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述论

研究述论（共12篇）

研究述论 篇1

一、董榕其人

董榕(1711—1760),字念青,号定岩、恒岩、谦山、渔山,别署繁露楼居士。直隶遵化州丰润县(今属河北)人。雍正十三年拔贡,廷试第一,历任巩县、孟津、济源(乾隆四年)、新野(乾隆七年)、夏邑知县(乾隆八年),陈州通判(乾隆十一年任),郑州(乾隆十二年四月至七月)、许州知州(乾隆十五年七月),浙江金华(乾隆十六年)、江西南昌、九江知府,升阶至中宪大夫分巡江西吉南赣宁兼水利道摄赣关事(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后丁太夫人忧归里,因过哀成疾,昏迷不已,舟行至滕王阁偶坠江中,身溺殉母。所至皆有惠政,关心民瘼、安抚民怨、勤政实干、兴利除弊、淳风化俗。心系学术,以尊崇学校、兴起人文为己任,其任职九江时,新修“濂溪书院”,刊行理学经典,为弘扬理学做出了贡献。工文章,知音律,平生著述颇丰,有《周易观象》、《圣学入门》、《诗意集》1卷、《庚溪集》1卷、《繁露楼诗》、《畿辅诗传》、《浭阳集》10卷,辑《先儒恤刑格言》、《周子余书》、《名从政》、《体仁录》、《宦海慈航录》等,总修乾隆十二年《商水县志》,在赣刊行《禁俗事》。(1)

二、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董榕及其剧作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成果多属于叙述、目录性质的,且颇多讹误,系统的理论探讨尚待展开。

首先,在文献著录方面,《芝龛记》为清人《重订曲海总目》、《曲目新编》、《今乐考证》、王国维《曲录》、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著录,近年来的相关工具书如《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中国曲学大辞典》、《明清传奇综录》、《中国戏曲志·河南卷》、《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提要》、《傅惜华古典戏曲提要笺证》、涂淑敏《<芝龛记>传奇叙录》对董榕及其剧作进行了简要介绍,刘晓丽《<芝龛记>及其版本》对《芝龛记》的版本流传进行了搜集分析。其次,在研究文本文献方面,蔡毅主编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和吴毓华编著的《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收录了相同的《芝龛记》相关序跋题辞;赵景深等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收集了地方志中涉及董榕的部分材料。再次,在相关戏曲史、文学史方面,周妙中的《清代戏曲史》第三章专列一目对董榕的生平和剧作大致内容与缺点进行了分析。王长华《河北文学通史》第二卷(下)第五章第三节介绍了董榕及其剧作,对其生平和剧作取材、内容、作意进行了简单叙录。

综观以上董榕及其剧作研究,此前学界从各自视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足也是明显的:首先,研究资料的匮乏。基本材料不出《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和赵景深等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未见对董榕相关传记、现存文集《浭阳集》以及所编《周子全书》的参考。其次,观点的错讹与纷乱。如关于董榕的落水而死的历史细节,多数论者认为是因哀毁过度,主动投江殉母而死,然查对相关传记,董榕乃失足偶落江中而死;关于其著作的诗集名称,有认为是《庚洋集》,其实其诗集名为《浭阳诗集》,浭阳乃董榕籍贯丰润的旧称,而有论者认为其著述了《周子》,其实该书名为《周子全书》,乃是董榕在九江太守任上,濂溪书院落成之时所辑录的理学宗师周敦颐的集子。再次,研究的创新性不足。多数成果存在重复之嫌,且上述成果多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所取得,近期未有明显进展;第四,研究的理论精品意识欠缺,具有理论系统性的专论精品太少。由于论题指涉的对象时代性和专业性,尚未见国外的相关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董榕及其剧作的研究尚不充分,多属于零散的分析,尚未体现整体考察之理论自觉。

三、拓展思路

(一)厘清文献,还原真实

文献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新文献的发现可以带动学术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而旧文献的新解亦能将老问题带出模糊不清的困境。所谓论从史出,史从文献出,即此谓也。如前所述,当前学界关于董榕的研究文献资料匮乏,基本材料不出《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和赵景深等编《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未见对董榕相关传记、现存文集《浭阳集》以及所编《周子全书》的参考,故而出现众多看似莫衷一是,实则可以解决的纷争,乃至错讹。厘清相关新旧文献,可以还原真实的董榕面貌,如关于其生卒年问题。

关于董榕的生卒年,《中国戏曲志·河南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页、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邓绍基《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钱仲联《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7页、王长华《河北文学通史》第二卷(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5页均标示董榕生卒年为1711—1760,然均未详其所据。查《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8页载董榕履历档云:“董榕,直隶人,年三十八岁,由贡生现任河南通判,(夹批:中平人,去得)乾隆十三年七月内经巡抚硕色以该员才具明敏、办事干练题升郑州知州。”该段档案天头注云:“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内同江西吉南赣宁道,丁忧。”联系其乾隆十一至十二年间任陈州通判,其时三十八岁,其生年或可定为康熙五十年(1711年)。近日翻阅桑调元《弢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见其379页《文集·卷十八·墓志》收《观察·南定岩董君墓志铭》,云:“君姓董讳榕,字念青,号定岩,顺天丰润县人。……君以宅太君忧,哀毁昏迷,于乾隆二十有五年四月二十有七日,水死于南昌舟次,享年五十。”又见436页《文集.卷二十四.哀辞》收《董君定岩哀辞并序》云:“观察·南董君定岩以至性居母丧,予赴吊唁。……至南昌,薄晚,医私语予曰:‘五脏坏,六脉散,治无及矣!’予犹就吊数千言,君颔之。诘朝黎明,因自启船蓬,无栏杆,误坠水。江涨溜急,遂殁。乾隆庚辰四月二十有七日也,享年五十。”故此,董榕的生年为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卒年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四月二十七日。

(二)深入本体,通观考察

此前研究多是外围分析,至多简单叙录提及董榕剧作大致内容、剧作取材、立意。我认为应从细读剧本入手,分析其得失成就,再逐步开阔视野,联系宏观时代思潮,体味董榕剧作的文化寓意,通观其在古典戏曲史中之位置。

首先,分析董榕剧作艺术特色与不足。其成就表现为以曲为史的写实态度;以风教为本的创作观念;牢笼巨细的叙述文法;求“奇”的阅读效果;雅正妥帖的剧作语言等。其不足体现为点缀升平,颂圣媚清的歪曲历史观念;叙述繁乱冗长;生硬说教与因果报应等。

其次,探赜董榕剧作伦理化的文化意蕴。一方面,董榕走的是科举致仕的典型儒家人生轨迹,性笃孝,居官勤恪,惠政多方。且对民间忠孝节义、事关风化伦常之事,尤其是女子守节事刻意褒扬,如其《浭阳诗集》卷一《九慷九首》、第二卷《拟古(为泃阳王贞女作:圣代重彝伦,旌扬自煊赫,大书节烈传,万古垂竹帛)》、《善哉行》等在所多见;另一方面,清中叶传奇剧作的蜕变期出现了戏剧文学内容日益伦理化,戏剧艺术日益案头化的趋势,征实尚史、以曲为史的创作风气日浓,故而董榕特选明末三朝事迹,阐扬忠烈,博采旁搜,足补正史之缺。可以说,处于清朝统治的康乾盛世,在传奇剧作内容日益道德化的剧坛风气中,汉族士人官吏董榕感受盛世的气象、社会的安定,以明末乱局中沈云英、秦良玉的忠勇事迹,反思明亡清兴,表彰忠烈,维护清朝正统,自觉地从文化上向统治者靠拢,以剧为史,笔关风化,可谓别裁史笔传风教。当然,这是以牺牲传奇剧作自身艺术价值为代价的。

(三)体察价值,明确意义

考察处于康乾之际传统戏曲蜕变期之董榕及其剧作,具有多重意义。

1、理论意义

首先,引发文艺与政治伦理间关系的反思意义。文艺作为意识形态之体现,必然与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产生密切联系,社会思想意识渗透于文艺之中,要求文艺具备伦理的内涵,发挥其教育的功能。同时,文艺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应充分尊重其文体、创作流程、艺术特性。应充分协调二者之关系。考察《芝龛记》“字字本之史传,迥异空谈”的史家实录笔法,其目的,作者在《凡例》中明确表达为“阐扬忠孝节义。”其点缀升平,为政治服务的意图十分明显。如五十九出《徽感》写故明公主徽娖对大清吊民伐贼,剿灭明朝之仇寇,又著以公主礼赐婚仪嫁给原配都尉周显而感恩戴德,由衷拜服,该出曲词宾白一派感戴口吻。如云:“大清御宇,威德无边,驱逐流寇,报我大仇。又为先帝后加谥建陵,典礼极其优渥。此恩此德,真千古所未有也!”然该剧过分注重以历史实录的精神,为宣扬伦理纲常,皈依清朝统治服务,导致剧中说教生硬,肢解了剧作的审美风貌,甚至面目艰涩,违背了艺术本身的创作规律,以至于流传不广,影响不强。

其次,透视中国古典戏曲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期的发展史意义。因古典戏曲社会审美趣味由雅向俗转变,传统本戏转变为折子戏的剧作体制、剧本中心转变为职业演剧为中心的发展格局,带来了古典戏曲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期。包括董榕在内的康乾之际的文人通过剧作多方面真实地折射了极盛而衰的盛世之荣光与尘埃,剧作寄寓着一代文人曲家独特的创作诉求,他们出于雅文化的尊严和士人入仕报国的天然责任意识,在传统戏剧创作的衰落期坚持历史题材剧的创作,文以载道,宣扬教化,然而这种努力大多失败,其文化心态是复杂的。分析董榕这一个案,可以较清晰地展示这种文化史趋势。

再次,学术建设意义。对董榕及其剧作进行个案研究,可为后续的清代戏曲整体研究提供细部资料,为相关工具书、戏曲史、文学史、戏曲理论乃至文化史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2、实践意义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典戏剧文学是中国古代最美的文艺样式,具有高度的综合性要求,兼顾文辞、音律、演出提示,创作十分不易。作为传统文人戏剧文学篇幅最长的《芝龛记》,其双线双层结构,牢笼巨细的叙述文法,妥帖雅正的戏剧语言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其对文艺自身规律的偏离应予以反思,总结其创作得失,对当下戏剧创作和戏曲发展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另外,积极推进古典戏曲文学研究,去粗取精,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题中之义,是与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国策相适应的。

摘要：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董榕及其剧作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成果多属于叙述、目录性质的,且颇多讹误,系统的理论探讨尚待展开。可以从厘清相关新旧文献,还原真实的董榕面貌;细读剧本,分析其得失成就,体味董榕剧作的文化寓意;探寻康乾之际传统戏曲蜕变期之董榕及其剧作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等方面深入拓展此项研究。

关键词：董榕,研究现状,述论,拓展

研究述论 篇2

（新疆师范大学 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摘 要：向来治文字学者必治《说文》，而治《说文》者，则离不开对《段注》的研究。《段注》作为中国语言文学史上的一部巨著，后人对它的研究几与《说文》分庭抗礼。而其中对《段注》一书进行总的述论是其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完成对《段注》研究的一基础性工作。关键词：《说文解字注》；校勘；阐明；贯通；系联；推阐

中图分类号：H0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8-0192-04 清代“说文学”成就大者有4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桂馥《说文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四大家之中，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重于形，桂馥《说文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恻重于声，其中尤以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成就最大（以下称《段注》）。《段注》形、音、义三者并重，以文字学而兼音韵、训诂之学。它不仅堪称“说文学”之经典，亦可称为音韵学、训诂学之要着，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巨著。

《段注》凡30卷。据段玉裁之所以注《说文》，他在“庶有达者理而董之”下自述，是因为“向来治《说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不得许氏要领。”[1]为了注解《说文》，段玉裁于乾隆四十一年开始编撰长篇《说文解字读》（540卷），至乾隆五十九年告成，历时19载。段氏继而以《说文解字读》为基础，加工精炼，又历时13载，于嘉庆十二终于完成伟大之作《说文解字注》。

《段注》代表乾嘉学派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其书一问世，在学术界很快赢得崇高声誉，被公认为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王念孙《段注·王序》云：“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尝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而引经与经本异者，不以本字废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诸经义，例以本书，若合符节，而训诂之道大明。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无此作矣。”[2]以上单从王氏对段书的评价，可知《段注》在当今学术界的影响和价值是非常巨大的。

一、进一步校勘《说文》，恢复《说文》的本来面目 《说文》传世后，屡经改易，特别是唐代李阳冰窜改，颇失其真，后虽经二徐等人整理校订，许氏原书亦不复原貌。段氏运用考据学、校勘学的方法，对《说文》作了大量增删改订，其中多有发明，有其独特的见解，这是段氏注《说文》的主要成就，同时也是评定段氏对《说文》功过的关键。据余行达《说文段注研究》一书统计，《段注》中总共“改篆九十文，増篆二十四文，删篆二十一文”[3]。周祖谟《问学集》中《论段氏说文解字注》一文统计段氏对《说文》的校订为“改篆文九十二，删篆文十九，増篆二十二”[4]。蒋冀骋在《<说文段注>改篆简论》一文中统计段氏对《说文》的校订为“改篆一百一十八，增篆二十四，删篆二十一”[5]。如今传大徐本《说文》“上”字作“丄”，段注：“古文作二，故帝下、旁下、示下皆云丄，各本误以为丄为古文，则不得不改篆文之上为上，而用上为部首，使下文从二之字皆无所统，示次于二之恉亦晦矣。今正丄为

二、上为丄，观者勿疑怪可也。”[6]此为段氏改篆之例。把古文“丄”改作“二”，所列古文形体正与甲骨文、金文写法暗合。删篆上，如今传二徐本“榣”篆下有“樛、朻”二篆，《说文》：“榣，树动也，从木 声。朻，高木下曲也，从木丩，丩亦声。”在“朻”下段注云：“此《韵会》所据小徐本也。今二徐本皆分‘樛’‘朻’为二篆，‘樛’训‘下曲’，‘朻’训‘高木’，乃张次立以铉改锴而然，《尔雅》作‘朻’，《毛传》曰：‘木下曲曰樛。’下曲即下句也。‘樛’即‘朻’也，一字而形声不同。许则从丩声者，容许《毛诗》当日亦作‘朻’也。《玉篇》分引《诗》、《尔雅》，而云二同，甚为明皙。丩者，相纠缭也。凡高木下句，垂枝必相纠缭，故曰从木、丩，丩亦声。”段删“樛”篆，改“朻”篆之训为“高木下曲也。从木、丩，丩亦声。”[7]增篆上，如二徐本均无“第”篆，段则于竹部最末补入“第”篆，训为：“次也。从竹弟。”注云：“此见《毛诗正义》卷一之一引《说文》，其在第部抑竹部今不可知，要孔冲远所据有此篆无疑。俗省弟作第耳。”[8] 另外段书在改补《说文》说解上，段氏亦作了大量的工作。如今大徐本有云“唬，啼声也。”段注：“锴本不误，铉本改为‘啼声’，误甚。自‘吠’篆以下，皆言鸟兽矣。《通俗文》曰：‘虎声谓之哮。’唬当读呼去声，亦读如罅字。从虎口，虎亦声。”[9]《说文·矢部》：“短，有所长短，以矢为正，从矢豆声。”[10]段注：“有所长短，以矢为正，从矢。按此上当补‘不长也’三字乃合。‘有所长短，以矢为正’说‘从矢’之意也。”[11]等等。

段注对篆文的改易历来被人所垢病，于是段氏被戴上了“鲁莽”的帽子，徐承庆甚至斥之为“破坏形体”。段氏之病在于有时自信过度，流于武断。说他“武断”，可能是段氏好谈本字本义而改动说解而引起的。如许慎析“末”字为“从木，一在其上”，段氏改篆文作“从木从丄”。然按六书分析，我们知“末”为指事字，不是会意字，此段氏之改未免武断。段氏由于未曾见甲文、金文等古老文字，故在刊正篆文上就有时失之鲁莽。但一一审之，除了那些由于受时代学术水平的局限而造成的失误外，其他大多是精准的。他没有见过甲文、金文，但有些校订竟与古文字暗合，这不能不令人叹服。可以说段氏之功大于过，其成就是主要的。

二、阐明《说文》义例

前人编撰字书，未能像今人那样说明字书义例，以便使用者循其义例去查考有关内容。而许慎著《说文》，书中暗含许多义例，然许氏对自己所著之书没有做过细致说明，书中只是简略地说到其体例。如《说文·前叙》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12]《说文·后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13]正因为许慎说的很简括，后来学者在这方面多有发现，其中尤以段氏对《说文》中的义例，融会贯通，详于注中而多有发明。如《段注》“欲”下曰：“《说文》经后人妄窜，盖不可数计，独其义例精密，迄今将两千年，犹可推寻，以复其旧。”[14]段氏阐明《说文》义例，为王筠所推重。王筠《说文句读·序》曰：“苟非段玉裁力辟榛芜，与许君一相心印，天下安知所谓《说文》哉！”诚如段书“一”部末：“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颜氏家训》所谓“隐括有条例”也。“上”部“上”：“凡《说文》一书，以小篆为质，必先举小篆，后言古文作某。此独先举古文，后言古文作某，变例也。以其属皆从古文上，不从小篆上，故出变例而别白言之。”[15]《说文释例·自序》曰：“段书体大思精，所为通例，前人所未知。”[16]前人说解《说文》，多是从六书而论，而对隐含于全书之例极少涉猎，因而未能很好理解许书大例。段氏亦云：“自有说文以来，世世不废，而不融会其全书者，仅同耳食，强为注解者，往往眯目而道白黑。”[17]段氏之发明义例，也影响到近代的学者。如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曰：“段氏之注，于许书条例多所发明。读段书者玩索求之，其例自见，至有益于文字学。惟其散见于全书内，读者每忽略。”[18] 通观段书，段氏对《说文》义例的阐发是先从部首开始的，再依次发明其它。正如段氏在“一部末”下所说“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先通过形旁的关系来进行部首排列，然后在形旁相近的基础上，对每部中字的排列则依“以义之相引为次”，通过意义的关系来进行排列。同时在说解方式上，段氏于“一”部下曾云：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再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成一篆。

三、以《说文》贯通群书，据群书训诂解释许说

许慎博学多闻，他写《说文》就贯通了群书，尤其是经部方面的书，常常引用来说明文字的形体、意义、读音。如许慎《说文·叙》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19]作为古文学派经学大师的许慎讲解文字是非常重视经学的贯通，这固然是受当时小学依附于经学地位的影响。许书训释大都根据经籍训诂而来，要疏证许说，必须对古书有根柢。诚如《说文叙·段注》中“犹复深惟五经之妙”下所云：“六经者，古古相传之说也。”[20]“六艺群书之诂”下云：“六艺足以摄群书，必兼言群书者，容有不见六艺而见群书者也。”[21]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说略》云：“段氏为《说文注》，与桂馥、王筠并列，量其殊胜，固非二家所逮。何者？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此段氏独以为桀。”[22]以上可知，段氏注《说文》所引用的材料极为广泛，采用的方法是授引经传子史，融会贯通全书，以许解许，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双重手段来贯通全书。段书的贡献除了贯通群书，还以《说文》校释群书。如余行达先生曰：“学术界只知王念孙《读书杂志》、卢文弨《群书拾补》等的嘉惠士林，其实段书所校释的群书，比王、卢的范围更广泛，又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采用。如段书在‘潧’篆下说陆德明《释文·诗·郑风》‘泛’是‘汍’之误字，阮元《释文校勘记》、卢文弨《释文考正》、陈奂《诗毛传疏》、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李富孙《诗经异文释》、陈乔纵《鲁诗遗说考》及《诗经四家异文考》、法伟堂《释文校语録》、本师赵少咸《经典诗文集说附笺》等，并采用无异辞。”[23]余氏所言极是，段书中对群书的校释较多，详于注中。如段氏于“谇”下注云：“今《国语》《毛诗》《尔雅》及他书‘谇’皆讹‘讯’，皆由转写形近而误。”[24]“楫”下注云：“各本作舟摧也。许无擢字。《手部》曰：‘摧，引也。’揖所以引舟而行，故亦谓之擢。毛《卫风》传曰：‘揖，所以擢舟也。’此许所本，今据以正。今《毛诗》擢讹櫂，浅人所改也。《方言》曰：‘揖谓之挠，或谓之櫂’，櫂亦擢之讹也。”[25]等等。

四、以音韵为骨干，系联文字之形、音、义

《说文》是很古的一部字书，其中保留了很多古字、古音、故义。但《说文》是形书，段氏为许书作注，并不只着眼于形，就字论字，而力求用语言学的观点分析文字的形、音、义。他认为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是相互关联的，要研究《说文》，必三者互求，以音韵为骨干进行训诂。段玉裁《广雅疏证·段序》曰：“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今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26]如《段注》“鏓”下曰：“囱者多孔，蔥者空中，聪者耳顺，义皆相类。凡字之义必得诸字之声者如此。”[27]如《说文》“衣”部下“一曰盛服”《段注》“盛服”下注曰：“，本训稠发，凡 声字多为浓重。”[28]书中这种阐发声义关系的例字是很多的，在此不一一列举。

综观段书，段氏作注并非简单地就形论字，而是运用语言学的系统观、历史观，互求文字之形、音、义。他继承和发扬了戴震因声求义的方法，将训诂建立在音韵的基础之上，将宋人发明的“右文说”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五、推阐发明《说文》义训

古书所用的字互有不同，或字同而义异，或字异而义同。与《说文》比较，又有同有异。段氏认为《说文》所作为本字本义，而古书则有假借，义有引申，所以与《说文》不同，要了解古书的文字训诂，必须了解《说文》。此为段氏之误，其实《说文》说解除用本字外，有古字、古今通用字，又有不少异体字。关于段氏对《说文》中两字并释和一字一训的往往用同义词或反义词给出义训。如《段注》“差”下曰：“左不相值也者，左之而不相当则差矣，今俗语所谓左也。”[29]从训释中可以看出，“左”与“差”同义，“值”与“左”反义。同时《说文》释义是专释本义，段氏则兼顾发明引申义、假借义区别本义。《段注》“经”下曰：“盖非用其字之本义，即用其字之引申之义。”[30]又“镐”下云：“武王都，在长安西上林苑中，字亦如此。”《段注》曰：“此于例不当载而特详之者，说假借之例也。土部堋下引《春秋传》矣，而又曰《虞书》‘堋淫’于家亦如是，谓《书》‘堋淫’亦如此作也。武王都镐本无正字，偶用镐字为之耳。一本有其字之假借，一本无其字之假借也。镐京或书鄗乃浅人所为，不知汉常山有鄗县。”[31]江沅《段注·后序》云：“沅谓世之名许氏之学者多矣，究其所得，未有过于先生者也。许氏着书之例以及所以作书之旨，皆详于先生所作注中，„„许书之要，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先生发明许书之要，在善推许书每字之本义者也。本义明而后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假借之义亦明。形以经之，声以纬之。凡引古以证者，于本义，于余义，于引申，于假借，于形，于声，各指所之，罔不就理。菿、谥毕见。形、声、义三者皆得其杂而不越之故焉。悬是书以为旳，而许氏着书之心以明，经史百家之文字亦无不由此以明。”[32] 段氏《说文解字注》在文字学以及在训诂学上的成就而论，是其同时代著作之巨擘。《段注》行世以后，即受到“说文学”界高度的重视，成为“说文学”家们必研究的对象。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也并非无可挑剔。段氏的毛病除了一般的封建观点外，在于自信过甚，因而不免武断。并且《段注》成书之时，段氏已过70，这时精力已衰，而对于校雠之事，也实属于他的门下，他们往往不能参检本书，因而难免会出现错误。《段注》的缺陷，主要是武断地增删改动篆文和说解。王筠《说文释例·序》曰：“段氏书体大思精，所谓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断支离，时或不免，时则蔽也。”[33]因此，对《段注》进行订补、匡谬、注笺、考证一类性质的著述便应用而生。如钮树玉《说文段注订》、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冯桂芬《说文解字段注考证》、马寿龄《说文段注撰要》、徐承庆《说文解字匡谬》等较具价值。段氏之书成为许学研究的一宗重大系属，几与《说文》分庭抗礼。其中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肯定了《段注》的旁征博引和对《说文》的深刻注解，同时从6个方面指出《段注》与许书的违拗之处，有理有据。钮氏之订大多正确，比较客观地评价了段书的得失。引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曰其订段之弊有六：“一曰许书解字，大都本诸经籍之最先者，段氏自立条例，以为必用本字。二曰古无韵书，段书创十七部，以绳九千余文。三曰六书转注，本在同部，故云建类一首，段氏以为诸字音恉略同，义可互受。四曰凡引证之文，当同本文，段氏或别易一字，以为引经会意。五曰字者言孳乳而浸多，段氏以音义相同，及诸书失引者，輙疑为浅人所增。六曰陆氏《释文》、孔氏《正义》，所引《说文》多误，《韵会》虽本《系传》，而自有增改，段氏则一一笃信。”[34]等等，其它在这里就不加以论述。

北石窟寺研究成果述论 篇3

[关键词]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K87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6-0034-05

一、北石窟寺概况

北石窟寺是陇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座早期佛教石窟寺院。它创建于北魏,经西魏、北周、隋、唐、宋、清等朝代的增修和扩建,现有有编号的窟龛308个,石雕造像2126尊,壁画69.7平方米,石碑8通,阴刻和墨书题记150余方,清代献殿遗迹一处,清代木构建筑戏楼一座。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石窟寺始建于北魏,兴盛于隋唐。因清同治七年(1868)的民族战乱和1920年的海原地震,寺院遭受惨重破坏,佛事活动终止。1959～1961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陈贤儒、赵之祥、吴柏年、岳邦湖、霍熙亮、初世宾、董玉祥、张宝玺等专业人员先后多次来到陇东,对北石窟寺进行了初步勘察、清理,然后对窟龛进行编号,并对窟龛及造像做了文字记录并进行拍照,对重点洞窟进行了测绘。1962年、1977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庆阳北石窟寺文物保管所的同志又进行过多次勘查,最终由董玉祥先生执笔,整理编辑了调查报告《庆阳北石窟寺》;张宝玺先生编辑了《陇东石窟》,先后又整理编辑《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小丛书、《庆阳北石窟》明信片、《南北石窟》明信片等。1999年,宋文玉、李红雄二位先生编辑了《北石窟寺》。

根据专家、学者的清理、断代和编号,北石窟寺寺沟窟群共有北魏窟龛7个,西魏窟龛3个,北周窟龛13个,隋窟龛63个,唐代窟龛209个,宋代窟1个。165窟是北石窟寺的创建洞窟,也是北石窟寺的精华所在。窟内以8米高的七佛造像为主体,以半圆形排列,在全国早期石窟中实属罕见。此窟高14米,深15.7米,宽21.7米,空间平面340.98平方米。窟内共有大型石雕造像23身,四壁有千佛、飞天、伎乐人、佛传及佛本故事浮雕造像110多身,内容相当丰富。

北石窟寺自创建至今,已有 150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曾兴衰更替,几起几落。解放后,经甘肃省的文博工作者重新发现,得以有效保护。由于北石窟寺的石质属白垩纪沉积岩,胶结物中的蒙脱石、伊利石及泥质含量高,密度较低,抗压强变小,易于吸水,容易风化,因此,自然侵蚀严重,致使岩体裂隙纵横,危岩众多,风化程度与日俱增,部分造像面部模糊。加之人为破坏等历史原因,好多窟龛烟熏火燎,造像残头断臂,有待于社会各界人士的保护。

二、 北石窟寺研究成果

(一)关于北石窟寺的名称、创建、窟龛的分期及造像题材的研究成果

甘肃文物工作队和庆阳北石窟文管所1985年出版的《庆阳北石窟》,考证了北石窟寺的名称。北石窟寺自宋易名为“石窟寺”,元代称作东大石窟寺。据唐第257窟唐代证圣元年(695)宁州丰义县令安守筠造像铭记,证明在唐代确实称作“北石窟寺”。唐代距北魏不远,其时北石窟寺属宁州辖境,地理位置并不在宁州之北,显然是沿用了北魏创建时的名称。根据北石窟寺的一方残断宋碑、清乾隆六十年(1795)《重修石窟寺诸神碑记》及慕少堂《重修镇原县志》等历史资料,确定了北魏永平二年泾州刺史奚氏建北石窟寺是合乎情理的。北石窟寺寺沟窟群中282个窟龛,按时代分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六个时期。各时代造像归纳起来以七佛、三佛、弥勒菩萨、普贤菩萨、阿修罗天及佛传和佛本生故事为主。

宋文玉、董华锋在《霍熙亮先生北石窟寺调查记录整理研究》一文中认为,由霍熙亮1961年执笔整理的调查材料《庆阳寺沟石窟勘察记录》中,记录了寺沟窟群共有窟龛281个。该记录与1985年《庆阳北石窟》一书在编号和断代上多有不同。总的来看,霍先生的断代较为宏观,共有魏、隋、唐、五代、宋五个时代。霍先生将北魏、西魏均断为魏,未作进一步区分;将《庆阳北石窟》一书断为北周的一部分洞窟断为魏,一部分断为隋;《庆阳北石窟》一书将北石窟寺唐代洞窟又分成了初唐、盛唐、中晚唐三个时代;霍先生还将第104、105、179、234、239、243、249等7个窟龛时代断为五代,而《庆阳北石窟寺》一书中断代没有五代;还有54个龛和很小的窟,霍先生未做断代。经过对照,发现二者对于很多窟龛的断代差别比较大,有待进一步考证。另外,霍先生还留下了庆阳北石窟寺碑铭及题记的首次抄录原稿,今天据霍先生的调查已近半个世纪,好多题记现已漫漶不可识,再加上北石窟寺的题记,尤其是造窟(龛)题记保存下来的比较少,给我们断代带来一定的困难。于此,霍先生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为研究北石窟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二)关于北石窟寺开凿政治背景、目的、造像内容及风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首次对北石窟寺及165窟进行披露的是邓健吾先生。1963年,他在《文物》上发表了《庆阳寺沟石窟“佛洞”介绍》一文,详细探讨了“佛洞”(即现编号165窟)的造像题材、风格及佛传和佛本生故事,论证了“佛洞”的创建年代和创建人及开凿“佛洞”的目的。邓健吾先生在该文中提出“佛洞”明窗上缘的浮雕内容,是北凉昙无讥《金光明经》第四卷《舍身品》、《摩诃萨埵》本生故事。《摩诃萨埵本生》是北魏很流行的“本生谭”。龙门“宾阳洞”、敦煌第428窟的“摩诃萨埵本生”都是按《金光明经》做的。而董玉祥执笔的《庆阳北石窟寺》和张宝玺的《陇东石窟》中也将该浮雕定为“摩诃萨埵本生”,和邓先生的观点相同。暨远志在《泾州地区南、北石窟的比较分析》中,认为该浮雕以明窗为界南侧是“摩诃萨埵本生”,北侧是“睒子本生” 故事(1990年5月,暨远志陪同敦煌研究院孙修身考察北石窟寺。165窟“睒子本生”故事的考订为孙先生首次提出)。165窟顶部北坡浮雕故事,董玉祥在《庆阳北石窟寺》中定为“宫中娱乐”,而张宝玺在《陇东石窟》中把它定为“割肉贸鸽”,暨先生在《泾州地区南、北石窟的比较分析》一文中也肯定了张宝玺的观点。165窟北壁与东壁交接处的浮雕故事,张宝玺和暨远志都认为是“降服火龙”本生故事。

邓健吾根据北魏昙曜译的《大吉义咒经》中第一卷、第二卷的内容,提出了“佛洞”的七尊立像,是“七佛”题材,而交脚菩萨是“弥勒菩萨”。“佛洞”的中心思想是表现北魏最盛行的《妙法莲花经》。云冈、龙门石窟同样有七佛和弥勒菩萨,但是七佛像和弥勒菩萨像之间的关系还不明确和完备。有的七佛像和弥勒菩萨像造型的大小相差很大,或是设置的地方缺乏紧密联系。象“佛洞”那样统一计划营造的七佛和弥勒菩萨像的例子,除了泾川县王家沟石窟“东方洞”(南石窟)以外,在其他地方还没有见到。邓先生的以上观点被后来好多专家、学者认定,如杜斗城和宋文玉在《南、北石窟与奚康生》一文中,从佛经的思想和北魏政治与佛教造像的关系等方面充分论证了165窟的七尊立像是“七佛”的观点。魏文斌在《七佛、七佛窟与七佛信仰》一文中,从我国的佛教艺术的发展、石窟造像中七佛题材的流行以及人们对七佛的信仰详细地论证了165窟七尊立佛是“七佛”的观点。

邓先生根据西晋法立、法炬译《大楼炭经》第二卷和鸠摩罗仕译《妙法莲花经•普贤菩萨劝发品》第八十八卷,提出“佛洞”西壁门口右侧的三面四臂天王像是阿修罗天像,左侧骑象的菩萨是普贤菩萨像。

邓先生在该文中,根据“佛洞”内现存碑刻乾隆六十年《重修石窟诸神庙碑记》的碑文和门口右侧嵌有的宋残碑的碑文及《魏书》的内容,肯定了“佛洞”的创建年代是北魏永平二年(509),创建人是奚康生。并考证出开凿佛洞的主要目的是奚康生作为新任的地方官来说更需要得民心,发愿开凿北石窟寺以自修功德为名,利用佛教来作为怀柔手段,以平民众的不满情绪。20世纪80年代,张宝玺、董玉祥分别在《陇东石窟》和《庆阳北石窟寺》中对邓先生的观点进行过详细论证,并予以肯定。后来,杜斗城和宋文玉在《南、北石窟与奚康生》、崔惠萍在《北石窟寺的发展历程概述》等文章中,根据不同历史文献和资料论证了此观点。李红雄在《论北石窟寺诞生的历史根源》和《论庆阳北石窟寺创建背景与165窟艺术造型》中也认为,北石窟寺165窟中的主尊七佛,应是遵循昙曜之首创,从北魏开国太祖到当朝宣武帝这七位皇帝为偶像来开凿的。由此看来,当时泾州最大的佛教中心北石窟寺,实际是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的祖庙。北石窟寺诞生在宣武帝永平年间,这正是泾州刺史奚康生忠实地追随其主子,在泾州地面上树立起一面“信向佛道”的旗帜。北石窟寺的创建不是单纯的佛教产物,而是北魏王朝的政治产物。李红雄先生在该文中提出165窟的艺术特色,概括起来有三点:即规模宏大,又气势磅礴;内容丰富而主次分明;中西合璧,又天衣无缝。

前面已提出北石窟寺的功德主为奚康生,奚康生是何许人,李红雄的《浅议北石窟寺开创者——奚康生其人》有专题论述。

关于北石窟寺造像题材,刘治立在《北石窟寺造像类型及佛教文化底蕴》一文中进行了详细论证。认为北石窟寺造像内容丰富,题材多样,种类繁多,既有地域文化又有异域文化的色彩,并探明了从北魏到北宋500多年造像的类型及其佛教文化底蕴。指出北石窟寺主要造像题材有七佛、三佛、千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菩萨(弥勒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胁侍菩萨、供养菩萨)弟子、天王、力士、飞天、十六罗汉、阿修罗天、伎乐人、供养人,对更好地认识北石窟寺佛教文化内容和发展轨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研究

根据宋文玉和米万忠的《北石窟寺大事记》记载,在20世纪60～70年代,文物保护部门加固了第1、32、165、222、240、263、267号窟的门框及危岩,修建了165窟明窗木栈道和木混结构的雨棚,同时用条石砌筑支顶加固了222窟和240号窟悬崖危岩。20世纪80年代,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博物馆林国权、李显等专业人员配合文管所清理了240窟晚清重修时所涂的泥层,恢复了洞窟原来的形制,揭开了窟内残存的壁画及造像的原貌,修复了第222、240、263窟的个别造像。1983年至1985年,敦煌研究院保护所李最雄所长及兰州大学化验室王琦先生,炳灵寺石窟文管所王亨通先生等先后三次来北石窟寺,进行石窟砂岩PS防风化药剂喷涂试验。1990年,在岩面和部分洞窟选点,进行较大面积喷涂PS—C化学药剂,防护外露窟龛的岩石风化。1993年8月,省文物局拨专款,为重点洞窟165、222、240、263、37、32窟安装了钢制防盗门窗。2005年,有关部门又对165窟顶部及部分危岩进行抢救性加固、维修。2006年,安装了电子安全防范技术系统。

在北石窟寺的主要病害分析和防治措施研究方面,宋文玉的《甘肃庆阳北石窟寺病害分析及防治对策》一文中指出了北石窟寺岩体和造像存在的病害,第一,岩体裂隙纵横,危岩众多,稳定性差;第二,洞窟岩体破坏严重;第三,洞窟潮湿,造像风化严重。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防治对策:第一,对岩体裂隙失稳病害,采用锚固为主,危岩支顶,裂隙注浆相结合的办法加固岩体,达到保持其稳定性。第二,对165窟采用锚索、锚杆及窟顶外部斜坡面设置拱形梁反力装置悬拉型钢框架吊顶的方法,进行加固,并在窟顶设置通风孔,以排出窟内潮气。第三,防治水害,降低潮湿度,保持窟内干燥。治水防潮是石窟文物保护中较为复杂的一大难题,也是一项长期的文物保护工作。

对北石窟寺地下水治理方面的研究,李文军在《北石窟寺地下水与石窟岩体潮湿渗水的关系及地下水治理措施》一文中,通过对北石窟寺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和水文地质特征的分析,认为窟前二级阶地阻挡和岩层、斜层理向山倾,地下基岩裂隙水排泄不畅,是北石窟寺洞窟岩体潮湿、渗水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窟内空气湿度大,形成凝结水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地下水治理措施,并对北石窟寺地下水治理工程作了详细介绍。

宋文玉在《浅谈北石窟寺165窟的加固与保护》一文中,指出165窟的主要病害有两种:第一,岩石裂隙。在165窟内现发育有垂直或斜向裂隙及水平风化裂隙两种。第二,风化落砂。据近年测定,在窟内340平方米范围内,平均每月落砂达22公斤以上,造成如此严重风化落砂的原因,主要是渗水潮湿所致。根据165窟的以上病害现状分析,加固治理工程应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加固岩体,填补裂隙。第二,防水、排水。165窟的风化落砂主要是水害所致,而水的来源,一是大气降水,二是山体内部的外渗水。治理风化的首要任务是防水、护水。采用建造雨棚遮护窟顶,修建壕沟截排来水等措施,来降低窟内湿度,减缓造像风化程度。

(四)关于北石窟寺窟龛及造像风格方面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庆阳北石窟寺》、《陇东石窟》等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对各个时期的窟龛形制,造像题材、造像组合、造像内容及风格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查和复核。宋文玉、张乃辉在 《北石窟寺唐代窟龛及造像》和《浅谈北石窟寺北朝时期的窟龛与造像》中,对北石窟寺的所有窟龛及造像作了系统的介绍和探讨。詹社红、崔惠萍在《浅谈北石窟寺北朝时期造像风格》和《浅谈北石窟寺隋唐时期造像风格》中,把北石窟寺各时代造像特点及造像风格作了全面的介绍与探讨。对北石窟寺不同时期的代表洞窟进行探讨的还有:宋文玉《北石窟寺240窟简介》;崔惠萍的《北石窟寺222窟造像风格》等文章。

(五)关于北石窟寺造像铭记、题记、碑刻方面的研究成果

周佩珠在《北石窟寺摩崖碑刻传拓记》中谈到,为编著《庆阳北石窟寺》一书,1984年6月,文物出版社、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石窟寺文管所联合对北石窟寺所有窟龛及资料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复核,同时对现存的历代碑刻、摩崖题记及其他题铭等作了笔录,并首次进行了传拓。

张宝玺在《庆阳北石窟几则唐代造像铭记》中,考述了庆阳北石窟寺唐代泾州临泾县令杨元裕、宁州丰义县令安守筠、本县令柳公图等三则造像和重修石窟寺的铭记。他以其中二则铭记为依据,阐明了北石窟的名称来源于北魏的窟名。

宋文玉和刘治立在《北石窟寺宋金游人题记赏析》中,归纳出北石窟寺现存的宋人碑铭和题记有余方,从时间上看,最早的是淳化三年(992)的题记,最晚的为皇统丁卯年(1147)的留言。从内容上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修造佛像的记录,第二种是佛事以及由此引发的游寺活动的记录,第三种是游人题记。

刘治立在《从延祐碑铭看元朝时期的北石窟寺》一文中,根据立于165窟左侧的一方元代碑铭的内容,认为:第一,元朝时期北石窟寺被称为东大石窟寺。第二,元朝时期北石窟寺宗奉《般若经》。第三,宋元时期北石窟寺僧众的名号得到揭示。第四,说明元代北石窟寺规模很大。

宋文玉、董华锋在《霍熙亮先生<北石窟寺调查记录>提要》中,介绍了1961年霍先生对北石窟寺简介、洞窟记录、题铭等记录资料,均未发表,十分珍贵。这几份材料是对北石窟寺最早的系统调查记录,对我们深入了解北石窟调查的情况,了解当时北石窟的状况,乃至进一步研究北石窟的断代问题有一定的借鉴。

(六)关于北石窟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的成果

刘治立在《北石窟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阐明了在2007年7月20日由庆阳师专主办的北石窟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海内外的许多知名学者对北石窟造像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都予以高度的肯定。会议研讨的主要议题有:探讨北石窟寺的造像特征及其价值,提出北石窟寺研究的新观点,综论北石窟寺文化研究。北石窟寺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研究北石窟寺文化内涵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向世界宣传了北石窟寺,让世界了解了北石窟寺。

以上内容是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建所以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北石窟寺是佛教艺术的精品,它有着千年历史,是人类历史的瑰宝。但是北石窟寺的研究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有待于社会各界以及专家、学者来研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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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使用-有效使用研究述论 篇4

有学者研究了IT（信息产业）/IS对个体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认为实现信息系统影响的一个途径就是激励员工持续使用信息系统支持日常工作(1)。J.J.Po-An Hsieh et al.(2011)研究了公司如何从已经实施的IT中掘取价值。一个方法是刺激员工进行采纳后的扩展使用，如学习和应用更多技术去支持他们的日常工作。

Saga和Zmud(1994)认为,融入阶段的使用行为可统称为超常规使用,超常规使用与深层次使用基本相同,可以用扩展使用(extended use)、整合使用(integrative use)和新生使用(emergent use)来度量。扩展使用是指使用者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不局限于IS的常规功能,试图更广泛地使用IS的多种功能。整合使用是指使用者为建立和完善不同工作任务之间的联系而使用IS。而新生使用则是指通过使用IS来完成在采用信息系统之前被认为是不切实际或者难以识别的工作任务(2)。学者Nambisan et al.(1999)、Jasperson et al.(2005)提出了开发意图（Intention Explore）的个人特征扩展（Individual Feature Extension)(3)。Ah-uja and Thatcher(2005)、王玮等（2008）尽力用IT创新（Trying to Innovate with IT）和创新性使用（Innovative Use）等来表述，这些都是深层次使用的不同表现形式(4)(5)。

学者Andrew Burton-Jones以及Detmar W.Straub,Jr.(2006)将信息系统使用分为四个领域：信息系统接纳，信息系统实施，信息系统成功以及信息系统在决策领域的应用。研究人员认为信息系统特性可以提高改善用户的决策，他们从这几类信息系统使用中挖掘出一些类似的信息系统的使用，长期使用措施如：特征使用，任务使用，拓展使用，使用和非使用，深度使用或浅度使用，频繁使用以及持续使用(6)。

学者秦敏&黄丽华(2010)将用户对信息系统的使用归纳划分为：1.持续性使用行为：指用户在初始采纳后并未中断使用某一特定系统的持续意愿或行为(Bhatt acherjee A.,2001)。2.习惯性使用行为：个体因学习而自动或潜意识地执行某些行为（使用某特定系统）的程度。用户IT习惯性使用行为通常是用户特定使用某系统已经成为常规工作下的系统使用行为。3.有意与无意使用行为：有意行为代表了个人刻意根据其目的来使用IS的状态；无意识个体缺乏主动注意，当在从事无意行为时，他不会留意周围环境，而是心不在焉地按原有认识进行反应(Roberts&Thatcher&Klein,2006)。4.拓展性使用行为：用户挖掘或拓展IS内在更多功能的使用行为(Wang W.&Hsieh,2006)。5.探索性使用行为：强调用于以一种新颖的或独特性的方式用IS的行为(Burton-Jones,2005)。6.创新性使用行为：创新关注焦点在系统或技术本身，创新关注焦点在工作任务方面，创新关注焦点在用户的使用方法方面(7)。

二、IS有效使用

信息系统被设计用来帮助人们和组织实现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系统一定要被有效地使用。然而很少有理论帮助个体和组织理解如何有效使用系统以及如何提高有效性水平。

Camille Grange&Izak Benbasat(2011）以IS开发者的角度认为：使用一个IT构件与设计者的意图相符合被称为恰当使用。有研究者认为一定要从IS的使用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6)。Burton-Jones&Camille Grange(2012)定义IS的有效使用是以用户使用为导向的：使用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以帮助用户达到使用系统的目标(8)。

Willianm J.Kettinger et al.(2013)从组织战略的角度分析，强调了IS功能在组织中作为有效信息使用的服务商和强大信息文化滋养者的重要角色。他们认为当组织IS以一种与信息有关联的方式整合后可以被有效地传递和使用，组织有能力将信息成功的实施到战略中去是IS使用的最终目标。不论IS采纳的初衷是为了实现信息绩效目标或是从IS中挖掘价值，以至最终实现组织战略目标，IS采纳后的多种使用分类，都是IS有效使用的其他代名词，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更有效地使IS为我们所用。Burton-Jones&Camille Grange(2012)基于表象理论研究了IS从使用到有效使用的转换过程，并提出了一个如何有效使用IS和绩效发展的高水平框架，也阐明了几个本质的模型以及有效使用的驱动(8)。

三、基于表象理论的研究：IS使用-有效使用转换

表象理论强调事物的性质和目的，它认为有效使用的性质和驱动在一定程度上和使用的三个要素密切相关：用户的能力和动机，系统的性质和目的，任务的特征。

表象理论认为IS被使用是因为它们被当作有效使用的工具去表征不同领域。在描述IS的性质和目的时：就性质而言，IS由三个结构组成。深层结构是IS的领域的详细说明（系统的说明书）；表面结构指代容许用户接近和交互的表征性工具（菜单，报告布局，屏幕等）；物理结构指代支持其他结构的机械装置（键盘，显示器，硬盘等）。就目的而言，表象理论是为了忠实表征真实世界的领域，正如为了真实表征某一特定用途的IS。

Burton-Jones&Camille Grange(2012)基于表象理论对IS使用到IS有效使用转变的理解，强调使用系统从运行一个有目标的活动转变到以一定方式使用系统以至于可以帮助组织和个体达到相关的目标的活动。他们的定义基于四个假设：1.“使用”可以在任何水平的分析活动上发生。2.系统不仅仅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使用的。3.目标的实现需要一定客观条件，并不是完全主观的。有效使用和绩效会是相对较为客观的概念。4.不同的使用人员（如：设计人员，用户，管理者）对使用系统的目标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8)。

使用图表1，用表象理论解释如下：人们为了创造和使用IS采取行动以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比在其他地方更有效的表征，正如手工系统（联系1）；他们知觉到创造和使用IS的结果（联系2），如果感知到的结果与他们的目标不匹配（联系3a和3b），他们采取措施去提高他们的设计和使用（联系4）。最后，骚乱会影响任何阶段的结果（联系5）。在系统理论中，骚乱会反映出无法控制的结果或者环境准则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如在商业环境中改变可能意味着一个IS不再提供有效地对领域的表征，使得矫正行为成为必要。这个框架能够很好地描述表象理论的参数，用这个框架定义我们理论中包含的多种可变因素,与任意挖掘变量类型（不论是以过程为导向的或者是以变化为导向的，主观的或者客观的）是不同的。

字母“EU”和“P”描述了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结果的，它们反映了目标层级的概念：人们可以有不同水平的相互有贡献的目标。图1不建议用户持续监控反馈信息并采取改正措施，它只是强调改善有效使用和绩效是一个周期的，有易错倾向（骚乱的作用是不能被控制的）的用户和外部骚乱的自我调节机制。

我们主要关注从行为到结果这一过程中的行为：用户怎样采取行动提高改善有效使用。用户主要通过改善绩效表现体现有效使用，在三个维度上：含义清晰的交互作用；忠实表象以及了解情况的行动。对含义清晰的交互作用，我们认为当用户使用系统工作时，主要通过节约用户时间去改善绩效表现，提高效率。节约时间的第二个好处在于当个体和他们的系统交互更紧密时，他们很有可能持续关注他们在干什么(Eysenck 1982,Zuboff 1988)。对于忠实表象，我们认为通过提高用户对被表现的领路的理解减少他们对领域不确定性去提高有效性是最主要的。这二者都会促进任务结束(Straub and Karahanna1998)。第二个好处是当忠实表象程度非常高的时候，用户可以负担得起花费更少的时间核实真实性提高效率。对知情的行动，我们认为通过提高个体在领域中的资格主要提高有效性。相反的，未知情的行动通过损坏个体资格减少有效性。知情的行动能够通过节约花费减少由于不知情的行动而导致的错误，从错误中恢复的时间也会更快。

四、结论与展望

信息系统被设计用来帮助人们和组织实现目标，但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信息系统一定要被有效使用。但是现在关注个体和组织理解如何有效使用他们的系统，以及如何提高有效性的研究还很少。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对IS使用的分类，提出IS使用的表象理论以发展一个解释如何有效使用以及发展绩效的理论，并且这个模型也解释了有效使用的性质。相信我们的理论对于系统应该是什么，如何被使用，以及期望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提供了一个明显不同的基于有效使用的视角和研究平台。

注释

1吴金南,刘作仪.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管理信息系统研究进展与分析[J].管理学报,2013.

2Markus,M.L.and M.S.Silver,A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IT Effects:A New Look at De Sanctis and Poole’s Concepts of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Spirit.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2008.

3Jasperson,J.S.,P.E.Carter and R.W.Zmud,A Comprehens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Post-Adoptive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Word Systems.MISQuarterly,2005.

4Norman,D.A.,Affordance,Conventions and Design.Article,1999.

5王玮,宋宝香,王怡.企业信息系统采纳后使用行为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0.

6Burton-Jones,A.and D.W.Straub,Reconceptualizing System Usage:An Approach and Empirical Test.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06.17(3):p.228-246.

7秦敏,黄丽华.员工IT使用行为及其能力提升的演化模式探讨[J].情报杂志,2010,(08):192-196,202.

响堂山北齐塔形窟述论 篇5

“塔形窟”(龛)是响堂山石窟典型的造窟凿龛形式。它融佛教石窟、印度古塔(悉堵婆)及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于一体，别具匠心。是北朝石窟中新出现的一种造窟形式，对隋唐以后开凿的石窟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塔形窟”一词的最早提出是在1956年。王去非先生在《参观三处石窟笔记》一文中，提到响堂山：“第三洞在第二洞上方，有阶梯可以攀登，整个外观作塔上的复钵形……与第二洞合成一个完整的塔形……它的外形犹如第七洞壁面的塔形龛。”{1}这段文字不仅校正了洞窟的编号问题，而且明确提出了塔形窟(龛)的基本形状。然而，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较多的注意，以至在以后30余年的研究中仍然有学者将“塔形窟”称为“仿木屋形窟”;{2}1988年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举办的石窟考古专修班上，宿白、马世长、丁明夷先生详细地将响堂这种特殊的造窟形式介绍给了大家，从而塔形窟又逐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后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先生在日文版《东方学报》上发表了《响堂山石窟考》一文，并在文中第二部分对响堂塔形窟进行了专题研究，{3}只是对塔形窟的形制未进行全面介绍。以前笔者曾撰文对塔形窟的形成进行了专题介绍。{4}本文拟就塔形窟的发生、发展归律作一些探索，期待各位学者不吝赐教。

一、

响堂山北齐塔形窟按其形制可分为覆钵式和楼阁式两种。{5}它的演变规律是随着洞窟开凿的早晚而变化的。大致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代表窟北洞中洞

北洞又名大佛洞，位于北响堂石窟北端。据史料记载，该洞开凿的目的是为了作东魏大丞相、齐高祖高欢的陵葬，{6}从窟内现存遗迹和开凿安葬的位置选择上也能流露出这个意图。窟内现存的遗迹如中心柱顶部的洞穴、塔形列龛及仿汉画像石墓的雕刻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不在赘述。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为什麽将北洞作为陵葬而不选择中洞?大家知道，按照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只有位据中央(即中洞)才能显示出他的尊严和地位至高，似乎这样才符合我国的传统习俗。其实非然，在高欢陵葬的选择上，高氏皇室确实是经过一番周密勘察的，这也是高欢死了以后一直“秘不发丧”的原因。{7}据史载，文宣帝高洋曾亲率数十位方伎之士(风水先生)为其父卜宅兆相，选择陵位。{8}最后才选定义平陵。{9}为了迷惑民众，他们选择建造了“假陵”(或称为凝冢)。但在当时选择建造的时候并不存在真假，应该说都是按真的去营造。因此，它们所在的位置按方伎之士的说法应当是“风水宝地”、“位居龙脉”。我们从北响堂的位置来看是符合这一点的。北响堂石窟所在位置四面环山，濒临近水，远离闹市，“山空避喧，承风觉道，海谛难论，水流可闻。”{10}自然环境雅致幽静，这已具备了选择它的基本条件。于是，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受云冈“县曜五窟”的影响，{11}三石室的开凿也相应地与高氏皇家贵族主要成员相对应，即分别对应了高欢、高澄、高洋。这也是受北魏首任沙门统法果提出的帝“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思想的影响。在位置的安排上石窟总体设计师接受了外来及传统两方面的思潮。受外来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与佛教有关的两个方面。其一，受佛教经典著述的影响。按照金刚界东因说，北方位置属于涅般之位。其二，受佛教发源地印度的传统习俗影响。佛教是印度古老的宗教，它在向外传播过程中一些传统习俗自然也会随之而传，并象佛教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印度的传统上人们认为北方属于高位，是胜方，是受人们尊重的位置;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受中国古代风水术的影响。从北响堂石窟的山势走向来看，很显然是北高南低，那么北方自然成为整个载体的要位。因此作为齐高祖高欢的位居无论从上述哪方面来看安排在北洞是最合适不过的。依次可推中洞应属高澄、南洞对应高洋;既然确定了北洞为高欢的陵葬，受佛教影响自然要建塔来供养以为其歌功颂德。由此艺术匠人用写意的表现手法极富创造性地在石窟的外壁上部雕出了覆钵丘，以示塔的形象和含义。其后开凿的北齐诸窟虽然没有陵寝寓意，但也均? 喾滦Т佣?纬伤?慰呦盗校?於ㄒ淮?绺瘛?BR> 北洞是响堂山最早开凿的洞窟，也是塔形窟的草创时期。在外观上没有复杂的变化，只是直接地将堵婆上的覆钵丘生搬硬套而来。覆钵丘与下层窟(塔身)之间没有柱子、斗拱等构件与下部连接。覆钵丘较大且覆盖全部窟顶，丘山有两个宝珠(图一)。中洞虽然与北洞同属一期，但在开凿时间上要略晚与北洞，因此在外观上已经考虑到整体的效果，初步尝试用柱子将洞窟与上层的覆钵丘连为一体，但在古刹部分的表现上仍很原始，没有较多的装饰，重点表现仍以覆钵丘为主，这时期塔形窟均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规模较大。选择这样的窟形恐怕也是为了便于人们礼拜。

代表窟南洞第七窟

这期塔形窟在整体造型上趋于完善。塔顶部分的伏博丘由第一期的单纯表现逐步趋向于装饰作用，并衬以山花蕉叶烘托，丘上还出现象征古刹的火焰宝珠装饰，完善了塔体造型，上下层的关系处理的相当成熟，引用了中国传统的仿木构建筑的手法，雕出斗拱、瓦垅、滴水等屋檐的形式，使之上下连为一体(图二)。下层塔身部分出现四柱三间式的廊子，南洞出现在上层覆钵丘部分开龛造像的先例(图版二)，从而为第三期楼阁式塔形窟的形成开启了先河。

与前期相比、这期塔形窟的明显特征是覆钵丘变小，同时也不在含有陵寝的寓意，另外在洞窟形式上，前期的中心方柱塔庙窟消失全部改为三壁三龛式佛殿窟。悉同前文所说，第一期中的中心方柱是塔庙窟是为了满足礼佛即礼帝的目的，是和洞窟的性质紧密相关的，第二期中的三壁三龛式佛殿窟的出现也说明洞窟性质发生了变化，即已经不在含有安葬的用意。如果说第一期凿窟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话，那么到了第二期宗教色彩则占了上峰。三壁三龛佛殿窟是北齐时期较普遍流行的造窟样式。同期开凿的山西天龙山、安阳宝山等多采用这个样式。《续高僧传》卷25《释道丰传》记载了北齐时相州鼓山石窟寺(即今北响堂石窟)的.禅僧活动情况。南响堂第二窟中心方柱右壁下部也有“……统定禅师敬造六十佛”的铭记{12}。小响堂第二窟前壁西部有“昭玄统定禅师供养佛时”的题记{13}。天龙山石窟则为宏礼禅师所开凿{14}。而安阳小南海石窟则是为著名禅僧僧稠所营建的纪念窟。这正是北朝禅学盛行的写照。南北朝时期，北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落后于南朝，从而也决定了南朝注重理论探讨(义理之学)，北方崇尚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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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局面。因此，北方禅僧云集，许多信徒不惜工本在“宜山栖穴处”“凿仙窟以居禅”{15}，这些禅窟从规模上来说，多属一些小型窟，且窟内四壁雕有造像或镌刻佛经，多具有浓郁的宗教氛围，使人一进洞内首先从视觉感官上产生一种宗教心理，由感官的刺激而达到思维的觉悟。从位置上来讲，多是“离开造像窟一定距离，选择更幽静的地方单独开凿…..”{16}因此，上述南洞与第七洞以及天龙山安阳等同时期同类形的洞窟，作为禅观的宗教目的应该成为第一性。

代表窟第1、3窟第2、4、5、6窟

这期洞窟均为楼阁式塔形窟。楼阁式塔形窟在过去的研究著述中被人们疏忽，以至在洞窟编号时将本来属于一体窟的洞窟而分开单列成两个或四个窟。这个问题就类似北响堂南洞的情况，南洞编号的错误王去非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见前文)，而南响堂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原因就是没有考虑或发现上下层窟的关系，在第二期开凿的南洞中已经流露出这种端倪――在伏博丘上开龛造像。只是到了第三期扩大了这种形式，开龛造像扩大成开窟造像，并进而演变出上层开三窟的宏伟设计(图三)，这种构思是很巧妙的，在这里，上下层间的衔接部分依然沿用前期流行的仿木构建筑的窟檐形式，斗拱的结构变的复杂、硕大，上层与下层间的活动则通过位于两组楼阁式塔形窟之间的石阶梯来进行(图版三)，这样即断开了两组洞窟同时又满足了两组窟上下的需要。在洞窟结构上，它吸收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形式，并将其组合在一起，形成上层诸窟为三壁三龛式佛殿窟下层洞窟为中心方柱塔庙窟的结构，使下层中心塔柱起到了支撑作用。在规模上上层诸窟明显小于下层窟，减轻了下层窟的承受力。在洞窟的应用上，上层窟上下出入等活动不便，因此较下层为清静，便于坐禅观像，故多凿成小型禅窟。下层窟活动方便，人事来往繁杂，不便于静坐禅观，开凿成中心方柱式，成为礼佛场所。

综上所述，塔形外观的演变主要表现在覆钵丘上。第一期：由于开凿的特殊性，从而引发艺匠们将“堵婆”的形式与石窟艺术有机的结合起来，创造出塔形窟。这期塔形窟属于初创阶段，因此在造型设计上不太成熟，甚而有些僵硬地将“堵婆”的主要特征套用在石窟外壁。覆钵丘显得过大，且雕式简单;最早开凿的北洞在覆钵丘与石窟本体的协调上，显得过于原始粗糙、简单，给人一种未尽其工的感觉。稍后开凿的中洞，已经注意到覆钵丘与石窟本体的结合，采用了仿木构建筑中廊柱形式，使上下连为一体。第二期：由于开窟的性质发生变化，覆钵丘已经不具实际内含，并逐步趋向于装饰作用。覆钵丘与洞窟比例搭配合适、协调，在装饰上采用山花蕉叶烘托出覆钵丘。覆钵丘上雕凿出火焰宝珠或宝相花等来象征塔刹部分，并在蕉叶两边悬挂的铃铛等小构件，并出现叠涩基。塔形窟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可明确按照塔的三大部分划分开，即塔身、塔顶、塔刹。从而完备了塔体造型。第三期：由于洞窟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覆钵丘从第二期开始已经不具实际内含，因此，到了第三期覆钵丘便不再出现并被装饰意味较强的山花、金翅鸟等代替，单体覆钵式塔形窟也被规模强大的楼阁式塔形窟取代。

在洞窟构造上北洞作为初创者，首先确定了形制发展的基础(中心方柱三面开龛)，在这之前的云冈、龙门、巩县等北朝诸窟均有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然中心方柱四面开龛且方柱直通窟顶，唯到响堂山却一改前期作风成为三面开龛，中心方柱后壁不开龛，后壁上部与窟后壁(山体)相连，下部则凿成通道供礼佛时通行。这种设计从室内空间结构与环境艺术创造上都不及方柱四面开龛的形式。那么为什么还要采用这个形制呢?据《续高僧传・释明芬传》记载。“磁州石窟寺齐文宣所开也，大窟像背陵葬中诸雕刻骇动人鬼……”，所谓“大窟”即指北洞无疑，因为北洞是响堂山规模最大最宏伟的一个洞窟。“像背陵葬”是指佛像的背后是陵葬，北洞有三面大像，分居于中心方柱的正壁及左右壁。那么“像背陵葬”只有居于中心柱上。考察今天的遗迹，在中心方柱的上部确实存在有一个“陵穴”，只不过不似文献中记载的“诸雕刻骇动人鬼”，这个陵穴只是一个深3.87米、宽1.35米、高1.77米的小洞，四壁皆为素面，洞内空无一物，从而使我们肯定了响堂山是虚葬的认识(17)。前文曾说过不论是真是假，意作陵葬是肯定的，因此在当时同窟的设计上，如果遵循沿用方柱四面开龛的形式那么方柱中陵穴的开凿就要受到方柱的限制，采用方柱的后壁与山体相连，可以是陵穴向山体方向任意延伸，而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是响堂中心方柱三面开龛形式形成的一个原因。

二

关于石窟的开凿时间，过去的论述中涉及较多，故我们在这里不作详细论述。今根据文献资料及造像风格对上述三期作一概述。

开凿于东魏晚期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记：“太清元年(547，东魏武定五年)……虚葬齐献武王(高欢)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这段文字明确指出了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潜凿”鼓山石窟，并将高欢的灵柩塞入穴中。《永乐大典》《续高僧传》等史籍中均有类似记载{18}。这是第一期开凿的主要文献资料。

造像风格东魏时期，政权实际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死后，高澄又以大丞相之职，到晋阳总理朝政，并封其弟高洋为尚书令、中书监、就畿大都督参掌朝政。高澄被刺以后，高洋又赴晋阳总理戒务，随后又依靠晋阳之兵取代东魏。这个时期政治颇不稳定，战争频连不断。而惨遭不幸的多是社会的中下层阶级(庶民百姓)他们倍受煎熬饥不饱食。反映到艺术方面则出现了秀骨清相的雕塑或绘画作品。因此清瘦俊逸的佛雕作品则成为东魏造像的主要风格(并且被列为标准风格去判断同时期的作品)。云冈西部窟群亦即云冈第三期{19}被推崇为这种风格的代表作。龙门、巩县等也有一些与其风格相近的龛像。值得注意的是，云冈西部即龙门、巩县等地出现的这种造像龛窟出资经营者多为社会的中下层阶级。

就皇室贵族而言，这种作风虽然少有影响，但不是主流。东魏时期由贵族高氏兄弟开凿的响堂第一期及著名高僧道凭开凿的大留圣窟则代表了另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应该是石窟造像发展的主流，如北洞、中洞、大留圣窟的主尊造像，面相方圆，体态强健、敦实，较多流露出受云冈一、二七造像的影响。但在细部的处理上也有所变化，如衣纹稠叠布满全身，两肩扁平削垂，佛装下摆平铺于座上等等(图版4、5、6)。在衣纹雕刻技法以及佛装处理上北洞、中洞与东魏武定四年开凿的大留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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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又同出一辙(图6)。由此，如果说北洞和中洞“更多地体现出要打破东魏平城模式的继续和发展。

从响堂第一期及武定四年开凿的安阳大留圣窟来看，东魏时期的造像应同时并存两种风格，一种即本文所说的以响堂第一期、大留圣窟为代表的强健厚实作风，另一种以云冈第三期为代表的秀骨清像。前者反应了上层阶级的审美情趣和意识形态，后者则是当时下层阶级清贫苦寒的真实写照。

北齐天统四年之前(568)

以南洞、第七窟为代表的第二期。其开凿时间可从著名的《唐邕写经碑》得知，根据碑文记载“齐晋昌开国公唐邕……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起天统四年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案唐邕所写经，大部分位于石窟的外面北壁，其中《维摩诘经》全本刻于南洞窟廊中{21}，由其位置我们可以断定，南洞开窟的下限不晚于天统四年(568)。第七窟无论从规模、洞窟形制、造像风格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南洞十分相像。因此，将其划为同期当无多大疑问。

第二期开凿的南洞和第七窟，从造像风格上来看，应该说是北齐的代表作。它虽然继承了前期体态强健的作风，但在服装的处理上一改前期衣纹稠密满布全身的特点，儿变的疏朗、简洁和明快。第二期的造像中已经没有了“两肩削垂”的作风，均变为两肩齐挺，两侧菩萨及弟子像则显得周身浑圆，成了所谓的“瓶形身体”(图四)。

天统元年(565)至建德元年(577)

第三期的开凿时间根据位于第二窟窟门左右侧《滏山石窟之碑》记载可知{22}。石窟草创与“齐国天统元年乙酉之岁……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阿那肱{23}翼弟出京憩驾于此，因观草创，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财，开此口口之洞……”碑文明确记载了石窟开凿的时间即天统元年，这个时间当是第三期的始凿时间。同时，碑文还记录了第二期的雕凿，“因观草创”就说明高阿那肱在“开此…之洞”之前就已经有造像活动，这时期造像活动应指第七窟的开凿，因此，在天统元年之时第七窟尚未完功，或者说，在第三期始凿以后第二期仍在施工。第三期造像的衰落是由于“武帝东并、扫荡塔寺”{24}，案北周武帝灭齐是在建德元年(577)，灭齐后武帝便召集僧人、道士、儒贤等赴殿商议儒释道三教之优劣，最后因“佛教费财悖道不孝”{25}下令毁齐境之教，由此导致造像的衰落。

第三期的造像从雕刻风格上来看，即不同于第一期的衣纹稠密、两肩扁平削垂，也不同于第二期的双肩齐挺、周身浑圆。而是追求一种丰满圆润的美感，如第一窟主尊造像，从头骨的骨骼结构上看，在脸部几个面的处理上，没有明显的转折，如眼睛太阳穴的转折处及下额骨的转折等。都是以圆润为特征，使本来应该做两个转折面处理的却处理成了一个圆弧面，显得饱满和充实，佛双肩仍表现出削垂的特征，但不同于第一期的却是变的厚实和坚硬并逐步趋向于写实(图5)。

三

塔是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传来的。据佛经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死后，弟子们将他的尸体焚化，结成了许多舍利子，这些舍利被八个国王分别取去，并建塔供养。其后，佛教徒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也纷纷建塔供养。古印度将这种塔称之为“堵婆”，意为坟冢。印度的塔有两种形式，初“堵婆”外，还有所谓的“支提”或称为“塔庙”(礼佛集合的场所)。这两种形式的塔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艺术匠人的再加工，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分别形成两种艺术系列，前一种即中国的古塔系列，后一种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系列，这两种形式在传来的初期是分别发展的，到了南北朝时期，在石窟造像的同时初步将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塔形龛的雏形出现在敦煌北朝二期开凿的第257窟中，在该窟南壁后部中央所绘的阙形龛上画出了覆钵丘及塔刹装饰，其后在云冈第三期中也较形象地雕出了塔形窟。(其间，虽然较多地出现了诸如中心塔柱之类的形式。但它应该归属于后一种(支提)另当别论)。在这之后或多或少地也有一些出现，如敦煌428窟中的金刚宝塔等，类似这样的新题材频繁出现，足以诱发响堂山的艺匠们将这种形式大胆地发展成造窟形式，创造出塔形窟。

响堂山一、二期的塔形窟主要以覆钵丘为特征，如果没有覆钵丘那就同云冈的仿木屋形龛窟没有区别了，而塔形窟的塔身部分沿用了传统的仿木构建筑形式，这种作法应是沿续了云冈的风格，仿木构建筑形式是我国的传统作法，早在汉代已经流行，四川等地发现的汉代崖墓多采用了这种形式。到了南北朝时期又被石窟艺术接收。首先是云冈第二期中开凿的第十二窟开启了这种形式的先河。众所周知，云冈位于首都平城(大同)附近，又是皇家营造的大窟，“一代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不仅表现了固有文化传统，而且每当一种新东西出现，它常可以得风气之先，因此经常处于其他地区学习的榜样的地位。”{26}其后，麦积山北魏晚期开凿的第二十八、三十及北周开凿的第四窟(上七佛阁)均沿续了这种做法，曾有学者认为麦积山上述三窟的仿木构形式最初可能是仿效印度的作法{27}，这种提法现在看来值得商榷。自云冈第二期以后仿木构形式成为石窟造窟造龛形式之一，龙门、庆阳北石窟、天龙山，响堂山及上文所述的麦积山等都大量采用了这个做法。而响堂山在仿木构建筑的窟檐上又新加了一个覆钵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形式――覆钵式塔形窟，并进而演变出规模庞大的楼阁式塔形窟。

响堂塔形窟虽然接收了敦煌、云冈塔形龛窟及仿木构建筑形式的影响，但不能笼统地说成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能就事而是的认为是由高欢墓产生出来的。诚然，我们不能否定他们的作用。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但就石窟本身来讲它是一个信息的载体，它的出现应当是受到了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第二期开凿的南洞的覆钵丘部位，雕凿着释迦、多宝佛说法的题材。这个题材在云冈出现较多，云冈二、三期中均有释迦、多宝同坐一龛的雕像。响堂山仅出现两例。另一处在南响堂第一窟前壁明窗上部，规模较小。南洞的释迦、多宝雕凿在覆钵丘的正中，从其位置的安排可看出它的重要性。据《法华经》记载：“尔时佛前有七宝塔……从地踊出，住在空中……此宝塔中有如来金身，仍住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祗世界，国外宝净。彼中有佛号日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踊现其前，为作证明……于是，释迦牟尼以右指开七宝塔户……尔时多宝佛于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即时释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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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跏趺坐。”{28}南洞塔形窟的塔状外观则明示了经文中的记载的多宝塔。《法华经》自鸠摩罗神译出后很是盛行，敦煌写经中也以此数量最多。南北朝时期注疏此经的约七十余家。南响堂、北响堂、小响堂、涉县娲皇宫等地均有北齐雕刻的《法华经》，足可见其影响之广。南洞所表现出的洞窟形式和造像题材也应是《法华经》在这个时期流行的结果。

结语

北齐是由鲜卑化汉人高洋(文宣帝)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于东魏武定八年(551年)代魏立齐，改号天宝，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一代)。响堂山石窟就位于邺西约三十余里的鼓山和滏山之上。它在北齐王朝的地位和云冈在北魏时期的地位是相同的――都是皇室主持开凿的大窟，都位于都城附近，都处于“其它地区学习的榜样的地位。”因此，新的形式――塔形窟的出现也必然会成为一种模式，影响到其它地区。北齐河清二年雕凿的道凭法师双石塔{29}，就是从响堂塔形窟脱胎而来的。而安阳灵泉寺隋代开凿的大住圣窟也在其外壁雕凿出了覆钵丘{30}，这也是响堂塔形窟的继续。此外，安阳宝山万佛沟、岚峰山及炳灵寺石窟雕凿的大批塔形龛均沿续了响堂这中作风{31}。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响堂北齐塔形窟的研究深入，使我们更加认清了北齐时期响堂石窟(鼓山石窟、滏山石窟)的概况，南响堂楼阁式塔形窟的发现{32}，为我们提出一个新的疑问，即帝王的对应形象。中原地带的石窟寺自云冈县曜五窟开凿以来，便对应着帝王的形象。龙门宾阳洞则是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造{33}。北响堂三大窟也分别对应了高欢、高澄、高洋。那么南响堂会不会也存在这个问题呢?南响堂现存的编号窟是七个，但从楼阁式塔形窟的角度去分析，实际南响堂也应是三大窟。而自高洋以后到南响堂开窟之前(后主天统元年)这段时间，历废帝高殷、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维四个帝王，其中废帝时间较短且无多大建树，多不被人们提及。除他以外就剩下孝昭、武成与后主三位。这正好同南响堂三大窟巧合，这就迫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即着三大窟与三位帝王是巧合还是存在对应关系?这个课题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探讨。

王去非《参观三处石窟笔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

李文生《响堂山石窟造像特征》，《中原文物》1984年第1期。

曾布川宽《响堂山石窟考》，日文版《东方学报》第六十二册1990年3月发行。

拙文《响堂山北齐塔形窟龛》，《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

(6)同(4)。

(7)(9)《北齐书》卷二记载：“(东魏武定)五年正月朔，日蚀，神武曰‘日蚀其为我耶，死亦何恨’……是日崩于晋阳，时年五十二，秘不发丧……八月甲申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魏帝临送紫陌。天保初，追崇为献武帝，庙号太祖，陵曰义平。”

(8)《北齐书》卷49记：“高祖崩于晋阳，葬有日矣，世宗书令显祖亲卜宅兆相于西北漳水北源。显祖与吴遵世泽地，频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数十人咸云不可用。”见《北齐书》第667页。

(10)录自《唐邕写经碑》，现存北响堂南洞。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响堂山石窟》、赵立春、卢合亭《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术》，《文物春秋》1992年第1期。

(11)(19)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12)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响堂山石窟》刊有拓本。

(13)邯郸市文物所《邯郸鼓山水浴寺石窟调查报告》，《文物》1987年4期。

(14)常盘大定《支那仫教史迹踏查记》第八辑《解说》。

(15)高允《鹿苑赋》，见《广弘明集》卷29上。

(16)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3期。

(17)案高欢墓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来看，可能在磁县一带。文献中曾记载将茹茹公主葬于高欢义平陵莹内。现茹茹公主墓已经发掘，其侧有大冢，古人疑为曹操七十二疑冢，今人认为即为高欢墓。

(18)祥见《永乐大典》引《元一统志》卷13824《续高僧传・释明芬传》。

(20)张惠明《响堂山驼山石窟造像风格的过度特征》，《敦煌研究》1989年2、3期。

(21)赵立春、卢合亭《响堂山石窟的刻经及其书法艺术》，《文物春秋》1992年第1期。

(22)《滏山石窟之碑》见《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檐遗迹及龛像》，《文物》1992年5月。

(23)高阿那肱：《北史》《北齐书》有传。

(24)引自《滏山石窟之碑》。

(2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26)《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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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版。

(27)阎文儒《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8)鸠摩罗什译《妙法莲花经》十一《见宝塔品》。

(29)杨保顺等《河南安阳宝山寺北齐双石塔》1984年9期。

(30)(31)《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3・巩县天龙山响堂山安阳石窟雕刻》，文物出版社1989年。

(32)邯郸峰峰文物所、北大考古队《南响堂石窟新发现窟檐遗迹及龛像》，《文物》1991年第5期。孟繁兴《南响堂石窟清理记》，《文物》91年5期。赵立春《响堂山北齐塔形窟龛》，《中原文物》1991年4期。

(33)《魏书・释老志》：“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

文学“典型”述论 篇6

关键词：文学典型 典型性 典型论

一般来说，所谓“典型”，就是指某种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典型性就是代表性，有“标准”“模型”“范例”的涵义。但当我们把“文学必须塑造典型”这一命题置换成“文学必须塑造标准、模型、范例”去考虑“文学的典型问题”时，会发现这种提法不仅别扭，而且会使我们陷入困惑与迷茫。于是，就产生了关于“文学典型性”问题的争论?—— 是“典型”还是“类的样本”。而这种争论似乎也还有一定的意义。

一、“典型”的发展与演变

“典型”一词一般是用于评价现实和历史中的人物的。而把它用来评价文学艺术中的人物，或许滥觞于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他用“典型”一词来指称近乎是神话中的人物那样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物，如哈姆雷特、福斯塔夫、堂吉诃德、浮士德等。在此意义上的“典型”的概念又经过一个叫C·诺第埃的法国学者的一篇题为《文学中的典型》（1982）的文章而传入法国。在法国，雨果首先在一篇关于莎士比亚的叙事诗里使用了这一概念，诸如唐·瑭、夏洛克、阿基里斯、伊阿古、普罗米修斯、哈姆雷特等都是他所认为的典型的例子。随着现实主义的兴起，“典型”一词逐渐取代了“性格”或“个性”从而成为作家着意表现的对象。当然，在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中，由于以反映或摹仿现实为宗旨，所以这时的典型也就成了社会典型而不再是专门去描写历史或传说中的那些所谓“典型”。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序言中，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典型的研究者，乔治·桑在她的长篇小说《法国旅行之友》则把典型看作是一种生活中值得效仿的社会典范。在早期现实主义理论中，这种用法占统治地位。泰纳把这种社会典型的理论与黑格尔的理念联系起来，认为典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规律或方向的那些人物。他还具体分析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在他看来，只要是具有代表性、有中心地位、为人们所敬仰或仰慕的都可以是典型。

把典型与个性相结合，则始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在“典型”这个词的德国浪漫派的那种“巨大普遍性”的意义上使用了它。他在一篇评论果戈理的文章中认为，艺术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创造典型，这种人物尽管是个性，但又具有普遍意义。别林斯基把哈姆雷特、奥赛罗、夏洛克与浮士德当做典型的范例。而杜勃罗留波夫则区分了虚构作品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意义，把社会典型视为黑格尔所认为的那种绝对理念的代表，即社会变革的集中反映，从而常常把典型看做是加速所谓“正确观念”的形成和这些观念在群众中传播的工具。因此，在俄国，围绕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形成了两种典型：代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人物和妨碍或落后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也就具体化为积极的主人公和消极的主人公。如，杜勃罗留波夫把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中的懒散贵族奥勃洛莫夫说成是一个用来警告人们的“典型”，一个俄国的落后的缩影。消极的主人公包括普希金《欧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休。而积极的主人公有巴扎洛夫、拉赫美托夫等。

二、几点推论

基于以上简略的考察，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一）典型是人们所认为的典型，故你可以说这个人是典型，他可以认为那个人是典型，而另外一些人则可以认为另外一些人是典型。所以——

（二）典型没有什么标准可言。人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标准和尺度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物作为正面的典型，亦可以选择自己极度反感的人物作为反面典型。

（三）所谓典型，也就往往是指那些被作家描写的十分成功的人物。韦勒克在其《批评的诸种概念》中说：“对典型的强调在现实主义理论中是普遍的；甚至供人仿效的典型在西方文学中也不是陌生的，只要我们想想阿尼耳斯或骑士式的英雄或传说中的圣人，想想鲁滨逊或维特就行了，他们都是现实生活的榜样。”[1]显而易见，像维特、鲁滨逊等文学形象之所以被当作典型，完全是由于作家的创作获得了成功。也就是说，糟糕的作家永远塑造不出典型。那么——

（四）不是作家塑造了典型而使作家及其作品获得了成功，而是由于作家良好的素质、丰富的想象和体验以及卓越的艺术表现力使作家的作品获得了成功，从而使其作品中的人物成为了典型。

三、“典型论”的批评

由以上论述可知，所谓的“文学的典型性”除了指“文学人物的代表性、模式性”以外，基本没有什么实质性内涵。善于塑造某方面的典型或代表人物的巴尔扎克说过：“‘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因此，在这种或者那种典型和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人之间随时随地地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但是，如果把他们弄得一摸一样，则又会成为对作家的毁灭性的判决。”[2]可见所谓“文学要塑造典型”在其根本意义上就是要塑造“类的样本”，即某一类性格的人的集中代表。而一旦作家塑造出与现实中的某个人一模一样、具有同样性格特征的人物或典型时，就如当年鲁迅所塑造的阿Q使某些人诚惶诚恐，以为是在写他、挖苦他一样，会被人当做是在写某个真实的人而使作家遭受攻击。而巴尔扎克认为这实际上是文学作品成功的标志。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他主张作家要塑造那些“和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人之间随时随地地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的、“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的“类的样本”。

而韦勒克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中也说道：“在十九世纪，就我所知，只有伟大的意大利批评家德·桑克蒂斯反对典型论，他教会了克罗齐重视艺术中的具体性和个性。他驳斥道：‘说阿基琉斯是力量和勇气的典型，说琴塞提兹是懦弱的典型，都是不准确的。……丧失了他们的个性。”[3]endprint

四、“典型论”的终结

如前所述，我们不主张典型论。这里还有以下理由：

第一，现实中的典型，总是一些有过不平凡经历和卓越成就的人，他们首先是纪传作家和历史家记载和描写的对象，而不是文学家捕捉的对象。当然，文学家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去表现他们，去与历史家、纪传作家竞争，而且也有一些成功的范例，如《伊利亚特》《三国演义》等，但当把这样的典型描写当作是每一个文学家必须从事的事业时，由于这种典型在现实和历史中的有限性而只能使文学创作走入死胡同。

第二，完全可以从现实中去找巴尔扎克的那种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并不起眼的各种“类的样本”，姑且不说这样的典型是有限的——如从基本性格而言，也就那么几种；如从社会阶层、职业入手去塑造典型，那也同样有限得很。就是作家这样塑造出来的典型也很难说是真实存在的典型，因为作家这样塑造出来的典型包含着作家自己对其存在、人生的体验感悟与思考。

第三，从糟糕的作家永远创作不出任何成功的典型这一现象可知，所谓文学“典型”只不过是优秀作家成功塑造出来的那些人物的代名词罢了，那么可以这样说：典型=成功=优秀。因此，能否创作出典型，并非是由某种原理、技巧或操作规程决定的，而是由作家的修养、水平决定的。而一切作家所面对的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是如何深入地体验、感受和思考自己的存在，深入地探究人类的历史、现实、命运、前途、未来、祸福、生死、真假、美丑、善恶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整天琢磨着如何出奇制胜地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典型，从而填补世界文学史上某一方面的空白。于是，一个作家如果不悲天悯人，不加强自己的文学、哲学、德行的修养，整天想着如何去塑造典型，那么永远不可能有任何出息。那么文学的典型论还有什么意义？不如让我们从此抛弃它！

注释：

[1][3]R韦勒克著：《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第236页。

[2]巴尔扎克著：《一桩无头公案》初版序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37页。.

参考文献：

[1]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童庆炳.文学概论新编[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黄展人.文学理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4]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M].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5]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古典文艺理论译丛[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研究述论 篇7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 (学术界称作“李元阳本”、“嘉靖本”、“闽本”, 本文简称“李元阳本”) , 是李元阳在福建任御史期间, 校勘元十行本并参考其它诸本加以补正刊刻而成。 书中关于李元阳刊刻的信息, 由于流传久远, 又经后代的修补和剜改, 几乎无法确知。 我们根据对相关资料的考察, 确定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除《仪礼注疏》外, 是李元阳、江以达等人于嘉靖十五年至十八年之间 (1536-1539) 在福建依据元十行本翻刻, 其中《仪礼注疏》可能是据汪文盛校刻本翻刻。李元阳本版式, 乃仿照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中《尔雅注疏》而略有改变[2]。 其后出现的监本、毛本等都与李元阳本有一定的关系。 而阮元于嘉庆年间校勘《十三经注疏》时, 广校众本, 其中就包括李元阳本。

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李元阳本 《十三经注疏》分别被收藏在中国、美国、日本和巴伐利亚等国的大型图书收藏机构, 有十多部, 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网络公布的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 (简称“哈佛李元阳本”) ,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简称 “东京李元阳本”) ,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 (简称“京都李元阳本” ) 以及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本 (简称“巴伐利亚李元阳本”) (1) 。

一、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问世以来, 鲜少有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 在涉及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成果中,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二是对李元阳本在《十三经注疏》流传过程中价值的研究;三是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 下面, 我们对这些研究成果分别论述。

(一) 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

日本学者关口顺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一文中称:

在闽中 (福建) 由御史李元阳与提学佥事江以达 (后印本删去江以达的名字) 校刊。 板式:半叶九行;经, 大字单行;注, 中字单行;释文、疏, 小字双行。 据说, 此本是嘉靖十一二年至十五六年之间 (1532-1537) 以正德本为主, 另参考其它诸本加以补正而刊行的。 闽本就是《十三经注疏》第一次全部汇刻的合刻本[3]P215。

关口顺对李元阳本的校刻者、版式、刊刻时间、底本等进行了描述, 其中关于李元阳本刊刻时间的论断不确, 根据王锷先生的考察, 当是于嘉靖十五年至十八年之间 (1536-1539) 刊刻的。

沈津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隆庆重修本 《十三经注疏》”一条载:

《十三经注疏 》三百三十五卷, 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隆庆二年 (1568) 重修本。一百七十三册。半页九行二十一字, 四周单边, 白口, 无鱼尾, 书口下有刻工。 框高一九、五厘米, 宽一二、八厘米。 ……是书今传世最早者为元刻明修本。 ……按李元阳刻本在每卷之第一页第三行, 刊有 “明御史李元阳、提学佥事江以达校刊”。 此本“李元阳”等字多被剜去。 细检全书, 《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二至三十仍有残留, 显为当时所遗。 是书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部作“明嘉靖李元阳刻隆庆二年重修本”, 此当亦如是。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六馆, 台湾中央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皆有李元阳本。 全书经日人批点, 末四册为日人补钞。 钤印有“鹅湖图书”、“鹅湖亭藏书”、“平舍书夜”、“管原丰明”、“止”、“似闲”、“大观楼藏书”。[4]P1-2

沈津先生对哈佛李元阳本进行了详细考察, 特别是其中提到了校勘者信息被挖改的情况, 值得重视。

王锷先生在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 (未刊稿) 一文在对校东京李元阳本和哈佛李元阳本《礼记注疏》的基础上, 有了新的发现:

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有缺页。 东京李元阳本卷三十五第三十一页、第三十二页缺, 代之以李元阳本《周礼注疏》卷三十五第三十一页、第三十二页。 哈佛李元阳本不缺。……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将不同书但相同卷次之页错乱倒装, 可谓粗疏之极[2]。

上述文章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刊刻者、版式、藏书机构、藏书印等进行了研究, 并对初刻本与重修本的不同之处有所说明。 但是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尚可对不同版次、不同印次李元阳本进行深入研究, 还可与其它版本进行对比研究。

(二) 对李元阳本在 《十三经注疏 》流传过程中价值的研究

张丽娟先生的《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一书, 对传世的一百零四种宋版经籍进行系统的考察, 对刊刻缘起、流传脉络以及收藏情况等皆有详细考察, 为研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提供了有益参考。

乔秀岩先生在《〈礼记〉版本杂识》中认为现存《礼记》经注版本可分两体系: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 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5]P102。

李致忠先生《十三经注疏版刻略考》梳理了《十三经注疏》的多种版本信息。 文中提到:

南京国子监在整理这些旧板 (按:指元十行本) 而予以重印之前, 遇到该修补者修补, 修补的时间大概在正德时期 (2) ;遇到旧板全烂不能再行印刷者, 就另行刊雕, 而新雕就多以嘉靖时李元阳闽中所刻《十三经注疏》为底本了[6]28。

这些研究成果, 为我们认识李元阳本的刊刻背景及版本渊源等提供了有效的信息。 但是, 目前对李元阳本在《十三经注疏》 刊刻流传史上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尚有欠缺。 目前仅见王锷先生《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一文。

(三) 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

前辈学者, 多对李元阳本进行校勘批注。 比如湖北省图书馆藏本有清朱邦衡录清惠栋校; 山东省图书馆藏本有清许瀚批校;京都李元阳本有日本学人山井鼎、根本伯修等人的批校;哈佛李元阳本也有朱笔批注, 沈津先生称“全书经日人批点, 末四册为日人补钞”[4]P1-2, 而批注以及补钞此本的“日人”为谁, 有待进一步考证。 这些批注或是对李元阳本的直接校勘, 或是过录其它校记于此本, 或是将李元阳本作为工作本, 值得我们研究和利用。 另外, 前辈学者校勘经书时, 也多引据李元阳本。 比如阮元在其所撰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就对李元阳本非常重视, 大量提及“闽本”。

但是, 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成果甚少, 多散见于相关文章, 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二、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意义及展望

就当前的研究成果看, 学界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重视不够, 研究的很不充分, 我们拟选取其中的《礼记注疏》进行系统研究。那么, 研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还需要作哪些研究工作呢?

(一)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意义

从经书刊刻的角度看, 南宋建阳书坊始将经、注、疏、释文合刻于一书, 而李元阳本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文本形式。 我们选取其中的《礼记注疏》, 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 分析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版本特征及刊刻流传等, 可弥补明代经书版本研究的不足。

从古籍整理的角度看, 由于元刻明修本无《仪礼注疏》, 李元阳本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十三经注疏》。 其后出现的监本、毛本等都与李元阳本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而李元阳本又是继承元十行本而来,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版本。 我们可以在对校阮刻本的基础上, 对李元阳本进行研究, 发现它的价值和不足, 这对我们整理古籍有一定的意义。

从研究过程上讲, 我们将李元阳本与阮刻本进行对校, 无论是对李元阳本的研究, 还是对阮刻本的研究, 都有一定的作用。 通过对校, 我们可以详细考察阮刻本对李元阳本的吸收和利用尚存在哪些不足, 从而深入挖掘李元阳本的价值, 分析阮刻本的不足。

(二)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展望

我们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了解甚少, 国内外学者也缺少对于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系统地研究。 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 我们有必要以某一部经书为切入点, 进行以下工作:

首先, 根据相关资料, 理清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刊刻的背景、时间、地点以及相关人员。

其次, 梳理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体例、残缺情况、流传过程中的修补以及内容上的讹脱衍倒等问题。 笔者对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进行了部分梳理, 就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一是李元阳本《礼记注疏》在其印刷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残缺, 多为印刷时用墨原因。 例如, 卷一第三页A面第一行右“周公代之摄政”, “摄”字残;卷一第三页B面第三行左“但量时设教”, “设”字残;卷一第四页A面第一行右 “所以三千者”, “千”字残。 二是由于所用底本元十行本有大量的墨钉, 李元阳本在刊刻过程中并未进行大规模修改, 以致李元阳本也大量出现墨钉。例如, 卷五第十六页A面第一行阮刻本作“言子者通男女”, 李元阳本为墨钉;卷五第十六页A面第七行右阮刻本作“称色吏”, 李元阳本为墨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对校其他版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王锷.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Z].未刊稿.

[3]关口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Z].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5]乔秀岩.《礼记》版本杂识[J].北京大学学报, 2006 (5) .

研究述论 篇8

一、帛书《老子》的研究概况

帛书《老子》的出土对于《老子》的研究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学者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帛书文字的释读, 并将帛书《老子》与今本《老子》进行对勘, 罗列异文, 辨析比较, 这很快掀起了一股老学的研究高潮。帛书整理者将《老子》甲乙本与傅弈本的文句进行了一番对照。此后出版的注解、研究《老子》的著作, 无不以帛书《老子》作为校订本的重要依据, 像张舜徽先生的《〈老子〉疏证》、张松如先生的《〈老子〉说解》、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释及评介》、徐梵澄先生的《〈老子〉臆解》、罗尚贤先生的《〈老子〉通解:唯道理主义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张松如先生认为用帛书本校读《老子》“千年迷雾, 一旦澄清”, 徐梵澄先生认为“帛本一字之殊固宜珍若琳者也”。这些评价如今看来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但在那个出土简帛屈指可数的年代, 倒也并非过誉之辞。

在帛书《老子》的深入研究方面, 相关专著层出不穷, 如许抗生先生的《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黄钊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析》、尹振环先生的《帛书〈老子〉释析———论帛书老子将会取代今本老子》等, 都是极有份量的著作。许先生不仅重视帛书《老子》文本的文献价值, 而且更多地关注老子的思想体系, 注意从思想体系上把握其哲学内涵。黄先生在广泛参考古今注本的基础上, 从文字校订、词语阐释、羲理解析等几个方面对帛书《老子》展开了综合性研究。尹先生结合先秦经史及历代《老子》旧注, 对帛书《老子》逐篇、逐章、逐字句加以详细考证, 并从篇名是否失真、篇次是否颠倒、分章是否妥当、章次是否合理、文字是否可靠五个方面, 有理有据地论证了帛书《老子》胜于、真于今本《老子》, 得出了“帛书《老子》迟早将取今本《老子》而代之”的结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 这是帛书《老子》研究的集大成著作。该书以王弼《注》本为主校本, 另取敦煌卷本、道观碑本、历代刊本共计三十三种版本为参校本, 博稽群书, 参校眾家, 精细征引, 考校详细, 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解决了今本《老子》中许多疑难与错误问题。高先生认为:自唐宋以后, 有关《老子》的各种版本辗转传抄, 彼此互相窜改, 其结果是经文内容同流合一, 使其中错误无法校正。帛书《老子》的出土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所谓“近古必存真”, 帛书甲、乙本距今均在两千年以上, 应该较多地保存了《老子》的古貌。虽然其中存在谬误, 但如果结合流行诸本对它们详加勘校, 是有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切近《老子》原貌的本子的。与之前出版的几部研究帛书《老子》的书相比, 高先生在对待帛书《老子》的异文时, 采取了更为严肃和审慎的态度, 创获也更为丰富。尤其重要的是, 高先生的著作, 立足于文献学, 将帛书《老子》研究首先进行文字对勘、版本比较, 然后辨正异文、解释经羲, 条理清楚, 使人一目了然。

二、帛书《老子》的篇名与篇次

就篇名而言, 古人著书所谓篇名或书名, 未必是用来概括全书内容的, 相反, 更多的只是出于习惯, 取开头一至数字来充当, 如《论语》便是用这种体例。就《老子》而言也是如此, 道、德二字并不能统摄所在篇章的主要内容。德篇有论道之语, 道篇也有论德之语。道、德的命名, 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对传统习惯的遵循, 此中无深意, 不必过多追究。然而, 就篇次而言, 帛书乙本《德》篇在前, 《道》篇在后, 与传世今本不同, 这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关于《老子》分篇, 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修道德, 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 见周之衰, 乃遂去。至关, 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 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莫知其所终。”但太史公并没有确切指明上下篇各自为何。其实, 战国韩非子《解老》、《喻老》及西汉严遵《道德真经指归》已经是德上道下。帛书乙本的出土又引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对此, 学者们的意见主要分成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 帛书本篇序为《老子》古本原型。徐复观先生认为:“由先秦以至于西汉, 皆德经在前, 道经在后。这种情形或因老子本人多言德少言形而上之道, 由此次序以保持其思想发展之轨迹。或者只反映出德经集结于先, 道经集结于后。”张松如先生也认可帛书的篇序。对此, 尹振环先生考察了传世文献中关于《老子》篇次的记载, 从篇名、古本、行文、文义等方面认为德上道下的篇次当是古本的原始形态。而今本道上德下的篇次乃是唐玄宗之时从行政上予以确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 今本的篇序为古本原型。饶宗颐先生认为:“《老子》本书, 无不先道而后德。韩非《解老》, 非论列全经, 其先解《德经》首章, 自是随手择举, 不足援之以证《老子》全书之必先德而后道也……故知《马王堆老子》本之先德后道, 殆写经者偶然之例, 若持此以论法家本旨, 弥见其龃龉而已。”张学芳也认同《老子》一书道是第一位的, 德是第二位的。

第三种观点则折中以上二说, 认为帛书本与今本的篇序是并行不悖的, 是不同学派的传本。邱德修认为当时北派传的是今本的篇序, 而南派传的则是帛书本的篇序。高亨则主张帛书本篇序乃法家所传, 今本则属道家的传本。

以上三种观点, 立足点不同, 结论迥异。笔者以为, 帛书《老子》这一实物证据的存在, 证明德先道后确实是古本的原貌, 或者是诸多古本的一种。在没有其他确切的出土证据之前, 对帛书的篇次应该予以认可。至于这种篇次的安排, 究竟是重德轻道的缘故, 还是历史流传演变的偶然, 尚不能细查。

今本《老子》一书, 确实道重于德, 但焉知古本便是如此?《老子》一书虽然有着与眾不同的宇宙论和自然观, 但作为动乱时世的一种应对之策, 应该说, 《老子》一书还是有着深切的现实借鉴意义的。这是《老子》成为后来重视“君人南面之术”的黄老道家的思想源泉的重要原因。因此, 对德的强调应该在情理之中。我们以现代哲学的视野看待古书, 可能带有一定的预设。从出土简帛的可与传世文献对照的古书来看, 古本在文句、词语等方面往往比较粗糙, 不如今本精致、对仗。这是由于后人有意无意的增删修改所致, 属于流传过程中的常情。古本的篇次与今本不同, 并不能否定流传千余年的今本八十一章本的意义, 其更大的贡献还在于真实展现了当时《老子》一书的结构。

古本老子存在多种传本是很可能的, 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后24年的郭店楚墓也出土了简本《老子》便是证据。但若说具体到北派或南派、法家或道家的不同传本, 恐怕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只能视为一种推论, 需要等待新材料的验证。

三、帛书《老子》的分章与章次

帛书《老子》出土以前, 许多学者认为:《老子》原本不分章。帛书出土之后, 由于甲本有分章符号, 但很少, 文义不连贯却不分章的地方很多, 而乙本则没有任何分章符号。因此仍然有不少学者赞同“《老子》原本不分章”的说法, 如高亨、池曦朝、张松如、郑良树、严灵峰等诸位先生。

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这一说法。韩禄伯先生认为早期的《老子》是分章的, 只是当时的分章与今本不同而已。古棣、周英二位先生从《老子》文本出发, 认为:“《老子》故书当是分章的, 其每一段落, 从文字形式到内容都是自成系统, 都是完整的一首诗, 故不可能不分章。”

由于对帛书甲本分章符号的承认, 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探讨《老子》古本或者原本的分章原貌。尹振环先生根据帛书甲本的分章点、帛书与今本增减之文句、同墓帛书、古书分章体例、帛书文义及帛书的一些钩钩点点等六个方面的证据, 并与其他出土文献进行比较, 认为今本《老子》有四分之一的分章是不妥当的, 帛书《老子》由112个左右的章组成。刘殿爵先生则把全书分成196个单元, 归属于三种类型:押韵的原有段落、对这些段落的解释说明、后人简短的编辑评论。还有许多学者根据文本的“意义单位”, 试图对《老子》的部分文句进行不同拆分合并, 重新组章, 如韩禄伯等。

关于章次问题, 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帛书本章序与今本存在差异的三个地方, 即今本22—24、40—42、80—81章的内容。对此, 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 都认为帛书本的章序比今本合理。帛书整理小组就认为帛书本的这三处差异“寻绎文义, 其顺序亦较通行本合理”。高明、尹振环二位先生也持这样的观点。

学者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帛书《老子》甲乙本与今本的异同, 是因为它们对于传统《老子》研究的积极意义。然而, 由于新材料的局限性, 学者的研究不免出现一些误差。

首先是乱改《老子》经文。《老子》版本眾多, 文字互异, 令人无所适从, 这是历代老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而帛书《老子》的文本与今本的差异更大, 因此, 一些学者或以帛书本改今本, 或以今本改帛书本。这样本无可厚非, 但如此一来, 使得《老子》五千言变得更加面目全非。实际上, 正如高明先生所言, “帛书《老子》甲、乙本在当时只不过是一般的学习读本, 皆非善本”。帛书本身也存在文字假借、抄写错误的情况, 再加上今人释读有误, 盲目地进行校改, 很可能使长久的淆乱雪上加霜。

其次, 是随意调整《老子》经文顺序, 另行分章。帛书本证明今本《老子》八十一章并非原貌, 乃后人所为, 再加上《老子》在流传过程中确实存在非八十一章的本子, 如汉代严遵将《老子》分为七十二章, 元代吴澄将之分为六十八章等, 这似乎为人们重新给《老子》划分章节提供了某种证据, 于是便出现了一股重新编排《老子》的热潮。有人将《老子》分为一百一十二节, 有人分为七十八节, 有人划为十二大章, 有人划为九大章等, 各持己见, 莫衷一是。事实上, 《老子》八十一章虽系后人所为, 但它已经流行了近两千年而成为一个固定的历史文化载体, 并历来为人们所认可, 因此, 那种随意打乱八十一章结构、改变章与章之间次序的做法, 虽含有恢复《老子》旧貌的良好愿望, 但似欠严谨、科学的考虑。

四、结语

研究述论 篇9

儒家经书典籍自产生之初至唐宋时期, 历经长时间发展演变, 经历了由六经、五经到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扩充, 经书文本也在正文的基础上渐渐衍生出注文、疏文以及释音。南宋初年, 随着雕版印刷术技术成熟, 发展迅猛, 儒家经书文本逐渐规范统一, 十三经作为儒家经典核心的地位确立, 经书文本出现了附释文本、注疏合刻本等多种样式。南宋高宗绍兴时期, 出现了将经文、注文与疏文合刻在一起的注疏合刻本, 但不附释文。南宋中期开始, 福建建阳地区便在过去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的基础上, 兴起了新的合刻本形式, 即附有陆德明释文的注疏合刻本, 今存有《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监本附音春秋榖梁注疏》三种。此种经书文本将经、注、疏、释文汇聚一体, 相互配合, 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学习理解, 一经出现, 便广受欢迎。附释文注疏合刻本遂成为宋以后经书注疏版本的主流[1]P1-6。

元泰定前后, 曾以宋代这种附有释文的注疏本为底本, 再加翻刻。后元代翻刻书板传至明代, 亦递经修补印刷, 后世颇有流传, 影响较广。此种经书文本行款为半叶十行, 清阮元便呼之为“十行本”, 世人多因袭其称“十行本”, 亦称之“正德本”。

明嘉靖时, 李元阳在福建任御史, 曾校勘正德十行本, 并参考其他诸本加以补正, 刊刻了《十三经注疏》, 后人称“闽本”、“李元阳本”或“嘉靖本”。此本依据汪文盛本将《仪礼注疏》刻入[2], 为《十三经注疏》首次全部汇刻的注疏合刻本。

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 (1586—1593) , 北京国子监奉勑刊行《十三经注疏》, 后世称“监本”或“北监本”, 又称“万历本”。此本以闽本为主, 参考补订以八行本与十行本, 可称善本。日本学者关口顺先生于其《<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一文中提到:

监本又称万历本。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 (1586—1593) 在北京国子监刊行 (重校监本) 。版式:半叶九行:注, 小字空左偏右;释文、疏, 小字双行。据说, 此本被认为是以闽本为主, 另参酌八行本和十行本来补订的善本。只是, 国内传入的版本很少, 现存的版本大多是明末重修的重修监本 (与重校监本的差异难以辨别。重修监本的标志在于将卷首所录重校者的衔名改为双行小字, 从而产生的空白部分以重修者的衔名填入, 不仅如此, 将“重校”的“校”字改为“较”) 。重修本虽然误字甚多, 但是不少学人将之放在校对资料之列[3]。

北监本传入清朝后, 在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奉旨重校修, 于卷首改刻官衔, 加入重校修者官名, 并除去了版心年号, 只在每卷卷首改刻上“康熙二十五年重修”字样而刊行[4]。北监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央图书馆 (台湾) 以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 现在最易看到的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 其电子扫描版本可从网络获得。

从网上公布的图片资料来看, 此日本藏本《十三经注疏》共119册, 其中《周易注疏》5册9卷, 《尚书注疏》8册20卷, 《毛诗注疏》16册20卷, 《周礼注疏》14册36卷, 《仪礼注疏》10册17卷, 《礼记注疏》20册63卷, 《春秋左传注疏》20册60卷, 《春秋公羊传注疏》8册28卷, 《春秋榖梁传注疏》5册20卷, 《论语注疏》4册20卷, 《孝经注疏》1册1卷, 《尔雅注疏》3册11卷, 《孟子注疏》5册14卷。

以其中《礼记注疏》为例探讨其版式, 可以发现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版式为半叶九行, 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 白口, 单鱼尾。书口上刻“万历十六年刊”。每卷卷首刊刻“礼记注疏卷第某汉郑氏注唐孔颖达疏”, 以及校对者职衔与姓名, 如第一册第一卷刻“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田一儁, 承直郎司业臣王祖嫡等奉勑重校刊”。末卷终了, 墨笔题写“礼记注疏全部涂朱墨点了, 若正义亦一见之, 往往丹铅抹过了。夕颜巷道春法笔。”另有墨笔不同笔迹“礼记注疏全部以上杉安房守宪实所寄进足利学校古唐本侍家君对读一校终篇。承应三年 (1654) 甲午十月十七日。”“自甲午之秋讲《礼记》至己亥八月十八日终篇, 注疏一览了。万治二年己亥八月十八日。向阳子四十二岁。”除此外, 经书每卷天头、地脚处间有墨笔或朱笔校语, 经书文本中亦多用朱笔句读, 修改讹误、重文等。

北监本为首次官刻整套《十三经注疏》[5], 奉勑刊刻于万历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一年, 上承十行本、闽本, 下启明崇祯毛晋汲古阁本、殿本, 为《十三经注疏》版本体系中较为关键的一环。因此,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 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研究意义

从经书刊刻历史的角度来看, 对北监本《十三经注疏》进行研究, 不仅会丰富目前对北监本问题的探讨, 更有助于理清经书刊刻的源流。

从整理古籍的角度来看, 众所周知, 古籍整理时, 底本选择尤为重要, 须在众多版本中, 善中选善, 优中择优。清代校经集大成之作, 非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莫属, 而阮元校勘群经, 所用的十行本虽为目前能看到最早的本子, 但已被很多学者认定为《十三经注疏》较差的版本, 如何选择最为恰当的底本, 则是目前校勘《十三经注疏》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承袭于闽本, 为北京国子监奉勑重校, 对于十行本以及闽本多有补订, 不失为较好的《十三经注疏》校勘版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为重校监本, 其中讹误等较少, 参考价值较高。对其进行全面研究, 可搞清楚北监本与其他刻本之间的差异和优劣, 讨论其版本价值, 解决《十三经注疏》的一些版本问题, 这对于整理古代典籍也是十分重要的。

从文献价值的角度来看, 北监本《春秋榖梁传注疏》末卷尾, 有墨笔题“榖梁全部为训点讫。宽永四年初冬十二日之夕罗山道春记”二十四字, 为各经识语所记年份中最早的。日本天皇宽永四年乃公元一六二七年, 而监本《十三经注疏》刊刻于万历十四年 (1586) 至万历二十一年 (1593) , 其中《孝经注疏》之刊刻在万历十四年。由此可知, 自《十三经注疏》刊刻成书至日本国道春训点《孝经注疏》, 相隔仅三十五年, 可以断定此书由明朝传至日本肯定不超过三十五年, 此本应为初刻本, 极其珍贵。

二、国内外关于监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十三经注疏》版本较多, 虽然相关研究繁多, 然而更多的是对阮刻本《校勘记》及《十三经注疏》版本流传问题的讨论, 如长泽规矩也《<十三经注疏>版本略说》、关口顺先生《<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杜泽逊先生的《万历北监本<尚书注疏君奭>书后》等, 均属此类。目前国内外对万历北监本的专门性研究相对较少。现将相关研究状况梳理如下:

顾炎武于《日知录》“监本二十一史”条目下批评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二十一史》“校勘不精, 讹舛弥甚, 且有不知而妄改者”, 指责北监本说“此则秦火之所未亡, 亡于监刻矣”。《四库全书总目》引用其评价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一段话:

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 (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 而其注、疏遂亡) , 《乡射礼》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 《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 《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 《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革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 亡于监刻矣。[6]P159

段话几乎给北监本《十三经注疏》定下了证据确凿的差评。

杜泽逊先生在其《“秦火未亡, 亡于监刻”辨———对顾炎武批评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两点意见》中, 对顾炎武的观点予以反驳。杜先生指出北监本这几段脱文, 由来已久, 并不是自北监本始。校勘之学, 发现异同只是第一步而已, 根本目的是判定是非。而是非根据来源, 可以通过训诂考证或者版本流变来回答, 不能一言而论。“古本固然宝贵, 今本也不可轻视”。他认为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质量总体上要高于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阳本和毛晋汲古阁本[7]。

王亚勇先生曾对我国五代、宋、明之国子监刊印书籍进行过研究, 明代国子监有南、北之分, 南监书板多继承宋元遗留旧版加以修补, 而北监成立较晚, 所刻书籍常见的为十三经、二十一史等正经正史。王先生经过考察, 指出明代监本由国家出钱出力校勘雕印, 一般来说属官刻本中的上乘, 具有较高版本意义[8]。

关于万历北监本的版本特点与价值, 目前学人讨论不多。同时, 对北监本之流传、阮刻本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差异等方面, 目前涉及较少。因此, 以上几个方面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王锷.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Z].未刊稿.

[3]关口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Z].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长泽规矩也.《十三经注疏》版本略说[J].中国文哲研究通讯, 2000 (4) .

[5]杜泽逊.《尚书注疏》汇校札记[J].文史, 2014 (1) .

[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7]杜泽逊.“秦火未亡, 亡于监刻”辨———对顾炎武批评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两点意见[J].文献, 2013 (1) .

研究述论 篇10

当今社会,没有了健康便没有了一切,健康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已经成为人类永恒的话题。 维持健康、促进健康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正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极其丰富,但又不得不面对资源过度开发、污染日益严峻等各种问题,各种文明病、富贵病层出不穷、闻所未闻,人类的健康问题不容乐观。 体质健康是人类健康的物质载体,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通过研究体质健康来解决国民健康问题成为中外许多国家的国策和学者研究的热点。

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中、美、法、日四国国民体质健康为研究对象,经登录国家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教育厅等有关政府部门网站,查阅郑州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图书馆有关体质健康方面的图书资料和期刊杂志;检索中国知网、维普期刊网、 万方数据库等网络数据库, 搜集国民体质健康测试方面的期刊文章、学位论文、研究报告。 通过以上途径,收集大量参考文献,法规、 文件10余例,教材、专著20余部,论文270余篇,对本课题展开综述研究。

2、研究述论

2.1、美国体质健康研究现状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体育强国,在美国迈向世界体育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其发达的学校体育为大众体育、竞技体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早在19世纪,美国在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学校就开始了体质测试,到了20世纪,体质工作已经趋于成熟。 1958年, 设计了7项指标:50码跑、600码跑、25码往返跑、立定跳远、仰卧起坐、垒球掷远、引体向上,对全国青少年体质进行普查。同时,相应的锻炼标准和测试指标在全国范围内的研究不断深入。 1980年,美国明确了测试的项目和指标,公布了“有关增强体质与预防疾病的国家标准”,开始了与“健康相关联的体质测试”,意味着体质测试由运动素质向健康素质转变。 1985年后, 美国开始制定发展目标; 1987年,美国形成了基于计算机程序化系统的健身测试计划,并明确了相关指标;1988年推行了新的Physical Best测试,项目为:l英里跑或走;皮脂厚度、身体密度指数;坐位体前屈;引体向上。 199年,提出“2000年健康人”十年规划,倡导国民加强身体锻炼,不断提升国民的体质水平。

2.2、法国体质健康研究现状

1956年至1975年期间, 法国相继实行了学生 《 体育及格测验标准》、《青少年身体测验标准》。这一阶段的测验以单纯的运动素质为主,其形式和内容都是为提高运动成绩而制定。 70年代中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新观点,认为:身体素质的划分,应由单纯的追求成绩的身体素质测试转变为提高健康水平的身体健康测试。 198年,经过激烈的学术争鸣,由法国卫生、体育、娱乐和舞蹈等相关部门联合,公布了新的《健康测试》法。新测试法更加关注大众的健康相比作为社会小众的运动员的运动素质来说,社会大众的健康素质更值得社会的关注。法国的《健康测试》的测试内容有:1.5英里跑或12分钟跑;直腿体前屈;三角肌、 肩胛下肌测定; 一分钟仰卧起坐体脂百分比。《健康测试》法的实施,成为显著提高国民体质、增进国民健康的良好促进措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3、日本体质健康研究现状

在日本,体质也称为体力。 日本自1898年开始,就注重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研究资料进行积累。 100余年来的积淀,使日本成为世界上青少年生长发育和体质健康相关资料最全的国家。日本出现最早的体质研究的资料是在1879年(明治12年),当时是对部分学生身体活动的能力进行了调查,检测指标已达8项:身高、体重、胸围、上臂围、下肢围、饮食量、肺活量、握力。 日本出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民体质测定出现在1939年,是为战争所需、实现对外扩张政策而进行的。 战后,日本为恢复国民健康,对国民进行了“体力测定”。 在1949-1959年的十年时间内,曾先后六次对8~18岁青少年进行了跑、跳、投、悬垂及灵活性等方面的测定。战后新格局的形成促进了日本经济的突飞猛进、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日本社会逐步走向信息化、国际化、多样化阶段。 与之相应的,日本社会的老龄化现象也日益凸显,国民的体质健康水平引人担忧。 在1967年,日本规定,30-59岁壮年也要参加体力测定。

2.4、我国国民体质健康研究现状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人民体质健康问题。毛泽东从全民健康的角度出发,多次号召、指示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民众的身体健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激发了人民群众开展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习近平对全民健身也做出了明确指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 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公布实行全民参与的《劳动卫国制度》,有效的保证全民的身体健康。 2007年,我国出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青少年体质健康工作规格最高的文件, 中央七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文件指出:认真落实健康第一指导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全面实施《标准》,把健康素质作为评价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教育部,体育总局和卫生部联合下文公布了我国学生健康标准。 测试的项目2007年为:(1)身高标准体重;(2)肺活量体重指数;(3)1000m(男)/800m(女)/台阶试验;(4)坐位体前屈/握力体重指数/实心球/仰卧起坐(女)引体向上(男);(5)立定跳远/50m跑/跳绳/篮球运球/足球运球/排球垫球。 2013年为:(1)身高、体重;(2)视力、肺活量;(3)1000m(男)/800m(女);(4)50m跑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5)引体向上(男)、1分钟仰卧起坐(女)。

3、研究结论

(1)美、法、日三国在国民体质及健康测试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仍领先于我国,尤其在全民体育、大众健身,老年体育等方面。 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国民体质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2)我国在全民健身领域开展活动较早,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展了全民的劳动卫国制度,但没能很好坚持。 健康测试仍停留在学生健康层面,全民体质健康缺少统一的测试标准和制度。

(3)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及经济发展的繁荣与富裕,建议我国政府教育、体育、卫生部门联合开展中国国民体质健康测试的相关工作,开展全民健康普查,建立中国国民健康标准和档案制度等,使全国人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摘要：体质健康是人类健康的物质载体,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对中、美、法、日四国国民体质及健康测试进行研究述论,得出美、法、日三国在国民体质及健康测试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仍领先于我国,尤其在全民体育、大众健身,老年体育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所以我国政府今后应加强全民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及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餐饮管理系统述论 篇11

【关键词】 餐饮管理；数据库

对于实现餐饮管理系统，我们主要运用的还是数据库的知识数据库作为存取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操作的工具在系统中所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数据库设计是指对于一个给定的应用环境，构造优化的数据库逻辑模式和物理模式结果，并据此建立数据库及其应用系统，使之能有效地存储和管理数据，满足应用需求，包括信息管理要求和数据操作。信息管理要求是指在数据库中应该存储和管理哪些数据对象；数据操作要求是指对数据对象进行哪些操作，如查询、增、删、改、统计等操作。数据库设计地目标是维用户和各种应用系统提供的一个信息基础设施和高效率地运行环境。高效率的运行环境包括：数据库数据的存取速率、数据库存储空间的利用率、数据库系统运行管理的效率等都是高的。

在概念设计方面我们应该了解的是如下内容；在需求分析阶段所得到的应用需求应该首先抽象为信息世界的结构，才能更好地、更准确地实现这些需求。

概念结构主要特点：

（1）能真是、充分地反映显示世界，包括事物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能满足用户对数据的处理要求，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只是模型；

（2）易于理解，从而可以用它和不熟悉计算机的用户交换意见，用户的积极参与是数据库设计成功的关键。

（3）易于更改，当应用环境和应用要求改变时，容易对概念模型修改和扩充；

（4）易于向关系、网状、层次等各种数据模型转换。

概念结构时各种数据模型的共同基础，它比数据模型更独立于机器、更抽象，从而更加稳定。

现在对所设计系统的需求作进一步的分析，产生概念结构设计的E-R模型。由于这个系统并不复杂，因此可采用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自顶向下设计的关键是确定系统的核心活动。所谓核心活动就是系统中的其它活动都要围绕这个活动展开，或与此活动密切相关。确定了核心活动之后，系统就有了可扩展的余地。此系统包含的实体有：

（1）用户：用来描述酒店操作员的有关信息，用用户编号来标志。

（2）餐台：用来描述餐台的有关信息，用餐台编号来标志。

（3）菜品：用来描述酒店菜品的有关信息，用菜品编号来标志。

（4）菜系：用来描述菜品分类的有关信息，用菜系編号来标志。

（5）消费单：用来描述酒店某一餐台消费的有关信息，用消费单编号来标志。

经过初步分析，可以得到此系统中各实体所包含的基本属性如下：

（1）用户（序号，姓名，性别，密码） ；

（2）餐台（编号，人数）；

（3）菜品（编号，所属菜系，名称，祝记码，单位，单价，菜品状态）；

（4）菜系（序号，名称）；

（5）消费单（编号，所属餐台号，时间，消费额，操作用户）。

在逻辑设计方面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是概念结构设计所得的E-R模型是对用户需求的一种抽象的表达形式，它独立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数据模型，因而也不能为任何一个具体的DBMS所支持。为了能够建立起最终的物理系统，还需要将概念结构进一步转化为某一DBMS所支持的数据模型，然后根据逻辑设计的准则、数据的语义约束、规范化理论等对数据模型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形成合理的全局逻辑结构，并设计出用户子模式。这就是数据库逻辑设计所要完成的任务。数据库逻辑结构的设计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将概念设计所得的E-R图转换为关系模式然后对关系模型进行优化。

关系模型是由一组关系（二维表）的结合，而E-R模型则是由实体、实体的属性、实体间的关系三个要素组成。所以要将E-R模型转换为关系模型，就是将实体、属性和联系都要转换为相应的关系模型。

有了基本的E-R模型就可以进行逻辑结构设计，也就是设计基本的关系模式。设计基本的关系模式主要从E-R模型出发，将其直接转换为关系模式。

在物理设计方面我们应该了解数据库在物理上的存储结构与存储方法称为数据库的物理结构，它依赖于选定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为一个给定的逻辑数据模型选取一个最适合应用要求的物理结构的过程，就是物理设计。

数据库的物理设计通常分为两步：

（1）确定数据库的物理结构，在关系数据库中主要指存取方法和存储结构；

（2）对物理结构进行评价，评价的中的是时间和空间效率。

为数据库中各基本表建立的索引如下：

1.由于用户信息表，消费项目信息表的主码—用户序号，用户序号经常在查询条件和连接操作的连接条件中出现，且它们的值唯一，在两个属性上建立唯一性索引；

2.由于菜品信息表的—菜系序号，菜系信息表的属性菜系序号经常在查询条件中出现在两个属性上建立聚簇索引；

3.餐台信息基本表的—餐台编号，经常在查询条件中出现，考虑在其之上建立聚簇索引；

4.消费单类别表的—名称，经常在查询条件中出现，考虑在其之上建立聚簇索引。

在了解完这些之后就可以建立一个数据表，如：

（1）消费单类别表的建立：

create table 消费单类别表（

消费单编号 Int primary key，

所属餐台号 Int not null，

时间 datetime not null，

餐台编号 Int not null，

菜品编号 Int not null，

用户序号 Int not null，

）

（2）消费项目信息表的建立：

create table 消费项目信息表（

用户序号 Int primary key，

人数 Int not null，

时间 datetime not null，

菜品名称 char（20） not null，

消费额 Int not null，

）

建立如上等等的数据表。

对于餐饮管理系统的设计还有很多细节上的东西值得我们了解，此次所说的知识对此一个大概的阐述，对设计的一个大局上的概括。

参考文献

[1]周立柱，冯建华，孟小峰等着.SQL Server数据库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黄逹中，黄泽钧，胡璟.计算机应用基础教程[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

研究述论 篇12

关键词：毛泽东,调查研究,主观主义,理论联系实际

延安整风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建历程中最伟大、最深刻、最彻底、最成功的一次保持党的思想纯洁、组织纯洁、作风纯洁的光辉实践。延安整风的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推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的形成。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 采取了多种举措,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其中举措之一。值此延安整风七十周年之际, 重温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依然意义重大, 启迪深刻。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根本原因

主观主义本质上一种唯心主义, 表现行为是理论脱离实际。延安整风时期, 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根本原因就是反对主观主义, 促进理论联系实际,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亲身践行调查研究, 高度重视调查研究, 是毛泽东一生的行为, 早在学生时代, 他为了了解湖南的真实情况, 就与同道一起开展了“游学”活动。大革命时期, 为了驳斥主观臆想的农民运动“糟得很”谬论, 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 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整风时期, 毛泽东为了将反对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更加深入、切实地开展, 再次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这是毛泽东坚决反对主观主义, 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举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径和桥梁。延安整风时期, 毛泽东深切地知道, 反对根深蒂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 仅靠发表讲话、几次会议和学习马列原著来揭露和批判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认为, 我党教条主义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之所以盛行,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党内严重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情况的浓厚空气, 许多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不懂得中国的特殊国情, 没有也不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 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 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毛泽东指出, 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 这种调查研究工作尤有必要, 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主要举措

1. 再编《农村调查》。

为了推动全党形成调查研究的风气, 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 从根本上摒弃教条主义。毛泽东决定再次将他1930—1933年期间形成的农村调查报告汇编成册出版, 《农村调查》这本书1937年毛泽东曾编辑过一次。1941年3月, 毛泽东再次编辑《农村调查》, 并重新写了序言和跋。在序言中毛泽东鲜明而尖锐地指出“所以印这个材料, 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 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 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 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 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 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 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1]毛泽东认为, “要了解情况, 唯一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要做这件事, 第一是眼睛向下, 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 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毛泽东认为, 开调查会, 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 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要开好调查会, 必须将与会者当可敬爱的先生, 自己当学生, 要有调查提纲, 要自己口问手写, 要有满腔的热忱, 眼睛向下的决心, 求知的渴望, 放下臭架子, 甘当小学生, 向群众学习, 否则, 是一定不能做, 也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不了解这一点, 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毛泽东严厉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的人, 说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 没有经过周密调查, 不过是无知妄说。毛泽东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和基本方法。

2. 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引起全党对调查研究的重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41年8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决定指出, 二十年来, 我党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和国际情况的研究, 虽有进步, 但仍然非常不够, 粗枝大叶, 不求甚解, 自以为是, 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 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 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 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 而情况如不了解, 则政策势必错误, 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 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 而实事求是, 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 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决定指出, 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 必须力戒空谈、力戒肤浅, 扫除主观主义作风, 采取具体办法, 加重对于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 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7月1日发布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 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 并讨论实施办法[2]。为了加强对调查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 中共中央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 这个文件对开展调查规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3. 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

为了加强对全党调查研究工作的宏观领导, 1941年8月27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 毛泽东兼任局长。中央调查研究局的设立, 对中共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 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 也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形成。

4. 推动各级组织、各个系统展开调查研究工作。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 从1941年9月起, 各级党务系统、群团系统、军队系统、甚至文艺系统都纷纷组织调查团, 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 掀起了全党性的调查研究热潮。比如, 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 1941年9月13日她们出发调查时, 毛泽东亲自给她们讲话, 宣讲调查研究的方法。还有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率领的考察团、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的考察团、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考察团等等。其中, 最为著名的是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的调研活动。他率团从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下旬, 对晋陕部分农村作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了解到了中国当时晋陕部分农村地区的真实情况。回到延安后, 他把他一年多的调查进行了总结, 于1943年3月底向中央写了著名的《出发归来记》的调查研究报告。

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大意义

1. 端正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

大量党员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了解了实际情况, 批判了自己过去的主观主义思想, 端正了思想认识, 张闻天就是典型代表。他在《出发归来记》中写道, 对他来说, 一年多的调查研究, 最重要的是“冲破了教条的囚笼, 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3]张闻天认识到, 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 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 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 都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 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通过调查研究张闻天充分认识到, “最重要的, 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 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 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 来研究一下中国的实际。”[3]这表明张闻天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此, 他完全地、彻底地摒弃了主观主义的学风, 自觉地向着理论与实际联系、领导与群众结合的方向不断前进[4]。张闻天的调查研究活动和思想认识的转变, 在当时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这也充分佐证了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2.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作风的形成。

全党各级各类党员、干部、群众通过调查研究, 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 逐步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中国实际, 并从中认识到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重要性, 认识到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 从而使毛泽东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 终于在延安整风时期成为全党共识, 调查研究之风终于在全党兴起, 这为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5]。

3. 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启迪我们, 在当今中国既面

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 在党情国情世情深刻变化且不断变化之时, 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重任, 必须时刻不忘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精髓, 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 并且创新调查研究之途径, 提高调查研究之质量, 真正洞察党情国情世情, 一切了然于胸, 决策于实。只有这样, 我党方能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208-79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315-316.

[3]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317-341.

[4]城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493-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