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新中国

创建新中国（精选12篇）

创建新中国 篇1

2009年2月, IBM针对全球经济、自然、社会等环境的发展和变化宣布了“智慧的地球”战略, 旨在让世界的运转更加智能化。在电网方面, IBM全力推出了智能电网这一前瞻概念, 认为智能电网是成就智慧电力的关键基础。智能电网被定义为“在物理的电网之上, 建立基础信息沟通平台, 将相关的设备、装置、系统、用户、员工、电能等互动起来。通过对用户侧和需求侧的随需访问和智能分析, 从而实现更智慧、更科学、更优化的电网运营管理, 以达到提升更高的安全保障、可控的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通过构建智慧的电网能够缓解用电紧张, 让停电问题不再干扰日常生活, 能够节约电能降低耗损, 能够更灵活地调配个区域。

IBM公司董事长、总裁兼CEO彭明盛表示:“智慧基础架构是目前创造新就业岗位、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奥巴马的团队曾经请IBM对此制定计划。研究显示, 仅在智能电网、智慧医疗和智慧宽带这3个领域, 就能吸引300亿美元的刺激性投资, 并在1年内创造近100万个就业机会。”

IBM与全球11家领先的智能计费器企业中的7家共同携手, 通过实现设备智能化, 为消费者降低费用。在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通过将恒温器转换为可调控, 帮助普通家庭降低10%的能源开支。

创建新中国 篇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防法的规定，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并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权属于中共中央。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中国“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既能满足战时需要，又能满足平时的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武装力量的性质和特点

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创建 篇3

当时,南通人或许不会想到,从这座近代化的纱厂建成开始,名不见经传的南通城将迈向另一个崭新的开始,它将在全国1700多座县城中脱颖而出｡

大生纱厂的创立

纱厂内那位书生模样的人正是纱厂的创立者张謇｡他是1894年清朝恩科状元,有着一甲一名的功名在身,本想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报效朝廷甲午战争爆发,他极力主张“以战求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畏日如虎的懦弱行为令他深恶痛绝｡1895年,张謇因父丧回家乡南通守孝,同时也接受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负责举办通海团练｡不久,清政府与日本国签定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张謇悲愤交加,再无心仕途,决定专心举办实业,以兴国力｡

1895年夏,张謇经过多方勘察,决定在南通城的唐闸镇兴办纱厂,并将纱厂取名为“大生”,取意于儒家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希望纱厂能担负起富国强民的重任｡

为解决资金问题,张謇创造性地采用了集资入股的方法,并申请了4万余锭废置已久的“官机”,折价50万两白银作为官股,又几经周折从民间筹集了50万两白银,终于使大生纱厂的基建工程得以完成｡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然而此时纱厂的资金已经所剩无几,资金难以周转,只得买纱收花,艰难维持｡幸好那几年市场对机纱的需求量日益增多,机纱的行情看涨,才使大生纱厂站稳了脚跟｡

此后在张謇的苦心经营下,大生纱厂的利润开始逐年递增｡1907年,张謇在崇明文隆镇增建大生二厂｡此时大生纱厂已经成为拥有资本白银200万两和纱锭6.7万锭的大厂｡为了解决大生纱厂的原料来源,1901年,张謇成立“通海农垦公司”,将南通附近一片数万顷的滩涂整治成种植棉花的良田｡11年以后,这片农田给大生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也对南通的城市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建设一个现代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城三镇”格局的形成

在大生纱厂的带动下,南通城出现了广生榨油公司､大兴面粉厂､大达外江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一批近代企业,为南通城带来了勃勃生机｡

1903年,张謇前往日本考察,在那里他整整停留了70天,日本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他感触很深｡回国后,他极力主张推行宪政,将城市建设看做实现君主立宪的重要方式,并开始对南通城的城市建设进行全面规划,组织人员对南通全境进行了勘测,主持完成了南通测绘图,这套南通全境图共有77种910幅,制图比例1∶500至1∶250000不等,是我国建筑史上迄今为止绘制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城镇绘图｡

通过测量规划,他将南通城的工业区选在城西良闸,港口区定在长江边的天生港,狼山作为花园私宅及风景区,三者与老城相距各约6公里,中间建有公路相通,构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一城三镇”的空间格局｡

对于南通旧城区,他进行了合理的扩建,在主城区南门外与桃坞路设立公共行政设施和商业､金融､娱乐休闲､餐饮旅馆等服务性行业,在濠河畔兴建学校､博物苑､图书馆等文教事业｡并重视城市景观的创造,以一种诗人的情怀经营城市,在城区中修建公园｡1918年,南通城已拥有东､南､西､北､中五所小型公园,南通城成为老百姓非常喜爱的安居乐业的地方｡

南通城“一城三镇”式的花园城市格局是张謇集中西建筑理念创造性的构想,它使南通城展露出了“新世界的雏形”｡

“民国”的模范县城

张謇对南通作了“一城三镇”的整体规划之后,立即大力发展城市配套设施｡本着道路交通是城市文明发展之根本的指导思想,1904年,张謇建设天生港及码头仓库;1905年修成了港闸公路,这条长达10公里的公路从天生港直通唐闸｡南通一带屡有水患,这对南通城的建设是一个大隐患,张謇请来了外籍水利专家共同商讨治水对策,运用科学的方法修筑防洪堤坝｡此外,张謇还在南通筹建了电厂､电灯电话公司,大力发展南通的市政建设｡

张謇在大力整治城市的同时,当然没忘“求国之强,当先教育”｡早在1902年,他便在南通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聘请王国维等一批名师任教｡此后,他又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博物苑､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盲哑学校和第一所气象站｡

试论创建“中国元”统一国家货币 篇4

1、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概况与发展趋势

(1)国际货币发展概况。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公约和支持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国际货币体系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国际储备资产,也称为中心货币;二是汇率体制;三是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从货币和汇率制度方面分析,国际货币制度大体经历了金属本位制度、金本位制、大战时期混乱制度、美金本位制度和自主混合汇率制度等主要历史发展阶段。

(2)当前各国汇率制度。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1972 年成立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委员会,负责研究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问题,于1976 年在牙买加首都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案,并于1978 年4 月1 日生效,进入以浮动汇率为主体的牙买加体系时期。在牙买加体系中,会员国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汇率制度,包括自由浮动或其他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但会员国的汇率政策应受IMF的监督,并与IMF协商。牙买加体系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各会员国中央银行可按市价自由进行黄金交易,取消会员国相互之间以及会员国与IMF之间须用黄金清算债权债务的义务,使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多元储备货币时代。各国的货币制度不断分化和变更,在国际货币体系之中扮演不同角色。

2、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变化的趋势

(1)国际货币区域化。当前,国际货币中最主要的是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集团。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避免汇率波动,放弃本国货币而直接采用美元或与美元汇率挂钩,仅允许一定的浮动幅度。在欧洲,则采取货币联盟形式组建欧元货币区,目前已有17 个国家放弃本国货币加入欧元,另有9 个国家和地区采用欧元作为当地唯一货币,并有约30 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与其挂钩。在非洲,已经提出在2021 年前建立非洲货币联盟。亚洲区域货币的发展较为滞后,但区域合作日益增强,为货币的联盟与整合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汇率机制浮动化。由于浮动汇率适应市场机制的变化,国际化程度较高,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均选择浮动汇率机制,如美国、欧元货币区、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等国均选择浮动汇率体系,其资本在国际市场合法自由流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越来越多的固定汇率国家和地区放宽外汇管制,增强汇率弹性,逐步过渡到浮动汇率机制,利用汇率的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动态平衡。一些国家由于无法守住固定汇率制度,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机制。如俄罗斯,巴西、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危机到来时由于外汇储备不足等原因,均放弃了固定汇率体制。中国也在不断深化外汇体制的改革,逐步加大外汇汇率浮动的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3)各国货币政策合作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金融资产全球流动变得十分便利。投机资金利用机会攻击个别国家金融体系和政策的漏洞,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这使得各国金融货币政策已是日益密切相连,唇齿相依。各国根据自己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也必须实行密切的金融合作。2007 年在美国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全球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场蔓延世界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携手合作,共渡难关。大国集团的合作范围由G8 扩展到G20。由于各国的携手配合,使得金融危机得到了适当的处置,减小了危机危害的程度。

3、中国货币的全新与统一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遥遥领先欧美及其他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2010 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第二贸易大国,第一出口大国。与经贸投资发展速度相比,中国金融货币发展状况相对落后,市场化程度较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进行创新和整合。

(1)创新人民币的汇率体制以适应市场的变化。目前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基准汇率与市场价位脱离,人民币的币值在市场上明显被低估,企业和个人大量抛售外币,储藏人民币,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巨额持续过度增长。过量的外汇储备也给国内通胀带来巨大压力。人民币汇率低估也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经济效益低下,进口成本高企,影响了中国本土企业经济效益。因此,要大胆推出人民币汇率创新机制,按市场规律要求制定新的汇率管理模式,使汇率能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浮动,减少政府对外汇汇率的直接干预,减少国家外汇储备的存量。

(2)创新外汇管制以适应国际流通与储备的要求。中国外汇体制远远跟不上整个经济国际化的步伐,如金融账户仍然不能对外开放,影响国际贸易的平衡和国家外汇储备的平衡,外资不能进入直接中国金融市场,国内资金短缺现象不能顺利得到国际渠道的融资,国内资本也不能顺利进入国际投资市场。然而,由于人民币的坚挺和稳定,以及中国产品的畅销,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已经普遍作为支付和结算的硬通货,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可以全境通用。但由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制的各种限制以及现汇与现钞的管理机制,也会影响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流通、结算和储备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要放开对外汇的各种管制的和限制及早开放金融账户,取消现有现汇与现钞的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流通、结算和储备功能。

(3)整合一国四种货币以创新新的“中国元”。近年来,两岸四地经济不断融合,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加强。2003 年,国家商务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2010 年6 月29 日,大陆和台湾两岸正式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一系列的经济互惠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区域贸易和投资之间的发展。而由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两岸四地都发行本地货币,实行各自的外汇制度。不同的货币和外汇体制,也造成了四个地区之间交易成本巨大和结算的不便。例如,假设外汇交易费为1%,为2012 年1—11 月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的外汇交易成本约34.149 亿美元。加之港币与美元挂钩,台币实行市场浮动汇率,与人民币的汇率变化的差异,给贸易和投资带来汇率风险,阻碍贸易和投资的顺利进行。

通过制定两岸四地金融长期合作整合计划,将四种货币整合为“中国元”,可以大大增强中国金融实力,减少两岸四地经济贸易往来成本,降低金融和贸易风险,还可以逐步发展成为亚洲主要国际货币,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成为国际三大主力货币之一。

二、建立两岸四地统一货币“中国元”的分析

1、区域货币理论分析

(1)货币区域联盟理论分析。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不同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实行单一的共同货币,或几种货币相互之间保持无限兑换,互相之间相互盯住汇率,保持不变,对外则统一浮动,以求达到宏观上经济政策的最优效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式下,货币一体化有利于抵御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危害,使区域内金融与贸易相对稳定。同时,由于区域外实行浮动汇率,使经济更有弹性,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对外达到收支平衡。

货币区域联盟整合了区域金融优势,降低了金融贸易成本,增强了抵御外来金融风险的能力。如欧元自1999 年1 月1日正式发行,2002 年1 月1 日正式流通以来,改变了美元独大的世界格局。欧元区范围不断扩大,区域内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区域经济不断壮大,在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货币区域联盟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与风险。以欧元区为例,各成员国有统一的货币制度,但财政不统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无法采取货币手段调节本国经济平衡,进而会导致局部金融危机。这次欧元区内的希腊债务危机、意大利经济危机就是欧元货币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危机的表现。

(2)国际货币区域联盟的发展。区域货币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最主要的区域货币是美元和欧元,另外还有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和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美元在美洲及美洲以外的地区被广泛接受,有的国家和地区直接使用美元即美元化制度,如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在2001 年就实行美元化制度。有的国家和地区货币与美元直接挂钩,实行货币局制度,如香港就是典型的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局制度。欧元首先由11 个成员国通过条约将本国货币按固定汇率转换成新创立的欧元,现在已发展到有17 个成员国,另有9 个国家和地区采用欧元作为当地单一货币。欧元的诞生促进了欧洲经济一体化,欧元也成为与美元抗衡的第二大货币。同时,欧元的设想提出、方案实施到现实的发展,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开拓和实证经验。

随着区域货币联盟的发展,美元与欧元会日臻成熟,西非和中非货币联盟也会产生实质性的进展。在亚洲,市场呼唤强势货币的出现,中国元的设想和诞生,会引起亚洲国家的瞩目和响应。

2、建立 “中国元”货币的客观基础

(1)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攀升。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由从属被动变为主动牵引,尤其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2 年,中国GDP到达519322 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83492.283 亿美元,在国际排名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如果按照人民币实际购买能力计算,与美国GDP会更接近。同年,中国进出口总额386.76 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第一出口大国。这些强劲的经济贸易实力为中国货币的统一和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国家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30 多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收支由逆差转变为顺差,外汇储备逐步积累,并成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由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通道,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到2012 年12 月,外汇储备达到33115.89 万亿美元,接近国家当年财政收入的两倍。这一点与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截然相反,为中国货币和汇率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能有效地抵御国际资金紧缺或货币大幅贬值造成的货币危机。

(3)人民币汇率坚挺,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1980 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个由跌到升的过程。1980 年1 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1.55,随着国家对外汇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汇率不断下跌。到1996 年4 月1 日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汇率跌到1:8.35,此后国家出口创汇能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人民币逐步升值。到2013 年4 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到1:6.27。随着人民币币值由贬值到逐步升值的转变,居民改变了1997 年以前热衷美元存款的现象,普遍选择人民币存款。在境外和国外,由于人民币币值稳定,中国国际贸易交易量大,人民币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打开了先行通道。

3、建立“中国元”区域货币的效用

(1)提高中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促进两岸四地的经济融合。通过规划和建设“中国元”货币体系,可以将两岸四地的经济联合成一个整体,增强中国经济的实力,加快中国内地外汇体制改革的步伐和进程,提高中国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中国货币能参与国际货币的结算、流通、定价、储备等各个环节,大幅提高货币效益,进而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效益。

通过统一货币和外汇制度,使两岸四地的贸易和投资使用统一货币,减除汇率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简化交易手续,消除汇率变化对投资贸易的影响,使两岸四地的经济融为一体,壮大发展,在国际经济舞台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填补亚洲区域货币空缺,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亚洲尚没有认可的区域货币,日元虽然相对强大,但由于资源和历史的原因,尚不具备发展成亚洲货币的条件。以人民币为基础,发挥港币、台币、澳门币的优势与作用,建立“中国元”统一货币,能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和中华人文历史的优势。通过对“中国元”不断发展完善,有望其成为亚洲主要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欧元等并驾齐驱,填补亚洲区域货币空缺,为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提供坚实基础。这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区域货币发展的客观需求,符合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建立“中国元”货币体系的主要风险与难点分析

1、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经济风险

要建立“中国元”,人民币是核心货币。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必须加快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使之适应国际化的要求。第一,人民币的基准汇率要尽快改由市场决定,并让汇率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浮动。第二,解除对资本金融账户的控制,使国际和国内投资,依法自由流动,在国际上实行资本自由配置,寻求最佳投资收益。第三,加快人民币跨境结算步伐,加强人民币在国际大宗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定价权,为中国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奠定基础。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必然导致人民币大幅浮动,国际资本的快速大量流动,进而引起产业产品结构的大幅调整和进出口的重新平衡,引起经济的频繁波动。

上述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国完全有能力予以克服。首先是要充分利用好现有外汇储备。中国目前约3.4 万亿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二储备大国日本的3 倍左右,是进行外汇体制改革的坚实基础。历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主要原因都是外汇储备不足,无法承受外资的流出和债务的清偿。由于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和巨大的国内经济体量,相比于其他国家抵御风险的能力要强。同时,通过加强人民币监管机制和机构的建设,使监管力度能跟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有利于汇率体制的改革依法依规,有条不紊地进行。

2、四种货币汇率体制整合难度较大

目前中国的四种货币,各种实行不同的汇率制度,差异较大。人民币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对外汇进出实行严格的额度管理制度。港币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汇率与美元一起自由浮动,货币依法在国际市场自由流通。澳门币与港币挂钩,一起联动。台币改革进程较早,目前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在国际市场自由流通。四种货币整合的主要矛盾在主要货币人民币市场化程度较低,其他三种货币国际化程度较高,一旦人民币充分国际化和市场化后,其他三种货币的整合变得比较容易。港币和澳门币可改变原有挂钩美元货币局制度而挂钩人民币,这样更利于港币和澳门币的流通与管理。台币已经进入自由浮动汇率机制,一旦人民币左右浮动,两种货币的挂钩和整合就易于进行。在实行两岸四地金融制度密切合作的基础上,可以着手考虑筹备统一的中央银行,负责两岸四地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结算流通、金融监管等有关事宜,并为货币统一做好前期研究规划和运行准备。

经济的融合要为金融融合打下基础。通过CEPA和ECFA的实施,加快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要促进两岸四地的制度性融合,包括商贸、海关制度,金融科技制度的衔接与结合。通过多方合作,使两岸四地各自发挥优势,形成强有力的国家区域经济。同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国家区域内投资和消费,形成稳定的国家区域板块,应对外来经济的冲击,为两岸金融货币的融合创造条件。

摘要：中国目前的四个地区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各自发行自己的货币,实行各自的外汇管理体制。随着两岸四地经贸关系的密切发展,一国四种货币制度的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客观实际的要求。建立国家统一货币“中国元”是顺应两岸四地金融整合的客观要求,也符合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货币联盟理论,同时可以填补亚洲区域货币的空缺,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繁荣和稳定。

生态文明建设创建美丽中国 篇5

飞龙银杏（）

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通过新品种选育，解决了世界1/5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芬兰实行造林良种化，使森林工业总值、林业出口总值、纸和纸板的出口量分别约占世界总量的5%、10%、15%，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不难看出，居于农、林、牧、渔等生产链条源头的种子，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种业竞争已逐渐演变为国际综合实力的竞争。它的技术突破和生产力影响，不仅对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因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加快推进现代化农、林等作物种业发展，将其作为突破资源性约束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提升国际综合实力的重要选择。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2012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林木种苗工作的意见》，这是国家对林木种苗发展空前重视的一个重要信号，标志着全面提升种苗生产供应能力和良种化水平已经列入了国民经济的重要位置。

众所周知，林木种苗是林业建设的基础和保障，承担着负载林木遗传基因、森林世代繁衍和促进现代林业发展的重要使命，加快林木种苗发展是建设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我国毛竹基因工程的突破，为全人类食物安全和能源安全加上了一道防护网；抗逆植物种质的培育，突破了林业生态建设的边界约束；油茶良种的培育，突破了粮

中国古典舞的现代创建 篇6

一、在现今艺术形式多种多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创建中国古典舞体系?

二、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融合的今天，中国古典舞的历史使命、大中国的地位及其意义是什么?是否需要表现现代人的情感?

(1)古典舞蹈与古典文学、古典音乐等都同属于古典艺术，我们需要古典艺术就如同需要养料一样。它之所以是养料，皆因为它是我们民族的根，是我们民族的力量之源、思想的动力。故此，是否需要创建中国古典舞体系，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古典舞蹈有着与其他古典艺术门类所不同的特殊性，由于舞蹈这一艺术形式的随机性、变化性的限制，使得它不可能向其他艺术那样，可以通过文本、古碑、壁画、乐谱等形式将他们所走过的历史，记录并流传下来。因此，面对着这样的特殊性，中国古典舞蹈该怎样去创建，大家争论了很久。种种争论，主要还是基于对“古代”和“古典”这两个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持有不同的理解而造成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古代”有着特指性，“古典”有着典范性。“古代舞蹈”是泛指历史上所经历的每一个朝代及在那一朝代中所形成的舞蹈。“古典舞蹈”是在一定历史时段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典范性，并且能够概括那一历史时期的审美特点，能够成为典范的舞蹈。古典舞蹈的形成，基于对古代舞蹈的研究。只有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古代舞蹈样式及审美特点，才能从中概括、辨别出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舞蹈。这是两者之间必然的联系，所以，搞古典舞蹈所要做的第一步是要对古代舞蹈进行考察，先尽可能地复原它，然后再去概括它。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概括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如若想跳过这一过程，就会使中国古典舞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不同，舞蹈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风格韵味、审美特征等等都不竞相同。因此，必须对古典舞蹈进行深入的研究，把握各历史时期的审美特点，才能从中概括出真正的中国古典舞。虽然我们的最终目的不只是复原古代舞蹈，而是通过它来做为概括古典舞蹈的基础。

(2)我们研究历史舞蹈，真正的目的不单只为复活古代的舞蹈，而是要通过追溯中国历史舞蹈，来考证中华民族的心理历程，来考证中国舞蹈的美的历程。对中国古典舞的研究，应放在文化的层面上来进行。用现代人的思考和所处历史高度的优势。来认识我们的文化。体味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重新建立中华民族的自信。找回我们曾有过的气势和雄伟的精神。宏扬中华民族积极、自尊、自信的精神气质，抚慰曾经的屈辱，唤起辉煌的记忆，重建民族自信，找回精神力量，真正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谓中西文化的文化交流、融合应该建立在双方都已具有本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上。在其中“求同存异”，找到共识进行交流，与此同时保持自己的特点。反之则不是“融合”或“交流”，而是一种文化吞并和文化侵略。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正是靠着种种的因袭关系。这不仅单单指外部的皮肤、骨骼、头发上的因袭，更重要的是依赖在民族心理、文化心理上的这种关系，如若不是这样，也许世界上华人都已经变成“香蕉人”了，中华民族也就不存在了。换一个角度说，“皮肤、骨骼、结构、DNA都有因袭并且没有改变，那么由此使得他们在文化发展的历史中也必然发生种种因袭关系。我们在做的事情的目的，是要让国人通过古典舞的这种艺术形式受到震撼，深深地感动他们。制造一个宏大的、广博的磁场，来引发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艺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相信被唤醒的这种精神会更加鼓舞国人，增强国人的斗志，引发他们建立新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信心。这就应该是古典舞在当代存在的价值，也是古典舞存在的历史使命。

在印度，六大派古典舞蹈(婆罗多、卡塔克、卡塔卡利、曼尼普利、奥迪西、库契普通)，有的失传后又被后人挖掘恢复，有的还是在古派别中新生出来的新的古典舞。

在日本，历经一千二百多年的宫廷雅乐(乐舞)，不但未随宫廷生活的衰落而断传，从本世纪初成立“雅乐同志协会”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创立“日本雅乐会”，它又开始在平民和青少年中进行普及。

在欧洲，有着四百年历史的古典芭蕾，没有因摩登芭蕾和现代舞的出现而被人们所抛弃，至今它仍与交响乐和歌剧一起被尊为“三大艺术”，而欣赏“三大艺术”仍被看做是高雅的时尚……

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她的“古典舞”何存呢?……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舞蹈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思想情感。那时的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劳动，狩猎，战争，祭祀，娱乐和性爱。可以说，没有一项重大的活动离得开舞蹈。随着社会的发展，舞蹈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也有很大的发展，祭祀祖先、歌颂英雄的乐舞，庄严肃穆、气势雄伟；宴乐娱乐的舞蹈抒情优美、技艺绝伦。至于流传在各族人民中间的舞蹈，更是千姿百态、色彩斑谰。这些传统悠久的人体动态文化，以其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替代的特色和艺术感染力，成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代社会不都去搞现代舞，还要搞古典舞，就因为古典舞是历史，是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经过了几千年所创造的艺术，代表我们的民族智慧，是中华民族艺术审美的古代传统。而且，与《史记》、与诱蚀的战国青铜器皿、与曾侯乙墓的地下音乐厅、与长城及莫高窟一样，都储存了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记忆。假如我们拆掉故宫、长城，书店一切古书绝迹，关闭历史博物馆，停演古典戏剧(包括外国的)，把莎士比亚、达·芬奇、菲尔丁这些外籍古人也一律赶出中国国境，毁掉、寺、观、宫、苑，禁止仿古工艺，看戏是现代戏，看舞是现代舞，广大农村的节庆活动不准舞龙耍狮子、踩高跷，农民一律改跳迪斯科……，设想一下，中华民族还存在吗?生活将变成一种什么局面?有些青年朋

友把文化艺术的现代化理解为就是向外国，主要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看齐，可否注意到，越是科学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越珍视他们的历史、国粹，越热衷于举行古老的传统节庆活动。为什么呢?古典舞之必然存在，是因为任何国家都十分珍爱自己的历史创造和历史成就，也无妨说是民族感情的需要。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取消民族、种族在文化上必存的区别，我们既需要健康的现代舞蹈，也需要健康的古典舞蹈。要搞成一套“既能表现古代，又能表现出现代的古典舞”的这种提法，值得讨论、商榷。即便是搞训练体系也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毛病。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就不可以存在纯正的古典舞，而必须一窝蜂地都奔现代，就连艺术的性能也不加考虑呢?党明确地提出“双百”方针，目的是促进文学艺术的多样化发展，造成繁花似锦的局面。而一到实际，何苦非得一刀切，是否只有全变现代舞才算是舞蹈艺术更新革命?现代舞在现代中国一定崛起是无须担心的，古典舞生存于现代社会，也不可避免的会吸收现代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而且我们是用唯物史观察看待历史，取、舍、扬、弃，也必然反映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然而不是艺术原则、艺术风格、审美特征的现代化。如果是现代舞蹈的发展原则是“破格”，不拘泥于任何传统规范，也不存在中外的畛域，为我所用重点表现现代社会；那么古典舞的发展原则是“守成”，不能抛弃古代形成艺术规范和美学传统，必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重点也是表现历史生活而无须强求它表现现代社会。两种舞蹈性质不同，功能不同，各有各的范畴。古典就是古典，现代就是现代。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为什么就不可以分工共存呢。几十年来艺术形式、体裁、内格以及表现题材的一窝蜂现象，是违反艺术发展规律的，也不符合“双百“精神。口头上总是提多样化，而行动上总扎堆，这种实质上“左”的现代。一直阻碍着我们事业的发展，应该结束了。

总之，恢复历史舞蹈，比较全面地探索古典舞蹈的历史面目，是形成古典舞蹈民族体系的前提，是基础工程。如果我们能从形象上大体提到古典舞蹈的历史概况，并形成一个个的节目，即使做为文物保存也有价值，也将是我国古老文明的见证。而继承还是为了发展，只要我们了解并且掌握到唐舞、汉舞、先秦舞蹈是什么样子(不仅汉族也包括兄弟民族)，对传统自然会有一个全面认识，并从而综合到古典舞蹈的形式、风格、美学特征，把戏曲舞蹈汇入这个本源，既解决了怎么变的问题，也充分发挥了戏曲舞蹈的作用。而这样一种主张很易于被人斥为“民粹派”，是保守并有点排外。其实不然，西方的芭蕾、现代派舞蹈的方法、理论以及具体的动作、姿态、技巧完全可以放手拿来，而且两眼不应只盯住欧美，东方及世界各地的舞蹈文化，只要有益就敞开胸怀兼收并蓄，没有这方面的补充也搞不出高水平，关键是两脚必须有根，对自己的东西首先得心中有数。了如指掌，“批判”、“否定”，才有根据。如果移花接木，木已无根，又哪能谈得到民族文化的发展?当前，不少人认为在创作和教学上，存在中西混杂的现象，是历史形成的过渡现象，但怎么改变这种现象?我国的舞蹈艺术，只有继承、发挥世世代代创造积累的光彩才有魅力，才能立于世界的舞蹈文化中享有不愧于悠久文明的声誉，别人的好我们赞美，并移来在我国发展，同时也学习、吸收用来丰富我们。可是取消自己的光彩以任何一种“先进”取代，即使呈现一时的繁荣也是绝难持久的存在下去。研究、发扬自己的传统，不管来早或来迟最终仍然是必由之路。假如文学艺术上没有了民族的形象，那么民族的精神也就熄灭了!

创建新中国 篇7

可以这样来理解主题酒店, 就是以特色文化为主题, 并将这一文化主题贯穿在设计、建造、装饰、生产和服务甚至周边环境的各个方面, 形成全方位差异性的经营体系和氛围, 营造出独特的魅力和性格特征, 顾客的快乐体验是最终目的。主题酒店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 早在1958年美国就出现了第一个主题酒店, 现在是以“赌城”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的大型主题酒店为典型。

主题型酒店在我国才刚刚起步, 2002年国内才有第一家真正意义的主题酒店—深圳威尼斯酒店。将威尼斯主题文化贯彻在酒店设计、包装、理念等方面, 酒店的全体员工都成为了“威尼斯人”。独特的竞争优势使酒店独自享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蓝海”。

主题酒店作为国际酒店业发展的新趋势, 为处于激烈竞争态势下的我国酒店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跳出了“红海”, 其创建意义重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形成差异化的市场定位

现代酒店行业大体的分工体系已经形成。大酒店、高星级酒店基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对大多数中小型酒店来说, 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市场定位。通过文化主题的引入, 引发注意力, 深化了记忆力, 在细分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些酒店的经营就能摆脱无休止的价格战。

2. 打造品牌竞争力

21世纪是“竞争力”的世纪, 竞争力已成为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基础和前提。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来看, 任何一家企业要想在风起云涌的市场大潮中搏击风浪, 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而品牌竞争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最持久的外在表现。

目前中国的酒店,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竞争力。品牌打造有两种方法, 一是靠广告的投放以及举办大量促销活动;另一种是依靠经营的创新, 突出自己的文化品位, 明确自己的定位, 并坚持自己的特色服务。不少企业说到建品牌, 就只会想到第一种方法。这只是一般策略上的、表面层次的思考。品牌的营造实际上是一个寻求个性化的过程。

创建主题酒店就是依靠经营创新, 文化形成核心, 成为打造品牌竞争力的最好方法之一。比如, 京川宾馆, 无论在客房的安排, 还是房间里的文化符号和形式, 一直到它的商店都是以三国文化为主题, 酒店的宣传口号是“坐地日行八百里, 京川圆客人三国梦”, 让客人印象深刻, 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又比如吉庆堂四合院酒店, 就是一家以中国北方古典文化为核心, 并与现代酒店的舒适度相结合的主题酒店。奥运期间, 吉庆堂已成为外籍友人体验北京生活的首选品牌。

3. 挖掘文化内涵

中国旅游文化资源促进会会长魏小安将主题酒店概括为:以文化为主题, 以酒店为载体, 以客人体验为本质。其中文化就是整个主题酒店的核心和灵魂。主题酒店将文化渗透到服务项目的方方面面, 同时也在各个方面体现文化。

作为酒店, 旅游者最初只希望有一个基本的住宿需求, 现在则希望的是在异地他乡的酒店中寻求文化、购买文化、享受文化和消费文化, 是文化需求。因此, 酒店仅仅提供热情和周到的服务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内涵, 让客人置身于旅游吸引物里面, 产生历史怀旧的感觉, 产生梦幻的感觉。

现在的主题酒店有以历史文化、城市文化为主题的, 有以自然资源文化为主题的。比如, 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金银岛大饭店就是以加勒比海海盗文化为主题的大型酒店;四川成都的鹤翔山庄是以道家文化为主题, 被誉为“中国道家文化第一庄;四川雅安的西康大酒店以茶文化为主题, 运用古老的实物和历史资料, 将茶文化融入整个酒店, 并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茶屋”;内蒙古大饭店是中国首家以草原文化为主题的酒店, 坚持传承草原文明, 传播草原文化, 通过对文化的挖掘和提升, 培育强大且持久的竞争力。不少主题酒店, 还有自己的文化专员, 专门研究酒店文化的深入和变化, 这对主题酒店的主题深度和持续经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 主题酒店既是旅游产业, 也是一种文化产业。

4. 创造独特的顾客体验

体验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 体验带给顾客的是难忘的、个人化的、有价值的回忆。体验经济具备这些特点:从需求结构看, 情感需求的比重增加;从旅游消费内容看, 更多的个性化服务;从价值目标看, 消费者已从注重产品本身转移到注重接受产品时的感受;从接受产品的方式看, 消费者变为更主动参与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以及对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比如, 广东珠海御温泉主题酒店就是从客人的体验出发, 带给客人皇帝般的体验, 享受环境, 感悟自然, 解脱身心, 净化灵魂, 这是珠海御温泉独特的“御泉道”文化。

主题酒店的最终目的就是为顾客带来有价值的、难忘的体验。主题酒店的差异性和文化性特点都是最终为顾客的体验服务的, 顾客得到了独特的体验, 难忘的回忆, 酒店也获得了高回报的利润, 这也充分体现了营销思想的精髓。

时代呼唤主题酒店, 激烈的竞争需要主题酒店。国内的主题酒店已现身市场, 成都西藏饭店、雅安西康大饭店、南京名人城市饭店、成都鹤翔山庄、京川宾馆、内蒙古大饭店……都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为主题, 贯彻了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

创建新中国 篇8

1. 准则体系设计思路

中国评估准则分为职业道德准则和业务准则两个部分。每一部分有不同的层次, 相应规范不同的内容。

职业道德准则包括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个层次。

业务准则包括基本准则、具体准则、评估指南和指导意见四个层次。基本准则是评估师执行各种资产类型、各种评估目的评估业务的基本规范;具体准则包括体现过程控制的程序性准则和体现不同类型、不同经济行为评估要求的实体性准则;评估指南是对特定评估目的评估业务以及评估业务中某些重要事项的规范;指导意见是针对评估业务中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指导性文件。

准则体系四个层次的设计, 从内涵看, 依次递进、结构严谨、不同层次、不同目的。基本准则具有统驭性, 其他准则各有其规范范围。准则层次的设计既满足了不同类型评估规范的需要, 又能体现出不同发展阶段评估业务的要求;既规范评估师行为, 又对委托方和监管部门产生积极影响;既突出对评估师职业道德规范, 又对评估师权益进行合理保护。从外延看, 准则体系具有开放灵活的特点, 为评估实践中新的评估领域的规范留有空间。随着中国评估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可以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实践经验纳入到准则体系中来。

2. 已有体系介绍

2000年以来, 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制定并发布了15项评估准则。这些准则项目包括业务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中的2个基本准则, 7个具体准则, 1个评估指南, 5个指导意见。

这些准则涵盖了评估执业程序的各个环节和评估业务的主要领域, 标志着中国比较完整的资产评估准则体系建立。

3. 发布主体的特点

基本准则由财政部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 基本准则中授权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并发布其他评估准则项目。这样的制度安排是要由政府发布基本准则, 体现政府从公共管理角度对评估执业的要求, 通过政府的要求实现评估准则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旨。其他准则项目由行业协会发布, 一方面传达政府意志, 另一方面又体现专业特点。

二、评估准则建设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评估准则建设, 与我国经济改革进程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相伴相随。为确保评估准则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的评估准则建设遵循了以下指导思想:

注重实践, 不断完善。评估准则充分认可被评估实践证实了的科学做法, 纠正评估实践中的不当惯例, 提升评估实践中的技术含量, 弥补评估实践中的理论不足, 规范和引导执业行为。

注重协调, 服务为上。评估准则在尊重评估专业内涵, 服务于会员执业基础上, 还以社会公众利益为基点, 平衡监管部门、委托方、评估报告使用者对评估业务的需求, 使评估行业的服务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经济行为的实现, 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注重借鉴, 创新发展。评估准则充分吸收国际评估界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 大量采用国际评估界通用的概念、原理、方法和技术, 以最大程度推进准则国际趋同。准则的制定过程, 实际上是国内外评估界对评估行业认同的过程, 同时, 我们根据中国的实践需要对评估方法、评估技术进行了必要的创新。

注重特点, 体现内涵。评估准则引导通过评估发掘评估对象的价值内涵, 促进评估结论与经济行为的结合, 体现评估服务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功能。

三、评估准则中的创新

中国的评估准则建设, 力求通过不断创新, 解决评估实践中存在的、相关当事方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 引导评估实践, 提升行业执业水平。

1. 引入价值类型理念, 突显评估结论经济内涵

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理论是国际评估界近年来一直倡导的评估理念, 其内涵是展示评估结论的形成基础和适用条件, 促使评估结论与评估目的相结合。2004年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 针对我国评估行业没有界定评估结论价值类型的情况, 明确要求评估师执行评估业务时, 要选择恰当的价值类型并予以定义。几年的评估实践证明, 社会各界、报告使用各方对价值类型的运用非常赞同, 它反映了资产评估的内涵。此次制定并发布的价值类型准则, 细化了价值类型的选择、使用和定义方面的规定, 并在相关的准则中对价值类型的使用和定义提出了要求, 并贯穿于整个准则体系之中, 使评估行业的专业内涵更加彰显, 本质特征更加体现, 评估结论更好地服务于经济行为。

2. 合理定位评估报告准则, 服务多种评估目的

我国资产评估行业过去主要服务于国企改革, 作为评估结果的评估报告规范完全是根据国资管理的要求制定的。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 评估服务范围已扩展到各种所有制形式、国企改革以外的众多经济行为。针对国有资产以外其他所有制资产评估报告缺乏相应规范的情况, 为体现普适性, 评估报告准则在对报告各组成要素提出要求的同时, 还对国有资产评估和上市公司评估中在报告要素、格式及评估方面的特殊要求, 通过制定专门的指南或指导意见加以规范, 使得不同经济行为和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评估业务在报告标准基础上又体现专业性。对于评估报告内容的披露程度和格式, 评估报告准则不作僵化规定, 而是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可以根据评估对象的复杂程度、委托方要求, 合理确定评估报告的详略程度, 加大评估师责任和风险意识, 体现评估专业特点。

3. 引入区间值形式, 提高评估结论合理性

评估报告准则对评估结论的表现形式作出了创新性规定, 改变以单一数值表示评估结论的做法, 认可以区间值表示评估结论的方式。报告准则规定:“通常评估结论应当是确定的数值。经与委托方沟通, 评估结论可以使用区间值表达。”这样规定, 使某些情况下, 评估结论更加合理, 更加容易得到评估报告使用者的理解, 也更符合评估专业特点。

4. 对评估业务的终止做出规定, 防范评估业务风险

在中国评估实践中, 由于评估师评估程序受到限制, 需终止评估业务, 但现有法规中没有针对评估业务中终止的规定。业务约定书准则对此作出了专门规定, 要求在业务约定书中应当约定中止履行和解除业务约定书的情形。当履行评估程序受限并对评估结论构成重大影响, 或相关限制无法排除时, 评估机构可以终止评估业务。这是在业务终止相关法规缺失的情况下, 以签约各方约定形式代替法规规定的变通措施, 这样规范有利于保护评估师和相关各方利益, 保证经济行为公正实现, 也体现评估师谨慎执业的专业精神。

5. 确认了现场调查中的抽样方式, 尊重评估实践

现场调查阶段的抽样方式符合评估实践, 已经在行业, 特别是在大型评估业务中普遍运用, 评估有关各方也基本认可现场调查的抽样方式。为尊重实践, 评估程序准则和机器设备评估准则等项目中对现场调查阶段的抽样方式作出了规定。同时, 提醒评估师控制抽样风险, 避免抽样方法的滥用。此前, 在大型评估业务中, 对资产的逐项调查, 很难做到, 也没有必要, 但是不逐项调查, 又担心被指违反规定。这样规定, 区分批量评估和单件评估的差异, 解决了在大型评估业务中多年来困扰评估师和监管部门的问题, 也符合评估对象的特殊性。

6. 关注并规范新兴评估业务, 引领评估实践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过程中各领域相关政策的出台, 为评估行业拓展业务领域提供了机会。如会计准则的改革、财产税改革、金融企业改革等。这些新兴业务与传统评估业务相比, 操作上存在明显差异。评估准则的制定过程中集中行业内外专家智慧, 对相关业务领域进行了研究,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金融不良资产评估指导意见等准则项目都是针对新兴评估业务所出台的准则。这些准则项目的出台, 是中国评估行业以评估准则引领评估实践的有益尝试, 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可以使行业尽快适应新兴业务的需求, 提高服务水平。

7. 完善不动产评估规范, 体现市场需求

对不动产评估的规范, 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已经发布过《房地产估价规范》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也有所涉及。但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的规范规程更多地是从政府管理角度对评估业务提出要求。《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的相关规定也较多地体现了国家的要求。此次发布的不动产评估准则充分借鉴了《房地产估价规范》、《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及《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的相关内容, 取其合理内核, 同时针对近年来土地、房地产评估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及新的需求, 加以补充和更新;对于体现资产评估特点的, 在总结资产评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加以补充。从市场角度根据不动产评估业务特点提出了新要求, 如对隐蔽不动产的现场调查关注要求、利用其他评估机构报告应关注的事项等;对企业价值评估中的不动产评估安排专门章节加以规定;对构筑物评估的要求进行了专门表述等。这些规定是对多年来评估业务的总结和凝炼, 体现市场对不动产评估的需求。

创建新中国 篇9

这本书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作了科学的回顾和展望, 以“制度探索期” (1994-1998) 、“制度建设期” (1998-2010) 和“制度完善期” (2011-2020) 谋篇, 描述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走过的历程和对今后10年的展望。从战略高度提出, 只有明确改革的原则、目标、重点、步骤和举措, 才能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随意性, 才能使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

这种归纳真实、准确又富有新意, 既反映了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 又阐明了我国改革开放大局对社会政策建设的要求。

在这种归纳之下, 这本书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经验。当前, 从制度上, 我国的医疗保障已经涵盖全体国民, 民众已经从这项改革中享得实惠。先辈前贤“病有所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梦想正在变为现实。在国际上,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成果也很引人瞩目。一项世人公认的艰难之事, 在我国取得初步的也是明显的改革之效。《历史跨越》以大量的例证, 从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把握社会制度建设规律、把握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规律的高度, 说明了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

书中围绕“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 从制度谋划、政策设计、推进方略、平衡运筹、管理功效、服务理念等方面对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作了深入分析。如果把书中有关“四大板块”、“保障水平”、“三二一”、“基金主要功能”等方面的论述集中起来, 可以看到作者对重要原则的把握都寄予了实务的承载。也是从这一点出发, 作者对遵循“实事求是, 从实际出发”—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又一重要经验, 作了全面的梳理。

《历史跨越》一书, 对“人人享有”进而为“人人公平享有”的求索, 也表现得系统深刻。“推进公正和谐医保建设, 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公平与正义, 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千年不变的追求, 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健康发展的前提, 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体制保障, 是社会成员愉悦幸福的基本条件, 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围绕这一宗旨, 《历史跨越》以实证的方式对过去两个阶段取得的主要成果作了透彻的解析, 也对今后10年的改革作了热情的展望。作者的这些论述说明了改革须有高尚的情操。保持这种情操才能把握改革的方向, 探索正确的方法, 才能使涉及民生福祉的改革永续。这也是中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

改革, 屡克难关, 奋往前路。作者以科学的态度总结经验, 点明关键, 脉络清晰, 令人信服。这是《历史跨越》一书的一大特色。

《历史跨越》通篇渗透对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医改之难, 世人共知。多少国家、多少人, 衔命而动, 激情冲刺。结果有的空有承诺, 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有的寅食卯粮, 成了“无底洞、高压锅”。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怎样才能避免这些危象?作者分析比较了我国经济社会和医药供求的相关数据, 以数议事, 以数论理, 说明了“需求”与“可能”之间的关系;解析了“政府、单位、家庭、个人的责任”, 讲清了“政府主导”和“责任分担”的关系;讲请了坚持社会保险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指出“不能把基本医疗保险异化成纯粹的社会福利”, “‘有限’才能‘有效’, (政府) 无限责任产生出的往往是低效甚至无效的社会服务”。这些精辟的理性论述, 说明了不能把“社会保险制度误读为社会福利制度”这个重要但在实务中又常常被忽视的道理。说明了“坚持公平性、普遍性和可及性”, 坚持“以化解疾病 (费用) 风险为目标取向的适度保障”的重要。

对第二阶段中的重要举措“三个统筹”, 作者从破除城乡二元格局的高度说明了当前城乡统筹要“早谋”“早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从统筹级次的适度, 说明了地市统筹的必须;从发挥基层卫生服务和医保经办服务两个平台的作用, 说明如何开展有限度的门诊统筹。这样的论述有理有据, 既有克艰破难的锐气, 又有冷静理性的思考, 轻重缓急精心拿捏。

在推进改革的方法上, 作者提出在大力推进改革时, 既要积极, 又要稳妥, 从国情、目标、当前条件等多方面考量, 注意“稳中求进”。要保持“临渊履薄, 居安思危”的心态, 防止“心浮气躁”, 在“办好事”的语境下, 出现忽视规律、超越发展阶段和能力的倾向等等。

在“八个关系”的论述中, 作者透彻地阐明必然趋势与顺势而为的道理。对于制定国家层面的规定性文件的意见, 更是深刻地提出, “制度失去了规范性, 公平性更无从说起, 势必危及制度的稳健运行和永续发展”。

在诸多问题上, 作者联系实际, 深入浅出, 讲述了“道法自然”。针对实际问题提出的意见, 展示了作者坚持全面、联系、发展的观念,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精神风范。

改革, 旌旗如画, 捷报频传。作者既热情讴歌成就, 又理性剖析难题, 梳理对策, 引人向前。这是《历史跨越》一书的又一大特色。

《历史跨越》还是一部文才骈俪的集子, 学问功底见于对制度建设的生动论述之中。作者长于文工, 61篇文章中, 或援国际经典, 或借先贤哲言, 或引伟人名句, 或采坊间俚语, 无不恰到妙处。论改革大业, 气势恢宏, 说排兵布阵, 理智见著。论政事, 不落俗套, 议难题, 一语中的, 篇篇皆有点睛之笔。每篇文章虽各有主题且思之深邃, 但全书读毕, 令人深为作者思考的连贯、完整而感佩。创建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制度, 需要这样的著述来凝聚研究之力。

创建新中国 篇10

盘锦市委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坚持以问题整改开局, 以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为抓手, 以“绿化、净化、美化、亮化”为目标, 对全域农村环境进行大规模全面治理。

大洼县唐家镇北窑村是盘锦市农村环境治理的标杆, 2013年被农业部评为中国第一批“中国美丽乡村”。2012年6月开始, 唐家镇围绕生态抓发展, 围绕健康抓民生, 重点突出生态、美丽、健康、幸福的理念, 经过一年多的整体改造, 一个粉墙黛瓦、绿肥红瘦、古朴典雅、生态健康的新型农村社区初露端倪。截止到目前全镇修建沟渠生态护坡70000平方米, 普及环保冲水厕所500座。整合资金3000万元, 为482户房屋铺设琉璃瓦、设置景观栅栏7400米、修建村屯环路12公里、通行桥45座、入户桥500座。

创建与创新：中国共产党与上海 篇11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5周年，2016年7月3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大学共同主办的“创建与创新：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共收到全国各地学者论文50篇，最终25篇入选并收入会议论文集。上海市党史界、史学界及相关领域专家，上海大学基层学院党委书记及师生代表80余人到会。与会学者围绕“创建与创新：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的主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史以及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创新与发展史。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党先进性、纯洁性的保持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使得这座近代以来迅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和中共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城市的发展，又使得上海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给世人。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新实践》主题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个创新实践，就是中共在上海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最先成立共产党、共青团、工会等早期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第一步党章，多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工作在上海开展。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是在上海开始摸索积累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团结众多知识分子，取得了这一时期文化反围剿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从上海开始的，由国民党领导的孤岛斗争基本失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接过了领导的大旗，依靠人民群众，灵活对敌斗争。上海地下党在白区的斗争形成第二条战线，并为上海解放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领导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创新建设。使上海由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上海由一个黑色大染缸变成了红色大染缸，上海的面貌焕然一新。上海创造性地进行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抓住沿海城市发展的机遇，发展上海的工业，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改革开放后，上海在很多领域和工作先行先试，走在改革开放前沿。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张云在《一座近代国际大都市与一个先进政党的诞生》主题报告中指出，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上海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全国经济中心，为近代中国先进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各种活动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也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上海诞生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奠定了厚实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基础。其次，上海优越的人文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另外，上海是近代中国新生代群英荟萃之地，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广泛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不可或缺的条件。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块革命圣地，凝聚在这块“诞生地”之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彰显了创新精神和创新品格。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标志日问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吴海勇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标志日的历史考辨》一文中追溯党的诞生喻的形成过程，特别是通过梳理中共成立前后涌现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成立情况，提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建党日当以中共一大首日为是，误闯会场事件不影响党的创立等论点，对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论证。他认为以人类诞生比喻政党创建由来已久，但二者不易作不当比附。另外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在上海解放初经毛泽东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就加以确认，建党标志日的确立可解决党的诞生地的不必要纷争。

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党的创建中的作用，上海理工大学副编审杨卫民《“五四”前后从觉悟到团结的红色革命启蒙——以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的思想传播为例》考察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革命运动，基于社会生活实践的理解，使红色革命启蒙越来越成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建设和社会实践工程。在红色革命传播语境中，觉悟成为科学、民主的理论升华，团结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基础，社会生活成为红色革命启蒙扎根的基点。在红色革命启蒙从自觉到团结到解放再到建设的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非常明显，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起着关键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认识主体内在品质的丰富性，马克思主义者言说的方式和启蒙的特色在不断发生着转化，简单的革命宣传论已经很难涵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的研究方面，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俞敏、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员刘雪芹的《解密档案中的俞秀松》从档案、文献、口述三个方面介绍了现存俞秀松相关档案的情况。文中认为一些历史细节，例如俞秀松是否参加中共四大以及俞秀松被斯大林派往新疆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等问题，已有的档案文献没有佐证，应当存疑。另外在俞秀松档案的寻访过程中还有很多新发现。俄罗斯档案显示，1921年6月10日，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国共产党，而这是发生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1921年6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颁发给俞秀松参加青年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委任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可见，此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组织已经存在，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与目前中国共青团成立于1922年显然不符。作者对“1934年周恩来派俞秀松到浙江活动”问题以及一些历史遗迹的考证也有新收获。

对于早期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保持问题，上海大学讲师杨雄威、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武文汇《天理与人欲之争——施存统脱党声明事件与早期中共革命气节问题》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量中共党员在白色恐怖面前动摇变节，书写了党史上最黯淡的一页。施存统作为早期党内的重要成员，也公然在报纸上发表脱党声明，其政治影响自然十分恶劣，也对本人的名誉造成极大影响。施存统的行为，是革命的天理和一己的人欲之间相互纠缠的结果。1927年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言充满了矛盾。一些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产生幻灭感，从而做出了脱党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最终否决。血与火的考验虽然大大削减了中共的人数，却让它成长为一个更富有战斗精神的革命政党。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让中共倍感革命气节和党性的重要，通过不断提高党员素质铸就了一个具有强大行动力的革命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创新实践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座举足轻重的大都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很多是在这里进行。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方奇《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在上海的考证与研究》的报告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长期在上海，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亦在上海形成。从1927年到1935年，在周恩来等中央军委负责人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并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传奇篇章。作者对中央军委情报系统的形成、1927年—1935年在上海的活动、工作进行梳理，并对上海时代的中央军委情报系统活动进行了评价。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长林、上海大学出版社编辑刘强在《革命史叙事下上海大学的党性建构》中指出，核心史料的大量丧失，大大增强了研究者重构上海大学本真历史的难度。但在试图通过档案材料完整重现历史真相已很困难的情况下，上海大学依旧给后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上海大学红色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回忆资料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者从国民党革命史视阈下的叙事与中共革命史视阈下的叙事两个方面详细讲述了上海大学红色形象的建构过程。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讲师韩洪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抗战策略方针的五次演变》中认为，中共在领导上海抗战的过程中，分析上海的具体环境及条件，适时调整抗日斗争的策略方针。“从单纯整理党组织转到领导群众运动”；“抓紧有利时机创造发展，加强我们的力量”；“深入生产，严密组织，巩固发展”；“勤学勤业交朋友”；“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占领城市”，都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顺应了形势变化和工作需要，发展和巩固了党的力量，争取和团结了广大群众，推动了上海抗日斗争的发展。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忻平与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张仰亮在《关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几个问题》中认为，中共中央选址上海并非偶然，这是与上海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紧密相关的。此外，上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工人阶级的高度集中、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均是重要因素。对上海中共中央的评价应分阶段为宜，中共中央在1927年之前的领导总体上是得力的，使革命高潮迭起。1927年之后由于决策方面错误连连，给中共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

上海大学副教授陈德军在《中共对1948年上海“国际化”计划的因应》中指出，《大美晚报》主张将上海“国际化”，吴国桢、杜月笙等上海官绅积极推动，蒋介石政府担心上海经过“国际化”之后或成为反对自己的据点，则缄默以对。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企图借助美国军事保护上海的计划。美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整体考量，不但断然拒绝为之牵累，还试图将此拒绝郑重其事地解释、发展为在国际舞台上孤立苏联，以及对中共进行施压、利诱的战略性布置。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资本主义改造、工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举措顺利进行，保证了城市的快速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诸多创新实践，才使得这座城市现在以一个繁荣、文明的国际化大都市的面貌展现给世界。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严爱云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实践缩影》一文认为，解放前夕，毛泽东把进入上海看作中国革命要过的一大难关，谆谆告诫华东的同志：全中国与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上海作为我国第一大城市，解放以来的发展历史是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践写照。包括以城市的繁荣发展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团结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注重将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群众；以发展先进文化引领群众全面发展。

上海大学副教授丰箫的《国家塑造与塑造教师——新中国初期上海市高校政治课教师研究》一文认为，新中国初期，高校政治课教师极其缺乏，教师队伍亟需建设。无论是政治教授还是政治助教，都是高校政治教育的重要依靠力量，因而极其重视其政治素质。教师建设以强政治干预的方式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高校教师接受了国家对其教师身份的塑造，并保持与国家理念一致。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军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初探》中认为，由于上海的工人运动在中共的长期领导下有其丰富的斗争传统和历史，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力依据，也是推进工会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方面的一项基本工作。由于中国革命胜利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各国工人阶级，特别是正在谋求独立、解放的一些国家的人士，对中国的历史经验感到极大的兴趣。很多国家的工会代表到上海观光时，总是要求有关方面能够介绍一些有关上海工人斗争的历史，这也提出了收集和整理工运史料的需求。“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由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倡导设立并具体领导。

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闫艺平在《上海工业三废的回收与综合利用（1956—1966）》中指出，十年建设时期，上海工业战线在党的领导下，对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进行了初步探索，这是上海工业三废综合利用的萌芽起步阶段，群众运动、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厂学研互助既是这一时期上海工业三废综合利用工作的特点，也是党领导下的伟大创新。通过变废为宝、综合利用，一方面促进了三废资源化，扩大了工业原料的来源，带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改善了城市环境卫生，保障了居民身体健康，巩固了工农联盟。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东保在《解读20世纪80年代的一场群众路线实践——上海“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历史回顾及现实启示》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上海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深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坚持让群众“唱主角”，引导广大群众和青少年为建设美丽上海作贡献，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他认为，通过对上海“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历史解读，其基本经验是坚持群众路线，让群众“唱主角”；坚持虚功实做，注重可操作性；坚持上海特点，发挥特色优势，对当前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作者刘长林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润鑫系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创建新中国 篇12

关键词：知识产权文化,企业文化,竞争价值模型

1 引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在2003年9月召开的计划和预算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上, 正式通过《经修订的2004—2005 年计划和预算草案》, 首次提出“建立一种明达的知识产权文化”。WIPO 认为, 建立一种充满活力的知识产权文化是各国的共同需要, 它可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战略整体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知识产权可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有力手段。知识产权文化在我国也渐受重视, 一些学者相继作出相关探索。

许多学者尝试定义“文化”, “文化”的定义至今也难以统一。“知识产权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 更是难以界定。一些学者的定义颇有“中国特色”, 如郭民生 (2005) 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结合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经过人们继承、丰富和发展而来的, 在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潮流中逐步形成的新型文化形态;宋亚勋和徐君义 (2006) 则定义知识产权文化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优秀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 与其物质、政治及文化生活相适应的, 能够凝聚全国各民族人民、调动国内外和社会各个阶层一切力量, 促进国家 (区域) 和人民全面协调、快速发展和繁荣富裕的共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制度规则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他们的定义都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发展, 把知识产权文化视为具有传统特性和时代特征的文化。还有一些学者以知识产权为核心进行界定, 如杨信 (2005) 将知识产权文化理解为, 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 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学说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有机体;马维野 (2005) 指出知识产权文化是人类在知识产权及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影响知识产权事务的精神现象的总和, 主要是指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认知、态度、价值观和信念。他们的定义围绕知识产权, 综合考虑与之有关的文化要素, 这类定义更能揭示知识产权文化的本质。

知识产权文化是一种基于传统文化、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型文化, 以知识产权为核心, 人本、科学、民主、学习、诚信、和谐、创新、创业、创高是其主要要素 (郭民生, 2005;宋亚勋、徐君义, 2006) 。

Quinn等人 (Quinn, 1988;Quinn 和Rohrbaugh, 1981、1983) 构建了竞争价值模型 (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 简称CVF) , 该模型用两个维度将企业文化分成四大类, 如图1所示。第一个维度作为纵轴, 上方是适应性和自由决策 (flexibility and discretion) , 下方是稳定性和控制 (stability and control) ;第二个维度作为横轴, 左方是关注内部和结合 (internal focus and integration) , 右方是关注外部和区别 (external focus and differentiation) 。两轴将图分成四个象限, 每个象限代表一类文化。左上方是团队文化 (clan) , 左下方是层级文化 (hierarchy) , 右上方是灵活文化 (adhocracy) , 右下方是市场文化 (market) 。

知识产权文化具有创新、竞争、学习、超越、开放、交流等特征, 灵活文化具有创新、适应、动态、开放、竞争等特征, 两类文化都属于关注外部、强调变化的文化, 有很多内在的相似性。竞争价值模型划分出的四类文化中, 灵活文化与知识产权文化最接近。如果企业的文化属于灵活文化, 无疑将有利于创建、维持和发展知识产权文化。

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 探索我国企业当前的主要文化特征, 分析我国企业创建知识产权文化所面临的问题。

2 中国企业文化的实证分析

2.1 样本与测量工具

本研究在2006年3月至2006年12月间发放问卷, 调查区域以江苏、上海为主, 还包括广东、安徽、山东、浙江、北京等地。因采用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 无法统计发放问卷份数, 收回问卷498份, 其中有效问卷422份, 回收问卷的有效率是84.74%。

本研究采用Cameron和Quinn (1998) 开发的组织文化评价量表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ssessment Instrument, 简称OCAI) 。OCAI是基于CVF开发的量表, 原量表由24个条目构成, 回答者根据描述与企业的相符程度在1分到5分间评分 (1=很不符, 2=比较不符, 3=不清楚, 4=比较符合, 5=很符合) , 从企业的显著特征、领导风格、组织凝聚、战略重点、员工管理和成功标准六个方面来识别企业文化的倾向性。

2.2 研究结果

将总样本随机地分成样本Ⅰ和样本Ⅱ两部分, 样本Ⅰ (N=211) 用于各概念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样本Ⅱ (N=211) 用于各概念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总样本 (N=422) 用于分析中国企业的文化倾向。

对样本Ⅰ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法。删除因子负荷量小的条目和划分结果明显不符合CVF的条目, 最后保留18个条目。分析所得数据矩阵的KMO=0.907, Bartlett’s球形检验显著 (Chi-Square=1788.943, df=153, P=0.000) , 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文化呈现清晰的三因子结构, 总体方差解释率为57.974%, 量表的分量表和总量表的Cronbach系数均大于0.85。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负荷系数小于0.45的数据没有显示) 。

因子一包含的6个条目均测量团队文化, 因子一命名为团队文化。因子二包含的7个条目来自于测量灵活文化和市场文化的条目, 虽然涉及两种文化, 但这两种文化均在CVF图的右方, 属于关注外部型文化, 因子二命名为外倾文化。因子三包含的5个条目均测量层级文化, 因子三命名为层级文化。对样本Ⅱ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重要的绝对拟合指标均达到了较好的拟合水平, 符合基本要求。因此, 本文将中国情景下的企业文化划分为团队文化、外倾文化和层级文化三类。

表4是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各类文化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列, 依次是层级文化、团队文化和外倾文化。得分最高的层级文化与得分最低的外倾文化相差0.295分。

注:** 表示p<0.01;* 表示p<0.05。

3 研究结论

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中国文化深受地理、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之中, 一面临海、三面陆地交通不便, 形成了与外部相对隔绝的大陆民族文化;中国早在约六千年前进入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 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文化;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 封建社会是宗法封建制, 氏族社会的解体完成不充分, 形成了重视血缘种族、内部关系的宗法制度文化。因此, 传统中国文化偏向于关注内部, 对外部关注不足, 为培育团队文化、层级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社会在近代发生了巨变, 中国文化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积极探索和消极渗透中广泛而深入地吸纳世界文化。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经济战略, 自此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与世界交流。当代中国文化正积极地开始关注外部, 为孕育外倾文化提供了新鲜的土壤。本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情景下企业文化可被分成团队文化、外倾文化和层级文化。新的划分方式不同于CVF, 原因是:绝大多数企业关注内部, 并可根据强调变化或稳定进一步划分成团队文化和层级文化;在新的经济环境中, 一些企业通过倡导关注外部而逐渐形成了以外部为导向的文化, 但这种文化根基浅, 同时糅合了灵活文化和市场文化的特征, 难以进一步划分, 只能将其重新命名为外倾文化。根据实证分析结果, 主要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在中国情景下, 企业文化可被分成团队文化、外倾文化和层级文化三类;

(2) 中国企业具有较强的层级文化特征;

(3) 中国企业具有较弱的外倾文化特征。

知识产权文化与灵活文化具有相似的特征, 而在中国情景下, 灵活文化与市场文化难以区分, 只能将两者归为外倾文化;并且, 外倾文化得分最低, 中国企业表现出的外倾文化非常弱。这些结论都说明, 大多数中国企业没有创建知识产权文化的良好氛围, 不但不能支持知识产权文化发展, 还可能成为其发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