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互构

社会互构（精选4篇）

社会互构 篇1

一、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扶贫是社会工作的起点

社会工作起源于欧美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其服务活动主要是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包括个体贫困、家庭贫困、社区贫困等。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社会工作的救助范围逐渐扩大化,并日益规范化与制度化,最终成为一种专业的应对社会问题的职业化的方法。然而,社会工作扶贫的宗旨没有改变,反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日益人本化与专业化。农村贫困老年人是社会转型冲击下的复杂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工作者的介入。

(二)协调多元主体的关系,整合社会资源是社会工作的过程

人是社会中的人,是生活在具体情境中的人;其产生的问题也需要在具体的情境中解决;这就决定了社会工作是一个构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运用各种专业知识和资源,与各方面相关因素共同努力,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工作达到求助者社会功能恢复以及增强的目标。按照平克斯与米纳的观点,社会工作包含了改变媒介系统、案主系统、目标系统和行动系统四个子系统[1]。每个系统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共同参与、相互作用的。面对转型期交织重叠的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通过协调四个系统间的多元主体关系,为整合相关社会资源达到工作目标的实现的社会工作介入路径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方法。

(三)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结果效应

社会工作的目的是协助个人与社会解决问题,并发展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潜能,以增进个人与社会的福利,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2]。助人自助可谓是贯穿社会工作始终的宗旨与理念。客观的工作态度、科学的方法以及合理严密的工作程序无不体现了专业的助人自助理念。目前,社会工作虽然已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学科体系,但是其最初的社会救助活动并没有终止,而是日益专业化与人性化。转型期社会互构视域下的农村贫困老年人可谓是急需帮助的弱势群体,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不只是为解决农村老年人贫困提供了新的路径,更是协助老年人构建了社会资源网络。

二、社会互构理论

社会互构理论从社会学基本理论和方法上对个体与社会两大社会行为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进行分析和阐释,并着重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现实经验事实进行研究和刻画[3]。是一种协调与促进不同主体和谐运行的重要的社会学理论,亦是指导实践中个体与环境更好互动的社会工作理论。从内涵上讲,社会互构论是“关于个人和社会两大行动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所谓互构,即指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行动主体互构关系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同向谐变、逆向冲突等都被视为共变的基本形式”[4]。以该理论视角为基础来解决转型期的农村老年人的贫困问题,可以发现,扶贫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蕴含了复杂的权力主体与利益关系,政府、农村贫困老年人个体、社会与市场是构造农村老年人贫困的主要主体更是扶贫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四大主体本该是农村老年人生活保障的福利来源,然而由于各个主体未能有效发挥应有的职能从而同构共变出农村老年人贫困这种逆向冲突形式。遵循这一理论,农村老年人的贫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致贫的原因是多元复杂的,因此解决此问题也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方互动。

三、社会工作介入的路径分析

农村老年人的贫困是转型期多元主体相互构建出来的问题;社会工作重视挖掘多元主体的潜在资源,协调相关因素以达到整合有利资源恢复社会功能的目标。所以,社会工作的介入将会为解决转型期农村老年人的贫困提供新的路径分析。

(一)通过社会行政的方法,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社会行政作为社会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宏观工作方法,为解决农村老年人贫困提供了制度与政策的保障。社会行政是按照行政程序,通过协调运用各种资源,将社会福利政策转变为具体的社会服务,以实现政府或机构特定社会福利目标的过程[2]。

针对政府公共性服务职能弱化,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行政的工作方法,从宏观层次上积极倡导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相关的公共服务性设施,切实维护农村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此外,社会工作者要及时督促相关部门严格贯彻执行针对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制度与措施,对违背制度与措施以及执行不力的行为严惩不贷,杜绝不公平、不公开等暗箱操作行为,切实有效地维护农村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做到真正的“为老年人服务”。

微观层次上讲,社会行政是把宏观的社会行政倡导的政策化到具体的社会服务环节之中。针对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政策与法规,微观社会行政要积极有效地评估农村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根据贫困者的实际需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给以及时有效的满足。对于农村老年人相关制度与措施实施过程中不合法不合理等损害老年人权益的现象要协助相关部门顺利实施处罚措施,切实有效保障政府已有的农村老年人相关福利制度的顺利有效执行。

(二)通过社会政策方法,增强市场的社会职责

社会政策主要关注社区、组织、机构和社会等较大系统的政策变化,通过形成和执行决策,进行资源再分配,帮助穷人及其他弱势人士提高个人及家庭的福利,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发展[1]。

市场组织追求利益的本质致使农村老年人被排斥市场之外。但同时,市场组织也承担着社会责任。其中税收是其表达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工作方法,包含了政府、社区、机构等多个层面,发挥着调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功能。二者有很大的契合性,运用社会政策增强市场组织的社会责任不仅是社会互构理论的研究重点,更是体现对弱势群体关怀与照顾的必然结果。利用二者的契合点,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社会政策呼吁营造和谐的竞争环境,消除市场组织对贫困老年人的排斥。社会工作者通过沟通、游说等专业的技巧与方法把社会公平、需求与权力及民主参与的理念传递给政策决策人,使其运用社会政策的强制性及客观性约束不良的市场竞争行为,营造关注弱者的社会生态。其次,社会工作者通过积极协助市场组织开展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市场资源能力培训,通过整合其有效的市场资源以增强其再就业的能力。

(三)通过社区方法,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生态

社区工作是以社区及其成员整体为对象的社会工作介入手法。通过组织成员有计划地参与集体行动,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求[1]。社区工作以其弹性灵活、多元但科层性质少、直接有效的独特优势在扶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扶贫过程中,社区承担两种重要的功能。

首先,提供物质帮助。物质贫困是农村老年人最大的贫困,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生存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尽管政府实施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相关制度进行救济,然而这种行政性措施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实施救助的标准比较严格。此外,整体划一的普遍性的救助制度一定程度上并不能有效满足农村老年人的需求。所以,通过协调社区人际关系,整合社区资源为贫困老年人提供物质帮助具有紧迫性与重要性。在具体的工作中,社区工作者可以通过开展“社区扶贫”为主题的各种社区活动以增强社区互助,为农村贫困老年人提供日常照顾与物质帮助。

其次,构建农村贫困老年人关系网络。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单一,社会关系弱化,限制了其有效的社会融入,引发了心理与精神上的空虚。社区工作者以老年人的既有的关系网络为切入口,运用专业的方法开展有针对性的社区活动,整合与利用各种社区资源,协调各方力量,构建与拓展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络。

(四)通过个案、小组的介入,提高农村贫困老年人的参与能力

农村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是农村老年人个体与其他主体相互构建出来的问题,所以,农村贫困老年人的参与对缓解贫困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个案工作作为一种一对一的、面对面的专业社工方法,为增强农村贫困老年人参与扶贫能力提供了契机。个案工作者在接案交流的基础上结合个体自身的特质专业界定其贫困问题属于哪一类,及具有的共性特征与具体特征。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制定修复方案,确定介入模式。方案与模式的确定一定要根据贫困个体独特的个人特质。此外,方案的执行需要充分整合贫困老年人周围资源。

其次,发挥小组工作的动力作用,转变贫困老年人的自我认知。小组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之一,它通过有目的的团队经验,协助个人增进其社会功能,使其能更有效地处理个人、团体和社区的问题[1]。对于贫困老人来说,小组社会工作可以使其借助小组过程分享他人的相关经历与经验,同时纠正自己认知的偏差,改善自身的态度行为偏差,发展出正确合理的扶贫参与模式。修复自身的社会功能最终自信独立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此外,小组社会工作更是锻炼了贫困老人的沟通与交流能力,构建了新的人际互动模式与新的社会交往观,拓宽了其的交往范围,为最终促进贫困老人参与扶贫提供了可能性。

摘要：农村老年人的贫困凸显了转型期社会发展的“问题性”意义,重构了政府、个体、社会与市场组织在扶贫过程中的不同定位。社会互构理论强调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型塑与同构共变,重视政府与个体的双重参与及多元互动。遵循这一视角,扶贫的各个参与主体应该各司其责,建立和谐的参与机制。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应对社会问题制度化的专业方法,其“助人自助”的宗旨及灵活的专业方法为明确多元主体间各自职责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合理有效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扶贫,社会互构理论,社会工作方法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23-208.

[2]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9-209.

[3]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30.

[4]杨敏,郑杭生.社会互构论:全貌概要和精义探微[J].社会科学研究,2010,(4):104.

社会互构 篇2

一、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新闻交流:现状、功能与问题

就两岸新闻交流发展来说, 1987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 台湾《自立晚报》徐璐与李永得辗转来到祖国大陆采访, 开启了两岸新闻交流的大幕。两个月之后, 台湾当局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两岸交流由此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轨道。伴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曲折与发展, 两岸新闻的交流与合作虽也历经波折, 但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其演变的轨迹是由非正式转为正式、由单向转为双向、由民间及于官方、由交流进展到合作且领域不断拓展。

截至2007年5月, 台湾记者来大陆采访的人数累计已突破1.4万人次, 而大陆记者赴台采访的只有700多人次。 (1) 虽然两岸记者采访呈现严重的不对称、不平衡的状态, 但两岸新闻界的交流、互访、合作越来越频繁, 两岸新闻交流的形式日益多样化。

两岸关系的发展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两岸新闻交流的发展方向, 而两岸新闻交流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当然也有着其独特的作用与功能。

1、传达两岸信息, 见证两岸发展

两岸民众目前虽然来往日益频密, 但两岸之间还未实现全面、直接的“三通”, 加之多年来彼此的隔绝、敌意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 两岸官方、政党、人民之间的误解依然还很多, 于是, 就需要更多、更真实、更直接的信息传达, 以备双方的了解, 而新闻交流当然是最为重要的渠道。

国台办网站在描述两岸新闻交流的概况时说:“新闻交流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现在两岸人员往来已比较频繁, 但绝大多数的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还是通过新闻媒体来了解对方、了解两岸关系发展现状。因此, 新闻交流对于沟通两岸同胞的感情, 对于增进相互了解, 消除歧见, 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

2、消除两岸误解, 沟通两岸民意

因两岸分隔甚久, 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上都存在许多不同, 因为这些不同, 两岸存在误解、时有争论。新闻交流的深入, 可以最大程度地提供两岸双方真实的信息、直接的意见和多元的思想, 双方借此应可掌握彼此的意图, 消除彼此的误解。误解的消除必然带来两岸双方良性的互动。台湾新闻业界人士罗森栋和董益庆认为:“两岸新闻交流是拉近双方思想观念最有效的途径。透过新闻交流, 可以了解双方的生活方式、思想模式以及价值体系;同时, 藉由资讯的社会学习过程, 双方可培养共识、学习适应差异生活”。 (3)

再者, 两岸民意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 民意走向决定两岸未来的前途, 因此, 反映、表达与沟通两岸民意当是两岸媒体最为重要的一个任务。两岸新闻交流的过程, “必然是‘和而不同’ (容忍双方的差异) , 然后才进一步‘异中求同’ (寻找双方的共同点) , 最后才有可能达到先‘和’后‘合’的制度层面的新闻交流。” (4)

3、表达两岸善意, 营造两岸和解

在严重对峙时代, 两岸媒体发挥信息告知、意见表达、思想呈现和沟通民意的功能有限, “如果把1949年以来的两岸电波战也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新闻交流的话 (战争是历史上人类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 , 其实两岸的新闻界早就相识, 但只是相互知道对方的广播电台以及电台的领导机构, 而两岸民众收听对岸广播都被视为一种通敌罪。” (5)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 两岸关系缓和, 两岸媒体借由不断深入的交流与合作、报道两岸关系的范围逐渐扩大并趋向于常态化, 促进了两岸双方在官方、民间各个层面的广泛了解, 使两岸双方逐渐去除了因为数十年隔绝所造成的许多误解, 越来越明晰对方的想法。

如今,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双方的共识, 两岸新闻交流更有机会、更有责任去如实地表达双方的意见, 传达双方善意, 营造两岸和解的氛围和共创双赢的努力。

可以说, 在两岸关系曲曲折折发展过程中, 两岸传媒确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扮演着相当独特的角色:为两岸关系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力、两岸关系的稳定器、推动力与支撑点。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 两岸传媒的这种作用与角色只会更加加强与深化。 (6)

但是, 我们也不可否认, 除了两岸关系之外, 两岸存有的“泛政治化”倾向、制度性差异、价值观差异以及不同的新闻体制、媒体环境等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两岸新闻交流, 使得两岸新闻交流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问题:

1、交流失衡目前两岸新闻交流的状态是“来多去少”, 台湾新闻记者到大陆采访比大陆记者到台湾采访人数多得多, 呈现20:1的严重不平衡状态。同时, 以驻点采访为例, 大陆目前已批准台湾13家新闻媒体驻点大陆, 而台湾方面仅批准了5家。

2、采访受限两岸都存在着对记者采访范围、内容、采访对象、地域、官方单位、民间团体等方面的限制, 相信在未来两岸双方充分协商之后, 会有一个良好的解决之道。

3、立场决定价值两岸的媒体都有各自的立场和价值观, 难免会导致在报道两岸新闻时的各说各话。两岸媒体在塑造两岸形象方面都存在不全面、不完整甚至不真实的、片面的问题。于是, 当只能从媒体上了解两岸、两岸关系的受众或阅听人置身于这种媒体形象中时, 他们几乎也不能得到准确、真实和完整的两岸形象, 如此, 对于两岸人民的了解、理解、互信将产生偏离。

4、市场决定方向两岸媒体都进入了市场导向, 虽然进入的时间不同、程度不等, 但市场经济的影响在两岸媒体的两岸报道中是显而易见的。两岸媒体在报道对方时, 这种倾向也逐渐地显露出来, 造成负面的新闻增多, 于是, 在媒体上的对岸形象可能就是落后、不健康, 时时都是灾难、处处都是不安定。如此追求眼球效应, 其实是把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守丧失殆尽, 也无形中增加了两岸人民的更多不解和误解。

二、互构两岸真实形象:两岸新闻交流责任与使命

事实上, 多年来, 两岸媒体经由各自不同的价值观、立场和媒体特点, 对两岸关系进行了不间断的报道, 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两岸媒体的塑造, 在两岸人民心中形成了各自的“大陆形象”、“台湾形象”, 当然其中也有许多与真实情况是不尽相符的。这方面两岸学界都有不少研究和讨论。比如:

台湾学者刘幼俐、林美惠对台湾民众收看大陆卫星电视节目行为与其对大陆相关议题态度关联的分析, 其中一项是, 台湾民众是否同意大陆目前具有良好的国际形象, 同意的仅14.2%, 不同意者高达56.7%。调查也发现曾看过大陆卫星电视节目的受访者, 对“前往大陆旅游”、“大陆具良好国际形象”等议题持正向看法者均高过未看过大陆节目的受访者。 (7)

复旦大学陈东旭博士对两岸大学生接触对方新闻的现况与实效曾做过深入的调查与研究, 他发现:其一, 在对岸形象方面的判断上, 台湾学生表示非常好 (1.11%) 及还算好 (15.35%) 约一成七, 普通 (43.15%) , 认为不太好 (30.43%) 或非常不好 (9.96%) 的比例则有四成。大陆学生方面, 对台湾印象表示非常好 (2.53%) 及还算好 (23.14%) 共约二成六, 普通 (37.29%) , 认为不太好 (30.43%) 或非常不好 (9.%%) 的比例则有三成七。若将两岸学生进行T检定, 发现大陆学生认为台湾印象较佳, 且其平均分数明显高于台湾学生。其二, 在对岸最需要改进的方面, 台湾学生认为大陆最需要改善的是在于人权及民主部分 (40.94%) 的比例最高, 约占四成一, 其次是政府形象 (29.60%) 的三成。在大陆学生方面, 有四成八认为台湾最需要改善的是政府形象 (47.91%) , 其次是民主发展 (35.02%) , 占三成五。两岸学生对于对岸应改善的方面并不相同。 (8)

综合来讲, 两岸媒体分处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 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都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两岸新闻交流也应本着“建立互信、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共创双赢”的精神进一步深入展开。

台湾有学者说:“新闻交流也带给了两岸人民一种‘期待’, 希望经由它的‘扩散效果’ (spill-over effect) 与‘连锁效果’ (linkage effect) , 能够增进两岸了解, 消除误会, 建立情谊, 最终有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文化交流也是两岸人民在分离四十年之后, 一个重新相互认识、相互学习过程的开始, 了解彼此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意识形态, 提供两岸接触对话的机会。两岸的文化互动也提供了两岸人民在心理上开始建构一种民族主义的‘社群意识’, 寻求彼此的认同与好感的建立, 并为日后两岸的经济、政治的可能整合奠下基础。” (9)

三、互构两岸真实形象的三个层面

笔者认为, 透过两岸新闻交流, 建构两岸真实的形象以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当从三个层面着手:

1、在制度面上, 尽快协商建立两岸新闻交流的互信机制

过去 (也包括现在) 两岸的确有许多差异存在, 也有许多对彼此的戒心, “因此两岸的信息传播存在着想要加强沟通、又害怕受伤害的矛盾情形。”在这种情况下, 两岸双方首先要做的便是建立互信机制。

建立互信机制可以消除彼此的歧见、相互包容彼此的价值观、理解彼此的制度性要求、接受彼此的行为处事方式、最大程度地化解彼此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的纠缠, 从而有效地建立起两岸新闻交流的正常化、制度化秩序, 促成两岸新闻交流善意与诚意的互动与合作。

2、在政策面上, 摒弃泛政治化的思维和做法, 采取务实而坚定的两岸新闻交流政策

两岸双方应抛弃“泛政治化”的思维和做法,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采取务实而坚定的政策, 推动两岸新闻交流的全面发展, 让两岸新闻交流发挥其真实、完整互构两岸形象的积极作用, 促进两岸民众的真切沟通与理解。

具体地说, 两岸应更加开放地允许各自媒体在对方落地, 扩大驻点采访的媒体范围、采访范围, 同时, 在媒体合作、采访报道、媒体内容输出等方面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3、在实务面上, 两岸媒体理当秉承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与规则, 自觉担负起建构两岸真实、完整形象的责任

首先, 要理解对方既有的、既定的新闻制度和新闻政策, 对对方的报道背景加以充分的体谅。

其次, 两岸媒体应建立起一套行为规则, 以此来指导和规范两岸媒体对两岸新闻的报道。同时, 加强两岸媒体的联动, 通过合作采访、共同制作媒体产品、共同举办媒体活动等, 来扩大彼此的受众或阅听人范围, 最大程度地获取媒体运作的利润。加强两岸新闻专业人士的互访, 通过互访增加了解和共识, 以良性互动促成两岸媒体的共同发展。

再次, 两岸媒体应真实地反映两岸关系的现状, 真实地报道两岸关系、台湾和大陆的新闻事件, 在报道中保持相互平等的心态。

最后, 两岸媒体应透过学习和实践, 不断地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养。从事两岸报道的人员如果连最基本的两岸关系知识都不懂, 又如何做好沟通两岸的工作?如果这些人员的新闻专业知识与技巧不足, 不能适应两岸关系的特殊与复杂的发展进程, 当然就无法很好地完成任务并对媒体整体的形象产生负面的影响。

摘要：两岸关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两岸新闻交流的发展方向, 而两岸新闻交流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润滑剂”的功能, 提供了可以让两岸进行正常交流互动的机制。未来两岸如何通过新闻交流、通过媒体对两岸形象 (台湾形象、大陆形象) 的完整、真实和准确的塑造与呈现来沟通两岸、寻求两岸彼此认同、建立彼此好感, 发挥媒体良性作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两岸新闻交流发展的当务之急和历史使命。本文就此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和实务层面提出了互构两岸真实形象的建议。

关键词：两岸新闻交流,台湾形象,大陆形象,互构真实形象

参考文献

①王连伟:《新闻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7.11.6, 第3版①王连伟:《新闻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7.11.6, 第3版

②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两岸新闻交流概况 (1989-2005) 》, 国台办网站, 2006年8月21日, 网址:http://ww w.chinareviewnews.com②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两岸新闻交流概况 (1989-2005) 》, 国台办网站, 2006年8月21日, 网址:http://ww w.chinareviewnews.com

③罗森栋、董益庆:《两岸新闻交流》, 台湾:《新闻年鉴》, 1996年版, 第319页③罗森栋、董益庆:《两岸新闻交流》, 台湾:《新闻年鉴》, 1996年版, 第319页

④杨志弘:《海峡两岸新闻交流之探讨》, 台湾:《报学》, 1993年8卷7期, 第78页④杨志弘:《海峡两岸新闻交流之探讨》, 台湾:《报学》, 1993年8卷7期, 第78页

⑤陈力丹:《中国海峡两岸新闻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引自网站: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519⑤陈力丹:《中国海峡两岸新闻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引自网站: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519

⑥郭伟峰:《两岸新闻交流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第六届两岸传媒迈入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5年11月, 武汉:第2～4页⑥郭伟峰:《两岸新闻交流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第六届两岸传媒迈入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5年11月, 武汉:第2～4页

⑦转引自陈东旭:《台湾大学生接触大陆新闻的情形与对大陆事务的认知初探》, 《新闻与传播研究》, 第11卷第2期⑦转引自陈东旭:《台湾大学生接触大陆新闻的情形与对大陆事务的认知初探》, 《新闻与传播研究》, 第11卷第2期

⑧陈东旭:《两岸大学生接触对方新闻的现况与实效研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2005年4月, 第84～96页⑧陈东旭:《两岸大学生接触对方新闻的现况与实效研究》,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2005年4月, 第84～96页

社会互构 篇3

(一)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

科学发展观是当前指导国有企业做好各项工作所必须贯彻和落实的重要方针, 科学发展观及强调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也对党建工作中的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方法。由此可见, 科学发展观是推进国有企业党建的思想前提。反过来说, 在国有企业中推进党建工作的实施, 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广泛应用, 是国有企业党务实践者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策略。

(二) 保证企业科学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国有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 应该不断完善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决策的工作机制, 因此, 国有企业的党组织政治优势应该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具体来说就是把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思想理论融入企业的科学发展引导力中, 这样就可以把企业党组织的工作优势变为推进企业科学发展的动力。同时, 党组织的优良传统有利于集中企业科学发展的控制力, 可以充分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 有利于提高企业科学发展的凝聚力。由此可见, 党建工作是保证企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巩固和加强党执政地位的新举措

开展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 可以不断扩大国有企业领域的党员队伍, 在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中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提高党员队伍的管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同时, 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可以让国企中的党员感受到当组织的关怀, 双方能保持两性互动。总的来说, 在国有企业开展党建工作, 可以巩固党在国有企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可以供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经营互构性发展的实践逻辑与路径构建

(一) 彰显以人为本的终极理念

国有企业党建科学化是指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 根据国有企业的发展规律、国企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党的执政规律, 将党建工作落实到企业的各项工作中。在国有企业开展党建工作, 要求国有企业转变管控俩年,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为国有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同时, 国有企业应该在以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基础上,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 发挥党和政府的服务功能, 为人们的权益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 以政治和经济双赢为目标

由于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应该在国有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突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为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国有企业的领导能力和服务功能。具体来说就是, 在国有企业中通过党的引导, 提高工作人员的劳动积极性, 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从宏观上来党建工作的目标与企业自身发展目标一致, 这就表明,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自身发展子在目标上存在相互构建关系, 有利于实现企业政治和经济的双赢。

(三) 发挥人企共进的重要功能

在促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自身发展协调运作的过程中, 企业应该创新工作方式, 科学使用人才, 使党组织与企业工作人员能够以促进企业发展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为目的, 认真工作。同时, 党建工作应该注重关爱企业工作人员, 培养有潜力的青年人才, 进而充分发挥党的指导、组织功能, 为企业工作人员提供最大程度的发展机会, 最大程度地挖掘工作人员的潜在能力, 努力实现以人为本, 团结共进, 促进企业的壮大。总的来说, 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与而企业自身发展相结合可以实现人企共进, 一方面促进企业发展, 一方面也能促进工作人员的发展。

(四) 完善党企共进的实施机制

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与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国家制度建设之间的政治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中, 当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在于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于此可见, 在开展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过程中, 国有企业应该完善和创新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决策的工作机制, 处理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法人之间的关系。同时, 国有企业要在强调党组织对企业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上, 避免出现以党代企的现象, 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思想指导、政治引导以及组织保障的功能。总的来说就是保证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完善党企融合机制。

三、结语

社会互构 篇4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因此, 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是国有企业实现科学发展的有力保证。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党建工作始终是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资源,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实现企业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 也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文章认为, 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自身发展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面向, 二者在发展理念、目标、功能、实施机制和推进路径等方面相互形塑、互相建构, 二者缺一不可。因此, 在实践中, 应该从上述方面努力实现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自身发展之间的互构性发展目标。

1 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战斗堡垒作用等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国有企业科学化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 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的重大任务。可见, 加强和推进国有企业党建, 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1.1 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

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指导我们科学有效做好各项工作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方针, 它既从世界观层面强调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也从方法论层面为处理和应对党建工作中的问题、难题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指导[1]。因此, 科学发展观, 是推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前提。反之, 在国有企业领域大力推进和开展党的建设, 是科学发展观在国有企业发展领域的重要体现, 是国有企业党务工作者和实践者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

1.2 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 是加强和巩固党执政地位的新举措

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发挥企业党组织在国企发展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有利于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开展国有企业党建, 一方面, 能不断发展和扩大国企领域的党员队伍, 尤其是在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中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提高党员队伍的管理水平和科学化、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 也能使国企中的党员人才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重视, 时时保持与党组织的两性互动。因此, 科学开展国有企业党建, 可以不断巩固党在国有企业领域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进而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1.3 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 是保证企业科学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国有企业开展党的建设, 要不断建立和完善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要问题决策的工作机制, 这就意味着要将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势有效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 即, 要把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思想理论优势转化为推进企业科学发展的引导力, 把企业党组织的工作优势转化为推进企业科学发展的推动力, 把党员队伍先进性优势转化为推进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执行力, 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优势转化为促进企业科学发展的控制力, 把党的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推进企业科学发展的凝聚力[2]。因此, 国有企业党建是国企发展的内在要求。

1.4 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 是市场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助推器

近年来, 中央层面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创新,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强化企事业单位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3]。国有企业作为市场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应对各类社会问题、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因此, 如何有效发挥国有企业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是不可逾越的重要议题。在国有企业内部加强党的建设, 有助于切实履行“党委领导、社会协同”的管理格局,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推动力量。

2 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经营发展之间的张力与非协调性关系

综观当前我国诸多国有企业在加强党建过程中与企业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现状, 笔者发现, 二者之间存在着比较显性的结构性张力和非协调性关系, 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2.1 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之间的微妙关系

坚持和强调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以及通过建立企业党组织, 发挥其在国有企业经营发展中的政治领导作用, 这是由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所决定的。然而, 随着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以独立法人结构治理为载体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得以建立, 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4]。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 对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造成显著的挑战, 出现国有党组织与企业自身经营发展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凸显了党的领导与企业法人治理之间的权力冲突和目标失衡状态。

2.2 国企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与企业生产经营导向之间的潜在冲突

如前所属, 国有企业自身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地位, 这种政治地位主要体现在党组织对国有企业经营发展的思想、政治、制度和组织保障, 通过监督党的方针政策在国有企业的贯彻与落实, 保证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通过党组织建设与服务提供, 奠定国有企业发展的组织保障;通过各项法规政策的完善, 为国有企业自身建设奠定制度保障。然而, 国有企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企业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 促进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 以创造更多的经济财富, 而对于党的政治核心作用有所排斥。因而,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常常会出现国企党组织目标与企业自身发展目标之间的潜在冲突。

2.3 国企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与企业董事会直接决策的非协调性

国有企业中的董事会依法对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中的重大问题有直接决策的权利, 这就意味着党组织在参与企业发展重大问题决策方面的合法性问题。然而, 《党章》明确规定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其重要职责, 是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本途径。在实践中, 由于未能真正厘清自身角色与地位, 造成同时强调国有企业党组织和企业董事会对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方面的权利与职责的情形, 容易造成二者享有权限之间的张力, 导致二者之间的非协调性关系状态。因此, 如何明确国企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与企业董事会直接决策之间的关系, 是加强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议题和任务。

2.4 党管人才、党管干部与企业经营、企业员工发展之间存在张力

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 只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体现, 同时, 也是确保党在国有企业领域实行政治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组织保证。然而, 现代企业在人才选用、聘任、管理等方面都有一套系统的市场化机制, 这种机制在实践过程中容易与党组织的人才管理和使用方针造成冲突。因此, 如何进一步调节党组织发挥党管人才、党管干部与企业自身市场化用人机制之间的关系, 以进一步促进企业自身健康有序发展, 并创造有利于企业员工成长与发展的环境, 是当前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3 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经营互构性发展的实践逻辑与路径建构

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加快推进企业科学化发展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 当前国有企业党建过程中, 由于相关制度体系尚不健全, 企业党组织建设与企业自身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结构性失衡、关系断裂、目标缺乏整合等张力和非协调性。基于此, 本文认为, 要改善上述困境, 实现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与企业自身发展的融合发展, 可以借鉴互构性发展理论的相关观点。该理论是研究两个主体之间的同源、同构、共生和共变的关系理论, 即可以从理念、目标、功能和机制等方面建构两个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5]。本文认为, 国有企业在开展党建和促进企业发展实践中, 应将企业党建与企业发展进行有效联动, 实现二者在理念、目标、功能、机制和路径方面的互构与协调, 这对于更大范围内开展国有企业党建和推动企业发展同步进行, 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3.1 党建与企业发展互构, 需坚持和彰显“以人为本”的终极理念

加强和推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所谓国有企业党建的科学化, 是指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下, 遵循国有企业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以及国企自身发展规律, 不断推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企业各项工作落实的过程[6]。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要求不断从管理、管控型理念向服务型理念转变, 说到底, 国有企业党建的终极理念是“以人为本”, 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的党建工作。同时, 企业虽然以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为中心, 但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来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且长期以来, 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着党和政府服务社会大众的重要功能, 在保障人们权益、促进其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现代国有企业的发展同样坚持了“以人的发展”为终极理念。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与企业发展在理念是共通的。

3.2 党建与企业发展互构, 需践行和追寻“政经双赢”的发展目标

在加强国有企业自身建设与发展过程中, 之所以要强调加强和改建党的建设, 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组成部分, 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90余载的执政经验表明,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指导, 才能成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因此, 在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 需要发挥企业党组织在其中的政治功能, 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政治堡垒作用, 为企业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保障, 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国有企业领域的领导和服务功能。其终极目的在于: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 以创造最佳经济效益[7]。这与企业自身的发展目标是内在一致的。这表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与企业自身发展在实现“政经双赢”的目标上是相互建构的。

3.3 党建与企业发展互构, 需凸显和发挥“人企共进”的重要功能

在加强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自身发展协调运作过程中, 需要不断创新工作方式, 通过科学的用人机制, 完善“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方针, 实现“人才强企”战略目标。同时, 党建工作也非常注重对职工的关爱和对青年人才的培养, 通过发挥党的政治领导、思想指导、组织和制度保障功能, 实现员工在企业建设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机会和最大程度的潜能挖掘, 根本上促进了人的发展和人的权益保障。努力实现以人为本, 团结奉献, 促进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既是企业党建的落脚点, 也是检验企业党建工作是否成功的标志[8]。因此, 国有企业党建和企业自身发展同步运行, 体现了二者共同践行和实现“人企共进”的重要功能。

3.4 党建与企业发展互构, 需建构和完善“党企融合的实施机制

国有企业发展、党的建设与国家制度建设之间具有密切的政治逻辑, 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关键不在于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而是有效推动国有企业的建设与发展[9]。因此, 在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过程中, 要不断完善和创新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的工作机制要正确处理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 在强调企业党组织对企业的政治领导的同时避免党组织出现“以党代企”现象, 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思想指导和组织保障等优势。通过协调处理党建与企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建立并不断完善“党企融合”的实施机制。

3.5 党建与企业发展互构, 需探索和实施“党企共生的推进路径

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和特殊使命, 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非常重视在国有企业发挥党的政治功能, 并通过企业党组织建设, 不断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自身发展优势。一方面, 强化了党在国有企业的执政根基, 扩大了国有企业领域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 在实践中不断促进党建与企业自身建设之间的有效互动, 促进企业在自身建设中不断实现“以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目标。因此, 二者在实施路径方面, 有效地探索了“党企共生”的实践模式。

摘要：目前在推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与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 容易出现企业党建与企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关系断裂、目标缺乏整合等张力和非协调性关系。结合互构性发展理论的相关观点, 本文认为, 在加强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发展实践中, 应坚持一种互构性发展理念, 即在推进企业党建与企业发展过程中, 应坚持和彰显“以人为本”的终极理念、践行和追寻“政经双赢”的发展目标、凸显和发挥“人企共进”的重要功能、建构和完善“党企融合”的实施机制、探索和实施“党企共生”的推进路径。

关键词：国有企业,企业党建,企业发展,互构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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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新华网, 2012年11月19日.

[4]王宪魁.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J].党建研究, 2006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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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焰军.关于国有企业党建科学化的几个问题[J].理论探索, 2011 (06) .

[7]李茉.浅谈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J].剑南文学 (经典教苑) , 2013 (02) .

[8]石大华.强本固基重在制度——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体会[J].求是, 2003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