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精选12篇）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篇1

我国在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构建上存在着不足, 反思我国自身的法律制度缺陷和对比国外的产品召回制度, 对建立我国完善、精细、具有现代性的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构建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涵盖大部分产品和填补法律的空白, 应该在制定一个广泛的法律框架的基础上, 完善各具体的部门法, 也即基本法和专项法相结合。

1采取基本法和专项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产品召回制度的国家, 该国的产品召回制度是由立法机关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的。由于我国的产品召回制度发展刚起步, 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经验。建立我国的产品召回制度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采用何种立法体例。通常可以采用的立法体例有两种:一是制定单行的产品召回法, 二是在现行其他法律中采用专篇专章的方式对产品召回作出明确的规定。制定单行法是维护产品召回制度权威的主要方式, 但制定单行法复杂且历时较长, 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 其滞后性明显。在现行其他法律中采用专篇专章的方式对产品召回作明确的规定也不适宜, 因为产品召回法兼具公法和私法的双重特点, 这就决定了产品召回制度不能被传统的合同法制度、侵权行为法制度所代替。目前我国关于产品质量的主要法律中, 《民法通则》属于典型的民法范畴, 《产品质量法》尚须完善, 其性质也尚有争议, 都不能将具有经济法性质的产品召回制度囊括其中。

因此, 基本法和专项法相结合是我国产品召回制度最好的立法模式。在产品召回制度中, 特殊产品是指具有一般产品无法比拟的迫切性、社会影响力和专业技术的产品。一方面, 由于特殊产品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最重要, 其产生的影响往往也最大, 因此要先制定不同种类特殊产品的召回的法规, 每部法规都只调整一类特殊类型的产品。产品的种类是繁多的, 不同性质的产品所需采取的召回在时间上、方式上、紧急程度上许多方面是不同的, 必须区分对待。另一方面, 建议由全国人大出台一部在全国都具有效力的缺陷产品召回法, 在本法中要明确规定对缺陷产品的定义和范围、缺陷产品召回的构成要件、企业在缺陷产品召回方面的法律责任、管理和监督企业履行缺陷产品召回义务的机关, 比如工商局等。在全国统一立法, 有利于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对于缺陷产品召回法做出的规定, 可以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出台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 具体规定产品召回的详细操作规范和步骤,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具体规定各类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并且国务院及其附属部门还负有义务向人大常委会汇报缺陷产品召回法的实施情况, 在时机成熟时, 准备出台具体各类产品召回法。

2明确规定法律责任

2.1法律责任的主体

在责任主体上, 召回的义务主体主要是生产者。在生产企业履行召回义务时, 销售者有协助召回的义务。在生产者拒绝履行召回义务时, 主管机关负有采取行政强制的职权, 可以主动使用职权强制召回缺陷产品, 将产品返回企业并且收取费用, 对企业直接给与行政处罚, 对于坚决不履行召回义务的企业, 行政执法部门有权对该企业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员行政处罚。企业对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不服的, 有权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同时, 对于销售者拒不配合履行协助召回义务时, 行政执法部门同样也有权行使行政强制召回的职权, 并对妨碍执行职务的责任人行政处罚, 严重的给予行政拘留。缺陷产品召回法具有明显的公法性色彩, 体现的是国家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市场调节失灵现象的规制。但是并不妨碍消费者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首先, 消费者因为缺陷产品受到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甚至是精神损害时, 有权向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给与赔偿。其次, 消费者有权监督行政执法行为。因此, 对于行政执法部门在履行监督企业召回产品的过程中, 出现滥用职权或违法利用职权的行为, 消费者作为利益相关人有权提出申诉或者控告。最后, 消费者协会出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非政府组织, 有权要求生产商或者销售商及时采取缺陷产品召回的措施, 当生产商或销售商表面上声明采取了召回手段但实际上却没有采取召回措施, 或者只召回一部分产品时, 有权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投诉, 构成欺诈并且再次严重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时, 可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2.2法律责任的确定

一项好的法律制度要得到好的贯彻落实, 必须有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来辅之。在规定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责任的时候, 要从主观上考虑企业的不同情形和客观上造成的损害结果来给予不同轻重、不同类别的制裁。在制裁的力度上, 可根据企业自愿召回、强制召回、隐瞒召回、逃避召回等不同情节给予不同的处罚措施, 主观上恶意程度越严重, 惩罚力度随之加大。在制裁的类别上, 以经济制裁为主, 辅之以名誉制裁、刑事制裁。

由于我国的产品召回制度刚刚起步, 企业实行产品召回的主动性远远不及欧美国家, 因此在规定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责任的时候同时也要明确, 不具有杀伤力和威慑力的惩罚措施对于利润丰厚的企业是毫无效果的。在现行法律制度下, 仅凭企业的自觉、媒体的监督和市场的自发调节, 是难以督促企业实行召回的。因此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值得借鉴的。惩罚性损害赔偿 (punitive damages) 也称惩戒性的赔偿 (exemplary damages) 或报复性的赔偿 (vindictive damages) , 一般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了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就是采用利益消除的方式来遏制不法行为, 通过判定惩罚性赔偿, 使行为人考量成本效益, 从利益机制上对其行为进行遏制。这就形成了一种最优化的遏制方式 (optional deterrence) 。惩罚制度的设计应立足于鼓励企业自觉配合完成产品召回, 一旦企业隐瞒产品的缺陷拒不召回, 可由法院判以惩罚性赔偿, 杜绝企业故意隐瞒缺陷、逃避管理部门的监督等现象。

2.3建立完善产品召回程序

(1) 缺陷产品召回的具体程序。

一般召回程序主要适用于产品召回的一般情形。一般程序分为以下几个步骤:①企业向主管部门提出产品缺陷报告;②监管机构评估和质量认证机构认证;③制定召回计划;④主管部门审查召回计划;⑤公布召回信息;⑥实施召回;⑦制定书面召回通知书和说明书;⑧行政主管部门通报产品召回具体情况和结果。除此之外, 还有特殊的产品召回制度, 这就是用于情节较轻的企业。当企业发现自己生产或者销售的在市场上流通的产品, 受到众多购买者投诉, 经过企业内部调查发现某一生产批次的商品是存在缺陷时, 及时的给与受害的购买者适当的补偿, 并且主动、及时、迅速的采取措施召回产品。在这一过程中, 认定企业主动召回产品的标准可以适当放宽, 包括经过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后发现缺陷产品, 在采取行政强制前就主动召回缺陷产品。这样有利于鼓励企业在发现大批量缺陷产品时, 能主动积极的召回产品。同时, 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企业的声誉, 也降低了执法成本。是值得在实践中推荐的一举多得的好方法。

(2) 执行缺陷产品召回程序相关主体的职责。

就企业而言, 产品缺陷的发现是产品召回的前提。在实行产品召回过程中, 企业应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召回工作, 收集市场反馈, 分析事故原因, 决定召回产品的范围。就政府而言, 消费者的投诉是发现产品缺陷的最主要方式。因此对消费者开通产品质量反馈和投诉的电话或网络服务必不可少。并且相关部门应该建立缺陷产品数据库, 及时更新相关缺陷产品的信息以及关注消费者投诉多的产品。在实行产品召回过程中, 政府应对企业进行的召回过程加以监督, 并根据工作需要部署地方管理机构进行有关召回的监督工作。

总之, 产品召回的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两者不可缺一。虽然特殊程序的优点更为明显, 但鉴于我国产品召回制度发展刚起步的现状, 行政管理部门在产品召回制度中仍然要在一段时期内起着主要作用。随着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发展, 企业对缺陷产品召回的自觉性的提高, 特殊程序在缺陷产品潜在危害性不大或者迅速展开召回将更有利的情况下实施将会成为主流。当一个企业被自身或者政府认定为对社会有责任感, 更多的有利因素将随之而来。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商品交易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生产和销售的经营活动已经不仅仅是经营者个体的行为, 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利益, 关系到经济稳定, 还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产品召回制度作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方式, 越来越受重视和发展。如何进一步构建和完善这一制度是我国重要并且急迫的问题。分析了我国在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构建上的现状及不足, 通过反思我国自身的缺陷和对比国外的产品召回制度, 对健全和完善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构建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缺陷产品,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篇2

题目： 员工法律法规、题目：02 员工法律法规、质量培训及考核制度 编制部门： 编制部门：综合行政部 起草人 日 期 审核人 编号： 编号： 日 期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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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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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部门

综合行政部

分发部门

总经理、质量管理部、综合行政部、物资部、总经理、质量管理部、综合行政部、物资部、销售部

1.目的： 目的： 使员工熟悉国家对于医疗行业及企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员工的质量管理意识等公司认为需要 员工掌握的知识，对员工进行适当的教育、培训、技能和经历，并进行考核，以保证其能胜任 本职工作。2.范围： 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全体职员工的岗位资格认可，培训的计划、实施和考核。3.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 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有关医疗器械行业及企业相关法律制度要求 制度内容： 4.制度内容： 4.1 综合行政部负责制定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质量管理人负责教学及考核。4.2 培训对象为企业全体员工，4.3 员工在上岗前必须经过有关医疗器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专业知识的培训，经考试、考 核合格后方可上岗。4.4 积极参加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医疗器械专项培训，争取公司的员工在两年内每人轮训一 次，以提高业务水平。4.5 公司每季度统一组织员工学习一次，平时鼓励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多学习，做好学习笔记。4.6 把经济责任制考核与争创文明经商、职业道德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从思想作风、优质服务、岗位规范、劳动纪律与销售目标五个方面对全体员工进行考核评比，成绩记入员工档案，作为考 核项目进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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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 篇3

关键词：产品责任；产品责任保险；消费者权利

一、产品责任保险概述

所谓产品责任保险，是指产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因生产、销售的产品造成产品使用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应当承担的以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责任保险。由其定义可见，产品责任保险制度是一种具有复合性质的制度，其中产品侵权受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而保险赔付问题则要由保险法律制度解决。

产品责任保险的功能有以下几点：第一，产品责任保险通过将产品责任风险由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从而使生产者与销售者得以避免巨额理赔造成的冲击。第二，及时补偿产品责任事故受害者的损失，避免了因企业无法承担赔偿责任使受害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第三，产品责任保险以合同义务约束被保险人遵守相关法律、保障产品质量，具有质量监督功能。

二、产品责任保险的主要特点

（1）保险标的无形：产品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的法律责任，为无形标的。

（2）采取“索赔发生制”：即只要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如果属于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3）独立处理理赔：保险公司对索赔处理具有绝对控制权。

（4）与“公众责任险”的差异：事故须发生在被保险人制造或销售场所以外，且产品所有权已转移至用户或销售者。

三、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产品责任保险始于1980年，最初限于外贸领域，1985年首次在内地开始推广。近年来，产品责任保险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推进缓慢，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具体详述如下：

1.产品责任保险相关法律规定分散

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法规，只可依据《保险法》第六十五、第六十六条关于责任保险的规定进行规制，立法上显得较为薄弱。而且产品责任保险以产品责任作为保险标的，而我国却缺乏统一的产品责任法。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分散于《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之中，法律制度体系较为杂乱且存在一定冲突，给实践中法律的理解与适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例如《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三种排除产品质量责任的情形，而《侵权责任法》中并未对此进行明确，那么在产品责任中是否存在免责情形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和疑惑。因此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对产品质量保险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第三人利益保护有待完善

产品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即产品责任事故中的受害者，包括消费者、使用者以及其他受害者。为了保障第三人所受损失得到及时充分的补偿，国外往往采取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做法。例如《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发生保有者损害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根据政令的规定，可以在保险金额的限度内向保险人请求支付损害赔偿额。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没有规定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但规定保险金可已经被保险人同意后向第三人直接给付。

我国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借鉴了上述制度，该法第65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该条可以说是附条件地赋予了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即只有当被保险人怠于请求时方可行使。然而什么样的情形属于怠于请求，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这无疑给了保险人解释的空间，给第三人行使权利带来了阻碍。因此如何科学地界定“怠于请求”，是研究者与立法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四、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对策

1.制定统一的《产品质量法》

如前文所述，产品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需要以产品责任制度的完备为基础。而我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规定分散于《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之中，缺乏统一的体系。从国外的立法实践上看，西方国家一般采取对产品责任单独立法，如美国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系统地规定了产品责任的基本原则、基本概念与基本规则。我国的《产品质量法》侧重于产品质量的行政监督与行政处罚，具有明显的公法性质。而《侵权责任法》对产品责任的规定细节尚显不足。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产品责任法》以解决目前法律体系杂乱的问题。

2.建立强制性产品责任保险制度

鉴于我国产品责任保险发展缓慢而产品侵权频繁发生，应当建立强制产品责任保险制度。但我国目前小企业小作坊数量庞大，强制其参与产品责任保险，不仅增加了其成本，而且由于其市场占有分散，效率十分低下。我国台湾地区于2008年6月修订了《食品卫生管理法》，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一定种类规模的食品业者应投保产品责任保险。”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初级农产品、日用品等行业中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推行强制产品责任保险。对其他行业则采取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自愿参与的模式，在保护消费者的同时提高效率，实现产品责任保险的社会价值。

3.完善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制度

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赋予了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附条件的直接请求权，其原因可能在于避免第三人滥用请求权，但却给第三人行使权利带来阻碍。笔者认为，应当通过立法形式赋予第三人全面的直接请求权，同时通过制度设计防止第三人滥用请求权。在第三人权利行使方面，应当增加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协助义务。原因在于产品责任事故成因具有专业性，且第三人位于保险法律关系之外，很多信息需要保险人及被保险人的协助才能获得，缺乏这些协助第三人很难获得充足的证据支持。在防止第三人权利滥用方面，可以在《保险法》中规定保险人基于合同事由的抗辩权利，但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强制保险除外。如此可以达到第三人利益与保险人利益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张淑娟.完善中国产品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议[J].商品与质量：房地产研究，2014，（7）：98.

[2]孙宏涛.我国产品责任保险市场完善之分析[J].上海保险，2013，（6）：56-57.

召回缺陷汽车产品的法律制度探析 篇4

缺陷汽车召回制度为进入市场的汽车产品在设计和制造方面存在缺陷, 或不符合有关法规、标准, 有导致安全及环保问题的可能, 其生产厂商必须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产品存在的问题, 造成问题的原因及改善措施等, 并提出召回申请, 经批准后对在用车辆进行改造, 及消除事故隐患的法律制度。

发达国家汽车召回制度发展的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 美国国内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 交通安全事故发生频繁, 导致人员伤亡的数额递增, 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极大不满, 美国律师拉尔夫就此发起一项呼吁美国国会颁布汽车安全法规的署名运动。与此同时, 日本汽车工业积极推进海外市场, 美国逐渐成为日本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 这给美国国内汽车制造商造成了强大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国会于1966年9月9日, 通过了《国家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 该安全法将遵守安全标准和责任直接加诸于制造商。自美国实施了汽车召回制度后, 美国的汽车质量安全性能都有极大改善, 交通事故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其他国家为了提高本国汽车工业水平, 也纷纷效仿美国, 制定了符合其本国国情的汽车召回制度。例如, 日本的《机动车形式制定规则》等, 目前, 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正着手制定统一的“汽车召回”标准, 以提高汽车召回制度的透明度。

汽车产业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猛, 但是在汽车产销量和保有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产品质量却未能同步跟进, 国产汽车的安全性能远未迟到国务院于1994年在《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中提出的“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的要求。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消费者投诉热点中, 汽车质量问题大为突出:制造商、经销商对消费者合理的退、换货要求无理拒绝、故意拖延和相互推诿的现象极为普通, 对消费者人身及财产造成的损害情况也日趋严重, 该现象不能不受到重视。

2000年, 三菱帕杰罗越野车刹车管漏油, 几乎造成重大事故, 经查属安全隐患问题。三菱公司最终承诺解决, 全国有7万多辆三菱车被召回, 三菱事件成为“中国汽车召回第一案”。中国汽车消费者要求享受与国外消费者同等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于2004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了不成熟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二、汽车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缺失与冲突

当前我国与汽车有关的法律、法规有《环境保护法》、《大气防染的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管理条例》等一些部门的地方性管理规章, 都与汽车质量关联不大。

汽车产品质量缺陷属于产品责任领域范畴, 但目前在该领域我国还没有进行专门立法。有关产品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反映在我国相关的法律文件中。现行的《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形成了我国产品责任法的基本框架, 但仅原则上规定了“召回”确权的法律依据, 而这一依据仅限于原则, 缺乏产品缺陷导致的侵权界定细则, 故于操作上发生制度障碍。

缺陷产品的实质在于其不仅损害个人的合法权益, 还危害消费者群体和社会公共安全利益与之相关的法律后果, 更多的是公法上的责任。《产品质量法》第1条的规定, 该法的立法宗旨在于通过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 提高产品质量水平, 明确产品质量责任, 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相应的, 《产品质量法》中规定的产品存在“缺陷”的法律后果, 不仅包括私法上因侵权所致损害赔偿责任, 也包括承担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理和处罚的责任。通览整部《产品质量法》仍缺乏规制汽车缺乏产品召回的相关可操作性条款。

综合分析, 我国汽车召回的法律制度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首先, 与日、美的汽车召回制度及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不同, 对产品质量问题, 我国更多的是由专门的行政部门直接进行监督、检查、处理和处罚, 侧重于用行政方式调整市场规制关系, 而对被规制的市场关系未给予合理重视。例如, 在我国目前的《产品质量法》中, 有关行政管理的条文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使行政机关和行政手段成了维护产品质量的最主要的主体和方式。这有障于《产品质量法》作为市场规制法的整体功能的实现。

其次, 从法律可操作性角度看, 无论是《产品质量法》, 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均未具体规定行政部门对其系统性产品缺陷及其责任主体的管理方式, 也未明确规定责任主体消除系统性缺陷产品对消费者和公共安全所带来的危害的具体步骤。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做出了政府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定, 但针对缺陷产品的防范和处理的规定过于原则, 例如除了明确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管理职责外, 对于其他部门并未明确其职责, 对生产者的经营行为未做明确规定, 难以为解决产品缺陷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当产品有足以危害消费者安全与健康的危险, 但未造成损害的情形, 这两部法均未做出规定。因此这两部法都不能满足实施召回的需要, 我国还未形成完整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制度体系。

再次, 汽车召回制度以部门规章形式出台, 缺少权威性。这是《规定》的先天不足。最初制定相关法规时设想纳入《道路车辆安全法》, 但这样必须通过人大立法的程序方式, 而根据立法规划, 该法的出台遥遥无期, 只能通过部门规定的方式, 推出《规定》, 虽然速度较快, 但隐含着不少负面因素。在一些汽车产业成熟的国家, 汽车召回制度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出现, 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规制力, 而作为国家质检总局的一个部门规章, 并非严格意义的法。目前, 在汽车消费过程中, 涉及制造、销售环节的有车管、工商、税务、交通、保险、质量监督等部门, 而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无法对其他部门产生法律效力, 也使得相关认证制度缺乏法律基础。

我国现有颁布的汽车召回法规依据的是《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 作为一般性的法律条文, 它们很难对汽车召回这一特定事物的复杂程序, 监督和赔偿问题做出明确、详细、可操作性的界定。从国际惯例来看, 国外有《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法》, 但是这些均不是召回制度的制定依据, 而依据的都是对汽车产品安全、环保、节能等方面有专门规定的《道路车辆法》, 而中国目前没有这样一部专门适用于汽车产品的法律。《规定》无法对其它部门产生法律效力, 也使得相关认证制度缺乏法律基础。从本质上看, 更多的是部门利益的再分配, 成为少数部门垄断特权的工具, 而不是消费者和行业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单独而应付性地颁布《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实际上导致了法律的错位问题, 一些根本性、结构性、系统性、深层化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应当需要有一个高于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国家汽车法”进行全面的规范。

三、发达国家缺陷汽车召回法律机制的引用

发达国家的缺陷产品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大至经历了三个阶段:合同责任、过失责任和严格责任。严格责任又称侵权行为法上的无过失责任, 是美英法系国家发展起来的一种产品责任理论, 目前已成为现代美国等国家产品责任诉讼的主流。严格责任理论是过失和担保责任的结合, 它分别吸取了过失和担保责任的某些要素, 其在于不要求原告证明被告的过失, 尽管卖方在准备和销售产品的过程尽可能做到谨慎, 严格责任仍然选用。严格责任的确立, 使得消费者在使用缺陷产品而损害时, 只要证明自己的损害与该产品的缺陷有关即可获得赔偿, 不需证明缺陷之所在, 也不必要证明制造者或销售者的过程。由于其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的显著优点, 已经为世界各国广泛用于对缺陷汽车召回领域中进行规制。

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 由于科技发展水平和产品复杂程度提高、市场竞争激烈等多方面的原因, 都面临着大量因产品缺陷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立法机构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授权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对缺陷产品问题进行管理, 使之日益成为缺陷产品危害问题解决机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所建立和实行的缺陷产品召回管理制度, 均具备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基础, 政府部门进行缺陷产品召回管理的职能、召回管理的程序等, 都由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明确规定:对于缺陷产品的生产商、销售商等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相关义务, 都有明确的规定。综观这些国家的缺陷产品召回立法, 既包括针对所有产品的一般法, 也包括针对特定产品的特殊法。

1965年美国颁布《净化空气法案》, 1966年美国又颁布《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并纳入了49号联邦法的第301章并进行了修改。美国除了《联邦车辆交通安全法》外, 还有美国交通部制定的《汽车召回法》、美国商业部制定的《汽车保用法》 (又称《柠檬法》) 、美国能源部制定的《平均油耗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这对其实行汽车召回制度、维护并提高汽车质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日本于1969年修改了运输省的《机动车型制造规则》, 设立了召回制度, 颁布了《产品责任法》、《道路运输车辆安全》、《召回制度》等法律。而西方各国多通过立法方式确认政府的权利, 对政府而言, 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 否则政府无权过问。如使用在《产品安全法》第9条明确规定:主管部门可以将投入流通的不安全产品采取召回的办法, 以确保产品安全, 对未用其他方式消除危害的, 要加以消除。欧盟各国对缺陷产品事务制定的法律都是原则性规定, 但在操作层面上的规定都是由政府职能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制定的。即有关政府部门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可以制定缺陷产品管理的具体规定。

四、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的规范

针对国内外相关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汽车召回制度的最大问题是以部门规章制度的形式出台, 从而缺少权威性、有效性的规制。世界范围内汽车产业成熟的国家, 汽车召回制度往往是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出现, 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约束力。而我国目前仅有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作为国家质检总局的一个部门规章, 无法有效的对其他部门产生法律效力, 也使得相关制度缺乏法律基础。规制比较难以在实践中操作, 导致无所适从境地。

我国目前在汽车消费过程中, 涉及制造、销售环节的有车管、工商、税务、交通、保险、质量监督等多个部门, 这就需要有一个高于各部门的“国家汽车法”进行协调规制。在此基础上, 根据汽车产品的特点, 提出“国家汽车法”在召回法律制度方面的立法规范。

1. 规范相关立法, 完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机制

综上所述的其他国家立法模式对于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律法规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而且也有条件以一部或几部针对所有产品的法律为核心, 以其他针对特定产品的特殊法为辅助, 建立一套完整的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 再由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其中某些特殊商品的规定。为此, 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相结合, 既有原则性, 又有可操作性, 只是这里的核心法律是《产品质量法》, 还是将缺陷产品召回的内容单例出来, 制定《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需要进一步完善《产品质量法》中的关于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关系的立法。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立法属于公法性质, 它保证了国家对产品市场监督管理活动, 其意在于维护公共安全。与其他国家立法相比较, 缺陷产品的问题没有在《产品质量法》中明确, 对于这部有关产品关系的核心法律来说是不完整的。《产品质量法》第40条和《合同法》第155条关于销售者或出卖人“修理、更换、退货”的民事责任实质上已经涉及到缺陷产品召回的规定, 只是该规定的使用范围被限制得过于狭窄, 即仅限于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具有买卖合同的场合, 如果作为产品制造者外国厂商来与消费者直接订立买卖合同, 就不适用于这两条的规定, 消费者也就无权要求外国厂商承担“修理、更换、退货”的责任。因此, 在《产品质量法》中增加相应缺陷产品召回的法律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在以《产品质量法》为核心建立我国缺陷产品召回法律制度中, 针对特定产品的特殊法同样具有重要地位。

2. 完善并构建对企业不执行召回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对于企业不执行召回或者隐瞒产品质量缺陷时, 首先应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然后制定合理的惩罚度量, 而合理的惩罚度量须依靠行政裁量权的合理行使。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其补偿性、制裁性、预防性和激励性四项功能很适合在产品责任中应用。各国的产品责任法对产品存有重要质量问题的, 都具有明确的惩罚性赔偿规定, 如美国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等。因此, 在产品责任中增设惩罚性赔偿可使我国法律法规尽快与国际接轨。产品召回法律制度的最大功效为:一是对已造成社会损害的企业以惩戒, 二是对尚未造成损害、但已发现问题的产品的预警。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中最高处以制造商罚款30, 000元的标准偏轻, 难以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鉴于此, 我国有必要引入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当然, 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上, 应当根据我国国情, 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额;做到既能对生产者形成威慑作用, 又不至于影响其生产能力和继续经营能力, 也即在规定足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并能对生产者构成足够威慑的高额赔偿时, 也应适当考虑生产者的利益。

3. 完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鉴定过程的立法与管理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本身在于保护消费者, 因而必须处理好赔偿难的问题, 完善产品责任和司法鉴定制度。《产品质量法》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判断产品是否有缺陷的首要标准是极为不妥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最低的质量标准, 汽车质量符合这一标准未必不存在缺陷。况且我国没有在司法上确认行业责任——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因缺陷致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由制定该标准的国家部门承担责任, 这便存在汽车质量虽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但仍然侵害消费者的安全权, 而消费者最终却无法寻求法律救济的可能。故此, 应当以产品以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危险作为提供法律救济的首要标准, 只要汽车存在设计缺陷、制造缺陷或说明缺陷, 即便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亦构成侵权, 由制造商承担责任。

纵观我国司法鉴定的现状和立法鉴定甚为薄弱的情况, 要制定系统的鉴定法必须有一个科学、全面、完整和系统的规划。根据司法鉴定领域内的种种弊端, 结合司法鉴定工作实际发展需要和未来可能, 我国司法鉴定立法的内容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1) 关于鉴定权

鉴定权是鉴定领域内的支配力量, 是国家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授予由国家法律规定。因此, 针对鉴定权的合法界限, 鉴定权的管理、执掌、执行均应立法明确, 才能确保关于鉴定的一系列活动得于公平、公正和公义。

(1) 鉴定决定权, 即国家法律规定的决定进行鉴定的权力, 是鉴定权付诸实施的法律前提。从完善现有立法角度而言, 鉴定立法时应明确:民事与行政诉讼中的鉴定统一由人民法院决定;对于申诉、投诉案件, 人民检察院有决定鉴定的权力。同时, 立法应明确规定被告人、受害人 (包括其亲属) 和律师有申请鉴定、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 并规定提出申请的相关程序。

(2) 鉴定执行权, 即享有鉴定权的部门及其组织实施鉴定的权力, 具有专属性。鉴定执行权的行使是以鉴定权的执掌为前提, 所以为保证鉴定执行权的权威和有效性, 有必要立法明确:鉴定执行权只能限定在司法行政部门的鉴定机构或国家各级鉴定部门以及法定民间服务机构和取得鉴定资格的鉴定专业人员。

(3) 鉴定管理权, 即负责、保障鉴定活动顺利进行的一切权力, 主要包括鉴定机构审批权, 鉴定人资格授予权, 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管理权。作为一种行政权, 为确保其效力和权威, 应由司法行政部门或国家鉴定管理部门来行使, 原则上应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体制。

(2) 加强鉴定对象、范围及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

对产品缺陷的鉴定, 只有法律规定了的鉴定对象, 鉴定结论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由于现代科学门类繁多, 研究的对象又十分广泛, 新兴技术在司法工作中的应用又不断在扩展, 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又很有限, 要短期内以法律形式列出所有的鉴定对象是困难的, 而且也是不科学的。因此, 鉴定立法时应根据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法制传统习惯, 遵循实事求是原则, 与科技发展相适应及吸收、借鉴外国先进的立法原则, 确认国际上无争议的较为成熟的鉴定对象, 以及随着科技的发展逐步得到更多的国家法律认可的对我国具体办案有实际意义的鉴定对象。

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是鉴定结论本身可能说明或解决的问题。鉴定对象的不同, 决定了鉴定结论所能说明的问题不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高精仪器的应用, 通过鉴定不仅解决问题的范围扩大了, 且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深度也突破了传统的界限。实际上, 鉴定结论在法律上所能起的作用是由其固有的特性决定的, 鉴定立法对于各项鉴定结论证据作用的规定也必然要遵循这一原则。

(3) 鉴定立法必须具有统一科学的鉴定标准

鉴定标准化是有关鉴定工作的名词术语、方法、程序步骤和鉴定依据的规范化、统一化。因此, 鉴定立法中应考虑统一各鉴定门类的名词术语, 使鉴定语言规范化、法定化, 避免对案情的理解发生差错;统一特征分类, 这是使鉴定工作趋向标准化的必由之路, 鉴定立法应明确每项鉴定学科的分类体系 (以该学科分类的可能性为前提) 。由于各门类鉴定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法律对其的规定不可能事事具细, 讲求统一, 鉴定立法应以原则性规定为主, 根据鉴定门类和鉴定对象的不同特点而进行相应的规定, 如对有些鉴定客体可规定最低的鉴定标准;对有些鉴定可规定作出肯定或否定结论的标准;对有些鉴定对象则规定作出结论的最低的特征数量和质量;对有些鉴定对象则规定必须采用的方法、手段。除原则性的规定外, 还应根据各鉴定门类的具体情况制定各鉴定门类的鉴定标准或实施细则, 旨在构建行之有效的国家缺陷汽车召回法律制度。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的比较分析, 剖析了我国汽车缺陷产品召回法律中存在的问题与缺失, 从而构建缺陷汽车产品惩罚性赔偿制度, 并提出了立法须加强鉴定对象、范围、标准及鉴定结论的证据作用等立法规范。

关键词：召回制度,缺陷汽车,惩罚性赔偿

参考文献

[1]David Cresising:Quality:How to Make It Pay, Business Week, 1994

[2]Levy.R.A Record Year for Recalls, Dun’s Review, 1979 (113)

[3]陈吉刚:欧美日汽车法规简介.汽车工业研究, 2001.3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篇5

度的异同

【摘要】：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与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本文就此对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和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异同展开分析。

【关键词】：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异同

1、前言

1.1背景

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作为社会发展的“安全阀门”，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推进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一项带有国际性的制度，也成为治国安邦的一项基本手段。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已经成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还有许多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就业，一部分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解决不了，目前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法规文件本身的效力等级不高，各种保险制度之间缺乏协调，覆盖对象范围不一，对各种单项的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基金来源、保险待遇、保险管理等缺乏统一的规范。因此，我们应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同时要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尽快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颁布在社会保障法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构建开放而健全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

1.3、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自社会保险法律制度问世以来，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各行其道、各司其职，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虽有对立的时候，但从未完全替代。下面以隶属于社会保险事业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商业保险机构举办的以人的生命和身体为对象的人身保险业务，诸如人寿保险、年金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为例，说明两者的共性与差异。

2、共性与差异分析

2.1、二者的共性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与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在保障对象上是一致的，它们都以人的生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并且以人的生、老、病、死、伤、残作为保险责任。从功能上看，两者都是社会风险化解机制。社会保险法律制度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作为对社会保险的补充，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与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互助互济、分担风险、保险人民生活安定，维持经济繁荣的作用。

从保险技术发展史的角度看，两者的运作机理亦相似。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产生晚于商业保险法律制度，它所使用的很多术语和计算方法、预测方法与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类同。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借鉴了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大数法则”或“平均数法则”，将国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纳入一个责任共同体之中。另外，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和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中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都需要充足的基金作为后盾。商业保险和强制保险是由保险公司收取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将大量资金统一管理，整体运作。在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时，对其进行赔付。商业保险公司必须遵循稳健经营的原则，保证资金的保值增值，维护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社会保险也是一样，无论其资金来源是个人、单位还是国家财政拨款，都需要相关机构妥善管理，合理运作，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顺利实施。

2.2、二者的差异

可以说，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虽然沿用了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运作机理，但是二者亦有本质的区别。

2.2.1、基本性质和原则不同

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的一项基本社会政策和劳动政策的法律制度，其基本属性是社会福利性质，即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它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商业保险法律制度是在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方完全自愿的前提条件下，通过相互自由选择而结成的互利关系的制度，法律只对这种关系加以保护而不能强制其发生，其基本属性是一种纯粹商业性的经营活动，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权利与义务基本对等，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是现代劳动者应享受的一项公民权利，而强制缴纳保险费与参加社会劳动则是公民享受此项权利时所应尽的义务。但劳动贡献的大小或个人缴费的多少，与保险待遇没有严格的对等关系，而且保险费的征收，不依据保险项目风险大小，而是依据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而定。商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权利与义务严格对等的等价交换，多投多保，少投少保, 不投不保。

2.2.2、目标取向不同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它首先以社会价值为目标，其目标是维护社会安定和社会公平，体现的是国家的社会政策而非经济政策。其实施范围由法律严格界定，其实施手段具有强制性，它以国家财政作为经济后盾，由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或由政府设立专门的事业机构来统一实施，从而具有非赢利的性质。而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中的商业保险是商业性质的保险公司经营的一项险种。这一经营活动是在保险者与被保险者双方按照自愿的原则签定契约的情况下来实现的，参加保险完全取决于被保险人的个人意愿，商业性人身保险作为一项金融业务，具有以赢利为目的的并趋于利润最大化的性质。

2.2.3、保险费负担不同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中的社会保险保险费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来实施，通过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个人负担多少，不是根据将来给付的需要，而是决定于经济上的承受能力。而商业保险中的人身保险的保险金全要有投保人承担，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实行“多投多保，少投少保”原则，保险费率的高低，由危险决定，危险大的保险费率就高。

2.2.4、政府承担的责任不同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规定社会保险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对社会保

险财务承担最终的兜底责任；商业保险则受市场竞争机制制约，政府主要依法对商业保险进行监管，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但不承担直接的经济责任。

2.2.5、二者补偿水平及保障方式不同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确立水平，既要考虑劳动者的原有生活水平以及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还要随着物价水平的上升而进行调整，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以此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商业保险的给付一般是一次性的，并且给付水平的确定只考虑被保险人缴费额的多少，而不考虑其它因素。社会保险的补偿是通过现金补偿和服务两个方式来实现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则主要体现货币的支付关系，缺少服务的内容。

2.2.6、可承保风险的范围不同

商业保险对于一些社会性风险，诸如通货膨胀、战争、大的地震、由于宏观决策失误而引起的经济衰退以及工人大量失业等等，都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些风险发生的概率不稳定。相比之下，政府作为政权主体，拥有任何商业性机构都不具备的至高无上的权利。换言之，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具有潜在的优势：一是政府有权征税以实现对社会性风险的保险。二是政府能使几代人共担风险。三是政府可以对社会保障支出进行指数化调整。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保险还没有普及到全社会的劳动者。那些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的公民，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以在更大程度上分散风险损失。对于已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职工，积极开展商业性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可以满足其多层次的需要。

2.2.7、兴办单位不同

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中的社会保险一般由国家设立专门社会保险机构统一管理，根据国家统一立法规定统一项目、费率和给付标准及办法等。而商业保险法律制度中的商业保险则是按企业原则经营管理，国家对它征税，只有对它所在经营的社会保险部分不征税，商业保险公司是金融性企业。

3、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商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虽然存在着不同，但二者不是对立的不可相容的, 而是可以实现共同发展的。两者之间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只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劳动者如有资金实力，完全可以在缴纳社会保险费之后，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并在遭受风险时候同时从社会保障机构和商业保险机构获得补偿。两者在发展中可以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完善。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发展还很不成熟，社会保障机制还很不健全，要实现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协调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在根本上都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生活安全。它们在经营形式、经营机制上存在众多不同，但并非相互矛盾，也不是互相替代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我们应当从全局出发，社会保险机构与商业保险机构应相互配合，合理分工，共同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支柱。

参考文献：

[1] 张士昌.略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J].淮南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5

[2] 夏舟.新型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J].经济研究，2007，3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篇6

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低收入住房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不妥善解决，势必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为中等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住房，为高收入者提供商品房，建立了以经济适用房为中心的多层次住房体系，使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有房可居。其中公示制度是确保经济适用房公平公正公开的重要依据和体现。

本文拟从经济适用房大形势出发，从其制度整体和具体各项规定上进行分析。其次着重阐释了其中公示部分的具体规定、影响、存在的弊端及改进办法。最后从经济适用房和公示宏观前景上进行论述。具体分为以下几部分：经济适用房制度及其存在意义、我国经济适用房制度具体规定及影响、经济适用房中公示制度具体分析及我国经济适用房中公示与其它方面公示制度的比较、公示存在的不足、公示制度完善、公示及经济适用房整体发展趋势及前景。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公示；住房保障

让中低收入者负担得起住房是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有限的建设标准，限制令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形成了保护性的商品住房政策的性质。其中，“经济”是指相对市场价格，经济适用房价格是温和的，与低收入的负担能力适应；“适用”指的是住房建设标准的设计，以满足人口居住需求。人们需要的，不仅建设在适当的区域，兼具功能性和实用性，而且交通便利，公共设施齐全，即在住房建设标准上强调的是适用住房的效果，而不是降低建设标准，建设豆腐渣工程。其中，公示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民众对于国家实施保障房制度监督的重要手段。

一、经济适用房制度含义

随着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低收入住房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不妥善解决，势必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为中等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住房，为高收入者提供商品房，本系统所需的形式，同时这一制度建立了以经济适用房为中心的多层次住房体系，使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有房可居。

这是在2004年4月13日的住房需求的主流观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新《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有限的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保障性质的住房政策。其中，“经济”是指相对市场价格，经济适用房价格是温和的，低收入的负担能力适应；“适用”指的是住房建设标准的设计，以满足人们需要的住房。具体而言，经济适用住房原则上的行政划拨方式是指建设用地供应，享受政府扶持政策，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价格由主管建设部经济适用房会同物价管理部门按照建设成本确定，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开发商不得超过3%的利润，房源用于向中低收入家庭销售。[1]住房政策是利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措施来解决中低收入住房问题的住房问题，兼具对住房市场的调控和收入分配的功能。与一般商品房相比，两者在价格构成、成本构成、价形成机制、利润形成机制、联应对象和购买条件以及租售和转让政策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由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联合颁布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指出，经济适用房的发展应坚持“根据国家宏观政策指导，适应当地地区决策，分别施行”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居民住房条件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经济适用住房的政策目标，建设标准，供应范围和目标，并重新负责组织实施。对购房者的具体规定：第一，购买者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方可购买；第二，满一定年限方可按市价出售；第三，超核准面积部分不享受优惠；第四，购买者条件须向社会公示。

二、经适房公示制度在法律上的规定

《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第二章一般规定5条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实行申请、审批和公示制度”。第四章第十七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应在社会公示后确定”。公示制度的重点是住房的公平性和公开性。所谓的宣传，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事先通知的人所知，以供咨询、改进工作的一种实用方法。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性质是政策性的商品房，是国家解决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和建设的，有以下四个特点：1.开放。所谓“开放性”是指文字内容、所携带的信息，在一定范围内或者在特定范围内的人员公开出来，就是让你知道和理解，具有很好的透明性，不会有任何秘密和黑盒子的操作。2.知名。所谓“知名”就是指写它的人要注意它和他们所知道的信息是如何回报的一种责任，去参与活动。3.科学。所谓科学，指的是宣传的时间要科学合理，不仅要反映过程的宣传，而且要反映结果的宣传，反映群众的愿望。公示是在事前公示，不是公示后。宣传的内容是一个初步的决定，而不是最后的决定。如果是最后的决定，必须在“宣传”的序言中予以解释。4.民主。所谓“民主”，指的是过程和结果的公示，都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有人参与和监督，并为他们的认可。宣传作为一种新的风格，有自己更固定的格式。一个完整的标题，正文和落款三部分宣传。公共住房政策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购买或租赁住房经济：一、地方城镇户口（包括符合条件的地方军队人员安置），或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供应对象；二，没有住房或住房面积不到城市和县人民政府设定的住房困难家庭的标准；第三，家庭收入达不到市和县人民政府的收入标准。其中，公示制度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是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保障，是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县人民政府的规定，应当根据当地住房价格、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和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规定享受购买或租赁经济适用住房条件和规模标准，并向公众公开。申请者须有相关证明材料，经市、县人民政府经济适用住房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核查，符合条件的应予以公示。公示后的投诉，经济适用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无投诉或经过调查核实投诉后，在申请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表上签字确认意见，并注明可购买特许区或总价标准。对此，2001年初，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城镇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问题暂行规定》，明确了购买经济适用房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年收入低于60000元；二是购房者必须是无房户或住房面积不符合规定的城市住房补贴标准。开发商，首先，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确定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应保证利润的原则，基准价格和浮动范围应根据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的规定。租金标准由主管部门会同物价部门会同经济适用房的经济适用房主管部门综合考虑施工、管理费用和不超过3%的利润。其次，经济适用房价格应确定后进行社会宣传。18条经济适用住房销售要实行明码标价，销售价格不得超过公示的基准价格和浮动幅度，不得收费和价格的任何标记。物价部门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与其他领域公示制度不同，经济适用房公示旨在明确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资格现状，以确定其是否有开发、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格。借助公示来保证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公平公正公开性。其中与行政领域的任前公示相比较有以下不同：1.出发点不同。经济适用房公示是以百姓住房问题为出发点，而官员任前公示是以对官员考核为出发点；2.所需条件不同。二者均在其法律规制中有不同的具体规定；3.过程不同。二者经历的具体程序和所需公示时间不同；4.目的不同。经济适用房上的公示目的在于实现房产公正公平，解决大多数中产阶级者的住房难问题。任前公示目的在于在官员选拔上面实现公开透明化，更加注重民意；5.影响不同。经济适用房公示影响面积更大，波及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而任前公示影响范围相对较小。

三、经济适用房公示制度发展现状

对于经济适用房的问题，央视国际网站的调查显示，14.79%大户型太大、质量差。[2]甚至出现了富人搭乘政策的顺风车，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情形，甚至在实践中存在某富家女“炫富”两百多平米的“豪宅”型经济适用房，并讥笑称穷人不配住这样的经济适用房，不得不说是个令人寒心的怪圈，不得不引发我们更深入的思考！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长期斗争不利于社会文化转型，本身在中国，法国，意大利，被批判和抛弃法律意识的规则，大多数时候，缺乏内在的道德品质和逻辑力量，也缺乏外部的技术质量。同时，由于住房的存在，使目前的住宅市场实际上是在“双轨制”的状态。“计划经济”中的住房性质，显然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秩序，这是房地产一直被批评的经济学家和房地产开发商们的批评。微观、宏观两个方面的住房问题是主要问题。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就是经济适用房不应该存在。事实上，在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时，政府应把重点放在帮助那些家庭有房住，而不是变相的房地产开发。

公共审查阶段的问题导致了经济适用房本来是为低收入家庭准备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许多问题：第一，低收入人群仍然不能承受。虽然住房价格比商品房便宜，但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仍然可以预期到巨大的压力。第二，房型一般面积较大。根据此前的报道，北京市的经济适用房一般在100平方米以上或更大，甚至是一个复式结构的出现，这使得许多低收入家庭被挡在门口；第三是资格审查不严格，使高收入者混入其中，而这些高收入常常因为“关系”，加重了房源吃紧。有报道称，北京的经济适用房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住房！对于房型大问题，北京等地出台了一项强制性标准。但“资格”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住房部门是有限的人力，是不可能申请一个由一个调查和验证；其次，即使在手，行政资源成本巨大，这很可能会导致经济适用房成本的提高。事实上，这部分的政府承担直接“委托”的开发商的责任。然而，商人的天性，也是嫌贫爱富的，只要房子卖得快。他们怎么会愿意用艰苦的努力来调查购买真正的“低收入”？他们更希望获得更多的成交量。于是，资格审查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中，公示也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结合以上实际问题我们可以总结出，经济适用房公示制度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机构在组织管理工作时，普遍存在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审核工作效率较低，工作人员态度恶劣等不良风气，这严重挫伤了我国人民作为民事主体，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配合国家公示的积极性与自觉性，影响经济适用房公示的公信力；第二，登记机关赔偿责任的规定过于抽象，没有规定土地权利登记机关因错误、公示疏漏给有关当事人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第三，公示的法律性质规定不明确，造成其效力的认定不统一，无法充分保护进行公示人的合法权利；第四，对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公示标准没有系统统一的限制，这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将收效甚微，在维护交易秩序的公平诚信上也显得力不从心。第五，对公示过程监督体制不完善，不利于实现公平公正；第六，没有详细具体的对公示责任承担上的系统规定。

四、经济适用房公示制度的完善

针对我国经济适用房制度上的主要问题，现提出以下完善措施：

1.严格规范公示事务办理机构，明确机关职责，系统整合整个办事体制，使机关有条不紊，层级、责任明确。2.对公示机关实行严格有效的归责制度，落实责任后果到人。3.对公示制度实行明确定性制度，从宏观上把握经济适用房制度中公示的重要性，[3]4.虽然法律中对于公示制度有条件性规定，限制了部分人的购置经济适用房的资格，但是，在公示内容和过程应制定一个统一标准，实行明确细化规定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公示操作上面找得到依据，第五，在公示监督上面不能只单一的依靠群众举报及提出异议，应该把监督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面，实行专门机构监督，从而系统规制公示制度，第六，在被公示人有申请意愿，并进行公示以后，应对其申请和公示承担一定的责任，对于虚假信息应给予严厉惩罚，不能将为百姓谋福利的事情办成某一部分人投机倒把的乐园。

五、结语

经济适用房制度的施行是我们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进行公开透明的经济适用房开发、购买资格等的公示有利于经济适用房这一制度更好地贯彻实行，具有利国利民的真正效用。完善公示制度刻不容缓。我们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对自己的国家基础设施保护工作进行适度的建设，积极配合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使绝大多数人居者有其屋。

注释：

[1]范海燕. 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中的法律问题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7.

[2]钱海玲. 完善我国房地产权属登记法律制度的思考[J]. 法律适用，2004，06：57-59.

[3]刘旭霞，韩慧玥. 经济适用房成本价格公开宏观调控的法律思考[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5：24-26.

作者简介：何舒婷（1991—），女，云南省昆明市人，云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研究 篇7

关键词：农产品,市场准入,质量安全,法律制度

一、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概述

(一) 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概念界定

市场准入, 最初由部分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企业免受外国企业冲击而提出。20世纪80年代, 我国基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 通过研究世贸规定以及各国制度, 将Market Access直译为市场准入并录入法律文件中。通常认为, 市场准入是缔约方在相互谈判的基础上达成的允许他国进入本国的产品和投资市场的一种承诺, 市场准入是缔约方承担的特定义务, 是国家通过实施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对本国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承诺。[1]

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作为市场准入制度中的一类, 在规制农产品的准入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含义, 法律、法规和规章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只有经检测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才可进入市场销售;二是特定农产品须包装和附加相应标识才可销售, 如转基因标识、检疫合格标志等1。除此之外, 地方规章制度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如《河北省农产品市场准入方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农产品市场准入, 是指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对经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要求的农产品准予销售, 对未经认证或者检测不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禁止销售的管理制度。”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仅从符合检测标准和标识方面进行认定, 并未考虑到经认证的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问题。河北省地方法规中的规定缺乏严谨性, 未表明认证部门的权威性, 也缺乏市场监管的影响。综合以上因素, 我们可以得出, 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是指对于经有资质的认证机构或者权威部门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或者经检测符合国家安全卫生标准的农产品准予其上市交易流通, 而对于未经认证或检测不合格的农产品禁止上市销售, 并经有关部门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具体来说, 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准入对象是农产品;其二, 准入的标准是否经过认证或经检测符合国家安全卫生标准;其三, 准入过程需要监管主体的监督管理;其四, 准入的后果是允许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和销售。

(二) 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意义

1. 消除农产品“柠檬市场”

在市场经济中, 优质则难以优价是生产者的普遍共识。基于利益因素的驱动, 部分生产者无节制降低成本, 忽视产品的质量而大量生产质次价廉的农产品, 加之多数农产品具有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性, 造成交易双方对于农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2]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的辨别能力与选择能力受到价格的影响较大, 使得价高物美或价廉物优的商品无法在市场立足, 优质农产品的生产者由于无法获取利润甚至赔本而逐渐减少了产品的生产, 而次品占据的市场份额与日俱增, 逐渐形成“柠檬市场”2。这不仅损害了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利益, 对消费者的健康也造成一定的损害。这就要求我国逐步健全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将质量安全作为准入的标准来严格把关, 竭力抵制次品, 促进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

2.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虽然在短期内给农民带来诸多限制, 但从长远看却带来了契机。在设立以质量安全为核心的准入标准后, 农产品的安全性便成为了市场竞争的核心。农产品质量优良、安全卫生, 即使价格抬高也会成为畅销品, 相比之下低劣农产品无安全保障, 价格再低也无人问津。因此完善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维护农产品销售市场的有序秩序, 而且可以通过适当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为农民带来更多的收益, 保证生产质优农产品的生产者具备市场主体的资格, 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3. 满足消费者的安全需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要求已不仅仅局限于吃得饱, 而更注重于吃得健康、放心。尤其是在历经“毒大米”“吊白块”等食品安全事件后, 公众对食品安全、卫生质量的关注愈加广泛。在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日, 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无药物残留、无细菌感染的的安全食品。只有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淘汰掉质量不过关的产品, 才能建立起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心, 满足消费者的安全需求, 切实维护消费者的生命利益和健康利益。

二、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现存问题

目前, 我国已经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地建立了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并在积极探索和实践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但由于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体制自身的缺陷, 准入制度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适用对象不明确

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适用对象是农产品, 在现实应用中, 各地对农产品概念的外延仍存在争议,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产品的流通。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产品, 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 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释义》表明, 农产品是指“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未经加工的以及经过分拣、清洗、切割、冷冻、包装等简单处理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的产品”。虽然各地方法规中也不同程度地对农产品做出了定义和解释, 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分歧, 如农产品是否包括中药药材?是否包括林产品?此外, 农产品的定义不清问题, 也会引起监管争议, 如山东省即墨市宣判的“毒豆芽”事件, 对于豆芽属于加工食品还是农产品, 福建省明确规定豆芽由农业部门监管, 而辽宁省则认定豆芽不属于农产品, 不由农业部门监管。这些争议不仅不利于相关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 也极易导致司法机关作出相反判决, 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局面。

(二) 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不统一

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在不同地域、不同部门间存在交叉或冲突, 加之标准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检测认证体系的发展, 并给监管带来一定的困难。

首先, 准入标准的不一致主要体现在农产品的包装和标识方面, 各地对具体标注要求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如《河北省农产品市场准入办法》规定“包装上市的农产品, 应当在包装上标注或者附加标识, 标明品名、产地、生产者或销售者名称、生产日期”;而湖南省相应规章中要求“包装上市的农产品, 包装上要有品名、产地、生产者名称、电话和地址, 或者加贴有上述内容的标签”。各地不同的标识要求往往使生产经营者无所适从, 增加了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的难度。其次, 我国食品卫生和安全标准普遍存在着交叉、重复和空白的问题, 导致同一个农产品有几个审查和检验标准, 不仅给不法分子生产加工劣质产品以可乘之机, 还给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认定带来阻碍。因此统一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势在必行。

(三) 农产品质量检测机制不健全

开展检验检测是实施农产品市场准入的重要手段。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要求, 不具有检测合格证书的农产品须经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后才可进入市场销售、流通。若发现不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 禁止其进入市场, 并及时向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汇报, 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作出处理。

从我国实践来看, 检测机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 大中型超市实力强规模大, 有能力配备仪器和检测人员、投入质量检测以及日常运行费用, 而小型批发市场之类的主体, 则由于自身能力欠缺无力承担或者不愿承担高昂费用, 致使检测体系受限。其二, 我国部分质量检测机构功能单一、检测手段落后, 远不能满足检测要求。在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多采用农产品快速检测的制度, 方法简单, 但无法对农产品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所得结果无法令经营者信服, 也无法成为执法依据。就四川而言, 若仅仅依靠全省现有已认证的16个市州级农产品检测机构开展工作, 受交易量、交易时间和交易设备、人员等条件的制约, 实际操作还存在技术瓶颈。其三, 质量检测的复检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 基于部分农产品具有易烂易腐的特性, 往往在复检时就已发生化学变化, 无法继续进行检测, 因而无法证实初检的情况, 缺乏了证据支持。

(四) 农产品市场准入的监管机制不完善

近年来频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无不反映了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中监督管理的缺失, 而造成职能部门监管不力的原因, 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部门众多, 职能分工出现交叉导致监管混乱。在实践中,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往往涉及到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 包括农业部、卫生部、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 有的地区如兰州市还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 农牧、卫生、质监、商务、工商、食药监、环保、公安、财政等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兰州市农产品市场准入工作领导小组”, 以协调监管工作。虽然理论上要求各部门分工合作, 但各个部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各自订立标准来实施, 难免会导致规章间的交叉和冲突, 使得管理者职责模糊、经营者难以适从, 并大大降低了监督管理体系的系统性。

另一方面, 我国市场监管体系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全过程可跟踪反馈追溯监管体系尚未建立, 农业生产记录档案制度尚未落实, 农产品销售来源去向跟踪困难, 小规模种养户信息难掌握, 检测体系不健全。总体来说我国的监管力以及标准化水平仍比较滞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国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物质投入、技术以及人员投入还尚不足, 导致了我国的质量检测认证体系发展缓慢, 同时让一些违法生产者有机可乘, 只要躲过一年几次的监管行动, 就相当于进入了安全期, 有碍市场秩序的健康运行。

三、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 明确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适用对象

毫无争议, 农产品是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的适用对象, 但实际应用时, 由于立法中对农产品外延的界定尚处于空白状态, 加之因部分农产品的特性、监管主体的认知差异所致, 往往造成案件争议不断。此时, 唯有通过统一的立法规定来加以约束, 明确农产品所涉及的范围以及例外情形, 才能在根本上定纷止争。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著的释义的相关规定, 我们可以得出, 农产品的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农产品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四类;其二, 农产品是来源于农业的初级农产品, 既包括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未经加工的以上四类产品, 也包括经过分拣、清洗、切割、冷冻、包装等简单处理的以上四类产品。

仅凭借该两项要素来判断是否归属于农产品的范畴, 仍过于含糊笼统。对于进一步确认农产品的具体外延, 应当在现有概念的基础上, 围绕两个核心要素, 授权农业行政部门对农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以制定目录的方式予以具体化, 列明不同状态下农产品的种类归属及例外情形, 并随社会发展及时地进行更新替换, 尽可能保证农产品概念外延的全面性、具体性。这不仅能减少可能引发的监管争议, 还能有效避免管理部门乃至司法机关作出不同的规定和理解。

(二) 制定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

我国是一个地区跨度大、情况复杂的农产品进出口大国, 建立一套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尤为必要, 其关键在于协调各方利益, 形成统一的格局。

首先, 完善标识管理制度是进行农产品质量追溯, 追究相关人责任的前提。我们有必要令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的信息标注在全国范围内达成一致。具体来说, 建议相关部门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特性, 逐步推行产品分级包装上市和产地标识制度。对应当包装或附加标识的, 须经包装或附加表示后方可销售;对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的, 要标注相应标志和发证机构。通过构建统一的标识系统, 旨在减轻经营者的农产品入市负担, 同时有利于监管者履行良好有序的管理职能。

其次, 对于准入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标准重叠问题, 理应从程序上予以解决。一方面立法者要针对市场主体资格的审查、农产品质量的检测、农产品的抽检和公开通报制度等流程制定一套系统普遍的规定体系, 使各地经营者能够通过遵循共同的标准,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另一方面政府应适当加大对准入体系构建的投入, 使各地不仅实现形式上的统一标准, 更能够在实质上得以统一, 切实维护农产品市场的经济秩序。

(三) 健全农产品质量检测机制

农产品质量检测是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第一道关卡, 严把质量关, 可以有效避免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 因此完善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势在必行。

我国现行的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主要存在资金紧张、检测技术欠缺、复检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 对此, 我们可以通过国家补贴等举措进行改善。首先, 质量检测体系的建设需要国家和政府的资金投入来保证其正常运转, 尤其是对于小型超市以及批发零售市场做必要的指引和支持, 使其能够承担得起检测所涉及的一系列费用, 保证检测体系的全面进行。其次, 建立必要的检测站, 购置先进的仪器设备、配置高素质的专业检测技术人员, 并以规章的形式对检测主体、检测程序、检测后果等作出具体规定, 逐步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检测体系。最后, 在农贸市场、超市等农产品经营单位, 实行严格的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和查证制度, 对没有检验合格证明的农产品, 可由经营者自检或委托法定检测机构进行检验, 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入市场, 市场根据具体情况对农产品进行抽检。

因此, 农产品质量检测机制的健全需要综合多方力量。我们既要对检测的实施配备设施、人员、资金等外部力量, 又要加强体制自身建设以及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只有通过内外的协调配合, 质优农产品才得以在市场上立足, 农产品质量安全才能得到进一步保障。

(四) 完善农产品市场准入的监管机制

农产品市场准入管理机构的监管不力推动了柠檬市场的形成, 引发了一系列质量安全事件。针对我国现行监管机制尚存的问题, 理应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首先, 监管主体的多样性导致了职责界限模糊, 出现执法混乱的现状, 对此应在制度中明确各级农产品准入管理机构的职责与任务, 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统一法规, 完善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体系中的管理程序、管理方法以及处罚措施。一些发达国家在规制农产品市场准入的过程中, 遵循统一的国家层面的技术法规, 各部门间分工明确, 建立起部门间合作协调机制, 避免了效率低下和监管缺失, 如欧盟和日本分别建立了自己独立的食品安全机构, 实施独立的决策权。我国也可以考虑将监管部门进行一定的整合, 改革管理机构, 保证各部门各司其职。

其次, 针对我国尚存的监管体制漏洞和技术不足问题, 可以从国家和地方两个角度予以完善解决。从国家层面来说, 应适当的加大经费支持, 将农产品质量监管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保证农产品市场准入工作的顺利实施。以国家的投入来促成监管的及时性、有效性。从地方层面来看, 各地要根据自身实际, 因地制宜地制定优惠政策。一方面鼓励各类监管主体加大对农业标准化、农产品监测体系等基础建设的投入, 建立起全面的全过程可跟踪反馈追溯监管体系;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监管主体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 增强监管的能力和手段, 使农产品市场监管更具成效性。

四、结语

我国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正处于起步阶段, 在体制和管理方面尚不成熟。我国在进一步完善立法时, 务必要注重适用对象和标准的明确与统一、监测体系的健全以及管理机制的完善, 去芜存菁, 加强法律法规间的协调配合, 形成完备的农产品市场准入法律框架。只有通过完备法律体系的指挥和引导, 才能对农业发展带来导向和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贾晓燕.市场准入—澄清、流变与制度构建[J].河北法学, 2009 (7) :153-156.

[2]刘成玉.中国优质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农产品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研究 篇8

一、农产品食品安全现状分析

农产品是城乡居民主要的食品来源, 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 工业加工产品的质量安全已经有了稳步提高, 但是对于农产品而言, 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模式、落后的监管机制以及食品安全质量保障意识的不足等因素都制约着我国农产品食品的质量。“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等事件的爆出, 使得社会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持续关注, 目前, 在我国农产品食品安全领域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农产品投入品的违规使用

我国农产品污染严重, 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率高, 残留严重超标。农民在生产的过程中甚至使用一些法律明令禁止的投入品,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25条第2款明确规定, 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使用国家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但是, 在我国农产品的生产环节中, 随意使用大量农兽药已经成为常态;化肥的不合理使用使很多蔬菜的亚硝酸盐的含量超标等等情形, 都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二) 农业落后分散的生产模式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要求产品具有较高的安全标准, 在农产品发展中也是必然趋势。但在我国, 首先, 农产品的生产仍然是由分散的农户为主要市场参与者, 这种分散生产经营和一家一户的小作坊生产特点, 生产规模不大, 农产品科技含量不高, 对于病虫害、传染病等管理不科学。其次, 我国农民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低, 文化程度低, 法律意识落后, 在市场精品农产品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为了获取利润, 掺杂掺假甚至掺入非食品原料, 例如, 在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 在养殖家禽过程中使用抗生素等也时有发生。农业这种小农经营模式自身的缺陷内含的逐利本能, 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决定了农产品质量在消费市场上的参差不齐。

(三) 产品质量体系和产品认证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对于农产品的监测和产品质量的认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标准和检测指标, 但是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部门众多, 既有卫生部门也有检测部门制定的标准, 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标准对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进行检验和监督执法, 导致农民对于标准不重视或者混乱。目前我国颁行的农产品标准中, 有些已经经过十几年没有修订, 没有操作的实际意义, 而且在检测的过程中, 检测机构技术设备陈旧、人员少, 也很难应对众多的农产品检测要求。在产品认证制度上, 目前影响较大的是无公害认证制度, 随着这项制度的展开, 我国很多省份和生产基地加入了这项认证的行列, 但是在认证工作中, 注重认定工作, 忽视后续的监管, 一旦认证成功就一劳永逸, 很难保障农产品的食品品质和安全。

(四) 监管法律法规建设落后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种子法》、《农业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渔业法》、《农药管理条例》等。但是, 这些法律法规在具体规定上, 大多原则性较强, 可操作性差, 忽视了农产品生产者的意愿, 实践上很难获得实效。而对于法律责任的承担和相关的刑事、行政和民事的配套立法没有跟上, 在执行力上大打折扣, 立法仍存在一定的空白。

二、域外农产品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

不可否认, 西方发达国家在农产品监管问题上走在立法和检测标准的先进行列, 对于农产品食品安全, 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强调“从农田到餐桌”, 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涵盖了整个农业生产和加工的各个环节。目前, 各个国家在立法例上主要有两大模式, 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统一立法, 美国适用的是严格责任, 即农产品与其他工业产品一样被统一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另一种立法模式以日本、德国为蓝本, 单独制定农产品质量法律, 监管农产品质量。

(一) 美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特点

美国在农产品食品安全立法上体现了多层次、多机构参与和多方位立法的特点。在立法层次上,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第一层是联邦立法, 主要调整肉类、家禽类和蛋类食品生产和加工的产品质量安全, 以及农药和农业投入品的整体规范, 总之在这一层面对卫生、安全和标识等涉及国家统一要求的进行监督和立法;第二层次则为各个州、县 (郡) 层次, 美国的各州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 也有权制定在本州范围内实施的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 如卫生许可证的发放等。

在参与机构上, 在联邦层次的参与监管机构有十几家, 主要包括职能部门是三个, 即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DFA) 、美国农业部 (USDA) 和环境保护局 (EPA) , 其他还有财政部的海关署、国家疾病防治中心 (CDC) 、国家卫生研究所 (MN) 、商业部的国家海洋渔业署等。在州、县 (郡) 层次, 州、县 (郡) 各相关职能部门一般不直接进行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 主要进行卫生许可证发放, 包括餐馆、商场、奶牛场、牛奶加工场及食品加工厂。州、县 (郡) 主要是具体执行国家相关机构设定的一些规范。

美国农产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立足于美国判例法体系, 对于产品从农产品到工业产品都囊括其中, 有利于法官灵活便捷地适用法律, 最大程度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 日本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特点

日本在农产品立法上和我国的法律体系很类似, 对于非农产品由专门的《日本制造物责任法》, 而对于农产品单独规定, 日本以《农林物质标准化及质量标识管理法》为基础法律, 确立了农产品食品安全、农业投入品、动物防疫等几个方面的较为完善的农产品质量法律体系。同时日本对于农产品的各个阶段的流动, 从产地、加工到最终到达餐桌, 都实行了严格的规范。

在监管机构上, 日本主要有三个机构负责, 即食品安全委员会、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 几家机构分工合作, 配合密切。厚生劳动省主要负责农产品加工、流动环节的监管, 同时对于农业投入品如化肥农药的残留制定检测标准;农林水产省主要负责日本国内生鲜农产品的生产环节与农业投入品生产、销售与使用环节的执法监督以及农产品认证等工作。而食品安全委员会, 独立履行风险评估职能, 并向风险管理者即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在检测标准制定上, 日本业已形成完善的农产品质量检测标准体系和相关的配套措施。

三、我国农产品质量法律制度构建

我国农产品质量已经基本形成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卫生法》为主要本门法, 辅以《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农药管理条例》、《动物防疫法》、《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等多部单行规章;在产品认证上,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程序》、《无公害农产品应急管理规定》、《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产地环境检测管理办法》等, 规范我国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对于农产品食品安全都有相关的责任承担规定。

可以看出, 我国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法律法规框架, 但是细致深入分析, 这些规范过于简单、原则和笼统, 可操作性较差。在监管环节上, 协调性差, 没有达到全程、全产业链的监管, 信息查询平台也仅是刚起步, 监管方式落后。为解决这一现状,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我国农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一) 完善农产品质量立法, 协调各法律部门

在宏观法律建设上, 应当对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修订和完善, 协调各个法律部门, 制定实施细则, 强化法律的执行力, 捋顺监管部门职责划分。首先, 我国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有空白, 可以扩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适用范围, 对农产品的种养殖到加工包装和销售消费等环节, 用法律形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其次, 制定法律实施细则和配套法规, 对于农业投入品的使用, 如农药的制造、加工和使用, 细化农药残留检测标准。很多国家在立法上更注重配套法律法规的作用, 我国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可以对于农产品准入制度、农产品种类或某一环节单独立法。

(二) 强化农产品检测、监管与标准化生产制度

我国目前已形成省、市、县三级检测体系, 但是检测技术力量和基础仍较薄弱, 检测机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检测需求, 检测机构分布不均衡, 检测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检测科技手段仍需加强。在监管机构与监管制度建设上, 我国监管机构多达十几家, 从农业部门、质检部门到卫生部门等实行分段管理, 权责不清。应尽快整合现有机构, 成立专门农产品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或者参照日本成立单独的食品监管委员会, 明确监管机构职责。明确农产品食品安全标准, 结合我国实际, 制定实用性和操作性强的标准模式, 对于发达地区和我国具有传统生产、出口优势的农产品, 或者原产地环境优良地域的, 可以适当提高安全标准, 增加出口, 带来良好收益的同时引导和带动其他地区农产品安全标准的提升。

(三) 农产品全程信息追溯和预警、召回制度

加快推进农产品信息追溯制度建设, 保障农产品食品安全全程产业链可查询、可监督, 目前我国的信息追溯仍处在初级起步阶段, 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 产品种类多为无公害产品或者名优农产品, 没有形成统一的信息追溯制度。一般而言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包括农产品生产环节、农产品包装加工制作环节以及农产品运输流通环节, 涵盖农产品的全过程, 一旦出现农产品食品安全可以第一时间追查到责任人, 对其他违法生产者也可以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随着物流业和网络电商的快速发展, 农产品的消费市场逐渐摆脱了产地的局限性, 农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是可能波及范围广泛, 例如牛奶养殖户非法添加三聚氰胺, 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预警机制。在出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危险或者已经发生问题时, 可以尽快应对减少损失的发生。对于出现问题的农产品, 可以由企业自行召回或者由政府强制召回, 当然在责任承担主体上, 我国更多的是由农户单独种植的, 由农村经营合作社、农业企业来承担。因此农产品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产品食品安全的监管是同时发展的, 我国在未来的制度建设上不能一蹴而就, 必须立足于我国农业经营的实际。

摘要：农产品作为城乡居民的主要食品来源, 必须保障其产品质量安全, 在我国农产品生产规模化程度低, 农产品投入品违规使用十分常见, 而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可操作性较差。国外对于农产品食品安全贯彻全程监管, 主要形成了两种立法例。为加强我国农产品食品安全建设, 应从法律法规建设、农产品检测、生产标准以及产品质量预警和召回制度方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农产品食品安全,法律监管机制,预警制度

参考文献

[1]秦富.欧美食品安全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2]任大鹏.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3]郑冬梅.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6.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篇9

法律责任制度对于立法实施和立法目的实现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中应对现行立法责任制度进行检视，坚持科学、理性的原则，立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以法律实施机制转型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实现对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实施机制

任何法律的实施都需要法律实施机制的科学创设和有效运行。不同特质的法律有不同的实施机制，一般来说，私法和公法的实施机制有明显差别。旨在保护和平衡私人利益的私法，主要依靠主体间的自由博弈使法律得以落实，公共权力很少介入私法法律关系。公法的实施机制带有国家权力强势推行的色彩。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的演进特点对法律实施机制设计带来了不同的视野和思路。没有一种法律单纯依靠一种实施机制，通常采用综合、系统的实施机制，鼓励充分的动机，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来达致法律实施的目的。

从各国立法的具体制度上看，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的实施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行政监管模式；二是产品责任模式。

1．行政监管模式的逻辑思路

在这种模式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的实现主要依赖行政力量的监督和管理，利用行政权力的强制作用，规范和约束相关主体的行为，“行为合规”或“产品达标”是其基本的执法目标。

行政监管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政府作为“家长”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政府通过立法确立自己努力的目标、设定规则约束相关主体的行为、依靠执法确保主体行为合规。按照这个逻辑，农产品质量安全达不到人们要求时，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强化执法监管成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途径。在行政监管模式下，政府是法律实施的主导力量。为了执行法律、实现法律目的，政府需要配置更多的权力，而权力运行的成本由全民通过公共财政机制承担。全民对某种公共产品需求的强烈程度决定着人们的购买欲望，政府的权力因此而扩张。

从法律责任角度看，行政监管模式主要规定执法者责任，以激励和约束执法者认真履行部门职责，保障法律实施。

2．产品责任模式的逻辑思路

产品责任模式从根本上并不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完全的公共产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实际效用是被单个社会成员排他享有的，质量不安全产品主要损害的也是消费者个体的利益。消费者个人应该通过努力并负担一定成本，自力追求农产品质量安全。按照这个逻辑，消费者想获得质量安全的产品，就要主动掌握消费安全基本知识、通过消费合同安排尽可能给对方施加更多义务、通过事后的救济实现自己的权利。相反，根据私法中权利义务的衡平，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有产品质量安全担保义务，若违反该义务，应承担对消费者的赔偿责任，这种赔偿也构成了对产品生产者或经营者提供安全产品的逆向激励。

这种模式是将农产品归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农产品和其他工业产品一律适用产品责任法的规定，其代表国家是美国、法国。[1]在产品责任模式下，通过严格的责任追究，特别是巨额民事责任的承担来惩戒不法经营者，同时在巨额赔付激励下，消费者有足够的动力去关注质量安全。在这种模式下，与不法经营者做战的主要力量是广大消费者，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成本由社会成员分散承担。

产品责任模式对应的法律责任主要是违法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民事责任。立法设计主要规定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通过诉讼等机制获得救济，同时生产经营者通过赔偿责任的承担受到制裁。

3．两种模式的比较与评价

(1）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经济属性决定了质量安全责任模式的适用。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私的需求和公共需求，并分别由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实现。一直以来，我们认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不特定的公众安全，属于公共需求，应该由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政府来实现。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实中的物品或服务表现为从纯私人品到纯公共品的连续性，[2]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并非界限分明，大多产品具有公私二元性。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公众的安全，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公共需求，但是它更是每一个具体的消费者在消费个案中更关心并且愿意支付一定成本来实现的私人需求。

(2）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模式具有实施成本优势。在行政监管模式下，行政权力扩张是强化监管的根本途径和必然结果，庞大的行政执法队伍、高频次的抽样检测产生了巨大的行政成本。相较于质量安全监管模式，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法的实施成本更低。在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度中突出民事责任，利用巨额赔付来激励消费者、惩戒违法者，不法生产经营者必将陷于广大消费者“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3）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模式可减少行政执法负效应。除了巨大的执法成本，执法负效应也是行政监管模式备受责难的弊病。首先，由于行政执法资源有限，无法做到对监管对象的全覆盖，存在监管真空，在现实中也常常是这些真空领域出了问题；其次，随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权的强化，在权力运行中寻租等腐败行为成为难以根除的现象；最后，行政监管模式实质上就是将政府信用与生产者信用捆绑在一起，以恢复消费者信心。[3]一旦出现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损失的不仅是生产者的商业信用，政府公信力也将受到巨大影响。

(4）质量安全责任模式的责任分配更合理。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和执法中有一个“经典之问”———“合格的农产品是产出来的还是管出来的？”这反映了到底谁应该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的问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开始质疑监管责任的力度，几乎所有的社会不满情绪都指向监管部门。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未能做到对农业行政执法部门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激励，相反对他们的积极性却是一种伤害。客观上讲，质量不安全的农产品通常在生产流通中存在着“违法”行为。违法自然要承担责任，这样的归责逻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二、产品责任模式的实施条件

产品责任模式和行政监管模式相比有一定的优势，对于克服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实施过于倚重行政监管带来的弊端，是值得探索的出路。但是这种模式的实现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和制度环境。

1．责任主体制度

产品责任模式下，责任主体是基础和关键。每一次农产品质量不安全事件都应该由某一个主体承担责任。产品责任模式的制度设计就是帮助消费者便捷地锁定应该为其损害负责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数量众多，往往又经过复杂、多层次的流通环节，所有可能造成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主体都应该纳入法律视域。就农产品来说，生产者、收购贩运贮藏经营者、销售者等均应该通过立法的规定明确其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责任。将相关主体进行登记甚至更严格的准入管理是责任主体制度的必然要求。

2．科学的归则原则

所谓归责，是指在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该依据何种根据使之负责。[4]归责原则集中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还是应以行为人的行为抑或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使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关于归责原则的价值功能，不仅是直接的受损者获得补偿、责任者受到惩戒，更重要的“应该是为避免事故发生提供激励”。[5]

民法上的归责原则通常包括：绝对责任、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这些区分除了反映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平衡外，还与侵权现象发生频次、公共舆论、社会反响等因素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需要根据立法的功能和价值追求，确立科学的归责性原则。

3．严密的追溯体系

只有让真正做错了的人承担法律不利益的后果才能产生对农产品质量保障的正向激励，这与救济消费者权利是两个问题。如果单纯考虑消费者救济，只需要根据合同关系让最终销售者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即可。而追溯体系是要求能够溯源追查质量不合格产品的来源和提供者，其核心是农产品流通中的信息控制。

4．有效的激励与制裁

产品责任模式立法实施的主导力量是消费者，对不法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制裁主要依赖民事赔偿。充分调动消费者追究不法生产经营者的责任，以维护他们受损的利益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基本条件。当然，任何试图救济权利的努力都要支付时间、精力、经济等成本。根据传统民事责任理论，民事赔偿的主要功能在于恢复受损权利，这种考虑，可以避免滥用司法资源谋利的不必要诉讼。但是如果一场诉讼除了救济权利外还有更具公共性的价值，那么给予诉讼发起人一定的激励就是合理、必要的。赔偿法律责任设置的主要目的，肯定不仅仅是责任方赔偿受害方的损失，更主要的是为了使潜在的责任人能引以为戒，将可预见的责任内部化为预防行为，减少事故发生、避免实际赔偿。因此，需要通过更高的赔偿，一方面，有效激励消费者的维权动机；另一方面，也提高违法成本。

5．完善的司法保障

顺畅、便利、公正、低成本、高效率的司法体制，是产品责任模式实施的重要保障。只有让消费者树立对司法的信心，并且大幅降低提起诉讼的成本、缩减诉讼程序的繁复、提高裁判执行的效果，才会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切实的保障。

三、模式转型的质疑与突破

产品质量责任“看起来很美”，然而，社会制度的选择，并非逻辑上的简单论证。理性论证的最佳方案，不一定是现实的最优选择。制度必须植根于它的现实土壤。产品责任模式的转型从实施难度和实际效果上受到了质疑。

1．被高估的困难

(1）管理成本和难度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点在于规范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行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应该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主体管理作为质量责任模式的基础，是立法坚守的基本前提。然而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经营方式高度分散，有限的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无力展开对生产者的全面监管。因此，现行立法没有设定对分散的农产品生产者的主体控制制度，也没有设定法律责任。

(2）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冲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制定本法。可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功能和价值是多元的。因此，如果对农业生产设定更多条件，实行严格管制，必将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客观上会造成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3）可能增加农民负担。农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重大社会关切，几十年国家政策改革的导向，就是更充分地保障农民权益，赋予农民更充分的权利，不断减轻农民的负担。如果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进行主体登记管理，必然增加农民负担。

(4）实际的赔偿能力。基于农产品生产经营的高度分散、农业生产者普遍规模偏小，责任能力较弱，即便是设定了对消费者有足够激励性和对违法者有足够震慑力的高额赔偿，在实际执法中的作用也是令人担忧的。当责任大到完全超出客观承担能力的时，这种责任就形同虚设了，由此设计的制度体系也会趋于失灵。

2．困难的分析及克服

(1）合理界定登记备案管理的口径。现行立法没有对分散农户的主体管理制度，主要是考虑到实际管理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业态规模化程度已有了较大提高，而且农业生产继续保持进一步聚集的态势。这一点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上可以得到佐证。此外，信息化技术也极大丰富了主体控制的手段，降低了登记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随着法律规制手段的进步，实现对主体的源头控制并非“不可能的任务”。例如可以将产品质量主体监管的职能适当下放，在乡镇一级设立农产品质量监管派出机构。这样就缩小了单位监管机构的监管口径，降低了监管成本。

当然对于农户“自产自用”或少量用于零售市场销售的农产品生产是否需要登记，笔者的观点是否定的。目前的农产品市场的现实是，这种生产和销售方式所占的比重极低。有统计表明：我国城市农产品消费的70%～80%是通过批发市场流通的。[6]100%的安全是做不到的，只要能将主要的部分纳入规制视域，就可以做到基本不出大的安全事件。

(2）市场分担管理成本。要将高度分散的农户生产监管起来，哪怕只是简单的登记管理，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投入，也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如果收取登记管理费用，必然增加农民负担。笔者认为对于产业化或市场化从事农产品生产的经营主体，适当承担一定的监管成本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这种监管实际上是政府信用注入，对于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一定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生产经营者可通过价格机制将成本部分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作为最终获得严格监管的受益者，应当为其所追求的质量安全目标支付一定成本。此外，主体登记管理在范围和强度上采用渐进加强的方式，可以把监管成本在较长时间内分摊。

(3）流通环节索证倒逼———化解对抗的技巧。如果从生产源头强制推进生产经营主体登记管理，可能引起生产经营者的激烈对抗。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采用流通环节索证倒逼的方式来推进农产品生产登记制度。首先，强化消费者的“看标识证”意识，培育和提升标识的市场价值；其次，强化农产品流通中的标识管理，确保标识不断档；最后，严格要求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入市（主要是指进入批发市场）必须提供生产经营者登记证明。这套机制不是用行政的强制力量完成市场主体登记，而是利用市场的利益导向机制，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登记，完全是市场条件下提升竞争力的自觉选择。

(4）提升赔偿能力的两种途径：促进产业化和责任保险制度。高度分散的以家庭为主的生产方式，一旦发生事故，其赔偿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消费者在购买流动摊贩农产品，享受其低价和便捷的同时，也应承受其可能的风险。随着人们食品安全意识的提升，小农生产经营支撑的销售方式终将逐渐自然淘汰。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赔偿能力。当然一旦形成一定的规模，其“资产专用性”就大大提高，规模生产主体通过规模较大的固定资产和品牌等无形资产提高其“资产专用性”程度。当投入巨大，转产和逃跑相对困难或不划算，一旦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将会损失巨大，这就促使农产品生产者考虑长远利益，做好自我约束。保险是分散和化解风险的制度性安排。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消费者的求偿权可以较好得以实现。

四、模式转型的现实基础

由于过度依赖行政力量的体制传统，从实施机制上看，现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基本上是行政执法法。现行立法中缺乏产品责任模式实施的基本条件。

1．主体管理覆盖不全

受我国现有农业生产方式的制约，《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没有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主体———个体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提出强制性要求，加之个体农户也无需进行工商登记，因此我国政府各部门管理生产经营主体通常使用的手段，如主体登记、资质许可等，目前对个体农户均无法应用。由于主体管理覆盖不全，导致责任主体规定欠缺。

2．行为合规与产品达标的模糊

由于主体管理覆盖面的缺憾，《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的主要路径不能因循主体管理的惯常思路，必须沿着产品管理的线索进行设计，跳过直接的主体行为控制，主要通过产品管理间接调整主体行为，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实践的难度。但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也规定了农业生产主体的行为规制，例如立法第24条（生产记录）、第25条（投入品使用）、第26条（自行检测）、第28条（包装和标识）等条款。那么“行为合规”、“产品达标”的欠缺哪一标准是追究民事责任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是个问题。

3．可追溯性不强

可追溯性是指一旦发现农产品存在危害人类健康的安全问题时，可按照从原料上市至产品消费过程中各个环节所记载的信息，逆向梳理流通过程，查找源头的可能性。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抓手，也是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更是落实责任的重要途径。但是受到管理能力、追溯技术、追溯成本、消费者对追溯成本的承担意愿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可追溯性不强。

4．责任偏轻，体系不科学

由于在法律实施机制上对行政执法的过高依赖和期望，现行立法中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责任的规定存在缺陷。

(1）法律责任规定简陋。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法律责任的规定共十二条（第43条至第54条），这些条款中第43条（监管人员责任）、第44条（检测机构责任）、第45条（环境责任）不是针对生产经营者的；第53条是刑事责任，相当于其他责任的兜底。真正关系到生产经营者责任的仅七条。

(2）责任设置偏轻。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46至第52条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农产品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主要是行政罚款，一般额度在二千元以内，最高额度为二万元。这种额度设定不仅缺乏弹性，而且与其他立法（如《环境法》、《食品安全法》等）相比，额度较低，对违法行为缺乏震慑力。

(3）民事责任语焉不详。由于农产品消费明确被排除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外，《食品安全法》也仅包括部分食用农产品，农产品消费能否主张“多倍赔偿”没有明确法律依据。

五、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责任制度的建议

1．明确主体登记制度

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登记管理是强化行为监管、落实产品责任的基础性制度要求。所有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生产经营者，必需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建议立法中增加“农产品生产经营实行登记管理，从事农产品生产、收购、贮藏、运输、销售的经营者应当进行登记。”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只有经营性的农产品生产、收购、贮藏、运输行为才需要进行登记，这种对管理口径的缩小，不仅考虑到管理能力和成本的现实需要，也是对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

2．完善质量标准与行为标准

在当前形势下，单一的产品达标与行为合规都不能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难题。一方面，应从保护消费者安全的目标出发，强化末端控制，完善产品质量标准。努力做到质量合格的产品才能销售；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研究、制定和完善生产中的技术操作规范，确保产出来的产品都是合格的。完善的产品质量标准和生产行为标准，将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制度提供有力支撑。将“行为合规”和“产品达标”相结合，确立合理的归责原则，为生产经营者承担责任提供正当性解释。

3．强化追溯体系

责任追溯主要通过流通中的标识制度和购销台账制度实现。要求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建立“生产者证明”和购销台账制度，表明产品来源、记录产品流向，并保留一定期限。此外，鉴于目前相对集中的农产品流通体制，在追溯体系中可以通过批发市场末端倒逼方式，推进主体登记。即规模经营主体要求所有进场的农产品必须附有经登记的生产者证明。

4．强化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应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责任的核心形式。立法中需增加民事责任的内容。首先，明确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为实现通过民事责任惩戒不法者和激励消费者的功能，应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的相关制度，规定质量不合格的农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向消费者支付相当于其实际损失若干倍的赔偿金；其次，证明责任的分配，产品不达标，就由生产者对行为合规性进行证明，否则就推定不合规。生产者或销售者因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应完善民事责任的实现手段，例如将行政处罚依据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证据；鼓励生产经营者参加产品责任保险；明确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的适用等。

参考文献

[1]李玉文,胡钧.我国农产品质量立法探析[J].法学,2003,(05).

[2]李增刚.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N].光明日报,2011-09-16.

[3]窦竹君.功夫在法外: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实施的思考[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9,(12).

[4]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著,施少华,姜建强等译.法和经济学(第三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篇10

所谓农产品出口补贴(ExportSubsidy)是指一国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向本国的农产品生产者或出口经营者提供的资金或财政上的优惠措施(包括现金补贴或其它政策优惠待遇),使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比未享受补贴的同类产品处于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农产品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一种基本政策手段,该政策实施的重要目的是维护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本国农产品安全和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从经济学角度,如果小国实行出口补贴,本国出口补贴将会增加本国厂商出口,减少外国外商出口。若大国实行出口补贴,补贴后出口收入的增加就不是相当于补贴额。所以,大国实行出口补贴时,生产与出口的增长小于小国,价格上涨从而消费下降的程度也比小国低。不过,大国的福利损失大于小国。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国用补贴的方式刺激出口未必是明智之举。[1]由此可见,一国实行出口补贴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下降,经济效应效果不同,导致其他国家的农业市场萎缩。这一行为给其他国家的农业造成了巨大打击,严重损害了不使用出口补贴国家的利益,扭曲了农产品国际贸易。

我国是农业大国,是签署《农业协议》时承诺取消出口补贴的国家。如果发达国家继续使用过高的补贴用于本国的农产品出口,那么势必会进一步降低我国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制定好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一、WTO有关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具体规定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所有贸易议题中,农产品备受关注,因为它是发达国家间贸易关系的最困难的领域,它的成功与否将影响整个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与否。最终对农产品补贴的规定主要体现在《GATT1994》、《农业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其中《农业协议》考虑到农产品的特殊性,没有完全禁止对农产品贸易直接产生扭曲影响的措施,如出口补贴等。虽然WTO对农产品补贴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WTO的基本原则,但这些规定却向着WTO《农业协议》的长期目标——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导向的农产品贸易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GATT1994》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为消除农业保护主义,推进农产品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奠定了基础。一直以来,农产品贸易是GATT规则的“灰色区域”,和纺织品贸易一同游离于GATT体制之外。GATT条文中多处都把农产品贸易视为例外领域,其中包括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具体规定。主要规定在第16条“补贴”第3款:“缔约方应力求避免对初级产品的出口实施补贴”,“只要该补贴的实施不得使自己在该产品的世界出口贸易中占有不合理的份额”。[2]这里的“初级产品”可理解为:“天然形态的农、林、渔业或矿产品,或者习惯上为准备在大宗国际贸易中销售,要经过加工的上述产品”。

条款中的“力求避免”、“不合理的份额”是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和硬性限制。因此,在实践中导致此条款难以操作,使得农产品贸易的出口补贴泛滥,严重扭曲了国际贸易,引起严重的国际纷争。

(二)《农业协议》

《农业协议》于1995年1月1日生效。协议引言中承认源于乌拉圭回合改革方案并已达成改革的长期目标:建立一种公平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贸易体制。其内容十分广泛,除序言外,共有十个部分和五个附录,其主要目标在于消除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扭曲现象和实现世界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对于协议所确定的各项目标,发达国家缔约方须在自1995年起的6年内实现,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可在10年内实现。

“出口补贴”这一术语仅在《农业协议》第1条(e)下才做了直接的界定。

根据该条文规定,出口补贴是指视出口实绩而给予的补贴并且《农业协议》第9条中所包括的补贴是一些政府行为,列举了农产品贸易中最常见的六种出口补贴,这些出口补贴措施必须予以逐步削减:(1)政府或其代理机构根据出口实绩向特定的企业、行业、农产品生产者或其合作者或合伙人或其市场营销机构所提供的各种直接补贴支持;(2)政府或其农产品储备代理机构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低价出售储备品以供出口;(3)与出口补贴效果有关的政府或其代理机构的行为,如减免出口农产品的税收;(4)为了降低出口农产品的经营成本而提供的补贴;(5)为出口农产品的国内运输提供补贴;(6)根据出口农产品的加工程度而提供的补贴。概言之,以上这六种补贴属于列入清单中的补贴,即受削减承诺约束的出口补贴,这六种补贴以外的其他补贴属于非列入清单的补贴,即不隶属于削减承诺。[3]

此外,《农业协议》要求各成员在出口补贴方面,以1986年至1996年的平均水平为基础,发达成员实施期内必须将出口补贴预算开支削减36%,将有补贴的农产品出口数量削减21%;发展中成员在1995年至2004年的10年中,必须将出口补贴预算开支削减24%。[4]因此,不难看出,《农业协议》放弃了效果标准,采用数量标准,从而使出口补贴规则变得简单而更具有约束力。

(三)《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有关出口补贴方面的规定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WTO关于补贴与反补贴问题最集中、最系统的法律文件,也是补贴与反补贴规则体系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农业协议》21条规定:(1)GATT1994和《WTO协定》附件1A所列其他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定应在遵循本协议规定的前提下适用。(2)本协议之附件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5]这意味着关于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农业协议》优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因此,在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一般法,而《农业协议》则为特别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协议将补贴分为三类:

1. 禁止性补贴。

即“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这类补贴不适用于或有条件适用于下列两类国家:一是协议附件7中所列的各发展中成员,即被联合国定为最不发达国家;二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1 000美元的发展中成员,在WTO正式运作后的8年内不适用。但是就第二类而言,它们应在8年内采取对策逐步取消补贴,如确需延期须经严格的程序。一般发展中成员在WTO正式运作后5年内不适用。

2. 可诉的补贴。

即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由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的补贴。对于发展中成员实施的或维持的可诉的补贴(造成严重损害之补贴除外),各成员可不采取补救措施,除非业已实施的这种补贴以取代或妨碍成员的相同产品进入该补贴之发展中成员市场的方式造成另一成员在WTO中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或造成对进口成员国内产业的损害;如果发展中成员的此类补贴属于或关系到其正在私有化计划,则此类补贴的规定不予适用,但此类私有化计划及补贴应有明确的期限,并有通告委员会之义务。[6]

3. 不可诉补贴。

即主要包括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助性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补贴。综上,在WTO法律框架中,《GATT1994》、《农业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均对农产品贸易中的出口补贴做出了具体规定。《农业协议》是《WTO协定》附件IA(货物贸易多边协定)的一部分,形成一个独立的有关农业的协议,标志着农业贸易朝着有序、公平竞争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是其重要的补充。因此,对于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应在以上三个法律文件基础上研究。

二、西方国家有关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具体法律规定

(一)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农业发展中,农业法律制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维持了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质量,推动农产品出口,而且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为维护农业生产者的收人,制定了一系列的农业支持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制订目标价格,对农产品进行差额补贴。[7]农产品补贴也是美国未来几年的政策支持重点。

美国通过输血式的农业产业政策,以保护农产品价格稳定为核心,给农业生产以各种补贴和优惠贷款。早期,美国有“宅地法案”保护农民。[8]美国第一部系统的农业法产生于1933年,称为“农业调整法”,是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重振经济、加强政府对农业有效干预的具体措施之一。[9]1996年3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从而成为美国的正式法律。新农业法取消了原来的“农产品计划”及其为农场主提供的补贴。为各种主要农产品制订最低保护价格—目标价格,即对于按照政府计划削减生产的农场主收获的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保证他们出售农产品所得的购买力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新法律制订了一个“农业市场过渡计划”,向农场主提供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最终在2002年以后实现无补贴。[10]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正式生效,有效期至2006年。新农业法的核心内容是在1996年农业法的基础上,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且补贴范围更广,总计6年达到1 185亿美元。

可见,美国政府推行了一整套以价格体系为手段、以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为补贴政策工具、以不挂钩的直接补贴替代了典型形式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这意味着美国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已经出现倒退的迹象,其实质是对国内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的一种保护,进而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之争。

(二)日本

日本始终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对主要农产品尤其是大米实行了极为严格的保护。不仅通过配额、关税等严格控制农产品的进口,对农产品的国内流通也进行严格管理。[11]日本的农业补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1999年出台了新的农业基本法,即《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确立了日本农产品自给率目标。日本在粮食市场化方面的规定比1961年的旧基本法更趋于保守,将国内稻米的流通严格区分为“政府米”和“自主流通米”,表明了日本粮食市场化的边界。总之,从日本农产品的立法看,其实质仍是一个高度保护的过程。

(三)欧盟

欧盟各国农业补贴特别是价格补贴一直是欧盟成员国共同农业政策的重要内容。欧盟农产品也实行出口补贴,其直接目的是处理日益过剩的谷物产品和乳制品。1992年,欧盟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降低价格支持水平,控制农业生产规模,实行休耕制度,冻结15%谷物耕种面积,实行收入支持政策,对实行休耕的农业生产者,根据不同地区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基础,给予相应补贴等。[12]乌拉圭回合谈判后,1998年欧盟又通过了欧盟《2000年议程》,对农业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减少市场价格支持,取消谷物出口补贴等。2003年进行了彻底改革,如削减直接生产补贴,促使农民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决策。

综上,欧盟针对《农业协议》,充分利用绿箱补贴,将直接生产补贴转移到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方面,保护了农业生产者的利益。

三、中国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产生的负影响

我国农产品出口补贴在不同产品领域是不同的:大宗农产品进出口基本上是国有企业贸易专营,发放出口补贴操作性强,根据农业保护的需要,一般会选择出口补贴;而对于畜产品,其进出口贸易主体一般是市场化的企业,甚至是民营企业,这样,发放出口补贴操作难度大,一般都会选择出口退税政策。[13]中国在1986-1990年曾提供过出口补贴,但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从1990年开始取消了农产品出口补贴。[14]《农业协议》规则虽然对其进行约束和削减,但由于部分成员有巨大的基数,即使削减后,仍可积极使用出口补贴。我国在WTO第五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为推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的进程,同时也出于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代表团在宣布进一步降低关税、消除关税壁垒的同时,也宣布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承诺将出口补贴约束在零水平。[15]农产品零承诺对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产生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严重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农产品出口补贴对世界农产品市场总的影响是:出口农产品供应增多,使国际农产品价格趋于下降。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产品出口补贴越多,这种农产品的出口数量就越趋于增加。由此可见,出口国农产品竞争力会相应提高,而进口国的农产品竞争力则会相应降低。

中国加入WTO时承诺开放市场,减少补贴,取消农产品补贴,特别是取消玉米、大米、棉花等产品出口补贴,而发达国家却从2002年起实施新的更加复杂的农业补贴政策。美国在2002年出台《新农业法》单方面大幅增加农业补贴、调整补贴方式、扩大补贴范围。据统计,2000年美国对小麦的直接补贴为每吨45美元,玉米每吨27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则相当于小麦每吨370元,玉米每吨220元。换句话说,2000年美国小麦从政府补贴中降低了成本370元/吨,获得了降价空间370元/吨。这使美国农产品能在国际市场上以较低廉的价格获得竞争优势。[1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每年用于对农业的补贴高达2 500亿美元,结果只能导致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无法走出国门,使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17]我国在“入世”谈判阶段,中国的农产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大幅度上升,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己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失去了国际价格优势。[18]据海关总署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6 302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2.88%。其中,农产品出口额310.3亿美元,增长14.16%;农产品进口额319.9亿美元,增长ll.66%;农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均是连续第7年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农产品贸易增长速度较快,但农产品出口在外贸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却呈下降趋势,由1992年的13.3%,下降到2003年的4.8%,2004年的3.9%。而且,我国“入世”后,农产品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农产品国际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19]这样在根本上使我国农业和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农产品的优势,严重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农产品科研开发补贴不足

农产品科研开发补贴是对落后地区的补贴及提高农产品环保标准、加强农产品科技研究和推广、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补贴。澳大利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0多个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的科研机构共同享用的联合研究中心(CRCS),这些联合研究中心的项目由联邦政府、州府、企业联合资助,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的研究机构共同承担,科研人员依托中心的大型研究设施和现代化仪器设备,密切联合、协作攻关,体现了人、财、物的优势集成、功能互补和高效利用,很具有活力。澳大利亚政府对农产品的科研开发也给予了大量的补贴,确保基础研究在重要农产品领域的优势。

我国加入WTO对农产品出口补贴的零承诺并不意味着将农产品科研开发补贴也削减为零。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对农产品将不保留或采取任何出口补贴,WTO体制下我国必须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因此,农产品科研开发补贴并未包括其中。此类补贴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属于不可诉的绿色补贴,不会导致反补贴措施的制裁。农业的发展要依靠技术上的变革和创新来推动,而我国农产品的科研存在以下问题:现有的农产品科研机构条块分割,整体力量分散;科研成果与科技需求存在偏差;产前、产中、产后科技力量配置不合理;农产品科研、教育、生产应用严重脱节;农产品科研机构的运行机制不畅,许多科研院所机构缺乏活力,创新效率低下、农产品科技推广工作滞后等。加入WTO后,我国对农产品的科研补贴严重不足,间接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我国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法律制度构建

鉴于我国加入WTO承诺将农产品出口补贴削减为零,造成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萎缩,目前我国国内许多学者针对入世后中国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对策探讨,但多数学者提出的对策多为政策上的而非法律制度构建层面上的。尽管政策和法律在阶级本质、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社会目标等根本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但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政策可以主要由或完全由原则性的规定组成,可以只规定行动的方向而不规定行为的具体规则;法律则是以规则为主,不能仅限于原则性规定,否则,权利和义务界限不明,难以对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加以有效调整。法具有国家强制力,因此比较规范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一经制定,大多会稳定地存在一段时期;而政策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内容经常随现实需要而改变。在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问题上,笔者建议应借鉴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WTO国家的立法,本着适应WTO规则以及《农业协议》的要求为原则,由过去主要依靠政策过渡到“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制”,最终过渡到“构建合理的法律制度上”。即应建立完善的、系统的、科学的取消“红灯”补贴,科学运用可诉补贴,大力加强“绿灯”补贴的法律制度。

(一)完善反补贴立法体系、强化农产品反补贴规定,使之与WTO契合

反补贴是世贸组织允许采取的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保护我国农产品出口更多地应借助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法律手段。反补贴法是各国参与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通行的法律规范。一国的反补贴立法是否健全,是一国能否遏制国外受补贴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市场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法律层次的反补贴立法只有《对外贸易法》,而该法规范反补贴的规定只有第43条。作为反补贴法主体的《反补贴条例》是行政法规,几个实施规则则为部门规章,因此反补贴法的权威不足。[20]现行的《反补贴条例》的部分措辞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不一致。例如:我国《反补贴条例》第55条规定的径直性反补贴措施与WTO争端解决规则规定的严格限定的条件与授权下,才允许根据WTO规则采取报复措施不一致。而对于农产品补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第14条的规定(1)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在受到其他成员方的农产品出口补贴损害时提起反补贴申请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只在第7条中做出了专门规定。(2)以上的规定过于原则化,操作性弱。为了应对中国加入WTO对农产品零承诺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造成的损害,我国应尽快完善反补贴立法体系、强化农产品反补贴规定,做到与WTO相契合,这是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必然要求。笔者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1. 采用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多层次立法模式,进一步强化《反补贴条例》,提高其位阶,成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同时制定相关配套法规及规章,强化农产品反补贴规定,建立更加完善的反补贴法律体系。

2. 在立法与实践中应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我国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在受到其他成员方的农产品出口补贴损害时提起反补贴申请纠纷,保护我国因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致使农产品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不足的实际问题。

3. 借鉴美国经验,增加上游补贴(upstream subsidies)的相关规定,拉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游补贴是指对于受补贴调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物的补贴。即不仅直接受到补贴的产品可能会遭遇反补贴调查,如果一个产品的原料或主要部件(inputs)受到补贴,该项产品也可能受到反补贴调查。[21]由于我国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增加上游补贴的相关规定,一定程度上可以拉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 应注意反补贴法与保障措施合理使用。保障措施是一种贸易救济措施,保障措施规则是WTO规则体系中的一项例外规则。保障措施不是普遍实行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手段,而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采取的特殊贸易措施。在因进口激增而造成国内产业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情况下,WTO成员方可以援引GATT第19条和WTO《保障措施协议》来实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的合理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拉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绿箱政策法律化、黄箱政策重点化

《农产品协议》规定对贸易没有或仅有微小的扭曲作用,通过公共基金资助的农业计划,对生产影响很小的支持措施,以及不具有给生产者提供价格支持作用的补贴措施为绿箱政策。包括:(1)一般政府服务;(2)以粮食安全为目的的公共储备;(3)国内粮食援助;(4)对生产者的直接支持,比如:对自然灾害的救济、对生产者退休计划提供的援助、对保护自然资源提供的支持以及对环境保护提供的援助等。规定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措施为“黄箱”措施,要求作出减让承诺。“黄箱”措施的范围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投入补贴;某些有补贴的贷款计划等。如果计算结果不超过该产品生产总值的5%(发展中国家为10%),则计算结果不必计入综合支持总量中,该特定农产品可免除减让。我国加入WTO承诺为8.5%。

我国应结合《农产品协议》绿箱政策、黄箱政策的具体规定,加大国内农产品发展政策对农产品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改善农产品生产条件。加大对农产品科研的投入,就绿箱政策而言,应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之规范化、固定化,做到在与WTO规则相衔接的前提下,明确对农产品进口的保护措施和促进出口的扶持措施,对因农产品过量进口而受到损害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给予补助。[22]就黄箱政策而言,WTO仅对各国超过承诺的农产品予以禁止。因此,我国应重点利用《农产品协议》允许的空间,加大对农产品的保护力度。

(三)建立农产品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增强农产品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国际竞争能力

农产品保险制度是保险人对农产品生产者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由于灾害事故造成的农产品财产损失提供保险,农产品生产者以支付小额保险费为代价,若承保的灾害事故发生,致使农产品生产者遭受损失,则由保险人补偿其损失的制度。因此,农产品保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和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因农产品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使得该制度在各国的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在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成为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均有较为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1938年,美国就颁布了《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而且从1938-1994年共修改了13次。特别是在1994年,美国出台了《农业保险改革法》,将投保农业险与享受福利政策结合起来,以此推动农业保险的开展,使农作物的保险覆盖达到85%。[23]我国从1982年开始有保险公司经营农产品保险,进展速度慢,甚至一度出现萎缩情况。在保险业整个行业增长的背景下,农产品保险的发展严重不足。因此,为应对我国加入WTO农产品零承诺,增强农产品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国际竞争能力,建立农产品保险制度势在必行。农产品保险的立法意义不仅在于使保险活动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农户、保险人等主体在农产品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避免农产品保险行为的随意性,同时也为他们的保险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而且更在于有助于我国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提升我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所以,应借鉴国外农产品保险法的成功范例,如加拿大1959年通过和颁布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美国1980年10月11日修订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等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结合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现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农产品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

1. 现有的《保险法》中的一些规范不适合农业险的运作,我国尽快制定农产品保险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产品保险中所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避免政府支持农产品保险的随意性,并提高农民的保险意识。

2. 明确农产品保险法承保范围。对可保风险的类别、农产品作出具体规定,对一级政策性农险和二级政策性农险的范围进行界定,一级政策性保险可以获得政府的保费补贴。例如,可将有关小麦、水稻、玉米、棉花等的保险列入一级政策性农险,其他农产品保险列为二级政策性保险。

3. 关于农产品保险监管部分,成立隶属于中国保监会的专门农业保险监管机构,由其负责全国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规划和监管。

五、结语

农产品补贴能够保障本国农产品安全和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我国在签署《农业协议》时承诺取消出口补贴,但是为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我国处于优势地位,必须既不违背WTO《农业协定》的原则,又要运用好我国有利的立法空间,可从出口补贴的各种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障计划方面立法,建立和完善适合国情的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的法律制度。

摘要：农产品补贴是世界各国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的一种基本政策手段,如果发达国家继续使用过高的补贴用于本国的农产品出口,那么势必会进一步降低我国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这里主要明确WTO有关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具体规定、借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有关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具体法律规定、分析中国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产生的负影响,提出我国应对农产品出口补贴零承诺法律制度构建合理建议,以期对我国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所助益。

浅析公司资本法律制度 篇11

摘 要 本文結合新《公司法》的内容,从折衷资本制、公司运营和终止时公司资本法律规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三个方面重点阐述我国公司资本法律制度具体内容。

关键词 公司资本法律制度 现状

一、确立了折衷资本制

现行《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方面对旧《公司法》有了很大的修改,总体上确立了折衷资本制。主要表现在:(1)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现行《公司法》第26条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第81条第3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而旧《公司法》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分别为10万元、30万元、50万元,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2)公司资本出资方式为“认缴制”而非“实缴制”。现行《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第8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的低于注册资本的20%,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可见,按照现行《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都可以采取分期缴纳注册资本的出资方式设立。(3)出资范围广。现行《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折衷资本制的例外主要表现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现行《公司法》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可见,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方面,我国依然采用了法定资本制。

二、公司运营和终止时对公司资本的规定更加宽松

公司运营和终止时对公司资本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简化了公司合并和分立时的程序。现行《公司法》非常注重便利资本的重组和流动。因此,在明确公司债权人了解公司合并、分立和减资有关情况的前提下,适当简化了公告程序,不再具体规定公告次数,对未接到通知书的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或提供担保请求权的行使时间由90日缩短为45日。此外,还删除了原“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的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不得分立”的规定,使公司合并和分立的程序更为简化。

第二,完善了公司解散和清算制度。(1)将公司清算分为解散清算与破产清算,并以《公司法》第188条、第191条进行制度衔接。在解散清算过程中,若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依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增加规定公司强制解散清算的法定事由,即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及公司出现僵局时股东享有请求法院强制解散的权利。此外,还明确规定清算期间,公司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公司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和地位,但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受到一定限制(第181条、第183条、第187条)。(3)当公司出现法定解散事由,股东不依法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时,债权人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指定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之诉。

第三,取消了公司转投资方面的限制。根据现行《公司法》第15条、第16条规定,法律取消了公司对外投资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的限制性规定。

三、采纳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指为了制止滥用公司法人制度和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允许在特定情形下,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股东对公司债权或公共利益承担责任,为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对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英美法系称之为“揭开公司面纱”,大陆法系称之为“直索”。公司以其独立的名义从事活动和承担责任,股东以其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这两点是公司制的重要基础。然而在公司成立后,一些股东或公司滥用公司的独立人格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转移利润,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坚持公司法人独立原则和有限责任原则,将有失公允。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针对公司或股东滥用独立人格的情形,规定债权人可以直接追究公司股东的责任,有条件的否认了公司法人人格的独立性,弥补了由于滥用公司人格所可能导致的公司承担责任的资本的不足,实现了公司债权人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维护了公平和正义。

现行《公司法》第20条明确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64条还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可见,我国已引入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参考文献:

[1]朱慈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8.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篇12

关键词：缺陷产品,召回,立法完善

一、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之概述

在系统的引入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之前, 首先有必要对什么是缺陷产品进行定义。目前我国关于产品质量在法律层面的规定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笔者检索发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没有一处提及“缺陷产品”一词, 《产品质量法》中虽有17处使用“缺陷产品”一词, 也在第四十六条对“缺陷”进行了定义, 但是, 该法并未对“缺陷产品”的内涵进行界定。

鉴于法律尚未对“缺陷产品”的定义进行界定, 此处主要从学理的角度对这一概念加以阐述。同时, 此处所指的“缺陷产品”限定在召回制度范围之内, 它主要是指某一批次下的产品, 由于设计或者制造的问题, 而存在系统性功能障碍。由于这些产品来自同一批次, 因此这些产品存在的缺陷问题是相同的。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召回制度下的缺陷产品的三个特点:首先, 导致缺陷产品出现的原因是设计或者制造环节出现瑕疵。其次, 这种瑕疵造成的影响是广泛的而非个别产品。最后, 同批次产品的缺陷问题应该是相同的。

缺陷产品产生在大规模生产的环境之下, 故不能解释为什么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最早出现在美国, 而且是美国的汽车领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制定《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 在这部法律中, 明确指出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公开汽车召回消息。这是一个开端, 随后, 美国逐步在多项涉及产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立法中引入召回制度。美国正式颁布法案授予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对有缺陷的产品实施召回的职权是在1972年, 这一立法活动标志着其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正式确立。与此同时, 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也积极地从法律和监管上确立了本国的产品召回制度。

二、美国缺陷产片召回制度介绍

诚如前文所述, 由于大规模工业化发展较早的原因, 美国的召回制度相对完善和成熟。那么, 美国的召回制度如何规定, 政府如何进行行政管理, 召回程序如何开展?本文此处对美国召回管理制度进行简要介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在制定《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时就将汽车制造商的义务加以明示, 汽车制造商的义务包括:向公众公开汽车召回的消息、向交通管理部门和消费者公布吸纳核心成员的情况, 以及对存在问题的汽车提供免费修理服务。此后, 美国制定的《消费者产品安全法》、《儿童安全保护法》、《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以及《交通召回增加责任与文件》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法律都明确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美国行政机构对缺陷产品及其召回的执法管辖权也正是在这些法案中确立的。不同的部门在分工上有所不同, 其中涉及面最广的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该机构享有最为广泛的管辖权。

美国负责缺陷产品召回的国家机构并不是单一的, 不过召回规则在内容和程序上差异不大。其中召回规则最为完整详细、适用范围最广的属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按照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制定的缺陷产品召回的规定, 一般的召回程序包括五个部分。分别是厂商报告、消费者产品委员会评估报告、制定召回计划、实施召回以及保存记录。

关于厂商报告。按照消费者产品委员会的规定, 生产商、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在24小时内应当向委员会报告已经掌握的有关产品存在缺陷的情况。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在将企业报告披露之前应当提前通知相关企业。

关于评估报告。众所周知对产品缺陷的确认就是通过评估报告完成的。在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受到企业提交的报告后需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即是确定该批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一旦确定产品存在缺陷, 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会展开第二项工作, 即对这种缺陷将引发的公众风险程度进行评估。值得注意的是, 此阶段所作的评估决定是初步的, 对于初步评估结果企业享有提出异议的权利, 如有异议可以申请复评, 而经过复评之后形成的评估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

关于制定召回计划及实施召回。如果经过评估之后产品最终仍被认定存在引发严重危害的缺陷, 此时对该批次产品应当实施召回, 召回计划则是企业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召回何时可以结束呢?这是由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来认定的。当实施召回的企业已穷尽一切合理、有效的努力, 收回缺陷产品并妥善处理了召回产品时, 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会通知其结束召回。

关于保存召回记录。这不仅是企业, 同时也是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等政府职能部门应当承担的一项义务, 对于整个产品缺陷以及缺陷产品的召回过程应当做完整地记录, 并妥善保存, 以便查阅。[2]

三、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立法现状

(一) 立法层面的法律梳理

我国现行涉及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食品召回管理规定》, 《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3]此外,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规章。例如, 2002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上海消费者保护条例》, 在该条例中, 明确规定经营者的发布缺陷产品信息的义务, 要求经营者对已经销售的有严重缺陷商品采取紧急措施履行告知义务, 并有义务制定召回计划, 按照计划召回该批次缺陷, 还应当对缺陷产品进行修理、更换或者销毁;同时赋予有关部门强制要求企业召回的权力, 在经营者不履行召回义务时要求经营者召回。《上海消费者保护条例》关于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提出是我国内地在法规中首次关于该制度的直接规定。除此之外, 还有2006年武汉市药监局颁布《关于限期召回违法药品的暂行规定》, 是我国内地第一个针对药品召回的地方性规章。

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2007年8月24日国家质检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了《食品召回管理规定》, 正式确立对缺陷食品的召回制度。2008年由于三聚秦安毒奶粉的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9年2月28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并在该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从法律层面确立召回制度。

2009年4月, 国家质检总局向国务院报送了由其起草的《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送审稿) , 以期规范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 从而更好的维护公共安全和经济秩序, 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该送审稿的全文已向社会公布, 广泛听取各界意见, 以便促进一步研究修改报请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审议。

(二) 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评析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立法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 但仍有值得肯定的一面。首先, 从行政层级上讲, 国家和地方已经都有立法规定。从效力层级讲, 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也都出台相关立法。从涉及范围讲, 存在综合层面的立法, 以及针对单一产品的立法。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 也是由于时间尚短, 实践不足, 还未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以及最大限度的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妨看看我国缺陷产品召回立法还存在以下问题:

制度的重要性往往通过确立该制度的法律层级加以体现。而目前我国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立法层次总体偏低。在法律层面, 只有《食品安全法》, 且其中关于该制度的规定也过于宏观不够详细, 实践操作指导性不强。除此以外, 尽管在汽车、药品、玩具等领域有关于缺陷产品召回较为细致的规定, 例如《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关于限期召回违法药品的暂行规定》、《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等。但这些规定都属于行政规章立法层级不高。

就适用范围而言,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仍是有限, 这与立法技术有关。《食品安全法》《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关于限期召回违法药品的暂行规定》《药品召回管理规定》《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在立法技术考量时是“具体问题具体规定”, 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形成体系性很强、全面完整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因此在应对突发新情况时会无所适从甚至无法可依。这一点已经被认识到了, 《上海消费者保护条例》已经尝试改变这种格局, 因此其确立的召回制度并没有对产品进行限制。虽然这只是地方性法规, 但是也看到其为确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所做的思考和努力。《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送审稿) 试图突破上述局限, 但在立法内容的设计上有许多的不足, 至今没有被国务院审议通过。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之立法建议

针对我国缺陷产品召回立法的不足, 以下问题也是值得关注。

第一, 缺陷产品范围的界定。我国《产品质量法》中增加缺陷产品召回规定, 首先要界定的是召回的产品范围。我国现有的法律、规章将产品召回的范围仅限于汽车、食品、药品和儿童玩具, 范围过窄, 不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从美国等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来看, 可以找回的产品种类已达1500种以上, 召回制度适用于一切可能给消费者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危害公共安全的产品。[4]缺陷产品之召回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因此扩大缺陷产品的范围有助于最大限度的实现这一目的。

第二, 缺陷产品召回监管机构的设置。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是通过设置相应的机构实施的, 因此设置科学合理的监管机构十分必要。我国产品质量管理体制是统一领导下的分级、分部门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很有可能造成监管主体之间职能重合或者出现纰漏从而影响监管效率。因此, 我国缺陷产品召回的监管机构可以由国务院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统一负责全国产品召回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质检部门在本辖区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产品召回相关监督管理工作。此外, 对于一些和人生命健康紧密相关、极可能引发大规模公共安全隐患的特殊的缺陷产品, 如食品、药品等的召回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来监管。

第三, 违反缺陷产品召回义务的法律责任承担。违反缺陷产品召回义务可能引发的法律责任是多样的, 不限于一种, 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的综合性的责任。相对而言, 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相对多一些, 不仅包括民事赔偿责任, 还包括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笔者认为, 对于违法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行政处罚力度也有必要进一步强化, 除了达到处罚目的之外也实现警戒的效果。

自愿召回与强制召回是我国立法规定的两种方式。但是事实上很少有企业愿意自愿召回其产品, 因为生产者在决定召回缺陷产品时, 必然会对召回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 只有召回缺陷产品对其有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决定召回。那么, 如何促使生产者能更多地选择自愿召回, 加大生产者不履行召回义务的经济成本, 适当提到惩罚力度不失为一策。前述提到了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 此外, 由于某些特殊产品如药品、食品涉及公共安全, 可以在刑法中规定对拒不履行缺陷产品召回义务承担刑事责任、恶意隐瞒产品存在缺陷或隐瞒缺陷的严重程度以逃避召回、造成严重后果的承担刑事责任, 从而保证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得以良好贯彻实施, 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谢飞.美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J].消费经济, 2001 (4) .

[2]赵晓光, 刘兆彬, 郑卫华, 汪立昕.欧美产品召回制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3]程言清, 黄祖辉.美国食品召回制度及其对我国食品安全的启示[J].南方经济, 200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