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视角（共6篇）
联合视角 篇1
品牌联合的本质
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在其专著一般系统论中重申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著名观点, 认为统一性要比它的各部分的简单结合包含的东西更多。其理论若应用于营销领域, 即不同的品牌联合, 在营销链条的顶端进行布局, 若策略制定合理有效, 即可达到1+1>2的效果, 从而对于品牌影响力及消费者购买产生几何级的促进作用。
笔者认为, 营销的本质为投资, 投资的目标为获得回报, 成功的营销即得到高投入产出比的投资。从挖掘客户需求到促进购买的营销过程, 就是投入至回报的过程。若以此角度定义品牌联合, 品牌联合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共同投资行为, 则为相关品牌方以非货币及货币资产的形式进行投入, 通过合作进行最优化的投资组合, 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回报——企业开拓市场、降低成本、提升自身的资产。
品牌联合的模式设计
品牌联合不是两个名称的机械叠加, 投资模式需要专业而周密的设计。投资模式设计主要分以下三个阶段进行:需求分析、标的评估、详细设计。
一、需求分析
投资讲求回报, 品牌联合双方对于回报的主要诉求也不尽相同:知名度的提高、营业收入的提升, 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需求分析是建立品牌联合最为基础,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若需求分析有误, 策略方向偏离, 只会距离目标越来越远。首先, 品牌联合的主要方需对自身发展战略详细规划, 并明确需求目标;其次, 详细听取合作方的反映, 确定对方的需求以及双方在需求层面的适配性;最后, 将消费者、政府、营销者等各方面信息进行联接与整合, 识别和确定营销机会。
二、标的评估
标的要为品牌联合的收益性服务, 因此在进行标的选择时, 对其“投资”收益性进行精准有效的评估是至关重要的。收益性主要有两方面体现:情感利益和实际利益。情感利益主要表现为品牌形象的提升, 实际利益则反映在营销收入的增加。此外, 品牌间的逻辑契合也是需要考虑的。
三、详细设计
资产属性、交易对称性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品牌联合模式设计。
品牌联合双方投入的资产一般以非货币资产与货币资产的形式组合。非货币资产一般指合作品牌各自独特的资源, 如营销价值链、渠道资源。联合双方都希望在品牌联合中以最少的投入 (尤其是最少货币资产的投入) 取得最大的回报, 谈判本身成为了一种博弈过程。
对称性维度分为两个方向——对称性交易与非对称性交易, 简言之就是强弱关系的组合。其中, 不同的元素搭配可以形成强强联合、强弱联合、弱弱联合等多种形态。当联合品牌的知名度及实力相近时, 它们对品牌联合的贡献也基本一致, 此时更多的是两个品牌的消费群体的融合与共享, 市场规模的扩大。
我们经常见到的合并发展、跨行业合作、品牌授权、赞助、代言等品牌联合形式均可在其中找到位置, 如下图:
品牌联合的效果评估
从联合主体的需求出发, 效果评估分为传播效果及营销效果两方面。
传播效果可以从到达度、认知度、记忆度、美誉度等方面进行评估。兰博基尼与范思哲的合作可谓是品牌强强联合的成功典范。意大利知名的奢侈品牌范思哲与兰博基尼共同推出的Lamborghini Murciéla gol P640Roadster VERSACE跑车, 仅限量发售20台, 正式发售前即引起狂潮, 至今热度不减。该款限量版跑车不仅将兰博基尼“远见、前沿、纯粹”的品牌精髓表达的淋漓尽致, 且极具范思哲古典文化的瑰丽美感, 高调席卷全球。在这个案例中, 双方共同收获的品牌的美誉度经久不衰, 品牌资产得到了持续性累积。
大多数品牌营销的最终目标是销售的提升, 反映在财务报表中的数字成为衡量品牌联合成功与否的指标。2001年底, 美国《航空指南》杂志报道, 以寰宇一家和星空联盟为首的航空公司联盟已经覆盖了全球超过40%的空中客运市场, 美国航空协会的一份报告表明, 因加入“星空联盟”, 美联航1998年的营业收入增加了两亿多美元, 约相当于该公司当年营业额的1.5%, 同时还省下了2000万美元开支。双方共同实现了增收、减支、联合、共赢。
品牌联合的风险管理
品牌联合作为一种共同投资, 回报之外, 风险也是需要考虑的重点。
一、“使用权”与“所有权”
非货币资产投入, 有可能是营销价值链、渠道, 也可能是技术或设计。作为非货币资产的“购买者”或“置换者”, 在交易中收获的是上述资产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因此如何量化“使用权”的价值, 需要科学的设计。
星巴克曾与谷歌达成合作, 将让美国本土所有的星巴克门店在一段时间内实现谷歌无线网络的覆盖, 并且为顾客提供无限量的免费音乐下载服务。星巴克对于谷歌提供的无线宽带上网服务拥有使用权, 拥有庞大白领消费群的星巴克利用免费无线上网服务吸引了更多且更具黏性的客源。那么, 现在的问题在于无线网络服务对于星巴克的边际收益的贡献应如何作价, 投入的隐性支撑才能保本, 都需要专业而精密的设计及计算。
二、品牌强弱联合的评估
前文提及, 品牌联合按照对称性维度可以搭配出强强联合、强弱联合、弱弱联合等不同形态。其中, 强弱联合的形态是更具有风险性的一种形态。在品牌联合中, 若企业过分追求短期利益, 攀附于知晓度较高的品牌, 形成强弱联合, 或将面临很大风险。对于较强的企业而言, 合作品牌价值过低会累及到自身品牌的美誉度及减值, 从而导致“掉价”现象的出。
三、品牌联合的法律保障
目前国内外大规模的品牌联合越来越频繁, 只有双方都保证合规性, 品牌联合的路才有可能走的更加长远。如果在联合中一旦出现问题和纷争, 事前界定可以为寻求解决方案提供正式的依据。
品牌联合的未来
一、专业性。制定有效的品牌联合方案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品牌联合是否高效, 企业是否能够以最少的投入获得预期的投资回报, 这与策略制定者的专业性有着直接关联。合作模式的设计、营销效果的评估, 不仅要求设计者具备投资的逻辑思维, 而且需以战略思维去判断双方公司的长短板及发展策略, 从而最有效地利用资源。
二、长期性。随着营销规模的逐步扩大, 长期性的品牌战略“投资”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主要原因在于客户对于产品的认知是循序渐进的, 短时间内客户很难对品牌联合和独立进行分辨与认知, 也就很难培养潜在客户的忠诚度。所以, 长期性应是品牌联合未来发展所注重的。
三、多元化。品牌联合已经不单单局限于同种类产品之间的品牌合作, 不同产品之间的品牌联合、三方甚至多方的品牌联合也越来越频繁, 跨界的品牌联合也在不断崛起, 成为品牌联合主体多元化的例证, 主体呈现多元化是品牌联合的重要趋势。
四、中介性。就像金融市场一样, 资金的供给方需要专业机构进行匹配, 在品牌联合中, 包括广告、公关公司在内的中介服务公司, 因其客户的范围与数量, 可以高效地协助各类品牌完成配对, 从而联合成功。当然, 随着其方案设计以及效果评估的专业性的提升, 品牌联合可能成为其极具发展潜力的业务方向。
产学研联合对策建议:高校的视角 篇2
关键词：高校,产学研联合,战略对策
1 产学研联合的基本理论
产学研联合是指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 通常指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 以科研院所或高等学校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合作, 其实质是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其指导思想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1 联合诸方实现共赢目标
产学研联合各方参加联合的战略意图不尽相同, 但各联合成员的目标都是要依托这个载体, 充分利用联合为各方创造价值的基础上, 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这点上, 联合各方目标一致, 共同分工、各负其责、成果共享。
1.2 联合诸方缔结友好关系
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产学研联合的基本成员, 其中, 高校与企业为核心成员。他们直接参与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和生产等实际活动;而政府、金融及中介机构为重要的参与者, 为产学研活动提供政策指导、资金支持和相关服务等。
1.3 联合诸方明晰产权契约
联合成员签订权责合约或协议来规范各自行为, 当目标实现或任务和项目完成即解除合约, 解散联合。基于联合成员的技术、信息等无形资产、厂房设备、资金等作为投入的资源, 在实施过程中各方发挥各自优势、产生互补作用, 这使产学研联合成为一种典型的产权契约关系。
2 高校产学研联合对策建议
2.1 创新思想观念以提高战略认识
产学研联合是一项涉及面广, 内容丰富的工作, 思想认识如何引导, 必然会直接影响合作教育的健康发展。深刻认识产学研联合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高校领导和主管部门要克服关门办学, 轻视产学研联合的思想, 把推进产学研联合纳入学校的议事日程, 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产业部门不能把培养人才的工作看成是额外负担, 要主动为学生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和生产实践课题, 提高企业依靠教育、关心学校的自觉性。
认识到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只是实现产学研联合的前提条件, 问题的关键是要将联合落到实处, 即拓展思路, 采取行动, 促进联合的顺利开展。因此, 我们应树立正确的思想, 努力拓宽教育思路, 围绕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所需的各要素, 开展全方位、多形式、内容广泛的合作活动, 培养能够应变、协调复杂变幻的实际环境, 的复合型人才[2]。
2.2 加强政府调控以发挥主导作用
产学研联合是一项涉及要素颇多的系统工程, 政府的调控保障作用必不可少, 主要表现在:一是资金支持。在继续进行国家“火炬计划”等同时, 设立产学研专项贷款或专项基金, 以高校和企业共同申请立项的方式, 鼓励和支持高校和企业走产学研联合道路。二是政策引导。国家制定有利于高校和企业走产学研联合道路的政策, 鼓励高校进行应用型技术成果的研究并深入企业进行成果转化工作。三是计划与行政手段干预。对于一些没有技术开发能力或开发能力不强的企业, 政府要为其找能提供科技成果的大学, 用“行政干预”的方式, 进行组织协调, 促进他们走产学研联合道路。
2.3 建立法制规章以规范发展环境
政府管理部门对产学研联合法规调控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在加强宏观指导的同时, 加大产学研联合的宣传力度。明确规定高等院校、企业和科研等部门关于实施产学研联合的权利和义务, 把产学研联合教育、科技开发, 作为考核和评估企业及其领导人人力资源开发、科技进步的重要指标。二是政府委派或组织专门机构对产学研联合予以支持。各级政府应牵头设立适当的组织管理协调机构, 在资金投入、合作方式与渠道以及具体细节问题上给予管理与协调, 督促每一个产学研联合项目的落实。三是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对产学研联合予以支持。如《高等学校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保障法》, 规定社会各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采取有效的利益调控手段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积极接受学生的教学实习、社会实践和开展产学研联合教育。 四是政府以科技计划对产学研项目予以支持。如在实行“火炬计划”时, 优先支持产学研联合项目。
2.4 健全中介机构以强化服务功能
按照“业务特色化、服务规范化、机制市场化”的思路, 强化产学研创新服务、生产力促进、咨询评估、专利服务、技术交易等机构的主导业务建设和服务资源建设, 提高核心服务能力。积极创办技术创新服务机构、技术评估机构、技术经纪机构和信息咨询服务机构等企业性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为企业提供经营管理、技术、市场营销、人才、信息、财会、金融、法律等方面的服务。一是依靠政府的权威特性、诚信基础构建中介机构, 做好社会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 确保其公证性和有效性。二是完善中介机构的法人制度, 进行公司化改造, 将法人责任明晰化。在以往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基础上, 建立完备的客户信息资料库, 量化其信用等级。三是以自身信用系统推动社会化的信用体系建设。应始终保证机构社会信誉的培养和维护, 使之成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社会咨询机构。
2.5 调动企业参与以促进科学发展
政府部门构建广泛的产学研联合环境, 其主要的目的在于为企业构造一个有序的产权转移市场。因而, 企业则应当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企业要加强自身素质建设, 规范企业经营管理, 培养长期发展意识, 真正达到以市场为导向, 以发展为目的, 以产品为媒介, 以信誉促发展的市场机制要求, 并积极配合政府组织的社会信誉体系建设。二是及时有效地向政府有关部门汇报企业的人才需求状况, 了解相关高校信息, 注重人才培养, 形成人才梯队。三是在企业内形成优良有序的企业文化氛围, 提高企业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 以保持企业源源不断的后继发展动力。四是形成完善的企业内人员考核、激励机制, 做好人才引进、培养、学习、流动的配套工作 。
2.6 完善合作机制以畅通交流渠道
成功的产学联合实践告诉我们, 只有广泛加强校企信息交流, 相互理解所需的信息、相互合作所需的技术, 学校主动为企业着想, 主动寻求企业参与, 主动与企业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主动结合企业技术要求安排教学内容, 共享利益, 就可以与企业建立“血缘关系”。例如, 学校可以主动聘请企业界的优秀人士担任院系级的名誉领导, 参与重大的教学管理决策, 他们将从本行业的最新发展和实际需求来制订专业课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高校则让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相应的操作技能紧密结合在一起, 改变学用脱节、学非所用的弊端, 实现毕业与就业的“零距离”目标。
2.7 创新联合模式以推进区域建设
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 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 以科研院所为依托, 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本途径, 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竞争力为目的, 适应市场经济、科技发展规律的产学研联合创新机制, 是高校、企业科技发展的现实选择。比如在高新区筹建产学研联合创业中心, 集聚和融合科技资源, 提高园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创业能力。同时, 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 以科技咨询业、技术贸易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业、科技孵化业、科技风险投资业等为发展重点, 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加快产学研服务机构的社会化、网络化、规模化发展步伐。
2.8 融通殷实资金以保障有序进行
强化产学研联合专项资金支持, 扶持和支持产学研联合项目;设立省、市政府及企业奖励基金, 对取得较大社会经济效益的产学研联合项目予以奖励;设立风险基金或专项贴息贷款, 对那些高附加值、市场前景好、有潜在的经济效益的合作项目给予投资;通过政策导向, 鼓励大企业、集团公司以及社会各界出资设立各类基金, 用以资助产学研联合;积极争取银行、财政、金融部门参与和支持产学研联合, 保证产学研急用资金的及时到位;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在开展产学研联合之前, 各自根据合作项目的责任和义务, 筹措部分资金以应中试开发之需。
3 高校产学研联合的未来展望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产学研联合是现代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国家创新系统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3.1 产学研联合是一种教育理念
首先, 产学研联合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温家宝同志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讲话中指出, “科技实力决定国家命运。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 谁不重视科技, 谁就要被淘汰。一个13亿人口的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 是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事业, 必须充分依靠科学技术, 支撑发展和引领未来。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 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要深入到企业、农村中去, 深入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去, 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有宽广的胸怀和长远的眼光, 真正让知识和科技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 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大显身手”。在知识经济中, 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等更为重要的经济因素。这表明, 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才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教育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作用正在日益显现, 劳动者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我国要想在这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并获得巨大的发展, 必须要做到教育、科研和生产的紧密结合, 走产学研联合发展道路。
其次, 产学研联合拓展了教育的服务功能。长期以来, 高等教育一直具有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三大功能。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的根本区别在于以教学方式进行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活动。科研和产业发展都是在教学的基础上发展、衍生的。因此, “学”在产学研中是居于基础和中心地位的。对“学”的强调是现代大学理念的根本要求, 但这并不表明大学将远离科研和产业, 复归到原始的单一职能状态。实际上, 大学自身蕴涵的文化性格和据有的资源, 都决定了大学必然是一个多功能的复合体。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 (Richard C Levin ) 所说的, “在学术事业中产生的知识决不是美国大学对经济发展的唯一贡献。通过使学生们从事智力型的调研、鼓励他们对接受的学识提问、开发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即通过教育大学也能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经济全球化日益明显, 这些反映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 服务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一方面, 现代经济发展中科技因素的增长迫切需要更多有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和受过相当技术技能训练的劳动者;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直接参与科技知识和科技新成果的创造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科技事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现代科技知识更新日益加速的形势下, 教育部门不仅担负着日益繁重的普通教育的任务, 同时还必须担负起为生产部门和科技部门中从业人员进行继续教育的职能。这一切都表明, 教育不能漠视迅速变化的经济和科技需求, 相反必须增强自己的社会适应性。因此, 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产学研结合是大学服务社会功能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延伸。
3.2 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高层次联合
首先, 建设重点学科。建设重点学科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科技水平的重要措施。要密切注意并及时吸收当代科学技术成就, 适当调整学科结构布局, 加强学科间相互渗透, 促进新兴、交叉学科和传统学科的改造, 以适应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它的任务是:在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上起带头作用, 逐步能够自主地成批培养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博士、硕士;能够解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或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能够接受高等学校及其他方面的学术骨干进行深造, 成为开放型的教学、科研基地。
其次, 发展工程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是我国近期发展起来的产学研联合体, 是以基础工程研究和综合性技术开发与实验为重点的教学、科研、开发、试验基地。通过中心, 政府和成员单位之间, 各有关学科、专业之间, 科研与设计之间, 设计与生产之间, 生产与应用之间, 新技术、新产品与流通渠道之间, 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 以大学为核心组成产、学、研、经相结合的高级联合体。在中心内发挥各成员单位的优势条件, 把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的科技人员组织在一起, 承担和完成国家、部门、地方重大的科技攻关任务和综合研究项目, 进行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引进与吸收, 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第三, 建立联合开放实验室。联合开放实验室, 是对国内外开放的、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基础性工作的研究实验室。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 选择若干关键科技领域, 在高校里建立大型研究试验基地, 对于完成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担负的重要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对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有长远的作用。联合开放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一样, 也是培养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层次人才基地。
3.3 以提高效益为目标的多层次联合
现代产学研联合模式, 其重要的目标应该是提高高等学校自身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高校积极为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同时, 促进高等学校自身的改革和发展, 解决其办学经费不足的矛盾, 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 使高等学校为社会服务成为内在需求和持久行为。
我国传统产业仍是产业的主体, 大多数产业在工艺、装备、产品和经营管理方面等比较落后, 造成产品水平低、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经济效益上不去的状况。通过产学研联合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经济效益, 就必须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发展服务, 推进大规模生产的产业技术和装备现代化, 使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机械制造等重点产业主干部门的技术面貌有明显改善;通过产学研联合来协同产业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和我国的优势, 积极发展具有竞争力、见效快、效益高的出口产品, 大力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通过产学研联合, 积极参加产业技术引进的咨询、消化和吸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还要在开展技术服务的过程中, 积极为企业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3.4 省部产学研战略联盟建设是崭新形式
现代意义上的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建立, 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特曼式大学”的出现。“硅谷之父”特曼首先提出了学术界与产业界结成伙伴关系的创意, 并首创了在产学研合作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旨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硅谷模式”。产学研联盟在一些国家, 特别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有着深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也是这些国家推动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产学研合作过程其实就是创新过程, 或者说, 就是“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 (产) 、高等院校 (学) 、科研机构 (研) 以创新为目标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 致力于科研成果产业化, 即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生产试制和市场营销一体化, 从而获得产、学、研三方独自无法达到的高效益。英国苏塞克斯大学 (Susex University) 弗里曼教授于1987年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又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这一概念, 进一步深化了对产学研合作和形成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本质特征的认识, 强调创新不仅是产学研三方合作的行为, 更是一种国家行为, 这种国家行为对一国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显示出了巨大的作用。
联合视角 篇3
项目支付进度问题研究主要涉及支付次数、支付量、支付时间以使项目收益最大化[1,2]。该问题自1997年由Dayanand和Padman[3]提出以来,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4,5,6,7,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的项目支付进度安排涉及到承包商和业主两个主体,通常是合同双方相互作用和妥协的结果。但现有关于项目支付进度问题的研究多从承包商或业主单独的视角出发,很少考虑二者之间的协调问题,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成果的实用价值。
一般说来,给定项目合同总价格,支付进度安排实质上可与双方的融资费用联系在一起。如果支付安排得较早或在早期的支付量较大,则承包商就可以较少地从外部融资从而节约部分融资费用,而业主的项目融资费用则会相对较高;相反,如果支付安排得较晚或在早期的支付量较小,则承包商的融资费用就会上升而业主的融资费用则会相应下降。本文基于上述事实,从项目融资费用在承包商和业主之间的分配入手,研究合同双方联合视角的项目支付进度问题,目的是寻求既能使双方共同收益最大化又可被他们同时接受的支付进度安排,以便为二者关系的协调提供决策支持,促使双方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
在本文的后续部分,首先对所研究问题进行界定;随后建立优化模型;设计模拟退火SA(simulated annealing)启发式算法并在随机生成的标准算例集合上对算法进行测试;借助一个算例对论文研究进行说明;最后总结全文并给出研究结论。
2 问题界定
采用基于事件的研究方法(event-based method)[9],即项目网络采用AoA(Activity-on-Arc)方式表述,正负现金流均与项目事件相联系。考虑一个具有N个活动、M个事件的项目,活动n(n=1,2,…,N)具有Qn种执行模式,以模式q(q=1,2,…,Qn)执行时的工期和费用分别为dnq和cnq,实现事件m(m=1,2,…,M)所需费用为em:
其中,Sstartm为从事件m开始活动的集合,Sendm为到事件m结束活动的集合,ζ(0≤ζ≤1)为活动费用在其开始和结束事件之间的分配比例。活动n的挣值为wn,事件m的挣值为vm:.业主对承包商的支付次数为K(K≤M),前K-1次支付的支付量pk(k=1,2,…,K-1)等于至支付时承包商的累计挣值与支付比例θ (0≤θ≤1)的乘积,最后一次支付必须安排在项目终事件M上,且在项目结束时支付总量必须等于项目合同总价格.项目截止日期为D,现金流的折现率为α,业主位于项目结束时刻的预期收益为ER (将项目在未来可为业主带来的收益折现到项目结束时刻,认为业主在该时刻有一个较大的预期收益)。
由于支付安排在项目事件上,而项目事件的发生时间又依赖于活动执行模式的选择,所以,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包含如下三组决策变量:
为了随后的表述需要,基于上述决策变量进一步定义如下三个决策向量:
现令β为项目融资费用率,则在项目结束时刻承包商需要支出的总融资费用为FC:
其中, [Em,Lm]为事件m(m=1,2,…,M)由活动工期和网络优先关系决定的时间窗。上式表明,在项目结束时承包商不仅支出了总额为的直接费用,而且还要承担FC的融资费用。然而,由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业主对承包商进行了支付,使承包商获得了资金补偿从而减轻了其融资负担。因此可以认为,FC并非由承包商全部承担的,业主通过支付也分担了部分FC. 业主分担的融资费用记为FCclient,可由下式计算:
上式表明,在项目结束时,业主不仅向承包商支付了总额为的资金量,而且还为实施项目承担了FCclient的融资费用。令,则λ实质上反映了项目融资费用在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分配比例:λ=0表示所有支付均安排在项目的结束时刻,项目融资费用全部由承包商承担;λ=1表示业主的支付足以弥补承包商的全部融资费用,即项目的所有融资费用实际上是由业主承担的。
现实中,项目支付进度如何安排主要取决于承包商和业主在谈判中的地位和能力。现令RBP(0≤RBP≤1)为合同双方的相对谈判能力:RBP=0,表示业主相对于承包商具有绝对优势;RBP=1,表示情形正好相反。显然,如果RBP趋近于0,那么支付进度安排会更多地按照业主的意愿进行,其结果必然使得λ也趋近于0;反之,如果RBP趋近于1,那么支付进度安排会更多地按照承包商的意愿进行,其结果必然使得λ也趋近于1。所以,双方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结果,必然使得最终支付进度安排所对应的λ趋近于RBP。或者说,要使合同双方都愿意接受某一支付进度安排,那么,该安排所对应的λ必须与RBP相匹配。
基于上述讨论,将本文所研究的问题界定如下:从承包商和业主的联合视角出发,合理地安排项目支付进度(即决策向量X、Y和Z),以同时实现如下两个目标:
①最大化承包商和业主的以净现值NPV(net present value)表示的共同收益;
②最小化支付进度安排所对应的λ与RBP之间的差异。
第一个目标确保支付进度安排为综合考虑承包商和业主利益的全局最优结果,第二个目标确保合同双方都愿意接受这一全局最优结果,从而促成双方的合作共赢。
3 优化模型
从第2节中对问题的界定可见,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实质上由如下两个子问题构成:子问题1为合同双方共同收益最大化问题;子问题2为与合同双方相对谈判能力匹配问题。对应于上述两个子问题,构建由如下两个子模型组成的项目支付进度优化模型。
①子模型1
max NPVjoint
=NPVcont+NPVclient
s.t.(2)
m=1,2,…,M (3)
n=1,2,…,N (5)
ynq,zmt∈{0,1} (7)
其中,NPVcont和NPVclient分别是承包商和业主的项目净现值,二者之和即为合同双方的共同收益NPVjoint,gn和hn分别表示活动n的开始和结束事件。
在子模型1中,目标要求式(1)最大化合同双方的共同收益NPVjoint. 其中,等式右侧第一项为业主预期收益的现值,第二项为所有事件费用的现值,二者之差即为合同双方联合视角的项目净现值。子模型1共包含如下6个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式(2)为每个活动确定一种执行模式;式(3)基于所选择的活动执行模式计算各事件的费用;式(4)为每个事件在其时间窗内安排一个发生时间;式(5)确保各事件的发生时间遵守网络优先关系的限制;式(6)使得终事件M的发生时间不晚于项目截止日期;式(7)为决策变量的定义域约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支付对于承包商是正现金流,而对于业主则为负现金流,因此在子模型1中二者相互抵消,没有出现支付项pk和决策变量xkm. 这一事实表明,NPVjoint的最大化是通过权衡ynq和zmt实现的,而与xkm的安排无关。
②子模型2
min Diff=|λ-RBP| (8)
s.t.(9)
xKM=1 (10)
k=1,2,…,K-1 (12)
xkm∈{0,1} (14)
其中,和分别是第k及k-1次支付的时间。
在子模型2中,目标要求式(8)为最小化λ与RBP之间的绝对偏差Diff;约束条件式(9)将支付与事件相联系;式(10)确保最后一次支付安排在项目终事件M上;式(11)限定了在某一给定事件上,最多只能安排一次支付;式(12)计算前K-1次支付的支付量;式(13)保证所有支付量的总和等于项目合同总价格;式(14)为决策变量的定义域约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三组决策变量中,ynq和zmt是通过求解子模型1获得的,而对于子模型2来说,ynq和zmt均为输入变量,其任务是在给定的ynq和zmt下,合理地安排xkm以最小化Diff.
4 模拟退火启发式算法
不失一般性,令ER=0、α=0,则本文所研究问题的子问题1可简化为离散时间/费用权衡问题的工期问题[10],而后者又被证明为一个强NP-hard问题[11],因此,前者也必然为一强NP-hard问题,从而导致基于合同双方联合视角的项目支付进度问题也为一强NP-hard问题。 鉴于上述原因,本文采用模拟退火启发式算法求解该问题。之所以选择模拟退火,是因为该种算法已被众多学者应用于项目调度问题,且被证明为求解此类问题的最有效算法之一[12,13,14,15,16]。由于本文所研究问题由两个子问题构成,所以,算法也相应分为两个模块:模块1求解子问题1;模块2在子问题1求解结果的基础上求解子问题2。下面,首先介绍问题初始解构造和邻点生成机理,然后给出两个模块的搜索步骤。
4.1 初始解构造
问题的初始可行解X0、Y0、Z0按如下步骤构造:
步骤1 从除项目终事件M之外的其余事件中随机地选择K-1个事件,将向量X中与所选事件及终事件M所对应的元素设置为1,其他的元素设置为0,由此得到一个X0.
步骤2 随机地为每个活动安排一种执行模式,由此得到一个Y0. 计算每个事件的时间窗,如果项目终事件M的最早发生时间不晚于项目截止日期,则接受Y0为一可行的Y0;否则,重复该操作直至得到一个可行的Y0为止。
步骤3 在不违反网络优先关系约束的前提下,为每个事件在其时间窗中随机地安排一个发生时间,由此得到一个Z0. 如果项目终拭件M的发生时间不晚于项目截止日期,则接受Z0为一可行的Z0;否则,重复该操作直至得到一个可行的Z0为止。
给定问题的一个可行解X、Y、Z,两个子模型的目标函数可按下述步骤计算:
步骤1 基于由Y所给定的活动执行模式,通过活动费用计算事件费用em.
步骤2 根据em、ER、α及Z所给出的事件发生时间,计算子模型1的目标函数NPVjoint.
步骤3 在由X所界定的各支付事件上,计算承包商的累计挣值,将其与支付比例θ相乘后得到各次支付的支付量pk.
步骤4 基于em、pk、β及事件发生时间计算FC和FCclient,进一步计算λ后将其与RBP相比较,获得子模型2的目标函数Diff.
4.2 邻点生成机理
当前可行解X1、Y1、Z1的邻点X2、Y2、Z2通过如下三个算子随机生成:
①X算子:在X1中,除最后一个元素外,随机地选出一个取值为1的元素,将其与另一随机选出的取值为0的元素交换位置,从而把X1转化为它的一个邻点X2.
②Y算子:在Y1中,随机地选择一个活动,将其当前执行模式随机地变成另外一种执行模式,从而将Y1转化为它的一个邻点Y2. 计算各事件在Y2下的时间窗,如果项目终事件M的最早发生时间不晚于项目截止日期,则接受Y2为一可行的邻点;否则,重复上述操作直至得到一个可行的Y2为止。在不违反网络优先关系和项目截止日期约束的前提下,将Z1中各事件的发生时间调整到由Y2所决定的新时间窗中,从而将Z1同时变换为Z2.
③Z算子:在Z1中,从除项目开始事件之外的其余事件中随机地选择一个事件,将其发生时间在其时间窗内随机地变化一个单位,调整其他事件的发生时间以确保网络优先关系约束得到满足,由此得到Z1的一个邻点Z2. 如果Z2中的项目终事件M的发生时间不晚于项目截止日期,则接受Z2为一可行邻点;否则,重复上述操作直至获得一个可行的Z2为止。注意,在该算子的操作过程中,Y1保持不变,即将Y1直接记为Y2.
4.3 模块1搜索步骤
步骤1 输入初始可行解Y0、Z0及其目标函数值NPV0joint. 定义初始温度TempinitM1、冷却速率CRM1、马尔可夫链长MLM1及终止温度TempstopM1.令Y1=Y0、Z1=Z0、NPV1joint=NPV0joint、TempM1=TempinitM1、NumM1=0,其中,Y1、Z1和NPV1joint为当前可行解及其目标函数值,TempM1为当前温度,NumM1为在当前温度下已探测可行解的数目。
步骤2 从Y算子和Z算子中随机地选出一个算子,生成当前解Y1、Z1的一个邻点Y2、Z2,计算其目标函数值NPV2joint.
步骤3 计算ΔNPVjoint=NPV2joint-NPV1joint. 如果ΔNPVjoint >0,接受该邻点为当前解:Y1=Y2、Z1=Z2、NPV1joint=NPV2joint;否则,生成一个随机数Rnd∈[0,1],如果Rnd≤eΔNPVjointTempM1,接受该邻点为当前解:Y1=Y2、Z1=Z2、NPV1joint=NPV2joint;否则,拒绝该邻点。
步骤4 NumM1=NumM1+1。如果NumM1≤MLM1,转步骤2;否则,转步骤5。
步骤5 TempM1=TempM1·CRM1. 如果TempM1>TempstopM1,令NumM1=0,转步骤2;否则,转步骤6。
步骤6 输出搜索到的满意解:Y2、Z2和NPV2joint.
对于上述模拟退火搜索过程,初始温度由下式确定:
其中,NPVminjoint为由初始解Y0、Z0随机生成的50个邻点中的最小目标函数值,ProbinitM1(设置为0.95)为邻点初始接受概率。冷却速率CRM1设置为0.9;马尔可夫链长MLM1设置为100N(N为项目活动数);终止温度TempstopM1设置为0.01。
4.4 模块2搜索步骤
步骤1 输入初始可行解X0及其目标函数值Diff0. 定义初始温度TempinitM2、冷却速率CRM2、马尔可夫链长MLM2及终止温度TempstopM2.令X1=X0、Diff1=Diff0、TempM2=TempinitM2、NumM2=0,其中,X1和Diff1分别是当前可行解及其目标函数值,TempM2为当前温度,NumM2为在当前温度下已探测可行解的数目。
步骤2 利用X算子生成当前解X1的一个邻点X2,计算其目标函数值Diff2.
步骤3 计算ΔDiff=Diff1-Diff2. 如果ΔDiff>0,接受该邻点为当前解:X1=X2、Diff1=Diff2;否则,生成一个随机数Rnd∈[0,1],如果Rnd≤eΔDiffTempM2,接受该邻点为当前解:X1=X2、Diff1=Diff2;否则,拒绝该邻点。
步骤4 NumM2=NumM2+1。如果NumM2≤MLM2,转步骤2;否则,转步骤5。
步骤5 TempM2=TempM2·CRM2. 如果TempM2>TempstopM2,令NumM2=0,转步骤2;否则,转步骤6。
步骤6 输出搜索到的满意解:X2和Diff2.
对于上述模拟退火搜索过程,初始温度由下式确定:
其中,Diffmax为由初始解X0随机生成的50个邻点中的最大目标函数值, ProbinitM2(设置为0.95)为邻点初始接受概率。冷却速率CRM2设置为0.8;马尔可夫链长MLM2设置为10M(M为项目事件数);终止温度TempstopM2设置为0.01。
5 算法测试
为了评价模拟退火启发式算法的绩效,本文选用多重迭代改进MSII(multi-start iterative improvement)和随机生成RG(random generation)两个算法[16]作为对比。MSII算法从一个与模拟退火相同的初始可行解开始搜索,使用同样的邻点生成机理,在搜索过程中选择改进最为显著的邻点进行迭代;如果不存在可以改进的邻点,则算法从另外一个随机生成的可行解重新启动再进行搜索,当探测的可行解达到规定的数目时,算法终止并将保存的最好解输出为满意解。RG算法随机地生成规定数目的可行解,从中选出最好解作为问题的满意解。为了使三个算法具有相同的比较基准,在模拟退火搜索过程中,将模块1和模块2探测可行解的总数(分别记为NumstopM1和NumstopM2)记录下来,以此作为其他两个算法的终止条件。即当MSII算法和RG算法探测两个子问题的可行解数分别达到NumstopM1和NumstopM2时,算法终止并输出保存的最好解为问题的满意解。
算法测试在由ProGen[17]随机生成的标准算例上进行,ProGen的参数设置见表1。其中, 按全因素试验设计的参数有5个:项目非虚活动数N、支付次数K、支付比例θ、业主的预期收益ER和项目截止日期D. N的取值为4种,其余4个参数取值均为3种,在每种参数组合下生成的算例数为10个,由此形成10×4×34=3240个算例。定义如下4个指标以评价算法的绩效:
①ARD(%):满意解距离已知最好解的平均相对偏差。
②MRD(%):满意解距离已知最好解的最大相对偏差。
③ACT(s):算法的平均计算时间。
④MCT(s):算法的最大计算时间。
其中,已知最好解是指在三个算法所获得的满意解中,目标函数值最为理想的一个。算法采用Visual Basic 6.0编程,在CPU主频为1.6GHz、内存为256MB的个人计算机上运行。
算法的测试结果见表2。首先从获得的满意解的质量看,对于子问题1,模拟退火的ARD和MRD两个指标要远小于MSII算法和RG算法的相应指标;当问题规模(用项目活动数N表示)增大时,模拟退火的上述两个指标均呈下降趋势,而其他两种算法却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模拟退火获得的满意解的质量不仅远优于其他两种算法,而且这种优势随着问题规模的增大而扩大。至于MSII算法和RG算法,前者得到的满意解的质量要高于后者。上述结果解释如下:模拟退火是一种智能算法,其搜索过程随着温度的下降逐步向全局最优解收敛;而MSII算法仅选择使目标函数改进的邻点进行迭代,因而易陷于局部最优,虽然重新启动可使搜索从某种程度上跳出局部最优,但其效率显然要低于模拟退火;RG算法甚至不对邻域进行搜索,仅从给定数量的可行解中选择最好解为满意解,所以其得到的满意解的质量最差。对于子问题2,ARD和MRD的结果与子问题1中的情形相似:模拟退火最低,MSII算法次之,RG算法最高。但是,由于子问题2的求解难度要比子问题1低很多,因此,它们之间的差距要比子问题1中的小很多。
其次从计算时间看,结果正好相反:模拟退火的ACT和MCT最大, MSII算法的次之, RG算法的相应指标最低。这是因为模拟退火的搜索过程最为复杂, 所以, 无论是对于子问题1还是对于子问题2,其计算时间都最长;MSII算法的搜索过程要比模拟退火简单很多,因而当探测的可行解数目相同时,其用时要短很多;由于RG算法不需要生成邻点,也无需进行相应的比较和迭代操作,因此它的计算时间最短。不过,尽管模拟退火的计算时间较长, 但仍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可在118.21秒内求解所有算例)。所以,综合满意解的质量和计算时间,可以认为, 对于基于合同双方联合视角的项目支付进度问题来说, 本文所设计的模拟退火启发式算法要好于其他两种算法。
6 算例
用图1所示的算例对本文的研究进行说明。算例活动挣值及在不同执行模式下的工期和费用附于图中,项目的其他参数如下:ζ=0.5,β=0.04,RBP=0.6,α=0.03,K=3,θ=0.9,ER=8000,D=16。对于该算例,可以求得其满意支付进度安排如下:X=(0,0,1,0,1,1),Y=(2,1,1,2,1,2,2),Z=(0,4,6,10,11,14),NPVjoint=2913.67,λ=0.60。如果将项目的开始记为0时刻,那么项目在第14时刻完成,承包商的总费用为2930。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业主在事件3、5和6发生时(亦即在第6、11和14时刻)分别向承包商支付792、1827和1341的资金量。在上述支付进度安排下的其他相关结果如下:FCclient=531.62,NPVcont=513.40,NPVclient=2400.27。
现实中,活动执行模式和事件发生时间安排的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承包商手中,而支付事件的安排则主要由业主决定。作为以上满意支付进度安排的对比,现假定合同双方采取不合作态度,均按照自身的偏好进行决策:承包商在不违反项目截止日期的前提下,按照最小化其总费用的方式安排ynq和zmt;而业主则按照最小化其融资费用的方式安排xkm. 由此得到一个新的支付进度安排以及在该安排下的NPVjoint和λ: X=(0,1,1,0,0,1),Y=(1,1,1,1,1,1,2),Z=(0,5,8,11,13,16),NPVjoint=2776.56,λ=0.38。在该支付进度安排下,承包商的总费用可由原来的2930下降到2830,业主的融资费用FCclient由531.62下降到361.89。然而不幸的是,上述费用的下降并没有给合同双方带来收益的增加,反而导致二者的项目净现值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NPVcont由513.40下降到436.28,NPVclient由2400.27下降到2340.28,最终导致NPVjoint由2913.67下降到2776.56。
上述现象可以解释如下:当合同双方均按自身偏好进行决策时,一方面,由于承包商不考虑业主何时获得预期收益,而只关注自身直接费用的降低,因此项目完成时间会比满意支付进度安排下有所延迟,从而导致业主的项目收益下降;另一方面,业主在安排支付事件时也不会考虑承包商何时获得资金补偿,而只关注自身融资费用的降低,造成承包商融资负担增加而导致其项目收益下降。以上事实表明,尽管合同双方均可从仅考虑自身利益的行为中获得一些好处,但对方行为的负面影响会超过这些好处,最终导致自身项目收益下降。反过来,如果合同双方采取一个合作的态度,共同协调彼此的行为,按照本文模型所给出的结果安排项目支付进度,那么,他们都可以从项目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7 结论
本文通过支付进度安排与项目融资费用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合同双方联合视角的项目支付进度问题。作者首先采用基于事件的研究方法对所研究问题进行了界定,其任务是合理地安排项目支付事件、活动执行模式、事件发生时间以实现合同双方共同收益的最大化;同时,确保融资费用在承包商和业主之间的分配比例与其相对谈判能力相匹配,以使合同双方都能够接受相应的安排。随后,在问题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由两个子模型构成的项目支付进度优化模型,分别确定对应的决策变量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针对问题的强NP-hard属性,基于问题的特点设计了包含两个子模块的模拟退火启发式算法;以MSII算法和RG算法为对比基准,在随机生成的标准算例集合上对算法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尽管模拟退火的计算时间较长,但其获得的满意解的质量大大高于其他两个算法,因而可以认为是求解基于合同双方联合视角的项目支付进度问题的有效算法。最后,用一个算例对本文的研究成果进行说明,通过对两种支付进度安排下相关结果的比较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如果合同双方均按自身的偏好进行决策,那么将会对对方并反过来对自身的项目收益造成损害;如果合同双方能够以合作的态度协调彼此的行为,那么他们都可以从项目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最终取得一个双赢的结果。
摘要：从合同双方的联合视角出发,研究项目支付进度问题。其中,支付与项目事件相联系,任务是合理地安排支付事件、活动执行模式及事件发生时间,以使合同双方的共同收益最大化并使二者都能接受相应的安排。在对问题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由两个子模型构成的优化模型。针对问题的强NP-hard属性,设计包含两个子模块的模拟退火启发式算法,并在随机生成的标准算例集合上对算法进行测试,结果表明,该算法是求解问题的有效算法。最后,用一个算例对研究进行说明,得到如下结论:如果合同双方均按自身偏好进行决策,那么将会导致一种双输的结果;如果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和协调,那么都可从项目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本文的研究可以为合同双方关于项目支付进度安排的谈判提供决策支持。
联合视角 篇4
1“高技能人才”行为评价视角和校企联合评价方式的提出
1.1 通过对“高技能人才”的工作实质的进一步剖析和工作过程的细致观察,会逐渐发现“高技能人才”的工作表现和业绩成果主要贯穿于其在工作现场所展现出来的一系列工作行为。这些工作行为完成的各项复杂操作任务使生产企业实现最终经营目标。概而言之,直接贡献于企业的是“高技能人才”通过接受一定教育和训练并与其内在能动性相结合而展示出来的工作行为,因此对“高技能人才”的评价必须以行为作为基础,从行为视角出发,探讨具有针对性的、特殊性的人才评价模式。
1.2 老工业基地的众多高校是企业所使用的高技能人才的主导输送渠道,高校人才的培养与企业人才的使用应该实现有效对接,学校对于人才的培养最终满足企业的需要,为实现这一目的应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对高技能人才进行评价。校企联合高技能人才评价一方面可以修正学校盲目培养学生的误区,二是可以改变企业对高技能人才使用与进一步培养环节的潜力忽略行为。
2“高技能人才”的行为内涵与特点
“高技能人才”属于技术领域的顶尖人物,他们工作在生产或者服务领域的一线,通过他们的工作将最新发展的设计、理论和技术,生产出最终服务于消费者的商品或者服务细节,并转化成企业的效益。为完成本职工作,他们需要掌握相关专业知识与实际操作技术、具备解决实践工作出现的关键性技术问题以及工艺性难题的能力。
从上面所分析的“高技能人才”的工作内容和性质,可以看出其工作以技术为核心。相应的其全部工作行为围绕技术而展开,基本上包含了与技术有关的所有工作内容,具体包括技术的应用行为、技术问题的解决行为、技术创新行为、技术完善行为。
通过对“高技能人才”的各种工作行为的观察和分析,可以总结出其所具有的如下几个特点:
工作行为的现场性:“高技能人才”的工作行为必须在生产或者服务的一线环境进行,其工作行为作用于技术的载体———机器设备之上,通过对设备完成一系列技术操作行为,保证生产或者服务的顺利进行[4]。
工作行为及时检验性:“高技能人才”所进行的技术工作行为关系到机器设备的运行,因而其施加于设备上面的技术工作行为的有效性与质量高低直接体现为设备的运行状况。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高技能人才”的工作行为的急迫性、快速性与反应迅捷性。
工作行为合作性与协调性:一般大型机器设备结构非常复杂,所包含的技术含量较高,有些技术问题并不是单个人能够独立解决的,需要多个“高技能人才”共同合作,通过交叉和融合的技术工作行为去完成[5]。
工作行为协调性:另外,“高技能人才”在进行工作行为的过程中,必须有意识的以技术为核心,达到人、技术、机器的协调运作,使三者的内容统一、状态和谐。人以技术为手段有效维护机器设备的运行状况。
3“高技能人才”行为规律性剖析
虽然“高技能人才”的工作行为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也相对很复杂。但是经过对这些复杂性行为的分析和研究,可以作出如下推断:“高技能人才”的每一个工作行为,都包含共同的四个方面--行为准备、行为步骤、行为过程、行为结果。
行为准备方面具体包含了“高技能人才”为确保完成技术工作行为所进行的必要专业技术知识储备、技术工作经验的获得等,行为准备指向了一般对“高技能人才”评价的知识考核。行为步骤是指工作行为完成所遵循的程序,程序的安排反映了行为的规范性和正确性,“高技能人才”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历练之后会形成一套很有效地行为步骤。行为过程包含对行为步骤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表现,即技术行为的流畅性、准确性。行为步骤和行为过程指向一般对“高技能人才”评价的技能考核。行为结果是一系列工作行为完成后得到的收益,可包括机器设备的运行效率,产品生产的数量等。行为结果与一般对“高技能人才”评价的业绩考核相一致。
4“高技能人才”行为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在对“高技能人才”行为内涵与特征以及行为规律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和与相关专家的访谈结果,进一步剖析其行为的四个方面,建立了“高技能人才”行为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具体的行为评价指标以及指标的权重[6]。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78份,回收率为89%,已回收的有效问卷的样本量足够本次的研究。通过对问卷的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形成如表1的“高技能人才”行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行为评价指标和权重可以具体计算出每一位“高技能人才”的评价的最终结果。
5 基于行为视角的“高技能人才”校企联合评价方式的确立
根据“高技能人才”的工作行为特点,在所建立的“高技能人才”行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校企联合“高技能人才”评价方式:
5.1 评价环境和主体
在学校内对于潜在高技能人才的评价阶段:学校在日常教育过程中,以该基于行为视角的评价体系为目标,把不同的指标按照不同的课程进行分解,确定不同教育环节的所要达到的评价指标。学校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应该邀请企业的相关人员参与进行,从培养和使用两个角度判断学校对学生教育的质量,评价学校所培养的高技能人才的综合水平。
在企业内对于高技能人才的评价阶段:企业根据“高技能人才”在本企业工作的具体行为表现对行为步骤指标下的细分指标行为步骤细分标准、行为步骤与技术的契合程度[7]、行为步骤的合理性、行为步骤的准确性,以及行为过程指标下的细分指标对行为步骤的实施程度、行为过程的及时性、行为过程的合作与协调性等几个指标进行打分。根据机器设备的运行状况、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数量、企业的总收益,并在分析本企业“高技能人才”的技术操作行为对这三方面的贡献程度情况,对“高技能人才”作出评价。在企业对高技能人才进行评价时,应该有学校的相关人员进行参与评价,判断学校培养与企业使用高技能人才的对接程度,也利于挖掘高技能人才的内在潜力和规划对人才的进一步培养。
5.2 校企联合评价涵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
在“高技能人才”行为评价指标体系中,有些属于定性指标,如:步骤细分标准、行为步骤与技术的契合程度、行为步骤的合理性、行为步骤的准确性,以及行为过程指标下的细分指标对行为步骤的实施程度、行为过程的及时性、行为过程的合作与协调性、行为过程的主控性、行为过程的合作与协调性、行为过程的连续性;有些属于定量指标,如:机器设备的运行状况、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数量、企业的总收益、学历教育程度、技术培训等级、技能鉴定水平。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的协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好的反映“高技能人才”的行为状况。
6 结束语
以往对“高技能人才”评价的方式与方法没有考虑此类人才的工作内容的特殊性,本文在对其工作性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评价视角,从而弥补了这方面理论研究的不足。
本文在构建评价模式时,充分考虑了“高技能人才”所服务的企业与学校的评价作用,进而改变了固有的由社会进行评价的主体单一性。当然,文中对“高技能人才”工作行为的分析可能还不够细化,留待以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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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oy C.Schmidt,Managing Delphi Surveys Using Nonparametric Statistical Techniques[J].Decision Science,1997(3):763~774.
联合视角 篇5
卖方甲公司与买方乙公司订立买卖大米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约定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调整。卖方按CIP条件向买方提供1 000袋大米, 新麻袋包装。卖方按规定的时间交付了货物。到货后买方检验发现, 货物是600袋三级大米和400袋一级大米, 其中400袋一级大米中已有150袋在运输途中受海水浸湿发生霉变。卖方违反合同的约定, 将1 000袋一级大米换成600袋三级大米和400袋一级大米, 给买方造成了损失。也就是说, 卖方违反合同的结果, 使买方蒙受损害, 以至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 此时卖方构成根本违约。 (1) 对于600袋三级大米,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提供600袋一级大米以替代之, 学界并无异议。但是, 150袋一级大米意外灭失的风险是否发生转移?买卖双方的风险责任又如何具体划分?学术界仍存在不同见解。
风险 (The chance of injury, damage, or lose) , 指货物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发生的火灾、盗窃、腐烂变质等意外损毁或灭失。风险转移即指对风险损失的承担转移[1]。风险转移制度核心内容是风险转移的界限如何划分[2], 学界通说至少有以下两项主要原则:一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即当事人有权约定风险转移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二是交付主义原则, 即风险随货物的交付而转移。交付可以是实际意义上的交付, 即有具体的货物交付行为发生;也可以是虚拟或象征性的交付, 即法律意义上的控制权的交付[3]。《公约》在第三部分第四章用5个条文对风险转移从不同方面做出了规定。其中, 对第70条卖方根本违约下风险移转问题, 我国学者在理论上仍有分歧, 并且在实务上经常发生这样的案例, 故应当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笔者通过阅读相关著作文献, 比较我国学者的不同观点, 力图探析《公约》第70条的实质内涵和更为贴近《公约》的宗旨, 便于司法实践中的操作, 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
二、观点的界定:对于《公约》第70条的不同理解
《公约》第70条:如果卖方已根本违反合同, 第67条、第68条和第69条的规定, 不损害买方因此种违反合同而可以采取的各种补救办法。
本条适用于卖方履行合同有严重缺陷构成根本违约, 并且所交付的货物遭遇到风险损失。对该情形下风险是否发生转移的问题, 我国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风险不转移说”。该观点认为, 即使卖方构成根本违约, 风险仍不发生转移, 风险责任依旧由卖方承担, 但并不影响买方行使救济权[4]。第二种观点是“风险转移说”。该观点认为, 依据《公约》规定, 风险随卖方交付货物而发生转移, 即便卖方根本违约, 买方也应承担风险损失, 并只能在承担风险的前提下采取《公约》所允许的救济措施[5]。第三种观点“区别说”则认为, 风险移转与否因买方采取的救济措施不同而存有差异。在该观点内部, 学者对买方采取的救济措施不同是否导致风险回转又有不同见解。第一种理解 (简称为子观点A, 下同) 认为买方只有宣告合同无效, 才使风险回转于卖方。倘若买方采取其他救济措施, 则应自承风险[6]。第二种理解 (简称子观点B, 下同) 认为, 买方如果宣告合同无效, 风险并不发生回转;只有买方要求交付替代货物时, 则风险才由卖方负担[7]。宣告合同无效的后果是恢复原状, 如果标的物已毁损、灭失, 买受人就不可能返还财产, 因而由买受人承担风险。
综上所述, 学者们的观点对风险责任如何归属分歧较大。“风险不转移说”与“风险转移说”的意见完全相反。前者认为, 在卖方根本违约的情形下, 风险损失应由卖方承担, 而后者认为, 根本违约并不影响风险的正常转移, 买方只有在承担风险的前提下采取救济措施。“区别说”认为, 卖方根本违约不影响风险的转移, 但买方采取不同的救济措施会产生风险承担的结果不同:子观点A认为, 仅因宣告合同无效致使风险回转于卖方;而子观点B认为, 仅交付替代货物这一主张可导致风险回转。由此可见, 各家观点对《公约》第70条都有不同的释义, 而对于卖方根本违约下的风险是否转移以及如何转移的问题则是本文所尝试研究的。
三、观点的明晰
依据《公约》第70条, 买方有权在卖方根本违约的情形下主张合同无效、交付替代货物等救济措施。结合本文引文部分所提案例, 就货物风险责任的归属, 分别引据各家观点对本案进行处理:
依第一种观点“风险不转移说”, 无论买方采取何种补救措施, 150袋大米的风险灭失都应由卖方承担, 其本质上体现了“过失划分原则”。我国学者认为, “过失划分原则”是风险分担的原则之一[8], 是按照双方是否有过失即违约而决定风险是否转移[3]69。适用该原则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没有违约行为, 若一方违约则由其承担风险。在本案中, 由于卖方根本违约, 故而导致了风险并不发生转移。笔者认为, 该观点将是否违约作为风险转移的前提不够严谨。违约与风险虽都致使合同无法完满履行, 但两者存有本质差别。风险是一种意外损害, 具有偶然性、外部性的特点;而违约系对合同之债的违反, 更侧重对人为内部因素的考量。笔者认为, 卖方违约与否并不影响风险的转移, 而风险的转移也并不使买方丧失了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风险转移只以交付货物为要件, 而不以所交货物是否与合同相一致为要件[9]。风险的发生亦非由违约行为直接引起, 而是基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 违约的一方尽管应承担违约责任, 但有时并不承担风险[7]291。故而风险损失与卖方履行合同互不联系、彼此独立。除此之外:该条款还提供了买方可以不履行交付货款义务的一个例外, 买方的终止付款行为针对的是卖方的违约或者侵权行为, 并非将已经承担的风险责任回转给卖方或直接导致风险的不转移。因此, 该条款但书涉及的并非风险本身造成的损失, 故不能得出“违约是风险不转移的前提”的结论。另一方
公约第条第款面, 卖方违约并不影响买方对有风险损失的货物之受领。实践中, 买方对于因风险造成的小部分货物的损失或者是质量不符合同要求的货物大多是可以接受的。买方承担货物的风险并不因此影响他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就本案而言, 风险已在货物交第一承运人时转移给买方, 而并非如第一种观点所言风险不转移由卖方承担。 (1)
依第二种观点“风险转移说”, 买方无论采取何种救济措施, 都不能对风险损失的150袋大米提出请求, 买方实际上承担了风险损失, 赔偿损失范围限于剩余的600袋三级大米。该观点认为, 买方宣告合同无效须以承担风险为前提, 笔者认为似有不妥, 此说法与合同无效的原则相悖。合同之无效是自始的、当然的无效, 其意义在于使双方恢复到缔结合同前的状态, 即民法所言的恢复原状。在卖方根本违约的前提下, 买方宣告合同无效, 合同无需继续履行, 买方有权收回全部价金并寻求赔偿。买方所支付的货款卖方自是应当归还, 但是因风险而损失货物的买方如何恢复原状呢?买方并不需要将之恢复原状。《公约》第70条允许在卖方根本违约时返还全部货物, 包括因风险造成损失的货物, 系构成《公约》第82条的例外。由此看来, 买方宣告合同无效实际上是将货物及其风险一并回转给了卖方———在买方无过失的情况下, 未灭失的货物全部返还, 已灭失的部分将风险责任回转。 (2) 就本案而言买方宣告合同无效, 遭遇风险损失的150袋大米的货款买方是可以向卖方要回的, 可见最终由卖方承担了风险。
依第三种观点“区别说”, 风险是否回转取决于买方采取何种救济措施。若依子观点A, 如果买方宣告合同无效, 赔偿范围可及于全部的1 000袋大米, 此时风险回转卖方;如果买方要求交付替代货物则只能对未受损失的600袋三级大米提出主张, 此时150袋大米的风险灭失由买方自行承担。若依子观点B, 如果买方宣告合同无效, 货物的风险损失无法“恢复原状”, 故仅返还850袋大米, 也只能收到卖方退回的相应的850袋大米的价金, 此时风险由买方承担;如果买方主张交付替代物, 这1 000袋大米的风险则可以转由卖方承担, 卖方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1 000袋一级大米。笔者认为, 子观点A和子观点B争议点有二:其一, 买方宣告合同无效, 风险是否回转给卖方?前文已有论述, 无须赘言, 笔者认为, 风险回转的理解是可取的。其二, 买方要求交付替代物, 风险是否回转给卖方?笔者认为, 此时并不回转。要求交付替代货物与宣告合同无效虽都是卖方根本违约情形下买方的补救措施, (3) 但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宣告合同无效约同于我国《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 合同自始无效, 双方的关系应当恢复到缔约之前的状态;而交付替代货物应当建立在默认承认合同的继续有效的基础上, 并没有对合同本身提出质疑与否定。从法律层面上看, 要求交付替代货物, 实质上是要求卖方实际履行的一种方式[10], 故合同中关于风险转移的规定仍然对买卖双方有效。因此在本案中, 买方如果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 则只限于未遭风险损失的600袋三级大米。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中的子观点A。由于采取了解除合同的措施, 根据《公约》第67、68、69条的规定, 已经转移到买方的风险不受阻碍地溯及既往转回给卖方。风险虽在货物交付第一承运人时已由卖方转移到买方[2]309。但由于卖方根本违约, 买方若宣告合同无效, 便将风险之负担回转于卖方, 而买方若采取其他措施则应自承风险。笔者认为, 《公约》第70条是对卖方违约情形下的概括性规定, 卖方根本违约下风险转移只是该条款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 举重以明轻, 卖方非根本违约下并不影响风险的转移与承担, 同时也不损害买方采取相应救济措施的权利[11]。然而, 宣告合同无效是具有严厉的、最后性的救济措施, 究其本质, 其与订立合同的本意相违背。为了防止一方滥用宣告合同无效权而使另一方遭受损失, 《公约》对宣告合同无效给予了严格的限制。 (1)
四、观点的深入
有严重缺陷的货物在运输中损失的, 虽然风险已经依第68条转移给了买方, 买方因卖方根本违约, 仍可以主张合同无效, 将风险置于卖方;货物不符要求但未构成根本违约, 买方不能宣告合同无效, 风险仍由买方承担, 但有权要求其弥补损失;买方收到了有严重缺陷的货物的, 如果损害并非基于买方过失, 买方仍可以主张合同无效, 宣告合同无效可能因迟延而受阻, 按实际收到货物的原状归还货物。
由此观之,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观点概要 (outline of issues) 对于子观点A给予肯定。一方面, 卖方根本违约并非使风险不发生转移, 买方宣告合同无效使风险回转给卖方;若买方不能或不想宣告合同无效时, 货物的风险应由其自担。另一方面, 卖方在非根本违约的情形下, 买方可以要求相应的救济措施, 卖方的违约并不影响风险的转移, 风险依旧由买方承担。该观点推翻了“没有违约是风险转移的前提”的观点, 并直接证明了风险与违约程度没有直接联系, 风险的转移与承担取决于当事人采取的救济措施。买方收到了货物的事实并不损害其因为卖方根本违约而主张合同无效, 也并不影响风险回转给卖方。笔者认为, 《公约》第70条体现了“风险分担机制”, 风险货损案件, 不能以“交货时风险转移”这一原则一概而论, 即便货物已经因风险损毁或灭失, 买方仍可以依《公约》第70条等条款的规定而采取救济措施, 此时买方所承担的风险有可能回转卖方。
总结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国际货物贸易提供了统一的适用规则, 然而, 对《公约》个别问题的理解, 我国学者仍存在一定的争论。因此, 从法治的角度出发, 应当对这些分歧加以统一, 提出一个更为贴近《公约》宗旨的观点, 在疑难复杂的国际货物贸易案件之间架一座解决纠纷的黄金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笔者试图对《公约》第70条所规定的卖方根本违约下的风险转移问题进行诠释。风险与违约无直接联系, 卖方根本违约不阻却风险转移。买方仍享有选择救济措施的权利, 若接受货物请求赔偿则自担风险损失;若宣告合同无效则使风险回转卖方。笔者认为, 明晰卖方根本违约下的风险转移问题的观点, 首先, 维系了《公约》意思自治、减轻损失的原则, 鼓励卖方遵守合同的约定, 保证合同价值的实现;其次, 维系了《公约》关于风险转移规定的一致性,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有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最后, 有利于为国际货物贸易提供公平的交易规则, 创造合理的、可预见性的交易秩序。
摘要：在国际货物贸易中, 风险是指货物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因火灾、盗窃、渗漏等原因发生的意外损毁和灭失;而风险转移, 实际是承担风险损失的转移。《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调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统一私法规则, 对其中第70条关于卖方根本违约下风险转移规定的理解, 我国学者意见不一。通过阅读相关著作及文献, 结合相关案例对各观点进行分析比较, 明确风险转移的内涵, 即在卖方根本违约情形下, 买方宣告合同无效, 风险损失回转于卖方, 若采取其他救济措施则自担风险。继而从理论与实务两方面加以阐释。明晰卖方根本违约时的风险承担问题, 维系了《公约》的意思自治、交易安全的宗旨, 有利于司法实践操作, 以期促进国际货物贸易在我国的发展。
关键词：根本违约,风险转移,救济措施,风险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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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视角 篇6
风险投资,又称为创业投资,于20 世纪40 年代起源于美国,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风险投资在我国于20 世纪80 年代起步并得到快速发展,有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的规模和绩效获得显著增长。21 世纪初,国内外风险投资行业出现网络化发展趋势,美国各种投资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通过联合风险投资(简称“联合投资”)完成的,联合投资能为被投企业带来比单独投资更多的回报。近年来,我国也出现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网络(简称“风投网络”)联合投资模式。在风投网络联合投资中,往往有一个风投公司充当领投公司。领投公司一般是指投资到同一个项目或被投企业的联合投资中,在所有投资轮次的风险投资总和中所占份额最多的风投公司,有相对较高的控制权和主导决策权,对被投企业的影响力较大,因而有必要关注领投公司在联合投资中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但关于联合投资中领投公司对被投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仍未有很好的解释。由于企业组织网络化发展快速,而企业成员所处网络中结构位置不同, 对组织绩效影响很大(Hochberget al.,2010)。那么,联合投资中的领投公司如果处于优势网络位置是否对其管理和监控效率有进一步促进作用?为此,本文将从控制权和网络位置视角来探索联合投资领投公司对被投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表明,联合投资领投公司对被投企业的影响力比其他联合投资成员大,是联合投资中最活跃的风投公司,也是联合投资中有决定权的主导方(Barry et al.,1990)。领投公司参与被投企业更多的管理和监督,同时邀请其他风投公司参与投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参与合作,为被投企业提供更多增值服务,并负责合作成员之间的协调与沟通。研究表明联合投资中持股比例较高的风投公司对被投企业有较强的认证、监督作用(Megginson and Weiss,1991),给外部投资者传递被投企业质量较高的信号,因此可以获取更多资源提供给被投企业。因而研究领投公司对被投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有利于联合投资进行有效的组合,领投公司更好地发挥作用和帮助被投企业成长与获利。然而,近几年学者才开始关注风投网络联合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更多是关注联合投资对风投公司价值和投资绩效的影响机理。如联合投资成员互补性管理经验(Sorenson and Stuart,2001)、网络规模和地位(Hochberg et al.,2007)、网络嵌入程度(Echols and Tsai,2005)和网络联结(党兴华等,2011)等对风投公司投资绩效有显著影响。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回顾,笔者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和实践表明联合投资能为风险投资公司和被投企业带来比独立投资更丰厚的回报,但关于联合投资对被投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尚未明晰,已有相关研究从所有权和控制权角度进行的分析较多,关于领投公司在这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机理也未有很好的解释。因而本文将探索领投公司在控制权发挥作用的同时,还有哪些影响因素。由于网络化发展快速,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网络成员所处的网络结构位置不同,获取的资源流和信息流不同,对其他网络成员的控制力不同,获得的资源共享和知识外溢收益也不一样, 由此对组织行为和组织绩效产生极大的影响(Gautam,2000)。网络结构中不同要素对组织绩效的具体影响仍不清晰,阐明网络结构不同网络特征要素如中心位置或结构洞等对各种组织绩效的影响,对于理解特定网络的运作机理和有效网络的构建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依据社会网络理论,从网络特殊位置即结构洞位置来探索联合投资中领投公司对被投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
社会网络理论为研究社会网络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互动关系及组织绩效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网络成员的网络特质会影响自身和其他结点的活动及成果(Wellman Barry,1988)。企业处于网络有利位置,获取的资源和信息就越多,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资源和信息在网络中传递的内容、方向和频率等,而处于其他位置的企业只能获得间接传递的信息(党兴华、董建卫、陈蓉,2011)。在开放式的社会网络结构里就有一种特殊的网络位置,即中间人位置(Burt,1992),处在该位置的结点可以与那些没有关联的结点集群或群组建立大量的关系,所带来的是中间人业务的机会,这是社会网络结构优势的来源。Burt由此提出结构洞理论,该理论指出社会网络结构里存在着许多“桥”或“洞”,称为结构洞,结构洞是在与同一行动者有连接而相互之间没有连接的行动者之间信息流动和资源共享的缺口。在结构洞两边的行动者拥有不同的资源流和信息流,企业占据结构洞这一有利位置,就暗示了结构洞给企业提供在社会网络结构里相互没有联系且不拥有共同关系的其他企业(在结构洞两边的企业)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的机会,控制结构洞两边的企业的通讯和交流,获得控制资源和信息的优势。因此,风投网络联合投资成员处于网络结构洞位置,将会获得并控制更多的资源和信息,从而获得资源共享和知识外溢收益,与此同时,将资源和知识提供给被投企业,帮助被投企业成长和提高绩效。随着风投行业快速和网络化发展,风投网络对被投企业不断渗透,联合投资成员由于网络特质不同获取有差异的资源和信息并作用于被投企业,因而对被投企业绩效的提高有促进作用。那么,处于风投网络有利位置,如结构洞位置的领投公司有能力从网络中获取到更多资源和知识外溢,除了利于提高自身绩效,还能给被投企业带来除创业资金外的更多互补性的资源和知识经验,高质量的增值服务如管理经验、认证监督、社会资本转移等(Hochberg et al.,2007;陈工孟等,2011),邀请其他风投公司和有关联的金融中介参与为被投企业提供创业资金或服务,促进被投企业成长和成熟,进而提升被投企业价值和绩效。研究表明,有风险投资支持的IPO企业比没有风险投资支持的IPO企业获得更低的IPO抑价率、更高的股票市场回报率等(陈工孟等,2011;Chahine et al.,2012),因而本文采用被投企业IPO后绩效来度量被投企业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联合投资中控制权主导方领投公司处于网络结构洞位置对被投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若上市公司IPO之后前十大股东中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风投公司,则认为被风投网络联合投资。本文选取2007~2012 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没有风投公司联合投资的和数据缺失公司,最终得到249 家IPO企业,本文按照领投公司的含义,即在所有投资轮次的风险投资总和中所占份额最多的风投公司来划分,因而在249 家被投企业中有领投公司的有228 家被投企业。本文根据2009~2012 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中收录的风投公司名录,且主营业务为“风险投资”或“创业投资”来确定风投公司。本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招股说明书、wind数据库、新浪财经网和《2012 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界定
由于控制权是由所有权派生出来,因而本文在考察联合投资中领投公司的控制权大小时,主要是基于资产所有权大小来判定,联合投资中资本比例所占份额最多,则认为该投资公司为领投公司,在联合投资中为控制权主导方。自变量为网络结构洞位置,本文利用社会网络结构分析方法,根据网络结构洞的大小将风投公司分为两组,在所有的风投公司中排名前十的风投公司则认为是网络位置占优,使用Ucinet软件对领投公司网络结构洞位置进行测度,然后利用T检验检测领投公司网络结构洞位置对被投企业绩效的影响。测度值为结构洞有效规模,其值越大,说明行为者拥有越多的非冗余关系,在企业组织网络中具有极大的控制优势和信息优势,网络位置占优。因变量为被投企业绩效,本文利用股票市场累积异常回报率(CAR)来测度被投企业IPO后绩效,本文选出10 天、30 天、60 天、90 天的CAR值来考察风投网络领投公司网络结构位置对被投企业上市后绩效的影响。在计算CAR值时依据此类研究的做法,未将IPO首日回报率纳入计算范围,因IPO首日股份通常变动较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首先,本文对2007~2012 年249 家有风投网络联合投资的IPO企业按照以下标准进行分组:IPO企业中所有投资轮次的风险投资总和中所占份额最多的风投公司为领投公司,即所有权和控制权在联合投资中最大,赋值为1,否则为0。因而联合投资中有领投公司的为228 家企业,其余为21 家,被投企业CAR值均值如表1 所示。由表1 可知,有领投公司的228 家被投企业CAR10、CAR30、CAR60、CAR90 均值都高于其余21 家被投企业CAR值均值;两组CAR值均值的T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T检验一),从T检验结果发现仅是投资份额最高,该领投公司对被投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说明拥有主导控制权的领投公司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
其次,本文将249 家IPO企业样本中联合投资有领投公司网络结构位置占优,即网络结构洞位置在前10 的赋值为1,否则为0。在联合投资中有结构洞处于前10 的领投公司联合投资的IPO企业CAR值均值和其他风投公司投资的IPO企业CAR值均值如表2 示。从表2 可知,结构洞处于前10 的领投公司投资的IPO企业的CAR10、CAR30、CAR60、CAR90 均值均高于其他风投公司联合投资的IPO企业的CAR值均值,说明处于网络结构洞位置的领投公司投资的IPO企业绩效高于处于网络其他位置的风投公司投资的IPO企业绩效。通过T检验发现(见表4:T检验二),结构洞处于前10 领投公司投资的IPO企业CAR值显著高于其他位置的风投公司联合投资的IPO企业CAR值,领投公司的结构洞对10 天、30 天、60 天的IPO企业CAR值分别在0.05、0.05、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正向影响,说明联合投资中控制权主导方领投公司占据结构洞位置对被投企业的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最后,本文将联合投资中有领投公司投资的228 家IPO企业样本再进行细分,将228 家有领投公司的IPO企业中的结构洞有效规模在前10 的赋值为1 (网络位置占优),否则为0,两组风投公司联合投资的IPO企业CAR值均值如表3 所示。同样,从表3 可以看到结构洞处于前10的领投公司投资的IPO企业的CAR10、CAR30、CAR60、CAR90 均值均高于其他领投公司投资的IPO企业相应的CAR值均值,由T检验结果(见表4:T检验三)可知,结构洞处于前10 领投公司投资的IPO企业CAR值显著高于其他位置的领投公司投资的IPO企业CAR值,领投公司的结构洞对10 天、30 天和90 天的IPO企业CAR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进一步说明了联合投资中领投公司既为控制权主导方同时又占据结构洞优势位置时,对被投企业的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注:*、**、*** 分别表示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0.10、0.05、0.01。
五、结论
本文基于控制权和网络位置视角,分析了联合投资中领投公司网络结构位置对被投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网络理论对于领投公司网络位置占优对被投企业绩效的影响有一定的解释力。风投网络联合投资成员网络结构位置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资源占有和获取的能力、不同的绩效差异。实证结果表明,联合投资中处于控制权主导方的领投公司对被投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但作用并不显著;而同时处于控制权主导方和网络结构位置占优的领投公司对被投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证分析说明联合投资为被投企业带来更多的回报,其中起着显著作用的是处于中间人位置即结构洞位置的领投公司,由于处于结构洞位置的领投公司具有极大的控制优势和信息优势,可以得到更多有区别的独特的信息流、共享差异资源,从而为被投企业成长、价值提升提供帮助;同时由于在联合投资所有轮次中所占的份额最多,因而能把握好控制权和决策权,做好联合成员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工作,更好的服务于被投企业,促进被投企业提高绩效。本文研究发现联合投资中领投公司处于优势的网络结构位置对被投企业IPO后绩效有显著正面影响。然而,本文只考虑了领投公司的网络结构特质对被投企业绩效的影响,此外,还有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对被投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如领投公司网络关系、质量差异性等,这些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摘要：联合风险投资为被投企业带来比独立投资更多的回报,联合风险投资中领投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控制权与网络位置的视角,探析领投公司控制权特征和网络结构特质对被投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联合风险投资中领投公司为控制权主导方且网络位置占优则对被投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联合风险投资,领投公司,网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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