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实践

2025-03-11|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本土实践(共12篇)

本土实践 篇1

近20年来,中国公关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政府机构,都日益重视与公众沟通和关注形象塑造。在这个背景下,对公关传播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20多年来,中国的公关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的过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把“公共关系学”作为大学本科课程列入教学计划,到90年代中期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正式创办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标志着我国公共关系学科教育地位的确立,并逐渐步入规范化、高层次的发展阶段。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大陆的公共关系教育已经形成了全面的、多维的、各层次相互衔接、学历和非学历交叉并存的格局,形成了专业公关教育、课程公关教育和职业公关教育几个不同的类别。

然而,国内高校系统的公关本科教育起步较晚,势头较弱。在公关本科教学实践中,我们努力通过完善公关课程(包括理论与实务两方面),使学生适应国内公关市场的需求和挑战。在比较了欧美发达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高校的公关教育情况后,我们认为公共关系本科课程体系应向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聚焦策略公关,突显“传播+管理”模式

虽然公关教育并不应将重心放在商业需求上,但对学生而言,精通管理技巧和保持商业敏感是有益的。在美国,商学是公关学科的辅修科目。马里兰大学公共关系教授格鲁尼格曾指出,公关人才需要兼备技术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前者是营销职能,为组织赢利、与市场沟通;后者则将目光放在公关职能上,通过与关键公众建立关系为组织获得社会支持并防御危机。因此,公关学生必须学习管理和营销方面的课程。

增加专业基础课程的深度

在基本课程设置方面,中国与美国等地没有太大的差距。在中山大学,除了传播类的课程,学生需要学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课程,公共关系法规与道德、公关策划思维、公关研究方法和项目训练这3个方向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形式出现。这些科目对形成公关专业学生的基本知识结构非常重要。

建立适应行业发展的细分课程

美国公关教育委员会在2006年的报告中,定义了5个公关发展的重要主题,包括:侧重于战略、实践的国际性、多样化的重要性、社会责任中的道德观念、有关课程的重要问题和在组织方面的独立性。将这5个趋势对应到公关教育上,便可知改善的重点在于:道德、新科技、信息和工具的整合、跨学科问题解决、全球化视野、研究和效果测量。这5个方向都重在强调公关的策略性,对国内公关教育有借鉴意义。

指引交叉学科与多元选修

从公关专业教育来讲,对学生的综合技能的培养是相当重要的。例如演说、写作、视觉传播、网络传播等表达技巧都是公关专业的学生应该掌握的。公关人员不仅应具备传统的新闻与传播的知识,还必须具备现代新媒体传播的技能,因此在选修课以及辅修专业方面,应该鼓励学生的能力培养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尽可能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和专业强项。

多渠道丰富学生的职前经验

首先要给学生创立高质量的实习机会。高质量的关键因素在于实习导师与学生的可接触性;在于学生是否被分配了有意义的任务。

其次,建立学生实验室、工作坊、项目组。学生的能力往往只有在真实的传播策划挑战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锻炼。因此需要拓展与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咨询公司、企业推广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联系平台。

再者,增加学生认识行业的机会。使学生认识行业的重要信息来源就是教师。美国高校公关教育较为出色的一点是与业界保持紧密联系,他们会邀请具有公关实务经验人士担任兼职教师。请社会上的业界专家,以案例讨论为核心的方法与学生互动。

最后,课程进程要契合职业层次。美国公关协会在1993年发布了《公共关系专业人员职业指导》,列出各个层级从业人员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用层级概念区分出入门级的技术人员到专业经理。这为大学4年课程进程提供了参考,但这毕竟是美国的业界报告,中国国内的公关行业有自身特点,应根据本土情况作调整。

本土实践 篇2

本文试以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希望家庭资源中心针对弱能儿童家长所做的一个小组工作为案例,介绍小组工作的方法及成效,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以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进程。

一、个案背景

1.希望家庭资源中心情况简介

残疾问题是全球性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残疾人提供的服务模式,通常有三种:(1)医疗模式—即通过医疗手段或辅助医疗方法及器具等,解决残疾人的困难。(2)个人模式—即将康复重点放在改善或恢复个人的心理状况,使个人适应残疾带来的影响,并从心理方面接受残疾的现实和限制。(3)社会模式—即残疾问题的焦点由临床治疗或个人调适,转移到客观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其工作重点在于改善残疾人的周围环境(注:周永新:《社会工作学新论》,商务印书馆(香

港),1994年版,第219-220页)。

根据以上三种模式,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在已下设一个儿童康复医院的基础上,于1999年成立了希望家庭资源中心。中心的工作宗旨是向残疾儿童及其家长提供康复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提供康复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尽可能帮助残障儿童恢复个人生活能力,扩展其社会生活的参与能力,最大限度地帮助残疾儿童家长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合理运用社会资源来减缓他们因孩子残障所带来的各种压力,最终使残疾儿童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上充分发挥潜力。

中心工作人员大多有国内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的专业背景。在香港杨震社会服务处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训练,尤其是康复社会工作方法的训练,如案例分析、情景模拟、沟通技巧、带领艺术等的训练,中心大多数员工还去香港作了实地的参观、考察和学习。

中心成立一年多来,已有残疾儿童及家长会员八十几位,其孩子的残疾类别包括:听力语言残疾、智力残疾(弱智)、肢体残疾以及其他一些综合性残疾。年龄从1-2岁的婴幼儿到十几岁的儿童不等。家长的职业、文化程度也各不相同。中心通过开办康复知识讲座、残疾儿童托儿所、家长小组工

作、家长互助委员会等手段,提供各种深受残疾儿童家长欢迎的支持和服务。在中心一年多的帮助下,家长及残疾儿童在生理、心理及社会参与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其工作效果十分明显。越来越多的残疾儿童几家长被吸引到中心来,并在中心得到有益的帮助。以下我们将详细介绍中心的一个“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的方法及内容。

2.小组工作的背景

残疾儿童的康复工作是十分需要家长协助与配合的,否则,即使有最优秀的专业人员与最先进的康复设施,其康复的进程也有可能减慢。在对残疾儿童进行康复工作的过程中,中心工作人员发现残疾儿童家长从发现孩子是弱能,到接受孩子、珍爱孩子,学习护理孩子,为孩子进行康复治疗,其间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艰辛的路程。他们面临着来自主观和客观的诸多压力:(1)如何接受孩子弱能的事实;(2)被弱能孩子康复占去了私人时间,没有精力从事其他工作;(3)康复弱儿需要花费高额的医疗费用;(4)因弱儿问题引起的家长情绪不良以及家庭关系中出现的冲突;(5)社会对残疾儿童是否接受;(6)残疾儿童的前途问题等等。

残疾儿童家长面对这些压力,普遍感到通过自身的调适,很难缓解和消除这些压力。为了帮助家长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合理运用社会资源来解决问题,中心举办了“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

二、“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的方法及内容

1.小组工作目标 鉴于上述问题,中心决定开办一个“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之一。它通过一个群体环境,提供人际交往的机会以及一些有助于处理各种困扰的经验和知识,从而满足小组组员的需要。“同路人”家长小组被定位于一个支持小组,其工作目标如下:

助家长正确全面地认识弱儿、接受弱儿;

介绍教育和训练弱儿的技巧;

加强家长的支持系统,使家长之间建立友谊,互相支持;

(4)帮助家长充分挖掘身资源,合理运用社会资源。

2.小组工作的筹备过程

(1)中心社工强化培训。由于小组工作方法的运用在国内刚刚起步,社工没有小组工作的实际经验,因此中心在杨震社会服务处的帮助下,对社工进行了小组工作的专业培训。

(2)确定工作对象。通过个别访谈,了解家长的意愿、动机及期望,并对中心会员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初步确定了小组的目标对象,邀请六位母亲参加小组,她们的家庭中都有一位十岁以下发育迟缓的弱儿,且都是独生子女。

(3)建立专业工作关系。由于小组成员经常来中心参加讲座、培训、康乐等活动,与中心社工接触密切。小组工作的组长是组员最喜爱的社工之一,为人热情开朗。为了对六位家长的状况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组长特地拜访了六个家庭,走访了入学儿童的学校、幼儿园。组长与组员之间建立了信任、真诚与亲密的关系。

3.小组结构与内容

小组活动分为八节,每次活动基本上可分为热身运动、主题讨论、分享心情等,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附图

4.组员的反应

Rogers.C.R.对于小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借鉴他的理论(注:林孟平:《小组辅导与心理治疗》,商务印书馆(香港),1993年版,第161页。),中心社工对家长在小组中的反应也作了一个大概的分析。他们的反应大概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附图

5.组长的角色分析

在整个小组中,组长对于每个家长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及影响。

首先,组长应是一位专业社会工作者。“同路人”小组的组长是一位有二十几年弱儿康复经历的社会工作者,也担任过教师。在小组工作开始时,她便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塑造小组工作的氛围,同时也对家长的行为作出积极的正向回应。

其次,组长应是一位有爱心和修养的人。组长也是小组

中的一员。她的第二个角色是做一个模范的参与者。“同路人”小组组长一直注意做个人化的分享,分享自己在弱儿康复工作中所遇到的挫折,不但强化了与家长之间的关系,也给组员起了模范作用。组长在小组中不掩饰自己,不做自我防卫,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切都对组员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小组成功的要素,一方面是小组工作的技巧,另一方面也与组长的人格魅力有关。

三、“同路人”小组工作成效评估

1.家长的成长与改变

(1)家长在无压力状态下,敞开心扉,真正直接面对内心深处积压已久的心境,并与组员做深层次分享。这对家长而言是一个倾诉、释放的过程。同时,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起同质的支持系统,为生活增添了兴趣。

(2)家长在小组活动中通过听讲座、讨论学到的教育、训练孩子的技巧,他们有机会分享经验和建议,从而找到正面模仿对象,更有助于提高他们“自助”的信心及能力。

(3)大家在一种坦诚、彼此支持的状况下了解到与自己境

遇相同的人有共同的想法,并作彼此祝福,使家长积极面对生活,笑对每一天,摆脱许久以来自怨自艾的痛苦无助状况。小组结束后,组员之间加强了联系,他们的友谊在小组外得到了发展,如他们自己举行康乐活动等,这样有助于他们舒展身心,提高生活质量。

2.资源的不断扩展

中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家长则是有待发掘的资源。他们在知识、信息及心理情绪等方面有许多共享,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有助于各自资源的共享。例如,一位家长在其他家长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工作。有的家长没时间带孩子,其他家长主动提出帮忙等。

3.对中心的积极影响

在小组中受益的家长将信息传递给外界,从而扩大了中心的知名度,吸引了其他一些弱儿家长的参与,为他们带来了希望,也使社会都来共同关心弱能儿童。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心社工不断探索工作方法,以便为弱儿及家长提供更好的服务,为社会福利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4.弱儿的变化

残疾儿童的活动空间通常是十分封闭的。因其残障而与社会相对隔绝,因其隔绝,又会造成其生理及心理的更大的问题,直接影响其治疗和康复。参加“同路人”小组的家长自身在精神上有了很大改变之后,不再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并能坦然面对现实。家长以一种比较正常的心态对待身患残疾的孩子,以正确的方法配合医生的治疗,这对弱儿的康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此外,希望家庭资源中心给弱儿提供了一个温暖并充满希望的社会生活与交往的空间,弱儿康复过程中的每一点进步都能得到外界充分的肯定,这对弱儿自信心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经过中心社工一年来的努力,有些弱儿的生理与心智功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不能上学到可以进入专为残疾人开办的学校读书。

四、“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的启示

中国社会对残疾人提供的帮助,由于受政府社会福利体制与水平的影响,其服务内容和质量都十分有限,更多的必须依赖家庭。因此,一旦家庭内有残疾人,这个家庭在物质和精神上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同路人”家长小组的有效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有

必要总结中国社会工作的传统经验,认清我国社会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探索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本土化的途径。

1.对中国传统社会工作方法与特点的反思

长期来,我国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以政府推动和单位提供为主,而民间的社会福利机构十分缺乏。这样,除了政府(通过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提供的福利,只剩下家庭对其成员的关护了,这种助人体制与方法呈现出以下特点:

(1)强调家庭系统内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中国人对家庭伦理观念的注重,一方面来自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种一旦个人有难首先必须向家庭求助的支持系统。传统社会中个人一旦缺乏家庭系统的援助和支持,社会对他的需要的满足是极其有限的。对残疾人的救助,则更是如此。

我国有残疾人517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5%。其中,听力语言残疾1770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34%;智力残疾1020万人,占20%;肢体残疾760万人,占15%;视力残疾760万人,占15%;精神病残疾190万人,占4%;综合性残疾670万人占12%。这些残疾人牵涉到我国大约18%左右的

家庭。其中,有1名残疾人的家庭占86.5%,有2名残疾人的家庭占11.7%,有3名残疾人的家庭占1.5%,有4名及4名以上残疾人的家庭占0.3%。

在我国6岁以上的残疾人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有350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7%;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有1710万人,占34%。两者相加,共计2060万人。同时,在我国1.56亿(1990年人口普查数)儿童中,先天致残的占1.1%,约170万人;后天致残的占0.5%,约80万人。这些残疾人和残疾儿童在生活上或多或少都需要家人照料。另外,我国68%的残疾人在经济上要靠家庭或亲属供养。(注:唐均(1998):“中国社会福利服务改革研究报告”,载时正新、朱勇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8年版,第31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种助人模式对于适应社会需要,满足个人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将社会问题隐藏于家庭系统之内,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家丑不外扬”,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只能由家庭成员自己来解决,社会不易直接感受到因家庭问题而造成的动荡。

然而,对残疾人家庭来说,则必须在生理和心理,经济与社会等各个方面承受巨大的压力。这就导致有些家庭因此而解体,有些家庭则遗弃残疾儿童。相对于如此数量的残疾人群体,一旦家庭供养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将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2)政府以行政性手段和组织推行社会工作。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主张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积极介入,目的在于社会控制。因此,一旦个人和家庭及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障碍,政府会充当“最后出场的角色”给个人以支持,这种社会福利思想延续到近代直至新中国建立。50年代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孕育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社会工作在工会、妇联、青年团、民政等不同系统内展开,个人或家庭问题的解决与协助很多时候是通过组织或行政机构的行政的手段加以解决。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就收养了450个孤儿、弃儿,其中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

政府以行政性的手段来推动社会工作,在社会资源的调动和运用方面,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社会的力量在很大范围内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个人或家庭,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福利的社会化和制度化,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与手段则显得比较简单化。如:①在社会福利目标的定位上,采取的是一种救急性的、救济性的救助方法,多以短期目标为主,以解决当前问题为原则,很少考虑如何确立提高残疾人参与与自身发展能力这样一些比较长期而根本的工作目标,其工作成效很难实现并持久保持。②在管理方法上,从福利资金的发放到使用乃至工作效果的评估,都缺乏科学而合理的手段。这使得我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与效能相比,差距较大。③在拓展社会服务的新领域方面,很少有对残疾儿童家长所做的诸如心理支持、婚姻关系调适等辅导,而这对有残疾儿童的家庭来说是十分必要的。④在对残疾人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和科学的研究方面,则更是少之又少。⑤康复社会工作者队伍的素质也有待提高。我国康复社会工作者队伍的素质一直处于经验层次,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和助人技术的培训。虽然目前这支队伍随着人们对社会服务的要求的不断提高,其自身的素质也在不断完善,但因缺乏专业化的训练,仅仅凭着一种社会责任感,或一颗助人为乐的爱心,其工作效果也是很有限的。就康复社会工作来说,它需要工作者具备正确的专业价值观,系统的社会学、心理学、康复医疗等学科的知识、敏锐洞察和分析残疾人问题的能力,充分调动残疾人改善自身问题的信心和潜能的技术。我国目前的康复社会工作者队伍尚不具

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2.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实践的思考

就社会工作来说,西方社会在其不到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服务机构内从事社会工作,为案主提供的是一种区别于一般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工作的专业服务,其服务理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内涵,服务体系的科层制管理以及服务方式的高度技巧性,充分保证了社会工作的工作效果,并因此为西方社会大众所接受。鉴于中国社会工作面临的问题,政府一些机构如民政、团中央、全国妇联以及教育界的一些学者以其对科学的高度敏感,意识到在中国存在着以专业伦理和技术为支持的社会工作施展的空间。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如何将西方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与中国的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摆在中国社会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同路人”小组工作是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本土化实践的一次有益尝试,它带给我们以下两方面的思考:

(1)西方社会工作体制与方法的引入可以有效促进传统社会福利行政管理体制与观念的转变。就南京儿童福利院的

这一案例来看,具体表现为:

①促成相关机构的建立。根据国际上为残疾人提供的三种服务模式,我国过去只存在医疗方面的服务,后两种服务几乎是空白。然而,仅靠医疗方法的康复显然是不够的。有些手术成功的康复者,因为心理上不能适应残疾引起的限制,终于以自杀来解决问题。对残疾儿童的康复来说,如没有家长[1][2]下一页 的配合,其康复的过程同样是很艰难的。因此,在香港杨震社会服务处的帮助下(他们从日本及德国募得一笔捐款),借鉴香港康复社会工作的模式,成立了希望家庭资源中心。这个机构的成立,弥补了我国残疾儿童康复工作的空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机构自身的不断成长,必将对我国其他城市的残疾儿童康复工作机构的设臵及其服务内容和方法产生积极的影响。可以肯定,海外社会工作机构的资金的投入及社会工作模式的运作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②促成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海外慈善资金的妥善使用,最终依赖于机构的管理及工作人员的素质。为此,香港杨震社会服务处特别派出专业社会工作者从这个项目实施开始,就常驻南京三个月(尤其是头两年),对南京儿童福

利院的所有员工(从院长到保育员)都进行不同层次的专业培训。并且对他们的所有的工作,包括希望家庭资源中心的主任的挑选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指导。直到他们认为,机构内的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基本合格为止。这种做法,值得我国所有各级社会福利机构的行政主管深思。没有合格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即使有充足的社会福利资金,也很难保证使用的效果。

③促成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香港杨震社会服务处对南京儿童福利院员工的培训,其内容从社会工作的助人价值观念到助人的工作技巧完全是西方的模式或者说是香港的模式,在学习的过程中,接受培训的员工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因为中西方社会都提倡扶危助困、助人为乐的人道主义思想,这说明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并不缺乏被中国社会接受的文化基础。在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方面,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此也有高度的认同感。而在工作技巧方面,西方社会工作显然有很成熟的经验,因而也能被员工所接受。只是在尝试将这种工作方法加以运用时,中心的工作者遇到的困难首先来自于残疾儿童家长,也就是如何让他们了解中心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为此,中心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与残疾儿童家长建立起良好的专业关系,可以说,这是西方社会工作方法本土化的关键。由于有着良好的专业

关系,中心工作者才有可能让残疾儿童家长充分理解中心的工作方法,并从中受益,从而得到他们的配合,使他们从被动的状态转向积极的求助。中心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残疾儿童家长,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要。

④促成对工作效果的评估。杨震社会服务处在对希望家庭资源中心资助与指导一年后,专门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前来评估中心的工作成效。从服务内容的设计到实施方法的细节,从弱儿的康复效果,到家长的改变,从工作人员的素质到行政管理的手段,从资金的使用到计划的实现,全方位作工作效果的评估。评估报告将送交捐款的慈善机构。这种行政管理的方法应对我国的社会福利机构在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方面提供经验的借鉴。

总之,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应当建立在充分学习的基础上。当我们原有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不能适应并满足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的大量需求时,不妨先虚心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在模仿中才有可能创新。

(2)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几个制约性因素。就南京儿童福利院希望家庭资源中心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看,具体表现为:

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有限,教育、卫生、福利、保障水平普遍较低,人们基本的生存、福利尚未得到充分满足,人们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层次相对比较低,主要集中在解决经济层面的困难。西方社会工作是在社会保障体制十分健全的情况下的一种社会服务,因此,对于满足人们精神心理健康,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更为关注。“同路人”小组中的残疾儿童家长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因孩子残疾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压力。许多家长自身面临下岗,孩子的医疗费用无力承受。这些困难是希望家庭资源中心这种性质的机构自身无法解决的,必须有赖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②教育与实务的脱节。在西方,社会工作教育必须以一定的实务工作经验为基础,这样,可以确保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与实务工作相互沟通、彼此促进,从而真正达到社会工作的目标。而在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搞教育的没有实务操作的经验,实务工作者又缺乏应有的理论知识,因而总结已有的实务经验并将之理论化便成为难题,教育界与实务工作的这种鸿沟若不填平,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要在中国产生影响则是很困难的。为此,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希望家庭资源中心正努力寻求与社会工作教育者的通力合作,以解决我国

社会工作中存在的这一问题。

③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比较强调尊重个人的权利,承认个人的独特性,在助人过程中充分体现对个人的尊重。社会工作采取了接纳他人,非批判、个别化、保守秘密和案主自决等原则。个人在求助时其态度也是积极主动的。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强调个人在家庭及群体中的位臵,追求和谐的关系等等。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中国社会福利的实施中,首先强调的是个人的自强自助。其次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互助,最后才是社会对弱者的援助。因此,个人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向他人请求帮助,而一旦到社会对弱者施以援助时,因我们传统价值观中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个人自身也没有太多的自我权利意识。在具体的助人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对价值观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因此,在助人行动中,将专业价值观与“爱心”和“奉献”等行为联系在一起,并且忽略“为案主保密”、“尊重案主的自决权等原则。“同路人”小组工作中涉及的社会工作者专业价值观的建立、案主自我权利意识的培养,求助意识薄弱等问题,也反映出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因此,如何使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和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是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关键之一。南京儿童福利院希望家庭资源中心在这

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④社会工作实施体系的不完善。西方社会工作的推行,依靠的是在社会福利社会化制度框架下的职业化社会工作组织体制。政府对社会工作机构进行宏观行政管理和福利资源的分配,而社会工作机构负责将国家的社会政策加以落实和实施。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各级部门和组织以及某些准政府的群众性政治团体,它们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事务。但它们的行为是政府行为。由于这些组织和团体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过于强大,并且争夺社会服务的资源,因而在客观上也会抑制民间社会服务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南京市希望家庭资源中心依托儿童福利院这一政府社会福利机构,借助于海外慈善资金与工作方法,借助于福利院的硬件和软件方面的许多资源,比较迅速地拓展出其服务的新领域。这一做法,应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福利体制的发展状况,在社会工作实施体系建立及工作方法改进方面进行的一次有效尝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给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以施展的独特领域和空间,社会越来越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另一方面,在引进和拿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时,需对中国社会的国情、文化传统有一清醒的认识,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吸取能被中国社会所融合和接受的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方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与运作模式,从而真正满足中国社会对社会工作的客观需求。

【参考文献】

[1] 周永新(1994):《社会工作学新论》,商务印书馆(香港)

[2] 王思斌主编(1998):《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3] 唐均(1998):“中国社会福利服务改革研究报告”载时正新、朱勇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从本土出发 走“实”实践路 篇3

关键词:本土资源;综合实践活动;有效性;实践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7-106-01

综合实践活动的开设无疑是新课程改革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这道“亮丽的风景线”怎么也亮丽不起来。怎样全面有效的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过程的实施,使农村学校综合实践活动逐步走向“常态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任务,也是新课程改革的难点。

一、选题贴近生活,培养丰富情感。

小学综合实践课是一种自由灵活的教学模式,着重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兴趣,注重情感教育与知识的获取和技能的掌握相結合。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来源于儿童生活实践经验,以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选取课题,建立与生活目的的联系,使学生产生情趣,这是维系学习的原动力。因此,选取学习课题时,就应当使课程和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相关联,缩小与学生的距离,为学生的知行合搭起一座桥梁,使它们得以沟通。家乡有一座建于清初的土楼——聚奎楼。这座土楼的规模结构、建筑艺术堪称闽南之冠。这些独特的资源,为我们开展综合实践校本活动——“家乡的土楼”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教学本课时,我让学生们去土楼走一走、看一看、找一找,真真切切地去体会、感受土楼的建筑艺术,这毫无疑问的比课文中的描述要更有说服力,从而让学生感受家乡的美,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怀。

二、立足生活,丰富实践内容。

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发与实施要以学生的直接经验或体验为基础,将学生的需要,动机和兴趣置于核心地位,拓展学校教学活动空间和活动内容,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在应用中学习,主动地参与社会生活,并服务于社会,成为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也是现代化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1、关注时事新闻。现代社会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信息的时代。学会收集、整理信息,可以使学生耳聪目明,头脑灵活,以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为了让学生在这方面得到锻炼,我们要求学生在家里,从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上等多种信息渠道收集信息,择其重要的两三条新闻,写在“每日信息”摘录本里。学生全身心地参与到收集、整理信息的活动中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不但拓宽了知识面,开阔了眼界,提高了阅读和习作的能力,而且丰富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养成了关心国内外大事的好习惯。

2、收集农谚。农民群众的语言是生动活泼、寓意深刻的。谚语、歇后语、成语在劳动中被广泛运用。我们要求学生虚心地向自己的长辈学习,收集这些生动的语言。把“农”语收集到自己的摘录本上,下面是学生收集的一些本地农语:“ 云跑东,太阳红。”“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就来到。”“ 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 “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并且注意引导学生将这些语言运用到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使得学生体会淳朴的“农”味。

3、体验劳动的快乐。根据实践活动本身具有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原则,结合学生家庭特点,要求学生多参与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在劳动中学生学会了给植物松土、除草、施肥,及时施药防治病虫害等。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了传统的农活,同时也体验到了劳动的艰辛、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

三、亲身体验,用心感受生活。

小学综合实践课要回归生活社会,我们不能局限于学校,而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维的活动网络,全面实施教育。让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在家庭、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去研究生活,让学生个性自由飞扬。例如:综合实践课《家乡的土楼》,教学时我尊重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确立子课题:土楼由来调查组、土楼历史调查组,土楼建筑艺术调查组,土楼文化价值探索组等。同学们自由选择活动小组,深入到土楼现场进行采访调查,从生活实际中积累素材。通过亲身的体验、观察、调查,分析等活动锻炼和提高了学生的探究及搜集资料的能力,也学会了讨论与合作的方法。

四、课余拓展,感悟生活。

小学综合实践课强调有意义的学习,注重知识的获取和技能的掌握与情感教育相结合,着重陶冶情操,培养兴趣。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来源于儿童生活实践经验,因此,选取学习课题时,就应当使课程和学生的生活和社会实际相关联,缩小与学生的距离,为学生的知行合有搭起一座桥梁,使它们得以沟通。例如,我校区不远有一条小河,以前河水清澈见底,可现在河水发臭发黑,虾儿鱼儿全不见踪影,河面还有很多漂浮物。针对这一现象,我组织学生开展了一次“保护家乡的小河”的社会调查活动,让学生通过调查,查清河水污染原因,并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通过这种社会性的调查活动和参与活动,让学生走进社会大课堂 ,了解社会的现状,认识周围的生活环境 , 让学生体会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熟悉各种社会资源,融入社会,感悟生活。

如果学校是一池清水,那么本土生活资源就是浩瀚的大海。知识来源于生活,让教学活动面向本土生活,就能使活动如生活般色彩斑斓、充满乐趣。综合实践活动课让学生的个性在实践中得到张扬,让学生的综合素养在实践中得到提高。虽然综合实践活动的探索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但我坚信,有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综合实践教学一定会更加高效。

参考文献:

[1]《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综合实践课堂效率》

本土实践 篇4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实践

社会工作是一项起源于实践、注重实践的社会活动, 不论是它的发源地西方还是引进国, 都普遍认可这种观点。在中国, 也存在一批逐渐成长起来的社会工作队伍, 他们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案主, 做着各种实践, 社工所遵守的价值、伦理成为这些行为的指导, 往往具有社会环境以及历史环境的印迹。由于社会工作发源于西方, 因此即便是近些年来引进国内的社会工作也依然带有浓重的西方文化、制度、历史的色彩, 如何将“舶来品”为我所用, 这是近些年来国内社会工作界内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

一、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从概念本土化到特色实践模式

之所以在这里提及“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个概念, 是因为在国内如果谈及社会工作的定义, 那一定是有中国本土气息的社会工作定义。对社会工作的定义终究是为了能够指导社工的实践以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社工, 而并非仅仅是一些晦涩的概念, 这需要依据我国国情找到适合的方法。因此, 对社会工作的理解, 一定是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

(一) 本土社会工作的界定

狭义的社会工作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嵌入式的专业助人活动, 通过政府买购社会工作岗位, 雇佣专业社会工作者, 运用专业知识技巧, 遵守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伦理, 在各种需要服务、帮助的领域为个人、家庭、群体、社区等进行服务, 整合社会资源, 以协调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职业活动。广义的社会工作是指社会中存在的所有有组织的助人活动, 它们存在于各个领域, 包括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以及民政部等政府部门的一些工作。

(二) 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特色

1.行政化色彩。我国有关部门的权威定义: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遵循专业伦理规范, 坚持“助人自助”宗旨, 在社会服务、社会管理领域, 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 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 整合社会资源, 协调社会关系, 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 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 促进社会和谐的职业活动。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盟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 于2001年6月27日哥本哈根联合通过社会工作的国际定义:社会工作职业促进社会变迁与人类关系的融洽, 加强和解放人类对福祉的追寻。社会工作借助人类行为与社会系统等理论帮助人类更好地与环境交流融合。它是基于人权与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而开展的。

国际定义更倾向于去关注作为人的基本感受, 落脚点在于人与环境的融合;而国内定义注重社会整体的融洽, 从政府、国家的角度去俯瞰社会工作, 虽顾全了大局, 但忽视了人的感受, 这似乎与社会工作的初衷相悖。实际上, 中国的社会工作也并非完全是从国外引进, 早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中国化的社会工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职能有所转变, 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大包大揽, 但社会工作的成长仍然不能脱离政府的帮助与扶持。

2.嵌入式发展。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这篇文章中, 王思斌老师提到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是“后发性”和“弱势性”的, 应该让社会工作融入到中国的现状中而不产生任何排斥现象, 即“嵌入”。而在当下政府主导的社会事务中, 社会工作最好的融入办法就是嵌入到政府的日常事务领域中去, 这样既拥有了丰富的资源, 得到了信任, 也无需再向社会灌输一个根本陌生的职业与服务。同时, 政府也会因为社会工作专业细致的服务而树立更好的形象, 巩固社会治安稳定。

3.单一的服务对象。在发达地区, 通常有社工主动去扩展的案例和传统, 即当事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需要此类服务, 但经过社工主动接触说服后, 同意接受服务。那么为什么在国内, 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往往是“需要服务”的群体或个人, 并且这些案主还是政府角度上的需要接受服务的人呢?例如失业者、留守儿童、失独老人等。我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目前还是各个领域的弱势群体。

二、社会工作本土化——从理论本土化到本土价值观

在米尔斯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 作者花费了一整章的内容去批判宏大理论, 并且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一书为例, 向读者解释什么是宏大理论, 怎样使飘在高空中的理论回到现实中, 指导人们的实践。之所以出现宏大理论, 米尔斯的解释是:在社会科学界, 如果有人以晦涩难懂的论断去写成文章, 则会被看做是一个“科学家”;而如果有人以一种明白晓畅的文风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则被贬低为“纯粹撰稿人”, 因此, 很多人为了使自己成为所谓的“科学家”, 获得地位, 而变身为宏大理论的创造者, 其实宏大理论与主旨的复杂性、思考的深刻性毫无瓜葛。

其实,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价值都被罩上了合法性和强制性的光环, “通过把权威与为人们广泛信仰的道德符号、神圣象征和法律准则相联系, 那些掌握权威的人尽力证明他们对制度统治的正当性”①。例如, 现实生活中我们对法律的敬畏和遵守, 甚至“遵纪守法”俨然已被写入公民道德了。“遵纪守法”已经被内化为一种价值取向, 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共享。那我们为什么要遵纪守法呢?用米尔斯的话来说就是“制度的统治者成功地垄断甚至强行灌输了他们的支配符号”, 让我们以为这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价值取向, 而并非是他人所强迫的。简言之就是, 遵纪守法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也会去这样做。米尔斯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社会均衡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化和控制手段都齐全时, 怎么还有人不守规矩?”作为需要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一套理论也是这样, 为了避免一套理论遭到打破或推翻, 确保理论能够顺利地指导实践, 使理论成为人的内化价值并且共享则是理论本土化的必要途径。

在社会工作领域的, 理论就是社会工作从业者所共享的, 能够指导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一套价值模式。这套模式能够告诉从业者如何思考、如何工作。

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一个误区带来的反思

(一) 一个误区、一个案例、多种实践

“社会工作没有独特的专业理念, 什么人都可以做社会工作”。这个误区误导了很多人很长时间。首先可以肯定地说社会工作是需要理论指导的, 并且拥有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 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从事的一个职业。

案例:老张今年五十岁, 曾就职某大型工厂, 一年前工厂倒闭, 老张下岗了。由于年纪大, 又没有什么专业技能, 老张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每天呆在家里情绪很低落, 不喜欢说话, 脾气也越来越大, 稍有不顺心就同家人发脾气。②那么对于这个例子, 用专业理论该如何解决呢?

理论运用一: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 个人所在的各个系统层次是一个层层相扣的巢状结构, 强调社会工作实务目标是使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能够适应环境的要求, 所以可将焦点放在四个方面:促进人们成长发展;增强人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消除环境对人和群体的阻碍;增加社会和物理环境对人们需求的回应和养分的提供。

本案例的工作目标就可以设计为:1.通过促进老张个人的成长, 增强他对下岗和找不到工作的接受能力;2.通过联系老张的各个社会支持系统, 帮助老张发掘各方资源, 学些新技能, 找到适合老张从事的工作。

理论运用二:优势视角和增能理论

优势视角认为每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都有其内在的能力, 只要存在适当条件, 就可以建设性地发挥自身功能。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协助案主从压抑中释放自己, 帮助案主自我增能。

本案例的工作目标就可以设计为:直接介入。1.促使服务对象利用现有资源。 (1) 帮助老张运用现有内在资源, 发挥个人优势, 改变原先不合理的分析态度和方法, 采取正确分析态度和方法, 使老张重新找回自信。 (2) 改进老张扮演社会角色的技巧, 发掘他的潜能, 帮助他建立积极人生观。 (3) 帮助老张充分利用现有外部资源, 加强同家人及朋友的沟通, 改进交流方式。2.危机介入。 (1) 对老张进行心理疏导, 运用心理技巧帮他缓解压力, 放松心态, 鼓励他勇敢面对现实, 尽快走出失业阴影。 (2) 帮助老张宣泄由下岗、找不到工作带来的低落情绪和脾气, 给予支持。 (3) 帮助老张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使他重新树立个人自信, 恢复和发挥自身功能, 走出危机。

两个理论分析同一个案例, 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肯定存在的。而且, 在一个案例中, 有时会因为复杂性而涉及到很多理论的综合应用。试想如果社会工作没有理论, 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会根据常识看待和解决老张的问题, 我们无法看到老张的优势, 因为他在我们眼中是弱势群体。我们也不会觉得老张出现的这些状况、情绪有何不妥, 因为有太多人跟老张一样, 需要一份工作, 有人提供一份工作, 老张欣然接受, 并且十分感激。结果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出现了, 可能是遭遇工伤事故, 可能是家里出事, 老张又陷入了悲观情绪之中, 甚至比之前更严重, 他要怎么办呢?所以社会工作的内涵就是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去教会案主一种应对问题的方法, 授之以渔。

(二) 实践中完善理论

还是刚才老张的例子, 假如社会工作者在运用理论的过程中发现, 某些理论是不能解决老张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社工就会发现理论存在的缺陷, 可以通过实践情况进行改进。因为当初制定理论的人也未必把所有的情况都经历过。所以理论来源于实践, 并能够指导实践。

常识不能等同与理论, 一般人通过常识去考虑出来的问题有可能会同通过理论得到的结论相同。常识往往会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这样的, 但是理论则会告诉我们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以及它怎么变成这样的, 而不是另外一种模样。用刚才的例子, 从常识角度帮老张找份工作不就什么都解决了?但是以后老张遇到问题了他怎么办?他能顺利解决吗?我们需要理论回答, 为什么帮助老张, 老张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 社工通过怎样的办法使他不再重蹈覆辙, 这就是实践中的理论, 在实践中完善, 帮我们看懂、看透事物背后隐藏的真相, 从而避免再次走入误区。

参考文献

[1]米尔斯 (美) .社会学的想象力[M].上海:三联书店, 2005.38-39.

[2]王思斌, 谢立中, 马凤芝等.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历史与现状[J].中国社会工作, 1996 (02) :52-56.

[3]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 2011 (02) .

[4]刘威, 周娟.内源性发展范式中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选择[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8 (02) :170-172.

本土实践 篇5

**中心小学**

暑假期间,我认真拜读了夏雪梅博士的著作《项目化学习设计:学习素养视角下的国际与本土实践》,通过这本书,让我从理论的高度上来理解如何设计高效课堂,如何通过项目化学习来提升教师素养和学生的学习素养。

夏雪梅博士曾经这样提问过:“语文、数学学科可以进行项目化学习吗?在这些学科进行项目化学习是否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成绩?在这些学科进行项目化学习的课时够吗?一线教师有能力开发这样的项目化学习吗?”

这些问题几乎是语文、数学基础学科学与教变革的“标配问题”,也可以看出来自方方面面的改革阻力。有时候,上级教育部门往下进行任务布置的时候,落实到学校、班级、老师、学生等具体单位和个人身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有时因为对上层设计没有理解透彻,在实行环节就会出现虚假现象。比如学生活动看似丰富,其实在主要学习领域、学习方式上还是趋于传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拓展型或研究型课程的项目化学习质量不高,活动热闹而思维含量不足,这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作为语文学科教师,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根据观察总结发现,学生有可能知道了很多知识,但解决不了问题;学生有可能很会吸收知识,但提不出自己感兴趣的有价值的问题;学生有可能学习了很多解题方法,但情境一换就不知道如何处理了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是驱动我们对自己课堂进行变革的原动力。

在细致地研读了这本书后,我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教学设计,决定在新学期进行项目化学习设计课程教学。结合暑期进行的统编语文教材培训,根据新教材单元性强、易于整合的特点,采取项目化学习单元探究的方式,有机地、模块式地组织教学。而且项目化学习的单元设计要比一般的单元设计更凸显探究性与高阶思维的特征,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包容、整合程度更高。因此我希望在新学期的语文教学中进行新的尝试,通过实践探究来验证项目化学习设计的真实与高效。

综合实践活动本土化资源的挖掘 篇6

一、发掘校内“显性”资源,搭建学生探究的平台

学校的外显性资源是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第一手资料,这种资源具体、可见,只要稍加整理就可成为我们活动服务。如实验室、图书馆、劳动基地等,都可成为师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探究平台。

1、开放时间和空间,充分发挥各类专用教室的效用,搭建实践平台

实验室、网络教室、图书馆等专用教室为开展探究性实践活动提供了很好的舞台。如在开展“家乡水污染现状调查”这一主题时,学生需要了解“简单测定河流污染程度”的实验要求,这个看似需要专业机构帮助的事情,完全可以在科学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在科学实验室利用PH试纸检测取样水PH值以测定水源污染程度解决,并在以下的活动阶段中又可通过网络或图书馆查找资料了解水净化的知识。可以说,在整个活动中各个专用场所发挥了最大的教育辅助功能,给学生搭建了一个优秀的活动辅助平台。

2、把权力放给学生,积极利用常见资源的研究价值,创设探究舞台

我们要积极去挖掘校园中常见资源的作用为我们综合实践活动服务。如在开展“废物利用”这一活动时,学生通过采访和网络了解到了不可回收垃圾是没有用处的,但仍有学生提出异议,他认为像餐余垃圾也可以作为土地的肥料使用。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学校西侧的一片面积约60平米的行知实践园地,正好用来作对比实验。一边埋了部分餐余垃圾,一边是原土地,两边各种上了一些豆芽苗,经过几天的实验,我们惊喜地发现:埋入餐余垃圾的豆芽苗的茎和长势确实明显好于另一边。事后,我们电访了镇农技站的张技术员,他认为少量的餐余垃圾对土地的肥沃确实有一定的用处,学生进一步研究土壤奥秘的兴趣一下子激发起来了。就是由于我们将研究方向的权力下放给了学生,让学生有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而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完事才有了人人爱研究性学习,人人参与研究性学习的场面。

二、发掘校内“隐性”资源,开发具有本校特色的实践研究课题

一所学校“隐性”的资源蕴存于学校特色、校史等不可见素材中。需要师生的的开发才可呈现为活动的资源。

校史就是一部学校办学的进行曲,在这其中就蕴含着许多可研究因子。我校有着近百年的办校历史,校址几轮搬迁,校名几经更改,校园不断扩建,校长多轮换届,培养了一代代的社会主义新人。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底蕴是值得学生去研究,去探索。在研究中激发学生热爱学校,为学校争光,树立“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我为荣”的思想。为此,我们以《坛小100年》为大课题,在大课题下开发了许多子课题,对学校进行研究。如学校历史篇—《坛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坛小,我以你为傲》等;学校特色篇—《办学特色》、《教学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特色》等;学校风采篇—《教师的奖状》、《学生的奖状》、《学校的荣誉》、《师生风采》等;

三、发掘社区资源,开发富地方特色的实践研究课题

1、利用社区的历史遗迹,开发以“传统教育为主题”的实践教育资源

在近现代的革命史中,我校所在社区出现了多位革命志士。为此,我们设计《荣誉与责任》主题活动,通过寻访老红军、听老红军讲过草地的经历、坛丘抗日史、志愿军老战士谈抗美援朝故事、祭扫革命烈士墓等活动有序开展富有传统教育意义的综合实践活动。

2、利用社区的建设成就,开发以“爱国教育为主题”的实践教育资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社区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条干净宽敞的公路连通四面八方、新农村建设成了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老百姓的收入逐年提高,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楼或别墅,大部分家庭都购有小轿车。这些成就,是改革开放前,所无法相比的。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围绕《走进坛丘,了解坛丘》《坛丘的古与今》《小眼睛看坛丘》等课题,引导学生看一看(看村容村貌)、访一访(访村里干部)、问一问(问家中老人)、算一算(算经济收入),使学生切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给百姓带来了真实惠,从而立志好好学习,将来建设更美好家园的情感。既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能培养学生的情操,形成良好的品德。

3、利用社区的凡人新事,开发以“道德主题”教育资源

在近代,从社区走出了不少体艺、科技、化工上的国内外名人。利用名人效应,激发学生向名人学习,立志报效家乡的良好情操,更是由于这些名人就生活于学生的周边,易激起学生的研究兴趣,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家乡名人》课题研究,通过访问、调查等活动了解名人的成名之路,使学生在开阔自己的视野的同时,也受到了良好的道德熏陶。

总之,综合实践资源的开发应紧紧抓住“本地”两个字,根据学生的实际和学校的需要,构建具地方特色的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新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开发出适合学生口味,便于老师操作,有学校特色、地方特色和个性特色的活动资源,才能真正提高综合实践活动实效。

本土实践 篇7

一、扎根本土文化是教学改革之需

当前, 农村初中语文活动课教学普遍存在着两难境况:一方面农村学生普遍存在动手能力差、交往能力差、反应能力差、创造能力差等问题, 这与农村学校语文活动课长期不被重视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 加强农村初中的活动课教学刻不容缓。另一方面, 农村初中语文活动课教学又面临着“推”而不“动”的尴尬。一是观念上滞后, 导致政策失效。面对竞争激烈的中考和高考, 许多学校领导和教师认识不到位, 观念滞后, 理论上素质教育轰轰烈烈, 实际上应试教育扎扎实实, 导致活动课的开设与否一个样, 开设好坏一个样。二是认识上的偏差, 导致内容失真。许多农村初中教师都把语文活动课当作学科课程的点缀或附属物, 对语文活动课的作用、目标、内容等知之甚少, 而经费、时间、场所、人员对象等也无法保证, 内容无序, 随意性强, 从而严重失真。三是实施上的偏差, 导致操作失当。许多学校都只是把先前课表中的“课外活动”换成了“语文活动课”, 在教学模式上完全照搬学科课程模式, 与实际严重脱节, 且毫无创新。四是评价上的偏差, 导致管理失控。以考试为中心, 忽视了学生在禀赋或起点上的差异, 忽视了当地文化特色和社会需要, 致使语文活动课一直处于“非管理”状态。

要摒弃功利主义, 真正从学生的发展上考虑,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 农村初中语文活动课教学就必须在改革中寻找新的突破口。在广大农村, 具有独特风俗的地方文化, 能使学生感受到人文情愫的魅力。如果语文实践活动向本土文化延伸、迁移, 对学生提高语文素养、阅读能力就一定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扎根本土文化是农村的发展之求

当前, 新农村建设正开展得如火如荼, 两个文明建设也在高速发展, 农村亟需适应性人才。从发展农村经济现实来说, 农村需要会写合同、广告词、请示报告、产品说明书、契约等的实用型人才;从民俗礼仪来说, 农村需要会写请柬、祝辞、题词、讣告、悼词、碑文、对联等应用文的人才;从宣传与民事活动来说, 农村需要能写通讯报道、演唱材料、广播稿等新闻写作的人才;从普法方面来说, 农村需要能写起诉信、答辩状等的人才。由此可见, “语文”在农村大有用武之地, 要使语文教学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就应该从语文实践活动入手, 让学生从小接触社会。

但据笔者调查, 在某农村初中学校的初三年级中, 能写介绍信、合同书、说明书、电报、广播稿等8种应用文的学生不超过被调查人数的30%, 其中, 会写合同书的只有7%;会写演讲稿、广播稿的人数占36%;能作对联的只占3%;会写调查报告的只占2%;能用毛笔写告示、通知的只有5%。而目前, 多数农村语文教学都脱离了农村的实际需要, 要补上这一课, 语文教学就必须扎根农村生活实际, 通过语文实践活动这个渠道, 培养乡土人才。

三、扎根本土文化是教师的解困之策

新课标指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 去努力开发, 积极利用。”要破解农村初中语文实践活动课资源不足、实施不力和针对性不强、学生积极性不高等难题, 积极为新农村建设培养适应性人才, 农村语文教师就应该深入挖掘本土文化, 使语文活动课形成体系, 让学生兴趣盎然。

首先, 要选择反映本地农村生活的优秀文章作为补充教材或乡土教材, 使语文活动课生动活泼。教科书所设计的综合性学习活动是有限的, 仅仅是为每位教师提供范例, 教师应有意识地结合本地实际, 自主开发综合性学习的内容与主题, 以丰富语文课程资源。比如, 郧县开发的地方课《古河美读》, 内设郧阳名家的诗歌选读、郧阳名家小说选读、郧阳新闻消息选读、郧阳民间文学选读、鄂西北山水名文选读、郧阳历史文化略览等10个单元, 为教师开展语文活动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增加了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度。

其次, 要开展农村社会调查, 进行交际与写作训练指导, 以提高活动课的实效性。当前, 农村文化站 (室) 大多已经建立, 需要大批文艺节目创作和表演人才;村广播室也需要采编人员和播音人员。语文活动课要紧密联系农村生活实际, 开展适应农村特点的语言交际和写作训练, 让学生在调查中写, 在写中调查;在调查中改, 在改中调查, 从而迅速提高农村中学生的书写能力, 以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第三, 要充分挖掘农村本地的自然风光、史迹名胜、乡风民情资源, 对本地历史或当代的名人、地方的习俗、民间传说、村庄、桥亭、古建筑、山地等得名或传说等进行整理, 切实加强语文活动课的组织与管理, 使学生在获得广泛的人文知识和技能的同时, 提升情感价值, 使学生在学会欣赏和追求中、在学会交流和合作中、在学会应用和创新中塑造文化人格。

高职教学改革坚持扎根本土之实践 篇8

高职教学改革要有开放的创新视野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必须扎根本土, 应坚持中国国情, 要有开放的视野, 在教学改革探索中要深入思考并踏实地付诸实践。今天的高职教学改革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教育创新改革, 不是自我封闭的教学改革,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创新是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但是, 现在的高职教学改革存在两类不良现象。

(一) 拿来主义

目前, 一些模式已成为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主流模式, 形成以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为引领的课程教学改革, 纷纷将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过程、教学评测等改革套用几种模式, 这种开放性的“拿来主义”视野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丰富了我国高职教学改革。但是, 这种高职教学改革融入中国教育国情有多少?以新西兰和荷兰为例, 目前, 新西兰有50.5万名学生分别在35所公立和540所私立高等院校就读, 平均每所院校不足900名学生, 还不到我国一些高等职业院校一个系部的学生数;新西兰高等职业教育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为劳动力资源开发进行技能型教育和培训;培养有实际经验的应用型人才, 使学生毕业前有工作经验;校生均数较少为教学改革实施小班化教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小班化保证了师生互动和更好的效果, 小班化保障了教学既能同时满足学校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的要求, 又能满足企业对专业技能人才的要求, 甚至是家长对学历和技能的双重要求;教学不仅培养学生的技能和能力, 更注重拓展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荷兰的职业大学被称为Hogeshool, 地域性十分鲜明, 由当地政府、经济体、社会构成的三角中心是Hogeschool。每个Hogeschool中都设有中小企业局的办公室, 它们代表当地企业的利益, 参与学校管理和教学活动, 是学校专业的直接合作伙伴, 全国38.3万名学生从入校的第一天就知道它们的存在。实习、兼职工作都可以通过中小企业局联系, 当地的就业中介机构也在学校设有自己的办公室, 社会和学校 (学生) 合作的空间距离被大大缩短。每个专业都有一个行业代表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参与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教学实施、毕业评估, 从始至终。随着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对知识结构和人才能力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Hogeschool顺应这个变化趋势, 调整自己的办学思路, 从单纯提供人才 (毕业生) 的传统办学模式上升为学校 (专业) 作为合作伙伴参与和承担当地中小企业的知识创新活动, 教育与企业的结合在此得到突出的体现。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现阶段, 经济体与高等院校结合的保障机制和运行机制还有待发展, 社会和学校 (学生) 合作的空间还很大, 这种“拿来主义”的教学改革模式在中国土地上能够生存多久?

(二) 山寨文化

高职教学改革中的“山寨文化”现象, 源于“拿来主义”在中国教育土壤上孳生的只模仿、不创新的教学样板, 在企业需求驱动和“教育专家”导引下孕育的产物, 诸如项目教学、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做中学、生产过程系统化教学方法, 典型地缺少扎根本土教育的根系, 教学改革实践中融合中国教育国情的因素较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 教育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必须使他们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人。我国高职教育在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时, 不但要回答“会不会做”, 即能否运用专业知识理论和技术手段合理地解决问题, 更要在教学过程中回答“该不该做”, 即是否经济划算, 是否符合政策法规、社会公德、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的要求。以高职可编程控制技术 (PLC) 专业课为例, 普遍采用学习情境模式下的项目任务驱动或案例式教学法, 通用教材多达100种版本, 教材中典型案例有小型电梯、洗衣机、楼梯灯、抢答器、自动售货机控制等, 对此, 笔者想说的是:国际上任何一款PLC控制器产品少则数百元, 多则数千和上万元, 而用普通单片机或集成芯片加上低廉的电子器件等来控制上述教学案例工程, 一般几元、几十元即可解决。在课程教学改革实施中很少考虑经济性、企业和客户的可承受度, 更谈不上控制设计工艺性。在高职管理、商务、艺术类等专业课教学改革中追求项目式、案例式、情境式等教学法, 融合本土的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等因素较少, 这种为了教学改革而改革的教学法, 在当前我国高职教改中甚为流行。

目前, 高职教育既面临着中国社会的转型, 又面临全球竞争、经济危机和就业压力带来的挑战, 加上网络化、全球化、教学手段和教学理念创新的挑战, 对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更加艰巨的任务, 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时代背景。要提高高职教育质量, 今日的中国高职教学改革必须超越“做什么都是统一模式”的从众行为, 同一种教学方法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院校、不同的专业甚至是不同的课程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尽相同的。坚持中国高职教育现阶段的国情, 坚持扎根本土, 应有开放的创新视野。珍贵的民族文化传统、经济产业发展现状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根基, 教学改革应把根留住。

高职教学改革要在继承中改革、在改革中继承

我们需要有真知灼见的职业教育家来办学, 更需要有大批的职业教育教学一线人员来实践高职教学改革这一艰巨的任务。

(一) 要保持教学在继承中改革, 在改革中继承的心态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 我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这就注定了继承的必要性。但真正有意义的继承是在改革中继承, 因为任何时期的教学过程或教学方法都存在不完善或不适应未来发展的因素, 这就需要教学与时俱进, 需要改革, 所谓“变则通, 通则久”。对过去的教学方法、手段、理念、做法的改革与变化不等于否定过去, 说某种课堂教学法需要改变, 并不等于此前的做法是错误的, 只是表明以前的教学法已经不适应当前高速发展的高职教育需要。

(二) 要保持以高职教育目标来端正教学改革的心态

高等职业教育目标是以就业为导向, 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中高等技能应用型人才, 有别于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的教学目标, 后者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高等技能型、研究型人才;高等职业院校教学改革应紧扣以就业为导向, 就业是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的命脉, 教学改革的宗旨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具有服务意识和创业精神的中高等技能应用型人才去服务社会。一切高等职业教学改革应端正心态, 正确定位, 安于本位。坚持中国国情, 扎根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目标和层次。

(三) 要保持教学改革敢于批判的心态

拥有长远发展的心态, 是我们高职教改不断前进和不断完善的动力, 未来的高等职业教育要在不断的自我批判中成长并增强自己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 教学改革就是对过去某些教学做法的批判。要敢于面对国际国内教学改革, 这是我们的教学改革获得开阔视野的条件;要勇于自我批判, 这是我们的教学改革获得不断前进的动力。

高职教学改革要落实科学发展观

高速发展的我国高职院校教学改革要避免脱离本土实践的现象, 又要避免什么都要自己从头做起。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设计新的教育培训需求, 这就是科学发展观, 同时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教育要发展, 根本靠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 坚持科学发展观, 为高职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 学会动手动脑, 学会生存生活, 学会表达沟通和社会活动的能力, 学会做事做人, 具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不断进取的毅力、团结协作的精神、良好的个人修养等, 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和主动服务社会, 开创美好未来。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改革攻坚、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全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度、敏感度、期望值空前提高, 教育工作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 高职教学改革要坚持扎根本土强基固本, 不断提高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既要有全球视野、瞄准国际前沿、借鉴经验、应对挑战, 又要坚持一切从基本国情出发, 牢牢把握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坚持中国职教国情, 坚持科学发展观, 与时俱进是教学改革者应牢记的基本准则。只有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从国家中长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角度思考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理念, 需要高职教学改革实践者改变观念, 不断探索, 不断进取,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学改革之路。

摘要:针对目前高等职业院校教学改革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及其根源, 提出教学改革应坚持扎根本土实践, 一切教学改革应走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之路。

关键词:高职院校,教学改革,本土实践

参考文献

[1]Yongbo Lai.International teachingreform and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cur-riculum of China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C].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 Education and Sports Education.2010, July17-18, Wuhan, China.IEE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ress:85-87.

[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EB/OL].http://www.edu.cn/html/e/jiaoyuguihuagangyao.htm.

[3]蔡俊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实证分析[J].高教探索, 2008, (3) :49-52.

[4]欧盟Asia-Link项目“关于课程开发的课程设计”课题组.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领域课程开发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5]温家宝.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EB/OL].http://news sina.com.cn/c/2009-10-11.shtml.

[6]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职教改革与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EB/OL].[2009-10-09].http://www.edu.cn/fa_zhan_283/20091009/t20091009_411411.shtml.

[7]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特色和质量[J].中国大学教学, 2005, (12) :4-6.

本土实践 篇9

当前, 语文课文作为阅读材料的文本内容, 学生的阅读训练量太少, 深度也不够。因此, 语文教师应有意识地从课外引入一些相关的阅读语段, 来丰富学生的阅读积累, 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充实学生的精神家园。教师可以通过身边的历史名人等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来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

一把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作为拓展性阅读的内容

现在的语文课堂教学情况不尽如人意, 而且语文的学习, 其主要的功夫是在课外。单纯凭借语文课堂上学到的一些知识, 是完全不够的。如果学生带着功利的态度来对待语文学习, 那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是绝对没有好处的, 许多学生宁可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数理化也不愿花些许时间去学语文, 因为他们觉得学习语文的效果不太明显。我们如果能够很好地发挥课外阅读的潜在功能, 就可以在极大程度上改变语文学习的现状。只是目前好的课外读物太少, 如果对学生没有做到很好的引导, 就容易使其陷入“武侠热”“言情热”“奇学异幻热”“网络小说热”等, 这将对正常的语文教学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怎样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选择好的读物, 教给他们正确的阅读技巧和方法, 让他们获取一些有益的信息, 这对语文教学来说, 也是有益的。

1. 采用链接课文式的阅读拓展方法

结合语文教材的内容来挖掘与之相关的本土历史文化资源, 这不仅是对阅读文本的再次挖掘, 而且还是语文教学拓展阅读的很好材料。如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 我们可以以课文为依托, 立足连江县的本土文化资源, 适当地选择关于连江县的名家作品来拓展阅读。在教学李弥逊的《东岗散步》时, 其中描绘:

饱饭东岗晚杖藜, 石渠横渡绿秧畦;

深行径险从牛后, 小立台高出鸟栖。

问舍谁人村远近, 唤船别浦水东西。

自怜头白江山里, 回首中原正鼓鼙!

李弥逊 (1086~1165) , 字似之, 号筠溪居士。北宋哲宗元祜年出生在连江城内后下街。大观三年以上舍正奏名登进士, 出任箪州司户, 改阳谷县主簿。政和年间升起居郎, 以议事切直, 贬庐山令。宣和末, 起知冀州, 金人犯河朔, 逊出资财, 募勇士, 修城垣, 决河堑, 出奇兵截击敌骑, 斩获甚众, 金兀术率兵北走, 戒勿再犯此境。靖康元年, 召为卫尉少卿, 出知瑞州。建炎元年为江东转运使判官, 代理安抚司事。绍兴七年迁起居郎, 抗论犹昔, 条“六事”上之。是年冬, 迁中书舍人, 旋试户部侍郎。秦桧专国, 赞和议, 群臣率阿桧意, 不敢违。逊又力争。桧邀之私第, 曰:“政府方虚员, 苟和好无异议, 当以两地相浼。”逊答曰:“弥逊受国恩深厚, 何敢见利忘义。”次日再疏, 条分缕析和议之不可行。逊言既不用, 累乞补外, 知端州后改知漳州。绍兴十年, 归隐连江西山濂湖, 放吟垂钓, 徜徉山水, 尝自咏:“宁归湖畔钓, 月白与风清。晨昏听玉漱, 潇洒一身轻!”落职家居二十余年, 虽常忧国, 但无怨怼, 不请磨勘, 不乞仕子, 不序封爵, 以终其身。李弥逊正直立朝, 不阿权相, 在社稷安危之际, 力排和议, 不为利诱, 其一言一行开多士之先河, 树群彦之楷模。乾道元年病卒, 终年八十岁, 谥忠肃, 墓在连江县石门寺侧。

2. 采用主题延伸式的阅读拓展方法

“语文课本中的范文, 有它的阅读借鉴价值, 但因时代的差异, 或因空间的隔阻, 或因风土人情的不同, 学生在理解课文的思想感情进而学习观察, 表达的方法上多少存在抽象、陌生之感, 容易产生可望而不可即的心态, 往往影响学生反复阅读的兴趣。而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 在思想内容上恰好能够弥补课文的上述不足之处, 题材内容、思想感情均为学生所了解、熟悉。”如在古代诗歌鉴赏的教学中, 可以结合连江县本土的历史文化名人所写的诗歌进行比较阅读。如在教学王维的田园山水诗《山居秋暝》时, 就可以把连江乡贤吴文华的《游玉泉山》作为拓展比较阅读的内容。

3. 采用本土文化熏陶式的阅读拓展方法

如今的语文教材十分关注有关民风民俗方面的内容, 这对如何开发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是一种很好的导向。许多乡土资源、民风民俗等方面的资源是学生作文的很好素材, 许多作家都曾经用他们那生动的笔墨去勾勒他们眼中的美丽而质朴的民风民俗, 如明代连邑名人吴文华的《游玉华山》、郑思肖的《心史》等, 这些诗词写的都是连江各地淳朴的民风民俗, 通过作品的描述, 让人可以深切感受到浓郁的地方本土文化气息和他们的生活乐趣。教师在日常的语文阅读教学中, 可以进行拓展阅读, 把与连江有关的民风民俗资源作为阅读材料放在课堂中。我们在课堂上把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 负责搜集有关连江本土特色的民风民俗资源, 整理成文后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辅助材料。如“立春、春节、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廿四夜祭灶、除夕”等传统节日岁时节令及各种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习俗、岁时节俗等都带有浓郁的连江地方特色。让学生对自己身边的民俗风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是一种本土地域文化的熏陶。许多作家小时候就是在本土民间文化的滋润下成长的, 他们非常熟悉民间风俗民情, 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写作素材, 也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把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作为比较阅读的内容

语文的比较阅读, 是指把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一定关联的阅读材料集中起来, 一边比较一边分析地进行阅读的一种方式。进行比较阅读时, 首先要选好比较对象、确定关键比较点。也就是要善于从不同的阅读材料中发现它们在内容及形式上存在的各种联系, 从中抓住它们之间的主要联系, 这样才能找准比较对象, 明确它们间的比较点。语文课本中有很多文章与连江历史文化资源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两者之间可以找到许多比较点。

1. 将同一题材的审美元素进行比较阅读

语文教学与审美教学虽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但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两者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具体教学中, 老师一方面要抓住一些精彩传神的关键性的字词句, 把学生带入其所展示的优美境界, 让他们在美的氛围中享受到艺术的熏陶, 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抓住震撼心灵、令人陶醉的意象和形象, 引导学生深入体味、领悟阅读材料中高超的语言艺术, 提高其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的能力。而本土文化资源刚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审美阅读平台。

2. 将相关的内容进行比较阅读

在语文教学素材中, 我们可以根据作家、作品中提到的相关内容找到联系点, 进行比较阅读。

如在教学《过零丁洋》时, 笔者在课堂上引入连江文化名人吴文华的游记古文《游玉泉山》, 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心向南宋、冒死南归的一片忠贞爱国之情, 这也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动诠释。这两篇文章之间在所要表现的主题上有着很大的关联, 学生在比较阅读之后就会进一步增强对英雄人物的亲切感, 从而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作者的爱国热情。

文天祥是距离我们十分久远的爱国诗人, 学生对他的了解仅源于文本, 但读了这首诗后, 一下子拉近了与诗人的距离, 更能激发起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家乡自豪感。这两首诗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作者的爱国之心。特别是比较阅读后, 学生对诗词主题的理解也就会更透彻。在阅读中经常通过文本和本土文化的分析和比较, 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就会更为深刻。

将本土文化资源渗透在教学中, 不仅能让学生获得丰富的语文知识, 更能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使学生深刻了解本土的文化和英雄事迹。代表本土文化的作品本身包含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人文方面的内容, 它不仅深刻地震撼学生的心灵, 塑造学生的心灵, 甚至会影响其一生。

摘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并涌现出了众多著名的乡贤文人, 为后人留下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 这一系列的历史文化积淀对各地学子而言, 无疑是得天独厚的资源, 我们如能在语文阅读教学中融入地域性本土历史文化知识, 必将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关键词:本土文化,民风民俗,语文阅读,拓展比较

参考文献

[1]冯癑.一个被忽视的教育课题:如何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N].中国青年报, 2003.11.20

[2]彭晖.依托乡土文化开发语文校本课程[J].江西教育科研, 2005 (6)

本土实践 篇10

1强化设计始于建造的思维模式

数字化建造技术的出现使建筑生成方式更加多样化, 建筑设计更加开放化。从建造出发, 调整设计思维模式, 形成“建造引导设计、设计推动建造”的开放式建筑生成过程。

1.1表现模型转向建造模型

模型制作自始至终是建筑师把握设计的主要途径。但受限于比例、尺度等因素, 从手工艺开始, 建筑模型对建筑设计的控制力仅限于体量关系、虚实变化等大尺度的推敲。深入到建造层面, 建筑师只能单独制作节点大样的构造模型来表达建筑局部构造关系。二者界限分明难以融合, 建筑师在专业职能不断分化的过程中渐渐远离构造模型, 建造对于建筑师来说不是必要的考虑因素。数字时代伊始, 三维数字模型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模型尺度的限制, 我们可以在一个模型文件中直观了解建筑的整体关系与每个细部。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归构造模型?

数字时代建筑受到复杂性科学影响, 反映着生命体的有机特征。建筑的空间、功能、形式与物质化的结构、材料之间已经不再是从属与依附关系。设计与建造的复杂性关联使得建筑师必须对设计与建造过程整体把握才能使建筑完美地表达出自己生物意图。因此, 在数字化技术提供的信息模型平台下, 传统的建筑“表现模型”有必要转化成“建造模型”, 从建造视角审视建筑设计方法与过程, 要求我们在运用模型进行建筑推敲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材料、结构、施工工艺等建造的各个环节。这样才能在设计过程中提前对建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正确预测, 从设计阶段做出调整, 实现对建筑设计的深度突破。

建筑设计与建造数字化过程刚刚起步, 未来长时间内传统的设计模式仍占据主要地位, 将建筑表现模型转化为建造模型的方式对传统设计方法仍然有效, 尤其是在当下中国, 这个方法是解决设计与建造脱节的关键步骤之一。清华大学庄惟敏教授设计的钓鱼台7号院项目 (图1) , 为保证建筑完成质量, 推敲“砖”这种传统材料的搭接方式, 设计师在三维模型中对整个建筑外立面的建造过程进行模型制作, 每一条龙骨的位置都是在模型中推敲之后进行实际操作。

1.2设计与建造的逻辑图解

数字时代设计思想的核心在于用复杂几何取代简单几何, 用逻辑关系取代笛卡尔坐标体系, 进而完成建筑对生命特质的反映。关联因素的相互制约形成建筑的整体形态, 其本身就是基于建造逻辑的理性表达。北京凤凰国际传媒中心外表皮内外三层框架体系将整个建筑的造型逻辑清晰表达出来, 虽然“非线性”但依旧“理性”。

数字技术使我们的设计表达手段更加丰富, 针对本土建造技术的欠缺与建造者的素质缺失, 如何使设计思维贯彻到建造的每个细节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绸墙”施工过程中建筑师应用图解方法将建造方式传达给工人的模式或许是一种很好的启发 (图2) 。“绸墙”项目使用低成本空心混凝土砌块扭转建造极致平滑的建筑表皮以体现绸缎的概念。为降低施工难度, 建筑师减少旋转角度并制作6块模板, 正反有12个角度为砌块定位。

建筑师运用设计图解将设计思路清晰表达出来, 建造逻辑图解不仅可以清楚地将建筑内外结构、空间关系、建造方式以图形形式传达给相关建造施工人员, 更重要的是施工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经验通过建造图解方式对建筑设计进行反馈。这种基于图形的交流方式简单易懂, 消除建筑师与施工人员因行业不同引发的交流困境。

2选择适宜技术

建筑行业从来不是技术领先者, 对建筑技术要素中单项技术的提升与调整也并不是一味追求技术指标的刷新, 而是针对建筑所在地的整体技术水平与环境特征进行适宜性调整与可行性开发。这种做法能够使我国建筑行业在技术条件普遍落后、经济状况相对紧张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 实现对建筑精致性的追求。

2.1本土技术创新

数字时代技术同质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设计方法、审美取向的趋同导致建筑形态的雷同。全方位的数字化建造仍然是一个美好愿景, 当前理想的数控建造只能应对简单的建筑小品或建筑装置设计。建筑整体数控建造还处在理论阶段, 实现全球的普及要走的路还很长。

当下世界范围内建筑数控建造过程还都处于手工与机械结合的初级阶段, 扎哈团队在迪拜和中国的项目建造过程虽然相似但却又不同, 这说明不同地区传统建造方式与数控建造结合带来的建造特点不尽相同。我国在传统建造工艺尚不完整的情况下进行数字化建造融合, 势必带来一些新问题, “低技数字化建造”的说法也因此诞生。“低技”并不是对本土建造状况的轻视, 数字化建造并不避讳“低技”, 在“低技”的条件下实施数字化建造必定需要本土建筑师和相关专业人员的技术创新。前文提到的“绸墙”建筑师指导工人手工搭接过程就是对本土技术创新的一次实践。

2.2适宜性技术调整

建筑师对建筑设计与建造的控制力不仅表现在对设计方案完成度的追求, 更主要的是在对技术适宜性调整过程中表达建筑设计的理念。地方性建筑技术的差异要求建筑师在技术选择层面因地制宜、因材施技。鼓励使用地方性工艺、不一味追求技术的先进性是当代本土建筑师进行数字实践的基本出发点。

天津于家堡工程指挥中心外立面幕墙结构中 (图3) , 建筑师为满足其特殊使用要求, 从二层开始逐层布置回廊进行360度全方位观测。建筑内部不同功能对采光要求的不同将立面的采光信息转化成一个曲面, 依据曲面对外立面不同位置的开孔率进行调整, 表皮构件因此设计成一系列以旋转为逻辑改变采光率的几何构件。但渐变的表皮构件对精度的高要求不仅增加建筑成本, 也加大工人施工的组装难度。为适应施工需要, 将所有立面单元简化成6种不同标准模块, 然后对每个模块进行编排由此生成施工图纸。这样构件加工厂家只需要生产特定数量的标准模块, 现场装配工人也仅需要将不同构件按照其标号对应的图纸进行安装。

1 丨 钓鱼台 7 号院

2 丨 绸墙

3 丨 于家堡工程指挥中心

4 丨 上海中心大厦

5 丨 达沃斯会展中心

3整合建筑数字工艺体系

3.1完善BIM技术平台

建筑构件的实体化过程并不是数字化建造的全部, 从扎哈的广州歌剧院与罗马MAXXI博物馆整体建造质量的差异能够看出, 除了本土建造技术精度的缺失外, 更主要在于本土数字化建造体系存在漏洞, 不同专业不同软件之间的数据交换规则、虚拟建造过程等尚未健全。建筑技术体系是一个自组织系统, 系统内部材料、构造、生产、施工、防护、运营、维修等环节的整合能够提高整体生产效率与建筑质量。

当前国际建筑行业最成熟的系统整合平台是建筑信息模型系统 (BIM) 。欧美国家基于BIM平台应用软件普及率已经达到60%-70%。美国部分州政府已经通过立法要求建筑工程造价超过规定数额之后就必须采用BIM技术。而我国当前基于BIM平台的设计与建造工作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各大设计院开始关注BIM技术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上海中心大厦项目在设计初期采用Rhino建模并配合Grasshopper对建筑形体进行参数化设计, 生成建筑师满意的建筑形态 (图4) 。同时通过Rhinoceros Scripts脚本编程生成建筑表皮系统。在BIM平台深化设计阶段, 提取Rhino中的三维模型结构线在Revit中重新建模, 并配合Revit Structure、MEP软件进行相关结构运算和施工图的生成工作。

3.2提供建筑生命全周期的技术服务体系

目前中国大多数建筑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主要针对项目规模、经济指标等问题进行讨论, 技术调研主要来自厂家的技术说明手册, 缺乏针对项目的专项技术讨论。对比大连达沃斯会展中心 (图5) 与山东日照海岸公建的设计过程可以看出, 国外设计团队在项目初期对项目所涉及到的工艺技术的可行性研究非常深入, 确保适宜技术的合理应用, 建筑设计理念得到准确表达。国内建筑师对技术实施缺乏前期调研, 预判能力不足使得建筑难以按照既定方案深化。

当下整体环境的技术服务环境缺失, 在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展数字化建造更需要在前期对技术进行可行性研究, 并在后期实施跟踪评估措施, 形成一整套涉及建筑前期策划到后期使用维护管理的技术服务体系。这样一方面能排除因为技术选择性失误而导致的项目成本增加, 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建筑使用后的评估与维护工作对已经实施的技术工艺进行分析总结, 为下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摘要:本文从技术系统要素角度出发, 结合最新案例分析, 提出基于本土技术环境下建筑数字实践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建筑设计,数字化建造,实施策略

参考文献

[1]肯尼斯·弗兰姆普敦著, 王骏阳译, 建构文化研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2]王振飞、王鹿鸣, 参数化设计的本土化低技策略, 城市环境设计, 2011 (4) :211-214

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本土化实践 篇11

长期以来,齐鲁物流公司受计划经济影响,依赖特大型国有企业母体,员工观念陈旧,盲目乐观,缺乏成长的压力和动力;组织机构臃肿,职能重叠,生产运营管理落后,反应迟钝,缺乏创新能力;企业物流设施利用率不足60%,周边物流市场不断被社会物流服务商蚕食,对迅猛发展的物流行业和快速变化的市场浑然不觉,缺乏竞争能力。保守的思想,僵化的机制,体现了企业“小富即安、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求稳怕变”的文化特点,企业像温水中的青蛙,失去了生机和活力。2001年亏损5700万元,企业生存面临严峻挑战。

2001年,新一届领导班子针对企业传统守旧的文化特点,提出了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指导创建学习型文化,以学习型文化铸造公司改革与发展之魂,推进企业由传统储运向现代物流战略转型,实现以物流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变革目标。近年来,齐鲁物流公司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运用学习型组织理论,汲取齐文化精髓,融汇古今,博采众长,积极实践,勇于创新,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学习型文化模式,有力推动了以物流改革为核心的企业变革,实现了企业战略转型,探索出了一条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的变革之路。企业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尤其是安全管理水平居全国同行业前列。2003年企业利润同比2001年提高346%,成本下降31%。物流改革的成功和物流设施的扩能改造,大大拓展了企业利润空间,2005年将实现利润2亿元,同比2003年将提高310%。

学习型文化创建基模

变革必然带来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改变,带来企业文化的重建。齐鲁物流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为指导,以变革、创新为主线,以成长、发展为目的,在推动企业变革的实践中,紧紧抓住反映人们思想和行为变化的关键环节,探索建立了“四个要素、一个激活因子”的学习型文化创建模式。

学习型文化=(反思+行动+共享+固化)×领导联盟

在这里,反思、行动、共享和固化是学习型企业创建的具体步骤,激活因子即领导联盟是创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领导联盟的力量越壮大,学习型文化也就越深厚,越具有自身特色。

学之前反思,分析企业现状和存在问题,建立企业愿景、目标体系,明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行动方案。

学之中行动,围绕企业愿景、战略和目标,创新组织制度,并针对行动中暴露出的问题,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解,实现行动中的学习。

学之后共享,及时总结、传播学习与变革中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实现由个人、团队学习向组织学习的转化。

共享之中固化,在共享的同时形成企业共同的理念和行为,并用文化的形式积淀下来。在此基础上,指导和进行新一轮的反思、行动和共享,周而复始,促进学习型文化的逐步形成和发展。

领导联盟,是企业在学习和变革进程中有意识培育、构建而形成的组织联盟(非正式组织),成员可以是企业的高层领导、中层领导,甚至是一般员工。他们对企业变革拥有高度的认同感,在引导企业变革与学习方面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领导联盟与正式组织相互交融、互为补充,并依靠正式组织在企业学习与变革中发挥凝聚队伍、弘扬先进、文化导向的重要作用。

反思、行动、共享、固化形成了完整的两个学习循环,构成了“学习型文化创建基模”(见图1):

以组织创新为目的的学习循环:

第一步:反思并确立目标。认真分析现状和存在问题,依据现实情况确立行动的目标和方案。

第二步:行动并实现预期的成果。根据目标和方案实施行动创新,认真解决企业深层次问题。

第三步:共享。对成果进行总结、提炼,为生产、经营和管理提供成熟的经验和方法,并进入新一轮的反思。如此完成了组织创新的第一个学习循环。

以文化创新为目的的学习循环:

第四步:在完成前三步的基础上,将共享的成果固化成企业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以此进入新一轮的反思。如此,反思、行动、共享和固化完成了文化创新的第二个学习循环。

两个循环同时以反思为起点,又以反思为终点,它们原理相同,内容有别,上下衔接,将企业的变革与学习、文化与创新紧密结合,构成了企业完整的“学习循环”。

但是,创建学习型文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历史积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守旧的文化总是阻碍学习创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因而,“学习循环”的运转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领导联盟在催生、激活并加速两个循环的形成和高效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学习型文化创建基模”主要特征:一是“环形”思考,经过反思、质疑现状,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解,不断冲破阻碍企业前进的智障:二是“闭环”运行,以反思作为起点和终点,把学习型文化创建转化为一个完整的管理过程,促进组织创新与文化创新的相互融合;三是“螺旋”上升,通过领导联盟的“聚变”和快速壮大、学习循环的周而复始,促进企业愿景目标的最终实现。

学习型文化成功实践

学之前反思,建立并认同企业愿景、目标体系

反思是文化创新的第一步。新领导班子到任后,面对企业在齐鲁公司乃至行业中日渐衰败的地位,以及在员工队伍中产生的悲观和失落感,组织对全厂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深度调研,深入分析企业存在的问题,组织多种形式的专题知识讲座和形势任务报告会,深入进行“危机教育”和“前景描绘”,使广大员工在感到威胁的同时看到了机遇,认识到推进物流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经过几上几下的反思,明确了企业的愿景和目标。

我们的愿景是:致力于为齐鲁石化及其它相关行业提供满意和增值的综合物流服务,致力于帮助我们的客户由优秀走向卓越。

同时,在企业愿景的指导下,编制完成了《齐鲁物流公司经营发展战略规划(2003—2005年)》,提出了3年战略发展的总体构想和战略发展措施。

学之中行动,实现学习型文化新的跨越

创新组织结构,与企业战略相匹配。为实现企业的战略转型,2002年10月成立战略发展研究中心,30%的中层干部转入战略研究、市场调研工作领域。2003年2月27日,注册成立齐鲁物流公司,拓展业务功能,再造业务流程,机关部门压缩55%,由原来的20个压缩为9个,确立了“以化工物流为主业,拓展煤炭、建材等社会物流,并逐步为相关行业提供综合物流服务”的行业定位。当年实现物流外部收入544万元。2004年,齐鲁物流龙口港化工储运码头建成投用,为实施海上战略,逐步融入国际物流奠定了基础。同时,在煤炭物流、铁路运输代理方面进行了成功的策划和运作,物流服务合同额1200万元,第三方物流从无到有迅速成长,使企业登上现代物流竞争的舞台。

优化人力资源,与结构创新相适应。2003年,实行全员起立式的人力资源改革,完成了1453人次参加的公开竞聘,初步建立起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激励机制。为满足企业组织结构创新的需要,建立“8+2”、“5+1”(即利用晚上或周六的休息时间进行培训)的培训模式。同时,聘请国内知名学者、专家来企业讲学,提高了员工的素质和能力。“泽华节油法”、“苗金调车法”等围绕生产的技术革新不断涌现,先后有200余名员工参加了物流工程硕士、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人力资源师、物流师等高层次人才的学习、培训和认证,占员工总数的15%。

强化制度建设,与企业变革相促进。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确立了“企业基本法”,对领导干部、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岗位责任制履行情况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责任自动追究,增强了员工的责任意识,提高了管理效率。制定《齐鲁物流公司业绩管理办法》,建立业绩指标评价和改进体系,全面整合质量、环境、HSE三个体系,形成了一套文件、一个标准的文件化管理体系,保证了企业科学、高效运营机制的建立和运行。

学之后共享,促进个人、团队学习向组织学习的转变

注重实效,促进个人及团队学习向组织学习的转化。每周针对工作中发生的典型事件,以“案例分析”的形式进行深刻剖析和评价,为员工共享学习成果提供了平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4年以来,已成功举办案例分析40余次。与此同时,学习在企业的各个层面同时展开,工电车间建立了“反思、反馈、共享”学习平台,对每个人每天的工作进行写实、评价、封闭,并与个人奖惩挂钩;货运车间的“5+1”(一学、二问、三查、四练、五评价,安排下期安全活动内容)、办公室的“三种狗训练场”(叫着的狗代表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叫的狗代表不紧迫但很重要问题,睡着的狗代表潜在的深层次问题)等学习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工作紧密结合,富有成效。

在共享之中固化,构建企业完整的学习型文化创建循环

使命故事理念化,倡导和弘扬企业价值观。某发电厂煤炭物流项目的成功,体现了“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在项目评审期间,齐鲁物流公司提报的煤炭物流解决方案几乎被否决,两天评审期间,齐鲁物流员工十几人吃住在现场,把握机遇,全力以赴,充分利用点滴时间进行谋划,连夜修改方案,最终取得了项目合作的成功。两年来,齐鲁物流公司提炼、收集、整理使命故事20多个,并进行宣传教育,组织了“班组管理论坛”、“兵头将尾大家谈”、“向文化要支撑”等活动,“岩峰效应”、“第一桶金”等使命故事在诠释企业理念、引导员工行为、构筑学习型企业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凝炼核心理念,引导和规范企业行为。两年来,企业在物流改革、人力资源优化、企业文化建设、信息化建设、生产组织流程再造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刻变革。期间,注重解决变革过程中面临的阻力和问题,注重对阶段性的工作和成果进行总结和提炼,相继提出了“在变革中学习、在学习中变革”、“领导联盟”、“变革提速”、“同一个声音”、“亲情文化”等理念,并形成了企业“创新、诚信、惠仁、多赢”的核心价值观,促进了企业各项目标和策略的实施。

随着企业共同的理念和行为以文化的形式被固化下来,创建完成了企业完整的学习循环。(见图2)

构建领导联盟,推动学习型文化的持续发展

在物流变革和学习型文化建设初期,企业面临重重的阻力。这些阻力不仅来自于企业内部,还来自于企业外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变革仅仅靠行政命令和正式的层级组织已难以进行。“领导联盟”的提出和运用,对解决文化建设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学习型文化创新产生了催化、加速的重要作用。

领导联盟的建立和发展经历3个重要阶段:

培育领导企业变革的先锋力量。改革初期,面对来自方方面面对物流改革和学习型组织创建的质疑和抵制,积极培育先锋力量。从公司领导、中层干部、管理人员、基层班组长中选拔了62名有改革意识和影响力的青年骨干,进行重点培养训练,使之形成企业变革的火种,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宣传企业变革,传播先进理念,并以自身的奉献精神和努力的工作影响和教育周围的员工,成为推动变革的先锋力量。

构建领导企业变革的中坚力量。变革全面展开后,企业必须加强对变革的全面领导,扩大领导联盟。首先选拔了25名青年骨干进入公司中层干部领导岗位,占中层干部的40%。2002年下半年,分5批完成了以“实践五项修炼、开展心灵激荡”为主题的现代体验式封闭训练,443名骨干受到了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洗礼,领导企业变革的中坚力量基本形成,企业变革进入了快车道。

形成领导企业变革的联盟力量。面对企业内外对物流改革的不同认识,在齐鲁公司范围内组织物流知识讲座多次,并与《齐鲁石化报》合作开设“齐鲁物流”专版,与齐鲁石化电视台共同举办物流改革“6·5”大型电视访谈,尤其是“9·29”学习型组织创建内训汇报会,使齐鲁公司及其部门领导深深感受到了创建学习型组织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变化。

吸收青年骨干、班组长、职工代表参加公司月度行政例会等重要会议,以召开“大墙会议”的方式,重视和发挥领导联盟在传播和影响变革进程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编制宣传提纲,组织宣讲团,深入基层宣讲,公司领导利用每周一的安全活动与员工面对面进行沟通交流,形成了企业坚强的领导联盟,确保了企业变革目标的实现。

学习型文化的启迪

学习型文化是变革、创新的文化

没有变革就不会产生学习的行动,没有学习的行动就不会有创新的成果。齐鲁物流把企业变革过程与学习型文化创建过程紧密结合,针对企业发展战略和变革目标,在组织结构、人员优化、制度建设、战略转型等方面不断创新,安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开发等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彻底改变了过去传统的管理方式、用人理念和行为习惯,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守旧的企业文化,员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努力学习、推进改革已成为大多数员工的自觉行为。两年来,共有7项成果获得省部级现代化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二等奖,有1项成果获中国企业文化建设20周年实践奖,并成为国内第4家AA级学习型组织创建单位。

学习型文化是学习型组织理论本土化的文化

只有解决了钳制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才是适宜的,也只有适宜才是最好的。齐鲁物流在变革与创建过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阻力,有些阻力是难以克服的,但是齐鲁物流的员工没有向困难低头,而是抓住每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大力推进企业变革,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四个要素、一个激活因子”的创建模式,特别是“领导联盟”的提出和运用,不但确保了物流改革的成功,而且促进了学习创新循环的建立和运行,形成了具有齐鲁物流特色的学习型文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煜善教授认为,齐鲁物流的创建模式,对推进学习型组织理论本土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上海明德学习型组织研究所、山东省学习型组织创建推进中心等将此创建模式作为本土化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

学习型文化是惠仁、共赢的文化

没有个人的学习就不会有组织的学习,没有组织的学习就不会产生企业学习型文化。齐鲁物流坚持把个人的成长与企业的发展相结合,充分调动和挖掘每一位员工的自身潜能,提出“不让一个员工下岗、不让一名员工落伍”的企业承诺,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团队学习活动,为员工参加物流工程硕士和各种职业资格培训认证创造条件,增加了员工自我拓展未来的能量。同时,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建立“人本安全管理”模式。作为全国最大化学危险品储存运输企业的齐鲁物流,实现了“把化学危险品危险的一面留给自己,把安全的一面奉献给社会”的社会承诺,为化学危险品储存运输行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成功经验。

论法律实践本土化的必要性 篇12

早在清末沈家本修律以来, 在沈派与反沈派之间就已围绕着是否应立足于中国来思考中国问题之争。在面临“法律自法律, 社会自社会”这样的困境, 沈派与反沈派就以旧道德与新法律是否相适应发生争论。反沈派反对变法的理由是“新法律与历史不连接和与社会不适应”。[2]以新法律不符合现实的道德要求, 甚至与现实的道德相冲突为理由, 进而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合一。而主张变法的沈派对此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而是尽量回避以政策推动变法。蔡枢衡却指出:“清代以来输入西洋近代法律制度, 架设于中国宗法封建社会组织之上, 其本质当然是破坏传统的风俗习惯, 扰乱习于旧有风俗习惯的民众之生活。这事情理论上原是许可的, 事实上自然不方便。在理论和事实互相矛盾的地方, 决定的条件不是事实, 也不是理论, 是政治的需要或政治政策。”[3]由此我们就能看出, 是否应该立足于中国来思考中国问题自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与理念以来就发生争议。1929———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采用了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的男女继承平等的法则 (第1138条) (《六法全书》, 1937) 。在今天我们看来, 国民时期引进大陆法系德国的男女平等的继承权制度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都彰显了男女平等的普世价值观。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社会时期, 在全民的观念中都还存在“养儿防老”的思想, 并且形成了女方结婚后到男方家居住的未成文规则, 而当时的农业经济社会全家基本上靠几亩庄稼生存。由此, 在引进西方具体的法律制度时应考虑是否适用中国的现实状况, 应立足于中国来思考中国问题。

在中国法学过去二十多年以来, 出现过张文显先生的“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梁治平先生的“法律文化论”、苏力先生的“本土资源论”以及以司法职业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话语模式, [4]在邓正来先生看来“中国法学深受着一种我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无力引领中国法制、法律朝向一种可欲的方向发展”。[5]而黄宗智先生则一直“从诉讼档案出发, 亦即从法律实践的记录出发, 由此来提炼分析概念”的实践研究逻辑, “从实践历史出发来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念”进而得出“实用道德主义”。[6]以中国现实的实际情况为研究对象, 立足于中国实际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从而弥补主体的缺失进而达到“文化的自觉”。

二、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

人的认识运动是反复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实践和认识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实践的对象, 我们得以实践的现实环境, 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实践———即中国的社会实践。

(一) 立足于中国的经济

一国的法律不能凭空存在,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该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GDP平均以9%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 这三十年的发展没有走苏共各国依据“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 也没有走“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 而是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立足中国国情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但是, 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 存在东西部、南北方发展差别化, 这就造成同样一部法律在实践过程中的不一样。江苏2012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54058.22亿元, 西藏2012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695.58亿元。两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非常大, 如何在法律实践中取得公平、公正应立足于当下的经济发展。比如, 在诉讼案件的调解过程, 各个省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样, 在调解过程中赔偿的比例也需做相应的调整;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很快, 在法律实践中也需更加的重视该地区的相关领域的司法实践。

(二)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是要立足于我国的社会性质、政治制度、自然资源条件、公民受教育程度以及地域特征、人口数量、民族及其分布情况等。立足于中国的法律实践应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与民族、文化语境之中。《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中指出, 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报告显示, 如果我国人口流动迁移政策没有大的变化, 到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可达3.5亿人左右, 但每年新增流动人口由近600万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300万左右。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东西部劳动人口需求也不一样, 进而出现大量的流动人口, 在法律实践过程中也应关注流动人口的具体实际情况来落实法律实践工作。

三、立足于中国的文化

“历史是一座富矿, 通过考察中国古代寻求‘和谐社会’的法律实践, 挖掘前人的智慧, 可以为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大智大慧的启迪。”[7]我国具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 在这文化传承中展现我国人文思想的转变,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原理及其意义的追问, 亦即对中国法律文化之道的探索”。[8]中西方对法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与风格,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讲究“刑民一体”的刑民不分的法律制度, 而西方则对法律进行体系化的划分, 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法律理论与制度在法律实践方面也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形成了全民“厌诉”的“无讼”的法律文化, 而西方在诉讼中以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而形成的爱诉、争诉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断变化的, 在变与不变中发展, 其中不变的是根本性价值观, 尤其是汉代以后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这种价值观深藏文化经典当中。保持这种不变, 中华文明才能立于世界之林。

“立足于中国法律领域存在的西方移植的、现代革命的和中国传统的 (古代的) 三大法律传统的交织混融的现实”, [9]自清末修律以来, 就一直向西方学习、移植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 而后出现以“阶级本位的政策法时代”。[10]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不仅仅是立足于传统的法律文化, 不是拒绝别国优秀的法律制度, 也不是回到历史中去, 而是对过去传统文化有所关怀。在研究外国法律制度时, 必须分析该法律制度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土壤, 进而分析它是否适合我国国情, 而不是把我国的本土社会当作西方法律制度的试验地, 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来分析中国问题。立足于中国的文化, 追寻法律的根基, 达到身份的认同。

四、立足于中国的基层人民法院

1990年代开始, 以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为代表, 开始关注基层社会中法律实践, 出现“炕上法庭”、“法律的语音混乱”的现象, 得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11]“迎法下乡”使法律的语言进入乡村社会, 成为当下必须关注的主题, [12]进而得出我国基层司法实践是一种“低层次均衡”的现实。陈金华借助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对中国28个省综合社会调查2005数据材料, 从公民需求视角对中国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选择的研究揭示了在行政纠纷方面, 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并不淡薄, 而是存在事实上的双轨需求, 只是这种需求被不完善的司法救济途径所遮断和制约。[13]这种以本土资源为背景的研究的方法揭示了我国在当时实际情况下基层是如何处理案件的, 分析得出这种“低层次均衡”的解决司法问题是我国司法救济途径的不完善。韦伯从法史学领域对中国司法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传统的司法“自由裁量高于一般法”、“法律的形式主义总是被拒斥”, 进而推导出中国传统司法缺乏职业化特征。[14]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对中国传统司法的分析得出“情、理、法”与“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的定义, 进而分析得出中国传统的司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司法者在具体的司法判决过程中存在任意性。[15]黄宗智在批评韦伯、滋贺秀三在对中国传统司法研究上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同时提出了“实践历史研究”的方法, 提出了道德主义的清代法律制度, 主张实用道德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连接经验与理论。

上述都是关于中国传统司法的基础实践研究的论述,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传统司法的法律实践。而法律实践本土资源化, 就是要立足于当前的中国基层, 即立足于基层人民法院。截至2012年12月31日, 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共有:23个省, 5个自治区, 4个直辖市, 2个特别行政区;282个地级市 (含副省级城市) , 18个地区, 30个自治州, 3个盟;县级市374个;1636个县 (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和林区) ;852个市辖区。总计:省级行政地单位34个, 地级市行政单位333个, 县级行政单位2862个。有多少个区县就有多少个基层人民法院, 基层人民法院的案件管辖却是整个区县的绝大多数一审案件, 直接面对的是区县当地老百姓的诉求。从基层人民法院的数量与案件管辖范围我们不难得出全国的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是在基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立足于中国的法律实践更应立足于中国的基层人民法院。在法律实践中, 基层人民法院都是接到的一审案件, 而在一审案件的起诉审理前法院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而现有的基层人民法院内部管理体制分了不同的庭, 出现同中、高级人民法院相通的专门性业务分类, 突出其专门性。而在处理并不知晓的一审案件时怎么与业务细分的不同的审庭相协调适应?基层人民法院在内部管理体制应更加突出综合性来应对不同的诉讼请求。所以法律实践本土资源化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基层人民法院。

摘要:以马克思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中, 法的发展最终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换句话说, 法律是上层建筑, 其生存和发展受制于经济基础, 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然而, 我国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来, 中国出现“法律自法律, 社会自社会”这样的现状。[1]在近一百年的学习西方、模仿西方的过程中也出现过激烈的争论, 从沈派与反沈派到后来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国情论等等。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都在追寻法律的根基, 一国法律得以存在的理论根据与现实根据又在哪里?法律又何以正当与实效?

关键词:法律实践,法律文化,根基,中国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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