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代文献

2024-09-25

中医古代文献(精选9篇)

中医古代文献 篇1

中医心病学是专门研究心系病证的一门临床学科[1], 我科作为国家中医心病学重点学科建设单位, 对本学科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 系统的分析和归纳是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2]。中医心系病证古代文献内容丰富, 医籍浩繁, 散在分布, 我们在对其进行整理研究的过程中, 分析归纳了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并建立了数据库, 为中医心系病证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学科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资料。

1 文献的整理

1.1 研究意义

中医心病学的文献研究工作是学科建设必要的方法和途径[3], 其指导思想是基础文献研究与中医心病基本理论相结合, 临床文献研究与中医心病临床实践研究相结合。其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应用, 是为教学、科研、临床提供指导, 通过对中医心系病证古代文献进行整理, 为学科理论的系统化、科学化建设服务[4]。因此, 进行中医心系病证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意义重大。

1.2 研究方法

1.2.1 界定范围

中医古籍是指1911年以前产生的与中医有关的书籍[5], 依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 (2007年版) 》, 利用宁夏医科大学馆藏纸质图书资源以及电子资源, 筛选流行较广、学术价值较高、影响力较大的100种书籍, 进行信息挖掘。

1.2.2 书目分类

心系病证专著少, 大多数文献散见于各种医籍中, 因每种医籍讲述的内容有所不同, 按照其侧重点进行分类, 可分为基础理论类、中药本草类、方书方剂类、针灸推拿类、按摩导引类、临证诊法类、养生食疗类、医案医话类等。

1.2.3 资料摘编

将采集到的有关资料出处的书名、卷数、篇名、编号等进行登记, 并进行分类整理。摘编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本、篇名、疾病名或病证名、起止页码、摘抄人、复核人签字等内容必须完备。

1.2.4归类整理

按疾病或病证名、时间 (年代、朝代) 、作者及成书年代、病因病机、治则治法、方药、调护等顺序归类整理, 完成所有资料的录入工作, 经过二次校稿后完成。

1.2.5 分析总结

主要从胸痹心痛、眩晕、心悸病证3个主要研究方向进行分析总结, 完成了中医心系病证临床常用中药和方剂的收集;按照生理功能、病因病理、治则治法、临床症状等完成了中医心病常用名词术语的编撰。

2 数据库的建立

2.1 研究意义

现有中医心系病证的数据库量少面窄, 尚不统一。从中医心病学科教学、科研及临床的发展形式来看, 建立中医心系病证的专科文献数据库, 开发利用古代文献中有关心系病证的信息资源, 是学科现代化发展的必要前提。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系统整理、归类、汇总和录入计算机数据库系统, 可系统、全面地汇集古代心系病证研究的精华, 不仅为今后心系病证的深入研究和中医心病学科学术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对中医心病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学术水平提高也具有重要意义。

2.2 研究方法

2.2.1 建立网络

为了提高文献检索的效率和全面性, 我学科建立了计算机网络系统, 实现了联机检索, 运用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图像处理和分析技术、结合文献学知识, 对中医心系病证古代文献进行了处理加工, 建立了文献资料数据库。

2.2.2 确定检索词

经过查阅文献收集了与古代心系病证有关的病名:胸痹心痛、眩晕、心悸、头痛、真心痛、心水等。以这些病名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得出相关的文献资料, 再对所得资料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2.2.3 分级录入

文献录入采取以节段为单位, 每一节段注明出处并著录有关文献的书名、朝代、年代、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本等;对文献中某一章节中所提到的有关心系病证的病因病机、诊断、方剂和其他治法、饮食调护等分级录入。

2.2.4 分库查询

建立中医心系病证文献基础库、临床库、中药库、方剂库、养生库等子库, 达到对这些内容的同步录入、分类查找, 减少输入和输出次数。数据库可以分别按书名、时间、作者、病名直接查询;中药的可查询该药的主治、适应证及其所出自的方剂;方剂亦可进行相似性查询。

3 结语

中医心病学科文献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科学内涵, 对其整理研究是本学科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通过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并建立数据库, 系统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方法和理论智慧, 可为中医心病学科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知识营养, 也可为心系病证临床诊疗提供经验和方法, 促进临床水平的不断提高[5]。

我们将继续围绕学科的研究方向, 不断开拓思路, 改革思维方式, 拓展应用技术, 改进研究方法, 进一步做好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 完善学科文献数据库, 实现中医心病学理论现代化的研究模式, 结合文献研究的进展提高临床水平, 丰富和发展学科理论体系, 促进学科整体发展。今后在寻找获取更多中医古籍文献的途径和考虑解决古今术语的汇通方法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摘要:中医心系病证古代文献内容丰富, 医籍浩繁, 散在分布, 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知识发现意义重大。通过对古代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归类汇总和录入计算机而建立的数据库系统, 可系统、全面地汇集古代心系病证研究的精华, 为中医心系病证的深入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为学科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资料。

关键词:中医心病,信息技术,文献整理,数据库

参考文献

[1]杨学信.中医临床心病学[M].银川: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 2013:58.

[2]李振吉.关于重点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在全国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J].中医教育, 2001, 20 (5) :1-4.

[3]李振吉.加强重点学科建设, 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J].中医教育, 1999, 18 (6) :1-5.

[4]杨学信, 张骞, 李志明, 等.中医心病学科文献整理研究的认识[J].中医研究, 2013, 26 (6) :61-62.

[5]李灵辉, 林尔正, 林玉婷, 等.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中医康复古籍文献整理研究的思考[J].中医药导报, 2010, 16 (10) :103-104.

[6]江凌圳, 王英.试论文献整理在中医优势病种研究中的作用[J].中医文献杂志, 2012, 10 (4) :18-19.

中医古代文献 篇2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久之,显宗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后坐事免官。

——《后汉书·班梁列传》 张衡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世为着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

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载。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筭。常耽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琁机之正,作浑天仪,着灵宪﹑筭罔论,言甚详明。

——《后汉书·张衡列传》 《皇帝内经》

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为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日: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岐伯对日: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倏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阐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日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板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腹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故清阳为天,法阻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

华佗 华佗字符化,沛国谯人也。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精于方药,处齐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闲皆平复。

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视桩,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云„在左‟。于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广陵太守陈登忽患匈中烦懑,面赤,不食。佗桩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欲成内疽,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再服,须臾,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后三儙当发,遇良医可救。”登至期疾动,时佗不在,遂死。

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差。华佗五禽戏图

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操不从,竟杀之。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

——《三国志·魏书二十九》 汉乐府诗二首 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饴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天人合一”董仲疏 “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汉书·董仲舒传》 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融合 ——三国、两晋、南北朝 曹操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

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刘备

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叔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德然父元起常资给先主,与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邪!”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而瓒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

——《三国志·先主传第二》 孙权 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三国志·吴主传第二》 祖冲之

冲之解钟律,博塞当时独绝,莫能对者。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于乐游苑造水碓磨,世祖亲自临视。又特善笇。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

——《南史·列传第六十二·祖冲之》 《水经注》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里,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抱朴子》内篇卷之三

或人难曰:“人中之有老彭,犹木中之有松柏,禀之自然,何可学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知上药之延年,故服其药以求仙。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叶,与众木则别。龟鹤体貌,与众虫则殊。至于彭老犹是人耳,非异类而寿独长者,由于得道,非自然也。众木不能法松柏,诸虫不能学龟鹤,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则可与之同功矣。若谓世无仙人乎,然前哲所记,近将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为本末,非虚言也。若谓彼皆特禀异气,然其相传皆有师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术不可学得,则变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召致虫蛇,合聚鱼鳖,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玉为□,溃金为浆,入渊不沾,蹴刃不伤,幻化之事,九百有余,按而行之,无不皆效,何为独不肯信仙之可得乎!

范缜与《神灭论》

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曰: 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 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问曰:“刀之与利,或如来说;形之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

一、人有二邪?”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论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

——《梁书·列传第四十二·范缜》 王粲《七哀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蔡文姬《悲愤诗》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弊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唏,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廓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批:彼苍者何辜?彼苍者何辜? 曹操诗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采桑度》二首

春月采桑时,林下与欢俱。养蚕不满百,那得罗绣襦? 采桑盛阳月,绿叶何翩翩。攀条上树表,牵坏紫罗裙。五柳先生

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寻阳柴桑人,晋大司马侃之曾孙也。少有高趣,宅边有五柳树,故常着五柳先生传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盖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亲老家贫,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而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后爲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径 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爲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爲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以遂其志,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爲形役兮,奚惆怅而独悲。……

——《南史·隐逸上·陶潜》 顾恺之、王羲之二三事 恺之每食甘蔗,恆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

桓温引为大司马参军,甚见亲昵。温薨后,恺之拜温墓,赋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或问之曰:“卿凭重桓公乃尔,哭状其可见乎?”答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尝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于壁,以棘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恺之因致其情,女从之,遂密去针而愈。

初,恺之在桓温府,常云:“恺之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得平耳。”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年六十二,卒于官,所著文集及《启蒙记》行于世。

——《晋书·文苑·顾恺之》

(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

古代农业文献分类体系考略 篇3

一、《四库全书总目》中古农业文献记载

《四库全书总目》“农家类”中所收的书十分芜杂, “大抵辗转旁牵, 因耕而及相牛经, 因相牛经及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录, 至于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谷而及圃史, 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枝谱、橘谱至于梅谱、菊谱, 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 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于蔬食谱, 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在《四库全书》中, 农家著作的范围又未免划得过于狭窄了, 基本上是以农桑为限, 这显然与同时期官方编辑的《授时通考》依据的是同一观点。不过, 无论如何像鹰经、钱谱以及《饮膳正要》之类, 总是不应视为农书的。近年来, 各方面编定的所谓“古农书目”,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但许多泛论重农的著作列了进去, 而且因为农田灌溉而连带收进了专讲治河的书, 因为捕蝗而连带收进了纯粹属于地方行政性质的赈灾的书, 甚至因为本草书里涉及各种农作物和家畜, 也都被当作农书来著录。如果照这样“辗转旁牵”起来, 可以算作农书的不知道要达到怎样一个数量。因此, 只从这方面来考虑, 也有必要划定一个范围。

在许多毫不相干的著作被列入“农家类”的同时, 与农学有关的著作却又散见于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农家类”是属于“子部”的, 但一般著录的只限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农书, 还有更多的农书是收在“子部”的其他各类。如陆世仪的《思辨录》和杨屾的《知本提纲》是归入“儒家类”的, 《亢仓子》中的《农道篇》列在“道家类”中, 兽医书要到“医家类”中去找, 相马、相牛一类的书则往往归入“形法类”或“艺术类”。过去许多与农业气象有关的即所谓“占候”性质的著作, 又常常是在“五行类”。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专谱, 也就是以茶、竹、花卉、果树等为对象的专书, 在过去的各家书目中, 归类更是极不一致, 后来才大体上统一归纳到所谓“谱录类”中。“史部”里面也有许多农书, 如“荒政”的书中记载关于捕蝗、治蝗的知识和方法。至于“集部”, 如秦观的《蚕书》, 原来就是编在他的《淮海集》中的;《杨园先生集》里面也可以找到《沈氏农书》和张履祥的《补农书》。至于“经部”, □《尔雅》系统的著作中就有很多农学方面的材料, 如程瑶田《九谷考》、刘宝楠《释谷》等书。

二、古农业文献分类

根据所记载内容的范围, 中国农书可分为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两大类。

1.

综合性农书, 内容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多方面。按其涉及地域范围的大小和编写体例的不同, 又可分为全国性农书、地方性农书和月令类农书三类。

(1) 全国性农书。这类农书反映广大地区直至全国的农业情况, 最重要的有五大农书, 即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代司农司的《农桑辑要》、元代的《王祯农书》、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清乾隆官修的《授时通考》。这五大农书既有综合性的共同点, 又在历史背景和内容方面各具特色, 是中国农书的典型代表。此外, 战国时期《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学著作, 反映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传统的发端;《管子·地员》篇论述了土壤和植物的关系, 都是很重要的综合性农学论文。它们在先秦农业文献大多佚失的情况下, 尤其具有可贵价值。成书于西汉的《氾胜之书》虽然保存下来的字数不多, 其内容也属于综合性农书。

(2) 地方性农书。这类农书所阐述的农业技术一般是当地农民的生产经验或作者实践的体会, 其理论概括和分析也常有独到之处, 如南宋的《陈旉农书》。该书提出的“地力常新壮”论点, 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有关土壤改良的高度概括。明末的《沈氏农书》所论述的水稻施肥理论和实际操作也合乎现代植物生理学原理。清初杨屾《知本提纲》中的“修业”章, 是有关陕西关中地区旱农生产技术的农学论文, 既有实际操作, 又有理论分析, 是很精辟的地方性农学文献。

(3) 月令类农书, 即用月令、时令及岁时作为体例进行论述的农书。月令体裁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夏小正》, 该书虽无月令之名, 但也是按十二个月分别记载天象、物候、农耕、狩猎、蚕桑以及政事等。汉以后, 月令类农书在内容和体裁上有所发展和演变, 除农家月令书之外, 还采用时令、岁时记等形式, 内容扩大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历代相沿, 以月令体裁写成的农书约20余种, 如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唐韩鄂的《四时纂要》、元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等。

2.

专业性农书, 即只涉及农、林、牧、副、渔某一方面, 专门论及一种或一类栽培植物、家养动物或农业技术的农书。这类农书门类多、数量大, 占中国农书的绝大多数。

(1) 果树类。《诗经》中已有关于果树名称的记载, 但果树类农书出现则始自唐代以后, 如南宋韩彦直的《橘录》、《龙眼谱》。北宋蔡襄的《荔枝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

(2) 蔬菜类。中国古代蔬菜类农书较少, 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北宋僧人赞宁的《筍谱》、南宋陈仁玉的《菌谱》、明黄省曾的《芋经》等。但有关蔬菜的文献则很多, 多散见于综合性农书、月令类农书和重要的类书中。此外, 从明代开始陆续出现野菜类专著, 如明代王磐的《野菜谱》、鲍山的《野菜博录》等。这类专书的目的在救荒, 所记植物大都是野生蔬菜, 并都有图像, 可以按图索骥, 对于今天鉴定植物的种名和整理发掘蔬菜资源有一定价值。

(3) 花卉类。据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所载, 花卉类农书总数达150种, 现存约85种, 其中以明清两代居多。可根据其体例、叙述范围和对象分为三类:其一是通谱类花卉专书, 收录多种花卉于一书, 再分门别类地叙述, 如北宋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明王路的《花史左编》、清陈淏子的《花镜》等。其中, 有的详于品种名称的登录, 如《洛阳花木记》;有的详于栽培技术的介绍, 如《花镜》;有的详于历史文献中有关花卉的赋咏辞藻的记录, 如《全芳备祖》等。其二是专谱类花卉, 一书只记一种花卉。自晋戴凯之的《竹谱》起, 到宋代陆续出现了牡丹、芍药、菊花、兰花、梅等专谱, 到明清更多, 著名的有宋代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刘攽的《芍药谱》、刘蒙的《菊谱》等。这些专谱着重品种和鉴赏, 对栽培技术记述较少。其三是一些农书中收录的有关花卉的内容, 如南宋吴怿的《种艺必用》、明王象晋的《群芳谱》等。此外, 在本草类书和其他大型类书中也有关于花卉的内容。

(4) 畜牧、兽医类。从历代书目中可查到的畜牧、兽医类文献约510部 (篇) , 但保留下来的仅1/10。畜牧类农书以“相畜”为最多, 其次是“马政”, 有关饲养管理、繁育及畜产品利用加工的文献多散见于综合性农书如《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的畜牧部分中, 或辑录在《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中。早在春秋、战国时, 已出现了伯乐、王良、九方皋、宁戚等著名相马、相牛专家, 但战国以前的相畜文献未能流传下来。两汉以后流传的《伯乐相马经》、《宁戚相牛经》和《隋书·经籍志》中的《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等, 可能源于此。马政是历代王朝为繁育战马而颁布的政令, 明杨时乔的《马政纪》是现存较完整的一部马政书。现在流传的重要兽医专书中, 唐李石撰《司牧安骥集》和北宋王愈撰《蕃牧纂验方》所选录的许多验方, 有些至今仍应用于临床, 对兽医方剂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元卞宝的《司牧马经·痊骥通玄论》, 不泥古而多创新, 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明喻仁、喻杰兄弟编著的《元亨疗马集》, 编写层次分明, 对八纲辩证施治、区别诊断多有卓见, 治疗方药也多有成效, 此书流传最广, 影响远及日本等国。

古代农业文献, 其数量相当丰富, 其范围相当广泛, 其作用相当大。“农业专著”在两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等每一阶段中, 都各有不少种类, 有其显著特点, 有其伟大贡献。此外, 散见于“非农业专著”中的农业资料也很多。这些资料收录在史书、方志、政典、类书、训诂书中, 常常有意或无意地为其他所谓诸子百家以笔记、诗文集反映出来。我国农业有悠久的历史, 广大劳动人民在几千年农业生产实践和同自然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它反映着中国气候、水土、作物品种的特点, 这是我国人民创造的极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都为广大劳动人民所继承下来或记载在史料和农书里。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份遗产, 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和总结, 提高到科学理论的水平, 丰富农业科学的宝库, 指导农民的生产实践。这是我们科学教育工作者一项十分光荣的任务。因此, 需要根据客观实际, 运用科学方法, 对古代农业文献及其他有关的文献, 全面而又有重点地进行搜集、整理和继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M].北京:农业出版社, 1964.

[2]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介[M].农业出版社, 1980.

[3]张芳, 王思明.中国农业古籍目录[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4]惠富平.中国农书分类考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1997 (6) .

中医文献学总结 篇4

1.1984年4月1日国家标准局公布实施的文献标准定义是——“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2.文献含有三大要素:记录有知识、依附于一定的载体、有一定的记录手段或方式。3.知识范畴属于中医学领域的文献,即为中医文献。

4.中医文献学是探究中医文献的学术源流,探究整理、研究、利用中医文献的方法及其理论的一门学问。中医文献学主要研究中医文献的著录、考订与整理,以目录、版本、校勘为核心内容。

5.中医文献学的研究方式:①善本影印:文物、艺术、学术价值较高,刻印与抄写较好的版本。②类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方法加以编排,以便于应用的一类工具书。③从书:编集各种单独著作而冠的总名。6.P4

第一章 中医文献的载体于形制

1.文献载体是指用来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

2.甲骨文:是在殷商时代用坚硬的契刀凿刻于龟甲或兽甲上的,故甲骨文又称为“契”、“契文”、“殷契”、“殷文”等。

3.金文:主要是指青铜器上的铭文。

4.金文多铸于乐器钟、礼器鼎,故又称“钟鼎文”。其中大多是凹下的阴文,称为“款(刻)”;也有一些是凸出的阳文,称为“识”。5.缣——细绢。帛——丝织品的总称。

6.简牍:简是狭长的竹片。牍是比简更宽大的木片,二者经过加工后作为记录文字的材料。7.卷轴是纸张(纸卷、卷子)发明至雕版印刷术发明之间盛行于六朝隋唐时期的主要文献载体和书籍形式。

8.书籍制度:为了避免散乱,将各种载体的文献加工装订成一定的形式,便于阅读保存,这就是文献的装订制度。

9.根据中医文献的具体历史情况,古医籍的装订制度可分为简策、卷轴、册叶三种。10.简策制度是将竹木简牍用编绳串联成策,予以保存的制度。11.卷轴制度是将帛书或纸叶用书轴卷成卷子,予以保存的制度。

12.册叶制度是将纸卷、写叶或印叶用各种方法装订为整册,予以保存的制度。13.册叶分为: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

第二章 中医文献的目录

1.目录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并按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的一种揭示与报导文献的工具。2.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

3.正文:是一部目录的主体,有著录、提要和小序3部分组成。

4.提要:也称叙录、解题、书录,是用以揭示与报道图书文献的有效方法之一。5.提要分为:叙录体提要、传录体提要、辑录体提要。

6.小序:是指各种分类编排的目录书中的部序和类序,是和总序(前言)相对而言的。7.官修目录:是由政府组织人员调查国家藏书之后修撰的国家藏书目录。

8.官修目录的特点:著录完备,包罗宏富,且多是综合性目录,篇幅较大,收录较全。9.史志目录:是指史籍中含有的目录,包括史书目录和方志目录。10.史志目录的称谓:“艺文志”、“经籍志” 11.私家目录:是指个人编撰的私人藏书目录。12.我国历史上最早编修私人藏书目录的是南朝刘宋时期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

13.《医藏书目》由明·尹仲春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专科书目。14.《中国医籍考》,(日本)丹波元胤编,收辑我国自秦汉至清道光年间历代医书2383种。15.《宋以前医籍考》,(日本)冈西为人编,该书收集我国宋代以前已佚和现存的医书1860种。

16.《中国医籍通考》,严世芸主编,该书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医古籍目录,共收书9000余种。

17.《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薛清录主编,收录了全国150个图书馆馆藏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图书13455种,是迄今为止收录范围最广、种类最多的中医书目。

18.《四库全书总目》是由《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等人遵照乾隆的旨意,将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所撰写的采入和未采入的古籍提要汇编而成。全书200卷,其中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古籍3461种,79309卷,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6793种,93551卷。本书卷一百零三至一百零四子部十三至十四为医家类书目,著录医书97部,1816卷。子部十五为医家类存目,著录医书94部682卷。

第三章 中医文献的版本

1.版本:一书经过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本子。

2.版本学:是研究书籍的版本特征和差别,比较其异同,鉴别其真伪优劣,并从中总结工作 规律和方法,指导版本利用的一门科学。

3.板框:是勾勒刻印文字的外文轮廓线,也就是书版的四周。4.栏线:书版四周的界线称为“栏线”。5.上栏外称为“天头”,下栏外部称“地脚”,在书版板框左右栏外上角有一个小长方格,像耳朵,称为“书耳”、“耳格”、“耳子”。

6.界格:书页中行与行之间的界限,亦称“行格”、“界行”。7.红色的界格称“朱丝栏”,黑色的界格称“乌丝栏”。8.行款:指书页中正文的行数和字数。

9.版心:一张书页的正中间部分,称为“版心”、“中缝”,也称“书口”、“版口”,正处于折叠的部分。

10.白口黑口:在版心上下两端至边栏,未印有黑线的称“白口”,印有黑线的称“黑口”,黑线粗的称“大黑口”、“粗黑口”、“宽黑口”,特别粗阔,形成长黑块,黑牌的,称“阔黑口”。

11.鱼尾:在版心约1/3处的上端或下端,或上下两端,常刻有状似鱼尾形的记号。12.象鼻:说法不一

13.口题:上鱼尾下端的版心,刻有书名、卷数、页数,这类文字称为口题。

14.框内提行:遇到本期或帝王有关的避讳字或名词时,在框内另起一行,称为“框内提行”。15.经过清理眷抄后的书稿,称为“清稿”。

16.中央官刻本:监本、经厂本、殿本、内府本、藩本。17.家刻本:亦称“家塾本”,是指私人出资刻印而非出售牟利的。

18.坊刻版:凡以刻书经商者,不论其字号称为书棚、书铺、书堂、书肆、书店、书局等,所刊印出售的书通称为坊刻本。

19.根据印书质量状况不同,计有精刊本、影刊本、写刻本、邋遢本等。

第四章 中医文献的校勘 1.校勘:指利用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或与该书有关的文献,通过比较核对和分析推理,发现并纠正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文字错误。校勘多用狭义。P68 2.校勘学:是研究其历史、方法、理论及其规律的方法。3.1057年-1069年12年时间校注医籍十部:68 4.脱文:又称脱、夺、夺文、漏、阙、阙文,是指古籍在超抄刊刻过程中缺失的文字。5.讹文:是指古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出现的错字。

6.衍文:指古书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多出的文字,或称衍、羡文、剩文、剩。7.倒文:又称倒,指古书在抄刻过程中颠倒的文字。

8.错简:原指秦汉以前竹木简次序错乱而形成的大面积文字颠倒,把古籍中一切位置错乱而相距较远者,统称为错简。

9.校勘的基本方法: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

10.校勘记:将校勘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的结果,用文字的形式逐条记录下来,附载于已经校勘的古书中,这就是校勘记。

11.校勘记:将校勘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的结果,用文字的形式逐条记录下来,附载于已经校勘的古书中,这就是校勘记。

12.死校法:这是古代校勘家常用的校勘方式之一,它不直接改动原书中的文字错误,而是把各种异文在校勘之中一一列举,让读者自己甄别正误。

13.活校法:它是根据一书不同版本及其相关的资料,校出底本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同时在校勘记中说明校改的根据。

第五章

1.伪书:是指作者不真、年代不实及内容假造的古籍。

2.伪书的形式:①依托上古,以迎合世俗厚古而薄今的心理,如《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②或前书已佚,托名先世之作而伪造,如所谓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③或因名声不显,伪托于名家以重之,如陈修园的《医家三字经》,始曾托名叶天士;④或不便署真名而伪造姓名或托名古人者,如房中术诸书

3.辨伪:辨别伪书的年代和作者的真伪。

4.辨伪的方法:①查考历代书目;②分析书中内容(从药名考辨、病名、方剂、地名、避讳、器具、学术观点);③研究语言特点;④考辨引用文献;⑤考订作者生平;⑥综合应用举例。5.逸书:这种原有其书而后世毁亡、散失不传的书,即为佚书。

6.佚文:被同时代的或后时代的古籍抄录、引证、整理,现已散失的书籍中的文字。

7.辑逸:根据现存文献中存留的各种古籍佚文,通过搜集摘录、考校整理、汇聚编排等工作,使佚书全书或部分复原,这一工作称为辑佚,也作“辑逸”。

古代文献收藏文化价值观探析 篇5

一、我国古代文献收藏

1. 从先秦到两汉时期的文献收藏。

文献是指有历史价值的文字资料, 我国现在发现最早的文献当属甲骨卜辞。商代对甲骨的收藏占有一定规模。其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 可以说是商代社会生活的真实积累。现代学者普遍认为, 殷商王朝集中收藏在库中的甲骨, 就其本质是王室档案, 而不是书籍, 其特殊的用途, 是为满足日后查考的需要。

我国进入周代时, 历史文献收藏与商代相比, 无论是形式、内容、种类、范围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至今有文献可考的, 称之为“天府”的可谓我国最早的文献收藏机构, 其主要职责是掌管天府收藏, 负责的官员叫守藏史、柱下史。收藏有丰富的档案文书、亡命文书、诰、誓, 或各级官府文书、版图、盟约。老子曾任“天府”的馆长, 利用收藏的各种文献, 刻苦研究写出了《道德经》。此外, 各诸侯国也相当重视文献收藏, 其中鲁国藏书较典型, 史官保藏典籍、文献成为当时诸侯国查阅的重要文献源。当时, 文献收藏的代表人物, 首推孔子。相传《诗经》是由孔子编定的。

春秋时代, 各国的地位和存亡瞬息万变, 记载各国史事的史官朝不保夕, 各国的许多旧有的文献资料也因此而纷乱散佚。这在客观上对我国古代官方文献的流传起了扩散和交流作用, 同时也为后起的私门学者提供了利用它的有利条件。在这个时代, “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了, 私人讲学已经兴起, 并逐渐发展。私人办学者有机会有条件利用流传在民间的历史文献和口头传诵资料, 从而进行整理和编纂。所以自古以来, 我国的文献收藏与文化进展密切相连。

秦灭六国, 各国的文献史料汇集于秦, 公元213年, 下令焚烧除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及私人收藏的儒家文献及诸子百家之书。焚书令下, 文献、典籍损失惨重, 可谓文献收藏史上的一大浩劫。秦对利于自己发展的法律、典籍收藏于中央禁室, 由尚书进行直接管理, 而且将法律制成复本分存于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和各郡县府中, 由法官法吏掌管, 而那些户籍、舆图文献则收集在丞相府。公元前206年, 项羽帅兵攻入咸阳, 火烧阿房宫, 大火三日不熄, 秦国的皇家文献除一部分被萧何接收以外, 其余荡然无存。

汉代初年, 文献收藏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新的进展。汉代初年, 统治者首先重视档案典籍收藏。刘邦攻入咸阳, 萧何首先入皇宫, 将图书律令、地图、户籍掌控于自己手中。“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在此背景下, 战火中幸存的诸子百家除儒家外又受到了摧残, 直到汉武帝时, 才广开献书之路。此时, 收藏基本属于官府收藏。东汉官府收藏基本上承袭了西汉的遗志, 收藏内容十分丰富, 除在宫廷内建立收藏处外, 在宫廷外也建立了不少文献收藏机构, 石渠阁就是其中之一。宣帝时还召开了评议《公羊传》、《谷粱传》的石渠阁辩论会。这也是对发展历史文献有促进作用的学术会议。汉代除官府收藏外, 私人收藏也有了很大发展, 出现了刘歆、刘向私人收藏家。汉代造纸术的出现, 作为文献支撑材料的一大历史性变革, 不仅为文献收藏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也带来了质的飞跃。

2.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文献收藏。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战争不断, 朝代更替频繁, 文献收藏遭到破坏。各个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已拒绝了一大批文献典籍, 其中, 魏、蜀、吴、西晋仍然沿袭汉制, 设东关, 作为集中收藏文献典籍的处所, 而各个王朝的中央尚书、中书、秘书等机构也收藏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典籍。尤其是南北朝时期, 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 由于文化的滞后性, 加之缺乏组织经验, 十分重视吸取前朝的统治经验和汉民族文化。因此, 对文献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收藏。北魏孝文帝也设立了专门收藏机构, 对文献典籍进行收藏。但总体上看, 此时, 官府文献收藏活动是一种下降趋势, 而佛经译著大量出现, 佛教典籍收藏活动于官府、寺院、道观以及私人收藏都有所开展。东晋之后, 纸张广泛使用, 使文献书写、携带、流传更加便捷, 加之社会动乱, 宫廷秘史和官府衙门的文献典籍大量散落于民间, 私人收藏活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且成为补充官府收藏不足的一个重要源泉, 同时, 也促进了私家修史的盛行。

隋唐两代政治局势安定, 各朝皇帝较重视文献收藏。隋文帝利用激励机制, 广开献书之路, 加之灭陈收藏到的文献日益增多, 在东部和西部分别设立了修文殿和嘉则殿两个图书馆来收藏文献典籍。隋殇帝时, 大力发展官府藏书, 其中还包括档案、佛家和道家的文献专藏。隋代各藏书机构的设立, 使其文献收藏量空前丰富, 官府收藏不仅对当时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更重要的是隋朝的官府收藏在我国封建社会政府藏书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3.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文献收藏。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文献收藏, 经过前代的发展, 至宋代进入了繁荣时期。宋代政治、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科技文化的繁荣, 特别是印刷术的广泛使用, 给文献的著述、编辑、整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史书数量大大超过前代, 体裁广泛。北宋建国之后, 有相当充裕的图书来源, 其一是亡国遗书, 其二是各朝皇帝多方慕求, 加之新编撰书籍和大量补写, 对收藏很有帮助。此外, 宋朝皇宫内, 还设有御用图书馆。南宋一代, 除刚南迁的因战乱无力顾及的文献外, 算是比较重视文献收藏, 既有民间进献的, 也有官方抄录的, 其收藏处所仍然是秘书省、秘阁等地。

元代建国后, 一方面灭金, 接收了金人文献收藏, 另一方面, 接受了宋代馆藏。总体上看, 元代文献收藏多, 管理混乱, 收藏质量也不是很好。

明太祖建国之初, 通过征集元代遗留典籍、文献和搜罗民间藏书, 而且承袭了秘书监制度, 建立了宫廷收藏体系。明成祖时期, 曾派熟悉馆藏官员到全国各地专门收集文献, 收藏达到几百万卷, 明仁宗以后, 皇家藏书继续扩建, 明代后期, 官府收藏趋于完善, 但重收藏, 轻管理。所以, 明朝中后期以后, 明代藏书严重散失, 官府收藏趋于衰落。但私人收藏活动比较盛行, 弥补了官方收藏的不足。

清代, 历经268年, 是我国文献收藏活动变革最激烈的时期。最初, 官府收藏是在国子监、汉文院、内阁, 后来为了编纂的需要, 收集大量文集, 并仿照天一阁模式, 修建了多处藏书处所。四库全书的修成, 标志着清代官府藏书的建立。清代的私家藏书也较发达, 尤其是江浙一带, 藏书之风盛行, 私家藏书贡献不小。不惜巨资, 保存了宋元孤本。同时, 为清代图书编纂进献了大量珍贵图书, 此外, 校刻了大量丛书, 使许多孤本文献得以保存。

二、古代文献收藏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

1.官府文献收藏与文化价值观。

官府文献收藏是为了给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提供服务。统治者为统治政权和阶级利益的需要, 将文献收藏活动看作其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并带有神秘色彩。其价值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国安邦的决策依据;二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三是实行专制政治, 重藏轻用;四是促进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五是垄断学术和统一臣民思想;六是偏重经史文集的典藏, 而忽视自然科学文献的保存。

2.私家文献收藏与文化价值观。

私家文献收藏价值观体现为藏书私人所用。私家文献收藏目的呈多样化特点, 诸如跻身仕途、诵读之资、私藏公用、修身养性和附庸风雅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萌芽, 当时顺应历史潮流、私藏公用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地影响和侵蚀着人们的思想。

古代音乐文献目录之演变轨迹探究 篇6

1.《史记》。

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 作《太史公自序》, 逐卷介绍篇名和写作要旨, 可视为西汉一书目录的典范。如“乐者, 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 则已好郑卫之音, 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 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 作《乐书》第二。”廖廖数语, 即把撰写动机和全文主旨交待清楚, 并明确篇目和篇次。由于《史记》在流传中有缺失、窜乱, 出现《乐书》转录《乐记》全文和《律书》中乐律、刑律、兵律等相互混杂的情况。欲加以甄别, 具有目录功能的《太史公自序》就成了最权威的根据。

2.《七略》与《汉书·艺文志》。

历史典籍的分类, 起源于刘向、刘散父子的《七略》。《七略》早在唐代就已经失传, 但班固在修《汉书·艺文志》时, 将《七略》的内容基本上保存了下来。《七略》7卷, 是刘歆简略其父刘向的《别录》而成。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全部藏书, 也反映了当时学术流派和科学文化水平。《七略》既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学略、方技略。为了从学术体系说明群书, 按照书的内容性质, 除辑略外, 分为六略 (六类) ;六略之下分38种 (小类) ;种下分603家, 家下列书, 计13219卷。

(1) 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其中“乐”类共有六家, 六家中的《乐记》有大约一半篇幅流传至今, 构成《礼记》的一篇, 并被收为《史记·乐书》, 历来受到重视。“乐”类中的《雅歌诗》和《雅琴》则已散佚。“乐类”首先罗列六部著作:《乐记》23篇、《王禹记》24篇、《雅歌诗》4篇、《雅琴赵氏》7篇、《雅琴师氏》8篇、《雅琴龙氏》99篇。

(2) 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从先秦到汉初的这十种学术思想派别, 历史上通称“十家”, 不计小说家时又称“九流”———“九流十家”之称源于此。其中儒、道、墨三家的音乐思想历来受到重视;其他法、杂等家也有涉及音乐的。

(3) 诗赋略粉: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古代诗赋常和音乐有关, 其中有的入乐, 有的原来入乐而后脱离音乐成为独立的文学品种, 也有的虽不入乐但富于音乐性。“诗赋略”所载作者或连同其作品有的时而见于今人古代音乐史等著作, 如屈原的楚辞等。所载“ (汉) 高祖歌诗二篇”, 或包括著名的《大风歌》, 是可以歌唱的, 属楚声, 见《史记·高祖本纪》。有些学者还把这一记载和宗教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的某些传世记谱法联系起来研究, 如道教“步虚”曲线形乐谱、西藏佛教寺院的“央移”曲线形乐谱等。

(4) 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阴阳家名下载有“师旷八篇” (佚) 。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有名乐师。据《左传·襄公十八年》载, 师旷“歌南风, 南风不竞”从而判断楚国兴兵必然无功。所谓“歌南风”的“歌”据晋代杜预注, 是指吹律。由此可见, 先秦对音乐功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吹律管可以预测军事吉凶。这种观念又见于《史记·律书》。所以, 古人认为音律与军事成败有关。

(5) 数术略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六种。包括天文、历法篇目, 在五行家部分甚至还直接把五行、五星和律历之数联系起来。在古代, 天文律历合一的思想由来久远, 赓续漫长, 十分明显。

(6) 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由于联系到阴阳五行、度量权衡等等, 有时也会联系到方伎书目, 如明末朱载的《律学新说》的某些篇章。

班固将《七略》重新剪裁、编次, 散《七略》中的“辑略”, 即关于全书学术源流的综述于其他的六略中, 删去各书叙录, 门类条例一依《七略》, 改写成《艺文志》1卷列入《汉书》, 因此, 《别录》、《七略》虽然亡于唐末五代, 我们今天仍能从《汉书·艺文志》一窥《七略》之遗。《七略》分类体系有较严密的系统性, 大纲、子目, 比较清楚, 先分略, 再分种, 有大类, 有小类, 同类之书约略以时代之先后为层次, 如杂家, 虽知孔甲似非黄帝之史, 亦列于篇首, 馀皆以次序列, 最后始为汉代之书。在分类技术上, 灵活而又巧妙地运用了按图书内容标准和按图书形式标准进行分类的两种方法, 大类下子目的建立, 都有一定的分类标准, 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

3.《隋书·经籍志》。

书目的分类方法是一代学术思想和图书类别体系化与序列化的代表, 东汉以后学术思想和研究重点的变更, 各类图书数量的增加, 直接影响到书目的分类, 四部法逐渐取代了七分法。四部分类肇始于魏秘书郎郑默所著《中经》, 其后晋秘书监荀勖在《中经》的基础上更著《新簿》。据载:“魏氏代汉, 采掇遗亡, 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 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 又因《中经》, 更著《新簿》, 分为四部, 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所述更详:“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 分为四部, 总括群书。”根据《隋志》的记载, 其分类体系为: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计627部, 5371卷。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计853部, 6437卷。三日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计817部, 13264卷。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家书, 计554部, 6622卷。如果对其类目内涵仔细研究, 就会发现, 甲部收录内容同《七略》的六艺略, 相当于后世之经部;乙部收录内容同《七略》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 相当于后世之子部;丙部包括《七略》春秋类目所附历史书籍, 相当于后世之史部;丁部同《七略》的诗赋略, 相当于后世之集部。简言之, 甲、乙、丙、丁之次, 即经、子、史、集之次。《隋志》在中国音乐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它确立了音乐文献在四部分类中的地位。

4.《四库全书总目》。

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 (中华书局1965年、1992年版) , 简编本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 以及民国间成书的《清史稿》, 继承了“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四库全书总目》中的音乐目录, 分见于经、子、集各部。经部乐类共24部、483卷。子部中有艺术类和小说家类, 艺术类收六部音乐文献, 31卷 (其中琴谱之属四部, 29卷;杂技属二部, 二卷) ;小说家类收一部音乐文献, 一卷。集部中词曲类文献的情况比较复杂。古代诗、词、曲多以入乐, 词曲关系密切, 有不少著作更是兼及四声音律、南北曲源流等, 不可因其乐亡遂废, 读者可根据研究查找。

《四库全书总目》中音乐文献目录的书名、解题、小序等体制完整,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为治学入门之津逮。如在《四库全书》中属于经部的乐类, 其重要著作今常见引用的尚有: (1) 《乐书》:宋代陈撰, 200卷。是我国文献历史上早期的音乐百科性质的专著; (2) 《律吕新书》:南宋蔡元定撰, 2卷。提出十八律旋宫的新说; (3) 《瑟谱》:元代熊朋来撰, 6卷, 论述弹瑟方法; (4) 《乐律全书》:明代朱载撰, 包括14种著作, 有乐学、律学、算学、历学、舞学等多种内容, 是创建十二平均律理论的重要著作; (5) 《律吕正义》:清代御定的音乐百科著作。其上、下、续编, 成于康熙年间, 计五卷, 由魏廷珍等编修;后编, 成于乾隆年间, 计120卷, 允禄等编纂。续编中有西方早期五线谱式的介绍;后编中有若干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乐器图录史料, 均甚可贵。 (6) 《律吕阐微》:清代江永撰, 10卷。学说宗守朱载。 (7) 《琴旨》:清代王坦撰, 二卷。琴论专著。在《四库全书》经部乐类的“存目”书籍42种中, 尚有一些值得重视, 如朱载的晚年著作《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等。

但音乐学者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时, 需要指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标准, 对音乐书籍分类不尽合理。如乐是六经之一, 只有“辨律吕, 明雅乐”的书才有资格入经, 而“讴歌末枝、弦管繁声”的只能斥居于杂艺、词曲类中, 方能“各得其伦”。这种标准分类的结果, 同为器乐文献, 熊朋来的《瑟谱》、汪浩然的《琴瑟谱》和王坦的《琴旨》因为具有“宣豫导和, 感神人而通天地, 厥用至大, 厥义至精”的功能, 故被视为“雅奏”, 尊为经部乐类。而《琴史》、《松弦馆琴谱》等却只是“后世俗工揆捩, 率造新声, 非复清庙生民之奏”只能视为“山人墨客之技”, 被贬入子部艺术类。

“四分法”体系影响持久深远, 至今仍在古籍整理和编目中发挥作用。如《续修四库全书》基本沿用这种体例, 但结合具体情况又有所变化:子部艺术类不仅收录琴谱, 而且兼收其他种类乐谱;集部将“曲”类文献从词类文献中独立出来, 上升为平级类目等。

随着音乐观念的变化, 音乐文献在图书目录中的位置也有所变化。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家在其学术成果中附上专门的音乐文献目录, 大概始于明末杰出的乐律学家朱载。在其《律吕精义》卷首的“奏疏”和“序”之后, 附有“律书参考”67种, 此外尚有13经、21史、各种方志以及“各省乡试录乐律程策”, 未曾详明开列。本世纪初以来, 公开刊行的综合性音乐文献目录, 较著者有袁同礼的《中国音乐书举要》, 载《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3卷第4期 (1928年2月) ;《中国古代音乐书目》 (初稿) ,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 1961年7月;《中国音乐书谱志》 (先秦-1949年) ,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 1984年3月;《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录》 (1906年-1949年) , 编者同上, 1990年10月等。其中《中国音乐书谱志》是迄今最为完备的中国音乐图书乐谱目录刊行本, 它著录中国大陆37个主要图书馆所藏5057种图书乐谱, 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专科音乐目录。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3]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4]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 1965.

[5]郑俊晖.中国音乐文献目录嬗变的四阶段[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06 (1) .

从古文献看中国古代的旗帜 篇7

一、古代旗帜的形貌

古代旗帜的样式大致可以分为横向的、下垂的两种。横向的旗帜大多是长方形、正方形或三角形的帛制成, 上面往往有各种图案。图案经常使用动物图形, 如《宋史·仪卫志》中记录的旗帜不少是以动物为图案的, 有青龙、白虎、凤凰、驯象、仙鹿、玉兔、驯犀、鹦鹉、孔雀、野马、犛牛、飞麟、兕、驺牙、白狼、苍鸟、辟邪、狮子、金鸾、赤豹、黄羆、白鹅、金牛等。也有用星体作为旗帜图案的, 如日、月、摄提、五辰、北斗、二十八宿等。有的旗帜则使用神人, 如力士、雷公、电母、门神、风伯、雨师等图形。下垂的旗帜大多是单独的几节儿连缀而构成。如《三才图会》中“旌”的图形就是由八节盖状的物体连缀而成, 每节都带有穗状的装饰物, 最下边一节有两根飘带。属于这个类型的旗帜还有幢、幡等。

古代旗帜的颜色也丰富多彩, 《周礼》:“通帛为旜 (旃) , 杂帛为物。”郑玄注:“通帛, 谓大赤。”旜就是纯赤色的旗帜。不过, 大多数旗帜使用的是青、赤、白、黑、黄这几种颜色。古代用青、赤、白、黑、黄五色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的旗帜, 所以有五方旗。

在古代, 有的旗帜没有装饰, “旃”就是一种没有装饰物的旗。不过多数旗帜都有装饰物, 常用的装饰物有象牙、牦牛尾、羽毛、铃铛、飘带、珠子、火焰脚等。《文选》:“戈矛若林, 牙旗缤纷。”薛综注:“兵书曰, 牙旗者, 将军之旌。谓古者天子出, 建大牙旗, 竿上以象牙饰之, 故云牙旗。”《尔雅》:“注旄首曰旌。”旌是以旄牛尾和彩色鸟羽为杆饰的旗。《诗经》:“龙旂阳阳, 和铃央央。”《尔雅》:“有铃曰旂。”依据注释可知, “旂”是一种竿头系铃的旗。“旆”是一种燕尾一样的装饰物, 即飘带。“旐”这种旗帜有四根飘带。

古代旗帜的旗杆也有不同, 有直杆, 如“旌”;有曲杆, 如“旃”;还有龙头竿, 《新定三礼图》中“旟”使用的旗杆就是这种;也有豹尾竿, 《元史》记载:“豹尾竿, 制如戟, 系豹尾, 朱漆竿。”旗杆的颜色也有不同, 如有白色、金色、赤色等。此外, 依据《墨子》中记载, 旗杆的长短也各有不同, 依据守城将领的级别不同, 旗杆高度有50尺、40尺、30尺、25尺、20尺、15尺等差异。

二、古代旗帜的功能

1. 标志功能。

旗帜常常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标志。《左传》中记载的“均服振振, 取虢之旗”、“卫侯不去其旗, 是以甚败”, 其中的“旗”分别表示虢国和卫国的旗帜。

旗帜是等级标志。《吕氏春秋》:“以为旗章, 以别贵贱等级之度。”旗章是用来区别名分的旗帜。古有九旗, 分别是常、旂、旜、物、旗、旟、旒、旞、旌, 这些图案不同的旗帜是不同等级的标志, “及国之大阅, 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 诸侯建旂, 孤卿建旜, 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 州里建旟, 县都建旒, 道车建旞, 斿车载旌。” (《周礼》)

旗帜也可作为营门的标志。古代军队临时驻地树立旗帜表示营门, 也叫旗门。此外还有旌门, 《周礼》:“为帷宫, 设旌门。”帝王出行, 会张帷幕为行宫, 宫前树旌旗为门, 称旌门。从古代壁画可知, 这种作为“门”标志的旗帜一般都比较大。

2. 指挥功能。

旗帜有号令的作用, 它可以在战争中指引进攻的方向, 宋代程大昌《演繁露》:“《黄帝出军》曰:‘有所征伐, 作五彩牙幢。青牙旗引往东, 赤牙旗引往南, 白牙旗引往西, 黑牙旗引往北, 黄牙旗引往中。’”当然, 旗帜还有其他指挥功能, 《说文解字》:“旗, 熊旗六游, 以象罚星, 士卒以为期。”士兵们把竖立画有熊的旗帜当作聚集的时间。

旗帜也可用于在战争中调度物资, 《墨子》记载:“守城之法, 木为苍旗, 火为赤旗, 薪樵为黄旗, 石为白旗, 水为黑旗, 食为菌旗, ……剑盾为羽旗, 车为龙旗, 骑为鸟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书者, 皆以其形名为旗。城上举旗备具之官致财物, 之足而下旗。”在古代, 使用这种方法联络是比较便捷的。

3. 装饰功能。

古代帝王出行有旗队, 就是仪卫队中执旗的队伍。有旗帜的装饰, 出行队伍当然会威武、壮观。“萧萧马鸣, 悠悠旆旌” (《诗经》) 、“织文鸟章, 白旆央央” (《诗经》) 、“连五宿兮建旄, 扬氛气兮为旌” (《楚辞》) 、“幢幡乃双双排路, 龙节而队队前行, 毫光与晃日争辉, 雅乐与梵音合杂” (《敦煌变文集新书》) 、“金玉饰舟, 旌纛盖伞, 旌旗戈戟, 缤纷照耀” (《太平广记》) 。这些话语描述的就是一幅幅壮观、气派的景象。

4. 传递其他信息。

除了具有标志、指挥及装饰功能之外, 旗帜还能在祭祀、丧葬、招聘、赏赐中传达一定的信息。祭祀中也使用旗帜, 《周礼》记载:“凡祭祀各建其旗。”此外, 为了克敌制胜, 应对不同方向的来敌, 需要祭旗。《墨子》:“年八十者八人, 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 弩八, 八发而止。”《明史》也记载:“霜降日祭旗纛于教场。”古代祭祀中, 有时使用“旄旌”, 这是一种用以引导神的旗帜。

古代丧葬中使用铭旌, 郑玄注《仪礼》:“铭, 明旌也。杂帛为物, 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为不可别, 故以其旗识识之。”铭旌是灵柩前树立的标明死者身份和姓名的旗幡, 它也可以用来述咏死者的功德, 叙述生者的哀伤。

国家招聘贤士时, 也使用旗帜。《魏书》:“臣东野凡生, 本无宦意。属休延之会, 应旌弓之举, 释谒凤池, 仍参麟阁, 尸素官荣, 妨贤已久。”旌弓, 就是用来征聘贤士的旌旗和弓。

古代旗帜图形各异, 功能多样, 使用场合比较广泛, 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旗帜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从古文献看中国古代的佩饰 篇8

一、古代佩饰的种类

1. 头饰。

佩饰是指佩戴在人体各部分的饰物。古人非常注重头部的佩饰, 常在帽子、头发、耳朵、鼻子、额头、脸上佩带一些饰物。《周礼》:“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璂。”璂是古代皮弁上结缝处的玉饰。帝王的冠冕要华贵一些, 常佩有玉旒, 《晋书·舆服志》:“天子之冕, 前后旒用真白玉珠。”旒就是冠冕前后悬垂的玉串。帽子上除了装饰玉之外, 有的还插戴鸟兽的羽毛。古代天子的近卫武臣, 在冠的左右插雉尾, 表示勇武。如曹植《孟冬篇》:“虎贲采骑, 飞象珥鹘。”珥鹘就是冠上插戴的野鸡尾。也有用貂尾的, 如《后汉书·舆服志下》:“侍中, 中常侍加黄金珰, 附蝉为文, 貂尾为饰。”古代的史官、谏官上朝, 常把笔插在帽子的一边, 以便记录, 这就是珥彤, 即珥笔。《文选·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书笏珥彤, 纪言事於仙室。”刘良注:“珥, 执也;彤, 赤管笔也, 皆史臣所以书记君言也。”

古人头部的发饰有不少种类。有玉股, 就是玉饰的钗。如李贺《湖中曲》:“燕钗玉股照青渠, 越王娇郎小字书。”有玉搔头, 古代女子使用的玉簪。如白居易《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有珠花, 用珠子穿成的花状头饰。南朝梁范静的妻子沉氏《咏步摇花》:“珠花萦翡翠, 宝叶间金琼。”也有假发和步摇, 《隋书·礼仪志六》:“首饰则假髻、步摇, 俗谓之珠松是也。”假髻大多是用马尾、金银丝做成髻形, 戴在头上, 供妇女装饰用。步摇是首饰的一种, 上有垂珠, 行走则珠子摇动。还有白鹿巾, 古代隐士所戴的白色鹿皮做的头巾, 清代吴伟业《九峰》:“紫盖青童白鹿巾, 细林山馆鹤书频。”清代人们头部佩带一种红丝球, “大如茶杯, 中纳小铃, 妇女争购之, 簪於髻左”[1]。

耳部的饰物主要是耳环, 如玉环, 唐代张籍《蛮中》:“玉环穿耳谁家女, 自抱琵琶迎海神。”玉环, 也叫玉珥, 都是指玉制的耳环。古代的耳饰还有玉瑱, 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用以塞耳的玉器。《晏子春秋》:“冕前有旒, 恶多所见也;纩纮珫耳, 恶多所闻也。”珫耳就是玉瑱。

面部的饰物较少,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又有面衣……为女子远行乘马之用。亦曰面帽。”面衣是古人用以遮蔽脸面的饰物。还有一种面花, 也是古代妇女的面部妆饰。宋代孔平仲《孔氏谈苑》:“契丹鸭渌水牛鱼鳔, 制为鱼形, 妇人以缀面花。”在额头, 有时使用抹额, 就是束在额上的头巾。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以红抹额应猛士诏。”鼻饰在古籍中的记载较少, 《清稗类钞》记载:“鼻之有环, 自蛮族外, 不常见。有之为江淮间之男女, 盖例以牛之穿鼻而易育也。大率以银为之。”

2. 颈饰。

颈部是挂带佩饰的常用部位, 古代的颈饰主要有佩香、玉牌、璎珞、朝珠等。佩香, 供佩用的香块, 用金玉镶孔制成。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金玉穴, 而以青丝贯之, 佩於颈, 时於衣领间摩挲以相示, 坐此遂作佩香焉。”玉项牌是挂在脖子下的玉牌, 如明代贾仲名《金安寿》:“佩云肩, 玉项牌, 凤头鞋。”珠璎, 也叫珍珠璎珞, 项饰中款式比较大的一种。刘禹锡《送僧元暠东游》:“从此多逢大居士, 何人不愿解珠璎。”璎珞, 就是用珠玉穿成的颈部装饰物。此外, 颈饰还有朝珠, 《清稗类钞》记载:“五品以上文官, 皆得挂朝珠。珠以珊瑚、金珀、蜜蜡、象牙、奇楠香等物为之, 其数一百有八粒, 悬於胸前。”

3. 腰饰。

玉带是古人腰部的常见佩饰, 有各种不同的名称, 如玉抱肚, 陆游《老学庵笔记》:“王荆公所赐玉带, 阔十四搯, 号玉抱肚。”玉带也叫玉兔鹘, 有时写作“玉兔胡”、“玉吐鹘”, 如关汉卿《调风月》:“官人石碾连珠, 满腰背无瑕玉兔胡。”

古人腰间常佩有小袋, 《礼记》记载:“男女未冠笄, 衿缨皆佩容臭。”容臭, 就是古代人佩戴的香囊。鞶是古人佩在腰间用以盛手巾及一些小东西的小袋。还有算袋, 《资治通鉴》:“赐以绯算袋。”算袋是旧时百官存放笔砚等的袋子。

此外, 腰饰还有帨、容刀等。帨, 古代女子外出时系在腰左的拭巾。如《诗·召南》:“无感五帨兮。”容刀是作装饰用的佩刀, 《释名·释兵》:“佩刀, 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 有刀形而无刃, 备仪容而已。”

4. 臂饰和手饰。

古代的臂饰主要是手镯。南朝梁简文帝《夜听妓》:“朱唇随吹尽, 玉钏逐弦摇。”玉钏就是玉制的手镯, 也叫玉条脱, 姚燮《双鸩篇》:“妾身金缕衣, 比郎光与辉;妾腕玉条脱, 比郎颜与色。”珠环是一种缀珠的环形臂饰。晋代傅玄《艳歌行有女篇》:“珠环约素腕, 翠羽垂鲜光。”臂饰中还有一种玉臂钗比较特别, 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予曾见一玉臂钗, 两头施转关, 可以屈伸, 合之令圆, 仅於无缝, 为九龙绕之, 功侔鬼神。”

手部的佩饰主要是韘, 《诗·卫风》:“芄兰之叶, 童子佩韘。”韘, 射箭时戴在右手指上用以钩弦的工具, 大多用象骨或玉石制成, 又叫做“玦”, 俗名“扳指”。清代的手饰有金指甲, “妇女施之於指为饰。欲其指之纤如春葱也……古昤弹筝所用之银甲也。”[1]

二、古代佩饰的功能

1. 美化作用。

佩饰的主要功能是装饰美化, 为容貌增色。如辛弃疾《沁园春》:“有美人兮, 玉佩琼琚。”佩饰华美的图案和质地能美化容貌, 它的声响也能给人带来美感, “珩珮流响, 缨绂有容” (沈约《俊雅》) 、“何处瑶天笙弄, 听云鹤缥缈, 玉佩丁冬” (孔尚任《桃花扇》) 。显然, 佩饰能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美化人身。

2. 标志等级。

不同质地、不同形貌的佩饰, 往往有区分等级的作用。王维《恭懿太子挽歌》:“恺容金节护, 册命玉符新。”赵殿成注:“《唐六典》:随身鱼符之制, 左二右一, 太子以玉, 亲王以金, 庶官以铜, 佩以为饰。”玉符是古代玉制的信物, 质地不同就能表示出不同的等级。旒也有不同, 《礼记》:“天子之冕, 朱绿藻十有二旒, 诸侯九, 上大夫七, 下大夫五, 士三。”旒的数量多少不同, 标志着不同的等级。古代诸侯或藩国朝聘时所执的玉制信物———瑞玉, 也有标志等级的功能。《仪礼》记载:“乘墨车, 载龙旗弧韣, 乃朝以瑞玉, 有缫。”郑玄注:“瑞玉, 谓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璧、男蒲璧。”爵位不同, 使用的符信就有别。

3. 工具功能。

头部的佩饰大多是为了装饰美化, 当然也有实用功能, 如玉拨, 用以约束头发的玉制首饰。腰部的饰物大都可以作为工具使用, 如觽, 《诗·卫风》:“芄兰之支, 童子佩觽。”觽就是锥子, 用象骨制成, 古代用以解绳结的工具。《新唐书·车服志》记载的“七事”, 表示的是唐代武官随身佩带的七件工具: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

4. 寓意作用。

不同的佩饰, 往往有不同的表意功能。古人有选择地佩带一些饰物, 有时是为了寄托某种美好的愿望, 如元好问《以玉连环为吕仲贤寿》:“玉环何意两相连, 环取无穷玉取坚。”环有无穷尽的意思, 玉也能传达出人们祈福求祥的意愿。再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 纫秋兰以为佩。”以兰草为佩饰, 暗示作者希望像兰草一样高洁的志向。

佩饰还有其他寓意功能, 《后汉书》:“诏赐御府衣一袭, 自所服冠帻绶, 玉壶革带, 金错钩佩。”玉壶是玉制的壶形佩饰, 由皇帝颁发, 表示敬老、表功的意义。再如人们比较熟悉的玉玦, 段成式《酉阳杂俎》:“九曰玉玦, 形如玉环, 四分缺一。”玦是有缺口的环, 古人常用玉玦表示决断的意义。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展巾, 则结玉玦一枚, 心知其不返, 遂携婢俱归。”

5. 凭信功能。

有凭信功能的佩饰主要是指符信, 如圭玉、鱼符等。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诸侯来朝, 天子亲与之合瑞信者, 正君臣, 重法度也。”瑞信, 古代天子颁给诸侯作为凭信的圭玉。鱼符是“隋唐时朝廷颁发的符信, 雕木或铸铜为鱼形, 刻书其上, 剖而分执之, 以备符合为凭信” (《汉语大辞典》) 。唐代张鷟《朝野佥载》记载:“汉发兵用铜虎符。及唐初, 为银兔符, 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 遂为铜鱼符以佩之。”古代社会中的不同时期, 官员往往佩带不同的符信。

6. 警示作用。

有的佩饰还有警示作用, 有提醒、告诫的作用。《韩非子·观行》记载:“西门豹之性急, 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 故佩弦以自急。”韦皮性质柔软, 性子急的人佩带它告诫自己不要急躁;弓弦常紧绷, 慢性子的人佩带它提醒自己不要懒慢。

参考文献

中医古代文献 篇9

补充文学作品, 完善学生知识体系

中文专业的古代文学教学, 主要是使用现行的古代文学史教材, 教材内容按照历史发展线索, 对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作历时性的描述与解释。其目的是给学生介绍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不同文学思潮变化的背景, 文学演变与社会变革、朝代更替之间的关系, 以及不同时代重要的作家作品等。这个梗概性的文学史有利于对中国的文学发展作鸟瞰式的宏观关照, 有利于把握文学发展、思潮演变, 了解不同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

但对于文科专业的学生而言, 仅就文学史的学习是完全不够的, 是不能满足中文学科的基本知识建构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师, 应该结合教材的进度, 有选择地给学生介绍一些重要的文学文献, 指导学生阅读。一是利用教材提供的文献知识线索。推荐学生自主阅读。授课教师在备课讲课的过程中, 应该有意识地要求学生依照学习进度, 跟进文学文献的阅读, 补充文学作品选和文学史文学作品提供的不足。二是利用文学史教材的注释, 介绍文学文献。授课老师在备课讲课的过程中, 能够做到对教材心中有数, 一方面对教材取舍适度, 重点难点突出, 起到教师授课的主导性作用, 另一方面利用一定的时间, 介绍文学史提供的文学文献, 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 让学生利用图书馆文献自主学习, 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作用。三是给学生推荐重点书目。这些书目既要能结合古代文学的教学进度, 又要能突出建构学生的文学文献的知识框架, 满足学生本科教育完成后继续学习的知识向度。比如在教学先秦文学之时, 教学者应该给学生推介介绍这几本古典文学文献:《诗经原始》、《诗集传》、《楚辞集注》、《庄子》、《论语》、《孟子》等书。通过每一阶段教师有意识介绍推荐不同朝代的代表性文学文献书目, 让学生在跟进学习进度的同时, 能够开拓知识面, 较为全面地把握文学文献全貌。

文献引入,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文科学生除了应该具备阅读当代文献的基本能力外, 还应该具备阅读古典文学文献的基本能力。古籍文献多数为没有标点断句的白文文献, 繁体字、异体字以及避讳字的使用, 让很多学生望而生畏, 古代文化知识不足, 古代汉语知识的不足更让一些学生止步不前。古代文学任课老师, 要有自觉处理课程之间关系的主动意识, 要利用文学作品选的选讲过程, 推荐学生阅读未经过整理的文学文献。这样, 学生利用图书馆提供的有关古籍, 结合《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进度, 在老师的督促指导下, 开始由被动完成作业的惰性转向积极主动阅读古代文学文献。在阅读的过程中, 第一, 他们无意识地养成了阅读古籍文献的能力, 能够对未标点的文献实现自主断句, 能够领会文章的主旨大意。例如在选讲先秦文学作品时, 推荐学生阅读未经标点的《礼记》、《论语》、《庄子》、《荀子》以及《楚辞集注》等书。学生开始都会有畏难情绪, 读不懂的烦躁情绪, 教师应该积极引导解释, 逐渐推进原始文献阅读的进度, 逐渐培养其学生阅读古籍的主动性。第二, 是在阅读过程中, 学会处理各种文字的疑难问题, 比如避讳字、繁简字以及大量的异体字。阅读未经整理的古代文学典籍, 学生面临的巨大问题是字词。阅读古籍, 能够自主处理未经整理的古代文化典籍, 又是文科高校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现在除了专门开设的选修课程《文献学》和骨干专业必修课《古代汉语》之外, 如何让学生具备初步的原始文献阅读能力, 就是高校教师应该思考的教学方法难点之一。笔者在教学过程中, 随着文学史的进度, 配合《文学作品选》学习, 积极介绍、要求学生阅读原始文献。规定学生到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中的书籍。培养学生熟练掌握古典文献中的字词处理技巧。第三, 通过自觉阅读古典文学文献,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了解古代文化知识, 了解古代文化详细历史演变过程, 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化的认识。推荐给学生一些著名的注释书籍。例如《四书五经》, 学生在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 自然受到儒家经典精神的浸润。而在阅读诸如《老子》、《庄子》之类的古代书籍之时, 同样会对道家学说产生清晰的认识。从而总体上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完整认识, 养成他们自己的文化认知能力。第四, 通过阅读文学文献, 熟练掌握其他课程的基本知识, 比如, 《文献学》中的校勘注释的知识应用, 《古代汉语》的知识体系等。综合各方面的优势, 文献导入为学生今后的工作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们的应用能力养成提供了文献与能力的双重保证。

文献引入,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有一些固定成说, 这些固定成说并没有随着学术发展和时代变化而有所修订。在教学过程中, 如何让学生辨别这些文学史中那些固定成说的不合理性, 以及这些固定成说的局限性, 还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自主阅读原始文献, 通过对原始文献的阅读, 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 从而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比如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第313页在论述柳宗元寓言时说:“《黔之驴》的故事已广为人知, 被贵州山中小老虎吃掉的那只蠢笨的驴子已成为某些外强中干者的绝妙象征, 而‘黔驴技穷’、‘庞然大物’也作为富有形象性的成语流传下来。” (1) 在引用的这段话中, 有两个是固定的成说, 是需要让学生思考辨析的。一是关于“黔”的归属辨析, 一是关于《黔之驴》的真实写作目的辨析。教师在备课的时候,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阅读《旧唐书》中的有关章节和《柳河东集》、《韩昌黎集》。学生通过阅读《旧唐书》的有关文献, 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唐代的“黔”的区划和现在所指的贵州代称“黔”一致吗?《旧唐书》卷四十有关于黔州地理区划的演变过程与我们现行教材所说的“黔”地是否互相包含?通过阅读思考, 学生自己解决了“黔地”归属问题。而对于《黔之驴》的写作目的, 通过自己的阅读思考, 学生自然会得出柳宗元的《黔之驴》是讨论一个关于如何引用人才、使用人才的严肃问题, 并不是文学史沿用成说的所谓“黔驴技穷”的问题。通过这样的原始文献阅读, 学生自主思辨的能力增强, 认识能力也提高了。也实现了中文专业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思辨能力的目标。

文献引入,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感悟力

《古代文学史》教学还有培养学生审美感悟的目标任务。如何在教学过程, 有效切实地完成这一目标?不同的教育者采用了不同的做法。笔者在教学过程, 注重采用介绍特定文献阅读的方式, 让学生在阅读原始文献的过程中, 形成自己的审美判断。

例如在教学《中国文学史·盛唐诗人群体》这章时。要求学生快速阅读《王维集》、《孟浩然集》, 以及《唐才子传》、《新唐书》中有关王维、孟浩然传记介绍, 让学生自己阅读原始文献, 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以及诗人作品中传达出的独特审美情感。

学生在自己阅读之后, 对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四编第200页《春晓》的解释表示不满。他们认为, 《春晓》中透露出的不仅仅是对美好自然景色的欣悦之情和“似有的惋惜之情”, 而应有另外一层喜悦之情:这就是国家盛世生活、安定生活的赞美。这样理解就超出了文本意义范围, 成为学生自己的阅读审美。

同样学生在阅读了有关王维的文献之后, 对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的理解也不仅仅限制于教科书所说的“那无尽的长河、广阔地平线上的落日、大漠孤堡上的烽烟, 透露出诗人走马西来天尽头的豪迈气概。” (2) 而是透过文本, 理解到这也是王维对边塞祥和安定的描写与赞美。

总之, 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 教师一方面要自觉优化教材,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下, 有的放矢地突出教材的重难点, 同样, 也要在此目标下, 引导学生自觉自主地形成自己的能力。文学文献的选择性引入, 能够有效地完成学生能力培养的目标, 形成学生终身的学习与工作资源与能力。

参考文献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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