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主义（精选5篇）
集团主义 篇1
家之于中国人是情感的归宿, 是心灵的港湾。每个人都竭力悉心经营自己的小家庭。这里是生活的原点, 也是事业的起点。中国的家是以血缘为纽带, 是亲情最为真实体现的地方。在中国的家制度中也有着因中国实际情况而形成的独特之处。而日本的家制度, 却与我们传统的中国家制度完全不同。那么在日本特殊的家制度影响下, 日本人非常重视的集团主义又将凸显怎样的特征呢?下面将进行详细的阐述。
一、日本的家制度
“所谓‘家’, 是一种生活共同体, 对于从事农业生产者来说就是一种经营团体, 是由‘家成员’ (一般情况下是家长的家族成员, 也可包括家族成员以外的人) 构成的明确的社会集团单位。也就是说, 是限定在居住 (共同生活) 或 (以及) 经营团体范围内的构成的社会集团之一。……重要的是一般认为这种‘家’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优于其他所有的人际关系。”这是中根千枝在自己的论著《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一文中对日本“家”的简明扼要的概括。
日本的“家”不是根据出身形成的血缘团体, 而是以人为构成的模拟血缘团体即“家制度体”。也就是说, 是一种特定场合下的社会组合。这种组合既是一个共同“居住团体”, 也是一个“经营团体”。在这样的团体或家里, 占中心地位的不是“人”, 而是“家”本身。这种根据场合形成的家可以容纳没有血缘关系资格的各不相同的构成成员。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与中国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家”注重自我家庭的发展。而日本这种不以血缘而以经济生活为前提的“家”, 具有较强的模拟性, 充分体现了社会集团的构成, 团结了整个部门、整个产业甚至是整个地域的人们。在日本人看来, 他们拥有一个共通的“家”。
正是这种独特的“家”制度, 使日本人的集团主义非常盛行, 那么在“家”制度影响下的集团主义又有哪些特征呢, 下面将进行阐述。
二、日本的集团主义特征
1、集体归属意识强烈
在日本人眼里, 他们所属的集团就是他们的家。成功和失败都是集体的事情。这个集体的成员无论其表现如何, 都要和整个集体同甘共苦。在“家”也是集体意识的驱动下, 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喜欢集体活动, 具有强烈的集体归属意识。在从小的集体意识教育下, 日本人普遍认为集体是其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自己处在这个共同体中, 就要努力与同伴们团结配合、尽量照顾别人才能有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拆对方的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同外部接触时, 内部的矛盾可以暂时搁置, 而是从集体的利益出发。
2、各安其分意识强烈
日本的集团就像是中国的“家”, 在家里当然有长幼辈分, 同样日本的集团主义中也有这样的纵式结构。而强烈的集团主义就要求他们必须服从于这种严格的序列意识。在日本社会日本人把人、社会集团、国家等一切事物看成是一个序列, 并对于自己、自己的集团、自己的国家在等级排列中的地位极为敏感。他们安分守己, 遵守规则, 绝不破坏这一序列。下级服从上级, 上级对下级爱戴有加。
3、从众心理严重
中国人为了家庭的和睦, 经常妥协或做出牺牲。那么日本人也重视集团内部的和谐。日本人普遍对同是日本人的他人有一种依存心理, 这是集团精神的最大原因。如果一个日本人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 那是他最为恐怖和羞耻的事情, 日本人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与其他人不一样, 总是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与大家是一样的。只有置身于某一集团或者潮流当中时, 日本人才会心安理得,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只有将自己全部融化到集团中, 他们才能找到自我的位置和价值。
4、“内”“外”意识严重
对集体的过分重视和依赖又派生了日本人严格的“内”“外”意识。在日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归属也一个特定的团体, 在团体内部成员之间形成了温情的伙伴关系, 通过共同合作, 履行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集团则相应的给成员以家族式的保护。而对于其他集团的成员, 则把他们界定为“外”, 从语言上来看彬彬有礼, 但是实际上则表达了一种疏远和冷淡以及不关心的态度。
日本社会之于日本人就是一个大家庭, 因为经济关系而将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有了“家”的制度才会形成其集团主义以上的特点, 那么同样集团主义的这些特点又对这个“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下面将分析其影响。
三、集团主义的影响
1、积极影响
集团主义下的日本人, 他们就像中国人热爱自己的“家”一样热爱集体, 他们可以为了集体而牺牲自己。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热爱工作, 努力向上。所以不得不说就是这样的集团主义, 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同时, 日本人普遍认同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 所以民族团结有目共睹。
集团主义下的日本人, 同样为了保持集团内部的和谐而遵守序列, 那就意味着各安其位, 服从领导, 所以日本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强烈的集体责任感, 促使日本人遵守公德、恪守规矩, 日本社会也呈现出秩序井然, 和谐的景象。
2、消极影响
集团意识束缚了日本人个性的自由发展。具有集团意识的日本人他们大多数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会克制自我, 而照顾到他人的感受, 避免公开对抗或使他人处于尴尬境地。这种交际方式使日本人遇事不表明、不坚持自己的主张, 长此以往, 束缚了日本人自我个性的发展。
由于内外有别, 所以集团内部意识统一, 但是对于外部则过于冷漠。同时为了达到内部的和谐, 也经常会出现排除异己的事情。不喜欢甚至是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也多少影响了社会的和谐。
四、结语
日本特殊的家制度, 使日本社会形成了特殊的社会文化, 当然集团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集团主义因家制度而尤其区别于别国的特征, 同时又对“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只是对两者关系的初步探究, 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还要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中根千枝.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讲谈社, 1967.
[2]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3]宋铮.日本四书.线装书局, 2006.
[4]曹书杰.日本国概况.大连出版社, 2001.
集团主义 篇2
新自由主义不能救全球化
对美好未来的追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我们刚刚起步，难免遭遇挫折，但不要简单地将挫折当作经验教训，其背后也许隐藏着更應该警惕的东西。
有人认为当前的危机如果能把全球经济推向正道，坏事便变成了好事。果真会这样吗？危机实际上证明，西方新自由主义肯定不能胜任引领美好未来的重任，它已经是过气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最后的乌托邦，对于那些牺牲大多数利益而获利的某些少数人，新自由主义是管用的法宝。在1979年的美国，人口中最富的1%人口获取了9%的全国财富；到了2007年，同样是1%的富人占有的财富上升到了23%。
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和东欧面临政治、经济的窘境。除了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衍生出的“华盛顿共识”外，各方对此束手无策。因此，东欧和俄罗斯在“被执行”而不是在“被建议”的情况下，开始了没有解药的“休克疗法”，最终造成了令人绝望的结果。在我的国家波兰，这些糟糕的建议在1989—1993年间被执行，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太少的收获。波兰在头三年损失了20%的GDP，失业人口从0蹿升到300万，占人口比例17%。代价与结果的巨大差异和政策之失败令人“休克”。
这种情况在1994年得到了改变，我成为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后，实施了全面的和非正统程序的改革。不久之后，波兰成为“欧洲老虎”，国内生产总值4年人均增长了28%，失业率下降了1/3，通货膨胀率下降了2/3。这是“新实用主义”实践。
戳穿特殊利益集团的谎言
为什么整个世界都被有害的新自由主义所误导？很简单，“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让很多特殊利益集团受益——快速廉价的私有化、混乱的去除监管、实施严厉的财政货币政策。激进的、天真的、原始的反社会主义情绪，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和政策，它也是原则和教条，足以误导众人。当然，媒体的推波助澜不可小视，而很多媒体都对此乐此不疲。幸运的是，中国明智地避免了这些错误。
而直到又一场始自美国、波及世界的大危机发生，这些错误的思想和政策的危害性仍没能引起重视。主要是因为那些利益集团、腐败的政客长期游说，媒体以及部分“学术”界人士推波助澜。他们卖力地向大众兜售着并不为大众利益服务的各种政策。对于许多经济学家、决策者、分析家、政客、游说者和记者们来说，他们表面上并没有出错，错就错在他们依赖了错误的经济理论。而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是在为特殊利益集团卖力说谎。在当下，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此刻，我们更需要跨国的英明领导力。我们需要政策协调的新形式，有时可以是G20，有时又可以是G2，但这都不够。我相信区域一体化的进度还会进一步加强。未来经济不会分裂成200个经济体，而会整合成十多个地区经济块。中国因为其强劲快速的发展，将自成一块而融入世界。那时，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将变得容易得多，也将更代表人类普遍利益，而不会像新自由主义那样只满足少数人的私利。
发展模式应该是“三个平衡”
对全球化的正确管理确实是一个大挑战，但我们也必须找到实际的解决办法。主要的手段必然是国际谈判和全球认可的政策反应协调机制。我的建议是建立一种三角形的长期发展模式，即经济平衡（贸易/金融/投资/劳动力流动）、社会平衡（类似于全球的社会凝聚），和环境平衡（即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减慢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这个三角关系的重点是：价值观、制度、政策。政策必须改变，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旨归。制度至关重要，未来的人类文明需要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秩序，即一套全新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以及对各种经济活动（从国际金融、劳动力移民到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全球制度。价值观也需要改变，未来的价值观一定要从贪婪的“越多越好”，转变为“精益求精”和乐于分享。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著有《真相，谬误与谎言：多变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
2012年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经济全球化的六大特点
如今的全球市场，不只是传统市场货物和贸易的流通服务，也有信息技术市场，当然还有资本及其流动形式。劳动市场虽也有参与，但仍存某些限制。经济全球化具备三个重要的因素：自由化、一体化和相互依存，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快速增长：国际贸易增长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GDP的快速增长大多得益于此。
比贸易增长更快的是资本转移，包括直接投资和资本投资。中国在这方面的利用同样比很多国家都出色。
技术的快速扩散。
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已经超出了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掌控范围。
在东欧、中欧和前苏联国家的体制变革。
文化变革和文化多元化。
精彩语录
在新自由主义为贸易自由的普遍而感到愉悦时，对军火贸易的管制解除已经发展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程度。政府对武器垄断的解除或许是不理性的，但对于一些游说团体而言倒是有利可图的。军备和武器的生产已经变得私有化。移除这些方面的政府体制监管成为世界协作的一种障碍。
当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改革时，我们仍然无法看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和高度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缩小的迹象。而且，不同国家之间收入以及财富的差距比以前更为扩大了。
集团主义 篇3
西方研究表明,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具有优化集团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 (Williamson, 1985;Hubbard and Palia, 1999) 。国内不少研究却直接或间接地证明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部分具有机会主义特征, 即大股东利用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掠夺上市公司利益, 并导致上市公司其他投资者利益遭受损失 (万良勇, 2005;曾亚敏、张俊生, 2005;万良勇、魏明海, 2006;邵军、刘志远, 2007;万良勇、魏明海, 2009) 。这部分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非但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反而造成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尽管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关联交易的政策, 期望能够降低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虽然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内部资本市场的机会主义运作并没有真正得到有效遏制, 而更多的是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 如在2003年清欠行动后, 大股东直接占用资金的现象有了明显的下降, 但许多上市公司大股东开始通过要求上市公司收购大股东资产、股权的形式变相攫取利益。本文将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机会主义特征的成因进行深度剖析, 供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参考。
二、公司治理因素:所有权集中与金字塔组织
(一) 大股东控制代理
大股东控制以及金字塔型组织结构导致的代理问题是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的重要原因。大股东的存在既可能是解决小股东搭便车难题的治理机制, 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严重的代理问题。大股东作为自利人本身只关注自身利益, 而不需要与其他投资者、或雇员、管理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在行使控制权以达到自身福利最大化目标时, 大股东也在以有效或无效的方式从其他利益相关者那里重新分配财富 (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Johnson et al. (2000) 认为, 股权过于集中会导致大股东与小股东间的代理问题, 大股东将倾向于利用手中的控制权, 通过各种地下通道 (Tunneling) 的方式从上市公司中转移资产获利润, 从而给中小股东造成损害, 这种地下通道的方式包括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从上市公司中转移资源, 具体包括资产销售、转移定价、借款担保、剥夺公司机会, 甚至是直接的偷盗;还有就是大股东在不转移任何资产的情况下增加控股股东的份额, 如内部人交易、秘密并购等。大股东的代理问题将由于金字塔结构的存在变得更为严重。Johnson et al. (2000) 指出, 由于金字塔结构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 终极控制人倾向于采用合法与非法的手段侵占小股东利益。虽然多数研究大股东代理问题的文献并没有明确提及内部资本市场, 但实际上利益输送绝大多数都是依靠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来实现的。Khanna (2000) 则明确指出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为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这种较为隐秘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提供了可能。
(二) 大股东控制金字塔型组织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大股东控制与金字塔型组织结构, 再加上较弱的投资者保护环境, 这些因素成为导致机会主义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重要激励与条件。由于维护国有股权控股地位的政治考虑以及重组上市的制度安排,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集中。唐宗明、蒋位 (2002) 较早对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害中小股东的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控制权的价格与大股东可能从控制权中获得的私有收益成正相关关系, 平均控制权溢价近30%, 横向的国际比较表明,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程度远高于英、美等国家, 低于泰国、菲律宾, 与印尼国家相近。李增泉等 (2004) 、刘峰等 (2004) 以及其他诸多文献分别从不同角度验证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普遍存在。而利益输送的主要实现途径就是对内部资本市场进行机会主义操纵。万良勇、魏明海 (2006) 对三九集团的案例研究表明, 过度集中的控股权导致三九集团通过内部资本市场的机会主义运作从下属上市公司三九医药攫取了巨额资金, 直接导致了三九医药的财务危机发生。此后还有诸多研究均表明, 失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导致内部资本市场呈现机会主义特征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市场因素:隐形补贴与金融抑制
(一) 体制内增长与国有企业的隐性金融补贴
中国采取的改革策略基本上属于双轨渐进式改革路径。在计划经济时代, 国有企业的资本来源主要是国家的财政支持, 即预算资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 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直接财政支持力度逐渐减小, 但国有银行提供的金融支持却逐年增加。张杰 (2003) 指出体制内增长在改革重的维持是基于政府的配额约束, 其中信贷配额所占份额越来越大, 如国有企业 (体制内) 的平均负债率接近80%, 其中80%的国有企业负债率达90%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 银行注入国有企业净资金流量高达GDP的7%-8%。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国有金融系统承担了大部分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资本需求。通常将这种国有金融系统给予国有企业的资本支持称为金融补贴 (张杰, 1998) 。地方政府争相采取各种方式从国有金融系统获取这种“免费午餐”。但这种金融补贴却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 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双重预算软约束已经导致国有银行部门积累了大量的呆坏账, 也意味着积聚了大量的金融风险。随着国有银行市场化的推进, 信贷制度也逐渐发生变化。国有企业从国有金融部门获取金融补贴的难度逐渐增大。商业银行自身的考核目标与经营机制的改善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在这种背景下, 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都在寻求替代的给养机会。如果说当时国家是把原本由国家财政承担的负担转嫁给了国有金融系统, 是变财政补贴为金融补贴, 那么当金融系统的风险已经积聚到接近危险的阀值时, 寻找替代的补贴渠道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不少学者认为, 我国的上市公司主要都是由国有企业剥离重组而来, 而原有国有企业上市前普遍存在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虽然为了符合上市要求, 母公司需把一些不良资产及非经营性资产剥离, 由母公司承担。但这其中的产权联系及人事联系并没有就此彻底划断。即使新成立的上市公司能够正常获利, 但其母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 由于在上市过程中承担了几乎所有社会性负担, 母公司的经营状况应该是更糟糕。母公司所以愿意为上市子公司承担社会性负担, 并花费大量的资金为其包装上市, 目的不只在于按股权比例分配上市公司的盈利, 而更重要的是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因此, 母公司大量非法挪用上市子公司在股市上融来的资金和经营收益, 或是干脆将上市子公司作为母公司在股市融资的手段, 也就不足为奇 (林毅夫, 2004) 。这就意味着人们所讲的机会主义内部资本市场某种程度上是充当了国有企业的替代性补贴来源。
(二) 金融抑制与民营企业“歧视性”待遇
金融抑制环境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远甚于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民营企业对内部资本市场的机会主义操控某种程度上成为应对金融抑制环境, 间接获取稀缺金融资源的渠道。中国的银行信贷体系具有显著的抑制特征, 表现为贷款利率远低于市场的实际利率, 信贷市场存在信贷配给现象。由于政治以及维护体制内增长的原因, 国有企业成为配给的主要对象。四大国有银行在银行业中一直占据垄断地位, 它们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垄断造成银行业严重的信贷歧视, 非国有经济受到不公正待遇。虽然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很大, 但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很少, 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部门 (卢峰、姚洋, 2004) 。我国的证券市场也是一个典型的受到抑制的市场, 这体现在国家对证券市场融资的严格的管制措施。政府对于股市的抑制主要体现在数量配给 (包括上市公司数量和发行额度两方面) 与价格抑制 (超低价发行政策) (周业安, 2005) 。我国证券市场九十年代基本上实行的是审批制与额度控制相结合的管制政策。IPO发行中的抑制政策导致上市公司数量较少, 融资数量也非常有限, 根本无法满足广大企业希望通过股市直接融资的需求。一方面是由于市场抑制导致的股票的有限供给, 另一方面却是居民收入提高带来的投资股票的强烈需求。这种供不应求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发行股票将带来额外的资本性收益, 上市公司因此也具有了中国特色的“壳”价值。长期以来, 上市资格某种意义上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权力, 民营企业无从问津。即使到目前为止, 真正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也只占很小比例, 不少都是靠“买壳”间接上市。根据市场人士的估算, 一个壳的价值大约为3000-5000万元 (张春蔚、胡惠民, 2004) 。一旦买壳成功, 民营企业将不遗余力地“充分利用”上市公司这个代价不菲的融资平台。巴曙松等 (2005) 对“德隆系”等系族企业的考察表明, 我国系族企业成长于直接融资渠道不畅, 民营企业可以得到的融资支持力度较小的现状和背景下。融资途径的短缺极大制约了包括系族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 而被迫寻求其他的融资方式, 比较典型的如“德隆”以高度控制复杂金融机构的方式, “格林柯尔”以资本市场、银行体系和收购目标共同构成的“收购三角”的方式, 都是对制约其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的应对性策略体现。金融抑制环境间接导致了民营企业控制上市公司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机会主义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获取稀缺资金。
四、政府治理因素:金融资源争夺与集团扩张战略
(一) 地方政府治理与金融资源间接争夺
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体制。1994年分税制后带来的财政的某种联邦化趋势, 地方政府从一个毫无法律人格地位也不被承认享有独立利益的“车间”开始向一个由中央控股的, 拥有合法独立地位和利益并可以此与中央及其他地区进行合理利益博弈的“子公司”演变。加上全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和政府对于经济领域改革的主导作用, 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相互竞争也开始浮出水面 (李扬等, 2005) 。这种经济联邦化趋势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其中最显著的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引发了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严重的干预行为。在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以前, 中央政府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例一度呈现显著的下滑趋势, 到1993年只剩20%, 中央预算能控制的资源只占GDP的3%。但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享体制发生了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变化, 其中最主要的增值税确定为共享税后, 中央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的税收。相对而言, 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比例大幅下降。但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的开支却有增无减。中央政府只占总预算开支的30%, 其余的70%在四级地方政府之间分配。中央政府所占份额如此至少,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很多公共服务都是由地方政府负担, 把养老金、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险的责任交给地方政府事实上也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黄佩华, 2005) 。不仅如此, 改革带来的就业与社会稳定问题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都成为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在这种冲突背景下, 地方政府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扩大收入来源。证券市场设立之后, 不少地方政府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视为一条获取金融资源的“捷径”。政府的“掠夺之手”通过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伸向了上市公司, 实质上是伸向了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与债权人, 这构成了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的机会主义属性的重要政治背景。在我国股市建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 管理当局认为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为企业首先是为国有企业融资, 采取了证券市场要为国企服务的方针 (吴敬琏, 2004) 。我国的证券市场实际上承担了转移国有银行风险、减轻国家财政压力、为国有企业融资、充实资本金并为国有企业脱困、解决就业问题等政治任务。在这种政治性目标导向下, 形成了一系列的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国有股一股独大、股价双轨制、审批制、机构投资者的国有与准国有化、政策市等 (张建伟, 2005) 。在证券市场起步和发展的前10年 (1990年至2000) , 上市资格几乎全部被国有企业独享, 中国的上市公司是一种特殊的国有企业形态 (曾庆生, 2004)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剥离、重组而来。但是在1994年以前, 基本上都是未经改制的整体上市, 这一阶段的上市是一种未经任何剥离的整体上市, 因此大量的不良资产以及非经营性资产都进入了上市公司, 以至于上市公司仍然如国有企业一样承担了大量的“企业办社会”的工作, 造成效益低下。在认识到改制不彻底的整体上市的不良后果之后, 1994年后监管部门采取上市额度管理办法控制公司上市的规模, 平衡各地各部门的利益 (黄湘源, 2004) 。1996年以前的额度管理实行的是“总量控制、切块下达”的管理方式, 指将股票首次发行额度总量划分到各地方和各部委, 地方政府和部委在额度内自行确定上市公司家数。从1996年开始改为“总量控制, 限报家数”, 指由国家计委、证券委共同制定股票发行总规模, 证监会在确定的总规模内, 根据市场情况向各地、各部门下达发行企业个数。地方政府及各部委为争取有限的融资限额争相把下辖的企业剥离、捆绑、包装上市。政府对国有企业上市的额度控制导致企业的部分资产改制上市成为主流, 有些上市公司甚至是控股公司的一条生产线。许多企业集团将优质资产剥离重组成为上市公司, 剩下的都是“烂摊子”。上市前同为一个集团, 上市后上市部分与非上市部分似乎一下有了天壤之别, 效益差距极大。从某种角度看, 国有企业的剥离上市本身就是一种内部资本市场行为, 只不过在这过程中政府 (尤其是地方政府) 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既然上市公司从一开始就担负了为国有企业融资的使命, 那么上市之后, 或明或暗的向控股的集团公司转移资金就成为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这也是为何尽管上市公司利益输送的现象早已为人们共识, 监管层却迟迟未采取任何措施的合理解释。曾庆生 (2004) 对洞庭水殖捆绑上市与MBO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主导捆绑上市, 不仅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 而且导致公司的治理缺陷。作为大股东的地方政府听任第二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而其自身则在搭便车的过程中实现了国有资产增值目标。该文得出结论认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或大股东侵害外部投资者的行为, 看似公司治理问题, 但其根源很可能是政府治理问题。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不能减少对国有公司的干预, 那么公司治理将无从谈起。罗培新 (2005) 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的股票市场是“公有股市”, 公有股市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股市的同质性, 国有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国资机构、证券商与执行法律监管职能的证监会实质上仍然受制于统一的控制主体——政府的意志。在这种“同体监督”的证券市场结构图谱下, 利益合谋、惩戒措施弱化几乎是一种宿命。在政府一元利益主导下, 证券市场“融资”功能被一再强化, 而为提升融资效率, 市场公平性被一再搁置。与此同时, 社会法人大股东、公司内部控制人得以充分利用这一制度平台, 来享受这一道“合法”而丰盛的“免费午餐”。
(二) 政府治理与集团扩张战略
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及扩张非常大程度上是政府治理的结果。站在整体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虑, 政府发展企业集团的思路并非空穴来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渐加速, 国内外商投资也大幅增加。如何应对国际化及外资企业的竞争所带来的挑战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发展大规模的企业集团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大型化、外向型、多元化等成为这一时期企业界、政府部门和经济界最流行的语言之一 (江小娟, 2000) 。但这却带来了预想不到的问题。江小娟 (2000) 的研究表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通过建立企业集团明显增强了竞争力的只是少数, 多数企业认为大型企业建成后, 内部各方需要相互适应、磨合,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 还有一些企业认为组建企业集团后企业的竞争能力并没有上升, 有些企业还有一些削弱, 大而不强成为这些企业集团的通弊。集团化过程中出现的低效率使得原本就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陷入新一轮困境中。为了维持这么庞大的集团规模, 大量的资金需求仅仅靠银行信贷已经无法解决, 上市公司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企业集团的“取款机”。尽管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盲目扩张可能存在的危害, 但是政府治理所蕴涵的内在机制却仍然迫使许多企业集团“执迷不悟”。原因就在于在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中, 经营者管理的企业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着其身份、地位以及薪酬。许多企业集团吹响了进军“世界500强”的号角, 跨国兼并成为许多企业集团的重要战略。上市公司的“免费”资金再次成为跨国兼并的主要资金后盾。朱红军等 (2005) 通过对第一百货吸收合并华联商厦的案例研究发现此次大股东完全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并没有实现合并的协同效应, 而是将流通股股东的财富转移到了大股东手中。当地政府充当了大股东角色时, 这种财务转移不仅反映了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 更体现了政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本次合并不过是上海市政府对中央提出的做大、做强上市公司、国有资产证券化的积极响应, 因此实质上可视为一次政府行为。而且作为大股东的政府在贯彻中央政策、完成政绩的同时, 并没有忘记通过合并过程获得巨额的控制权收益。
五、结论
本文从公司治理及制度层面分析了内部资本市场机会主义特征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 过度集中的控股权和金字塔型组织结构, 国有企业获取隐形补贴和金融抑制环境, 以及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和政府推动下的集团扩张战略共同构成了部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呈现出机会主义特征的内在根源。以往监管机构倾向于将大股东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归因为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并期望通过加强对大股东的监管进行制约。这种监管思路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仍显片面, 因为公司治理结构失衡仅仅是“病根”之一, 金融市场和政府治理的缺陷是背后更为重要的制度性根源。而只有通过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和改善政府治理效能, 机会主义性质的内部资本配置行为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有效遏制。
参考文献
[1]邵军、刘志远:《“系族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率吗?——基于鸿仪系的案例研究》, 《管理世界》2007年第6期。
[2]万良勇、魏明海:《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困境与功能实现问题》, 《当代财经》2006年第2期。
[3]万良勇、魏明海:《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银行债务与债权人保护——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南方经济》2009年第1期。
[4]曾亚敏、张俊生:《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收购动因研究——构建内部资本市场抑或滥用自由现金流》, 《世界经济》2005年第2期。
集团主义 篇4
关键词：集团主义,特点,归属,和谐
一、对于集团的归属意识
小说中,这个小团体中的五个人普遍认为集体是其利益的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要努力与同伴团体配合,这种共同体意识根植于日本的传统观念和文化心理中。小说里他们五人都居住在大城市郊外,都是来自中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父母都是所谓的“团块一代”,他们的父亲不是专业人士,便是就职于一流企业的。他们所在的学校也都是重点学校,成绩水准总体也很高。说到生活环境,比起不同点,他们五人之中的共同点要多得多。日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具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居住环境,也正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表现出对于集团的归属意识。他们五个人之间有几个默许的规矩,尽可能的五人一同行动。他们会尽量避免,团体中的两个人单独活动。他们尽可能做一个一个向心的组合,他们一直想要维持一个不被打乱的和谐共同体。
二、重视内部和谐并希望主观内部的统一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他们希望能达到和成员内部一致,他们讨厌自己的与众不同,渴望自己能和大家一样,重视集团内部的和谐统一,从而达到统一集团意志的目的。在这个小团体中其余四人还恰恰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名字中都包含颜色。两个男生的姓氏是赤松和青海,两个女生的姓氏是白根和黑野。只有多崎作一人的姓与色彩无缘。从一开始,多崎就因为这件事感到一种疏远感。当然他很清楚,名字里带不带颜色跟人的性格毫无关联。但是他却觉得自己这样很特殊。因此他一直以来为此觉得很遗憾,其他四人都自然而然地用颜色来称呼对方,“红”“青”“白”“黑”。只有他被继续叫做“作”。作曾经不止一次的考虑过,要是自己的名字中也带颜色就好了,明明那样的话一切就都完美了。可见,多崎作希望自己能和大家一样名字中也带有颜色,这样才能达到成员的一致。他们为了这个小团体能够正常的运转,他们尽量避免公开的对抗,因此他们塑造了一个至少表面上平和、温顺、宽容的统一的性格。即使他们内心不愿意,也不会直接了当的说“不”。
三、尽心尽力的献身意识
日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学习上都有尽心尽力的献身意识。同时,他们为了集团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小说中,除了多崎作,其余的四人都说打算留在名古屋。进入本地的大学。虽然他们没有说的很清楚,但很显然,他们是为了不让团体解散才那么选择的。例如凭红的成绩,明明能轻松考取东京大学,父母和老师也很强烈的建议他选东大。但他却偏偏没有选择,是她真的不想去吗,当然不是,她是怕小团体解散。依仗青的棒球能力,也能收到东京的有名的大学的推荐的,可他也选择了放弃。他们都对这个小团体做出了牺牲;为了让这个集团不被干扰的维持下去,他们尽可能做出了禁欲的努力。尽量注意不把异性间的情感混杂入团体里来。可是白和黑都暗恋多崎作,但是为了让集团更好的维持下去,她们只能悄悄地隐藏自己的情感。可见,他们为了这个小团体,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和爱情。
四、缺乏个性的从众心理
在一个集团内部,很多场合,他们会首先要保留自己的意见,然后观察周围人的意向,确保自己被掩护在大多数人的影子下。他们认为,作为阶级性社会中的低层人物,表达出自己异于大众的论调,是不被社会大众接受的行为。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都会有从众心理。小说中,当白说出多崎作强奸自己时,尽管大家都很清楚,这不是多崎作做的,可是正是由于这种从众心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多崎作说话。他们看到别人都是这种态度,自己也只好跟从大家,把多崎作从这个小团体中驱逐出去,这是日本缺乏个性的从众心理的典型体现。
五、内外有别的意识
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内外有别,区别对待。首先要划清内与外的界限,然后对内依赖,对外排斥,集团内部的成员互相团结协作,而集团与集团之间要互相竞争。在这个五个人的团体中,作相对于这四个人来说是“内”,而对于其他的人确是“外”。离开小团体,作就被当做是外人,在这个小团体还未解体之前,多崎作一直和集团内部的成员相联系,尽量维持五个人一起活动,而和集团以外的成员之间没有任何的交往,这恰恰体现了日本有强烈的“内”“外”有别的意识。
在这篇小说中,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小团体看作是日本的集团主义,正是由于日本的集团主义存在这些特点,才使日本的集团主义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林少华.为了灵魂的自由——村上春树文学世界[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85.
[2]施小炜.没有色彩的多琦作和他的巡礼之年[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107.
[3]林少华.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345.
集团主义 篇5
近年来,一个新名词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逐渐兴起——股东积极主义,这种源于美国华尔街的股东行为投资策略,其运行机制是股东购入股价严重低估的公司的大量股票,迫使标的公司以较高溢价实施回购,或是通过递交股东提案、行使投票权、私下协商、行使股东诉权等方式改变公司经营方针,改善公司治理,改善公司业绩。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先天不足,相比于国外资本市场,我国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正处于起步阶段,与此相关的研究目前也较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何使得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使其发生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研究当中不可避免的课题。
为了研究股东积极主义发生的一般性条件,本文选择方大集团为案例企业,拟对其股东积极主义行为的实施条件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以谋求总结出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实施条件的一般性结论,为丰富公司治理理论提供可鉴视角。
一、公司介绍与案例简介
(一)公司简介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1年12月28日,集团总部位于深圳市,在深圳、北京、上海、沈阳、南昌、东莞、成都等地建有大型现代化生产基地,在国内外3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是我国知名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节能环保领域的“领头羊”。
公司发行的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票及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票分别于1995年11月及1996年4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现注册资本为756 909 905元,法定代表人熊建明。
(二)公司股权相关情况介绍
资料来源:据方大集团官网2014年第一季度十大流通股东数据整理,2014年8月。
(三)相关财务数据及股票市场表现
方大集团近五年来在股利分配政策上都分配了股利,但只有两年发放的是现金股利,具体情况(见表2)。
除此之外,方大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囤积了大量的土地储备,且估价可观(见表3)。
资料来源:和讯网,2014年8月。
下图显示了方大集团在盈利能力方面与行业、市场的对比情况,其中方大集团个股为最下方的折线。
(四)方大集团的股东积极主义———提出临时议案
资料来源:根据新浪财经《方大集团25亿投城市更新项目》,2014年1月;益盟财经网《A股土地储备较大的上市公司》,2013年11月;《方大集团隐形价值的初步估计》,2013年4月。
资料来源:和讯网,2014年8月。
2014年3月21日,方大集团董事会换届选举前夕,集团股东黄炬培联合另一股东王雪共同向方大集团董事会提交了包括《关于修改〈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在201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等在内的一系列提案。3月25日,方大集团的公告中显示,由黄炬培联合王雪提交的议案由于不符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了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决定。
而在方大集团做出公开公告之前,黄炬培迅速做出反应,在媒体上公开发布《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黄炬培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通知》,意在通过代理投票权的征集在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支持之前其向公司提交的被拒绝审议的提案。黄炬培表示,“方大集团资产质量较好,但经营情况一直不太好,我们认为不排除公司存在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可能性。”之前提交的临时提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切实提高和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改变方大集团目前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二、方大集团股东积极主义发生条件分析
方大集团作为老牌上市公司,可以说,股权分置改革大大稀释了大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在众多中小股东不同的利益诉求前,企业管理层也无法做到利益的均衡。除此之外,方大集团一直以来不尽如人意的资本市场表现等因素也是促使黄炬培、王雪两位中小股东奋力一搏的缘由。下文将这些因素归集于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两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解读。
(一)内部条件分析
1. 股权高度分散。
在方大集团的前十大股东中,本文发现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盛久投资有限公司都是公司关联实体,实际控制人都为方大集团法人熊建明,其中盛久投资有限公司为熊建明100%持股,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则表现为熊建明持股85%,其子熊希持有15%的股份。故而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熊建明持股比例为13.74%,即使如此,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较低,对企业形成的控制有限,在经营管理中所面临的阻力较大。
此外,通过本文表1发现,前十大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也没有超过50%,且前十位股东的赫芬达尔指数也只达到了1.48%,远远小于1,说明方大集团的股权是高度分散的。而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稀释了大股东的话语权,同时也增加了中小股东成功实施积极主义的迫切性和成功实施的希望,在股权分散的前提下,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度与积极性也会更高。
2. 股东积极主义实施方的股份比例接近大股东。
本次方大集团的股东积极主义实施方为黄炬培与申银万国的王雪,根据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3月31日,两方共持有方大集团的股份比例为7.7%,而实际控制人熊建明所能支配的股份比例为13.74%(其中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9.09%,盛久投资有限公司4.65%)。实施方与实际控制人的股份比例相差不大,而且方大集团本身拥有数量庞大的中小股东,如果能说服取得他们中的一部分的代理投票权,那么此次股东积极主义是极有可能成功的。
3. 分红不足。
从上页表2中可以看出,方大集团近五年来都保持了良好的盈利水平,但其中只有两年是给股东派发的现金股利,而且派发的现金股利的量偏小,而方大集团一直以来的现金流是充分的,这对于追求短期收益的投资者来说,方大集团的分红政策显然不能使得他们满意。
(二)外部条件分析
1. 大宗的企业土地储备升值。
作为1995年上市的老牌上市公司,方大集团囤积了大宗的自有地块,而且方大集团历史上在全国各地设厂经营,获得了许多优质工业土地,这些土地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升值。本文表3中位于深圳市大沙河的自有地块和方大城、科技中心大厦等土地目前都处于部分出租部分自用的状态,将会为公司提供稳定的租金收入,而沈阳LED项目用地随着项目停产,一旦该地块用于投资房地产,同样会有较高的价值。庞大的土地储备价值,成为方大集团一个释放利好的标志。
2. 资本市场绩效表现一般。
上页图显示了行为期方大集团的盈利能力与行业、市场比较情况,图中位于最下面的蓝色折线便是方大集团个股的盈利能力表现,虽然方大集团保持了良好的盈利水平,但无论相对于市场还是同行业来说,盈利能力都还不及。且方大集团作为行业领导者,订单储备量也较高,但盈利能力的表现与其实际地位不符。这使得投资者怀疑公司管理层存在刻意隐藏利润或者是通过关联交易来转移利润进而侵损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实施后,方大股价一路看涨,截至8月,方大集团股票已从3元涨至8元左右,说明之前方大的股票一直被低估。
三、积极主义实施条件的总结:基于方大集团个案得到的启示
从方大集团的案例可以看出,充分的现金流或优质的大宗土地储备是吸引股东积极主义的必要条件,意味着企业的实际价值和增值潜力,而一般的业绩和股价表现也为股东实施积极主义行为提供了空间,通过管理的提升可以促使股价提升或分红增加。从股东方来看,股权分散和大股东控制权薄弱,以及股东个体能力都是积极主义成功的关键。
对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来说,股东要实施股东积极主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中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企业核心资产指标显示利好
充分的现金流、良好的资产负债率、毛利率或资产负债表上优质的大宗土地储备、订单储备是公司吸引投资者注意的必要条件,这些财务指标无不在向外界显示出利好或者未来短期内有利可图的信息。一方面,企业需要融资来支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特别是短期行为明显的投资者往往更倾向于把资本投入到收益大、回收期短的企业中去。
(二)股权结构分散
显示利好的现金流、土地储备、订单储备等虽然能够引起投资者的注意,然而这并不是使得股东实施积极主义的充要条件。对于自然人股东来说,自身拥有的资本与资源都有限,所占有的股份总额较小,难以对企业形成有效地影响;而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同一基金管理人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该规定使得大部分机构投资人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不得超过该公司的10%。
因而无论是自然人股东还是机构股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分散的股权的存在,投资者占有的股份比例能对企业形成一定的控制时,才会主动去积极争取实施股东积极主义。
(三)释放企业价值被低估或管理层经营不善的信号
基于经济学上“经济人”的理论假设,投资者的目的在于使得投资产生利益,所以当他们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也往往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当同时具有上述的两项一般条件之后,如若公司股票表现达到了符合公司实际价值的预期值,也能从分红中获得可观的股利,那么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的热情也会减少。
而当股价表现一般时,投资者取得的利益没有达到预期,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机构投资者这时会介入公司治理中,实施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时候的企业价值被低估或者由于管理层决策失误经营不善,只有自己争取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实现自己的预期利益回报。
参考文献
[1]孙容,刘殿国.股东积极主义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及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2).
[2]王彦明.股东积极主义:股东积极行为的公司法界限[J].行政与法,2009,(8).
[3]郑松山.从格力电器董事事件谈我国股东积极主义的发展[J].海南金融,2012,(8).
[4]姜丽敏.机构投资者类型与股东积极主义[J].烟台职业学院学报,2011,(3).
[5]胡洁,胡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6,(3).
[6]邵勇,李季刚.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