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觉醒

2024-07-04

自我意识觉醒(共12篇)

自我意识觉醒 篇1

摘要:19世纪时期, 美国的男权社会曾一度被视为女性悲剧的根源, 它借以各种伦理道德来压抑女性内心对爱情与自由的向往, 无情地断送了她们的幸福。然而, 艾德娜与艾米丽在饱受社会压迫之际, 却踏上了相似的觉醒之路, 成为男权社会下女性觉醒的典型人物。本文将通过对她们相似的心路历程与不同结局的分析比较试图探析两人自我意识觉醒的异同。

关键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艾德娜,艾米丽

一、相似的觉醒历程

20世纪初, 清教主义的思想笼罩着整个美国社会, 它借以上帝的名义, 用各种残酷的道德律令压制着人性, 尤其是它所主张的妇道思想, 成为了束缚女性身心自由的枷锁。清教主义一贯主张妇女应保持贞洁, 遵守妇道, 并服从于男性与家庭。桎梏在这种妇道观下的艾德娜与艾米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正常的欲望无法得以满足, 更无法实现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此外, 当时的美国也是一个男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 男人拥有绝对的权利而女人却只能从属于男人和家庭。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艾德娜必须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而艾米丽在父亲的掌控下断送了自己美好的人生。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压抑的社会里, 艾德娜与艾米丽的身心都受到了一定的奴性与麻痹。

直到爱情的降临才使她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在格兰岛度假期间, 面对大海自由的呼唤, 艾德娜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Chopin19) 。那时的她自我意识还很朦胧, 直到遇见了罗伯特, 然而他却选择了离开。正是他的离去使艾德娜如梦初醒, 她不愿再过以前的那种生活, 更不愿让社会预设的性别角色限制自己的发展 (Chopin 2) , 于是她决定反叛社会。在那期间, 她结识了艾洛宾。他柔情的触摸唤起了艾德娜沉睡的性意识, 并让她认识到她的身体只属于自己, 而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最后, 从墨西哥回来的罗伯特在听了艾德娜的表白后再次临阵脱逃。他的离去使艾德娜彻底地觉醒了, 她终于看清了问题的实质:“总有一天, 自己对罗伯特的思念也会从她的生命中消失, 只剩她孤伶伶的一个人。” (Chopin166) 至于艾米丽, 在她的灵魂深处, 对正常生活的渴望正强烈地召唤着她。父亲死后, 艾米丽“剪短了头发”, 打扮得像个“女孩儿一样。”这似乎在暗示艾米丽没有被击垮, 她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寻找久已失落的自我意识。

觉醒后的艾德娜与艾米丽毅然决定勇敢地站起来, 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反抗社会。艾德娜拒绝了丈夫的性要求, 告别了以往的生活 (贺) , 并搬出了豪宅住到了“鸽楼”里, 靠卖自己的画来赢得经济独立。而艾米丽也勇敢地走出了象征着传统束缚的大木屋。每逢周日下午她甚至与荷默一起驾车出游, 并把头抬得高高的。艾米丽用独特的反叛行为向世人证明了她决定自己掌握命运的信念。然而, 当初曾一度唤醒她们自我意识的爱情最终无情地摧毁了她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艾德娜在罗伯特回来后大胆地向他表白, 却换来了他再一次的离去, 内心对爱情的向往也因此彻底幻灭。而艾米丽, 在决定背弃传统观念不顾一切追求自己所爱时, 却得知荷默无心娶她, 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一面是爱人的背叛, 一面是内心传统观念的谴责, 艾米丽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走向了极端。

二、不同的结局

艾米丽最后选择杀死自己的爱人, 并和一具男尸共枕40年。这样的结局反映了她自我意识觉醒的不彻底。她虽然勇敢地反叛传统与一个北方佬在一起, 并走出了囚困她身心多年的大木屋, 但事实上她只做到了身体上的独立, 而在精神上却始终受到南方旧传统道德的控制。即使是在反叛之时, 她仍不忘保持南方固有的贵族气质, “把头抬得高高”的。试想如果她真的摆脱了自己的精神枷锁, 又何必还要那所谓的贵族尊严呢?最终艾米丽还是屈服于传统社会, 回到了牢笼之中。而艾德娜最终融入了大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的勇敢恰恰与罗伯特等人的懦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是对传统社会观念对女性思想和自由禁锢的强烈反讽。

三、结束语

通过对两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分析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两位作家从各自独特的视角诠释了她们觉醒的心路历程。而她们不同的结局更是引发了读者对社会前景和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因此,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索的永恒的主题。

参考文献

[1]张梅:《觉醒》中女性身份重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9 (4) 。

[2]Chopin, Kate.The Awakening[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3]贺萍:“压抑、觉醒、抗争--埃德娜·蓬迪里埃精神追求轨迹探寻”,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5, 24 (4) 。

自我意识觉醒 篇2

摘要:《爱玛》是奥斯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奥斯丁通过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展现了她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注。本文主要对《爱玛》中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识的解读来看奥斯丁所倡导的先进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爱玛 自我意识 婚恋观

简·奥斯丁(1775-1817),英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小说家,作品大多以女性独有的视角描绘出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乡村中家庭生活的画卷,描写金钱与婚姻、描写女性和爱情。奥斯丁生活在传统思想与习俗比较顽固的英国乡村,她的父亲乔治·奥斯丁是汉伯夏郡斯蒂文顿教区的教区长,靠着教区的收入养活九口之家,维持着农村中等阶层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奥斯丁的生活圈子主要限于乡村的中等阶层,她本人过的基本上是中产阶级妇女的悠闲生活,正如她书中描写的那样,较为悠闲富裕的生活环境使奥斯丁得以阅读很多书籍,并能够和她的姐姐卡桑德拉走亲访友,参加乡村舞会和其他社交活动。

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奥斯丁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萌生的,当时女性的地位一直不受到尊重,男女之间无平等可言,尤其是当时的观点认为妇女不善于男性那样归纳概括她们的思想,她们的头脑也不具备像男人们那样理解重大问题的能力,所以家庭生活才应当是妇女的最适合的天地。因此女性自立的机会因此大大地受到了限制。为了表现女性独有的自我意识,奥斯丁在创作上塑造了爱玛这样一个作家认为除了她自己没有什么人会喜欢的角色。下面就以爱玛为例分析表现奥斯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又美丽,又聪明,又有钱,不但家里生活舒适,而且性情开朗,她快满21岁了,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①作家在作品一开始就为女主人公设定了这样一个介绍,这也就不难解释爱玛身上女性自我意识产生的根源——家庭环境。在海伯里的乡村,爱玛所在的伍德豪斯家族在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上等级均居首位。作为这样显赫家庭的女儿,她深受家族传统的观念的影响,认为任何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由他的财富决定的,而下等阶层在很多方面都是卑劣的。因此,爱玛总是瞧不起下层的那些人,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贵贱不相亲”。另一方面,在家里爱玛由于母亲早逝,自十二岁起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就如奈特利先生所说的“爱玛总是被当做全家最聪明的人,所以被宠坏了。”、“母亲一去世,她失去了唯一能管束她的人”②而她的父亲伍德豪斯先生自闭地固守在属于自己社交范围的小圈子里,处处表现出对于变化和新事物的恐惧,迂腐得近乎荒唐,对于爱玛,他只有一味溺爱和习惯性依赖,完全起不到训导和指引的作用。这种环境既有利于培养爱玛无拘无束、男女平等的先进观念同时也给爱玛自身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缺点:做事我行我素,高傲又势利,看重门第观念;她对婚姻抱有资产阶级的势利态度,认为应该从阶级类别和财产标准来看待人与人的关系。

关于爱玛的自我意识的强烈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撮合别人的婚事。用作者的话说,爱玛认为“这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一件修善积德的事,爱玛生活境遇好,有闲暇也有能力做这

件事。”③在小说中,爱玛由于侥幸的促成了家庭教师泰勒小姐和韦斯顿先生的婚姻使得爱玛十分热衷于替人做媒。由于泰勒小姐的离去使得爱玛跟父亲的生活伤感、无味,由此需要需找一个人来替代泰勒小姐的位置,附近住宿学校的私生女哈丽特·史密斯便成了爱玛寻找的密友。在爱玛的怂恿下哈丽特拒绝了农民马丁的求婚渐渐爱上了年轻的牧师埃尔顿先生,仅仅因为艾玛觉得作为农民的马丁很粗俗,配不上身份可能是贵族的私生子哈丽特。爱玛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奈特利先生的批评,在与奈特利先生反驳中爱玛所说的话也能反映出她自身所表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男人总是以为女人拒绝一个男人求婚是不可理解的。男人总以为女人有求必应。”④而且爱玛还认为尽管哈丽特是个私生女,似乎低人一等,但有理智的人却不应这样看,她父母犯下的过失不能由她承担责任。哈丽特的地位与他人是平等的。这样看来对于社会中对女性的一些世俗偏见,爱玛有着自己独特的客观而敏锐的判断和认识。

其次是关于自己婚姻的见解。爱玛曾多次表示自己不会结婚或者短时间内不会结婚,爱玛想要以这种做法来体现自己追求男女平等的愿望,这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爱玛的自我意识反抗传统的一种表现。她曾对哈丽特说过这样一段话“单身妇女若收入微薄,当然令人耻笑,惹人讨厌,是儿童取笑的对象;单身妇女若有财产,总是令人尊敬的,完全可以做到通情达理、讨人喜欢。”她意识到没有经济基础的女性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只有顺应社会,女性才能有更好的归宿。但作为上等人家的女儿爱玛认为自己的结婚对象在各方面必须高于或者跟她平等,这样才能与她相匹配。关于爱玛和奈特利先生,奥斯丁很缓慢、隐蔽的在小说中表现两个人之间爱情的细节。除了他们的争论和分歧,爱玛更多地是尊敬奈特利先生而不是爱他,他们最终选择结婚主要是因为他们平等的社会地位,奈特利先生是个大地主,他拥有大量土地,因为家庭的富有,他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进入上流社会。因此,在海伯里只有他有条件在财富和地位上和爱玛相配。这一表现不仅体现了爱玛的自我意识也体现了奥斯丁所倡导的婚姻观,她认为正当的婚姻关系首先应当认清对方的人品性格,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的双方相互尊重、相互爱恋的基础上的结合;另外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婚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爱玛的自我意识还表现在对自我认识的认同。就像小说一开头所说的“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又美丽,又聪明,又有钱,不但家里生活舒适,而且性情开朗,她快满21岁了,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如果说爱玛真有美中不足,那要算她的任性和对自己估计偏高。”⑤对于这一美中不足,在奥斯丁看来正是爱玛自我意识的表现,正如“她对泰勒小姐的意见是很尊重的,但办起事来主要依自己的主张。”⑥爱玛的成长环境赋予了她自由的心灵,她经济上的独立保障了她独立的人格自由,在她身上所表现的是一种自由意识和对自我认识的认同,不管这种认识是否正确。爱玛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理性与智慧,这种智慧只有通过多读书、多参加交际活动来锻炼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

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封建保守思想仍然相当强大的时代,奥斯丁只是初步地表达了自己的女性意识,爱玛的塑造充分地展现了奥斯丁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认可。尽管爱玛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可以说她是奥斯丁笔下一个典型的新女性形象。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奥斯丁.爱玛.[M].张经浩译.长春出版社p1 p30 p18 p52 p1 p1

参考文献:

[1]简·奥斯丁.爱玛.[M].张经浩译.长春出版社,1998

[2]朱虹.奥斯丁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3]牛庸懋 蒋连杰.十九世纪英国文学.[M].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

生命的智慧源于自我意识的觉醒 篇3

生命的智慧源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在人生目标的确定。目标能够使学生看清自己的使命,目标能够使学生有能力把握现在,目标引导学生发挥潜能,目标有助于学生评估学习的进展情况,目标为学生提供了一种自我评估的重要手段,目标还能够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必修一第五单元的《纳尔逊·曼德拉》这篇课文中,学生通过对曼德拉这一伟大人物的了解,深深的体会到了目标在学习以及人生中的重要性。曼德拉说:“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阻止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曼德拉的理想和目標清晰而明确,那就是为他的人民争取自由。而作为学生领航者的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确立自己的目标,用他们已经觉醒的意识去点亮生命的智慧。

生命的智慧源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还体现在坚持不懈的努力。坚持是通往胜利的一扇大门,只要在迈向你‘青春伟大目标’的大门上敲得够久,够大声,终会把胜利唤醒。久,到底是多久?那就要看你有多大的耐心,毅力有多顽强,有多大智慧。当然,坚持到最后一定是胜利!威廉姆·恩内斯特·亨里在他的诗中这样描述一代伟人曼德拉,“无论命运之门多么狭窄,也无论承受怎样的惩罚。我,是我命运的主宰,我,是我灵魂的统帅!”曼德拉被关进监狱长达27年之久,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最终取得了胜利。因此,学生通过曼德拉的经历总结出这样一段话, “努力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努力往前飞,就算有在大的风,也挡不住我们成功的奇迹”。

曾经,根据新课标的要求,我们尽可能的突出教学过程的多样性和选择性,让每位充满个性的学生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而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努力地使沉闷、闭塞的课堂充满欢声笑语,使课堂充满自由、民主、和谐的氛围;注重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习和做人的品性,从而让这些鲜活的生命在新课堂上绽放异彩。

自我意识觉醒 篇4

艾丽丝·沃克 (1944--) 是一位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黑人女作家。她的长篇小说《紫色》给美国黑人文学带来新的突破, 在美国文学史上写下新的一页。

沃克是个很活跃的女权主义者。她积极参加女权运动。当了著名的女权主义杂志《女士》的编辑, 写了许多杂文, 呼吁犹太妇女、伊斯兰妇女和黑人妇女相互支持, 团结合作,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努力争取妇女的自由、平等和解放。她高度评价马丁·路德·金和杜波伊斯对黑人事业的不朽贡献。她像托妮·莫里森一样, 在作品里反映黑人妇女的不幸, 赞扬她们的自立精神。

《紫色》是一部书信体的长篇小说。全书由九十二封信组成。信是一对黑人姐妹写的。前半部是姐姐茜莉写给妹妹的信;后半部是妹妹艾蒂与姐姐来往的信件, 可谁也没收到对方的信。小说的背景是美国南方某小镇和乡下, 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82年, 《紫色》出版后不久, 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畅销书。第二年, 它一举夺得美国文学的三大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全国书评界奖和普利策奖。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奥斯卡奖提名。它是沃克小说创作达到新高度的标志。

本文通过对主人公茜莉成长历程的解读来探究此作品中黑人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

一、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意识的迷失

首先, 黑人妇女与其民族一起, 直接受着白人权利主体的压迫。主人公茜莉的生活不幸是对这一压迫的直接控诉。茜莉父亲经营的铁铺生意日益红火, 引起了白人同行的不满。于是他们使用手中的权力烧毁西莉父亲的商店, 并将他及他的兄弟活活烧死。这导致了茜莉丧失了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是其厄运的祸根。另外, 白人文化对黑人的殖民, 扭曲了黑人男性, 使他们在追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 成为压迫本族妇女的帮凶。殖民主义“长期的霸权式控制, 使黑人灵魂深处产生了一种无可排除的自卑情结和劣等民族的痛苦, 从而扭曲了黑人的心灵”[1]。黑人男性在白人面前失去了作为男性的尊严, 心灵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但为了追求一种文化上的身份认同, 他们便把这种父权观念加之于本族妇女的身上。《紫色》中茜莉14岁就惨遭继父强暴, 之后还受到继父的威胁“除了上帝, 你最好谁也别告诉, 否则会杀了你妈妈”[2] (P11) , 茜莉为了求生, 默默地忍受着继父的禽兽行为, 并为其生下一男一女, 但是都被这个可耻的男人卖掉了。到了二十岁出头, 继父已嫌弃茜莉太老了, 于是和X先生讨价还价“我可以把她连同我们家的那头牛一起白送给你”, “下次来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瞧瞧她, 她很丑, 但是能作一个好妻子。她愚蠢, 但是能像男人一样为你干活”[2] (P18) 。继父像推销廉价商品一样把茜莉送给了有四个孩子需要照顾的X先生。茜莉的麻木神经认为“女人天生就是丈夫的奴隶, 理应承受丈夫的暴力”。黑人妇女因遭受种族歧视及夫权专制的双重压迫, 她们的命运更加充满了苦难, 这使得她们必须要安分守己、百依百顺、恪守妇道、依从丈夫, 为了家庭要牺牲自己的一切, 包括生活方式、人格尊严、甚至生命。这种深深植入黑人男性心目中的父权制观念, 使黑人妇女在家庭中饱受性别压迫的煎熬。此时茜莉 (黑人女性) 的女性意识仅仅为家务奴隶, 劳作机器和其继父的泄欲工具, 她完全迷失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之下, 处于模糊混沌的意识状态。所以沃克认为黑人女性所受的压迫一方面还源于女性自身的麻木顺从。在男权社会中, 有些女性会无意识地接受男性对她们的无理要求, 使自己安于自己的奴隶地位, 更可悲的是有时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顺从强加于人, 充当压迫者的帮凶。当哈波询问如何使索菲亚顺从自己时, 茜莉说了一句“打她”, 表明了黑人女性的可悲之处。沃克认为要解放这些女同胞, 必须首先唤醒她们的麻木意识。

二、黑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萌芽

茜莉的女性意识觉醒是在她认识莎格后才开始逐渐实现的。这是茜莉构建女性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莎格为了感谢茜莉在自己生病期间无微不至地照顾, 还特意创作了一首名为《茜莉小姐之歌》的布鲁斯, 这更使她在茜莉的自我意识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莎格还教给茜莉一些女性生理方面的知识, 莎格和茜莉彼此接吻, 互相抚摸, 她们不仅获得了身心愉悦, 而且彼此间能够诉说着对别人难以启齿的事, 精神交流是她们最大的乐事。莎格让倍感人间凄凉的西丽感觉到世上还有温暖的存在。她虽然不会缝被子, 但还是努力尝试, 表明她开始给予茜莉温暖, 而这份温暖正是茜莉获得自我的决定因素。莎格通过与茜莉的女人间的谈话, 让茜莉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 “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这个世界”, “我是个黑人, 也许长得难看, 不过我就在这里。”在莎格的帮助下, 茜莉的视野扩大了, 并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女性美。莎格的行为已深深地触动了茜莉那根麻木、孤独、无意识的神经。莎格的叛逆并敢于向自己心中的男性权威发起宣战反而赢得了自己丈夫的疼爱, 这让茜莉的那颗近乎枯死的心蠢蠢欲动燃放希望。莎格为了保护茜莉免遭阿尔伯特的毒打, 带她去了孟菲斯, 并鼓励她将自己的特长和创造才能用在缝制独具风格的裤子上。她的手艺受到顾客和欢迎。她渐渐开阔了眼界, 感受生活的自由和乐趣。她们二人在共同遭受男权社会的压迫下, 建立起了彼此关怀的同性之爱。茜莉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 逐步树立了两性享有同等权利的观念, 能够认识到女人也有权追求生活的幸福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觉醒后的茜莉勇敢地离开了这个家庭, 走上了社会, 到孟菲斯开创了大众衬裤有限公司, 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所以此时的她发出了第一封署了自己姓名和地址的信, 从此茜莉结束了数十载的身份缺失的生活, 开始了真正的人生。她从独立谋生中找到了“自我”的价值。随着经济的独立, 茜莉的知识不断增长, 性格越来越坚强, 终于由一个思想麻木、任由男权奴役的女性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社会地位的独立女人。

三、反抗精神与自我身份认同的体现

在《紫色》人扉页上, 作者写着:“献给精神---没有她的帮助, 这本书我就写不出来。”艾丽丝·沃克十分强调“精神”的作用, 她认为非洲移居美国的黑人和美国本土黑人都保持了他们的传统, 这可能是一种信仰:相信一切事物都具有某种精神, 这种信仰大大丰富了通过直观感觉所得到的知识。

女主人公茜莉身上寄托着某种“精神”。她原先是个天真无邪的黑人少女, 家庭生活虽苦, 她还能忍受。可在她14岁的时候, 残酷的继父强暴了她, 她的失身引起了精神上极大的震动、彷徨、苦闷、失望。后来, 莎格教她性的知识, 她才慢慢懂事。儿媳索菲亚的出现给茜莉带来一线朦胧的希望。索菲亚强健、坚定, 从一出现就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独立意识。因为她从小就认识到“一个女孩子在一个满是男人的家里是不安全的”, 她必须以反抗和斗争保护自己来生存下去。她同哈波结了婚, 可是并没有把自己隶属于他。哈波想让她像茜莉“在乎”X先生那样“在乎”自己, 可是徒劳无益, 他打她时她给以回击。她爱他, 可是“我要在让他打死之前先把她打死”。在她看来, 独立的人格不能为爱情做出牺牲。他不仅反抗黑人男人的压迫, 还勇敢地反抗白人的侮辱, 就是牢狱也未能改变她的坚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索菲亚的出现使茜莉沉闷的生活掀起涟漪, 她开始羡慕索菲亚身上的那种反抗精神“我喜欢索菲亚, 可她的一举一动跟我完全不一样”。她对索菲亚坦言道:“我那么说是因为我妒忌你, 因为你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此时的茜莉已经意识到了反抗与斗争的重要性, 在她的内心中似乎也存在着一种反抗精神, 只是这种反抗精神从未被唤起过罢了。索菲亚的含冤入狱教育了她。家庭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的不公正事例使她醒悟, 她毅然离家寻找自己的路。她从独立谋生中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争得了生活中合法的一席位置。在她身上是有点精神的, 这种精神不是勇于与逆境搏斗的精神、敢于探索人生的精神和对自己和生活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四、结语

《紫色》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其特点在于探讨黑人内部的人际关系, 即黑人的自我、黑人的家庭关系和黑人男女之间的关系。小说提示黑人的大男子主义、丈夫对妻子的虐待和道德的沉沦, 提出黑人妇女从经济独立至人格独立的途径, 倡导黑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从而构建和谐的黑人家庭生活。小说中茜莉的成长也体现了沃克的一贯主张:妇女只有自尊自立, 才能自由自强。沃克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紫色》中抒写黑人女性的生存际遇与心灵困境, 写她们的痛苦与觉醒, 并挖掘出女性身上的文化意蕴, 为黑人女性找寻一方属于她们自己的自由空间。小说的艺术形式有不少创新。采用书信体结构, 在近年来美国小说中并不多见。全书九十二封信构成有机的整体。以倒叙破题, 直叙与插叙相结合, 形成多角度的叙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叉使用。整个大故事围绕茜莉姐妹的遭遇, 有起有伏, 引人入胜。作者采用南方黑人农民的口语, 乡土气息浓, 人物对话简洁, 富有个性。文字朴实、清新、流畅。不少地方仍用标准英语, 简练有力, 不乏诙谐幽默色彩。沃克别出心裁地作了开拓性的探索, 洋溢着关心黑人妇女的命运的女权主义思想。因此, 小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第16页.

[2]Alice walker, the Color Purple, New York:Pocket Books, 1990.

[3]艾丽丝·沃克.紫色[M].杨仁敬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7.

[4]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Womanist Prose[M].San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5]艾丽丝·沃克著, 陶洁译.紫颜色[M].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8.

[6]李洁平.论艾丽丝·沃克笔下女性形象的嬗变[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4 (7)

[7]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 2003.

自我意识觉醒 篇5

摘要:女性电影是指电影创作者在创作中运用女性特有的创作、表达方式,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及对女性生存的压抑,以崭新的人文观点和全新的美学理念,鲜明的颠覆父权中心文化的女性主义创作方式来拍摄的电影。

关键词:美国女性 电影 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是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分支,它借助于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分析学三种模式,对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电影的内部构成、观众的反应以及文化控制上的性别差异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在不断丰富、反省着自身的同时,也不断地检验和挑战着主流的各种电影理论,也为我们研究女性题材电影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1 美国女性题材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在女性电影中,性爱(男女本性)和美(包含美色)是其不可回避的影响。在男性主导的影视文化机制内,理想的男人是期待视野的核心,而女人则无关紧要。但女人或多或少必须出现,因为她们的存在印证着男人的温柔和深情。在美国早期电影银幕上的性感女性形象还是有所保留的。但是,时至今日,性感女性却发展到了以各种妖艳的穿着、各种诱人的姿态频繁地出现在电影银幕上。根据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电影银幕上出现的女性所进行的研究,人们发现90年代的女性形象比60年代的女性形象穿着更加具挑衅性,姿势和行为上更为挑逗,即使是职业女性亦是如此。事实上,美国电影银幕上性感女性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在美国这种个人主义思想主导的社会中,个人的感觉和欲望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美国男人眼里,女人总是跟她的女人魅力联系在一起的。于是电影就通过塑造出性感女性的形象来吸引尽可能多地男性观众。

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两性关系的新变动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大胆质疑男性社会构筑的象征秩序和女性在其中的从属地位,不断抗争,试图冲破男性主体的桎梏,重建赋予自身价值和意义的女性语言文本。这种思想引导下创作的女性题材电影大多强调的女性自强独立的精神气质和男女互助互补的平权意识。如《霹雳娇娃》《生命的证明》等。而尽管黑色电影大多以男性为表现中心,但女性却在电影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影片中的夺命女郎既性感迷人又冷酷无情,她们通常为了某种深藏的目的而诱惑和利用男性,使他们身陷危险之中。尽管“夺命女郎”最终和和因为自己邪恶的欲望也招致惩罚并走向毁灭,但她们的出现却能够将女,胜的欲望与认同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把女性形象从作为男人“附属物”的他者地位中解救出来。近期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则以其鲜明的女性意识宣告了对“双性文化”的召唤。较之以前女导演制导的充分女性视角的女性电影,它不再沉醉于过分的情感谊泄,纯感性的心理铺陈,或挣扎中的困惑以及最终悲剧性地苟活或自杀的命运,而是给予了更多理性的、客观全面的思索,指引了一条走出泥淖、迈向光明的路途

1.2 美国女性题材电影中的主体性意识

美国电影银幕上性感女性形象的出现跟人们对性的观念的改变有关。在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的理论被引入美国。它重塑了人们对性的观念,使得年轻人尤其是妇女享受到更多的性自由。她们开始以新的形象出现:超短裙、短发、抽烟喝酒、毫无顾忌地谈论性。为了迎合人们对性的观念的变化,电影银幕构建了更多的性感女郎。20世纪印年代,好莱坞制造了玛丽莲·梦露、索菲亚·罗兰、简·方达等一大批性感女星来迎合大众,并先后推出了《热情如火》、《七年之痒》、《人生得意须尽欢》等众多经典性感电影。在这种被男性化的视觉模式中,女性被编码为强烈的视觉和色情符号,具有被看性的内涵。女性的情欲冲动是受到压制的,被压制了的女性情欲是以完全满足男性快感为取向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女性往往被配置在客体(或缺席)的位置上,她是男性欲望的接收者,是被动地出现,而非主动表现,她的性欢愉仅能从她自己被客体化的状态中形成。女性题材电影在影片给观众的愉悦上,主要是视觉愉悦。她们承受着男性的目光,迎合着男性的欲望。这样的模式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电影银幕上如日中天,直至今日仍未有任何衰退的迹象。

大众文化兴起、女权主义盛行后,经济独立的女性才逐渐摆脱了“被看”而具有了主动“看”的意识。从此,电影作品中的女性品质有所提升,不仅纯男性阳刚的电影中加重了女性分量,男性导演也开始将女性形象纳入创作主体的范畴,女性导演更是努力关注女性生存发展、情感心理、命运理想等真实状况。女性唯有通过不断的超越才能实现意识的觉醒,这种超越就是要建立一种辨证的女性主体观,真正消除两性间的冲突。首先,女性应该既是主体又是客体,那种男女二元对立模式中的绝对主体和绝对客体都是片面和狭隘的。其次,女性主体又应该是多元的,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性别主体和社会主体,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在这种辨证的女性主体观基础上,女性题材电影才有可能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获得新的发展,影片中的女性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可见的人类”。

2.1 女性题材电影中由“他者”视角建构的受众地位差异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他者”视角很大程度上受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所启发。按照拉康的观点,在人类社会化的过程中,象征秩序就如同儿时母亲的目光那样,规范制约着社会化进程中的“自我”。“他者”最终会被内化为“自我”,于是“自我”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他者”的“客体”。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也认为,父权制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奴役女性,使女性丧失了“自我主体”身份的“他者”。在男性社会象征秩序中,女性按照“男性他者”的要求被建构起来,女性不是女性自己的女性,而是男性社会秩序所归位的女性。以“男性他者”的客观存在为审视角度,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分析了在父权制社会背景下拍摄的一系列电影。她们发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要么被定位成男性观赏的对象,要么就是男性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塑造的女性形象,或者是女性在“男性他者”文化影响下的自我投射。

尽管当前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电影都是与女性相关的,但几乎大部分的女性都是男性的视觉对象。好莱坞以色情机制为基础的商业电影是“三个男人看一个女人”,这三个男人是:男导演、男主角、男观众。这种制作机制把色情编入了主导的父系秩序的语言之中,以对男性观众施加看的快感。于是,为了迎合父系秩序中男性的观看癖,女性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在男性看来,这样的女性是具有被看的价值和内容的,所以电影要展示女性的性感冲击力。在大部分电影里,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要么是性别特征过度崇拜从而成为空虚的女性“性”角色,要么就是完全没有自觉的性别意识,彻底操作在男性想象中的女性角色。因此,女性是男性“他者欲望”

投射后的女性,而非女性自身。一些批评者更是指出,大部分电影观众在观影时带有潜在的男权制思想,而影片恰恰迎合了大众这种受几千年传统影响而具有的对女性的压抑和偏见。例如对男性主动、女性被动模式的强化。对女主内男主外家庭模式的肯定、对女性在事业上成功而在家庭巾失败的反复渲染、对女性“被看”的形象作用的突出,都滋养了观众的这种男权心理。

2.2 女性题材电影的“他者性”视角使电影研究人员的关注对象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观众。

如果电影是男性凝视的,男性通过“窥淫癖”、“恋物癖”获得视觉快感,那么女性观众的位置是什么?她们在观影过程中的认同是什么?我们可以发现,具有男权心理的并不仅仅是男性观众,很多女性观众的审美经验基本已经屈服、认同甚至主动投靠于男权礼会,因此已经失去了她们自觉甚至白发的女性意识从而异变为男性观众。她们并未意识到这些影片对自我性别的压抑。女性的集体无意识还表现为她们依然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身体迎合着观看者的目光,把自已置于被关注、被保护的位置。她们总把男性对其艰难的生存状况所表现出的义愤当成其具有充分陛别意识的佐证。女性题材电影在颠覆男权中心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将“视觉愉悦”这种“男权社会以无意识部分来建构电影形式的方法”作为自己的摧毁目标。新时期以来,女性题材电影对女性主体性的追寻就是在这种男性的“视觉愉悦”中一次次“跌落”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作为影像只是为了男人——观看的主动控制者——的视线和享受而展示的”

因此,将女性从被看的他者地位中救赎Ⅲ来,建构属于女性观众自己的视觉愉悦心理机制,就成为女性题材电影运用解构策略的当务之急。

3.1 从符号学角度分析美国女性题材电影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电影事实上可以被看作是被建构的。电影是由文本片段组成的(互相连接的一系列镜头构成意义单位),它通过代码构成。尽管电影也传达意义,但它却不同于书写或口头表达的语言,而是需要“解码”。随着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多元化多角度研究的进行,把符号学原则应用于通俗文本,有效地揭示了其中的意识形态运作和意义的再现,并分析了电影如何生产知识、女性观看者如何得到安置和女性主体性在父权制度中如何产生等问题,从而为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提供了文本分析的范式。

而在从“他者”视角构建的女性题材电影受众差异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上看女观众的审美经验基本已经屈服、认同甚至主动投靠于男权社会。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研究中的符号学、意识形态理论把电影观看定义为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二元对立过程,忽视了女性观众的经验,没有解释出女性观众的快感来源。从克莱尔·约翰斯顿对好莱坞电影女性形象的符号学解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经典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其实是一种结构符号,可以从符号的解析中发现,“女性”符号其实就是男性标准中的理想女性的编码,对女性自身而言毫无意义。在大部分电影里,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要么是性别特征过度崇拜从而成为空虚的女性“性”角色,要么就是完全没有自觉的性别意识,彻底操作在男性想象中的女性角色。尽管如《乱世佳人》、《罗马假日》、《霹雳娇娃》这些女性题材电影看似千变万化,可片中女主角无一不是站立在由男性体制所组成的背景里,她们所选择的身份、衣着、发型、首饰,甚至所扮演的角色的命运,无一不笼罩在男性受众的视野里,她们自身的思想和意志却丝毫体现不出来。由此可见,影像中的女性符号实际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编码的产物。作为女性而存在的女性其实是缺失的。因此,研究美国女性题材电影就有必要从解构符号人手,对父权制影片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构,以否定的拒绝破坏父权制文化中影像所提供的快感,并且要建立起一个新文本以淡化观众的传统性别意识,以对电影这个特殊的媒介中意义生产、接受、阐释过程进行理性的反思。

结 语

自我意识觉醒 篇6

摘要    英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德尔拉布的经典之作《金色的耶路撒冷》,主要对女主人公克拉拉成长经历进行细致的描写与分析,从而寻找并探索出适合女性发展与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小说不但反映了女性思想意识的觉醒,同时还反映了上个世纪60年代英国知识女性具有勇于挑战传统社会并执着追求精神世界的思想意识。本文试对女主人公克拉拉的生活家庭,爱人伴侣,理想与现实冲突以及矛盾冲突进行细致的分析,阐述女主人公女性意识的从觉醒到成熟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金色的耶路撒冷》  女性意识  自我觉醒

英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由于她本人十分重视女性问题而被称为“妇女的小说家”。 在小说《金色的耶路撒冷》中,德拉布尔根据其真实的亲身体验以及心理描述了上个世纪60年代英国知识女性成长经历,撰写了英国知识女性在寻求自身发展与实现自我价值道路上的矛盾冲突。这部小说因体现了德拉布尔本人对于英国知识女性勇于突破传统社会与追求自我发展道路上现实矛盾与冲突的赞美和同情,引起了西方文坛和西方社会强烈的反响。

一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及其女性意识

1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其人

英国著名文学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与母亲均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其父约翰·德拉布尔任职谢菲尔德市地方法官,而母亲凯瑟林曾任职小学教师。由于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家中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资料非常丰富,并且具有浓厚的文学氛围,因此德拉布尔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德拉布尔以其独特和丰富的文学创作被人所熟知。在1963年,德拉布尔出版了长篇小说《夏日鸟笼》,在英国文坛以及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此跻身于英国文坛。至今而至,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文坛上已经出版了十六部长篇小说、十一部短篇小说以及无数影视剧本,著作《安格斯·威尔逊传》以及《阿诺德·贝内特传》两部人物传记。其小说《金色的耶路撒冷》因重点描写了知识女性思想意识从觉醒到成熟的转换经历,在英国以及美国等文学界取得了强烈的反响与重视。西方文学评论界将德拉布尔的小说称为女权主义,后现实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经典文学作品,并且德拉布尔自身及其作品受到了欧美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认同,在女性读者中掀起了狂热的喜爱浪潮。

2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女性意识

在20世纪下半叶,新时代的知识女性作为女性主义的代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德拉布尔作为新时代知识女性的代表成员之一,不断寻求着女性生存意识与发展道路,着重体现在知识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德拉布尔在早期作品中积极探讨与分析了女性突破传统社会贤妻良母的角色后应该如何定位。德拉布尔其自身对于女性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表现出极其不满的感情,并且在文学作品中也充分表达了女性渴望自由的思想意识。德拉布尔对于女权主义持着不认同的态度,只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而在文学著作中也充分表现女性主义以及女性思想意识的觉醒。德拉布尔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对于知识女性的思考秉承着积极的思想与温和的态度,她倡导女性应当积极承担在家庭以及社会中自身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思想观念与急于变革的女权主义代表凯特·米利特有所差异。德拉布尔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旨在提倡女性应当摆脱传统社会家庭主妇的角色,并寻求女性自我价值与自我发展的道路。文学小说作品均表现出现代知识女性勇于尝试摆脱传统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等思想意识。德拉布尔文学小说的女主人为了心灵上精神的追求均试图摆脱固有的生活模式,积极追求理想的生活模式与精神世界,追求女性发展与实现自我价值。

二  《金色的耶路撒冷》中的女性意识自我觉醒

1  英国传统家庭观念逐渐解体

《金色的耶路撒冷》中的女主人公克拉拉出生于英格兰北部诺瑟姆小镇,该小镇十分破烂并且地区荒凉。诺瑟姆小镇在女主人公克拉拉的眼中是一座人际关系冷漠与缺乏人性温暖的小镇。德拉布尔通过描写发生在小镇的例子充分表述了人性的冷漠,伪善,自负以及寡情。当女主人公克拉拉的父亲毛姆先生发生车祸死亡时,在购买棺材时,店主向克拉拉母亲介绍了透气且漏水的棺材,然后再与保险公司讨回退款。从这一事件中不难看出诺瑟姆小镇人民的唯利是图,从更深的角度进行剖析则是反映英国社会丑陋的人性,而女主人公的家庭则体现了英国社会的人性观。女主人公克拉拉的母亲是传统父权社会制度下的典型代表,性格古怪冷漠,严厉刻薄,并且与其父亲感情冷淡。小说中虽然没有过多讲述克拉拉的父亲毛姆先生,但其大男子主义思想却使读者印象深刻。在家中,克拉拉的父亲从来没有提及工作,并且对于女主人公的生活从不细问,家中兄弟姐妹感性冷淡并且缺乏家庭关爱与温暖。由于处于如此冷漠和缺乏人际温暖的环境中,克拉拉绝口不谈家庭环境,同时不想让其他人看到她冷淡与缺乏关爱的家庭。

在诺瑟姆这座人际关系冷漠的小镇,女主人公克拉拉感受到的只有无限的痛苦与迷茫。她深感到自身的天赋才華和积极的生活态度与小镇的生活环境极其不协调,缺乏家庭的温暖与刻薄的邻居使她感到痛苦与无奈,当她得知其母少女时代也曾向往美好生活与拥有生活激情,克拉拉更觉得非常迷茫,母亲的亲身经历是对现实生活与男权社会制度的屈服以及诺瑟姆小镇的屈服,甚至是英格兰北部小镇郊区的屈服。因此克拉拉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并想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她渴望自由和追求自由,急切地盼望自己能摆脱传统社会的枷锁,脱离这座封闭并且毫无人情味和温暖的小镇,从而走入社会,走入她追求的精神世界。而克拉拉这种渴望自由、渴望脱离封闭的小镇的思想意识已经开始表明着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2  追求理想中的恋人加里布埃尔

女主人公克拉拉勇于突破传统社会的枷锁与执着于追求理想精神生活,恋爱是其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女主人公女性思想意识从觉醒到成熟转换的关键。克拉拉对于传统的婚姻道德观是抵触的,她极其向往恋爱婚姻自由。她与加里布埃尔从相识到相恋,充分体现了克拉拉敢于突破传统婚姻观念,寻求精神世界满足以及富含激情的生活态度。克拉拉具备着敢爱敢恨的天性,她渴望恋爱具有复杂性、刺激性以及冒险性,并且期望能从恋爱中发现真正的热情。当她在与加里布埃尔约会的第一次等待里,她觉得她已经从心底里喜欢上了加里布埃尔。她喜欢在幽暗的餐厅里与加布里埃尔偷偷地幽会,喜欢在他的妻子甚至客人在家时与他在厨房里接吻的那种感觉,认为那是热情的最经典与最高的境界。她拒绝婚姻强加于自己的牢笼,回避男性伴侣的扭曲目光,却大胆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勇敢地宣泄自己的生命欲望。她也不在乎和加布里埃尔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只注重两人相爱过程中的个人感受,对真正自我的认识。这些都表明了她对传统婚姻和爱情观的颠覆和反叛。而加里布埃尔的已婚事实对于克拉拉来说并没有存在道德上的阻碍,并且加里布埃尔对她来说更增加诱惑力,对于女主人公来说,加里布埃尔正如她理想中追求的恋爱情人。

克拉拉勇于打破传统的道德阻碍,追求她理想中的恋爱情人,对此,作者德拉布尔没有持肯定或否定意见,她只是关注女性与剖析新时代的女性生活,并向读者展示新时代的女性以及女性的思想意识,明确自身角色的定位。女主人公克拉拉追求精神世界与女性的发展道路,她与加里布埃尔的恋情无疑为她打开了一扇窗口。對于恋情的结局女主人公没有过度重视,而是享受恋爱过程的感受。克拉拉在与其恋爱情人相处的过程中获得了乐趣。但是当克拉拉与加里布埃尔发生矛盾时,才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冲击了克拉拉的内心世界。在这样理想与矛盾冲击的环境下造就了女主人公独特的性格,正是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冲击,女主人公不断地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

3  耶路撒冷促使女性思想意识成熟

对于女主人公克拉拉来说,德纳姆家不是她理想中追求的地方,但是却给予克拉拉打开了寻找自我、发现自我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窗口,促使克拉拉不断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地方。《金色的耶路撒冷》该部小说的名称来源于J·M·尼尔所写的圣歌歌词,这首圣歌充分表达了对于耶路撒冷青年人的热情与向往之情,在青年人眼中,耶路撒冷就是他们追求的圣地。每当唱起耶路撒冷圣歌时,青年人的内心里都充满着激情与奋进,从而激发了人们内心对于宗教与上帝的信仰与狂热。对于克拉拉而言,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宗教以及上帝的信仰和狂热,耶路撒冷圣歌能让她充满着激情与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女主人公克拉拉在小时候憧憬的耶路撒冷不是华丽的天国城市而是拥有谈吐高雅人士的世界,耶路撒冷圣歌促使女主人克拉拉的女性思想意识不断成熟。

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以及对此处境的反应。毛姆太太在学校读书时成绩也相当优异,她也曾风光一时,春风得意。但时过境迁,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她处处碰壁,因自己的才华备受压抑,并在无爱的婚姻中消耗尽了自己的青春、才情和希望。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使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敌意,于是她以冷漠自负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愤世嫉俗,尖酸刻薄。克拉拉整理母亲以往的生活物品时,通过母亲的相片与日记发现母亲也曾憧憬美好的生活和追求理想的精神世界,但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使其母亲不得不屈服。因此克拉拉母亲只好通过家庭冷漠来反抗传统男权社会强制加在她身上的枷锁。克拉拉不愿屈服于传统男权社会制度之下,因此她只有勇于突破传统社会制度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也许她不能获取自由,但是在其思想意识上可以认定已经能够获取自由、实现自我价值,从而思想上升一个阶段。作者德拉布尔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曾说过,很多人寻求的生活模式都只是别人的生活方式,而女主人公克拉拉·毛姆追求的则是一种适合她自身发展的生活模式。所以,女主人公克拉拉也因此寻求到了适合自身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金色耶路撒冷,即具备坚强的生活意志以及生活希望,女主人公克拉拉的女性思想意识实现了从觉醒到成熟的转换。

三  结语

总而言之,女性小说《金色的耶路撒冷》重点讲述了在上个世纪60年代新时代知识女性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勇于突破传统社会的枷锁并执着于追求精神世界。该部小说女主人公克拉拉的经历充分体现了知识女性在理想与现实中的矛盾,她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在追求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了女性意识从觉醒到成熟的转换。小说《金色的耶路撒冷》对于新时代女性思想价值观的建立与女性角色定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女性解决职业与家庭问题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参考文献:

[1]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吕俊、侯向群译:《金色的耶路撒冷》,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 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3] 姜宁:《失望中的希望——评德拉布尔的〈夏日鸟笼〉》,《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 夏月霞:《评〈金色的耶路撒冷〉中书名的寓意》,《科技信》,2014年第27期。

自我意识觉醒 篇7

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是探索、分析黑人女性历史和经历的杰出代表。她的作品主要关注“种族”和“女性”这两大主题, 从女性的角度细致地剖析黑人女性所受到的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 给予黑人女性极大的关怀和帮助。“身为黑人和女性, 我能够进入那些非黑人和非女性所不能进入的情感与感受的广阔领域。”[1]在《宠儿》中, 作者用残酷的故事阐释了夹缝中生存的美国黑人女性独特的自我意识并以此探求黑人女性的出路, 展现了她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执著追求。

2《宠儿》中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黑人一直处于南方社会的边缘, 一直以他者的形象出现, 也一直以客体的形象存在白人种植园主面前。黑人女性的地位更是边缘之边缘。他们受来自白人和黑人男性的双重压迫。”[2]《宠儿》中祖、媳、孙三代黑人女性的人生境遇与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展现了美国南方种植园历史环境中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艰难的觉醒过程。她们的自我意识经历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的发展过程。

2.1 贝比·莎格斯的自我意识—由沉睡到觉醒

贝比·莎格斯是第一代在奴隶制下被摧残被迫害的黑人妇女形象。贝比一生和六个男人生了八个儿女, 而除了小儿子黑尔留在她身边, 其他孩子生下来就被奴隶主带走了。在她的大半生的奴隶生活中, 她逆来顺受, 任劳任怨, 只是被动的接受奴隶制对她身心摧残, 不做任何反抗, 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都处于麻木状态。当黑尔要通过出卖他的工余时间为她赎取自由时, 她困惑地自问:“为什么?一个混到六十岁, 走起路来像三条腿的狗似的女奴要自由干什么?”[3](178)然而当她踏上自由的土地时, 她被突如其来的自由吓着了。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双手属于自己的, 自己的心跳在搏动着, 这一切使她感到一阵狂喜, 感觉好像是获得了新生。此时她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了。

当她住进黑人社区之后, 她用她的博爱赢得了全社区人的心, 受到了她们的尊敬和爱戴。她靠她伟大的心灵为整个社区服务, 成了黑人社区的精神领袖。当她周围的黑人们摆脱奴隶制后仍然生活在过去奴隶制的阴影下时, 她又像一个心理医生, 帮助黑人奴隶摆脱奴隶制造成的心理创伤。在“林间空地”步道, 她号召黑人们热爱自己那不被白人所热爱的肉体。从贝比·莎格斯的布道我们可以看出她在通过教导黑人自尊自爱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然而在亲眼目睹了黑人社区的嫉妒与背叛, 奴隶主与猎奴手闯入她家迫使赛丝亲手杀死了年仅一岁的小女儿的惨剧之后.她最终心力憔悴, 疲惫已经穿透她的骨髓, 不再去“林间空地”布道了而是选择逃避在无法对她造成任何伤害的色彩世界中。

贝比·莎格斯的悲惨的一生让她彻底看清了奴隶制的残酷和灭绝人性。她的自我意识经历了麻痹到觉醒的过程。她的博爱凝聚了整个黑人社区, 使她成为黑人社区的偶像, 也实现了她对自我意识的探寻。她已经迈出了黑人女性确立自身主体意识的第一步。

2.2 赛斯的自我意识—由自发到自觉

赛斯作为这部小说的主角, 是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凶手。相较于第一代黑奴贝比·萨格斯的逆来顺受, 赛丝所代表的第二代黑奴显然具有更强的反抗性。然而, 奴隶制给她带来的恐惧与阴影同样也使赛丝在自我找寻的路上几经坎坷。她在以贝比为代表的那带黑人女性和以丹芙为代表的新一代黑人女性之间起到了承接的作用, 其自我意识经历由自发的自觉的发展过程。她本是一个性格温顺害羞的姑娘。她十三岁被卖到“甜蜜之家”, 经过一年的观察她最终从庄园的男奴中选择了黑尔作为自己的丈夫。当他们结婚时, 她还天真地幻想着应该有个婚礼什么的。她把她的想法告诉了加纳太太, 而加纳太他对她的荒谬的想法只是一笑了之。可她还是偷偷地给自己缝了条裙子。可见赛斯择偶的自主权和对婚礼的要求体现了她自发的自我意识。而“学校老师”的到来激发了她自我意识从自发走上了自觉的发展道路。当她听到学校叫他侄子罗列她人的属性和动物的属性时, 她才充分意识到自己原来在白人眼里和动物没什么区别。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受这种羞辱, 她决定送走自己的三个孩子。之后她遭到了“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的性骚扰, 他们抢走了她留给自己孩子的奶水还把她打得皮开肉绽, 在她的后背留下了一个树形的伤疤。作为哺育者, 塞斯只有实现哺育职能, 才能确立起她的母亲身份。他们抢夺赛斯的奶水就是对其神圣的母性的亵渎。这给塞斯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心灵创伤。然而母爱给了她巨大的力量和决心, 促使身怀六甲的赛斯逃离了“甜蜜之家”。浓浓的母爱激发了赛斯自我意识觉醒和深化。

经历千难万险她终于完成了艰难的旅程和自己的孩子们团聚了。然而这种幸福的日子只维持了28天, 当她看到“学校老师”带着人赶来抓捕他们时, 她立即“飞了起来, 收拾起她创造出的每一个生命, 她所有宝贵、优秀和美丽的部分, 拎着、推着、拽着他们穿过幔帐, 出去, 走开, 到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3](206)所谓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就是将他们杀死, 让他们上天堂, 远离奴隶制的压迫。此时由这种疯狂的母爱而推动的赛斯自觉的主体意识也发展到了极端。但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出赛斯弑女的根源是奴隶制而不是黑人本性的残暴。是奴隶制扭曲了赛斯的母爱。赛斯作为一位母亲, 他她具有一个母亲天然的本能, 那就是保护疼爱自己的孩子使他们免受伤害。“她宁愿把她杀害而不愿让女儿回到奴隶制去经历她自己曾经受过的无边的遭遇, 这是塞丝在反抗白人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过程中对母爱这一概念最为直观的解释和界定。”[3]然而她所作所为却并不被别人所理解和容忍。就连保罗也不能赞同她的做法。他说她的爱太浓了。而赛斯却反驳到“要么爱, 要么不爱。淡的爱根本不是爱”[4](208)可见赛斯的这种自觉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强烈母爱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强烈的母爱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她的自我意识。

2.3 丹芙的自我意识—由依附到主动建立

与贝比·萨格斯寻找自我的失败和赛丝历尽坎坷在迷失与找寻中的挣扎相比, 丹芙则是通过自己主动努力成功找回了自我, 摆脱了历史的阴霾, 成为了新一代独立自强的黑人女性是赛斯在逃亡中。丹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当宠儿的灵魂在124号肆虐时, 她的两个哥哥都被吓走了, 只有她留下了, 而且把姐姐的灵魂当作自己的唯一伙伴。然而保罗的到来把她唯一的伙伴都赶走了。赛斯令人窒息的母爱把丹芙局限在124号房屋内, 使她不敢接触外面的世界, 所以丹芙感到一直被一股莫名的孤独所包围。由于丹芙的孤独使得她缺乏自我意识成长的健康环境, 因此她的自我意识得不到发展。

也正是这种被孤立、被抛弃的感觉使还魂的宠儿的到来犹如一根救命稻草, 彻底地俘获了丹芙的心。她把宠儿当成自己的朋友, 精心地照顾她, 爱护她。就这样她逐步将自我意识建构的宠儿身上, 她的自我只有在宠儿身上才能找到。一次丹芙喝宠儿捉迷藏, 宠儿突然消失了, 丹芙顿时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向她袭来。“现在她哭, 是因为她没有了自己。死亡与此相比不过是一顿空过去的餐饭。她能感觉到厚重的自己在变稀, 变薄, 消融殆尽。”[3](157)可见丹芙的自我是完全依附于宠儿的。

然而当她看着塞丝如痴如醉地消殆下去, 看着宠儿日复一日地变大, 贪婪地攫取塞丝的一切, 丹芙勇敢顽强地走出124号这个孤岛。她担负起了拯救赛斯和宠儿的使命。丹芙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因为与贝比·萨格斯与赛丝相比, 丹芙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大为改观。从大的方面讲, 奴隶制已经被废除十余年之久, 丹芙不必再担心会有白人奴隶主闯进她的家中伤害她和她所爱的人。而对于她所在的黑人社区, 整个黑人社区的人们从扭曲的民族意识中走了出来, 逐步走向成熟。面对丹芙的求助, 整个黑人社区的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是她对赛斯的爱和责任心推动她从那依附宠儿的自我转变为独立的自我。此刻丹芙终于冲破了孤独的牢笼和对别人的依赖建立了独立自强的自我意识。她已经成为被社会承认、家庭依赖的有思想又有自我的新一代的黑人女性了。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本文探讨了《宠儿》中祖、媳、孙三代自我意识艰难的觉醒过程。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 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是边缘之边缘, 她们被剥夺了作母亲、作妻子、做女儿的权利, 自我主体意识的发展受到重重阻碍。但是在困难面前她们并没有退缩, 而是在通过对前人自我意识探索的传承并加上自身的努力, 逐步循序渐进地建立了健全的自我。在祖、媳、孙三代艰难的寻求身份之旅中, 有挫折, 有失败, 也有成功。她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黑人女性的自我身份求证以及确立主体意识并摆脱长期以来的双重压迫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莫里森在《宠儿》中描述黑人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 其目的是去唤醒黑人。莫里森曾明确地谈到:“掌握自己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 要了解自己, 人们必须首先了解他们的历史。”[5]虽然奴隶制已经被废除, 但美国黑人不应该忘却黑奴的血泪史, 更要重新思考, 深刻认识黑人主体身份, 确立自身的社会主体意识。

摘要:《宠儿》是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杰作。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美国黑人在奴隶制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以及奴隶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心灵创伤, 并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个个性鲜明坚强不屈的黑人女性形象。该文分析了小说中以贝比·莎格斯、赛斯、丹芙为代表的祖、媳、孙三代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的过程, 并揭示了黑人女性意识觉醒是一个循序渐进而又艰难的发展过程, 是建立在对前人自我意识探索的传承和自身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宠儿》,黑人女性,自我意识

参考文献

[1]Morrison Toni.Beloved[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 2000.

[2]王春风.黑人女性的身份解读[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 (8) .

[3]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岳, 雷格, 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6.

[4]王守仁, 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自我意识觉醒 篇8

美国作家马格丽泰·密西尔于1936年发表了代表作———长篇小说《飘》。此书一经问世,便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世人瞩目。作者以美国的内战南北战争为时间轴描绘了美国战争时期的人民的生活及农奴解放的整个过程, 着重刻画了女主人公郝思嘉在整个战争前后的生活。当无情的战争摧毁了郝思嘉“上等人”的生活时,她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毅然背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做起家里的顶梁柱。战争让她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为了挣钱,她摈弃世俗偏见,做起传统社会认为只有男人可以做的事情。米歇尔笔下的坚强不屈、敢作敢为的郝思嘉的形象唤醒了女性的独立意识, 使得女性对摆脱男性的附属品的地位有了信心。

《玩偶之家》是19世纪挪威的著名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的著名社会剧,作于1879年。作者笔下的女主角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当她面对丈夫知道她的冒名举债后的一反常态, 毅然选择了离开这个只把自己当做玩偶来爱的男人。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1]。

这两部作品都描述了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但是由于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同,叙述视角不一样,这两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权意识的体现方式并不一样。

二、娜拉和郝思嘉的地位比较

思嘉和娜拉都为所爱的男人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是这种牺牲不都是女性属于从属地位的见证。

娜拉一心爱着丈夫,但这种爱丧失了自我。她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追求什么,丈夫喜欢的她就试着去喜欢,丈夫喜欢她什么样,她就扮成什么样,她想努力迎合丈夫,做丈夫眼中的美好的自己。她处处为丈夫着想,为了替丈夫治病,娜拉瞒着丈夫假冒父亲名义去借钱,为了还债,她省吃俭用,总给自己买最便宜的东西。此外,她还做一些编织、刺绣和抄写工作,尽自己所能赚钱还债。娜拉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的形象,然而她的丈夫知道她所做的一切会危害自己名誉的时候,并没有显示出作为男人、作为丈夫的担当, 反而立即一反常态,大骂娜拉是个“下贱女人”,是个“犯罪的人”。他说:“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让你断送了。”[2]她还剥夺了娜拉作为母亲的权利,不让她再教育孩子,以防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危难时刻见真情。正是由于这件事情,娜拉终于看清了丈夫的本质。尽管此前丈夫表面上也是对她百般恩爱,但是这种爱并不是基于平等地位的爱,而是一种从属的爱。他把娜拉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呼之即来,挥之则去,跟爱宠物、爱玩偶一样地爱她。然而尽管后来丈夫知道事情不会影响自己的名誉后对娜拉百般求饶,娜拉毅然决定离开这个“玩偶之家”。她看清了丈夫的“爱”的本质,“你们何尝真爱过我,你们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3]。

思嘉也是出生于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世界里, 女性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在传统礼教的社会里,思嘉从小就被母亲艾伦和嬷嬷教育要做一个优雅的淑女,“你必须学会温柔一些,亲切一些,文静一些”,“男人说话时千万别去插嘴,哪怕你真的以为自己比人家知道得多, 男人总是不喜欢快嘴快舌的姑娘的”[4]。和娜拉所在的社会一样,思嘉所在的社会也是崇尚以男人为贵,女人要各方面屈从男人。在男人眼中,女人应该完全接受男人的意见,且不能有比男人更高明的见识。女人所要做的就是要小鸟依人一样地躲在男人宽厚的臂膀下以崇拜的目光仰视自己的丈夫。男人只是把女人当做宠物一样宠爱,跟海尔茂爱娜拉一样。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把女性视为“玩偶”的世界里 ,思嘉却没有随大流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表面上温文尔雅的淑女,她冲破了传统礼教的种种枷锁,向人们展示了当时并不被社会接受的“女性风采”。和娜拉一样,思嘉也是为了爱情无私奉献, 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无一不想着卫希礼。即便希礼和媚兰结了婚,她仍然坚定不移地爱着他,甘愿为他牺牲一切。希礼上战场前,将妻子媚兰托予思嘉照顾,虽然这对深爱着希礼的思嘉来说是件再残忍不过的事情, 但是为了深爱的人,她还是毅然答应了。并且在战火连天的危险时刻,她为了信守自己对所爱之人的承诺,冒着生命危险,独自留在饿狼托帮助媚兰顺利产下一名男婴。战争的生活物资匮乏,为了照顾产后的媚兰,思嘉自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她的举动彰显了人性的美丽。虽然她对卫希里的爱如水中花,镜中月那样虚无缥缈,但是她的这种爱并没有掺杂任何私心杂念[5]。这种爱是伟大和神圣的。她和娜拉一样,都无私纯粹地爱着一个人, 但是不同的是思嘉并没有为了所爱之人隐藏真实的自己。她与传统礼教格格不入,她不会对男人低声下气,更不会假装柔弱获取怜爱,她一直都在做真实的自己。虽然这样真实的她在那种男权社会里面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和众人的嘲讽,但是她都没有因此而动摇。思嘉身处一个把女性视为玩偶的社会,但是她跳出了玩偶的圈,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坚定不移地爱着所爱之人, 并且一直坚信希礼必将爱着那样真实的她。

娜拉和思嘉所处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男权社会, 女性卑微的社会地位是众人皆心知肚明的现实。是安于命运的安排,还是和封建社会作反抗? 娜拉和思嘉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 娜拉由于丈夫的背叛而认清了自己地位卑微的现实,而思嘉一直是男权社会的特立独行者,但是殊途同归,她们的最终目标都是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制度。

三、娜拉和郝思嘉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比较

娜拉婚后的生活一直自我感觉很幸福。她一直扮演着当时资产阶级社会认为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她是一个好妻子,热烈而忠诚地爱着丈夫;她也是一位好母亲,精心照料并教育孩子。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女性的生活圈子被局限在家庭中,她们被剥夺了经济独立的能力,只能依附男性的经济供养。娜拉一直安稳而快乐地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虽然丈夫称她“小鸟儿”,并且只是像欣赏玩偶一样地欣赏她,但是娜拉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直到丈夫海尔茂因为娜拉的那一张会影响自己名誉的借据而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后,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玩偶”本质,并毅然决定离开那个家,去过独立自由的生活。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娜拉的女性独立意识觉醒了。她意识到了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对当时的社会礼教产生了怀疑,她的出走是对自己“玩偶”地位的反抗,是对封建男权社会的反击。但是娜拉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意识到了男女的不平等,她的出走是坚毅的,但是并不是经过深刻思索的。她因为丈夫不顾借据初衷的一反常态而心冷,更是因此看到了自己的地位本质,她的出走是对这样的地位宣告结束。但是她出走后会怎样呢? 书就此戛然而止,留给了广大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娜拉的女性独立意识觉醒了,但是觉醒之后究竟怎样跟这样的男权社会做斗争?

郝思嘉生来就和传统的社会格格不入, 她头脑中没有女性主义或者男权这样的概念, 但是她天生骨子里有一种反叛精神。郝思嘉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的女性地位的卑微,也从来没有思索过要推翻男权统治这样深刻的问题, 但是她用行动证明了一切,说明了女性意识在她潜意识中的觉醒。她打破封建礼教,毅然脱下黑色丧服,并且参加跳舞,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对女性来说是很大的禁忌,但是思嘉并不惧流言蜚语,她只知道那样不是真实的自己,她要做真实的自己,顺从自己的心意。她还自己买下木厂,自己经营,拉拢生意,自己算账。在当时的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样精明能干的思嘉对男人的崇高的地位产生了威胁,更是对男权社会的打击。这是当时的男权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男人们不同意,怕他们昔日建立的地位被动摇,女性也不同意,因为她们已经默认了男权社会给他们潜移默化的定位。但是即便丈夫百般阻挠,周围街坊,思嘉仍然不顾艰难经营着木厂。因为她只知道,她要挣钱。“我发现了,世界上有钱最重要,上帝作证,我再也不想过那种没钱的日子”[6]。在经历过食不果腹,艰难困苦,为钱所困的日子后,思嘉充分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并且深刻了解到足够的金钱才能保证一定的社会地位。思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男权社会宣战,只有经济独立,才能以昂扬的姿态解开社会对女性的枷锁。

娜拉和郝思嘉的女性独立意识都觉醒了, 不同的是娜拉是由于丈夫的背叛而意识到女性地位的卑微,从而看清了这个男权的社会,并毅然决定向社会反抗;思嘉却骨子里有女性独立的意识,她生来就不拘泥于女孩的传统教导,并且勇敢地追逐新生事物。虽然两人的女性主义都觉醒了,但是娜拉并没有考虑过离家之后的打算,她的内心女性主义在呐喊,但是她的思想反抗之后究竟以怎样的实际行动摆脱对男性依附, 向男权社会反击,这是她没有考虑到的。思嘉却一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反抗封建礼教。

四、结语

论公众海洋意识的觉醒 篇9

关键词:公众,海洋意识,觉醒

海洋是人类重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是生物资源、能源、水资源、金属资源的战略性开发基地。从希腊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 再到美国和东亚, 全球经济中心一步步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太平洋, 每一次转移都离不开沿海的依托。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都在沿海, 我国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也都是沿海省份。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做为一个临海国家如果只限于陆地发展, 而忽视海洋的优势, 必然导致发展缓慢甚至衰退。只有注重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实现陆地与海洋发展的一体化, 才能繁荣和壮大国家经济。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 一个沿海国家的公众对海洋价值的认识, 对海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 以及海洋意识的强弱, 都会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中华民族要实现和平崛起, 必须唤醒公众的海洋意识, 应“以海为途”, 以开放的胸怀和气魄驰骋海洋、走向世界。

1 海洋意识的理解和重新定位

海洋意识是以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为核心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心理性秉赋, 是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及生产实践中的具有明显海洋内容倾向的意识能力。海洋的客观存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 形成了人们关于海洋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的认识。这种认识又促使人们考虑对海洋做什么、怎么做等等一系列问题, 进而采取探索、利用与征服海洋的一系列行动。从古代到公元15 世纪, 人们靠海吃海, 以兴渔盐之利和通舟楫之便;从公元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时期, 海洋是世界交通的重要通道; 二战结束至今, 海洋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空间[1]。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海洋意识, 包括海洋历史文化意识、海洋生态资源意识、海洋开放融入意识、海洋战略安全意识等。

1.1 海洋历史文化意识

海洋历史文化意识是指人们对在开发利用海洋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性文化成果及多种涉海实践活动的科学认识。我国不仅是一个有悠久大陆农耕历史文明的国家, 也是一个有悠久海洋历史文明的海洋国家。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 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华夏儿女栖息生存的领域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沿海一带的气候与资源条件又有利于海上活动, 因此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与海洋资源的利用有关。如古代中国制造了指南针, 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 利用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底质等多种导航手段, 开辟了众多新航道, 不仅震慑倭寇, 牵制蒙元势力, 而且发展海外贸易, 传播中华文明, 稳定了东南亚国际秩序, 维护了国家安全。“读史使人明智”,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轨迹, 文化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诉求。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公众的海洋历史文化及教育, 我们亦应重视提升全民的海洋历史文化意识。

1.2 海洋生态资源意识

海洋生态资源意识, 是指人们处理与自然环境, 特别是与海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开发与保护、生产与生活、资源与环境等关系时应具备的意识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拥有了海洋就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将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我们必须把眼光转向第二大生存空间——海洋, 越来越多地从海洋中获取物质财富。海洋中有多种得天独厚的资源, 是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新的生产要素。比如海洋底部丰富的油气资源, 大量贵重的多金属结核矿, 以及利用价值极高的深海热液硫化物等。在占地球资源不足30%的陆地资源已被人们大量消耗的今天, 如果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同时忽视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的承载能力, 忽视系统的反馈作用包括未来对过去的反馈, 整体对局部的反馈等, 将造成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破坏、资源枯竭, 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 宣扬海洋生态资源意识, 强调环境调控和发展平衡, 教育人们减少资源与能源不合理消耗及减少干扰破坏生态环境尤为重要。

1.3 海洋开放融入意识

林则徐有句名言“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是海洋开放融入意识的写照。林则徐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邓小平同志访美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海洋再也不是障碍, 而是一条联系世界的纽带。”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上, 虽然世界各大洲和岛屿被海洋割裂, 但全球政治尤其是经济联系都必须通过海洋进行, 以世界大洋航线作为通道。海洋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区域, 经济区域间自然也是彼此相连、相互依存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区域经济发展, 惟有融入, 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配置生产要素, 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树立海洋开放融入意识即应有大海的胸襟和气魄。

1.4 海洋权益安全意识

海洋权益安全意识是指人们对于海洋权益、领海争端、国家安全的认知。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 沿海国家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具有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从资源专属权利的角度说, 这些区域是准海洋国土。公海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公土”, 国际海底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因此世界各国都可以开发利用。在全球化的今天, 海外利益越来越大, 国家制裁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们的生存和世界融为一体, 我们需要海洋, 不仅是要从时间、空间上占有, 而且要获取实际利益。领海是领土的一部分, 是海洋国土, 海洋安全则国家安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海洋权益安全意识。

2 我国公众海洋意识的现实状况令人堪忧

2.1 重陆轻海, 海洋强国意识一直被漠视

中华5000年的历史证明了中国的兴衰荣辱与海洋密切相关:秦朝的统一、西汉的强盛、唐朝的繁荣、明朝以后的“海禁”、清朝末期的挨打、近代海防危机和现代海洋权益之争, 无一不折射出海洋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重陆轻海是中国在过去四五百年间逐渐被淘汰出世界一流大国的行列, 以及鸦片战争后100 多年间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领导人开始高度重视重视海洋发展战略与海洋安全, 并给以政策上的保证和行为上的实施。而公众的海洋强国意识仍极度缺乏。我国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反映传统农耕历史和文化的题材很多, 而反映民族海洋历史和文化的题材则很少。近年来不少城市已不将地理纳入高考范围, 学生的重视程度不高, 作为海洋教育主要载体的地理课程教育出现弱化倾向, 青少学生的接触面、知识面窄, 对地球环境缺乏了解, 海洋国土观教育更是严重不足。共青团中央曾对上海大学生做过一次抽样调查, 90%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版图只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域国土, 不知道我国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2]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却把地理和英语、数学、科学、历史一起, 列为美国基础教育的5门核心课程。这反映的不只是教育的疏漏, 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大陆观”的疏漏, 与我国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要求极不相称。

2.2 内忧外患, 海洋权益安全意识敏感度欠缺

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不断提高, 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我国对内肩负海洋开发利用的秩序维持;对外面临与周边国家划界, 以及涉及公海、极地和国际海底等海洋权益维护的严峻形势。我国海洋疆域局势纷繁复杂, 我国版图上划的海上传统疆界“九段线”已经名存实亡, 海洋划界争议不断, 海洋资源遭到掠夺, 渔民生产安全得不到完善保障。尽管我国享有主权的海域大约为300万平方公里, 但却是主要海洋国家中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 人均海洋面积仅为0.0025平方公里;世界人均占有海洋石油可采储量为22吨至27吨, 我国人均不足10吨;我国海港的分布密度为每千公里海岸线2.2个, 而美国为8.3个, 日本为33.1个。我们比任何国家都要强调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而公众对我国海洋权益所面临的威胁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因海洋权益意识淡薄而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 不会按照国际海洋法游戏规则打擦边球, 为子孙后代多争取海洋权益, 吃了不少亏, 付出了沉重代价, 丧失了许多机遇。

2.3 无序无度, 海洋生态资源意识薄弱

随着海洋经济的兴起, 海洋开发迅速升温。突出的问题主要有: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 缺乏政策和法律的指引和约束;海洋相关产业间、地区间发展不均衡, 矛盾与日俱增;各级政府处理问题不力, 民间环保组织和人士少之又少, 公众普遍缺乏海洋生态资源意识。以海岸带为例。海岸带是人类生产活动最活跃和理想的地方, 也是生态最脆弱的地带, 诸如乱采珊瑚礁, 乱砍红树林和沿海防风林, 过度捕捞, 电鱼毒鱼等等破坏海洋环境的行为司空见惯。但在海洋法制日益被重视的今天, 一部海岸带立法至今还没有出台。我国的宪法里也没有提及“海洋”二字, 在中小地理教科书里找不到我国按照《公约》可以主张的管辖海域。无法可依的结果, 导致公众本来应该享有的公共资源被少数人用来牟取暴利和占用, 大部分人的权益被剥夺却只能望洋兴叹。

2.4 青黄不接, 海洋发展战略研究严重滞后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 我国每年几千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活动需要依赖海洋。发展海洋高科技, 开发利用好我国管辖海域的丰富资源, 积极勘探开发国际海底的多金属结核、钴结壳等战略金属资源、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深海生物基因, 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国家级海洋科研机构均以技术研究为主, 没有设立专门的海洋战略研究部门。面临如此数量多、难度大、领域广的海洋问题, 甚至是对韩国建立 “苏岩礁平台”, 日本主张 “中间线”以及“钓鱼岛”、南海诸岛归属等问题, 没有专门的海洋问题研究机构进行深入细致的长期研究, 而是采用成立课题组, 委托研究的形式进行。给人一种“任其自然”的印象。海洋类院校, 培养和科研领域仍然仅限于水产、矿产、航运等传统技术领域。由于战略研究人才缺乏等原因, 一些领域还存在着“政府找不到专家, 专家也找不到政府”的尴尬局面。我国在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 由于对海洋权益方面的科学决策滞后, 其研究更是远远落后于国际上的海洋大国, 所以我国只是过多地承担了责任和义务, 并未获得更多相应的权益保障。

3 唤醒公众海洋意识, 重振海洋强国雄风

3.1 顺应时势, 高度重视海洋发展战略

历史上中国人民对海洋倾注了无限的情感, 郑和七下西洋等就是最伟大的明证。今天, 海洋是联系世界的纽带而不是分隔的界线。世界各国已经进入了共同的海洋时代。各临海国家提出了发展海洋的具体计划:韩国为加快发展海洋战略的实施, 提出了海洋防卫新指针和新海洋发展计划;美国为了控制全球的海洋制霸权, 拟建立全球海洋监测网;日本为了争夺海洋资源, 不仅提出了海洋防卫新指针, 还提出了将渔民改称为“海民”, 这一概念的提出, 将原来国民海洋资源的利用从渔业扩大到整个海洋资源的利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国际能源、资源的需求一方面产生了与其他同样资源短缺、主要依靠外部资源的国家的矛盾甚至冲突, 另一方面中国对海洋资源和海洋安全的需要也为世界经济发展, 主要是亚洲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机会。从长远看, 我国经济的持续和高速发展将继续遭遇到国内资源不足的严重制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 中国需要一个安全的海洋环境, 需要公平贸易的国际规则, 需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规定, 维护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 并深入开展海洋资源的开发。中国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 国家高层应高度重视海洋发展战略, 关注海洋问题, 唤醒公众的海洋意识。

目前, 从中东, 经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和我国台湾海峡, 到朝鲜半岛的海洋通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能源生命线。这条国际能源通道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安全。中国已经与有关东南亚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02年) 。作为域外国家, 中国第一个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2003年) 。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 (2003 年) , 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2010年前后将组成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自由贸易区。这些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奠定了长期发展的基础, 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将越来越相互依存追求共同发展。近几年来, 中国首次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亚洲政策”, 其核心是“和平、合作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稳定, 将给亚洲及至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中国的和平崛起指日可待。

3.2 推陈出新, 深入研究海洋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的涉海历史源远流长, 公众海洋意识也早已出现。《山海经》及古诗词中有大量反映先民海洋意识和文化的内容。许多先辈在利用海洋资源和争夺海洋权利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开拓了我国海洋经济事业的发展。前几年, 英国海军退休军官加文?孟席斯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关于“中国人比哥伦布早70 年发现美洲大陆, 并绘制了世界海图;郑和比麦哲伦早100 年完成了环游地球的壮举;中国人比库克船长早350 年发现了澳洲和南极洲, 领先欧洲人300 年解决了经度测量的问题”等, 引起了世界轰动[2]。尚且不论这一研究成果是否经得起推敲, 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海洋历史和文化都表现得如此关注, 我们就更应深入研究自己国家的海洋历史和文化, 用正确的海洋历史观和海洋文化来向世界展示和教育公众。大力弘扬先辈们开拓进取、崇尚科学的航海精神, 不断创新海洋科技, 切实增强公众的海洋意识。

在具体研究上有两个突破点:一个是国内目前结合近现代渔业、渔政、航运、海滩、海岛开发的社会历史背景, 分析研究相关人物对我国近现代海洋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的研究比较少, 资料也比较分散。要尽可能的收集这些资料, 要在研究上体现历史是人民和英雄共同创造, 突出政府政策、公众海洋意识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对民间有关海洋生产经验、海洋生活习俗等海洋传统文化的研究。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 民间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和史料正在逐渐散失, 应抓紧收集整理。

3.3 统筹规划, 合理健全海洋管理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提升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海洋事业的高度重视, 给我们提出了合理健全海洋管理体系的新标准和更高要求。我们应建立一体化的海洋事务领导机构, 通过考查、调研了解实际情况, 根据海洋资源再生能力和海洋环境承载能力, 科学设置海域的功能;在海洋产业发展和用海项目建设过程中, 严格遵循自然规律, 坚决克服海洋开发行为的随意性、盲目性, 建立良好的海洋开发秩序, 合理配置海域资源, 最大限度地发挥海洋资源的整体效益。应建立完善、统一、高效的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预报和执法管理体系。一方面要完善海洋法律法规, 规范海洋开发利用活动, 增强公众的海洋法制意识,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要普及海洋法律知识, 提高执法队伍的海洋管理水平, 加大依法治海力度, 确保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施。只有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生态与效益并重, 遵循布局合理、集约高效、科学规范的原则, 才能真正做到依法管海、科学用海, 优化海洋资源利用。

3.4 宣传普及, 切实加强海洋意识教育

要在公众当中坚持不懈地进行海洋国土观念教育、海洋法制教育和海洋科普教育。

第一, 抓住热点, 找准契机。

我们的身边就是浩瀚的大海, 一尊海洋雕塑、一个海洋主题公园, 甚至一场关于海洋的演讲比赛, 都可能激起公众对海洋的向往和热爱。要抓住各种纪念日、活动, 引人关注的事件, 通过读物、广播、网络、宣传栏对公众进行宣传。如通过一年一度的中国“航海日”这一文化平台,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纪念中国航海事业辉煌历史的活动, 灌输和宣传我国悠久的航海文化和海洋文化, 大力宣传海洋国土观念, 增强公众海洋意识, 把人们根深蒂固的大陆意识逐步转移到现代海洋意识上来。同时, 结合诸如深海可燃冰、波浪能发电、能源运输和战略石油储备等热点问题, 既提高了公众对海洋能源问题的关注度, 又增强了公众海洋权益的敏感度。

第二, 加强监督, 自我约束。

要宣扬科学开发利用海洋的意识, 宣扬海洋生态资源意识。大海再丰饶, 资源也是有限的;大海再广阔, 容量也是有度的。人们在大海中获取丰厚收益的同时, 理应珍视资源, 保护环境。必须广泛提高公众的海洋生态意识, 约束自己影响环境的行为, 监督破坏环境的不良做法。发动社会各界, 动员专家学者参与讨论, 加强舆论监督, 提高公众海洋生态资源意识, 推动公共资源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这样, 才能使我们与大海和谐相处, 使海洋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第三, 注重实践, 不断更新。

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已开始重视对公众海洋意识的教育, 如中央电视台在晚间黄金时间连续播放了四十集大型电视系列片《走向海洋》, 收视率也不错, 一些地方定期举办海洋文化节和海事论坛, 我国部分高校设立了专门的《海洋国土》课程并出版了有关教材。我们应尤其重视学校教育这一主阵地, 不断将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教育内容和海洋文化资源, 并融入课堂教学, 为我国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广泛又坚实的基础。还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有些做法:实施亲近海洋教育活动, 鼓励并规定学生每年需到沿海渔村进行生活实践。在沿海地区和渔村设立学生观光住所, 让学生亲近海洋, 在学生时代就培养对海洋的认识, 这将培养起公众强烈的海洋意识。

4 结束语

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经预言:在世界文明发展的第三个浪潮中, 向海洋进军是一个新的制高点。谁占领了这一制高点, 谁就拥有了主动。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海洋权益和海洋资源成为焦点, 海洋维权涉及科技、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 专业性强, 国家应建立和完善海洋综合性研究机构, 培养更多的海洋问题专家、更多的海洋综合人才。在此基础上大力弘扬航海先辈们开拓进取、崇尚科学的精神, 唤醒公众的海洋意识, 不断创新海洋科技, 推动海洋生产力的发展, 使我国早日重返世界海洋强国的行列。

参考文献

[1]饶咬成.中国的海洋意识与海权现状[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5) :86-92.

平安时期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 篇10

一、平安时期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因素

1、政治因素

由于当时的贵族社会, 导致贵族家庭重视对女儿的教育, 以便以后与天皇联姻时, 多一筹码, 因此, 紫式部、清少纳言、和泉式部等女作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积累了深厚的文学素养, 才导致之后文学巨著的诞生及平安朝时期女性文学的活跃。文化与政治息息相关, 文化反映政治, 政治影响文化, 因此这种文学的诞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平安朝时期实行的是摄关政治。摄关政治使得女性作为一种稳固家庭中地位的工具也导致了出身贵族家中的女性的悲剧。当时的女作家们亲眼目睹这些经历, 直观地触及到了时代与社会的不幸, 她们有良好的学识和教养, 思想敏锐且感受深刻, 所以她们的文章里浸满了女性的心酸与无限的惆怅。

2、文化因素

女性文学发展的文化因素与日本的文字文学的发展演变有关。日本的文字文学是萌生于上古引进汉字以后, 经历了纯汉文字体到变体汉文体, 再到“假名”文体的过程, 到平安时代初期才刚刚完成“假名”文字当时贵族社会的男性盛行用汉字做诗文, 以致日记也用变体汉文书写, 以显示高雅、学问和教养。然则女性就不被认同, 甚至认为女性读汉诗文是“不幸”, 于是女性就开始用新创造的假名文字书写当她们拿起笔来创作时, 便出现了女性文学的繁荣。她们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惑、所感凝聚于笔端, 尽情抒写心灵深处的咏叹, 表现了封建时代日本女性的向往、痛苦和悲哀。

3、社会因素

古代社会中, 女性与男性的地位是:一方面, 女性从属于男性, 女性应该忠贞驯服、思恋爱慕, 女性在真实的感情中一味的自卑自贱, 妥协忍耐。另一方面, 她们所描述的女人多数以男子的理想为标准, 或是贤媛、良母, 皆符合男子所界定的审美标准。无论社会还是家庭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在长期的压制下, 心中自然多了很多的怨与恨, 而自小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们, 她们将女人的这种无奈与怨恨写成文章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二、平安朝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平安时期的作家作品: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泉氏部的《和泉氏部日记》;藤原道纲母的《蜻蜓日记》;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等等她们所创作的日记文学、随笔文学和物语文学, 把日本的散文文学推向了高峰, 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与贡献。

1、《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在艺术上充分显示了女作家独具的风格, 她以女作家特有的审美视角去观察生活, 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具有鲜明个性的形象多达几十个。除源氏外, 突出的男性贵族形象还有薰君、匈亲王、头中将、柏木等。女性形象塑造得尤为成功。在塑造人物时, 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矛盾之中揭示人物的感情世界, 精于挖掘男性作家椽笔难以触及的领域, 来表现女性的内心感受和体验的最深处, 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女作家有时是娓娓道来, 有时是以典雅的诗歌表达, 有时又间或采用梦境的手法剖析人物的深层心理, 体现了柔美、婉约的女性文学的风韵。此作品一方面揭示了当时女性的悲怜的社会地位, 以及当时女性的不幸和痛苦。另一方面从女性作者的角度, 也体现了女性作为文学的创作者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并且起着重要的作用, 也从侧面反映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渐渐地注重自我的存在与感受, 并将其记录下来, 这是女性文学的一大进步。

2、《枕草子》

文章的内容正如其名《枕草子》一样, 放置于枕边的草子。在她的笔下, 没有宫中斗争的黑暗, 没有感叹命运的沉浮, 不关心朝政, 不关心权力, 不关心命运, 只是以欣赏的心态将身边的一切用明媚的文字一一陈述。宫女的打闹, 互相间的戏谑, 衣服的颜色, 甚至是一朵小花, 在她的笔下都显得熠熠生辉。她用笔极简, 却气象万千, 真实地再现了平安时代宫中细微的纹理。大多数女性眼中的不幸在清少纳言的笔中却是那么的轻松、随性、乐观和美好。这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另一种表现。

参考文献

[1]林文月.和泉式部日记:日本女性以和文书写的经典之作[J].文艺报, 2014-7-18, 004.

公民意识的觉醒 篇11

我回答说:所谓“公民”“公民意识”对于中国来说都是近代的产物。公民是近代法律赋予自然人的一种资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出现了51次,不仅仅“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更重要的是公民享有一定权利、并有相应的义务,因此宪法在“总纲”之后,第二章就标明“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公民”这一概念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赋予的,从法律上来说公民是国家的主人。

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是皇权专制社会,虽然历朝历代都不缺少“法制”,但当时的法律只是“刑律”,是统治者控制和奴役民众的工具,在律法中根本没有“权利”这一概念。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手中,不要说广大民众没有任何权利,就是高官显宦也同样没有。他们统治或管理民众的权力是皇帝临时授予的,什么时候皇帝想收回来就收回来。他们自己的权利同样没有保障,“杀头”“抄家”随时都可能降临。从概率上来说,他们比民众更危险,因为离权力中心——皇帝太近。“伴君如伴虎”,当他们意识到危险时,想做个普通老百姓而不可得。秦宰相李斯就曾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清朝即将崩溃前要实行“新政”,钦定宪法要与世界接轨,此时的老百姓也还没有获得公民的资格。《钦定宪法大纲》中,老百姓是以“臣民”的身份出现的。“臣民”虽也有某些权利,例如“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谁“准”的呢?当然是皇权。

古代的中国,广大民众没有任何权利,他们是匍匐于皇权专制下的臣民,既是臣民,哪来的公民意识?

皇权专制下的臣民,平时是“顺民”,与国家社会处在游离状态,过着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平淡的生活。这是臣民意识的基础,他们对世界没有责任。

皇权专制下的基层社会是以男性血缘为核心纽带的宗法组织。由宗法形成的差序格局构成了严密的控制网络。宗法人只是网络中的生命的质点,很少有个体的自觉。他们所关心最多的也是自己宗族或家族的守望相助,他们的眼界离不开家族的小圈子。因此“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生活习惯在以家族和宗族为生活半径的人们来看是极其正常的。它被写入蒙学书籍,让孩子们自幼讽诵。

一百年前,梁启超、严复等先哲就感慨中国人缺少公德心,这是事实,但他们没有深究为什么会这样?人们的思想意识、包括道德心以及道德规范不是单单靠教育灌输就能在人们心中生根的,更多的还是要靠生活实践,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提供这种生活实践,甚至统治者有意无意地剥夺了民众参与这种实践的可能。这就从根上断绝了公德心生发的可能。传统教育似乎特别重视道德伦理,但作为宗法制度下的儒家,其视域所认同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属于熟人社会(其中的“君臣”似乎涉及到国家社会,但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仍然是按照熟人社会的规则去处理——事君如侍父),处理熟人社会问题的伦理原则大多属于私德,传统的宗法社会基本上也是靠私德来维系的。在教育中公德教育也是缺项。

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及其同构的宗法社会只是制造了治乱轮回,很少推动社会进步。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说“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之所以延宕了两千年,与暴君专制——‘暴民乱治——暴君专制这种恶性循环密切相关”。通过战乱新建立的朝代几乎就是旧王朝的翻版,是旧王朝在新时期的重复。从宏观上来看,皇权专制仿佛是能够“返老还童”,一些研究者称之为“超稳定”;但从微观上来分析,这种从旧王朝的崩溃,到新王朝的建立都是以丧失巨量人口(最多的有丧失92%的,如从东汉末到西晋)和大量破坏社会安定时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的积累为前提的。对于生活在其中人们来说它是最不稳定的。即使一个成功的王朝也是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乱。在这种动荡、无秩序性和治乱轮回下生活的人们,从顺民到辗转沟壑、或到“暴民”都是合乎逻辑的历史进程。社会安定,是顺民的世界;天下大乱,则是暴民活跃的舞台。不管是顺民、还是暴民都不是有尊严的生命……

现在青年人常常爱问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呢?大多是对历史缺少了解。我们要告别历史,开辟一个新时代。

我们常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着丰富内涵的。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它。例如它应该以社会为本位,是个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很低;它应该是个民主社会,广大民众当家做主;它应该是个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理;它应该是公民社会,具有基本的公民素质。这样社会才能有序运行、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自我意识觉醒 篇12

所谓权利意识就是人们对于一切权利的认知、理解和态度, 是人们对于实现其权利方式的选择, 以及当权利受到损害时, 以何种手段予以补救的一种心理反应。它构成了公民意识和宪法精神的核心。具体来说, 权利意识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公民认识和理解依法享有的权利及其价值;二是公民掌握如何有效行使与捍卫这些权利的方式;三是公民自觉地把行使公民权利的行为规约于法律规范之中, 以免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权利。[1]

德国的鲁道夫·冯·耶林指出, 权利仅凭法的抽象的保证是不充分的, 需要权利主体的具体主张。对向人格挑战的不法卑劣的行为, 换言之, 对其行为实施方式带有无视权利、侮辱人格性质的权利侵害加以抵抗是义务, 它是权利人对自身的义务——因为它是道德上的自我保护的命令, 同时它是对国家社会的义务——因为它是为实现法所必需的。[2]它既是为了争取物质的利益, 维护人的生存权, 也是为了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 保护精神生存条件;它在主张个人的权利的同时, 也是在维护法律的权威, 并通过法律来维护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 维护社会的利益, 以此来维持社会的正义。可见, 为权利斗争是对自己的人格、名誉、自尊的保护, 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它是正义的、神圣的。完全放弃权利是一种懒怠的道德, 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杀。我们所有受法庇护的人都是为权利而斗争的天生的斗士, 都应该尽其所能为保护法的威力和威信做出贡献。

二、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现状及其原因探析

根据以上关于权利意识的定义, 如何评判当前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现状呢?可以说, 就个别而言, 当代中国人的权利意识, 参差不齐, 有的具备了较强的权利意识, 有的则很淡薄。这主要可以通过一些实例加以说明。比如, 权利意识较强的有诉讼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公务员时存在身高歧视, 争取平等权的蒋韬;起诉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的招生计划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的青岛三考生;维护自身人身权利的钉子户、外出打工人员等弱势群体。他们不仅仅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打官司, 而且起诉的往往是权威部门或垄断企业, 他们的诉讼目的就是要改变社会的不公正或者侵害公共权益的行为。

但这只是一部分。就整体而言, 尽管我国的法律赋予了人民各方面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并在制度上保证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 但在观念层面上仍然存在着人际间的等级差别。有些人似乎并不把自己拥有的权利当回事, 甚至不关心、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拥有哪些权利, 更不用说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积极维护自身的权益了。而对于别人的权利就更不会加以关心了, 有时甚至还会随意侵害到他人的权利。所以说, 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还比较淡薄。这使得公民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公民社会的建构难以实现。

当前, 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普遍较为淡薄, 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可以说, 其个体之间的差异主要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也与个人所受教育程度、个人的性格等因素有关。但全国范围内整体意识的淡薄还是存在一定共同根源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因素

我国古代社会的组成基础是以情感为纽带而构建的各种社会关系, 具体表现为一种尊卑有差、长幼有序、上下递沿的身份关系。它是一个“人治”或者“礼治”的国家, 形成了“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形式。在这种环境下, 形成了所谓的“官本位文化”, 一切国家要事都由政府来做决定, 大包大揽, 不顾及人民的想法和利益。基于此, 人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极度压抑, 主体参与意识、权利意识也就无从产生了。

我国传统的义利观强调“重义轻利”, 向人们灌输了“只讲付出, 不求回报”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 传统文化更多地强调为他人奉献的集体意识, 人们的个体利益受到了极大的忽视, 其权利意识也因此而被埋没。

2. 个人因素

人们对权利的消极态度无疑与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相关。可以说, 这一点是历史因素的影响结果, 或者是其延伸出来的另一原因。

3.法制因素

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普遍淡薄还与我国的法制建设状况密切联系。由于我国当前法制建设的不完善性, 人们普遍缺乏对法律法规的了解认识, 不清楚自己拥有哪些法定的权利。即使对法律法规有一定的了解, 也缺少一种法律信仰, 没有把法律内化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去。这样当遇到权益被侵害的情况时, 他们很难做到自觉运用法律法规进行诉讼以维护自身的权利。

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我国专制和“人治”的传统, 虽然制度早已改变, 但作为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 其影响仍在, 而且程度还很深。这是我国当前法制建设中必须要加以警惕, 并要努力加以改变的地方。我们应该逐渐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 增强他们的权利意识, 以利于公民社会的建设、发展。

三、加强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若干建议

笔者认为, 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都准备着去主张权利。那种以公民个人名义提起的以维护自身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正是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如果大家都怕麻烦, 或者都想大方、洒脱一点, 完全不顾得失, 就无法营造一个主张权利的环境, 更无法促进法制环境的改善以及公民社会的建立。因为如果公民不能主动主张和维护权利, 那么不仅仅是其个人权益受到侵犯, 社会的公共利益也会受到严重的侵害, 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而且, 从已完成法治现代化的国家的实践看, 全民法律素质的提高, 与其说是法律知识的普及还不如说是权利意识已经植根于公民的观念之中。事实证明, 一个国家要真正走上法治道路, 除了需要完备的法制和高水平的执法司法人员而外, 公民权利意识的确立是绝对重要的。因此, 我们应该努力加强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对此, 主要建议如下。

在中国“官本位文化”和“传统义利观”的影响下, 人的个性被尊卑贵贱之间等级分明的社会现实所吞并, 形成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对立形势。由于长期深受这种“臣民意识”的渲染, 许多人头脑中缺乏“主体意识”, 比如有的人认为那些侵害公共利益的事件比比皆是, 个人哪管的过来啊!况且面对有权有势的公家单位, 普通老百姓根本告不赢。也有人认为, 这些事情有人大监督, 有党委、政府部门管理, 有纪检、司法部门查处, 还需要一个普通公民来直接“叫板”吗?因而, 他们“惧怕”权贵, “惧怕”政府, 不敢行使自己的权利, 更没有勇气通过诉讼去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也正是我们当前所说的“公民精神”的缺失。

1.政府做出努力, 警惕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和“义利观”对我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体现在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的现状上。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我们应该努力减少传统文化中不利因素对我们的影响。“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辨明其公民不同的而且有时是相互冲突的权利和利益, 并决定如何最好地调整这些权利和如何最佳地实现这些利益。”[3]因为权利意识的培养需要一个民主的环境氛围, 政府必须认真对待权利, 给予并真正保障人民的权利。这就要求我们在组织建设、文化倾向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努力, 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消极因素在当前的应用。比如, 在组织建设上, 我们应该采取公平、公正的方式构建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机构;决议决策上应该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文化取向上应该加大对人的“权利”的强调。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为权利意识的培养创建民主的社会环境, 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做到为权利斗争。

2.普及法制宣传, 加强人权教育

当前, 我国相当一部分公民对自身拥有哪些法定权利还只有一个模糊认识, 更不用说怎么去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受侵犯, 以及如何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了。针对这一现象, 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法制教育的普及面, 尤其是对中西部边远落后地区的人民, 更应该加大这一工作力度, 以使我国的全体公民对此有一个全面正确的了解和认识, 做到胸中有“法”。

还有一些人, 他们尽管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法定权利, 但当其权利受到侵犯时, 却采取忍气吞声、默默无闻的态度。针对这一现象, 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法制教育中关于如何维权, 维权的程序、途径、方法方面的宣传教育, 让他们掌握主张、维护权利的具体程序, 提高法律意识, 以做到在被侵权时能够有序地合法地按照相关程序办事;另一方面, 我们应该强化公民的维权意识, 让他们认识到维权对自身、对社会的意义所在, 并成为其内在的意识, 以使得公民在遇到被侵权的情况时, 能够外化为自觉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利, 为权利而斗争的行为, 从而保障自身的权利。比如, 我们可以扩大公民参与国家社会生活的程度, 使其以一种主人翁的精神态度参与进来, 以此来培养其主体意识。这样, 他们一旦受到侵犯, 就会以积极主动的态度给以反击。而且, 在他人有难时也会给予援助之手, 帮助他们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3.认真对待权利, 为权利而斗争

如前所述, 一个人为了保护其权利免遭侵犯而进行诉讼的目的, 并不在于其微不足道的物质利益, 而是为了自身的人格、尊严。与这一目的相比, 诉讼所带来的一切牺牲对他来说, 都显得无足挂齿。因此,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充分地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权利遭到侵犯时, 能够做到以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 保证其不受侵犯。

以上这些还涉及到了法制建设的完善以及公民教育的终身化问题。因为公民的权利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中, 为了让大家对自身及他人的权利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并了解维权的途径、方法, 我们有必要不断地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 以健全的法律法规对我国公民进行公民教育。当今的中国社会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正致力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完备工作。其中, 加强公民的权利意识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为了加快法制的发展进程,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法律完善工作, 同时也在大力培养公民的现代化法律意识, 尤其是培养其对自身权利的认知和维护以及对他人权利的理解和尊重。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我们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归根到底是, 如何将业已存在并初具规模的静态的法律法规制度内化为公民的自觉意识, 而后再将其外化为个人行为的过程, 即如何做到“有法必依”。

此外, 我们所进行的公民教育是一个终身教育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学校的任务, 还是社区、工作单位、维权组织机构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因此, 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为公民教育做出自己的努力, 贡献一份力量, 从而为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创造一个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实际上, 权利意识是一种观念层上的形态。我们要构建现代化的公民权利意识, 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对此, 必须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趋向的表象和成因进行反思, 但认识过去、尊重传统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我们只有在既不回避历史, 又能与现实共进的前提下才能构建起中国人自己的权利意识, 才能真正走上法治现代化的道路。同时, 我们还应该在不脱离本国传统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引进国外一些有效的措施, 这样维权才有可能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习惯, 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外化的对待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模式。

注释

1[1]姜涌.公民的主体意识[J].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3) .

2[2]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梁慧星先生主编之现代世界法学名著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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