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精选12篇）

实证分析 篇1

一、文献综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 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逐步增强。其中, 入境游市场的发展对旅游目的地城市和地区经济的拉动、社会就业的带动力以及对文化与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近几年关于入境游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问题。Christine Lim (2004) 对国际旅游进行了研究, 采用的是时间序列的方法, 最终得出收入、价格、汇率、季节和其它因素对整个国际旅游起着重大作用。刘长生 (2006) 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建立模型, 对我国入境游的人数进行了研究, 文章所设定的主要变量有价格、国民生产总值、汇率, 此外文章还把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加进来, 比如突发事件、同类旅游地的竞争以及各个地方的宣传力度等等虚拟变量。郭为 (2007) 通过采用传统的引力模型, 主要考察了中国入境游的一些影响因素, 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涵盖了经济发展水平高低、距离的远近、地理与文化上的差异性、是否属于同一个贸易区以及国家之间是否免签证等。本文正是希望从实证研究出发, 以期研究陕西省入境旅游影响因素的影响效果。

二、模型及数据来源

(一) 模型

本文希望通过日本来陕旅游人数与日本人均GDP、人民币-日元的汇率、日本总人口关系的分析, 找出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或短期动态关系。日本来陕旅游人数与日本人均GDP、人民币-日元汇率、日本总人口的模型应为:

在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模型估计时, 对两边同时取对数, 则模型转化为:

式中, T为日本来陕旅游的人数, S为日本的总人口, RE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汇率, GDP为日本的人均GDP, a0, a1, a2, a3为待估参数。

(二) 数据来源

日本来陕旅游人数 (T) 年度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家旅游局网站;日本人均GDP (GDP) 年度数据来源于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网站的年度数据;日本人口总数 (S) 年度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的年度数据;人民币兑日元的名义汇率 (E) 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年度数据, 再利用求实际汇率的计算公式:RE=E*P’/P求出实际汇率。其中, RE表示实际汇率, E代表名义汇率, P’代表国外的价格指数, P代表国内的价格指数。

三、实证分析

(一) 平稳性检验

经验证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随时间的变化并没有一定的趋势变化, 也没有截距, 所以在选择检验方式时应选不包括常数项和趋势项, 其滞后期由系统自动推荐。下面对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平稳性检验结果看出, 各变量的原序列的ADF检验统计量都大于10%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 因此各变量在原序列上都包含单位根, 从而是非平稳序列;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的检验统计量都小于1%检验水平下的临界值, 因此差分序列不包含单位根, 从而表明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时间序列。根据分析, 日本来陕旅游人数的自然对数lnT、日本人口数的自然对数lnS、人民币实际汇率自然对数lnRE和日本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nGDP都是I (1) 序列, 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二) Johansen协整检验

日本来陕旅游人数lnT、日本人口数lnS、人民币-日元实际汇率lnRE和日本人均GDP的协整检验的结果为在原假定协整关系个数为0时, 迹统计量为69.0806, 最大特征值为28.23312;在原假定协整关系个数为小于等于1时, 迹统计量为40.84745, 最大特征值为29, 79707;在原假定协整关系个数为小于等于2时, 迹统计量为19.46078, 最大特征值为15.49471;在原假定协整关系个数为小于等于3时, 迹统计量为5.052301, 最大特征值为5.0523。

由迹统计量检验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来看, 日本来陕旅游人数, 日本人口数, 中—日之间实际汇率, 日本人均GDP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其协整方程为:

由协整方程可知, 当人民币兑日元实际汇率变化1%时, 日本来陕旅游人数反方向变化1.597537%。当人民币兑日元实际汇率上升, 即人民币贬值, 日本来华旅游人数增加, 反之, 人民币兑日元实际汇率下降, 即人民币升值, 日本来华旅游人数减少。当日本总人口数增加1%时, 日本来陕旅游人数减少143.2248%, 反之, 则增加143.2248%。当日本人均GDP减少1%时, 日本来陕旅游人数减少2.740709%, 当日本人均GDP增加1%时, 日本来陕旅游人数增加2.740709%。

四、结论

本文对影响日本来陕旅游的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通过协整检验, 日本总人口与日本来陕旅游人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这种关系呈现出负向的关系, 即日本人口数的增加会减少日本来陕旅游人数。人民币-日元之间实际汇率与日本来陕旅游人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即人民币贬值会促进日本来陕旅游人数增加。

摘要：本文利用协整检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1991-2010年期间日本来陕西旅游人数与日本总人口、日本人均GDP、人民币-日元的汇率的关系。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 日本总人口与日本来陕旅游人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这种关系呈现出负向的关系, 即日本人口数的增加会减少日本来陕旅游人数。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日本来陕旅游人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即人民币贬值会促进日本来陕旅游人数增加。

关键词：入境游,陕西省,协整分析

参考文献

[1]Christine Lim.The major determinants of Korean outbound traveltoAustralia[J].MathematicsandComputersinSimulation, 2004 (64) :477-485.

[2]刘长生, 简玉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 2006, (4) :54-61.

[3]郭为.2007.入境旅游: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旅游学刊, 2007, 22 (3) :30-34.

实证分析 篇2

一、问题的提出

郑各庄村是华北平原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村，隶属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距北京市中心约35公里。全村共有413户农户，人口1350人，其中，农业人口1083人，村域面积4332亩，耕地1600亩。到1988年为止，全村经济仍然依靠传统的种植业（小麦和玉米），人均纯收入不

足3000元。但是，5年后的2003年，该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6500元，超过全国平均数的5倍多，一跃成为北京近郊经济十强村之一。2003年，全村共创造新就业岗位5000多个，农民目前已逐步形成了“工资收入＋土地股权收人＋社会保障收入”多元化的稳定的收入结构。短短几年内，全村98％的村民由昔日的平房迁入整洁的楼房，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0平方米以上，旧村改造基本完成。

郑各庄村用5年的时间，走完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乡村10年走完的路，完成了发达国家农村最快也要20年才能完成的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这其中蕴涵的制度经济学问题引人注目。为了诠释这个华北乡村的突变，笔者姑且称之为“郑各庄现象”。

二、“郑各庄现象”的特点

1.时间短、变化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许多城镇化的成功典范，例如华西村、南山村、韩村河等。这些成功的乡村典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变迁可以归结为：脱离土地→就业结构变化→收入增加→生活跃迁→村落变容，即表现为经济社会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但是，在中国农村现行条件下，要完成这一过程，即便一切条件具备，至少也要10年的时间。然而，郑各庄村只用短短5年时间，便完成了古典经济理论中“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创造了一个村落发展的奇迹，其原因在于郑各庄村的变化，不是上述过程简单的递进，其变化可以概括为：脱离土地＋就业结构变化＋收入增加＋生活跃迁＋村落巨变，即这些在其他成功的乡村中见到的阶段性变化，在“郑各庄现象”中是叠加起来、浓缩在一起完成的。这就是“郑各庄现象”创造出时间奇迹的秘密之所在。

2.以农民“上楼”为主线。郑各庄村的变化，是从改变农民住房状况入手的。众所周知，中国农民的一个传统消费观念是有了钱就盖房，如果说土地是农民不得不依附的生存条件，建造住房就是农民世世代代难以摆脱的生活压力。用郑各庄村民的话来说，好容易积累的一点钱，最后都用到盖房上去了。为了解决村民无休止的住房投资和攀比现象，从1998年开始，该村首先对村民的宅基地进行统一规划，在村委会的组织协助下，集资500多万元，盖了4栋楼，根据自愿“上楼”和旧房估价折抵楼房的原则，第一批144户首先搬进了楼房，开始了农民“上楼”的过程。通过这种平房置换楼房的方式，从1998年到2003年，全村共建设村民住宅23幢，完成住宅面积33176平方米。全村村民分四批（第一批144户，第二批80户，第三批227户，第四批81户）实现了村民居住方式的转变。目前，郑各庄村整体的农民“上楼”率已经超过98％，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0平方米以上。通过农民“上楼”，共置换宅基地1050亩，为下一步的产业开发和招商引资提供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3.以收入结构多元化为核心。农民“上楼”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不能把“上楼”的农民变成居民（工人），即使“上了楼”，他们也没法长居久安。因此，在实现“上楼”的同时，确保农民收入、就业、社会福利，就成了关键问题。由此，郑各庄村采取了土地经营集中化、个人收入工资化、社会保障集体化的方式，将村民原来单一的土地经营收入转变为“土地股权收益＋工资＋社会保障收入”，确保了村民“上楼”与收入增加同步实现。土地股权收入是指在全体村民同意的基础上，把“上楼”农民的宅基地的使用权委托给村委会，村委会再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将原宅基地的使用权交给本村经济实体宏福集团公司，公司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通过统一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各类经济效益好、能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企业。农民不参与这部分土地的经营，但每年都享受土地收益分红。工资收入是指农民全部进入村内企业（统称为“宏福集团公司”）就业。全村现有企业40家，2004年，人均工资达到1100元。社会保障收入是指全村“上楼”农民在生活用水、燃气、取暖、医疗保险、教育等方面享受村里统一补贴，2003年，全村福利支出为297万元，人均达到2200元。

就这样，农民“上楼”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必要条件，土地利用结构和方式的改变，又保障了农民收入的稳定，使农民“上楼”成为可能，进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郑各庄模式”。

三、郑各庄村民的收入结构

1.土地股权收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郑各庄村以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搞土地转让，全部采取土地租赁形式。村委会与企业建立土地租用关系，不论是自办企业还是引

进企业，其用地一律实行有偿使用。至于收取租金的标准，已不再用粮食产量的价值去换算，而是通过对企业效益的评估来确定。村集体向企业收取每年每亩5000～10000元的土地租金。企业的盈亏不影响农民的收益，不让村民承担经营风险。其分配方式为先按全村耕地总面积和本村现有的农业人口计算出人均耕地面积，即为每人拥有的耕地“股份”。每年收益分配

前，根据人口变化情况进行一次调整。对每户而言，增人（指按政策规定的新生、迁入）必增股，减人（指死亡、迁出）必减股。股份分红形式为将土地经营利润的60％作为集体股红利，用于来年的生产发展基金；40％作为个人股红利；再从集体股和个人股的红利中分别提取10％作为以丰补歉的储备基金，专款专用；剩余90％的个人股份红利作为当年的股金分红，每年1月上旬向全村村民以现金的形式兑现。1999～2003年，参照土地的种植收益情况进行股份分配，平均每人每年分红50元左右。

2.企业股份收入。1999年11月，该村最大的经济实体——宏福集团公司完成了由原来村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向村办集体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转换。该公司股份结构为：公司持法人（控）股，占66.67％；村委会持集体股（集体原始资产折抵），占16.66％强；村民持个人股（在自愿的前提下以现金购买），占16.66％强。

在企业转制中，郑各庄村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是突出维护集体利益。为防止集体资产因转制而流失，该村把企业总股本的66.67％作为企业法人控股，法人股的红利直接用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同时，把村委会列为企业的第二大股东，其目的，一方面是对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实施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是将所得红利投入公益设施的建设方面，以保证集体公益事业得到巩固和加强。二是让村民得实惠。为了让村民得到实惠，个人股一律面向村民发售；对个人股份的量化，既不派股又不配股，完全是以现金的方式由个人自愿认购。尽管企业的创业者过去在创业过程中付出了许多，如今为了企业的发展又做出了利益上的牺牲和奉献，但是，他们对此毫无怨言。村民说得好：“如果按贡献配股，企业中80％的股份非这些创业者莫属。”村民对这种股份配置方式十分满意。企业在1999年和2003年分别投放的个人股，都在一周之内被村民认购一空。目前，全村共有189户村民成为企业股东，占全村总户数的46％，其中，股份最高的近百万元，最少的2000元。他们每年都从企业中得到相当于股本15％的红利回报。企业改制后，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了投资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调动了管理者和经营者两个积极性，尤其是职工参股入股，实现了职工与企业利益的高度融合，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走出了一条村办集体股份制企业的发展道路。

3.社会保障收入。郑各庄村之所以能实现上述土地和企业产权的股份化操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村级集体经济的强大力量和影响，即通过村委会对经济实体——宏福集团公司的土地和股权参与，保证了宏福集团公司的经营活动与村庄发展利益的一致性，从而确保了其经营利润对改善村民福利的供给机制。例如，目前实行的村民就业制度、补贴制度和保障制度等就是这一机制的突出表现。村委会就业安置办公室规定，凡是自愿在本村工作的村民，只要到“安置办”登记报名，就能得到妥善的就业安置。2003年，全村共有劳动力697人，在本村企业就业的有570人，从事个体或在外务工的有110人，就业率达到97.6％。补贴制度包括：①用水补贴，即每人每月5立方米以内的水全额报销；②取暖补贴，即每立方米补贴1元；③燃气补贴，即每人每月2立方米全额报销；等等。上述补贴数额合计相当于人均800元/年。社会保障制度包括：①教育补贴，即幼儿、小学、初中学费全额报销，对中专、高中生一次性补贴6000元，对大学专科生一次性补贴17000元；②低保补贴，即500元/月，而北京市最低标准为495元/月；③村民退休金制度，即男性年满55岁以上、女性年满50岁以上的村民享受300元/月，另外附加100元/月的医疗补助，而北京市现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为290元/月。

四、对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模式的思考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土地的利用和流转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不仅农民不会答应，流转也不可能成功，甚至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郑各庄模式”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农民用自己的智慧，对中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做了一种理性的调整尝试，其主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了土地经营机制，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土地股权制度是指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股份投资入股，土地经营主体（村委会或乡镇企业）定期分配给农民股利的一种新的土地经营机制，也称为土地使用权制度。从产权界定来看，土地使用权入股，使产权的界定和调整由价值形态转化为实物形态，不仅降低了产权界定的技术难度，而且使操作更为简单；价值形态上分散的独立产权可以在实物形态上合并起来，实现统一规划和规模经营，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从土地管理来看，土地使用权入股，也使得管理费用大为节约：第一，单个农户的经营决策转化为村委会和宏福集团公司董事会的集体决策，决策成本降低。第二，土地使用权入股减少了农户在土地利用方面的摩擦，降低了均包制条件下分户转包所发生的交易费用。第三，集体由对众多分散农户的组织管理转为对受托人宏福集团公司的监督管理，降低了管理运作费用。另外，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创新是与农民城市化进程同步进行的。农民对于土地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耕地成本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另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时，农民还可以依靠土地获得基本的衣食保障。在土地使用权入股之后农民可以获得稳定的租金收益，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基本的前提下，农民才有可能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折抵上楼”。而村民“上楼”是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彻底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引导农民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2.有利于加强土地管理，形成合理的土地委托—代理机制。郑各庄村对入股后的土地采用的是“村企合一”的经营方式。农民、村委会与宏福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着双层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第一，宏福集团公司作为企业实体行使土地出租过程中的经营权和决策权，与村委会相比较而言利益主体更为单一，更具有信息、人才和技术优势，在挑选项目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更有远见，从而降低了经营和决策风险，为土地的有效利用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宏福集团公司与宏福创业园内的企业基本上都建有控股、参股的合作关系，这种风险共担的方式能激励宏福集团公司更好地行使招商时的决策权和招商后的监督权，从而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第三，由企业实体行使经营决策权更有利于体现土地的市场价值。例如，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宏福创业集团，以土地优势和资金优势招商引资，土地全部实行租赁制，租金收取标准为：对本村办的第二、第三产业，每亩500元/年；对引进的合作项目，则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最高为每亩1.2万元/年。基于上述背景，郑各庄村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土地集中—使用权流转—委托企业经营”的道路。

3.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变。农民“上楼”后，新型居住小区的建成方便了村民的生活，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和美化了周边的生活环境，从根本上克服了昔日农村“屋内像宫殿，屋外像猪圈”的现象。调查发现，入住新居的农民开始用袋盛装垃圾，并定点投放，改变了过去“只要屋内清洁，不管室外环境好环”的习惯。另外，新的聚居方式凸现了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问题，这有利于强化农民的竞争意识，培养农民积极上进的观念，逐步消除农耕文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采取居住小区统一选点、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的方式，并在规划和档次上适度超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低质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减少了财力、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在郑各庄村的居民小区中，实行新的管理方式——物业管理，这既可减少村民委员会机构的工作人员，又可为城市化后小区的管理奠定基础，提供组织准备。

4.有利于加速城乡文明交融，实现农村就地城市化。城市化是城乡交流日益加剧、经济社会日渐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城市化，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口增加；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城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城市化。郑各庄村农民“上楼”的模式首先为越来越多的农民享有城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同时，它也是乡村就地城市化的一种形式。城市绝对容积的扩张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人们只是一味注重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扩张，而不注重农村地区自身向城市演变或靠拢，那必将造成许多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以及城市化进程迟缓。郑各庄村的这种规模较大的居住小区为农民提供了一个集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教育和经营于一体的居住实体，并通过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增强了新居住区的聚集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加大了城乡交融的力度。农民“上楼”正是在城乡融合地带通过农民居住方式的改变，促进更多的农民享受城市生活方式，进而推动当地农民实现群体性非农化和群体性城市化，这无疑是一个有利于城乡发展的新思路。

五、问题与启示

当然，农民“上楼”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瓶颈，对于“郑各庄模式”而言，关键在于目前土地政策的不明确带来的对全村农业用地下一步调整方向的影响。因为以村庄为单位进行旧村改造，必然会涉及部分公共用地（例如村内道路、公共设施用地等）和农业用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按照“村民建房和宅基地管理办法”，村委会作为基层组织具有在全村范围内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审批、管理、调整的权利，但实际上耕地使用的变化又受到与国家基本农田保护相关的法律的约束，这就引发了土地产权不确定性的问题。所谓土地产权不确定性从法律上讲是指土地产权主体不清、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完整的问题，如何完善乡村因城市化而带来的土地（特别是农用地）使用权限的调整问题仍是当前政策的空白。这种产权主体不清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农民对土地未来收益的判断，进而妨碍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仅就“郑各庄模式”来说，产权不清已成为农村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一个巨大隐忧。

民间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篇3

关键词：民间投资，影响因素，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037-03

0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民间投资增长迅速，民间投资总量不断扩张，比重持续上升，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己超过国有经济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在推动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就业机会，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间投资无疑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活力所在。1985-2002年，全国民间投资从731.67亿元增加到20069.37亿元，2002年投资额已超出国有经济投资1192.02亿元；年均增长20.2%，增幅高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个百分点，增幅高出国有固定资产投资5.8个百分点；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28.77%提高到46.14%。但是，由于民间投资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障碍，民间投资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近年来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严重影响了内需的扩大，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

而只有对自己的民间投资影响因素有一个客观、准确、科学的综合评估，才能有效的促进和发展民间投资。由于有众多指标对民间投资有影响，且各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以此为出发点，试图运用多变量统计因子分析方法对全国各省市的民间投资进行定量分析，在这期望能用因子分析法找出影响民间投资因素的大小，从而找出影响民间投资的关键因素。

1 民间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和指标选择

选取2005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台湾除外)的一系列经济评价指标对其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对民间投资影响因素的定性判断，选择了14个影响民间投资的主要因素。这几个因素为GDP、人均GDP、人均公路密度、电话普及率、每万人中大学生数、工资水平、市场化指数、R&D经费占GDP比重、全要素生产率、城市化水平、资金配套能力、工业企业数量、近10年的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等14个影响因素。

GDP代表了民间投资的市场因素，而市场的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则对民间投资有更大的吸引力。

人均GDP，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体现该地区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规模与层次。

城市化水平代表了该地区的生产规模和经济活动的集聚性。现有经济活动的规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区位因素。

人均公路密度，发达的交通设施有利于投资者将产品运输到市场，也有利于方便的获得原材料，减少交通运输成本，从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开拓市场。交通密度通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交通发展程度。

电话普及率，即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代表地区的通讯水平，体现区位物质基础设施的状况。

每万人中大学生数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教育水平越高，则劳动力的素质越高，进而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越高。

R&D支出占GDP的比重表明了一个区位的技术能力，它是吸引创新资产寻求型民间投资的关键因素，这个比例越高，说明科研投入越高，一般而言科学技术水平较发达。

工资水平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成本的高低，生产周期理论认为投资是为了利用该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市场化指数体现了该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指数越高，该地区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和产品市场体系，疏通各种流通渠道，减少市场风险，为民间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全要素生产率体现了该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从经济运行的效率来看，不同地区的要素投入产出效果的差异对民间投资而言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而言，总是希望投资在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地区，而投资的回报率的高低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

资金配套能力在这里用人均国家银行存款余额来表示，启动民间投资，必须满足发展民间投资的基本条件，给民间投资以必要的金融支持，该地区的民间资本越充足，对民间投资的贷款越多，一般而言，民间投资越发达。

近10年的经济增长率反映了该地区的市场潜力，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了该地区有较大的市场容量增长速度，有着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对民间投资的吸引力越大。

产业结构用二三产业比重来表示，二三产业的比重代表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产业的结构化程度越高，越处在经济发展中工业化的后期，对投资的要求越大，同时这个阶段经济发展很快，也及时的拉动了民间投资的发展。

数据来源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信息网和中国统计信息网。借助SPSS11.5统计软件，可得到旋转以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再经过不断的调整分析，最终选取四个主因子来衡量影响民间投资分布的因素。这四个主因子对样本方差的贡献和为86.893%，说明用这四个主因子代表原来的14个指标评价体系有相当的把握。

2 主成分分析方法简介

2.1 主成分分析的基础思想

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是由Hotelling于1953年首先提出的，是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成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能将众多的有错综复杂关系的指标，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主成分)，每个主成分都是原来多个指标的线性组合。通过适当调整线性函数的系数，既可使各主成分相互独立，舍去重叠的信息，又能将各原始指标所包含的不十分明显的差异，集中地表现出来;并使研究对象在主成分上的差异反映明显，为进一步的分类研究或综合排序提供条件。各主成分与原始指标的相关系数称因子载荷，它反映了主成分与原始变量间的相关程度。

2.2 主成分分析的计算步聚

(1) 对原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及数量级差异对评价结果的影响。Ｘij =（Ｘij-ＥＸj）/Ｓｊ，ＥＸ表示变量的样本平均值，Ｘij表示標准化后的数据，Ｓ表示变量的样本标准差；

(2)计算标准化样本Ｘi的相关系数矩阵Ｒ，并对其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

(3)求相关系数矩阵Ｒ的特征值λj和特征向量tj;

(4)计算主成分yk(ｋ=1，2，…ｍ，ｍ<ｐ)的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

(5)计算主成分yk与标准化样本Ｘi的因子载荷矩阵;

(6)根据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阵来确定和解释各综合因子。

3 实证分析

下面就举例把这种方法运用于民间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评价中，其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选定指标。根据民间投资特点，选定如下14个指标作为分析起点：GDP、人均GDP、人均公路密度、电话普及率、每万人中大学生数、工资水平、市场化指数、R&D经费占GDP比重、全要素生产率、城市化水平、人均存款、工业企业数量、近10年的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

(2)收集数据样本。依据分析的具体目的，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收集所需的数据，并进行计算处理，从而得到原始数据矩阵X。

(3)指标的预处理。将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由于各指标量纲不一，数量上差异很大，这就需要标准化。设民间投资评价指标值序列为Xi(i=1，2，…，n)，其均值u=ΣXi/n(i=1，2，…，n)。标准方差S为S=Σ(Xi-u)2/n(i=1，2，…，n)。则正态标准化处理为Xi*=（Xi-u）/S。

(4)计算出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并对其进行KMO和Bartlett适用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KMO检验值均大于0.7，Bartlett检验拒绝了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的零假设，因而应用因子分析方法是合适的。另一方面，各因子的共同度均在0.8以上，说明用公共因子替代观测变量后，原来每个变量的信息被保留的程度较高。

(5)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值及综合因子的权系数。由|R-λi|=0求得特征值λ1≥λ2≥…≥λ14≥0，根据特征值λ1，λ2，…，λ14求得特征向量Z1，Z2，…，Z14，Zi反映的是在民间投资发展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称为综合因子，Zi是X1，…，X14的线性组合，且Zj与Zi无关(i≠j)，即任意二个因子反映的信息不重复。由于R的特征值λi就是综合因子Zi的方差，因此第i个综合因子保持原始数据信息总量的比重为：di=λi/Σλi(i=1，2，…，n)，di即第i个综合因子Zi对原始数据的贡献率。各综合因子的特征值及贡献率列于表1。

在实际评价中，通常只选取前面几个方差大的综合因子，这样既简化了指标之间的联系，又达到了以尽可能少的指标反映尽可能多信息的目的。通常是要求选取的综合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大于85%，这里我们取前四个综合因子来代替原来的14个指标。

(6)因子载荷阵的旋转。综合因子Zi的线性组合中的系数构成因子载荷阵，如果这些系数大小相差不大，那么对因子的解释就会有困难。为了得到比较明确的综合因子解释，要对因子载荷阵进行旋转。通常采用方差极大旋转法。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阵列于表2。

(7)根据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阵来确定和解释各综合因子。从表2可以看出，综合因子Z1在前8项指标上的载荷较大，即每万人中大学生数、电话普及率、人均存款、城市化水平、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科研经费、三产比重、公路密度等8个指标，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科教水平、金融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公共因子。这8项指标之间的正相关程度较高，说明一个地区的总体经济状况与该地区投资的软硬环境有较大的关联，区域内国内生产总值越大，基础设施越完善，科教水平越高、城市化进程越快，在该项公共因子上的得分越高，这个区域的民间投资发展越快，可命名为 “基础设施因子”。综合因子Z2在市场化指数、全要素生产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三个指标上载荷较大， 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生产率水平的公共因子，可命名为 “制度效率因子”。不难理解，一个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则该区域的经济活跃，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相对发达，而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要高于国有经济，故该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高，而生产率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直接相关，该地区的人均GDP越高。综合因子Z3在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两个指标上载荷较大， 是反映经济产业结构的公共因子，可命名为 “产业结构因子”。产业结构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则该地区的民间投资越发达。综合因子Z4在经济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两个指标上载荷较大， 是反映经济增长潜力的公共因子，可命名为 “增长潜力因子”。经济增长率越高，经济发展越快，相应地民间投资机会越多，而职工平均工资越低，则民间投资的成本越低，民间投资的发展越快，总之则该地区的民间投资越发达。

4 结论

本文采用了因子分析模型分析了影响民间投资发展的因素。其结果表明： 投资环境因子在民间投资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总量、科教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都对民间投资有重要影响。而且这些因素之间相关程度很高，GDP越大，城市化水平越高，则该地区的基础设施越完善，科教水平越高，金融越发达，这些对民间投资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地区的制度效率因子的作用在发展民间投资中越来越明显。二者贡献之和为26.910%，这表明体制因素和因体制改革所引起的效率提高对民间投资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个因素的改善将能极大的提高该地的人均GDP水平，这是民间投资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因子的影响不可忽视，产业结构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则该地区的民间投资越发达。第二产业比重，也即工业化程度对民间投资的发展有极重要的影響，因为现在的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工业化程度越高，则该地的民间投资越发达。增长潜力因子对民间投资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经济增长率越高，经济发展越快，相应地民间投资机会越多，而职工平均工资越低，则民间投资的成本越低，民间投资的发展越快，则该地区的民间投资越发达。

参考文献

［1］马庆国.管理统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郭志刚等.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国家统计局投资司课题组：影响民间投资增长的因素分析［J］.统计研究，2003，（5）.

［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民间投资态势分析报告［J］，2002.

［5］薛向东，侯艳蕾.我国民间投资的制约因素及治理［J］.经济与管理，2003，（9）.

预算参与实证分析 篇4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预算管理形成了大量研究, 研究的问题包括:预算目标的松紧度问题, 预算松弛问题, 预算参与问题和预算强调问题。在我国, 预算管理理论研究也伴随着预算实践的发展而出现日益繁荣的局面。预算参与是预算控制中尚未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国内也同样成为预算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近年来日益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在国外涌现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文献, 我国国内有关预算参与的研究非常少, 因此本文拟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 采用国外主流的研究范式对我国企业预算参与程度和预算参与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预算参与指预算执行者在预算编制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是指在分级管理条件下, 允许和动员各级部门 (岗位) 管理者对本部门 (岗位) 的预算制定、执行、反馈等进行全面参与的行为过程。

预算参与问题主要研究预算参与的作用, 研究的视角主要有两种, 一是从参与人的性格行为特点来研究预算参与的效果, 二是从组织环境角度, 引人调和变量或居间变量来研究参与的效果。

Brownell (1981) 引入人的性格变量来研究预算参与和业绩之间的关系。将人的性格区分为两种, 一是内部焦点型, 事件发生时, 主要从内部找原因;二是外部焦点型, 事件发生时, 主要从外部找原因。一般来说, 不利局面发生时, 内部焦点型会积极想办法, 而外部焦点型会怨天尤人。对于不同性格的人来说, 预算参与对业绩的影响是不同的, 不能一般而论预算参与对业绩的影响。

Robert (1986) 引入权力主义这个调和变量来研究预算参与和业绩之间的关系,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将下属权力主义类型与上司权力主义类型的配合情况作为变量, 来研究不同配合情况下, 预算参与和业绩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当下属与上司的权力主义类型相同时, 预算参与对业绩存在正面影响;当下属与上司的权力主义类型不同时, 预算参与对业绩存在负面影响。

Brownell and Mclnnes (1986) 引人激励这个变量来研究预算参与和业绩之间的关系。预算参与和业绩根据多级量度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 激励变量根据期望理论来设计问卷。根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 得出的结论是:预算参与和业绩显著相关, 但是这种相关与激励无关。

根据Shields&Shields (1998) 预算参与有如下好处:上司与下属分享外部信息;上司与下属分享内部信息;能够激励内部单位管理者;能够增加内部单位管理者的工作满意度;能够减少内部单位管理者尽量争取较宽松预算的行为;能够减少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紧张。

三、研究设计

其一, 假设提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预算参与程度与预算参与作用正相关

其二, 变量设计。本文基于调查问卷的数据设置的变量有:预算参与程度, 预算参与作用。本文所涉及的所有变量都是按利克特分级度量的方法计量, 为了和国外的研究结论相比较, 本文采用国外研究相关的变量度量项目, 均采用5级度量;每个项目中, 以越靠近5的Likert度量, 表示相关程度越高, 越靠近1的Likert度量, 表示相关程度越低, 3表示相关程度中等。

(1) 预算参与程度。本文采用较有代表性的Kren (1992) 的度量方法, 采用五级量度并做适当修改。具体的量度项目包括5个:内部单位管理者参与制定内部单位管理者各方面的预算;在内部单位管理者对预算满意前, 内部单位的预算不会确定;在确定内部单位管理者的预算过程中, 内部单位管理者的观点影响力很大;通过预算参与, 增加了内部单位管理者了解工作的相关信息;预算参与能激励内部单位管理者更加努力工作

(2) 预算参与作用。借鉴Shields&Shields (1998) 的量度方法, 具体的量度项目包括6个:上司与下属分享外部信息;上司与下属分享内部信息;能够激励内部单位管理者;能够增加内部单位管理者的工作满意度;能够减少内部单位管理者尽量争取较宽松预算的行为;能够减少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紧张

其三, 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本文数据来源于受调查的全国各地60家生产性企业的519份问卷, 调查对象是这些企业的中层或高层管理者, 被调查企业覆盖了全国1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企业分布具有随机性。行业跨度也较大, 有钢铁、化工、医药、纺织、通讯电气等10多个领域。被调查的企业规模是在资产3000万元、年销售收入4000万元、职工人数在300人以上的生产性企业, 主要是考虑这些企业规模够大, 预算管理水平较高, 而且中层管理者能够在预算参与和业绩评价中能发挥作用。之所以选择生产性企业, 一方面是在生产企业实行预算管理的较多, 尤其在生产方面;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和国外的研究成果相衔接。调查共发出的600份问卷, 都是在深入企业内部和中层管理者深入交谈的基础上, 由企业专门安排时间由被调查者填写的, 基本保证了问卷填写者的真实意思表达, 从而使问卷具备可靠性。共发出调查问卷600份, 收回有效问卷51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6.5%。

样本数据可信度检验采用克朗巴哈 (Cornbach’s) 的Alpha信度系数进行就评估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 进行可信度分析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信度统计分析表可以看出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 a=0.814, 校正后的系数为0.826, 说明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有较强的可信度。参与可信度分析的指标共有五个。样本通过了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检验。

四、统计分析

针对预算参与程度与预算参与作用提出假设预算参与程度与预算参与作用正相关。运用统计软件所得出的结果见表2至表4。

从表2中可以看出参与回归的数据共有519个没有缺失值。

a.Predictors: (C onstant) , x4预算参与程度;b.D ependentV ariable:y3预算参与作用

从表3方差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整个模型的F值=27.189, 其P值 (Sig) 明显小于所选定的显著性水平a=0.05, 因此可以看出估计的模型是显著的。

a.D ependent V ariable:y3预算参与作用

从表4中可以看出变量预算参与程度的估计值0.198, 标准值0.224, T检验值22.346, P检验值 (Sig) 0.000, 小于0.05, 说明这些回归系数是统计显著的。另外自变量X1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亦均小于经验值5, 故排除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

从标准化回归残差概率图1中, 可以直观的看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假设得到支持, 即预算参与程度与预算参与效果正相关, 即预算参与的程度愈高, 预算参与的效果愈好, 管理者的业绩改善越显著.

五、结论

本文研究预算参与程度、预算参与作用之间的关系,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假设, 通过一个由55家企业组成的519个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预算参与程度与预算参与作用正相关。这一结论对企业如何确定预算参与程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预算参与程度较高时, 预算参与的作用越大, 当预算参与程度较低时, 预算参与作用越小, 因此为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和效果, 企业应有较高的预算参与程度。

参考文献

[1]J.F.SHIELD S&M.D.SHIELDS (1998) ANTECEDENTS OF PARTICIPATIVE BUDGETING[J]Accountfng, Organizatlom and Sockfy, Vol.23, No.1, PP.49-76, 1998.

[2]Alam, M., Budgetary processin uncertain contexts:a stud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Bangladesh,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1997, 8, 147-167.

[3]郑石桥、马新智:《预算管理:一个文献综述》,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FDI技术效应实证分析论文 篇5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实证分析

FDI技术溢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外部效应，是指由于FDI进入东道国，其带来的技术对当地的生产率增长、经济增长、劳动力技术水平提高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贡献，而FDI投入方却无法因带这些贡献而得到相应回报的现象。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最早的技术溢出是由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提出的。

Cooden（1960）和Caves（1971）分别考察了FDI对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多次提及溢出效应。

Blomstrom（1998）将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定义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的全部收益的一种理论。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代写论文。

Blomstrom和perssom（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和Wollf（1989）选用墨西哥1965年～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

李平（1999）对中国各部门内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重点研究了产业自身的产品内含型技术和资本内含型技术对其他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选取的12个制造业产业中,他发现绝大多数产业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资本内含型技术溢出效应。

姚洋（1998）利用第三此全国工业普查的资料，发现行业中如果外国三资企业数量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行业的技术效率就会提高1.1个百分点。

秦晓钟、胡志宝（1998）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含采掘业、电力煤气等39个行业进行了检验,得出FDI的行业内溢出效应明显存在的结论。

何洁、许罗丹（1999）借鉴Feder（1982）模型，实证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就提高2.3个百分点”的结论。

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带来0.37个单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

陈涛涛（2003）利用我国制造业84个四位码行业的数据，实证发现当内外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

以上文献均侧重于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其效应方向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因素的作用的分析。实际上，FDI的进入东道国，并不是主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而是需要与一定的东道国具体因素相结合，本文将就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进入我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找到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

二、模型及数据的选取

1． 研究模型。借鉴Feder（1982）的研究思路，将整个经济分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每个部门的生产过程用一个生产函数表示（1）。

lnYd=c0+c1lnKd+c2lnLd+c3lnKf+u（1）

其中，Yd表示内资工业部门总产出；Kd表示内资工业部门的资本投入；Ld表示内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投入；Kf表示三资企业的资本投入；u为残差。C1、c2分别表示内资企业资本与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c3表示三资企业的资本积累对内资企业的边际产出弹性，它的正负与大小反映了外商投资企业溢出效应的方向和力度。

为考察人力资本、制度变量和R&D投入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3个变量，其中H表示某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GY代表制度变量，表示某地区的制度环境，RD表示某地区人均R&D投入，由此建立模型（2）如下：

lnYd=c0+c1lnKd+c2lnLd+c3lnKf+c4ln（Kf*H）+c5ln（Kf*GY）+α5ln（Kf*RD）+u（2）

2．数据描述。本文计量所采用的数据是根据2000年~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部”网上数据整理得来的。利用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在内的地区数据。具体数据的选取上，资本投入选取各地区资产总计表示；劳动力投入采用各地区工业增加值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所表示的平均从业人数来表示；内资企业的产出、资本投入以及劳动力投入是通过各地区工业行业内“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与各地区工业行业内“三资企业”相对应的指标相减得出的；人力资本，采用各地区高校在校生人数与该地区年底总人数的比值来表示；制度变量，采用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出与各地区工业行业总产出的比值表示；人均R&D投入，用各地区年R&D投入与该地区年底总人数的比值表示。

三、实证检验

1．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基本模型检验。表1中①，是对基本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999年~2003年，工业部门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为正，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从总体上看，外资投资企业的资产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行业中内资企业的产出增加0.33个百分点。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Kd的系数为正，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表明内资企业的资本投入对行业经济的增长起正向作用。但是，Ld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国内企业劳动力投入的水平相对较低，对行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2．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扩展模型检验。表1中②是利用扩展模型，进一步考察人力资本、制度变量、人均R&D投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Kf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单纯的外资投入，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技术溢出，而应当以其他的因素为前提，比如制度变量、人力资本和人均R&D投入等。

表1中③是模型（2）去掉kf后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去掉Kf后，Kf*H、Kf*GY、Kf*RD均通过了显著性1%的t检验，其中，Kf*H、Kf*GY对技术溢出存在正效应，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若要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确需要以一定的东道国人力资本和东道国制度环境为前提条件。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制度环境的改善，都会促进外资技术溢出的产生。Kf*RD的系数为负，这是因为R&D具有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两方面的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R&D的吸收能力实现的。由于目前我国的R&D吸收能力较低，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未通过与R&D结合促进内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影响了内资部门的产出。

四、结论及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FDI虽然对全国样本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1中①），但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并不是主动的，而是需要与东道国的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良好的制度环境相结合（分析结果表1中②、③），所以建议如下：

1． 提高专业人才的人力资本存量。宏观上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提高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只有将各地（下转第81页）区人力资本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FDI的技术溢出正效应。而对于微观企业来说，企业内相应技术的专业人才存量是决定企业吸收能力强弱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企业对引进行业内专项技术的吸收效果以及对所吸收的技术向现实的产品，进而向企业的效益的转化能力。同时，人才存量构成整个国家(地区)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于促进整体的技术溢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提高R&D的吸收能力，实施不同的开放政策。为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需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促进企业与技术水平较强的国外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实施不同的开放政策，对于吸收能力较强的行业，可以采取开放政策；对于高科技行业，由于内资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和人才流失，会造成向外资企业的逆向技术扩散，所以高科技行业应采用逐步开放的政策。

3． 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建立有利于其竞争和能促进其自主研发的制度环境。一是，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二是，逐步建立支持创新支持体系和创新风险承担机制。三是，进一步消除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打破行业和市场垄断，创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四是，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机制，为各类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社会化、市场化服务。

参考文献：

1．卢健．“技术溢出”的几个问题．天府新论，2000，（5）．

2．江小涓．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国际经济评论，2004，（3）．

3．陈涛涛．中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世界经济，2003，（9）．

4．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5）．

5．赖明勇，包群，阳小晓．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理论及中国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2，（6）．

6．方希桦，包群，赖明勇．国际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2004，（7）．

7．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00，（12）．

8．潘文卿．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2003，（6）．

9．沈坤荣，李剑．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03，（5）．

三类罪犯减刑、假释问题实证分析 篇6

内容摘要：三类罪犯减刑、假释中存在岗位分配不透明，计分考核不规范，提请材料不真实，比例限制不公平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从信息化、同步化、专业化等角度加强法律监督。

关键词：三类罪犯 减刑 假释 法律监督

近年来，减刑、假释环节司法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三类罪犯“以钱买刑”、“权刑交易”、“提钱出狱”等问题突出，严重践踏法律尊严，损害司法公信力，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大不满。笔者结合浙江省H市的实践，对三类罪犯减刑、假释问题进行了调研和分析，并从检察监督角度提出了完善对策，希望能对规范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有所裨益。

一、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基本情况

浙江省H市境内有A、B、C三个监狱和D、E、F、G四个看守所，年均关押罪犯14000人左右，年均减刑、假释罪犯6500人左右。2011年至2013年，H市检察机关共审查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案件462件，其中三类罪犯减刑案件244件，具体包括职务犯罪罪犯减刑案件157件，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减刑案件80件，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减刑案件7件；三类罪犯假释案件218件，具体包括职务犯罪罪犯假释案件178件，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假释案件40件，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假释案件0件。

二、三类罪犯减刑、假释中存在的问题

（一）监区、岗位分配不透明

监区、岗位分配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罪犯的考核得分高低，减刑、假释机会的多少，罪犯普遍认为“干得好不如分得好”，但执行机关监区、岗位分配过程不够透明，三类罪犯会利用各种关系，想方设法“争取”好的监区、岗位。表现如下：一是三类罪犯被分到“好监区”的比例较高，如医院监区或后勤监区，这些监区工作轻松、限制较少、环境较好，而且获取减刑、假释的条件也比普通监区低，是罪犯心目中的“好监区”。据统计，462名三类罪犯中，有109人曾被分到医院监区，占三类罪犯总人数的23.59%。以B监狱的医院监区为例，该监区共有医护人员36人，其中28人为三类罪犯，占比77.78%，具体包括职位犯罪罪犯22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6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没有医护工作经验，也不属于老病残犯，根本不具备分到上述监区的条件；二是三类罪犯从事“好岗位”的比例较高，所谓的“好岗位”是指没有定额劳动任务，管理相对宽松，比其他罪犯享有更多自由的岗位，如无定额劳动任务岗位、事务犯岗位等。据统计，在462名三类罪犯中，从事无定额劳动的罪犯315人，占三类罪犯总人数的68.18%；担任或曾担任过事务犯的罪犯104人，占三类罪犯总人数的22.51%。

（二）计分考核规范性不足

罪犯的计分考核是罪犯各项行政奖惩的基础，也是减刑、假释的前提。立法对此方面的规定较为原则，虽然各省根据需要自行制定了实施细则，但可规范性仍然不足，给执行机关留下了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表现如下：一是滥用兜底条款，顶格加分。根据浙江省《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考核奖惩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看守所考核奖惩办法》）第9条规定，在看守所服刑罪犯每月人均考核分不超过10分，个人加分最高限额为18分。如果要达到最高限额加分，要求罪犯服刑表现非常突出，但部分三类罪犯的每月加分都达到最高限额。如职务犯罪罪犯郭某，在H市某县看守所留所服刑，从2011年8月到2013年2月，连续19个月加分达到最高限额18分，远远超过人均月考核分（10分），而且看守所在罪犯考核加、扣分表中只列出加分所依据的条款，没有写明加分事项；二是频繁记功表扬，额外加分。立法对罪犯的记功表扬等规定不具体，也没有次数限制，三类罪犯被频繁记功表扬。如原某市公路管理段副段长楼某，因犯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没收财产4万元，2010年4月16日被送H市A监狱服刑。2011年至2013年，楼某获得各类立功、奖励15次，平均每年5次。

（三）减刑、假释材料可信度不高

减刑、假释材料作为案件证据，需要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的本质要求。但实践中，部分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材料违背事实，可信度不高，甚至有弄虚作假的现象。表现如下：一是虚报考核分数、记功次数。由于减刑、假释与考核分数直接挂钩，考核分数高也就意味着可以减刑的幅度大，假释的时间早。因此，一些监管民警徇私枉法，为罪犯虚报考核分数、记功次数。如罪犯王某，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8个月，后在H市某县看守所留所服刑。在2010年底看守所为王某申报省级劳动改造积极分子的材料中，王某2010年度的考核总分为178分，单项记功1次，但在2011年看守所为罪犯王某呈报假释的材料中，王某2010年度的考核总分却变为268分，单项记功4次。与2010年度申报省级改造积极分子时的分数相比，总分多出90分，单项记功多出3次；二是开具虚假贫困证明。有些罪犯为了逃避履行罚金财产刑、退缴赃款等，通过各种关系开具民政部门或者社区的贫困证明。如罪犯彭某，因犯受贿罪被判刑，在H市B监狱对其呈报假释时，尚有4万元的罚金未履行，驻监检察人员在审查其材料时，发现一份由某县民政局出具的贫困证明，经检察人员核实，彭某家里有别克君威轿车和奥迪轿车各一辆，而且其子在国外读书。显然，彭某不属于贫困人员。经检察人员进一步调查，贫困证明是彭某为逃避履行财产刑，授意家人找关系开具的。为此，驻监检察室建议对彭某暂缓假释，并由监狱依法处理。

（四）人为设置比例限制不公平

由于监狱对减刑、假释进行比例限制，并不是所有符合条件的罪犯都能被呈报减刑、假释，当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超过比例时，就由执行机关决定哪些罪犯可以优先呈报。三类罪犯因为人脉关系广和经济条件好，更容易获得优先呈报的机会，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率明显高于普通罪犯。据统计，2011年至2013年H市的平均减刑率分别为23%、27%和25%，而同期三类罪犯的平均减刑率分别为48%、51%和47%，分别高于同期平均减刑率25个百分点、24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2011年至2013年，H市的平均假释率为7.33%，其中三类罪犯的平均假释率为为28.37%，三类罪犯的平均假释率是H市平均假释率的4.48倍。

（五）检察监督滞后乏力

由于人员配备不足、监督手段不多等限制，检察机关对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检察监督效果不理想。一是检察监督没有全程同步。根据高检院对规范化检察室考核评定的要求，检察室应当对减刑、假释的全过程实行同步监督，应当全面及时掌握罪犯的监区、岗位分配、计分考核、奖惩和刑期执行情况，并对呈报减刑、假释的案件逐案进行审查。但实践中多数检察室从监狱提请减刑、假释阶段才开始监督，没有对罪犯的计分考核情况进行监督，更没有对罪犯的监区、岗位分配给予足够重视，使这些阶段成为检察监督的盲区；二是检察监督沦为书面审查。根据高检院《监狱检察办法》的规定，对提请减刑、假释活动进行检察，应当查阅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的案卷材料，监区集体评议会议记录、罪犯积分考核原始凭证等。但实践中，多数派驻检察室只对监狱报送的罪犯名单及罪犯基本情况表进行书面审查，内容包括罪犯的姓名、罪名、刑期、考核分、年龄、住址等信息，很少查阅案卷材料和原始凭证，更极少主动找罪犯谈话，这种纯书面审查方式，发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三是检察监督刚性不足。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监督意见、纠正意见等能否发挥作用，依赖于被监督者的自觉和配合，严重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效果。

三、完善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对策

（一）推进检察监督信息化

加强派驻检察室“两网一线”等信息化建设，全面实现派驻检察室与看守所、监狱等的执法信息系统、监控系统的联网，充分发挥信息化手段在动态监督、固定证据、提高监督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要建立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数据库，通过看守所、监狱、监外执行检察信息系统，实现网上办理刑事执行检察案件、网上查询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信息，及时掌握三类罪犯的罪名、刑期、政治面貌、出监、入监、减刑、假释等信息，这些信息在执行机关的监管平台上都已录入过，检察人员没有必要重新录入，这样既减少了重复劳动，提高了工作效率，又有利于刑事执行检察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重要的监督工作中。二要建立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信息系统和监控系统联网的驻所检察监督平台，实现对监管场所的动态监督，及时掌握监管民警的执法是否规范，三类罪犯的计分考核、悔改表现是否真实等情况，实现对监管场所和三类罪犯的动态、全程监督。三要积极开发简便、实用的监督工作软件，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丰富监督形式，提升监督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二）落实检察监督同步化

所谓检察监督同步化是指检察机关应当对减刑、假释的执行过程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全方位的同步监督。具体包括日常监督（深入三大现场，掌握罪犯服刑原始情况）；评审监督（列席减刑、假释评审会议）、提请监督（审查提请机关送交的提请呈报的材料）、法院审理监督、对法院作出的减刑、假释裁定结果以及决定机关作出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监督，以及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监督[1]。一要突出重点罪犯，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减刑、假释法律监督工作的程序规定》、《关于重点监督罪犯建档的规定》及中政委《意见》的要求，对于“三类罪犯”逐人分类建立相应的电子档案并定期更新，掌握实时信息，做到对“三类罪犯”的动态监测，为开展后续的检察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对于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必须从严把握法律规定的“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重大立功表现”的标准。二要紧盯关键环节，对监区分配、岗位安排、计分考核、提请、裁定等关键环节要加强监督。在岗位监区分配环节，重点监督刑罚执行机关是否按照罪犯的年龄、身体状况、劳动技能等因素合理分配劳动岗位，对于三类罪犯与普通罪犯是否采用相同分配标准；在计分考核环节，重点监督执行机关是否及时报送三类罪犯的计分考核变化情况，考核基础分及奖励分的依据是否准确，计分奖惩的事由是否真实等。对加、减分异常的三类罪犯要通过找罪犯本人谈话、调取原始计分凭证等方式进行核实；在减刑、假释提请环节，重点监督减刑、假释的起始、间隔时间及减刑幅度等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考核期间内所获得的行政奖励是否属实，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是否开庭审理等。要通过逆向审查等方式，加强对监狱内部各提请环节扣下的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防止监管民警徇私舞弊、上下其手，对三类罪犯过分“关爱”；在减刑、假释裁定环节，注意审查“当减（假）未减（假）”和“不当减（假）却减（假）”两种情形，重点监督法院裁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法律依据是否正确，有无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同案不同判”等问题。

（三）实现监督手段多元化

造成检察监督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监督手段，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为检察监督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监督手段。一要强化现有监督手段的法律效力，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的法律效力，即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等，被监督单位必须按照要求，限期审查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如果确有违法情况的，要及时纠正或采取有效措施，并将纠正或改进情况书面通报发出纠正违法通知的检察机关；如果认为没有违法情况的，应当及时书面回复检察机关[2]。二是赋予检察机关抗诉权，由于减刑、假释实质上是对原判决的变动，其与刑事裁判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其中并没有将减刑、假释的裁定排除在外。为制约裁决权，确保对裁决结果的有效救济，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裁决的抗诉权，这既符合权力制衡原理，也符合检察监督规律。三要赋予检察机关配套的监督权能。若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抗诉权等发挥制度设计的功能，还需要赋予检察机关配套的监督权，如检察监督知情权、调查权、建议处分权等[3]。

（四）提高监督队伍专业化

“徒法不足以自行”，无论制度设计的多么完善也离不开人的执行，检察监督工作也不例外。一要选好配强刑事执行检察人员，选派一批工作经验丰富，监督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检察人员，充实到刑事执行检察一线。应当根据监管场所每年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人数，按照一定比例配备派驻检察人员，以保障同步监督工作的落实。二要提高队伍专业化水平，针对刑事执行检察业务特点，积极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着力提高刑事执行检察人员的执法监督能力、应对重大监管事件能力以及发现、查处职务犯罪的能力，确保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贴合实际、学以致用[4]。

注释：

[1]周伟：《刑事执行检察的若干问题》，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24期。

[2]单民：《刑罚执行监督中的问题和对策》，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

[3]侯国云：《刑罚执行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财政支农效应实证分析 篇7

财政性农业投资主要包括四部分：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救济费，而四者之中，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支农支出占据了绝大部分份额。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从上图1可以看出，国家财政中用于农业的支出在逐年的增加，特别是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支农支出，其增长的数量与速度更是大大超过了其他三项。我们再来看看随着财政中支农支出的变化，第一产业产值的变化情况，如图2。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看出，随着代表财政支出中用于支农支出增长率曲线的上升或下降，第一产业的产值增长率曲线也在发生相似的变化。虽然影响第一产业产值的因素很多，但作为财政性农业投资中份额较大的一部分，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值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一、模型设计

本模型将研究近些年来我国财政中用于农业的支出项目与农业产出之间的定量关系。

1. 确定模型所包含的变量

模型被解释变量是我国农业的历年总产值;解释变量是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支农支出。

2. 确定模型

通过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作散点图观察，第一产业总产值Y与解释变量支农支出X(经对数调整后)呈线性关系，因此，我们建立如下理论模型：

模型中βi (i=1)的经济意义是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所以0<βi<1，μ是随机误差项，描述变量以外的因素对解释变量的影响，β0为常数虚变量，包括政府的政策、气候变化等难以量化的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为了简化模型，我们令lnXi=Mi，则原模型变为：

二、样本数据的收集

本模型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具体的原始数据及对数变换处理数据见表1:

(单位：亿元)

三、参数估计

用EVIEWS3.1对变换后的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得出回归方程：

四、模型检验及修复

1. 经济意义的检验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即随着国家财政中用于支农的支出越多，第一产业的产值也越大，符合现实中的经济情况。

2. 统计检验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0.959380，这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好，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的值为20.64289，很显然，变量的显著性比较强，F=426.1288>F0.05 (1, 17)=4.45，方程的显著性也比较强，这说明模型的整体效果比较好。

3. 计量经济学检验

由于模型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且只包含一个解释变量，所以，无需进行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检验。我们用杜宾—沃森检验法对模型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

在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情况下，通过查表我们得出：dl=0.93, du=1.13，可以看出，DW=0.506761

根据估计结果，经过系数调整之后最终模型的形式如下：

DW=1.187056>du=1.16，模型已经消除了序列相关性。并且相关的t统计量与F统计量的值也非常显著，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0.859759>0.8，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也比较好。

五、模型预测及分析

查得2005年的数据，农业总产值为39 450.89亿元，而利用方程模拟得出的结果是农业总产值为36 833.833亿元，模型预测的相对误差比为0.066337，预测误差在容许范围之内，故认为估计模型是可以应用的。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与第一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相比，财政性农业投资的增长显得特别缓慢。而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出，财政性农业投资特别是直接的支农支出对农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性农业投资，特别是支农支出的投资力度，充分发挥它对农业发展的拉动作用。

摘要：财政性农业投资是我国农业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作为财政性农业投资中的重要部分, 财政支出中的支农支出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使用EVIEWS3.1软件, 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着重对财政支出中的支农支出与农业产值进行回归分析, 不仅可以得出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值具有重要的影响, 而且还计算出了根据支农支出来预测农业产值的回归方程, 对有关部门的经济预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财政支农,回归分析,预测

参考文献

[1]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2]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3]张晓桐.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使用指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股经背离”现象实证分析 篇8

汉密尔顿在《股票市场晴雨表》中指出: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表现为宏观经济决定股票市场的波动, 同时股票市场提前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然而自2008年中国股市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大幅下挫之后, 一直都在2000-3000点的地位波动, 与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形成强烈的对比, 因而引发了关于“股经背离”现象的探讨。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 对“股经背离”现象进行分析。

2 理论分析

股票的价格反映了一股股票所代表一定比例的公司的价值, 而股票价格乘上该公司流通的股票数量, 即公司的总市值才真正反映了公司的价值。股票指数只是单纯的将现在的股票平均价格与历史数据进行比较, 并不能体现出整体市值的变化, 而GDP是一个总量数据, 体现出经济总量, 而个体价格水平的变化。因此简单的用股票指数与GDP进行分析而得出“股经背离”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3 中国上证指数、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与GDP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证监会、纽约证券交易税等官方网站。

3.1 上证指数与我国GDP的相关性分析

选取上证1999-2011年每年年末最后交易日收盘价指数作为因变量Y, 1999-2011年我国各年GDP (单位:亿元) 作为自变量X。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如表1结果所示, 上证指数与GDP的R值仅为0.2, P分别为0.1239、0.0590, t检验、F检验均无法通过, 其回归结果不显著。

3.2 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与GDP的相关性分析

选取纽约证券交易所1999-2011年每年年末最后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作为因变量Y, 1999-2011年美国各年GDP (单位:亿美元) 作为自变量X。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如表2结果所示, 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与美国GDP的R值仅为0.12, P值0.2295过大, t检验、F检验不显著, 其回归结果表明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与美国GDP不存在明显相关性。

综上可得, 分别对我国上证指数、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与GDP进行相关性分析, 其结果都是不存在明显相关性。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存在所谓的“股经背离”现象, 因为股票价格指数仅仅体现了平均的股票价格水平, 忽略了股市中常见的配股、送股、分红和新股IPO等行为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 并不能体现出股市总体价值的变化。

4 中国上证流通市值总量与GDP的相关性分析

选取1999-2011年每季度末上证流通市值总量 (单位:亿元) 作为因变量Y, 1999-2011年我国每季度GDP (单位:亿元) 作为自变量X。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图1。

如表3所示, 结果可决系数为0.79, P值检验、t检验和F检验均显著, 可得出方程为:

Y=1.254911X-33999.18

综上, 我国GDP与上证流通市值总量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

5 结果分析

上证股票指数低迷而流通市值总量与GDP高度相关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5.1 股权分置改革

2004年1月31日, 国务院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开始推行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将以前不可以进行上市流通的国有股 (还包括其他各种形式不能流通的股票) 拿到市场上流通。在2000年我国股市可流通股票市值只占股市总市值的30%左右, 而目前我国股市可流通股票市值占股市总市值的85%左右, 大量的国有股解禁稀释了股市指数, 但是整体市值属于增长态势, 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5.2 送股、转股、配股盛行

高送股、高转股和高配股是我国股市的特点, 诸如10送10、10配5等现象屡见不鲜。由于一家上市公司进行送股并不能增加该公司的实际价值, 按照基本的金融原理, 送股、转增股票必然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 在理论上, 10送10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50%, 会对股票指数造成巨大冲击, 而高的送转率恰恰体现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增长。

5.3 新股IPO

经济的增长会使得更多的公司需要进行上市融资, 而新股IPO则必然导致股市资金的稀释, 从而造成股票指数的增长乏力, 我国每年的新股IPO都在几千亿人民币, 因此新股IPO会压低股票指数并且使得市值增长。

5.4 股票现金分红

根据股票的定价原理, 在除息日, 由于企业用自由资金对股东进行了现金分红, 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 在理论上每股下跌价格等于每股分红。因此股票的现金分红也会导致股票指数的低迷。

6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股票指数与GDP数据的不协调的现象并非中国特有, 而是目前世界股票市场的共有现象,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股票指数本身具有片面性, 不能完全反应股市状态。而通过对上证流通市值总量与GDP关系的分析发现, 市值流通总量与GDP有很好的线性相关关系, GDP每增长1万亿, 上证流通市值总量增长1.254911万亿, 即市值流通总量能够反映实体经济的变化, 在我国出现的所谓“股经背离”现象并不是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相背离, 而是股票指数与实体经济相背离, 相对于股票指数, 用股市流通市值总量与历史数据进行对比的流通市值指数更能反映股市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摘要：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 分别对中国上证指数和中国GDP的关系以及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与股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证明了“股经背离”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 并非中国特有。同时, 从一个新的角度, 用股市股票流通市值代替股票指数与GDP进行实证分析, 最后得出了股市股票流通市值能有效反应宏观经济情况的结论。

关键词：股市,股票指数,宏观经济,流通市值

参考文献

[1]M.宾斯维杰.股票市场, 投机泡沫与经济增长[M].上海:三联书店, 2003:285-345.

[2]周海燕, 周孝华.我国股价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关系分析[J].上海金融, 2005, (8) :12-14.

[3]刘骏民, 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对我国当前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 2004, (4) :60-69.

[4]刘少波, 丁菊红.我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相关关系的三阶段演进路径分析[J].金融研究, 2005, (7) :57-66.

[5]吴晓求.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资本市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98.

[6]王宗军, 钟俐.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武汉金融, 2004, (05) :52-54.

[7]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危险驾驶的实证分析 篇9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该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由此, 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纳入了刑法的打击范围。

一、当前危险驾驶案件的表现

危险驾驶罪作为一个新罪名, 其条文作为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存在于刑法中, 虽不同于交通肇事, 但在承办过程中, 交通肇事的相关要求特别是证据、文书制作上却仍可作适当参考。

我院自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 审查起诉的危险驾驶案件近80起①, 其中判决已生效50余起, 从这些案件来看:

(一) 在案发方式上, 以发生事故案发的案件占到了65%, 即大部分案件是通过车与车或者碰撞到人或发生单车事故后, 由肇事司机或者他人报警后案发, 由民警设卡查获的案件只占35%, 案发以事故为主。

(二) 从醉酒的程度来讲, 根据血液鉴定结果, 血液的乙醇含量达1.6mg/ml的占到42%, 近半的嫌疑人达到醉酒较严重的程度。

(三) 从危险驾驶的车型来看, 以二轮摩托车和轿车占绝大多数, 两者比例达到了94%。由此看出涉案车辆以解决代步工具居多, 而货车和客车只占6%, 其中客车一起、货车一起均属隔夜酒情况, 尚未出现酒后直接驾驶客车、大货车的情况出现。

(四) 从案件发生的时间来看, 下午16:00至晚上00:00的案发率为63%, 晚饭后酒后驾车成主要根源。

(五) 从侦查阶段采取的强制措施来看, 仅有几起案件, 在侦查阶段被刑事拘留后变更为取保候审, 目前仅有一起案件是充分利用侦查阶段延长刑事拘留至30日的拘留期限来审结案件的。

(六) 从法院判决适用缓刑的适用来看, 近87%的案件均是适用缓刑。从案发至案件一审生效, 没有采取被羁押过的嫌疑人占到了案件总数78%, 绝大部分案件嫌疑人未受过羁押。从刑期来看, 判处大多数在二个月至三个月, 四个月的较少。

二、当前办理危险驾驶存在的问题

危险驾驶作为一个新罪名, 出台之后并没有太多的窗口期, 随之而来的是公安机关一轮又一轮酒驾严打, 伴随各地坚决将酒驾打击到底的是案件量的激增, 这不仅是对新条款执行力的考验, 更是对整个司法效率的检验。

(一) 宽泛的打击性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规定, 车辆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按照上述两条规定, 凡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血液酒精含量达0.8mgml的, 一律构成危险驾驶罪。本院曾办理过隔夜酒案件, 但隔夜酒涉及的较多问题具有主观色彩, 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

亦有可能存在因紧急情况而醉驾的情况, 紧急情况是指出现紧急避险或其他不得已醉酒驾车的情况, 比如说救护突发病人等情况, 虽然客观存在酒驾, 但客观归罪, 难免使刑法显得僵硬无比。

(二) 刑罚设置问题

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期仅为拘役, 因此, 不符合强制措施中逮捕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条件, 无法逮捕, 对于那些醉酒造成严重事故, 但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嫌疑人来讲, 最多只能拘留, 便必须取保候审, 由于法院自身限制的原因, 以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起诉到法院的被告很少能被判处实刑。我院目前承办危险驾驶案件近百起, 仅有几起被判处了实刑, 其他都是判处缓刑。判处非羁押刑, 虽然经过了一个诉讼过程, 但犯罪嫌疑人的认知程度不得而知。本院在承办一起刘某涉嫌危险驾驶中, 刘某态度恶劣, 毫无悔过吸取教训之意, 直至法院审判阶段判处仅1000元的罚金仍然不肯缴纳, 最终被判处拘役一个月实刑。可见, 危险驾驶入罪打击作用被削弱。

(三) 程序上的问题

传统的案件诉讼时间较长, 把此类模式照搬到危险驾驶上, 不宜实现快速打击犯罪嫌疑人。我院曾在今年5月份受理一起去年7月的醉驾案件, 虽然最终犯罪嫌疑人被判处刑罚, 但是长时间的诉讼模式已弱化了刑法的打击性, 对犯罪嫌疑人的震慑作用也随之削弱。

(四) 案件最终的处理问题

危险驾驶的情节较为单一, 基本以事故和血液酒精含量作为定案标准, 因此法院量刑具有可比性。在同一地区发生的熟识的人之间发生案情相似不同判的问题, 更容易激发社会矛盾, 都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同时更深层次的是对法律的威严和统一性产生怀疑, 让日积月累的普法教育在瞬间被击溃。

三、对办理危险驾驶的建议

(一) 建立快办快诉快审统一机制

建立危险驾驶快速办理机制, 对建立一套长效机制, 查获发现案件, 及时固定证据, 及时移送审查起诉。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 应当尽快审查起诉, 发现问题, 及时补侦或补充材料, 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及时移送法院审查起诉。实现快速打击犯罪, 充分体现立法对危险驾驶罪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期望, 真正达到法律的预期。

在快速办理情节严重却无法逮捕的危险驾驶案件, 应充分利用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时间, 在延长刑事拘留期限至三十日的情况下, 公检法协调运用好这三十天, 实现在刑事拘留期内做出一审判决。区别适用缓刑, 不至于高缓刑带来危险驾驶罪的打击流于形式。

(二) 区分具体情况, 在处理时应体现情节轻重问题

对于危险驾驶中存在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也应当充分考虑去。比如隔夜酒问题, 如何界定。虽然血液酒精含量超标, 但无大碍, 此类案件被查出后如何处理。就危害性而言, 比酒后直接开车小, 主观恶性也较轻, 把此类案件同酒后直接开车一视同仁不符情理, 同时也不能体现法律的宽严相济。因此, 在办理隔夜酒问题时, 应从具体饮酒至开车的时间的间隔、饮酒的种类、酒后的状态、及被查获时主观状态综合衡量, 对于那些确实不知自己已酒驾的嫌疑人应当做出不同的处理, 适当时, 不应统一归罪, 可以作为行政处罚案件处理, 这样即不失法律的威严, 又不会导致法律被违背。

案件中容易出现紧急情况, 我院目前在受理的案件中尚未发现此类情况的存在。紧急情况虽然客观存在酒驾, 但是如果符合刑法第十三条的情节轻微或者是第二十一条的紧急避险, 则扣押不作为犯罪来处理。

对于在广场、公共停车场以及居民区、企业内道路等公众通行区域为移动车辆而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轻微碰擦事故的, 以及在农村机耕路上醉酒驾驶二轮轻便摩托车的, 虽然是在公共区域, 但是仅为方便或其他原因挪动车辆, 并不具有在道路上醉驾的危险性, 在农村道路上, 人烟稀少, 也不会危及他人的健康财产安全。虽有客观事实, 但是符合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 情节轻微, 可以不作为犯罪来处理。

在醉驾发生时由于个体差异, 醉酒后个体驾驶的自制力不同, 因此在案件的处理中, 对于在路口被查获和已经造成事故的理应区别对待, 特别是造成人身伤害的, 应从严处理。

在处理中存在从轻情节, 亦存在从重情节。例如曾因酒驾被行政处罚或者醉酒被追究过刑事责任的、醉酒程度严重的、无驾驶资格或者驾驶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 驾驶无牌证或者已报废、拼装的机动车辆、驾驶营运车辆等情节均应考虑。在侦查阶段, 是否可以考虑拘留至七日后再办理取保候审, 用当即拘留的方式震慑犯罪嫌疑人, 在加之以取保候审, 恩威并施, 给予其充分的教育意义, 并努力形成扩散影响力, 使一案形成发散和辐射效果, 达到惩罚与教育并重的目的。从而真正达到刑法设置危险驾驶所要求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摘要：危险驾驶入罪, 从刑法上打击醉酒驾驶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随着该罪进入司法程序后凸显诸多问题, 刑法仅给予的一个法律条文, 已无法给予危险驾驶罪实际办案更多的帮助, 本文试从危险驾驶罪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带来的问题来阐释危险驾驶的现状表现及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关键词：危险驾驶,现状,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梅传强, 胡江.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分类分析[J].法学, 2009 (9) :16-21.

[2]赵秉志."酒驾"肇事案件的刑法对策[N].人民法院报, 2009-10-04.

[3]孟君.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0 (2) :44-45.

[4]史儒磊.浅析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式[J].法制与社会 (下) , 2010:11.

实证分析 篇10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有关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争论,而且至今仍未结束。这种争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他们只主张实证经济学,排斥规范经济学。大卫·休谟提出“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即认为不能从实证分析中推导出规范分析,严格区分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帕累托主张实证分析,认为“帕累托最优”属于实证经济学范畴,与规范经济学毫无关系。尼格尔认为经济学中存在着实证分析,但实证分析在原则上不应该受规范分析的束缚。缪尔达尔主张将规范分析作为实证分析的前提条件,规范分析是为了更好的实证分析。罗宾逊夫人主张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萨谬尔森认为经济分析中处处离不开规范分析。海尔布伦纳认为没有规范分析也就没有实证分析,并且规范分析无处不在。

2 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法就是在观察到事实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抽象法通过分析推理对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进行客观的指示,对有关现象将来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由这种方法得出来的结论是客观的,就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样,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实证研究主要有小样本的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的计量分析两种方法。

(1)案例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主要采用这种方法。例如,科斯运用案例研究为主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制度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了“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走失的牛损失邻近土地谷物”、“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库克诉福布斯”案、“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巴斯诉格雷戈”案等多个案例,从中发现了“科斯定理”。诺思等人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制度研究时,更多地依赖个案的分析,从中推断出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与马克思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案例研究可以保证研究的真实性且易于处理,从真实世界里找学问,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达到大样本检验的效果。现实经济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许多因素是难以量化的。比如,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法律、法规等),还包括非正式制度(习惯、文化等),到目前为止,非正式制度还不能完全用数量关系精确计量。新古典经济学为了做到“易于处理”而不得不假定制度是外生的,或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导致其理论“缺乏现实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不同的产权结构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不同,但由于制度本身的复杂性,要做到“既真实又易于处理”地解释制度对经济的重要作用,采取案例研究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通过现实中的一个个案例,发现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提炼和逻辑演绎,用所得的知识对真实的经济世界进行解释,并预测未来经济的发展。目前理论界已经开始用案例研究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就是一个例证。

(2)计量分析方法。近几年来,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方法已经在经济学中运用十分广泛,这从近两年入选的经济学年会论文和核心期刊刊登的文章可以看出来。计量经济学模型的重要意义在于:(1)发现理论,即用表现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的样本数据去拟合各种模型,拟合最好的模型所表现出来的数量关系,则是经济活动所遵循的经济规律,即理论。(2)检验理论,即按照某种经济理论去建立模型,然后用表现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的样本数据去拟合,如果拟合很好,则这种经济理论得到了检验。(3)经济预测。将已经发生过的经济活动的样本数据代入拟合得最好的理论模型,找出变化规律,并进行预测,通过预测可以了解到事物发展的方向。(4)政策选择。计量经济学模型揭示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经济目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经济政策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很方便的看出不同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目标影响的大小,以此来选择使目标最优的政策或政策组合。

我们研究经济问题时所采用的“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也都属于计量分析方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资源最优配置的学科。“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经济学最常用的分析方法。作为“理性人”,采取一项行动之前首先会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只有在成本小于收益时,人们才会采取某项行动。诺思将“经济人”作为某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的基点,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动力都源于经济人对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但是,当历史事实证明此时并不一定发生变迁时,就要转向意识形态、历史特征、权力等制度的影响,转向个人的有限理性。科斯第一次将边际方法用于分析制度,认为对于选择市场还是企业、用法律诉讼还是私下协商来解决纠纷等制度安排,取决于边际交易成本;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就出现了制度均衡。契约经济学认为,一项最优的契约安排的选择取决于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威廉姆森认为,当一种组织的内部边际交易成本与外部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就实现了均衡。西方经济学认为,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此时企业也就达到了一种均衡状态。

3 规范分析

规范分析法即根据一定价值判断,提出行为标准,作为决策的依据,并制定出相应的行为政策。这种方法回答的是“应该怎么样”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其它学科都需要科学评判的标准。规范分析法给经济运行所指的方向是积极的,对未来经济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也都离不开规范分析,具体表现为:(1)文化经济建设的需要。规范的、先进的文化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反之,消极的、腐朽的文化会阻碍经济建设。(2)制度建设的需要。任何制度都必须是规范的。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小学生日常行为规则,如果没有做到规范,很多人就会钻法律的空子,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导致原有的制度安排无效率。规范的制度有利于良好秩序的形成,能够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人们积极性的提高又有利于制度的建设。(3)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价值观是非优劣选择的核心应追求和谐,和谐社会的构建首先需要规范人们的价值观,只有多元化的价值观都规范到一元价值观———追求和谐上来时,和谐社会就指日可待了。(4)“以人为本”的时代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人及其需要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的今天,人们的精神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的人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而有的人却把嫖赌等恶行作为需求,这就需要在满足人们的需要之前先规范分析,鼓励积极的精神需求,抑制消极的需求,防止社会不良风气的蔓延。

4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各有利弊。实证分析对经济现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系统化,逻辑推理过程直观精确,能够得出客观规律,但忽略了价值判断,没有人本主义思想,没有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事物的反作用,也不考虑运行结果是否可取。规范分析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考虑结果的可取性,并制定要达到社会目标所应采取的政策,但无法使理论精确表述。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应当结合,互相补充,不能只简单地推崇其中的任何一个,也没有必要分清(其实也根本分不清)到底谁会是经济学的最终立场,只能说在某一阶段或某个学派是规范分析为主还是以实证分析为主。早期西方经济学主张从规范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实证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在写论文时既离不开实证分析,也离不开规范分析。选题和论文最后的对策往往采用规范分析方法,中间论证部分一般以实证分析方法为主,以便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摘要：首先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争论;然后较详细地介绍了实证分析的两种方法:小样本的案例研究和大样本的计量分析。规范分析是对事物的定性描述;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各有利弊。经济学应将两者结合,不能只推崇其中的任何一个,也不能简单地说谁会是经济学的最终立场。

关键词：实证分析,规范分析,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廖士祥:《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2]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李增刚:《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几点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4(3)。

[4]傅耀、颜鹏飞:《西方经学方法论的演变和最新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2003(2)。

[5]李子奈:《计量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6]张海峰:《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色》[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商业秘密界定的实证分析 篇11

关键词：商业秘密；技术信息；经营信息

一、侵犯商业秘密案

2004年10月25日，安徽省绩溪县华林玻璃纤维有限公司诉安徽省绩溪县华宇玻纤有限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案审理完结。

案件事实：原告华林公司多年从事生产、销售玻璃纤维材料和制品业务，被告华宇公司原系绩溪县临溪中学校办工厂并于2003年3月改制设立，生产的产品与原告华林公司相同；被告钟抗美系原告华林公司销售员，也系该公司股东之一，长期从事原告产品的对外销售工作。2003年10月，原告华林公司发现被告钟抗美在其客户中多次为被告华宇公司推销产品，

2003年12月29日，被告钟抗美在原告华林公司年终总结会上，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作了检讨，并表示愿接受公司处分。2004年1月12日，原告华林公司针对被告钟抗美的行为，作出了《关于钟抗美同志损害公司利益事件的处理通报》，决：（1）定留厂察看6个月；（2）取消其当年全部奖金，并处1000元罚款。

2004年1月29日，原告华林公司召开第七次股东代表大会，以决议形式审批了《公司商业秘密保护规定》等方案与制度，并将经营信息列入了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之内，要求员工在离开公司后三年内仍需保护公司商业秘密，否则公司有权追究其责任并索赔，被告钟抗美在该决议上签字。2004年2月9日，原告华林公司以文件形式公布了该保密规定。此后，被告钟抗美又多次将被告华宇公司的产品送往原告客户无锡西漳水泥厂、江阴第二水泥厂、浙江长兴第三水泥厂等单位进行销售。经原告发现后，被告钟抗美于2004年4月向原告华林公司提出辞呈，原告华林公司随即提起诉讼。

二、商业秘密的界定

根据《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2条的规定，商业秘密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两大类。技术秘密，也被称为专有技术、技术诀窍，以及音译诺浩、挪号，这一术语来自英文“Know-How”。 指凭借经验或技能产生的，在实践中，尤其是工业生产中使用的信息。情报、数据或知识，包括化学配方、工艺流程、技术秘诀、设计图纸等。经营信息，是指具有秘密性质的经营管理方法及与经营管理方法密切相关的信息和情报。主要包括与经营有关的重大决策，与自己有来往的客户名单、货源情报、经营方式、经营目标、经营策略、商业模式、客户名单、产销策略、招投标中的标底以及标书内容等信息。商业秘密的要件包括秘密性、经济性、管理性和实用性。

在要点一叙述的案例中，原告所主张的商业秘密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其经营信息。原告华林公司为开拓销售市场，投入了一定的人、财、物以及大量时间，形成了在一定的期间内相对固定的具有独特交易习惯等内容的客户名单和销售渠道，其能为权利人带来商业机会和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该经营信息的权利属于原告华林公司所有，且原告已将该经营信息作为商业秘密，制定了《商业秘密保护规定》，采取了保密措施，使其自身的经营信息处于秘密状态，应当依法获得商业秘密的保护。被告钟抗美作为公司股东，多年从事原告单位的销售工作，其明知经营信息是原告的商业秘密，却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利用权利人的销售渠道，向原告客户推销与本单位有竞争关系的企业的同一产品，其不仅违反了商业道德，也已构成了对原告商业秘密的侵犯；被告华宇公司作为市场交易中的经营者，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然而，其明知被告钟抗美系原告单位的销售员，掌握着权利人的经营信息，却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原告的商业秘密，利用被告钟抗美的销售员身份以及原告华林公司的销售渠道，向原告客户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在同业市场竞争中减少了销售成本，缩短了竞争劣势的时间，损害了他方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违反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两被告的行为共同侵犯了原告华林公司的商业秘密，应承担共同侵权的法律责任。

三、我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秘密的法律属性不明确。虽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给出了商业秘密的概念，对商业秘密的法律属性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学术界，对于商业秘密，它到底属于一种什么样性质的权利也并没有没有定论。主要的有财产权理论、人格权理论、知识产权理论和债权理论。债权理论，就是秘密权视为一种当事人围绕商业秘密建立的一种保密关系的债权。财产权理论，认为商业秘密权属于财产。人格权说，不正当的方法取得他人秘密的行为属于侵害人格行为。知识产权论是现在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

分层抽样方法的实证分析 篇12

近年来, 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 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 非公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也日益突显, 逐渐成为活跃市场、推动行业技术革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而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是企业扩大发展, 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因此为了全面了解云南省非公有制企业 (单位) 人力资源状况, 本文对云南省非公有制企业 (单位) 调查, 解剖云南省总体总量、各州市、全省各行业非公有制企业 (单位) 人力资源的分布情况, 为非公有制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一个必要的依据。

报告运用分层算法对云南省16个州、市的18个国民经济行业门类非公有制企业 (单位) 人才资源状况进行抽样调查。

二、分层方案

1. 分层抽样原理

(1) 层数及样本量确定。将每一个行业门类的所有企业按照规模分成3层, 1个全部抽取层和2个部分抽取层, 总的样本量是由全部抽取层中的企业的数量和部分抽取层的样本量构成, 公式如下:

其中Nl是全部抽取层中企业的数量, nh为部分抽取层中样本量。

那么根据Lavallee-Hidirou算法。

(2) 样本分配方法。奈曼最优分配各层的单位抽样费用相等, 即ch=c那么费用函数就变为CT=c0+cn此时, 简化为, 这种形式的分配被称为奈曼分配。

2. 抽样框确定

州市的抽样框使用全省基本单位名录库, 根据非公有制法人企业所属的州市, 加工整理成, 云南16个州市的抽样框。

将各州市抽样框中的单位按照行业门类分成18个层 (当某些行业的单位数量为0时, 故不能完全涵盖18个行业) , 按照年末从业人员数据进一步分为1个全部抽取层和2个部分抽取层。各个抽取层的层界限通过kozak确定, 见表。

单位:人

三、结果分析

1. 全省非公有制企业 (单位) 人才的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 云南非公有制单位共有从业人员2039472人。从受教育程度看,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有12129人, 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为0.59%;大学本科有131784人, 比例为6.46%;大学专科有315011人, 比例为15.45%;中专及以下有1580548人, 比例为77.50%。从人才类型看, 比重较大的三种人员分别是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 抽样调查中这三类人员的数量分别为358959人、334451人、668715人。所占比例如图1所示。

2. 分行业的非公人力资源的数量特征

从云南省非公经济企业和员工从业结构来看, 以第三产业为主。从事第三产业的非公企业员工有706581人, 占非公企业员工总数的34.65%。具体来看, 年末从业人员在三大产业中的分布情况为:第一产业16.43%, 第二产业48.93%, 第三产业34.65%。

三大产业中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的分布比例分别为:第一产业:9.00%、5.88%、8.77%。第二产业:39.22%、50.39%、59.38%。第三产业:51.78%、43.73%、31.86%。由于采矿业的特殊性质, 第二产业中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所占的比例最高, 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最大。

3. 分地区的非公人力资源的数量特征

经统计分析, 非公从业人员超过100000人的只有昆明、曲靖和邵通三地区。非公从业人员最少的是迪庆, 只有14537人。

云南省各地区的经营管理人员占该地区非公人员总数的比例集中在10%~20%;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除了邵通占7.77%外其他地区均集中在10%~20%;各地区的技能人员所占非公人员的比例则区别较大。超过35%的地区有德宏 (38.49%) , 文山 (44.74%) , 昭通 (56.82%) 。

参考文献

[1]秦光荣.强化措施优化环境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在全省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会上的讲话[R].2009, 3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