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关怀（共12篇）
人文社会关怀 篇1
所谓社会公共事件是指单一或一系列连续发生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引起不同层面社会群体关注的事件。社会公共事件由个人或群体引起, 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道德等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因此, 绝大多数社会公共事件都具有新闻价值, 是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社会公共事件一经发生, 就会引起各类媒体的关注、报道。因为社会公共事件的当事人是具体个人或某些群体, 媒体如何报道社会公共事件会影响到相关个人或群体的切身利益, 所以, 媒体在报道社会公共事件时应当以人为本, 要充分理解和尊重人、人性, 要以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为报道主旨, 也就是说, 作为一种涉及人和人性的事件性报道形式, 社会公共事件报道必须注重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 是对人存在和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关注、探索和解答。确切地说, 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 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解放与自由的追求。”[1]作为一种关注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思想, 人文关怀与人的生存、幸福与全面发展等息息相关。当下, 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和结构转型的过程之中, 各种各样社会公共事件的发生呈井喷之势, 且具有突发性、复杂性、破坏性等特点。在介入、报道这些社会公共事件时, 各类媒介表现不一, 有些媒体的报道充满人文关怀, 有些媒体的报道则缺失人文关怀。
一、社会公共事件报道人文关怀缺失的表征
当前, 有些媒体在报道社会公共事件时人文关怀严重缺失, 主要表现为:
(一) 不注重挖掘事件背后的人性, 笔墨停留在血腥、灾难、痛苦、暴力等场景上
对于社会公共事件的报道应该充满人文关怀, 也就是说在报道社会公共事件时不能满足于对社会公共事件表象的绘声绘色的描摹上, 而应该去深度挖掘事件背后蕴含的人性, 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 通过对事件的报道来肯定人的价值、讴歌人的生命。受众在接受充溢人文关怀的社会公共事件报道时就能够得到精神的净化和灵魂的陶冶。然而, 当下一些媒体在进行社会公共事件报道时既不注重挖掘事件背后的人性, 也不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 而是把笔墨过多集中在诸如血腥、灾难、痛苦、暴力等场面的煽情性描写上。
这类肆意呈现血腥、灾难、痛苦、暴力等场面的社会公共事件报道还为数不少。譬如2010年3月23日早晨, 福建南平市发生震惊国内外的“3·23南平校园凶杀案”, 一些媒体将所有焦点集中在杀童话题上, 诸多报道通过活灵活现的细节描写来对当时犯罪嫌疑人行凶场面进行情景再现。“3·23南平校园凶杀案”被一些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看过相关报道的全国各地众多的学生家长都变得人心惶惶, 整天提心吊胆。这类肆意呈现血腥、灾难、痛苦、暴力等场面的社会公共事件报道虽然能够对受众进行感官上的刺激, 满足某些受众不健康的心理需求。然而, 因为它们没有挖掘事件背后的人性, 无法通过对事件的报道来肯定人的生命、人的价值, 从而不能够通过报道事件对受众进行精神的净化和灵魂的陶冶, 不仅不能创造任何社会效益, 反而会污染人的精神和灵魂, 带给社会和受众的只是无尽的负能量。
(二) 不尊重事件当事人, 忽视当事人的表达权和受访意愿
社会公共事件的报道在采访、写作、编辑等各个阶段都应当体现人文关怀。作为社会公共事件报道的主体, 记者和编辑应该以人为本, 尊重事件参与者、受访者、接受者, 理解和尊重人性, 尊重事件当事人的表达权和受访意愿。“一些涉及采访对象个人权益的采访报道, 要注意尊重对方的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等。”[2]
社会公共事件往往复杂多变, 涉及多个个人或群体的利益。在多方利益相互对峙时, 人们一般是趋利避害的, 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时常常会陈述于己有利的观点而故意隐藏或者忽略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因此, 在进行社会公共事件报道时, 记者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当事人、受访者, 让他们都有充分陈述客观事实和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在现实社会当中, 有些媒体往往不能做到平衡报道。一些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忽视, 他们的利益诉求也难觅表达的机会。
为了采访到独家新闻或者防止漏稿, 进行社会公共事件报道的记者往往开足马力, 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去获取新闻素材。他们经常对事件的当事人和相关人采取穷追猛打的暴力型采访方式, 这种暴力型采访方式可能让记者获取一些颇具新闻价值的独家猛料。然而, 这种不顾一切的采访方式忽视了事件当事人及相关人的受访意愿, 并且可能侵犯他们的个人隐私, 甚至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私人生活。这是一种缺失人文关怀的采访方式。然而, 这类缺乏人文关怀的采访在当下并不少见, 一旦有什么蛛丝马迹, 记者们就闻风而动, 速度堪比火箭。譬如, 在2011年10月13日的“小悦悦事件”发生后, 一些媒体记者为了采访到陈贤妹更多事迹, 对其进行牛皮糖式的采访。虽然陈贤妹和家人屡次明确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 很多记者依然我行我素跟踪报道。媒体在想尽量满足受众需求的时候干扰了陈贤妹家人、房东、邻居的正常生活秩序, 记者们这种“敬业精神”是以破坏别人的正常生活为代价的。
二、社会公共事件报道中人文关怀缺失的原因
当下, 有些媒体在报道公共事件时, 人文关怀严重缺失。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 原因比较复杂。概括起来说,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媒体、记者之间竞争过于激烈
当下, 中国各类媒体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竞争激发了中国媒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也引发了一些媒体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为了吸引受众眼球, 一些媒体经常剑走偏锋。这些媒体为了迎合某些受众的低级趣味和猎奇心态, 不注重人文关怀, 把笔墨过多停留在血腥、灾难、痛苦、暴力等场面的描写上, 博取新闻噱头。当下, 记者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为了采访到自己看中的新闻素材, 他们常常会忽视当事人及相关人的受访意愿, 有时甚至肆无忌惮侵犯别人的隐私。在他们的辞典里, 根本没有尊重和理解这两个词汇, 人文关怀也经常被束之高阁。“事实上, 对人文关怀理念的追求不仅是新闻媒体成功发展制胜的法宝, 也是新闻媒体适应时代需求和赢得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3]
(二) 媒体工作者人文主义素养的匮乏
当下一些媒体对社会公共事件报道缺失人文关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媒体工作者人文主义素养的匮乏。“人文主义是指社会价值倾向于对人个性的关怀, 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的体现, 注重维护人性尊严, 提倡宽容, 反对暴力的一种哲学思潮或世界观。”[4]作为社会公共事件的传播者, 媒体工作者应该具有人文主义素养。如果新闻工作者具有较高的人文主义素养, 在报道社会公共事件时就会自觉地以人为本, 以人为先, 关怀人性, 尊重人的生命与尊严, 在从事新闻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处处体现人文关怀。因为一些媒体工作者人文主义素养的匮乏, 他们在从事社会公共事件的报道时就可能有意或者无意缺失人文关怀, 置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于不顾, 唯名利是图, 辜负自己作为新闻工作者所应肩负的使命与责任。
(三) 报道社会公共事件经验和技术的缺乏
一些媒体报道社会公共事件缺失人文关怀, 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媒体有意哗众取宠, 而是因为他们的记者、编辑缺乏报道社会公共事件经验、技术导致的必然结果。譬如一些摄影记者在参与社会性公共事件的报道时, 力求拍摄到所有细节, 用煽情性的照片去渲染极端情绪, 从而刺激受众的心理。“媒体公布这些画面不仅没有考虑被拍摄者的尊严与隐私, 没有体现出对生命的关怀, 更没有考虑观看者的感受。”[5]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进入深水期, 社会公共性事件会越来越频发。然而, 国内媒体的一些报道社会公共事件的记者并没有应对社会公共事件的丰富经验。有些报道社会公共事件的记者只是刚刚毕业的“新手”, 他们的采编技术尚不成熟, 常常在报道中顾此失彼, 捉襟见肘, 有心而无力, 在报道过程中没有自觉的人文意识, 不能够充分理解和尊重人性。
三、解决当前人文关怀缺失的措施
社会公共事件牵涉各个阶层人们的利益, 与他们的生活、尊严、价值息息相关。因此, 社会公共事件的报道必须具有人文关怀。当下, 解决社会公共事件报道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社会公共事件报道要规避人文关怀的缺失可以采取如下的切实措施:
(一) 主管部门、同行、受众加强监督
在中国, 要解决社会公共事件报道人文关怀缺失这一问题, 媒体主管部门对相关媒体加强监督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行政性措施。媒体主管部门应该激浊扬清, 敦促媒体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们要制定具体措施促使媒体避免对社会公共事件进行炒作, 对肆意呈现血腥、灾难、痛苦、暴力等场面的媒介进行警示。作为专业人士, 媒体人最清楚如何规避人文关怀缺失的现象。媒体人之间相互监督本身虽然不具备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强制力, 只是一种舆论监督。然而, 这种专业性的舆论监督对媒体和媒体人有着强大的精神压力, 促使媒体和媒体人在报道社会公共事件时自觉地考虑人文关怀。当然, 作为新闻的接受者, 受众有权且有责任对社会公共事件的报道进行监督。受众的监督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他们可以“用脚投票”, 拒绝接受缺失人文关怀的有关报道。
(二) 培养媒体工作者的人文主义素养
如前文所述, 当下一些媒体的社会公共事件报道人文关怀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工作者人文主义素养的匮乏。因此, 解决当前社会公共事件报道人文关怀缺失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提高媒体工作者的人文主义素质。也就是说, 必须对媒体工作者进行人文主义精神的教育, 培养他们以人为本, 关注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思想, 促使他们形成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的价值观。媒体可以通过岗前培训、请专家讲座和送相关记者、编辑进修等方式来提高从事社会公共事件报道媒体工作者的人文主义素养。
(三) 改进记者、编辑的采访、写作、编辑技巧
为避免人文关怀缺失, 进行社会公共事件报道的记者、编辑需要改进自己的采访、写作、编辑技巧, 在客观、真实等标准的基础上, 将人文关怀有机地融入报道之中。在客观、公正报道客观事件的同时, 媒体人要尊重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层面, 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采访社会公共事件时, 不能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不择手段, 不应被任何利益和利益集团所左右, 要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予以充分的同情, 最大限度地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空间。“题材的选取和叙述方式上, 要体现一种全新的平民视角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用最大的兼容性去考虑最大多数观众的需求。”[6]
记者采访时要尊重事件当事人, 尊重当事人的表达权和受访意愿, 不能侵犯事件当事人的个人隐私, 不能影响事件当事人正常的私人生活, 不能采取穷追猛打的暴力型采访方式。在写作社会公共事件的报道时, 要力戒主观臆断, 但也不能采用镜子式“有闻必录”的写作方式。社会公共事件的写作要有人情味, 要付出一份人文关怀, 字里行间应该流露出关怀、悲天悯人之情, 在真实客观报道事件的同时, 自觉地心存人文意识, 充分理解和尊重人性。对于社会公共事件的编辑也应当以人文关怀为基础, 不要编发缺失人文关怀的稿件。稿件配发的新闻照片当然也应该体现人文关怀。一些表现血腥、灾难、痛苦、暴力等的图片应当做淡化处理, 对于事件中未成年人的图片应当打马赛克。
我国正处于社会公共事件的多发期。在报道公众广为关注的社会公共事件时, 有些媒体的报道人文关怀严重缺失。社会公共事件报道中人文关怀缺失的原因很多且比较复杂。社会公共事件牵涉各个阶层人们的利益, 与人的生活、尊严、价值等息息相关, 对于它们的报道必须具有人文关怀。因此, 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当下社会公共事件报道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
摘要：社会公共事件与人们的生活、尊严、发展息息相关。一些媒体在报道社会性公共事件时, 人文关怀严重缺失, 缺失的原因比较复杂。社会、媒体、受众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社会公共事件报道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公共事件,人文关怀,缺失
参考文献
[1]杨涯人, 邹交维.论人文关怀的文化内涵[J].学习与探索, 2008 (2) :47.
[2]罗以澄.新闻采访学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324.
[3]苑书文, 贺向东.人文关怀:新闻媒体的理念追求[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5) :166.
[4]刘庆财.世界文化知识精华一本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21.
[5]陈力丹.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 (第二版)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227.
[6]张梦新, 周志平.人文关怀:媒体传播的新理念[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2 (6) :49.
人文社会关怀 篇2
—试论律师职业的人文关怀与司法正义
【前言】
2009年7月10日起，重庆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当地黑帮组织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被认为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类似行动中规模最大的。龚刚模等34人的涉黑案被称为重庆“打黑第一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但是随后，由此引出的李庄案，即重庆“黑老大”龚刚模原辩护律师李庄，因涉嫌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证言、引诱证人作伪证等被提起公诉一案。更是引发全社会，尤其是中国法律界关于法治、律师职业道德和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等问题的诸多讨论。在查阅多方资料报道，对李庄案案情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后，下面就简单谈谈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看法及思考。
【关键词】人文关怀 律师职业道德 刑诉权利保障 程序公证 司法正义
一、律师职业的人文关怀。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理解的“律师职业的人文关怀”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指律师自身应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第二，是指社会各界，尤其是国家司法机关对律师权利的认可与保护。两个层面，分别体现了律师位于主、客体地位时，涉及的律师职业人文关怀问题。
“律师是吸着人类伤口活下去的百害无益的害虫。”这是托马斯*莫尔在其著作《乌托邦》里对于律师形象的定义。当然，莫尔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在探讨律师职业道德素养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律师职业的起源。
众所周知，律师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律师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人发展了复杂的成文法典以及诉讼制度，尤其是以辩护人制度为代表的辩护人制度。古罗马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辩护人，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自然法学派创始人西塞罗。
《律师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常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是法律赋予律师的职责。个人认为，律师作为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职业团体，应该自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及司法实践经验全力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关而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当事人一方。所以，律师自身不能将自身的从事的职业简单地定义为一种谋生的工作手段，不能将自己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为雇主与被雇佣者。而更应该具有一种对于当事人的人文关怀，因为当事人获得怎样的权利、承担怎样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权利及承担义务这些都与律师的法庭表现密切相关的。联系到李庄案，我们暂时不讨论司法机关程序是否正当的问题，单就李庄本身“够黑、人傻、钱多、速来”的短信，多次以案件辩护需要为由多次向龚刚模家属索要明显超出正常诉讼代理费用范畴高额费用，以及和法院达成暗中交易为了换取缓刑在二审法庭撤回一审上诉请求表现。其自身“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职业操守可见一斑。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以及丰富司法实践经验不能成为律师蔑视法律、趁当事人为难极力索取钱财的资本，否则注定因律师职业道德的缺失而迷失自己，沦为受人鄙夷“法界流氓”。
纵观李庄案的发展过程，除了中国的律师界传出不同声音外，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李庄持否定态度并加以批判。这也引起了法律界对于律师，尤其是刑诉律师权利保护问题的讨论。法学界、律师界早先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代理人伪证罪的第306条有所批评。条款仅针对辩护人与诉讼代理人（一般为律师），这被认为是歧视。且“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语句较为笼统，令改变证人证言的案件律师均有可能被指控。假如李庄作伪证属实，那么他是违反律师执业规定还是构成犯罪值得商榷。而且，在李庄被捕后不久，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首先开始大幅度报道李庄案，使事件掀起了舆论波澜。尤其是中青报首篇报道《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更是招致评论人士的批评，认为文章未审先判、为案件定性，影响司法程序。无疑，在这种社会大气候下，律师的权利的认可与保护捉襟见肘，体现了当前中国法治文化的薄弱。如果不能给予律师，尤其是刑诉律师应有的权利保护，那么我们凭什么让律师群体毫无后顾之忧地维护当事人权利？我们拿什么证明中国法治建设进程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该怎样缩小我国与西方民主法治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这不仅是对我们的国家政府机关的提问，更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思考的问题，因为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与努力。
二、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防线，要使这道防线经得住考验，首先必须保证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民主国家已经普遍采用的一项宪法原则和法治原则，已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作用。
“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要想法的正义女神真正做到维护人间正义，程序正义是应有之义！
反观李庄案中公检法机关及警方的行为，不禁让人对其处理案件的程序正义正当性产生怀疑。以下分别列述。
第一，办案效率出奇，创造“重庆速度”。2009年12月12日李庄被刑事拘留，13日批捕，20日检方公诉，30日开庭审理。李庄案一审立案到判决历时仅28天，庭审至判决仅8天。这么短暂的时间里，根本无法保证李庄的辩护律师无法与其充分沟通与分析案情。这其中，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及江北区人民检察院的表现很难让人信服，坊间纷纷猜测江北区司法机关的司法独立是否受到行政力量的压力与干涉。
第二，司法程序特殊，反常现象频出。嫌疑人检举自己的辩护律师、二审证人出庭作证达6人之多、警察作为刑事审判证人、被告人认罪而辩护人仍作无罪辩护、辩护词对控方所有33份证据一一辩护驳斥，这些在中国刑事审判中都是极为罕见的甚至是先例。除此之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生的特殊问题还有：一审7位控方证人均未出庭，证言是证人被拘留状态下作出，辩护律师无法接触控方证人；漏罪案之立案在原案二审结束之前；被告方关于当地有利益关系的机构回避与异地审理的要求被驳回；律师未正常行使阅卷权、会见权、调查权等；重庆司法官员可能涉嫌与李庄做不对等的地下交易；有关部门要求辩护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和“不纠缠细节”。这么多不正常的问题的存在，李庄案的司法程序正义自然很难让人信服，无法保证程序正义那么司法公正注定只能是一种奢望。
第三，公诉机关犯低级错误，混淆法律与道德界限。检察院等公诉机关在法庭公诉时只能针对被告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控诉，而不能涉及法律之外的道德问题。这是公诉机关应该遵循的基本公诉原则。然而在李庄案一审庭审最后一轮辩论时，公诉人首次声称李庄曾免费嫖宿，李庄对此予以否认并称其诽谤。随后“李庄嫖宿”的照片被张贴于网络论坛，然而此后有人发现照片多处疑点：“李庄嫖宿”的照片系其他照片修改而成。***倒台以后，龚刚模的弟弟龚刚华向媒体公开承认自己在重庆当局的压力下诬陷李庄嫖娼。稍稍业余的表现反映我们的公诉机关的业务水平及职业精神亟待提高。
第四，行政力量干预司法实践，政府法治观念淡薄。回顾李庄案的整个司法处理过程，再结合***当政时期重庆地区司法机关现状，明显可以看出政府行政力量对于李庄案施加的压力与影响。司法独立是西方分权理论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宪法原则与法治原则。但由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起步较晚、人民宪政观念薄弱、官员本位主义作风浓厚等因素，司法独立的程度仍旧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结合到李庄案本身，其中重庆市司法官员可能涉嫌与李庄达成不对等地下交易，有关部门要求辩护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和“不纠缠细节”等情况明显存在行政力量干预司法独立的影子。这反映出我国的法治进程任重而道远！结语
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社会发展图景中法治中国建设必然是应有之义，我们希望生活在法治文明高度发达、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护、司法真正独立公正的社会。在这其中，需要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法律人的努力！希望自己能够不失本心，永远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自己的职业信条，让灵魂在法治的荣光中得到净化。【结语】
坚持人文关怀 篇3
陕汽控股总经理袁宏明接受《汽车观察》杂志采访时表示，陕汽多年来以一直在坚持发扬当初提出的“德”文化，通过输出卓越产品和服务，一直为创建中国卡车司机生态文明而做着各种努力。
A=Automotive Observer
Y=Yuan Hongming 袁宏明A ： 一年一度的“ 中国卡车司机节”已经举办了六届，这个节日由陕汽首倡并举办，为什么陕汽能坚持下来做卡车司机节？
Y：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卡车司机群体，1300万的数字足以让整个世界震惊。他们十分辛苦，也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难以被外界所熟知，甚而时时成为交通肇事中的舆论弱势群体。
七年来，陕汽通过首家发布《中国卡车司机生存现状蓝皮书》、举办首届“中国卡车司机节”、发布行业首个“陕汽重卡客户关怀工程”、发起征集首个《中国卡车司机之歌--海阔天空》以及赞助中国首个“全国超级卡车越野大赛”等等一系列活动，让这1300万人及他们的家人在7年来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与内心。
无论经济环境如何变化，无论卡车市场如何变化，陕汽都将倡导行业将关怀行动坚持到底。正是陕汽的这种坚持，中国卡车司机的社会地位也因此获得不断的提升。在这种坚持下，陕汽重卡的营销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产销业绩从2007年初的 3万辆成功进入10 万辆产销平台。
今年前8个月，虽然经济的走低导致市场低位运行，但陕汽重卡市场份额强势增长，保持了自卸车销量第一，天然气重卡行业领先，专用车增长率第一等良好业绩。
A：在此次卡车司机上陕汽推出了德龙新M3000，这款车有什么特点？与之前相比有哪些改进？
Y：德龙新M3000是结合当下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卡车司机逐渐趋于年轻化而进行的全面升级。是陕汽在深入挖掘用户需求基础上，以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客户经营全过程两大领域核心价值为依托开发的轻量经济型重卡。
相比旧款产品，德龙新M3000进行了欧洲轻量化设计，自重更轻，实现更低油耗和气耗，自重更低，实现了多拉快跑。
在智能化方面也树立了新标杆，例如车队管理优化方案、贷管理升级方案、行车服务创新方案等，依托天行健车联网服务系统，可大幅降低运输成本，增加收益，提高车辆、驾驶员和货物安全。
在服务方面，陕汽已树立了“6F” 立体大服务目标，打造“全生命周期” 及主动预防与快速响应并重的贴心服务体系。
人文社会关怀 篇4
何为文化?美国社会学家David Popenoe对文化作了如下的定义:文化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就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 它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 人们通过观查和接受其他成员的教育而学到其所在社会的文化。所以, 从某种角度上说, 文化对于人类就如同本能对于动物, 是指导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要推广出去, 就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与传播手段, 使其大众化和社会化。
如何阐述新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引如德国科学赫尔曼·哈肯的学说——《协同学》。协同学认为, 自然界是有许多子系统组织起来的统一体, 子系统就称为小系统, 统一体则称为大系统。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们互相作用, 形成了相对平衡的结构。旧的平衡结构向新的结构转变有一定的规律。协同学就是以这些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 试图找一个对系统自发形成其支配作用的原理。这对新闻传播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文化的核心在于“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 (1) 所以我们可以把协同学作为研究新闻与文化关系的一个特定视角。
在《传媒协同发展论》 (2) 一书中, 作者阐述了传媒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关系:1.物质文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传媒的物质基础, 传媒的高速发展需要物质文明作保证。2.精神文明为传媒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作为精神文明重要成果之一的科学技术, 则是提升媒介表现力与影响力的关键性因素, 直接改变传媒, 进而改变社会。3.政治文明为传媒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说,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新闻文化, 其实就是社会文化的底蕴的体现。健康的, 向上的新闻文化, 可以引导社会文化有序的, 平稳的。积极地发展;庸俗的、低下的新闻文化则会阻碍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二、社会新闻中人文精神缺失的表征与原因
社会新闻, 是涉及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社会风貌的报道, 尤以社会道德伦理为基础放映社会风尚的新闻为主。近些年来, 在中国, 社会新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热点。然而, 处在现今这个激烈的社会转型期, 社会新闻渐渐呈现出了诸多人文精神缺失的现象:
1. 新闻报道失真。
有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 或是对新闻素材调查取证不足, 或是直接炮制假新闻。例如2007年北京电视台做出的“纸做的包子”的报道。
2. 新闻庸俗化。
有些媒体在报道时故意渲染、夸张, 或是追求暴力色情, 或是热衷追星, 对名人隐私进行不良炒作。例如“杨丽娟追星事件”。
3. 新闻的负面化。
新闻的负面化指的是新闻报道鼓励了不该鼓励的, 赞许了不该赞许的, 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2007年各个媒体对所谓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缺乏理性的分析。
社会新闻出现这些人文精神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根据协同学理论来说, 造成社会新闻异化是系统失衡的结果。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 也就是一个旧的平衡系统向新的系统转变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期之中, 新闻媒介往往遇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互矛盾的境况, 新闻这个子系统内部的平衡结构出现了紊乱。而文化这个大系统和其内部的其他小系统也因为转型出现了失衡现象, 整个社会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等出现了错位。社会新闻的“迷失”现象反映的既是新闻传媒子系统内部失衡的表现, 也是文化大系统在转型、变革中失衡的表现。
2.商业化使新闻走向庸俗、媚俗, 和文化底蕴的缺失。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进程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进行的。传媒被推向了市场, 广告成为了其主要收入。继而报纸开始扩版, 地区性新闻也逐渐增多了。然而, 一个地区的新闻资源是有限的, 为了填塞版面, 一些未经证实的, 不实的, 甚至是虚假的新闻报道登上了报纸。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电视媒体上。
3.新闻媒体迎合受众的不良需求而导致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人们的好奇心, 对新鲜事物的追寻, 追求娱乐和刺激都是出于本能的, 是自然的。在利益和竞争的驱动下, 媒体对于发挥其社会责任和传播文化而言, 更感兴趣的是获利得多少。而最能赢得受众的是直接给与其感官上的刺激, 满足其娱乐的需求。然而媒体获得了一时的热度, 却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4. 某些从事新闻业务的人员素质不高也是造成社会新闻异化的原因。
有些记者和编导为了个人的荣誉和经济利益, 编造炮制假新闻, 假照片。向前面提到的“纸做包子”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从根本上讲, 这些人的价值观在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些变化当然也反映在期报道的新闻之中, 也传递给了受众。
三、对策和建议
要应对在转型期社会新闻出现的诸多人文精神缺失现象, 需要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向上的文化精神状态加以引导。根据协同学理论, 大系统发挥其决定性作用, 来促使子系统进行调整。这种发挥调整作用的文化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精神实质就是体现为对人自身的关注和尊重, 尤其是对人的心灵、精神、情感的关注和尊重。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传播工具和最佳载体, 理应“情为民所系”, 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3)
具体说来, 应对措施有:
1. 增强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 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一句话, 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
2. 调节媒体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间的关系。
新闻媒体要适应商业化的浪潮, 要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 取得最大的商业化利益。然而, 媒体也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 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陷入低俗、媚俗的泥沼中。
3. 新闻媒体既要满足受众的需求, 也要正确引导受众。
新闻媒体要以受众为本位, 服务于大众, 但同时也要履行其传播主流文化, 引导正确舆论导向的作用, 提倡科学的精神, 要引导受众朝向正确信息需求和娱乐需求。
4. 提高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素质水平。
著名报人普利策曾指出:正义、勇气、公理和悲悯, 是我们尊奉的最高原则。新闻工作者就是应当有这种新闻职业素养, 而且应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具备人文关怀精神。
注释
1 [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年第一版第8页
2 张晓锋, 王新杰:《传媒协同发展论》,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26页
人文关怀 篇5
而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人道主义立场，尊重人情人性，在新闻采访、制作等一系列环节中，都要把人作为主体，有利于受访者或受众利益的应该为之。新闻报道缺乏人文关怀的表现： 1事实叙述令人伤心。
有些媒体，在交代和表达新闻事实的内容角度。用语等方面都严重伤害了新闻当事人和受众的感情。实例：小悦悦事件
在此次事件中，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小悦悦的父母了。在南方电视台《今日最新闻》和《米线社区》的新闻画面中一度出现两位哭泣的镜头，特别是作为母亲，曲女士曾敲打自己，长跪不起。然而，我们的记者却一遍又一遍地提问为什么没有看管好孩子甚至是事发几天后还有记者问她当天的情形，这无异于再次揭开别人的伤疤，在其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曲女士表示已经不愿意回忆当天的情形。如果不愿开口就不要进行采访，强行采访不但得不到好的效果，还会对受访者造成极大的心灵伤害。
另外，对陈贤妹老人的采访也有失人文关怀。一是媒体过度采访。陈贤妹本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农家妇女，老人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有一天会上电视，甚至成为“名人”。尽管这位连普通话都不会讲的阿婆表示，“这只是件小事情，我当时只想帮一下，没有想太多，没什么好讲的。”但多处画面中可以发现，她在接电话的同时，还在众媒体的包围当中，一支支话筒还在对着她。她自己都向记者表示这已经干扰到她和家人的正常生活。为了回避采访，她的儿子刚把她接回清远老家，第二天又被政府“请”回赶去接受颁奖
二是媒体不当评论。有人质疑她三拒政府慰问金的目的是想出名。当有记者问她是否是炒作之举，这位老人表情很茫然，没有回答上来，或许不识字的老人根本不知道炒作是什么意思，但记者们却给这位老人贴上了“莫须有”的标签。对于这样的采访，我们的记者不仅没有换位意识，还可能对老人心理上产生一定程度的伤害。
此外，我们还经常看到这样的叙述：多少多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盲流”被遣返；多少多少卖水果、卖臭豆腐的小摊小贩被取缔……叙述中往往存在着对这些民工和小摊贩们过多的批评，过度的贬损，对一些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时不得已采取的行动或本身就略显粗暴的行为，不加选择和解释就一味叫好式地进行报道。其结果是很容易引起新闻当事人和受众的感和不满。当然，新闻报道应该对过多涌入城市的农民进行引导，应该支持主管部门的正当的执法行为，但在体现这些报道思想的同时，不能忽视对这些民工和小摊贩的关注，不应该使用鄙夷的语气，而应该具有人文关怀的情感，应该想到一些落后地区的农民，以及城市下岗职工生活的艰难，应该想到他们也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然后再做出适当的叙述。画面展示上令人揪心。
包括照片、电视在内的“画面展示”，具有形象生动真实的他点。但就在这些画面的展示中一些记者忽视了人文关怀，发布了不该发布的画面。事例：
图为报道3月4日吉林长春偷车贼掐死婴儿事件中，婴儿母亲得知孩子死亡的消息，痛苦下跪的画面。煽情式报道不仅让观众非常揪心，新闻的播出也给被害人造成了二次伤害。
图为商丘信访局长贪腐案件中的新闻视频截图，画面不加马赛克就直接呈现在受众面前。完全不考虑画面的呈现是否妥当
上图为小悦悦事件中，小悦悦被车碾压的画面，《今日一线》完全不加马赛克的血腥画面让电视机前观看的孩子或者是未成年人会作何感想？ 批评议论上令人寒心
批评稿件，评论文章等在内的在写作时应该充分考虑所针对的不同对象。事件：炒作五道杠少年黄艺博
在五道杠少年黄艺博爆红网络时，一些媒体利用这一事件大加炒作，完全不顾及事件的主人公是一个孩子，也从未想过他们的报道方式对这个孩子未来的发展造成的影响，例如东方卫视的新闻标题为《五道杠少年黄艺博遭身后同学翻白眼鄙视》。下面附上一篇《燕赵都市报》的报道《商家竞卖“五道杠” 老师称家长官瘾大过孩子》。新闻回放
近日，一名佩戴“五道杠”的少年在网络上走红，浑身上下散发出的“领导气质”令人瞠目。据报道：这位名叫黄艺博(下图，网络照片)的少年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年仅13岁的他目前已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并将其近3000元稿费和变卖废品赚来的零花钱都用在资助与看望孤寡老人上。随新闻报道配发的还有黄艺博当选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后，佩戴“五道杠”在总队部阅读文件、与同事合影的图片。
黄艺博的父母介绍，儿子上网只关注国内外新闻大事，从不玩游戏；对民生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夫妻俩，有的见解连他们都觉得吃惊；黄艺博的理想是“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于孩子这些与其他少年完全不同的爱好，父亲黄宏章很淡定，“这些习惯和兴趣都不是我们有意培养的，孩子的天性占了主动权。我们只是为这些天性提供合适的土壤。” 我省多地出售“五道杠”
“五道杠”少年的报道见诸媒体后，黄艺博佩戴的五道杠迅速风靡，一些卖家马上跟风出售。
“神器！！五道杠！少先队总大队长标志，霸气外露，晃瞎你的双眼！火爆预定中！记住，不是所有的队长都能成为五道杠！”这是我省承德一卖家在淘宝上发布的产品信息，记者发现，石家庄、保定、衡水等地均有卖家出售“五道杠”。价格从3、4元到10多元不等。
记者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第十三条看到，小队由5至13人组成，设正副小队长。中队由两个以上的小队组成，成立中队委员会，由3至7人组成。大队由两个以上的中队组成，成立大队委员会，由7至13人组成。最高级别只有“三道杠”。
武汉方面解释说，在区、市两级设立总队，并建立相应的“四道杠”、“五道杠”，是武汉市的创举。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工作人员近日也表示，目前少先队中最高只有“三道杠”的大队长，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五道杠”的总队长是否会禁止，还在研究中。。。
对于小学校园“官气弥漫”、“官迷盛行”的情况，一些教育界人士表示，这些在成年人人际关系中也是庸俗的东西，在孩子里有市场很是悲哀。家长应当正确引导孩子，不要让纯洁天真的孩子过早染上市侩气，减少利益驱动和功利色彩，也许孩子们的干部能还原纯净本色。家长应该鼓励敢于竞争的勇气。但要告诉孩子，官职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要勇于担当，引导孩子把权力转化为对责任的认识。
而这样的报道对孩子无疑造成了较大的心理伤害，不久后便引起主流媒体对报道方式的反思，而后转变了报道方式，将批评议论的矛头不是对准孩子，而是关注其背后的原因。不再给孩子贴标签，而是还原一个孩子原本的多面的形象。下面附上楚天都市报的报道《武汉“五道杠”少年黄艺博:有点委屈但不怨恨任何人》
五道杠少年遭受网络暴力 恶搞过后到底诅咒了谁
楚天都市报讯 记者罗欣
昨日，武汉市召开第六次少代会，由于已是初中生，黄艺博的武汉市少先队副总队长的职务将自然卸免，他将告别“五道杠”的少先队袖章。
5月初，13岁的湖北华一寄宿学校初一学生黄艺博，因为几张佩戴“五道杠”袖章的照片、一篇博客文章及作文，以及部分媒体对其“两三岁看《新闻联播》，7岁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的描述，被网友贴上了“官样”、“官腔”等标签，遭遇了一些指责。
5月30日，黄艺博在经历这一事件后首度直面媒体，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十二三岁的我，与周总理小时候一样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一些人误解我，是因为不了解我，这很正常。”黄艺博
“有一点委屈，但挫折也是动力”
挠脑袋、呵呵笑、看到陌生老师进来时会紧张„„在与记者两个半小时的交流中，黄艺博阳光开朗，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13岁的孩子的自然状态，只是讲话较同龄人更有逻辑、表达更流畅。
时间倒回至5月2日。当天中午，黄艺博打开电脑，登录QQ，看看有没有朋友留言。“消息栏突然蹦出许多要加我为好友的信息，大概有几百条，看都看不过来。”黄艺博回忆说，“有的信息备注为“黄总，终于找到你了”，让我很惊讶。”
接下来的一周，网上关于黄艺博的消息铺天盖地。不过，他觉得自己当时的心态还比较正常。“我也看到了网络上很多人PS我的照片，有的还很有趣呢。”黄艺博说，只是因为此事，父母很难过，他还常安慰父母。
“我有一点委屈，但不怨恨任何人。”谈到这里，黄艺博很平静，“我很喜欢老子的“上善若水”那句话。怨恨别人，反而会让自己的心情变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历史上的铁木真，遭遇的苦难才算多。跟他比起来，我这算不了什么。挫折也是动力。”
“我大多数时候就跟其他同学一样”
“我小时候也看童话书、科普书、动画片啊。”黄艺博不明白，一些人为何断章取义，“刚开始看《新闻联播》，我是跟着父母的爱好一起看，还有央视、凤凰卫视的好多节目也看呀。我识字后，父母就给我看报纸，《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只是其中的部分报纸。”
至于那几张被议论为“派头像领导”的照片，黄艺博解释：“做不同的事情时，人的状态和行为也是不一样的。难道学生干部在开会时不该端正严肃吗？我照相时习惯那样，但我也有开怀大笑的时候啊。大多数时候就跟其他同学一样。”
有人质疑那些带有“官腔”的博文和作文，是其父亲代笔，黄艺博为父亲叫屈，“那是我自己写的，父母帮忙作了修改。”他说，自己以前读史时看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话就很喜欢，就放到了博客里。那篇诗歌《我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奇迹》，他也作了说明，“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的确是我写的。这里面的“我”其实是指“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独一无
二、有个性的。我想通过这首诗表达我是个自信的男孩，并不是想说“我是王者”。”
“还有人说我一去做好人好事就有报道，是作秀。”说起这些，黄艺博有点着急：“最开始去看望孤寡老人，是因为父亲教育我要爱周围的人。那时我才上二年级，可关于我做这类事情的报道，大概是到了四年级才有的，并非为了要上报纸才去做好事。今后，我还会坚持做善事。”
“小孩一定要天真、蹦蹦跳跳才算正常吗？”
“十二三岁的我，与周总理小时候一样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有什么不对？”黄艺博说，他很想呼吁“我们这代人”都努力，使祖国变得更强大，“我的理想常随着阅读的书中的人物而改变。小时候我很想当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后来又想做杨利伟叔叔那样的宇航员„„理想会随年龄和认识而变化，但我将来一定会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有人指责父母的教育方式有错，我很难过。父母从小并没有强迫我非要怎么样，他们只是引导我，我并没有觉得压抑或者不开心。”黄艺博笑了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难道我非要对游戏、玩乐感兴趣才算正常吗？说实话，我以前也玩游戏啊，但后来我觉得玩游戏很浪费时间、容易让人沉迷网络，才不玩的。小孩子就必须天真、蹦蹦跳跳才算正常吗？”
黄艺博坦言，自己也有不足，比如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般都是中上等左右，“但我不灰心，我会继续努力。”
师生评说
同学：他有副热心肠
“黄艺博并不是网上说的那样。他平时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思考问题更深一些。”华一寄宿学校七（4）班学生朱竞晖，对关于黄艺博的负面传言感到不满，“他有副热心肠，乐于助人，班上同学很喜欢他。他是学校初一年级学生会主席，他知识渊博，能以理服人。”
老师：成熟但不世故
在语文老师许文涛眼里，黄艺博比同龄人更加成熟、稳重，但并非世故，“他只是不吵闹、不调皮，不犯一些其他孩子易犯的低级错误。”许文涛说，黄艺博总是很乐观积极地看待问题。
校长：严格自我要求
该校校长黄恒忠说，黄艺博是未成年人，应该给他和他的同龄人营造一个充满阳光的成长环境。“90后”本来就应该是个性张扬、活力无限的一代，黄艺博热爱国学历史，关心军事政治，严格自我要求，这是难能可贵的。
4交流对话上令人痛心
（南州对杨武采访。张少刚那个节目）这本应是记者或主持人与采访对象的情感沟通心灵交流，洋溢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关怀，然而现实中总有一些主持人站在居高临下的角度上，看待一切，这是缺乏平等平等尊重的新闻报道，不仅达不到新闻采访应有的作用，反而会大打折扣，有损媒体在公众中的形象。
事例：2011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刊发了《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 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的独家新闻。报道中记者“你太懦弱了”的发问，以及后来媒体报道中频频引用的“最窝囊丈夫”的称谓，求职节目《非你莫属》“学历门”事件，节目中主持人张绍刚遇到一个法国留学归来的留学生郭杰，现场考评后疑似其学历造假。张绍刚在节目中几次提到打假，并在求职者郭杰因压力晕倒时问道：“你是在演戏嘛？”主持人张绍刚在节目中扮演的不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者的形象，而是俨然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审判者，对郭杰留下了非常大的心理创伤。不管这一幕是不是炒作，在节目中，主持人这样的对话交流方式是非常不妥的。隐私报道缺乏慎重
近年来，由于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体走进市场进行激烈竞争的同时，他们也为争夺读者，争相关注市民隐私，尤其是“名人”隐私，使得公民隐私受侵害。事例：例如许多电视新闻中报道刑事案件时，在报道抓捕嫌疑人的画面时，应该为嫌疑人打上马赛克，而在许多报道中都没有注意这一点。
在报道举报王海剑被举报的两名武警医院护士时，报纸用大标题刊载她们的照片，并注明名字，完全不考虑两名护士的人生安全。
历史反思和人文关怀 篇6
1.激情与桎梏
在导演处女作《红高梁》中，张艺谋通过刻画一群敢爱敢恨、大生大死，活得痛快、舒展的人，迫不及待地唱响了生命的赞歌。张艺谋认为，人首先要按人性最原始的需求那样热火朝天、有滋有味地活着，然后再谈活着的意义。在张艺谋的早期电影中，人性更多指的是生命的本能和欲望。
《红高粱》里有一个“超越善恶的惊人构思”，那就是“我爷爷”余占鳌可能是杀死九儿丈夫的罪犯，可以说这是一种原始的甚至带有野蛮意味的生存、占有本能。但为什么不会影响我们感受那种生命的激情呢?原因在于张艺谋对故事以及历史进行“疏离”的处理。在电影中，无论是抢亲还是抗日，历史已经被完全架空，从而演变成一段道听途说的传奇。(图1)
为了营造这种传奇感，张艺谋保留了小说中对“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口吻。《红高梁》里“我爷爷”那些声嘶力竭的歌唱，只有恶作剧式的狂放和豪情，而没有了穿透历史的沧桑与辛酸。
红高梁、高梁酒是影片精神的具象代表。张艺谋赋予酿酒仪式化的表演过程，也赋予高粱酒血液一样的颜色。高粱酒代表生命的传承、人性的喷薄，这同西方“酒神文化”所代表的狂欢、自由、抛却束缚、回归原始的精神不谋而合。这是张艺谋刻意为之，还是东西方文化“殊途同归”的暗合?的确是个有趣的事情。
影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除了像《红高粱》那样正面地展现生命的激情外，张艺谋还善于从反面阐释桎梏中的激情。《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这方面的佳作。
《菊豆》演绎了一场生命本能被压抑、被扭曲、被扼杀的悲剧，展现出封建宗族制观念和世俗伦理对人性的磨灭，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悲剧一代代上演的宿命。
《大红灯笼高高挂》延续了对传统批判的态度，颂莲从一个年轻的知识女性沦落到只会与人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妻妾，由一个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一个捍卫者，成为这个制度本身的一部分。
影片的结尾，在亲眼目睹了三姨太被杀后，颂莲疯了。她反复念叨的那句“你们杀人”，如同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一样，具有极大的震撼和警示力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对历史反思和人性的关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2.困顿与温暖
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张艺谋把人性的关怀从生命的本能和欲望转向为人的尊严与价值，从酣畅淋漓的火热宣扬变为对弱势群体含情脉脉的温暖注视。秋菊因为村长踢伤了自己的丈夫而没有“给个说法”，一直从村里告到县里，再告到了市法院。故事本身就是维护人性的范例。
若将影片内涵进行更深层的探讨，我们会发现，《秋菊打官司》触及了道德和法律二者之间的孰对孰错，以及人在法、理之间应该作何选择。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秋菊茫然不知所措的特写，她的本意只想在道德层面讨个说法，最后却把救过自己的恩人送到了拘留所。秋菊的茫然，正是我们的困惑。(图2)
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拍摄于1997年。那年，美国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公映，引起了“万人空巷”的惊人效果。这时的张艺谋选择拍摄两部清新动人的小制作，来关注人的精神家园，一定程度上消解娱乐化文化侵袭。《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讲的都是乡村小学老师的故事，表达的也都是人性的温暖和执著。《一个都不能少》中，魏敏芝为了一个学生都不能少的诺言，只身一人来到城里找学生。其间经历的种种磨难，在后来做电视节目时一并爆发出来，泪如雨下。虽然她一开始的行为动机是为了几十元钱的代课费，但到了影片最后已经不见了钱的踪影，进而转变成她对学生真挚的感情。(图3)
《山楂树之恋》表现出张艺谋的镜头始终是敏锐温暖的。2010年，随着一档叫作《非诚勿扰》的相亲节目的走红，各种打着相亲旗号的娱乐节目如潮水般涌向全国荧屏，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相亲的爱情速食时代。闪婚闪离让人们愈发感叹真爱难寻。在一片浮躁声中，张艺谋适时举起了“史上最纯爱情”的大旗，拍摄了电影《山楂树之恋》，让观众的心再次被他感动、被他温暖。张艺谋对社会、对民众，对人性的关注和关怀，体现了一个艺术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图4)
3.柔软与坚韧
张艺谋的一系列作品，从影片主题、故事构成、演员戏份、拍摄手法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明显地感受到他的艺术天平倾向于女性一方，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外表美貌、性格刚强，在所处的男权社会中靠不停地反抗来坚持自我的性格。影片《红高梁》和《菊豆》中的“我奶奶”和菊豆，都在花容正茂时由于家庭贫寒而嫁到了有钱人家。而那些“当权者”不仅身体上有残疾，精神上更是不健全。影片中的女主人公都绝不屈服于现状，果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并且是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我奶奶”在接亲的轿子里主动向“我爷爷”伸出秀脚，开启了一段爱情的传奇。
女性不仅在爱情观上占据上风，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上，张艺谋影片中的女性形象也体现出极强的果敢和坚定。影片《红高粱》中，“我奶奶”挽留烧酒作坊伙计们的一场戏，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观点。
影片《菊豆》中，菊豆和杨天青两人几次试图向命运抗争，都是由菊豆发起的。由此，张艺谋对女性的倾向显而易见。(图5)
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张艺谋对女性的偏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影像构图上，男主人公不是在画面的边缘，就是给一个模糊的大全景，人们始终没有看清他的脸；而女主人公颂莲在中近景时，脸部镜头永远都是正面构图。
情节上，主线是颂莲进入陈府后，如何一步步地卷入妻妾的勾心斗角之中。从影片中我们看到的颂莲是愚蠢多于心计，会因一时气愤而剪掉二太太的耳朵；会假装怀孕来骗取老爷的宠爱；会一时走嘴说出三太太的私情，都是何等的愚蠢。然而她却是陈府中唯一喊出“杀人”真相的人。可见，种种安排都是为了表现女主人公颂莲在妻妾成群、勾心斗角的封建家庭内部，人性中存留的一份自我与纯真，也是为了美化颂莲的女性形象。
影片《秋菊打官司》是纪实化的作品。秋菊的丈夫被村长踢伤却敢怒不敢言。秋菊身为一个农妇，不满村长的态度，一路从村里告到了市里。在这里，男性不仅在身体上是受害者，精神上更是一个懦者。秋菊则一次次地挺着大肚子，义无反顾地“要一个说法”，女性的倔强、坚定、勇敢表露无遗。
影片《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表现出张艺谋的创作心理逐渐趋于平和，影片中的女性形象也温和了许多，但女性还是处于中心地位。《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已不再是秩序的反抗者，她倔强地维护着“一个都不能少”的诺言。
《我的父亲母亲》是对纯美爱情的一种回忆、一种印象，招娣对于爱情本性的执着，使她与骆老师之间的爱，纯美得没有杂念。在历史的残酷时期，时代的力量也退居到爱情之后。(图组6)
人文社会关怀 篇7
什么是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从国外学术界植入的一个概念, 起源于14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是作为欧洲中世纪神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要求把人、人性从封建神学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提倡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解放;它强调人的意义、价值和尊严, 特别关心贴近人的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
我国的学者在提到“人文关怀”一词时, 大多引用俞金吾先生的阐述:“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 (2) 简单来说, 人文关怀就是要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 要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也就是说, 人文关怀的焦点在于“人”。在新闻活动中, 这个“人”不仅包括新闻事件涉及的人, 也应当包括读者。人文关怀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传播观, 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要尊重、关心和贴近群众, 又是对受众本位的回归, 要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 满足受众需求。人文关怀正日益成为一种内在的尺度, 衡量着传播效果, 指导着新闻实践。在新闻报道中融入人文关怀, 是媒体赢得受众尊重的重要前提, 也是媒体所必须具备的社会责任之一。
社会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缺失的表现
在社会新闻报道中, 既要给予新闻报道对象充分的人文关怀, 尊重其隐私, 照顾其情感, 关注社会中的人的生存状况、生活环境、精神需求等方面;又要满足受众需求, 充分考虑受众真正的深层次的需求。然而, 在最能体现人文关怀的社会新闻报道中, 人文关怀缺失的现象却大量存在。一方面, 对于新闻中的人缺乏深层次的关怀、尊重与爱护;另一方面, 对于受众, 不能满足其深层次的精神需求。
对于新闻中的人, 大量的社会新闻报道关注到了其生存状态, 但是没有关注到人的思想情感、尊严、价值等精神方面;关注其表面, 却不重视其内心。无论是在采访过程中还是在报道作品当中, 有意无意地对某些群体表现出一种不平等、有偏见、不尊重的意味。
对弱势群体的不平等。弱势群体的具体构成大体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失业者、贫困者、下岗职工、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弱势群体是社会新闻报道的一大重点。媒体虽然对弱势群体的命运和遭遇给予了关注, 却没有实现真正的关心、爱护与尊重。一些采访和报道中媒体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潜意识中的歧视, 将弱势群体放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 或者有意无意扮演一个施与帮助的角色对其颐指气使 (如过度描绘残疾人的生理缺陷, 对下岗工人的批评, 要求受资助者多次表达感谢等) , 或者刻意强调负面信息中弱势群体的身份 (如对农民工、城市流浪人员与暴力、犯罪等负面新闻关联的过度渲染) , 还有对弱势群体称呼交流时的不礼貌 (如将精神病患者称作“疯子”) , 这都是对弱势群体的不尊重、不平等与不公正的表现。
关注弱势群体, 不仅仅是把镜头对准他们而已。报道弱势群体的目的, 是真实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 引起大家的关注, 从而对他们进行帮助, 解决其生活中的问题, 改善并提高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水平。而许多记者, 只是把他们作为新闻素材, 并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 主观地认为对方就应该配合自己的报道, 或者想当然地过度报道对方面临的困境, 而忽视了他们的心理感受、精神尊严等。
对边缘化群体的偏见。边缘化是一个抽象的说法, 也就是非中心、非主流, 或者说被主流 (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主流经济……) 所排斥、所不包容。如同性恋、变性人、艾滋病患者等群体。社会新闻中对这些群体的报道, 多是以一种猎奇的眼光进行审视, 关注其不同于主流群体的地方, 却不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需求, 甚至带有严重的偏见, 刻意渲染放大这种不同, 将其视为异类、变态。
通过对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一年时间内中新网社会新闻频道 (中新网是一家专业的新闻网站, 由于依托于中新社, 中新网的新闻来自中新社采编的新闻、各地日报晚报都市报刊登的新闻、还有一些网站的新闻等, 新闻来源丰富且正规, 作为样本库有较强的覆盖面。如果选取一家报纸则可能受到报纸风格的影响使结果不具代表性) 。中关于“同性恋”的新闻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同性恋的新闻共34篇, 除去6篇只是提及“同性恋”这个词汇、1篇为动物同性恋报道之外, 关于“同性恋”的27篇报道中只有3篇为同性恋主体庆祝活动、同性恋婚礼及同性恋情侣的中性报道, 其余均为与色情淫秽 (7篇) 、抢劫 (6篇) 、艾滋病 (3篇) 、诈骗 (2篇) 、绑架 (1篇) 、杀人 (1篇) 、捉奸 (1篇) 、强奸 (1篇) 、勒索 (1篇) 、盗窃 (1篇) 等相关的负面报道。
由此可见, 在对这个群体进行报道时, 选取的角度大多为负面的信息, 对其面临的生存压力、内心情感方面的报道少之又少。而在负面事件发生的时候, 却刻意强调事件当中人的同性恋的身份, 将这种身份与负面事件关联起来。这一方面是对边缘化群体的偏见的流露, 另一方面也向受众呈现了边缘化群体的一个负面的形象, 使得其更不为主流人群所接受和包容, 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些边缘化群体的生存压力。
对个人隐私的不尊重。社会新闻报道中披露新闻当事人个人情感、生理、家庭或生活经历等各个方面的隐私, 对受资助者、中奖者等个人信息资料的泄露等行为, 可能会对其个人生活、工作、形象、名誉、心理甚至生命安全造成损害和威胁, 是对个人隐私的不尊重和侵犯。如邓玉娇一案, 媒体前前后后的报道将邓玉娇的出生背景、父母、成长经历等个人情况都放到公众的面前, 判决以后, 邓玉娇详细的工作地址和薪金也都刊登出来。虽然有些个人信息对于新闻本身有重要价值, 但是这样将邓玉娇完全透明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会对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然而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 这种个人隐私的披露却大量存在, 往往一个新闻人物出现, 很快有关这个人物的一切信息都会变得公开透明。虽然作为新闻工作者, 需要及时满足受众的求知欲, 尽可能地提供受众想要了解的信息,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就有权利报道一切可以采集到的信息。涉及个人隐私方面的信息, 必须经过当事人同意才能予以报道。甚至应该充分考虑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 在报道过程中主动保护个人隐私, 这样才能体现新闻报道者的人文关怀。
对受众, 社会新闻报道普遍只重视受众生理感官上的需求, 而不考虑其情感、审美等深层次的需求。
在媒体市场化运作的今天, 传媒界使出浑身解数研究受众的喜好, 为其量身打造各种讯息。社会新闻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 充斥着大量离奇的、骇人听闻的报道。事件、标题、图片等极具刺激性, 充分迎合着受众的口味和猎奇心理, 满足其窥视欲和好奇心。这样做看似满足了受众的需要, 然而, 这并不是真正的受众本位。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认为, 受众收看新闻是为了获得或早或迟的两种补偿:即时性补偿和延时性补偿。前者是当下的心理需求, 主要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和好奇心理, 而后者则主要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是一种延迟的持续性的需求。人文关怀就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很多社会新闻只考虑刺激人的感官, 却忽视了受众在审美、情感、道德、价值观等方面深层次的精神需求。
社会新闻中对惨剧和离奇事件过度的展现描绘甚至刻意渲染, 选取触目惊心的图片, 对惨状、稀有事件的细致刻画, 让受众产生害怕、恶心、呕吐等反感的情绪和反应。这是只考虑受众的猎奇心理, 却忽视了受众的情感接受能力和审美需求。如广州日报一则《女子患怪病身长蛇皮脚如炭治愈率极低》 (3) 新闻中, 配发了病状的大特写图片, 文中极尽细致地描述了病状:嘴巴张开合不上, 露出牙齿, 手指溃烂弯曲, 左脚黑漆漆的, 表面上又干又黑、又红又肿并且霉烂, 脚趾骨已经坏死。而且还用蛇皮焦炭等比喻来使病状更加形象化。记者将惨状离奇地展现给读者, 这无可厚非, 但是刻意将血腥、惊悚、凄惨的画面突出, 在描述中加入过多的修饰甚至夸大, 让人觉得恐怖恶心, 就有违新闻的初衷了。还有一些社会新闻报道中媒体对悲剧的冷漠甚至调侃的态度让受众在心理情感和社会道德上难以接受。例如对交通事故的报道中, 危及生命的车祸, 竟然出现“拥吻” (4) “叠罗汉” (5) 这样调侃的词语。记者面对这种悲惨遭遇的场景, 采用这种故意搞笑的语气进行报道, 既是对生命的漠视, 也是对受众道德的轻蔑。受众感受不到媒体面对悲剧发生时应有的同情与关怀, 反而看到了媒体的冷漠与过分渲染。当下的社会新闻报道, 惊悚的标题和血淋淋的图片, 让人有种“不忍卒读”的感觉。
社会新闻面对的是社会大众, 是日常生活中的市民, 而不是口味特别的少数群体。社会新闻应当符合一般人的心理、情感接受能力和道德价值观。社会大众包括老弱妇孺, 社会新闻一味地追求色情、暴力、血腥、夸张、离奇, 却没有考虑对女性受众的心理情感、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只是为了市场利益而把受众当成消费者, 而没有真正把受众放在本位, 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
结语
对新闻中的人关注而不关心, 对受众一味迎合而不尊重, 社会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缺失的这些表现, 虽然很多是当前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在新闻报道中的体现, 并不能将所有问题仅仅归结于新闻媒体, 但是新闻媒体自身也需要深刻反思。媒体不能仅仅把自己看做是信息传递者, 把每天发生的事如实转述给公众即可, 媒体除担当传声筒之外, 还要承担更多的功能。新闻媒体作为最有力的文化载体, 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毫无疑问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人类最主要的文化传播方式, 始终处于社会文化最敏感的前端。如果媒体对社会群体和个人给予充分的人文关怀, 尊重弱势群体, 消除社会偏见, 倡导公平、平等的理念, 关心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实现, 真正做到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 这样就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有利于整个社会平等、公平、互相尊重关怀的实现。媒体影响着这个社会的思考方式和文化观念, 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必须始终贯穿人文关怀的精神, 成为时代进步精神的积淀者和弘扬者。
摘要：人文关怀是近年来我国新闻界颇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一方面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和研究, 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也越来越重视在报道中体现人文关怀, 尤其是在民生新闻和灾难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做得越来越好。但是在社会新闻报道中, 人文关怀缺失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本文从人文关怀的含义出发, 对我国社会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缺失的一些表现进行了批评, 以引起新闻工作者的反思。
关键词：社会新闻,人文关怀,以人为本,受众本位
参考文献
[1].黄琼:《人文关怀:给社会新闻注入持久的生命力》,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7 (2) 。
[2].郑岩:《用人文精神引领新闻文化发展的思考》, 《新闻界》, 2007 (4) 。
人文社会关怀 篇8
1寓人文关怀于特定群体管理
人文关怀在社会管理中得以彰显, 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流动人口、特殊人群、弱势群体的管理和服务,寓人文关怀于特定群体管理。
1.1健全流动人口的人性化管理体制
随着社会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的数量日益增加。 流动人口为流向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诸多难题。 着力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的人性化管理体制,是实现人口管理中人文关怀的重要路径。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拓宽流动人口管理思路。 及时了解流动人口的困境和需求,切实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就业、 医疗、社会保障等实际问题,逐步实现城市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实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待遇。 第二,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剥离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附加利益,并与多种改革和措施配套,逐步实现户籍和社会保障的分离, 实现流动人口和当地人口享有同等待遇。
1.2健全特殊人群常态化的管控机制
在社会管理的视野中, 特殊人群是社会矛盾高发的重点群体,对其管理和服务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健全特殊人群常态化的管控机制是凸显社会管理中人文关怀的重要方面。
第一,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转变思维,积极探索管理和服务路径。 不仅开展全面排查,了解摸清特殊群体的基本情况, 将其纳入社会管理的范围,还要开展专项排查,就社会某一时期的棘手管理问题进行专项排查,制定相关管理政策。 第二,创新思路,完善管理组织体制。 针对社会改造回归人群,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有针对性地做好就业安置、服务管理工作。 要设置专门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其组织体系和组织网络,发挥其协调组织职能对特殊群体进行管理。
1.3健全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援助体制
社会管理过程中,关注和保护如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健全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援助体制, 有力凸显社会管理中的人文关怀。
第一,建立健全救助制度,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社会救助制度坚持救急和帮助相结合,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不仅要解决弱势群体临时性、突发性生活困难,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还要关注弱势群体法律地位边缘化问题,建立健全法律救助制度,满足弱势群体的法律诉求,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 第二,实施情感管理,化解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 要带着深厚的感情进行管理,将温暖送到弱势群体的身边,切实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困难。 在情感上同情弱势群体,在行动上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在心理上支持弱势群体,帮助弱势群体走出生活困境和心理困境。
2寓人文关怀于基层社会管理
基层社区是联系群众的桥梁,是服务社会的前沿窗口。 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在基层社区,社会稳定的根基也在基层社区。 寓人文关怀于基层社会管理,就是要把人力、物力、财力更多地投到基层社区,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尤其要加强农村基层文化生活服务建设和加强城市社区人文关怀服务建设。
2.1加强农村基层文化生活服务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我国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加速,但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 比如农村基层的文化生活简单乏味,社会风气不正,思想道德建设滞后,基础文化设施不完善等。 因此,必须加强农村基层文化生活服务建设,体现对农村基层群众的人文关怀。
一方面,不断完善农村基层公益性居民文化设施。 坚持贯彻和落实国家的文化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文化基础设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拓宽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渠道;还要充分利用农村书屋、文化站等现有的文化活动设施,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科普、娱乐等活动。 另一方面,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围绕农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关于“三农”的基本政策问题,坚持解决农民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提升农村基层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2.2加强城市社区人文关怀服务建设
每一个社区都是一个小社会, 社区作为基层群众与党政部门沟通的纽带,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 加强城市社区人文关怀服务建设,是凸显社会管理中人文关怀的突破口。
一方面,转变观念,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构建社区和政府双向互动的管理机制。 要切实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切实解决社区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管理理念要实现从控制、强制到沟通、服务的转变,努力构建“小政府”、“大社区”的现代管理体系。 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帮助社区发展公益事业,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另一方面,培养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意识。 社区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服务居民,建设和谐社区。 社区发展靠大家,只有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管理,才能实现社区发展与居民发展的互动。 要尊重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鼓励居民的参与,倾听居民关于构建和谐社区的意见,落实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使广大居民共享社区服务建设的成果。
摘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彰显人文关怀。本文主要从寓人文关怀于特定群体管理和寓人文关怀于基层社会管理着手,分析社会管理中彰显人文关怀的实现路径。
人文社会关怀 篇9
然而对事件的情景再现并不意味着纪实摄影只是机械简单而缺乏思想深度的记录, 事实上, 操纵图像的概念在纪实摄影中十分重要, 因为在画面中呈现什么完全取决于摄影师们的决定。例如, 在照片中的文字内容 (宣传语、广告语等) 会增加它的信息量。因此, 拍摄的视角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何更加清晰地传送信息对摄影师来说是一大挑战。如果一位摄影师正为一支革命的游行示威队伍拍摄照片, 摄像机的角度和位置会决定照片最终呈现的信息状况。
在美国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期间, FSA (美国农业安全局) 的摄影师们通过自己的照片回馈社会。他们的座右铭就像是博蒙特·纽荷尔 (Beaumont Newhall) 坚持的那样:“不是去告知我们, 而是去感动我们。”那些摄影师希望政府能够受照片的触动而向那些被完全忽视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因此, 他们决定开始用同一种风格拍照,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纪实摄影”。
一、时代背景
20世纪20年代, 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短暂的柯立芝繁荣 (一种虚假繁荣) , 美国证券市场掀起投机狂潮, 人们都像着魔了一样幻想通过购买股票一夜暴富。然而疯狂的股票投机终于带来巨大的经济灾难。1929年10月24日, 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急转直下, 随即引发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经济大萧条。这场空前的经济危机整整持续了五年, 直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推出“新政”, 经济状况才得到一定改善。几乎与此同时, 20世纪30年代, 美国大平原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荒漠化。
“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 南部大平原被毁的草地达到35%, 共计3300万英亩。到20世纪30年代, 生态平衡已濒临崩溃, 而30年代的干旱则加速了这一过程。……仅在大平原南部, 2000多万英亩的良田变得沟壑纵横, 仅1935年流失的土壤就达到8.5亿吨。农场大量破产, 多数家庭只能靠举债度日。……1933年, 在大平原地区约440万人口中依靠救济生活的比例, 远远超过11.3%这一全国平均数。”
二、运动进行
(一) FSA为何物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和中部农业区干旱的出现, 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因素, 使得美国大平原地区出现严重饥荒, 从而导致农民不得不向西迁移。“大约有4万个家庭、16.5万人离开了这里, 大平原成为该时期美国唯一的人口负增长地区。”
罗斯福政府针对这一问题, 在“新政”中增设“ (农业部) 移民安置局”以解决农场工人、佃农、逃离饱受沙尘暴与干旱摧残的大平原的国内移民以及小农的经济问题, 这一机构在1935年更名为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 简称即FSA (Farmer Security Association) 。
(二) FSA纪实摄影运动为何物
FSA先后雇用了30余名摄影师, 他们在罗伊·斯特莱克的领导下, 把农村贫民窟的悲惨情况拍摄下来, 同时拍摄一些有钱的美国人在迈阿密度假的情况, 作为两种生活方式的鲜明对比。这便是美国摄影史上著名的FSA摄影纪实运动。然而在1942年, FSA计划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终止, 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为后来的反战和新闻纪实摄影提供了经验。
“1942年, FSA计划因世界大战而结束, 总计有27.2万张照片收录国会图书馆档案。这一批照片代表的是纪实摄影史珍贵的典藏作品, 至今仍然被学生、研究人员、编辑和历史学者使用着。”
(三) FSA的摄影师们
多萝西亚·兰格 (Dorothea Lange, 1895~1965) 是FSA的摄影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 也是唯一的女性摄影家。美国著名的摄影史学家——哈蒙德·纽霍尔所写的《摄影巨匠们》一书中, 只出现了一位女摄影家——兰格。被称为摄影巨人的斯泰肯称赞她是“古往今来, 成就最高、最伟大的纪实摄影家”。这充分说明了兰格在摄影史上的地位。她的成就正是因为她将人文主义的社会关怀带入FSA小组。她用最诚挚的怜悯深入被摄者的内心, 故其作品常常引发社会的同情心。她的带反光镜的照相机, 往往能捕捉到被摄者瞬间却又意味深长的表情。其代表作有《季节工母亲》《等待救济的人》《北得克萨斯, 星期天早晨》等。“她的照片传播一种情感型的写实主义, 那就是面对苦难时个人的力量、人格与尊严。”
阿瑟·罗斯坦 (Arthur Rothstein, 1915~1985) 是FSA创作指导者罗伊·斯特赖克以前的学生, 他也是罗伊第一个雇用的摄影师。他在FSA养成了他之后50年摄影生涯的风格。他说:“我现在从事的摄影工作是我当时拍摄的纪实摄影的自然发展。我学会了做事件的目击者, 并以敏锐而智慧的方式报道人与环境的关联性。”他拍摄的《沙尘暴》《泛白的牛头骨》《亚特莉亚·班朵夫》等作品都体现出深入贫民窟一线的特点, 其人文关怀从作品深厚的故事感中流露。
沃克·埃文森 (Walker Evans, 1903~1975) 是FSA摄影风格的塑造者。他使用的是8英寸×10英寸照相机, 用直接、正面的视角体现出诚实、直白和真实的风格。他表现出冷静敏锐的写实主义风格, 故常常被认为过于严峻, 却能通过特定题材和被摄对象体现出其普遍性。其代表作品有《佃农家庭》等。“直接正面的角度往往成了他的特色, 这也造成他使用的8英寸×10英寸照相机对焦玻璃上几何图案和谨慎安排的构成细节。”
除却以上所列举摄影家, 卡尔·迈登斯、罗塞尔·李等人也用自己的作品为FSA纪实摄影运动中的人文关怀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影响
(一) 农村与移民生活
FSA最初命名为移民安置局, 于1935年才更名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即 (美国) 农业安全管理局。顾名思义, 这场纪实摄影运动从最初发起时便针对饱受经济危机摧残而被迫移民的人们, 并试图运用影像的力量反映移民和佃农的悲惨生活状况, 从而引起各界关注以便集结社会力量改善移民生活和农业生产。而在诸多关注移民与佃农的作品中, 多罗西娅·兰格的《季节工母亲》 (又名《移民的母亲》) 是其中最伟大的一幅, “对我来说它就是农业安全管理局的代表作。其他的作品虽然精彩, 然而唯独它最特别”, 罗伊·莱特斯克这样评价它。兰格回忆拍摄的过程时说:
“这个饥饿绝望的母亲像磁铁般吸引我向她走去。我记不得是如何向她说明来意, 却永远记得她一句话都没问我……她说他们一直靠附近野地里的蔬菜和孩子们抓回来的野鸟果腹。她卖掉车子的轮胎买食物。她坐在倾斜的帐篷边, 孩子依偎在她身边。她觉得我的照片可能帮得了她, 所以她也帮我忙。”
1936年3月, 她在加利福尼亚的尼波莫谷移居营, 遇到了这位满面愁容的母亲, 她刚刚失去了丈夫, 带着7个孩子, 靠摘豌豆为生。兰格只和她交谈了10分钟, 但她所拍摄的这幅照引起了整个国家的关注和兰格在社会纪实摄影方面的突出成就。
兰格是个个子小却坚强的女性, 小儿麻痹症使她走路有一点跛。自身的残疾, 使她更能体恤别人的痛苦, 更能接近拍摄对象。兰格走遍了美国的22个州, 拍摄了许多反映大迁徙悲壮场景的照片。她拍摄了接受救济的人、睡在失业救济所外面无家可归的人、各种各样为生活所困的人。兰格以其女性特有的温情关爱注视世界, 关心和同情不幸者的遭遇, 这种对劳动者的同情心和“不可抑止的崇拜”在她的照片中始终如一地流露出来。但是, 兰格以她的智慧以及对复杂事件、环境、人物性格的有效把握摆脱了过分的多愁善感。虽然她的照片非常感性, 但是她一直试图让观看照片的人对作品中人物感同身受, 引起共鸣。所以有评论家说:“她的作品展现的不仅是人们沮丧和环境的恶劣, 更是反映了人们被不幸事件所激发出来的坚韧与勇敢。”这样的人文关怀比单纯的感性的同情要有力量得多, 它才真正起到了改善社会现状的作用。
相比之下, 沃克·埃文森的作品则略带阴冷色彩。1935年至1937年, 埃文森受聘于FSA, 前往农业中心的南部地区进行拍摄, 记录了大量关于农村结构、农民现状和以黑人为主的小作坊的劳动生活。埃文森不加渲染的环境纪实风格, 使其赢得了“问题摄影家”的称号。他用最直白、真实、冷静的视角去体现移民和佃农们的不幸, 这样的作品批判性强, 不像兰格的作品一样“动之以情”, 而更多的是“晓之以理”。这里谈到的“理”便是每张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苦难的丰富细节, 如《阿拉巴马的儿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张作品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信息量极大, 从小孩脏兮兮的衣物到地上破损木板, 再到人物表情和地面上破旧的椅子, 画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贫民窟里人们生活的苦难, 以特定场景折射出普遍现象。
(二) 媒体行业
新闻出版领域一直紧随时代的脚步, 当FSA的作品起到了改善社会的卓越作用时, 新闻传播领域也嗅到了以人文关怀为本质精神的纪实摄影的发展气息。一部分FSA的摄影师后供职于《生活》杂志, 他们沿袭了FSA的风格, 也使得纪实摄影人文关怀的特点得到很好的继承和更广泛的传播。
1936年, 亨利·卢斯 (Henry Luce) 正式创立《生活》杂志, 将其定位为新闻摄影纪实杂志, 后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道杂志, 代表着新闻报道摄影史上的一代辉煌。其创刊宗旨是“看见生活、看见世界” (To see life;see the world) 。其前身是1883年在纽约市曼哈顿发行的幽默周刊, 发行社就叫做生活出版社 (Life Publishing Company) 。而新的《生活》第一次为美国带来了“图片报道 (Photojournalism) ”的概念, 图片在刊物中所占空间和地位第一次和文字平起平坐。而采用组照的报道形式 (Photo Essay“摄影文章”) 是《生活》的特色, 也成为至今摄影报道的主要方式。这在相当程度上, 得益于对FSA纪实手法和德国新闻报道摄影经验的综合借鉴。
《生活》杂志主要的摄影家有玛格丽特·伯克-怀特 (Margaret Bourke White, 1940~1971) 、阿尔费雷德 (Alfred Eisenstaedt, 1898~1995) 、卡尔·迈登斯 (Carl Mydans, 1907~2004) 、霍华德·苏修雷克 (Howard Sochurek, 1925~) 等人。他们拍摄的题材广泛, 有工业发展和城市生活的图景, 也有对战争残酷的全面揭示, 甚至还有对儿童以及著名人物的表现。
玛格丽特的《肯塔基州的洪水》展现出一种有趣的反讽, 背景宣传画中人们高贵奢侈的生活、洋溢着幸福的脸庞以及宣传语“World’s highest standard of living” (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与地面上衣着寒酸、满面愁容的排队等待救济品的人们形成鲜明对比。这与FSA成员阿瑟·罗斯坦最著名的作品《亚特利亚·班朵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图中的黑人女孩倚着木屋的窗子往外看。虽然木屋十分简陋甚至破旧, 但女孩极富尊严的神态使她看起来“好像尼罗河的女王”。这与木屋墙上张贴的报纸上广告中那位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白种女人形成强烈反差。女人手中捧着一大盘食物, 广告说的是“你的面包师提供给你诱人的各种面包!”
“这张照片的特别之处是它结合了两个图像的特征——就像这张广告——与照片中其他组成要素, 而创造出第三种效果。你先看到女孩, 这是第一层效果, 你再看到广告, 而有了第二层效果, 第三效果则在你同时注意到两个影像, 并且体会出其中的反讽时出现。”这类反讽经常性地出现在以FSA为代表的纪实摄影中, 在批判现实社会贫富差异过大、社会分配不合理的同时, 试图利用影像的力量去唤醒政府和上层社会, 让他们关注社会底层, 从而将人文关怀的感性认知转化为社会福利等物化措施。
而《生活》杂志后期罗伯特·卡帕等人的反战风格鲜明的战地摄影更是将人文主义关怀发挥到极致。在战争中, 与战双方尤其是他们的人民都是被害者。用影像展现战争的残忍、血腥和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无情摧残, 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展现战争图景, 在一切都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情况下, 人文关怀为这些照片注入了灵魂。
如果说《生活》杂志刚好填补了FSA结束后纪实摄影的空白, 那么普利策奖和荷赛奖则以新闻报道水平评比为名, 在评选出代表最高水准的新闻摄影的同时, 关注人, 关注人在社会中、在世界环境下的状态。尤其是荷赛奖中突发事件的摄影作品, 往往展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有评论员说:“荷赛奖的原始内核就是人文关怀。”
在当代的媒体界, 报道摄影依旧以纪实摄影为主, 可以说自从FSA纪实摄影运动以来, 纪实摄影的风格便被奠定, 发展到今天, 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流派。纪实摄影家们有了自己的发展和创新, 然而万变不离其宗, 其人文关怀的精神内核永远存在于每一张纪实摄影的作品中。
(三) 战争
1941年, 多萝西亚·兰格被授予“国根海姆奖金 (Guggenheim Fellowships) ”, 以表彰她在摄影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珍珠港事件之后, 她放弃了这份荣誉, 而是去记录被迫驱散, 聚集在美国的西海岸, 受到“战时指挥中心 (War Relocation Authority, 简称WRA) ”管制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的生活。她拍摄了军队对日裔美国人的集中、被遣往临时集中区或曼赞纳集中营。对很多观察者来说, 她那幅日裔女孩们在被送往集中营前向美国旗帜宣誓的照片, 无疑是对那个时代政策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实行逮捕, 并且不给他们任何申诉的机会。然而因她的战争照片批判性过强, 当时的军队将这些照片扣押下来。
兰格绝不是深入战争一线的唯一一位FSA摄影家, 卡尔·迈登斯在“二战”期间, 与军队深度接触, 并且从国际视野全方位展现了“二战”图景。卡尔·迈登斯作为FSA的成员, 几乎在同一时间加入《生活》杂志。从1938年起, 他与妻子谢莉·迈登斯 (Shelley Mydans) 搭档, 拍摄了大量关于“二战”的优秀作品。他的著名照片有日本福井的地震、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等。
卡尔·迈登斯夫妇是《生活》杂志第一对夫妻档。1941年, 卡尔与同为记者的妻子一同被派往中国重庆。卡尔负责拍摄, 妻子则为卡尔拍摄的图片做好一切文字记录。那一年的重庆照片, 80%出自卡尔之手。二战期间, 卡尔夫妇开启了他们的“漂泊生活”。首先他们被派往战火笼罩的欧洲, 接着是亚洲, 其中途经瑞典、芬兰、葡萄牙、意大利、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地区, 行程几万公里。1949年他们的女儿雪莉诞生后, 他们带着女儿在日本、苏联和英国分别居住了几年时间, 才回到美国。
2009年初, 一组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老照片, 开始在我国一些知名网站论坛流传。照片中清晰可见:白色硝烟弥漫的渝中半岛、遭日机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沿江而上层层叠叠的民居、做苦力的纤夫、黄包车夫……。“这是目前为止内容最丰富、图片最清晰、摄影水平最高的一组重庆抗战照片, 堪称战时重庆的‘百科全书’。”
重庆红岩联线博物馆、重庆社科院、重庆市档案馆等研究重庆历史的专家在浏览照片后, 无不惊讶地表示。专家指出, 其中97%的照片属于首次曝光,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这批图片右下角, 每张均有“LIFE”字样, 标志着这些照片来源于美国《生活》杂志。
二战时期, 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 受到西方媒体的瞩目。当时, 《生活》杂志在重庆设立记者站, 并派出杂志创刊后的第一对“夫妻档”:卡尔·迈登斯 (Carl Mydans) 夫妇, 以及玛格丽特·伯克·怀特 (Margaret Bourke White) 、杰克·威尔斯 (Jack Wiles) 等多位摄影师, 前往战火笼罩的重庆。1941至1945年, 他们以新闻记者的敏锐视角, 用当时尚未批量生产的高级相机, 为战时重庆留下大量珍贵照片。
另外, 迈登斯与一位名叫麦克阿瑟的将军的故事引起关注。这名将军性格温和, 常常被认为不那么具有将军风范, 但迈登斯为拍出其铁血形象, 不惜在将军与士兵们讨论战事时几番烦扰, 最终激怒了麦克阿瑟将军, 从而抓拍下极富神韵与特色的将军特写。
“二战”是全人类的灾难, 战事发生时, 很少能腾出空来关注他人, 而不是先保全自身安全。FSA和《生活》杂志的纪实摄影家们秉承心中人文关怀的信念, 巧妙运用手中的技术, 为世界记录一个时代的记忆。
四、结语
“纪实摄影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景象。它反映现在, 但为将来作纪实。它的焦点是人与人的关系。它记录人们在工作中、战争中和娱乐中的行为, 或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 四季中, 甚至一年中周而复始的活动。它描写人类的各种制度——家庭、教堂、政府、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工会。它不仅展现他们的表面形象, 同时还刻意揭示人们的活动方式, 以及影响人类行为的方式。它涉及工作方法、工作者之间的互相依赖, 以及被雇佣者与雇佣者之间的互相依赖……”多萝西亚·兰格曾这样说, 她的这段话展现了纪实摄影的本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 纪实摄影用影像展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而FSA作为纪实摄影的代表将其内核完整展现。FSA摄影在美国社会各界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其现实意义与观点被作为历史研究的参照系和教育工具, 并被后世纪实摄影广泛借鉴。其中体现的人文主义关怀让社会在历史上受益, 在当今受益, 并会在未来多年中持续受益。因为, 此类照片揭露人类野心下的真实病症, 质疑正在发生的现实, 从而改善人类社会的发展现状, 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高国荣, 周钢.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荒漠化与沙尘暴的治理[J].求是.
[2]阿瑟·罗斯坦.纪实摄影[M].桂林: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55.
人文社会关怀 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文精神,和谐社会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文关怀精神解读
人文关怀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其人文精神关怀精神体现在:
1. 强调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认为:在物质财富的增加过程中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矛盾, 物质财富是人们生活的手段, 而不是人们生活的目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 是劳动者, 不是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是人的劳动作用于物质的结果, 生产力是人的生产力, 并非物本身的力。物质财富的发展程度, 取决于人的素质高低和能力的大小, 以及作用于物质所必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统治的结果, 不仅把物质财富变成了经济乃至社会的主体, 而且将劳动异化了。将资本所有者变成“资本的人格化”, 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之所在;要解决这个矛盾, 就必须突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克服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 “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 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人的需要是人自身的规定性, 是促使人们积极从事各项活动的内在动力。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从事劳动和其它社会活动, 通过劳动和社会交往得到需要的满足, 而需要的满足和满足需要的劳动又产生出新的需要, 从而才能不断引发新的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马克思认为需要和生产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必要前提, 人的发展包含着多方面需要的发展。需要的发展是促使人全面发展的强大力量,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
2. 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 揭示了专制制度的反人道性质。
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 社会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终根源。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也包括三个方面: (1) 人的异化。在异化活动中, 人的能动性丧失了, 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 只能片面发展, 甚至畸形发展。马克思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 而且还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 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 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因此, 资本主义劳动不是发展劳动者的个性、才能, 相反却使劳动主体的才能受限制、个性受压抑、人性受扭曲。 (2) 物的异化。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外化在产品上, 劳动成为对象, 成为一种异己的东西, 这种异己的东西成为自己的对立面, 生产的越多, 劳动越廉价;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是自我否定的过程, 劳动让劳动者相对的或者绝对的越来越贫困;人成为劳动的产物, 甚至成为劳动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尊重劳动, 承认人及其独立性和自我活动, 但由于它把劳动看成是谋生劳动, 既贬低了人, 也贬低了劳动, 是在承认“人”的假象下对人的彻底否定;马克思从作为劳动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 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极大的财富, 但它也极大地损害了无产者的利益, 使无产阶级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 相反却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起码的需要。 (3) 货币的异化。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劳动异化的产物。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的劳动的根据和原因, 不如说财产是劳动外化的结果。马克思把劳动与财产的关系比作是上帝与人类的关系。私有财产和上帝都是人类理性迷雾产生的。私有财产和上帝又反过来作用于人的异化。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马克思明确指出, 在经济生活中, 金钱是一种外在于主体的物质, 又是人类主体本质外化的表现。金钱明明是人创造的东西, 可是现在它却以“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的身份剥夺了主体自身和整个世界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异化了的主体又不得不拜倒在这个人造物面前, 即“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 人却向它膜拜”。这是主体的人与自己的创造物关系的颠倒。
3. 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谋求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是: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用。因此, 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 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 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 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 因而要解决这个根本矛盾, 就要边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当摆脱了私有制的束缚了时, 国家权力消失, 人就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 人又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同时人也不再受分工的束缚, 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自由的人”。由这样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组成的联合体, 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
4. 强调自然界与人、经济发展的统一性。
同时马克思还认为未来社会是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恩格斯指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马克思说:人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和自然界的同一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要依赖自然界, 另一方面, 人可以主动的改造自然界。自然界的改造和经济的发展要遵循一定的规律。经济的发展要依赖于自然条件, 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人必须合理的支配自然界, 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阐明了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真谛。人类要想持续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进行劳动。人类正是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劳动中, 才使人的类本质得到确认。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在自然界之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人与自然一定要和谐, 恩格斯在总结了人向自然界索取的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 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 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他强调指出, 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文关怀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 包含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 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肯定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及其根源, 表现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和谐的追求, 对人际关系和谐的追求;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反映了他对人与社会和谐的向往;而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条件、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 “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则表现了对人自身的和谐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涵的以人为本、对人的地位及命运的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 为我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 注意并科学处理社会生活各要素的协调性和整体性关系, 提供了科学思路和思维方法,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以人为本, 一是说人是目的, 即人是人的活动及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归宿。这里强调的是“为了谁”的问题。二是说人是关键。与技术、自然资源、资本等物的因素相比, 人这个因素最活跃、最重要。最根本, 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这里强调的是“依靠谁”的问题。三是说人是主体。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 人总是扮演主体的角色。而人的主体角色, 只有在不断实现、发展和维护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利益的前提下, 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因此, 从为了人的目的出发, 通过所创造的各项成果都应当为人们所共享。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2. 构建和谐社会,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 处理好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则强调“以人为本”, 突出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把发展同人的关系、发展手段同发展目的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 突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目的性, 即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坚持以人为本,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作为发展的立足点与出发点, 让人民群众从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就会最大程度地调动其创造的积极性, 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不竭的动力。和谐是指逐步实现社会结构和谐、社会阶层结构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的和谐。
3.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完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 为社会和谐提供制度保证。
在政治方面, 应该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在经济方面,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 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公现象,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拉大,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社会不公的影子, 社会不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和谐相处。在文化方面, 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满足。必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 进一步弘扬良好思想道德风尚,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4. 对民众进行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启迪教育, 正确处理社会的人际关系。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社会和谐的本质是人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民众进行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启迪教育, 引导人们逐步跳出只在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层面去思考问题的立足点, 营造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 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宽容、谦让、奉献的社会道德, 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和睦融洽的和谐局面, 努力实现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6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16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83页
“速”材即用·人文关怀 篇11
8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特赦的四类服刑罪犯包括：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但犯贪污受贿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罪犯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等重大罪犯除外；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但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除外。
另外，如何防止特权，加强监督，不让特赦成为“权贵罪犯”的绿色通道，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运用方向】
1. 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特赦令中着重强调了年满七十五周岁、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弱势人群，以及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凸显了新时代法治的人文关怀，可就此探讨法治与人文的联系。
2. 监督无处不在。特赦令下也可能有人利用“特赦”搞“特权”，因此，特赦的同时也应加大对特赦的监管力度，决不能让某些人有机可乘，企图钻法律的“空子”，据此可提炼出权利与监督的辩证关系。
3. 功过自有公平。特赦令特别提到“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罪犯，意味深长，法律强调的是公正、平等，过去建立特殊功勋，而后犯法，虽然不能功过相抵，但仍能将功折过，据此可探讨公平与公正的问题。
4. 度与底线。特赦令中的关键词是“特”，即只对四类特殊的人群有效，可见凡事有度，法律尤甚，如果逾越了一定的度，就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可就此谈谈法的尺度以及如何完善的问题。
【适用话题】
法治与人文 监督 公平 法律之度
【写作片段】
播撒人文与公正的光辉
即使是生活在最阴暗的角落里的人们，也渴望获得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恩泽、花儿的芳香。渴望自由地享受天赋人权，有尊严地活着，是人之本能。一个理性、文明的社会，总会向每一人慷慨地播撒人文关怀和公正光辉。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主席特赦令，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然而，特赦令不是特权令，特赦只针对特殊人群，突出法律威严的同时，更好地彰显了法律的人道主义和公正性。
当“年满七十五周岁、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的弱势人群得到庇护，当“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得到宽容，我们看到了法治的人文之光与文明之辉。这说明，我们的法制越来越步入成熟和理性，对弱势者的包容，不是法外容情，恰恰体现了法律的人文精神。当法理更趋向文明，制度越来越具有人文情怀，罪恶就会越来越隐遁于无形，社会就会向良性有序化方向发展。
当“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曾经功勋卓越的罪犯得到宽恕，我们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之光。
……
【亮点评说】
教育与人文关怀 篇12
关键词：人文关怀,理性关怀,审美观怀,情感本位
人文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联系也有区别。在尊重人的价值, 关怀人的需要, 提高人的地位, 倡导个性发展等方面它们是一致的。但人文精神并不专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 它还概括了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积极的思想因素, 如人格尊严、个性自由、完美思想、以人为本等, 它贯穿于人类进步思想的所有方面和始终, 并存在于古今中外的精神文化世界中。
对我国的少年而言, 人文精神结合教育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须臾不可或缺少的精神食粮。
我国先秦人文昌明。《周易·贲辞》云:“文明以止, 人文也。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关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周易·贲辞》中的这段话在韩语中最早出现了“人文”的概念, 并言简意赅的蕴含了三层含义:
(1) “人文”一词的原始意义与”天文“相对应, ”人文“属于人, 而不属于“天”;
(2) “人文”表示人类文明, 表示人的文化精神世界;
(3) “人文”有强大的教化作用, 能够“化成天下”。《周易·贲辞》对“人文”概念的深刻揭示对当今教育的宝贵启示是:作为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肯定, 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肯定。
从当前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 要使教育更好更多的体现人文关怀,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必须解决的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理性关怀和审美关怀。
1理性关怀
从我国古代文化看, 与“人”相对应的“天”的含义比较宽泛, 可指天地自然, 也可指开地之神灵。中国皇帝自称为“真命天子”, 是将“天”神话的推演, “圣谕”即神谕不可更改, 具有无上的权威。教育中的理性关怀, 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将学习视为“人文”, 而不是“神文”, 更不是“神谕”。既然是“人文”, 那么就可供学习、讨论, 这就决定了任何一篇作品的理解都可以是多模式的。我们一些教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模糊, 这固然与其文化素养有关, 同时也于将作品特别是名作“神圣化”有涉。在有些教师的潜意识中, 凡教科书中的内容嗾使神圣的不刊之论, 全都是具有“微言大义”。这样的教学在无形之中向学生灌输了迷信课本、崇拜名作的虚妄一是, 长此以往, 学生的理性分析、理性思维等理性认识和创造性思维将被排斥在学习之外。不知所措的学生在学习中失去了理性这一“人”的最重要的本质力量之后, 其学习的兴趣、信心将化为乌有, 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便可想而知。因此, 要遵循教学规律, 守卫教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 在当前就必须强调人文关怀中的理性关怀, 并把这种关怀落实到教学主题—师生的身上, 落实到课堂教学。
2审美关怀
审美观怀是对人的情感关怀、心理关怀。理性关怀非但不排斥人的情感情绪和风度的心理世界, 而且必须与它们相得益彰, 这是由人从来都是倾向于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人性所决定的, 因此教学中的审美关怀与理性关怀一样的重要。
“人文关怀”是文明社会以人为本的创建过程。举例说明就是:每一条道路都有容易看清楚的文字标示, 每一种复杂产品都有使用说明书, 每一处服务机构都有专业介绍向外界宣传, 每一个成名之人都有自己最擅长的活动领域对外表示。人类最早充满人文关怀的案例以教育事业的初期创建为标志, 总是以教师语重心长的教诲以及圣贤深明大义的言语表达为象征, 让许多无知与困惑的人们深受指导教师们的言传身教而受益终生。用最简明的实例就是:路标指示‘此路终点到达北京’;电脑配备说明书等使用手册;律师事务所公开自己处理案件的范围;一位高明的数学老师会表明自己擅长解答的数学问题。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 无论是教师还是青少年学生, 在欣赏作品时, 都抱有对美的欣赏和享受的精神渴求, 同时还有创造美的愿望和实际行动。美术教育只有在满足师生的这种需求, 并为他们创造美提供良好的条件之后, 才能实现作为人文关怀的审美关怀。
当前教育改革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 将过去教学中被浪费掉的作品中的美的因素重新利用起来。在教学过程中, 师生都要细切和深刻的体验、把握作品中所蕴含的或是讴歌, 或是怜悯, 或是批露, 或是批判的由热情、激情等心里形式体现人的“挚情”, 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应的情感共鸣。马克思说过, 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列宁也说过, 没有“人的感情”, 就从俩没有也不可能由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是丘疹, 对合乎“人”的目的性的食物追求是求善, 而对于这两者追求的统一则是求美。优秀的作品则往往是统一了镇宇山追求的美的人类情感的具体体现。在此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可让教学不能个烈士的单纯以“思想”位本为, 还要以人的积极情感和心理世界为本位。如果光有前边一个本位, 教学便不成其为教学, 而变成思想政治课。美术教学“情感本为”所体现的是对青少年, 同时也是对教师自身的审美关怀,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满足这种人文需要是师生提高审美素质、掌握美的规律和要求, 也是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