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识的觉醒

生命意识的觉醒（共12篇）

生命意识的觉醒 篇1

一、对生命本真的认知和自我觉醒是真正意义上女性意识呈现的精神内核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个性别群体，其意识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基于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文本叙事来艺术地还原现实世界。人的主体性的自觉是从“人”的自我认识开始的。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则是现代人本观念在生命—生存视阈内最为深切的表现。这使女性文学在它发生之初就具有一种自我认识的内在性，具体指向了女性生命存在的精神深度。

人类社会自从男性掌控主权，就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强化着对女性的绝对控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持续不断地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虚弱。强权又使女性意识分裂，把真实自我异化为“非我”，亦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活在他们的注目之中”的自我，其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女性作为一个“他者”看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父权制意识通过社会各种体制合理化和强化了女人对男人的屈从，结果是使大多数女人从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现实。

从女性有意识以来，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以致有如男性一般来观看自己。相对于父权制的男性意识表征强有力的主体姿态而言，女性的主体性地位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自接受男性意识形态开始，就潜意识下将自我与女性自身分离，女性自愿成为被凝视的客体———“他者”。因此女性“自我”的存在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女性无法自觉进入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与男性同样生命存在的女性，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自我反思能反映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标志着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女性意识的发展程度也是衡量女性主体历史性进程的尺度。因此，对生命存有的主体性意识从现代女性创作初始就成为女作家体验自我真实的生命内驱力，催发现代女性不断以超越意识向精神生命存在领域迈进。

二、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觉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质上是现代女作家不断追问女性生命价值的精神历程。女作家直面生存现实并对个人生命偶在性和本己性的生、死、爱、欲等人生问题的进行自我辩解，在女性文本中直接表现出庐隐式的“情智冲突”的生命张力。这些女作家关切的人生问题，实际上是超时代的，也是超个体的，这是思想对历史时间中生命形式的沉思，是关于生命本体存在的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它直接触动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的生命自觉。这种生命自觉带来女性关注生命和生存问题的新视野。女性在男权意识的压抑下，认识到在抽象的“人”的遮蔽下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认识上，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获得经济权益的层次上，而开始向追求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的层面拓展。

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生存状况的认识，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自我生命存在的问题。女性文学对人认知的基本态度无疑是对生命存在本真的展现。女性文学对女性生命存在的追问与诠释，表明了文学对现实人生反思的、批判性的而又切己的伦理关怀。女性生命经验中对生命体验的真实与深刻使女作家表现出更强烈的对生命本身的价值关怀。这使女作家有关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接近于生命的实存状态。女性文学的女性形象逐渐走出男权文化幻想，诸如善恶对垒的“良母”与“祸水”造型模式，而是生命本身与女性自我的丰富表现。现代女性写作在解构男权文化的同时自身也打破了母性神话的幻想，女性文学生命叙事基于对人性欠缺与生命有限性的呈现，让我们看见了女性存在的真实。女作家在母爱的背后也看见了母性厌恶，在艺术思考与创作中，以冷峻的目光来审视母亲这一角色的种种弱点。铁凝的《玫瑰门》中的司猗纹以“露阴”的方式对外在环境进行报复，揭示出女性种种扭曲变态的心理。方方的《落日》在对不孝的丁家兄弟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对丁老太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王加英的母亲也写得很有深度，她瘫痪在床，对女儿的百般照料总是横加挑剔。别人都在关心女儿的婚事，而她却为了自己能获得照顾而希望女儿独身。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显示出女性作家对母亲角色的冷峻审视，在自我认识的层面上又深入了一步。

女性文学叙事中强烈的生命自省使女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渐趋自觉，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全面觉醒，从女性本体的存有中肯定女性的自然属性到反抗男性文化开拓女性自由发展之路，从对男性文化的颠覆和解构到对女性自身自我反思和批判中，主动承担起揭示女性现有生存状态的责任。

三、从“人”到“女人”的性别意识的自觉张扬

中国女性文学从关注“人”进而关注“女人”体现了女性认识生命存在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作家在世纪初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方式确证着人的生命情感的重要与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活了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也激发了女性批判旧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笞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脍炙人口，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疾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的作品，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的心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袁昌英、丁玲、冯铿、萧红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在文学上创造了既有社会意识又有女性意识的多种文本形式和艺术风格，确立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同形态。

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关于“人”的觉解，另一方面便是以女性独有的生命存在为主体，在女性自我主体意识之下确证女性生命的价值。关于女性深切的本己生命体验，其历史的存在性和时间性构筑了女性作家在面对文学历史叙事中与正史对话的方式。历史的真实性只能通过生命本身的客观存在才不会出现断点或真空状态，在这样的历史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故而女性文学往往通过一个女人的生命事件，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在历史的叙事中归还个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样的历史才能真实展现历史理性刻意摈弃的盲点，这样的以情感方式诉诸理性，表达自我与主体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在以性别意识主导下的生命叙事中，女性逐渐从“他者”、“第二性”的位置开始回归到与男性共存的历史主体的角色中来。

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充分展现则是八十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女性文学的生命叙事注重女性日常实存的各种生命感觉。经历了政治绝对化的时代后，八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笔触深入到生命切身体验的情爱层面。张沽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是她对女性问题思想的形象表述。此外，陆星儿的《美的结构》、王安忆的《雨，沙沙沙》等作品都体现了视爱情为精神方舟，期望达到永恒的乌托邦理想，这是女作家对女性在物化的社会中精神出路的自我探索———一个爱情的乌托邦。张洁着力于刻画在情感与事业中独立的新女性，王安忆则从性爱的角度探索女性精神世界，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锈谷之恋》)可以看作是女子写给女子看的、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的小说。

四、性别意识的过度张扬导致女性意识的意义失落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化主观化视角，注重女性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与身体感受。“女性写作”、“私语化写作”命名凸起，其中陈染、林白、徐小斌、海南是其中最接近西方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依附于男性话语，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充满了各种女性文本，女作家集中书写女性个人经验成了普遍性特征”。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体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表现女性的性别意识，表现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个体记忆，这正是陈染和林白小说的特点。

这种女性个人化写作不仅在情爱层面充分展现了“私人性”，而且作为生命原始欲望的“性”在现实层面被深切地关注并如实地展露着。性欲成为作品绝对的主题，这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动。陈染《私人生活》通篇展现个人原欲望的涌动对抗。此时的女性写作以女性话语诉说着自我的生命体验，使私密的女性世界在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从而赢得了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书写出沉默数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女性独特的个人化视角关注、描绘女性私人化的生命感受，一方面以女性特殊的身体感受———性欲与性行为的描写迎合消费时代各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启示着其后女性作家对“性”的肆无忌惮的张扬。陈染、林白笔下依然呈现出女性灵与肉的冲突，同时并未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生命自我的重新审视。但这一主题到了“美女作家”卫慧、棉棉那里，欲望则成为了女性全部生活与生存之代名词。《上海宝贝》中倪可的全部生活可以说就是感官的满足与欲望的填充。除了性欲之外，物欲也是女主人公孜孜不倦的追求。二十一世纪初更为前卫的女作家九丹、木子美、春树等在卫慧、棉棉的基础上将个人经验的写作“发扬光大”，由“美女作家”发展而为“躯体作家”。作品表现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赤裸裸的竭斯底里的性爱展览。她们的创作与之前女性作家努力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背道而驰。女性主义力图改变女性“第二性”的定位，然而，女性第二性的地位一方面来自男权社会的外在压抑，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女性对男性压抑的认同。躯体作家们过度张扬女性性别意识，“身体写作”以纯粹的感官刺激满足着男性的窥私欲，将女性沦为了被“看”的性对象，供公众消费与把玩。当“私人化写作”被“身体写作”代替之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视阈也同时受到拘囿。大肆渲染“身体”是女性表达的唯一工具和资源，将身体简化成肉欲与物欲的代名词，这样的女性写作也必然堕入色情文学的行列。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中说：“谈论性欲和关注性欲并非代表着进步。女性主义者对形象和观念的分析进行已久，她们不可能认为只因将女性性欲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而讨论性欲就是进步的，色情文学批评常常突出女子性体验问题，而它恰是最为女性主义者反对的。”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性写作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之后，在消费的时代，摒弃了宏大叙事，躲进私密空间自我欣赏之余窄化了女人的天地，这样亦无法改变女性从属的“第二性”的角色。在拒绝男性的审美视角而专注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包括女性的身体感受、性爱欲望等感性内容，又不经意地“迎合”了男性的“目光”。如果女性作家不看重自己作品的社会性、历史性及时代性，而一味热衷于以纯粹的女性私秘欲望而进行“身体写作”和暴露自己的“私秘世界”，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女性意识的缺失或异化，女性文学整体意义随之沉落。文学叙事中生命如果只是无意识的感官载体，人就无法成为自我的主体，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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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识的觉醒 篇2

十年前，我从企业报总编岗位上退下来时，张君接替我。他于1966年高中毕业，下乡到甘肃兵团一直办小报，新闻造诣深，又正在不惑之年，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工作起来就不知道休息。他抽烟很勤，酒喝得很凶，每次开通联会，他必喝得酩酊大醉。对他的接班，我是很高兴的，惟担心他的健康。为此，在交接班会上我郑重其事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和希望，但会后涛声依旧。

转眼十年过去，本报成为全市五大优秀企业报之一。他却在50岁时得了心脏病，经及时治疗，幸免于难。出院时医生嘱咐：一是严禁抽烟喝酒;二是坚持天天锻炼。

前几天晨练时，在公园看到了他，我说：“这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苦笑着不说话，他爱人在一旁说：“这不是病了吗?要早听我们劝就好啦!现在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天天早上我陪他来锻炼。”我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这是生命的觉醒，觉悟了就好!”

其实，人多以为“自己是自己的，自己说了算”。实际上自己不完全是自己的，人作为动物的一种，是属于大自然的，他必须服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疾病就是对人不遵守大自然规律的一种惩罚和警告。

病是什么?病就是先剥夺了你正常生活的权利，是否还要剥夺生命的权利，观察一下，看一看再说。在这里，任你是国家元首、开国重臣、巨星名流，还是高堂老祖，掌上千金，在疾病这根魔棒下一样都是阶下囚。

一个人在健康时，他在世界上的可能性似乎是无限的，那时候他往往眼花缭乱，不知天高地厚，主次不分，轻重不计，甚至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是疾病教育了他，从而恢复了他的基本判断力，才知道人的身体恰如一架机器，并且比机器还脆弱，经不起折腾。不能超负荷运转，还要经常保养维修。

公民意识的觉醒 篇3

我回答说：所谓“公民”“公民意识”对于中国来说都是近代的产物。公民是近代法律赋予自然人的一种资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出现了51次，不仅仅“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更重要的是公民享有一定权利、并有相应的义务，因此宪法在“总纲”之后，第二章就标明“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公民”这一概念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赋予的，从法律上来说公民是国家的主人。

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是皇权专制社会，虽然历朝历代都不缺少“法制”，但当时的法律只是“刑律”，是统治者控制和奴役民众的工具，在律法中根本没有“权利”这一概念。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手中，不要说广大民众没有任何权利，就是高官显宦也同样没有。他们统治或管理民众的权力是皇帝临时授予的，什么时候皇帝想收回来就收回来。他们自己的权利同样没有保障，“杀头”“抄家”随时都可能降临。从概率上来说，他们比民众更危险，因为离权力中心——皇帝太近。“伴君如伴虎”，当他们意识到危险时，想做个普通老百姓而不可得。秦宰相李斯就曾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清朝即将崩溃前要实行“新政”，钦定宪法要与世界接轨，此时的老百姓也还没有获得公民的资格。《钦定宪法大纲》中，老百姓是以“臣民”的身份出现的。“臣民”虽也有某些权利，例如“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谁“准”的呢？当然是皇权。

古代的中国，广大民众没有任何权利，他们是匍匐于皇权专制下的臣民，既是臣民，哪来的公民意识？

皇权专制下的臣民，平时是“顺民”，与国家社会处在游离状态，过着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平淡的生活。这是臣民意识的基础，他们对世界没有责任。

皇权专制下的基层社会是以男性血缘为核心纽带的宗法组织。由宗法形成的差序格局构成了严密的控制网络。宗法人只是网络中的生命的质点，很少有个体的自觉。他们所关心最多的也是自己宗族或家族的守望相助，他们的眼界离不开家族的小圈子。因此“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生活习惯在以家族和宗族为生活半径的人们来看是极其正常的。它被写入蒙学书籍，让孩子们自幼讽诵。

一百年前，梁启超、严复等先哲就感慨中国人缺少公德心，这是事实，但他们没有深究为什么会这样？人们的思想意识、包括道德心以及道德规范不是单单靠教育灌输就能在人们心中生根的，更多的还是要靠生活实践，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提供这种生活实践，甚至统治者有意无意地剥夺了民众参与这种实践的可能。这就从根上断绝了公德心生发的可能。传统教育似乎特别重视道德伦理，但作为宗法制度下的儒家，其视域所认同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属于熟人社会（其中的“君臣”似乎涉及到国家社会，但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仍然是按照熟人社会的规则去处理——事君如侍父），处理熟人社会问题的伦理原则大多属于私德，传统的宗法社会基本上也是靠私德来维系的。在教育中公德教育也是缺项。

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及其同构的宗法社会只是制造了治乱轮回，很少推动社会进步。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说“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之所以延宕了两千年，与暴君专制——‘暴民乱治——暴君专制这种恶性循环密切相关”。通过战乱新建立的朝代几乎就是旧王朝的翻版，是旧王朝在新时期的重复。从宏观上来看，皇权专制仿佛是能够“返老还童”，一些研究者称之为“超稳定”；但从微观上来分析，这种从旧王朝的崩溃，到新王朝的建立都是以丧失巨量人口（最多的有丧失92%的，如从东汉末到西晋）和大量破坏社会安定时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财富的积累为前提的。对于生活在其中人们来说它是最不稳定的。即使一个成功的王朝也是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乱。在这种动荡、无秩序性和治乱轮回下生活的人们，从顺民到辗转沟壑、或到“暴民”都是合乎逻辑的历史进程。社会安定，是顺民的世界；天下大乱，则是暴民活跃的舞台。不管是顺民、还是暴民都不是有尊严的生命……

现在青年人常常爱问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呢？大多是对历史缺少了解。我们要告别历史，开辟一个新时代。

我们常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有着丰富内涵的。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它。例如它应该以社会为本位，是个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很低；它应该是个民主社会，广大民众当家做主；它应该是个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理；它应该是公民社会，具有基本的公民素质。这样社会才能有序运行、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文体意识”的觉醒 篇4

文体是文章的话语体式与结构方式。每个作者在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意图时,必然要考虑运用怎样的话语体式和结构方式才能更好地达到表达具体意图的目的,这说明文体的产生源于表达的需要。一些成熟的读者,在阅读不同文体的文本时,经常都会相应地做好不同的心理准备,自觉地采取不同的阅读姿态和方式,这就涉及了文体意识。文体意识就是指人们在写作和欣赏中,对不同的文体模式的自觉理解、熟练把握和独特感受,这是对读写实践的一种能动的再认识,它直接影响并决定着人们读写实践的成效。

阅读教学要提升品质,教师必须得具有最基本的文体意识。根据具体的文体和文本确定教学内容,选择与文体适切的教学方法与策略,方能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而本人“文体意识”的觉醒就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一、懵懂期

王崧舟老师在《王崧舟语文教育七讲》的第五讲“文本细读———徜徉在语言之途”中特别强调:每一个语文教师要练的第一个真功就是“文本细读”。

诚如王老师所言,当所有读者面对文本时,会呈现以下三种姿态:第一种是“作者崇拜”姿态。细读的重心是作者,尽可能准确而忠实地还原和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第二种是“读者崇拜”姿态。将细读的重心移到读者自身,读者在解读文章时以自身的经验为主进行解读。第三种是“文本崇拜”姿态。是文本将读者和作者拽到了一起。三种姿态各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在文本细读实践中,三种姿态往往相互交融,共同发挥作用和影响。无疑,文本细读就是每位教师走进课堂的底气。

当我一口气把这一章节读完后,心底不由冒出一阵惊喜。惊喜之一:原本以为上课之前只需要把课文读透、读懂,读完书中的这一章节后,竟然冒出许多“道道”来,这些提升到理论高度的“道道”为我以后细读文本提供了“技术支持”。惊喜之二:我觉得自己在细读文本时的一贯做法似乎就是按王老师所说的要求去做的,难不成无意中我的文本细读方法暗合了先进的理论?

想到这,我似乎平添了几分自信,脑海中一下子冒出了前段时间在反复研读并展示的一堂课———苏教版五年级上册《厄运打不垮的信念》。且看我的文本细读的成果。

1.关于教学重难点

《厄运打不垮的信念》一文,作者采用极其平实的叙述语言,讲述了史学家谈迁经过20多年的奋斗,6次修改,在50多岁时,终于完成了一部400多万字的明朝编年史———《国榷》。不幸的是,书稿被盗。谈迁面对致命的打击,茶饭不思,夜难安寝。但他很快就从痛苦中挣脱出来,经过四年的努力,他完成了新书的初稿,并上京四处寻访,考察,最后终于完成了一部新的明史巨著《国榷》,名垂青史。

初读文章,谈迁的坚毅便使我为之肃然起敬。再读文章,在描述他两次创作的字里行间,我似乎看到了他的严谨、坚韧、不辞辛劳。在描述他痛失书稿的文字里,似乎能听到他的哭诉、哀叹、自勉。我认为这篇课文的“领”就是这个句子:“谈迁立志要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才有这样的三个阶段:一是经过20多年的奋斗,6次修改,谈迁终于在50多岁时,完成了一部500多万字的明朝编年史———《国榷》。二是《国榷》被偷后,他茶饭不思,夜难安寝。三是他重新编写明史。新写的《国榷》共104卷,428万4千字,内容比原先的那部更加翔实、精彩。我在教学时,依托文本的“领”———谈迁的信念,引导学生品读这三个阶段,在品读中加深对信念的理解,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品读中感受文本语言,感受人物品质。文中前后两次创作中的谈迁一样吗?自然是不一样的。谈迁更老了、更弱了、更穷了。在种种不利条件之下,他创作的新《国榷》却实现了对前一部的超越,也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因此,我觉得本文的教学重难点就在于借助重点词、句的品读,与谈迁共同经历风雨,经历厄运,亲身感受谈迁在逆境中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信念,感受信念的巨大作用,感受成果的来之不易。

2.关于教学流程

为突破这一难点,我设计了这样的教学流程:第一,聚焦“疑惑”,走进人物内心世界。以聚焦对谈迁“茶饭不思,夜难安寝,只有两行热泪在不停流淌”的行为的疑惑,让学生慢慢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激发学生探究谈迁如此反常行为的内在原因。第二,感受“厄运”,走进人物内心世界。联系前一部《国榷》的来之不易,切身感受丢失的痛、悲、苦,让学生体会“致命打击”,走进谈迁内心,与谈迁一同为之扼腕叹息。第三,品读“言行”,体悟打不垮的信念。首先,研读矛盾心境,点亮信念(借助师生对话,走进谈迁内心,体悟谈迁从悲痛到“挣脱”的心路历程)。接着,共同经历风雨,体察信念。借助各种教学手段与资源,引领学生与谈迁一起经历重写《国榷》的风风雨雨,亲身感受厄运打不垮的信念的巨大作用。最后,进行成果对比,内化信念。让学生在成果对比中加深对坚定信念的重要性的认识,并深深印在脑海里。

3.关于教学方法

语文课堂是语言实践的课堂。语文课堂应该有浓浓的语文味。在我看来,这篇课文的人文性很强,尤其是结尾,说教性很强。在本节课教学中我努力体现语文教学的三味———“读味”“写味”“品味”。引领学生进行言语实践,在实践中感受,在感受中体验,在体验中悟得情感,在不断感悟中学会思考。教学中,我努力挖掘具有丰富内涵的词语,引导学生联系语境,展开合理想象,使词语化作活的情境,变成活的画面,以加深学生对语言的感受和对人物的理解。如,“四处寻访”这一词语的教学,首先让学生凭自己的理解、经验来猜测、想象:谈迁可能会到哪些地方寻访?再过渡到资料引入,引导学生感受谈迁为写《国榷》付出的艰辛努力。但是,拓展资料展现的寻访画面都是概括性的,缺少细节。为了让学生感同身受,我接着让学生想象写话,把四处寻访中的一个细节放大,凭借想象对词语进行情景描述,丰富放大这个词语的特写镜头,让呆板的文字符号在学生眼里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样,在写与交流、倾诉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和谈迁共同经历风风雨雨,体悟信念也就有了凭借与依托。

4.关注教学资源

为了让学生感同身受,我努力把课外资源与课文语言紧密结合。如文本资源:引入谈迁当年四处寻访的历史记载,引入谈迁写给朋友的信。再如生活资源,结合学生的生活经历教学“携带”一词时,我问道:换作是你,你愿意把体积这么大又这么重的东西携带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吗?引入资料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感受谈迁的坚定信念。

在“王崧舟工作室”学习期间要开设一节展示课,于是我想,不如对这节课再进行打磨。我又翻开王老师书中的第五讲“文本细读———徜徉在语言之途”,句句揣摩,努力寻找文本细读的真谛———“你首先要有一种从容的心态,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慢慢读、慢慢品、慢慢嚼、慢慢赏,那才能读出味道来啊!”读着这样的话语,耳旁就似有一位长者在谆谆教导。

我打开课文,不由得又仔细研究起来,慢慢读,慢慢嚼,还真发现一些新东西了。

我“沉入词语”,结果发现,“终日奔波”中饱含着谈迁在北京两年零三个月中笔墨难以倾诉的苦楚,如果想办法还原这一场景,还原生活,学生的感受是否会更深?

我“倾听文本发出的细微声响”,结果发现,史料中竟然有这样的记载:在书稿被盗时,谈迁不禁老泪纵横:“噫,吾力殚矣!”但他并未就此沉沦,而是迅速从打击中挺立起来,他说:“吾手尚在,宁已乎!”做出这样决定的夜晚,该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呢?箫曲《苏武牧羊》是切合这一意境的,不妨选作配乐。

我“在汉语中出生入死”,结果发现,若把谈迁的第一次创作成果板书归纳为:鸿篇巨制、一生心血、理想追求,在书稿被盗后再引导学生回顾,随机擦去板书,让板书变为空白,一定能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引发心灵震撼……

我“潜心涵咏”,结果发现,文章的结尾“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难免有崎岖和坎坷,但只要有厄运打不垮的信念,希望之光就会驱散绝望之云”似乎是在喊口号,只要读懂谈迁的内心世界,人物的精神品质就会在学生心中牢牢立起,这样的结尾在结课时诵读一遍即可。可是这样口号式的结尾作者为什么要加上,这岂不是狗尾续貂?不妨略过。

这样的新发现、新思考竟然有20处之多。我不由得欣喜起来,王老师说,“进入文本时,始终要保持对文本言语的一种高度敏感,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甚至是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必须抱着林黛玉进贾府时的那种感觉”,还真让我受益匪浅。

在又精心准备了一个星期后,《厄运打不垮的信念》一课终于在王老师面前展开了。这堂课从最初到今天,可以说有一个学期了。能得到王老师的耳提面命,就像歌词中所唱的一样,“终于可以把梦圆,只为这一天!”课中,学生被我精心设计的语言感染着。在精心设计的教学环节中,语文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得到了融合。一切,似乎水到渠成。

评课环节,王老师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动声色,像一尊佛。师兄弟都评完了,他说:“卫其,对于这篇课文,你有困惑吗?”“有!这篇文章的结尾很难处理。按一般行文结构,谈迁完成重写《国榷》,事情也便戛然而止,这口号似的结尾似乎是画蛇添足。”王老师的眼睛似乎越来越有光芒了。我心想:这话他爱听,证明我对文本的解读是花了真功夫的,便满怀期待地等待着表扬。

王老师抬了抬眼皮,说出了一番令我终生难忘的话:“从诗意语文的某些角度来看,这堂课很完美!”“完美!”我一阵狂喜,这个评价太高了吧。可是,他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我如从“极乐世界”堕入了“十八层地狱”。他接着说:“但是,这篇文章不是小说,文章通篇由叙述的文字完成,很少出现生动的描写。文章的结尾能丢吗?不能!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篇励志类小品文,或叫作励志类哲理散文,这类文章的特点就是先说事后说理。一事一理,叙事为说理服务。学生读这类文章就要了解这一特点,课前可以用格言导入,课后可以仿造结尾写格言。这一特点不理解等于白学……”完了,我精心设计的一节课的教学效果竟然只是两个字———白学!王老师接着说:“文本细读首先得树立文体意识,不同文体学的重点与教的策略均不同。”

王老师后来表扬的一大堆话我这时已经听不进一句,文本细读,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二、觉醒期

从拱宸桥小学学习回来,我脑海中总是回荡着那句话———“文本细读首先得树立文体意识”。后来我在“浙派名师”培训期间,有幸听到了汪潮教授的专题报告:《文体意识、文体特点与教学策略》,再次结合研读“文本细读———徜徉在语言之途”,眼前豁然开朗———

一种文体本身往往沉淀着某种相对稳定的意义建构方式,它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解读方式。人们常说教小说得有小说的味道,教杂文得教出杂文的尖锐,教诗歌得教出诗歌的韵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有抓住文体特征的教学,才能使学生掌握不同类文章的学习规律,培养学生正确地对待文学的态度。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研究不同文体特点的差异,研究不同文体的“文体图式”。对不同的文体,应该遵照其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

于是,在新的教学实践中,我努力寻找与选文类型、文体特点相融的最佳教学策略。

2014年3月3日至3月7日,“浙派名师”工程小学语文个人专场展示活动在宁波慈溪市第三实验小学举行。我选择了四年级叙事散文《花的勇气》和六年级写人类文章《军神》作为教学展示。课中,我凸显了自己对文体与教学策略选择的思考,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以严谨著称的汪潮教授在最后总结时风趣地说:“张卫其今天的课我不扣分。”汪教授说,“他的课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启示,也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我们在备课时应多思考课文编入教材的类型,思考文体的特点,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来处理与应对。我们要进一步明晰教材编文的意图,充分发挥不同类型、不同文体课文的教学作用。”

从懵懂到逐渐清晰,经历了六年时间,但是思考远未结束———

生命意识的觉醒 篇5

摘要：《爱玛》是奥斯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奥斯丁通过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展现了她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注。本文主要对《爱玛》中女主人公的女性意识的解读来看奥斯丁所倡导的先进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爱玛 自我意识 婚恋观

简·奥斯丁（1775-1817），英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小说家，作品大多以女性独有的视角描绘出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乡村中家庭生活的画卷，描写金钱与婚姻、描写女性和爱情。奥斯丁生活在传统思想与习俗比较顽固的英国乡村，她的父亲乔治·奥斯丁是汉伯夏郡斯蒂文顿教区的教区长，靠着教区的收入养活九口之家，维持着农村中等阶层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奥斯丁的生活圈子主要限于乡村的中等阶层，她本人过的基本上是中产阶级妇女的悠闲生活，正如她书中描写的那样，较为悠闲富裕的生活环境使奥斯丁得以阅读很多书籍，并能够和她的姐姐卡桑德拉走亲访友，参加乡村舞会和其他社交活动。

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时期，奥斯丁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萌生的，当时女性的地位一直不受到尊重，男女之间无平等可言，尤其是当时的观点认为妇女不善于男性那样归纳概括她们的思想，她们的头脑也不具备像男人们那样理解重大问题的能力，所以家庭生活才应当是妇女的最适合的天地。因此女性自立的机会因此大大地受到了限制。为了表现女性独有的自我意识，奥斯丁在创作上塑造了爱玛这样一个作家认为除了她自己没有什么人会喜欢的角色。下面就以爱玛为例分析表现奥斯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又美丽，又聪明，又有钱，不但家里生活舒适，而且性情开朗，她快满21岁了，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①作家在作品一开始就为女主人公设定了这样一个介绍，这也就不难解释爱玛身上女性自我意识产生的根源——家庭环境。在海伯里的乡村,爱玛所在的伍德豪斯家族在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上等级均居首位。作为这样显赫家庭的女儿,她深受家族传统的观念的影响，认为任何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由他的财富决定的，而下等阶层在很多方面都是卑劣的。因此,爱玛总是瞧不起下层的那些人，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贵贱不相亲”。另一方面，在家里爱玛由于母亲早逝，自十二岁起就成了家里的女主人，就如奈特利先生所说的“爱玛总是被当做全家最聪明的人，所以被宠坏了。”、“母亲一去世，她失去了唯一能管束她的人”②而她的父亲伍德豪斯先生自闭地固守在属于自己社交范围的小圈子里，处处表现出对于变化和新事物的恐惧,迂腐得近乎荒唐，对于爱玛，他只有一味溺爱和习惯性依赖，完全起不到训导和指引的作用。这种环境既有利于培养爱玛无拘无束、男女平等的先进观念同时也给爱玛自身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缺点：做事我行我素，高傲又势利，看重门第观念；她对婚姻抱有资产阶级的势利态度，认为应该从阶级类别和财产标准来看待人与人的关系。

关于爱玛的自我意识的强烈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撮合别人的婚事。用作者的话说，爱玛认为“这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一件修善积德的事，爱玛生活境遇好，有闲暇也有能力做这

件事。”③在小说中，爱玛由于侥幸的促成了家庭教师泰勒小姐和韦斯顿先生的婚姻使得爱玛十分热衷于替人做媒。由于泰勒小姐的离去使得爱玛跟父亲的生活伤感、无味，由此需要需找一个人来替代泰勒小姐的位置，附近住宿学校的私生女哈丽特·史密斯便成了爱玛寻找的密友。在爱玛的怂恿下哈丽特拒绝了农民马丁的求婚渐渐爱上了年轻的牧师埃尔顿先生，仅仅因为艾玛觉得作为农民的马丁很粗俗,配不上身份可能是贵族的私生子哈丽特。爱玛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奈特利先生的批评，在与奈特利先生反驳中爱玛所说的话也能反映出她自身所表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男人总是以为女人拒绝一个男人求婚是不可理解的。男人总以为女人有求必应。”④而且爱玛还认为尽管哈丽特是个私生女，似乎低人一等，但有理智的人却不应这样看，她父母犯下的过失不能由她承担责任。哈丽特的地位与他人是平等的。这样看来对于社会中对女性的一些世俗偏见，爱玛有着自己独特的客观而敏锐的判断和认识。

其次是关于自己婚姻的见解。爱玛曾多次表示自己不会结婚或者短时间内不会结婚，爱玛想要以这种做法来体现自己追求男女平等的愿望，这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爱玛的自我意识反抗传统的一种表现。她曾对哈丽特说过这样一段话“单身妇女若收入微薄，当然令人耻笑，惹人讨厌，是儿童取笑的对象；单身妇女若有财产，总是令人尊敬的，完全可以做到通情达理、讨人喜欢。”她意识到没有经济基础的女性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只有顺应社会，女性才能有更好的归宿。但作为上等人家的女儿爱玛认为自己的结婚对象在各方面必须高于或者跟她平等，这样才能与她相匹配。关于爱玛和奈特利先生，奥斯丁很缓慢、隐蔽的在小说中表现两个人之间爱情的细节。除了他们的争论和分歧，爱玛更多地是尊敬奈特利先生而不是爱他，他们最终选择结婚主要是因为他们平等的社会地位，奈特利先生是个大地主,他拥有大量土地，因为家庭的富有,他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进入上流社会。因此，在海伯里只有他有条件在财富和地位上和爱玛相配。这一表现不仅体现了爱玛的自我意识也体现了奥斯丁所倡导的婚姻观，她认为正当的婚姻关系首先应当认清对方的人品性格，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的双方相互尊重、相互爱恋的基础上的结合；另外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婚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爱玛的自我意识还表现在对自我认识的认同。就像小说一开头所说的“爱玛·伍德豪斯简直是个得天独厚的人，又美丽，又聪明，又有钱，不但家里生活舒适，而且性情开朗，她快满21岁了，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如果说爱玛真有美中不足，那要算她的任性和对自己估计偏高。”⑤对于这一美中不足，在奥斯丁看来正是爱玛自我意识的表现，正如“她对泰勒小姐的意见是很尊重的，但办起事来主要依自己的主张。”⑥爱玛的成长环境赋予了她自由的心灵，她经济上的独立保障了她独立的人格自由，在她身上所表现的是一种自由意识和对自我认识的认同，不管这种认识是否正确。爱玛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理性与智慧，这种智慧只有通过多读书、多参加交际活动来锻炼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

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封建保守思想仍然相当强大的时代，奥斯丁只是初步地表达了自己的女性意识，爱玛的塑造充分地展现了奥斯丁对女性自我意识的认可。尽管爱玛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可以说她是奥斯丁笔下一个典型的新女性形象。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奥斯丁.爱玛.[M].张经浩译.长春出版社p1 p30 p18 p52 p1 p1

参考文献：

[1]简·奥斯丁.爱玛.[M].张经浩译.长春出版社，1998

[2]朱虹.奥斯丁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3]牛庸懋 蒋连杰.十九世纪英国文学.[M].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

相互促进的两性意识觉醒 篇6

关键词:艾丽丝•沃克;黑人男性角色;觉醒意识

艾丽丝•沃克是第一位获得普立策小说奖的黑人女作家。1977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紫色》问世标志着作者文学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些批评家认为沃克对《紫色》中的男性角色的处理破坏了黑人种族的民族团结和黑人男性形象,实际上却不然。这部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同其他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角色一样,都是存在个差的。“非裔美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即黑人男人和黑人女人之间存在的紧张的关系。这种紧张的关系可能源于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对性别角色的定义。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非裔美国人的家庭关系中的两性关系。”[1] (P.59-60)换句话说,应该是种族、性别和阶级三种压迫一起形成了这种被非裔美国人广泛接受的性别意识形态。

作为整个黑人社会的女性来说,强烈的性别压迫也是她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2] (P. 19)因此,就在这个女性意识不断觉醒的社会环境下,男性的意识也在悄悄发生了转变。小说中的男性角色都或多或少被女性觉醒影响,随着他们自身意识形态的转换,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的关系也向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下面即是对这部小说中的男性角色的逐一分析。

一、阿尔丰索

把阿尔丰索放在第一个位置,不是因为他是最光辉的形象,恰恰相反,他是信中最大的大坏人,最可恶的破坏者,也是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第一个黑人男性形象,是西莉一生的噩梦。而她的噩梦似乎就来源于阿尔丰索恶狠狠的那一句话:“你最好谁都别告诉,就跟你的上帝说去吧,不然你就得害死你妈!”[3] (P. 1)阿尔丰索是扭曲的父权社会中最典型的男权代表,他只顾自己,自私自利。他一生眼中没有爱,只有金钱,只有财产,正是他的死亡给西莉带来了全新的生活。

他的形象是如此的恶毒以至于我们不能把他作为所有父权社会男性角色的代表,他只能代表心里最阴暗最扭曲的那一类。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秒他都没有任何意识上的转变,自私险恶如他的人在社会上只有完全消失才能有助于建立一个拥有和谐两性关系的健康的非裔美国社会。

二、阿尔伯特

尽管阿尔伯特也是个家庭暴力的实施者,但他本身却是性别主义、种族歧视和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就如同所有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原型一样,被压迫者的心理是扭曲的,同时压迫者也不是正常的人。在西莉心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形象,而是父权的转换——夫权象征。他意识觉醒的关键就是一个新生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之间不停的激战。因此到后期女人们联合在一起争取女性权力的时候,他也被迫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为已经渐渐改变的家庭生活模式寻找出路。在这一过程中,他经历的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界,而结果是他终于走出了心理扭曲变形的过去,而拥抱了一个崭新的两性和谐的新境界。阿尔伯特的成长是这部小说中男性角色成长很重要的一条线索。他从一个心无所感的家庭暴力实施者变成了一个懂得理解与爱的男性形象。从最初打骂妻子,视西莉如牲畜的,到后来像对待老朋友一般对待西莉,与她一同纺织,同她交谈,甚至还提出要正式地再娶她一回。他最终意识到“通过思考和询问大问题,人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理解和学习细微的问题。我越想,就越爱。”[3] (P. 290)

三、哈卜

哈卜从一开始就能反抗家里的强权,他的成长之路尽管也充满了曲折,但也是最快的。他在婚姻问题上所做的远比他的父亲勇敢地多,因为他至少选择了一个和自己情投意合的女人——索菲亚。尽管他们的婚后生活因为他对婚姻关系的曲解而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在两个人共同努力下,也走出了误区。开始的时候,他想学他的父亲,控制他的婚姻。然而当他竭尽所能尝试了这许多种看起来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方式之后,两人的关进一步恶化,矛盾进一步加剧,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刚烈的追求夫妻平等的索菲亚的极力反抗。沃克通过哈卜记录的是非裔美国人意识觉醒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就是让这些人去准备好利用好生活所赋予他们的一切”。[4] (P. 549) 故事的最后哈卜也学他的父亲的模样,与索菲亚和解并让步,促进了二人和谐婚姻生活的发展。这次他也是学习了父亲,以父亲为榜样,结局是完满的。

四、格莱迪

整部作品中,格莱迪的笔墨并不浓重。他第一次上场出现在西莉的第45封给上帝的信中,一出来就对西莉表现得极为亲昵,但西莉一点也没领他的情,只因为他是萨格的丈夫这一条就足以让西莉对他生不出半点好感了。西莉直白地表示“我不喜他的模样,厌恶他的牙,烦他穿的衣服,更可恶的是他身上还总有一股难闻的味儿”[3] (P. 113)他同玛丽离开的结局也更说明他在萨格生命中不过是个过客而已。他们的婚姻是注定要破灭的,他只不过是在某个萨格空虚难耐时候填补她空白的模样英俊的小子。他待萨格如同对待妈妈一样,撒娇耍赖,而萨格对他也是一味纵容,与其说他们俩之间的是爱情,不如说是激情了。当激情燃烧殆尽的时刻到来,他们的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所以他的离开早已注定,给两个人都带来了自由和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五、塞缪尔

从一开始出现到最后结束,塞缪尔都是本文中最正面的男性角色,可以说他是正面角色的典型。作者的意思也很明显,如果世界上的男性角色都是这样的话,两性就不会出现任何的不和谐了。他不似阿尔伯特麻木不仁,不似哈卜固执己见,更不似格莱迪无辜纵容。他是一个真正的正直的男子汉,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去爱与尊重,如何去正确处理两性甚至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他的妻子科林在第一次向西莉谈到他的时候说:“他相当英俊,咱们村不论白人黑人,就没人比他更俊了。”[3] (P. 16) 这样的话一定是相爱的两方中的一方说出来的,如果塞缪尔对科林也如同阿尔伯特对待西莉一般,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兴高采烈地充满爱意地描述他的。塞缪尔的角色说明,在女性意识的觉醒的道路中,只有女性单方面的觉醒是不够的,男性的意识觉醒同等重要。

六、亚当

亚当是西莉和阿尔丰索的孩子,他在阿姨奈蒂的照顾下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代,并接受了高尚的教育,这使他形成了与其他父权男性截然不同的性格。他与美丽善良的奥林卡女孩塔什相爱,但她却因文化差异而一度在心中产生障碍而不能同他结合。塔什是一个脸上有疤的女孩,她害怕被人嘲笑,害怕被美丽的白人女孩儿比下去。亚当为了解除她的后顾之忧,甚至在脸上划了和塔什一样的疤。亚当勇敢有担当,他对塔什的爱是真实的,激情四射的,为了让两人摆脱世俗的羁绊走到一起,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向塔什保证她就是他一生的挚爱,向她保证美国就是她的家,她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他的决定,她就是他的宿命”。[3] (P. 286)

沃克所提倡的妇女主义更注重黑人男人与女人的团结和共同发展,并由此延伸至对所有人类的关怀,表达了希望地球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多元共生、多元互补、共同繁荣的理念。文章结束,几乎所有的正面和半正面人物都得到了团圆的结局,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终于建立起了一种“建立在和谐和理解基础之上的新的两性关系”。[4] (P. 548)他指出了为建立男女平等的新世界,男性也要付出努力,也需要意识的觉醒。而男性意识的觉醒是在女性意识觉醒的同时进行的,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MiSha. Interpretation of Womanism in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Z]. 2005-11-15.

[2]胡克斯,贝尔.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 Walker,Alice.The Color Purple[M].New York, N.Y.1982.

[4]常耀信.A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second edition) [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平安时期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 篇7

一、平安时期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因素

1、政治因素

由于当时的贵族社会, 导致贵族家庭重视对女儿的教育, 以便以后与天皇联姻时, 多一筹码, 因此, 紫式部、清少纳言、和泉式部等女作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积累了深厚的文学素养, 才导致之后文学巨著的诞生及平安朝时期女性文学的活跃。文化与政治息息相关, 文化反映政治, 政治影响文化, 因此这种文学的诞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平安朝时期实行的是摄关政治。摄关政治使得女性作为一种稳固家庭中地位的工具也导致了出身贵族家中的女性的悲剧。当时的女作家们亲眼目睹这些经历, 直观地触及到了时代与社会的不幸, 她们有良好的学识和教养, 思想敏锐且感受深刻, 所以她们的文章里浸满了女性的心酸与无限的惆怅。

2、文化因素

女性文学发展的文化因素与日本的文字文学的发展演变有关。日本的文字文学是萌生于上古引进汉字以后, 经历了纯汉文字体到变体汉文体, 再到“假名”文体的过程, 到平安时代初期才刚刚完成“假名”文字当时贵族社会的男性盛行用汉字做诗文, 以致日记也用变体汉文书写, 以显示高雅、学问和教养。然则女性就不被认同, 甚至认为女性读汉诗文是“不幸”, 于是女性就开始用新创造的假名文字书写当她们拿起笔来创作时, 便出现了女性文学的繁荣。她们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惑、所感凝聚于笔端, 尽情抒写心灵深处的咏叹, 表现了封建时代日本女性的向往、痛苦和悲哀。

3、社会因素

古代社会中, 女性与男性的地位是:一方面, 女性从属于男性, 女性应该忠贞驯服、思恋爱慕, 女性在真实的感情中一味的自卑自贱, 妥协忍耐。另一方面, 她们所描述的女人多数以男子的理想为标准, 或是贤媛、良母, 皆符合男子所界定的审美标准。无论社会还是家庭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在长期的压制下, 心中自然多了很多的怨与恨, 而自小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们, 她们将女人的这种无奈与怨恨写成文章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二、平安朝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平安时期的作家作品: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泉氏部的《和泉氏部日记》;藤原道纲母的《蜻蜓日记》;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等等她们所创作的日记文学、随笔文学和物语文学, 把日本的散文文学推向了高峰, 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与贡献。

1、《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在艺术上充分显示了女作家独具的风格, 她以女作家特有的审美视角去观察生活, 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具有鲜明个性的形象多达几十个。除源氏外, 突出的男性贵族形象还有薰君、匈亲王、头中将、柏木等。女性形象塑造得尤为成功。在塑造人物时, 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矛盾之中揭示人物的感情世界, 精于挖掘男性作家椽笔难以触及的领域, 来表现女性的内心感受和体验的最深处, 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女作家有时是娓娓道来, 有时是以典雅的诗歌表达, 有时又间或采用梦境的手法剖析人物的深层心理, 体现了柔美、婉约的女性文学的风韵。此作品一方面揭示了当时女性的悲怜的社会地位, 以及当时女性的不幸和痛苦。另一方面从女性作者的角度, 也体现了女性作为文学的创作者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并且起着重要的作用, 也从侧面反映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渐渐地注重自我的存在与感受, 并将其记录下来, 这是女性文学的一大进步。

2、《枕草子》

文章的内容正如其名《枕草子》一样, 放置于枕边的草子。在她的笔下, 没有宫中斗争的黑暗, 没有感叹命运的沉浮, 不关心朝政, 不关心权力, 不关心命运, 只是以欣赏的心态将身边的一切用明媚的文字一一陈述。宫女的打闹, 互相间的戏谑, 衣服的颜色, 甚至是一朵小花, 在她的笔下都显得熠熠生辉。她用笔极简, 却气象万千, 真实地再现了平安时代宫中细微的纹理。大多数女性眼中的不幸在清少纳言的笔中却是那么的轻松、随性、乐观和美好。这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另一种表现。

参考文献

[1]林文月.和泉式部日记:日本女性以和文书写的经典之作[J].文艺报, 2014-7-18, 004.

生命意识的觉醒 篇8

关键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艾德娜,艾米丽

一、相似的觉醒历程

20世纪初, 清教主义的思想笼罩着整个美国社会, 它借以上帝的名义, 用各种残酷的道德律令压制着人性, 尤其是它所主张的妇道思想, 成为了束缚女性身心自由的枷锁。清教主义一贯主张妇女应保持贞洁, 遵守妇道, 并服从于男性与家庭。桎梏在这种妇道观下的艾德娜与艾米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正常的欲望无法得以满足, 更无法实现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此外, 当时的美国也是一个男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 男人拥有绝对的权利而女人却只能从属于男人和家庭。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艾德娜必须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而艾米丽在父亲的掌控下断送了自己美好的人生。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压抑的社会里, 艾德娜与艾米丽的身心都受到了一定的奴性与麻痹。

直到爱情的降临才使她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在格兰岛度假期间, 面对大海自由的呼唤, 艾德娜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Chopin19) 。那时的她自我意识还很朦胧, 直到遇见了罗伯特, 然而他却选择了离开。正是他的离去使艾德娜如梦初醒, 她不愿再过以前的那种生活, 更不愿让社会预设的性别角色限制自己的发展 (Chopin 2) , 于是她决定反叛社会。在那期间, 她结识了艾洛宾。他柔情的触摸唤起了艾德娜沉睡的性意识, 并让她认识到她的身体只属于自己, 而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最后, 从墨西哥回来的罗伯特在听了艾德娜的表白后再次临阵脱逃。他的离去使艾德娜彻底地觉醒了, 她终于看清了问题的实质:“总有一天, 自己对罗伯特的思念也会从她的生命中消失, 只剩她孤伶伶的一个人。” (Chopin166) 至于艾米丽, 在她的灵魂深处, 对正常生活的渴望正强烈地召唤着她。父亲死后, 艾米丽“剪短了头发”, 打扮得像个“女孩儿一样。”这似乎在暗示艾米丽没有被击垮, 她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寻找久已失落的自我意识。

觉醒后的艾德娜与艾米丽毅然决定勇敢地站起来, 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反抗社会。艾德娜拒绝了丈夫的性要求, 告别了以往的生活 (贺) , 并搬出了豪宅住到了“鸽楼”里, 靠卖自己的画来赢得经济独立。而艾米丽也勇敢地走出了象征着传统束缚的大木屋。每逢周日下午她甚至与荷默一起驾车出游, 并把头抬得高高的。艾米丽用独特的反叛行为向世人证明了她决定自己掌握命运的信念。然而, 当初曾一度唤醒她们自我意识的爱情最终无情地摧毁了她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艾德娜在罗伯特回来后大胆地向他表白, 却换来了他再一次的离去, 内心对爱情的向往也因此彻底幻灭。而艾米丽, 在决定背弃传统观念不顾一切追求自己所爱时, 却得知荷默无心娶她, 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一面是爱人的背叛, 一面是内心传统观念的谴责, 艾米丽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走向了极端。

二、不同的结局

艾米丽最后选择杀死自己的爱人, 并和一具男尸共枕40年。这样的结局反映了她自我意识觉醒的不彻底。她虽然勇敢地反叛传统与一个北方佬在一起, 并走出了囚困她身心多年的大木屋, 但事实上她只做到了身体上的独立, 而在精神上却始终受到南方旧传统道德的控制。即使是在反叛之时, 她仍不忘保持南方固有的贵族气质, “把头抬得高高”的。试想如果她真的摆脱了自己的精神枷锁, 又何必还要那所谓的贵族尊严呢?最终艾米丽还是屈服于传统社会, 回到了牢笼之中。而艾德娜最终融入了大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的勇敢恰恰与罗伯特等人的懦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是对传统社会观念对女性思想和自由禁锢的强烈反讽。

三、结束语

通过对两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分析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两位作家从各自独特的视角诠释了她们觉醒的心路历程。而她们不同的结局更是引发了读者对社会前景和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因此,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索的永恒的主题。

参考文献

[1]张梅:《觉醒》中女性身份重构[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9 (4) 。

[2]Chopin, Kate.The Awakening[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生命意识的觉醒 篇9

关键词：《韦瑟罗尔奶奶》,女性意识,觉醒

凯瑟琳·安·波特，美国著名的南方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以深刻的思想性与完美的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而获得普遍赞誉，蜚声文坛。波特以中、短篇小说见长，她的《被遗弃的韦瑟罗尔奶奶》堪称其短篇小说的典范。在该小说中，作者运用意识流手法向读者呈现了韦瑟罗尔奶奶生命最后一天的内心活动，人们看到了她从20岁在婚礼上遭未婚夫抛弃到80岁因病而终的坎坷的一生。小说中的韦瑟罗尔奶奶经历了向男权社会屈从到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再到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成长历程，成为了南方妇女成长的典型，体现了男权社会向两性平等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过程。

一、对传统社会的屈从

韦瑟罗尔奶奶生活在20世纪初的美国小城镇，她的生活充满了波折，她一生操劳，生活的全部重心都围绕着她的家庭。她要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她清楚地记得“要煮多少人的饭，缝制多少人的衣服，还要种多少菜地”。即使在孩子出生之前她也要骑着马在冬天的乡村道路上奔波，还要一宿一宿不睡觉，坐着照顾害病的马，害病的黑人和害病的孩子，几乎一个也没少。为了家，为了孩子，她把自己的幸福、自由、权利都让给了别人，心甘情愿地付出她所有的爱，而从没想过索取爱的回报。韦瑟罗尔奶奶在丈夫死后独自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至死她都在考虑如何处置家中的田地，怎样安排儿女的生活。她完全可以改嫁，可以去追寻自己的爱情，可是她也没有这样做。她为了家庭的完整和和谐而自愿放弃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幸福，她的身上有一种传统的美德。对家庭的忠诚、负责，让她默默地忍受内心对爱的渴望和煎熬，而不违背社会道德去追求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个辛苦一生的女人，顺其自然地接受了生活中的变故。

正如小说的标题The Jilting of Granny Weatherall所暗示的，她一生都在被抛弃：她在年轻时遭到第一个恋人乔治的遗弃，那是她一生当中最刻骨铭心的事情，她披着婚纱，摆出雪白的蛋糕等着她的未婚夫来教堂娶她做新娘，但最后乔治的身影却始终没有出现。随着岁月的流逝，韦瑟罗尔奶奶最终原谅了负心人乔治，甚至在弥留之际仍要见一见六十年前弃她而去的恋人。丈夫约翰代替乔治进入她的生活后，命运又一次捉弄了她，英年早逝的丈夫没有给她任何死亡的信号，抛下她带着孩子饱尝生活的艰辛，随后她最喜爱的孩子也离她而去。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使韦瑟罗尔奶奶在生活中不主动去寻求改变，而是任由各种变故降临到她的身上。

由于根深蒂固的以男性为中心所形成的女性传统文化和传统意识———女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做好男人的附属品，为了所谓的爱情，她们必须做的就是准备奉献自己，所以在婚礼当天韦瑟罗尔被乔治抛弃时，她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一切。在她生存的社会中，男人为所欲为，不必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但社会对妇女的要求却紧紧束缚着她。在丈夫约翰去世之后韦瑟罗尔奶奶也是独立生活着，自己打理着庄园的事物，自己抚养子女长大，教育他们不要浪费，扮演着一个该由男人扮演的角色，温柔的一面渐渐退化。没有丈夫的呵护与分担，自己承受着一切，内心痛苦而孤独。

二、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和当时社会的其他女性相比，韦瑟罗尔奶奶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是一个独立、刚强、意志坚强的女性。她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将生活牢牢掌握在她的控制之中的人。她用她的思想和言行控制着周围的环境和人们。她不停地发号施令，把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妥妥当当，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甚至在弥留之际仍想着安排家务事。面对人生无数的坎坷，韦瑟罗尔没有依赖于任何外界力量，没有悲观与绝望，她依赖的是自己。乔治、约翰和她最喜欢的孩子相继抛弃了她，这一切让她意识到了外界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这一切造就了她独立坚强的性格。在临死前，她依然认为自己是坚强的，不靠医生也不靠儿女，自己同死亡作斗争。韦瑟罗尔没有让自己的不幸支配自己的生活，在第一次失恋之后，她没有悲观失望，而是选择了新的婚姻。在丈夫离自己而去时，她也没有意志消沉，抱怨上天的不公，相反，她的毅力再一次得到了考验，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好地维持着家庭的正常运转，并以此为豪，甚至想告诉丈夫她做得很好。在上帝即将抛弃她时，她也付出了最后的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力量。

在传统文化中，世界是男人的世界，文化是男性的文化。在父权制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女人应该是女儿、姐妹、妻子、母亲———是人种的附件，处于附属男性的地位。其实性别角色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句话的深层含意就是所谓女性本质是根据父权制的需要制造出来的。虽然婚礼上新郎乔治的缺席给韦瑟罗尔以沉重的打击，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混乱，但此后的60年里，她变混乱为有序，始终按自己的打算生活，一直讨厌措手不及的她把一切安排得有条有理。这种转变实质上显示出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女人不应作为附属品活着，要为自我解放和自我独立而斗争。女性的觉醒是时代的产物，她们意识到妇女人格的问题，向社会发出“妇女人权”的强烈呐喊。作为一名女性，韦瑟罗尔奶奶独立的人生无疑是对父权社会中视女人为低人一等的“第二性”的性别歧视传统的一个绝好的讽刺。作者波特通过这一人物，表达了20世纪初西方女性对精神自由和地位平等的追求，对女性独立的期望，反映了女性反抗传统、寻求自我、追求独立人格的主题。

三、自我意识的觉醒

小说发生在20世纪初美国南方的一个小城镇，美国南方女性总体来说是南方父权制度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服从者，而且她们尚未意识到父权社会强加于她们的“他者”的形象。根据拉康的理论：“认识通过认同于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的功能。”人的自我发展历程就是不断认同的历程。对于被压抑或被排斥的群体来说，需要有一个理想的目标群体可以认同，从而摆脱社会强加的“他者”形象，实现真正的自我。但是韦瑟罗尔奶奶这一代南方女性是被孤立的群体，她们的生活圈子只局限在家庭。然而她却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尽管这种反叛是自发的，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她模糊自我的觉醒。

小说中，诸多苦难的磨砺使韦瑟罗尔奶奶愈加独立、坚强和自信，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把约翰当男子汉了。而且她还想着再见到约翰时指着“活证据”———已长大成人的孩子骄傲而自豪地说：“怎么样，我干得不坏吧?”更为重要的是，在生命之灯熄灭前韦瑟罗尔奶奶总结自己几十年的人生历程时，对于自己的被男人所弃有了新的认识，对人生的顿悟于生命即将结束之时适时地到来。尽管跟任何别的女人一样有着美满的家庭、心爱的丈夫和乖巧的孩子，弥留之际的奶奶还是意识到了：“除了家庭，男人和孩子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哪。那不是一切吧?反正有什么我没到手。”“那不是一切”的诘问表明奶奶的自我意识开始进一步觉醒，她开始明白幸福的婚姻、家庭并非女人生命的全部，而女性的尊严、同男人平等的主题地位同样也是人生的重要追求。死神一步步逼近，奶奶等待着她心中的上帝向她显现奇迹，但同60年前相同的一幕又出现了：没有奇迹。奶奶再次遭遇被弃之痛，不同的是，这一次是被她所笃信的上帝所弃。上帝，以其被父权制社会所创造的男性形象代表了这个社会的终极权威。但对于饱经沧桑、历经苦难却始终坚持抗争的韦瑟罗尔奶奶来说，这再次的被弃只能使她的反抗更加坚决。“哦，不，没有什么比这更残忍了，我永远不原谅它。”这是她临终前的顿悟，随之而来的是她深吸一口气将象征生命的蜡烛吹灭。韦瑟罗尔奶奶在她的一生结束时的觉醒给现代女性带来了希望，那就是女性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她们在观念上心理上对于自身的确立。唯有如此，女性们才能把自己从困厄与悲哀中解放出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波特通过刻画这一倔强的女性人物来表现女性坚韧的意志和独立的性格特征。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女性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战胜磨难，获得尊重，这一切都标志着，随着女权运动的深入发展，女性意识开始觉醒。

这部短篇小说虽然故事平淡无奇，但构思精巧、寓意深刻，波特以她独特的女性视角塑造了一个饱经风霜、倔强的老妇人形象，旨在通过展示妇女生存的艰难来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批评社会对妇女的不平等对待。波特赞美妇女的觉醒与反抗，讴歌女性的伟大与坚强，表达了现代派主题之一：丧失自我，寻找自我，发现自我。波特把妇女所受婚姻、家庭、社会环境的限制和羁绊，受传统观念与道德伦理的束缚，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了出来，充分体现出女性意识的本质内涵。正是在这部作品里，波特象征性地表达了自己对旧的精神文化遗产的批判态度，暗示着女性意识所强调的独立的、与男性分享的文化要求与社会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邓绪新.英语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2]李公昭, 朱荣杰.20世界美国文学导论[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

[3]张春玲.波特作品中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J].学术交流, 2004, (6) .

[4]刘雪琪.女权主义理论关照下的韦瑟罗尔奶奶形象评析[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2007, (12) :24.

[5]郑秋萍.不同的个性相同的命运[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4, (2) :25.

试论古罗马女性意识觉醒的原因 篇10

关键词：古罗马,女性意识,财产所有权,婚姻制度

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的附属地位的妇女,在自我意识的认知上也是受到其身份和地位的影响,在古罗马社会从共和国向帝国转型期间,女性在各方面拥有一定权利。本文中谈到的古罗马妇女是仅指古罗马上层妇女。本文从时代背景的变迁,女性获得财产所有权,以及婚姻制度的变化等方面,探讨女性意识觉醒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

古罗马社会转型时期,对外扩张的战争不断,统治领土的扩大,带来的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各种文化融合,等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罗马社会的各方面,并直接影响女性意识觉醒。

战争的影响重大,男性在外征战,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一些女性甚至影响了战争的结果,例如 :公元1世纪,罗马统帅的日耳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披娜,“这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 :罗马军队中了敌人的伏击,日耳曼军队正向高卢挺进。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心慌起来,竟想把莱茵河上的桥拆毁,如果不是阿格里披娜制止的话,这些人就真敢干出丢脸的事情了。在那些日子里,这位心地高洁的妇人一直执行统帅交派的任务。她送衣服给无衣的士兵,亲自护理伤兵。写日耳曼战争史的历史学家普林尼记述说,她亲自站在桥头上,赞颂和感谢回师的军队。……阿格里披娜在军队士兵的眼中的地位看来已经盖过了任何将领或最高统帅,而且一个妇人竟然平定了皇帝签署的命令都不能平定的兵变” 1

二、女性对财产权的获得

在古罗马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对财产权的获得对于女性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在古罗马社会,女性财产的主要来源是嫁妆,嫁妆与女性的社会地位有着重要的联系。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没有财产权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女性本身也是作为男性的财产之一。在共和国早期,女性婚前是归属于自己父亲的,并且没有财产权。按照罗马习惯法,结婚时父亲要给女儿准备嫁妆,嫁妆是女方对男方的婚姻赐予,所以嫁妆的所有权转移给丈夫或是丈夫的家长,成为夫家的财产,而不是女性所有。而且嫁妆的数目很少,有些女性甚至没有嫁妆,给与出嫁女性以嫁妆只是习俗并不是法律。

罗马对外扩张征战不断扩大,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罗马的嫁妆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奥古斯都颁布了《朱利亚嫁妆法》,给予女儿嫁妆是家长的义务,使给予嫁妆有了法律依据。“或者为父者不愿根据塞维鲁皇帝和安东尼皇帝的谕令给嫁资,那么子女有权通过行省执政官强迫为父者同意他们缔结婚姻和给予女儿以嫁资。”2

其次,女性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支配权。尤其是无夫权婚姻的确立推行,妻子婚前婚后的财产所有人都是父亲,家长去世后,女性就有了财产的自主权。

法律允许家长授予家属特有产,特有产实际上已与家长的财产分开,布匿战争的使得大量的罗马人死亡,一大批遗产落入了女性的手中。法律上承认、立法保护了财产权的变革,夫妻财产一体主义向夫妻分别主义的转变。

三、婚姻制度的变化

古罗马传统的“有夫权婚姻”转变为“无夫权婚姻”,婚姻制度的变化带来了女性地位的提升。古罗马早期,实行的是“有夫权婚姻制度”,它体现着当时婚姻是以家庭利益为基础,完全由父家长所操纵,婚姻的当事人是无权干涉的。

在这种婚姻形式下,父家长对子女的离婚也具有权利,并且离婚只有男子离异女子,而女性没有片面离婚的权利。女性依附于男性生活,离婚离较低。例如 :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作品中 , 当一位出嫁了的女儿抱怨丈夫在外沾花惹草时 , 她的父亲竟然这样回答 :“既然你把他看得那么紧 , 我就得帮他一把 , 让他玩得痛快。你穿的是绫罗绸缎 , 戴的是金银珠宝 , 他供你吃喝 , 让你有人伺候 , 你就别瞎折腾了 !”3

无夫权婚姻在共和国末期逐渐开始实行,订立婚姻时,除了家长的同意,还要经男女当事者的同意。父家长在订立自子女婚姻中的地位大大削弱,母亲可以参与决定子女的婚姻,同时婚姻当事人对于自己的婚姻的自主权在扩大。

无夫权婚姻也称为“自由式”,女性婚后仍然隶属于原有父亲家族,女性拥有提出离婚的权利,如果受到丈夫的虐待,妻子可以申请颁发“接回子女令状”,回到自己的本家。夫妻双方各自拥有自己的财产,离婚再嫁现象非常普遍。

顺应女性自身呵护意识的觉醒 篇11

华克勤，女，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妇科微创诊疗中心主任。从事妇产科专业工作20余年，擅长于女性生殖内分泌及妇科微创医学研究，先后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复旦大学校长奖”等荣誉。

在我国不少城市里，关注妇科疾病的民营医院正勃然而兴。有的说，这是妇科疾病人群越来越庞大的必然结果；有的说，这是主流医疗资源在深化改革中的分化组合趋势；还有人说，这是利益驱动的产物。这些议论虽说有些道理，但都带有片面性。

任何一家医院，从本质上讲，都是政府主导下的一种公共卫生的服务体系。所谓“政府主导”，我主要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允许，二是社会需求。民营妇科医院近年来之所以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更大的推动力就是新兴的社会需求。我把这种社会需求概括为：在现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存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女性自身呵护意识的整体觉醒。诚然，各类妇科疾病是有逐年上升的势头，但从求诊者定量分析来看，现在上升最快的，主要还是当代女性自身呵护意识觉醒后的种种需求，如青春期心理引导、优生优育、科学避孕、妇科专项体检、更年期保健等。

如何顺应这种自我呵护意识的觉醒，妇产科医院有很多事情可做。

在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快速发展的推动下，现代医院资源必然出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更加依赖多医科合作和新技术手段的支持，二是更强调医学专业的各个分支的独立性。在政府主导下，这两种发展趋势又会产生两种结果。前者是做大做强主流医院的实力和品牌，打造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医疗平台。后者是加速医学专科分流，让一部分医学专科独立，去做深做细专业市场，特别是患者的初端市场。作为我们公立专科医院，有责任、有义务将医疗的内涵质量和专科特色做强、做大、做精，能更好地为病人提供一流的医疗需求，为下一级医院提供疑难、危重病人转诊的绿色通道。

经常有人问我，上海的民营妇科医院越开越多，越来越壮大，对“红房子妇产科医院”这样的百年老医院是否形成压力？我想，同处一个市场，公立妇科医院与民营妇科医院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存在着竞争。压力当然会有，但并不是坏事，良性竞争是一种相互促进。对医院来讲，病人的口碑比什么都重要；而这种口碑的建立，需要实实在在的疗效、温暖如春的服务。像我们这样的大型专科医院，在医疗技术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就医环境、服务态度等方面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生命意识的觉醒 篇12

2004年上映的美国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是以1953年作为背景, 讲述了独立自主的主人公凯瑟琳来到保守的卫斯理执教, 勇敢地向保守、传统的文化宣战, 传播自己独立、自主的思想, 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一部女性主义题材的电影。

经历了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后, 女性拥有了选举权、就业权和受教育的权利, 正如影片中卫斯理学院是一所女子学院, 学生在开学仪式上的宣誓:“通过辛勤努力, 唤醒我的心灵并将生命贡献给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女性解放带来了很好的契机, 大量男性应征入伍, 女性走进社会, 走上了原来男性占据的工作岗位。但是二战结束后, 男性回归到自己原有的岗位, 于是社会又劝说女性回归家庭, 承担贤妻良母的职责, 卫斯理学院正是这种传统思想的传播者。学院的女孩子们大多来自优越的家庭, 受过良好的教育, 但是学院并没有传播先进知识, 培养会独立思考、自强自立的人, 而是教育她们如何相夫教子, 日后嫁一个好人家。礼仪教师在课堂上道出了该校培养学生的目的:“一位好妻子应该让她的丈夫觉得每件事都是出自他的想法, 甚至当不是的时候。”“几年后你们唯一的职责便是照顾你们的丈夫和孩子。可能在这里你们只是为了取得A, 但是真正至关重要的分数是由他给你打的, 而不是我。”

当人们意识到女性争取到表面上的平等, 而实际上的不平等依旧存在时, 引发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对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起到了推动作用。她最著名的观点是: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 而是变成女人的。为女性主义反抗社会压迫提供了思想基础。主人公凯瑟琳正是这样一位有着自我意识的女性。

二、女性自我意识的传播者———凯瑟琳

凯瑟琳是从具有革新意识的伯克利大学毕业, 接受新思想、新主张, 反对传统的女性该相夫教子的思想。因此, 她来到卫斯理学院是对传统文化和男权社会宣战, 试图传播自己的思想和理念, 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

凯瑟琳在教学中对男性权威做出挑战,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形成自己对事物的独到见解。第一课时, 学生对全部画作进行了评述, 但是都是些权威人士的观点和意见。凯瑟琳通过课本上没有展示的《屠宰后的牲畜》, 让她们不考虑权威人士的观点表达自己对画作的理解。并且通过自己的画作让学生意识到权威观点对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影响。凯瑟琳在第二堂课对艺术进行诠释时说:“是否可称为艺术需由某些人来决定。这就是艺术。”这里的某些人就是指男性主义的强权制度。社会处于男性的掌控之下, 男性有权利支配女性。在教学过程中, 凯瑟琳逐渐弱化权威性的观点, 让学生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她经常带领学生参观一些和传统作品差距较大的抽象派艺术作品, 让学生敞开心灵, 自主地欣赏作品。当有学生抱怨她时, 她说:“你不必喜欢它, 你所要做的是思考它。”凯瑟琳正是用这种教育方法使学生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 逐渐形成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 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新鲜的事物。

凯瑟琳独立的个性也决定了她对婚姻的看法。当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参加珍珠港战争后感情发生了变化, 男朋友抛弃了她, 她没有愤愤不平, 而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读了研究生。战争改变了男人也改变了女人, 妻子们留守空房、照顾孩子, 男人们却在外面寻欢作乐。凯瑟琳觉得女人不应该是牺牲品, 应该像男人一样选择事业和生活方式。她认为婚姻和家庭是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当琼收到耶鲁大学的通知书时而选择放弃上大学时, 我们意识到凯瑟琳思想的局限性。她以强势的姿态反抗男权社会, 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正是二元对立造成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对女性造成了压迫。只有解构二元对立模式才能推翻男性对世界的统治, 打破父权制的统治, 建立多元的思维方式。

三、挣脱传统束缚的觉醒者———贝蒂

贝蒂是传统观念的典型代表, 她坚信社会和学校灌输的关于婚姻和家庭的一切是正确的。当学院护士为学生提供避孕药时, 贝蒂将这件事通报给院方, 护士因为此事而被开除。她还在校报社论公开发表文章, 一边鼓励女生重返家庭, 抚养孩子, 让他们继承传统, 一边批评凯瑟琳的女性思想是向神圣的婚姻宣战, 鼓励女生抛弃与生俱来的传统角色。当因为结婚而缺课时贝蒂讽刺凯瑟琳:“不要仅仅因为你的颠覆就漠视我们的传统。”

当丈夫有了外遇, 夜不归宿, 冒着夜雨想在母亲家过夜时, 母亲却劝说她回家, 等待丈夫的归来。当母亲要求她满足于现实的美好生活而忽视内心痛苦的时候, 她的性格甚至发生扭曲, 阻止康妮寻求真爱。经历了这些痛苦折磨后, 贝蒂意识到凯瑟琳是正确的, 表面上完美的婚姻恰恰是她的不幸。她不顾母亲的劝住, 提出离婚诉讼, 脱离那个保守的家庭, 来到格林威治画家村居住。

现实的生活打破了贝蒂的信仰, 让贝蒂摆脱了男性主义权威对女性的束缚, 寻找迷失的自我, 勇敢地面对生活。女性主义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贝蒂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四、女性主义的实践者———琼

和其他女学生相比, 琼更理性。当她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入学权而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选择结婚时, 她跟凯瑟琳争辩说:“不去读法律是我的决定……我必须做出选择, 我想要一个家, 我想要孩子, 这些东西是我不可能牺牲的。你觉得有一天我会一觉醒来后悔自己没有成为律师吗? 但是我会更后悔没有成家, 或者有了孩子却没有在那里照看他们长大。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并没有使我变得不再聪明……是你站在课堂上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可是你没有。对你而言, 家庭主妇是一个把自己灵魂出卖给自家大房子的人, 没有思想深度, 没有智慧, 没有情趣。是你教导我, 我可以干任何自己想干的事,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琼选择结婚并不是屈服于传统, 也没有被凯瑟琳的偏激的女性主义所束缚, 而是听从自我内心的声音, 是对女性主义自我意识觉醒的完美诠释。

五、结语

油画《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指在传统社会制度下女性的微笑, 她们表面微笑, 事实上并不快乐。它号召女性向腐朽的男性主义挑战, 女性的独立不是与男性社会的对立, 而是一种依据内心的意愿独立选择人生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2]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解放——女性主体意识发展进程解析[J].现代女性主体意识与社会性别, 2010 (12) .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 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4]崔娟娟.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女性意识的研究.电影文学, 2013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