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所有者（共7篇）
人力资本所有者 篇1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 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日渐深入, 虽然研究内容各异, 但都围绕人力资本产权与企业所有权的安排。在不完全合约中, 让最重要、最难监督的成员和哪些贡献最难估计的投入要素的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可以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达到最大程度的对应。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 许多理论可以测算出非人力资本的贡献, 而对人力资本的贡献却相对难以计量, 加之人力资本所有者创造的无限性和监督的有限性使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最重要和最难监督的人。因此,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要求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拥有企业所有权, 成为企业剩余索取者和控制者。
一、企业所有权的概念和性质
企业所有权就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是指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 (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 的余额 (利润) 的要求权, 剩余控制权是指合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合同决策权。我们所说的企业所有权实际上是指谁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治理结构层次上, 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收益分配优先序列上“最后的索取权”;剩余控制权主要表现为“投票权”, 即合约中没有说明的事情的决策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研究企业理论的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 企业所有权只是一种状态随机依存的所有权, 企业所有权状态随机依存指的是企业的控制权和索取权随企业的效益变化而变化。所有权是可以不断分解和重组的权利束, 企业处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之中, 由于人力资本的性质决定了企业合约的不完全性, 企业的收益可以肯定不是一个常量, 而是一个不确定的变量。这个不确定的量就是企业的剩余, 剩余可能为负, 那就意味着投资者要以其投入来承担损失, 为企业分担风险。企业的股东、债权人、人力资本所有者, 这些拥有人力资本或非人力资本的各方通过合约的方式将自己的资本投入到企业之中, 企业合约中不同所有者的收益保障优先权的变化, 导致了企业的控制权随企业效益的变化而在企业的合约的不同方之间转换。我们理解现行企业会计恒等式:资产=权益+负债, 其中的资产既包括非人力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 权益既包括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又包括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
二、企业所有权理论的演进
企业所有权理论的演进可分为企业财产所有权分析范式和企业所有权激励监督分析范式, 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和企业家理论, 企业所有权理论是沿着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特征的方向发展。制度是指规范人们交易活动的一套行为规则, 它是社会的博弈规则, 它支配着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 通常也称作是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础是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 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团体和个人;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以渐进为主, 正式规则可以一夜之间改变, 但非正式规则只能是渐进的改变;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制度变迁所获得的收益;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标准是交易成本的比较。制度变迁是需要花费成本的, 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和延缓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 当人们对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 制度变迁的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 反之, 制度变迁就不会实现。制度变迁可分为两种类型:诱导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诱导性变迁是指一群 (个) 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 由于制度安排不能获取专利, 诱导性变迁会碰到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强制性变迁是指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
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所有权制度是动态演进的。企业的演进经历了从古典企业 (业主制企业与合伙制企业) 到现代企业 (现代公司制企业) 再到后现代企业 (网络企业、虚拟企业、联盟企业等知识型企业) 的历史过程, 企业所有权安排形成了四种形式, 其演进趋势:一是形成了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的古典企业所有权安排;二是形成了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剩余索取权, 但委托经营型人力资本所有者从事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企业所有权安排;三是出现了贝利和米恩斯所描述的控制权和剩余权相互分离的现象, 形成了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剩余索取权而经营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控制企业, 由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拥有企业所有权的安排;四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经营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经营决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成为企业最稀缺的资源, 经营型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正在成为企业所有权变革的重要方向。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制度发生了革命性变迁, 人力资本重要性的凸现, 不但是经营、管理和技术型人力资本, 就是生产型人力资本也变得十分重要。人力资本在企业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提升, 人力资本产权相对于非人力资本产权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也日渐取得优势, 企业所有权安排就是在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互动博弈过程中不断变迁的。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 从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合伙制企业、无限责任制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分享制的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过程就是人力资本产权特征被发现和重视的过程。事实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所有权已成为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独享企业所有权的合约正向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共享企业所有权的方向转变, 非人力资本产权权益的下降和人力资本产权权益的上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共有29个州修改公司法的事实, 可以看成是美国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地位上升的一种表达。以此解决现代企业制度的两权分离及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人拥有的财富理应越多。企业产权的这种制度的安排对谁出资谁拥有产权理论产生了冲击, 对传统的会计理论提出了挑战。
三、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所有权
企业不可能只有一个所有权, 企业实质上是由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组成的不完全合约, 人力资本产权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中具有特殊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 非人力资本产权权能和权益必须通过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直接参与和使用而间接发挥作用和实现。企业所有权制度安排随合约条件的改变而在企业成员的互动博弈中实现变迁, 其基本趋势是:人力资本及其所有权在企业合约中具有越来越大的竞争优势, 并在非人力资本进行竞争和合作等博弈过程中不断演化出多样化的所有权安排及公司治理模式。从量的演化趋势来看, 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所有权的能力正在加强, 分享的份额正在不断递增, 范围正在扩大;从质的演化趋势来看, 人力资本产权主体与人力资本载体由分离到融合, 由对立走向统一, 最终实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人力资本与企业所有权安排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 企业所有权制度的变迁过程就是人力资本所有者逐步拥有企业所有权的过程。
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决定了人们对人力资本价值、人力资本产权属性的认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人力资本价值, 人们逐步产生了重新界定人力资本产权的要求。人们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当人力资本提高引发的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能够补偿制度变迁的损失, 而且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时, 一项制度创新就会被安排, 人力资本产权特征正是导致企业合约的调整, 引发人力资本结构变迁, 要求人力资本实行市场化配置和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的真正动因。事实上, 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迁移和职业转换可以看成是制度安排的明证。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了人力资本价值从而引发了产权归属要求, 进而要求导致企业合约的适应性调整和企业制度变迁, 最终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所有权。
四、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
企业所有权具有状态随机依存的性质。即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随企业效益的变化而变化, 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基本原则是企业剩余控制权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安排相互对应。我们设x为企业的总收入, C为企业债权人的收益 (本金+利息) , S为企业的最低预期收益, R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假定x在0到X之间分布 (其中X是企业最大可能的收入) , 就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来说, 债权人的剩余索取权优先股东, 股东的优先权先于人力资本所有者。那么有:
1. 在x>=C+S+R的情况下, 企业能够满足债权人的利益和股东的最低预期收益以及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益时, 人力资本所有者控制企业, 对企业的剩余收入有较大的支配权, 这时, 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和股东共同分享满足债权人利益后的企业剩余。
2. 在C+R
3. 在R<=x<=C+R的情况下企业收入在支付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后不能负担债务成本, 这意味着企业面临着破产, 这时, 企业的控制权和收益权转移到债权人手中。
总之, 人力资本所有者是财富的创造者, 并且通过劳动直接参与或使用非人力资本的产权全权能和权益而实现价值创造和增值。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人力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所有权是大势所趋。知识经济以智力的占有、配置, 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重要因素的经济。如果说产权观念的产业是产权关系的第一次革命, 而产权的多元化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产权关系的第二次革命的话, 那么, 产权关系已经迎来了它的第三次革命, 那就是人力资本分享企业所有权第一次成为产权主体。
人力资本所有者 篇2
王凤灵
赫尔南多在本书的开始就直接提出了如下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为何只在西方国家呈现出繁荣的态势，而无法在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生根发芽？为何西方国家会成为“财富的钟罩”？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从遗漏的信息、资本的秘密、政治的盲点、法律的缺陷以及美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五个方面向我们阐述了以上问题的答案。
赫尔南多与其团队通过与多个国家地区的相关机构成员合作，对其所属地的经济现象进行调查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的新奇结论。一个“穷国其实并不穷的结论”在全文中却是最吸引我的。
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成员国贫富悬殊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本书却向我们展示了掌握在贫困地区穷人手中的财富却比精英阶层多出许多。以前共和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例，摒除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其中80%的人口虽然看上去相当贫困，甚至生活在及其不平等的制度之下，但是他们拥有的整体财富却超乎人们的想象。
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穷人手里的财富如此充足，他们却依旧不能摆脱贫困的命运？本书中还有另外一个奇异的现象。
以秘鲁的移民为例，他们租住房间的成本与制度的效率成正相关关系。政府和相关部门机构的效率越高，人民生活便会产生更多的无谓成本（如之前国内出现的“办事难”问题）。制度的冗余和繁琐反映出的是制度的不健全，而因为制度而多花费的交易成本阻碍了人民将手中的钱花出去的积极性，久而久之造成了民众宁肯将钱以各种不动产的形式保存，而不愿意进行投资的怪像。
这便涉及到了两个问题：资产与资本的转化和所有权。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有控制的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是企业、自然人、国家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来计量收支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收入、债权和其他。资产通常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第二，资产都是为企业所拥有的，或者即使不为企业所拥有，但也是企业所控制的；第三，资产都是企业在过去发生的交易、事项中获得的。
在穷人看来，他们所有的财产储存起来带来的效用要远远大于将其投入生产、投入市场所带来的效用，即储蓄倾向大于投资倾向。他们手中的财富无法流入到社会生产中，其价值也无法进行准确衡量，社会真实财富大打折扣，营造出了贫困的“假象”。这便是一种资本的僵化，资本无法有效流入生产领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国，一直具有一项传统：买地。古代的国人，无论是经商致富还是久在朝堂都会不停地在家乡进行买地。撇开国人的“故土情结”，单论买地这件事，国人几乎70%的资金全部用来购买地产，土地所生产的价值继续用来购置地产，久而久之无地可买卖，形成了阶级冲突，便又造成了一个古代王朝十分常见的现象 — 土地兼并。土地逐渐兼并的过程中，不同等级的人民之间矛盾开始激化，底层人民的利益开始受到不同程度地侵害，一朝揭竿而起，并最终导致王朝更迭。
凝结在土地中的资金，价值只能等于其租金和农产品的累计价值，若将土地进行抵押，或者以其他的形式进行租赁，将所获资金投入生产性行业，所获利润又岂止农业性产出可比。这部分凝结在土地中的资金就属于僵化的资本，无法用于其他的领域。
国人购买的地产几乎不可能进入商业性领域，进行进一步的价值增值。这些间接损失在农业领域的资本就是可以产生剩余价值的机会成本。正如我们所知，士、农、工、商，商业排行如此。这便反映出一个微妙的事实：在我国古代，商业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行业，进一步说明，政府对商业的保护力度以及其制度的完善并不高，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商业进行打击，人民积极性被抑制，只能从事于少利行业，避开商业中所需要支付的额外成本。这便是我国古代资产无法有效转化为资本的症结所在了。
如上所述，穷人们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进入所有权机制的一个捷径。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或许资本的僵化是由于所有权的不完善和缺失。所有权作为一切产权的基础，其作用不言而喻。其衍生物占有权、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都在市场经济的法律和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只有所有权这种机制，才能够将资产的经济潜能以合法的方式固定下来，使它们在更大范围的市场中，将资产加以运用，以便产生、获得或担保更大的价值体系。资本通过文字形式的表述而产生，表述的对象围绕资产在经济和社会中具有价值的特性，而不是资产在外观上最引人注目的方面。资产只有在这样正规的所有制体制的保护下，才可以产生大量的剩余价值。因此西方国家花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去完善这一体制，以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制度。
在赫尔南多眼中，西方国家费尽心思建立的所有权具有六大效应：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将分散的信息纳入一种制度、确立责任和信用体系、使资产具有可交换性、确立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保护市场交易。所有权制度的表述使得西方人可以以文字物理的方式来衡量其价值以及估算可以创造的剩余价值，其潜在的经济和社会特性便决定了其经济潜能；将所有权表述搜集在一起，完善了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体制，融汇为一个有机网络；个人的信用与责任意识大大地降低了人们对陌生人的防范，将远距离交易提上日程；一种正规所有权制度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它能够把资产从难以获取的状态变成容易获取的状态，这样他们才可以产生剩余价值。西方国家正规所有权可以形成正规网络的原因在于全部的所有权记录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始终都可以进行追踪并受到保护，为市场的交易提供了保护伞。
资本逐利混合所有制改革盛宴 篇3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召开“四项改革”试点新闻发布会，宣布已经选择了6家中央企业作为改革试点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正式进入落实阶段。而今年以来，新一轮国企改革浪潮正在全国各地兴起，截至9月中旬已先后有超过20个省市出台了国企改革方案。
中石化“混改”盛宴开席
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成大势所趋，是中国向市场化迈进的一大步。9月14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石化）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已与25家境内外投资者签署了增资协议。这是自今年2月以来，中石化宣布率先在油品销售业务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实现混合经营后，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标志着油品销售业务重组引资工作的完成。
25家投资者以现金共计人民币1070.94亿元认购增资后销售公司29.99%的股权。公告显示，本次增资完成后，中石化销售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00亿元增至人民币285.67亿元。
中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鹏指出，目前这是今年全球最大的一次并购。重组后，最终形成一个国有、民营、社会资本混搭的产权结构。在参与竞投的25家中，产业资本共9家，投资额326.9亿元，占比30.5%；国内投资者12家，投资金额590亿元，占比55.1%；民生领域的投资者4家，投资金额320亿元，占比29.9%；民营资本11家，投资金额382.9亿元，占比35.8%。
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此次迈出的这一大步引来不少叫好声。“这代表中石化混改迈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步。”中宇资讯分析师张永浩说。
“这25家实际上代表了众多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中石化销售公司股权价值原本1000多亿，这次混改不但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还通过这次升值到3500多亿，可见其深得资本市场认可。”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指出，“国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国资流失，但从中石化此次混改来看，不但成功规避了国资流失，还实现了存量资产的升值。”
韩晓平认为，中石化开创了国资改革的一个新的模式，未来国企改革的一个重点应该是资产重估。
公募助力国企“混改”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6日发布了一款名为“嘉实元和直投封闭发起式基金”的公募基金产品。据悉，嘉实元和这只封闭式混合基金，计划募集规模100亿元，将以半仓参与“混改”。其中50亿元投向中石化销售子公司股权，另外50亿元投资债券。而嘉实基金将以自有资金认购41000万元。该基金计划于9月23日正式发行，社会投资者的认购门槛为10万元。
资料显示，嘉实元和的业绩基准为五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2%，按目前4.75%的五年定存利率，业绩基准收益率为6.75%。年管理费率为0.6%，低于普通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但高于一般债券型基金和指数型基金。年托管费率为0.03%。
这是公募首次获准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以股东身份参与央企混改。在此之前，囿于开放式基金申赎产生规模变动与目标公司股本必须固定的矛盾，业界并未对公募参与其中有很高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嘉实基金旗下嘉实元和直投封闭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唯一公募基金产品身份入资中石化销售公司；市场高度关注的国内首单央企混改因此具有了“让改革红利惠及更多普通民众”的意义。除嘉实基金外，还有华夏、工银瑞信、南方3家基金公司的相关公司现身中石化引资名单，不过，据悉，这些机构将以专户或其他形式参与。
业内人士表示，央企混改首度出现公募身影，不仅为普通投资者参与改革进程、分享改革红利提供路径，也将使更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体在“选择潜在投资者”时更多考虑“让利于民”，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混改”激发国企活力
对于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来说，推进混合所有制带来的改变将主要来自于效率的提升，而民营企业经营效率高于国企是不争的事实。
A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716家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4.87%，而1562家民企上市公司为6.15%。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员工平均每人创造净利润4.78万元，民企上市公司则为6.22万元。究其原因，治理机制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国企与民企在绩效方面的差异。
每个员工创造财富的多少，可以看作是衡量国企与民营企业经营效率差异的标准之一。2014年半年报显示，716家普通国企上市公司员工人数合计约490万人，平均每人实现营业收入73.32万元，创造净利润4.78万元；而1562家民企上市公司员工人数合计527.72万人，平均每人实现营业收入57.63万元，创造净利润6.22万元。
虽然大量国企已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在形式上早已是混合所有制，但现代企业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企业外部，“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管理方式造成行政权力对企业直接干预；在企业内部，股份制、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等重要制度安排对国有大股东及管理者的约束不足。
人力资本所有者 篇4
1 人力资本产权及相关理论的发展
上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斯提出的“委托代理理论”洞悉到人力资本及其产权问题对于企业的影响，第一次从理论上将人力资本及产权问题引入现代企业制度的新思考。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的经理人，他们在高级的劳动市场上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进行交易。一切进入企业合约的要素市场竞争最终决定了人力资本相对市价提高，人力资本从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企业产权安排。委托代理理论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导致的代理问题实质上就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复杂契约中不确定性因素的体现。委托代理理论的提出正是说明了企业产权结构的重大变化，人力资本所有者地位的提高使得人们不得不更新公司治理的观念。
委托代理理论将人力资本做为一种特殊资本从总资本的概念中分离出来，然而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仍是“货币强权观”，将人力资本所有者看做打工仔，为使他们努力工作而构建的一种动力机制。然而近年来兴起的共同所有权理论，则将企业所有者的外延拓展为凡是拥有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所有权的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产权主体，并凭借产权获取企业收益。共同所有权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委托代理关系的性质而是加强了人力资本的积极主导作用，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地位提高至企业的产权主体。
因此，委托代理理论将人力资本从企业契约中分离出来，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共同所有权理论进一步提高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地位，将之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平起平坐”。这种理论基础的变化在财务会计领域也得到了相应的佐证：财务领域来看，企业的财务目标由“股东财富最大化”扩展为“企业价值最大化”与“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相结合的综合目标，体现了人们对企业产权主体内涵的认识深化。近些年来会计报表由经营业绩观到全面收益观的转变，恰恰也印证了由委托代理观向共同所有观发展的趋势。人们更加强调和重视经营者的企业产权主体地位，经营者的职能由管理生产经营过程延伸到管理企业整体运作，其业绩评价的参照也由单一的经营业绩扩展为企业的全方位发展状况。事实上，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的产权主体已是大势所趋，这种角色的转变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必然性。
2 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产权主体的可能性
2.1 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产权主体符合现代契约观
企业做为一系列契约的组合，要求签订契约的当事人具有独立的产权。袁庆明(2005)认为，人力资本的使用价值与稀缺性决定了人力资本产权的客观和现实基础。即人力资本被纳入财产的定义范围，具备经济价值。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一种十分稀缺的生产要素。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存在形式，人力资本的本质是权利的组合，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做为独立的产权所有者有权力参与企业契约的博弈游戏，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而“资本强权”的旧式观念中一味地强调契约当事人的一方(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产权权益，并不符合现代契约的平等原则。
2.2 人力资本具备可抵押性
张维迎(1996)将是否具备可抵押性做为资本所有者参与企业产权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使得非人力资本成为一种抵押品，故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应掌握企业产权。然而，这一观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只从静态的角度考虑可抵押性的内容，即只考虑了可抵押的资本现值。而忽略了动态方面的资本未来收益。而此处人力资本的抵押性恰好是体现在对其未来收益的一种抵押。就拿企业经理来说，他的人力资本价值大小主要是由其努力工作程度及对企业的贡献度决定的，如果他没有行使好自己的职责，也不可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他在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签订契约时，是拿其未来的收益做出的抵押，也正因为如此，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才会用非人力资本的现值与之进行交易。正如袁庆明(2005)所说，如果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不负责，其损失的不过是非人力资本的现值及其机会成本，而由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如果人力资本所有者不负责，其损失的往往不是未来收益，甚至可能是其人身的自由。杨瑞龙和周业安(1997)也对人力资本的可抵押性特征做出了说明。他们认为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力资本行使的受限制性，从而决定了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抵押特征。
3 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产权主体的必然性
所谓企业产权，主要是指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只有拥有这两项权力才能称做企业的主人翁。我们一直将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相混淆，而企业的财产主要是指能简单量化的货币和实物资产，所以长期存在将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等同于企业所有权拥有者的误解。实际上，人们忽视了企业所有权的定义和特征，人力资本所有者才是拥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真命天子”。
3.1 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风险的主要承担者。
根据财务管理理论中的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原则，企业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应当参与并掌控企业的收益分配权，即剩余索取权。而在企业中，人力资本才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
首先，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的流动自由度要远低于非人力资本。随着非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其投入企业后会以不同的形式转化和收回。如企业的资金可由实物转换为证券形式又可以从信用形式转换为货币形式，因此，由于在企业的管理运作过程中非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和形式多样性，其所有者有着更多的风险规避渠道。
相较而言，人力资本所有者便没有这么幸运。人的精力和时间的有限性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投入方向是不可逆的，这种投入不可能以其它形式收回和代替。因此，一旦将人力资本投入某个行业或是某项具体岗位，人力资本所有者便会对其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希望在所在的岗位上发挥出才能的长期效用。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多扮演经营者的角色，其收益也与其经营绩效和经营风险有着直接的关联，故而更希望在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获取劳动报酬和实现自我价值。
其次，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进入和退出企业都需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进入企业时人力资本成本包括适应新的企业环境、学习新业务和管理技能的时间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得不到有效利用的机会成本。人力资本从投入到某个企业到其作用的显现和发挥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人力资本所有者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来使其功能效用化，同时也丧失了资本投入到其他领域的机会。
人力资本退出企业时也需承担风险。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特征日益凸显，其投入方向受到限制，，使得人力资本成为企业的抵押品，不得不与企业一同承担经营风险。人力资本的稀缺性使人不可能“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即人力资本所有者很难减小专用性所带来的风险，如专用性人力资本一旦退出现有领域，其价值很可能得不到市场认可和有效评价。正如方竹兰(1997)所说，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反映了社会分工对人力资本所有者客观性制约。这一客观性制约使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一种惰性，以及承担企业生产经营内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3.2 人力资本所有者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推动者
从人力资本的本质来看，人的活劳动作为一种资本参与经济活动，即人力资本做为“积极货币”，天然支配着“消极货币”，对企业的发展起着根本的推动作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其核心观点就在于劳动创造价值。此处不得不提到其它学者的一些观点，如张维迎(1996)认为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可分离性会使人力资本所有者产生“偷懒”行为，可能会为谋取自身利益而“虐待”非人力资本，以此来佐证人力资本的“弱势”以及“资本雇佣劳动”的论点。本文认为此逻辑推导是不够严谨的，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人力资本的能动作用，即对非人力资本的管理和掌控作用。具体而言，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付出的关注度和贡献度也可说明其推动作用。
首先，从对企业发展的关注度来说，随着非人力资本流动性的不断加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关注重心更多的在于使其投入的非人力资本在不同形式的转换过程中营利。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越来越发达和健全，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波动、营业外投资收益等项目在会计业绩中的比重提高，资本市场上的资金运作成为许多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主要获利渠道，而企业的长期经营状况并没有对其利得产生较大影响。相较而言，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决策者，其人力资本的产出收益能否获得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对企业发展的关注度以及自身努力程度的提高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从对企业发展的贡献度来说，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运用可谓无处不在。从企业的内部来看，人力资本所有者需做好正常生产运作和经营管理等活动;从外部来看，还需关注市场需求、客户关系保持以及广告宣传等活动。为维持企业生存，促进企业发展和价值最大化，人力资本所有者需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难与挑战，并敏锐地洞察和抓住发展契机。因此，从实质上而言，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决策企业的大小事务、影响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方向。近些年来人力资本所有权实现形式的不断变化也可说明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贡献度的提高使其自身议价能力和市场地位的上升的趋势：从年薪制到员工持股计划到股票期权制度，激励制度的不断变化都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做为企业发展的根本推动者的这一本质在企业契约关系上的逐渐体现。
摘要：长期以来,“资本强权”的观念在人们的思维模式中固化,一提起企业所有者便将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对号入座。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种观念已被时代淘汰,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角色与地位正悄然发生着改变。
关键词：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可能性,必然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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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竹兰.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是一个趋势[J].经济研究,1997(6).
人力资本所有者 篇5
今年4月23日，万科有1320位员工加入了第一批合伙人，并召开了创始大会。合伙人投入的资金主要是他们集体奖金账户中的全部收益，委托给“盈安合伙”一般合伙人进行投资管理，包括承诺引入融资杠杆。盈安合伙认缴的出资额共14.1亿元，5月28日首次买入万科流通股0.33%，出资3亿元，共3584万股，买入均价8.38元/股，5月29日增持股本0.21%，共2318.8万股，均价8.52元/股，耗资约1.98亿元。目前盈安合伙占万科总股本0.54%，耗资4.98亿元。
万科这个举措，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绝对是正面利好。它是国九条发布后的重大事件。
一是它说明万科的股价基本处于底部状态。否则里面的人不会买入。我们察看了相关的资料。万科的股价从2007年的41元一路下跌，跌到2008年的7年历史最低4.9元，然后反弹到2009年的14元，再跌到今年2月底的最低6.56元，(万科从2008年到2014年期间没有增发配股或转增股本)，现在反弹到5月30日的8.55元。（见图一）上升原因是万科在3月7日公告分红预案，10股派4.1元，税后派3.895元。按照3月初6.6元股价计算，红利率是6.2%，税后是5.9%。远远超过银行的存款利息，几乎是年息的2倍。所以5月7日股权登记后股价就一路攀升了约29%。（见图二）按照5月30日收盘价8.55元计算，红利率是4.8%，税后是4.56%。股价开始波动。
二是有助于稳定整个资本市场。万科想要稳定股价，稳定公司，不让外面的机构有空子钻，实施恶意收购。在金地等房企面临股权争夺背景下，万科必须考虑自身的安全。万科总股本110.1496亿股，2013年净利润151亿元，净利润增长率20.46%，超过大部分商业银行的增长率，加权净资产收益率21.54%，上述指标均不错。但负债率高达78%。万科以5月底的股价计算，总市值约940亿元。外来机构用200亿就可以买下万科的控制权。万科2011年每股收益0.88元，2012年1.14元，2013年1.37元，今年2月底静态市盈率4.79，5月底 6.24。1季报每股收益0.14元，净利润15.3亿元，负增长5.23%，显示今年一季度房产销售不景气。万科用员工资金买入股票，有利于振兴市场。由于万科是蓝筹股，计入深圳成指，所以稳定万科股价也有利于稳定深圳成指。
三是万科宣告了管理人应当加大持股比例。目前上市公司管理人持股均非常低，而且禁售期一过，高管层就恨不得立即套现，造成市场不景气，股价急剧波动。现在万科做出了榜样，事业合伙人准备持股10%，如果所有的上市公司均采用万科相类似的手段，大盘的振兴就有希望了。2014年5月30日深成指收盘7364.83点，总市值8.439万亿元，共上市1614家公司，平均市盈率40.48。上证指数收盘2039点，总市值14.4468万亿元，共上市975家公司，平均市盈率12.2。当天两地共成交1502亿元，总市值22.8858万亿元。
四是公司创新制度，从利润过去仅从房地产项目赚取改为多元化，也从股价提升的差价赚取，这有利于搞活资本市场。这也是股权激励员工和激励业绩的一种新的探索。事业合伙人制度创新了融资杠杆。盈安合伙购买公司股票的资金中，约三分之一来自于集体奖金账户，其余来自融资杠杆。据测算，万科当前可动用的集体奖金规模约在15-20亿左右，在不考虑未来每年新增集体奖金以及股价变动的情况下，公司已有足够能力来增持股份超过10%，来对抗外来可能的收购，形成坚固的壁垒。
五是合伙人制度对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和突破。合伙人制度强化了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力，强化了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强化了大小股东对公司的信心。房地产行业过去最重视土地和资金，现在把员工也捆绑进来，实质上是把员工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万科实施员工项目跟投制度，已对19家公司的29个项目实施了跟投制度。但规定员工初始跟投份额不超过项目资金峰值的5%。这有利于形成高管层和股东和员工之间的合力和凝聚力。在今年房地产市场较为低迷的背景下，这是稳定员工心态的好举措。
最后，对万科的股价，我们还是比较看好。5月30日它的股价在8.48-8.66之间波动。每股分红0.41元除息后，以最低价8.48减去0.41，将会回落到8.07元左右。值不值得买？这必须了解万科“盈安合伙”的想法。他们不在5月7日股权登记日之前买，放弃了红利，一是表明他们是公平诚信的，二是对万科的发展和股价有信心。万科的股东数量从2012年2月29日的91.7万人，下降到2014年3月31日的73.7万人，现在筹码非常集中。这当然也与5月底股市里28%的投资者空仓有关。万科董事会秘书谭华杰预计，全年竣工量将基本符合年初计划，2014年的业绩将保持稳健增长，继续维持公司全年2100 亿销售的判断。因此33家机构预测公司14-15 年每股收益EPS分别为1.68、2.09，市盈率将在4.76和3.83。这样以一年期的长期持股看，股价像2月底那样，升30%-50%的可能性极大。三是我们猜测“盈安合伙”5月底买入的主要目标是参与新股IPO。2014年6月新股发行，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消息，今年将发行100个新股，近7个月平均每月须发行15个，每周约4个。所以从6月开始，应当积极参与新股的IPO。根据美国的经验，新股IPO后，第一天上市就抛盘，平均获利在8%。而在我国获利率更高。假如你用50万元在20天内买入股票，作为参与IPO的基础，用100万作为摇号的资金，一周4个股票如果拉开IPO时间差距，那么你只能参与摇号一个公司，如果4个公司一起发行，估计也只能参与一个到二个。一周摇中的股票在上市第一天你就抛盘，如果平均获利3千元，那么一个月你能获利1.2万元，7个月获利8.4万元。年获利14.4万元，以150万计算，年的收益率在9.6%。大资金参与，联号摇中的机率将大幅提高，而且可以摇中每一个新股。现在从事实体经济盈利低，参与资本市场不失为一条途径，还能发挥融资杠杆的作用。
相关的对策建议：
1。希望主管部门对合伙人制度进行监控。
普通投资者应当如何看待万科这个事件？首先我们肯定这是件好事。它有助于活跃资本市场和提升资本市场市值。其次我们希望证监会和有关部门严防合伙人制度实施利益输送。合伙人制度相当于职工持股会，会利用内部人的有利条件和信息灵通，操纵相关的股权买卖，获取巨额利润。他们将忽视普通投资者和小股东的利益，甚至部分大股东的利益。过去大众出租杨国平创立的上海大众的职工持股会，后来因反对意见大就不了了之。
2。建立相关的法规制度。
本来上交所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亲属不能买卖公司股票，现在采用变通的办法即采用合伙人制来买卖股票，是否应更新相关规定。
3。把蓝筹股作为基础筹码买入。
我们建议把万科作为一个持股一年以上的对象，买入作为基础筹码。基础筹码的选择条件是公司股价必须已经暴跌很难再大跌，市盈率低，有分红收益，有机构托盘等消息。将来股价上升有差价可获利。以万科为例，从8元开始买入，采用金字塔的买入方式。即8元买1，跌0.3元买2，跌0.6元买4，跌0.9元买8，依次类推。获利就走，跌下来再买入。它如果一直横盘，就以同样方式买些银行股，他们均是摇号的基础筹码。目前万科融资买入量16亿元，融券卖出仅5936万元。
4。提倡上市公司实施”混合所有制”。
上市公司如果都实施”混合所有制”，那就会大量增加入市资金，提升股价和大盘指数。有利于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企业高管层就会减少套现和出局。投资者赚了钱，内需就会被极大的拉升。所以对实施”混合所有制”的公司，应当鼓励，并把有关准则写入公司法。从法律层面上加以肯定，使改革有法可依。
人力资本所有者 篇6
一、华为提供的启示
1. 华为的研发经历揭示技术资本的特性。
1992年起, 华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进入运营商市场, 原本还能滚动发展的公司资金链开始出现困难。到1993年, 华为又在C&C08交换机上投入巨资进行研发, 光硬件开发成本就需好几百万元, 加上整整一年的开发时间, 整体研发团队人员的开支不菲, 整整投入上千万元。而好不容易开发出来的JK1000局用设备还没有形成销售, 无法提供周转资金, 使得华为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为此华为不得不在1993年下半年公开向社会转让电源技术来缓解短期资金之困。经过多方努力, C&C08交换机进入市场, 华为开始迅速地回笼资金, 恢复元气。
2. 华为的产权保护彰显技术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1994年, 华为推出的C&C08语音平台受到多家竞争对手的抄袭, 有些甚至反诬华为剽窃, 使华为陷入一场“权益门”。为此, 华为从1995年起在研发部门专门建立了内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负责知识产权的组织、保护工作, 妥善解决国家、企业和技术人员个人之间的权益界定问题。
另外, 华为对处于稳定期的研发人员实行决策参与、环境激励、薪酬激励、个人成长与发展、产权激励策略。因为这些研发人员已经基本晋升到了理想的岗位, 承担着研发管理的高级职务, 他们希望实现个人的荣誉和价值, 喜欢工作自主。为此, 华为积极引导这些研发人员参与公司决策, 并确认其知识产权, 给予公司股份。原华为集团副总裁、人力资源总监张建国先生指出让老员工参与公司决策将不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激励问题上, 它对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全体员工的士气和企业归属感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可见, 技术研发存在很大的风险性, 企业不仅面临研发周期长、内部资金断裂、研发失败等风险, 而且面临外部竞争者模仿、无市场需求等危机, 以致其收益具有很大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从华为“权益门”事件可以看出, 如果技术资本的产权界定不清, 就会出现产权纠纷, 严重影响企业的技术命脉。为此, 企业必须明确技术资本的产权, 以良好的产权制度保证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有机会、心情舒畅地参与公司治理。
二、技术资本产权的性质和特征分析
1. 技术资本的所有权。
技术资本的形成途径通常有自行研发、外购、投资者投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政府补助、企业合并等形式。
对于外购、投资者投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情况, 企业一般会对技术进行定价, 比较容易确认技术资本归属于企业或者企业所有者。这时产权的性质基本上是完整的权利束, 包括了所有权在内的各项权利。
但是, 当技术资本是通过自行研发获得时, 情况便有些不同了。在各种生产要素中, 技术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人的行为是技术资本的载体之一, 而同时人又是各项技术的研发者和创造者。对于企业自行研发形成的技术资本的所有权, 我们必须进行一定的区分。通常, 企业会将研发人员利用本企业提供条件形成的研发成果确定为企业所有, 并给予一定的奖励作为激励性报酬, 作为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肯定, 而不是对技术资本的价格衡量。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研发人员的技术成果并没有在企业内部或外部市场获得自身的所有权凭证, 因而无法拥有产权, 更不可能获得合理定价, 参与企业治理。
2. 技术资本的产权收益具有时效性、滞后性和不确定性。
由于技术资本的高产出能力, 对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而言, 技术资本的收益权无疑是技术资本产权的核心。
(1) 技术资本的产权收益具有时效性。一方面, 随着社会和同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旧技术往往容易被复制或被新技术取代, 使技术资本的寿命和价值严重减损。另一方面, 技术资本往往具有法律保护期限。例如我国《专利法》规定, 发明专利受法律保护期限为20年,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法律保护期限都是10年, 超过受保护年限便成为失效专利, 令企业无法利用技术资产的排他性获得超额收益。
(2) 技术资本的产权收益往往具有滞后性。因为技术从研发到转化为技术成果, 再到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来获取收益, 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 同时这种生产力的转化不仅要消耗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 而且还需要花费时间资源。
(3) 与传统物力资本相比, 技术资本的收益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原因是技术资本的价值在事先无法完全确定, 一部分价值要在使用过程中甚至使用以后才能确定, 即技术资本价值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的间接定价才能完成。另外, 开发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失败和资源的再投入, 面对变化莫测、竞争激烈的市场, 技术资本投资充满着风险, 一旦研发不成功, 对企业而言将是巨大的损失。
3. 技术资本往往因出现严重贬值而被处置。
由于技术资本的高收益性, 其所有者一般不会轻易行使技术资本的处置权。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也越来越快, 一项刚刚出炉的技术研发成果, 可能在其诞生的瞬间就已经被市场所淘汰, 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同时, 技术往往具有很强的专用性, 一项技术很难挪作他用, 一旦贬值, 技术便基本上丧失了其获利能力而最终被处置。
三、技术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
1. 技术资本所有者如何参与公司治理。
根据张维迎教授 (1996) 对企业所有权状态的分析, 当企业出现经营危机时, 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会呈现相机配置状态。杨瑞龙、周业安 (1997) 的研究也表明, 随着制度环境和谈判力的变化, 剩余产权的配置将会是动态变化的。因此, 在不同的企业经营状态下会产生不同的企业产权契约, 即企业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 经营状态决定着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归属。企业所有权的最初产权契约决定了契约参与者的既得利益份额, 随着某一产权主体价值的积累和提升, 最初的企业所有权会不可避免地做出改变。企业产权契约不断调整着企业的所有权配置, 最终一个新的产权安排又会出现。
随着技术竞争的日趋白热化, 技术资本在企业各种资本中的产权地位会逐渐上升, 直至企业所有权的最优安排达到最优均衡解。在这一过程中, 旧的技术资本可能会贬值、处置, 新的技术资本会补充进来, 同时还会伴随各要素资本主体不同权利配置的变化, 出现新的产权安排。技术资本所有者作为参与企业不完全契约的产权主体, 会在某一阶段逐步成为企业的所有权拥有者, 他们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会参与到公司治理的体系中来, 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之一。
2. 技术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困难重重。
就公司的直接投资者而言, 参与公司治理是必然的。债权人也可以通过借款契约和破产保护等法律程序对公司进行治理。但技术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形, 相对要复杂一些。对于技术资本的发明者而言, 其一旦拥有所有权凭证并参与交易, 便有权成为技术资本的产权主体参与公司治理。由于目前缺乏完善的企业内外部技术和产权市场体系, 技术资本的最初发明者很难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凭证, 因而限制了其产权交易行为, 以致出现技术的价值被埋没、发明者无法获得产权等情况, 使其不能参与公司治理。
根据技术资本形成的途径, 我们知道有些技术资本所有权从来源上看最终应该归属于企业。这样, 作为技术资本所有者的企业该如何进行自我治理?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需明确公司是谁的。虽然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理论已经被广泛接受, 但从各主体对公司治理客体的影响看, 作为所有者的股东始终处于公司治理主体的核心。因此, 股东会代替公司行使技术资本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力。然而由于“一股独大”、国有股权治理缺失、内部人利益争斗、产权市场和技术市场薄弱等原因, 导致技术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困难重重。
因此, 在技术资本的产权运营过程中, 必须构建完善技术资本生产制度、配置制度和激励制度。技术资本所有者参与企业共同治理的途径包括技术人员股权安排、立法推行共同治理以及成立专门的技术资本管理委员会等。对于外购技术使用权的情况, 还可以实行外部治理机制, 引入外部的技术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 技术要素要想转化为技术资本, 必须经过生产成果的产权化并参与交易。因此, 技术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首要前提是产权的明确。不管任何形式获取的技术资本, 都应建立企业内部技术资本市场, 对技术产权进行市场定价, 确定其价值以及产权归属。否则, 技术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仍是空谈。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技术转化为资本的必要条件是获取产权并参与交易, 技术资本的收益具有时效性、滞后性和不确定性, 往往因出现严重贬值而被处置。技术资本所有者作为企业不完全产权契约的主体之一, 使得公司治理的主体多元化。根据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理论, 随着技术竞争的日益激烈, 技术资本在企业各种资本中的产权地位会逐渐上升, 直至企业所有权的安排达到最优。技术资本所有者会逐步成为企业的所有权拥有者, 变成公司治理的主体。然而技术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困难重重, 如何对技术资本产权进行保护、激励并使其所有者有效参与公司治理, 还有待深入探讨。
【注】本文系山东省软科学项目“山东新兴产业的企业
摘要：本文以技术资本的产权研究为切入点, 结合华为实例的启示, 在分析技术资本产权性质和特征的基础上, 探讨技术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依据、途径和实践中的困难。
关键词：技术资本,产权收益,企业性质,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1].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经济研究, 1996;9
[2].杨瑞龙, 周业安.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经济研究, 1997;1
[3].张维迎.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权力的斗争.经济研究, 2000;6
人力资本所有者 篇7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经营绩效,混合所有制
一、引言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有16家商业银行成功上市,其中国有上市商业银行5家、城市商业银行3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度推行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全面实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上市银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被提上日程。在内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进行深度转型和持续创新,极有可能遭遇发展瓶颈或困境。为此,国有商业银行需要紧紧抓住新一轮国企改革机遇,深化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提高管理层和职工积极性,大幅提升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产生的冲击和挑战。
国有商业银行应如何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根本性的产权结构方面,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比例应如何分配?国有上市银行在不放弃国有股控股地位的前提下,股权多元化的标准和程度如何确定?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2010 ~ 2012年的经验数据,对上述系列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证明:上市银行股权多元化且适度集中是最优的结构设计;引入非国有资本有助于提高银行经营绩效;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70%的分散的股权结构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和资本的安全。因此,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国有上市银行意义重大,可有利推动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研究假设
1. 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股权集中度对银行的经营绩效有直接影响。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大股东可能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干预经理决策,损害其他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一步可能会降低银行的经营绩效水平。但是,当股权集中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大股东为维护自身利益,会主动花费一定的资金收集信息,监督银行的日常运作,同时,大股东投票权多,他们的意见会对经理人的经营行为产生影响。若股权集中度较低,众多中小股东可能不愿支付较高的成本来监督经理人行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道德风险,经理人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会采取某些手段损害股东权益,降低银行的绩效水平。可见,股权集中度会影响银行的经营绩效。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呈U型曲线关系,即:在一定的比例区间内为负相关,超出该区间后为正相关。
2. 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与经营绩效。国有银行得到了诸多政策上的支持,且更容易得到广大储户的信任,其资产规模大,业务广泛,大部分国有银行都开拓了海外业务,这些优势将为国有银行带来更高的收益。而非国有银行的覆盖范围相对较窄,没有得到国家在政策上的较大的扶持,知名度相对较低,故绩效水平可能较低。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正相关,即: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会给银行带来更高的经营绩效。
3. 负债的比重与经营绩效。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率很高,资金主要来源于广大中小储户或企业,银行以此为基础对外贷款或投资赚取差价。负债越多,银行用于对外放贷或投资的资金就越多,获得的收益的机会就越大,绩效水平就越高,故负债越高,绩效水平就会越高。
假设3:负债比重与经营绩效正相关。
4. 核心资本与经营绩效。核心资本包括权益资本和公开储备两部分,具体可分为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东权益。《巴塞尔协议》规定,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持有充足的核心资本有利于商业银行防范风险,提高经营绩效,但是,核心资本充足率过高,将占用过多的资金,也会带来企业绩效的下降。基于风险和收益两方面的权衡,上市银行在满足监管要求之后,会极力追求收益的最大化。而绝大部分上市银行均已满足监管要求,这一点从前文的现状中可以看出。因此,我们认为核心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经营绩效越差。
假设4:核心资本充足率与经营绩效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目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共16家,由于光大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2010年才上市,上市时间晚,数据不全,故本文剔除了这两家银行,选取其余14家银行在2010 ~ 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可比性。这14家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宁波银行和中信银行。相关数据来自于各银行的年报或年报摘要、和讯网及新浪财经。
(二)变量定义以及选择
为研究混合所有制、资本结构与银行绩效的关系,本文选取了多个变量(详见表1)。
本文选取资产规模和净利润为控制变量,分别出于对下列原因的考虑:
1. 不同银行成立时间不同、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度不同等原因,造成了各银行的经营基础不同,即资产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本文考察的是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这与资产规模没有绝对的比例关系,资产规模小的银行的经营绩效可能会超过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故将资产规模列为控制变量。
2. 净利润只能反映银行的盈利性,不能反映银行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净利润高并不代表经营绩效水平高,故将净利润列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计
鉴于研究假设认为第一大股东的性质、核心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均与银行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呈U型曲线关系,本文在此建立两种模型:一是建立第一大股东性质、核心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分别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多元一次线性模型;二是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曲线模型。本文以不良贷款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为代表考察银行的经营绩效。
1. 资本结构对盈利性影响的模型。
(1)由于第一大股东性质(SN)和核心资本充足率(CCAR)没有显著相关,此处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为因变量,第一大股东性质(SN)、核心资本充足率(CCAR)为自变量,资产规模(SIZE)、净利润(NM)为控制变量,建立线性模型:
模型1:
(2)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为因变量,资产负债率(LEV)为自变量,资产规模(SIZE)、净利润(NM)为控制变量,建立线性模型:
模型2:
(3)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为因变量,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SR5)为自变量,建立二次曲线模型:
模型3:
2. 资本结构对安全性影响的模型。
(1)以不良贷款率(NPR)为因变量,第一大股东性质(SN)、核心资本充足率(CCAR)为自变量,资产规模(SIZE)、净利润(NM)为控制变量,建立线性模型:
模型4:
(2)以不良贷款率(NPR)为因变量,资产负债率(LEV)为自变量,资产规模(SIZE)、净利润(NM)为控制变量,建立线性模型:
模型5
(3)以不良贷款率(NPR)为因变量,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SR5)为自变量,建立二次曲线模型:
模型6: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结合14家银行2010 ~ 2012年的数据,对上述四个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
注:括号中的值是与参数对应的 P 值;***、*分别表示在1%、10%的水平上显著。
1. 由调整 R2的值可以得出这四个线性模型都存在线性关系,模型拟合优度较高。
2.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来看:第一大股东性质的系数为-0.231,故ROE与第一大股东性质负相关,P值为0.088,说明ROE和第一大股东性质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否定了假设2,可见,样本企业的国有性质并未给上市公司带来更高的企业绩效;ROE与核心资本充足率显著负相关,即ROE与核心资本充足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支持了假设4。
3. 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资产负债率的系数为1.207,故ROE与资产负债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支持了假设3。
4. 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来看:第一大股东性质的系数为0.160,故不良贷款率与第一大股东性质正相关,但P值为0.299,说明二者相关性不显著,没有证明假设2,国有性质虽起到一定的保护公司资本安全的作用,但并不显著;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系数为0.163,说明不良贷款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正相关,但P值为0.249,二者相关性不显著,与假设4相反。不良贷款率反映的是上市公司经营的安全性,核心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带来上市公司不良贷款率的增加,加大公司经营的风险,虽然并不显著,但需引起上市公司警惕。
5. 从模型5的回归结果来看:资产负债率的系数为-0.121,故不良贷款率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P值为0.099,故二者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支持了假设3。
(二)曲线回归结果
为防止曲线回归中出现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自相关的现象,本文对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做中心化处理,即用每一个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减去所有数据的平均值(见图1、图2),用得到的结果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由曲线回归图(图1、图2)及回归结果(表3)得知:
1. 净资产收益率ROE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曲线关系。从未中心化的原始数据回归图中可发现: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在70%以下时,二者负相关;70%以上时,二者正相关。
2. 不良贷款率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曲线关系。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在70%以下时,二者正相关;70%以上时,二者负相关。
(三)回归结果综合分析
综合分析上述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和曲线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呈曲线关系,支持假设1。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在70%以下时,股权集中度与ROE负相关;70%以上二者正相关。由观测值可知,交通银行、工行、建行、中国银行和中信银行的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均超过70%,除交通银行外,其余4家银行的持股比例超过90%。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上市银行中,大股东为维护自身利益,投入较多资源监督银行的日常运作,为公司绩效的提升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2. 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负相关,即: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不会给银行带来更高的经营绩效,与原假设2相反。联系假设1 ,我们可以发现,交、工、建、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升并非由于国有控股所带来,其主要原因是股权多元化且高度集中,这是上市商业银行的主要优势。以交通银行为例,公司前五大股东中,三家国家和国有法人持股32.61%,两家境外法人持股38.77%,股权结构相对均衡和多元化。由此可见,深度混合所有制已为上市银行带来红利。
3. 负债比重与经营绩效正相关。银行业的一大独特之处就在于其从事的主要工作内容为“借短贷长”,吸收公众存款并以此为基础,投资到其他项目,获取贷款利息和借款利息之间的差价,负债越多,可对外投资的资金就有越多,经营绩效相应提高。
4. 核心资本充足率与经营绩效负相关,支持了原假设。这主要是因为核心资本充足率越高说明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越多,附属资本越少,而通过发行以长期金融债券为代表的附属资本可以扩大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进而扩大对外放贷或投资的规模,提高经营绩效。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某些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汤燕娜(2008)认为第一大股东性质、股权集中度对银行的经营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而本文认为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呈曲线关系;单沛君(2010)认为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其获利能力越强,而本文认为核心资本充足率与经营绩效负相关。本文与前人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以上学者研究时所用大多是2007年以前的数据,而本文引用的是2010 ~ 2012年的数据,在这两个不同的时间段里,资本市场、国家政策可能都发生了变化,造成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因素也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