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地域文化（精选3篇）
侨乡地域文化 篇1
闽南地区是我国重要侨乡之一,主要包括厦门、漳州、泉州三地。闽南人出国谋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在近代出现过两次高峰,逐渐形成了闽南侨乡。闽南侨乡建筑诞生于近代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特殊背景,以侨汇经济为依托,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地域性格1)。闽南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自觉的地域性建筑探索方式,在近代中外建筑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侨乡和华侨体现出了双向交流的一面,研究闽南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既可以挖掘这种双向交流的特点和价值,又可以为探索当前地域性建筑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1 闽南侨乡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
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技术是最终实现建筑创作的重要手段,没有技术保证,建筑的艺术性无从谈起;同样,建筑的地域性也至关重要,因为“建筑既是对环境的改造和利用是环境的组成部分。因此,建筑艺术创作的第一层面就是分析和研究建筑物的环境特点,即建筑物对气候、地理的适应性,以使通过建造建筑物一方面满足功能需要,另一方面又增加环境的居住价值和景观价值。”2)地域性与技术性共同形成了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中的一项重要特征——地域技术特征。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就是在尊重环境,适应气候的基础上在平面布局、空间组织、细部处理、建筑材料和生产工艺等方面呈现出来的特征。闽南近代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技术特征,主要体现在气候适应性、建材地域性和工艺独特性三个方面。
1.1 气候适应性
气候条件是影响建筑地域风貌的最基本的因素,往往对建筑形式起决定性作用。闽南侨乡中的很多独特的建筑形式就是适应气候条件的结果。
闽南地处亚热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特征可以概括为“湿、热、风”。冬季不冷,夏季较热,年降水量在1000mm以上,日照强烈。而外廊空间具备避风雨烈日的功能,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的气候状况,因此在整个闽南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外廊成为闽南近代建筑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华侨是外廊建筑最有力的传播者,一方面华侨在侨居地接触外廊建筑,对其有一定了解;另一方面,华侨熟知侨乡的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所以能够使外廊建筑很好的融合到侨乡的环境和气候中。“华侨传播外廊样式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由华侨在侨居地(或厦门)让设计师设计并绘成图纸,并将图纸带到泉州,再由本地匠施工建造”;第二,由华侨自己凭记忆动手设计。”3)骑楼中的外廊在炎热的夏天能遮挡日照,在雨季能遮避风雨,使得廊下的行人空间可以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使商业活动不受天气阻挠。如厦门中山路步行街两侧均为骑楼建筑,店铺集中在沿街一层,因为商业活动也被集中在廊下空间内。夏季阳光辐射强烈时,骑楼的外廊遮蔽烈日,同时保持自然通风凉爽,保证商业活动持续进行。即使暴雨骤至,骑楼外廊成为避雨的场所,商业活动仍然不受影响甚至得到加强。这是建筑形式与外部环境有机结合,是建筑适应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建筑样式表现。
在湿、热的闽南地区,通风问题是建筑设计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要点,闽南侨乡建筑针对通风问题相对于传统建筑做出了很大改进。传统民居外墙开窗洞口小,室内空间往往形成“光厅暗房”的局面,卧室的采光通风条件均不佳。闽南侨乡的洋楼民居致力于改变传统民居的这一缺陷。如华侨蔡光远建于1933年的泉州帽巷的听桐别墅,别墅厅堂采用一门双窗的做法,西式窗洞比传统民居大很多,卧室也尽量多开窗开门,每个房间都开有二至三个门,室内的通风条件大大改善,比依靠天井通风的传统民居更能适应湿、热气候。采光通风条件比传统大厝有了明显的改善。
1.2 建材地域性
闽南侨乡建筑的另一个明显的地域技术特征是对地方材料的大量运用。虽然当时建筑形式对国外开放兼容,但是材料方面依然以地方材料为主,因为就地取材是节约建筑成本的最佳选择,也是使侨乡建筑保持个性不被外来建筑风格彻底侵吞的重要条件。正如有学者说:“传统民居是人民群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总结、发展并留予我们的建筑文化结晶,每一个建筑学人都会以自己的目光发现隐藏于其中的美学思想。泉州传统民居合理把握不同种类材料的性能并真实展现材料的构筑工艺,使建筑的表面充满了表现力,时至今日仍散发着诱人的光彩。”4)
闽南属于我国少有的红砖文化区。这种红砖以闽南稻田中的泥土作为砖坯,入窑后斜向堆码,以松枝烧制,松枝灰烬落在砖坯相叠露空的部位,熏出黑色斑纹,每块砖表面均有两三道黑色纹理,色泽艳丽,故称为“烟炙砖”。闽南传统建筑普遍以这种烟炙砖砌筑而成,闽南近代的侨乡建筑虽然造型普遍洋化,但依然大量使用这种传统建筑材料。
闽南有丰富的石材资源,以花岗石为主,自古便大量使用在建筑的台基、柱础、裙墙、门窗框等处。厦门近代建筑仍然广泛使用当地石材,或通体用白石砌筑,如厦门大学建南大礼堂;或局部的拱券、外廊柱、窗台、台基、裙墙等处使用当地石材。
闽南传统大厝中常常将红砖和白石结合使用,以白石为基座,红砖为墙身。近代侨乡建筑中仍然广泛使用这种结合手法,如泉州景胜华侨别墅(图1),外围护墙底部使用白石砌筑,上部用红砖砌出带古钱与人字体形纹样的墙面,外廊立柱也用红砖砌成,上有泥塑花饰。所以这座别墅虽然造型洋化,但其白石基座上置红砖墙身的立面形象又与闽南传统大厝如出一辙,极具闽南特色。
1.3 工艺独特性
闽南近代建筑在引入近代化的设计与建造技术的同时,地域传统的建筑营建方式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却没有完全地消亡;而是对外来建筑的主动吸纳,或者将地域建筑传统融入到新的建筑营造体系中,传统匠师向近代营造业转化的过程中很好地继承了传统技术工艺,又融入了近代外来的、主要是砖(石)木混合结构施工中。这些传统工艺的沿用是闽南侨乡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的另一种体现。
先看烟炙砖砌筑工艺。在闽南传统建筑中,烟炙砖砌筑工艺是一大装饰特色。工匠常常在镜面墙上利用烟炙砖红黑相间的纹样砌筑出各种各样的花纹和图案作为装饰,或者用红砖与白石交错拼贴出各种变化,近代建筑中大量使用了这一传统工艺。如嘉庚校园建筑的转角处常用烟炙砖与白石交错砌筑成各种图案;或通过改变烟炙砖的砌筑方向变化出窗框装饰,或用烟炙砖砌筑十字形平面的立柱,上施烟炙砖与白石交替组砌的拱券(图2)。
又看屋顶脊饰工艺。燕尾脊流行于闽南漳州、同安、厦门地区,指正脊两端线脚向外延伸并分叉,又称燕仔尾。按照民间流行的说法,只有举人以上的官宅才可使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地域上,泉州地区民居使用燕尾脊的现象十分普遍,至漳州、同安一带民居则使用相对较少。所谓的“皇宫起”大厝,大多使用燕尾脊,称“双燕归脊”。近代建筑的中式屋顶也常常采用这种形式。如嘉庚建筑的屋顶。
再看灰塑工艺。“灰塑,又称灰批,是闽南传统建筑上的一种装饰手法。灰塑以传统建筑中的灰泥为主要材料。灰泥由蛎壳灰(或石灰)、麻丝、纸筋、煮熟的海菜,有时添加糯米浆、红糖水,搅拌、捶打而成。一般以铁丝或砖瓦搭出骨架,于其上敷灰泥,边批边塑,直至成型,最后在半干的泥塑表面彩绘,也可以在灰泥中直接调入矿物质色粉。”5)灰塑的可塑性很大,常与彩画结合使用。在传统建筑中,多用于住宅、祠堂、寺庙的身堵、水车堵及山尖规尾等处,如厦门大学的芙蓉楼。
2 文化时代精神
闽南近代文化是以地域文化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融的多元文化。“闽南侨乡建筑是我国多元地域性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它的形成与闽南近代社会、经济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闽南近代城市还是侨乡村镇,均是传统地域文化与华侨的侨居地文化交融的结果。”6)近代闽南文化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原土著居民——古越族的文化;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三是海外文化。海外文化主要包括宋、元时代阿拉伯等外国商带来的阿拉伯等国的文化,和广大华侨从海外(以东南亚为主)带来的文化。近代闽南文化揉合了上述多种文化,但其根蒂仍是中华传统文化。一个时期的建筑是当时、当地文化的外化或缩影,文化更新造成了新的建筑,新建筑反过来影响文化。近代的闽南建筑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而来的,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时代精神。开放性、兼容性、创新性是闽南侨乡建筑的文化时代精神三个主要表现。开放性是闽南侨乡近代建筑发展的前提,在开放的基础上,闽南侨乡才能大量吸收外来建筑文化;兼容既是开放的逻辑结果又是时代创新的必要手段,将外来建筑文化与传统建筑文化整合,创造出一大批优秀的侨乡建筑;创新性则是贯穿所有创作过程的价值旨归和灵魂所在,标志着闽南近代侨乡建筑文化的发展转型。
2.1 开放的文化姿态
闽南地处沿海,自古与外国海上贸易往来紧密,港口处各国商人云集,而且海事活动技术性强,风险大,覆盖面广,比内陆的农耕活动更有条件接受外来新事物,所以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闽南人经商出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明末清初时期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以泉籍人为主导的海外华商网络已基业稳固,在欧人对东南亚的贸易和开发热潮中与闽南海外移民互动,其经贸和移民范围从东南亚沿海扩展到内陆,也带动了其他籍群(如客家,广府)的海外移民”。7)可见闽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对外开放口岸。又因为闽南地处边陲,远离统治中心,文化上受儒家正统的制约比较少,从而表现出更多的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性格。因此闽南文化在和外来异质文化的交往中,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成为闽南侨乡建筑的最基本的文化时代精神。并且在嘉庚建筑上得到最好体现。
嘉庚建筑是对爱国华侨陈嘉庚回国捐资创办的学校建筑的统称,主要集中在厦门的集美大学和厦门大学。清末以前的闽南传统建筑受传统文化影响,建筑的布局经常依照一定的传统礼制格局组织成合院式,但是在嘉庚建筑中,这种规则被彻底打破。华侨普遍具有开放精神,敢于破除保守的旧制,使建筑功能按照人们的实际使用需要进行布局。嘉庚校园建筑大胆摈弃了合院式的格局,根据新的校园功能布局成一字形,便于更好地组织教室之间的交通联系,并且消除了传统建筑平面布局中隐含的等级秩序观念,体现了平等、自由、开放的思想追求和教育理念。
在厦门著名华侨别墅八卦楼中,这种开放精神得到了更强烈、更完全、更彻底的体现。八卦楼由台湾板桥林家三房林鹤寿始建于1907年,这座建筑洋化程度极大,设计非常开放。采用了十字形内廊、呈中心对称集中式的古希腊平面(图3),立面(图4)也折衷了西方各种流派和手法,红色穹顶是直接摹仿世界最古老的伊斯兰建筑巴勒斯坦阿克萨清真寺的石头房圆顶;82根大圆柱是参照公元5世纪建造的古希腊海拉女神庙的大石柱;柱间平托的石梁和线条,可从希腊雅典广场的赫夫依斯神庙看到。立面运用多种柱式,周边外廊为叠柱式,多立克柱式(首层)和爱奥尼柱式(二层)交替采用,入口圆弧门廊为通贯两层的巨柱式。
2.2 兼容的文化品格
闽南面对外来文化时表现出极大的兼容性,各种文化、甚至各种宗教都能在闽南地区得到接纳并且落地生根,“外来文化对闽南的影响,以泉州体现得最为突出,在宋元时期泉州的摩尼教,以及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景教)和天主教的方济各派,婆罗门教、犹太教等都有较大的影响。据史载:到元时,泉州已有六七座伊斯兰教寺院、三座天主教、多座景教和印度教寺院。”8)正是由于闽南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性,所以闽南地区在近代遭遇中西文化碰撞时,走上了“择善而从,融会中西”的道路,从而体现出极强的兼容性,建筑文化上也是如此。如果说,开放是闽南侨乡建筑的文化姿态和文化视野,那么,兼容则是闽南侨乡建筑文化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品格。华侨在侨乡修建的别墅逐渐摆脱传统大厝的影子,日趋洋化,开始借鉴殖民地的各种西方建筑形式和手法,形成了一大批洋楼民居。近代洋楼民居是在保持传统民居空间形制的基础上,在立面形式上洋化并在竖向空间上楼化。
位于厦门鼓浪屿的黄赐敏别墅(原名金瓜楼)为菲律宾华侨的私宅,砖混结构,金瓜楼的平面布局(图5)是传统“三间张榉头止”(图6)形制的变异。把两间榉头房转化为八边形的书房,下落的天井转化为开敞的外廊,上落部分最典型的四房一厅基本不变,将后轩扩大为起居室,内置楼梯,在竖向上楼化。立面开大窗,采光条件优于传统民居。建筑造型为典型的折衷式风格,中西混搭。立面对称,柱式、拱券、檐口、门窗、穹顶吸取了西方建筑形式。
嘉庚建筑在外观上体现了闽南文化极大的兼容性:常常在西洋屋身上置一中式大屋顶,屋顶多为歇山顶或重檐歇山顶,运用了闽南民间常见的马鞍脊、燕尾脊,细部装饰常用西洋装饰手法。转角处模仿西洋建筑用白色花岗石正交搭砌成齿状,以保护、美化墙角。立面常处理为连续的券廊或柱廊空间,西式的窗制作手法和细部构造非常细致,立面造型效果别具一格。
2.3 创新的文化精神
闽南人自古富于大胆冒险的精神,为了向海洋发展甘冒任何风险,不仅敢于在惊涛骇浪中出海,更敢在海禁森严时期出海。这是一种敢于犯禁的性格,这种性格甚至冲击到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如当明代闽南人从事海外走私活动遭受政府的压制时,不少闽南籍的士大夫,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庇护乡人。以“爱拼才会赢”著称的闽南商人,其所到之处,无不带给人们一种“闽南商人”精神——大胆而敢于创新。而广大华侨长年置身海外,强烈感受到海外先进文化与祖国、家乡落后现状的巨大差异,回归本土后致力于将海外先进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过程中不断体现出大胆创新精神,尤其在建筑方面表现突出,这就形成了闽南侨乡建筑的文化时代精神中的创新性。在近代闽南侨乡面对外来建筑文化开放兼容的过程中,其产生的建筑结果相对传统建筑而言,无一不令人耳目一新,体现了强烈的创新精神。使用了新的建筑材料和新的建筑结构,产生了新的建筑布局、新的平面功能、新的立面形式、新的空间形态,等等。
创新精神贯穿于闽南侨乡建筑文化的发展的全过程。即使早期的侨乡建筑,尽管形式相对保守,但在某些方面体现一定的创新性,如泉州江南亭店杨阿苗宅是早期侨建大厝的杰出代表。因为它产生时间比较早,所以从外观上看是一座传统的闽南大厝,但在平面布局上体现了一定的创新性。杨阿苗故居的平面采用了传统闽南民居中五间张两落双护厝的形制,在护厝部分做了大胆的改进。最独特之处在于除了中间的大院之外,在东西两侧形成两个小巧的内庭院,共计五个庭院,俗称“五梅花天井”。在两个侧厅还各加一个卷棚顶方亭,将横向的侧厅一分为二,形成两个小巧的庭院。杨阿苗宅的另一闪光之处在于屋里屋外装饰着十分精美华丽的各种雕刻,有木雕、砖雕、漆画、灰雕、和石雕等等。
在近代后期的侨乡建筑中,创新性得到了更全面的体现,往往在一座建筑中同时展示了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布局、平面功能、立面形式、环境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创新性。以厦门黄荣远堂别墅为例,黄荣远堂由菲律宾华侨施光从建于1920年,建筑共三层,一、二层为不对称的L型,三层为十字型平面。三层的平面设计尤为精彩,呈十字形锯齿状缩进,形成围绕建筑的韵律感十足的柱廊。平面中置入了卫生间、厨房、起居室、楼梯等新功能,并且每个房间都直接对户外采光。立面设计以平面设计为基础,主入口处两层通高的半圆形外廊和三层十字形外廊形成建筑的灰空间,与剩余的实墙部分形成良好的虚实对比,不同尺度的柱廊采用了不同的造型手法,分别配置与之相应的柱头和柱础,窗套式样设计精巧,共计四种不同样式,立面上这些令人惊异的大胆创新使这座别墅跟欧洲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建筑相比不分伯仲。建筑材料除大量采用的花岗岩条石外,还有平台栏杆处所用的水泥、钢材,以及外墙大面积的水刷石,这些都属于新材料的范畴。在建筑布局上则体现了体现出由传统的内向型空间向外向型转变的创新。黄荣远堂摒弃了传统大厝的天井,只在二、三层有一个通高的空间,可视作天井这种空间形制的残留意象。相反,别墅外面被面积三倍于建筑基底面积的庭园所围绕,这个庭园可视作是天井的一种外向型转化。庭园布局采用中式自然园林和西式几何花园结合的作法:左边是大片绿地,右边是中式假山园林,依附西院墙堆山叠石,并缀以一轩两亭,并饰以西洋柱式;与建筑中轴相对的是椭圆形的西式古典花圃,花圃中央的水池中安放了传统的“假山障景”,这种创新手法使中西园林互为借鉴、互相渗透,呈现出独具一格的庭园景观。
3 人文艺术品格
闽南近代侨乡建筑的人文艺术品格,是闽南近代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的集中表现,“主要反映在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之中”9)。可以说,重商务实的价值取向、世俗质朴的审美趣味、崇拜海洋的文化心理是闽南近代侨乡建筑的人文艺术品格的三个重要方面。
3.1 重商务实的价值取向
闽南自然资源匮乏,丘陵山地多,平原少,赤土黄沙,岩石烈日。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使闽南文化人形成了重商务实的品格。传统儒家思想是重农轻商,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业被视为“末业”,商人即使腰缠万贯之后还是要想办法花钱捐官,以获得社会地位。而在以海为田的闽南社会则完全不存在这种现象,他们不耻于言利,不惮于经商,这正是务实精神的外化。华侨大学教授吴承业先生分析了闽南人民重商心理的形成过程,列举了南宋以来闽南地区一批主张废禁重商的名宦名士,并指出是唐宋以来数百年积淀下来的商业文化氛围,促成这些思想。近代闽南这种重商务实的思想愈加强烈,不可避免的反映在建筑上。
骑楼建筑的产生和推广正是这种重商性格作用下的必然结果。19世纪骑楼建筑从南洋由华侨带入国内,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蓬勃发展起来。骑楼的沿街布局方式最明显的体现了闽南人重商务实的价值取向。在传统中国的集权统治和“重农轻商”思想的控制下,城市道路设计与商业无关,古代城市中仅设置几条主要的、呈线状分布的人、物流街道。但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土地价值,城市往往被大密度的、纵横交织的路网分割,这样能获得尽可能多的临街商业空间。以厦门中山路骑楼街区为例,厦门的骑楼街区主要集中在老城区的中心,以中山路街区最为著名。中山路于1928年由爱国华侨集资建设,建成之后因毗邻码头而汇集着南来北往的商人,盛极一时。中山路的骑楼街区即采用了网格式的片状街区布局,从而形成尽可能多的沿街立面,中山路骑楼多为三到五层,环绕片状街区周边布置,形成连续的立面,建筑功能以商住混合式为主,一层皆为店面,形成繁荣的商业状态,成为厦门最热闹的商业中心,这是典型的以商业原则为出发点形成的骑楼街区,体现了近代厦门重商主义初露头角。
漳州市龙海县的石码镇在近代时期也形成了片状骑楼街区,这个骑楼街区是为了促进城镇商业经济的发展,政府推行统一规划并强制建造形成的,石码镇沿路原为传统“竹篙厝”街屋,1919年政府实施改造,扩建原有街道,形成了近十条骑楼街道,并且将原有街屋强制性改建成骑楼,许多临街的寺庙、祠堂的门面也被强制改造为与商铺连通的外廊立面。与以商业发展原则为出发点而形成的中山路骑楼街区相比较,石码镇骑楼街区这种统一规划并强制实施的形成方式,更加强烈的体现了近代闽南人民的价值取向中重商务实的一面。
3.2 世俗质朴的审美趣味
闽南地处偏远,艺术风格如戏剧、音乐等相对于中原地区体现出更明显的世俗性和质朴感。歌仔戏是闽南的一种主要戏曲形式,它的唱词自然朴素、通俗生动,剧目都是民众热衷的言情、劝世、侠义等传统题材。南戏是闽南另一种主要戏剧形式,“南戏剧目的语言是雅与俗相间,其言甚俚,大量的插科打浑,文词浅显、流畅,易于背诵,观众一听了然,这是南戏的本色。”10)
艺术上的这种世俗质朴的审美趣味在建筑上同样有所体现,在建筑装饰方面尤为突出。如泉州蔡资深古民居群的建筑装饰就是很好例证。
蔡资深古民居建筑群由菲律宾华侨蔡启昌与儿子蔡资深共同建造,位于泉州南安官桥镇漳里村。1867年兴建,直到1911年正式完工。蔡氏古民居建筑规模庞大,气势不凡,建筑中的各种装饰更是美伦美奂、技艺精湛。砖雕、木雕、石雕的题材广泛,以民间耳熟能详的文学典故、民间传说、戏剧故事、民俗风情为主,如其中一座建筑的外墙上便用木雕的形式表现了民间流传甚广的“二十四孝”故事,形成一整幅“二十四孝图”(图7)。这些雕刻题材表达出一种世俗质朴的审美心理;也有飞禽走兽、花草虫鱼和各种吉祥图案,体现了当时建造者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穷向往。厦门的一些洋楼别墅装饰中出现了菠萝、葡萄、莲雾、香蕉等当地日常水果题材,还有公鸡、租界常见的洋人脸谱等。这些装饰图案取材于日常生活,摆脱了传统建筑装饰中寄托吉祥美好寓意的企图,也是世俗质朴的审美心理的一种体现。
另一方面,这种世俗性体现在建筑空间形式所呈现出的拼贴感。中国近代官式建筑往往营造严谨,追求永恒、纯粹的建筑精神,而相形之下,华侨没有受过专业的建筑训练,因此不会被程式化的制度束缚,在建筑营造过程中追求时尚和流行,代表了平民的审美趣味。华侨常常根据各人喜好将各种各样的空间形式混杂在一起,形成极具拼贴感的样式。如闽南晋江池店镇的朱宅,建筑主体两层,一层是闽南大厝样式,二层则使用了柱廊和平顶女儿墙,女儿墙正中是欧洲古典的山花,山花上还有当时欧洲时兴的ArtDeco装饰,建筑中还有伊斯兰风味的构件和南洋风格的壁砖。多种风格迥异的建筑形式不按规律混合拼贴在一起,仿佛一幅色彩鲜艳花纹繁复的民间画作,流露出浓厚的世俗情绪。
3.3 崇尚海洋文化的审美心理
闽南的泉州、厦门、漳州三地有1450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当地居民靠海吃海,长期与海洋打交道,形成了浓厚的海洋文化色彩。闽南人的生活与海息息相关,闽南人的风俗也透着浓浓的海洋气息。闽南海洋民俗人、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它不仅包括本文所讲的民间信仰和生产、饮食文化,还有语言、价值观念、婚姻家庭、建筑风格等。
闽南人的生活与海洋息息相关,从而形成了一种崇拜海洋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影响到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在建筑上也有很多体现,成为闽南侨乡建筑的人文艺术品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体现以装饰方面尤为突出,出现各种与海洋有关的意象,如海洋生物和海浪等等。这是闽南侨乡建筑中与与内陆地区大相迥异的海洋特色。以泉州蔡资深古民居群为例,该民居群中的多处建筑装饰都体现出这种特色。如木雕和石雕中出现了虾、鲎、蟹、螺、龟等海洋生物形象以及海浪造型的纹样(图8)。
崇尚海洋的心理在建筑布局方面则体现为明显的“亲海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厦门观海别墅,它是印尼华侨黄奕住的居所。别墅所在的基地是一块伸入海中的尖岬,主体建筑位于东北角,三面临海,这种布局明显违背了传统的风水观念,更显示出亲海情结的强烈。另外在基地西侧还有一个小型船只停靠码头,基地东南角则建有一个观海台,这些设施都体现出当地民众对海洋的强烈向往。
4 结语
在近代闽南侨乡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和人文艺术品格三者是紧密联系的,地域技术特征是其最基本的物质属性;文化时代精神则体现了那个时代闽南侨乡建筑普遍具有的文化特性;而人文艺术品格揭示了影响闽南侨乡建筑的整个社会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和文化心理。这三者都具有其它地区建筑所不具备的独特性,三者统一并共同作用,形成了闽南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研究文化地域性格有助于我们了解闽南侨乡建筑的深刻内涵,对于当下闽南地域性建筑设计的研究大有益处。文化地域性格也是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建筑美的最高标准即在于文化地域性格的三个层面的统一,所以研究文化地域性格也是建筑审美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拓展和深化。
侨乡地域文化 篇2
政法委
侨乡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侨乡廉洁文化的发展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在构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建设。侨乡廉洁文化具有丰富内涵。侨乡，主要是指国内某些华侨较多而侨眷较集中的地方。一般没有以省级地区来划“侨乡”的。广东和福建有很多县历史上旅居海外的华侨较多被称为侨乡；廉洁，即公正不贪，清白无污。侨乡廉洁文化是侨乡廉洁的理论和行为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是关于侨乡廉洁的知识、理念、制度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总概括。侨乡廉洁文化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主体的大众性，主要表现为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廉洁氛围，以健康向上的侨乡廉洁文化充实社会公众的精神世界；二是指向的权力性，主要表现为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管理者廉洁自律，恪守宗旨，执政为民；三是实施的职业性，主要表现为各职业阶层的从业人员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四是组织的公共性，主要表现为机关、团体等社会公共组织处事公道正派，诚实守信，廉洁高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侨乡廉洁文化，就是要倡导立足我国国情的廉洁奉公、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公道正派的社会文化，以不断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增强人们拒腐蚀的能力； 1
就是要以社会公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为重点，以营造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社会氛围为指向，以树立牢固的廉洁理念、构筑反腐倡廉的社会公众思想体系为根本任务，使侨乡廉洁意识内化为社会公众的思想准则和道德准绳，外化为社会公众倡导侨乡廉洁的自觉实践，让侨乡廉洁文化深入人心，形成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促进廉洁侨乡的健康发展。
侨乡廉洁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否包含侨乡
廉洁文化是衡量一种文化是否先进的重要指标。文化是一种软环境。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廉洁，以侨乡廉洁的尺度来评判社会，是侨乡廉洁文化最为根本的特征。侨乡廉洁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价值尺度。一个社会的侨乡廉洁氛围浓厚不浓厚，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全的一个重要指标；一种文化是否先进，应看这种文化是否包含侨乡廉洁文化。缺乏侨乡廉洁理念的文化是难以长久支撑的，侨乡廉洁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不够深入的文化是不完善的，排斥廉洁精神的文化更是腐朽落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侨乡廉洁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侨乡廉洁文化以鲜明的态度批判腐朽文化。侨乡廉洁文化是腐朽文化的对立面和批判者。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行为背后有腐朽文化作支撑，腐朽没落的官本位意识、贪图享乐的思想观念、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等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而侨乡廉洁文化以鲜明的态度批判腐朽文化，从根基上摧毁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以侨乡廉洁为荣的浓厚氛围，给腐败行为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压力，从而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达到干部廉洁、政治清明的目的。侨乡廉洁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建设侨乡廉洁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对侨乡廉洁文化的研究与宣传。通过侨乡廉洁文化的研究，形成系统的侨乡廉洁文化理论，用以指导侨乡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推动侨乡廉洁文化建设良性发展。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还应充分利用大众媒体覆盖面广、群众关注程度高的特点，加强对侨乡廉洁文化的宣传，经常刊发和播出关于侨乡廉洁文化的影视作品和文艺节目，宣传报道侨乡廉洁文化建设的进展、成效、经验和先进典型，在全社会培养廉洁理念、树立廉洁意识、营造廉洁氛围，形成大力推进侨乡廉洁文化建设的社会环境。积极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侨乡廉洁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建设侨乡廉洁文化应善于兼收并蓄。坚持古为今用，充分利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的侨乡廉洁文化成果；坚持洋为中用，善于吸收和借鉴国外在侨乡廉洁文化建设方面的有益做法。要建立健全侨乡廉洁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以制度和规范作保障，特别是建立起与侨乡廉洁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文化自觉，让侨乡廉洁文化深入到我市的每个方面。
把侨乡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
容，促进全社会形成“以侨为荣、以廉为德”的良好风尚。同时要求全党在加强侨乡廉政建设、严厉惩治腐败分子的同时，进一
步探索有效预防腐败的思路和办法。这表明，在一靠制度、二靠监督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基础上，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教育等途径
加侨乡强廉政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反腐倡廉的重大任务之一。
结合我市当前开展侨乡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些实践与探索，现
就如何推进侨乡廉政文化建设作以探讨。
一、树立正确的侨乡廉政文化理，侨乡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
侨乡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的总和。它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为反腐倡廉提供了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和舆论氛围。全面推进侨乡廉政文化建设，对于加强城市建设，培养公民崇廉敬侨的思想品质、弘扬整个社会的侨乡廉政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树立正确侨乡廉政文化理念指明了方向。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必须确立崇尚科学文化、弘扬传统美德、追求真理先进、激发创新精神的文化建设目标，树立“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思想理念，综合运用思想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等手段，积极倡导廉政文化、奉献文化、守纪文化、礼仪文化等，营造出正气昂扬、清廉文明、和谐发展的舆论氛围，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分清美丑，使廉政文化理念入耳、入脑、入心，成为每一名公民的座右铭。
二、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好的社会风气能激发和凝聚社会
成员的内在动力，催人奋进。要坚持把侨乡廉政教育作为社会工作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来抓，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与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贯穿于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三、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侨乡廉洁种子的生根发芽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土壤。要使社会侨乡廉政文化产生良好效果，氛围的营造、环境的打造十分重要。一是创设侨乡廉洁的文化环境。要立足廉政，结合社会实际，打破常规，深入挖掘新的侨乡廉洁教育资源，尽力为人民群众的发展提供廉洁宽阔的空间。如开辟侨乡廉政作品专栏，悬挂著名科学家、学者、廉官的画像，著名的治学、治教、反腐倡廉名言警句，书写催人奋进的廉政标语等。二是创设优雅的社会环境。要加强社会的硬件建设，始终保持社会环境的整洁、廉明。如对道路、社区、公寓、文化活动场所以及绿化区要进行统一规划，做到“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时时处处见廉洁。三是创设健康的外部环境。要加强对社会环境的治理，特别是网吧、书吧、影视厅等的治理整顿，切实防止影响公众健康成长的文化扎根驻营。
四、构筑规范的管理机制。建立规范有序的社会管理机制，是维系社会正常秩序、推进侨乡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一是机构全。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思想政治教育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及相关工作部门各负其责，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的优势，通过建立执勤队、监察队等，增强公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能力。二是
制度硬。要把社会侨乡廉政文化建设纳入社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相结合，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强化责任分解，严格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确保社会侨乡廉政文化建设与其他工作同步发展，相互促进。三是方法新。要坚持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体现正面引导、反面警示，不断创新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方式方法，促进社会侨乡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入和长效。
广东台山侨乡文化特色 篇3
台山侨乡的孕育、发展与形成,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台山侨乡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其侨乡文化更显特色,这些都是构成台山侨乡有别于其他侨乡的显著特征,并享有“中国第一侨乡”美誉的重要因素。
一、台山侨乡文化特色
(一)侨乡历史悠久,侨民分布广泛
台山同海外交往的最早记录是公元436年,冯业率300人从高丽(今朝鲜半岛)漂洋过海,在今新会、台山沿海一带登陆,这一历史纪录距今已1560多年。而台山最早的出洋历史可追溯到唐、宋时期,距今已1000多年。1774年,广海山背乡人陈学进、陈仕保父子赴南洋谋生。这是有文字记载台山第一位出洋谋生者,距今已230年。1821年,上川甘泽浓乘帆船往美国(洲)。这是有记载的台山第一位美国(洲)华侨。
据统计,2012年台山市户籍人口99.62万,旅居海外及港澳台等92个国家和地区的台山籍乡亲130多万,主要旅居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其中美洲地区的台山华侨华人有约73万人,占台山旅外乡亲总数的56%。在美国的台山华侨华人有50万人,占美洲地区台山华侨华人总数的69%在历史上,向有“美国华侨半台山”的说法。海外台山人比在家乡台山的人数还要多,形成了海内海外“两个台山”,这在全国侨乡中是少有的。而一个县级市的旅外乡亲就分布得如此广泛,这在中国侨乡中也是不多见的。
19世纪中叶,大批台山人远赴重洋到美加、澳洲等地淘金,衣锦还乡时,人们都称他们为“金山伯”,久而久之,“金山伯”就成了老一辈华侨的代名词。美国旧金山因淘金而得名,是一座有众多华人居住的城市,大部分华人都是台山乡亲,就连现任市长李孟贤也是台山人后裔。“中国民营铁路之父”陈宜禧、前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加拿大前总督伍冰枝等就是海外台山籍乡亲的杰出代表。
(二)教育事业发达,语言特色鲜明
台山发达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民众的文化教育素质普遍较高,思想开放、民风务实、易于接受新鲜亊物,这些都是侨乡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
台山海内外乡亲历来关心支持教育发展。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加华侨就捐资办起台山一中等几十所学校。改革开放以后,侨资办学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从1997年到2010年,香港台山商会以及很多社会团体和达贤人士捐资办学达5亿多元,全市的所有中小学校几乎都接受过捐赠。
在近代,中英语言的接触产生了人们没有料到的后果,这就是晚淸的“话语革命”。在不经意间大量的中国话已被外来语所替代。这场“革命”也在台山侨乡悄悄地进行。台山华侨主要居住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东南亚地区过去也长期是大英帝国殖民地,华侨长期生活于斯,目濡耳染。他们返乡后,在与家乡人交谈中有意无意地夹杂着一些英语词句,乡人(尤其青年人)感到好奇、新鲜、时髦,逐渐“鹦鹉学舌”,这种蹩脚的英语即“半唐半番”的英语(戏称“台山话英语”)便在侨乡传播开来,成为粤方言中有特色的外来语。如,在台山饮茶宴请争着付款叫“比钱”(Pay Money)台山方言叫球为“波”(ball),打球叫“打ball”,好球叫“骨波”(good ball)。另一方面,台山方言(Toishanes)作为四邑方言的代表,它不光流行于台山侨乡,而且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华埠。在北美唐人街(Chinatown),台山话初期被视为中国的“国语”,与“大世界语”英语相对,被称为“小世界语”(陈航,2013)。
(三)建筑种类较多,中西兼容凸显
以台山、开平农村的别墅式民居(洋楼)碉楼、学校和城镇的骑楼式商业建筑为代表的侨乡建筑,被我国建筑学界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是“中国近代建筑派系中的一朵奇葩”。它们的最大特点是中西合璧,外表很“洋气”,美轮美奂。台山一些城镇的骑楼式商用建筑和别墅式楼群等“台山洋楼”让参观者赞不绝口,流连忘返。
这些独具特色的洋楼遍布侨乡台山大地,它集中体现了欧美建筑的风格,但它们又都带有“浓浓的”台山味。台山洋楼,虽然经过岁月的磨蚀已成为侨乡文化的精华,成为我国罕见的历史文化景观,被誉为侨乡台山文化的一张名片。
台山洋楼大都以西式为主,但在局部保留中国南方农村的特色,被誉为“中西合璧的建筑典范”。大致具有以下几大特点:建的早;建得多,包括墟镇、学校、民居都有大量洋楼;建筑特色鲜明,中西合璧,千姿百态。
台山洋楼都是由华侨出资兴建的。现在这些楼主人的后人很多都在美加和港澳等地,洋楼可以说是与他们沟通感情的一个媒介。而洋楼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侨乡文化,已成为台山市建设具有侨乡特色文化大市、实施“商旅旺市”战略的宝贵资源。打造“台山洋楼”品牌,除了沟通乡情,就是让洋楼文化能得到传扬,这对推进台山文化大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基督教传入早,民众思想开放
台山在我国西方宗教文化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第一个前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耶稣会教士方济各·沙勿略(西班牙人),首先踏足中国的地方就是台山上川岛。明嘉靖三十—年(1552年)8月,他奉葡萄牙国王之命前来中国传教,但未被批准进人中国内陆,于是年9月15日来到上川岛,在这里建起一座小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当年12月3日病故后葬于上川岛象山。他的墓和亲手挖的海岸淡水井至今仍在岛上。台山的基督教教堂之多在全国也少见,建国前竟达45间,遍布于侨乡城乡。这些教堂多为中西合璧的建筑,有很高的宗教文化和建筑文化价值。
台山华侨在传播西方宗教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据有关资料,由华侨牧师最早传入台山的基督教叫循道教,它就是由华侨苗九于1877年派其妻子回到台城传播开来的。芝加哥的友爱浸礼会于1920年派梅光显牧师回端芬汀江圩传教,他建了教堂和正德小学。
明末清初是中国教育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即由旧式学堂逐渐过渡到新式学校。教材由传统的四书五经向近代自然科学转变,而教会的出现加快了这一转变过程。学校传播“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对于当时破除迷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董小荣,游景如,1999)。
基督教传入的同时,也给台山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给当地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当地民众思想开放,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五)文艺氛围浓厚,音乐排球领航
台山有“文化之乡”之美誉,文艺氛围浓厚。在五邑侨乡的街头巷尾,乡土味十足的民间曲艺表演随处可见可闻,众多的曲艺社、“私伙局”等民间艺术团体形成了五邑地区独特的文艺特色,开平、台山、新会三市被授予“中国曲艺之乡”的称号。五邑“小调”漂洋过海。明清时期,中原古乐、江南小曲以及昆曲牌子等传到南粤,后来,五邑侨乡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继承发展了“夹房歌”、“卖鸡调”、“木鱼调”、“禾楼歌”、“顺口溜”等形式,赋予其浓郁的地方色彩,并使这些古调融入当地的婚嫁节庆风俗中。在多数民间传统艺术每况愈下的今天,侨乡的民间曲艺却方兴未艾,为使民间曲艺跟上时代的步伐,开平曲艺界对民歌等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唱腔、音乐伴奏、演唱形式等多个方面都有所突破,摒弃了拖沓的旋律,注入新的音乐元素,并尝试使用中西乐器伴奏,增强时代感。飘色,亦称摆色、以八、九岁的儿童装扮成戏剧故事、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由人们用“色柜”抬着出游,属于人物造型艺术,是台山民间艺坛上的一枝奇葩,其中以斗山浮石“摆色”久负盛名,誉满海内外。
体育运动,尤其是排球运动在台山蓬勃发展,并有悠久的发史。在台山,最先开展排球运动的是台城谭氏学校(现育英中学)和四九下坪堡小学。早在1919年2月,台山斗山浮石村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排球组织——华利磨学会(华利磨是英文排球Volley ball的译音)。此后,在华侨、港澳同胞和社会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下,排球运动在台山迅速普及。1927年8月,台山县排球队代表中国参加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夺得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夺得的第一项排球国际比赛冠军。1930年和1934年的远东运动会,台山排球健儿都夺得冠军,首次实现中国排球国际比赛的“三连冠”,为中华民族洗刷了“东亚病夫”的耻辱。20世纪50年代,台山向全国各省、市和部队输送了140多名排球运动员。在国家排球队中,台山籍运动员多年来占半数以上。1972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广州视察广东省体工队时曾说过“全国排球半台山。”台山人对排球运动情有独钟,并以排球运动为载体,将其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生活,成为当地的一种体育文化现象
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