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主制度

基层民主制度（精选12篇）

基层民主制度 篇1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创造性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经过充分的政治协商, 在农村选举中, 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 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 保障了最大限度地实现选举民主。

一、明晰协商民主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契合

两委换届选举是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 是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重要举措, 也是扩大新时期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效途径。在农村发展协商民主, 并不是以协商民主来代替选举民主, 相反, 只有选举民主得以充分发展, 协商民主才会有更为广阔的运作空间。选举民主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基石, 没有了选举民主, 协商民主也难以实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不是彼此对立的。选举中可以有协商, 协商中也可以有选举。二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方式融合在民主政治的现实操作之中。

二、深刻认识协商民主融入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重要性

维护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与培养民众理性能力的现实需要。选民及其代表在公共讨论和争论过程中, 公共利益是他们的共同诉求。协商民主把公共协商结果的合法性建立在广泛考虑所有人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 避免通过牺牲他人利益来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协商没有发挥有效成果, 在选举中就会出现贿选和霸选干扰选民对选举的理性判断, 做出不真实的意愿票选。选举民主和协调民主相结合, 相互取长补短, 使基层民主选举不断完善。

提高民众政治参与意识与保障民众平等权利的正确选择。农村民主选举培养了民众的现代民主意识和能力, 广大村民直接参与民主选举, 村民逐渐学会了运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结合, 使得村民在选举中, 遇到不同意见可以进行协商妥协。这就可以使得他们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逐渐加强。协商民主具有完善的参与功能, 能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平等地参与决策的形成过程, 通过协商民主形式, 能够保证民众具有平等的参与选举的权利。

保证选举过程顺利开展与建立良性沟通机制的有效结合。我国现行候选人名额分配模式和确定机制选民或代表的知情权严重匮乏, 同时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缺少沟通渠道, 很多选民根本就不知道要选举的是谁, 更不了解代表的主张和纲领。选民难以获取对选举候选人的政治素养、参政议政能力的信息资料。民主选举顺利进行的真正意义必须与村民的利益和知情权相关, 通过选民和候选人双向的沟通和表达, 才更能体现选举的民主性。

三、协商民主下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设计

(一) 成立“一个机构”, 确保协商主体的清晰

责任编辑:党伟莉

基层的农村选举建设的完善, 工作的顺利实施, 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民主协商机构, 参与对选举工作的监督与检查, 参与选举的决策。要体现多数人的意见, 按多数人的提名确定人选, 并把民主贯穿选举的各环节、全过程, 又要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 对候选人进行比较, 综合。这种民主沟通有利于训练选民的民主技能, 提高选民平等参与选举事务与决策, 促进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应该尽量规范选举民主过程的沟通渠道, 避免沟通机制流于形式。

(二) 符合“两面征求”, 明确提名候选人资格

在选举中, 要明确被选资格, 并有较高的领导素质, 没有违法乱纪历史, 参加选举的目的明确, 不持贪污受贿心理。在具备基本素质的前提下, 还要征得组织的同意, 对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和标准拿出初步建议进行讨论。然后, 还要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 由村委会成立的协商小组来讨论、商议对候选人的资格和条件进行审核。经过协商, 达到两方面的同意之后, 才能明确候选人是否具有参选资格。

(三) 通过“三个定期”, 规范选举监督的程序

每月定期从群众中收集、汇总意见和建议, 并向村民委员会反映;每月定期召开基层会议, 讨论、协商、汇报各项工作;每季度定期向上级领导反映监事会工作进展情况。对于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和建议, 一般由村两委限期研究处理, 对于难以解决的问题转呈上一级领导处理, 确保事事都有落实, 并向广大群众汇报。

(四) 达到“四种效果”, 保障选举工作的成效

提名和确定候选人代表的真实性缺乏民众的平等参与, 贿选和霸选行为干扰选民的理性判断, 沟通渠道不畅通导致选民盲目投票, 要保障选举工作的成效, 必须做到;一是基层干部对村级重大事项做出的决策必须合适;二是各级领导对群众所反映的难题、困难和热点的处理和解决必须合情;三是各级领导和各级部门必须明确职责、实事求是, 要对财务的预算、收支情况等做到合理;四是选举工作的开展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度等正规方式、渠道来监督处理, 必须使选举运行的过程做到合法。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 不仅关系到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 而且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协商民主在农村社会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协商民主在推动农村民主选举和民主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上, 还需要不断地探索。

摘要：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这是我们党在民主政治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中取得的最新成果。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把它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 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

关键词：协商民主,农村,选举制度

参考文献

[1]何包钢, 王春光.中国乡村协商民主: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7.

基层民主制度 篇2

中共泰安市泰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长苏宝菊

泰山区辖7个处镇，194个村、社区，总人口63.4万人。近年来，我区深入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逐步建立了以“民主议事六步工作法”为主要内容的村级议事制度，在民主决策中集中民智，在民主管理中顺应民意，在民主监督中凝聚民心，探索出了一条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的新路子。

一、适应形势要求，确立“民主议事”新思路

在深入农村、城市社区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当前我区的村级民主管理主要面临三种现状：一是随着我区新农村建设和城市星级社区创建的不断深入，广大的农村基层群众不仅希望在经济上富裕，而且要求在政治上拥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和参与到集体的决策中来；二是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村级的党员大会、村（居）民大会及村（居）民代表会议难以正常召开，有的村（社区）一年甚至几年没有开过大会，农村基层出现了“议事难、议事荒”的现象；三是少数村（居）干部民主意识不强，遇事怕麻烦、怕村（居）民不支持，习惯于个人说了算或村（社区）“两委”研究决定，无职党员及“五老人员”连基层群众的作用都难以发挥，有的造成了村级决策与群众的意愿相背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级的和谐、发展与稳定。为有效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在多次调研、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研究确立了以“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为目标的民主议事新思路。去年5月份，以区委名义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全区村级干部作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各村（居）建立健全村级民主议事会，并将每月5日规定为全区统一的村级民主议事日。今年3月份，又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规范村级民主议事制度的意见》，对民主议事会的职责、民主议事会成员的组成、民主议事的程序及监督检查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进行了规范。同时，实行领导干部联系社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牵头检查等制度，强力推动了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把握关键环节，规范完善“民主议事”新机制

工作中，我们紧紧抓住影响民主议事质量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真正以机制的创新推动工作的深入开展。

（一）“推选”议事成员，解决有人议的问题。议事会成员的素质、威望及代表性直接关系到议事的质量和成效，因此，我们规定议事会成员必须由各村（社区）党支部按照村民小组或社区居住小区人数多少分配名额，由村民小组、社区居住小区推荐产生。在人员组成上，民主议事会的成员主要由村（社区）范围内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社区）部分“两委”成员和政治素质高、参政议政能力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群众信得过的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社区成员代表、村（居）务公开监督小组成员代表、民主理财小组成员代表以及种养经营大户代表等人员组成。在人数上，新建社区的民主议事会成员应不少于15人，其他村和社区民主议事会成员应不少于20人，其中村（社区）“两委”成员人数不能超过总人数的20%。

（二）明确议事范围，解决议什么的问题。针对以往村级议事中不知道议什么的问题，我们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将民主议事的议事内容确定为七大类，主要包括：村级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目标；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的有关决策；旧村改造、村庄规划及住房和

宅基地分配方案；村级集体资产资源承包经营、村级集体企业改制、集体举债、大额资金使用安排情况；上级下拨资金及救灾救济款物的使用分配方案；村级道路、自来水等社会公益性集体建设工程的经费筹集方案和建设承包招投标方案；村级干部及享受误工补贴人员的报酬情况及其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等必须纳入民主议事范围。

（三）规范议事程序，解决怎么议的问题。村级议事怎么议是民主议事会得以正常开展的关键环节，也是决定议事质量和成效的关键环节，因此，我们按照民主议事就是“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定位，严格遵循“民主议事六步工作法”的程序进行。一是村（社区）“两委”提出议题。民主议事会议题应提前提出，每月5日前由各村（社区）由党支部书记牵头组织召开“两委”联席会议，结合本月工作实际，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议事议题。二是征求意见，制定方案。议题确定后村（社区）“两委”安排专人根据议题内容广泛征求群众对议题的意见和建议。根据村（居）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村（社区）“两委”再研究制定具体的议题方案。三是街道、镇审查。各村（社区）要将“两委”研究通过的议题方案报街道镇党（工）委、政府审查，避免议事事项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四是召开民主议事会议。会议通知和民主议事议题及有关材料应在会议召开前2-3天书面送达应到会人员。民主议事会在村（社区）主要负责人的主持下进行，对所确定的议题一般可采取逐个讨论的方式进行，参会人员必须紧紧围绕议题，由会议主持人组织有秩序地自由发言，共同商议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并用举手表决的形式逐一通过各项议题。五是公示议事结果。村（社区）民主议事会结束后，将议事结果在村（居）务公开栏公开并上报街道镇党（工）委、政府存档备案。六是监督实施。各村（社区）要根据工作分工，安排专人对民主议事会决定事项组织实施，明确办理时限和工作要求，实施过程接受村级民主议事会成员的监督，并将进展情况作为下次民主议事会议的一项内

容。

（四）加强监督检查，解决不真议的问题。区里成立了由纪检、组织、农业、财政、民政、信访六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实行每月轮流牵头检查制度。每月7日检查组按照“双对开”的形式，每个街道、镇随机抽取３个单位，对落实“民主议事日”制度情况进行检查，现场打分排名，检查结果在全区通报，充分调动了各街道、镇抓民主议事工作的积极性。我们规定对村级重大事项不经“民主议事”决定或议事流于形式造成不良影响的，发现一次扣该村（社区）支部书记、主任工资补贴各100元，并视情况给予街道、镇党（工）委书记及相关责任人通报批评。目前，全区共组织检查10余次，对检查中发现的3个不按要求开展民主议事活动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进行了通报批评。

三、坚持以人为本，确保“民主议事”新成效

去年以来，全区194个村、社区共组织召开民主议事会1544次，讨论议题2100多个，其中，修路、架桥、治水、改厕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1650多个，占所议议题的75%以上，采纳群众意见700多条，解决热点、难点问题900多件，针对村级干部的信访量比以前下降了60%以上，有效避免了村（居）务管理中的决策失误，推进了村级管理民主进程，搭建了干群之间的和谐之桥。

一是由被动变为主动，民主议事会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探索。民主议事会的参加人员是村、社区“两委”干部和部分党员、村（居）民代表，同时，邀请街道、镇的村级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和包村干部列席，起到了广泛联系村（居）民、收集村（社）情民意的作用。村、社区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决

策要先经过民主议事会来议定，使村（社区）干部由被动应对变为主动服务，进一步扩大了村（居）务管理的透明度，保障了村（居）民的民主权利，推进了农村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

二是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民主议事会是推进农村基层管理民主的有效形式。村、社区民主议事会每个月召开一次，会前，议事会成员自下而上收集村（居）民反映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完善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村级党组织将议事情况、处理结果等内容在村（居）务公开栏予以公布，定期到村（居）民家中进行回访和向村（居）民通报情况，自觉接受党员群众监督，努力实现村级事务管理工作规范化、村（居）民自治制度化、民主监督程序化。通过开展“村级民主议事”活动，使村（居）民对村级事务由“评头论足”、“指手划脚”向主动询问、积极参与转变，增强了民主意识，提高了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

基层民主新格局 篇3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把中国的民主模式称为“纵向民主”，这仅仅是国际观察家对中国民主发展的一个视角，“中国式民主”的内涵要比这种界定更加丰富。

十六大以来历次中央全会《决定》或《建议》，每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工作要点》都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部署。而十七大更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民主”，同时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容之中。随之，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等一系列方针措施逐步落实。

从浙江温岭的“乡村民主恳谈会”，河南省中牟村的联户代表制，再到成都等地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十年间，中国各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围绕基层治理机制的完善进行了多方探索和创新性实践，涌现出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

在社会多元化条件下，随着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在治理过程中更多地反映民意，如何更好地将基层组织和参与机制进行有效整合，成为这一轮基层民主建设的新课题。

伴随公众对权利、知情、参与的更高诉求，基层民众有序进行政治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充，基层政府回应民众的关切更加常态化。当基层政府部门纷纷开设微博政务平台，在网上晾信息、晒账本，中国的基层民主已然呈现出新的格局。

十八大将“认真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实践”，其中基层民主实践的总结和未来推进基层民主的新做法亦是舆论关注点之一。

议事决策融入协商民主等关键环节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如何在治理过程中创新治理模式，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改善基层政权的治理绩效，以确保社会稳定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执政党面临的主要任务。

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不断深化对“基层民主”的认识，2007年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有了制度保障，中国基层民主就有了深入拓展的依据。近十年来，在多元化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基层民主的实践，已不再局限于民主选举等单一层面，而是指向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以及民主监督等多个环节。

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基层民主创新模式，可谓中国基层民主近十年来发展的一个缩影。

21世紀初，“民主恳谈会”最初只是“泥土里诞生的村议会”，浙江温岭松门镇的干部每月将村民召集在一起进行恳谈，没有宏篇大论，只有平等交流，内容大到村庄整治，小到村里垃圾桶的制作样式。作为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民主恳谈会属于制度安排之外的自然生长。这就涉及一个制度框架问题，也就是民主恳谈与法律以及现行具体制度协调的问题。

2005年初，温岭将民主恳谈与基层人大结合，进行了新的探索，探索的课题是“参与式预算”，即让人大代表和公众参与并监督镇政府2005年度的财政预算编制，这一次，民主恳谈会被引入镇人大体制内，参与人大预算改革。

民主恳谈会的创新在于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在民主决策环节实现更大范围的公共参与，使公共决策变得更加理性化。在民营经济崛起、社会群体分化的背景下，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各方面复杂的利益诉求，民主恳谈通过反复协商讨论，最终使得各方利益博弈达到平衡，取得共识。

事实上，十六大以来，不仅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中国各地都在拓宽基层民主议事决策的有效途径，融入协商民主、参与民主等更多关键环节。随着议事决策机制更加讲求程序和方法，重大事务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逐步交由党员群众自己议、自己定，基层党员群众有了更多表达合法权益的正常渠道。

2004年，河南邓州创造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即所有村级重大事项都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按照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并接受监督。“四议两公开”实行后，“一些干部想干的事被群众否定”在邓州成为正常现象。

“四议两公开”的创新，主要是在现有的组织框架内，强化村级组织办事的程序、民众参与决策和监督的渠道，这种做法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截至目前，全国有57. 5万个村推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由此，县域政府和村庄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正努力实现更为有效的协作，基层民主的自治实践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

“公推直选”预留探索空间

从一村一地摸索试验，到全国范围推广，基层民主建设在各地铺开。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日益走向成熟。

而选举制度作为党内基层民主的重要标志，其改革的每一步都颇受瞩目。其中，“公推直选”作为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一种新的民主选举模式，正在从村、社区广泛运用到乡镇一级规范试点，并被舆论评价为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扩大党内民主的新尝试。

“公推直选”自2001年在四川平昌等地首次运用后，开始进入高层决策的视线。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范围”之后，十七大进一步要求“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公推直选”启动了新一轮的推广尝试。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十七大提出的“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基层探索的“公推直选”正式迎来了更大范围的运用。

2010年，江苏南京公推直选实现了城市社区和农村组织的全覆盖，成为全国首家实现公推直选全覆盖的城市。深圳则从试点公推直选市党代表，到公推直选局级领导干部。西部的四川、重庆等地近年也在稳步推进公推直选，有的县已实现全县村、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全部以公推直选方式产生。

“公推直选”被主流舆论认为带来了“共赢”局面：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激发了党员积极性，党员对公推直选的参与面普遍在80%以上，而在过去要通知80%以上的农村党员开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公推直选”方式选出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公信度高，更受群众欢迎。

在一定程度上，“公推直选”可以说是高层指导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成功范例，而这样一种创新的模式则源于客观形势的倒逼。十七大提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但是从基层现实来看，许多地方的村民认为上千人直选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当然比上级委任的党组织书记更有权威。这导致一些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无法服众。”重庆开县县委书记李殿勋曾向媒体坦言，实行多年的村民直选在倒逼基层党组织实行公推直选。

如今，全国村、社区一级基层党组织已普遍开展公推直选，在这一背景下，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的探索更为引人注意。

党章修正案第三十条将关于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选出的书记、副书记，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的规定，修改为“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选举产生后，应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按照党章修改前的规定，基层党委书记、副书记只能由基层委员会选举产生，而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可以由基层委员会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就给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扩大基层党内民主的探索留出了空间。

在《2010年~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中，中央提出了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公推直选范围的要求。尽管目前试点尚未全面铺开，但乡镇党委公推直选被认为是对党内选举制度的重要改革，表明基层党内民主已逐渐向上生长。

基层民主制度化深入部署

观察新一轮的基层民主实践可以发现，中国的基层民主自治发展遵循自身逻辑，所呈现的创新模式，并不是简单的“你一言我一语”式民主，也体现出一种新特征，即基层民主自治模式至始至终都受到法制的规范，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吸纳基层创新，针对实际问题做出调整，避免了不必要的波折。

这种进步所依赖的正是基层民主法律框架的不断完善。全国29个省(区、市)相继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31个省(区、市)出台了村委会选举办法；7个省份专门制定了村务公开条例；一些省份还制定了村民代表会议规则和村务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24个省区市颁布了居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

民主的实现形式也进一步丰富，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有外媒评论，这是一个更加全面的重大科学论断和重大制度安排，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2009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出20号、21号文件规范了村委会选举工作、完善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还对农村村委会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乡镇政务公开等问题作出专门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重点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程序、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三个方面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此外，结合新的党代会报告精神和党章修正案以及地方创新实践，对现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进行修订，也在公众期待之中。

基层民主制度 篇4

我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于浙江省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后陈村处于武义县城乡结合部, 全村347户888人, 是个远近闻名的产粮村和富裕村。2000年以来, 后陈村集体收入主要来自于出租黄沙沙场和修建金丽温高速公路得到的土地补偿款。随着城市的扩展, 特别是后陈村被纳入武义县经济开发区范围后, 该村先后有1100多亩农地被征用, 村集体土地征用款高达1900多万元。村集体财产的迅速增长, 一方面增强了村民与村集体的利益关联性, 引起了村民对村级事务的高度关切;另一方面村民对村务、财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诉求空前高涨, 对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 管好用好经营好村集体财产, 逐渐成为后陈村村民普遍关注的村务 (财务) 大事和自觉行动。然而, 后陈村长期以来形成的村务 (财务) 管理不透明, 村级财务不公开、重大决策不民主未能很好地解决, 村干部违法乱纪事件频频发生;同时, 村民的“民主监督”缺乏有效的组织载体, 而上级政府的监管又鞭长莫及。在2002年至2003年之间, 后陈村两任村支书“前腐后继”相继落马。面对后陈村日益严重的治理危机, 白洋街道党工委采用“空降干部”的办法, 于2004年1月6日派遣后陈村籍的街道工办副主任胡文法回村兼任党支部书记, 负责治理后陈村的乱象。随后, 县委、县府又选择了处于治理危机的后陈村作为实施村级民主监督创新的试点村。2004年4月至6月, 县委办、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农业局、民政局、白洋街道相关人员认真梳理了后陈村各项管理制度, 草拟出《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两个讨论稿, 广泛征求村民及社会各界意见。6月16日, 后陈村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 制定并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选举办法》。6月18日, 在以胡文法为组长的选举委员会主持下, 经过村民代表民主选举, 后陈村产生了全国首个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的、由3名监督委员会委员组成的“第三驾马车”——村务监督委员会。同日,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至此, 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性内容的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正式诞生, 并成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成功的制度创新的范例。

这项制度创新, 解决了农村民主选举后监督缺位、乏力的问题, 解决了村两委干部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探索出了一条保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到实处的新途径。基于“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杰出贡献, 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于2005年10月入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2007年6月, 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协调小组又授予武义“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创新奖”。2009年底, 浙江省3万余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在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基层农村“全覆盖”的同时, 浙江省政府进行了省级层面的制度建设;2010 年7月, 浙江省颁布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 (试行) 》, 2011 年1月出台《关于认真做好2011年村务监督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 2011年3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1]

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机制创新和运行绩效

1.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机制创新

以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为例,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标志性内容是“一个机构、两项制度”。

一个机构即是村务监督委员会。它是在原有村级组织基础上增设的专门的村务监督机构。与以前的村监督小组或理财小组相比, 其创新在于:以前的村监督小组或理财小组隶属于村委会, 组长通常由村支委兼任, 而后陈村的监委会, 是与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并列的一个独立组织。

两项制度即是《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主要对村集体资产管理、集体土地征用费管理、集体项目收益和分配管理、集体建设工程投资管理、财务管理、村干部报酬管理、村计划生育管理、村民房管理、村户口变动管理、非经济合作社人员待遇、溪滩沙石管理、村公墓管理、外来人口管理、低保对象确定、救济款发放管理、印章和会议记录管理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管理制度明确划分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三者在村务中的决策权和管理权, 并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是对村级民主监督作出的制度安排, 尤其对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产生和组成、职能和义务等作了明确规定, 并把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示制度、听证制度和村干部述职考核制度等纳入民主监督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一, 监委会候选人是非村两委的成员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的村民代表;监委会成员除了党支部召开的党务会议外, 村里其他一切会议都有权参加, 它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并直接对村民代表大会负责。第二,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有:坚持党的领导, 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村级各项管理制度情况进行监督;列席涉及群众利益的重要村务会议;对村财务公示清单和报账前的凭证进行审核;建议村委会就有关问题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对不按村务管理制度规定作出的决定或决策提出废止建议, 村委会须就具体事项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决定;协助街道党委对村两委成员进行年终考评;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 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意见, 提请村党支部, 报上级党委、政府后, 依法启动罢免程序;可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 以书面形式建议村委会进行听证, 如果村委会7日内没有正当理由不作出听证决定或解释, 有权向街道办事处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第三,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义务主要有:支持村两委正常工作, 及时消除村民对村两委工作的误解;定期、不定期向村党支部和村民代表会议报告村务监督工作情况;及时向村党支部、村委会反映村民对村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联系村民, 广泛听取意见, 履行监督职责。

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体制机制上的重大创新, 有效促进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农村的落实。其制度创新主要在于创新和完善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体系。[2]众所周知, 一个有效运作的制度往往是一系列具有有机联系的制度元素联结起来的闭合系统, 它具体包括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监督制度以及救济制度。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以及通过建立《村务管理制度》、《村务监督制度》, 使得村务管理中的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监督制度、救济制度相互配套, 形成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具体而言:第一, 创新和完善了村民自治治理结构。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后, 突破了过去村“两委”制, 完善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议事机构、村民委员会为管理执行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 创新实现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村民自治体制机制, 让村民能真正参与村务民主管理中。第二, 创新和完善了农村基层组织监督机制, 保障村民依法行使对村级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村监会”与村委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村监会”主动介入、全程参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利用质询、述职等方式对村委会执行村民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 议决事项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 发现拒不执行、以权谋私等不正当行为, 进行劝诫, 并向村党组织报告或向街道办事处、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情节严重的可提出罢免动议。“村监会”的这种监督就使原来村委会的同体监督向异体监督转变, 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转变, 由单纯的财务监督向村务监督转变, 垂直监督向水平监督转变。[3]

2.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运行绩效

从2004年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到目前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全覆盖”, 经过六、七年的运行, 浙江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现实和潜在的绩效。

(1) 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沟通村两委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有利于村务管理的良好运作和村庄秩序的重建。据统计, 自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实施后, 后陈村连续6年保持“零上访、零投诉、零违纪、零违规收入”的纪录。浙江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受理反映农村干部的信访举报呈整体下降趋势, 2009年同比下降6.71%, 2010年又下降了15.5%。

(2) 确保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通过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以及村务公开、民主理财等一系列财务管理配套制度, 使集体资产的运作有章可循, 有制可依, 严格杜绝了集体资产流失的现象。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后六年来, 村务监督委员会先后对4000余张金额共计2400万余元的财务发票进行了审核和公开, 审核纠正不规范票据42笔, 拒付不合理开支3.8万元, 为全村增收节支480多万元。

(3) 改善和融洽了干群关系。

过去因为基层监督缺位乏力, 有的地方民主选举后,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成为摆设, 村民自治往往成为“村官”自治。监委会建立后, 使权力有了制衡, 推动了村干部的领导方法向民主的、法制的、服务的方式转变, 消除了村民对村务活动的各种猜疑和不信任, 村民积极支持村两委工作, 增强了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沟通, 融洽了干群关系。后陈村村委主任陈忠武说:“以前村干部怕干事, 村民总怀疑你从中得多少好处, 有了监委会, 村里一切事都在监督下进行, 就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干事放心了, 听到的赞扬也多了, 一些过去上访告状的村民如今还主动提出要为村干部加工资, 心里感到很温暖”。[4]

(4) 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畅通了民意表达的渠道, 每一个村民都获得了涉及自身利益的村务管理工作的话语权, 他们的需要和意见可以直接通过监委会反映到村两委干部手中, 再反馈到本人。这样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村民直接有序的政治参与, 为村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使得村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得到具体的落实, 从而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

(5) 为全国农村建立新型的基层民主监督制度提供了样本和示范效应。

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成功实践, 为全国各地的村级民主探索和国家立法提供了借鉴。继后陈村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后, 重庆市武隆县首次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河北省承德市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汪家庄镇成立。[5]尤为重要的是, 2010年10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或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 负责村民主理财, 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

三、几点启示

1.群众的创新精神是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

实践已经证明, 对民主政治中的新生事物, 要充分发挥基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民主参与要求。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 正是村民群众由于民主意识的加强、对村级财务管理混乱的担忧和参与村级财务运作的强烈愿望而产生的, 村民是推动农村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

2.政府的支持与推动是农村创新制度成功运行的关键

在我国基层农村, 如果不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 制度创新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政权力量导向有助于村民自治, 农村的自治能力就会大幅提升。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一项新生制度安排, 是在政府主导下成立并推行的, 政府为制度变迁提供了主要动力。

3.一项创新性的制度安排要在实践中为参与各方所接受并推行开来, 制度的设计必须能够增进参与各方的利益, 产生一种共赢的博弈结局

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就是这样一种产生共赢博弈结局的比较精巧的制度设计。后陈村的制度设计者力图通过保证村务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的相对分离和相互制约, 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村干部“不能腐败”和“不敢腐败”, 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农村社会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社民, 徐首红, 颜新文.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力抓手——浙江深入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纪实[J].中国监察, 2011, (08) .

(2) 邱荣根.村民自治中民主监督的制度创新——基于浙江武义县试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案例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论文, 2006.

(3) 张桃荣.议事监督委员会:村民自治决策与监督新机制——成都市龙泉驿区若干乡镇的调查”[J].党政干部学刊, 2009, (08) .

(4) 谢云挺.监委会:浙江农村出现“第三架马车”[J].记者观察, 2005, (04) .

基层民主制度 篇5

对策建议思考

完善健全的制度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和保障，更是我们加强基层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和推进协商民主取得实效的重中之中。与选举民主相比较，目前我国协商民主还缺乏比较完善的制度规则和运作程序，特别对基层人民政协来说，协商随意化的现象还较为普遍，更需要在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加强。笔者认为，要切实抓好基层政协协商制度建设，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坚持四个原则，把握四个重点，抓住五个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进基层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取得成效。

一、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四大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必须坚持的最基本原则。我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加强基层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突出党的领导，坚持党对政治原则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的领导，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始终具有鲜明的特色和蓬勃的生命力。

第二，必须坚持政协主题和职能。团结、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也是开展协商的基础与前提。团结意味着公共，体现着协商各方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民主意味着平等，体现着协商各方具有平等的权利义务。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人民政协的三大职能，三者相互关系、缺一不可，协商民主的各种形式要在这三大职能的履行之中都得以充分体现，才能发挥应有作用，而不能仅局限于政治协商的职能范畴。因此，加强基层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必须牢牢把握政协的两大主题和三项职能，扩大包容性，增强广泛性，体现平等性，为各界人士参与政治提供畅通的渠道和良好的平台。

第三，必须坚持以委员为本。委员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主体，也是人民政协组织参与民主协商的主体。尤其是基层人民政协委员，来自一线，深入群众，更易听到和及时反映基层百姓的真实声音，是基层利益群体的忠实代表。因此，加强基层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必须充分体现委员在协商民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有效保证更多、更广泛的意见建议能够真实、充分、有效地反映到协商过程之中。

第四，必须坚持依法开展。我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体现到协商民主层面，就要求协商各方，都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和给出的规则及程序来进行，不能“越界越线”。因此，加强基层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必须充分体现法治的权威性，使协商过程始终在依法、平等的环境下进行。尽管在制度建设上还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问题，但不可否认，以人民政协为最重要载体和实践形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人民政协可以也必须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二、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必须把握四大重点

第一，切实把握基层人民政协的特点。作为基层人民政协，要在中央和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协制定相应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实际，把相关制度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制定更加符合自身特点的协商规程，使协商成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通过协商制度的建立，真正做到从制度上确保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在集思广益中形成睿智之言和务实之策，从制度上有效实现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重大决策的及时协商，从制度上拓宽与群众的直接联系，充分反映民意。

第二，建立有效的协商成果落实反馈机制。协商成果的有效落实体现了协商民主成效。要积极畅通，并不断创新协商议政、建言献策的落实途径，以自身的积极努力为前提，有效的程序约束为保障，促使党政部门高度重视和积极采纳民主协商成果，避免协商民主流于形式，提升基层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有效性。

第三，努力营造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良好氛围。事实证明，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人民政协制定协商制度需要党委政府的支持，而党委政府自身层面制定相关制度，则往往会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因此，要积极主动，进一步争取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形成各方参与支持的良好氛围；要努力推动协商原则在党政及其部门的制度上得到体现，努力争取重要协商制度由党委政府出台，从而真正实现把协商纳入决策之中。

第四，进一步发挥委员等协商参与主体的作用。要继续完善和落实加强政协委员和专委会、界别建设的各项制度，提升协商参与主体的协商意识，增强他们对决策的影响力，促进参与协商各方更加平等。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界别的设置和功能，结合基层实际，注重吸纳新兴阶层，注重基层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在政协组织中的代表作用，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能够利用政协平台来进行磋商和协调。此外，基层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还要有改革创新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形式；要注重理论创新，深化对基层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内涵、要求和规律的研究；要在尝试建立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完善相关人员配置构成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三、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必须抓住五个关键

作为基层人民政协，在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四条原则，把握四个重点，同时，也必须认真抓好五个方面的关键性问题，确保基层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取得实效。

第一，突出政治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开创者，而且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和发展的。党的十八大把协商民主放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框架里面进行论述，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进一步做好政协工作指明方向。因此，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始终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尽可能多的民众积极参与到广泛而深入地协商活动中来，努力使党的主张和意愿成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界的共识，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竭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级政协组织又特别是基层政协要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要求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断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丰富协商形式，提升协商质量，构建协商民主运行的新格局。从而更好地凝聚各界智慧，汇聚各方力量，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加强规范性。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重点是要加强制度建设，最终要以制度作保障。多年来，邻水县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委员参与、群众实惠的政协工作格局。在协商民主中，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主客体并重、行为规则与实施机制并重，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协商客体看，坚持县委领导向政协常委会议通报专项工作制度，坚持县委、县政府工作部门向主席会议汇报专题工作制度，实行政情交流会、委员约谈会制度，扩大知情议政的范围；推行年中年末走访慰问委员制度，拓宽反映社情民意渠道。从协商主体看，县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并健全了政协提案办理、社情民意反映、对口协商等一系列制度。县委对坚持政治协商“三在前三在先”原则，既有实体性行为规则的要求，又有程序性实施机制的规定。县委常委会每年听取政协党组的工作情况汇报；每届县委召开不少于一次政协工作会议；坚持政协主要领导列席县委常委会议，副主席列席政府常务会议，政协委室负责人列席县委全体会议。每年召开县政府、县政协联席会议，相互交流重点工作，政府交课题，政协作调研。

第三，提升操作性。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的包容性，能最大限度地吸取协商各方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使协商意见更充分地体现各方面的意愿和要求。通过政治妥协和政治谅解，通过与党委、政府进行沟通或公民之间进行沟通，最终就本地区的公共利益形成共识，形成符合绝大多数群众利益要求的决策和具体政策，为有效的社会行动提供政治保障。参照有关文件规定，借鉴外地经验，邻水县政协在实践中建立了四种协商形式：一是例会式专题协商。每年全会期间组织的以“面对面协商”为特征的议政会。委员们就全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广泛议题，与县上领导即席现场互动。常委会议和主席会议上，根据协商议题，县委或县政府分管领导通报专项工作情况，并听取政协专题发言和协商建议。二是视察式现场协商。县政协开展的专项视察，既有全面性视察，也有专项性视察；既有呼吁式视察，又有诊断式视察；既针对短期能解决的、比较具体的微观层面问题，也提出思路性、机制性的宏观层面对策。三是论证式决策协商。如就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改革、重大决策、重大项目专门征求政协意见，县国土局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县住建局就城市规划修编、县文广新局就乡镇文化中心建设等也诚恳地听取政协意见，体现了重大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四是评议式即时协商。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每个阶段都听取政协意见，约请政协进行明察暗访、接受民主评议；县政协针对社会热点和群众关注焦点问题，分别召开农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民主评议会，寓评议于协商之中。

第四，提高针对性。政协的地位与性质决定了政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上。而调查研究，是党委和政府正确决策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是完善和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和关键。政协调研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关键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战略性为标准，以进入决策为目标。近年来，邻水县政协始终把专题调研特别是重大课题的调研作为协商前的“重头戏”，精心选题：一是坚持紧贴党委政府中心工作选题。结合慈善总会换届，重点确定了“关爱弱势群体，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课题作为新一届政协开局之年的具体举措和重要工作，专题调研、主席会议协商议政和重点提案督办“三管齐下”，积极向县委、县政府建言献策，使全县慈善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党委政府的决策程序，慈善基金得到了迅速壮大。2015年，《我县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及建议》《关于实施饮用水工程的建议》《关于加强生态县创建工作的建议》3篇调研文章也引起了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所提建议被纳入了决策程序。二是围绕人民群众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选题。县政协每年确定一个事关民生的议题，在常委会议上开展专题协商，并从加大公益型事业投入、社会保障、农村环境建设、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入调研，力推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改善和力助城乡差别缩小。同时,为确保基层协商民主工作视野更加宽广,活动更加经常,方式更加灵活,内容更加丰富.该县政协注重在实践中抓好“三个结合”,在政治协商中把党委、政府的主导性与政协自身的主动性相结合,在民主监督中把柔性与刚性相结合，在参政议政中把专业性与界别代表性相结合。通过“三个结合”，以切实提高协商民主的针对性。

第五，讲求实效性。协商民主的最大特点是要吸纳各种不同的意见、观点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协商基础上进入决策程序。邻水县政协在履行职能中，不满足于一议了之，每次协商后都要以《会议纪要》《社情民意》《调查与建议》等载体提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建议，从而达到协商实效。县政协办公室会同县委、县政府办公室建立了跟踪问效和意见反馈制度，积极推进协商成果的落实。如每年的大会发言意见建议由县政府办分解落实到各相关单位、部门负责办理，并在来年的全会上以书面形式报告落实情况；每年在政协主席会议确定重点提案后，商请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审阅并对办理提案作出重要批示，提升重点提案运作层次；每年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门就政协提案办理工作进行研究，明确领办县长，落实领办计划和方案，每年向县政协常委会报告当提案办理情况；县政协根据提案内容和主席分工，明确主席或副主席领衔督办，并以主席会议、政情交流会的形式督办重点提案，实现了“提”与“办”的良性互动，实现了

加强基层民主 深化居民自治 篇6

[关键词]基层治理；居民自治；凉城街道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4-0050-03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合实际的民主权利。近年来，上海市虹口区凉城街道党工委将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推动社区的基层民主建设得到了长足的推进。为了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杨如明党建志愿者工作室围绕“居民区开展居民自治的现状”这个主题，对27个居民区开展了历时一个半月的走访调研，并形成如下调研报告。

一、概 况

凉城街道目前有27个居委会，其中已创建成市级自治家园示范点的有3家（秀苑、广灵二、文苑一），创建成区级自治家园示范点的有2家（复旦、水电），分别占居民区的11%和7.4%。

随着居民的自治意识得到焕发，涌现了一批自治组织构架清晰、自治运作机制健全、居民参与意识强的居民区。调研发现，创建“自治家园”意愿强的有10家，占居民区总数的37%。对居民自治的理念比较清晰的有13个，占居民区总数的48.1%。

凉城街道有一支党性强，工作热情高的居民区书记队伍。平均年龄在55.85岁，其中，大专以上学历17名，占书记总数62.3%。书记中有社区工作年限在5年以下的11名，占书记总数40.7%。书记中从事党务工作5年以下的9人，占书记总数33.3%。

从居民区居委干部队伍来看。现有195个居委干部中，党员86个，占总数的44.1%。

从自治组织业委会队伍分析，应建的65个，已建的59个，待建6个。在已建的59个业委会中，共有业委会委员298人，其中党员167人，占业委会委员总数的56%。

居民自治的主体是居民。凉城街道在开展居民自治中注重发动居民参与，决策、监督。全街道共有文化娱乐团队181支共3309人次，占街道总人数的3.3%；志愿者团队133支共4462人次，占全街道总人数的4.48%。两支队伍中党员人数2729人次，占总人数的35.12%。

二、主要经验

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已成为当前居民区建设中的重要课题。这几年来，凉城街道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四会”制度得到全面落实。在本次调研中所涉及的27个居委会都已实行了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和民情恳谈会“四会”制度，在解决小区居民的需求和开展小区公共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凉五、华一等居委会在解决小区多个重大问题上坚持向全体居民进行书面征询；锦苑、广凉等居民区通过听证会、协调会解决小区停车难、实行机动车单向行驶；凉四、凉六、梦湖苑、馨苑等居民区运用协调会解决小区开饭店、修桥、电梯改造、扰民树等问题；水电、凉一等居委会用“四会”制度，推进小区平改坡、清洁家园等工作。“四会”制度也促进了27个居民区的居务公开落实，居情通报会做到了每半年一次。

（二）居民区“议事会”自治平台开始推进。居民议事会是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民的一种议事组织形式。这一议事形式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平台。在27个居民区中，有3个居民区积极探索建立“议事会”。水电居民区的议事会吸纳了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单位、居民代表和党员代表，人数适中并能够经常性运转，发挥协商议事、凝聚共识、组织动员和统筹自治资源的作用。复旦居民区的议事会培育了一支居民自治“领军人物”——“老教授议事会”，这是一支队伍结构合理、素质高、有经验、有责任、讲奉献、能办事的居民区自治队伍。“老教授议事会”先后为小区停车难、环境整治、网格化管理等公共事务献计献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苑二居民区通过“吾家议事厅”，在平改坡、整治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安装电子监控等长期困扰小区居民的老大难问题上的议事、决事和监事也做得很有特色。

（三）多方参与的自治模式初步建立。各个居委会根据自身特点，形成了多方力量协同自治的组织构架体系。以传统小区的代表水电居委会为例，探索形成“1+5”的自治家园管理模式，即：建立水电自治家园理事会（议事会），理事会（议事会）下设5个工作室，（即：“安居”工作室、“乐苑”工作室、“帮帮”便民工作室、“绿家园”工作室、“聚力”工作室）。5个工作室作为分支，分别对应“平安创建安居乐业”、“文化娱乐精神文明、”“清洁家园美化环境”、“敬老帮扶服务居民”、“整合资源共建共享”这五项居民区重点工作，旨在将整合与分类管理相结合，扩大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范围，形成更有效的管理模式，助力街道开展创建文明城区工作。

复旦居民区在创建“复旦缘”自治家园运行模式时，注入文化引导力。充分考虑到复旦知识分子多这一特点，将原来的志愿者团队加以归类和梳理，建立了符合居民区实际的“名师议事会”。同时，在创建过程中，把培育一批“最美”楼组、“最美”团队、“最美”居民成为“家园”载体。

广灵二居民区在创建自治家园的过程中，注重“多元共治”的理念。与小区物业、驻地部队、辖区单位开展多种共治活动，在组织低碳环保活动、小区管理方面都有多方单位的参与。

在推进居民自治的过程中，一些居民区还采用以项目化推进的方式。如中虹居民区在业委会缺失的情况下，由居民自己推选代表组成安装电子监控项目推进小组。

此外，凉一居民区形成了“朝阳互助合作社”自治模式，凉二居民区形成了“宜居家园”自治构架。

（四）自治载体不断丰富。汶二居民区的“兄弟姐妹情”和广凉居民区的“银龄茶室”让老人有了参与活动的平台；秀苑居民区的“青年挚友社”让年轻人有了交流交友的平台；文苑一居民区的“媳妇当家”让妇女有了施展才能的天地；广灵二居民区的“石长和”书画组，让有才能的人有了用武之地。这些载体，拓展了居民参与自治的渠道，也激发了参与的热情。

文体团队是将居民从家里吸引出来参与自治最好的载体。近年来，各居民区在抓团队建设方面也创造出许多新鲜经验。如：广粤居民区为活动团队建设“快乐之家”，引导团队参与小区建设，包括精神文明宣传、志愿者活动等。文苑一居民区引导活动团队从“自娱性”向“公益性”拓展，以“爱心妈妈编织组”为切入口，将居民娱乐活动团队整合为创建自治家园的组织要素，为居民自治搭建平台。目前，“爱心妈妈编织组”在居委的倡导下，走出小区，积极参加市公益活动，为全国困难地区希望小学学生编织毛衣，至今已有两批毛衣寄往希望小学。

（五）党员有效参与自治活动的组织机制进一步完善。这几年，居委会组织党员有效参与自治活动的意识不断加强，提倡业委会主任由党支部委员或居委会委员担任，提倡业委会委员党员比例占2/3以上，提倡业主代表党员占60%以上，提倡业委会建立党小组等“四个提倡”在业委会建设中得到体现。全街道314个业委会成员中，党员比例占56%。

群众活动团队是群众聚集最多的地方，各居民区党组织也注重党员的融入。全街道181支文体团队中党员参加970人次，占文体团队总人数的29.31%，80%以上团队的领衔人为党员。133支志愿者团队中党员的比例为39.42%。

大力推进党员有效参与群众自治活动，避免了基层群众自治活动中由于党员过于稀缺和空白而造成党的声音和影响力在这些自治团队中下降和削弱的情况发生，改变了党员在党组织中仅仅是被管理、教育、监督的情况，广大党员参与小区建设与管理的积极性明显高涨。

（六）自治的有序有效性不断提高。自治是需要讲规则的。小区自治必须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依靠居委会的组织推动培育群众领袖，通过自治组织章程达到有序自治。居民自治启动较早的秀苑居委，经几年的努力，已形成“四个对应”自治架构、创建“五型秀苑”的自治愿景目标以及十多个自治平台和自治工作方法，制定了自治小组章程、志愿者协会章程。“四民四问”（“民主提事，问需于民；民主决事，问计于民；民主理事，问治于民；民主监事，问绩于民”）工作法坚持了立项从居民中来，力量在居民中聚，评估到居民中去，使决策过程成为居民共同参与、民主协商的过程，并从程序的角度去规范，通过具体的、刚性的制度和程序，使自治更有序。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对策思考

目前看，凉城街道的居民自治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深入开展居民自治的重要性认识有待提高。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实践证明，居民自治是居民区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做好居民区工作的重要路径。但在调研中发现，不是所有的居民区书记对开展基层民主建设有足够的认识。有些书记满足于完成街道布置的工作，对基层民主建设考虑很少；有的认为居民自治是居委主任的事，党组织主要就是抓好党的建设，缺乏主动探讨研究基层民主建设的积极性；还有的书记认为，居民需求多样，众口难调，不如我们居委干部说了算省事。三分之一的居民区书记认为创市、区二级的“自治家园”示范点的名额街道每年也只有两三个，抱着街道推一推才动一动的心态，没有把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作为居民区建设的内在需要、党的重要工作来抓。

（二）对开展居民自治的一些理念有待厘清。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居民区虽有创建“自治家园”的意愿，但在如何创建，什么是居民自治等理念上模糊不清。主要表现为：

一是居委会和居民角色的定位不清。有书记说，居委会本身就是自治组织，居委会出面组织活动就是自治。这就将居民代表大会对小区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丢弃一边，使居民自治变成居委会自治，忽略了居民的参与。

二是居民自治的重点不清。很多书记将居民区开展居民自治等同于文体活动。其实居民自治的重点是组织居民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共同参与小区公共事务和公共议题的化解，以实现小区公益的过程。

三是用专题“联席会”代替“议事会”的问题要解决。将“联席会”和“议事会”混为一谈的情况在居民区中比较普遍。“议事会”是由居民选出的代表行使对小区公共事务的议事、监事，并为居民代表大会的决事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建有章程、规则的一种组织形式。而“联席会”只是对某项工作组织相关人员协商、讨论，明确各自责任、达到工作的落实。目前，27个居委会只有3家建有“议事会”，协商机制尚需花力气推进。

（三）居民自治的构架有待梳理。许多居民区尽管开展了自治活动，但运行模式具有创意的还不多，自治的推进存在着碎片化的倾向，缺乏系统性的思考。需要结合居民区实际，搭建能适合本居民区实际的居民自治组织构架。

在加强社会治理的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居民自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重要性的教育。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自治机制。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要对居民区书记讲透讲明白，让书记真正认识到开展基层民主建设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本身的需要，以提高其自觉性。

二是加强居民自治知识和理念的培训。针对在书记中一些自治理念的模糊，应加强对书记的理论培训，把什么是自治搞明白，把自治要做些什么搞明白。重点引导居民区搭建完善居民议事协商平台；按照协商前——建立从下而上的“自治议题和自治项目”形成机制；协商中——运用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三会”制度以及新媒体等开展广泛的民主协商；协商后——制定自治项目方案，固化协商成果的流程来培训。

三是提升居民文体团队的自治作用。居民区的娱乐活动团队，作为居民自治的载体，在吸引居民参与自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居民自治不等于文体团队，要通过居民文体团队培育群众领袖、引导活动团队从“自娱性”向“公益性”拓展、将居民文体团队整合为创建“自治家园”的组织要素。

四是培育典型，以点带面。要对已创建成的5个市、区级“自治家园”示范点不断总结、不断实践、继续推进，进一步提升创建水平，真正显示其示范作用（特别是市级“自治家园”，存在着创成功了就结束了，对下一步怎么提升缺少思考）。同时，集中力量再培育5-6个基础比较好的为新一轮市、区两级“自治家园”的创建做好准备。

基层民主制度 篇7

参与式民主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范式。它是针对自由主义民主面临的危机而做出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公民参与为核心, 深化了公民参与功能, 提升了公民参与的公共精神, 适应了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一、参与式民主的起源

1964年, 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在密歇根休伦港开会期间第一次在理论上阐述了参与式民主。随后,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 美国政治生活与政治学中开始不断地提到“参与”[1]。到了20世纪70年代, 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得到充分发展。1970年, 卡罗尔·佩特曼的《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的出版, 标志着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形成。随后, 麦克弗森的《民主理论:民主救赎的论文》、曼斯布里奇的《超越敌对民主》、巴伯的《强势民主》等参与式民主的专著纷纷出版。

1. 代议制民主的危机。

进入近代社会后, 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 西方社会纷纷建立起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议会制和君主立宪制政体, 确立了以代议制为核心的议会制民主。但是, 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到了20世纪50年代却发生了变化, 使西方社会对代议制开始产生了质疑。

二战结束后, 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帮助民众医治战争创伤, 努力恢复经济, 改善民众生活, 因此得到民众广泛的信任, 由此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为大众谋福利。但随着战后恢复, 首先, 议会权力衰落, 行政权力扩张, 出现了威权政府, 权力结构出现了制衡中的失衡。其次, 议会制民主的局限性和虚伪性日益暴露。议会成了有钱人的俱乐部, 更是各种精英集团争夺自己利益的角斗场。最后, 自由主义代议制的前提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极端发展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对作为个人联合体的社群价值的忽视, 排斥在议会之外的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得不到真实地反映, 议会被精英群体所操纵, 决策者无法听见普通民众的声音。

20世纪60年代以后, 人们开始丧失对公共机构和领导人的信任, 对权威的怀疑充斥整个社会。对政府信心的下降, 这意味着公民的选举投票率大大降低。在大学里, 缺乏专门知识的大学生开始参与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定过程。在政府中, 组织上的等级制度受到削弱, 下属组织随时准备行动无视、批判甚至挫败上级组织的愿望[2]。相反, 每一个集团都强调自己有平等参与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决策的权利。1968年西欧、北美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公众采取了游行、示威、抗议行动, 建立了各种组织, 直接向西方的民主发难。

2. 对民主理论的反思。

从理论上讲, 欧美对参与式民主的探讨源于对马克思主义 (主要是改良马克思主义) 、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反思。20世纪50—70年代, 欧美的民主派就西方世界的制度和文化问题提出了新的批判和探索, 其领袖之一便是哈马贝斯。这场反思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成员的先锋队, 为什么他们会把希特勒选上台?代议制民主也会面临比专制更可怕的危险。二是当代需要重新思考“权利”问题。“权利”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但如今民主派也要思考一下如何解释这个“权利”, 重新思考凯恩斯主义, 并进而利用新的政治概念和制度来补充权利的不足。

从实践上讲, 是“新左派”运动的推动。参与式民主是“新左派”的一个著名口号, 也是它的理想民主模式。它主张市民要参与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事务, 穷人进入管理财产的机关, 学生进入学校管理机关, 工人参与工厂管理部门的活动。作为以激进的大学生和社会青年为主题的“造反”运动, 它把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 反对使他们失去个性自由的政治权力结构, 试图在斗争中去寻求一条象征新自由、新价值的理想民主之路。“新左派”是“以人人参与的民主制度为基础, 试图通过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决策的参与, 达到人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 使人们从一切非人性的压抑下解放出来”[3]。

3. 社会资本理论的助推。

20世纪80年代, 新兴的社会资本理论不仅论证和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发展, 还对公众参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社会资本是指个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 利用自己的特殊位置而获取利益的能力。一个人利用这些关系获取利益越多, 他的社会资本就越高。社会资本理论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帕特南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 并引入政治学研究中, 从资源群体的参与程度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帕特南在《让民主的政治运转起来》中提出公民参与网络。认为由于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 人们容易相互熟知并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 组成紧密的公民参与网络。这一网络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人们信任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而得到加强。这种公民精神及公民参与所体现的就是社会资本。从中可以看出, 公众参与有利于提高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度, 社会资本能通过协作和合作提高社会效率, 公众参与有利于解决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人们进行公众参与的可能性, 并且公众参与能做出比政府更好的决策。

4.“新公共运动”和“公共治理变革”的兴起。

1964年, 美国通过了《平等机会法》, 这一法案使黑人和其他普通公众除实现投票外有更多广泛参与政府和公共事务的权利。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还提出“社会计划”, 开展了“新公众参与运动”, 通过实行最大程度的简单化参与, 极大地推动了公众参与实践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 西方国家经济普遍出现“滞胀”, 社会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 进而威胁个人权利, 其结果导致公共治理理论出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发挥市场的作用, 挖掘第三部门的治理潜力, 高度重视组织网络的自主治理等等, 这些理念都必然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反对全能政府。其中阿伦特的公共领域行动参与理论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激烈争议。她强调人是政治的动物, 而其政治性则在于人能够通过言行, 与他人互动。认为公民性格中存在参与本性, 强调参与是公民自我存在价值的体现。阿伦特的公共参与行动参与理论对大众参与自主性、多样性及积极性的诠释和推崇也使得民主参与的理想与人们的心灵再次碰撞, 引发了人们对民主参与实践的深层思考。

二、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核心主题

对于参与式民主的概念界定, 学术界始终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把参与式民主与古典直接民主联系起来。但无论是麦克弗森、佩特曼, 还是巴伯, 他们都把参与式民主与直接民主相分离, 认为, “参与式民主并不等于直接民主, 参与只是人们扩大对自己生活控制的一种方式。”[4]从政治领域的参与扩展到社会各领域的参与, 再到公共事务领域的参与。当代参与式民主主张在代议制度下的基层和地方层次上的直接参与民主。

1. 公众的参与。

公民参与从来都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涵。参与式民主主张, 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的直接的、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的民主, 从决策议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 都应该有公民的参与。公民的参与包括更多公民的参与和积极的公民参与, 这是参与式民主与其他民主的根本区别。

民主从初始就不是所有人的参与。古典的雅典民主是“雅典公民”的民主, 近代的资产阶级的普选制是有限的“大众民主”, 而现代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公民参与转变成了只是代表一部分或少数人利益的精英民主, 有限的政治参与成为民主制度正常运转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选举、投票成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唯一主要内容, 民主政治的内涵———公民参与日渐流失。

参与式民主从“主权在民”理论出发, 认为公民参与是公民应有的权利。阿伦特认为, 公民只有参与公共领域活动才能有自由和幸福可言。麦克弗森认为, 民主社会是所有人平等地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的社会, 主张让所有人拥有政治参与的权利。佩特曼则认为个人必须与他们所处的制度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参与式民主强调公众参与的主体价值以及其大众性、广泛性, 强调公众参与权利的平等性和机会的公平性。只有更多的公众参与, 才能实现“人民的统治”。参与式民主认为, 积极、主动的公众参与有助于提高公众的参与能力、增强公众的政治效能感、缓释社会冲突。自由主义民主认为, 公众参与是私人事务, 而不是公共事务。强调民主失败的原因在于公众参与权利的扩张, 当权力扩张超出界限时, 就会侵入个人领域、干涉个人权利, 构成了对个人权利的威胁。按照参与式民主的观点, 参与本身并不是目的, 参与式民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和平等的发展, 这种目的实现的最大可能就是通过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中最广泛的参与。

首先, 积极的公众参与可以促进个人参与能力和公民自治。佩特曼认为, 个人的发展只有在积极参与的参与性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 公众参与越深入, 公民参与能力越是得到提升。麦克弗森认为, 民主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每个人能力尤其是发展能力的最大化, 积极公众参与是实现公民自由的平等价值和自我发展的重要手段。其次, 积极公众参与可以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和政治效能感。公民参与既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也是一种公共活动。最后, 积极公民参与可以缓解和转化社会冲突和矛盾。巴伯认为, “强势民主发展出一种通过公民参与、公共审议和公民教育将冲突转化为合作的政治。强势民主始于冲突但是并没有终止于冲突:它认识到了冲突并且最终转化了冲突, 而不是去适应它或将其最小化。”[5]自由主义民主主张“多数人意见”, 但这个原则极容易对少数人 (弱势群体) 的权利造成侵犯, 进而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参与式民主却主张通过公众的平等理性的对话、共同讨论、共同协商等公众参与将冲突与矛盾转化为互助合作, 从而缓解和转化社会冲突和矛盾。

2. 公民的道德。

现代民主国家的运行不仅依赖完善的法律制度、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一定的公民品行与态度, 应当说, 公民参与总是受到公民道德因素的影响。参与式民主理论认为, 道德与政治无法分离, 公民美德是公民道德的延伸, 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道德的条件和要求, 公民应该关心公共事务, 遵循公共理性, 在尊重公民个人利益的前提下, 主张公民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 进行有效地对话、沟通、协商, 作出合理、理性的决策选择, 从而促进互助互利合作目标的实现[3]。

3. 参与式民主的实现方式。

公众参与作为公民争取、维护、促进和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政治行为, 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公共生活。参与式民主不仅强调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 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且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首先, 参与式民主强调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在基层民主建设中扩大公民直接参与。佩特曼认为, 在当代社会, 只有当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事务决策, 才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和所生活的环境实现真正的控制。麦克弗森提出了金字塔体制, 直接民主在街区和工厂开展。巴伯则是邻里、社区等基层直接参与的公民自治模式。通过基层公众参与, 弥补代议制的不足。其次, 参与式民主突破传统政治领域, 将直接民主扩大到公共领域。从密尔开始, 参与式民主就将参与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与公众利益相关领域的公共直接参与, 培育和提升公众参与能力, 促进和深化公民自治能力。最后, 参与式民主强调公众直接参与的方式包括对话、沟通、讨论和协商。在当代社会, 传统的投票、竞选等民主方式已不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的需要, 更需要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协商, 通过这些方式, 可以增进彼此了解和理解, 化解冲突和矛盾, 实现利益的平衡, 增强共同合作政治, 进而延伸了民主的内涵、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提升了公众参与的程度和质量。

三、参与式民主对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

参与式民主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出现各种弊端和危机时提出来的。但其理论对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目标, 而十七大报告又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更是核心内容。2011年7月1日,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再一次提出要“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保证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

1. 参与式民主强调在基层社会、组织民主政治中扩大公共直接参与, 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机制的借鉴。

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 无论是村民自治, 还是社区自治, 其自治的内容、权利的实现形式与途径都存在很多问题和不完善的地方。

2. 参与式民主主张把公众参与从传统的政治参与扩展到

公共领域参与, 由此推动政府管理更加科学化、法制化与合理化。目前, 中国正在全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公民社会正在形成, 传统的选举政治模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公民对自身的权利与利益的维护意识越来越强。过去政府的决策模式导致了大量的政策或是基于政治的考虑, 或是基于技术的考虑, 甚至在集团或部门利益的考虑下被制定, 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众的要求, 与社会对政策的期望形成较大的差距, 政策的合理性、可行性不够, 个别政策甚至引发社会不满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如何将公民的广泛参与引入政策过程, 使公民有权参与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环节, 避免政策的不合理和不民主, 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公共政策领域的一项迫切要求。特别是在有关基层社区公共生活和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领域, 政府应当及时实现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交流, 使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 通过召开听证会、协商会、集体决策等方式来共同决定公共事务。

3. 参与式民主强调对公众的教育和道德的要求, 注重积

极的公众参与, 倡导公共精神的建立, 无疑对中国这样民主政治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讲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是一个无民主文化传统的国家, 公民对民主权利、社会利益、公众利益以及个人权利及利益的实现没有明确的概念。参与式民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和平等的发展, 这种目的实现的最大可能就是通过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中最广泛的参与。

4. 参与式民主不仅是一种决策程序, 一种解决问题的方

式,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对培育中国政治文化也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传统的政治对公众来讲是一种被动的政治, 民众在参与不透明的选举之后就被遗忘了, 长此以往下去, 民众对事不关己的选举已无热情, 民主成为空洞。参与式民主是一种激发人们公共意识的机制, 通过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和进行公共讨论、协商、妥协, 使公众参与到与他们利益相关的事务中来, 激发了公众对政治的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在参与中, 人们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公共讨论中, 通过沟通、协调、宽容、理性等参与行为, 把民主参与超越纯粹政治的层面而上升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在公共事务的处理过程中的方式, 一种体现积极公民所具有的公共精神的生活方式[6], 进而培育中国的政治文化。

参与式民主通过倡导基层民主, 主张公众参与, 培育公众精神, 在沟通、协商、妥协、宽容中实现公共利益, 通过公众的讨论, 倾听他人的观点, 合理评价和思考别人的观点, 完成了民主内涵, 无疑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公众精神。它的这些精神对当今中国正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加]杰弗里.希尔墨.参与式民主理论的现状[J].国外理论动态, 2011, (3) .

[2][美]克罗齐, 亨廷顿, 绵贯让治.民主的危机[M].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9:70-71.

[3]原宗丽.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69-146.

[4][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13.

[5][美]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158-334.

基层民主制度 篇8

1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为了达到政治经济发展同步的目的,全面推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正视目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1. 1农民民主意识不强,政治参与不充分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村村民的民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但就总体而言,当前农村村民的民主意识仍然偏低。民主意识薄弱,参与政治事务的热情不高,法律知识缺乏,法治观念不强。大多数年轻农民进城务工,只操心自己的工资收入,无暇顾及农村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等事务。

1. 2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高,为民服务意识差

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力量,对当前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使农村工作走上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些村干部根据自己的喜好处理村务,不能很好地听取村民建议; 处理村民矛盾时,根据和自己关系的远近作为评判标准,不能实事求是。有的制度虽然写在纸上,但并没有真正落实。 有些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政策水平不高,不能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1. 3村民对村务信息了解甚少

由于受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基层干部掌权,对村务公开度不够,使村民对村务了解模糊,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村务信息的公开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有效促进农村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村务公开中存在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会阻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

1. 4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尚不完善

民主需要法制作保障,当前制度不完备可影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村委会组织法》作为一部法律只是从原则上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行规定,具体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操作、执行,必须用细化、完善的相关制度来保障。如在民主选举制度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贿选、暴力威胁、暗箱操作等现象,使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落实不到位[2]。

2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 1基层群众文化不高,政治交流不充分

在农村基层社会中,村民文化素质不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教育资源的缺乏,没有切实有效的办学机制,导致有些村民想学习,机会却很少; 义务教育实施不好; 政策制度不完善,待遇得不到改善,使得大学生等技术人才不愿意到农村去,导致农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2. 2村民参与协商地位不平等

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要想更好地协商交流,就必须保证每位参与者的地位平等。虽然给每个村民提供了平等机会,但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制约,在协商过程中基层群众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村干部自认为是领导在参与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协商地位不平等。

2. 3农村基层工作信息不公开

协商民主要在公平、公开的条件下开展,而现实中村务公开并没有按照程序进行,大多数村务由村干部决定。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使得一些村领导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决定,也不愿意将村务公开,他们往往采用对村干部不利的事不公开,要群众出钱、 出力的事公开的原则,时刻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就打消了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

2. 4基层群众责任意识淡薄

由于受封建思想影响,基层群众的责任意识淡薄,比如说: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些观念禁锢了人民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责任意识,养成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由于处于农村基层的人们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对民主权利的理解程度还不够,导致基层民众缺乏足够的责任意识。

3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加强协商民主路径的选择

协商民主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广泛的实践,广大农民开始真正以主人翁的身份管理自己的事情。 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加强协商民主的途径,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重大意义,可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更好地发展。

3. 1宣传农村教育,提高协商民主参与者的素质

正如列宁所说“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当前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要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做好: 解决好农村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确保农村享有必要的教育资源; 保障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保证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在农村广泛开展夜大、电大等多种形式的办学机制,为基层群众补充科学文化知识; 继续鼓励大学生和各类技术人才到农村工作,协助村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做好农村工作,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群体文化素质低的状况。

3. 2发展农村经济,为协商民主奠定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根源于经济,政治意识也必然根源于经济水平,社会成员的政治心态也必然受社会经济水平、经济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影响[3]。要积极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惠农政策,推进农产品多种经营实现农民增收,更要重视科技创新在农业上的应用,切实保障提高农民经济水平。

3. 3健全法律体系,提供协商民主法制保障

中国特色农村基层民主研究 篇9

中国特色农村基层民主作为一种乡村治理模式, 其实质上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以整合新时期新阶段农村结构为目标, 是按照民主理念设计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制度, 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引起了人们的广发关注。

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存在的问题

1. 农村基层民主工作人员文化程度比较低

当前, 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文化程度比较低, 往往是土生土长的农民, 过分强调按照经验和常识去解决农村问题。然而, 随着农村的社会经济不断变化, 出现了一系列新型问题, 对问题的处理方式我们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但是, 在实际工作中, 有的基层工作人员仍然采用家长式的工作作风, 缺乏民主意识, 仍然按照过去的方法去处理问题;有的基层工作人员仍然采用传统交流方式, 不注重自身言行举止, 工作缺乏组织性、纪律性, 缺乏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 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

2.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 制约着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这些年, 虽然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村工作, 实行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 如“两免一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 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但是,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依然十分薄弱, 制约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大多数农村的桥梁、道路、公共卫生等基础实施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农村学龄儿童减少, 大批学龄儿童去城市上学, 导致农村小学数量减少;“看病难, 看病贵”的现象依然十分普遍等, 这些基础设施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制约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3. 农村基层组织权威性下降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 以及农业税、宅基地审批权、乡镇财权等由上级统一管理之后, 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使农村基层组织成了上级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传声筒, 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的依赖性大大降低, 农民的自主性大大加强, 农村基层组织权威性大大降低。这也就意味着, 农村基层组织无法再通过传统手段来制约农民, 必须要通过扎扎实实的服务, 才能维护自身权威。

4. 农村基层组织民主建设落后

当前, 农村基层组织民主建设十分落后, 部分地区依然采取传统的方式。部分工作人员利用自身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 干预农村基层政权, 强选、贿选等现象时常发生;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家长意识十分严重, 干预农村基层选举, 直接插手人事安排;部分农村缺乏民主管理和监督, 互相推诿, 不能及时解决农民的困难和问题, 难以发挥自身的作用;还有的甚至私自侵吞共有财产等, 民主建设十分落后。

二、中国特色农村基层民主对策分析

正是因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存在如此多的问题, 才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促使人们积极思考,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农村基层民主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进入21世纪, 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但是, 我们发现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 农民的政治权益依然得不到保障, 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我们应该采取多种措施,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明确农村基层组织各个部门职能, 理顺农村基层组织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保证农民的基本权利。

2. 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村工作人员素质

随着人民群众知识水平不断提高, 我们要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村工作人员, 尤其是农村干部的素质。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既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也要在行动上予以落实, 在充分了解地方发展实际的基础上, 根据农村工作人员素质的实际情况, 制定切合实际的长期和短期培训计划, 定期邀请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市场、法律法规等方面对农村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强调民主的重要性, 同时, 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大学生村官, 为农村基层民主提供新鲜血液。

3. 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村基层组织权威性

我们也要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村基层组织权威性, 确保各项工作依法运行。及时了解农民困难, 帮助农民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农民之间产生的经济问题, 在充分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解决相应问题,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 提高基层组织权威性。

结语

总之,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知识水平不断提高, 为农村基层民主带来严重挑战, 我们要积极推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 切实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素质, 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提高基层组织权威性, 促进中国特色农村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行, 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但是, 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个人调查研究指出了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存在的问题, 并指出相应对策, 以期能促进中国特色农村基层民主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农村基层民主,问题,对策分析

参考文献

[1]蔺波.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问题及建议[J].学术交流, 2011, (1) :67-70.

对基层民主建设工作的思考 篇10

一、基层民主建设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建设取得很大成果,民主的实现形式日益丰富。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基层民主建设体系,从青县、温岭,邓州等模式中,可以看出,村民自治其实主要就是需要县级政府与村庄在地方治理的过程中能够相互的协作和沟通。这一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村民对政府的不满。因此,村民自治的发展有着其特有的逻辑。

(一)县域政府成为民主治理创新的主体

通过蕉岭模式,青县模式等创新探索与实践,不难发现县域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的模式的形成,离不开村庄与县域政府的有效互动。县政,不再是以前人们口中的消极的干预,而是积极引导了其发展。

蕉岭模式是蕉岭县委针对农村监督的不完善提出的,为了计划的顺利实行,蕉岭县纪委亲自带头在芳心村开展“监事会”的试点工作。最后在县里大多村子做了推广工作。而青县模式也是青县县委为了改变各村事务管理的不完善状况,通过工作组对群众的调查和意见的征求,建起了村民代表会议这个实体组织作为广大村民参与决策的平台。

不难发现,县域政府在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强大作用。县域政府起到积极引导的作用,逐渐成为民主治理创新的主体。这是县级政府在各方面的优势所趋,不仅是资源、制度的优势,还有村级政府对其权威的认同。最重要的还是各地方的村治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问题,急需合适的决策来解决这一现象,而县域政府又处在政治体制的末端,承担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政绩的考量和地方的政治精英是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动力

基层民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各界也对此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村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也有人认为是由于经济大发展产。实际上,政绩的考量和地方政治精英的推动才是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政治体系在内部是有层次的,当然政治精英也是存在在各层次的,他们的管理范围和职能也是不同的。这里主要指的是县级及以下的政治精英。他们共同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积极贡献有价值的意见,积极的参与与支持基层建设的各项工作,同时也发挥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综上所看,地方政治精英对于基层民主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事政绩考量正是激励他们不断创新探索的源头。

二、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走向

(一)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

村治的根本就在于通过村民影响公共和农村的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组织化参与,如技术组织,专业组织等极大地为基层建设提供了组织资源,进一步提升农民对资源的占有,有利于农民群众进一步实现权力的要求。从政府角度而言,也有利于政府对乡村的管理与合作。

(二)从外动力到内动力

基层民主建设如果只靠外力的推动,很容易出现一系列乡村内部的问题,如习惯,文化等,还有可能因此引起一些政策的无法实行以及政治精英的变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依靠外力推动的同时,充分利用当地的各项资源,这是基层民主发展的根本。

(三)从制度建设到能力建设

制度建设对于基层民主工作的实施意义重大,各个地区的实践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下一阶段农村治理的中心需要转化到农民能力方面,转化他们的思想观念,提升村民的综合能力,形成一种从上到下的压力,实现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发展。

为了促进基层民主建设工作的顺利实施,在下一阶段下,需要做好法律知识的宣传,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努力解决由于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引起的问题,为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普及法律知识教育,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着重提升村干部的综合素质,他们的素质水平对于基层民主工作的开展有着直接影响,必须要重视村干部的示范性作用,对其开展定期教育,为基层民主工作的开展提供保证。在村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村委会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向村民普及基本法律法规知识,进行法律意识的宣传与培育,进而推动和保障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

三、结语

基层民主的发展需要协调好内动力与外动力之间的关系,基层民主要得到顺利的实施,必须要认清楚制度的影响,不仅要提升制度建设的理想性,还要将地方性文化、乡村传统纳入到制度建设体系中,将各类乡土文化资源整合起来,不断提升基层民主的创新能力。

摘要：基层民主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在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下,基层民主建设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主要针对基层民主建设工作的特征与发展走向进行分析。

关键词：基层民主建设,基本特征,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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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政治与中国基层民主 篇11

毛泽东的革命运动全面更新了中国乡村的政治伦理，改革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则是一定意义的经济民主，没有这两个时期的历史铺垫，决策者或许没有任何理由会将乡村作为自治的试验场。但也正是此种民主形式的脆弱性——因为它特别需要植根于某种经济平等的土壤，因而，在经济分化导致的乡村再封建化中，基层民主不但无法弥合矛盾，以政治参与的方式维系乡村团结，相反，它迅速蜕变，成为维持阶层分化、贫富再生产系统的重要机制。“富”与“穷”不再只是一种经济评价，它同时也成为一种政治词汇，成为一种评判品行高下的道德词汇。这一整套有关“富与穷”的话语，和《福布斯》只是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不同，它所潜藏的，是全面渗透并支配乡村秉性、风情、习俗、伦理的文化力量。如陈柏峰文章所揭示的，乡村人情也愈益成为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方式，“夸富宴”成为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从道德排斥向阶层排斥的发展。由金钱导控的道德话语，开始取代村庄中那些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郭俊霞则指出，金钱宰制也使传统性别权力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不只是资本政治化和政治资本化的辩证法那么简单。林辉煌特别指出“以私济公”的反常现象：因为金钱不能自动带来威望，富人只有不断实践道德，进行财富与权威的交换，才能获得民意基础。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资本—政治—道德的镶嵌机制。经由这一转换过程，一种新型的政治伦理被悄悄塑造出来：道德门槛是富人治村的“合法性”来源，是其自我维续的内在机制。而道德能力最终由金钱能力所决定。这三位一体的新型乡村政治伦理，颠覆了革命时期曾赋予农民的道德自我更新与政治参与的勇气，渐而陷入一种自认天命与暴戾乖张的奇特混合。如陈锋所言，这种村庄的贫富对立形塑了一个无形的“气场”：底层沉默的大多数借“他们之上访”来出气。村民选择逃出村民自治框架，求诸官治化的信访。既然，乡村民主无法弥合阶层对立，而相反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分化。有不少自负的判断，称当前的“富人治村”为“新乡绅”治理，但正如桂华所提示的，问题在于，今日农村，是否还有规制这些“新乡绅”的文化力量？更需警醒的是，当前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趋势，是否也是未来市民政治的某种预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分化，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的政治过程。从1993年开始，浙江、重庆、吉林、山西等地在农村选举过程中，一些先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及养殖业大户积极参加竞选，他们以较强的致富能力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甚至还以承诺和捐赠的形式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当选。2005年以来，富人参政的迹象更加明显，乡村新富阶层纷纷走上了村庄政治的前台。富人阶层的权力固化与广大群众的政治失语意味着中国基层民主的日渐式微，而寡头政治已经开始形成。

富人治村是不可逆的政治过程

客观上，富人治村确实为村庄建设注入了不少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精英并不是活雷锋，在他们的行为逻辑中，纯粹亏本的好事是不会做的。从我们调查的经验来看，各地的富人治村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那就是通过资本的政治化来实现政治的资本化。经济精英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优势，形成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巨大影响，从而获取政治权力。然后，再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经济精英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以“红顶商人”的身份获取更多的谋利机会。更直接的好处是，他们可以非常便捷地将村庄的资源变现，例如将土地承包出去或者干脆予以征用。在晋西南调查时，村书记为自己和其他关系户征用村里的土地用以修建厂房的现象很普遍，当然，更普遍的是将村里的煤矿资源据为己有，如果有这种资源的话。而在浙东地区，村书记将村里的土地用于修建小产权房的情况也不少。总而言之，富人治村对于经济精英而言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在这种背景下，富人拥有更丰富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去争夺政治权力。村庄选举变成一个拍卖会，谁出的价钱更高，谁就可以买下政治权力。金钱政治的第一种表现是贿选，候选人纷纷贿赂选民，以期获得更多的选票。在浙东地区调查时，有一个村民花了100万去贿赂村民，结果依然没有被选上，因为有比他更舍得花钱的。金钱政治的第二种表现是承诺，候选人在竞选时都会宣称自己愿意投资多少钱用以村庄建设，以此来笼络选民。第三种表现是贴钱，即候选人事前就有所准备，自己贴钱支持村庄的公益事业。事实上，富人当上村干部之后，往往也会选择贴钱的方式进行治理，而这是普通老百姓无法承受的。因此，经济条件成为能否进入村庄政治舞台的根本标准。

国家的政策支持是富人治村的基本前提，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宏观政策使得追求个人财富和经济利益获得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承认和支持。相应地，国家政策也赋予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帮助和带领群众致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神圣责任”。政府提出农村领导人要带领群众致富，对农村干部提出了经营管理和发展经济的素质要求。如党中央将“五个好”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目标，并通过媒体宣传和政府表彰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选准一个人，带富一个村”之类经济能人治理的典范，强调新兴经济精英治理的优越性。国家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双带政策”，就是要求村干部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经济发展是首要的，是村庄治理的唯一重要任务，而村庄政治的群众根基则处于次要的地位。这就给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政治创造了极好的政策环境。

另一方面，随着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措施的推进，国家逐渐从乡村社会中撤退出去。农民不需要再负担任何税费，并且取而代之用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也不具有强制性。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组织的治理资源被掏空殆尽，包括经济资源、权威资源和暴力资源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资源的丧失。此时，村庄治理的任务不再是向农民提取资源，而是“跑部进项”，到处找项目、拉资金。在治理资源缺失和治理任务转化的情形下，富人治村成为一种必然的现实选择。因为只有经济精英能够自己贴钱作为一种治理资源，并且利用自己的人际网络从外面争取项目资金。当然，这种现实选择是以政治资源及村庄资源（尤其是集体资源丰富的村庄）的牺牲作为代价的。广大普通老百姓彻底与政治绝缘，基层民主成为基层选主。

寡头政治的形成与维系`

在富人治村成为村庄治理的重要趋势下，进入政治舞台的经济门槛和道德门槛不断攀升，这就为经济精英永久性地把持村庄政治权力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从而推动了寡头政治的形成和维系。

关于基层政治民主问题的调查思考 篇12

一、调查基本情况

1、此次基层政治民主调查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方法进行的调查研究。

此调查采取自填式调查问卷方式为主，调查对象是以村民常住人口和部分党员干部为主进行的抽样调查，实际发放问卷100份，收回问卷100份，其中有效问卷100份。

2、此调查问卷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村民对民主选举的参与程度与基层干部对民主选举的认识问题；（2）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3）农村民主建设的有效实现形式；（4）村民对基层民主监督的认识问题。

3、调查的基本结果：

在本次调查问卷中，共发放150份调查问卷，其中收回有效问卷150份。本问卷调查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对本村村民进行的问卷调查占100份，基层党员干部的问卷调查占50份。根据本次调查问卷显示，参与调查的村民与基层党员干部文化程度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数占到70人，高中文化程度占58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22人。受调查人员文化程度分布图如图所示：

二、当前农村政治民主建设存在的问题

1、基层党员干部和村民对民主选举的参与意识相对较弱

在100份调查问卷中，有28%的村民不晓得民主选举是咋回事，有31%的村民知道民主选举但并不了解民主选举的具体操作流程和具体要求。还有20%的村民对民主选举有一般的了解但缺乏民主意识（其中包括年龄偏大的党员干部），有9%的村民知道民主选举但自动放弃权利，只有12%的村民有效行使自己了权利。从此次的抽样调查问卷的几组数据中可以看出一些基层党员干部本身对民主选举的认识就不到位，同时宣传也不到位，没有很好的落实不能充分表达民众的意愿。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虽然各村都设置了两三处公开栏，但由于居住分散，很多群众仍然难以及时了解村务，村务通知工作栏中虽然一些决策改革或选举活动都有公布出来，但这种公布宣传力度太狭小，65%的村民并不知道这些相关的信息从而导致他们无法积极的参与到政治活动中。

2、基层党员干部和村民的政治文化素养偏低

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基层党员干部不能够很好的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来指导自己，认识自己，不能全心全意的为广大的百姓服务。有个村民去村支部找某个干部办事结果这个干部不在，而当时这个村民问在值班的其他干部，他们不但不对这个村民不理不睬的，还让他赶紧走，这就是我国农村村民的地位。基层的党员干部不能够正确的树立自己的价值观，政治文化素养偏低。

3、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

政治的主体是利益表达的主题，利益表达所维护的是自身的合法性。利益表达机制能否有效的表达出来关系到公民的利益。村民对基层党员干部的监督机制不健全、认识不足。

三、解决路径

1、

各个村应该在村民居住相对聚集的地方设立“组务公开栏”，定期公布事务情况，而不是在相对较少的地方贴一些政务公告。要在不断拓宽宣传教育渠道、扩大宣传教育对象范围上下功夫，在具体工作中，不能把政治教育的对象范围过于局限在党内干部，应不断拓宽宣传教育渠道、范围，采取多种有效的形式，灵活多样地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社会最基层的群众中去，避免出现“上热下冷”，春风吹不到的“死角”，不断打牢党的执政思想和执政基础，排除各种消极、腐朽文化对政基的侵蚀，以保持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2、

在现代化过程中，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文化与国家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政治文化作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它对于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正如古人所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在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首先基层党员干部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行动指南，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和战略任务来抓，同时还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全局，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始终坚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理念不动摇。各村党委党员干部要认真研究和解决政治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突出问题、实际问题等等一系列的突出问题，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3、

要建立健全民主监督制度，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村级公共事务。要扩大群众的有序参与程度，推进信息的合理化公开，在农村普及权利的监督的相关知识，保障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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