保护措施,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 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还是负的, 这是由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所决定的。
(1) 发展中国家从自身利益及政策偏好出发不愿提供农业保护政策的供给。具体来说:①发展中国家农业的特点使政府不愿对农业提供保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共同特征是农业部门依然是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部门, 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达到30%～45%, 农业劳动力占国内总劳动力的60%～70%。农业本身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对于农业的负保护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②工业化的迫切需求使发展中国家政府不愿提供对农业的保护。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结构来看, 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 而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近乎对立。在这种经济结构下, 优先发展那个产业就成为主要问题。在发展中国家, 农业部门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 其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 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去, 有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更有利于工业资本的积累, 使整个社会生产力上升, 实现工业化。[3]
(3) 相反的政策供需和悬殊的势力对比决定了农业的负保护。保护政策作为一项公共产品, 可以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将其内生化。而贸易政策的内生过程则可看作是政治市场上供给和需求达成的均衡结果, 贸易政策的供给方是政府, 贸易政策的需求方是各种利益集团。在发展中国家, 这种平衡的关系可用图2表示。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政策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在目标上是不同的。政策的制定者出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工业的优先发展等理由往往倾向于为农业提供负向的保护政策, 即对农业进行掠夺。而对于需求方来说, 农业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则需要农业保护政策。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的落后以及发达国家不断增高的对农业的保护,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利益集团往往具有较强的对农业保护的需求。当政策的供需双方意见相反时, 政策的最终决定全将掌握在实力较强的一方手中。对比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以及政策的需求者来说, 可以明显看出农业利益集团的势力弱小:即由于缺乏有效的行动能力, 在对政府有关部门的游说中显得力不从心;由于集团力量的薄弱, 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工业集团的压力。因此, 政策的决定最终落入政府以及相对强大的工业利益集团的手中。也就是说, 发展中国家倾向于负的农业保护政策。
四、结论与展望
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农业政策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对比导致了农业取向的差异。从发展趋势来看,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 农业政策也必将从负保护政策转变为农业支持政策。在这一背景下, 我国农业政策的改革有其必然性。而要真正实现农业政策的支持作用, 必须从改变农业政策的供需力量为出发点, 真正促使农业生产者维权意识的觉醒, 这才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同时, 还应当看到, 农业政策的改革与农业生产者意识的转变是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的, 并需要在不断的探索中寻求解决路径, 因此, 笔者仅从理论角度探寻这种转变的途径及可能性, 而其具体实行办法则须通过实践不断地修正直至完成。
摘要：目前, 发达国家通过农业收入支持、扩大农产品贸易以及支持消费者价格等手段对农业进行扶持, 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增加税负、价格管制以及汇率扭曲的方法抽取农业剩余。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后认为, 造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制定时的公共选择过程。具体地说, 就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中存在着不同的政策需求与供给, 政策制定方与政策需求方之间的实力对比的差异使两类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农业政策。
关键词：农业政策,公共选择理论,产业保护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投入总课题组.关于支持与保护农业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 1997, (04) .
[2]叶静怡, 孟祥轶.不同经济结构国家的农业政策及中国在WTO农业谈判中的抉择[J].经济科学, 2001, (03) .
政策对比 篇8
关键词：救市对比,治市建议
一、前言
我国股市融资额已经多年连续居世界首位, 自建立以来仅仅经过20年的发展就在融资方面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股市。在巨大成就的背后是IPO融资的巨大压力, 导致我国股市出现“熊长牛短”的特征, 股指走势跟不上GDP步伐, 经济晴雨表功能不彰显。每逢熊市股指低迷, 人气散淡, 融资功能便被迫中断。为维护IPO功能, 政府只能通过政策救市来修正股指。另外, 在国家重大事件之前及期间出于维稳等目的, 政府也会出手救市, 护盘股指走势。2008年奥运护盘行情和2012年的十八大护盘行情可归为政策性护盘行情, 目的在于通过股市护盘维护人声民意。1999年519行情和2009年“四万亿”救市行情应归为政策性上涨行情, 目的在于启动和维护融资功能。2007年及2008年则出现政策效果与市场走势共振引发效果放大导致失控的特例。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典型政策行情, 探讨政策对股市行情的影响效果, 并提出四条治市措施, 希冀中国股市的不断完善。
二、政策行情对比分析
在股市熊市期间, 不断有各类利好政策推出, 良莠混杂, 投资者很难区分这些政策对推动股市上涨的效果如何。要判断是否是政策行情, 应该从以下三个基本方面考虑:其一是政策目标, 政府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启动和维护融资功能, 还是维护一段时间的人声民意, 抑或是延缓下跌进程;其二是政策行政级别, 国务院政策和证监会政策显然效果不同;其三是政策时机, 要考虑政策时机与股市时势是否吻合, 恰当的政策推出时机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恰当的推出时机则会导致事倍功半, 或者是矫枉过正以致随后的反向纠正, 扰乱市场运行。
我们选取以下典型政策行情进行对比分析。一是, 两次典型政策护盘对比, 寻求熊市期间政策护盘行情的共性特征;二是, 两次典型政策上涨行情对比, 寻求以结束熊市开启牛市为任务的政策性上涨行情的共性特征;三是, 两次政策与市场共振行情对比, 研讨牛市推出政策护盘行情和熊市推出政策砸盘行情的后果。
(一) 护盘对比
2008年奥运护盘行情和2012年十八大护盘行情都是典型的政策性护盘行情, 从推动行情的政策行政级别看均为证监会行情;从政策目标看均为熊市期间为国家重大事件维稳人声民意;从时机看都是熊市推出的护盘政策;从护盘效果看都达到了预期目的。
2008年是世界金融危机年, 各国股市纷纷暴跌不止。就中国股市而言, 1月上证指数最高达到5522点, 5月降为3788点, 8月19日已低至2284点, 降幅达到58.6%, 属于典型熊市崩盘走势, 投资者人心惶惶。当年8月8日至8月24日北京举办第29届奥运会, 在此期间证监部门有股市维稳使命。政策护盘的效果是, 6月18日至8月8日为期5周的时间内, 上证指数在小范围内波动, 由2941点降至2606点, 跌幅只有11.4%, 较之前的大跌走势显著不同, 取得良好效果。如图1所示。
2012年股市走势低迷, 股指缓慢下跌不止, 投资者人气散淡。当年最高指数是在5月7日收于2453点, 12月4日创下三年来最低水平—建国底1949点, 7个月连续下跌, 降幅20.5%, 属于典型慢熊走势。11月8日至11月14日召开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证监部门负有维稳股市护航十八大的使命。在9月7日至11月8日为期8周的时间内, 上证指数由2127点降至2071点, 只跌去2.6%, 走势十分平稳。如图2所示。
2008年6月18日, 在股指逼近2800大关的时候, 银行股带头崛起, 开启新一轮护盘行情。大盘指标股与题材股轮番上场, 如:石油石化, 金融, 地产, 航空, 新能源, 奥运, 3G等。而2012年9月6日, 发改委核准了25个轨道项目, 投资约8000亿;受其影响, 7日股指大幅上涨。随后政府部门不断传出的利好为股指的平台走势保驾护航, 领军的行业先后有制造业, 金融业, 石油, 化学, 采掘, 房地产等。
从这两次政策护盘行情可以看出:第一, 政策目标是维护股指稳定, 其走势都是平台震荡;第二, 平台走势收尾都是走跌, 预示后市将继续熊市下跌走势, 显示政策护盘行情的效果仅仅是推迟下跌, 无力改变股指总体走向;第三, 护盘期间大盘指标股的维稳作用显著, 政策性资金主要依靠买进此类股票做护盘工具;第四, 依靠板块轮动来构造股指平台走势, 每一次股指上冲走势都有主流股票在上涨拉动;第五, 消息面单向利好, 利空消息基本消失。
(二) 拉高对比
1999年519行情与2009年“四万亿”救市行情是政策市的典型代表, 从推动行情的政策行政级别上看, 均为总理行情;从政策目标看分别开启了1999年5月至2001年6月和2008年11月至2011年4月的结构性牛市, 仅个别板块股票大幅上涨与自然牛市中股票普遍上涨有显著不同;从时机看都是熊市推出的护盘政策, 从运行效果看都达到了预期目的。
1999年以新科技为炒作热点, 是股市投机理念与产业技术升级的必然结合点, 开启牛市, 为国企融资奠定基础, 同时也标志着政策干预股市第一次尝试的成功。政策护盘的效果是, 5月19日至6月29日, 共7周30个交易日, 股指从1047点涨至1756点, 涨幅高达67.7%。领涨的股票有综艺股份、东方明珠、上海梅林及海虹控股等, 如图3所示。
2009年则以资源股、基建股为典型, 在熊市中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献力, 并进一步深化我国从资源消耗型向科技导向型经济的转型。准确的讲是从2008年10月28日1664点止跌开始, 至2009年8月4日上涨到3478点为止, 涨幅高达109.0%。因而, 创业板与IPO重启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此轮行情中较为典型的股票有江西铜业、三一重工、广晟有色等, 如图4所示。
1999年5月19日开始, 主要利好政策有降低印花税、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提出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机构的合法融资渠道、允许证券公司发行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允许部分B股及H股公司回购股票等。2009年10月28日受港股暴涨的利好消息影响, 在银行、券商股的带领下, 沪指在短短18分钟内狂飙80点, 开启了这一轮的上涨行情。较为重大的利好消息是国务院公布的刺激经济的十条措施, 计划到2010年总共投入“四万亿”以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明确宣告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确定了未来发展的宏观背景。
从这两次政策护盘行情可以看出:第一, 政策目标是通过制造牛市行情为IPO奠定基础;第二, 政策结果都表现为, 成功开启政策上涨行情导致政府、企业、投资者多赢;第三, 领头羊股票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 板块轮动推动股指更长时间地上涨;第四, 政策上涨行情的成功在于行情历时长、上涨幅度大, 投资者有较充分的入市时间和盈利机会, 从而坚定投资者信心达到吸引更多投资者入市的目的。
(三) 共振效果
政策干预市场, 一般是逆向干预即熊市时托盘, 牛市时砸盘, 以维护市场健康运行, 防止股指暴涨暴跌损害投资者利益。一旦政策与市场同向, 则很容易发生某种共振导致股指暴涨暴跌, 破坏市场健康运行, 起到扰乱作用。我们选择以下两次典型共振救市行情进行探讨, 试图分析政策的扰乱效果。
2007年7月至10月的牛市行情, 是十七大政策护盘与2007年牛市气氛产生共振的结果, 7月份政策突然停止了此前的逆市打压态势, 任由大机构利用牛市气氛大幅拉抬股指制造迎接十七大的行情, 可谓是牛市中的政策护盘行情。这是政策在顺势操作, 必然导致股指超涨, 为十七大之后政策匆忙回到打压态势埋下伏笔。迟到的打压政策恰好赶上2007年末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熊市走势, 使得政策再次顺势操作产生共振, 导致股指超跌。这是对股市2007年暴涨和2008年暴跌的一种反思, 政策的两次顺势操作助推了暴涨暴跌, 直到2008年开启奥运护盘行情才对此做了纠正。
从技术走势看, 2006-2011年股指走势似乎是以1996-2001年股市行情为简约模板, 后半阶段因为这两次政策顺势操作导致股指运行被扭曲。假设就像没有十五大行情一样也没有出现过十七大行情,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熊市打压;股市不会有2007下半年的暴涨, 也未必会有2008上半年的暴跌。如此, 2007年5月沪指高点4335点很有可能就是2007年股指的巅峰, 2008年的股指低点则有可能出现在3000点附近, 6124点的高点或将推迟出现在2011上半年。按上述推论, 则2009-2011年就可能演绎为全面牛市, 而非在股市的局部 (中小板) 形成结构性牛市。这两次政策的顺势操作也是导致IPO被迫过早暂停的主要原因。
从这两次政策与市场自然走势形成共振可以看出:第一, 政策目标的制定更偏向于其自身需求, 忽视了股市的自然规律, 引以为戒;第二, 政策调控股市以逆市操作“平峰填谷”为导向, 防止顺势操作;第三, 须考虑政策的滞后效果, 在股市可能是顶峰或低谷的位置上要谨慎操作, 防止出现顺势共振;第四, 政策干预股市的后果很难预测和测定, 其代价巨大, 不宜频繁使用。
三、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与政策性上涨行情
我国股市不是单纯的市场, 政府有频繁干预的历史, 这种干预有其合理性和成功的经验, 也有其不合理性与失败的教训。
股市在519行情后便被赋予了为企业融资的使命, 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 是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的必然选择, 也是计划经济的延伸;政府对经济建设负有责任, 股市要为之服务。因此, 政策干预股市可谓合理;同时, 股市自身的暴涨暴跌也需要政府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但是, 政府干预在本质上是对市场的调控而非替代市场。股市是市场博弈而非计划安排, 有其自然规律不能任意干预。股市处于趋势运行期, 政策干预要遵循逆市操作原则;股市处于趋势转折期, 则政策干预宜谨慎。干预本身最终必然计入市场因素, 成为市场博弈方之一, 股市必然对之做出反应形成特征称为政策市, 政策导向使得股市必然被IPO捆绑;进而, 股市出现“熊长牛短”的特征, 反映在股指图形中则易出现“顶尖底圆”的形态。
尽管我们做不到西方证券市场的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的不干预政策, 但我们仍然希望政府在干预时要尽量实现政策与市场的契合, 顺应规律施加适度的影响, 不夸大不缩小不硬来, 即政府干预的基本原则是熊市托底, 牛市砸顶, 逆市操作防止暴涨暴跌。是否开展救市、护盘等政策性行情, 政策有无归政府, 由政府来决策。但应尽量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 不应出现内幕交易, 导致因为信息的不透明导致政府背负救市责任而市场事事怪罪政策有误的情况出现。如何归市场, 明确政策变量和目标, 由市场自行运行去实现, 尊重市场规律。
我们也发现, 政府的救市非无往不胜, 市场各种博弈可能导致政府救市效果不理想, 市场的复杂性远超政府预见和控制力, 失误的政策后果难以预料。
政府干预的集中体现是在熊市低迷时期刺激和推动政策性上涨行情, 恢复股市人气, 保障以IPO为核心的融资功能, 为经济建设服务。这种干预涉及的政府部门范围广, 组织和协调要求高, 显然超出了证监部门的职责和能力。就历史和现实看, 这种干预在我国属于国务院的财经职责之一。但建议这种级别的干预要少而精, 其代价巨大, 收效难测, 宜谨慎操作。
就投资者而言, 积极参与政策性上涨行情是有利可图的。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判断是上涨行情还是护盘行情。第一, 看背景, 是否处于行情低迷IPO暂停时期;第二, 看呼声, 企业界尤其是国企央企是否迫切要求重启IPO或再融资;第三, 看条件, 是否CPI处于低位徘徊使得央行有向证券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可能;第四, 看形势, 是否到了非国务院出面无法解决的地步;第五, 看领导, 是否具备金融领域的经验和信心。
四、政府监管的任务与政策性护盘行情
股市是金融监管下的投资市场, 政府负有监管职责, 西方成熟股市的经验表明, 唯有严厉监管才能维持良性股市运行。在我国则更复杂一些, 监管部门职责更为多样化, 健全股市机制维护良性运行、为股市招商引资、引导股市向国企央企倾斜、在重大事件前后维持股市稳定也就是推动政策性护盘行情等, 以上种种皆由我国国情决定。政策性护盘行情是我国股市的特殊国情, 其对股市的影响是暂时的, 代价相对较小, 容易被市场消化接受。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进一步促进宏观经济稳定,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提出, 政府的最大责任是治市而非救市。股市下跌之时都是问题充分暴露之时和制度完善之时。治市能使资本市场制度更健全和完善, 使股市泡沫被充分挤压, 不仅可以达到比救市更好的效果, 还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救市所带来的副作用。通过上一部分的分析可知, 国务院在熊市进行政策干预从而维护IPO有其合理性及必要性, 但作为保证股市健康运行的证券监管部门, 除在必要时配合国务院的救市政策, 进行临时的、紧急的干预之外;大多情况下应以通过治市完善股市为己任, 加强对行业、交易所及相关公司的监管, 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及化解, 拟定法律、制定计划并监督相关证券业的运作。对目前的中国股市而言, 证券监管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 加强入市审查
纵观西方国家公司上市的情况。一家公司要有3年以上很好的业绩才可以, 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而中国股市建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作为上市公司的提款机。按我国现行的上市低门槛, 够条件的企业数以万计, 上市之后又有高估值溢价, 供求自然失衡。日前证监会召开“首次公开发行IPO在审企业2012年度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会议”动员布置。由15个小组约百人对882家申请IPO公司进行审核。矛头直指券商投行, 要求它们对申请公司进行财务自查。此次举措意义重大, 正本清源才能保证股市的正常运行。与此同时, 证监会应当逐步淡化股票发行行政审批, 把监管市场和审批股票发行分开, 不用实质性审批, 而要把发行权下放到交易所, 从一票决定权转变为一票否决权。
(二) 完善退市制度
A股在过去的22年中, 真正“被终止上市”有49家。近10年来只有1%的退市率, 远远低于纽交所6%, 纳斯达克8%以及英国AIM (二板市场) 12%的水平。为了保壳上市公司使劲浑身解数, 加紧资产重组、变卖资产、接受政府补贴…所谓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希望在于退市制度的执行, 国企远洋能否退市牵动着广大投资者对退市制度的信心。
(三) 加强处罚力度
因非规范因素、制度扭曲因素太多, 导致股市“赌场”色彩浓厚, 加上投资行为的普遍非理性, 最终使股市的再分配效应过度扭曲, 使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中低收入者在股市涨跌中受到严重损失, 投资者便产生强烈的不满。要改变这种现状应做好以下两点:一是加大对内幕交易的处罚力度, 强化对内部人士的监管, 扩大与内部交易相关的信息披露责任。二是加大对不正当信息披露的监管和处罚力度[4]。把上市公司所有可以公开的信息, 如法人治理结构、市盈率、资产负债、重要财务指标和其他重大事项全部公开披露, 给投资者一个明确的信息, 这是对投资者最大的保护。
(四) 建立分红制度
我国证券市场20年, 投资者分红不过5400亿元, 而这其中还要剔除交易佣金4000多亿元, 印花税约6000多亿元, 事实上A股投资者最终亏损逾4600亿元。这意味着, A股涨跌带来的是零和游戏, 而政府还要抽税。市场投资价值难以体现, 自然也难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各公司应在招股说明书上应将分红比例等明确列出, 以贯彻落实公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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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比 篇9
新材料的发展长期以来采用的是通过以经验、半经验为基础的传统“炒菜”式实验来摸索, 并给予确认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的效率很低, 已经难以适应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而且需耗费大量的资源、能源和人力, 非常不经济。材料科学家一直在寻求研究和发展新材料的更快速、更经济、更有效的新途径。凝聚态物理的多体相互作用模型及理论的重大进展、计算物理学科和方法体系的建立、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飞速进步等, 使得对材料的结构进行计算预测及其性能模拟计算日益成为必要和可能。
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中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地区都非常注重材料计算与模拟的发展, 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计划和项目。始于2001年的美国能源部“高级计算科学发现项目”是开发新一代科学模拟计算机的综合计划[1]。早在2003年,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针对美国国防部对材料与制造研究的需求进行了研究, 并推荐将计算材料设计研究作为投资的主要方向。欧洲科学基金会的“材料的从头算模拟先进概念”计划 (AB-initio Simulations of Materials, Psi-k2) 致力于开发凝聚态材料在原子层级的“从头算”计算方法[2], “生物系统与材料科学的分子模拟”则关注开发计算工具, 用于了解生物系统以及人工纳米材料的介观结构。2002年, 日本文部科学省启动纳米生物技术、能源和环境领域“生产技术先进仿真软件”的开发;2009年, 开始“间隙控制材料设计和利用技术”;同年, 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联合推行“分子技术战略”[3]。新加坡高性能计算研究院开发的APEX (Advanced Process Expert) 数据挖掘技术已被用于解决工业问题, 研究内容包括计算化学、多尺度建模、固态电子学和纳米结构等。
2011年6月24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超过5亿美元的“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 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实施“材料基因组计划”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MGI) ;几乎是同时, 欧洲也启动了“加速冶金” (Accelerated Metallurgy, Acc Met) 计划。这两项大型的研究计划都意在加速材料研发和应用的速度, 并通过降低研发成本和周期降低失败风险。美国试图打造全新“环形”开发流程, 推动材料科学家重视制造环节, 并通过搜集众多实验团队以及企业有关新材料的数据、代码、计算工具等, 构建专门的数据库实现共享, 致力于攻克新材料从实验室到工厂这个放大过程中的问;欧洲则认为, 在过去一万年, 对人类的技术进步, 相比其他材料, 金属和合金贡献最大, 加之欧盟历来重视防范原材料的风险, 因而此次专注于高性能合金的开发。表1所示是美国、欧洲正在开展的材料基因组相关研究的概况对比。
以下对美国、欧洲的这两项计划以及我国开展的相关工作做一概要介绍。
2 美欧材料基因工程计划主要研究内容
2.1 美国:材料基因组计划
2011年6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启动“材料基因组计划”, 旨在加快新材料从发现、创新、制造到商业化的步伐, 使材料研究、开发方式从完全“经验型”向理论“预测型”进行转变, 试图把新材料的开发周期缩短一半。该计划将发展一个集成计算模拟、实验和数据库为一体的材料创新平台, 建立材料的成分/工艺-组织结构-性能之间的定量关系。这种定量关系是贯穿材料从发明发现、设计表征、制备生产、服役回收整个周期的主线, 是材料研发的核心[4]。材料基因组计划试图创造一个材料创新框架, 以期抓住材料发展的机遇, 重点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 打造材料创新基础; (2) 通过先进材料实现国家目标; (3) 培育下一代材料工作者。通过材料创新基础设施的融合发展, 将对人类福祉、清洁能源、下一代劳动力、国家安全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如图1所示。
2.2 欧洲:冶金欧洲
2011年, 欧盟FP 7提出了“加速冶金”科学计划, 致力于高性能合金的研发。Acc Met采用高通量组合材料实验技术, 加快发现和优化更高性能的合金配方, 将通常需要5~6年的研发时间缩短到一年以内[5]。
Acc Met计划项目的核心理念是为未进行开发的合金配方的合成试验和表征测试提供一个集成的中试设施。其创新之处在于使用了新开发的可自动控制的直接激光沉积技术, 这样合金元素粉末的混合物被直接、精确地送入激光的聚焦点, 通过激光束加热沉积在熔池的衬底上, 并最终固化形成具有精确化学计量的完全致密合金[6]。
在Acc Met的基础上, 欧盟2012年提出了“冶金欧洲” (Metallurgy Europe) 研究计划。Acc Met主要集中在合金的设计和模拟方面, 升级的“冶金欧洲”研究计划更注重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冶金欧洲”确定了17个未来的材料需求和50个跨行业的冶金研究主题, 课题研究期间为2012—2022年, 其价值及影响涉及清洁能源、绿色交通、卫生保健和下一代制造等, 如图2所示。
已被确定的50个研究主题在未来几十年对欧洲工业具有很高的战略和技术价值。这些主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 材料发现; (2) 创新设计、金属加工和优化; (3) 冶金基础理论。研究内容包括:理论研发活动、实验、建模、材料表征、性能测试、原型设计和工业规模化等。
3 美欧材料基因工程计划组织及参与机构
两年以来, 美国材料基因组计划从起步阶段仅有4家联邦机构 (能源部DOE、国防部Do D、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以及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 及6 300万美元投资, 到现在拥有数以亿元计的资金, 以及全美的大学、企业、专业团体、科研人员广泛加入, 共同致力于材料科学与创新领域的发展。
Acc Met属于欧盟FP 7的大型整体合作项目, 共有31个欧洲机构参与该计划, 由欧洲航天局 (ESA) 统一管理。项目跨度5年, 开始时间为2011年6月, 总预算为2 195万欧元。
2012年5月, 欧洲科学基金会发布“Metallurgy Europe–A Renaissance Programme for 2012—2022”报告, 创立了“冶金欧洲”研究计划, 时间跨度为10年 (2012—2022年) 。经费资助主要来自公私两方面, 如欧盟“地平线2020”、欧盟成员国资助机构、欧盟工业界、EIRO论坛和学术界等, 总经费约1亿欧元。全欧洲约有400~500名研究人员将获得该项目的资助, 同时还将与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以色列、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开展战略合作。
4 我国相关工作概况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 材料基因工程的研究受到了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等在内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地区的重视, 各国纷纷投入巨资加速新材料的设计。我国在材料基因组方面也正在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正在组织相关的咨询调研工作。国内不少钢铁企业已经率先认识到计算机模拟的重要性, 引进了热力学、动力学等计算软件及数据库, 用于高附加值优质钢铁材料的研发。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第一性原理计算、分子动力学计算、材料设计、材料表征、性能测量、计算热力学与动力学、有限元分析模拟、多尺度集成计算及材料数据库建设等相关领域开展了基础性的工作。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于2011年底召开以“材料科学系统工程”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 以师昌绪和徐匡迪为代表的多位院士提出中国应尽快自主建立以高通量材料计算模拟、高通量组合材料实验、材料共享数据库为基础的“材料基因组计划”平台。2012年12月, 由工程院领衔的“材料科学系统工程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版材料基因组计划”重大项目启动。2013年11月11~12日, 中国科学院“材料基因组计划”咨询项目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与会人员就材料基因组中的高通量计算与材料预测、高通量材料组合设计实验、数据库建立与科学管理和先进物性实验及表征等内容做了专题报告。
经不完全统计, 我国开展材料基因组方面工作的高校、机构和企业有:清华大学、中国科大、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大、电子科大、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东方电气集团, 以及中科院合肥物质院、物理所、金属所、上硅所、大连化物所、半导体所等单位[7]。
5 启示与建议
我们认为, 材料基因工程技术研究具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为高技术新材料研制提供理论基础和优选方案, 对新型材料与新技术的发明产生先导性和前瞻性的重大影响;二是促进材料科学与工程由定性描述跨入到定量预测阶段, 提高材料性能和质量, 大幅缩短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 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重要贡献[8]。
不光美、欧加大了材料理论与计算设计方面研究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 争夺该领域某个方面的领先地位[9], 日本在玻璃、陶瓷、合金钢等材料的数据库、知识库和专家系统方面也开展了很多工作[10]。为此, 谨提出以下建议:
(1) 制定专门政策, 加速发展。美国的材料基因组计划启动至今已有两年半, 欧洲的相关研究也不晚, 而我国在相关领域起步比较晚, 整体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如何加快推进并实施中国版的材料基因组计划, 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美国的研究工作涉及各种材料的设计及数据库建设, 欧洲则侧重于金属合金材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有助于推进材料新技术发展的政策, 制定发展路线图, 规划基础研究、产业化、工程应用的发展路线, 且不要陷入反复追赶的怪圈。
(2) 重视大数据管理。开展材料基因工程研究离不开海量数据的处理。2012年3月, 美国政府宣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来推进从大数据集合中获取知识和洞见的能力, 从而使增加依靠信息计算技术与专业领域的集成来加速行业发展的思路变得更加清晰。
我国在开展大数据工作的同时, 数据治理需提到重要地位。宏观层面, 解决“数据割据”问题需顶层设计, 各个单元需在“数据孤岛”之间架起桥梁;微观层面, 需注重“数据质量”, 包括数据的正确性、完整性、一致性。此外, 需有法律法规界定数据资产的归属和使用。北大、上海交大、人大、北航等高校已经设立了数据科学的研究机构和专业。
(3) 突出优势, 开展产学研合作。美国在执行材料基因组计划的过程中, 注重高校、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如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国家能源研究科学计算中心”联合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开放平台网络工具Materials Project与Intermolecular公司合作, 以改善该工具的预测水平。
目前国内先进功能材料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受到实验室条件的限制, 还存在基础设施上的技术瓶颈需要克服。然而, 以合肥为例, 中科院在该地区具有优势物质学科群, 微尺度物质科学和同步辐射等国家级大型实验平台, 强磁场实验装置、同步辐射装置等大科学装置群, 以及在先进功能材料制备和表征方面具备良好技术优势。美国材料基因组计划是联邦跨部门的合作计划, “冶金欧洲”也涉及欧盟及其成员国层面的机构。我国在开展相关工作时, 也需有国家相关部门以及中科院、工程院、相关学会/协会等的协调, 开展跨界合作, 各取所长, 抱团发展, 鼓励企业介入研发, 切实打通新材料从设计、制备到应用的研发链条。
参考文献
[1]SICDAC.Scientific discovery through advanced computing[J/OL]. (2012-08-03) [2014-07-01].http://www.scidac.gov/about SD.html
[2]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Advanced concepts in abinitio simulations of materials (Psi-k2) [J/OL]. (2011-02-11) [2014-07-01].http://www.esf.org/index.php?id=7762
[3]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研究开发战略中心.分子技术战略——分子水平新功能创造[J/OL]. (2009-08-10) [2014-07-01].http://crds.jst.go.jp/output/pdf/09sp06s.pdf
[4]WHITEHOUSE.About the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J/OL]. (2013-06-24) [2014-07-01].http://www.whitehouse.gov/mgi
[5]ACCMET.Introduction[J/OL]. (2013-01-07) [2014-07-01].http://www.accmet-project.eu/
[6]SINTEF.ACCMET-Accelerated Metallurgy-the accelerated discovery of alloy formulations using combinatorial principles[J/OL]. (2013-04-26) [2014-07-01].http://www.sintef.no/home/SINTEF-Materials-and-Chemistry/Projects1/2011/ACCMET——Accelerated-Metallurgy——he-accelerated-discovery-of-alloy-formulations-using-combinatorial-principles-1/
[7]万勇, 黄健, 冯瑞华, 等.浅析美国“材料基因组计划”[J].新材料产业, 2012 (7) :62-64
[8]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新态势与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
[9]刘梓葵.关于材料基因组的基本观点及展望[J].科学通报, 2013, 58 (35) :3618-3622
政策对比 篇10
股利政策是公司财务管理的三大决策之一, 它决定了公司盈余在投资者和公司之间的分配, 再投资的资金数量, 还能够起到向投资者传递关于公司经营业绩的信息的作用。股利政策主要包括股利支付方式、股利支付率以及股利分配类型的选择等三方面内容。由于我国一直存在股权分置造成的“价格分置”和“利益分置”, 使我国上市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短期行为严重, 主观随意性较大, 忽视股利政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正式颁布股权分置改革办法, 拉开了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序幕。其目的是为消除股份流通中的不平等性, 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 使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均取决于公司市场价值即股价的最大化, 从根本上使上市公司大小股东利益趋同。这次改革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文以2005年宣告股改方案为分界, 以其前后各两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来分析股改前后的股利变化。
二、股利分配倾向对比分析
为了帮助上市公司在公开市场上筹集大众资金而建立了股票市场, 投资者购买股票后满足了上市公司对资金的需求, 但对投资者而言更重要的是渴望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然而从图1可以看出各年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占所有上市公司的比例, 2004年相对于2003年而言, 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比例增长了将近5%, 而2005年的比例则是大幅下降, 紧接着2006和2007年两年宣告分配股利的上市公司比例连续两年几乎呈直线增长。
通过分析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制度政策不难发现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 2003年到2004年分配股利上市公司比例的不断上升主要是因为从2000年末开始, 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 证监会颁布关于上市公司申请配股或增发必须满足近三年现金分配条件的规定, 把支付现金股利作为上市公司配股的必要条件了, 从而使股利分配的比例呈现大幅上升趋势。而2005至2007年期间, 公司分配比例逐年上升, 主要是因为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启动, 允许非流通股进行上市交易, 但在改革后两到三年时间内, 非流通股不能全部上市, 只能逐步进行流通。拥有公司控制权的非流通股股东为了使其拥有的股票在上市流通时处于高价位, 积极采取了股利分配政策吸引投资者对股票进行投资, 从而提升股价。所以股改后股利分配的比例会呈现上升趋势。
三、股利支付率对比分析
股利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确定股利支付率, 其直接关系到企业盈余在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分配, 而公司的盈利能力是股利分配的前提。那么相对于股改前股改后的股利支付率是否随业绩而有所变化呢, 由表1可以看出股改后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普遍有所提高, 2007年相对于2003年的业绩增长高达41.90%, 股利的支付额呈增加趋势, 但其增加远小于企业业绩的增长速度, 致使股利支付率出现逐年的负增长现象。
由此可得出结论, 股改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普遍有所提高, 股利分配额的绝对值也都有所提高, 但其增长速度要远低于业绩增长速度, 所以股利的支付率表现出负增长的趋势。这主要因为股改后, 上市公司大股东会更加关注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 而在规范的资本市场上, 股价和公司业绩高度正相关, 股权分置改革后, 大股东会尽力地改善公司经营状况, 使公司业绩得到提升。然而股利的分配率并不是只取决于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现金流量、投资机会、成长性和资本成本也都是股利支付率的影响因素。尽管股改能够使企业在业绩方面有所提高, 但其并不能真正解决我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 目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 资金短缺现象较为严重, 很多上市公司上市时间短、扩张欲望强, 资金缺口较大。上市公司融资主要有内部留存收益、借款、股权融资三种渠道, 后两种为外部融资, 要受到受到相关部门限制, 再筹资成本相对较高, 在这种不太宽松的大环境下, 使得内部留存收益成为很多企业首选的融资方式, 从而达到减轻企业负担的目的, 利润分配必然就倾向于实行低股利政策。
四、股利支付方式对比分析
我国的股利支付方式包括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 西方各国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仅有送股这种形式,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股利除了送股外还有转增。混合股利主要是将派现、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这三种方式混合起来进行分配, 主要有“派现+送红股”、“派现+转增股本”, “送红股+转增股本”以及“送红股+派现+转增股本”这四种方式。
尽管我国股利分配方式多种多样, 从图2可以看出, 不管是股改前还是股改后, 以现金为股利支付形式的比例都超过了50%, 可见现金股利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采用的主要股利支付方式, 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本经过扩张己经达到了一定规模, 股票股利和转增股本形式的股利分配政策会使股本增大从而会稀释每股收益;二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上制度方面的影响, 自1999年3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配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 上市公司要获得配股资格, 最近三个完整会计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必须平均在10%以上;不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的, 按其经历的完整会计年度计算;属于农业、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高科技等国家重点支持行业的公司, 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9%;上述指标计算期间内任何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 而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所有者权益从而提高净资产收益率, 达到上市公司获得配股资格的目的。
五、股利支付中的“异常派现”行为分析
如前文所述, 以现金支付股利已成为我国上市公司主要采用的股利支付方式, 并且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所有者权益从而提高净资产收益, 从而解决上市公司配股的约束条件, 所以在采用现金支付股利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异常派现现象。异常派现, 指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超出了公司的承受能力, 即每股现金股利大于每股收益的行为。通过表2可以了解股改后, 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是否得到改善。
通过表2, 可以看出2003至2005年在股改前和股改中, 我国上市公司异常派现数量明显高于2006年至2007年股改后的数量, 这说明股改后, 我国公司异常派现行为逐渐减少, 究其原因这可能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后, 原有的“价格分置”和“利益分置”问题得到解决。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一致使得上市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 更多地考虑企业发展需要, 以及二级市场的价格表现, 减少了大股东通过高派现来进行利益侵占的动机。
六、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虽然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原有的“异常派现”行为有所改善, 不分配股利的倾向也有所改观, 但股利政策整体上仍然延续了以前年度的股利分配特点, 如以现金股利作为主要分配方式, 分红水平并没有随上市公司业绩的大幅提升而提高等。对此, 笔者结合股改背景提出以下改进建议:第一, 拓宽上市公司融资渠道, 取消现金股利与配股之间的挂钩。前面已经提到自1999年3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配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起, 上市公司就把现金股利作为配股的必要条件, 为了获得配股资格, 绩效差的公司为了筹措资金不得不发放现金股利, 这样会提高公司融资成本。所以应该通过国家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公司自身努力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拓宽融资渠道。第二, 尽可能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盈利能力是股利政策顺利实行的前提, 也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所以上市公司应努力提高自身盈利能力, 强化经营管理、大力创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增强公司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持续经营能力, 树立科学发展观, 在提高盈利水平的同时提高盈利质量, 力争使上市公司的所有盈余都能为公司带来真切的现金流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