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路径（共10篇）
投融资路径 篇1
从2004年到2009年, 每年政府的“一号文件”都给予了农业, 体现了政府对农业的关注和重视。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农村改革进入新时期, 我国已进入“以工哺农的时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化变革需要资金的投融资支持, 除了依托财政支出外, 金融机构应当利用自身的优势和政府有效结合为农业提供投融资的有效支持。我国农业金融体系长期以来以信贷方式为主, 当前应考虑增加直接融资的补充职能, 建立和发展区域性农业产业投资基金, 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资金聚合力, 共推农业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国内目前对于利用产业投资基金渠道实现农业融资的相关文献和研究甚少, 本文从“产业投资基金”的新视角新渠道试图解决农业投融资体系不完整的问题。
一、我国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雏形
本文所称农业产业投资基金, 是产业投资基金在农业领域的专业化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简称产业基金, 国外称为私募股权基金 (Private Equity Fund, PE) 。它是一种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管理投资方式。具有和证券投资基金类似的运作投资机制, 但投资对象不是证券, 而是未上市的企业, 往往专注于某个产业领域的投资。产业基金可以细分为创业投资基金 (又称风险投资基金, 简称VC) 、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和企业重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本质上是一种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 投融资一体化结构的权益型金融工具。
1998年1月16日国内第一支中外合资产业基金—中瑞合作基金在北京成立;2003年5月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由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发起人之一发起成立;2004年11月18日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在北京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1亿欧元。2006年底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滨海新区正式挂牌, 成为我国第一支中资产业基金, 规模200亿元, 存续期15年。2007年9月, 国务院批准了第二批产业投资基金设立申请, 分别是上海金融产业基金200亿元、广东核电基金和山西能源基金各100亿元, 四川绵阳高科基金60亿元。
产业基金投资的领域可以是能源产业、房地产业、文化产业、节能环保产业, 也可以是农业。2008年11月我国第一家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富恩德粮食产业投资基金”在北京成立, 该基金由吉林粮食集团发起, 专注于农业领域的高成长性公司的股权投资和相关产业投资, 确保基金资产的安全, 为投资者谋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二、组建农业产业基金的积极功效
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已具雏形, 一些粮食主产省份也已经开始进行论证。当前建立和发展农业产业基金可以突出发挥以下功效。
1、有利于缓解财政巨额支出的压力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农业支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财政支农绝对数不断增长, 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政府农业投资增长不稳定;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比重略有下降, 农业科研投资呈下滑趋势。根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8》数据, “五五”期间, 国家财政对农支出占同期财政支出的13.2%, “九五”下降到9.29%, “十五”下降到8%, “十一五”期间常年在7%到8%之间徘徊。此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如化肥等上涨过快, 流通环节利润过高, 致使农民增产不增收。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补贴逐年提高。2008年中央财政在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及农资综合直补等四项补贴资金规模达1028.63亿元, 比2007年增加了一倍。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的农机具购置补贴达到100亿元, 比2008年又增加60亿元。但相对于其他产业和国外发达国家而言, 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在财政支出中数量少、比重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总产值比重5%, 美国财政支农支出则占农业总产值比重19%。随着我国财政支农力度的逐渐加大, 赤字缺口将不免加大, 农业产业基金的建立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支出压力。
2、有助于解决农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企业在发展初创期, 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面临重大结构转换和技术升级任务或生产规模需要适应市场情况迅速扩张时, 必须借助于外源融资方式。我国农业企业中大部分是中小规模的企业和民营企业, 管理水平不高, 经营风险较大, 缺乏有效抵押品和信用担保,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 中小涉农企业贷款难问题突出。产业投资基金有利于改善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财务结构, 优化资本结构, 盘活存量资产, 提高企业竞争力, 从而促进和带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
3、有助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产业化
与传统农业相比, 现代化农业在生产加工方式、经营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要由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向专业化生方式转变, 由分散经营管理向集约化营管理转变, 产业链条进一步延长。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模式是“公司+基地+农户”, 但由于现有信贷融资服务被城乡和行政区域割裂, 一般龙头企业的信贷资金主要由城市银行提供, 基地农户的资金需求由当地农村信用社解决, 作为不同的金融服务主体, 二者很难形成投资共识与协同动作, 有机的产业链在融资渠道上被分割。产业投资基金可以突破投资主体的行政区划限制, 有利于资金衔接和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转效率。
4、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渠道, 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 截至2008年12月31日, 我国本外币居民户存款225640.74亿元, 居民户贷款57082.48亿元, 存贷差高达168558.26亿元。如此巨大的存贷差造成了资金的闲置和低效。一方面居民手里握有巨额资金, 存在着强烈的投资增值渴望;另一方面, 股票的高风险和储蓄存款的低利率, 导致投资品种偏少。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 可以打通储蓄与投资的通道, 加速资本流动, 将闲置的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 续短为长, 将游离于农业以外的闲散资金引入农业进行产业化经营。加之“组合化分散投资、专家管理”的操作方式, 可使投资风险降低、回报稳定。这一金融产品也会成为居民和广大机构投资者改善投资结构的选择之一。
5、有利于加快培育新型投资主体,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严重弱化, 业务仅限于粮棉油流通环节的信贷服务, 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更能严重缺位。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贷收缩, 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原则与农业行业的“高风险性、投资周期长、波动性大”等特征冲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经营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 资金纷纷转向城市。在国有商业银行支农功能缺位的状况下, 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要供给主体, 但农信社的自身资产状况欠佳, 长期以来资金向城市的外溢现象也很严重。导致农村存在大量非正规金融, 如合会、民间高利贷等, 不利于金融体系的规范化运行和健康发展。发展农业产业基金, 可以促进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改变融资渠道单一格局。
6、有利于吸引外资、合理利用外资
目前我国直接股权投资约占GDP份额的0.5%, 这一比例与西方国家4%-5%的比例仍相去甚远, 产业基金发展具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中外合资形式的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引入外资合伙人, 变直接投资为间接投资, 为非上市公司提供资本支持, 且无需担心短期资金抽回对市场的冲击问题。因此建立产业投资基金也是利用外资吸引投资的一种有效方式。
三、发展我国农业产业基金的现实环境基础
1、农业企业中长期资金需求旺盛
农业金融需求包括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资金需求、从事农业加工和深加工的资金需求、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需求、加大农业科研技术水平的资金需求等, 均体现出中长期的需求特点。在资金缺口较大的状况下, 目前农业生产的资金需求已呈现出数量增大、趋向多样化的特点, 政府扶持性、补贴性的资金投入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 而农村金融机构出于风险防控考虑, 更愿意提供短期信贷资金, 难以满足农户和涉农企业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在中长期资金需求的满足上, 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有业务拓展空间。当然, 产业基金关注的主要是现代农业, 有一定科技含量、实现规模化经营, 工业程度高的农业企业更具吸引力。
2、创业板的推出为产业投资提供了退出渠道
2004到2007年, 蒙牛乳业、雨润食品在香港主板, 登海种业在深圳中小企业板, 心连心化肥在新加坡主板, 华奥物种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纷纷上市, 通过IPO成功融资是当前最理想的资金退出方式。创业板市场或称二板市场们可以为大量高风险、小规模、成立时间短的企业提供一个入市门槛较低的直接融资渠道, 2004年6月25日深圳中小企业板块正式开盘, 2009年深交所审议通过《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呼之欲出, 这将为国内大量产业投资基金开辟更好的资本增值渠道。
3、众多机构涉足PE, 具有相关人员和经验准备
国外PE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养老基金、保险基金、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目前, 我国社保基金、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可以直接涉足PE业务。如中信证券发起设立了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 中信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已获得证监会批准。国泰君安、申银万国、招商证券、国金证券等多家证券公司也在积极备战股权直接投资。全国社保基金2009年至少投资3到5家PE, 对PE的投资额度可达500亿, 三年后可以达到1000亿。国外知名投资机构“软银赛富”在中国也已经投资了4个农业项目, 包括中国一家有机大米企业, 中国最大的速冻玉米生产企业、最大的有机蔬菜种植企业以及最大的马铃薯种植企业。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 2008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投资了155个案例, 投资总额达96.06亿美元。国内众多基金管理公司的成立和发展也为PE的推广提供了人员、资金、经验上的准备。
4、现代农业的盈利性逐渐显露
目前全球农产品市场处于供需失衡, 美国在发展新能源时加大了燃料乙醇的使用和生产, 客观上刺激了粮食的需求。根据美国能源发展规划, 2022年燃料乙醇玉米将消耗量3.59亿吨, 致使美国有可能成为玉米进口国。不仅美国, 欧盟也计划在2010年使生物能源的产量达到1100万吨。与粮食的高需求相比, 不足的供给不断消耗着粮食库存, 导致库存不断下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 目前全球粮食储备已降至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005-2007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普遍暴涨了一倍, 总体看全球农产品价格中长期仍呈现上涨态势。这使得现代农业在引入科技含量和深度加工技术后, 盈利性开始逐渐显现, 并能够吸引资本的关注 (见表1) 。
(资料来源: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整理而得。)
四、我国农业产业基金的模式设想
1、政府主导, 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农业产业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其市场化运作原则与发挥产业投资基金的政府导向作用并不矛盾。政府不干预基金的运作, 但可以根据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 通过对基金的设立审批程序和基金的基本投资限制来发挥必要的导向作用。另外还可以对设立的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定向投资的基金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可以在粮食主产区和特色农业大省如吉林、河南、新疆、湖南建立区域农业产业基金, 由地方政府牵头, 地方金融机构、农业投资公司等合伙组建。也可以由国家农业银行直接牵头组建全国性的农业产业基金, 利用农业银行的资金人员网点的优势进行全国重点农业项目的专业化投资。
2、组织形式目前易采取有限合伙制
2007年6月实施的《合伙企业法》为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 投资人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人投入资金, 而管理人以少量资金发起成为普通合伙人, 具体负责基金运作管理, 并承担连带责任。采用有限合伙模式募集资金, 巧妙安排了有限合伙人 (基金出资人) 、普通合伙人 (管理人) 和托管人 (商业银行)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既控制了风险, 保证了有限合伙人资金的安全, 又保证了基金运营的效率和灵活性,
3、资金筹措与退出方式
由于产业投资基金概念传播的局限性, 普通民众对其认识极为有限, 不利于在普通民众中开展募集。所以, 现阶段产业投资基金募集的重点应针对机构投资者。考虑到农业对资金的一次性需求量较大, 募集金额应在5亿元以上, 存续期限在5到10年。退出方式上可以选择:一是国内IPO上市。这是创业投资家最理想的一种退出方式, 能较快地拓宽和完善风险投资撤出渠道, 较快地实现资本增殖。二是股权回购。企业购回产业投资机构在本企业所持股权。三是企业购并。中小企业在未上市前, 将部分股权或全部股权向其他企业或个人转让。允许和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产业投资基金和其他公司及个人参与对企业的购并活动。四是寻找新的投资人转让部分股权。五是境外创业板上市。如美国的那斯达克市场、香港和新加坡的创业板市场门槛较低, 有利于吸引境外资本进入我国产业投资市场, 也有利于企业走向国际舞台, 增强国际知名度。
摘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化变革需要资金的投融资支持。本文突破传统的资金投入方式, 分析了我国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积极意义和现实环境基础, 以创新视角探悉农业投融资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农业投融资,创新,产业投资基金
参考文献
[1]季敏波、徐莉芳: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战略与模式选择[J].财经研究, 2000 (5) .
[2]董方杰、韩彩云: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8 (12) .
[3]王亚飞、董景荣: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机制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8 (12) .
[4]贾凯君:安徽发展产业基金之必要性研究[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7 (1) .
[5]刘瑞波:山东省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优势及其运行机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06 (2) .
[6]富恩德粮食产业基金管理公司:http://grainfund.cn[EB/OL].
[7]清科集团研究中心:http://research.zero2ipo.com.cn[EB/OL].
中小企业融资路径进化考察 篇2
王迎新最近既兴奋又失落。
他在黑龙江伊春市经营一家木制品深加工私营企业，产品全部出口，前几年生意十分红火。与中国许多外向型的中小企业一样，王迎新的企业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严重的资金困难，同样，他也—直求贷无门。
“我腿都快跑断了也没拿到钱，不知道还能撑到什么时候。”王迎新苦笑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然而进入2009年，新的信息潮涌般 席卷而来。新闻报道中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报道越来越多。“信贷工厂、村镇银行、动产抵押、集合发债’’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几乎每天都在冲撞着他的脑袋。
“在电视里经常看到人家轻轻松松地拿到贷款，甭提多眼红了。”王迎新的口气中充满艳慕。苦恼的是，自己在当地的银行却没有遇到这样的好事。“我很想去银行贷款，但我们这里的银行还没有为我们巾小企业提供那些专业的服务，我什么时候也能拿到救命的钱呢?”
在中国，目前就成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他们跟王迎新面临着共同的困境；融资难。局部完全统计。90％以上的初始资金都主要由业主、创业团队成员及其家庭提供，或里爱在亲戚朋友的借款。在企业成长过程中需要追加扩张融资是。也是大量依靠内部渠道。而美国中小企业自筹资金一般在60％左右，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的这一数据为50％左右。
来自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2009年5月提供的信息显示，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50％以上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70％以上的新增就业人员、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不可小觑。在高层看来，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事关“保增长、保稳定”大局。
“我们要让银行业认识到，爱大企业是对的，但是更要爱中小企业，银行要有专门的组织和制度来保障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能成为空架子。”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09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呼吁。
在这样的形势下，至少从姿态上，中国的银行业开始向中小企业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为钱所困
经过了三个月徒劳无功的奔波之后，张昕尉最终还是放弃了银行贷款的念头。他开始认真地为自己2006年创立的幻响神州科技有限公司盘算别的融资出路。
这个公司的主营产品是一种利用稀土超磁致伸缩材料研发的音响产品，它通过共振的原理让接触的硬质平面震动发声，并且能使声音穿透平面，在平面的另一侧也能听到同样的声音。他们的产品已被中国移动、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惠普、神州数码等知名公司采纳。
由于发展势头不错，张昕尉早在2008年上半年接连为企业争取了两笔战略投资，并趁势运作第三轮的风险投资。然而就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幻响神州的融资道路遇阻。“到了9月以后特别明显，雷曼兄弟倒掉以后许多国际风投公司都人心惶惶，到了10月份的时候几乎就不再投任何项目了。”张昕尉回忆说。
进入2009年之后，形势也并没有多大的好转。“现在就算他们开始投了，概率也比以前小很多，几乎是百里挑一，因为这些国际性的风投募集资金也比较困难了。”
而春节过后，国家对于中小企业信贷政策的诸多扶持让张昕尉眼前一亮。“但现在听说有很多创新的金融服务，比如知识产权抵押、商标权抵押等等，或许这是一条路子。”
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银行之后，他收获的只有失望。“国家有政策，但从我的经历来看，现在想从银行贷款还是难如登天。”就知识产权抵押来说，能做这项业务的担保公司非常少，况且大多银行都没有这项服务。而且张昕尉一盘算，即使知识产权抵押贷款能成功，幻响神州顶多也就能贷到一两百万，离他实际需求的一千万发展资金还相差甚远。
“我们公司2009年一季度增长百分之两百，我们有核心技术、有专利、还有纯利润。”尽管张昕尉对自己公司的发展潜力很自信，却仍然从银行那里吃了闭门羹。
张昕尉不得不考虑其他的方式。“我们现在正跟一些人民币基金接触，他们比美元基金活跃很多，另一方面，我们也在考虑在中关村科技园的三板上市。”
张昕尉和幻响神州并不是个案。
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银行新增人民币贷款达4.58万亿元，超过往年全年新增贷款金额。然而从1～4月份5.17万亿元贷款的期限结构看，短期贷款增加8928亿元，占17.27％；中长期贷款增加2.05万亿元，占39.65％。
一般来说，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票据融资则主要面向大型企业，真正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是短期贷款。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新增短期贷款量是远远小于其他两者。可见，中小企业并未从第一季度激增的贷款中尝到什么甜头。尤其是2009年4月，在中长期贷款新增3744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63.3％的情况下，新增短期贷款反而减少了786亿元。
“自去年10月底放松贷款规模以来，中小企业实际上受惠并不明显。虽然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就我们实地考察的一些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速低于大企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告诉《陈望东方周刊》。
新模式搅局
比黑龙江伊春王迎新和北京的张昕尉幸运的是，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开始品尝新的金融服务模式所带来的甜头。目前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创新服务最集中的地方，当属长三角的浙江，信贷工厂、动产融资、排污权抵押、网络联保等创新模式引人注目。
比如，宁波的中小企业们就正受惠于“动产融资”。
一般来说，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需要把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但是中小企业的资产和实力往往都很有限，拿不出足够的资产来作为抵押。而在“动产融资”的模式中，银行允许企业将存货、原材料等这些流动资产来做担保。
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所有企业拥有的存货即动产高达51394亿元，其中中小企业拥有30326亿元。如果按照50％的贷款折扣率计算，这些资产原本可以担保生成约1.6万多亿元的贷款，相当于我国金融机构一年的新增贷款额的50％以上。
目前在宁波，已有宁波银行、中信银行、广发银行、光大银行等开展了动产融资担保业务。“动产质押物有很多种，比如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等，而且在质押期间，如果企业对质押物有需求，还可以用银行认可的新质押物或保证金来置换原来的质押物，保证企业存货和资金的正常周转。”广发银行宁波分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卓融说。
但卓融同时强调：“我们对于抵押物有较高的要求，以流通性比较好的大宗原材料为主，比如塑料等等，它们便于盘点，不易变质。而半成品和成品的流通性不好，一般来说不适合作为抵押物。”
在这种模式中，银行的信贷安全自然要受到格外保障。在宁波，银行将动产监管服务外包给新银通动产质押服务公司。这家公司运用远程网络监控技术，实时监管企业的动产。“我们24小时都通过摄像头在监控，能实时了解到下面企业的员工怎么操作，企业的货是什么状况，它的运作状况，我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新银通总经理毕丽芳解释说。
为了将自身可能存在的漏洞填补，2009年4月，新银通与长安责任保险宁波中心支公司签订了“资产监管责任保险协议”。这样一旦抵押物出了问题，还有保险公司负责。“新银通自身是有管理制度和管理设备的，但万一由于他们的过失造成任何损失，责任将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把它唯一的漏洞也堵上了，对银行来说非常安全。”长安保险宁波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莫亦军评价说。
除了动产之外，还有许多更新鲜的抵押物。在浙江诸暨，排污权也能拿来抵押。浙江诸暨市金塔织染有限公司5月就从绍兴商业银行获得了一笔220万的贷款，而抵押物，就是其每年60多吨的污染物排放权。
经诸暨市环保局审核评估，金塔织染的污染物排放量没有超过规定的总量指标，而且信用等级为A级，确定这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权价值为278万元，再经银行评估，最终绍兴商业银行按照评估价值的80％给企业授信220万元，贷款期限为3年。
“这次贷款非常顺利，银行一个星期就给我们办成了企业调查、登记、放贷的所有手续。”金塔织染的有关负责人陈静兴奋地说。
据了解，目前绍兴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浦发银行等3家银行已与诸暨16家具有排污权的企业签订了贷款合作协议，排污权抵押评估总价值7644万元，银行承诺贷款5985万元。
巨象转身
在许多中小企业眼中，大银行都是高不可攀的。由于商业属性，银行天然地追逐大企业，“嫌贫爱富”是天性所然。而大多数大企业的国有性质，则让同具国有血统、掌握主要金融资源的大银行将贷款倾向于国有大企业，而不是以民营为主的中小企业。
“银行毕竟是要赚钱的，给中小企业贷款收取的利率虽然相对较高，但在员工、网点、操作等方面的分摊成本来说，也比大企业贷款要高得多，而且风险也较高，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大银行不愿意做中小企业贷款服务。”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银行要承担很大风险，小企业是一百万的规模，大企业则是1亿的规模，做100个小企业的项目还不知能否抵得上1个大企业，要耗费的精力是100倍，那当然是贷给修路造桥的那些更好，小企业没有地皮厂房担保，说倒闭就倒闭，何必呢?”曾与众多银行打过交道的张昕尉这样分析银行的心理。
从技术上说，问题在于商业模式。“原来商业银行对客户，就是大、中、小客户，它并没有细分成若干个专业的服务模式，所以一个模式对不同的客户，大家的注意力可能更关注大型的客户。那么中小企业应该说不是不做，但是可能应有的重视程度就不够。”中国银行公司金融总部总经理刘晓中坦言。
为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缓解金融危机冲击，银监会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专门针对小企业融资的专营机构。有统计数据说，目前工商银行为小企业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的专营机构数量已达到近600家，建设银行也在全国建立了近100家小企业经营中心。
中国的金融巨象们开始缓慢转身。
刘晓中介绍说，中国银行的中小企业服务部把以前分散在各部门的一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职能，如贷前调查、贷时审批、贷后管理都集中在了这个部门。更广为人知的是中国银行开发的新模式“信贷工厂”。“过去我们对客户授信时效差和审批是有一定流程的。在信贷工厂的模式下，就像工厂一样，客户的信用资料，客户的背景情况，交到这个工厂里面来，然后进行标准作业。”
“我们中小企业客户比以往任何时候增加的速度都快，1～4月份中国银行新增的中小企业客户已经有4000多家了。我们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队伍已经有1000人的规模。”刘晓中说中国银行已经发生了变化。
按照银监会要求，2009年年初，中国农业银行也成立了小企业金融部。“我们在编制今年经营计划当中就留出了1000亿的规模，专门用于小企业的融资，从前四个月经营的实际看，我们发放了2300亿，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年初确定的经营计划。”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小企业金融部副总经理胡涌说。
银企如何长相厮守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经形象地将银企关系比喻为“恋爱关系”：由于利益驱动，银行总愿“傍大款”，不愿为中小企业服务。
目前，痼疾仍旧困扰着大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脚步。刘明康将这种病症表述为：“银行每个月上旬感情非常浓烈，中旬的时候达到顶点，下旬的时候移情别恋，必须又投回到大企业的怀抱。因为他到月底的时候，存款贷款要做出来还得靠大企业，最后完成他的业绩、完成他的奖金，这样小企业永远也服务不好。”
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原发改委副主任李子彬则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目前银行落实中央政策远远没有到位，比如设立的专营机构仅是省一级分行的，而大多数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实际上发生在基层。“中小企业融资难仍然只是国务院领导着急的事情。”
而大银行也都纷纷要求政府给予配套政策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克服“移情别恋”的痼疾。
2009年5月16日，在2009陆家嘴论坛上，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高调呼吁：“中小企业融资是历史难题，支持中小企业光靠银行不行，政府政策扶持很重要。”
马蔚华提出：“第一，在营业税上应给予银行进一步的减免，政府要多发挥一点贴息的作用，第二，建立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分担机制；第三，支持中小企业融资不应该只靠银行一个渠道，应该在直接融资、债券等各方面给中小企业开辟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不仅要有风险投资还要有风险信贷。”
这也是所有大银行的呼声。
2009年5月，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撰文表示“银监会商请财政部对中小企业和涉农不良贷款进行呆账核销与重组减免，明确放宽金融机构呆账自主核销额度，缩短追索期限，同时允许金融机构自主减免中小企业不良贷款，无须逐笔报批，减免形成的损失，可税前扣除”，同时，“银监会允许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据中小企业特点和实际业务情况设立合理的不同于大客户业务的风险容忍度，建立授信尽职免责制度，在考核整体质量及综合回报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
规定追究或免除有关当事人的相应责任，做到尽职者免责，失职者问责。”
蚂蚁的力量
借用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将银企关系是“恋爱关系”的比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进一步引申说：“首先需要门当户对，就是说我们大量的中小企业可能需要很多中小金融机构，专门的机构去给它服务。”
中小银行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定义，一般来说，除了工农中建这四大国有银行以及招商、交通等大型商业银行之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地市级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都可以称为中小银行。这种中小型的金融机构正在以其看似微薄的力量推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发展。
浙江泰隆银行即是其中之一。1993年6月28日，两间租赁小屋、七名员工、100万注册资本的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正式成立。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信用社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000多名员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基本覆盖台州地区，并已在杭州、宁波、丽水等地开设了分行，成为浙江地区有名的“中小企业银行”。
在台州，泰隆银行有许多客户都是贷款额度通常为10万～50万元的小商户，这对大银行来说根本想都不敢想。而他们的贷前调查，则是依靠其40％的客户经理用独特的“三品和三表”模式：所谓三品，一看人品，二看产品的竞争力，三看抵押品。所谓三表，则是水表、电表和海关的报表，以此来了解企业的生产。
除了和企业老板面对面地交谈、访问，泰隆银行的业务经理还会通过方方面面来了解企业的经营和生产情况，如企业员工、居委会、街道等，以获得对企业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信息。
这样实实在在的调查，使泰隆银行很好地控制了风险。泰隆银行董事长王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泰隆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93％以上是保证信用贷款，仅7％为抵押贷款。2008年我们的不良贷款率仅为O.7％左右。”
未来的主战场
另一家著名的小企业银行是2008年底才成立的广东省中山市小榄村镇银行。与大银行相比同时与泰隆银行类似的是，小榄村镇银行贷款模式中最重要的贷前调查步骤也是采用“点对点”的个性化调查，信贷员调查企业，重点不看是否有抵押，而看老板的诚信度、纳税情况、水电用量、员工工资发放情况等，综合评定企业和经营者个人的信用。
小榄村镇银行副行长陈灿明介绍说：“我们一家企业一个政策，对于小企业来说就是看订单，看开工率，种植户主要看种植面积、销售情况，甚至是街边的大排档小老板，如果有贷款需要，只要有其他两个小老板做担保，也可以贷到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榄村镇银行的贷款程序非常简单：审批只需经过信贷员和部门主管两级，一般贷款两三天就可以发放，最快只要一天。
凭借这种灵活而到位的服务模式，小榄村镇银行异军突起，截止到4月底，已累计发放贷款1.8亿元，其中一半以上贷给了中小企业，其他贷给了农户和个人。
此外，包头商业银行的“微贷业务”也使其成为中小企业金融创新服务的一个样本。这个银行的业务指标考评别具一格：强调考核信贷员的信贷笔数，同时兼顾放款额度和信贷质量；一名优秀信贷员每月发放小企业贷款20笔以上，年薪最高可达10万元。这种做法使中小企业贷款不再成为吃力不讨好的事。
根据包商银行董事长李镇西提供的数据，包商银行自2005年开办小企业贷款业务以来，截至2008年末，已累计发放19667笔，贷款41.6亿元，贷款余额19.5亿元，不良率始终控制在0.2％～0.4％。2007年和2008年，小企业信贷业务在全行总贷款中的占比分别为3.85％和8.43％，但利润在全行总利润中的占比分别为3.9％和15.3％。
广电产业投融资路径的探讨 篇3
1 广电产业投融资体制的历史回顾
从投资主体来分, 我国投融资体制可分4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9-1956年) , 国营电台私营电台并存, 国家投资为主, 辅以私人资本。
第二阶段 (1956-1983年) , 电台电视台主要由中央和省两级开办, 主要由两级政府投资。
第三阶段 (1983-1996年) , 由中央、省 (区、市) 、市 (地、州) 、县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 主要由四级政府投资。
第四阶段 (1996年至今) , 广播电视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多元化。
2 我国广电产业投融资现状
从广电产业投融资四阶段看, 广电产业一直是作为具有较强事业性质的行业在发展, 其广泛的受众面和舆论导向能力一直受到政府所重视, 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殊使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广电产业的发展诉求也在上升, 一系列关于广电企业的产业化和体制改革问题浮出水面。同时, 在一些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广电媒体利用自身良好的经营效益进行了集团化改造和体制改革的实践, 并在融资方面作出了一些新的尝试。
在长期计划经济和事业体制下, 广电产业走的是行政条块分割的落地化制度。这一行政体系为主导的分割状况导致我国广电产业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在管理体制上存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散乱状况;二是在所有权上产权不清、所有者缺位。这样, 在融资方式上必然存在弊端。其资金来源也主要是政策性融资为主, 即国家预算内拨款、政策性银行贷款等方式。在财务管理体制上实行收支全面预算管理, 其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管理, 必然在管理上存在种种束缚, 缺乏灵活性, 与企业化经营的管理理念相违背。随着广电产业经济效益的追求提升, 原有的行政条块分割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集团化和频道制改革方式的引入是广电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趋势, 广电产业集团化的运作模式有助于企业融资的深入。特别是加入WTO后, 广电产业融合业外资本成为融资的新亮点, 但由于其事业性质使得这种资本联合存在种种制度上的约束, 从而失去了利用业外资本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机。
3 广电产业投融资方式的路径选择
从目前来看, 我国广电产业还不可能完全进行资本运作, 但是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优化融资方式种类结构, 优化融资成本, 提高广播电视投融资效率和质量, 做大做强广电产业。
3.1 进一步加强国家政策性融资
广电行业一直承担着政府喉舌的功能, 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融资为主, 即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预算外资金、国债资金投资、政策性银行贷款和政府基金。这就需要选择可行的项目, 即必须按照国家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比如, 国家广电总局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开发性金融合作框架协议, 要据这个协议就有数百亿资金的信用额度用于有线电视数字化。因而, 政策性融资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广电的有线电视数字化的发展。广电产业政府基金主要用于扶持我们影视内容产业, 在2011年7月6日, 千呼万唤好几年, 从2009年开始得到批复的国家财政部等各个部门正式成立了额度达到100亿元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比如, 今年广东省第一支广电产业投资基金挂牌成立, 一期规模50亿元, 将极大地促进广电产业的整合、转型、升级, 加快企业上市进程, 推动优质社会资本与先进产业结合, 加速“三网融合”建设, 对广电产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
3.2 充分利用商业银行和商业信用融资
在我国省级以上媒体大多已停止财政拨款, 实行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从2000年开始, 我国不再对新闻媒体行业实行税收的先征后退政策。这样, 必然导致广电行业面临发展上资金不足的问题, 从而需要新的资金注入。所以, 引入商业银行贷款是最为传统和普遍的融资方式。它主要包括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担保贷款、贷款额度、优惠贷款等方式。广电行业可利用自身良好的信誉, 争取银行贷款、合理负债经营, 从而加速发展。比如, 在广播电视设备、节目带购置方面可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融资租赁等多种尝试, 减轻资金压力。当然, 随着银行信贷对企业资产负债率要求的提高, 许多广电企业已经超过了融资极限, 很难再进行信贷融资。同时, 由于广电企业自身自有资金不足, 使其在进行信贷融资方面受到局限。
3.3 引入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是谋求以长期战略为目的, 持股量较大且长期持有, 拥有促进标的企业业务发展和价值提升的实力, 并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法人投资者。广电产业市场规模稳定、投资回报率较高、可以通过广电网络开展多种增值服务等一系列优势, 从而吸引部分同业或产业结构相似和所有权结构国家政策允许的战略投资者介入。近年来, 部分战略投资者介入, 如中信国安、北大青鸟、聚友网络、中国电子 (CEC) 等。实践经验看, 引入一部分在产业上具有上下游关联性的投资者, 不仅能带来大量资金投入, 还能给广电产业带来先进的技术、观念、管理和成熟的市场, 从而更好地提升市场竞争力。
3.4 积极稳妥推进上市融资
上市融资能使企业资产实现爆发式增长、跨越式成长。上市融资, 无论是对于转企改制企业还是原本就活络的国营民营企业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目标。一些新兴广电产业利用各种渠道上市, 如东方明珠、电广传媒、华谊兄弟、乐视网、光线传媒等。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第一家直接从事传媒服务业的上市公司, 它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 通过将媒体的核心业务与经营性业务严格分开, 将经营性业务注入企业, 然后申请公开募集资金成为上市公司。这种通过将新闻媒体优质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 加以整合, 注册成立隶属于新闻部门或新闻媒体, 由国有资产控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股份制子公司, 然后申请上市, 公开募集资金, 总体来看是成功的。广电企业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和本身政治属性的原因, 其上市和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不一样, 一些前置性审批、股权控制比例等方面都存在政策方面的瓶颈制约。因此, 如何完善投融资制度为广电企业上市创造条件是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5 有限地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
在一些有限领域可相对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 如电视剧制作、电影院设立和投资等。民营资本进入影视业是随着党的十六大发展文化产业方针的提出和广电体制改革的深入才被我们所重视的。随着制播分离改革的深入, 影视剧节目制作成为民营资本投资的焦点。同时, 在中方控股51%或占主导地位条件下, 外资可按国家广电总局有关规定制作电视剧, 而且可以合资、合作方式投资设立电影院等。
当前,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广电产业发展经历了一系列考验。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正在不断出台不断实施中, 广电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时机。如何突破产业发展政策性瓶颈制约, 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是今后广电产业发展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摘要：广电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领域, 其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在当前后金融危机时代, 作为具有典型规模经济效益的行业其发展面临严重的资金瓶颈。本文从广电产业发展历程回顾, 提出当前发展中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进而提出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关键词：广电产业,投融资,资本
参考文献
[1]梁平.中国广播电视业投融资问题探究[J].现代传媒经营与管理, 2002 (9) .
[2]曹鹏, 王小伟.透视媒介资本市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1.
[3]陈蕾, 李本乾.中国传媒业投融资策略政府博弈的决策分析[J].上海大学学报, 2005 (6) .
[4]赵子忠, 王伟.中国影视投融资的产业透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路径研究 篇4
关键词：文化创意 中小企业 融资 财政资金 服务体系
0 引言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金融机构也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为中小企业融资解决了不少困难。但是获得资金的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工业制造企业，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较少。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工业制造企业有比较大的差别，他们既面临着广大中小企业相同的融资困境，还存在其特有的融资难题。在国家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背景下，部分金融及投资机构对文化产业的投融资热情有所提升，但其投融资对象多为国有文化企业或上市的文化创意企业，他们对大量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的支持和关注明显不足。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既是促进文化大繁荣的源泉，也是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动力，研究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1 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的现状与问题
1.1 企业的发展急需金融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链前端的内容原创环节大多是分散化、处于创业期或成长初期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工作室，他们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他们“有项目、有点子”，但项目和点子的市场化开发急需资金支持。处于成长期的中小文化创意企业，有着拓展市场、完善内容和提升产品技术水平等方面的需求，也希望获得资金支持。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量小，因缺乏规模效应，融资成本较高。据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企业融资需求少于500 万元，50%多的企业融资需求集中在100万至200万元之间[1]。投融资需求类型以中长期资金需求为主。按照资金需求期限划分，82.2%的企业需要中长期资金注入，只有17.8%的企业需要短期流动资金[1]。
1.2 资金供给严重不足，融资方式单一
根据调查显示，非正式的民间借贷是我国大多数文化企业，尤其是以私营性质为主的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最常用的融资方式之一，但是融资成本较高，不受法律保护。通过典当资产获得融资机会的做法在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中也普遍存在，这种方式能够解决文化企业发展一时之需。银行类金融机构对文化创意行业的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远远低于其他行业。银行的贷款方式比较单一，仍然以传统的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为主，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贷款的案例很少。截至2010年，国内共组建了10只产业文化投资基金，也偏爱“不差钱”的大型文化企业，绝大多数都不愿意投资于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2]。资本市场融资希望渺茫。从上市的文化企业的数量上看，截止2012年7月，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仅有文化类上市公司（传媒娱乐板块）27家，仅占1%。其中中小型企业的比重更低。政府的文化专项扶持资金专注于大型国有文化企业，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被边缘化。风险投资有顾忌。风险投资者承担了高风险，要求高回报，而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的是精神层面需求，需求弹性大，政策风险大，缺乏通畅的退出渠道，影响了风险投资的积极性。
1.3 融资成功率较低
虽然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积极寻找资金，但融资成功率较低。多数文化创意企业都有融资需求，特别是处于成长初期的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愿望强烈。但是这类企业希望获得中长期资金，而很多金融类机构为了避免风险，资金供给年限往往较短，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存在着资金使用期限的供需不对称[3]。而股权的长期投资者由于对中小文化创意企业信心不足，也不愿意提供长期资金。调查结果显示，在近两年的时间里，真正成功融资的中小企业只有两成。在这两成企业中，工业行业与高技术行业的企业比重大，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比重小。
2 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
2.1 经营缺乏稳定性
文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满足的是精神文化需求，需求不确定性较大，盈利模式不够清晰和稳定，企业经营稳定性较差，容易导致“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4]。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一般处于市场培育和开拓阶段，导致产业链无法延伸，产业化难以落实，“一次开发，多次利用”的高收益的赢利模式短期内还难以实现，因而抵抗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投融资风险较大，降低了金融类机构参与的积极性。
2.2 资产难以作为抵押物和担保物
文化创意企业的资产包括实体文化产品或文化资产，比如艺术品、收藏品等，还包括无形资产，比如版权等知识产权。当前银行提供资金的方式还是以担保、有形资产抵押等传统信贷方式为主。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实体性的资产少，占比小，而版权等无形资产占比大，版权质押和文化艺术品抵押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障碍，企业资产类别与金融机构要求两者之间没有交集。
2.3 企业信用体系不健全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还处在发展初期，文化市场化程度不高，没有针对文化创意类企业的统计口径，其中的中小企业因规模小，统计机构更不会对其进行信息统计和发布。加上企业经营规模小、产权结构不清晰、会计制度不规范导致信用水平相对较低，企业整体形象与国有大中型文化企业相比差距甚大，影响了投融资机构对中小文化创意企业的支持。
2.4 金融机构缺乏文化项目投融资的经验
文化创意企业或文化创意项目投融资是新业务，金融类机构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和专项制度。既没有专门针对文化创意企业的内部信用评级制度，也没有文化创意企业投融资风险评估制度，更缺乏针对性的投融资工具，从而导致金融类机构的资金供给愿意不强，影响了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融资。
2.5 融资服务体系不健全
由于中小文化创意企业的创业者一般都是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或设计师，对金融市场并不了解，他们需要获得对接金融市场的中介服务。文化金融也是一个全新的市场，金融机构也缺乏了解，虽然近年来不断有版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等新型融资方式，但还都是探索和尝试，与传统的工业金融和科技金融相比，比重微乎其微。因此金融机构也需要文化金融的服务，为其对接文化产业需求。
3 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路径分析
3.1 债务性融资路径
企业的债务性融资形式主要包括借贷、金融租赁和发行债券。借贷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以及民间的放贷人等途径获得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6条规定：净资产不低于三千万的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不低于六千万的有限责任公司都可以发行债券。我国大多数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净资产特别是实体性资产远达不到发行债券的条件。单独发行债券融资是一种奢望。而中小企业集合债因面临担保难等问题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金融租赁一般适合于货物价值大，使用寿命长，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压力大的设备购置融资。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最重要的设备是升级换代快、折旧年限短的电子类设备，比如电脑和服务器，因而金融租赁融资方式不适合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国内的政策性银行有国家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他们分别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均没有明确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职能。就商业银行融资路径看，有抵押贷款、质押贷款、担保贷款、信用贷款和组合贷款五种形式。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可抵押的动产和不动产少，办公场所是租的，电脑等设备不值钱，可能值钱的是好项目、好点子或创意作品，其本质是创意，具体表现为知识产权或版权，他们是文化资产或无形资产，其抵押或质押贷款需要完善的文化资产或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目前国内缺乏此类具有公信力的评估机构。由于我国中小企业信用体系不健全，担保体系也不完善，中小文化创意企业的担保贷款和信用贷款虽然有成功的案例，但仅是个案，不具有普适性。组合贷款是上述多种形式的混合，中小文化企业面临的障碍仍然存在。信托贷款与银行贷款类似，不再赘述。最后剩下的民间借贷除了融资成本较高之外，是当前中小文化创意企业相对比较容易的融资路径。综上，要打通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的债务性融资路径，可以新设中小企业银行，定位为政策性银行；应完善文化资产和无形资产质押融资的配套体系，大力推进文化艺术品抵押融资和版权质押融资。
3.2 权益性融资路径
权益性融资形式包括IPO、增资扩股、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或风险投资。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产业投资机构、信托投资机构、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获得资金融通。理论上，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可以通过IPO在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融资，但是上市门槛高，实现的可能性小。绝大部分的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是非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也不适合。从投资偏好来看，产业投资机构一般投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或成熟产业，创业投资机构和风险投资人偏好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信托投资机构为了给委托人以稳定的投资回报，一般也选择风险不大的投资项目。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起步晚，发展不够成熟，政策体系不完善，具有系统风险，其中的中小企业经营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因此在现有环境下，权益性投资机构虽然看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良好前景，资金往往投向风险抵抗能力较强的大型文化企业或国有文化企业，很少关注中小企业中的投资机会。综上，要打通中小文化创意企业的权益性融资路径，首先必须减少文化创意产业的系统性风险，让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获得与中小高技术企业类似的外部环境，这样风险投资机构、信托投资公司、产业投资基金才会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利好下，积极募集资金，积极投身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发展，以利于优化投资组合。
3.3 财政资金路径
文化产品或服务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应该得到公共资金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文化产业的发展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在社会效益首位导向下，财政资金在国有文化企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国有文化企业在融资方面优势明显，他们拥有不动房产，抗风险能力强，还享有政策便利条件，很容易获得银行、信托、产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支持。财政资金应该转向中小文化企业，成为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财政应在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债务性融资和权益性融资方面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杠杆放大作用、风险补偿作用和收益补偿作用。
4 促进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的对策与建议
4.1 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
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融资不仅面临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共同问题，还面临文化产业的特有问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还处于建设和形成过程中，尚有许多不健全、不规范和不合理之处，由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加重了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融资的困境，限制了各类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为了取得与其他中小企业一样的融资地位，应该进一步加强文化立法和制度建设，完善企业的发展环境。首先要加快文化立法进程。目前仅有《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少数专门法律，且集中在文化保护和市场管理方面，法律制度体系不完整。其次应修改、完善与文化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比如《知识产权法》、《证券法》、《信托法》、《担保法》和《保险法》等。出台专门的资产评估法律法规，促进艺术品、收藏品、版权的资本化，形成文化资产流动机制。制定出台《产业投资基金法》，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和发展扫除法律障碍。再次，完善的文化市场机制，理顺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处理好党的宣传部门与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权责利关系，协调好政府与文化企业的关系，尊重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加强和改善政府对文化企业的公共服务，消除各种体制性和制度性障碍。除完善法律和政策环境外，还应建立文化领域的保险制度、担保制度和信息统计发布制度。
4.2 完善金融体制，促进资金来源多样化
首先，要推动现有金融机构内部改革，形成金融产品创新的合理生成机制，使现有的金融机构能够按照不同的投资者要求，以不同的期限、不同的形式，进行金融产品创新，满足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差异化的融资需求。金融机构应充分考虑文化企业的特点，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制度，建立内外部评价相结合的评级体系。其次，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允许举办民间银行和小型贷款公司，通过发展小型的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为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提供专项的金融服务。应设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银行，完善政策性银行体系。鼓励设立专属性的文化银行，专门为文化产业提供金融服务。第三，鼓励各类机构举办文化投资基金、文化投资担保机构、文化风险投资机构和文化信托机构等，完善金融市场的结构。引导社保基金、商业保险资金、社会闲置资金、企业闲散资金参股各类文化金融类机构，以增加资金供给。第四，逐步放开外资投资限制，吸引外资对国内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和产业投资[5]。
4.3 创新财政资金运用方式，促进中小企业融资
改变财政资金资助国有文化企业和大型文化集团的倾向。财政资金应该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的促进主体，发挥财政投入的示范引导作用、杠杆放大作用、风险补偿作用和收益补偿作用。具体来说，财政资金可以通过股权投资、贷款贴息、信贷风险补偿和信贷投入奖励等方式参与。其中财政贴息以融资的中小企业为补贴对象，信贷风险补偿和信贷投入奖励以信贷机构为对象。财政资金可以通过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参与中小企业信托计划，以债权性投入形式，进行保本认购，作为劣后受益人。财政资金还能以种子基金的形式投入创业投资机构，通过创业投资机构对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不参与分红，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引导与撬动作用。一般性的商业担保不适合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因为担保风险大。应通过财政扶持资金设立贷款担保基金或风险补偿基金，对中小文化创意企业的商业贷款风险进行兜底。还可以通过财政扶持资金为中小企业补贴担保费用，为提供投融资服务的机构提供营业税、所得税减免或返还，发挥收益补偿作用。
4.4 积极发展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机构，形成完善的投融资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投融资需要金融机构、投融资服务机构、中小企业之间积极合作，并与企业发展阶段相衔接[6]。文化金融本身就是一个新兴事物，资金需求方需要融资服务，资金供给方需要投资服务。具体来说，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投融资需要文化产权、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和鉴定服务、文化信贷的担保服务、文化项目及产品的保险服务、信用评级服务和投融资咨询服务。中小文化创意企业的资产一般是艺术品、收藏品以及版权、文化商品等轻资产，要利用这些资产进行抵押或质押必须进行科学、公正的鉴真和价值评估。政府应建立具有公信力的有形文化资产和无形文化资产评估标准、参数和方法。应积极培育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文化资产评估鉴定机构。轻资产的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也需要担保服务，尤其是机构担保服务，但其高风险决定一般性商业担保或是不会介入或是需要企业支付较高担保费用或提供反担保，因而应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担保服务机构。文化项目和产品开发过程中有很多风险，应探索文化保险产品，比如电影拍摄的完工保险，版权侵权保险等。中小文化创意企业良莠不齐，应基于行业协会或商会组织，促进相关部门信息共享与沟通，建立信用服务体系。文化金融双方还需要管理咨询服务。要为投资方提供最优的投资方案，实现风险收益的最佳组合，并符合投资人偏好；为融资方提供融资方案的建议，使融资方案符合资金需求特点。咨询服务机构还能帮助企业改善内部管理和经营，实现规范化管理，以提高其信用等级，增加投资吸引力。可以借鉴北京科技金融的成功经验，组建文化金融服务集团，以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为服务主体，以多种金融工具创新为服务手段，构建一条龙金融服务链，可包括资产管理、创业投资、融资担保、小额贷款、投融资管理咨询、发起设立并购重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文化金融人才的培养也不可或缺，要通过学位教育和在岗培训等形式促进文化金融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安世绿.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需求特点及政策初探[J].中国金融，2010（3）：82—83.
[2]李华成.文化创意类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与对策[J].湖北社会科学.2011（7）：74—77.
[3]顾雁琳.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问题：对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融资的调查分析[D].上海：上海科学院，2011：22—30.
[4]厉无畏.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融资与风险控制[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2）：1—5.
[5]李华成.欧美文化产业投融资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107—112.
[6]陈波，王凡.我国文化企业融资模式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1（6）：112—117.
本文得到了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以及北方工业大学科研处的资助。
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优化路径选择 篇5
(一) 改革前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路径
改革前农村基础设施主要依靠农民供给。在人民公社里, 农村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 基础设施的供给和使用统一由集体组织安排。但是, 通过税收等财政手段从农业中筹集到的公共资源极为有限, 人民公社所需的基础设施不得不依靠制度外供给, 实际上更多以廉价的劳动力代替资本。
(二) 改革后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路径
这时期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仍以制度外供给为主, 农民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主体而承担各种税费为农村基础设施筹集资金。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 由村组织直接向农民筹集基础设施供给转变为财政直接向村级组织供给。由于与农村税费改革相联系的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 如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地方政府与省级以上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等政策改革未能及时跟进, 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 难以弥补县乡财政因农村税费改革出现的财政资金缺口, 从而减少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2006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政府将大幅度减少来自农业的收入, 财政需要通过收入和资源的再分配, 将非农产业创造的资源向农业大规模转移, 以满足农村公共产品的需要。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将进一步依赖于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
二、我国目前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路径现状
(一) 投融资路径现状
目前,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以国家财政为主, 在发达地区可相对依靠贷款和自筹资金, 虽然某些农村基础设施垄断性质已逐渐弱化, 但民间资金参与度仍不是很大。如下表: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6年) 》, 中国统计局网, www.stats.gov.cn。
从上表可看出, 国家预算内资金逐年递增, 从1995年的52.1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516.4亿元, 翻了9倍多。对于其他资金来说, 自筹资金相对增幅快些, 从1995年的2707.1亿元增到2005年的10951.3亿元, 翻了近4倍。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应构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 可两者在这10年都没有太大变动。
(二) 存在问题分析
1. 资本市场不健全。
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 不仅难以吸收国内民间资金, 而且由于多年来形成的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集中统一模式, 加之社会团体的参与缺乏成熟的项目法人运行机制, 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有效吸纳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 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2. 资金来源渠道少, 投融资渠道不畅。
近年来, 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性资金投入保持稳定, 非财政性资金逐年上升, 但仍未能改变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来源单一的格局。因此, 现有资金来源结构仍以国有资本为主, 政府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和中介。农村基础设施直接投融资渠道过于狭窄, 很少有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资金是通过直接投融资渠道获得的, 项目所需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
3. 产权界定不明。
目前,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产权不明的局面。首先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 仍是政企不分。作为投资主体, 政府既是投资者, 又是经营者。其次, 在许多已明确规定竞争性项目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 所需贷款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自负盈亏时, 政府仍按照行政指令决定, 企业没有自主权。这是造成民间资金难以进入的重要原因。
三、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路径选择
农村基础设施按公共物品理论划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对于不同特性的农村基础设施, 其投融资主体也不同。为了扩大基础设施投融资规模, 提高投融资效率, 以政府投资为主要向市场融资为主转变, 明确不同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各司其职, 保证各自领域内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以吸引更多的私人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基础设施领域。
(一) 农村纯公共物品
对于农村纯公共物品, 由于既没有竞争性也没有排他性, 人人都可消费, 所以, 必须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来承担投资主体, 资金来源主要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 配之以国内外贷款、债券和基金等。按照政府投资运作模式进行, 即政府部门承担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和维护等责任, 并负责还贷。当然, 其权益归政府所有。但在投资的运作过程中, 也要引进竞争机制, 按照招投标制度进行操作, 并尽量保证投资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 提高投资效益, 要遵循“公平优先, 兼顾成效”的原则。
(二) 农村准公共物品
农村准公共物品, 兼有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一些特征, 可由政府和私人混合投资。对于具有公益性的部分, 由于市场调节不能发挥作用, 不可避免存在资金缺口, 这要通过政府实施优惠政策或贴息来维持运营。投资主体可以是政府, 也可以是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政府适当介入, 通过项目贴息、税收返还等补偿形式来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对于私人特征的部分, 由企业充当建设主体, 引入民间资金, 通过市场竞争, 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可采取BOT模式、PPP模式等, 关键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做到“谁投资、谁拥有、谁收益、谁负责”。
(三) 农村私人物品
投融资路径 篇6
一、城市投融资模式需要转型和创新
1. 快速城市化趋势需要巨大的投资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世界城市化展望》中指出, 中国在过去30年以世界平均水平3倍左右的速度实现了快速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率从1949年的7.3%增长至到2009年的46.6%, 仅用60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历史。截至2011年底, 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 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发展在区域总体上东部、南方快于西部、北方。
当前,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将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迈进的重要转型。预计在2015年, 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3%左右;到2030年前后, 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0%的世界平均水平, 将有10亿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在未来的20年里, 中国将有3亿左右的农民进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认为, 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般占GDP的3%~5%。如果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所占GDP的比重还应适度提高。根据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 投资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 当城市化率在40%~60%时投资率最高, 此后投资率开始下降。我国目前城市化处于中级阶段, 是带动投资大幅增长的最好时期。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发展局局长刘勇在国际城市创新发展大会上表示, “十二五”期间, 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每年提高大约1个百分点, 这大致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融资约48万亿元。
2. 城市投融资理论和实践需要路径创新
近10年我国城市建设的实践证明, 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在推动政府投融资的积极作用。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中国城市投融资主要以投融资平台为依托, 依靠土地、政府支出和特许权资本化为手段, 借以实现大规模的城市化投资, 大大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和中国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的影响, 2009年地方政府融资出现跃进式的增长, 许多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突出, 政府融资平台治理成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截至2010年底, 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债务总额高达10.72万亿元 (其中银行贷款余额约8.5万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51亿元, 占62.62%;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74亿元, 占21.80%;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695.66亿元, 占15.58%。直接债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 即债务率为52.25%) , 达到当年GDP的30%以上, 不仅对地方经济增长构成压力, 而且存在潜在的巨大风险。也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远不止如此。这些都直接或者间接、部分或者全部的产生了政府债务, 导致了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尤其在经济波动情况下, 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引起各方的关注。
二、“十一五”时期城市投融资模式轨迹
1. 金融压抑推进了经济增长, 但负面效应逐渐凸显
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在1973年提出的“金融压制” (Fina nc ia l Re p re s s ion) 。金融压制就是指市场机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金融管制过多、利率限制、信贷配额以及金融资产单调等现象。也就是金融市场发展不够、金融商品较少、居民储蓄率高, 表现为利率管制、实行选择性的信贷政策、对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管理以及人为高估本国汇率, 压低本国币值等。金融资源与生产资料市场一样, 在中国改革初期, 其价格双轨制提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过渡, 推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金融压制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 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及经济结构的完善, 其负面效应将逐渐凸显, 金融工具的发展也意味着金融压制将削弱。为了有效配置金融资源, 必将推行利率市场化, 利率双轨制及与其伴生的资源错配和寻租行为也将随之消失。
2. 城市投融资模式以政府为主导, 市场化和产业化程度不够
在“十一五”之前, 城市建设的资金, 主要依靠两方面来源:一是依靠政府财政;一是依靠银行贷款。这种城市发展与基础建设的注入资金模式, 对推进城市现代化发展是一个制约。“十一五”期间, 城建资金来源也由过去依靠单一的政府财政拨款, 转变为财政投资、信贷投资、自有资金投资和利用外资等多种渠道。这其中政府财政投资的比例占33.9%、国内贷款的比例占29.8%, 而利用外资与企业自筹的比例分别为1.2%、27.7%。
从现阶段我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模式看, 主要还是以政府为投资主体, 虽然进行了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的尝试, 但也仅局限于少数领域和地区。这种模式下, 一方面政府须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 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但依然无法满足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其它投资很难进入, 投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 由于缺乏投资的责任约束机制, 导致设施建设和运行的低效率。
3.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于城市投融资发挥了重大作用
“十一五”时期地方政府在投入市政和公共事业的资金中以财政拨款、土地划拨、股权划拨等形式出资, 其余筹资则主要来自于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融资平台在融资速度快、规模大, 规避了现行预算法和担保法, 能轻易的将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进行切割, 成为最有效的预算外融资渠道。
截止2010年底全国共有地方融资平台1万余家, 其中70%以上为县区级平台公司。这些平台公司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组建的城市建设开发投资公司、城市资产经营公司等不同类型的公司, 负责公共交通、道路桥梁、燃气、水务、农业、地铁、港口等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重大产业发展投资。政府通过划拨实物 (如土地) 、货币 (财政资金) 、无形资产 (特许权) 等形式, 迅速组建资产规模和现金流均可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 必要时再辅之政府承诺函、财政补贴和设立政府偿债基金作为还款保证, 实现多渠道融资, 将筹集的资金运用于市政公用事业等肥瘠不一的项目。
4.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我们必须承认,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对于推动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确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是,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大规模负债过分依赖银行信贷和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政府关系过于密切、投资运作不规范和不透明, 在积累了巨额债务的同时, 也潜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承担的债务从微观法律层面上看是企业的直接或担保债务, 但是从宏观政府职能角度看, 一旦融资平台运营失败, 所有这些债务必定由政府买单, 转变为政府的直接债务, 这将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
三、城市投融资面临的主要环境变化
1. 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下, 过度扩大城市规模不可持续
虽然中国进入城市快速发展时期, 但城市建设却非常低效粗放, 存在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与要素集约水平的不匹配、城市规模的适度控制与流动人口的过分集聚的不协调、城市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协调等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 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在城市化人口刚刚超过50%的情况下, 城市化的土地早就超过50%了, 从2001年~2007年, 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 但人口增长只有30%。这显然不是城市土地的自然生成, 而是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过度扩大城市规模的结果。它将产生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 一是耕地保护受到严峻挑战;二是城市未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 “随”土地进入城市的人口, 大多都是“一次性”交易, 即一次性把补偿款给了失去土地的农民, 或以补偿一套住房为“终身保险”。相反, 更为重要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就业和失业保险等并没有建立, 或标准很低。如此, 城市化到底是货真价实的, 还是有水分的, 就不难看出了。相反, 由于土地被滥用, 却造就了一大批依靠土地发起来的“富翁”, 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出现了严重不公和倾斜, 使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城市化中不得不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或制约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因此, 在下一阶段的城市化中, 需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从对城市化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关注转向对城市化质量的关注, 从要素的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 从空间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同时通过相关制度改革和建设, 使生活在城市的农民真正融入城市, 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又合理分享城市化的收益。
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粗放式发展不可持续
国家“十二五”规划指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以往城市投融资中地区产业内生动力不足、过分依赖土地、矿产资源、过分放大政府信用和依赖信贷、投资决策不够规范和慎重等问题必须规避和解决。
中国目前投资占GDP的比率之高已达空前水平, 过去7、8年的投资增量大多投入房地产领域, 房地产投资占GDP的9%, 这是不正常的, 由此给宏观经济带来很大风险, 虽然并不意味着肯定会发生金融危机, 但房地产市场走低是必然的, 而作为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驱动力, 房地产市场走低可能拖累中国经济, 使之放缓。
3. 土地资源有限, 自然资源性融资不可持续
目前在我国县市中, 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 部分地区甚至达到80%以上, “土地财政”成了“第二财政”甚至“第一财政”, 成为当地财政收入和政府平台贷款还款的主要来源。这一切都建立在房地产业是国家支柱产业, 房地产业可以长期的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下。
然而, 随着国家通过土地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和限制, 房地产业不再是支柱产业, 矿产资源也要保护性和限制性开发, 城市建设单纯依靠土地、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性融资已经不可持续。
4. 市场经济现代化和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目前,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当地政府关系过于密切, 政企难分, 投融资决策论证不充分, 运作不规范, 存在一定的“暗箱操作”和“行政垄断性”, 对民营资本参与城市建设投资以设置门槛或者不设置门槛方式进行了诸多限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与政治体制改革, 未来中国城市建设投融资必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打破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垄断, 引入民营投融资主体参与城市建设。同时,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必须是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资本金充足、运作规范、风险可控和监管到位的市场经营主体。
四、中国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转型的主要路径
新时期城市投融资转型必须基于下面两个前提:第一, 以市场化方式, 充分发挥城市投融资平台的作用;第二, 通过政策规范, 规避城市投融资平台的风险。
城市投融资模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提升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信用水平, 对投融资主体、投融资方式和投融资渠道进行整合创新, 从而增强城市金融聚集力, 最终实现金融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 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目的。
1. 制度创新, 深化结构化融资模式, 将财政投资、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有机结合
毋庸讳言, 中国的城市发展依然处在典型的以建设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在建设阶段, 资金短缺是城市化进程中最突出的制约瓶颈。然而, 我们深入剖析形成资金瓶颈的深层次原因会发现, 资金瓶颈并不完全是城市建设的资金供给不足。中国当前的财政、金融体系和运行机制对城市建设投融资的制约和束缚已经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
仅就融资途径而言, 财政投资、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在性质、规模、领域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均具有重大差异, 貌似对立, 实质统一。中国城市建设资金全部由财政投资来解决不现实, 因为财政投资是政府信用, 属于公益性和普惠式的, 有着自身的侧重领域和功能边界。同时, 中国城市建设资金全部由商业性金融来解决是不现实的。中国的信用体系并不完善, 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的建立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 纯粹市场信用支撑的商业性金融只能解决城市建设中的部分资金需求。同样, 中国城市建设资金全部依靠开发性金融来解决更是不现实的。因为开发性金融目的是衔接政府信用和市场信用, 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时起到弥补的功能。因此, 中国城市城市建设资金供应必然是财政投资、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有机结合的形态, 即结构化融资模式。
由上图可以看出, 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共同作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供应途径上。城市建设资金供应途径主要有财政投资、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三种途径。财政投资、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不仅受到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指导和约束, 而且受到产业政策的指引和限制。结构化融资模式就是对财政投资、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有机结合的融资模式, 三者一同发挥作用, 使城市投融资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配称, 从而使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合理、居民生活幸福、环境生态友好和资源配置有效。
2. 增加供给, 推进投融资主体市场化和多元化, 对当前的城市投融资平台功能进行完善和规范
第一, 打破垄断, 引入竞争
目前城建资金仍然是以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信贷融资为主, 或者说, 仍然是以政府信用和国家信用融资为主, 社会信用、企业信用体系尚未形成, 这是制约融资重心转向市场的根本原因。因此, 可以合理地推断, 继续变革单一的政府垄断型投融资模式, 拓宽融资渠道, 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城建领城是我国未来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发展的重要取向之一。
引入民营投融资主体, 有助于投资主体多元化, 有助于加速融资。同时, 按照国际经验是建立必要的政府补偿机制, 建立国资存量补偿与财政现金补偿并存的政府补偿机制, 消除民营主体的“后顾之忧”, 促进投融资主体的多元化。
第二, 对城市投融资平台功能进行完善和规范
(1) 整合资源, 做大做强投融资平台。部分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模式是小而全, 这种融资平台往往资产规模小、业务领域狭窄、资本运作能力低、银行信誉水平不高, 导致同融资平台资金借贷成本高, 融资渠道少, 不利于投融资平台发展。因此, 减少投融资平台的数量, 做大做强单个投融资平台, 形成规模优势, 不仅有利于增强投融资平台在融资过程中的谈判实力, 降低融资成本, 而且有利于加强政府监管, 控制债务规模。
(2) 提高投融资平台市场化程度, 引入战略投资者。目前我国多数投融资平台属于国有独资公司, 资产管理在国资委, 人事任免在地方政府党委, 项目选择在发改委, 资金管理在财政, 投融资平台的话语权较弱。政企不分的现象在投融资平台依然存在。因此, 需要提高投融资平台的市场化程度, 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投融资平台的管理效率, 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势在必行。
(3) 强化投融资平台风险内控机制。 (1) 建立筹资、投资等财务活动的科学决策程序, 保证企业经营者的权威, 充分发挥专家智慧和科学程序的监督作用; (2) 建立企业财务风险跟踪监督机制和预警体系, 把投融资平台的财务风险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发生、发展进行全程跟踪、识别、评价、预测和监控; (3) 对每项存在风险的财务活动实行责任制, 明确主要的风险承担者, 给予其相应的财务活动权力, 确立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应得到的风险报酬, 并进行严格的考核兑现; (4) 可利用合同条款约束, 利用合同约定防范和化解财务风险。如利用合同约定, 对资产负债表表外事项或有事项的责任进行明确划分, 对投资和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和时间进行限制性安排。
(4) 加强对投融资平台的外部监管, 加快建立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机制。很多地方政府领导对本地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情况不十分了解, 投融资平台的债务资金基本脱离了地方政府的监管, 地方政府领导不清楚自身承担的投融资平台引发的债务, 结果是债务规模失控。因此, 必须加强建立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机制, 从外部加强地方投融资平台举债的监管, 将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3. 优化结构, 促进投融资渠道多维化, 深化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的途径
资产证券化 (ABS) 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的、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收入的资产组建资产池, 并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发行证券的过程和技术。
资源、资产和资本并非界限绝对分明的三种形态, 其基本形态是资源, 然后在资源价值向产品价值、产业价值、城市价值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不断实现着资源向资产, 再向资本的转化。而随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作用, 资源的产权约束可发生分离, 使得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不断衍变、放大, 资源不断盘活、重组和再造。
一方面, 城市具有多种资源, 通过合理规划, 梳理和发掘潜在的资源, 打造新增资源, 并通过合理授权进行集中经营, 可以有效促进城市资源资产化。另一方面, 城市存量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转换性较强的资产, 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盘活, 使原先静默状态的资产转化为具有可变现能力的资本。同时, 通过完善城市市政公用产品定价机制, 建立政府公共财政合理补偿机制, 缓解因价格调整滞后对市政公用事业发展造成的资产压力。
4. 增进效率, 实现投融资方式多样化, 基于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主体, 对权益化和非权益化融资方式进行整合创新
从长期来看, 城市投融资具有从非市场化到市场化, 从权益化到非权益化的转变趋势, 即从政府债务到资产资本化, 再到吸引机构投资者和发行市政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过程。
从短期来看, 必须充分利用中长期政策性信贷;中期需要全面推进以证券化为核心的结构金融;长期则需要聚焦于市政债券和企业债券。
目前, 从优化政府债务、资本资产化项目融资、吸引机构投资者、发行市政债券和企业债券角度考虑, 可以对以下的投融资方式进行整合和创新。
(1) 优化政府债务:包括地方财政、中央和上级政府拨款、开发性金融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 、中央政府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借款、国内金融机构借款、国内债券市场、基建企业等途径的贷款。
(2) 资产资本化项目融资:包括利用级差地租筹集建设资金、推进无形资产商业化运作、拍卖、转让设施及其依附物的开发、使用、经营、冠名、广告权等、项目融资如BOT、TOT、PPP、PFI、ABS等。
(3) 吸引机构投资者: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 (桂林泛华创业大厦) 、信托基金 (南京) 、社保基金 (南京等) 。
(4) 发行市政债券和企业债券:包括国内债券、离岸债券。
总之, 通过结构化融资模式, 对城市投融资平台功能进行完善和规范、深化资产资本化和资本证券化的途径、对权益化和非权益化融资方式进行整合创新的路径, 可以实现新时期中国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的转型, 从而促进中国城市化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的做法与模式, 2010 (19)
[2]邹慧宁.发达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经验与借鉴[J].现代商贸工业, 2011 (10)
[3]张誉元.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J].中国商界2010 (12)
[4]陈卫国.中国城市经济聚集力研究[J].中国城市经济, 2010 (9)
[5]崔国清.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 2009, 4
[6]毛腾飞.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 2006, 7
[7]宋立根.地方政府城市建设投融资现状、问题及对策[J].地方财政研究, 2009 (2)
[8]城市住宅编辑部.城市建设投融资平台:离市场还很远[J].城市住宅, 2010 (12)
[9]张兴国, 王智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与创新——以昆明为例[J].时代金融, 2010 (3)
投融资路径 篇7
政府投融资是在以市场机制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前提下, 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实施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效政策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策性资金能否真正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同时保持资金运作上的高效率, 有赖于是否具备完善的政府投融资运行机制和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目前, 合肥市尽管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似乎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但是, 对于如何控制政府债务风险, 如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如何进行政府投融资项目的后评价等涉及投融资体制和运行机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 至今还没有一个清新的解决思路。正因为如此, 本文基于对合肥市近五年来政府投融资实践的实地调研, 实证分析其政府投融资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其投融资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路径和对策, 以期我们的研究可以为政府进行投融资决策提供帮助。
1 合肥市政府投融资的现状考察
2006年, 合肥市宣布“十一五”期间, 全市将通过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每年投入450亿元, 曾引起全国媒体的轰动, 毕竟那时合肥市年财政收入仅几十亿元。五年来, 合肥市物质层面的建设成果已经显现出来, 截至2009年12月, 全市共完成路桥工程386项, 新建城市道路354条 (总长665公里) , 桥梁78座;水电气热等公用事业工程115项, 新铺设污水管网1027公里, 污水日处理能力达75.2万吨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85%) ;生态环保工程169项, 新增园林绿地面积1904.7公顷, 城市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三项指标分别达到43.93%、38.91%和11.44平方米;保障性住房和文教卫体公益性项目47项。五年来共完成城市建设投资472.7亿元, 超过“九五”、 “十五”时期城市建设总投资的2倍多。那么, 合肥市完成如此庞大的建设投资工程, 钱从哪里来?投融资体制改革是解决大建设所需资金的关键之策。通过投融资体制的改革, 合肥市突破了大建设的“资金之围”, 为合肥市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城市综合实力迅速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合肥市政府投融资的运行机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1 搭建投融资平台, 融资渠道渐趋拓宽
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之前, 合肥市城市基础设施有3个融资平台, 即分属不同部门的建设投资公司、交通投资公司、城建控股公司, 每个平台的资产规模都较小, 融资方式单一、融资成本较高。为了解决融资中的资产和现金流问题, 合肥市将原有3个融资平台进行合并, 再注入部分优良资产, 成立“合肥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 (简称“城建集团”) , 作为政府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投资的运作层。整合后的“城建集团”注册资本56.03亿元, 资产总额274亿元, 净资产82亿元。2006年, 财政拨款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性资金为22亿元, 2007年为31.5亿元。资产规模的扩大及现金流的增长, 大大提高其融资能力。“城建集团”成立两年就融资108亿元, 债务结构也以中长期项目贷款为主, 平均贷款年限超过十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城建集团”的融资能力, 2008年合肥市进一步明确每年拨给“城建集团”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性资金不少于30亿元, 且新增财力的30%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 合肥财政收入总量的不断增长以及财政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为城市建设融资的还本付息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也增加了各大金融机构对合肥市发展的信心, 这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城建集团”的长期融资能力 (见表1) 。
据合肥市投融资管理中心透露, 虽然近年来合肥市政府债务总额随着城市大建设有所增加, 但是当年还本付息的相对压力实际上是在不断减小。统计表明, 近年来合肥市财政支持城市建设的资金量还本付息后还有结余 (见表2) 。
近年来合肥市通过搭建融资平台, 已逐步建立起财政投入、资源整合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 融资结构不断优化、融资能力显著增强、融资渠道渐趋拓宽。
1.2 实行融资风险管理, 确保资金安全运行
调查表明, 合肥市大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债券、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短期融资证券等负债性融资。为了有效控制政府债务风险, 协调融资工作, 监督融资资金的使用, 合肥市建立了决策、管理、执行、监督相分离的投融资管理机构: (1) 成立投融资管理委员会, 对全市投融资工作进行统一管理, 确定全市建设资金的投融资方向, 决策投融资工作的重大事项; (2) 成立投融资管理中心, 作为管理机构, 负责摸清政府债务家底, 动态跟踪融资活动, 协调融资工作中的问题, 监督财政性资金的使用; (3) “城建集团”作为投融资的执行机构, 负责融资、投资及还款等工作。
为了有效控制政府债务风险, 投融资中心及“城建集团”通过两年的研究, 还建立起一套风险控制模型, 其核心思想是将与政府债务风险有密切关系的债务规模、债务期限及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还贷的财政性资金三者之间建立起函数关系, 根据每年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性资金及债务期限, 理性预测或验证政府债务的风险的大小。
风险控制模型具体运用举例如下:
假定在某一年度:①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财力不再增长;②政府不再进行基础设施投入;③政府不再举债;④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资金全部用于还本付息;
令:X=该年政府城市基础设施债务总额;y=该年政府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财力。
若所有债务平均期限为n年, 等额还本, 年利率为i, 则债务本息合计 (a) = x*[1+ (n+1) /2*i]
未来n年政府还本付息支出 (b) =y*n
由x*[1+ (n+1) /2*i]=y*n, 则
政府负债控制规模x=n/[1+ (n+1) /2*i]*y,
显然, 当n<1, 即所有债务均为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时, n/[1+ (n+1) /2*i]<1, 也就是说该年度政府负债控制最大规模要小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规模;反之, 当n>1, 即所有债务均为超过1年期的长期贷款时, n/[1+ (n+1) /2*i]>1, 也就是说该年度政府负债控制最大规模可以大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规模, 贷款期限越长、年利率越小, 政府负债规模可以越大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规模。运用该模型经过实际测算, 目前合肥市政府负债规模远低于这个限度。
1.3 推进政府效能建设, 投融资环境明显改善
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同时, 自2006年以来合肥市全面推进机关效能建设、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对项目审批制度进行综合改革, 简化审批程序, 减少审批环节;以行政服务中心为载体设立优质服务窗口, 办事依据、时限、程序、条件和结果一律公开, 实行“阳光作业”;实行一次性告知, 限时办结、否定报备等制度。通过推进政府机关效能建设, 合肥市投融资环境明显改善, 社会认可度特别是客商认可度逐年提高, 先后荣获“全国投资环境50优城市”、“跨国公司眼中最具投资价值的中国城市”、“浙商 (省外) 最佳投资城市”、“2008新沪商 (中国) 最佳投资城市TOP30”等称号, 问鼎了全国20个投资环境最佳城市排行榜。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 2005～2009年, 合肥全市实际招商引资总量先后跨跃200亿元、300亿元、500亿元、700亿元和1000亿元这5个台阶, 实际利用外资先后跃过4亿、7亿、10亿、12亿和13亿美元;2005～2009年, 新引进亿元以上内资工业项目203个, 外资千万美元以上项目42个, 世界500强企业有52家落户合肥;京东方、格力电器、大陆轮胎、天威保变、伊利乳业、佳通轮胎、日立建机、联合利华、熔安重工、世纪金源、沃尔玛等大项目纷纷落户, 助推了全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值得一提的是, 合肥滨湖新区通过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 正在努力建设国际金融后台服务基地。2006～2008年, 合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824.8亿元、1310.34亿元、1800.46亿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6.5%、58.9%、37%, 同期增速均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 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贡献率年均达到30%以上。2009年1～10月, 合肥市固定资产投资为2025.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7.8%;而2010年1～8月, 固定资产投资已达2400亿元之多。这些数据表明, 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已为合肥市大建设提供了强劲的资金支持。
1.4 实施相关配套改革, 确保资金使用效率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合肥市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 其中包括招投标制度改革、征地拆迁体制改革、相互分离的城市建设管理体制以及土地收储与交易方式的改革:
(1) 改革招投标制度, 成立招投标中心。作为全市统一的招投标交易平台, 政府投融资项目必须由市招标投标中心进行公开招投标, 严格实行有效最低价中标。通过招投标制度的改革, 不仅吸引有实力的建筑施工企业, 提高了工程质量, 而且有效降低了工程建设成本; (2) 征地拆迁体制改革, 坚持“先拆违后拆迁”, 实行“三榜公示”等措施。征地拆迁体制改革, 极大地降低了拆迁成本, 将拆迁成本由改革前平均占项目总投资2/3, 降低到1/3, 大大降低了工程拆迁成本, 同时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 优化了城市投资环境。
(3) 建立相互分离的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根据《合肥市政府投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管理暂行规定》 (合政[2006]109号) 规定, 合肥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实现了规划、立项、融资及资金拨付、建设、工程监管、决算审计六分开体制, 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城市建设管理体制, 尤其是政府投融资项目全部实施政府审计, 有效降低了工程建设成本。
(4) 推进土地收储与交易方式的改革。由于融资问题得到了有效地解决, 政府及时对土地收储及交易方式进行了改革, 严格实行土地收储制度, 经营性土地一律以净地拍卖形式出让, 大大提高了政府土地出让金收益, 土地出让金收益“反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2 合肥市政府投融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政府投资范围不清晰, 投资行为存在“越位”与“缺位”现象
目前合肥市政府投资的领域比较宽泛, 经营性项目、非经营性项目和纯公益性项目没有明确区分开来。一方面, 政府投资主体 (这里指政府性质的投资公司) 受到利益驱动, 将有限的财政性资金投入到房地产等竞争性行业以及高速公路、机场、铁路、港口等经营性较强的准公共产品领域, 投资领域的竞争性与投资动机的盈利性比较明显, 形成了政府投资的“越位”;另一方面, 本应由政府投资主导的社会效益较高而经济效益偏低的公益性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领域如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投资仍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形成政府投资的“缺位”。 换句话说, 合肥市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以政府行政审批为核心的投融资决策机制。
2.2 投融资市场化程度还有较大拓展空间, 资金短缺仍是合肥未来经济发展“瓶颈”
目前, 合肥市投融资的市场化程度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一方面, 合肥市资本市场体系发展尚未成熟, 风险投资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尚不完善, 风险资金进入和退出的渠道仍不流畅, 难以引导国外和民间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等领域;另一方面, 债券市场主体功能弱, 间接融资规模偏小。近年来合肥市在城市道路建设、职业教育、医疗事业、城市公益事业等项目建设上几乎是政府独家经营、“一股独大”。“一股独大”的资本经营方式很难依靠自身的运营实现投资的良性循环。
需要强调的是, 资金短缺仍是合肥未来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瓶颈”。根据合肥市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 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的资金都在400亿～500亿元。除了向政策性银行申请贴息贷款之外, 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政府和建设单位筹集资金。另外, 合肥市现有近千亿的政策性银行贷款、商业银行贷款、企业债券、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短期融资证券等实有负债, 平均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约30亿～50亿元。
2.3 过度依赖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尚未得到广泛的应用
目前合肥市政府融资比例中的直接融资比例过低, 间接融资比重较大, 过分依赖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2006年9月,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城投债”融资就达40多亿元。需要指出的是, 直至目前, 合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尚未实现大的突破, 国际上流行的BOT、TOT等投资方式在合肥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未能得到广泛采用。另外, 合肥市项目单位自筹资金的比重较低, 大部分银行贷款是以政府未来财政收入或土地收益作抵押, 财政部门实际上承担了最后清偿人的责任。据统计, 合肥市城市建设投资项目资本金的50%以上来源于财政拨款, 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也超过50%。
众所周知, 政府性投资所形成资产, 很大比例是准公益性和公益性资产, 变现可能性和流动性较小。如果城市建设过度依赖单一的负债融资, 又没有建立起还款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和“借、用、还”的循环机制与自我平衡体系, 会给未来的政府财政造成直接和隐形的债务风险, 带来很大的还款付息压力。
2.4 投融资项目的后评价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投融资项目的后评价不同于投融资项目的前评价与可行性研究, 项目后评价的具体实施过程就是对项目前评价与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设计文件中规定技术经济指标进行再评价, 考察项目全过程的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进行比较研究, 衡量和分析实际情况与预测情况偏离的程度, 说明项目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全面总结投融资项目管理的经验教训, 并将总结的经验教训反馈到将来的项目中去, 作为其参考和借鉴, 为以后项目管理工作改善和制定合理科学的投融资计划及各项规定提供重要依据, 从而达到提高项目投融资决策水平、管理水平和投融资效益的目的。
自2006年大建设以来, 合肥市已走过了近五年政府大规模资金投入期, 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领域投资的政府投资资金的规模急剧增加, 所形成的存量资产也在迅速膨胀, 但其政府投入所形成项目的后评价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 对政府投入项目进行后评价, 不仅是政府资金管理的客观需要, 也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投融资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政府资金管理效率的必然要求。
3 完善合肥市政府投融资运行机制的路径及对策
完善投融资体制和决策机制, 应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积极开展投融资创新、优化投融资结构, 不断提升政府投融资能力, 最终建立起投资决策程序化、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市场化、政府调控透明化的投融资体制。
3.1 准确界定政府投资的范围
政府投资范围的界定应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这根主线。政府的职能应主要集中在经济调控、市场监管、严格执法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对地方政府投资范围的界定, 应主要放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社会领域。2004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明确指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但是, 我们应该注意到, 政府职能侧重点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 导致政府投资范围也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市场经济发育状况适时进行调整。
一般而言, 处于经济发展早期, 由于政府主要职能是发展经济, 因此, 其投资主要侧重于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各种基础设施和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群。到了经济发展中期阶段, 民间产业部门已经发展起来, 需要由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大多已经建成, 政府尽管还要对基础设施、支柱产业等经济领域进行投资, 但这些投资在政府投资中的比重会逐步下降;同时, 由于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 人们开始关注其他方面的需要, 于是, 社会公共领域的投资比重开始上升。到了经济成熟时期, 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及支柱产业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使得政府侧重公共领域方面的投资。随着人们对提高生活层次的各项需求的迅速增加, 要求资源更多地用于满足人们如教育、卫生、安全等高层次的需要, 且这些公共领域的投资也有助于社会安定及公平目标的实现;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已促使经济领域逐渐变为市场有效的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如果介入市场有效的领域, 就会变成政府失灵。因此, 这一时期政府投资主要侧重于社会公共领域, 对于经济领域的投资的比重相对较低。
作为省会城市, 合肥市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成熟度。随着人们对提高生活层次各项需求的迅速增加, 要求资源更多地用于满足人们如教育、卫生、安全等高层次的需要;同时, 经济发展已使经济领域逐渐变为市场有效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如果介入市场有效领域, 就会变成政府失灵。因此, 完善合肥市投融资体制的首要前提是准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 划清财政投融资与一般投融资的界限以及财政投融资与公共预算的各自运作范围, 优化政府投融资结构, 合理确定投融资领域, 着力解决其投融资的“越位”和“缺位”问题。
3.2 继续政府间接融资, 优化债务融资的期限结构
利用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 吸引银行信贷资金的投入, 通过建立偿债专项资金进行还本付息, 是目前合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筹资方式。在未来一段时间, 合肥市仍应大胆适度举债, 根据项目的不同情况, 分别采取利用商业银行贷款、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等多种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本金, 同时注意合理调整和优化短、中、长债务结构, 以达到既节约融资成本又规避偿债高峰期之目的。
3.2.1 继续商业银行贷款
商业银行贷款是目前合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的主渠道, 贷款期限主要是中短期, 贷款手续办理相对简单、便捷, 特别适用于融资规模不大、短期内急需建设的项目。应积极争取采用财政信用担保进行融资, 节约融资成本。
3.2.2 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是国家政策性银行, 其贷款期限相对较长, 且资金雄厚, 对基础设施的贷款主要是采取财政信用贷款, 无需贷款抵押物。合肥可将近期要建设、且投资规模相对较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实行捆绑争取国家开发银行贷款, 以利于优化债务期限结构。
3.3.3 积极争取低息或无息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多为无息或低息贷款, 融资成本很低, 目前已成为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努力争取的国际资本, 合肥也应加强对其融资力度, 争取其融资规模和融资质量上个新台阶。
3.3 积极开拓资本市场融资领域,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据调查, 投融资体制改革做得比较好的城市, 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已转为以资产运作为重点, 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例如, 云南省昆明市土地开发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曾采用扩股方式筹集18.93亿元的城市开发资金, 江苏省镇江利用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融资3000余万元投资新区5万吨级工业水厂, 广州地铁公司和交通投资集团进行上市融资;而合肥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几乎空白。合肥市应对市政建设和公用企事业单位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市场化改革, 使之在更高层次上以资产为纽带将其重组整合起来。通过“重组上市”、“借壳上市”、“买壳上市”, 或转让存量、吸收增量的办法以及转让股权等形式, 吸收社会资本的投入, 扩大权益性融资的规模。
3.4 采用新的融资方式, 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自2006年以来, 合肥市采用运作大型项目进行直接融资, 利用城市投资公司平台融资, 以TOT、BOT、BT等方式融资, 发行企业债券以及争取政策和开发银行、亚行贷款, 利用土地出让金、租地绿化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其中在建设滨湖新区中采用的BOT、TOT这种新的融资方式进行项目融资并取得了成功, 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众所周知, BOT、TOT是一种基础设施筹资、建设和经营模式, 在公用事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以BOT、TOT方式引入民间资本和非政府资金, 可以使政府"少花钱多办事", 甚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花钱也办事”。从这个角度来说, 目前合肥市应更多的引入并完善BOT、TOT这种新的融资方式, 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建设领域。同时, 在今后一段时期, 合肥市还可以考虑以向民间资本转让现存且具有可经营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产权和经营权为突破口, 鼓励民间资本以TOT (转让—运营—移交) 方式或者说以购买现货的形式投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允许采用多种方式向投资者转让城市市政等公用基础设施资产权益和建设受益权, 给予较长的转让期限。
除了采用BOT、TOT等融资方式, 合肥市还可以采取资产经营权转让、国有股减持、股权转让出售、出租等多种方式, 盘活存量资产, 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
3.5 建立动态资金流动机制, 拓展政府投融资的市场化程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 经济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范围和方式也不是一成不变, 现在的垄断性行业未来可能成为竞争激烈的非垄断行业。所以, 政府投融资的领域不可能固定在某一行业或产业, 而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例如, 对一些新兴产业或先导产业, 政府首先要加大对其基础性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投融资, 当新兴产业或行业一旦形成生产能力, 以政府为主的投融资要让位于以企业为主的市场投融资, 政府要依托已经进入该产业或行业并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进行投融资, 并创造条件和扶持社会资本的规范进入。此时, 政府投融资的重点将转移到新的新兴产业或先导产业。很显然, 建立动态的资金流动机制, 既拓展了政府投融资的市场化程度, 又使政府有限的经济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3.6 强化政府投融资项目的后评价
一般而言, 政府投融资要体现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原则。也就是说, 由于受到财政收入来源有限而社会公共需求却无限扩张性的限制, 在财政收入规模总量一定的条件下, 政府投融资支出一定要体现支出结构的合理性;支出活动的产出同所消耗的财力等要素之间要进行优化组合;而投入与所产生效果之间对比关系也要能够反映资金使用的效益。近年来, 尽管合肥市政府投融资的规模在逐年加大, 投融资领域也在不断拓宽 (例如, 2008年和2009年, 合肥市仅用于支持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科技研发项目、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科技税收优惠以及各种财政性补贴等财政科技资金年投入量就达5亿元人民币) , 但其产出却不尽如人意。究其主要原因, 是合肥市还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府投融资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 投融资项目的后评价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因此, 目前合肥市应进一步深化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 构建政府投融资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全面系统地对政府投融资项目进行全面系统地后评价。
参考文献
[1].高淮成, 张彪.合肥市大建设问题研究[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10, (1) :30~35
[2].孔向阳、王予安等.投融资体制改革:助推合肥”大建设”[J].决策, 2009, (5) :48~50
[3].贺海峰.合肥投融资三策[J].决策, 2008, (6) :4~5
[4].朱磊, 丁志强等.合肥改革投融资体制促跨越式大发展[R].http://news.sohu.com/20071126/n253479146.shtml
[5].中共合肥市委党校课题组.合肥“大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内容及成效[J].发展, 2010, (1) 45~46
[6].孙鸿飞.产业转移趋势与合肥招商引资对策研究[J].合肥学院学报, 2009, (5) :50~53
[7].吴琦.合肥经济圈承接产业转移研究[J], .合肥学院学报, 2009, (6) :45~49
[8].杨树林.对融资制度与企业融资行为选择的思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06, (2) :96~99
投融资路径 篇8
关键词：实物期权,投融资互动,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概念是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 (J.A.Schumpeter) 创新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技术创新是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但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环境, 如技术创新本身、产品市场、收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投融资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等, 这为用实物期权来研究其特点创造了条件。如何把握未来是作为价值评估和战略决策制定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融资互动问题, 其路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价值评价过程。
一、基于实物期权投融资互动关系的研究现状
在投融资互动关系的实物期权研究方面, Myers直接分析了投融资互动下的资本预算问题, 揭开了用实物期权研究投融资互动关系的序幕。Jou假定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和“永生性债务”进行项目融资, 从而得到项目价值的解析表达式, 并借助债务利息参数分析了投融资间的作用关系。在分析企业内部现金流的随机波动与外部投资者间非对称信息导致的投资资金受限或融资能力大小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方面, Laar&Leterie认为面对两个或者多个价值不确定的项目时, 资金限制会使得企业更愿意延迟投资从而选择最为有利的项目进行投资, Stiglitz&Weiss信贷配给模型表明, 当银行和贷款者之间存在关于项目风险的非对称信息时, 逆向选择行为将产生, 从而提高贷款利率的政策会使得低风险项目的贷款申请被挤出市场, 而高风险项目因获得贷款资金而被投资, 而且低风险项目的退出使得整个社会表现为投资不足, Boyle&Guthrie扩展了McDonald&siege1的模型, 发现由于担心现金流随机波动导致将来投资资金受限局面的发生;在考察债务及税收、破产成本等外生性变量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方面, Mauer&Triantis将税收、破产成本、再资本化融资柔性考虑进行项目期权价值的估计, 得出了关于项目投融资间交互作用关系, Trigeorgis运用二项式模型分析股东破产柔性和企业运营柔性间的相互作用发现, 股东拥有的破产选择柔性将增加其权益价值等;在考察股东和债权人间代理冲突时所导致的非效率投资研究方面, Riddiough考察了土地开发决策过程中的投资不足问题, Nachman运用简单的二项式模型考察了已有债务负担引发投资不足的机理。
二、基于实物期权投融资互动关系的企业技术创新路径选择
基于实物期权投融资互动关系的特点, 企业战略决策者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 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进程, 找到基于实物期权投融资互动关系的企业技术创新路径。
1、逆向选择情况下的企业技术创新路径选择问题
Grenadier和Wang研究了包含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实物期权决策问题, Shibata分析了存在逆向选择的公司估价问题, 李珏等 (2008) 结合实物期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理论模型, 梁铄等在二维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的框架下分析了实物期权的投资问题等。因此, 在逆向选择条件下运用实物期权来解决企业技术创新路径选择问题, 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一, 实物期权理论预测资产剥离会使企业价值增加, 在存在所有者与管理层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比如一些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的企业, 我们应充分注意进行资产剥离的时机会延后, 剥离后企业价值的增加额也会减少的特点进行企业技术创新路径选择问题。第二, 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 实物期权经营者对于项目价值信息隐匿的情况时, 项目投资者的委托人只有充分掌握有关信息, 才能正确处理项目价值与转移价值之间的对应关系, 以便正确分析实物期权价值模型各参数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等。
2、代理冲突情况下的企业技术创新路径选择问题
代理冲突引发非效率投资可以理解为一种不以企业或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却更多地体现经理目标的投资行为。Nachman考察的已有债务负担引发投资不足的机理本质以及代理理论都告诉我们, 负债企业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带来的问题就是“资产替代”或“投资不足”。因此, 在代理冲突情况下的企业技术创新路径选择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由于在以委托代理为基础的企业中, 掌握公司控制权的代理人在不完全契约等摩擦因素下通常会采取非最优的投资政策来谋取私利, 导致公司的经营效率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协调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改善公司治理环境和促进代理双方的利益趋同, 加强公司内部治理平衡机制和外部审计系统的建设等。第二, 面对代理冲突导致的资产替代、投资不足、敲竹杠投资、投资短视等问题, 我们还应进一步建立积极的经理人激励机制、科学的投融资决策以及在企业资本结构中提高负债的比重等措施, 这些有助于降低经理管理防御及其有效治理非效率投资等。
3、外生性变量影响情况下的企业技术创新路径选择问题
外生变量主要包括债务、税收、破产成本等。Myers (1977) 表明企业倾向于令资产与负债的期限相匹配。Mauer&Triantis (1994) 证明:首先是关闭和重新启动生产设备的能力即生产柔性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损失, 从而增加企业价值、负债容量、税蔽价值;其次是融资柔性具有相似的作用机制, 但生产柔性和融资柔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第三是负债融资对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政策的影响很小。
所以, 要深化研究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途径问题, 我们还注意以下几点:首先, 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高风险性的活动, 投资者必须更加注重投资对象的高成长性, 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高新技术企业都适合选择风险资本融资, 例如龙勇 (2008) 等通过采用Amos7.0分析软件对重庆、成都、深圳等多个地区实证分析表明高新技术企业在选择融资方式时应该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进行选择, 即创新幅度较大的突变创新高新技术企业应该选择风险资本作为主要融资方式, 而创新幅度较小的高新技术企业应该选择债务融资作为主要的融资方式。其次, 企业负债融资的利息节税效应会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和提升项目的价值, 因而对企业投资存在促进作用, 但不合理的运用又会导致股东“资产替代”或“投资不足”的问题, 还会影响企业的融资决策等。最后, 在税收方面, 匡小平等认为税收优惠对象应该是“能力企业”, 我国的税收优惠要解决直接性优惠过多、间接性优惠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要解决在双主体税和技术水平相当条件下的非公平竞争和政府替代决策问题等, 这些都为我们利用实物期权投融资互动关系解决企业技术创新路径选择提供了好的借鉴。
4、基于实物期权投融资互动的企业技术创新路径选择方案及计算技术
据Johnathan Mun, 基于实物期权投融资互动的企业技术创新路径选择方案可为:首先是识别期权和净现值分析, 其次是确定相关模型、计算并检查应用框架的设计, 最后进行分析报告等。同时, 在计算技术方面主要有偏微分方程求解法、Monte Carlo模拟求解法、Crystal Ball法、Dynamic Programming法、随机微分方程法 (SDE) 、不确定规划方法等。
参考文献
[1]李强.基于实物期权的技术创新投融资交互关系研究[C].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年6月.
[2]匡小平, 肖建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培育的税收优惠政策整合[J].财贸经济, 2007, (13) :52-55.
中小企业创业融资的路径分析 篇9
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创业融资渠道主要有如下几条途径：一是内源融资，创业伊始的启动资金主要来自个人、家庭和亲属的积蓄，经营过程中有所盈利后则在本企业内部通过利润留成等方式，进行资本的纵向积累。二是外源融资，其中又可分为间接融资，即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贷，以及直接融资，即通过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或通过向租赁公司办理融资租赁等方式融通资金。中小企业应在充分掌握融资策略、了解融资工具的方法和政策基础上，切合实际正确选择使用可能的融资渠道，为企业创业募集所需资金。
内源融资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小企业基本上靠自身的积累即内源融资逐步起家，并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在经营规模、资金实力、信誉保证、还款能力等方面的局限导致它靠外源融资相对困难且融资成本较高。然而，我国中小企业创业者、特别是当前创业主力军———下岗职工、农村闲散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绝大多数自有资金少、自身积累严重不足，靠内源融资不足以启动企业，或企业启动后会由于后续资金的不足而陷入困境。特别是高科技风险企业由于所需起步资金巨大，内源融资往往只是杯水车薪，缺口很大。凡此种种决定了内源融资不能成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我国中小企业更多地要靠外源融资来解决资金困难。
银行贷款
尽管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融资体制千差万别，企业的融资最主要的还是依赖于银行贷款。在过去３年中，美国企业向银行借入的资金是向证券市场借入资金的１.６９倍，而日本则为５.３３倍。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而言，由于融资渠道较为狭窄，贷款难几乎成为融资难的代名词。上海一项对１０００家小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６９％的小企业认为贷款难是制约小企业发展的最大因素。即使在被金融机构普遍看好的北京中关村，８０００家共需２７０亿元信贷资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只有不到４００家获得了总额仅为１６亿元的贷款。因此，要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于如何解决银行贷款难的问题。
银行贷款难的主要成因：中小企业先天贷款条件不足———大多数中小企业素质不高，企业规模小，管理水平低，盈利能力差，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对市场波动承受较差，经营状况不稳定，抵抗风险能力低；企业资产少，自身积累明显不足，负债能力不强，尤其是处于创业时期的企业可用于抵押的有形资产十分有限，难以得到银行的抵押贷款；企业科技含量不高，研发能力差，产品多为仿制品，缺少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难以吸引银行的关注；企业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大多是家族企业，财务制度不够健全，财务管理形同虚设，报表不真实现象尤为突出，资金管理粗放，使用效率较差，内部漏洞大，银行难以掌握其真实的经营状况；中小企业信用观念淡薄，在现实生活中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较普遍，造成中小企业整体上的社会形象差，信用可靠度低，难以得到有效担保。
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重视不够———首先，金融组织体系和资源配置格局不合理，在中国的金融中介中，银行大约占到９０％的份额，而在银行业中国有商业银行大约占据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９０％。其次，经营理念过于保守，因循守旧，不思进取。金融业是特殊产业，其谨慎的经营原则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规避金融风险既是国家政策的要求，也是金融机构自身生存发展的要求。再次，现有贷款制度及程序与中小企业贷款不相适应。长期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忽视导致对中小企业贷款特点专门研究的缺乏，没有相应的方便中小企业贷款的程序设计，融资手续繁琐，耗时费力，融资成本高，无论资金多少，一般都要经过信用评估、企业财务分析、完成调查报告和贷款审查委员会审查等一系列手续，且办理不同规模贷款的手续大体一致，成本相差无几，这样不仅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快捷简单的要求，而且也使其在融通资金时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抑制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积极性。另外，缺乏大量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及相关的政策性银行，也是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原因之一。
非正规金融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的一种补充，顺应市场融资的需求，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壮大。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只要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利率的４倍，即属合法，尽管央行并不鼓励民间借贷的发展，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利率浮动试点，个人委托贷款业务、下岗失业人员担保贷款的推行等，来抑制其发展，民间借贷仍以其优厚的吸存条件、简便的放贷手续以及良好的信誉而大受欢迎，其规模及市场需求急剧增大。据有关方面估计，我国每年约有高达３０００亿元的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制之外，尽管其中不乏一些非法地下钱庄的存在，但绝大多数是在从事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据调查，仅南京的地下钱庄就有十几家，一年下来，经手资金可达上千万元。地下钱庄的借款人主要是那些通过银行正规渠道无法满足资金需求的个私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从而成为中小创业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对于民间金融的存在，管理部门应采取积极疏导，而非简单抑堵的态度，使巨额的民间资金能在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难题上发挥大作用。
融资租赁
金融租赁是一种集信贷、贸易、租赁于一体，以租赁物件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特征的新型融资方式。设备使用厂家看中某种设备后，即可委托金融租赁公司出资购得，然后再以租赁的形式将设备交付企业使用。当企业在合同期内把租金还清后，最终还将拥有该设备的所有权。金融租赁自从１９５２年在美国诞生以来，作为一种融资创新，在全世界的发展规模高达每年２０％，在许多国家已经排在了仅次于银行信贷之后第二位的融资方式，特别是已成为中小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方式。
在我国，金融租赁业渐被人们所认识、所利用，其作用也日益显现。一些中小企业，当年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在创办初期使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已成长为今天的“小巨人”企业。但总体来看，我国融资租赁业还很不发达，我国中小企业通过金融租赁方式融入的资金占中小企业融资总额的比例极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租赁交易额占到了ＧＤＰ的２０％左右，而目前我国的融资租赁额不到ＧＤＰ的１％，因而，利用融资租赁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融资问题潜力极大。加入世贸组织后，租赁行业在第一时间放开，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如何积极应对竞争，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发展金融租赁，使金融租赁成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当前应迫切解决的课题。
政府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
现代高新技术微型化的特点，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适当的物质技术基础，引发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蓬勃发展。我国政府在１９９９年正式启动了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政府专项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随后，各地政府纷纷建立了配套的基金，重点支持创新水平高、风险大、处于种子期、商业资本不敢或不愿介入的项目，有效缓解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初期的资金困难。但是，由于政府专项基金有严格的支持项目范围，一般性的科技企业创业是很难得到该项资金支持的。国际经验显示，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融资应主要来源于风险投资，这是由高科技成果产业化内在规律以及风险投资的特点所决定的。高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阶段需要的资金巨大，依靠国家科技基金专项拨款、企业或个人的集资显得力不从心，同时，各方面风险较大，银行信贷资金也不会进入。而一旦成果成功转化为商品，收益也往往１０倍或数１０倍于原投资。风险投资由于其自身追逐高风险、获取高回报的特点而进入该阶段进行投资。由此可见，风险投资注定是高新技术企业创业的首要资金来源。我国风险投资从萌芽发展到今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有许多因素制约着我国风险投资业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风险投资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风险资金、风险企业、专业人才、合格的投资主体、必要的中介组织以及风险资金退出渠道都很缺乏，风险投资意识淡薄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我国风险投资的作用、特别是在促进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创业发展的应有作用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因此，尽快出台相关法规政策，解除现有问题及障碍，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建立和壮大风险基金，是当务之急。
中小企业互助基金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和城市，如上海，深圳等在建立中小企业互助基金方面都有所尝试。中小企业互助基金一般采取的是“政府支持、企业互助、金融合作”的模式，遵循“共同受益、共担风险、相互制约”的原则，实行会员制。政府投入较少部分作为启动资金，组建基金，设立章程，中小企业认可“互助基金会章程”，具备章程规定的入会条件，就可自愿入会，缴纳一定的贷款保证金后，成为会员单位，可享有相应额度的担保或贷款权利。在发生坏帐时，先将当事会员保证金抵扣，如有不足，再按比例抵扣其他会员保证金。通过建立互助基金，中小企业在承担一定的保证金的情况下，即可在需要融资时，随时得到基金放大数倍的担保或直接贷款，从而能够较好地解决融资问题。
依托大企业，加盟品牌店
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相互独立的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也即把构成企业产品的一部分零部件的加工制造，或者与生产过程有关的劳务外包出去的现象比较常见。经济贸易的国际化，促进了国际间这种协作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加入到大企业的生产链条，与大企业建立起紧密的生产协作关系。台湾、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中小企业正是利用自身专精尖的技术，依托与国际大企业的配套零部件的加工协作关系而飞速发展。依托大企业，除了可以取得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降低成本、稳定市场渠道等好处外，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还可以得到大企业的直接或间接融资支持。直接融资主要指可以较容易地获得协作大企业的信用销售、预付货款以及部分专业资产的投资。间接融资是指中小企业可以利用贸易伙伴的良好信誉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商业票据贴现或保理服务的融资支持等。出具一部分资金，加盟品牌企业或品牌店，同样可以解决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信用不足问题，为其借款扫除障碍。
中小企业民间融资路径研究 篇10
一、基于“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与资金流向图”拓展
康晶 (2007) 认为, 民间融资是最原始的融资方式, 其特点是缺乏最基本的法律保障, 只能在关系密切、互相了解和信用关系良好的个人之间进行。但事实上, 民间融资一直在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它是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然而, 过度发展“民间钱庄”、内部集资等以社会人关系维系的民间融资行为, 往往给中小企业带来诸多的政策性风险及法律风险。规范民间资本的运作模式, 调控民间融资的融资力度, 加强对民间融资的政策性引导将是未来解决中小企业民间融资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珠三角区域民间资本总量与动用率分析
近几年, 珠三角区域内的资金源呈现出如下特点:政府资金总体金额有限, 投资较为分散;个人资金充足, 民间贷款较为发达;大型企业现金流较为健康, 但风险投资意愿不足。以下以两张2008年珠三角区域的存贷款额的分析图表来剖析珠三角各主要城市民间资本的规模和动用情况。
如图2所示, 2008年珠三角区域内各城市的平均存款余额为4900亿元, 平均存贷差额为1, 840亿元。其中, 平均存款余额指标分别是昆山地区和慈溪地区的3.9倍和6.2倍, 平均存贷差额指标分别是昆山地区和慈溪地区的4.8倍和12.3倍。由此可见, 珠三角区域内民间存款的存量巨大, 为全面开展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
按图3所示, 2008年珠三角区域存贷差占存款余额的比例平均达到47%, 民间资本潜力巨大, 但动用率不足。而浙江省民间资本动用率较高, 其中慈溪市存贷差占存款余额的比例仅为19%。
因此, 充足的民间资本总量和较低的民间资本动用率为开辟珠三角区域中小企业融资新路径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创建多渠道、创新型的阳光融资平台, 真正发挥民间融资在中小企业融资体系中的作用, 使其规范化、公开化、合法化, 将为珠三角区域内中小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打好基石。
三、中小企业融资新路径
创建依附于规范金融体系的, 以政策性资金为依托、民间投资资金为主导的、市场化运作和政策性引导相融合的民间金融体系是现阶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一条全新的选择路径。
第一, 建立全方位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创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及对中小企业信用进行保险与再保险;创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用于中小企业的创业资助、技术创新和风险经营、产品结构调整和科技成果产业转化、技术改造项目贴息和对中小企业社会化体系的资助等;创立中小企业互助基金, 加入金融互助基金的中小企业, 只需交纳一定会费, 就可申请到数倍于会费的贷款额。
基金运作模式体现市场化的特点。在基金投资伙伴的选择上, 以本地企业为主导, 同时可引入外部制造业、金融机构等大型国企, 以确保资金的稳定性及对产业和投资的了解。在基金募集对象的选择上, 政府的出资在确保其对基金运营的管理以及对外部资金吸引的信用担保的同时, 将资本充足的本土企业作为基金募资的主要对象, 并可考虑区域外大型企业;在基金管理风险的控制上, 引入先进的风险投资管理模式, 以项目评估成果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确保管理、操作、决策合理分权。
第二, 建立中小企业开发银行及各级村镇银行。中小企业开发银行作为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银行应该成为整个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的核心。同时, 各级各层的村镇银行又可以成为对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的补充。
现行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按资本构成分, 有政府独资、政府控股、政府参股等三种模式。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中小企业开发银行宜选择政府控股, 民间参股的模式, 这样既可减轻财政负担, 引入民间资本, 又容易实现政府的政策意图。其资金来源在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基础上, 可通过国内外债券发行、借款吸收企业存款、证券市场直接融资等方式来实现后续资金的注入。其银行组织架构宜采用总分机构的模式, 分支机构的设立应立足于中小企业密集或创投密集区域。贷款应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和中小企业特别项目贷款, 主要用于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和经济宏观调控方向的中小企业, 体现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
与此同时, 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 放宽村镇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村镇银行的设立立足于满足初期发展的村镇企业融资的需求, 其贷款投向可以不受政策性要求的限制。进而形成与中小企业开发银行相呼应的全覆盖、高效率的中小企业专属信贷体系。
第三, 发展票据业务和同业拆借市场。中小企业对票据贴现和同业拆借的运作相对熟悉, 因此应大力发展票据业务和同业拆借市场, 其有利于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提高资金市场的运作效率。但在鼓励银行对中小企业发行商业票据并供承兑担保的同时, 必须对中小企业的资信进行严格评估。同时制定高效可行的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准入制度和运作规范也尤为重要。
第四, 发展场外交易市场, 实现多渠道的产权交易。发展场外交易市场, 有重点有选择地推进区域性交易市场的建设。场外交易市场的建立应采取“条块结合”的模式, 既有集中统一的场外交易市场, 实现地区性联网运行, 集中报价、分散成交、统一核算。又有区域性的股权、产权交易市场 (尤其是科技产权交易中心) 。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甚至可以建设专门针对科技产权的特殊柜台市场, 从而为形成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奠定基础。
第五, 建立政策性担保、互助性担保和商业性担保互为补充的融资担保体系。与政策性担保相比, 互助性担保和商业性担保具有比较优势。特定区域的互助性担保机构能充分利用人缘与地缘优势, 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 无须建立复杂的运行机制和信用评价机制也为其创造了明显的成本优势。其非盈利性的特点又决定了其相对较低的担保费率。
由民间私人资本投资组建的商业性担保基本由政策性担保带动发展起来, 在我国目前中小企业普遍融资较难、政策性担保机构资金实力有限的状况下, 商业性担保机构利用自己对小企业比较熟悉, 运作效率较高的特点, 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为了降低违规风险, 商业性担保作为经营信用的企业, 应当纳入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 由银监局负责统一监管。同时, 在我国金融机构实行分业经营的制度下, 严格规范商业性担保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 在现有的政策性与互助性信用担保机构尚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需求的情况下, 除了鼓励它们积极参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外, 也要适当约束其无序竞争行为, 最终引导其业务重心转向合同履约担保、工程担保等可盈利的商业性担保业务领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