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传播理念（精选10篇）
科技传播理念 篇1
1 专业TMT博客网站的兴起
专业TMT博客网站, 指由专业化团队运作的专门提供有关TMT行业资讯与服务的独立科技博客网站。它的兴起与当下TMT行业的迅猛发展密不可分, 同样也离不开媒体行业的自新。
1.1 TMT行业迅猛发展
TMT (Technology/Media/Telecom) , 由 (互联网) 科技、媒体和通信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TMT行业是以互联网等媒介为平台将高科技公司和电信业等行业链接起来的新兴产业, 在新媒体、软件开发、智能设备等领域都有所涉足。2006年, 在市场研究公司易观国际给出的一份《中国TMT十大热点行业投资价值排名报告》中, 搜索引擎、网络游戏、即时通讯、手机游戏、移动支付等都名列其中。中国商业金融数据库Wind资讯显示, 2014年以来截至2月末, 中信一级行业中, TMT行业中的计算机板块以超25%的涨幅领先各大板块。同时, 传媒、通信、电子元器件年内涨幅也均在前五之列。虽然目前关于TMT行业的发展没有一份官方统计数据, 但是据其在资本市场上的优越表现, 不难判断TMT行业的发展前景不容小觑。在此背景下, 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技术创新更是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机遇期, 催生了一波新的创业潮。对于这些创业者、投资者们来说, 只有及时掌握行业动态, 并且对资本市场风向保持极高的敏感度, 才能跟上现在科技创新、资本流转的速度。而这也向当下的科技传播界提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首先, 一个能够迅速传递TMT行业前沿信息的发布平台亟需被建立。其次, 敏锐、专业、深度的行业观察与分析将成为极具潜力的价值增长点。最后, 若有余力, 一条从线上延伸至线下, 能够为受众提供实在的金融、咨询服务的产业链或将成为可依循的商业模式。这些信号都指向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科技传播媒体, 它将更快、更专、更活。
1.2 媒体行业的自新
近年来, 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 科技媒体也在内容、载体、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与创新。例如, 单一媒体开始制定全媒体发展战略、社交网络如科学松鼠会通过轻松分享科普知识“让科学流行起来”、传统媒体反思并改变传者本位建立“对话模型”等。[1]可以说, 科技传播在理论发展与实践过程中积极顺应时代潮流, 解决了不少现实需求, 也为新一代科技媒体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科技博客作为一种Web2.0时代的新型科技传播工具, 在媒介技术发展、传播理念创新的背景下诞生, 满足了科技爱好者对于新奇技术的追索。而专业TMT博客网站作为一种新型的科技博客网站, 则满足了关心TMT行业发展者的好奇心, 并且更加个性化、专业化、社会化。它的出现是行业发展的需要, 也是互联网、新媒体自身不断发展的结果。
2 中国科技传播生态中的专业TMT博客网站
2.1 中国科技传播生态概观
长期以来, 中国的科技媒体在体制化、事业化的框架内不断摸索实践, 探索出了一条兼顾一般受众与专业人士的传播路径。一方面大众化报刊担负起了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 如《大众科技报》等专门化科技主流报纸和不定期刊登重大科技新闻的市民报。另一方面专业性学术型报刊杂志则为科研工作者输送了最新的科技情报, 如《中国科技报》《计算机应用研究》等。其中有一部分由政府部门主管主办的科技媒体, 主要向政府、企业的决策层和管理层提供国家、地方科技方针政策, 如《中国信息化》杂志。这样一种“两级”传播体例促进了科技知识向普通公众、知识精英的流动, 为中国科技传播奠定了基石, 也同时树立起了科技传播界的权威。与此相对应, 中国的科技传播研究也停留在国家、事业的宏观层面。“为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良好而有效率地运行, 推动我国经济早日迈向知识经济发展阶段, 有必要把科技传播当作一项社会事业来发展, 通过政府有效地组织和立法保障, 采取切实措施, 解决知识传播交流、技术扩散转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大力推进我国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2]
不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于科技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于是出现了一批批基于一般科技爱好者需求, 进行市场化运作的科技媒体, 包括《计算机世界》《IT时代周刊》《电脑爱好者》等, 打破了原来的两级均衡, 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但是, 与前面的科技媒体一样, 由于受到自身体制机制、组织结构等的影响, 其科技传播模式、方法与风格仍然停留在以编辑部为中心的传统报刊阶段, 这显然难以融入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时代。
接下来, 以互联网与新媒体为起点的科技传播创新再一次打破了中国科技传播生态的平衡。科技门户网站、科技博客、科技自媒体等等不断涌现, 丰富了科技传播的形态, 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科技传播的理念。而专业TMT博客网站从一开始就是互联网的产物, 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打上了鲜明的互联网思维烙印。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贯穿着专业TMT博客网站从设计到运作的始终。了解它的产生、发展过程对于理解中国科技传播理念的创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2.2 专业TMT博客网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专业TMT博客网站并非起源于中国。早在2005年, 被称为“Web2.0先生”的迈克尔·阿灵顿便在美国创建了科技博客Tech Crunch, 主要报道新兴互联网公司、评论互联网新产品、发布业内重大突发新闻等。Tech Crunch目前已成为关注互联网和创业的重量级博客媒体, 被称为美国互联网产业的风向标, 里面的内容几乎成为风险投资者们的重要参考。2010年, Tech Crunch以3000万美元的价格被AOL收购。Tech Crunch现已拥有一个有关创业公司资料的开放式数据库Crunch Base, 成功举办多场研讨会、交流会以及科技大赛, 并设有The Crunchies奖学金。雷锋网CEO林军表示, 目前国内兴起的科技博客大多都受到Tech Crunch的启发, 基于Word Press构架, 整体网站设计简洁内容精致, 更侧重于创业项目第一手新鲜资讯, 属于Web2.0式的博客。[3]
“约从2009年开始, 国内媒体开始关注国外技术报道和科技发展, 起初主要是四大门户网站开设科技频道, 报道国外科技资讯和发展动态, 但内容多数只限于翻译或编译。”[4]但是, 随着国内的科技公司和科技创业越来越多, 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发展情况也急需被关注和报道。另外, 受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与审美旨趣的转变, 也使得简单的资讯传递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市场对于专业而富于原创色彩的科技媒体需求日渐强烈, 而这也刚好契合了当下的互联网创业热情, “第二批创业型科技媒体纷纷出现”。
2010年到2012年, 中国刮起了一股科技博客网站创业风潮。专业TMT博客网站创始人刘成城便是在Tech Crunch的影响下开始写作科技博客, 并于2010年组建团队成立了国内较早的一家科技博客网站——36氪。随后, 2011年, 专注于移动互联网的科技博客网站“雷锋网”成立。2012年5月, 定位于个性化商业资讯网站的“虎嗅网”正式上线, 同年10月, 注重科技博客媒体属性的“钛媒体”成立。截止2012年底, 中国的科技博客网站已超过20家, 并从小众圈子逐渐传播开来, 现已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该类网站专注于内容生产, 主要以TMT行业从业人员、创业者、投资人为目标受众, 报道TMT行业资讯, 追求新鲜原创的科技、商业评论。部分网站发展日臻成熟, 开始开拓线下活动, 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并扩展商业价值链条。
2.3 与众不同的科技博客网站
专业TMT博客网站脱胎于一般的科技博客网站, 仍以科技信息的报道、评析为主要内容, 但它有着更为明确的目标受众和更为专业的内容, 以及一套与众不同的运作模式。与个人开设的科技博客相比, 专业TMT博客网站有一支专业化的写作编辑与运营团队, 且形成了稳定的网站架构与内容, 能够保证定期更新。目前, 专业TMT博客网站已成为众多科技自媒体人发表文章, 提升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其次, 与传统门户网站下设的科技频道相比, 专业TMT博客网站拥有独立自主的品牌, 在内容选择、产品设计、市场运作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性和鲜明特色, 产品更加丰富完整、自成体系。目前, 许多运营成熟的专业TMT博客网站都已实现了业务多元化, 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品牌体系。
专业TMT博客网站的出现是科技博客网站在发展过程中领域分化、受众细分的必然结果, 也是科技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中转型的一大创新。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创业团队加入科技媒体的竞争, 专业TMT博客网站数量不断增加, 内容及风格却日渐趋同, 用户增长速度放缓, 或已进入发展平台期。相比之下, 传统门户网站的科技频道凭借自身的用户、流量优势, 只要内容、模式稍作改进便可赢回不少用户。现在, 不少大型科技门户的版面构造已与专业TMT博客网站趋于一致, 而且它们的文章阅读量和评论、转发量也要远超后者。这对于专业TMT博客网站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专业TMT博客网站对科技传播理念的创新
专业TMT博客网站作为一类颇有成就的科技新媒体, 在编写、运营等方方面面都对科技传播理念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从传播的要素和传播的功能出发, 对专业TMT博客网站进行观察研究, 不失为探讨科技传播理念创新的一条规范化、集约化的理论路径。
3.1 科技传播要素的创新
3.1.1 传播主体多元化, 用户参与内容生产
专业TMT博客网站作为一种Web2.0时代的产品, 其典型特色是用户生产内容 (UGC) 。在传统科技媒体中, 内容生产的权力主要保留在由专业采编人员组成的科技信息生产部门中, 普通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体传播的内容。[5]这种传者本位模型长期占据着中国科技传播的主流。而专业TMT博客网站则打破了这一平衡, 其传播主体大大多元化, 既包括博客网站的自有编写团队, 又包括专业的科技观察评论员, 还有一些对TMT行业感兴趣的普通网民, 他们的写作主题各有偏好, 风格也是新鲜多变, 改变了传统科技信息单一、模式化的题材与体裁, 丰富了科技传播样式, 同时充分尊重并发挥了用户的创造能力, 彰显了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特色。
对于传统科技媒体来说, 宣传推介国家重大科技发明, 报道农业、军事、航天航海等工程重大进展仍然是科技传播的主要内容, 新闻体裁仍然以消息、通讯等为主, 专访、特写等为辅, 意在突出科技发明的重大意义与科技人才的努力与创新, 宣传色彩较为浓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科技、产业的发展, 上述内容已经无法满足受众的需求。相较于有关国家重大科技新闻的“常规”报道, 受众对于短、平、快的更加贴近生活的科技资讯需求不断提升。另外, 随着普通用户接触科技信息的机会与渠道越来越多, 科技知识储备不断增加, 他们也拥有了独立观察、评论、判断科技界新近发生的事实的能力。专业TMT博客网站便为这部分用户提供了发表个人观点的平台。以专业TMT博客网站“钛媒体”为例, 从该网站2012年10月份上线以来到2014年10月5日, 已有1284位作者在该网站上发表文章, 其中认证作者共57位, 部分高产作者已发表博文一两百篇, 粉丝多达三四百人。这些认证作者多为科技专栏作者、知名媒体评论员、互联网分析师。他们的文章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科技写作范式, 观点鲜明、语风犀利, 从标题到正文都体现了新媒体人、自媒体人独特的话语方式, 获得了不少读者的喜爱。
除了向专业作者约稿, 专业TMT博客网站还设立了投稿通道, 邀请用户报道身边的TMT资讯, 抑或提交新颖原创的个人评论, 并与其他用户一起分享交流。网站在每篇文章下面都开通了评论功能, 鼓励读者表达自己的看法。另外, 网站还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一些话题讨论、视频直播、音频直播, 进一步增进受众之间的交流。专业TMT博客网站利用互联网的分享功能和互动属性, 为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用户提供了一个表达与交流的场所, 而这也成为了用户生产内容的一部分。但是正是由于兴趣“圈子”的限制, 这些网站的文章转发量与评论量并不算高, 特别是与拥有显著流量优势的几大门户网站相比更是寥寥可数。
专业TMT博客网站通过用户生产内容 (UGC) 的模式保证了用户关注、写作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进一步增强了网站内容的原创性和个性化, 提高了用户粘度。不过, 一方面, 由于优质作者资源有限, 网站编辑能力高低不一, 不少网站刊登的时评文章水平参差不齐。另一方面, 由于TMT行业领域内的热点新闻较为集中, 常常会出现大家蜂起追逐热点的情况, 不可避免地带来内容的同质化。比如2014年9月苹果i Phone6发布会前后, 基本上所有的科技博客网站头条都是关于i Phone6的猜想与评论。这些都将影响到用户体验, 也是专业TMT博客网站在采用“用户生产内容”模式时所应反思的问题。
3.1.2 传播渠道多样化, 打开社会化媒体通路
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兴起大大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 无纸化、碎片化、移动化、个性化的阅读逐渐成为潮流。在这股风潮下, 专业TMT博客网站也全面拓展了自己的传播渠道, 纷纷开设微博官方账号、微信订阅号、移动APP、RSS订阅器, 还有一些网站设立了自己的社交网络。虽然相较于传统科技媒体, 博客网站已经较好地解决了时效性和互动性的问题, 但是近两年来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已经带走了一部分电脑终端的网站流量, 单纯依靠网站进行品牌推广效果不甚理想。另外, 专业TMT博客网站所提供的信息与一般的时政、民生新闻不同, 其受众局限在对TMT行业、对互联网创业感兴趣并有所了解的小众圈子, 并非普罗大众。而网站不具有排他性, 也不能针对目标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 其传播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此时, 借助微信订阅号、移动APP等应用为目标受众进行专属私人定制, 并借助“社区”“朋友圈”进行转发、扩散, 以良好的口碑赢得更广泛的品牌影响力成了科技媒体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一步。
目前, 专业TMT博客网站的社会化媒体运营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模式。其中, 微博主要负责网站内容的预告和推送, 接受网友评论与互动, 同时微博官方账号也是品牌影响力与公信力的象征。微信订阅号则主要负责精选内容推送, 此外还包括一些基于微信平台开发的特色产品与栏目, 如36氪的“北极社区”“音频直播间”, 虎嗅网的“虎嗅直播”等, 大大丰富了科技传播内容的表现形式, 也促进了社区内的交流与互动。而移动APP作为网站、微博、微信订阅号的集大成者, 可以满足用户阅读、评论、参与社区生活等种种需求, 提高了用户体验, 满足了用户期待。
3.2 科技传播功能的创新
传播的功能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 而有关传播功能的学说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包括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和赖特的“四功能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社会功能观、李普曼和默顿的隐性功能理论等等。[6]1982年, 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对传播的功能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并在《传播学概论》中将传播功能正式定为: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7]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 媒介技术的变革, 传播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 但是上面四项功能却总能在形形色色的传播事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对于科技传播来说, 最为显著的功能便是雷达功能和教育功能。具体到专业TMT博客网站, “雷达功能”彰显了其传播科技信息、反映TMT行业生态的能力, 而“教育功能”, 或者更广义上来讲它的“服务功能”则体现了为受众提供知识、咨询的能力, 甚至包括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商业功能。这些传播功能的延伸与创新为科技传播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拓宽思路, 深度挖掘科技信息的商业价值, 为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3.2.1 强化雷达功能, 树立行业风向标
科技与商业对于信息流动的速度有着极高的要求, 这就要求相关的传播媒介对信息具有极强的灵敏度和准确的判断力。在TMT领域内, 无论是普通工作人员、创业者还是投资人都需要对科技前沿信息、传媒热点进行快速精准的把握, 否则“落后”将被无情地淘汰。比如, 近年来消费类电子产品逐渐成为年轻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硬件、软件创新将受到市场的青睐。而这一信息就需要通过科技传播媒介通达相关的从业人员。反过来, 如果科技传播媒介能够及时抓取这些信息并准确地传递给受众, 那么就可以引导TMT从业者获取先进的知识与理念, 并更好地做出决策。如前文提及的美国科技博客网站Tech Crunch, 它目前已被称为美国互联网产业的风向标。这一雷达功能为受传者提供了宝贵而实用的信息与建议, 也为传播者奠定了传媒业界所渴求的行业影响力和举足轻重的地, 可以说带来了双赢的局面。
在中国,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 媒介的功能从单一的政治宣传导向“回归到传播信息为基本功能”。[8]科技传播也从举国体制中解放出来, 开始减弱宣传色彩, 提高实用功能, 针对特定人群进行差异化地传播。专业TMT博客网站作为一种科技新媒体, 也在不断地提升信息传播的能力。从内容来看, 它们紧跟科技发展的前沿, 编译国外资讯、跟进国内动态、对市场进行分析和预判,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TMT行业的发展动态, 为从业者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科技成果提供了平台与渠道。但是, 近两年国内专业TMT博客网站的“泉涌”, 与其传播的内容的“井喷”也增加了受众选择、阅读、甄别信息的困难。如何出产精品成为网站树立行业地位的重要任务。
3.2.2 延伸服务功能, 转型创业孵化器
与纯粹的学术型科技刊物、网站相比, 专业TMT博客网站作为连接科技与商业的桥梁, 其经济功能更加突出, 部分网站逐步转型成为集信息、资本、市场推广服务于一身的创业孵化器。目前, 不少知名TMT博客网站及其旗下一系列产品已成为互联网创业者们发现创意、寻找合伙人、实现融资、进行宣传推广的开放性平台。以36氪网站为例, 创业者可以通过它的资讯或评论获取并学习国内外前沿科技信息和互联网创业模式, 通过线上的“北极社区”和线下的“36氪开放日”活动加强创业者们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通过“36氪+”网站进行融资, 还可以寻求36氪网站报道以宣传自己的创意或产品。目前, “36氪+”已经有超过7000家的创业公司数据, 以及超过400位投资人入驻。可以说, 以36氪为代表部分专业TMT博客网站已经能够为培育小微互联网企业提供较为完备的服务。而且, 随着该类网站影响力的扩大, 将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投资人进驻到这个信息、金融中介中来, 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互联网创业。
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 李克强总理在致辞中说, 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让每个有创业愿望的人都有自主创业的空间, 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 让自主发展的精神在人民当中蔚然成风。借改革创新的东风,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互联网科技创业作为新兴创业重镇, 其发展离不开科技传播媒介的信息传递与宣传报道, 同样也为科技传播媒介的功能拓展提供了契机。扩大服务领域, 打造从信息到产品到资本的产业闭环成为业已进入成熟阶段的TMT博客网站进行跨越式发展的可能路径。
4 关于科技新媒体“热”的“冷”思考
专业TMT博客网站作为在TMT行业迅猛发展背景下诞生的科技新媒体, 打破了传统媒体在内容、载体和模式上的限制, 将互联网的个性化、平等化、开放性、互动性、服务性发挥到了极致, 它的成功体现并推动着科技传播理念的创新。但是它作为一个科技新媒体能否长久存续发展下去, 能否成为其他科技媒体创新、变革的成功样板, 还有待时间去证明。在此仅就专业TMT博客网站的现实运行提出一些问题与大家共同思考。
首先, 用户生产内容是专业TMT博客网站的鲜明特色, 但是这种模式是否真的将议程设置的权力交还给了公众?综观几家知名TMT博客网站, 主要撰稿人出现了高度重叠, 很多知名科技媒体人的文章被多家使用或转载, 稳稳地占据了头条。科技媒体的议程似乎是由网站与知名作者协商达成的, 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科技媒体推送的消息。
其次, 相较于传统媒体上刊登的严肃科技新闻, 专业TMT博客网站上提供的资讯、评论更加流行化、通俗化。当然, 这与网站的商业化密不可分, 但是这会不会牺牲掉网站内容的科学性?再者, 五花八门的创业服务功能是否会弱化专业TMT博客网站借以立身的“内容”?二者何为“主业”, 何为“副业”?最终将会呈现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的关系?网站会不会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而丢失媒体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
最后, 新媒体市场竞争激烈, 传统互联网巨头体量、流量巨大, 资本、技术、人力资源丰厚, 可以迅速吸收同行成功经验, 并占据主流。中小型的科技新媒体应如何保持创新活力, 又打破垄断, 与大型媒体分庭抗礼?
2014年8月18日,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中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政策引导掀起了一波媒介融合的高潮, 传统科技媒体在转型过程中应如何借鉴如专业TMT博客网站这样的科技新媒体的优秀经验, 又如何规避它们存在的问题与隐患, 从而实现从理念创新到产品创新, 从形式到实质的媒介融合, 这些都是媒体从业人员与研究人员应在这股热潮中所应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J].科普研究, 2009 (2) .
[2]翟杰全.科技传播事业建设与发展机制研究[J].科学学研究, 2002 (2) .
[3]齐洁.科技博客在创业浪潮中兴起[N].中国经营报, 2012-3-17.
[4]常宁.我看科技媒体的丛林竞:“土壕派”与“奋斗派”共舞.http://www.tmtpost.com/152038.html.
[5]雷蔚真, 郑满宁.WEB2.0语境下虚拟社区意识 (SOV) 与用户生产内容 (UGC) 的关系探讨——对KU6网的案例分析[J].现代传播, 2010 (4) .
[6]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7]威尔伯·施拉姆, 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4.
[8]夏文蓉.市场经济与大众媒介功能观的转向[J].新闻知识, 2003 (1) .
通过“一刊一网”传播商会理念 篇2
刘薇：非常感谢中国商人杂志社为此次评选所付出的努力和辛劳，异地商会数量如此庞大，做好这份统计工作，既要客观，又有准确，实在不易。在1万多家商会评选中我们商会能荣登52位，对此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我们会发挥自身优势，弥补缺陷，更加努力，探索出一条商会发展的崭新道路。
中国商人：对于北京福州商会的传媒影响力成绩单，你觉得其中的各项数据是否能全面反映北京福州商会在传媒影响力方面的实际情况？
刘薇：基本上可以反映。
中国商人：就商会在传媒影响力方面的评价，你认为在以后的类似评选中是否有必要增加新的评选指标？
刘薇：我们注意到排行榜的数据以网络传媒居多，并没有平面媒体、电视传媒等方面的数据，如果把这些数据整合进去，应该更全面。还有很多商会都有自己的内刊，这也是传媒影响力的重要一方面，不容忽视。
中国商人：商会的传媒影响力，实际上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角度，反映了商会在公共关系沟通和社会公众形象建设方面的影响力，这也是各商会领导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商会对外的公共关系沟通和形象建设方面，你认为北京福州商会的哪些具体工作是有突出效果的？
刘薇：我们商会主要通过一刊一网对外传播商会理念，反应商会现状，报导商会活动，树立商会形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我们的内刊《京榕商》，在北京商圈中享有盛名，曾多次受到全国工商联、北京市工商联和福州市政府领导以及各兄弟商会的表扬和赞誉。这是我们引以为荣的，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后，我们还会定期发行简报，汇集商会最新情况及政策经济信息，及时、迅速地传递给我们的会员和朋友们。
中国商人：近年来,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工具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深远，跟公众日常生活联系也日益密切。在这样的新媒体环境下，北京福州商会将会考虑通过哪些具体措施，扩大商会的传媒和公众影响力？
刘薇：博客和微博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重视，特别是微博，传播速度非常快，对很多人来说，“无微不欢”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商会的微博是去年开通的，和许多兄弟商会及商会领导都形成了互动。今后我们会更重视微博的发展，及时传递信息，分享资源，不断扩大商会的影响力。
中国商人：你认为在公共关系沟通和公众形象建设方面，应如何向社会传递商会的核心价值观？
刘薇：传播商会的核心价值观要通过整体的全方位的策划，多通过一些线上线下活动，积极开展公众互动。活动和宣传是相辅相成的，活动要开展得有声有色，宣传也要积极跟进。
中国商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异地商会的发展已走过了十六个年头。北京福州商会在凝聚会员、服务会员方面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跟商会成立初期有哪些比较大的区别？
刘薇：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福州商会已经成立快6年了，目前是第二届。成立初期，我们更重视打基础、树形象，注重和会员的情感沟通，“亲情服务”色彩浓一些。第二届商会更重视为会员提供发展的商机和服务，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引领会员多元化投资、发展，更重视实际项目的推进和促成。
中国商人：异地商会在沟通各地政府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方面显示了它的活力和影响力，这已经为这些年来的经验所证实。在这方面，北京福州商会此前主要的贡献是什么？以后还将有哪些作为？
刘薇：北京福州商会自成立伊始，就十分重视京榕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积极组织会员参加北京、福州举办的各类活动，配合政府搞一些小型活动，赢得了京榕两地政府的赞誉。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配合政府，投身北京经济建设，并不忘故里，回馈桑梓。我们也积极引导企业家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抗洪救灾、地震捐款、捐资助教、捐赠白血病患儿，处处可见我们企业家的身影。我们的付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获得了很多荣誉：2008年8月被福建省统战部评为“海西春雨行动”先进集体；2009年4月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20周年先进表彰大会上被评为2008年公益明星单位；2010年5月荣获福州市热心公益事业奖章。引导企业家做优秀的企业公民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未来还会继续加强在这方面的工作。
中国商人：随着异地商会会员增多，规模持续扩大，异地商会内部成立市县级以下的分会，以及一些专业性、行业性协会似已成为一种趋势。您认为处理好异地总商会与各分会、专业协会之间日常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刘薇：如你所言，现在区县级商会越来越多，我们商会下面就有闽清商会、罗源商会、永泰商会、闽侯商会，马上还要成立长乐商会、连江商会等商会。商会属于松散型组织，是商人自愿参加的，没有任何行政约束力，所以总商会对待分会也是如此，不可能把自己商会的模式、制度、价值观强加于分会，而要充分尊重、理解和支持分会的发展，竭尽所能地为他们提供帮助，分会发展了，总会当然会更强大。
中国商人：就异地商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有哪些问题是商会自己可以不断改善的？哪些是需要政府给予更多支持的？
科技传播理念 篇3
关键词：重大灾难新闻报道,出镜记者,科技传播理念,特殊设备,专业知识
1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概说
1.1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的特点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 顾名思义, 是对重大灾难事件进行的报道。
孙元明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特点和特殊功能》中, 归纳了突发事件报道中信息传播的4个特点:1) 危机发生初期, 传递渠道多样, 方法灵活, 方式多样;2) 传播格局多元化, 呈现波形发展的态势;3) 剧烈性和难以控制性;4) 影响力强、涉及面广、持续性长 (1) 。
参考以上四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特点, 笔者总结出重大灾难报道的如下4个特点:
1) 在重大灾难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中, 媒体的报道始终面临与谣言角力的过程, 尤其是在重大灾难事件的肇始阶段;
2) 对重大灾难事件信息的传播, 呈现出报道框架多样化的特征, 其引发的舆论多元化特征相当明显;
3) 特别注意大众传媒对舆论的引导作用, 以免形成大规模恐慌和骚动;
4) 由于报道题材具有重大性、连续性、复杂性, 所以报道方式多为连续报道、深度报道、系列报道。
1.2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的功能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的功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赵士林的《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认为,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既有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政治功能”、“社会经济功能”、“培养公民的危机意识功能”, 也有政府层面上的“提高政府危机意识”、“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促进政府的廉洁高效”功能。从公民层面上看,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可以“提高和培养公民的理性”、“提高公民对危机的应对能力”, 同时是“公民自我保护的必要条件 (2) ”。
笔者认为,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的功能可概括为:
1) 潜伏期的预警功能。真正敏锐的媒体常可以通过自己的冷静观察和理性判断, 发出及时、正确的报道, 提醒社会危险的临近, 从而使得社会各界特别是危机涉及领域的政府管理部门能够及时采取对策, 避免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危害的程度;
2) 爆发期的认识功能。透过灾难新闻传播引起人们对自然规律和人类活动再度、深度认识, 避免重蹈覆辙;
3) 爆发期的告知功能。媒体通过在报道中及时提供有关重大灾难事件的全面信息, 向受众呈现灾难事件真实可靠的发生、发展和结果, 消除受众恐慌心理, 避免谣言传播, 维护社会稳定;
4) 扩散期的协调功能。重大灾难事件发生时期是一个非常态的时期, 政府应对措施的有力实行, 需要公众的理解、配合, 此时媒体的报道、解释和引导便成为增进公众了解、促使行动一致的导航员。同时, 媒体的批评监督也有助于及时揭露和惩戒灾难事件发生时出现的各种违法违规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5) 消退期的反思功能。重大灾难事件逐渐平息之时, 通过媒体报道可以探寻重大灾难事件爆发的原因, 反思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 总结政府和公众在应对危机中获得的经验, 推动后续正确决策的制订与施行。
2 重大灾难新闻出镜记者报道的特质
2.1 出镜记者进行现场报道的特点
论及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的特点, 不能脱离电视媒介自身的特质。
电视是声画合一的传播媒介, 观众可以通过电视画面直观地看到新闻事实的发生、发展。“电视画面以电子、数字等手段记录与真实时空同步的生活原始形态的形象, 它包括生活中真实的时空、声音、形象、运动和过程等原始素材 (3) ”。由于电视新闻具有“同期声”这一要素, 电视画面既可以单独存在, 独立实现有效传播, 也可以充分与旁白述评和人工音效相融合进行传播。何志武、石永军编著的《电视新闻采写》中认为, “电视画面所具有的纪实性、直观性、动态性、审美性、参与性等特点, 能体现时间、空间、对象的三位一体 (4) ”, 这正是收音机广播和报纸、杂志所不具备的优势。
此外, 电视媒介又具有线性传播的特点。线性传播是指“电视传播按时间流程依次播出节目, 每个节目的图像和语言也是逐帧逐句呈现 (5) ”。排除重播形式, 以一次单独的电视节目播出而言, 这种线性传播具有不可逆、不可重复性, 受众既不能像读书读报那样, 读读停停, 或由尾及首随意跳读, 也不能像收看网络视频那样, 自行决定播放进程或反复收看。
电视媒介的这两种传播特点, 使出镜记者的现场报道, 在思维方式、工作流程和表现形式上, 都具有鲜明的特点, 也面临和其他报道形式所不同的独特要求。
2.2 出镜记者进行现场报道的要求
2.2.1 电子采集手段
相比于文字记者的“笔记本+笔”、收音机广播记者的“录音机”、“录音笔”, 电视记者出镜采集信息的设备更为先进和复杂。他们的工作仰仗于一整套电子采集、存储、传输设备, 包括摄录机、话筒、灯光等起码的技术手段, 逢直播或报道重大灾难新闻, 还可能动用转播车、卫星传输系统。这要求出镜记者必须适应电子化采集手段, 熟知与之相匹配的各个技术环节, 最终完成电视采访。
2.2.2 团队化的工作方式
协同工作和采摄分工, 是电视记者区别于其他媒介记者的突出特点, 因此和文字记者的单打独斗不同, 出镜记者面临的是团队化的工作方式, 必须特别强调集体协作精神, 在工作中要熟悉和有意识地顾及团队其他人员的工作, 这包括以下3点要求:
最基础的要求是坚守自己的位置。出镜记者首先要明白自己的职能所在, 在集体采访报道中, 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扮演出镜采访报道的角色。
在此基础上, 出镜记者还要熟知团队其他成员的职责, 具有一定的摄像意识和编导意识。正如美联社总编基思·富勒所比喻的那样, “记者好比职业球队队员, 不仅仅必须站到自己该站的位置上, 还应该知道其他每一个队员应站的位置。记者也好比一个职业歌剧女高音一样, 必须了解自己的声音和其他歌手的声音 (6) 。”“作为一个出镜记者, 如果不熟知画面, 不懂得拍摄技巧, 可以说是不称职的 (7) ”, 因为其无法去调度和组织采访、报道。比如, 出镜记者在进行现场报道时, 要顾及自己能否被摄录记者捕捉到, 是否有利于其选择合适的画面, 是否便于声音的采集和光线的调节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某记者谈及这个问题时指出, “要时刻记得摄像是你的一部分, 有时甚至是你的救星。不要只顾语言的逻辑, 而疏忽摄像的画面逻辑。要时刻问自己:我这么说, 让摄像怎么拍?让编导回头怎么编 (8) ?”
而更高层次的要求, 是出镜记者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 担负起领导职责。重大灾难新闻的现场报道通常是直播, 这意味着常态新闻报道中“领导审片”的环节在此处被省略, 出镜记者直接成为“把关人”。
2.2.3 蒙太奇式的思维方式
蒙太奇, 法语Montage的音译, 原意是指建筑业的“装配、构成”, 后被引入电影、电视创作领域, 成为了“画面组接”的代名词。对于出镜记者的电视新闻报道而言, 蒙太奇思维贯穿于记者工作的全工程——开始于记者的采访、报道构思之中, 体现于记者的拍摄方案或节目台本上, 最后完成于编辑台上。
首先, 在确定报道主题的过程中, 出镜记者便开始了蒙太奇思维, 与摄影记者讨论决定选择什么样的画面来说明主题、表现人物。其次, 在拍摄过程中, 记者要特别注意面对摄录机镜头时, 介绍一个画面要说明什么、介绍多久、遇到突然变化时怎样变更自己的介绍, 使之与正在拍摄或将要拍摄的画面有机贴合。最后, 出镜记者在作为拍摄对象展开报道时, 还必须考虑后期编辑的剪接工作, 注意画面与画面之间承上启下的作用, 时间顺序和空间活动的展现是否合乎逻辑, 有经验的出镜记者还会注意保留十分必要的起幅和落幅。
2.2.4 口语化的表达特点
某记者曾于2009年5月22日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座上谈到, 面对“出镜记者”和“演播室主持”双重身份的切换, “在现场”和“在演播室”的语言样态是截然不同的。出镜记者必须做到平易简练的口语化表达, 所谓“是真佛只说家常”。这不仅有助于出镜记者贴近观众, 也便于观众了解现场繁复的内容 (8) 。
口语化的表达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一是句式短小, 用词简单, 少用有歧义表达和复杂的句式, 干净明了更要言之有物。遇有复杂的情况, 出镜记者还要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其解释清楚。
二是与演播室主持词和解说词相比, 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的语言可以是零散的、碎片化的, “看到什么, 就说什么”, 不必追求完整。
在电视传播和电视节目构成符号之中, 图像是基础, 出镜记者的语言须臾不可脱离于图像。这时记者的报道往往是跟随画面指引而展开, 在画面内容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情况下, 记者的语言甚至可以只是一两个碎片化的短语, 对画面内容起到必要的补充作用即可。
三是出镜记者的报道一般只涉及当下, 不涉及背景回顾和未来展望;重在形象性, 不重抽象性;不求分析深刻, 但求介绍明晰。
由于电视节目线性传播的特点和声音对画面的高度依赖, 出镜记者必须在看到某一具体画面的第一时间, 展开对这一画面的介绍, 否则画面转瞬即逝, 记者的介绍滞后于画面, 便会造成声画不对位。这种声画不对位, 或给观众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或使其在接收信息时遗漏重要的细节。因此, 有经验的出镜记者总是能在报道时恰当地提醒摄录师和观众关注值得注意的场景, 对于特别重要的细节, 甚至不惜再三重复。这位记者在介绍自己在汶川地震中进行出镜报道的经验时曾谈到, 遇到重要的内容, 要通过诸如下面的语言大胆指挥摄像、提示观众, “我们请摄像师傅再给……一个镜头”、“好,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的画面, 大家注意左下方那个小红点, 那就是……所在的位置”。而对于现象深层原因的解释说明、背景知识的交代或事件发展的预测等, 出镜记者一般不在现场报道中涉及, 多数情况下交由演播室主持或解说词来完成。
四是出镜记者的语言一般只承担有实际意义的内容介绍功能, 不承担结构上的转场功能。在现场报道中, 尤其是直播的现场报道中, 出镜记者站在镜头前的每一秒钟都十分宝贵, 在这宝贵的出镜时间里, 记者更多的是聚焦于内容本身, 需要完成对有实际意义的现场事件、情景的介绍, 至于结构过渡和转场功能, 则由演播室主持人来完成。
2.2.5 综合表现力
电视声画结合、视听兼备, 是最具综合表现特色的传播媒介。出镜记者在报道中综合调度声音、文字、画面等多种表现因素, 使得报道和采访不仅真实感强, 可信度高, 而且富于现场感, 有利于引导受众参与, 唤起受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正因为电视传播具有综合的表现因素, 感染力远远强于其他媒介, 出镜记者在进行重大灾难事件的现场报道时, 更应该关注新闻伦理问题, 比如避免介绍过于血腥的细节, 调集情感要素时必须有节制。
2.2.6“现场”与“镜前”带来的更高要求
出镜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工作时, 身在新闻现场, 曝露于镜头前, 而“现场”和“镜前”这两个空间特点, 给出镜记者的工作, 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由于出镜记者置身新闻事件现场, 较于演播室主播, 他们对信息的占有往往直观而不够全面, 经常是深入一点, 不及其余。而现场事件频发的紧迫性, 又要求其做出反应、发表议论, 均在刹那之间, “原生态”的自然流露多, 刻意准备后的谋划少, 这对出镜记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 与旁白解说相比, 出镜记者呈现在镜头前, 作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 其言论和举止更受观众关注, 被认为是媒体态度和立场的代言人, 一旦其出现错误, 很难有机会补救和挽回 (对于直播报道中的出镜记者而言, 这点体现得更为明显) , 这正是为什么学者和普通观众在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 对出镜记者的批评颇多的原因之一。
2.2.7 重大灾难新闻报道中对出镜记者的特殊能力要求
重大灾难新闻非常态的事件现场和客观条件, 对出镜记者提出了远远高于常规新闻报道的要求。除了常规新闻报道中所需要具备的敏捷思维能力、流畅表达能力、敏锐观察能力和精准提问能力外, 一个优秀的灾难新闻出镜记者还需要具备一些特殊的素质和能力。
一是对特殊设备的调用意识和使用能力。以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在山崩地裂、路断桥塌、通讯中断的情况下, 出镜记者应能根据新闻现场的客观条件和报道需求, 果断地选用合适的通讯和转播设备。这首先要求记者对前方情况有富于前瞻性的把握和判断, 在前往报道现场之前就能有意识地要求配备和携带相关设备。某媒体记者因在地震发生第二天, 从聚源中学返回成都市的酒店向电视台发回新闻, 被称为“逃兵”并广遭鄙薄。对此她的解释是:聚源中学通讯完全中断, 没有可以发回新闻的设备。而与其同时赶到聚源中学的凤凰卫视记者, 却借助小型便携式卫星传输设备, 向电视台传回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因此, 该记者对于前方困难的估计不足与准备不够, 也是造成她招来骂声一片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又如5月29日, 某媒体记者乘坐成都公安局的“动中通”卫星直播车从平武县前往文家坝, 即时展现了沿途的情况, 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和行进感。这辆经过改装的卫星车在车顶、车体前后左右各装配了一个摄像头, 车内有两路信号, 其中一路可车外移动拍摄, 这种转播效果远非固定机位转播可比。这再次提示业内人士, 出镜记者灾难新闻报道在技术操作层面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选用何种设备、如何利用设备, 也是值得动脑筋的问题。
二是报道样态和表达方式的合理选择和运用能力。出镜记者要根据现场条件、事件情景、新闻当事人的不同特点, 选择多样的报道样态和表达方式——是站桩式的报道还是移动式的跟拍;是短平快式的提问还是铺陈式的叙述;是借助道具式的说明性呈现, 还是依托细节的故事化讲述, 等等。
三是对新闻事件的深层解释能力。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陆小华老师曾指出, “电视现场直播报道的深层影响是如何体现的, 可以说体现在对现场的把握, 对人们关切的现场画面以及事件关键信息的提供, 更可以说体现在对事件原因、意义、影响的解析, 对现场隐含信息的分析, 对重大措施的价值与影响的阐释上。这种解析、分析、阐释, 总体上, 是传媒解释能力的集中体现。体现好解释能力, 才能更好地挖掘现场、事件、措施等等信息的价值 (9) ”。
当然, 在汶川地震这样状况复杂的重大灾难直播报道中, 对新闻事件的解释和分析、评价主要是由演播室主播完成的, 但这不意味着记者便不需要对新闻事件的深层解释能力。按照陆小华的观点, “电视现场直播报道, 总起来看, 恰恰是一个报道与评论相结合的报道模式, 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报道。这其中, 不仅选择现场地点、选择连线人物、选择报道主题、选择内容重点等等本身, 就赋予其一种价值观与观点, 就是在做无言的评说;而且, 在现场直播报道中, 主持人与现场出镜记者, 也会在报道中加以点评 (9) ”。
出镜记者对新闻事件具备深层解释能力的前提是, 占有和掌握足够多的现场情况与背景资料, 其中“背景资料”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专业知识和技能, 特别是其中的实用知识、实用技能。像汶川地震这样的特大地质灾害, 它可能造成哪些次生灾害?在进行救援或等待救援时有哪些注意事项?记者如何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报道?这都是需要掌握的。否则, 对出镜记者来说, 轻则报道失当、引人诟病, 重则可能危及报道对象和自身生命安全。这方面的例子不在少数:
在2008年5月18日《抗震救灾众志成城》节目中, 某媒体记者采访汶川的一个野战医院, 这个野战医院是由第三军医大学的医生们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设立的。该记者穿上手术衣进入帐篷, 就同样两个问题翻来覆去采访正在紧张手术的医生们, “现在这个伤员是一个什么样的伤情”, “那你们对他实施什么样的救治”, 还在采访时无意触碰到了已经消毒完毕的医生, 医生终于怒不可遏地大喊:“你把我搞脏了!”许多人在看了这段采访后, 大骂这位记者“粗鲁”、“野蛮”、“无良”。其实, 犯错并非出于故意, 而是源自无知——一方面, 他没有意识到在斯时斯地一件无菌手术衣是多么珍贵不可浪费;另一方面, 他也不知道在无菌手术室里, 是不能随意接触已经完成消毒者, 污染其手术衣的。
在2008年5月14日22点38分的地震直播节目中, 主持人连线了在灾区采访的记者, 当问到记者聚源中学的救援工作进行程度时, 记者竟回答说“救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这种不负责任的回答, 引起主持人当场质疑:“刚才我们在演播室里面采访了专家, 他说在震后的72个小时都是黄金救援期, 你为什么说已经接近尾声了呢?”
没有新闻现场报道经验的她在表达自己的感性判断, 而非客观理性判断。关注直播的朋友都看到了, 其实在早期被废墟掩埋较浅的幸存者得救之后, 在小山一样的废墟下寻找到一个生命讯息是一件艰难的事, 而现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张激烈, 没有场面上的张力, 而是内心的紧张与行动上的细致。这就是当时现场的情况。显然, 这位记者用个人感性的判断“接近尾声”来概括这种情形是犯了严重错误。可惜, 当主持人进一步追问, 她没有抓住机会弥补反而更加慌乱。但错误的表达并不是源于内心的冷漠, 而是缺少知识储备和现场经验 (10) 。
笔者认为, 该博客对这位记者的辩护是说得通的。2008年5月14日尚属地震爆发的初期, 许多名词、概念记者和公众都不了解 (包括“堰塞湖”这个概念, 相信如果不是汶川地震之后媒体大规模对其介绍, 绝大多数人可能闻所未闻) , “黄金救援72小时”的概念, 当时的这位记者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要知道, 深入灾难事件中心的记者不比演播室主持人消息来源广泛, 他们和灾民一样, 很多时候身处信息和知识的盲区。所以主持人知道的概念记者未必知道, 甚至当广大电视观众通过收看节目熟知了这一概念时, 这位记者仍有可能毫不知情——在重大灾难事件初期紧张忙碌的救援现场, 怎么可能有专家气定神闲地对她侃侃而谈, 解释什么“黄金救援72小时”呢?
当然, 能够理解该博客对这位记者的辩护, 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原谅她的无知——身为灾难报道的记者, 对一些起码的专业术语、相关知识, 还是应该做足功课, 有所了解的。
出镜记者在进行灾难新闻报道时, 必须做好充足的先期准备, 掌握必要的相关知识, 并以这些知识指导自己的具体采访行为, 不给灾区工作“添堵”、“添乱”。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 掌握这些知识的记者也能变成救灾人员的得力助手, 协助其完成简单的救援工作。笔者认为, 进行灾难新闻报道的记者至少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准备:
一是相关专业知识的准备。记者对要报道的灾难事件、特别是自然灾害事件的特点、发生机制、后果、关联性有所了解。某些灾难新闻报道的记者由于长期从事某一专门领域的灾难事件报道, 已经成为该领域的半个“专家”。大部分的记者即使不能做到这一点, 也至少应该学做“一日专家”或速成的“业外专家”, 不要在展开采访时让被采访的专家为向记者解释基础概念而浪费过多的时间。
把科学健身理念传播给更多人 篇4
企业高层：增强全民健身意识
在与喜得龙公司副总裁丁冬冬交谈时，记者感受到了他的信念与决心。谈到喜得龙参与全民健身事业的初衷，丁冬冬说，全民健身事业很吻合我们的品牌理念，喜得龙一直以来就提倡快乐运动，健康生活，倡导以运动提高生活品质，通过结合自身品牌定位，为活动融入更多百姓喜闻乐见的健康运动形式，切实将这一健康的生活理念传递给国人，增强全民健身意识。
谈到近些年来喜得龙参与群众健身活动取得的收益。丁冬冬表示，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支持力度，让我们看到了“全民健身”为企业带来的巨大商机。通过“全民健身中国行”，把“快乐时尚、青春张扬、自由至上”的品牌精神传递给千家万户，使喜得龙的品牌知名度与产品销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赞誉与支持，为喜得龙打造国内知名“生活运动品牌”奠定坚实的基础。
奥运冠军：示范引领回馈社会
本次活动现场请来了高崚、李婷、邢傲伟、滕海滨4位奥运冠军倾情助阵。谈到奥运冠军如何参与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雅典奥运会鞍马金牌获得者滕海滨有他的看法，“虽然我练的是竞技体育，但也是靠群众体育的基础。我希望通过自身的宣传来推广全民健身，希望所有人通过体育运动来带动身体健康，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悉尼奥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邢傲伟已经是第四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了。他推荐道，健身走是一种特别简单有效的健身方法，很适合推广。饭后走一走，或者工作之余散散步，简单、效果好。他同时表示，“自己有义务来推广大众健身。通过这个活动，能走到百姓身边，以实际行动来回馈社会，感到非常荣幸。”
社区居民：科学健身利国利民
在晚上进行的活动中，来自社区的数十位大妈们表演了精彩的腰鼓舞。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叫董宗秀的阿姨。她说，拿到了奥运冠军亲笔签名的《运动健身指南》特别开心，能与奥运冠军近距离接触更是让她兴奋地难以言表。董阿姨告诉记者，她们这个健身腰鼓队从2003年开始组建，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除腰鼓队外，远洋小区还有太极拳队、合唱队，大家每天都训练，很开心。之前有小区的住户搬出去了，也还会定期回来练习和锻炼。董阿姨说，这次的活动很有意义，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富贵病也越来越多，急需健身，但是缺乏科学指导。现在推出了全民健身中国行活动，可以更好地帮助大家正确、科学地健身，利国利民。
媒体人：推广知识了解需求
作为一个媒体人，中国体育报业总社社长涂晓东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全民健身首先要了解普通的老百姓在日常健身中的所想、所需。健身有多种渠道，健身也会给健康带来好处。但是可能也有许多问题存在，比如场地设施的服务，或者是科学健身的指导，这些都是需要媒体直接和群众沟通，然后把他们的想法通过平面媒体或者新媒体等渠道传播出去。这样一来，可以让政府直接了解老百姓的健身需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二来可以让企业知道现有客户及潜在客户在健身器械服装上的需求，让他们更方便去开发研究新的产品。
科技传播理念 篇5
关键词：上海,官方科技传播力量,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相互作用
0 引言
在中国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大背景下, 上海更是以建设创新型城市为目标, 大力落实“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的“科教兴市”战略目标。应该说, 进入21世纪以来, 上海重视科学技术的氛围是历史以来的最好阶段。尤其为落实“科教兴市”战略, 早在2003年底, 上海市第八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就通过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纲要》第九部分“提高市民科学文化素质, 形成创新文化氛围”, 第三十八条提出:“建设以上海科技馆为龙头、产业 (行业) 博物馆为辅助、社区 (乡镇) 文化中心为依托的科普教育基地。”由此可见, 该《纲要》较为明确的指出了未来上海科技传播发展的方向, 大量学者对上海市的科技传播体系进行了研究 (曹振全, 林爱兵, 刘颖, 周维丽, 彭玲玲, 冯敏, 莫扬) , 而对上海科技传播体系做了较为深入探讨的是而有较为有影响的是蒋宏, 许剑 (2007) , 他们通过对上海市的科学传播体系的调查, 深入分析了上海科技传播人才队伍与科技传播网络体系, 重点研究了上海专业科技传播人才、上海高校科技传播人才和上海街道社区科技传播的现状与改进对策。但较少学者对民间科技传播力量做过研究, 王殿华 (2006) 曾指出我国科技传播体系的缺陷, 民间力量正在崛起, 但缺乏对具体民间科技力量的深入考察。官方与民间的科技传播力量究竟是如何分布, 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又应该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本文将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1 上海官方科技传播力量概况
上海的科技传播, 目前已建立了一个较完善的框架结构。上海是第一个建立了省级科普联席会议制度的城市, 包括党, 政府, 社团, 由最初的14家单位发展到现在的31家。在这个推进过程有几个变化, 即由原来的单纯的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科普传播发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并重的科普传播, 称之为“大科普概念”。“大科普概念”是上海独创的, 作为全国唯一的大科普观念其实质内容以及所带来的变化, 即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作为科普大概念来进行管理工作, 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是从目前的结构来讲, 是分两层的:第一层是市级的, 在十五期间的前半期是以横向管理为主, 由21个委办局以及社会团体和党口宣传部参与组织, 由市领导 (具体到一位分管副市长) 亲自挂帅的横向管理。在该层面, 主要是强调“3+X”模式, 即科委、科协、教委, 是科普工作的主体, 这些主体是联席会议的主要中坚力量, X是指跟随某一个主体方面的工作, 该部门就作为X项目的执行者或者直接参与者一起进入该层面, 比如说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的科学与文化传播, 就和农委有联系;第二层是区级, 区级和市级模式基本相同, 上下结构都有一定衔接, 根据它的一些科普发展需要在委办上有些调整, 同时把街道纳入到区级层面。而现在, 市级工作开始有了一些调整, 不只单方面的考虑横向问题, 也考虑了纵向的问题, 就是把各区里的联席会议的主要内容纳入到了上一级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的框架机构当中来议事, 实现上下联动, 市区联动 (2006, 蒋宏) 。除此之外, 上海整个科技传播网络中, 在上海科委的指导下, 截止2012年底已发展了255家科普教育基地, 涵盖天文、地理、生物、环境、交通、航天、医学、农业、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 还有各类的科技场馆、上海市及各区的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各高校的科学商店等。从管理的条件来讲可以将市里的关于科普工作的意见和精神直接到达社区, 到达街道, 这样整个规划, 整个工作体系, 以及具体实施精神的贯彻等都可以直接地、很快地到达基层, 而不是层层的传达、层层的过滤。
但上海的官方传播力量还存在国内官方科技传播的共同问题: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大, 传播针对性不强、效果不佳, 资源来源单一, 束缚了科技传播组织的手脚。 (2006, 王殿华)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问题除了靠其自身的努力和完善之外, 还需要依靠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补充。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崛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官方科技传播的不足, 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发挥一定的作用。
2 上海民间科技传播力量概况
上海的民间科技传播力量主要包括科协及其领导下的各类协会, 学会, 研究会等、民间科普组织、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私营公司的科普项目、草根公益类型的民间科普团体和从事科普事业的个人 (包括民间个人的科普工作室) 等。据统计, 上海科协现有学会、协会、研究会189个, 会员16万余人。组织网络还包括全市17个区县科协和100余个园区科协、企业科协、行业科协和大专院校科协。在全市所有个乡镇、街道建有科协或科普协会。从框架结构来看, 目前上海科技传播网络已是纵横交错, 较为完善。各类科技组织对我国公民科学紊质建设贡献很大, 特别是中国科协及其所领导的各种学会, 一直以来致力于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还有各地社科联组织及学会, 在传播社会科学知识方面也是非常努力的。我国的科技组织有很多优势, 如荟萃了众多跨学科、跨行业的人才, 学科齐全, 同行认可, 学术权威;地位超脱, 价值中立, 信息畅通, 反应灵敏等。但我国的科协从管理体制到运作方式都是官方在操作,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团体。民间科普组织主要由科技传播类的社会团体, 基金会, 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组成, 而个人主要是科学家、教授 (教师) 和志愿者。据统计, 上海共有24家科普类的社会组织, 其中有包括上海闵行区虹桥创智空间社区科普服务中心, 上海科普教育促进中心, 上海菇菌科普馆, 上海风电科普馆, 上海市科普应用技术进修学校在内的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科委) 和上海市科普基金会 (科协) 2个基金会, 其它均为社会团体。我们有选择行的对其进行了调查, 所有的民间组织都是挂靠在政府或事业单位, 其中除了上海闵行区虹桥创智空间社区科普服务中心为闵行区虹桥镇人民政府主管, 上海市科普应用技术进修学校为黄埔区教育局主管外, 有4家单位为市、区科委主管, 18家单位市、区科协主管。
由此可见, 虽然在上海也存在和NGO定义上非常接近的大量民间科技传播组织, 但他们的地位并非完全独立, 在科技传播体系中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吸引公众参与的能力很低。这些社长期沿用“挂靠体制”而生存, 极大制约了自身的发展, 导致严重的依赖性。“挂靠体制”建立的初衷本是想使它们得到挂靠单位的资金、人员和场所的支持, 由于专职科技传播工作人员具有国家干部身份、不受社会团体供养、不受群众监督, 难以从体制上保证他们将对上级负责与对组织成员负责自觉地结合起来:脱离社会的支持、参与, 仅靠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开展工作, 活力、凝聚力和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
3 上海民间科技传播力量与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比较
3.1 从整体布局看, 官方力量体系完善, 而民间力量分布零散
从实地调查和访谈中, 我们了解到, 目前上海科技传播的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官方来体系来看, 以市、区、县的科委、科协、教委、科技馆等实体力量为主要支撑, 基本上形成了上海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一个较为完善、分布规律且有规模的强势网络, 在整个上海的科技传播力量中占有主流地位;而民间的科技传播力量数量较少, 总体分布较为零散, 同时, 各自之间彼此独立, 沟通较少, 未形成合作力, 总体上其发展处于弱势。
3.2 从传播手段看, 官方力量传播形式固定化, 重展示, 而民间力量更加灵活, 具有特色
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科技传播力量, 在传播科普知识和科技的手段上看, 官方组织的科技传播力量受到很多的限制, 传播形式较为单一, 以展示为主, 而民间的科技传播的方式灵活多样, 更具特色。
3.3 从传播效果看,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影响较大, 而民间力量的科技传播影响欠佳
除了在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方面, 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外, 在传播的效果来看, 二者也存在差异。官方的科技场馆由于规模大, 数量多, 且能较为长久的维持, 在整个科技传播中还是发挥着主要作用;而虽然民间的科技传播形式更为灵活, 方式多样, 但是整体的数量有限, 参加人数的限制以及难以持续性的问题, 在整个科技传播网络中的作用还不是很大, 有待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
3.4 结论
综上所述, 从整体而言,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强大, 而民间科技传播力量不占主流, 这主要是由于体制的限制, 政府管得太多, 管得过严, 束缚官方科技传播手脚的同时也限制了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发展;从传播手段而言, 官方的科技传播力量有待于向更加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发展, 需要不断的开发新的传播途径与方法, 而民间科技传播虽然方式灵活多样, 但是大多数的传播方式以及内容都不是很不专业, 专业的限制也成为了限制民间科技传播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传播效果效果而言, 官方的科技传播效果较好, 而民间的科技传播力量大都需要自负盈亏, 如果缺乏资金和政策的支持, 则会生存困难, 不能持久的从事科技传播的工作, 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下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密切相关。
4 进一步的思考
长期以来, 我国把科技传播当作纯粹的公益事业来发展, 国家投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传播中的实际问题。从发达国家科技传播网络建设的经验来看, 以科技企业、民间社团为代表的民间科技传播力量在国家科技传播的整体布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衔接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 政府一一非政府组织一一企业三方在科技传播中分工明确, 相互促进, 形成了完整的网络系统。民间科技力量作为整个科技传播体系的重要补充, 可以使科技传播更多样化, 更能吸引群众的参与;可以协助政府加强对科技知识的普及与传播, 解决政府、传统科技社团所覆盖不到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民间科技传播力量能更好的满足民众的多元化科技需求, 如农业科技培训, 农产品市场开发等;在抑制迷信、培养人才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此外, 民间力量还可以参与国际项目的交流与合作, 拓展我国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途径。因此, 在官方科技力量发展的同时, 需要促进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发展, 官方科技传播力量的改革目标, 应是促其向能自主活动, 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充满活力的现代科技传播力量转变。只有官方与民间科技传播力量的相互作用才能真正使得科学的种子在中华大地播种、生根、发芽并且发展壮大, 才能真正实现科技传播的大发展大繁荣, 才能真正实现国人长久的夙愿——“科教强国”之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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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理念 篇6
1报纸传播媒介
报纸是最早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也是书刊、杂志等其他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的出版物的典型代表。报业的工作流程大体是: 采写、修改、传送、编辑、审定、排版、印刷和发行。其中各个环节在电子技术、网络技术、 数据库管理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均使传统的手工操作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例如,记者的采访工作由于微型盒带式录音机,长记录时间的数码录音机和摄录一体机的使用实现了所谓 “电子新闻采集” ( ENG) ; 计算机的普遍应用和实用软件的不断丰富使编辑记者在写作和修改过程实现了 “以机代笔”,编辑部采用的网络自动化办公使得文字编辑实现了资源共享。在传播内容方面, 为了体现文字类传媒接近人类的思维方式,比较容易进行抽象和概括因而对新闻信息的报道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的特点,新闻记者对于新出现的新闻线索,往往要在采访前对相关背景材料作充分了解并在写作过程中对读者 ( 受众) 尚不知晓或不太清楚的事件背景和来龙去脉进行介绍,以便读者充分了解该新闻信息的全部内容。这一工作若按手工操作办法,不仅费时费力,效率低下,还极易损坏一些珍贵资料。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电脑新闻资料库得到极大丰富,为记者、编辑等传播工作者的资料查询提供了很大方便。在稿件的异地传送方式上,从前的邮政信函已被Fax ( 传真) 和E - mail ( 电子邮件) 所代替, 大大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已经有许多蓬勃发展的电子刊物每日每时向世界各地传递大量的知识与信息。科技进步给出版界带来的种种变革使越来越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版面活泼、印刷精美的作品不断充实和繁荣出版市场,也给出版物这一历史最悠久的大众传播媒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2电视传播媒介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如何获得更多的观众 ( 受众) ? 如何利用现有频率资源更有效地传播更多的信息? 这些都成为电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出路还是在于技术进步。举例来说,电视双伴音技术是对同一电视节目配有两种不同语言的伴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收看电视的问题。利用字幕技术和电视画面合成技术改善残疾人的收视条件,我们看到的情形是: 播出电视新闻节目时,在荧屏的一角安排一个小画面,由另一位主持人用哑语 “播音”,帮助聋哑人了解新闻内容。采用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可以增加有效信息的传输量。高清晰度电视以16 ∶ 9的宽屏幕加上其一千多行的扫描线,使它的一帧画面信息含有量比普通电视画面一帧的含有量高出很多,据日本NHK的专家测算,这一高出比率大约是5倍。另外,图文电视广播技术利用全电视信号中的场逆程时间传送数据信号,在不影响正常节目的同时,充分传输了其他有效信息。图文电视技术具有速度快、费用低、接入简单等优点,在我国的各地电视台中应用较为广泛。它的典型业务是传送股票证券行情。随着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用图文电视数据广播开展远程教育将成为一个新的热点。
3国际互联网传播媒介
目前,国际互联网开始兴起。它以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依托,触角迅速伸向各个领域。由于它能传递数据、文字、图片、声音和活动 影像5种人类信息形式,很快便成为公认的第四媒体。它的出现连同卫星通信的快速发展对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似乎使世界的范围逐渐缩小, “地球村”的概念由此产生。互联网的特点: 一是范围广、时滞短和交互性。二是使信息朝着更加集中,同时也更加分散的两个极端快速发展。前者指的是随着不断加入与更新,网上各门类、各形式的信息总量逐渐扩张。后者指的是具有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日益突出,每个人都可在网上接收和发布信息,即传播者和受众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可以发生更迭。三是对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包容性使它成了其他传播媒介的载体,网上报纸、网上刊物、网上转播层出不穷。基于互联网的这些特点也即优点,加上科技进步带来的上网手段的不断增多,如除计算机外,还可通过机顶盒和符合WAP的手机上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互联网使用者的行列,“网民”的队伍日趋壮大。互联网的出现的确给传统的传播媒介造成很大冲击,由此也产生了 “媒体融合”、“广播电视将要消亡”之说。但从技术上说,互联网目前仍主要以电话线路为接入方式,其宽带和传输速率均处于较低水平,传送活动图像的效果并不理想; 很多网站受服务器性能的限制,同时接受多方访问的能力也不够强。因此,尽管互联网 “神通广大”,但完全取代其他传播媒介至少在较短时期内是不可能的。把它称作 “第四媒体”,无论是从传播媒体总的数量意义上来说,还是从时间先后的排行来说,都还是比较准确的。
从汶川地震看新闻传播理念变化 篇7
媒体让真实跑在了谣言之前
2008年5月12日14时46分, 新华网发出快讯:“12日14时35分左右, 北京地区明显感觉到有地震发生。”这是国家通讯社发出的第一则地震报道, 从一开始就打破陈规, 在尚未确定震中、震级的情况下便发出了第一报。
第一个发布发生地震消息的, 是百度贴吧的网友没来得及登录, 就在地震吧发出一篇题为“地震了”的帖子, 内容简明扼要:“四川地区发生地震。”发帖时间是14时35分, 距地震发生时间仅间隔6分钟。
地震发生后, 各种谣言也纷至沓来, 有人宣称“北京地区晚上10时到12时还会有强震”。在一场与谣言的赛跑中, 媒体的快速反应、信息的权威透明很快澄清了谣言。
15时12分, 新华网推出专题《地震应急措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也即时报道灾区的最新情况。与此同时, 湖南、云南、河南、湖北等省市也迅速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报等及时转发地震权威信息, 消除居民的恐慌心理。
12日15时20分开始, 央视新闻频道取消原有节目, 开始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当晚《新闻联播》及时播出一组地震的报道, 准确传达了中央对救灾工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从19时推出特别节目《汶川紧急救援》, 持续关注灾情和救灾工作。
震情的多渠道、全方位的持续发布, 使群众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此次地震情况有了总体了解, 止住了可能蔓延的谣言, 媒体成为社会公众消除恐慌的“定心丸”。地震报道信息公开达到最大化、最优化
地震中我们的新闻表现, 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少有的。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 给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受众最深刻、最漂亮的印象, 就是我们的信息公开达到了最大化、最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上, 重大突发灾害性报道达到这样的信息公开程度, 是史无前例的。
一是信息发布快, 许多重要资讯都是在第一时间报道, 始终掌握着灾情发布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二是信息透明度高, 地震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决不隐瞒, 也从未隐瞒, 已知死亡多少人就报多少人, 城市损毁是什么样子就报什么样子, 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就说什么, 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就说是什么程度, 不掩饰、不夸大, 敞开天窗, 阳光运作, 使广大群众对灾区的了解达到了媒体掌握了多少信息, 受众就知道多少信息的知情程度。三是信息内容丰富多样, 全方位展开。海事卫星连线, 多维地形图像生动, 令人叹为观止, 尤其是24小时滚动报道方式, 更是空前未有。汶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的丰富性、多样性、及时性、准确性, 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必将以标志性的经典之作, 载入国史。
归结起来讲, 抗震救灾中之所以出现这样成功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本, 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依赖于政府的开明态度、开放胸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 突出人民群众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既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 人民群众理应有权利了解和知晓国家发生的大事, 理应清楚事件的原委本末和发生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 信息公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体现之一。
二是依赖于信息传输技术的巨大进步。过去发生的一些重大突发灾害性事件, 我们做得不够理想或者很不理想, 实际上既有政治文化的因素, 也有资讯技术落后的原因。而在今天, 人类的信息传输能力达到空前程度, 谁的信息传输能力强, 谁就拥有强势地位。在当今世界, 人们掩饰和捂盖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弱化, 因而新闻的先发优势越来越强化, 新闻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弱化。所以, 在信息化时代, 抢占第一时间的先机, 是掌握新闻报道话语权、主导权的第一要务。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 媒体动用了信息传输技术的十八般武艺, 从天上到地下, 从卫星到DV, 所有手段一起上阵, 将地震灾区的信息全面、丰富、准确、及时地向国人报道、向世界展示, 从而赢得了国人和世人的普遍赞誉。
汶川地震报道看信息发布机制
信息发布及时和透明化是制止谣言、稳定民心的重要手段, 也是危机应急机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此次灾情和抗灾信息披露的透明、迅速, 新闻报道的全方位和力度之大, 可谓历史之最。四川汶川强烈地震的消息, 政府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 人们在几分钟时间里就迅速从电视、网络、广播、手机等工具中获知灾难真相、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和有关方面救灾行动迅速展开的消息。电视、广播等媒体中断了正常播出, 以24小时直播的方式, 全面、深入、准确地滚动报道灾情和抗震救灾的进展情况。
信息公开条例促进报道公开透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 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条例》施行不到半月, 一场严峻的大考便突如其来。在灾情面前, 各级职能部门实事求是, 不瞒报、不回避———针对民众极度渴望的信息诉求, 勇于及时修订震级、发布辟谣信息, 把公众关心的相关动态信息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通过手机和网络等方式及时、快捷地告知公众, 有效地稳定了局面, 安定了人心。
权威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在这次汶川地震中,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四川省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有关负责人通报当日震情和抗震救灾的最新情况, 人员死、伤、失踪数字, 灾民安置情况以及抗震救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并毫无保留地回答中外记者的任何提问。灾区情况稍微稳定后, 又及时组织400多名境外媒体记者前往灾区采访。许多中外记者在震区的不同地方提供现场报道。
新的背景呼唤新的传播理念
不同的理念产生不同的实践, 新的时代背景呼唤新的传播理念。我们从汶川地震报道中, 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
谣言止于公开。当重大的灾难事件发生时, 社会对信息需求空前增多, 在此背景下, 如果公众无法从政府那里获得消息, 也不能从媒体上看到, 即使看到了, 也只是语焉不详, 那么就会给谣言和“小道消息”留下生存的空间, 尤其是在手机短信、电话等的媒介帮助下, 各种谣言和流言就会快速大量地传播, 避免这些流言或谣言的唯一办法就是信息公开。
灾难事件面前要向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灾难事件多为负面信息, 负面信息并非一定会引起社会的恐慌。在负面信息的封锁理念下, 当事件爆发后, 媒体对其负面信息通过不报、少报或漏报来达到社会稳定的预期, 然而其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如果信息得以在非正规的渠道传播, 反而会增加社会恐慌, 对社会的危害作用也更大。在负面信息疏导理念下, 当突发事件爆发后, 媒体为社会公众提供权威、全面的资讯, 尽管不能完全避免社会恐慌, 但却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负面信息对社会的危害。
“有了结果再公布”的做法不可取。长期以来, 一些政府部门的思维惯性就是“没有结果不公布”, 出了事情可以紧急来处理善后事宜, 但就是不愿意公开已经发生的实情, 一直等到有了结果才全盘托出。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发达, 人们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事件的结果, 对事件处理的过程也往往很关注;人们想得到的不仅仅是实质正义, 更想得到程序正义。
任何一个出现的问题后面都隐藏着解决问题的契机。当事件爆发的时候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在第一时间报道问题, 就可以使社会各个部门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防止问题进一步蔓延。如果一味地隐瞒问题, 只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丧失了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时机, 二是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终还是欲盖弥彰。此外, 媒体和政府积极面对灾难事件, 不仅能够促进问题的早日解决, 还可以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使公众对政府和媒体充满信心, 同时还可以在国际上赢得良好声誉。
结语
处理与报道灾难事件离不开政府、民众、媒体这三个因素, 三者相互依存, 缺一不可,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共生体系。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 是决策阶层, 对外发布权威信息, 政府的介入对事件的有效解决至关重要, 而相关的信息是否公开、责任是否到位又常常是关键的关键, 如果不让公众知道事情的真相, 隐瞒事实甚至发布虚假信息, 这就不是一个阳光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作为;媒体是公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坚实平台, 它需要客观全面地传播信息, 让民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 同时也要传达民众的话语, 监督政府的行为。
我们认为, 在网络信息化时代, 政府的新闻发布必须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方式。如果政府、民众、媒体这三者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充分调动并发挥三者的功能, 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控制危机, 解决危机, 有利于社会真正稳定与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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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理念 篇8
“人文奥运”主题是基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提出的, 其意义在于突出中国的古老文化, 以文化魅力吸引世界, 它以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为核心, 表现为一种人文的关怀。中国的人文精神一开始就孕育在礼乐教化之中。“人文”一词, 最早见于《易经》:《易经》第二十二卦中指出:“文明以止, 人文也。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人文”是“人”与“文”的统一, “人”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文”强调的是“以文化人”。所谓“以人为本”, 就是强调树立人的根本地位, 强调提升人的尊严与价值, 最终达到人的身体和心理的和谐发展。所谓“以文化人”, 也就是通过教育和文化的手段不断地更新人的思想观念, 从而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而“人文奥运”则是北京奥运理念的核心,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体育界, 对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新理念的理解和阐释还不够具体, 主要表现在对这一新理念的内涵缺乏明确界定, 对它的许多功能缺乏分析和研究, 而对“人文奥运”在促进和谐校园的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更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
1 “人文奥运”新理念的真实内涵
对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新理念内涵的理解, 并非一个概念阐释问题, 而是与如何更好地筹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从人文体育的角度来理解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新理念的真实内涵, 有利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也提升了北京奥运会在奥运史上的人文价值。
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新理念的提出, 对筹备奥运会的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对“人文奥运”新理念内涵的阐释以及对不同阐释的选择, 是人文奥运的目标, 可以概括为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实施人文奥运战略, 办好奥运会;借助奥运会, 实施人文奥运战略。“人文奥运”新理念的目标可概括为:办一届富有人文特色的奥运会和以奥运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一方面, 我们必须向国外学习,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 我们要以我国传统文化来丰富和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文化, 努力使中国古老而悠久的文化走向世界。由此看来, 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新理念的真实内涵可如此概括:北京奥运会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盛会, 是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文化与中华文明相互丰富和相互发展的盛会, 是东、西方人文思想与和谐精神在体育领域乃至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充分贯彻和深刻体现的盛会。
2 奥运理念与和谐社会内涵的契合
追求和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优良的传统。《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 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和平的社会。”也就是说, 奥林匹克精神就是让国际大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加深友谊、增进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 这种精神实质上就是和谐。20世纪初提出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名言:“重要的不是取胜, 而是参与”, 是奥林匹克和谐思想的重要体现。事实上, 早在公元前884年, 即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初创之时, 就规定希腊各城邦不管任何时候进行战争, 都不能影响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即使是战争发生在奥运会举行期间, 交战双方都必须宣布休战。这种规定在当时对于熄灭战火、增进敌斗之间的理解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奠定了把奥运会作为和平、友谊象征的基础, 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和谐传统的起源。现代奥运会面向所有国家和地区, 并在世界各地轮流举办, 其目的也在于此。200多个成员国组成了比联合国更为庞大的国际大家庭, 它使全世界人民能在象征和平、团结、友谊、进步的五环旗下同场角逐、公平竞争, 共同追求人类的美好理想, 这本身也是一种和谐。
北京申办奥运会时, 是以文化来解释人文奥运的。人文奥运, 即文化的奥运会, 指东西方文化交融。特别是源自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文化与具有悠久历史的华夏文化的交流融合。实施“人文奥运”, 就是要使筹备和举办奥运会的过程成为切实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过程, 成为提升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过程, 同时成为倡导大学生选择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提升文明程度的过程, 成为促进高校“和谐校园”建设和发展的过程。
3 和谐社会与和谐校园的关系
《现代汉语词典》对“和谐”一词的解释是“配合得适当和匀称”。中国古人将“和谐”作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精神等关系的理想范式。从某种程度上说, 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它是一个各阶层和睦相处, 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社会;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社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观点, 亦是对“和谐”社会的概括和总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 其最终目的也在于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高校和谐稳定, 是建设“和谐校园”的内在要求和保证。高校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晴雨表, 没有高校和谐与稳定, 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和谐校园”是校园内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以及校园自然生态的和谐两者有机的统一体。和谐是高校发展的基础, 也是高校发展的目标。如果一个学校全体教职员工能够团结一致, 融洽相处, 成为一个和谐的群体, 每个人就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实现有效的集体合作和分工协作, 这不但有利于教师之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也有利于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合力的优势, 更有利于协同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素质和技能, 真正把大学生培养成为自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 从而使高校实现以和谐促发展, 以和谐促创新的目的。
4 人文奥运对和谐校园的促进作用
教育是奥林匹克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文奥运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主体思想。在奥林匹克运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 人们早已认识到, 离开了教育, 奥林匹克精神就不可能达到其崇高的目标, 现代体育就会出现异化。在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世界中, 奥林匹克主义正面临着竞技运动价值观异化的严峻挑战。举办体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奥运会将使人们重新认识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 使奥林匹克运动真正实现它的神圣目标。因此, 北京2008年奥运会应采取多种措施将体育运动与教育相结合, 把广大青少年作为教育的主要对象, 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传播奥林匹克主义,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这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使这届奥运会能在他们心目中成为一次崇高和神圣的盛会, 给他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文教育和文化启迪。
4.1 给大学生的人文熏陶提供机会
北京奥运会提出“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三个引人注目的新理念。在这三个具有创意的新理念中, “人文奥运”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它不但涉及到了精神、文化层面, 还涉及到人本性层面, 它最有利于实现“留下独一无二的奥运会人文遗产”的承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是世界七大文明古国之一, 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 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和人文氛围, 这决定了北京“人文奥运”的独特性。
奥运会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 举办城市往往把办奥运作为向世界展示城市独特的民族风貌和经济、文化建设成就的窗口, 并把办奥运会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大好机会, 每个公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一个民族的道德修养水平和人文素养, 这无形中对大学生起到了教育和约束的作用。
在奥运会中青年志愿者的涌现更是对青年大学生人文、道德水平提高的一次大促进。高校要树立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报告《学会生存》指出:“应该把培养人的自我生存能力, 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 作为当代教育的基本宗旨”。高校在实施教育活动的过程中, 应遵循教育规律, 使大学生的身心、个性得到全面发展, 从而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2008年, 当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新闻记者涌入北京, 充分领略北京城市的美丽风光和民族风情的时候, 对我国人民而言, 也是一次认识世界、接触世界、感受世界、开阔视野, 与各国人民交流的难能可贵的机遇。通过举办奥运会, 每一个公民 (包括大学生在内) 的精神境界将得到升华, 能够以世界公民的博大胸怀, 去认识和理解本民族以外的文化, 学会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敬, 从而以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和自己;所以作为大学生应该珍惜这次机会, 使自己懂得只有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竞争, 才能保持同学的团结和友谊, 才能促进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 真正领会我国古代文明和世界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 这样的竞争才有意义。
4.2 有利于校园和谐稳定理念的整体提升
高校如果不和谐稳定, 现实社会就不会和谐, 未来社会也不会和谐。人文奥运对大学生文明素质的影响过程, 是包括了礼仪教育、法制教育、诚信教育、和谐稳定理念等在内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过程, 校园和谐稳定的整体提升主要体现在大学生文明素质、和谐稳定理念等方面, 人文奥运的举行给将中国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加强校园文明建设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将提供广阔的平台, 同时也对中国和谐稳定的大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文奥运”作为一种体育文化发展理念, 其“以人为本, 和谐发展”的观念对校园和谐稳定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影响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 精神风貌, 价值观念, 社会公德。文明和谐校园建设的关键环节是人际关系和谐。人是建设和谐校园的能动性因素, 只有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团结和谐、理解支持的和睦关系, 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形成强大合力, 为和谐校园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人文奥运”能促使大学生培养一种互尊、互爱、互助、互谅的精神;使老师能友好共事、宽容谦和、平等相处, 它促使高校领导培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善待他人的情操和气度。
总之, 校园和谐稳定理念的整体提升, 不但需要在高校形成一种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 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加强教师的创新团队建设, 增强干部的团结协作意识素养, 为中国构建和谐稳定的校园环境提供了高质量的软环境平台, 而且要理性地处理影响校园和谐的各种因素。
4.3 有利于促进校园文化建设
文化是奥林匹克的灵魂。“人文奥运”作为一种文化理念, 对校园的文化建设产生着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 人文体育的精神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对社会转型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体育文化在以人的文化转型为核心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转化作用, 学校要结合实际, 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电视、校园网、橱窗、板报和文化长廊等宣传阵地, 大力宣传公平竞争的体育人文精神;积极开展创建安全文明校园体育活动, 营造弘扬体育人文精神的浓厚的和谐校园氛围。在以文化转型为核心的人自身的现代化的过程中, 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价值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潜移默化地促进着“中国民众由凭借经验、传统、习俗、情感而生存的自在自发的传统主体, 向凭借理性、规则、法制而生存的自由自觉的现代主体的文化转型”。
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 我们应该从“人文奥运”的文化理念得到启迪。校园文化的主体是学生和老师, 作为学生, 我们应该提倡认真读书、多思慎思、注重知识积累;作为老师, 我们应该提倡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高校要注重营造追求真理的校园文化环境。要维护师生尊严和学术自由, 崇尚科学, 追求卓越, 讲求诚信, 力戒浮躁。尊重科学发展规律, 鼓励科研创新, 宽容失败, 尤其强调为那些长期脚踏实地、从事艰苦的科研积累, 为攻克世界性难题而默默奉献毕生精力的教师创造一种激励环境, 以多种形式展示和弘扬一种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 这也是体育精神所倡导的。
校园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高校所培养人才的质量, 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高校发展的关键环节, 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及和谐校园、提高国民素质和开发人才资源有着积极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
4.4 有利于推动校园的学风建设
现代奥林匹克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 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 促进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的沟通与协作, 进而建立一个更和平美好的世界。
“人文奥运”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的“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相契合。和谐校园建设的基础是学风建设。大学追求的目标是学术, 而教师的学术水平与师德休戚相关, “尊其师、重其道;亲其师、乐其道”。教师要教好书、育好人, 必须要加强师德修养。北京大学教师孟二冬同志一生矢志于教书育人。他的先进事迹是以爱与责任为灵魂的高尚师德的生动写照, 他是为人师表、品德高尚的楷模。而学术研究是一种极其高尚的理性精神追求, 是探索性、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学术方向要与时俱进, 学术人才要有大师名师, 学术成果要有重大影响, 学术平台要有交叉融合。学术需要积淀, 学者需要执著。
体育的精神在于倡导一种公平竞争, 建设和谐学术环境是高校发展的需要, 也是高校师生在学术上对公平竞争环境的一种企求。和谐学术环境包括:宽容的学术研究环境、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和谐共进的人际环境。建设和谐学术环境就是要培育一个民主自由、宽容开放、公平诚信、充满活力, 学术主体与学术环境之间, 学术主体与主体之间和谐相处的系统。崇尚学术与学术进步, 需要整合传统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科学与人文、理论与经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努力实现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和谐统一。所以在推动高校学风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要弘扬人文奥运精神, 大力倡导公平诚信, 合理竞争, 追求卓越, 使高校校园兴起一股高尚的、理性的、竞争的学习和科研之风。
5 结束语
大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阶段, 高校和谐校园建设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地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培养问题。高校要抓住北京奥运会这一机遇,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使北京奥运会能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从而更广泛地普及奥林匹克运动, 使人文奥运精神深入到每一个大学生的内心, 并使奥林匹克的人文精神在高校持续发扬起来, 这有利于学生自身的身心成长。另一方面, 还要加强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交流, 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奥林匹克的介入而变得更有生机, 也借助奥运文化交流的大好机遇加快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步伐。
摘要：“人文奥运”是2008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之一。现代的奥林匹克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 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谐社会。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具有年轻、思维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的特点, 所以大学校园是一个充满朝气、富有活力的舞台。“和谐校园”建设直接关系着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如何充分发挥“人文奥运”的功能是迫切需要我们研究的课题, 探讨“人文奥运”对促进“和谐校园”建设所发挥的作用, 为新世纪我国高校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奥运会,人文奥运,和谐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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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永捷.试论“人文奥运”理念的内涵[J].北京社会科学, 2002 (4) :47.
科技传播理念 篇9
关键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全民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城市
一、推广终身学习是UIL的使命
《世界教育信息》：首先，请您介绍一下UIL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工作领域。
卡尔森：UIL的前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2年在二战后的德国成立的教育研究所。UIL位于德国汉堡，目前有38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作人员。UIL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七个教育研究所之一，也是三个获得全球授权的研究所之一。起初，UIL主要负责二战后的和平教育，随后将工作范围拓展到全球层面。UIL的使命是推广终身学习，包括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能力建设，以及发表关于成人继续教育、扫盲和非正规的基础教育的文件。
UIL主要在三个领域开展工作：终身学习方针的制订，成年人继续教育的推广、扫盲，基础教育的普及。在成人教育、扫盲和终身学习领域，UIL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藏有约6.3万本出版物。作为联合国扫盲行动的资源中心，UIL可以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进行高水平调研和能力建设。依据上述三个领域的调查结果并借鉴过去的知识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UIL会协助成员国的教育部举办一些能力建设的培训研讨会。由于不同国家间文化的差异，我们在开展工作时需要依据当地文化调整扫盲计划，并通过横向比较来学习其他国家成功的扫盲经验。
二、全民教育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
《世界教育信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是全民教育运动的领导机构，请您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谈一谈全民教育运动最新的进展情况。
卡尔森：现在，许多国家正在对他们的全民教育实施状况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将在地区性会议上公布。在召开2015年世界教育论坛之前，评估结果将帮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些国家的全民教育运动的进展情况做出判断。据我所知，目前一些国家已经完成了计划，另一些国家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这项评估能够帮助尚未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国家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和实现目标的有效途径。从这些情况来看，全民教育运动在2015年前仍然不会完全结束，它还在进行中。基于此，我们正在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的全民教育计划，计划中会清晰地呈现出全民教育领域将要取得的成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部门已经在近期的联合国大会上发布了2015年的发展目标报告，其中教育被列为战略发展目标之一。在不久的将来，教育将会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联系。教育的目标在于实现高质量的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全民教育意味着儿童、青年和成人都享有学习的机会。我认为，实现高质量的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目标是非常有希望的。
三、终身学习是
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最佳途径
《世界教育信息》：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推广的教育理念。您在前面提到了终身学习，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在当今社会终身学习的重大意义。您认为，目前推广终身学习面临什么挑战？
卡尔森：我认为，终身学习的教学模式将极大地改变许多国家的教育政策。如果终身学习体制能够整体而系统地推广，它将最大程度地改变和整合儿童、青年及成人的学习机会。当今，终身学习不仅是教育的主要原则，还是一种生活信条，即人们能够终其一生在无限的领域中进行探索。我们要不断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通过学习来提升技能、获取知识、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以适应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21世纪，气候和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终身学习是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也是适应这些发展变化的最佳途径。当然，教育系统也对这些变化做出了反应，但终身学习拥有更为广阔的视角。它综合了工作场所的学习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学习。如今，终身学习在逐渐获得各国教育部门的关注和认可。我们需要将正规学习（formal learning）和以工作场所和社会组织为代表的非正规学习（non-formal learning）相结合，还需要把家庭和以博物馆、图书馆为代表的文化机构的非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统一到终身学习体系中来。
目前，推广终身学习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开发一个可以将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成果整合为一体的资格框架。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对于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成果的认可、核定和认证的指导方针。如同我们信任和尊重正规学习一样，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成果同样需要我们同等看待。
终身学习的提出不仅建立在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与成人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同时也是伴随历史发展的价值观的产物。终身教育理念起源于成人教育的社会运动。随着价值观的转变，终身教育理念已经将民主、和平、尊重、宽容和不同文化间的理解融为一体。与先前中立的教育政策相比，一些国家新的终身教育方针可能会带有更多的人本主义色彩。
四、学习型城市是
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核心支柱
《世界教育信息》：同许多外国城市一样，近年来中国也在建设终身学习型城市。这不仅是推动终身学习的有效途径，也是当下的趋势。您如何看待终身学习型城市的建设？
卡尔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发布了名为《学会做人：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又称《富尔报告》）的全球性报告。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在社会各个角落创造学习的机会来实现建立学习型社会的目标。1996年，《学习：内在的财富》（又称《德洛尔报告》）的全球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一是学会做人，即实现个人能力和潜力的充分发展;二是学会做事，即掌握处事和工作的正确方法;三是学会求知，即学会从教育中汲取知识和持续性学习;四是学会共处，即学会与他人对话交流、合作分享。基于以上两篇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其成员国建立能够最大程度地给予民众学习机会的学习型社会。我们以不同国家和城市的经验为基础，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学习型城市的建设。一些城市已经建成了教育城市、微笑城市、健康城市。虽然20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学习型城市关系网的建设，但此次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学习型城市关系网。我们将其视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核心支柱。
在实现全面建设学习型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推动所有地区的教育发展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也需要建设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农村。由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变得越来越大。截至2008年，全球已有超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未来，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将会进一步增加，这会给许多国家带来挑战。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将最大程度地为市民提供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掘自己的潜力，在就业情况、健康状况及其他领域得到全方位的改善和发展。由此看来，终身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有助于应对城市面临的一些挑战。因此，目前我们将建设学习型城市视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第一要务。与此同时，为使农村居民全面参与到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中来，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农村的建设也是不容忽略的。
五、UIL 发布极具价值的全球性教育报告
《世界教育信息》：前面您分别谈到了全民教育、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会的内涵。UIL在这些领域开展的具体工作以及最新的进展情况有哪些？
卡尔森：UIL的首要工作是建设终身学习体系，为学习型城市提供国际化的平台;第二项工作是监测各国对非正规与非正式学习的认可、核定和认证的情况;第三项工作是监测国家和地区政策框架的建设状况。其中，第二项教育工作重点是第六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的后续工作，即监测《贝伦行动框架》的实施状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些国家成立了地区办事处，与当地政府共同举办第六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的后续会议，并且评估该地区自2009年《贝伦行动框架》实施以来取得的进步。
在工作中，UIL坚持两个优先原则：一是我们在所有活动中都会强调性别平等，二是非洲优先原则。我们计划与5个西非国家合作完成扫盲和普及基础教育的工作，并与这些国家的教育部共同开发衡量和评估的工具，根据扫盲运动中人们的参与度，用这些工具来评估教育成果。
每隔三年，UIL会根据成员国提供的定性和定量信息发布以成人教育为主题的全球性报告。基于这些报告，我们将获得的信息系统化，并公布2009年以来UIL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成绩。2013年7月，我们发布了第二篇关于成人教育的全球性报告的英文版，该报告的法语、中文和西班牙语版本也已相继发布。
之前我提到的《学习：内在的财富》这篇报告如同奠基石一样，对各个国家都有重大意义。鉴于当今世界的迅速发展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正在重新审视这篇报告，探讨其是否需要更新。如果它仍然符合时代需要，能够有效地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就不需要更新。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对此进行深入调查，并斟酌不同的方案：一是确定它仍然适应当下的发展需求，因而不需要更新;二是出台修订的版本;三是发布第三篇全球性报告。我认为，这将是近几年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
六、UIL致力于成为最先进的
推广终身学习的国际机构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UIL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以及您对未来推广终身学习工作的展望。
卡尔森：UIL出版的《国际教育评论》是世界上发行时间最长的比较教育学期刊，也是同行认可的世界性教育期刊。为使这本期刊适应当下需求，我们将它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身学习的调查研究，并添加了“终身学习”的副标题。它的第一期特刊刊登了《学习：内在的财富》出版15年后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本人著的更新版。我们希望用这本特刊作为新版期刊的开始。2013年年底，我们出版了以学习型城市为主题的第二期特刊的中文版。从长远来看，终身学习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着手终身学习措施的实施，许多国家也制定了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策略。
我之前谈到，2015年教育发展的目标是实现高质量的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因此，UIL准确制定了相应计划，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相关政策的发展，支持其成员国用横向比较的视角借鉴其他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城市的有效模式来完善终身学习的政策。另外，UIL支持其成员国出台综合、全面的方案推广终身学习，使终身学习包含技术能力的提高、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同时尽可能给予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自我实现的机会，使他们拥有更多知情权，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
对于未来，我们踌躇满志。UIL将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致力于推广终身学习的机构，如同灯塔一般吸引世界各国高等院校优秀的研究员，并成为他们和政策制定者、从业人员相互交流的场所。其中，从业人员将会负责终身学习政策的落实工作。这让我们既能够仰望星空又能够脚踏实地，实现我们的愿景。
科技传播理念 篇10
科技下乡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有着特殊的发展历程。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所以科技下乡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古代,不过具有一定规模的活动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技兴农”等战略被确立的基础上,科技下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很多时候更多的科技下乡活动只是隐蔽于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事业之中,直至1996年专门的官方文件出台才有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从而被意识到和关注到,并且也被推向高潮。到了世纪之交及新世纪,突破性政策法规纷纷出台,科技下乡在新的机遇中为农村社会发展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然而,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存在着不同的实际问题和意想不到的特点,有时是挑战与危机,有时又是意外的特殊推进。这是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方面,恰是这些矛盾与特殊性能够给予我们更大的启发。有学者就说过,对历史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当下的传播动机、与境及利益关系等复杂现实情况及所面临的挑战。
本研究将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下乡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演化规律及特色,以史为鉴,为进一步研究及实践奠定基础。将按照三条线索来讨论:其一,在背景方面,关注国家农业政策、科技政策以及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发展及政策法规等;其二,重点关注科技下乡的典型活动或特殊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更能够反映出中国特殊国情背景下的科技下乡活动的特色;其三,更加关注科技下乡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这能够有利于明确科技下乡具体实践与国家政策体制等的关系,尤其是不适应之处,从而更加合理地评价现实情况。
1 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工作也开始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组织保障,其外衣隐蔽下的科技下乡活动随之不断被推进,在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组织领域内为农村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时间较短,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还存在着不稳定性,偶尔甚至也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些都会波及到科技下乡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科技下乡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甚至有时是畸形的,综合各个方面还只能说是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
1.1 组织与制度建设
在此期间,无论是农村科普还是农技推广方面,都开始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使得科技下乡达到了初步的组织化和制度化。
1.1.1 在农村科普方面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台的《共同纲领》①对科普提出要求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科普无论从组织建设方面,还是制度及目标任务方面,都获得了初步发展(如表1所示)。在这一时期,不但进行了相应机构的建设,如设立了科学普及局和一些相应的事业机构,而且一些法规文件、重要会议及重要领导讲话等都提出了科普工作面向农业生产实践的目标。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农村科普事业初具规模,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经验交流、实验研究、培训及技术上门活动。
1.1.2 在农技推广方面
农技推广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有着特殊国情背景的形塑。因而,对其研究者颇多且较系统,笔者仅借助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概括出与本文相关的部分。
中国本来是农业社会,但新中国成立不久急切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步伐,而脆弱的工业非常需要农业的大力支援,必然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技推广执行机构。这一时期,中国选择的是农业合作化道路,农业由集体经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显然施行的是国家强制性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那么,此时的农技推广机构不仅是一种专业技术服务组织,更是一种政治组织,随着国家战略及经济制度等不断变化,在不够稳定的各方面制度环境下曲折发展,但毕竟其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至20世纪70年代末,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由政府推行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大大促进了科技下乡活动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它的大体发展历程可以通过表2反映出来。
1.2 政治运动的特殊推进
在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不利于整体社会进步的政治运动。然而,我们对这些政治运动也不能彻底否定,如果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也会窥视到它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特殊意义。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对科技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
1.2.1“大跃进”中的科技下乡
1958年中国科协成立之际,适逢政治上的“大跃进”运动。当然“大跃进”运动蕴含了很多错误的政治思想,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促进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群众化路线的形成,推进了科技下乡的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似乎呈现的是一种畸形的状态。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倡导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反映出在文化革命的同时,同样要重视并推进技术革命,也表明国家对技术及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被规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聂荣臻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及技术革命的高潮时期,中国科协要在这一新形势下努力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推进群众性科技工作进行全面的大跃进。
在这些思想与目标的指引下,在上一阶段四级农技推广机构和中国科协这一专门科普机构成立的基础上,中国面向群众、农村和基层的科技传播活动蓬勃开展,与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了起来,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基层和农村。朱效民就曾通过大量的史实考证而指出,这一时期在广大农村,针对农业科技的群众性实验活动和技术上门活动发展了起来。这充分体现出了科技下乡的繁荣景象:各种活动实践性、综合性突出,形式多样;不仅群众性的实验活动蓬勃发展,而且也出现了各种农村科普学校,针对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和新技术等进行宣传培训;地方科协广泛行动起来,与其他部门联合共同组织各种形式的技术推广队,广泛开展送技术进村入户活动,等等。“大跃进”运动虽然包括了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及其他事业的全面推进,但还是以农业为先,群众性的农业技术革命运动高涨,改良农具运动遍及广大农村,出现了许多发明创造和新技术,那么它对于科技下乡的意义就显而易见。
然而,从总体上我们还是认为,“大跃进”时期的科技下乡是畸形发展的。这种评价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现实中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于量和形式上,若从质的角度来看其目标并不切合实际,核心思想过分夸大了群众的主观精神而背离了科技的精神实质,使得传播内容和方式等都偏离了科技的本质特征,因而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效,其中的“农业学大寨”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思想盛行,农技推广在不合理指挥下曾受挫折,甚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加之“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大量精简机构。至1959年,全国农技推广人员被以下放或改行的形式减少了2/3,农技推广站被砍掉了1/3。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科技下乡的进程与效果。
1.2.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科技下乡
“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科技活动均被迫中断,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中国科协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科普书刊、科技广播电视、科技电影等不但数量大幅度下降,而且内容也被染上了政治色彩。然而,这样特殊的政治背景由于种种原因对科技下乡似乎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于“文革”为政治目的而在客观上造成的无意识的“科技下乡”活动。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被下放的科技专家或“知青”在基层或农村冒险进行了很多针对实际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科普活动和技术推广活动,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是“四级农科网”的建立。“文革”期间,国家农技推广机构被解体,但由于地方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一些基层科技和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插队落户的农技人员在社队领导支持下,建立了各种实验组,进行农技推广活动。较有影响力的是,1974年湖南省华容县率先总结群众经验而创办从县到生产队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其中共有农科队366个、农科站23个,对应工作人员有农业技术干部67人和农民技术员2 722人。这一举动引发了中央农林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关注,逐步在全国推广。从而,各种民办科技群众组织与公社农科站和县农科所两级推广机构得到了统和,虽然是行政主导体制,但由于其紧密结合当地农村现状而发起,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从农户需求出发的优点,使得科技下乡更加具有实效性。
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该运动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在“文革”时期被推向了高潮。其规模之大与人数之多都是历史上空前的,仅在起初的两年中,从大中城市被推向农村或边疆的老三届毕业生就达到了400多万,截止到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共1 623万。虽然,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本意并非在于科技下乡,但却不可避免地起到了科技输入乡村的作用。很多被下放的“知青”都出于实际需要进行了一定的科技下乡活动,他们虽然并不一定是知名的科技专家,但是整体科技素质较偏远落后农村的村民具有一定的优势,必然在农村中对普及科学知识、技能和文化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按照史料记载,这样的事例也并不罕见,如河南农学会吴绍揆被下放而帮助农民办科学试验站、传播农业科技知识与技能等。
三是关于“五七干校”的活动。“五七干校”是1968年出现的,它以毛泽东对相关报告的批示日期命名,以庆安县“柳河”经验为开端,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行劳动改造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五七干校”采取同工农兵相结合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不但工农进校,而且校里的干部到工矿企业和农村生产队与群众接触,甚至有的干脆转变成了“五七农校”。1969年,中国科协及所属协会的全体专职工作人员均被批判、遣散或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些被下放到农村的科技专家在与农民接触的过程中针对当地农民的急需自然会把先进科技传入农村,在农村的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四是关于农村广播站的建立。“文革”期间出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需要而大办农村有线广播,县广播站的事业经费自1969年开始列入了国家预算,到1976年全国大部分农村都建成了连接千家万户的有线广播网。虽然广播的内容日渐丧失传播科技知识、服务社会的功能,但对于封闭农村的信息贫乏的实际也是非常需要的,也不可能绝对不给农村带来科技信息。更重要的是,它为科技下乡打下了重要的媒体设施方面的基础。
我们应该尽可能客观地分析和评价“文革”时期这段历史。其一,它显然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科技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除了被迫停止的科技活动外,更多内容是以政治舆论为主,科技知识被排除在外,而且这些破坏作用还会在更深层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其二,虽然它对科技事业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但也不完全是消极的,许多科技活动也不是彻底中断的,只是传播的目的和内容有了不同,甚至有些时候出于政治目的宣传力度反倒加大了很多,在不经意中偶尔也会伴随有科技知识或科技精神方面的内容;其三,由于特殊的政治运动所造就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却也对特殊需求的科技下乡起到了特殊的推进作用。
综观整个“初步发展阶段”,科技下乡是在常规建设和特殊机遇下曲折发展的。一方面,科普及农技推广的组织与制度建设都已初具规模;另一方面,虽然经历了一些本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政治运动,但对科技下乡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进作用。这些都为科技下乡在组织、制度、方式、内容等方面奠定了初步的发展基础。
2 全面推进阶段(1977—1990)
10年浩劫结束以后,在邓小平、周恩来等同志的大力倡导下,各项科技事业逐步得到重建和恢复,科技下乡也开始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被全面推进。当然,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也存在着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科技体制改革造成的组织障碍等,有时科技下乡也会受到很多负面影响。
2.1“经济主战场”定位后的科技下乡环境
1978年成为重要转折年,全国科学大会重申了科技的重要性,并审议通过了科技发展的规划纲要草案。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主战场”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从而让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使得农村科技需求更加强烈。在国家战略上,虽然以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主要目标,但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农村经济政策相应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无论是国家政策法规方面,还是组织方面,都为科技下乡增加了保障。各类具有科技下乡性质的国家科技计划和各种独具特色的科技下乡实践活动开始出现,与前一时期相比,整体呈现了全面发展和自觉推进的状态。秦红增博士也曾经认为:“科技下乡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现代科技发展乡村即科技下乡才真正进入到自觉时期。”
2.1.1 国家政策环境
一是科普政策提供了保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其战略部署专门强调了中国科协的配合责任。以中国科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为契机,中国科技传播与普及事业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被推进(见表3②),至80年代末科普组织及相关运作机制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二是“科技兴农”战略带来了契机。1989年,国务院发布文件确立了科技在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对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重要性、服务体系建设、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方面都进行了论证和部署,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最终还是要靠科学解决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同时还强调了基层农技推广网络的作用发挥和农村生产一线的科技人才方面。
三是“三农”举措给予了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进行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农业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面临农业不发达的现状,中共中央于1979年公布施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提出了对“三农”的技术支持,而且鼓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立志务农,而且对他们进行针对性培养,这更加有利于科技下乡的发展;同时,中共中央自1982年开始发布了许多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对农村发展措施及农业科技等问题做出了重要部署。这些举措对乡村科技的输入与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等都为科技下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此处不一一列举。
2.1.2 组织方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科技组织与机构开始恢复和重建,尤其是基层的相关工作为科技下乡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在中国科协“三大”的倡导下,“七五”期间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乡镇科协纷纷恢复和创建,一大批科普服务中心以及科普学校建立起来。更加重要的是,与此同时国家开始重新恢复和创建农技推广网络。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四级农科网”失去了支撑体系,因而1979年公布实施的相关重要文件开始倡导恢复原有的行政主导模式的农技推广网络,指出:“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科学实验网就是农业技术推广网,县以下主要抓好试验、示范、推广和技术培训工作。”自此,全国开始发展县一级的农技推广体系,形成了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各级农技推广机构从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被定性为事业单位,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其专业技术服务性质。到80年代末基本建成了农村技术推广体系,在很多地方建立起了以县科协、农技推广机构为枢纽,乡镇科普协会、乡镇农民技术学校、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广泛联络教育、科研、国家农技推广单位、企业、群众团体在内的农技推广网络,而且对应的农村科技服务机构也初见端倪。由此,科技下乡具有了良好的组织保障。
2.2 相关科技计划
在各项宏观政策法规对科技与经济、科技与农村发展关系的目标指引下,这一时期国家出台并实施了许多科技计划,包括基础研究类、政策引导类、科技攻关类和高技术研究类等。这些科技计划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科技下乡性质的特色科技计划,另一类是间接与科技下乡存在关联的。这里仅介绍第一类,它们都着重强调科技对农村发展的意义及其实现途径等,是科技下乡重要的手段(见表4),为其奠定了不同层面的基础,同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2.3 科技下乡活动形式
基于政策推进及组织保障,在国家重要科技计划的引领下,科技下乡活动广泛开展,对应出现了许多新的活动形式,这主要见诸表5列举的一些重要实践。
总之,这一时期,科技在农村经济生产方面的功能受到空前重视,科普及农技推广工作更加深入农村基层,科技下乡获得了快速发展。除了上述科技下乡活动之外,还出现了许多其他创举,如农民田间学校、农民技术职称评定、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和各类示范活动等。同时也树立了各种先进代表和典型,在很多农村出现了“种瓜能手”“养羊带头人”等。
然而,由于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新旧体制交替出现了一些不适应,还有更深层次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因素,科技下乡网络有时也会受到冲击。例如,曾经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农技推广网络在改革中不断地嬗变,偶尔也遭遇了挫折,甚至出现过危机,这自然对科技下乡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科技下乡整体上还是面临着良好的各方面环境且呈现出了全面发展的状态。
3 高度繁荣阶段(1991—)
在世纪之交及新世纪,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调整,基层科技活动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关乎科技下乡的政策环境及理念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因而科技下乡体现出了新特色与新趋向,呈现出了高度繁荣的景象。
3.1 突破性政策环境
政策法规的新突破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科技下乡相关法律首次颁布实施;二是科技下乡官方文件首次出台;三是中共十六大打破了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发展战略由“农业反哺工业”转向“工业补贴农业,统筹城乡发展”;四是科技下乡的“最后一公里”瓶颈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农业科技由“下乡”转向“入户”。这些新突破为科技下乡创造了特殊的发展机遇。
3.1.1 相关法律首次颁布实施(如表6)
3.1.2 科技下乡官方文件出台及中共十六大的影响
专门针对“科技下乡”的官方文件的首次出台使得科技下乡有了政策保障,十六大报告首次扭转了中国多年来的农村扶持城市工业的弱势地位。这些政策都对科技下乡的发展起到了突破性的推进作用。
1996年,关于“科技下乡”的首个官方文件③正式出台,对相关事宜进行了总体部署,规定“三下乡”活动的主要任务涉及文化、科技和卫生3个部分。其实,文化下乡和卫生下乡与科技下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内容难免都包含了科技信息,其下乡主体也应该都是科技人员。同时该文件也阐明了“科技下乡”包括3项内容,即科技人员下乡、科技信息下乡和开展科普活动。正是这一文件的出台使得科技下乡活动具有了明确的政策保障,对应活动如雨后春笋。
2002年,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各项事业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中国自50年代就开始实施工业化战略,直到中共十六大召开以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始终是农业补贴工业的二元体制,只有十六大首次进行了新突破,使得城乡关系格局出现了革命性变化。显然,新世纪的农村发展需要城市的支持,这不仅在于资金上的倾斜政策,自然最重要的应该是科技方面的支持,因而科技下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 机遇。
十六大闭幕之际,中宣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做出决定并由中宣部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深入扎实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本《通知》紧密联系党的十六大精神,内容明显比1996年的更加深刻、具体,尤其是出现了新的突破。第一,科技下乡范围更广:在“总体要求”中就提出了不但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也要倡导先进文化,传播科学方法、思想及精神等,提高农民的素质,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第二,科技下乡更加注重实效:在“实施步骤”中规定了要增强“三下乡”活动的实际效果,倾听农民的呼声,力求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第三,开始注意面与点的结合:关注西部、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等,把这些地区作为“三下乡”的重点,要求开展“青年星火西进”和院士专家下乡等活动;第四,开始将科技下乡的长期性与持续性提上议事日程:在“实施步骤”中要求要将科技下乡制度化、经常化,达到常下乡、常在乡,真正在农村扎下根来;另外还专门部署了大学生的“三下乡”活动。可见,这一文件引领了科技下乡的方向,开始从战略高度对其进行部署。
3.1.3“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的新突破
科技下乡活动已存在多年,但农业科技往往是能够“下”到乡镇,而难以进村入户,普通农民难于获取所需的科技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一问题已成为科技下乡和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关注对象。对于“最后一公里”难题,“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实现了新突破。
2004年农业部针对科技入户难的问题发布文件要求在农村重点扶持一批科技示范户,向农民传播农业科技。其任务目标是:“组织各级各类科技单位和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实现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构建政府组织推动,市场机制牵动,科研、教学、推广机构带动,农业企业和技术服务组织拉动,专家、技术人员、示范户和农户互动的新型农业科技网络……”农业部还组织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使得传统与现代、课堂与现场结合了起来。虽然目前实际效果还不能尽如人意,但是为科技下乡“最后一公里”难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3.1.4“科教兴农”战略的新推进
“科教兴农”是在前一时期“科技兴农”战略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概括而言,它的理念要求是,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和教育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将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作为发展的关键要素,加速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科教兴农”战略的理念要求及发展可以通过不同政策文件的规定反映出来(见表7)。
当然除了突破性的政策法规之外,随着十六大带来的突破性变革,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都更加突出体现了“科技下乡”的重要而长久的地位。同时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其他相关重要政策文件,都对科技下乡的新发展从不同角度起到了推进作用。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科技进步定位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强调了农民的主体地位。这些文件目标的实现显然都与对科技下乡的大力推进不无关系,都要求发展农业科技、向农村输入先进适用技术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那么科技下乡又被进一步提上了战略高度。总之,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会议等,为科技下乡设立了路标与航线,使得科技下乡活动更加系统化、实效化和制度化。
3.2 新的科技计划
随着各项突破性政策法规及其他重要政策文件的新促进及新要求,科技下乡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不但原有科技计划与时俱进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新的科技计划规划也层出不穷(见表8)。它们从理念、目标、手段等方面都对科技下乡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并非专门针对农村科技的重大科技计划或规划,也为科技下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处不作赘述。
3.3 新型科技下乡活动形式
在新时期,不但原有的科技下乡形式继续得到发展和完善,而且一些新的活动形式如雨后春笋。这些新形式既关注分散化的小农户,也针对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总共有20个左右。这里仅就较突出的部分加以介绍。
3.3.1 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
1993年,在铁路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启发下,共青团中央逐步在全国实施了“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1994年,对应协会、服务站和网站建立起来,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的管理网络,同时各项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也逐步得到完善。这一行动以扶贫济困为主题,要求各地组织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困难群众,更为农村和西部地区的农民提供帮助。近些年来,该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展,对应出现了各种志愿活动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对科技下乡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如表9。
3.3.2“三支一扶”计划
国家人事部2006年下发文件,要求大学生毕业后要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其招募工作依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套详细的流程,都要进行各地信息采集,紧密结合基层需求信息进行考核或考试,在专业上侧重于农村急需的农林、水利、医学、教育、经济类等。而且毕业生在上岗前要经过结合本地区实际需要的严格培训,而且以“三农”政策和本地区基本情况为主要培训内容,工作时间一般为2到3年,期满后自主择业,享受一定的择业优惠政策。可见,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然而却对科技下乡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
3.3.3 大学生村官计划与科技特派员行动
科技特派员行动与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开始实施的,虽然二者起初实施的目的不同,但在现实中都是重要的科技人才下乡的活动方式,近些年在全国各地广泛实施。
3.3.4 科普大篷车和科技列车行动
由于中国大部分农村科技下乡方面的基础设施落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00年,中国科协承担了研制和配发科普大篷车④的任务。至2003年年末,通过借鉴国外经验设计制造的科普大篷车有3种型号⑤,总共38辆,配发给了各地科协使用。自此,科普大篷车(也称“流动的科技馆”)广泛深入偏远农村和西部地区,展示内容丰富多彩,活动方式机动灵活,在投入“三下乡”活动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基于“科普大篷车”下乡的经验,2002年中央文明办等又针对革命老区和西部地区开展了“科普列车”行动。该行动每次时间达10天左右,由200多位专家组成了科技专家志愿者服务团,他们携带互动展品、展板、挂图和图书等,进行科技培训、展览、报告、咨询等服务。
3.3.5 大型科技示范活动
大型科技示范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二是农业科技示范场。二者大同小异,虽然名称及运作过程等都不同,但是反映出了基本一致的核心思想,都是农业部门近年来着力运作的“农科教”结合的科技下乡运作模式。该模式在较先进理念的引领下,以市场为导向,以示范带动和农业科技服务为主,旨在加速农业由数量向质量要求的过渡,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农业园区,自90年代后期以来全国各地就开始纷纷建立,差不多覆盖了所有县市。其指导思想是,注重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的结合,根据区域优势和地方特色,加强农业技术的组装集成和成果转化,促进传统农业的改造、升级与产业化;而对于农业科技示范场项目,是2001年才开始在全国启动的,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各种形式向农民提供农业科技信息,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为农业知识与技术传播的“田间学校”和良种、种苗的繁育基地,最终通过引领作用成为分散农户进入市场的纽带。
3.3.6 农民专业合作社活动
这种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首创的,它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农户与大市场不协调的情况下产生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农民实践起到了支持和引领作用,进一步,于2007年国家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且也开始施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实践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逐步走向了成熟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概念本身,指的是一种互助性经济组织,由同一类农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或者同一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供需双方在民主的基础上自愿联合组成;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服务对象的界定,它主要是针对该组织的成员提供多项农业相关服务,包括农资的购买,农业生产及经营方面的各种技术或信息,农产品的贮藏、加工及运 输等。
3.3.7 中国科普万里行
该活动的特点是,由企业首先实践,而且始终有大型著名企业的支持与参与。它发端于十几年前的“皇明太阳能”科普万里行活动,进而带动了多家知名企业的效仿。正是基于多家企业的经验,2009年由中国科协主办,多部委联合启动了全国性行动,深入贫困地区,对各地的科技需求、难题及典型经验展开调查,同时传播科技知识,提高群众的科技意识,使得科普万里行活动成为国家及地方的重要科普平台。这一活动是在“公益性与经营性并存”的新科技传播理念的引领下发展起来的,在科技下乡中发挥了其他活动难以替代的作用。其目标在于“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把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科技意识带入乡村、街道、厂矿、企业等社会千家万户,提高全民科技素质”。
3.3.8 农业专家大院活动
该活动是科技部为了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而依托“星火计划”实施的对农服务的新举措。2003年,科技部下发文件正式启动实施了“星火科技专家大院模式示范工程”,该文件规定:“支持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技术人员深入农村一线,创办和领办以专家为服务主体的各类科技服务组织,并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广泛开展技术指导、技术示范、技术推广、人才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这一项目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星火示范基地建设,为科技下乡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上述科技下乡活动之外,还有科普之冬、科普大集、科技致富能手科技下乡、院士专家科技宣讲团下乡、庄稼医院、农村经纪人、农业科技110、科普信息网络、科技副县长和科技副乡长以及多种培训形式。这些丰富多彩的科技下乡活动展现了科技下乡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但在具体地方操作中的实效性如何,还有待于借鉴历史而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
4“科技下乡”史鉴
纵观历史,“科技下乡”自出现之日起,经历着从自发发展到政策推进的过程,逐步产生了许多别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和政策理论,今日从总体上看已经达到了高度繁荣的阶段。然而,其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科技下乡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各种体制改革和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且很多政治影响又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于历史上的辉煌成绩,应该透过历史总结其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挖掘并思考其中不寻常的事件及带来的教训。这种不寻常体现为:一些被普遍认为具有较大破坏性的政治运动对科技下乡似乎不完全是负面的冲击作用,而是还起到了某种特殊的推进作用;反之,原本是国家为促进科技进步而实施的改革措施在地方执行中有时却事与愿违,反倒在某种意义上在一定时期内为科技下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危机。另外,通过全国整体宏观的历史透视,也能够总结出科技下乡的一些基本发展规律、演化特点及影响因素等,这些方面同样是进一步地现实研究中应该观照并借鉴的。
归纳起来,这些启示作用主要涉及4个方面:一是改革中营利性趋向的挑战与启示;二是“线断、网破、人散”危机的启示;三是新理念的出现而带来的思考;四是综合借鉴意义。
4.1 改革中营利性趋向的挑战与启示
中国的改革主要发端于80年代之后,而且很多改革均起始于农村,那么势必会影响科技下乡的发展状况。改革自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虽然偶尔也会出现革命性的转变,但整体是渐进式发展的。在改革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博弈,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改革网络和科技下乡的社会与境,由此演绎了科技下乡的挑战与危机,这主要体现于农技推广体制的变化方面。这里所关注的是改革中科技下乡营利性趋向所对应的挑战与启示。这些改革与挑战是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出台而不断推进的(见表10)。
这些文件反映了国家对农技推广机构改革的倡导以及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农技推广的趋势。按照政策要求,80年代的改革应建立起专业性、事业性的农技推广体系,各对应机构不再隶属于农业行政部门。可见,在此阶段国家改革的初衷是,想通过拨款限制来提高农技人员的工作热情,发展多元化的科技推广、服务及经营实体。
但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改革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的情况下,在很多地方基层,对于那些不能尽快适应的农技推广机构本身来说,这一营利性趋向自然成为他们的巨大挑战,严重影响了基层农技推广的效果。那么,对于偏远落后的农村,在具体社会与境下,对国家政策的执行以及自身的创造性能力都是存在质疑的,其改革的后果不堪设想。
4.2“线断、网破、人散”危机的启示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尤其进入90年代,改革步入了综合化阶段,不仅包括经济、科技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全国不同层级的行政体制、政府机构等政治体制改革也开始推进。尤其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至深,同时缠绕了许多其他因素,使得改革境况更加复杂,从而使科技下乡陷入了“线断、网破、人散”的危机。
基层改革起始于1986年,是伴随着综合改革而以试点的形式逐步推进的,这些试点作为改革重点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现象。这些问题源自于地方实际改革目标的复杂性,地方自身利益问题和国家政策要求彼此博弈:第一,地方对自身财政问题的考虑;第二,面对市场经济,地方也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第三,按照国家宏观政策要求,地方还要减弱对基层、企业等的行政干预作用,努力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的地方多重目标就容易导致地方实际改革有时与国家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正是这些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的错位引发了科技下乡体系的种种矛盾。
从国家层面来看,改革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想通过各种方式增强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稳定性和科技服务能力。也就是,虽然为了提高科技服务能力而倡导其经营性,但同时并不想牺牲,甚至是要进一步增强其稳定性。在前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下发了多个文件来深化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见表11)。同时,从1993年起国家也掀起了自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政府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的第三次浪潮,针对事业单位开始推行聘用制,使得它们的人事由身份管理和国家用人向岗位管理和单位用人转变,从而政府职能转变与事业单位改革交织在一起。其实,国家是想通过扩大事业单位的自主权而实现重实绩、重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这一政治体制改革波及面极广,到20世纪末达到高峰。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地方的具体运作状况及其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影响便难以预料。
然而在具体地方与境下,除了部分地区经改革使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整体条件得到了改善之外,很多地方依据国家政策,按照(国办发[1999]79号文件和人发[2000]78号)文件,也分别制定了地方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等乡镇机构改革。甚至有些地方出于政治目的或其他利益因素的考虑,利用这一契机而扭曲了国家政策法规,把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过早过度地推向了并不成熟的市场。不少乡镇推广机构被当地政府“断奶”,突然转变成了纯粹的经营性的农资经济实体,它们惨遭挫折,为农服务的效率大大降低,严重影响了科技下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更为关键的是,在此阶段,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也正在大力推进,许多地区农技推广机构的“三权”被下放,由“条管”变为了“块管”,致使基层农技推广体制改革悄然被卷入乡镇行政机构改革的漩涡之中,并且成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乡镇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裁决权和自主权,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实际由业务部门演变成了乡镇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在资金和人事等方面都受到了乡镇政府更多的控制。那么,有些乡镇政府就利用了这一便利条件,在改革中按照权力和对本乡镇政府影响力的大小自主选择下放与否,那么农技推广部门显然是下放目标之一。
显然,中央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改革政策在地方执行中出现了扭曲现象。虽然这一系列改革是国家按照强制性行政手段实施的,地方政府自然在操作中应该顾及中央政策法规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的具体与境下,地方政府的实际策略选择会受到原有体制结构、外部社会环境、改革动机、时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那么,当他们面临财政压力和自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需求时,也会从财政实力、部门利益及个人政绩等角度做出决策,而冠冕堂皇地借助于“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等理由进行扭曲性的改革。如此一来,本来是国家为加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而进行的改革,最终却演变成了破坏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恶魔”。这一危机甚至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有的地方在一定时期内似乎陷入了恶性循环的状态。由于前一阶段改革的失败,因而新时期继续进行着改革与调整,总体目标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具体改革政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又开始受到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及由此而来的乡镇机构改革的重大影响。2000年,国家就开始了减、免农业税的政策,伴随而来的便是几乎所有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方的配套乡镇机构改革。即使不同地区实施的具体形式各异,但改革的主要内容基本没有脱离合并、精简机构以及分流、裁减人员等。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2005年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有些地方的农技推广随之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危机,至最近5年左右才得以重新恢复。那么,长达近20年之久的综合改革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和科技下乡的破坏性影响就可想而知。
4.3 新理念带来的思考
90年代以后科技下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多年来科技传播领域激化的一系列矛盾已经引起了学界及政界的反思,伴随出现了反映新理念的政策文件(见表12和表13)。这些政策文件发挥了目标引领的作用,对科技传播的理念和内容等都做出了新的规定,自然波及了科技下乡的发展状况。
可见,这些政策法规及会议文件等开始倡导科技传播的经营性(或营利性)以及科技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开始强调农民对农业科技的自主选择权和在农技推广等科技下乡活动中的参与性。同时,从过去只关注生产技能和科学知识而转向了也关注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等,从而引导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科技传播,以促进科技传播的更健康发展。
除了政策法规之外,学术科研成果和现实实践也反映出了科技传播的一些其他新思想。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国际交流合作在加强,中国科技传播工作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强调本土化和因地制宜的同时,国际化趋势凸显出来,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公众理解科学”和“科技传播”等概念,开始强调科技与公众的交流互动,甚至也偶尔关注科技产生的过程和负面效应等。同时,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统筹并举,不但强调经济的增长,也越来越倡导公众科技素质的提升。在国际后学院科学观和国内生活科学观的影响下,产业科普和生活科普兴起,科技传播开始关注公众的需求,由政府行政推进向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向转变,已经越来越多地强调普惠原则,强调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等的发展。
在这些政策法规及新理念的引领下,全国的科技下乡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在新时期的具体地方与境下的运作中,科技下乡实践又将是怎样的情形?新的理念与社会现实能否相容而达到更理想的效果?还是会引发更多的现实矛盾?这些问题都应该引发学者们的关注。
5 结论
历史上的科技下乡表现出了很强的本土化特色,有其独特的产生根源和演化规律,对当下的现实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在历史上体现出的特色、规律及重要影响因素等也应该是现实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方面。
其一,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孕育了具有浓厚本土化特色的科技下乡。因而在进一步的现实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挖掘其本土化特色,要考虑到本国实际,不要盲目借鉴国外经验。更要考虑到国内地方的巨大差异性及各自特殊性,必须深入具体社会与境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调研活动,并且在调研之后的阐述中也要特别注意不能过度地将结论进行普适化。
其二,科技下乡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综合改革影响的。由于国家有意识的科技下乡总是服务于国家的宏观战略目标,因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宏观发展政策文件就决定了科技下乡的目标取向、内容及形式。这就决定了研究者要十分关注国家政策文件的相关核心思想,尤其是改革方面,以了解科技下乡实践的上级指导路线,从而更有利于比较得出地方运作出现的问题。
其三,科技下乡活动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为科技下乡是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导向下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因而其难免会受到大的社会变革或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也就决定了它的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政治色彩。这就要求研究者要紧密联系政治因素。
其四,科技下乡活动具有很强的民间实践性。虽然科技下乡自80年代以来很多时候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一主导作用影响着它的理念、方式及方法等,甚至为科技下乡的基础理念限定了基调。但是,科技下乡在不同时期的重要创新实践活动多数是农民基于农业生产实践而自发产生的,只是被中央政府发现后作了进一步推广。也正是这些民间自发的实践活动赋予了科技下乡以新的活力。所以,研究者更要深入普通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科技应用实践,去了解他们对待和应用科技的真实态度。
其五,科技下乡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科技下乡是在庞杂的政策文件引领下及众多单位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几乎可以说它是在夹缝中以不明身份成长的,难以形成统一的范式。学术界和国家文件中均没有明确将科技下乡纳入农村科普、农技推广或科技传播的范畴,但是科技下乡的实践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科技下乡与三者的不可分割性。因而,伴随着中国农村科普、农技推广及科技传播理念及方法的不断发展,科技下乡的理念及模式也在不断进步并且表现出新特色。那么,在研究中就应注意同时关注这些不同的领域。
总体来说,科技下乡已经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自身也经过了历史的不断淘洗和破旧出新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其缺陷也是在所难免的。而缺陷又往往容易暴露于具体地方与境下的实践操作之中,主要在于国家宏观政策法规与地方文化及社会环境等能否达到很好的适应性而使科技下乡具有很好的实效。所以,学者们应该以史为鉴,加强对科技下乡具体社会与境下的微观案例研究,不仅关注中国特殊的国情背景、政治运动和政策法规,而且关注包括民间实践活动在内的各种活动方式、运作特点及其他深层次的矛盾,来挖掘、呈现科技下乡所处的现实社会与境下的复杂权力关系。
摘要：本文以中国特色的科技传播实践——“科技下乡”为题,从更宽泛的视野,在广义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科技下乡”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实践等进行梳理与评价,旨在总结经验,发掘问题,诉求以史为鉴,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科技传播的理论水平及实践效果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