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为什么（精选8篇）
减负为什么 篇1
切实为教师减轻思想压力、精神负担和工作负荷，让教师身心愉悦、精神百倍地投入到教育教学中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达成自己的目标追求，是校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从现实情况看，校长要走出惯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认同标准，改变管理心态，改变管理方式，改变管理行为，才能真正实现为教师减负的目的。
改变管理心态
有的校长认识不到教师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常常以偏概全，拿绝无仅有的典型个案概括全体教师，以为教师都是不思进取的平庸之辈，或者是自甘堕落的落后分子，总是站在教师的对立面上，居高临下地敌视教师，经常为一点点很不起眼的小事就小题大做，无限上纲上线，动不动就给人扣大帽子，高声训斥、责骂教师，甚至拿停课、减薪、下岗吓唬教师。这样做，既显得没有领导的涵养，没有开阔的心胸，也是缺乏管理艺术的表现，无形之中，极大地增加了教师的心理负担，让教师整天生活在高压之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纵观大大小小的校园，很多教师的心理压力，主要来自校长不正确的管理心态，就像在石缝中生长的树苗，地下的根系在挤压之下被严重扭曲着，地上的枝叶很难大方地舒展开来，无法尽情展现蓬勃的生机。
校长要善于在心理上认同教师、信任教师，内心深处容得下每一个教师，能站在教师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让自己的心与教师贴得更近一些;要善于观察教师的日常表现，透视教师的心灵，触摸教师内心的律动，感知这些律动背后的紧张和压力;要充分理解每一位教师的职业价值观，善于创造宽松的管理环境，为教师的专业成长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要求教师蹲下身来看学生，校长应首先俯下身来看教师。“士为知己者死”，只要干群关系融洽了，环境气氛和谐了，即使工作累一些，环境条件差一些，教师的心理状态也会比较宽松，工作起来神清气爽、心甘情愿，不至于产生过重的精神负担和沉重的思想压力，更不会被“心病”累倒。
改变管理理念
陈旧落后的管理理念，也能让教师平添许多压力。很多校长喜欢用数字进行量化管理，将教师的日常工作表现和工作实绩加以简单的量化计算，用数字排出个人的名次;也有一些校长单纯用学生的考试成绩，逐一对应地考核教师的工作实绩，学生成绩好了，教师的排名就能靠前;如果学生的成绩不理想，教师就会受拖累。教师在校内的排名次序，往往与评先树优、职称评聘、福利待遇挂钩，有时虽然仅仅是小数点后两位数的微小差别，可能就会影响到一年的职称聘任。这些管理方式，虽然看似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其实也显得残酷无情，很容易增加教师的精神负担。教师的本质工作是教书育人，教书可能比较简单，但育人就要复杂得多，工作时间可以用数字进行量化考核，但教师在转化差生、实施思想教育等方面耗费的心血，能用数字进行量化考核吗?学生的考试成绩，反映的仅仅是知识掌握的牢靠程度，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反映教师的工作热情、工作能力，还有学生的基础水平、班级氛围、团队合作等要素，都不可不考虑在内。为了将名次尽力向前排，教师不得不加班加点，亲人生病了，顾不得照看;自己生病了，顾不得料理，经常弄得身心疲惫、早生华发甚至英年早逝。也有教师为了那所谓的量化分，不惜投资造假，买论文，买证书，走关系评优质课，增加了经济负担，干了有违职业道德的事，心灵深处难免痛苦不堪。
在新课改形势面前，学生的评价都开始多样化，教师的工作怎能用一个冷冰冰的数字简单地加以概括呢?校长要改变管理理念，用更加人性化的方式管理团队，采用多元评价机制、多种奖励方式，让教师从单一排名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工作忘我投入、不知疲倦值得称道，假若由此造成身心损伤，导致过早衰老或疾病缠身，就不值得赞扬。“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校长要善于鼓励教师热情高涨地把工作搞好，同时也要引导教师适度把握好人生的尺度，控制好生活的节奏。人吃五谷杂粮，都有七情六欲，谁也不可能完美无缺，永不满足的物质追求，只能让自己徒增心理压力，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人对己都是不小的损失。
改变管理行为
在加强校园管理的大背景下，众多学校采取念时间“紧箍咒”的办法，在教师头上牢牢地戴上一个“箍子”，让教师时时绷紧着神经。常见的做法是定时签到、签退和不定时考勤。上班下班都要在签名簿上签署自己的大名，每天6次甚至8次签到、签退，这似乎无可厚非，可如果因为工作耽误了签名，照样会被记迟到、早退甚至旷工，就很难让人认可。更显悲哀的是，为了防止教师上班时间“串岗”到别的办公室，学校领导常常手持花名册，一脸威严，不定时地到各个教研组查岗，除了上课、开会以及学校安排的公务活动，其他一切不在办公室的行为，包括上厕所、查资料、交流探讨等等，都要受到质疑或指责，被扣罚量化分，甚至被无情地点名通报批评。如此苛刻要求，给教师增加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有些教师甚至毫不讳言地称是“进了文明监狱”。为了避免处罚，上课时间，教师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教研组里，到了放学时间，甭管有多少班级事务、教学业务要处理，必须先到“考核办”里签上大名。为了这个定时签名和不定时考勤，教师整日神经兮兮的，头上的弦时刻绷紧着，唯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会无情地滑落下来，砍掉自己好不容易取得的工作业绩。如此管理，教师产生倦怠甚至敌对情绪，仅仅是早晚的事。
学校虽然名义上是八小时工作制，其实教师的工作早就超出了八个小时，为设计出一份满意的教案，为了批改学生的作业，很多教师常常劳累到深夜，为了转化行为有偏差的学生，为了住宿学生的安全，一些班主任更是混淆了白天和黑夜的概念。在这样的情形下，校长如果还是施行简单粗暴的管理行为，不但是在无情地抹杀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是在精神上折磨教师。所以，校长应该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千万别拿签名和考勤当法宝，尽可能地采取弹性办公制度，工作内的时间，放手让教师自由支配。时间上宽松一点，教师工作上、学习上自主的空间大了，精神上的负担就会减轻，对发挥创造性更加有利。
减负为什么 篇2
健全减负机制 落实减负政策 发布日期：2013-03-31 10:37:58 信息来源：网站编辑部 字号：[ 大 中 小 ]
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确保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南湖区加大减负工作的力度，从2012学年开始，南湖区兼职督学进行校园公示制度，每所中小学配备一名兼职督学，将姓名、联系电话公示在校门口，接收社会、家长、学生的监督。并且开展减负专项督查，不仅县区间的推磨式抽查，还有区督导室的定期查访，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及时纠正。建立减负了减负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积极落实《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切实制止高中阶段学校违规征订教辅资料的通知》和《嘉兴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治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违规补课的意见》等有关规定，本学期又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建立 “减负”情况通报制度的通知》要求，教文体局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小学“减负”工作各项要求的通知》，要求学校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减负”工作校长负责制；进一步落实“六个严格”“六项制度”，建立“减负”工作内容公示制度；进一步完善督学责任区建设，健全“减负”工作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加强研训指导，健全校本研训制度，积极开展省级课题“学习力”教改项目，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同时，2013年开始积极推进“学在南湖”优质教育改革项目申报制度，充分发挥优质教育改革项目的辐射作用，为区级观摩、研究提供交流展示的平台，推动区内教育均衡发展。
同时区教文体局通过三条主要途径来监督和管理学校课程的开设。一是下校检查，通过开学工作检查，重点对照课时标准检查学校任课任职情况并到班核实课表及实际上课情况开设情况。二是下校减负督导，督导室每学期下校进行通过师生座谈等方式检查学校减负各项要求和课程落实情况。三是进行学科视导，由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组织教研员到校进行教学视导，重点视导音乐、美术、信息技术、体育、综合实践等课程，检查教案、学生测试、座谈、问卷等形式进行督察，要求做到课案合一；同时对中学劳技进行专项抽查和考核，并公布考核结果。（南湖区教育文化体育局）
“减负”：教育到底能做什么 篇3
[编者按]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俨然就是一种历史顽疾。早在2004年7月,教育部专门为此发出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之后,每年的教育部工作要点中都可以找到“减负”的字眼。即便如此,学生的实际课业负担依然沉重。“减负”为何如此艰难?值得深思的是,现有过重课业负担中,有没有教育的责任?在这一历史顽疾的治理中,大家是否已被惯性思维裹足不前?教育能否有新的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的做法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思考。
一
“减负”,无非两个办法,一个,掐时间,比如放学清场、按时下课、控制作业量、禁止补课等;一个,宽心理,譬如,广泛开展各种兴趣小组活动以及心理辅导,严禁考试排名,严禁举办快慢班,等等。
但是,上城区有自己独特的思路。这条思路,还曾掀起轩然大波。
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10月,一篇赫然写着“减轻学生第三种负担”的报道,在《浙江教育信息报》显著位置刊出。文章的“主角”是上城区建兰中学。
“第三种负担”?真是闻所未闻啊,各种议论冒了出来。有人毫不客气地质疑:“两种负担(指物理负担和心理负担)我们老百姓还没弄清楚,你们怎么又来了个第三种负担?”还有人干脆认为,纯属新闻炒作。
上城区教育局局长蒋莉对此付之一笑。“第三种负担,就是学生在学习新知的第一时间产生的负担。进一步说,是由不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产生的。”蒋莉是学心理学出身的,又在学校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她坚定地认为,这才是“过”重负担的来源。
但凡当过老师的,对此其实并不难理解。譬如,作文应该是小学语文学习中最复杂、最头疼的一个内容了。如果老师能够在课堂上设计好的活动,给孩子进行思路点拨,让他们获得表达的冲动,那么,孩子们就能在两节课上非常兴奋地写下来。最怕的是,直到离开学校,他都想不起来要写什么,回家才痛苦呢,或许几个小时都完不成。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仔细想想,“重负”的一大部分就来自“炒回锅饭”。课堂教学效益低下,课后只好以“量”来弥补。蒋莉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知识点可以出现在17张试卷上。学生课业负担能轻得了吗?
面对争议,蒋莉心里并不慌。原来,他们此前专门召开了“第三种负担”论证会。省里、市里的权威教育教学专家,畅所欲言,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但是,至少有两个人的观点让它站住了脚:
浙江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教授刘力说:“在心理学中,存在对第一的事物的‘印刻现象。人类对任何堪称第一的事物都具有天生的兴趣并有着极强的记忆能力。如果学生能在学习新知的第一时间轻松掌握了需要掌握的知识,那就很容易一步到位,印象深刻,否则就会带给学生本不该有的课外负担。”
王健敏,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研究所所长。她经过仔细研究和思考,兴奋地认为:“减负减负,看起来是减学生的课业负担,但课业负担这个东西很难去改变。所以我们只能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在这个学习结构中,学习方式是最关键的要素。对学习方式的突破,其实是在间接调控学生的学习情绪和学生的学习认知量。”她形象地把学习方式比喻成“消化能力”。学习机制存在问题,学生就会“消化不良”,长此以往,就会“积食”,丧失胃口,自然也就不堪重负了。
“其实,要不要叫‘第三种负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思路:教师一定要在教学的第一时间解决学生负担。”蒋莉实话实说。
在学术视野之外,她还看到了两种“额外”的价值:
“它非常清晰地建立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老师的一种责任。以往总说,社会大趋势不改我有什么办法,高考指挥棒不改我能怎么样,家长的观念不改我老师也没辙,推得一干二净。这个口号则明确了,你作为教育工作者,你的责任在于把每节课都上好。第二个概念是,减轻过重课业负担,重在教学设计、教学研究。”
蒋莉的理论,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空想,她手里就有一个“活标本”——建兰中学。
这所1995年才创建的学校,如今算得上上城乃至杭州最好的初中。好在什么地方呢?不光是升学率100%,优质高中录取率80%。与其他“好”学校比,作业量最少,下午5点准时放学,节假日不补课,学生幸福度达到80%。说是“轻负高质”,一点也不过分。2008年,建兰中学成了杭州市“最难进”的学校(指摇号录取比例最低)。
要说秘诀,没别的,就是这十多年来,该校死盯着做了一件事——关注课堂教学的时效性。
“抓住了课堂,就抓住了教育的生产力,也就有了‘减负的真底气。”说这话的时候,蒋莉的声调突然提高了许多,仿佛已经握住了教育的胜券。
二
课堂教学是复杂的。一个教师一个样,一个学科一个样。学生在学习知识的第一时间,会产生什么负担呢?是怎么产生的?教学方式到底应该怎么改革?
新课程提出了“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减负”是不是照这个模式做一做就行了,还不尽然。在上城区看来,由“减负”引发的“课堂革命”比这个范围大得多。他们从2003年就开始有意识地加大了对课堂教学效率的研究。这次,一个“第三种负担”,像是做豆腐的盐卤,把五六年来沉淀下来的课堂“减负”经验整个给“析”了出来。归结到一点,就是教与学关系的沟通,教必须与学合拍。用建兰中学校长袁明元的话来说,这里面讲究的是教育学和心理学这样的科学。用王健敏的话说,就是让课堂教学变得精致。从哪些地方去合这个拍?建兰中学创始人、老校长龚金根深有感触:无非是思维和情感。
还是“坐”到课堂里来看看,他们都“析”出了哪些具体的减负高招吧。
1.精神状态是学习之“门”
就要期中考试了,进教室前,孔晓玲老师已经想好了,今天开始语文的第一节复习课。按照程序,先是课代表报告交上次作业的情况。又有几个学生没完成。孔老师心里一阵不快,得“教育教育”学生了。于是请每一个没有交作业的同学说明原因,大家再讨论讨论解决办法。过了两分钟,门口跑来几个满头大汗的学生,一看就知道是因为贪玩迟到了。孔老师气不打一处来,真想发火,但最终还是压了下来,批评了两句,开始上课。5分钟过去了。
老师憋着一股劲,学生心里都很清楚。大家低着头,谁也不敢吱声,时不时窥视一下,老师的脸有没有阴转晴,或者互相使个眼色,偷偷找乐子。在弥漫着硝烟的教室里,学生的注意力不是飞走了,就是收缩了,哪里还品得到语文课的味道啊。郁郁寡欢中,一节课终于结束了。这样的场景,对教师和当过学生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哪个老师不需要整顿整顿学纪呢?
不过,孔老师接着在另一个程度差不多的班上了同一节课。她取消了课始的这个“检查”环节,自然也就没有了“惩罚”的基调。在活跃的气氛中,学习目标被凸显。课后,她比较了两次课的课后作业情况,优秀人数:第一节课,29人;第二节课,43人。
习以为常的教学习惯,居然对课堂效果有这么大的影响。孔老师自己也吓了一大跳,从此开始关注细节,尤其是与学生情绪有关的细节。情绪与认知就存在这样奇妙的关系。《学习的革命》一书说得好:“学习之‘门必须打开,否则真正的学习无法发生。而那‘门是一种情绪性的东西——学习的‘门卫。”
建兰中学把它写进了“减负”策略,但是没有用“情绪”二字,而是用了一个更大的概念:精神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学习的“门卫”还包括一些别的内容,比如安全感。课堂还能有什么不安全?当然有。每个班都会有那么一些学生,他们既不优秀,也从不出格,实在引不起老师的注意,心理却十分敏感。
安全感是人的第一需要。很难想象,一个时刻处于恐惧状态的人,怎么谈得上思考如何列方程、如何证明三角形相似?这就好比一个饥饿难耐的人,你不给他面包,非要给他漂亮衣服一样。后果不用说,功课肯定是越落越多,学习是越学越累,最后陷入恶性循环。
2.教师对课要有结构化思维
课堂学习中,最大的负担来自“认知”负担。这一负担不仅是显性的,而且对学生的身心都具有超强的辐射力,几乎主导了学生的学校幸福感。
而在认知发展中,标志性的指标是思维品质。数学、物理、化学、科学等“理科”科目自不必说,即便语文、历史这样的社会性科目,最终决定水平高下的,也还是思维。所以,关注学生的思维品质,成为上城区课堂“减负”的一个关键点。
怎么提高思维发展的有效性?这里面大有学问。上城区一个吸引眼球的提法,就是老师上课要有“结构化思维”。这个结构不单是学科的内在结构,也是教学的结构,换句话说,要把学科结构与学生的思维结构整合起来,成为一堂有结构的课。
还是来看个例子吧。比如教学“物体的沉浮”(小学科学课)时,必然涉及实验,做实验,就得有材料。别小看了这个材料,它的结构,会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
从科学课程的角度,大的泡沫塑料和小的回形针、重的铁块和轻的木块,都是一组有结构的材料。一般教师喜欢用它们“直奔”主题,学生一眼就能看出,影响沉浮的因素是大小和轻重。
可是,崇文实验学校的李家绪老师另有想法。那样做,看起来是“效率”高,但学生的思维并没有得到历练,反而被这种单一的材料给限制住了。真要换上个稍微复杂的情境,很可能就傻眼了。
他对材料进行了改造,把它们换成:大小、轻重不一的泡沫塑料、胡萝卜、螺帽、橡皮、回形针、蜡烛、纽扣、牙签。这组材料当然具有“科学”课学科上的特征,不同的是,融人了学生真实的认知状态。这时候,学生看到的就不只是轻重、大小了,还有材质、是否空心,由此引发开去,学生想到的因素就更多了。他们不得不做更多的思考、比较和判断,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一下子打开了。再抵达“轻重和大小”这个结论时,已是自身“阅历”的结果了,思维水平大不一样。
在建兰中学,结构化思维体现得淋漓尽致。随便举个例子,教学“机械运动”里的“参照物与相对运动”时,陈红老师就设计了一个情境——播放录像片段:两列火车的窗口面对面,学生能直观地看到对面的火车向后(向右)运动。然后请学生讨论:假如我们坐在火车上,对面那辆火车是否开动了?只这一个讨论,就把“判断物体的运动情况时需要选定参照物;物体的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描述物体运动还是静止,与所选择的参照物有关;参照物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等若干重要的物理规律,都有机地整合进去了。学生的思维是开放的,又是聚焦的。这样去教学,效率能不高吗?认知负担在这个坐标系里,只能取最小值。
3.课后的力气课前去花
第三种负担”在清泰实验学校(以下简称“清泰”),完全是另一种诠释。
“学生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科学教研组组长姚国鹰感叹道,“上课,孩子们也不闹腾。可是,听着听着就犯傻。问他们有没有问题,都说没有。随便考他们一个,哪怕是刚刚讲过的,都不知道。”这种状态,哪里还能谈得上效率?
清泰的孩子,50%来自外来务工人员家庭,50%来自本地社会最底层家庭。别的学校的学生回到家,是家长陪着做作业。清泰的学生,回到家得帮家里干活。姚国鹰清楚地记得:“一次,我批评一个学生,为什么不做作业,他就眼泪哗哗地流,一边哭一边说,昨天妈妈让我照顾小弟弟,我两点才睡觉。”
这样的基础,这样的家庭,学生的学业似乎已经无可救药了。学习负担无穷大的时候,和负担为零没什么区别。教育还能做什么呢
姚国鹰率先在科学学科扛起了改革的大旗。她仔细分析了一番,问题出在学生上课听不懂,自然也就没有兴趣。课上都没兴趣,还能指望课后自己去学?家里又缺少学习的氛围,一回家,心早野了。再说了,这些孩子学习习惯很差,也没有自学的能力。
作为教师,只能在课堂教学上做文章。怎么让学生听懂呢?
受东庐中学的启发,姚国鹰想了个办法:每次上课头一天发给学生一份导学稿,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学过的有关知识、课堂作业、课后作业等按照上课流程,以填空、选择、问答题等形式全部编进去,让学生提前做完,一般只要15分钟。上课前,把它们都收上来,迅速浏览一遍,这样一来,到底哪些知识学生是可以自己看懂的,哪些问题是有困难的,哪些能力上有缺陷,一清二楚。上课的时候,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学习的难点上,从容地给他们搭梯子。说白了,就是把课堂教学的时间用在刀刃上。
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怎么能让学生完成你的导学稿呢?他们回家是做不了作业的。
清泰放学早,姚国鹰想,这教室的环境,比他们家里的环境强多了,不如建议他们在学校写完作业再回去。不少学生都非常愿意留下来,回家可能一个小时都做不完的作业,这里十几分钟就收工了。哪天要回家早了,学生们还会问老师,今天怎么没作业啊?
因为有了“有目的的预习”的基础,大部分学生都有兴趣听课了。有的时候,姚国鹰干脆让学生自己站到讲台上来讲,或者让他们自己设计实验,大家的兴致就更浓了。以前的课后作业,因为提前做了,也往往一并在课上集体订正,下了课,学生不再有作业。课后的力气课前花,效果大不一样。
三
课堂“减负”其实很难。过重的课业负担有一个强大的保护伞:应试。“为了考好”成了老师和学生加班加点的理由。更何况,课堂教学专业性强,一般人是不好议论的。
蒋莉自己在学校呆过,知道教育圈里有一种可怕的惯性思维:课上没有教好、学好,可以课后补。潜在的观念就是:质的损失,可以用量来弥补。扭转这种惯性,得靠刚性制度。
蒋莉为此定了个“减负”方针:“减”字当头,“立”在其中。“减”什么?减时间,减作业量。教育局明令禁止节假日补课和拖堂,严格控制作业量;从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出发,禁止考试排名、举办快慢班等,“逼”着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益。
“升学竞争激烈的杭城,大家都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把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上,你上城敢这么减,非得减出问题来不可。”有人这么告诫蒋莉。
“所以,要‘立,立在课堂上,立在教与学的活动中,立在学生学习的第一时间里,立在教师的教学底气上。”蒋莉把脑子动在了教育局的“智囊”机构上。
2007年,教育局对上城区教师进修学校进行了机构改革,把校名改为“上城区教育学院”,将原来的教研室拆成了学科研究部和教学评价部两个部门。这就从机制上铲除了原先教研室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弊端,强化了每个部门的职能。
学科研究部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区域“减负”提供专业制度的支持。
上城区有30所中小学。实事求是地说,在“减负增效”方面,各校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学校,学生负担比较重,学业成绩还不好;有的学校,虽然成绩比较好,可是付出了很大的时间代价。“新课程实施了好几年,过去的一些理念和教学行为被推翻,可是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教学效率大受影响。”分管教学的副局长周常生,一有空就往学校跑,他认定了重建教学规范对日常教学效率的重要性。
教学规范,是个专业性比较强的制度,又是针对教学这门行为艺术的框框,不能靠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也不能靠查资料查出来,而只能在实际教学中研究、提炼出来。
2008年3月,学科研究部特意组织了有关新课程绩效与问题的大规模调研。108员“干将”,花了两个月,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了解教师基本教学素养;另一件,深入课堂随堂听课,并与教师座谈,了解备课、听课学习、辅导、作业等情况。单是课就听了2 681节。事后总结时,获得案例128个,各种学科报告27万字。整个上城区的课堂教学被翻了个底朝天。
调研的结果,问题发现了不少,经验也跟着冒了出来。
像天长小学、崇文实验学校,老师的备课计划里,第一部分写的不是这学期教什么,而是研究什么,然后再确定这学期教什么。研究意识先行,明显高人一筹。学科研究部写规范的时候,把这一点也吸纳进去了。在饮马井巷小学,教师们在备课时,对学生的分析不是笼统地估计,而是具体到人的,大大提高了教学的针对性,这一条也被写进了规范。(摘自《人民教育》2009年第5期)
减负为什么 篇4
“成绩出来了, 你家孩子考了多少分?”“我家孩子这次考得不好, 只有98分, 你的呢?”“马上放暑假了, 让孩子学什么好呢?我想给他报奥数班。”“我们报英语班, 我们孩子英语口语方面比较弱, 不太敢说, 让他去锻炼一下。”每次考试结束, 放假前家长们总会就这样的话题展开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家长的想法与当前的减负背景显然相背。如今, 教育管理机构三令五申要减负, 禁止课外补课, 或控制在校集中学习时间等。在减负热的背景下, 如何看待减负与勤奋学习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需要学校教育与家长的共同支持。
在笔者看来, 其实减负与勤奋学习并不矛盾。真正的勤奋学习是来自学生内在的一种对知识的渴求, 是学习者自觉的一种行为, 不是任何外部压力逼出来的“伪勤奋”, 恰恰只有在“减负”所营造出的宽松氛围、健康心态和相对自主的环境下, 学习者才有可能自主地探索自己所追求的知识。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讲, “减负”为学生自主的“勤奋学习”创造了可能, 能促进教育形式与内涵的转型。
首先, 减负与勤奋学习都是现代教育所需要的。减负理念也要得到家长的理解与支持, 才能执行得更有效。可怜天下父母心, 没有哪一个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每一次考试过后, 家长比孩子还急于知道考试成绩, 再和其他孩子相互比较。为了赶超其他孩子, 有些家长煞费苦心, 给孩子买来各种教辅材料、配套练习。孩子回到家除了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要额外做家长要求的作业。因为家长们普遍认为考试成绩是“硬道理”, 不多练习, 孩子就考不出好成绩。学校迫于自身的排名、教师也迫于各种考核评比的压力, 社会各种教育培训机构的诱惑等这一切希望、压力和诱惑都迫使孩子接受来自各方面给自己绘制的美好蓝图。
在如此多方面的期许下, 祖国的花朵们、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们背负了更重的负担。不仅各门学科成绩要优秀, 甚至还要额外学习各种专业特长。稚嫩的花朵几乎个个都被压得挺不起腰杆, 正是青春活泼好动的年龄却失去了几分活力, 平添了无数惆怅。学生们累得都不会玩了。更有甚者, 产生了厌学情绪, 怕上学, 怕做作业, 怕上各种培训班。因此今天很有必要给学生减负。让孩子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朝着自己的追求而奋进。因此, 学校教育与家长需要共同理解与切实执行好“减负”。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与深入, 减负工作已成为重中之重。然而在素质教育大力推行的今天, 又有一种声音在回荡:学生负担都减轻了, 是否还有必要提倡勤奋学习?
二减负与勤奋学习能否“两者兼得”
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对个人自身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家长由此产生了一种恐慌, 要求孩子在各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但是在今天这样的社会环境里, 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必须清楚的是, 减轻负担并不意味着对勤奋学习的否定, 相反是对勤奋学习内涵的进一步推进。因为个体的学习终究应符合人的生理机能的基本规律。那么减负下的学习效能提高就成为了一种新的要求。它要求学习者在符合生理机能的前提下, 提高自身的学习主动性和效率。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 减负与勤奋学习并不矛盾。减负背景下, 对教授者和学习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 即教与学的互动过程中如何精准、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笔者认为减负和勤奋学习要做到质和量的统一。减负不仅仅是简单的学习任务的减少, 勤奋学习也不仅是单纯的学习时间的累加。而应是学习任务的量化精致与学习精神的效能提高相结合。为此,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探索。
1. 从教授者的角度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国人也逐渐意识到了这种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的弊端。孩子为了取得高分, 通过考试背负着越来越重的负担。作为教授者不应过分强化量的重复训练来达到高分。而应更多的是对授课内容进行多方面整合, 精致化安排, 强调学习思维引导, 刺激自我学习效能。让孩子在学习中体验, 在体验中学习, 发展学习中的思考能力, 以促进提高学习效能。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 只有在学习者仔细思考时才会导致有意义的学习。学习的结果, 不只是知道对某种特定刺激作出某种特定反应, 而是头脑中认知图式的重建。决定学习的要素, 既不是外部因素 (如来自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刺激) , 也不是内部因素 (如个体生理成熟) , 而是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皮亚杰认为重要的不是行为发生的频率, 而是儿童思维运演的发展过程, 尤其是儿童是怎样学会纠正他们思维中的某些错误的。
以案例或情景为载体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性地学习, 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情、意、行融为一体。情境教学为了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 就要运用生活显示情境、实物演示情境、音乐渲染情境、直观再现情境、角色扮演情境、语言描绘情境等方法, 把学生引入一定的情境和一组情境之中, 使他们产生一定的内心感受和情绪体验, 从而克服一定的困难和障碍, 形成一定的志向, 积极地进行练习, 这样, 就能把知、情、意、行融为一个整体。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的客观规律, 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用多种方式, 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核心, 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促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德国教育家J.F.赫尔巴特倡导启发儿童已有的经验和知识作为学习的出发点, 称为启发教学法。他认为人们总是用意识中已经存在的旧“观念”去融化、吸收新“观念”, 这种心理现象称为统觉过程, 而这种过程的各个阶段, 都有它们相应的兴趣。他依据他的“观念”及其统觉心理学和“多方面兴趣”的学说, 提出了教学的“形式阶段”理论。现代教学论中的启发式教学思想, 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指导下, 批判地继承了过去的教学理论遗产, 在现代心理学和教育学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起来的。其特点是: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教师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实现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积极性相结合;强调学生智力的充分发展, 实现系统知识的学习与智力的充分发展相结合;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 实现内在动力与学习的责任感相结合;强调理论与实践相联系, 实现书本知识与直接经验相结合。
2. 从学习者的角度
在家长与学校的督促下, 培养自主学习和探索的能力。自主学习是与传统的接受学习相对应的一种现代化学习方式。顾名思义, 自主学习是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 通过学生独立的分析、探索、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在论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时指出:“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的现状, 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传统教学强调的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 现在我们提倡自主学习, 是否就是否定接受式的学习方式, 一概采用自主学习的方式?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的精神, 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只是要改变过去“过于强调接受学习”的倾向, 而不是完全否定接受式的学习方式, 但要倡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的方式。
研究者程晓堂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有助于培养自主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 (1) 学习者充分了解自身的客观条件并进行综合评估。如通过成绩测试了解目前的水平;通过学能测试了解自己成功的概率和程度;通过心理和智力测试了解自己的智力水平、学习风格、个性特征、情感特征等。 (2) 学习者要明确自身的需要, 尤其是学习的最终目的, 这是学习者制订具体学习目标的依据。研究表明, 有目的的学习比没有目的的学习效果好得多。 (3) 学习者要善于拓宽信息渠道、掌握获取信息的技能, 以便在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材料等方面具备更高的自由度。 (4) 学习者要与教师或其他学习者共同探讨学习方法、交流学习体会、分享学习材料, 并在必要的情况下相互帮助。 (5) 学习者要善于与他人交流情感, 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寻求适当的帮助。程晓堂的看法对于当下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仍有借鉴意义。
因此, 自主学习不是否定已有悠久历史的学校教育, 而应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 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笔者就如何协调自主学习与课堂教学的关系提出了以下建议: (1) 增加教学大纲的灵活性, 以便教师在教学中有更大的自主权, 从而缩短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的距离。 (2) 革新教学方法, 主要是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的转变。 (3) 适当减少课堂教学时间, 增加自主学习时间。 (4) 革新评估标准、评估方法和评估手段, 力求体现自主学习的实际结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 减负并不是否定勤奋学习, 而是一种对勤奋学习的新理解, 即要求教与学有更高的效率, 整合学习资源, 促进学习者的自主性, 提高教与学的互动性, 全面提高学习效率。减负和勤奋学习要做到质和量的统一。减负不仅仅是简单的学习任务的减少, 勤奋学习也不仅是单纯的学习时间的累加, 而应该是学习任务的量化精致与学习精神的效能提高相结合。减负和勤奋学习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推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
摘要：减负与勤奋学习并不矛盾, 减负是一种对勤奋学习的新理解, 即要求教与学有更高的效率, 整合学习资源, 促进学习者的自主性, 提高教与学的互动性, 全面提高学习效率。
关键词：减负,勤奋学习,冷思考
参考文献
[1]王希华.现代学习理论评析[M].北京:开明出版社, 2003
[2]谭琳.赫尔巴特四步教学法与杜威五步教学法之比较[J].教学实践与研究, 2008 (11)
[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减负为什么 篇5
我区减负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按照全区纠风工作会议的部署，以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为目标，以开展源头治理为重点，以企业和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为主要内容，坚持标本兼治，狠抓落实，为我区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和全区经济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效果比较明显。
一、主要工作情况(一)领导重视，责任落实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企业治乱减负工作，将其纳入了政府目标考核。区政府领导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企业治乱减负工作的重要性，要求治乱减负要与我区实际相结合，与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相结合，与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把做好企业治乱减负工作提高到讲政治、反腐败、实践科学发展观，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改善投资软环境，保持社会稳定的高度来实施，全面落实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
年初，区纠风办、减负办对全区减负工作进行了分解，落实好惠企政策措施、进一步清理、取消和减免涉企收费、规范涉企检查和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禁止摊派和规范捐赠行为、强化联席会议制度等工作、牵头部门落实纠风责任“回头看”作为2013年企业治乱减负工作重点。区减负办印发了《XX区纠风办XX区企业减负办转发省政府纠风办省企业减负办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行为的通知》(莆城企减办2013]1号)文件、《关于印发2013年XX市XX区企业减负和企业权益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莆城企减办2013]2号)文件、《XX区纠风办XX区企业减负办关于《关于促进当前工业稳定增长补充措施的通知》政策落实情况反馈的通知》（莆城企减负办2013]3号）和《印发《关于2013年XX市XX区减轻企业负担纠风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莆城企减办〔2013〕4号）等文件。分解任务，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对相关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落实责任制，各部门都成立了相应机构，做到了责任、人员、措施、资金“四到位”。把企业治乱减负工作与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切实转换政府职能、转变干部作风，明确提出了对投资者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为投资者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心一意为企业办实事。通过开展部门行风评议，签订责任制，做到年初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年终同考核、同奖惩。
（二）专项整治，规范收费行为
我区减负工作按照区纠风办统一部署，认真组织开展了整治和优化生产经营环境工作，对涉企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对重点企业进行走访，追根溯源，查摆问题，认真分析梳理，努力从制度建设上寻求突破，重点建立了企业缴费登记制度、检查备案制度，力争从源头上治理“三乱”和“吃、拿、卡、要”等顽症。事业性收费目录向社会进行了公布，强化社会监督，我区乱收费现象基本得到控制，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区减负办开展了对涉企收费的重点单位、重点部门进行专项检查工作。对规范中介机构收费、生产及销售的收费、部分行业协会的“乱排序、乱培训、乱收费”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三)强化监督，抓源头防腐败
在全面贯彻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的同时，区领导亲自督办，有关部门正在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为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业和生产经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是组织企业治乱减负监督检查工作。二是继续做好企业减负举报查处工作。利用城厢纠风之窗专栏设置专门的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完善和加强减负办、主管部门、企业三级监督网络。三是加大行政事业收费单位的监督工作。通过预算执行和经济责任审计，重点组织了对收取环保排污费、质量检测等费用等是否存在提高标准的监督检查，加大企业负担等行为的审计。通过检查，没有发现增加企业负担现象的发生。
（四）五一举措，服务企业
为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为把服务企业办实事工作开展得扎实有效，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今年初，区减负办结合日常工作，采取六一举措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帮助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一封信，通过发出一封《致企业的公开信》帮助企业更好的解读相关政策法规；一部电话，利用城厢纠风之窗专栏设置专门的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完善和加强减负办、主管部门、企业三级监督网络；一个联络员，通过聘请有影响力的企业业主作为减轻企业负担联络员，筑起政府、企业、媒体、群众全方位参与的监督网络体系；一条绿色通道，开通一条绿色通道，帮助企业及时、有效的反馈信息，架起政府、企业的绿色桥梁。一项制度，在全面贯彻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的同时，区领导亲自督办，有关部门明确分工,重点建立了企业缴费登记制度、检查备案制度，力争从源头上治理“三乱”和“吃、拿、卡、要”等顽症。
二、存在主要问题
尽管我区今年以来在企业治乱减负工作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是，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治乱减负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仍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变相收费，加重企业负担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有的部门强制企业加入协会；有的部门强制服务或只收费不服务；有些单位和部门开办各种研讨会、培训会多而杂，企业不敢得罪，牵涉企业不少精力；还有个别职能部门抽检、检查、检测活动频繁，增加了企业负担。
（二）制度还不够健全落实。有的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如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制度在执行中还落实的不够，有的部门所进行的经济检查没有相关部门办申报备案，“两证一卡一票”制度仍不够完善。
三、今后工作思路
（一）继续对全区涉及企业行政性收费项目进行清理。规范收费行为，按照不同企业，不同行业，明确收费单位、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做好清理、整顿、公示工作。进一步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抓好取消涉及行政审批的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落实和督查。
（二）围绕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大治乱减负“三查”力度。坚持和完善“两证一卡一票”制度。实行收费审查，登记制度，凡需到企业收费的单位和收费员，必须持有效证件，按照企业的行政管辖，经审核后方可去企业收费。
（三）认真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加强监督，抓典型、抓查处。今年将根据实际情况和企业反映热点问题,开展两次以上企业减负调研及专项检查，对重点单位、重点行业，进行重点检查，查找典型案件。
（四）抓好中介机构、社会团体和垄断行业综合整治。严禁政府部门将依法应该履行的行政职能转移给中介机构或社团组织，变相向企业收取服务性费用。
（五）建章立制，规范政府部门收费行为和检查行为。加大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加大软环境整治力度，把企业治乱减负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完善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规定，做好有关部门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中的协调工作。区减负办也将牵头成立督查评议组对各镇（街）、各部门开展纠风专项治理工作进行抽查考评。根据《2012年XX区减轻企业负担和企业权益保护专项治理工作评分标准》的文件精神，对各镇（街）、各部门开展纠风专项工作情况进行排名和等次区分，结果上报区纠风办。以下是成员部门减负工作开展情况： 物价局：
我局严格按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加强了对区内行政事业单位收费行为的监管。做好了行政事业单位《收费许可证》的核发、审验工作，共对46家行政事业性单位的《收费许可证》进行了审验和更换，年审面达100%。同时帮助企业规范价格行为，特别是在5月份我们开展了“价格法规宣传月”活动，在区内大型商场及繁华地带与企业、群众进行面对面的宣传活动，重点宣传了《价格法》等，大大提高了群众的主动维权意识。并充分发挥我局建立的12358价格举报、投诉电话受理平台作用，及时对举报、投诉案件进行现场调查和处理；上半年共接受企业价格咨询20余件，认真对企业提出的价格、收费问题进行了解答，提高了企业维权能力。劳动局: 1.做好用工服务，帮助企业引工稳工。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缓解企业用工短缺做好用工服务八条措施的通知》（闽政办〔2012〕109号）、省人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用工服务工作的意见》（闽人社文〔2011〕14号），以及XX区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意见》（莆城政〔2012〕332号）等有关惠企政策，多举措做好企业用工服务。做好企业用工的摸底调查。开展“服务企业大走访”活动，主动上门，走访辖区内的重点企业30多家，围绕政策宣传、节后企业用工返岗率、缺工情况、用工待遇、培训需求、劳动合同签订、流动人口就业情况等开展全面摸底，建立企业用工需求数据库。
2.加强职业培训，促进企业技能提升。将职业技能培训融入到服务企业工作中，不断加强职业培训的针对性，把职业技能培训的重点转向企业新招收劳动力的岗前培训和紧缺工种培训，有效提升企业员工就业的稳定性，使免费培训的政策惠及面扎实落实到每个受训企业和员工，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切实解决我区企业用工短缺问题。3.加强挂钩联系，切实解决企业难题。建立定点挂钩联系企业的工作制度，加强与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的协调沟通，由三方办成员单位分别挂钩帮扶区内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解决企业用工、权益维护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在2012年三方办成员单位分别挂钩帮扶10家企业的基础上，2013年又各自确定了5家企业做为挂钩帮扶对象，通过蹲点调研、召开专题座谈会等形式，认真听取企业的诉求，及时掌握企业的需求和动态，促进了我区企业更好的发展。国税局：
1、大力服务农、林、牧、渔业行业，对该项目的所得共计减免税11328.67万元。
2、扶持小型微利企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205户减免所得税118.27万元。
3、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行业落实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1户减免企业所得税167.36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3户免税收入365.12万元；对民政福利企业即征即退税增值税157万无。
4、巩固和完善“一站式”服务方式，坚持办税服务厅集中受理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的各种涉税事项。对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所需资料，实行“一次性”告知；对资料齐全的涉税事项，予以“一次性”办结。对能够即时办结的涉税事项，予以即时办结；对不能够即时办结的涉税事项，实行全程服务并限时办结。地税局：
大力推行科技办税。我局为方便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继续推行单位纳税人网上报税及个体工商户银税划缴。全区企业户数近5316户，上半年网上报税户达60%，从而近3200户纳税中人可免除纳税期办理纳税申报时来回奔波之苦。全区3348户个体工商业户实现税款批扣划缴，极大地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通过开发网上报送报表模块，使纳税人可通过直接网络报送财务报表，减轻12800人次人纸质报送成本，大大方便纳税人。上半年共为5户福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受理小型微利企业减免备案15户，减征税款8.5万，减征税款有效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根据省政府文件规定，免征12户医疗机构约营业税70万元，同时对自用房产免税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缓征房产税576万元、土地使用税475万元，减征江海堤防费约20万元。审批2户下岗人员再就业税收减免，上半年减免下岗人员税收近4万元；上半年窗口减免税务登记工本费1.6万元减免发票工本费近3万； 财政局：
根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公布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综2008]78号），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闽政文2009]25号）通知精神，我区都及时通知相关单位，对照文件取消相应的项目,并跟踪贯彻落实情况。同时，为把企业减负工作落到实处，防止走过场，我局定期不定期的对各种优惠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通过这些工作，有效地推动了我局治乱减负工作的顺利进行，改变了行业作风，规范了行政行为，提高了办事效率。工会：
积极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维护职工身心健康。我区域内制鞋业占了一定比例，我区注重在防治职业病方面下功夫。积极推进职业病防治专项集合工作，载止目前已签订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合同69份，覆盖职工25393人。发放职业病防治宣传材料6500多份。同时我区把后勤保障工作纳入和谐企业创建内容，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以力奴企业、复茂食品有限公司、祥冠企业、华丰等多家企业作为后勤保障工作的试点，促进了企业的就餐条件、住宿条件、文体活动、医疗服务等方面不断改善。同时举办1期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培训班，参加人数23人，使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更加有序、规范的得到推进。努力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厂务公开工作，使职代会制度及厂务公开工作在非公企业中得到有序推进。截止目前，共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959家，覆盖职工54347人，签订工资集体协议641份。两节期间，慰问积极帮扶困难职工210多人，其中生活救助115人，慰问金额115000元；医疗救助50人，慰问金额50000；助学救助45人，慰问金额45000元。积极拓展帮扶工作新思路。区总在开展日常帮扶工作的同时，努力做好企业职工的就业帮扶（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创业帮扶）和法律援助工作。司法局：
组建一支由10名素质高、宣讲能力强的律师、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宣讲团队伍，深入到华亭西沙工业区、华林工业园区、太湖工业园区举行6场减轻企业负担相关法规政策巡回演讲，还以分发传单形式，传达区委区政府关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发展的一系列规定，共计分发材料1100余份。当场为企业解读政府为减轻企业负担所制订的各项政策法规，为企业老板解答法律法规知识问题咨询130余起。积极为企业老板释法明理，不断提高企业老板对减轻企业负担政策法规的理解水平，努力提高企业依法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维护企业及职工的合法权益。交通局：
兑现国家燃油补贴政策，主要对辖区内属补贴对象的农村客运车辆、农村乡镇客渡船。我局圆满完成2012年度燃油补贴发放和2013年度补贴预发工作，今年已预发220辆客车的燃油补贴款共440万元，涉及5家客运企业，所有款项全部实现资金三级三次公开，没有出现群众投诉、举报情况。燃油补贴按照“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进行直补，坚持区运管所把关、区交通运输局审核、财政局审定、区政府审批，国库集中支付的程序一性直补到位，补贴一律发放到经营者个人。并积极开展各项惠企政策落实情况核实工作，深入查找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并及时解决，以确保企业得到实惠，政策见成效。外经局：
减负为什么 篇6
一、“减负”政策文本的选择
所谓政策，即“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行动的准则或指南”。[1]这种行动准则或指南最终会以文字的形式得以固化。换言之，以文本形式存在的政策是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在某一领域综合作用的结果，它能敏锐地感应社会问题的变动和决策部门的行动变化，其演化反映着该领域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的变迁。因此，“政策文本对于研究社会结构、政策过程（政策发展轨迹）以及批判性政策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2]
在我国，有关减负问题的政策文本数量庞杂，其中包括各个时期的各种法律、法令、措施、办法、条例、规程、规定等文件，还包括各类针对中小学课业负担的指示报告、会议文件以及政府的大型发展计划等相关内容。这些政策、文件一般收录在《教育法令集》《教育法规文献汇编》《教育法汇编》《教育法规全书》等资料中，或者直接发布在公共网页上。由于我们无法对所有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所以我们按两个标准进行选择，一是1949年以来国务院或教育部颁布的政策文本，以显示政策的权威性；二是针对减负的专门性政策，而不是综合性政策里的减负要求，即政策文本含有减负主题或字样，凸显政策文本的集中意志和代表性。基于此，我们选择、确定以下六份政策文本，具体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们只讨论课程改革之前的减负政策。
二、高频词汇的提取与统计
一般来说，人们把在文本中出现次数多、使用频率高的词组称作“高频词汇”，也将其认同为“关键词”，因为它是表达文献主题概念的重要词汇。频率高到什么程度才算高频词汇，学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要视具体的词组容量以及与其他词组的比较而定。多数文献都是以词汇出现的自然频率作为筛选高频词汇的频率基础和依据。
鉴于上述，同时考虑我们以高频词汇为例研究六个文本的政策变化，我们将以下两条作为确定高频词汇的标准，一是在六个文本中连续出现五次及以上的词组，二是该词组与减负主体与内容密切相关。依据上述条件，我们提取了16个高频词，运用NVivo 10.0软件统计分析这些词的频次与分布，具体操作程序见图1: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NVivo10.0软件不能有效识别词汇的语义，只根据汉字的排列组合来统计频次，统计结果会出现一些误差，如“所教学科的考试分……”这个语句中，软件会自动识别“教学”的组合方式，而这里的“教”与“学”却不是一组词的两个语素。为避免误差，笔者对上述情况进行了人工处理，以确保高频词汇频率的准确性，具体频次与分布结果见表2。当然，运用NVivo10.0软件也有其优势，一是运行查询结果可以出现两个视窗，“项目列表视窗”呈现高频词汇及其频次，“项目浏览视窗”呈现某一高频词汇所在的小范围文本（可以是句子或段落），帮助我们分析词语的语境，联系上下文把握词汇实际意涵；二是设定查询条件，就可以同时呈现六个文本的高频词筛选情况，无需多次重复操作。
三、高频词汇的变化趋势
（一）高频词汇变化的总体趋势
对16个高频词汇在6个政策文本中出现的频次进行动态统计，可以更直观地感受不同词汇的发展变化，便于我们把握它们的发展趋势，具体情况见图2。
解读图2，我们可以发现高频词汇发展的一些趋势和特点。第一，“社会”“家长”“考查”“资料”“课时”等词汇出现的频次低，却以平缓态势发展，意味着它们是减负的关注点却不是重点。
第二，“教育行政部门”“教师”“教学”“学校”“考试”“活动”“作业”“时间”“课业负担”等词汇出现的频次高、波动也大，意味着它们是减负及争论的焦点。
第三，“时间”很重要，却呈现持续下滑状态，其重要性不断减弱。如果对时间进行分类，还可以发现时间类型也在不断变少，具体见表3。
注：1955年包括“时间”的复合词汇高达10余种，表中只呈现了频繁出现的复合词汇。
（二）从历年高频词汇的最高频次看减负内容的变化趋势
通过分析某个阶段哪个高频词的频次最高，可以看出政策关注的焦点和希望解决的重大减负问题。分析表2和图2的数据，发现除1994年“学校”成为当年最高频次的词汇外，其余五年有关减负内容的词成为最高频次的词汇，1955年是“时间”，1964年是“教学”，1988年是“教学”“考试”，1993年是“教学”，2000年是“作业”。如果对这四个词的语境效应进行分析，就发现这四个词所出现的频次明显高于其他高频词，位于频次的最高端段，具体见图3。这里的语境效应是指，减负政策中每个高频词的意义会因它所在的语句而发生变化。统揽6部减负政策，16个高频词汇处于两种句子语境下：一种是描述负担现状的语境，另一种是陈述减负措施的语境，以“作业”为例，描述作业负担现状的语句是“学生每天忙于应付作业和考试”，陈述减轻作业负担措施的语句是“减少课外作业的分量”。这里，我们只讨论后一种情况，因为它在落实减负政策上更有价值。
综上所述，可以确认这四个词集中代表了不同时期减负的内容重点，也暗含着课业负担内涵的变化，从最初的时间负担到八九十年代的教学、考试负担再到21世纪的作业负担，因为早在1955年的文件中就以“目前学生负担过重，主要是课业负担过重”来定性学生负担，此后的政策文本皆以“课业负担”一词界定学生负担。分析这四个词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可以看出负担载体变得清晰而可操作，即关注学生每天都要完成的作业，具体而实在。作业负担似乎成为课业负担的代名词，而且正渐渐成为一种现实。
（三）从减负政策执行者词汇看减负责任的变化趋势
政策执行者是政策执行活动的主要行为主体，政策执行就是由他们所做的一系列计划和行动来完成的，他们在政策执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3]分析6份政策文本，减负政策的行为责任主体主要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社会和家长等。对这些表征执行者的词汇的频次进行统计，可以发现其中责任主体的变迁，进而洞察责任重心的转移情况。图4显示了不同时期减负政策执行者词汇的频次变化情况，主要呈现出以下两种变化趋势：第一，教师、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作为高频词波动频率较大，教师作为执行主体的词汇频次逐渐下降，并出现被弱化的倾向，甚至低于社会和家长词汇频次，而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学校被赋予减负重任；第二，社会、家长作为执行主体的词汇频次自1964年进入减负责任主体以来，稳步发展，逐渐成为减负的重要力量。综合起来，新的减负策略或路径逐渐明晰化，即在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导下，以学校为基地，充分发挥社会与家庭力量。
四、基于高频词汇变化趋势的减负政策建议
从政策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立场出发，透视高频词汇的变化趋势，我们尝试为优化减负政策提供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政策制定应剖析负担产生的深层原因，形成各层协调的配套政策体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负担指向词汇几经变化，1955～2000年间的减负政策中，时间、教学、考试、作业依次成为这几部文件重点关注的负担内容，而作业则逐渐成为减负的主要导向。从负担指向词汇的内容来看，繁复的作业正是学生们每日不得不首要面对的课业压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政策似乎是根据学生当前承受的主要压力而对症下药，但顺着作业向上推衍不难发现，铺天盖地的作业无非是为考试做准备，一系列的题海战术又不过是为升学打基础。我们惯常性的把课业压力大等同于考试多、作业多这些表征性的事实，却忽略升学这个“上线”一直把持着命脉。我国历年减负政策中的负担指向词汇多达11个且发生了繁复的变迁，但唯一不变的是这些词汇的性质与特点，即它们基本都与课业本身有直接关系，这说明历年减负政策重点关注的是在学校场域内产生的负担。学校的课业是造成学生压力过重的因素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只能说明学校课业与课业负担存在一种关联，学生课业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学校教育导致的。由于社会施压、家长急需，学校教育背负着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学校成为学生负担问题最突出和最集中的表现场所[4]，现今的难题之一是我们“未能充分地指出学生课业负担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学校教育导致的”[5]，也很少追问学校教育以外的诱因。
“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导致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多维且繁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带来教育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人口众多引起的激烈竞争，重学历、崇尚名牌学校的用人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及舆论的影响等等[6]，面对如此之多的现实困境，减负政策更应该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兼顾问题的各个层次、各个要素，剖析负担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从制度设计上作周全考虑与优化；或者通过制定一些在各个环节上既有别于减负政策又与减负政策相互协调的配套政策，形成各层协调的配套政策体系，确保顶层设计得到全面落实。
（二）从语境上使负担指向词汇获得行动意义，在“如何减负”上提供行动指南
一部好的教育政策文本需要兼具精神层面的价值与物质层面的价值，即它一方面要具有良好的政策目标、政策意图；其次还要给人们带来具有现实意义的技术、方法、福利等。[7]按此判断教育政策好坏的逻辑标准，一部好的减负政策不仅需要叙写和阐释出台该项政策的背景、缘由及规划目标，还需要提供技术上的操作办法。本研究中处于两类语境的负担指向词汇，正分别位于减负政策文本的两个层面———“要做什么”和“怎么去做”。毋庸赘述，对于减负工作而言，政策中处于陈述减负措施语境的词汇越多，越有利于执行者明确行动的方法与步骤。然而统揽历年的减负政策，处于陈述减负措施语境的词频均呈现下滑走势，说明这些词汇在“如何减负”问题上的解释力减弱了。虽然不能否认描述负担现状词汇的价值，如直视严峻的现状、“重温”问题有助于增加公众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但“减负”已是一个公众话题，无需过多的警示性话语，大费周章地描述负担现状，对解决问题并无实体价值。这种“说”得多、“做”得少的行文套路只会使减负行动的方向越来越模糊，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损耗了政策应有的引导价值。
可见，如果一项政策的意图和目标都好，但缺乏操作性措施，难以执行，很难说这项政策是良策。减负政策如果想增加执行效果，首先应该增加表述措施的话语，使重要的负担指向词汇能够在描述措施语境中获得行动意义，并不断提升表述的精确化和细化程度，使执行步骤得以完善，避免政策自身出现阻碍其贯彻执行的“硬伤”。
（三）充分发挥专业执行者在政策实践中的作用，将专家纳入执行群体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都是从事教育活动的专业工作者，如此说来，这三个执行群体不仅是减负工作的专业行动者，也是减负政策的专业执行群体。身份的特殊性要求他们应当依靠自己的专业力量在减负行动中做出表率。与其相悖的是，“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教师”这三大执行者词汇的频次在2000年均出现大幅下滑，并且“教师”的频次竟低于“社会”“家长”这两个非专业执行群体。这些变化呈现出专业群体职能被弱化的趋势。诚然，现今已越来越认可减负不只是教育领域单方面应对的难题，而是一项需要社会各层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问题。但教育行政部门作为上层管理机构，其所产生的教育意志与行动规划都会以传统“自上而下”的执行演进模式传达给学校与教师，最终影响学生。所以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受其影响的学校、教师对于减负的行动责任应该不断强化，而不应被边缘化。因为减负是一项“专业行为”，专业执行群体的功用至关重要。否则，让人感觉有推卸责任之嫌。
减负政策中稳定下来的执行者还包括社会、家长，并且这些非专业执行群体作用的提升正成为一种趋势，他们的角色在于通过公众舆论效应使国家减负工作得到配合，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起到基层监管的作用。事实上，从舆论传播的角度来看，专家学者相对占据着更大的优势，这是因为减负政策执行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解释空间，即政策通常是以指令的方式告知人们怎么做，却不告知指令背后的深层原因，认为指令合理的人会执行，而认为指令不合理的人就会反抗。所以谁能够成功的把政策现象解释给公众并影响他们的行为，谁就在根本上真正掌握了最高权力[8]，而解释恰恰是专家所擅长的。他们的职责则是通过自己的研究与专业建树，向公众呈示负担过重的诱因以及哪些因素在公众的力量下是可控的，哪些措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等等，基于科学研究后的结论会因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潜在地影响公众对减负政策的理解。专家学者在减负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是价值中立的，他们会有意识地调整和管理自己的言行使减负效益最大化，因此专家作为理性自觉的行为主体，应该被纳入到国家减负政策的执行群体中来。
尽管我们为减负政策的优化提出基于证据的建议和充满诸多期许，但还应充分意识到，政策只是引导、调节减负工作的手段之一却不是万能之手，甚至政策自身的限度反而会影响“减负”效果。一方面，在政策执行阶段，执行群体的复杂性、特殊性可能会使原有的政策目标被大量消解并产生各种偏差后果；另一方面，政策特有的文本形态具有实质上的局限性[9]，会驱使政策官方化、形式化，致使减负政策的屡屡颁布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隔空喊话的态势。由此而言，仅仅依靠政策的力量来减负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寻求方法的多元化，例如：政府高层可以经过实地调查、收集数据获取“如何减负”的发言权，并借助数据来指向减负的可为与不可为之处；同时也可以从问题表现、根源剖析上考虑学校环境、课程本身、教育制度等多种因素对课业负担的影响等；还可以利用专家学者行为的价值自觉和实用理性，让他们参与减负问题的建言，用专业学识开辟一条现实出路。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综合化减负之道。
参考文献
[1]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0.
[2]涂端午.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宏观图景——基于1979-1998年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定量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4):53~65.
[3]袁振国.教育政策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180.
[4]谢利民.社会学视角:顺境下学生负担问题的再思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11):10~15.
[5]董辉,杨兰.课业负担的学校层面变量研究综述[J].全球教育展望,2012,(12):40~48.
[6]谢利民.顺境下学生负担问题成因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3):37~41.
[7]涂瑞午,魏巍.什么是好的教育政策[J].教育研究,2014,(1):47~53.
[8]柯政.专家学者参与教育政策制订的多视角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0,(2):30~34.
减负为什么 篇7
1.大量书写训练———期待通过多写达到熟练
书写作业在小学语文练习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01年第八轮课改伊始, 语文教育工作者就发现了学生书写困难。表现有二:一是书写正确率整体下降;二是书写美观度不够。2011年课程标准修订稿对小学低年级阶段减少了识写的数量, 旨在通过减少数量, 引导教师抓好基本笔画、基本字的书写指导, 整体提高书写力。然而很大一部分教师对“会认”“会写”的要求不加以区分, 全部要求书写, 加重书写负担;对于要求书写的字加大书写数量。期待通过这样的书写练习, 在多写中达成“会认、会写”目标。
2.大量句子练习———期待通过多做题掌握遣词造句技巧
句子是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 由词或词组 (短语) 组成, 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所谓字不离词, 词不离句。从某种意义上说, 对句子的规范训练始于语文学习的第一天, 然而对句子的使用却始于张口的第一句话。但是在现行的考试体系下, 句子训练基本上依赖于书面作业。据词造句, 据标点符号造句, 句式的变换, 改病句, 关联词的运用等都通过反复的书面作业来达成学习目标。
3.大量阅读训练———期待通过多做题掌握阅读解题技巧
阅读测试是小学语文书面考试中的难点之一, 因此也成为了教师强化训练的重要内容。
4.大量口语交际书面作业———期待通过多做题掌握口语交流解题技巧
口语交际本来是口头表达的练习, 但是因为笔试的需要, 口语交际也进入了书面训练的范畴。
5.大量的练笔———期待通过勤练笔提高写作水平
习作是难点, 这是语文教师的共识, 因此强化习作训练也是语文教学中通用的做法。但是仔细调查一下当下多数习作训练会发现如下的现象:作前指导不到位、不指导或粗线条指导, 导致学生下笔难;作后批改不细, 很多是一个等级权当批改, 学生找不到努力的方向;作后讲评缺位甚至是缺席, 导致学生反思缺席, 无法实现“习作力”的成长;虽然习作训练数量大, 但是这样的习作训练低效, 甚至适得其反。
课上不足“题”中补———运用大量的练习来应对考试。学生累, 教师也累。为了彻底为师生减负, 就必须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让课堂40分钟效益最大化。那就必须走“先学后教, 先思后启”的路子, 通过对学生知识掌握情况作出科学的分析, 再制订适合学生学习的方案, 这就是导学案的有效运用。导学案为课堂提效提供了有力保障, 也就直接为课后减负了。
1.导学案教学的基本思路
导学案的总体思路就是“先学后教, 先思后启”。鼓励、引导、帮助学生提前学习, 在自主学习中学会能自学的知识, 在自学中经历最初的阅读思考, 暴露知识上的缺乏和理解上的难点, 为教师有的放矢地制订“以生为本”的学习方案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2.导学案的科学操作及举例 (以三年级《妈妈的账单》一课教学为例)
(1) 教师解读教材, 发掘文本的教学价值:本文的教学重点是读懂课文内容, 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难点是理解妈妈给小彼得的那份账单的含义。选编这篇课文的目的:一是体会母爱的无私与无价;二是懂得主动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体会”中实现运用语言文字的目的。
(2) 设计预习导学案:学案分成基础学案和探究学案, 基础学案重在知识方面的自学, 探究学案重在文本感悟方面的自学, 完成探究学案时可以和别人讨论。
教师可以在教学之前将导学案提供给学生, 鼓励学生依照导学案开展自学。导学案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依据, 是自学的一个路线图。教师应引导学生沿着这个路线图渐渐走进文本中去, 让学生经历初入文本时的个人独立思考与学习。
(3) 教师依托学案分析学情, 设计课堂学习方案。通过对预习学案的分析, 全面地了解了学生的自学情况, 知道了他们的困顿, 了解了他们的需求。这些成为了课堂教学的靶子, 如多音字的读音, 对妈妈的爱的理解, 妈妈特殊的教育方法, 彼得的反思等等都是学生本次学习的生长点。
在设计中, 从生活账单导入, 让学生了解账单是交易的凭证。抓住文中三个重点词语“索取报酬、如愿以偿、羞愧万分”复述账单的故事;将彼得和妈妈的账单对比细读, 在细读中想象妈妈是怎样十年如一日细心照料、呵护彼得的;让学生同彼得一起去理解妈妈的账单, 懂得亲人之间只有爱的付出, 没有金钱的交易。在这样的阅读中、在合理的想象中, 学生由彼得及自己, 一种感动、一种感恩自然地在表达中慢慢清晰, 慢慢烙印在心田。
3.导学案运用效果抽查
本节课教学之后, 我通过口头及书面两种抽测方式检验教学效果。口头检测包括朗读、简说文章大意、说说自己的感受。书面检查包括听写词语、写给妈妈的感恩卡。通过检测发现学生学习效果非常好, 不再需要什么作业来为课堂教学的缺失买单, 因此只给学生补充了一些相关联的阅读作业。
这正是因为有了导学案引路, 学生先行进入学习之中, 为课堂学习做好了思维准备;正是因为有了导学案为教师教学引路, 课堂教学才有的放矢。课堂40分钟出了效益, 课后在课文内容上的作业就可以少安排或者不安排, 学生得到了“减负”, 教师也跟着“减负”了。
减负为什么 篇8
曾几何时 , 家长望女 成凤, 望子成龙心切, 一切以学生学习为重;学校争名求利, 一切以学生成绩为先。学生在双重压力下, 身心疲惫, 苦不堪言。学生眼睛近视了, 身体孱弱了, 这与我们的教育初衷背道而驰。“见兔而顾犬, 未为晚也;亡羊补牢, 未为迟也”, 善者行, 恶者改, 是该“减负增效”了, 这确实事关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 事关创新人才培养、建设富庶文明幸福中国的建设的大局。我们从不反对培养人才, 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国家需要培养怎样的人才, 学校怎样培养人才。毫无疑问, 中国需要培养学术一流、创新一流、道德一流的人才、要成为技术对外输出、学术对外输出、文化对外输出的人才大国。中国也需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有技术特长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学校应格外注重“寓教于乐”“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蔡元培先生曾说“与其守成法, 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减负增效”就要“堵疏并举”, 发展个性。要想“减负增效”就应该严控学生作业量、减少考试次数, 拒绝超负荷补课, 同时将重点转移到研究学生的个性发展, 研究课堂教学上来。这是一个“细致活”,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引发社会关注, 引导家长重视
“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 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工作”要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 引导大家正确认识, 引导家长正确对待。相当一部分家长对“减负”忧心忡忡, 他们担心“减负”后学生不学习, 教学质量下降;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 无人管;“减负”是一阵风, 过一段时间又是老样子。我们要让人们有一个正确认识、深入理解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引导社会、家长与学校思想统一, 相互配合,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学生的负担减下来。否则就可能出现“校内减负, 校外增负, 老师减负, 家长增负”的现象。我们要让人们明白, “减负”不是没有负担和任务, 不是没有作业, 不是“放羊 式”的课 后自由。“减负”是要减掉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现在学生课业负担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 “超标”, 学生接受困难;学生学习“超时”, 加课、补课, 不按时放学, 双休日照常上课、补课, 上校外补习班等;学生作业“超量”, 资料多、作业多、考试多。幼小的身心, 难堪如此重负。为数不少的学生丧失信心, 厌倦学习, 甚至产生焦虑、忧郁、恐惧等心理疾患。“减负”不等于“无负”, 有些方面还需要“加负”。“减负”要减去那些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事倍功半的“高投入, 低产出”的“过重负担”, 适当的学习负担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必需, 适量的作业有利于促进其良好思维能力的形成, 培养学生严谨、踏实的学习态度。家长应与孩子多一点沟通, 多一点理解, 多一点鼓励, 让他们快乐多一点, 成就感多一点, 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让学生选择未来适合自己从事的职业, 并从学生时代开始培养自己适应未来职业需要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上名牌大学不是孩子的唯一出路, 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做到的, 量体裁衣, 量力而行才是理智的选择。
二、苦练“内家功夫”, 科学指导学生
学校不能把目光单纯地锁定在升学率上, 如果学校成了书院, 学生读死书, 死读书, 变成了读书的机器, 路子会越走越窄。让学生到更广阔的天地中锤炼, 激励成绩优秀的学生上高中, 鼓励中等生和后进生到中职技术学校读书。学校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 真正做到人尽其才。
学校领导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让教师给自己加压是减负增效的前提。“减负”应以“增效”为前提。“减负”不能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如果学生的课业负担减轻了, 课堂教学效率又没提高, 教育质量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要求我们改革现行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重视课堂教学研究, 改进教学方法, 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 积极开展“有效课堂教学”。这是“减负”之后仍可“增效”的重要保证。这要求教师要有“一桶水”, 才有给学生“一杯水”的资格。学校有责任鞭策教师履职, 教师有义务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人格特点、能力、价值观确立理想的职业目标, 通过探索职业需要和体验职业过程, 锻炼学生查找信息、解决问题、适应社会、与人合作的能力。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是培养学生素质全面发展, 符合当今社会发展潮流的有用之才。教师本身不要有认识误区, 减负不能被曲解为“要马儿好, 又要马儿不吃草。”我们是要让马儿吃好草, 而不是不吃草。“好草”从哪里来?当然从教师那里来。要减负, 教师首先要在教学思想上转变过来。教师的职责不是把课本、教参上的文字重复讲出来, 让学生听明白, 不出错误, 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 教师的职责应在于千方百计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让学生经历学习“过程”, 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 使学生的思维活动过程达到完整, 让不同层面的学生均得到相应的发展。
教师应该帮助学生科学合理地安排课余时间。指导学生自己制订学习计划。“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通过预设学习目标,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减少时间的浪费, 提高学习效率。计划要符合“全面、合理、高效”的要求。制定计划不要空, 不求大, 不追远, 不要脱离学习实际, 要符合自己目前的学习水平。激励学生逐步执行自己的计划。对于执行得不好的地方, 要分析原因, 提出改进措施, 然后调整修改计划, 使计划越定越好, 使学生自己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能力越来越强。督促学生高质量完成家庭作业。作业要能够被大多数学生经过一定努力顺利完成, 让学生明确教师对作业质量的要求, 注意巩固、运用学过的知识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而使所学知识系统化、条理化, 进而形成一定的能力。
教师更应该因材施教, 为孩子个性化发展提供帮助。减负给孩子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这样教师有必要引导家长针对孩子在学业、习惯或综合素养方面的实际情况, 实施一些个性化的家庭教育。对于学业稍显不良或者存在偏科现象的孩子, 家长可以适当安排一些对症下药、查漏补缺的个性化学习内容。对于习惯不良的孩子, 家长可以趁机和孩子从头做起, 从一件事做起, 打一场培养好习惯的家庭持久战。学校和家长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综合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可以开展自主读书活动, 参加各种辩论赛, 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 定期组织报告会;可以进行小发明、小制作活动, 还可以进入社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走进社会, 了解社会。这就为日后更好地融入社会做好了准备。
三、加强家校合作, 形成教育合力
学校有责任开办好家长学校, 家长学校可以使家长学习系统的心理学、教育学知识,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掌握正确的教育方式, 提高家长的教育能力, 进而加强“减负增效”的时效性, 从而实现由经验型育人向科学型育人的转变。建立家长委员会制度, 家长委员会在学生教育和管理中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家长委员会可以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 定期举办家庭教育经验交流会, 参与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和综合实践活动。利用“迎进来、走出去”的形式, 有效利用人力资源, 开拓教育资源的新空间。可以根据家长的专业特长举办各种专题讲座, 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研究性学习的指导工作。这样, 可有效地挖掘家长资源和潜能, 发挥家长所长, 使家长成为学校工作的大后方, 为“减负增效”“添油加醋”,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校教育资源、人力不足的问题, 提高学校工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