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逻辑研究

科学逻辑研究（通用7篇）

科学逻辑研究 篇1

1纯粹的科学知识观与统一科学观

作为以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的产物,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 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 就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是通过客观中立的观察, 按照严格的逻辑程序从经验数据得到的规则, 并且能够被经验数据所证实, 因而与客观自然是相一致的。自然科学具有绝对的经验性、客观性、可证实性。科学知识必须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 而且是以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 科学知识是逻辑分析的结果。石里克说:“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 一种陈述……所有这些可能的陈述方式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知识, 正因为如此, 它们就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逻辑形式。所以, 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形式而成为知识”。如此一来, 科学就是形式化的, 逻辑推理性的理论。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看来, 科学, 首先是一种知识;同时是客观的, 是与价值中立的, 不存在价值判断;科学的语言是表述性的, 可被证实或证伪, 表述经验事实, 不表达个人情感。“形而上学的虚构句子、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的虚构句子, 都是一些假的句子;它们并没有逻辑的内容, 仅仅能够引起听到这些句子的人们在感情方面和意志方面的激动”。

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科学观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统一科学。“科学之为知识理论体系, 就是一种真理的系统。真理从本质上而言, 是统一的整体的联系而不可分离的。”而科学的统一建立在物理主义之上。“一切自然定律, 包括对有机体、人类和人类社会有效的定律, 都是物理定律也即为解释无机过程所需要的那些定律的逻辑推论。”。所有自然科学外的科学, 都不过是“统一科学”的一个部分, 而“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 因为物理描述的语言具有绝对的客观性, 所描述的事件可以被一切使用该语言的人们所观察 (经验证实) 。

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科学观里, 可以看到, 科学“被当作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 而忽视了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因素。然而, 科学的“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作为观察者来讲, 同样的客观事实, 由于不同的知识构成, 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角度, 所观察记录到的经验数据都是渗透着价值判断的。“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 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对于同一客观事实, 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如爱因斯坦所言:“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要通向这些定律, 并没有逻辑通道, 只有通过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 才能得到这些定律”, 汉森则提出是“人”的眼睛在观察, “观察渗透理论”。完全独立, 中立的不掺有观察者个人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的, 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用物理语言统一科学的主张否认了自然科学的人文价值, 以及人文精神对科学的作用, 事实上缩小了科学的空间并限制了创造性的发挥。将自然科学与其它科学文化之间横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加塞儿说:“哲学家震慑于物理学的气焰之下, 感到十分羞耻——因为自己不是物理学家而感到羞耻。由于真正的哲学问题不能用物理学的方法来解答, 哲学家只好把它们搁在一旁, 任由物理学把它摆弄。”——事实上, 其他学科何尝不是如此呢。

2直线累积式的科学发展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被称为“中国套箱式”的发展观。所谓套箱, 就是一套容积逐个递增、依次套装的箱子。培根的归纳主义观点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断归纳的结果, 如不停增高的金字塔。逻辑实证主义在继承这个观点的同时, 把简单的归纳演变为了“经过逻辑推理, 且有较高的经验证实概率依据”。就是把科学的发展看作是经过逻辑推理和经验证实 (当然这里的证实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强证实到弱证实再到概率标准的发展演变过程) 的科学命题和科学理论的累积。“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为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 或者归化到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科学的发展并不否定曾被证实的理论, 被经验证实后的某个理论只是被新的理论吸收或通过逻辑演绎被纳入一个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全面新的理论之中, 这个新的理论没有原来的理论/规律所包含的概念。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被证实了的科学理论的积累、归并的过程。

不可否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科学不断进步的趋势, 也揭示了科学理论变革的一种形式。但是, 由于其科学观中人文价值的缺失, 科学既然只是知识的累积, 也就无所谓科学理论内部的变革与科学框架的变化。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看不到科学发展的革命性进步, 忽视人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只看到科学发展中量的积累, 却忽视了质的飞跃。爱因斯坦说:“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 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 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 他们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 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近来, 改造整个理论物理学体系已经导致承认科学的思辨性质, 这已经成为公共的财富。”这里, 爱因斯坦深刻地揭示了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和创新精神的重要性。

3逻辑分析与经验证实的科学方法论

正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所认为的, 经验的科学知识首先通过逻辑分析得以“澄清各门科学的各种概念, 明确了各种概念之间的形式逻辑联系和认识论联系”, 同时命题的含义就是他被证实的方法。艾耶尔对此的解释是, 一个陈述被证实“就在于它被经验的观察所检验”。即所谓“经验证实原则”。

逻辑分析的作用有两点。一是通过对语义的逻辑分析, 确定科学命题的概念和意义性条件, 二是通过对句法的逻辑分析, 建立形式化的科学知识体系。现代科学带来了科学思维的转变, 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用精确的具体的概念来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 只有掌握足够清楚的基本概念, 才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石里克举了爱因斯坦“从分析时间、空间陈述的意义”作为出发点来创立狭义相对论的例子说明了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加以澄清的重要性。但是如此一来, 所有的自然科学外的, 如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都被科学一脚踢了出去。因为他们的概念是体验意义上的, 表达个人的一种主观情感, 不是精确的客观的概念, “没有逻辑的内容, 仅仅能够引起听到这些句子的人们在感情方面和意志方面的激动”。同时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成了每个理论彼此孤立, 互不干涉的独自发展。每个理论都在自己的概念基础上独立存在, 科学理论的发展只需要不断的发展自己的概念, 语言是所有理论之间的联系的媒介。科学的进步与科学传统、历史背景或者科学家自身的情感、意志便没有了关系。对此抱有怀疑的布鲁尔在1976年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理论, 其核心就是科学知识是要受社会影响的, 作为知识, 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的。尤其是以当今大科学的时代的视野下, 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显然是过于片面了。

经验证实原则是科学命题的意义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 除了数学和分析命题, 其他命题必须是可以被“经验证实”时才有意义。证实原则从被提出便不断受到质疑和反驳, 也在不断的被修正和退让。卡尔纳普提出了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 但是由于逻辑命题本身的有限性, 导致了间接证实无法达到绝对的客观, 在波普尔的批判下, 卡尔纳普提出用“可检验性”来代替“可证实性”, 即可能事实上无法被验证, 但“原则上可以被验证”。后来艾耶尔提出了针对“强证实”提出了“弱证实”, 即不完全的证实, 或然的证实。莱辛巴赫又提出了概率意义说:“可以绝对地加以证实的命题是没有的。因此, 一个命题的真值断定纯属虚妄, 它只有在理想的科学世界中占有地位, 而实际科学不可能利用它。实际科学倒是始终应用权的断定。我们认为高权相当于真, 低权相当于假, 中间区域称为不定。”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的涵义的演变, 恰恰表明了证实原则的脆弱。同时证实原则本身也存在着悖论, 比如, 不管是从实际的可证实性还是原则的可验证性, 从强证实的角度还是弱证实的角度, 证实原则本身该如何被证实呢?如果本身不能被证实, 那就是无意义的命题了;同时作为全称命题的自然科学规律, 事实上是不能被证实, 只能被证伪的, 如此一来, 几乎所有的科学理论都要被否定。

逻辑实证主义理论自身的悖论使他们陷入了困境, 部分逻辑实证主义者便把目光转向了实用主义。证实主义的原则的根本缺陷在于他的主观性。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经验, 终究还是人的主观经验。以主观去验证一个命题, 如何保证命题的客观呢。

4总结

综上, 我们看到,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中包含着很多积极因素。他将数理逻辑与实验观察结合起来, 探讨了对概念进行澄清的步骤, 把外在世界的客观性和对于意识的独立性作为一种既定前提, 致力于区分科学与非科学, 追求知识的准确与可靠, 把传统的形式逻辑的科学方法发展为严谨的数理逻辑方法论, 这种思维对于科学的发展、技术的操作有着积极地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实证精神也是一种务实的态度。但是人文价值的缺席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在科学观上割裂了科学的历史人文背景, 用物理主义统一科学, 忽视了科学与文化的联系, 抹煞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 把科学简单化为有意义的命题, 是一种过于狭隘的科学知识观;从科学的发展观来讲, 未能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看不到科学革命的机制;从方法论角度来讲, 对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忽视, 以及作为方法实施者的人的主观性的回避, 对逻辑分析和实证的绝对化更是直接导致了自身理论的困境。

参考文献

[1]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2]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2.

[3]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87.

[4]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科学逻辑研究 篇2

从评价到决策:科学逻辑研究的可能转向

科学评价问题是科学逻辑的核心.科学理性不是体现在存在科学评价的逻辑上,而是体现在科学的.决策之中.科学决策机制是一个特殊的“投票体制”,它与科学理性的关系,将是科学逻辑研究的一个可能转向.“科学决策”的研究方向将涉及到多个学科,如科学史学、科学社会学、逻辑学,它同时可以借鉴博弈论、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里的研究成果,这将是一个富于成果的研究方向.

作 者：潘天群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刊 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E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5(3) 分类号：B81 关键词：科学逻辑   科学决策   研究转向   科学中的投票机制  

论科学探究实验的逻辑基础 篇3

一、科学探究实验的逻辑以学生原有知识储备为基础

教学过程中，将教材中的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究性实验，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但并非所有验证实验都能改为探究性实验。有些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究性实验后，非但起不到原有的提高科学素养的要求，而且也让探究性实验失去了实证逻辑性的公信力。

浙教版科学七年级上册第四章第1节《物质的结构》第1课时，在设计“分子之间存在空隙”实验时，一些教师将教材的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究性实验。

教材实验如下：

1.往一端封闭的细径玻璃管内注入近一半的清水，再沿内管壁缓缓注入酒精，使酒精上液面距管口约5 厘米，标出酒精上液面的位置。

2.用手指封住管口，将玻璃管反复颠倒几次，使酒精和水充分混合。此时混合液的液面将______原先所标的液面位置。

为了进一步理解以上实验的结果，我们做了一个模拟实验：

1.在量筒中先倒入黄豆，再倒入芝麻。记下黄豆和芝麻的总体积：          毫升。

2.将量筒反复摇晃几次，使黄豆和芝麻混合。可以看到， 混合后的总体积将          混合前的总体积。

显然，教材先提出“分子之间存在空隙”，再通过“水和酒精混合后体积减小”的实验来验证“水和酒精分子之间存在空隙”。但由于分子是微观粒子，对学生来说比较抽象，没有生活体验，教材顺势增加了“芝麻和黄豆混合”实验来模拟“水和酒精混合”实验，通过类比更好地理解“分子之间存在空隙”。

如果我们将“分子之间存在空隙，水分子和酒精分子之间存在空隙，所以水与酒精混合后体积会减小”作为正命题，用“水与酒精混合”实验来验证“分子之间存在空隙”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

正命题成立，是否意味着逆命题也成立？通过实验发现“水和酒精混合体积减小了”，是否能推论得到“水和酒精分子之间存在空隙”呢？实践表明，按学生的逻辑思维无法形成上述的结论。

一次教学公开课活动中，教师将上述实验改为探究性实验。

活动：水和酒精混合，体积减小。

问：水和酒精混合后总体积小于两者原有体积之和，这说明什么问题？

生1：说明水和酒精发生了化学反应，总体积变小了。

生2：说明水分子和酒精分子在它们混合后，水分子或酒精分子自身的体积变小了。

生3：说明水和酒精分子之间存在空隙，混合后分子彼此进入对方的空隙，体积变小了。

三位学生的逻辑推理都是合理的，而且逻辑思维能力都是可圈可点，不见得生3的答案逻辑思维能力就比生1、生2强。

对七年级学生来说，由于学生还没有“化学反应”的知识，也不能理解“水与酒精混合时，分子自身体积大小不会变化”，所以，不可能证伪生1、生2的回答。

这位教师在遇到学生如上的三个答案后，有些束手无策。最后只能告诉学生，生1、生2的推论不可能成立。

卡尔·波普尔在其著作《猜想与反驳》中提出，[1]科学和非科学划分的依据是其是否具有可证伪性。非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它的不可证伪性。我们不能说基于七年级学生的学力水平，不能证伪学生1、2的推论，就说本探究实验的结论就是个伪科学，但是，由于它们在本实验过程中的不可证伪性，使本探究性实验结论形成的合理性存在严重问题。

这种将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究性实验，只是增加了探究性实验的形式，完全失去了探究性实验应具有的探究本质，这样，不但不能达成提高科学素养的目的，而且造成严重的科学态度的偏颇，成为典型的伪探究实验。所以，当要将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究性实验时，要严格评估改变后的教学风险、可能造成的利弊以及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现象进行预设。

二、科学探究实验的逻辑以科学思维发展自洽为基础

科学逻辑自洽是按照科学自身的逻辑推演，自己可以证明自己不是矛盾或者错误的。科学探究实验的逻辑必须是自洽性的。一个类似于“同义反复”的条件与结论论证，毫无科学性而言。

浙教版科学九年级上册第二章第2节是《金属的化学性质》，主要介绍金属活动性。教材第1课时介绍了金属与氧气反应（代表金属有镁、铜）、金属与酸反应（代表金属有镁、锌、铜），通过比较反应的速率来说明：不同金属的金属活动性是不同的;镁的金属活动性大于锌，锌的金属活动性大于铜。本课时结束，教材没有要求形成上述几种金属活动性强弱的结论，只是介绍了置换反应的概念。

第2课时的主要内容是金属的活动性顺序。教材首先通过一个探究实验来展开：比较铁与铜、铜与银的化学活动性。提供的实验物品包括铜丝、铁丝、硫酸亚铁溶液、硫酸铜溶液、硝酸银溶液等。显然，这个探究实验是想通过“活动性较强的金属能把另一种活动性较弱的金属从它的盐的水溶液中置换出来”，用来达到活动目的，即铁丝能将硫酸铜溶液中的铜置换出来，说明铁的金属活动性强于铜，铜丝若能将硝酸银溶液中的银置换出来，说明铜的金属活动性强于银。教材提供的实验方案中，“提出问题，建立假设”是这样的：一种活动性较强的金属能把另一种活动性较弱的金属从它的盐的水溶液中置换出来。

显然，此探究实验的方案的逻辑是不能自洽的。如果这个探究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比较铁与铜、铜与银的化学活动性”，则“一种活动性较强的金属能把另一种活动性较弱的金属从它的盐的水溶液中置换出来”就不应该是假设，而是完成本实验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如果实验是为了验证“一种活动性较强的金属能把另一种活动性较弱的金属从它的盐的水溶液中置换出来”，则“铁的金属活动性强于铜、铜的金属活动性强于银”就应该是本探究实验的事实前提与基础，而不应该是探究实验的目的。此实验方案的目的与假设是两个互为探究前提的内容，这严重违背了逻辑自洽性原则。endprint

其实，只要我们进行适当的调整，教材探究实验的内容还是可以达成正常的逻辑自洽的。首先，第1课时结束时，通过控制变量的方法，通过实验，形成“镁的金属活动性比锌强，锌比铜强”的结论。其次，第2课时的实验目的就是探究“一种活动性较强的金属是否能把另一种活动性较弱的金属从它的盐的水溶液中置换出来”，金属与盐之间的反应还是在镁、锌、铜之间进行。

逻辑自洽是科学探究实验的逻辑基础，没有自洽的逻辑，科学探究实验违反了科学最基本存在的条件。

三、科学探究实验的逻辑以操作性定义为基础

操作主义者认为，科学概念与相应的操作是同义的，凡是不能与操作相联系、不能由操作定义的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对初中学生来说，科学概念是抽象的，是难以在实验中直接体现的，这就需要给科学概念下操作性定义，使之转换为可以直接被测量、被观察的对象。科学探究实验的逻辑就是以操作性定义为基础的。

浙教版科学七年级上册第四章第4节是物质的比热，因为比热概念太过抽象，七年级学生较难理解。

造成学生难以理解的不仅仅是因为概念本身的抽象性，更有教学过程的不切合性。分析此章节干扰学生实验建构比热概念的因素大体有：没有掌握热量的概念，难以区别温度与热量的关系，难以将热量、温度、比热等概念“生活化”等。这些科学概念在学生头脑中还仅仅是停留在科学术语阶段的文字，而没有与实践生活中的具体形象相关联，即还没有达到实验可操作的程度。我们需要将科学概念进行实验可表达的转化，这就是下操作性定义，它是基于把科学概念与经验过程、操作过程联系起来，是操作主义的主要观点。

在进行下操作性定义时，要对形成科学概念的前提条件的种种细节要素进行分析。根据学生已有的经验，将这些经验分解为一系列可理解的要素，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或再现经验。

在探究“物体吸热的多少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中，用“夏天的沙滩上，沙子的温度为什么比海水要高”导入是比较贴切的，这个问题直接引导学生提出问题：物体吸热的多少是否与物质种类有关，即为建构比热概念服务。而“质量”“变化的温度”两个因素对吸热的影响的实验探究，并非本课题的内容（本课题主要是建立比热概念），但为使整个探究实验较完整，可以引导学生用生活实例去说明。如“用同样的热源烧一壶水比烧半壶水时间更久（吸热更多），这是质量大小影响吸热多少”“用同样热源烧一壶水到80℃比到100℃用的时间短（吸热更少），这是变化的温度影响吸热的例子”。

但此时，最好不要让学生尝试去解决“沙子温度比海水高”，问题指向与实验研究目的指向并非同向，尝试解决问题反而会对形成比热概念产生干扰。

为了解决几个实验概念易混淆的问题，我们需要对几个概念进行下操作性定义。比如，同样的热源，吸收热量的多少用“同样的热源加热物体，加热时间越长，吸热越多”理解，这样抽象的、不可操作的热量就转化为可实验测量的“加热时间”;而物质温度的变化，可以用温度计去测量。

用实验探究“物体吸热的多少与物体种类有关”时，各取50克水和50克沙子，用同样的热源（两盏相同的酒精灯或放在同一个电炉上）给它们加热，保持水和沙子的初温相同，要求学生每半分钟读一次水和沙子的温度，并设计表格进行记录

实验结果显示，用相同的热源加热相同质量、相同初温的水和沙子，当加热时间相同时，沙子升高的温度较高，这说明，水和沙子的物质种类不同，影响了它们的吸热多少。

仅仅获得这样的结果，还是无法建构比热的概念，也无法解决“夏天沙滩上沙子温度比海水高”的问题，只是通过实验重复了一次“沙子比海水温度高”的现象而已。

科学解决问题的精要之处，就在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抽象现象背后的本质，形成抽象的概念。为了建构比热的概念，继续要求学生对获得的实验数据进行比较：

水和沙子升高相同的温度，它们吸收的热量相同吗？

显然，实验数据显示，水和沙子达到相同的温度（如50℃），它们加热的时间不同，加热水的时间比沙子长，即加热水和沙子到相同的温度，水需要吸收更多的热量。

这说明水和沙子吸热本领（能力）的不同。就像不同的人吃饭一样，名字叫“水”的人吃了三碗饭才饱，而名字就“沙子”的人吃了两碗就饱了，我们说名字叫“水”的人会吃饭（吃饭本领强）。

至此，比热概念得以建构。

上述实验的目的并非为了直接去建构比热的概念，即实验不是去比较“水和沙子吸热本领谁大”，而是说明“水和沙子吸热本领不同，影响了它们吸热的多少”，只是在分析实验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水和沙子的吸热本领不同，从而建构了比热的概念。这两者的逻辑关系是不一样的：本实验的自变量是物质种类（即比热），但由于比热概念正是需要此节课去建构的，所以获取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时，在“质量”和“升温”相同情况下，通过“吸收的热量”不同，建构比热的概念。

比热概念的构建，基于实验之前的操作性定义。如果混淆了“吸收热量”与“升高温度”的关系，比热概念的构建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科学探究实验在结论形成过程中存在逻辑缺陷时，探究性实验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探究性的存在价值没有“法理”基础。而科学探究实验的逻辑缺陷就是缺失了逻辑基础造成的。

参考文献：

浅谈逻辑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 篇4

20世纪30年代,Godel、Church、Turing等逻辑学家给出了“可计算”概念的严格定义。Turing于1936年发明了一种抽象机器——第一台通用数字计算机。该机器可用来辅助求解数学基础问题。1940年,Turing的逻辑抽象机付诸实践。Turing设计了ACE计算机。von Neumann主持研制了EDVAC和IAS计算机。50年代,计算机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那时起,逻辑与计算机科学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主要表现在计算机理论、复杂性理论、类型论、程序设计语言的形式语法和语义、编译技术、程序规范和验证、并发理论、知识工程、归纳学习[1]、数据库理论、专家系统、定理证明、逻辑程序设计和函数程序设计等方面。

2逻辑与计算(Logicandcomputing)

计算机是逻辑和技术的共同产物20世纪30年代,逻辑学家Godel、Church、Turing提出了计算的抽象概念。40年代中期,Turing和von Neumann主持设计、制造了第一台计算机。此外,他们的工作为理解计算过程和计算形式化的发展打下了广泛的逻辑基础。

如今逻辑仍是新颖计算机体系结构抽象思想的重要来源,这些新结构包括推理机、数据流机、数据库机、重写机。逻辑为程序设计提供了一整套的思想,同时为程序的推理提供了系统的框架。逻辑在程序设计语言的理论和设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数理逻辑可视为两类主要逻辑程序设计语言的直接模型。一类是基于Church的λ一演算[2]的函数程序设计语言,如LISP、ML、LUCID、MIRANDA。另一类是基于Horn子句归结的关系程序设计语言,如PROLOG、 PARLOG、GHC。Peter Landin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 像ALGOL这样的语言也不过是对Church的λ一演算稍加扩充后的“语法变形”。后来,Martin-Lof直觉主义类型论被用来研究更高层的程序设计语言。其突出特征是程序正确性证明自动伴随着程序书写过程。

为设计、理解、讲解计算机及程序设计语言,为编写、 分析程序以及进行有关性质的正确推导,逻辑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逻辑学家本身亦可称为抽象工程师。

为分析知识表达和推理的过程以及综合用于表达和推理的机器,逻辑为我们提供了语言及技术。

在人工智能研究中,逻辑在下述诸方面得到成功应用。

(1)知识表示的模型。

(2)机器归纳推理和学习的组织。

(3)自动演绎系统的理论基础。

然而,与逻辑在计算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相比,逻辑在人工智能中的作用更多的是引发人们的争论。要结束这种争论,必须更好地理解自然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别。与此同时,逻辑的倡导者和批评者均应做出更多的工作来阐述各自的观点。

3逻辑与计算机的起源(Theoriginoflogicandcomputing)

在现代计算机的发明过程中,逻辑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点并未被人们广为接受。抽象计算机发明于1936年,该发明由1930年Godel的重要逻辑发现所引发。1936年Godel有关计算的理论鼓舞Turing来寻求一种既严格又抽象的逻辑模型。这种模型不仅是关于计算过程的,而且是关于计算机本身的。以此为辅助的理论概念。Turing证明数学的形式系统是不可判定的,从而解决了Hilbert第三问题。尽管Turing的最初计算机仅是抽象逻辑概念,但在这之后的10年(1937— 1946)中,Turing成为了实用计算机的设计、制造、使用的领头人。

Turing机似乎是真正计算机的抽象。然而,它却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抽象Turing机是人们可以执行的可能计算模式的理想模型。Turing本人的最大成就是证明了一些Turing机是“通用的”——它们可模仿任何Turing机的行为,他所给出的通用机是如今的存储程序通用计算机的抽象原型。每个特殊机器的编码描述是一程序,它可使通用机当专用机使用。

Turing的工作有一明显的技术解释,不需要对每个计算任务都建造一个独立的机器,而只需建造一台机器——通用机器。人们可以通过编写适当的程序来做所需的计算,事实上,Turing本人动手建造了一台通用机。

von Neumann在阐述EDVAC、IAS机的设计和操作时, 侧重用抽象的逻辑描述语言来说明,很少涉及详细的工程细节。关于机器的系统结构和程序设计原则,全都用抽象概念来阐述,今天可以看出,von Neumann和Turing在计算机设计和程序设计方法学等主要问题上所依照的正是逻辑原则。 相反,精确的工程细节相对说来是次要的。从那时起,重视逻辑抽象(相对具体实现)就成为计算机科学的指导原则。

4逻辑与程序设计((Logicandprogramming)

Turing和von Neumann在有关程序设计的讨论中多次强调“流程图”的重要地位。此后,“流程图”很快成为早期程序设计的一种标准逻辑工具。直到目前,“流程图”仍应用于有关计算的形式推理中。Hoare、Dijkstra、Floyd等有关程序推理逻辑原则的思想尽在Turing和von Neumann的料想之中。Turing和von Neumann曾强调指出,程序设计有静态、动态两个方面,程序本身的静态文本主要是指逻辑表达式:性质仅用逻辑方法分析的语法结构。运行程序的动态过程是上述静态文本语义的一部分。

4.1自动程序设计

1950年,Turing的朋友Strachey使用计算机将高层“数学”描述转换成低层“机器语言”指令。他希望程序员能以更自然和符台人们习惯的方式思考和编写程序。可是, Turing本人对此想法井无兴趣,他早在1947年就指出,这不过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事实上,Turing非常精于机器语言, 他能用机器码和32进位、低位在前的非正常表达直接并且方便地进行思考。

5 0年代后期 , 随着解释 器 、 编译器技 术的发展 及FORTRAN、LISP、ALGOL的推出,程序员被从琐碎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4.2逻辑与程序设计语言

4.2.l抽象逻辑程序设计

逻辑程序设计语言是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结合的典型代表。在回答“逻辑程序设计是什么”之前,先给出“逻辑是什么”的回答。因为逻辑程序设计的公理化概念依赖于逻辑自身的公理化概念。逻辑的研究通常有两条主要途径:

(1)模型论方法——在模型和句子之间建立满足关系。

(2)证明论方法——句子集之间的衍推关系。

这两种方法本身均不足以对逻辑程序设计进行公理化。

证明论方法可追溯到1959年Tarski.A.“关于元数学的基本概念”中的“推导关系”及Hertz和Gentzen提出的衍推关系S。

以一阶逻辑[3]为例,存在许多不同的证明演算(如Hilbert系统、Gentzen系统、自然演绎系统等)。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衍推关系S,因为,它在许多不同系统中保持不变。一阶衍推关系├ 满足三条性质:

(1)自反性,即φ├φ。

(2)单调性,即如果

(3)传递性,即若

可将自反性视为一公理模式,单调性视为弱化规则,传递性视为切割规则。

(弱逻辑程序设计)逻辑程序设计语言中,程序P是逻辑L中的一理论。当程序被执行时,用户可做询问(询问属于P语言中一特别句子类)。当用户提出一询问φ时,如φ是P中公理的可证推论,则机器将返回证明φ为真的一集回答。可视这些回答为对φ的不同证明。如果由P得不到询问φ的证明, 则或者机器在有穷时间之后停止并提示“失败”,或者机器永不停止。因此,机器中的计算与逻辑中的演绎等价。

从实用上考虑,机器中的实现必须能行,使得该语言实际适合一大类应用。否则,最好将这样的系统描述成一定理证明器。

将计算等同于演绎时没有涉及模型概念,一个理论原则上有许多模型。然而,在解决一特定问题时如计算一数值函数,心中通常有一模型(如整数、实数),这样的模型是给定理论的指定模型或标准模型。

在逻辑程序设计文献中,标准模型指程序描述的“封闭世界”。标准模型通常被刻划为初始模型。

用IP表示程序P的指定模型。在这样的模型中,我们主要的兴趣不是(在所有模型下均成立的)有效性,而是在模型IP下的可满足性。

(强逻辑程序设计)逻辑程序设计语言中程序P是一逻辑L中的一理论,程序P的数学语义是P的模型IP。程序P进入机器后,用户可提出关于什么性质在其模型中满足的问题。这种被称为询问的问题,是P语言中的特定句子,并满足性质:模型IP满足φiffφ从P的公理可证。当用户提出询问φ时,若φ是P公理的可证推论,则机器给出φ真的回答。这样的回答可视为φ的证明。换言之,语言的操作语义是通过证明论给出的。如果φ从P不可证,则或者机器回答“失败”,或者机器永不停止,因此,下面三者等价:机器中的计算、逻辑中的演绎和标准模型中的可满足。

4.2.2逻辑程序设计语言

20世纪50年代后期,John Mc Carthy等人直接使用符号逻辑作为IBM704机的程序。他们的系统LISP是实用逻辑程序设计语言的第一个重要例子。LISP本质上是Church的λ 一演算。λ一演算讨论简单递归数据类型(有序偶对)、条件表达式以及用于列举一系列连续行为的强制“序列构造”。 在70年代初,Robert Rowalski和Alain Colmerauer给出了PROLOG。PROLOG基于谓词演算的Horn子句归结。Horn子句归结涉及目标、子句、控制流、深度优先、回溯等概念以及几个强制式命令(如“cut”)。David.H.D.Warren采用巧妙的技术,漂亮而且有效地实现了PROLOG。逻辑程序设计语言LISP和PROLOG的主要优点为:灵活、易书写、易修改,LISP和PROLOG通常被视为两种逻辑程序设计(函数程序设计和关系程序设计)的典范。抽象描述演绎程序设计的一般思想是将计算视为从表达式到一范式的归约,在抽象LISP中,主要指对适用于过程函数调用、条件表达式、序偶数据结构操作等归约规则的持续应用.在抽象PROLOG中,主要指β归约规则的持续应用。这些规则包括:分配“合取”、 删除存在量词,化简表达式。将这两种形式合并可得统一的逻辑系统,其中含有两种程序设计的特点。目前,J. A.Robinson等人基于此思想给出了一新语言SUPER,它可用来解释归约逻辑如何在超大规模并行计算机上自然地实现。

LISP、PROLOG等语言表明了逻辑系统对计算机的应用,逻辑程序设计近乎于一种适当形式的知识阐述,在其中,从公理可导出用户询问的答案。在这种意义下,此类程序设计是连接一般计算到特殊AI系统的桥梁。Robert Kowalski等式“算法=逻辑十控制”概述了同时注重程序的描述、强制两方面的重要性。

5结论(Conclusion)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逻辑 篇5

文章通过对科学哲学中三大主要思想流派的思想内涵的挖掘，分析其内在线索和逻辑联系，论述科学哲学基本框架和逻辑进程，并从中寻求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启迪。

【关键词】科学哲学;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演变逻辑

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概述

西方科学哲学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由科学知识的逻辑模型到科学理论的历史模型的转变。

代表这种历史发展的三个主要流派是：以孔德为创始人的实证主义;以波普尔为创始人的证伪主义和以库恩为创始人的历史主义。

(一)实证主义的缘起与演进

实证主义是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孔德首创的一种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以经验论传统为认识基础，反对形而上学，并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代实证主义：孔德继承了17世纪以来欧洲哲学中一直存在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贝克莱、休谟的主观经验论和牛顿的机械论哲学，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

认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证实的基础上。”

第二代实证主义：19世纪末，物理学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马赫接受并改造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进一步反对形而上学。

把“科学的任务看作是对事实的概要性描述而非理解和解释，并把人的经验看成中立的感觉要素，一切研究都是探知这些要素的联结方式，强调除感觉经验之外的存在都是多余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第三代实证主义：20世纪初，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使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经验论传统与数理逻辑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一方面，继承了马赫的经验论原则，更为彻底的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认为：“只有数学和逻辑的命题、经验科学的命题才算有意义的，而形而上学的命题是一些无认识意义的伪命题。”另一方面，提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断通过归纳逻辑，得到被经验证实而具有较高概率的命题和理论。

这种累进式积累的机制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为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者归化到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

(二)证伪主义的批判与继承

1.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超越。

证伪主义，又称“批判理性主义”，是在同逻辑实证主义争论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哲学流派。

它的创始人波普尔主张以“证伪”取代“证实”，以“试错法”取代“归纳法”。

证伪主义还把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从命题的意义标准转向科学知识的增长，把科学的方法论从逻辑的证明转向猜测和反驳。

同时，用证伪主义的科学动态发展模式(问题――猜测――反驳――新的问题)来代替证实主义的科学知识积累模式(经验――理论――经验的证实――理论的扩充)。

此外，批判理性主义反对实证主义拒斥本体论问题的态度，提出了“突现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为科学哲学开辟了新的视野，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过渡性哲学。

2.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继承。

虽然“证伪原则”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的，但是证伪主义仍然是以“经验”作为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的。

因此暴露了从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先天缺陷：(1)从纯逻辑、纯理性的科学“内部”方面去探讨科学的发展，企图为具体科学理论寻求一种普适的理想模式。

(2)认为经验和观察是稳定、客观、可靠的，是对科学理论做出评价的唯一基础。

由于这两点根本缺陷，当历史主义兴起的时候，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一起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三)历史主义的融合与创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

历史主义反对逻辑主义只注重从“内部”来研究科学本身的倾向，主张要从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个“外部”来研究科学本身，强调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整体，必须研究这个系统的构成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了克服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库恩主张尊重历史，用历史的方法从动态角度来考察科学发展的机制和规律。

强调社会学和历史学对于研究发展问题的重要作用，主张深入到科学史之中，对科学发展的事例进行研究，以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为评判尺度来探讨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等问题，而不是对科学的发展过程进行简单的逻辑重建，为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的规范方法论。

基于此，提出了一个既包含有常规科学的量的进化，又包含有科学革命的质的飞跃的科学发展模式和一个带有综合性和总体性的“范式”概念。

二、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演变逻辑

(一)从评价标准的“逻辑基础”到“历史整体性”的转变

自从库恩开始的历史主义，明确反对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寻求一个普遍适用的评价标准的企图，并且反对它们以经验与逻辑为唯一标准，静态地分析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或科学发展的模式，主张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随科学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应从动态的科学史中去捕捉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都将科学发现及科学理论的基础归结为单一的逻辑，或者是归纳的，或者是演绎的。

认为从这最基础的逻辑原理出发，我们能够解决科学及其理论面临的一切问题。

而历史主义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或者至少对这个历史学家来说，理论在某些本质方面是整体性的，就他所能讲的，理论总是存在的，因而总是覆盖着可设想的全部自然现象。”作为历史视域下的科学哲学，它的基础是受到它所处时代的各种条件所限定的，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基础不是唯一的。

逻辑主义者们的逻辑原理，不过是科学的发现方法，作为方法，也不是唯一的。

因此，历史主义主张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也是随科学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强调应到动态的科学史中去捕捉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克服了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和科学实践相距甚远的缺陷，将西方科学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从科学发展模式的静态积累到动态飞跃的辩证考察

传统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科学发展的“积累进步模式”相比，认为科学进步是科学命题及理论的单纯积累过程，是单纯量的增加;波普尔的“证伪模式”是否定型的模式，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新理论对旧理论的不断否定而实现的，是一个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反对科学发展的知识积累过程。

到了历史主义这里，库恩综合了以上两种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成分。

他认为，科学发展模式既不是实证主义只注重持续性的积累，也不是证伪主义只注重理论的“质变”，他用“科学的常规阶段”、“科学的危机阶段”、“科学的革命阶段”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做是范式不断更迭的发展过程，在科学发展的“量”和“质”的把握上，库恩的观点更好的做到了二者的结合。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充分展现了哲学特有的辨证思维：将整个科学的发展看为一个过程不同的`整体，保留了科学结构的完整性。

与马克思主义者们倡导的质量互变规律不谋而合，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科学初期阶段，与量的积累相同;到了危机阶段，表明己经做好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准备;到了科学革命阶段，表明出现了质的飞跃。

同时库恩也强调范式的新旧交替不会终结，总是旧的范式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巡回往复以致无穷。

(三)从科学视野“纯理论”的推演到注重 “非理性”的研究

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对“经验理性”的片面强调，到对“非理性”因素的逐渐承认与重视的这一过程。

在实证主义者们那里，建构科学理论的是逻辑中的归纳方法，而科学本身是对真理的无限逼近，真理是对客观经验的真实反映，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必然不包括非理性的方面。

所以，持逻辑模式思维的哲学家们，对非理性因素都不够重视，甚至是采取一种摒弃的态度，认为非理性因素应该排除在科学之外，非理性因素将会干扰科学理论的纯洁性。

尽管波普尔在其理论中提出了 “期望”这个概念，但是从对科学本质的解释中，波普尔本人还是坚持理性因素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期望”概念的提出只是为了解释他理论中“理论在先”的矛盾。

然而，库恩认为科学不仅是已经存在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人类在各种时间活动中探索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是科学共同体、科学范式和特定客观对象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活动。

三、科学哲学演变的评价与反思

(一)对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演变的评价

1.科学哲学本性应当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对科学哲学理论本性的全面把握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科学哲学理论割裂了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或脱离历史片面强调逻辑分析;或脱离逻辑片面强调历史描述，两者都违背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要求。

逻辑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对既定的科学研究成果作语义和 逻辑分析，“合理重建”科学理论，清除语义和逻辑疑难，测定理论的事实支持程度，提出接受科学主张的明显准则，并应用这些准则对科学理论作评价。

并且把据以接受或评价理论的标准和准则视为对一切时代的科学都是普遍有效的，从而把逻辑分析绝对化;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科学模型应该同实际科学及其历史符合。

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过程;科学的目的、方法、问题和内容的变化;科学理论、假说的发现与辩护等等，都是科学哲学所要研究的。

然而，他们却往往陷入科学史的具体事件中，只是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理论、方法的变化，却不去揭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标准，对一切方法论原则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

综上所述，逻辑主义强调对科学理论的“横向”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强调对科学发展的“纵向”历史分析，两者都从一个侧面丰富了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但又走向极端。

无论是逻辑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理论上的片面都阻碍了科学哲学理论的深化。

因此，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现代科学哲学理论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

2.科学哲学发展应当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融合。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类认识不能割裂的两个要素，建立在人类认识之上的科学同样同时包含着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逻辑主义侧重于进行科学“内部”建构的研究，注重实践和理性因素在科学和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认为经验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除经验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多余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则将研究视角从科学“内部”结构扩展到了社会历史范畴，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条件的外在研究。

这两种思想一个研究科学的认识本性，另一个研究科学的社会本性;它们互补的探讨了科学活动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二)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启迪

首先，当代科学与哲学日益紧密的联系，要求我们科学看待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科学哲学对某一种特定科学的概念、含义、论证，都是由于在这个科学及其领域产生突破，并对这个科学有了理论要求而言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一个通过事实得出的科学哲学理论，还是通过事实得出的科学哲学的假说，他们的目标和宗旨都在理解科学和促进科学的向上发展。

因此，无论是哪个思想流派盛行和高调的时期，它的思维模式总是来源于科学实际，又要返回到科学实际之中。

其次，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围的拓展和认识程度的纵深，要求科学哲学研究运用多元化理论与方法。

科学哲学从实证向历史主义的转变过程中，科学研究者们对科学方法的探寻经历了归纳、演绎、文化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

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而从当代的科学进步和发展前景来说，我们面临着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和研究方向，因而，更应当注重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

再次，科学哲学理论的演进是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也应当从辩护走向批判与审度。

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各个思想流派无论是在理论上的合理之处还是其不足之处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后相继的思想特点。

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

因此，我们也要始终秉承这种“批判――继承――创新”的科学态度，敢于批判，懂得继承，勤于创新，实现发展。

参考文献

[1] 洪谦.逻辑经验主义(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3]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科学逻辑研究 篇6

监督是关键，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作中是早为人们普遍认识到的一个真理性结论，深入理解“关键”的内涵及逻辑意义，有利于抓住关键，建立健全监督制度。

一、“关键”的内涵

“关键”在哲学上属于客观存在范畴，指的是能够制约系统按其本质运行的基本环节。任何事物都是一个辩证统一的系统，系统内在的辩证结构决定了“关键”的存在，不管人们认识与否，它都客观存在于系统之中，并决定着系统性质的保持和实现。如同一切现实事物一样，“关键”与其制约对象是对立统一关系，而“关键”是系统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导矛盾的发展方向，决定矛盾的发展结果。谓其“基本”，是指“关键”决定系统的性质，“关键”存在，系统就能够保持其性质，“关键”不存在（实质是一种“关键”转化为另一种“关键”），系统就不能保持其性质；“关键”存在于系统的始终，只要系统存在，“关键”就不可或缺；“关键”是对整个系统的作用而言，脱离整个系统而言“关键”，就不可能抓住关键。谓其“环节”，是指“关键”不是系统的全部内容，“关键”不能代替系统的其他环节，但能带动其他环节。“关键”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特定系统中的反映。

科学认识只是对本质的正确界定，认识到“关键”只是抓住关键的前提，任何认识本身都不是“关键”，“关键”是在科学认识指导下的实际行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二、“关键”的逻辑意义

“关键”在逻辑上是保持事物性质的充分必要条件。所谓“充分必要条件”，即“关键”存在，事物就必然能够保持其性质；“关键”缺失，事物就必然变质。监督是关键，是指就权力运行系统而言，监督是廉洁的充分必要条件。即有监督就必然有廉洁，没有监督就必然没有廉洁。如果把监督视为廉洁的充分条件，即有监督就必然有廉洁；而没有监督未必有廉洁。

由于“充分”和“必要”的逻辑意义都存在“未必”的情况，就使廉洁建立在可能性上，而“可能性的说法，主要使用抽象形式的方法玩弄充足理由律，依此，可以说，任何事物都是可能的，只要你为它寻得一个理由”。这种可能性的逻辑意义的现实后果有二：第一，使人怀疑监督的价值，转而在监督之外寻求保持廉洁的途径，而在人类政治发展历史中，这种寻求无一成功，历史因此呈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所以毛泽东说打破历史周期律的根本方式只能是人民的监督。第二，给一些人为抵制监督进行形式主义的诡辩提供了逻辑缺口。“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段的和随意挑选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只有当事物具备充分必要条件时，才能使事物性质的保持成为必然；只有逻辑上的充分必要条件才能成为“关键”，只有“关键”才可称之为“重要”。没有逻辑界限，任何东西都是关键也都不是关键，各说各有理，就会陷入无谓争论；什么都很重要也都不重要，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

以上分析，形式上是逻辑意义的争夺，而本质却是监督和反监督、腐败和反腐败的博弈。“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只是现实世界辩证运动的自觉反应”。逻辑是存在的自觉反映，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逻辑的严肃性，而在于客观事实的严酷性。这不是什么“改革”与“保守”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稳健”和“激进”的问题，而是关系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关键”的逻辑特性决定了“关键”在系统中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也决定了“关键”与系统的其他环节相比具有功能上的优势。

在反腐败惩防体系中，教育、监督、制度三个方面并不是平均起作用的。监督的作用优于教育的作用。监督是直接的，教育是间接的；监督的对象和内容是清晰的，教育的對象和内容是宽泛的；监督针对当下现实存在，教育针对未来预期；监督对廉洁是必然的，教育对廉洁是可能的；教育能够塑造人的理想道德，监督能够巩固人的理想道德；教育能够使人获得一种思想方法，而监督却使人不得不面对一种物质手段；教育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监督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唯有监督才能有效弥补教育的不足，正确的监督观是教育的重要内容。监督不排斥教育，教育也无权排斥监督。监督可以包容教育，最好的教育是监督；但教育无法包容监督，不能说最好的监督是教育。

制度是保证，但必须在民主监督下，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制定的制度才是保证，由少数人制定的“行业规定”、“部门条例”、“地方性法规”则可能成为腐败的保证，改革这些制度恰恰是关键。所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完善预防腐败的体制机制，提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制度的保证功能就在于通过监督达到制约。

从这个角度讲，反腐败体系应该是监督是基础，教育是补充。

三、监督机制设计

“关键”的实体是制约机制。本质的界定与意义的争夺永远不能代替实体的建设，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使理论实体化才是关键。实体是普遍与个别的对立统一，一方面是普遍的本质和目的，一方面是个别化的现实。监督机制就是普遍的公共权力与具体的人格化权力、普遍的人民利益与官员个人利益的对立统一。机制是事物内部辩证结构决定的机理。

纵向闭合是指上下级权力主体之间依次形成直接的相互监督关系，基层群众和中央领导之间要有直接对话通道，形成闭合的监督链条。横向平行是平行权力主体间要保持独立，保证权力运行界限分明，避免责任不清；为了防止体制内监督与监督对象和解，必须有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第三者监督通道。

权责对等，一是权力主体掌握的权力与其承担的责任要对等，二是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的权力运作范围要相等。权责对等是机制的前提，权责不对等必然导致制度缺乏正义而失去道义的力量、监督机制就必然失灵。

利害相关，是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之间的利益形成对立统一关系，既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也不能脱离利害关系。具体双方的具体利益是对立的：行政权被滥用，监督者要承担失察责任；监督权被滥用，必然影响行政目标。

机制具有强制性、直接性和威慑性。机制的作用方式是强制约束，机制高于人，机制一旦启动就无可抵挡，能被阻挡的就不是健全的机制；必然性是由强制性派生出来的特性，任何人必须无例外地承担相应的行为后果，没有因人而异和下不为例、也没有偶然和侥幸；直接性，就是行为后果和行为责任之间没有中间环节，没有替代目标，功不折罪，罪不掩功。

结语：着力制度创新，解决关键问题

当“关键”缺失时，就成了“关键问题”。“关键问题”实质上是利益的争夺，是人民利益和官员个人不正当利益的博弈。抓住利益矛盾就是抓住了关键。“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有效的监督难以进行，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效监督阻塞了个人不正当利益的实现通道，必然遭遇巨大阻力和激烈反抗，企求不遇到阻力和反抗就解决关键问题是不可能的。系统要健康发展，就一定要解决关键问题，就一定要克服阻力，消除反抗。

当“关键”的缺失危及到系统生存，既没有缓冲空间也没有替代方式时，“关键问题”就到了“非解决不可”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就是指要解决关键问题的阶段。解决关键问题的措施就是关键措施。关键问题不是问题的全部，关键问题的解决不能代替其他问题的解决，但可以带动其它问题的解决；其它问题的解决不能代替关键问题的解决，但可以推动关键问题的解决；解决问题的顺序可以先易后难，为解决关键问题创造条件，但关键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关键问题就会重新衍生出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461页，人民出版社，1972.

[2]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72.

[4]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72.

[6]《列宁全集》第15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2.

维特根斯坦逻辑研究的人文内涵 篇7

摘要：

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思想与弗雷格、罗素有明显的渊源关系，但是又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背景，有着更明显的人文色彩和人文内涵。从真值演算理论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借助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理论重新演绎了康德和叔本华对世界的理解，发展了康德式的哲学框架：通过为世界划定界限来显示不可言说之物的存在。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5-0137-05

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思想与弗雷格、罗素的思想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语境原则、真值演算、逻辑原子主义、人工语言等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弗雷格或罗素的某些著作。但维特根斯坦与他的两位前辈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背景。青少年时期阅读叔本华哲学的经历使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较之弗雷格和罗素有着更多的人文色彩，而且叔本华的著作使他间接地了解了康德的思想，而康德和叔本华关于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区分以及对超越经验世界的形而上的追求为他的逻辑分析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思想背景。就像康德试图通过为思辨理性划定界限从而为实践理性留下空间一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逻辑研究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这样做只是为了显示世界的界限和不可说之物的存在，而不可说之物才是真正重要的。与康德和叔本华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并不借助于认识能力的先验范畴，在他的体系中用来划分可说的经验现象与不可说的超验之物的思想正是来自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分析。真值演算是维特根斯坦、弗雷格和罗素哲学中都非常关注的一个概念，他们在这一理论中表现的差异集中地反映了他们思想背景的差异，体现出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内涵。

一、真值演算思想的发展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初始命题是对象间的联结，命题是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TLP，2.01，5)。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弗雷格《思想结构》中表达的观点。弗雷格认为思想结构是不满足的构成性成分，只为自身满足的思想所填充。弗雷格认为有6种思想结构，分别是：

(1)A并且B。当A和B均为真的时候，整个思想才是真的。

(2)并非(A并且B)，也就是A和B不相容。A和B当中至少有一个为假，整个思想才为真。

(3)(并非A)并且(并非B)，即仅当A和B均为假，整个思想才为真。

(4)并非[(并非A)并且(并非B)]，或者写成A或者B。就是A和B当中至少有一个为真，整个思想才为真。

(5)(并非A)并且B。仅当A为假，B为真的时候，整个思想才为真。

(6)并非[(并非A)并且B]，或者表述为如果B那么A。也就是仅当B为真而A为假的时候，整个思想才为假。

弗雷格认为这6种思想结构形成封闭的整体，从其中任何一种出发，通过否定都可以推导出其他5种。当A和B表达同一个思想时，则第5种结构恒假，第6种结构恒真。另外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含有3个甚至更多思想的结构。

受其影响，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也提出了真值演算的思想。罗素在《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中提出每个原子命题都以真或假的方式对应于事实，而分子命题并不对应于单一的事实，而是包含若干事实，分别对应于其中的每个原子命题，可以根据各原子命题的真假列出分子命题的真值表。在真实世界中没有叫做“或”之类的客体。这恰恰说明不存在对应于整个分子命题的单个事实，只有将复杂的分子命题分解为原子命题才能显现命题的基本结构。分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它的组成部分的真假，后者是前者的真值函项。维特根斯坦则进一步指出：命题是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是与初始命题的真值可能性一致和不一致的表达式。初始命题是命题的真值主目，其真值可能性是命题之真假的条件(TLP，4.4，4.41，5，5.01)。

二、逻辑对象

弗雷格主张存在着逻辑对象的观点。他认为将这些真值联结起来的东西就是逻辑对象，它们作为函项留出了空位，使得作为组成成分的命题的真值得以补充进去。而罗素则认为并不存在与“或”之类的词对应的客体，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用于指称对象，而是表示原子命题的排列方式。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与罗素是一致的。维特根斯坦也认为并不存在逻辑对象，并没有对象对应于指号“假”和“真”的复合。虽然他将命题称之为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但他特别强调真值函项不同于实质函项。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是以初始命题为基础的演算的结果，这些演算就是真值演算(TLP，5.234)。演算与函项不能混淆。首先，函项不可能是自己的主目，而演算的结果却可以是自己的基础。其次，真值联结词可以相互定义，相互抵消，但对象是不能相互规约并消失的。再次，我们甚至可以去掉逻辑常项，而以'IF真值表的形式代之(TLP，4.442，5.25，5.251，5.42)。因而不存在与这些联结词对应的对象，逻辑常项的作用仅仅是安排、整理关于世界的诸基本命题，而没有为命题增加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真值联结词已经包含于基本命题中了，如果像弗雷格那样认为存在逻辑对象，那么对这些对象必然可以言说。但是简单命题的逻辑形式包含于名称之中，因为指称对象的名称包含着与其他名称联结的可能性。同样，复合命题的逻辑形式则内在于简单命题之中，因为简单命题同样包含了与其他简单命题联结的可能性。那么正如简单命题可以表现事态，而不能说出它与事态共有的逻辑形式一样，同样，简单命题间的关系的可能性也是属于不可言说的形式(TLP，5.442)。而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反对逻辑对象的最根本的原因。

三、所有命题都是真值函项?

此外，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一切命题都是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没有例外。而弗雷格和罗素则列举了并非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的命题，比如心理学命题和模态命题。

弗雷格将心理学命题看作具有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句子。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意谓并不是它们的真值，前者是所引的话本身，后者是由句子的意义，即思想担任间接意谓。罗素早先将心理学命题解释为对象与命题间的关系，如“A相信p”，当中A和p之间存在着相信的关系。但由于信念有时是错误的，p可能为假，而假命题不代表实在之物，这导致句子中的成分没有指称，从而构成了无意义的句子。而事实上即使p为假，A相信p仍然有意义。因此，A相信p不应理解为A和p之间的二项关系，不存在被相信的单一事物，p必须被分解为若干部分。因此信念从逻辑上讲并不总具有相同的形式，它随着所相信的命题的性质的变化而不同。以“A相信B爱着c”为例，那么命题就可以被分析为：相信{A，B，C，爱着，R(x，y)}，也就是说A、B、c和爱着都处于断定关系中，而当爱着恰好与B和C结合时，判断为真，否则就为假。这就是罗素的多元关系判断理论。维特根斯坦对

罗素的第一种观点的反驳是：p是存在着真假两极性的命题，不能被看作单一的对象，因此A和p的关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两个对象间的关系。他对第二种观点的反驳是：人们不能断定毫无意义的命题，而罗素的理论允许判断所涉及的对象没有依一定的次序发生关系，从而使得判定“这张桌子笔杆这本书”成为可能(TLP，5.5422)。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识到自己在《逻辑笔记》中将心理学命题解释为主体和命题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的，因为并不存在心灵或主体，它无非是一系列的心理状态、过程或事件。“A相信p，”就相当于“p说p”，即思想对事实的描画关系。而描画关系是不可说的，因此心理学命题是无意义的，正确的形式应该是p，它是自身的真值函项(TLP，5.541-5.5423)。

对模态命题，弗雷格和罗素的解释是：模态词不是用于命题，而是用于命题函项。必然、可能和不可能就分别相当于(x)fx，(∈x)fx和～(∈ x)fx，即：对所有的x而言，x是f，至少有一个x是f以及没有x是f。这些模态词对个体无所断定，对命题函项，或者说对类才有所断定。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只适用于物理上的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性，而这些模态词事实上是用于描述逻辑推理的。以“fx是可能的”为例，它只是说存在一个x具有f性质是不矛盾的，可以想像的，但并不是说事实上存在这样一个个体，而(∈x)fx则断言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个个体。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事况的必然性、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不是由命题表达的，而是由一个表达式之为重言式、有意义的命题和矛盾式来表达的(TLP，4.1211，4.124，5.525)。这并非命题的偶然性质，而是内在于命题的不可说的东西，因此模态命题是无意义的。

四、真值演算与世界的界限

维特根斯坦在真值演算理论上与弗雷格、罗素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否认真值联结词对应于逻辑对象；第二，他认为所有命题都是真值函项，没有例外。而坚持这两点的理由如下：否定逻辑对象是为了将初始命题联结的可能性置于初始命题自身中，而将一切命题归结为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则是为了单纯通过初始命题就可以给出一切事况的可能性。假如他承认逻辑对象的存在，而逻辑对象又对初始命题加以联结，形成有意义的命题，那么这种联结就变成了经验性的、偶然的事实。换言之，并非给出初始命题，它们之间一切可能的联结，也就是一切的命题都被给出了，我们必须等待经验告知哪些初始命题是可以相互联结的，而经验不能通过列举完全加以确定，因此承认逻辑对象就等于否认通过初始命题给出所有命题，并由此划定世界的界限的可能性。如果像弗雷格和罗素那样设想复杂命题不仅仅可以是初始命题的真值演算，还可以是对象和命题间的联结，那么我们就很难划定世界的界限。因为否定、逻辑和、逻辑积等是内在于命题中，并作为整个逻辑空间伴随着命题的出现而一同被给出的，但对象和命题间的联结却不在逻辑的范围内，因而我们不能先天地给出什么对象和什么命题联结是可能的，而经验也不能向我们揭示世界之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因此，要想对世界的界限有所思考，只能将一切命题归结为初始命题的真值函项。

由于在论述真值函项理论之前，维特根斯坦已经借助逻辑构想了一个以对象为基质的世界，任何对象包含了与其他一切对象联结的可能性，因而给出对象也就给出了所有可能的事态和可能的初始命题，而给出所有初始命题也就给出了世界的界限。我们不必借助经验，而仅仅根据逻辑就可以给出世界的界限(TLP，2.0123，2.0124，3.42，5.442)。逻辑使得从整体上认识世界成为可能，从而也为世界之外的东西留出了空间。对弗雷格和罗素而言，真值函项理论只是一个分析工具，它便于将复杂的句子加以分解，并进行逻辑分析。而对维特根斯坦而言，逻辑分析远不是最终的目的，研究逻辑是为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不仅仅表现在真值函项理论中，也表现在语境原则和所谓的逻辑原子主义的学说中。他指出语境原则是为了强调对象之间联结的可能性是内在于对象之中的，因而是借助逻辑能够先天地加以确定的；而坚持认为存在着真正简单的对象，因此也存在着由这样的对象联结而成的基本事态，是为了让命题的分析可以到达最终确定的东西，从而为世界的构成找到稳固的基础，并通过逻辑清晰地从整体上划定世界的界限。这是作为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弗雷格不关心的问题，也是作为经验主义者的罗素无法理解的。

五、维特根斯坦人文精神的思想渊源

维特根斯坦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经验世界的思想直接来自于叔本华，同时也间接受到康德的影响。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指出经验对象是我们的认识能力构造的产物，因而是现象，整个经验世界就是现象世界。与现象世界相对应的是自在之物的世界。如果在现象世界中，人作为经验性的存在必然受到因果律的支配，因而谈不上意志自由和道德，那么作为自在之物，人却是自由的。因此，康德借助《纯粹理性批判》将思辨理性限于可能经验领域的时候，他也就为道德和信仰留下了空间。

叔本华承袭了康德关于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区分，将世界划分为作为表象的世界和作为意志的世界。作为表象的世界并不能向我们提供世界真正的意义，世界的意义存在于表象之外，它不能从外面来寻找。而从内部寻找世界的意义，也就是从作为意志的世界中去寻找。此时我们发现整个经验世界就是不可分割的意志的表现，在我们身上的意志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意志事实上是同一的。认识到这一点使得我们超越了个体化原理，而站在世界自身的立场上看问题，一方面对世界有着更深刻的把握，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摆脱个体意志的控制准备了条件。

我们仔细阅读《逻辑哲学论》，可以发现叔本华关于作为表象的世界和作为意志的世界的思想框架在其中得以复现。如果将可言说的东西，即世界中的一切事态等同于叔本华的表象的世界，那么不可言说，但包含着人生价值的东西则相当于叔本华的意志或自在之物。其实逻辑和伦理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相反，正是通过逻辑，我们才可能从整体上理解世界，进而发现世界之上的价值，并进入价值的领域。正如康德和叔本华所说，在现象世界之上还有自在之物的世界，而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维特根斯坦也指出世界的意义、价值必在世界之外。伦理是超验的(TLP，6.41，6.421)，也就是说，我们只有超越经验世界才可能洞悉人生的价值。维特根斯坦通过为可说的东西划出界限而显示了不可说之物的存在，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对冯·费克尔说：“该书的要点是伦理学的。……我的著作包括两个部分：呈现在此的部分和我没有写出的部分。而正是这第二部分才是重要的。”

比较维特根斯坦与弗雷格、罗素在真值演算理论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弗雷格和罗素的理论具有更多的经验概括的色彩，那么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则更多地具有理性思辨的特征。在他看来，逻辑分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一种视野，我们可以借助它意识到世界的边界，从而超越经验世界。他借助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体系重新演绎了康德和叔本华对世界的理解，并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从而超越经验现实，走向道德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