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投资

2024-05-17

职业投资（精选11篇）

职业投资篇1

被称为“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的足球产业年生产总值达到5000亿美元, 占体育产业总产值的43%。足球因其具有的极大娱乐性与竞技性, 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主要盈利模式包括门票销售、转播权销售、足球博彩、商业赞助等, 是典型的高附加值产业。

1 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历程

中国足球在1994年开始了职业化改革。回顾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发展历程, 主要包含了三个阶段:一是摸索筹备阶段 (1992-1993) ;二是具体实施阶段 (1993-1994) ;三是逐步完善阶段 (1995-至今) 。提高中国足球的运动水平, 提升中国足球的国际影响力, 建立一套良性运转的足球市场体系是其进行职业化改革的最初目的。然而十几年过去了, 无论是市场机制的发展还是运动水平及影响力的发展都步履蹒跚,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资本家表现出的短期投资行为、俱乐部潜力开发不足、球员技术和素质水平双低、球场暴力和假球黑哨横行、国家队成绩不尽如人意等。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成长进程中, 还有一些矛盾未能解决、还有一些关系没有理顺、以及足球市场的一些机制还未能完善。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 国家政策及领导人近年来对足球产业的支持却是热情高涨。从2015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方案》到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6-2050年) 》, 涉及申办世界杯、联赛改革、足彩建设在内的全方面的政策引导下, 足球产业将会迎来爆发的“奇点”, 迸发出极大的市场。一些嗅觉敏锐的商业巨头对这个产业也是青睐有加。2014年, 马云以12亿收购了广东恒大50%的股份;2015年, 万达以4500欧元购买了马竞俱乐部20%的股份, 2016年又与FIFA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成为其首个来自中国的顶级赞助商;2016年, 苏宁集团以2.7亿欧元的总对价获得了国际米兰俱乐部70%的股份。在政策利好的驱动下, 中国资本已经完成了对国内外十几家俱乐部的收购, 其中境外市场的总投资接近400亿人民币。

2 足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1足球可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足球甚至可以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挂钩。在阿根廷, 足球不光是一项体育运动, 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球员的出口是该国家的创汇项目之一。阿根廷每年都有像梅西、伊瓜因等很多球员在世界各地的俱乐部效力, 收入都十分丰厚, 并且他们会将大部分收入投资在阿根廷国内市场。1998-2003年, 阿根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后, 阿根廷队的世界杯之旅一直都举步维艰, 但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 阿根廷的足球形势也随之振兴。

有一个重要的比赛不得不提, 那便是世界杯。作为一项洲际性的足球赛事, 原本只是为了国家荣誉而生。然而, 我们必须看到其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

2010的世界杯就让南非受益匪浅。过去的南非交通状况不佳, 社会动荡, 失业激增。经过6年的筹备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南非经济的增长,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增加了国内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2009年末, 南非旅游业收入达到270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南非经济持续增长达9年, 这其中就有世界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尽管南非花费了26亿美元修建体育场、改善交通以及安排开闭幕式等, 但其在电视转播权和相关赞助方面获得了近40亿美元的经济回报。南非总统祖马表示, “世界杯留给南非的最大财富将体现在日益完善发达的基础设施建设上, 世界杯让南非道路交通建设大跨步发展。”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2009年南非经济出现17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然而, 世界杯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继续运行,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为刺激经济复苏和降低失业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且举办世界杯在提高南非国际声誉, 促进其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仅是南非, 其他国家也能在世界杯中分一杯羹。世界杯来了, 不管是独自观看、三五好友一起观看还是群体性观看, 都少不了喝上几瓶爽口的啤酒。巴西作为世界第四大啤酒消费国, 在世界杯期间, 巴西人对足球的迷恋和狂热, 使得啤酒消费量剧增。造成市场上的啤酒供应不足, 迫使巴西政府不得不减少啤酒的进口关税来引进大量啤酒以满足国内需要。世界杯来了, 怎么能不穿上心仪球队的球服助威, 怎么能不买一两张彩票预测一下冠军归属。俱乐部老板在此时物色新球员, 广告商在此时盯紧新物种, 经济动物和商业机器在此时绷硬了青筋玩心跳——从电视机前的草根球迷, 到足球后面那只看不见的手。俱乐部、赛事运营商和体育传媒公司在无形中拉动着经济向前进。

2.2俱乐部、赛事运营者以及体育传媒等可获得巨大的利润

俱乐部是最主要的生产者。俱乐部通过门票收入、球员转会、纪念品发售、转播权收入和相关赞助获得盈利。并且一项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周边产业的运行。就球员转会而言, 不仅仅是人员的调动和账户数字的变更。2015年孙可以6600万的当时最高身价转会权健俱乐部, 一时间争议四起。各大自媒体平台持续报道数月, 让权健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在球迷圈中声名鹤立。如此大动作的背后也带来意料不及的广告效益, 成为其俱乐部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合理的商业模式能为俱乐部本身带来巨大的利润。从世界上最赚钱的两家俱乐部, 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来看, 14/15赛季转播权收入占比达35%和36%, 均高达1.99亿欧元。皇马的“巨星政策”更是为皇马赢得空前的成功和享誉世界的知名度。因而现在的西甲已经是巴萨、皇马争雄的局面。

赛事运营也是足球背后盈利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从之前由国外赛事运营公司与中国当地体育局等机构合作引进国外赛事到现在中国公司参与到国际足球赛事的中国运营之中, 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正在影响着足球产业经济。嘉达利峰和乐视体育将多特蒙德对曼联的2016年国际杯中国赛带来了上海;虎扑体育将由巴雷西、马尔蒂尼、舍甫琴科、科斯塔库塔等传奇球星领衔的意大利AC米兰传奇明星队带来了南京。中国足球通过对世界顶尖球队明星的碰撞, 在进一步深化文化融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体育传媒主要拥有的是赛事转播权的收入。英格兰超级联赛三个赛季的总收入突破80亿英镑, 欧洲人对于足球的热情远远超过想象。而在今年这样一个欧洲杯、奥运会年, 比赛日的观众人数可见一斑。因此, 伴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 重大赛事的转播权将会成为中国投资者竞相争夺的又一领域。

3 中国足球职业化中存在的问题

二十多年的中国足球业职业化, 经历了太多的曲折, 挫折, 妄谈赚钱, 不亏本已经是将弩之末了。中国足球存在更大的问题就是赞助商的急于求成, 赞助商本身并不是对中国足球抱有兴趣, 而更多地是对企业的一种宣传行为, 当球队成绩不好, 或企业经营不善, 资金困难时, 转让, 改名, 搬迁, 假球等一系列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如上海国际远走陕西, 后来又迁到贵州。南昌恒源远赴上海滩, 沈阳金德南下广州, 很大部分原因都是赞助企业的更替, 随之而来的便是球队的迁移与震荡。

从99年山东鲁能第一笔20万元买通谢亚龙帮助球队夺冠, 到03年上海申花, 上海国际, 天津泰达末代甲A的假球案, 上海申花被取消末代甲A冠军, 再到09年彻查足协假球, 谢亚龙, 南勇铁岭入狱, 广州恒大前身广州医药降级。云南红塔, 大连实德等老牌强队解散, 八星大连这个名字似乎也只能存在我们的记忆里了。而改名在中超更是家常便饭, 济南泰山将军—山东鲁能泰山—山东鲁能;上海申花—上海申花sva—上海申花联盛—上海绿地申花;广州太阳神—广州日之泉中一药业—广州医药—广州恒大—广州恒大淘宝。队名的更替让人眼花缭乱, 球衣的颜色更是变化的五颜六色。反观欧洲足球, 百年间赞助商的更迭没有带来球队的改名, 皇马还是皇马, 巴萨还是巴萨。底蕴与文化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球迷, 建立起的球迷文化也影响着当地的经济。

但似乎有一个例外——北京国安, 职业化20年间从未改换过东家, 从未改名 (06—08年为北京现代冠名) 。尽管20年间, 这只球队只获得了6次冠军, 包括09中超冠军, 3次足协杯冠军和2次超霸杯冠军。但是这20年间国安带给中国足球更多地是积极的影响。从杜文辉, 邵佳一, 杨晨的留洋, 再到黄博文, 张稀哲, 国安队对于中国球员的留洋之路可谓铺平了道路。当国内某些球队为中超冠军大肆从国外把中国球员回购时, 国安做的像是那么的愚蠢。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场均3万多的上座率, 中国乃至亚洲第一的魔鬼主场, 有着中超最好的球迷周边文化, 当国安球迷出现在每个客队看台时, 当工体一场普通联赛票都堪比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一票难求时,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球迷文化吧。当一个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在关系着自己城市的球队时, 当比赛日, 国安的绿色充斥工体周围, 地铁里, 马路上, 北京的每一个角落时, 我们真真正正才能体会到足球对经济真的能带来促进作用。

中国足球唯有不断的坚持, 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最终可能才能达到良性的经济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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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投资机会篇2

不久前的另一则新闻是民工荒已成为全国问题，部分地方甚至要限制劳动力输出量，内地民工荒不再局限于珠三角或长三角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惠农措施、鼓励创业等政策推动下，安徽、四川、湖南、河南等昔日民工大省经济起飞，同时亦遭民工荒。湖北省武汉市甚至实施“送政策、送岗位、送培训、送服务”，以吸引本地民工留下。

报道称仅珠三角地区初步估计已缺工200万人，其它省份也遭遇人手不足困境，农民工找工作变得非常容易。

但另一方面，今年大學毕业生将有630万人，教育部更警告今年就业形势严峻。去年9月，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显示，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愈来愈接近。农民工抢手，大学生过剩，这说明了中国总体劳动力布局存在结构问题。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完全支持山东大学生当淘粪工的这一做法。但是许多舆论认为大学生当淘粪工完全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

当前大学生就业环境尴尬是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2005年中国在校的大学生数量就已经达到2300万人，绝对人数全球第一。近两年大学生就业形势都非常严峻，温家宝总理曾说他最担心忧虑的一件事就是大学生就业。

在中国传统观念上，就业不仅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一个人的尊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的职业规划是由父母和长辈做出来的，上大学还是普遍看好的职业发展道路的起点，然而很少有人会考虑是否这条道路最适合自身发展。

民工供不应求而大学生上岗竞争激烈说明中国从劳动力分布来看，职业教育比一般教育不足，或者说宁愿选择高等教育而不愿意仅仅停留在职业教育。这就导致大学生多而专业技术的工人少，大学生更不愿意跟农民工看齐，结果造成了矛盾的就业现象。

另外珠三角地区或长三角的许多用工企业宁愿招收农民工，也不请大学生。这也说明中国的产业比重仍偏向低端生产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可供高教育层次人才选择的企业数量和岗位不多，总体劳动力分布存在着结构问题。产业结构的失衡才会引起劳动力分布的失衡。

这一情况的存在其实为投资职业教育创造了机会，特别是从事大学毕业后的就职教育、在职教育和终身教育应该有着广阔的市场成长空间。另外针对中国大学生相对过剩、中高端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一些企业大可以利用这种现状，用中低端的岗位和报酬来招聘中高档的劳动力，实现企业最大的剩余价值和最大利润，其实某种程度上山东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二处就是这方面好的例子。

职业教育投资的均衡分析篇3

一、个人职业教育投资的均衡分析

个人对职业教育投资起因于职业教育所能带来的收益的理性预期,其投资行为要受经济理性的支配,即以实现个人收入和福利最大化为动机。

影响收入消费与投资构成的,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而经济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投资预期报酬率和一般市场利率(即内在收益率的高低)。

$E_{p α γ} = \sum_{t = 1}^{n} \frac{b_{t}}{(1 + i)^{t}} - \sum_{t = 1}^{n} \frac{c_{t}}{(1 + i)^{t}}$

式中Epαγ为职业教育收益现值;Ct为其期间教育成本投入; bt为其期间教育所得利益; t为所得利益与成本发生的时间; i为受教育者的主观利率。

由于职业教育成本是分年支付的,教育所得收益是由学生毕业后逐年收回的,必须进行价格调整,用调整后的所得收益现值减去教育成本现值,即为教育收益现值。其中利率标准可由当时受教育者确定。职业教育的收益率为:

$B / C = \sum_{t = 1}^{n} \frac{b_{t}}{(1 + i)^{t}} / \sum_{t = 1}^{n} \frac{c_{t}}{(1 + i)^{t}}$

式中B为职业教育所得收益; C为某期间职业教育成本; bt为某期间职业教育所得收益; Ct为某期间教育成本投入; t为所得利益与成本发生的时间; i为利率。

预期收入有一定风险而存在较多机会成本。个人如果尚未接受职业教育,那么收入的消费余额便可用于现在投资。现在投资与一般市场利率的积乘则为现在投资净收益,它与人力投资额之和便是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此外,现期收入还要受市场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由于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与市场利率呈正相关关系,所以,在考虑预期投资报酬率时一般只考虑利率因素。如果一个人预期接受职业教育后所找到的工作每月可多收入100元,该职业教育可保证其10年的收入和工作稳定而不用另外进行教育或培训而折算出的收益率为15%,而目前利率为10%,则接受职业教育是可行的。如果收益率低于10%,则接受职业教育是不划算的。大多数人可能因为受某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做出教育投资量的决策,但这并不否认经济理性对个人投资决策的作用。首先,所谓外部因素,一般都与预期、报酬率和市场利率相关。譬如周围受过职业教育的收入状况、经济地位及生活方式的影响,促使他们做出是否投资和投资多少的决定。这些看似文化习俗的因素实际上包含着经济理性的内涵,这种无序的不规范的决策过程,隐藏着理性决策过程。其次,不论投资者个人文化层次如何,投资决策都是理性的结果。对他人行为的模仿,以及对各种投资现时效益的比较,无非是理性决策思维的简化。当然,文化层次越高,理性思维便越接近于经济理性的实质内容。进一步思考,教育投资还远不只取决于货币因素,偏好及某些社会文化习俗也都可能有一定影响。那些酷爱某种职业的人,几乎没有“合理的”工资便开始投资培养其能力。对于这些人,其投资行为是不一定能用经济理性分析说明得了的。但是,这种类型的投资者人数甚微。

二、企业或团体职业教育投资的均衡分析

经济理性决定着厂商行为和运作规范,厂商的经济理性的根本性原则是利润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即MR=MC。

企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有两种:一是对受过不同层次种类教育的劳动力和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上是对培养人才的教育的需求;二是对员工提供培训或进行继续教育的需求。对第一种教育的需求是间接的,职业教育的直接投资者是国家和个人。对于前者,企业是以税收的形式先行垫付,然后国家根据一定比例投资于职业教育,企业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很小;对于后者,当个人完成职业教育并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经过双方讨价还价,通过合理工资的形式,与就业者达成劳动合约,使其逐步收回教育投资并从中获益,故企业虽然是间接投资者,但却是最终出资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产品价格的接受者。如果没有在职培训,对企业或团体而言,工资是既定的并且不取决于企业或团体的行为,当边际产品等于工资,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支出时,符合经济理性的企业或团体便实现了均衡。用公式表示:

MP=W

在这里,W为工资或支出,MP是边际产品或收益。团体或企业并不十分关心现在人力条件和未来人力条件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强,人力只是暂时被当作企业人力资源。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每个时期的工人生产同样的边际产品和得到同样的工资,而且都是按最高生产率进行生产的,同时也获得最高的市场工资率。此时,均衡条件为:

MPt=Wt

t是指第t个时期,每个时期的均衡点只取决于该时期的流量。这就是说,企业对所雇佣劳动力教育投资的支付均衡是边际产品与所支付工资相等。企业的另外一种教育需求是在职培训,职工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进行职业教育投资有多种原因:其一,企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企业生产经营水平的提高,造成职业结构和岗位的要求不断发生变化,只有经常对职工实施培训,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其二,学校作为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社会系统,对外界变化做出反应时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滞后性,再加上自身质量、条件上的问题,难以为变化速度日益加快的企业提供及时高效的服务。相比之下,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不仅有庞大的人才队伍、先进的设备、巨额资本,而且最熟悉技术水平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他们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其三,企业录用的新职工和需转换岗位的老职工对工作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快迅而顺利地适应才能减少损失、多创利润;随着个人发展意识的增强,企业职工不断更新知识、提高素质的要求日益强烈,企业不能无视这一现实。

考虑在职培训时,前面讨论的企业或团体的均衡就改变了,从而可以建立起现期与未来收益间的联系。培训可以提高未来收益或者相对减少现期收益,而大幅度提高未来收益或降低未来支出,企业或团体乐于提供这种类型的培训。用Et和Rt代替t期内的支出和收益;i代表市场贴现率,则均衡条件可以写成:

$\sum_{t = 0}^{n - 1} \frac{R t}{(1 + i)^{t + 1}} = \sum_{t = 0}^{n - 1} \frac{E t}{(1 + i)^{t + 1}} (1)$

当n代表许多时期时,Et和Rt便取决于其他时期的支出与收益,如果每个时期的边际产品都等于工资,那么边际产品流量的现值就必须等于工资流量的现值; 当只存在初期培训时,企业和团体初期支出等于工资加训练费用,其他时期的支出只等于工资,而所有时期收益都等于边际产品,(1)式可以写成:

$Μ Ρ_{0} + \sum_{t = 1}^{n - 1} \frac{Μ Ρ_{t}}{(1 + i)^{t}} = W_{0} + Κ + \sum_{t = 1}^{n - 1} \frac{W t}{(1 + i)^{t}} (2)$

K代表培训费用。可以把一个新项定义为:

$G = \sum_{t = 1}^{n - 1} \frac{Μ Ρ_{t} - W_{t}}{(1 + i)^{t}}$

则(2)式可以写成:

MP0+G=W0+K (3)

由于K只表示实际培训费用,而不包括培训时间,用于培训而又不能生产现期产品的时间,可用实际产品与应该生产现期产品价值的差额来表示,这就是培训的机会成本。若把C定义为培训成本与实际费用之和,则(3)可改写成:

MP0+G=W0+C(4)

(4)式说明只有当收益等于成本时,企业或团体的职业教育支出才是均衡的。当(4)式左边大于右边时,企业或团体教育培训支出便会增加;反之则会下降。类似地,如果我们把G项定义为全部职业教育的收益,而把K项定义为全部职业教育的成本,那么(4)式同样表明职业教育的均衡关系。

经济理性决定着厂商把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性的原则,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相互一致。理论上的经济理性原则似乎把企业和团体界定为一个只知追求利润而完全自利的实体,但现实中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时不得不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和其他经济人的利益。这种理论上的最优与条件限制下的次优或适当选择相统一,便是现代西方企业行为的底蕴。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企业完全不受经济理性制约,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利益整体,其经济行为无所谓最优与次优。企业根本用不着考虑经济资源配置、计划安排以及人力资本投资。这种完全否认经济理性的运行方式是毫无效率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企业会越来越走向市场,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实体。

从单个企业角度考察,受过某一层次或类别教育劳动力需求量取决于必须付给劳动力的工资对产品价格的比率,即实际工资率。而工资率又取决于企业的边际生产率。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增加劳动力需求必然导致边际产品量下降,而工资的增加又会提高成本和价格。在实际工资率与劳动力需求之间存在反比关系。如果在企业的有机构成中,技术和资金的比重不大,属于劳动密集型,那么技术创新缓慢和企业资金短缺的结果是,企业使用一般劳动力即能完成生产,没有强烈的教育需求的愿望。如果企业并未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它还要受到国家计划和行政管理的干预,定编定员劳动人事制度的制约及刚性工资政策的影响,那就会使企业很难根据边际生产率原理去产生对教育的需求。就职业教育而言,企业对职工进行培训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就业的稳定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到劳动力流动性大,往往乐于对专门培训投资而不愿支付一般性培训投资。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条件下,双轨制企业一方面希望有完善的市场环境,在竞争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国家计划。企业产权边界模糊,必然导致按“两权分离”理论所实行的承包制企业的短期化行为。由于教育投资的长周期性和投资义务的软约束,企业决策者因其任期目标内的个人政绩评判标准和企业职工提高工资的渴望的压力,而使企业缺乏长期投资倾向。短期化行为会使职工暂时获得较大福利,却使企业用于职工教育的资金量缩小甚至被侵蚀。短期化行为还会导致对教育、人才和技术三者相关性的熟视无睹,对教育重视不够,进而限制了企业生产创新的可能性,形成恶性循环。

三、国家职业教育投资的理性决策

国家、企业、个人职业教育投资比例确定的过程也是三方充分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个人都以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原则。而国家的目标是多重的,例如,国家在进行职业教育投资时,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的整体需要,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社会的稳定和政府长官的政绩需要等多种因素,直接利益最大化在很多情况下不是首要目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企业改制和结构调整而造成大量职工下岗或失业,成为当前改革的一大难题和沉重包袱,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每年各级政府都要拿出一部分钱用于下岗职工的培训和再就业工程。这种资金投入都不是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

由于政府职能的多重性和职业教育的两重性,国家对职业教育投资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直接投资和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管理与引导。

国家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资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货币形式的投入;二是物质形式的投入,如房产、地产、仪器设备等;三是人力资源的投入,即国家将其占有的部分人的劳动能力投入到职业教育之中;四是政策性投入,即国家通过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一种政策投入实质上是间接的货币或物资、人力投入。另一种政策投入则是纯政策性的,属智慧型,它并不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的其他投资,如“先培训,后就业”政策的制订,允许社会力量办职教等。

国家对职教的投资,如对某一学校一定数额的投资,无法确定是如何从何地获取投资效益的,但从经济总量上能够计算出来,正如国内外教育经济学计算出的教育投资效益那样。其交换过程如图1。一个国家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投资比例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程度与速度,这是确定教育投资比例的物质前提和客观依据。否则就会造成比例失调,使经济与教育两败俱伤。图2中M为教育经济效益曲线顶点,A为最佳教育投资量,B为最佳经济效益量。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教育投资总量与社会经济需求相适应时,国民收入的增长随教育投资总量的增加而提高,而当教育投资总量超过经济需求和经济承受能力时,国民收入则会下降。

国家在确定职业教育投资比例时,必须有超前意识。即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经济增长率目标的主要指标相一致,如果在一定时期内要达到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其教育投资比例及其增长率必须高于经济增长率。

国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量主要是财政收入。因此,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要受财政收入的约束。假定一个国家只有以教育为主的人力投资和物力投资两种投资形式,国家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在人力投资和物质投资两个方面进行分割。

图3中直线AB是国家财政预算线,OX表示物质投资,OY表示以教育为主的人力投资。如果当年财政支出全部用于物质投资而不存在人力投资,那么物质投资量为OA;反之,如果当年财政支出全部用于人力投资而不存在物质投资,那么,人力投资量为OB。事实上,国家每年都必须在人力投资和物质投资组合中做出选择。AB线上的任何一点则是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现有财政资源的人力投资与物质投资的组合,而OAB内的任何一点则是现有财政资源所能承受,但未全部使用财政收入的投资组合,此时便有财政盈余;而AB线右方的点,则是财政现有能力所不能承受的投资组合。

L为社会无差异曲线,它是指在一定的偏好、技术、资源条件下,按照一定的收入和价格,各种产品或投入组合对社会成员同样满足程度的一条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可以有多条,但每一条都是在既定收入和价格水平上形成的,两条无差异曲线永不相交,若收入水平越高而价格不变,无差异曲线则向右上方位移,反之则向原点方向位移。根据此在一定的预算水平下,只有一条社会无差异曲线,它必须与预算线相切。在预算线为AB时,社会无差异曲线为L,两线切点E是以教育为主的人力投资和物质投资的均衡点。在确定教育的均衡投入量之后,再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以往的经验总结,合理确定职业教育在教育投资中所占比例,职业教育投资方能达到均衡。

为使教育投资决策的定量理性化,应以两种模型进行选择,即宏观经济模型Ⅰ和生产与分配的部分联系模型Ⅱ。通过采用移动平均方法,选择一个十年或五年以上的样本,来确定一些统计参数以后,便得出如下模型:

$Ι \partial_{t} = Μ a x \sum_{t = 1}^{t} (Η_{t}^{0} - \frac{Η_{t}^{0}}{1 + C_{t x β}}) β_{t}$

$Ι Ι 1 + C_{t x β} = \frac{Η_{t}^{0}}{L_{t} + η Κ_{t}} ∶ \frac{Η_{t - 1}^{0}}{L_{t - 1} + η Κ_{t - 1}}$

以可比价格表示财政收入Ht,物质投资Kt0采取同样的样本资料,以指数平滑,即Ht、Kt、Lt之间的计算值用公式Ht=H0ekt、Kt=K0ekt、Lt=L0ekt,表示式中H0、K0、h、k、I均为统计估计参数,各时期变量Ht、Kt和Lt的实际值,与应用最小二乘法的计算之间的最大偏差,不超过相应的5%,由此可确定,h=2kx、 $l = \frac{1}{2} h_{0}$ 、 $k = \frac{l}{2} \frac{h}{α}$ ,参数α和β在样本期内是稳定的,即对原始数据的微小变动和平滑消涨来说,相对变化很小,这种方法能够确定短期α和β。

求出参数α和β之后,我们还知道Ht,从而也知h,教育投资量的决策便可以确定下来,职业教育的投资量也可以确定下来。这样国家对职业教育投资决策从理论转化到实际操作的过程即已完成。

摘要：职业教育投资来自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面。虽然三者投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但追求收益最大化是共同的特征,达到投资均衡有不同的途径。

关键词：职业教育,投资均衡,个人,企业,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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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御股:职业投资半年总结篇4

以神御股:职业投资半年总结 -半年工作总结

职业投资半年总结(-2-3至2010-8-14)(2010-08-14 19:37:05)曾几何时，在单位上班时，经常为一年一度的逐级年终总结而烦恼，而流于形式。现如今却等不到一年，急于在半年当口主动的来总结得与失。今非昔比，世事变幻啊!真正决心从事职业投资以来，体味到了个中滋味，酸甜苦辣，人生一大幸事。人到这个世界来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也许，体验各种生活滋味是个贴边的答案吧。对于规划中的来说，这个半年只是个开端。只能说，对于开局来说，现在的结果是满意的，平稳的。但对于整个生涯所要求的高度而言，相差甚远，函待提高。必须深刻的，细致的总结，反思。作为职业投资者，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拥有大量的时间，时间多的不得了，有好多时候到了无所事事的程度。但交际圈子急剧缩窄，除了家人，常接触的只是数个老友和同学而已，此为一失。原因除了客观原因之外，更多的是思维等主观因素，也曾多次与旧时同事聚餐，但会明显感觉到已经前程殊途，道不同不相为谋者也。主观上，更喜欢安静，寂寞，不在愿意见生人。沧桑之感总是伴随而生，他们斤斤计较的东西，我们已经不再愿意开口，关心的东西相差太多。消耗多余时间的`时候，有时候也像个背包客游荡在网络中，总想寻找此道中人的成长历程，究竟那条道路是人走过的，行得通的?成功者究竟能到什么程度?失败者最大的教训是什么?结果是一无所获。没有人会说真话，看到的总是风光的瞬间定格，长期结果总是不知所终。亦能追寻到一批探索者，大多数人也处于自己的阶段或更早些，没有什么帮助。在接送孩子等待的无聊时间段，也多次进入北方图书城。漫无目的的走着，也多次不自觉的走到证券投资类书籍面前，然而，书是很多，成千上万本，想拿起看看，每本书在手中不会停留2分钟。也经常反思，自己目前究竟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什么书都看不进去了，经常冒出只看几眼就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的幻觉。究竟是真这样，还是幻觉。真的无法分辨，也许将来回过头来看能明白。反正现在觉得真实记录目前想法，并定期这样做。是走出思维迷宫的最好方法，那么现在写博的冲动就是正确的。职业生涯的三要件：激情、技能、坚持。左思右想，似乎是具备了，剩下的只是耐心的一步一步走，等待，并享受寂寞。其实上面一大段的表白，展现了一个客观因素----压力。职业投资还是有无形的压力的，很多时候还是蛮大的，并且挥之不去。我的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毕竟党还给着不算少的工资。更多的我想是发展压力，很大，很无形。以前没有过影响睡眠的情况，但这半年总有，躺在床上，不自觉的总去想股票的事，睡前，醒来都会，多数是大盘不是个股，而且去除不了。无论是行情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无论是手中股票盈利的时候，还是暂时被套的时候。睡前做放松会好些，但我指的是自然状态。哎，没办法，自然吧。我想这些现象都没有的时候，就是真正入门的时候了。这个阶段经历了大盘两次小涨、一次大跌，下跌幅度10个百分点左右。总体赚的幅度不大，与最初的指导思想有关系。事后来看，在第一段小涨的时候，没有抓到大盘的主流。还在幻想着所谓的二八转换，指导思想是抓到好的蓝筹股投资他个超长线，获取超额长线利润。理念本身并没有错，离谱的是具体细节，排兵布阵南辕北辙了。更体现出对中国特色股市理解深度严重不足，什么价值，什么题材，简直是太天真，太小儿科。当现在逐步理解本质的时候，笑弯了腰。当初房地产开始调控的时候，大盘下跌的时候，没有及时纠正，造成在地产股上有所损失，虽然同阶段的其他强势股给弥补过来，但终究造成了整体业绩的不理想。现在看是比较可笑的事情，但人就是这样成长的。那个命题的荒诞，我想就是再过2年，也还是有人不知的。而我总算反应够快，此是一宝贵经验。第二段大跌中，反复做抄底，把握小级别点位还算精确。但其中重大的失误却是过度关注了小的，忽视了大的运行格局。早在一年前研究宏观趋势的时候，曾经给出了这两段的目标点位，事实证明基本贴切。但实盘操作，顾头就不顾

基于户主职业的家庭风险投资比较篇5

本文采用CHFS的数据，运用Probit回归模型研究户主职业的稳定性对家庭风险投资的影响。

关键词：风险投资；户主；职业编制

一、文献综述

许多经典的投资组合模型都没有考虑背景风险。背景风险是指不能在金融市场上通过资产组合配置来进行分散的风险（Baptista，2008）[1]，如收入、健康状况、生活必需支出（与收入相对立的）等因素导致的风险。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将背景风险的因素引入到资产投资组合模型中。何兴强、史卫和周开国（2009）[2]指出劳动收入风险对居民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负的影响。李婷、张卫国和徐维军（2012）[3-5]证明了考虑背景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市场经济环境，使投资者更好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

二、不同职业风险投资的描述性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确定

1、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与确定

因变量为家庭是否进行风险投资，简记为invest。其中，风险投资包含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和风险实物资产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包括股票、期货、外汇、基金；风险实物资产在本文中特指房产。至少投资上述五种风险资产之一取值为1，不投资上述五种资产取值为0。

2、解释变量的选择与确定

与王琎和吴卫星（2014）[4]等人的研究一致，影响家庭风险投资的客观控制变量为户主的家庭收入、家庭资产、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结构等。具体的变量说明如表2-1所示。

表2-1 变量及说明

（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户主职业的稳定性和收入高低对风险投资活动的参与概率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使得研究户主职业稳定性对风险投资活动的影响成为必要。户主职业的编制以否可以真实反映户主内心对于职业的稳定性的认知，因此本文以户主工作有编制和无编制来衡量户主工作的稳定性。

根据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家庭总年收入方面，户主职业有编制的家庭和户主职业无编制的家庭的年收入平均值分别为10.37万元、6.15万元。有编制户主与无编制户主的家庭储蓄的均值相差3.44万元，家庭储蓄的最大值相差85万元，另外，有编制家庭储蓄的偏态系数为8.21，无编制家庭储蓄的偏态系数则高达15.40，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家庭储蓄的分布不均匀状况比较明显，特别是无编制家庭的储蓄数量差距很大。

对于有编制家庭，户主的年龄平均为40.5周岁，对于无编制家庭，户主平均年龄约为48周岁。且从偏态系数和峰度来看，户主的年龄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在户主的受教育程度的分布上，有编制的户主，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占73.17%，无编制的户主，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占18.12%。对比可以看出，有编制的户主的文化程度偏高。

三、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为取值0和1的二值变量，即我们需要用多元回归来解释一个二值定性变量，因此可以选择使用线性概率模型、概率单位模型和对数单位模型。然而，线性概率模型有两个重要的不足，而概率单位模型和对数单位模型为避免线性概率模型的局限性，因此考虑形如（1）式的二值响应模型。

概率单位系数经过换算后可知，1万元家庭年收入的增加引起的风险投资概率的上升，从事有编制工作的户主比从事无编制工作的户主高出1.18个百分点。无论户主的工作有无编制，储蓄的增加均会引起风险投资概率的增加；且有编制比无编制风险投资概率增加的幅度低4.1个百分点。如上所述，户主的职业的稳定性，在此表现为户主职业是否有编制，对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不可忽略的显著的影响。

另外，与何秀红、戴光辉等人关于股票投资与年龄的关系的研究类似[6]，风险投资的概率与户主年龄呈现二次函数的关系：在45.5岁时达到风险投资的峰值，45.5岁之前，随着户主年龄的不断增长，家庭财富不断累积，经济实力处于上升阶段

，风险投资的意识逐渐增强，家庭风险投资的概率呈现上升的趋势；45.5岁之后，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养老的压力逐渐加大，对于风险的承受力下降，家庭风险投资的概率逐渐减小。

受教育程度越高，风险投资的概率越高：本科组由于具有比较丰富的经济金融知识，风险投资的意识较强，同时收入也相对较高，因而投资风险资产的概率最高；初中以下组比高中组投资风险资产的概率低10.65%，初中以下组比本科组投资风险资产的概率低20.76%；高中组比本科组投资风险资产的概率低10.10%。

四、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

1、户主工作的稳定性对家庭风险投资确有显著影响。若家庭收入增加，相比较于从事无编制职业的户主，从事有编制职业的户主投资风险资产的概率增加的更明显。

2、户主年龄与家庭风险投资的概率呈现二次函数的关系，且在户主45岁左右达到风险投资的峰值。

3、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投资有显著影响。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进行风险投资的概率越大。

（二）建议

1、增强我国居民收入的稳定性。通过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减小居民参与风险投资的后顾之忧，增强风险投资市场的活力。对于从事有编制工作的户主，加大风险投资的普及和宣传，挖掘这一群体的投资潜力。

2、建议针对40-50岁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户主、城市居民这三个群体，加大风险投资的宣传与风险投资知识的普及，充分调动其投资积极性。（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BaptistaAM.Optimaldelegatedportfoliomanagementwithbackgroun drisk[J]，JournalofBanking&Finance，2008，32：977-985.

[2] 何兴强，史卫，周开国.背景风险与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J].经济研究，2009，12：119-130.

[3] 李婷，张卫国，徐维军.考虑背景风险因素的模糊投资组合选择模型[J].系统工程，2012，12：33-38.

[4] 王琎，吴卫星.婚姻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的影响[A].《经济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2013：17.

[5] 张小楠.甘肃省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分析[D].兰州商学院，2014.

职业投资篇6

1 政府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

1.1 政府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

政府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政府为建设、维护和运营高等职业教育而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价值。间接成本一方面是指由于直接成本投入而导致其他部门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耗费;另一方面是指放弃其他投资项目的代价, 即该投资的机会成本。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供给, 要受政府本身财力的限制, 主要取决于其税收收入, 还取决于其财力的分配政策。由于财政资金是有限的, 而财政支出是无限的, 这样一定时期的财政资金并不能满足所有财政支出项目的需求, 也就意味着一些项目会被放弃。

此外, 政府投资高等职业教育会导致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干预, 干预导致的结果主要有: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的低效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弱, 由此而带来的损失理应属于政府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间接成本。一方面, 由于政府从宏观方面难以对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效率进行量化评价, 并且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宏观效果是滞后的, 这种滞后性也就增加了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评判的难度, 而且公立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中存在着非人格化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 这些都将减弱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机构效率的激励与监督的动力, 从而引起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的低效;另一方面, 直接干预减弱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市场适应能力。政府直接干预会对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经营者产生非生产性激励效应, 导致高等职业教育服务行为对市场反应迟钝以及高等职业教育机构服务定位的非市场化, 从而导致高等职业教育机构效率低下。

1.2 政府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

政府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主体, 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可以分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

1.2.1 经济效益

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主要在于挖掘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的潜力, 通过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从而为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根据舒尔茨提出的按学历的收入差别和作为国民收入增长重要原因的教育收益率推算, 教育投资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生产投资。可以利用 (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收入-中等教育毕业生的收入) /高等职业教育费用来估算高等职业教育收益率。例如, 日本参照舒尔茨的方法, 就1930-1955年这一段时间进行了推算, 结果显示, 在国民收入总额中, 约25%是由于增加教育资本而取得的。以1955年为例, 该年度国民收入约为72 985亿日元, 其中由于增加教育资本而增加的国民收入约为18 246亿日元, 而本年度国家与地方教育费用总额约为3 720亿日元, 那么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应为1∶4.9。[1]事实证明, 政府进行教育投资的重要性不亚于生产投资。

1.2.2 社会效益

高等职业教育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平民教育, 对学生所进行的文化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育, 一方面是提高公民素质所必需的教育, 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 并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这个视角来看, 可以将高等职业教育视为公共产品, 其具有公共属性和公益性, 理所应当得到政府更多的经费投入。尽管高等职业教育所带来的人的素质的提高难以用金钱来衡量, 但是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必然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公民受教育越多, 知识越多, 其社会责任感也会越强, 从而会更积极地参加政务活动。政府加大高等职业教育投资, 还有利于实现教育的公平性, 对于同龄的群体来说, 高等教育如果仍是精英化教育, 那么将会有很多人不能从中获益, 这样就产生了教育不公平,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综上所述, 高等职业教育和政府之间是互利的, 一方面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直接决定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也是政府发展国力的强力保障。政府是否对高等职业教育投资和投资多少, 首先, 要看政府的财力是否允许;其次, 要看每一项投资的迫切性;第三, 要看投资的单位产出。也就是说通过对政府投资高等职业教育成本收益分析, 政府在决策时, 既要考虑财政资金的可能性, 又要考虑财政支出的必要性和效率性。

2 社会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

此处将社会界定为政府和家庭 (或个人) 以外的组织, 包括企业、社会团体等组织。以下主要分析企业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收益。企业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形式主要有:企业建立员工大学或设置培训机构;企业全资或控股设立教育集团, 开设民办、公办、民营学校;企业向政府或社会主管的学校提供资助或捐赠, 与学校进行合作。

2.1 社会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

企业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主要是指企业直接投入高等职业教育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价值以及因与学校进行校企合作而花费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价值, 这个部分的成本可以用企业投资其他项目的投资报酬率来衡量。如果企业是向高等职业教育捐赠, 还会涉及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其中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企业放弃所捐赠的资产所可能带来的未来收益。交易成本是指企业在选择搜寻捐赠对象, 进行沟通、交流与谈判活动, 以及起草契约、进行资金或资产登记并转移入册等活动需要花费的成本。

2.2 社会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

2.2.1 产出增加

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提出, “以人为本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揭示了人的素质对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人力资本不仅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具有特殊的生产功能:一方面人力资本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或投入要素;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要素。企业增加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 将会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 从而使得企业产出增加。

2.2.2 降低人力资本成本

在很多情况下, 特别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 普通劳动力的供给是充分的, 甚至是无限的, 而人力资本却是一种稀缺资源, 其稀缺性甚至超过物质资本。[1]市场上人力资本供给者的地位要比普通劳动力的供给者地位有利, 如果企业增加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 将会使更多的普通劳动者变为人力资本供给者, 从而降低人力资本的稀缺性, 并且能优先获得高素质和高技能人才, 进而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成本。

2.2.3 获取良好的社会声誉与社会支持

首先, 企业通过投资高等职业教育, 可以获得学校资产的一定使用权, 比如说冠名权、在学校内部建立经营机构、获得职业院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等。其次, 通过投资使企业社会声誉提高和品牌价值增加, 扩大销售额和利润。第三, 由于企业投资高等职业教育, 可以利用媒体进行宣传, 无形之中可以获得一个免费广告。

2.2.4 税收利益

企业投资高等职业教育, 符合政策导向, 可以获得相应的税收减免, 从而得到直接的经济效益。世界上多数国家有类似政策, 只是减免程度不同而已。

对于单个企业来说, 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弊端是很明显的。一是投资与收益的非对称性。一方面企业投资高等职业教育, 受教育者能力提高之后, 不一定会成为该投资企业的员工;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学家罗森认为, 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仅限于体现它的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可以随时处置自身的人力资本, 无论是直接将人力资本从企业中完全退出, 还是隐性退出, 对于企业来说, 都是难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使用权的。二是企业投资的时间偏好率。对于一般企业来说, 企业所追求的是能够迅速实现价值的培训和教育投资, 这种培训和教育往往是针对某种特定的生产技能而进行的, 而要使这些特定的生产技能培训投资产生效用, 前提是劳动者要有基本的文化素质和劳动能力。然而对于这类投资, 企业是不愿意投资的。如果能够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企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可能会增多。

3 家庭 (或个人) 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

3.1 家庭 (或个人) 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

家庭 (或个人) 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是从微观主体家庭 (或个人) 角度来看, 投资高等职业教育所付出的代价, 具体可以分为外露成本和内隐成本。

3.1.1 外露成本

“外露成本”是指一般会计学上的成本概念, 它包括厂商支付所雇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工资、所借贷款或资金的利息、租借土地、厂房的租金以及用于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工具和支付交通、能源费用等支出的总额。[2]按照该定义, 可以将家庭 (或个人) 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外露成本理解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家庭 (或个人) 所支出的直接费用, 主要有学费、杂费、书本费、其他学习用品费 (如文具费) , 以及由于上学带来的额外生活支出 (如食宿费、交通费、通讯费等) 。

3.1.2 内隐成本

“内隐成本”是指应计算为成本却未作货币支出的厂商本身所拥有的货币支出。[2]按照该定义, 可以将家庭 (或个人) 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内隐成本理解为私人的机会成本,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因接受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参与工作而失去的可能收入。二是因将资金投资高等职业教育而丧失了其他获益的机会, 可以用有价证券收益率来衡量。

3.2 家庭 (或个人) 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

人力资本因未来导向的投资行为而形成,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发生在未来, 通常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它的成本却是发生在当前。产生的收益主要有:

3.2.1 较高的工资收入

一般来说, 个体收入水平与其所接受教育的年限正相关, 年限如果越长, 其预期的收入水平也越高。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与未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高中毕业生等相比, 预期的收入水平要高。甚至近年来的媒体有许多关于高职类毕业生与普通本科毕业生相比, 就业略显优势和薪资水平高的报道。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近几年经济高速发展, 生产、服务类企业扩张明显, 形成对高职技能类人力资本的极大需求, 这样一来, 此类人力资本需求曲线右移, 需求增加又会导致供给变动, 供给曲线也会发生右移。然而, 由于人力资本供给反应的滞后性, 供给增加幅度小于需求增加幅度, 导致此类人力资本就业形势好, 工资水平高的局面。

3.2.2 较大的职业机动性

一方面, 接受过高等职业教育的劳动者在人力资源市场上更容易找到条件更为优越的工作;另一方面, 在经济不景气、面临企业裁员时也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即使失去原有工作, 再次受雇的可能性也更大, 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 这一特征将更为明显。随着我国产业升级以及科技创新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领域需要更多的高技能、高素质人才, 这样的人才正是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的人才。

3.2.3 较高的生活质量

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可能影响其对消费、子女教育、健康和闲暇享受等方面的理解。消费会更加理性, 能够较合理地安排消费和积累;能够长期指导和督促子女的教育, 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态度会更合理, 有助于提高子女教育成功的概率;能够较为合理地在健康和闲暇享受以及劳动之间作出合理选择;甚至还可以提高个人社会声望和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

在现实中, 家庭 (或个人) 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收益是不确定的, 也就是说该投资具有风险。投资风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市场风险, 二是生命意外风险。市场风险主要源于3个方面:一是人们主观认识不足;二是政策的时滞;三是遇到风险后难以变现。投资所固有的风险决定了投资决策需要考虑风险因素。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家庭 (或个人) 是否投资高等职业教育, 主要取决于其投资成本和收益以及取得收益的风险, 但成本和收益的发生时间不同, 因此, 决策时需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 可以利用差额现金流量折现法来决策。差额现金流量折现法是指假设从投资时点开始到未来某时点这一段时期来考虑, 投资高等职业教育和不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差额现金流量, 然后根据差额现金流量来计算净现值或内含报酬率等, 再根据其决策标准, 进行决策是否投资, 具体可以利用下式来计算:收益的风险可以采用两个方法来计量:一是利用肯定当量法, 将不确定的收益调整为肯定的收益;二是风险调整法, 计算折现率时将风险要求的报酬率考虑进去。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不同的投资主体在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时候, 将面临不同的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 各自决策都要遵循一定原则。因此, 在构建多元化的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时, 必须充分考虑各主体投资决策的特殊性。

摘要：以政府为主体的“单一投资渠道”不能满足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投资的需求。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主体必须多元化, 具体可将投资主体分为政府、社会与家庭 (或个人) 。不同的投资主体在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时候, 将面临不同的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 各自决策都要遵循一定原则。因此, 在构建多元化的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体制时, 必须充分考虑各投资主体决策的特殊性。

关键词：多元主体,投资,高等职业教育,成本收益

参考文献

[1][美]约翰.M.伊万切维奇.人力资源管理[M].第11版.赵曙明, 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职业投资篇7

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形下,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拥有的人才,尤其是核心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企业在竞争中能否被淘汰。笔者将核心员工界定为那些掌握企业核心技术,或从事企业核心业务,或处在企业核心岗位,对企业生产经营有着重大影响力或决策权的,理解与实践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员工,他们是企业核心能力的创造者。我国的民营企业起步较晚,多数规模不大,因此,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更为慎重,针对核心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如今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研究课题。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研究较为深入,在培训方面也研究了培训与员工离职的风险,但还没有将职业生涯管理作为一个项目来进行量化研究。

职业生涯管理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个人职业生涯管理,是指社会劳动者在职业生命周期(从进入劳动力市场到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全程中,由职业发展计划、职业策略、职业进入、职业变动等一系列变量构成;二是组织职业生涯管理,即由组织实施的、旨在开发员工的潜力、留住员工、使员工能自我实现的一系列管理方法,是组织生涯发展计划和个人生涯发展计划活动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通过组织生涯管理系统以达到组织人力资源需求与个人生涯需求之间的平衡,创造一个高效率的工作环境和引人、育人、留人的企业氛围。只有组织员工的卓越发展,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组织,才有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员工的卓越则有赖于组织实施的职业生涯管理。因此,研究企业中职业生涯管理的相关问题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员工都是重要的。

二、职业生涯管理的相关内容分析

(一)对于员工个人职业生涯的分类

1.职业生涯按其表现形式分

职业生涯按照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内职业生涯和外职业生涯。内职业生涯就是员工从事某种职业的知识、观念、经验、能力、心理素质和内心感受的组合以及变化过程;而外职业生涯是从事某一职业时的工作时间、地点、工作内容、职务、待遇等因素的组合及其变化过程。个人对于内在职业生涯的感知能力往往没有外在职业生涯体验的深刻,因此内在能力的增长可能不便于识别。①

2.职业生涯按时间长短分

职业生涯按照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人生规划(整个职业的生涯,长达40年左右)、长期规划(5-10年的规划)、中期规划(2-5年的规划)和短期规划(2年以内的规划)。如今长达40年的规划是个人自己职业目标,针对一个企业来讲,比较适合的是中期或短期的规划管理,即使是两年的规划时间对于员工的自身来讲,也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考验时间。因此管理的成效体现可能不是很显著。

(二)员工职业生涯管理的实施

企业员工职业生涯管理的实施包括自我评估、组织与社会环境分析、职业生涯机会的评估、职业生涯目标的确定、制定行动方案、评估与反馈等六个步骤,企业要做的就是帮助员工完成这六个步骤。因此,企业需要做的管理包括运用人才测评、绩效管理、岗位竞聘、轮岗工作、评优工作以及重要的各项培训来推动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最终达到员工与企业共成长。企业在职业生涯管理的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投资对于企业来讲都需要进行决策分析,尤其是在培训、人才测评、轮岗方面的工作在实际的操作中具有风险性,因此,有效的成本预算、风险预测对于企业来讲都十分必要。

三、模型分析

(一)企业自我出资进行职业生涯管理模型分析

如前所述,民营企业对于核心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的具体实施中包括的职业培训是企业需要投资最大也是风险最大的部分,培训包括入职培训、在岗培训与脱岗培训等,培训的内容包括一般技能培训、先进技术培训、领先技术培训等。如果把职业生涯管理作为企业留人、育人的项目来看,则需构建企业收益的模型,并对其求解分析。

1.模型构建

本模型就是要求出方案的收益,即NPV的大小,当只有一个投资方案时,若NPV>0,则接受该方案;若NPV<0,则拒绝该方案。当有多个投资方案时,在NPV>0的方案中选取NPV值最大的方案,即:

${\begin{cases} \max Ν Ρ V \\ s . t . Ν Ρ V > 0 \end{cases}$

其中, $Ν Ρ V = - \sum_{t = 0}^{k} \frac{\bar{C}_{t}}{(1 + i_{0} / γ)^{t}} + \sum_{i = 1}^{n + 1} \frac{(1 - α) Ι_{t} - Ο_{t}}{(1 + i_{0} / γ)^{t}}$

NPV:净现值;

n:项目运行的年限,指的是项目的回收期限,这里指由于给员工进行培训所带来的收益时效;若为对核心员工的培训,则其取值的大小根据培训的内容而变化。一般技能培训时,n取1年计算,先进技术培训时,n取1-3年计算;领先技术培训时,n则取3年以上的值。对于长期的职业培训,时间则可能变为5年以上;

k:投资的年限;

α:民营企业职业生涯管理投资人为风险系数,在这里主要表现为员工离职带来的风险;

$\bar{C}$ :职业生涯管理培训投资的成本;

γ:民营企业职业生涯管理投资利率风险系数, γ=无利率风险的投资收益/利率风险存在时投资的最大风险收益;

It :第t年现金流入额;

Ot :第t年现金流出额;

i0:预定贴现率,i0的确定可根据民营企业各自的情况来定,可取民营企业可以接受的最低利润率。

2.模型分析

本模型将对于核心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等同于一个项目,下面就设定一些数据对此模型进行分析。

假设某企业对于某员工进行离岗的领先技术培训,则投资回收时间n设为3年,由于时间较久,员工掌握新技术后可能离职风险率为0.5,初始投资额为2万元,第一年的现金流入额为8万元,以后两年的收入均为10万元,现金流出额则每年需要投入1万元,企业预定贴现率为20%,投资风险系数为0.5,则求解如下:

$\begin{array}{l} Ν Ρ V = - \frac{2}{(1 + 20 % / 0.5)^{0}} + \frac{8 \times 0.5 - 1}{(1 + 20 % / 0.5)^{1}} + \frac{10 \times 0.5 - 1}{(1 + 20 % / 0.5)^{2}} + \frac{10 \times 0.5 - 1}{(1 + 20 % / 0.5)^{3}} \\ Ν Ρ V = - 2 + 2.14 + 2.04 + 1.46 = 3.64 \end{array}$

万元>0,所以此项目可行,企业对于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培训是值得的。

如果需要在数个项目中做决策,则需要选择NPV最大的那个方案。例如,还有两个项目同时也列入决策之列,其计算数据如表1:

经过计算可以得出,NPV3>NPV1>NPV2,所以决策结果是选择第三个项目。第三个项目的回收周期最长,达到五年, 也就是针对员工开展了类似于职业生涯管理的项目,因此,提高了其工作的积极性,工作效果较为显著。

3.结果分析

由上述实例分析知道,企业对于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是必要的,核心员工的长期工作为企业带来的效益远远大于企业对其培训所支付的成本。企业可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的员工进行不同的职业生涯管理,如可采取企业单独出资的形式或动员员工为了完善其职业生涯与企业共同出资进行职业生涯管理。

(二)企业与员工共同出资进行职业生涯管理模型分析

1.模型构建

笔者将借鉴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激励模型对企业与员工共同投资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内容分析。②本模型中,企业为委托人,核心员工为代理人,设z为企业投入的诸如职业培训等管理成本,相应创造的总收益为:R=f(z),即员工勤奋工作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且假定f(z)为严格递增的凹函数,满足: f′(z)>0,f″(z)<0(也就是说,员工越努力企业的收益越大,但增加率是递减的);设核心员工投资为y,企业对核心员工的激励投资合同为:S(y)=α+β(y),则:z=y+S(y),即:z=y+α+β(y)=α+(1+β)y。

设核心员工由于进行职业生涯管理更加努力工作,企业对于其工作业绩的奖励为:P=bR,b为核心员工分享的收益份额(此处假设0<b<1为确定常数)。

则企业的纯收入为:Π=R-S-P。

若记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为v(x),则相应的效用是v(Π)。核心员工的纯收入为:w=P-y,记核心员工的效用函数为u(w),则核心员工的效用为u(w)=u(P-y),u(w0)称为保留效用,则委托代理模型可描述如下:

${\begin{cases} \max_{α, β} E [v (R - S - Ρ)] \\ s . t . E [u (Ρ - y) \geq u (w_{0})] \\ y \in \arg \max E [u (Ρ - y)] \end{cases}$

2.模型分析

(1)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风险中性的,则委托人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E[ v( R-S-P )]=E( R-S-P ) = (1-b) f(z)-(α+βy)。

因为w=P-y=bR-y=bf(z)-y,显然w也是随机变量,且有:Ew=bf(z)-y。

代理人的期望效用也等于期望收入:E[u(P-y)]=E(P-y)=bf(z)-y

于是,上述模型的确定性等价形式为:

${\begin{cases} \max_{α, β} (1 - b) f (z) - (α + β y) \\ s . t . b f (z) - y \geq w_{0} \\ z \in \arg \max b f (z) - y \end{cases}$

由于z=y+(α+βy)=α+(1+β)y,若令f(z)=ln(z),则委托人的期望效用为:E=(1-b)ln[α+(1+β)y]-(α+βy)。

所求委托人的问题是解下面的最大化问题:

${\begin{cases} \max_{α, β, y} y (1 - b) \ln [α + β y] - (α + β y) \\ s . t . b l n [α + (1 + β) y] - y E w_{0} \\ y \in \arg \max b l n [α + (1 + β) y] - y \end{cases}$

由y∈arg max bln[α+(1+β)y]-y,解得:y*=b-α/(1+β)。

将y*代入参与约束并令参与约束等式成立,可求得α的表达式,代入目标函数,得最优化问题:

max lnb(1+β)-bβ-W0-b

得到一阶条件为:

$\frac{1}{1 + β} - b = 0$

即有:β=1/b-1

则, $α = (1 + β) [\bar{w} + b (1 - \ln b (1 + β))]$

(2)假设委托人是风险中性,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则委托人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

E[v(R-S-P)]=E(R-S-P)=(1-b)f(z)-(α+βy)

由于z=y+(α+βy)=α+(1+β)y,若令f(z)=ln(z),则委托人的期望效用为:

E=(1-b)ln[α+(1+β)y]-(α+βy),且有Var(w)=b2σ2。

假设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设其效用函数为 u=e-ρw,其中ρ是绝对风险规避度量,w为实际际货币收入,则代理人的实际收入是:

w=P-y=bf(z)-y

确定性等价形式为:

$E w - \frac{1}{2} ρ b^{2} σ^{2} = b \ln [α + (1 + β) y] - y - \frac{1}{2} ρ b^{2} σ^{2}$

于是,所求委托人的问题是求解下面最大化问题:

${\begin{cases} \max_{α, β, y} (1 - b) \ln [α + (1 + β) y] - (α + β y) \\ s . t . b l n [α + (1 + β) y] - y - \frac{1}{2} ρ b^{2} σ^{2} \geq \bar{w} \\ y \in \arg \max b l n [α (1 + β) y] - y - \frac{1}{2} ρ b^{2} σ^{2} \end{cases}$

其中 $\bar{w}$ 为代理人的保留效用水平。

仿照(1)的求解过程,可得:

${\begin{cases} α = (1 + β) [\bar{w} + b (1 - l n b (1 + β)) + \frac{1}{2} ρ b^{2} σ^{2}] \\ β = \frac{1}{b} - 1 \end{cases}$

3.结果分析

因此,由上述讨论可得出, $\frac{\partial y}{\partial β} = \frac{α}{(1 + β)^{2}} > 0$ ,当企业对核心员工投资的激励程度增加时,核心员工投资的积极性也在增加。

但是由于 $\frac{\partial^{2} y}{\partial β^{2}} = - \frac{2 α}{(1 + β)^{3}} < 0$ ,即说明核心员工投资增加的速度在减缓,也就是说,企业对于职业生涯管理的成效持积极态度时,可能由于管理的成效对于员工来讲不明显,员工的积极性的增加度随之减慢。这在企业的职业生涯管理中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职业生涯的规划的长短期是按照员工的个人目标决定的,总体来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贯穿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短期的投资(例如软技能培训)只能在员工内职业生涯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时间,由书面的知识到实际的生产成效也需要时间的验证,因此,如果对于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在短期内见不到成效,也就是说在外职业生涯上没有有所体现,例如晋升、加薪等,企业对其的激励并不能完全将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因此,建议企业在进行核心员工的职业生涯管理时要考虑员工的自身状况,与不同的员工签订不同的激励合同,在职业培训等方面力求将培训做得更有针对性,适当缩短投资时间,让员工看到效果,增加信心,同时其对于自身培训投资的积极性也会增加。

(三)员工之间投资职业生涯管理的模型分析

如前所述,职业生涯管理包括组织和个人两种模式,前两个模型分别就企业本身与组织中企业与员工的投资模式进行了分析。在本模型中,笔者将着重讨论个人职业生涯管理。在组织中,职业生涯管理主要的承载者是员工,因此如果企业对于员工的重视不够,或是没有资金支持员工职业培训,为了对自己更加了解,成功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员工就需要积极的投入对自己职业道路的规划与研究中。个人投资的目的并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整体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由于规模效应,员工参加适当的培训与交际在组成团队的情况下更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降低成本与风险。因此,研究员工之间进行协商投资职业生涯管理的培训、职业测评等具有现实意义。

1.模型分析

假设n个员工组成的团队参加一个培训,如果采取自愿出资的形式,可能员工之间的收入不等,收入较少的员工或者对此培训偏好不高,风险规避的员工出资可能就会较少,因此训练不能更加深入和彻底,因此,总体的受益程度取决于每个员工愿意出资的数量。

(1)从员工个人角度讨论出资情况:

设第i个员工的贡献是gI,总供给为 $G = \sum_{i = 1}^{n}^{③}$ 。假定员工对于培训的偏好参数为α,0<α<1,Mi为个人总预算收入, xi是用于其它物品的消费金额。假定 $\frac{\partial u_{i}}{\partial x_{i}} < 0, \frac{\partial u_{i}}{\partial G} > 0$ ,且培训投资与非培训投资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是递减的。则在给定其他员工战略的情况下,第i个员工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xi,gI),建立员工的效用函数模型如下:

${\begin{cases} \max_{α} E_{i} (x_{i}, G) = α l n G + (1 - α) l n x_{i} \\ s . t . E_{i} (x_{i}, G) \geq g_{i} \\ x_{i} + g_{i} = Μ_{i} \end{cases}$

在纳什均衡条件下,用于培训投资和其他物品的消费的边际替代率为:

MRSGx=(∂ui/∂xi)/(∂ui/∂G)=1④

因此,可得到α/G=(1-α)/xI,G=α(Mi-gi)/(1-α)。

则第i个员工的最优贡献为gi*,最终的反映函数为: $g_{i}^{*} + \sum_{j = 1, j \neq i}^{n} g_{j} = α (Μ_{i} - g_{i}^{*}) / (1 - α)$ 。

整理得到: $g_{i}^{*} = α Μ_{i} - \sum_{j = 1, j \neq i}^{n} g_{j} (1 - α) g_{i}$ 。

因此,n个均衡条件构成了培训自愿出资的纳什均衡状态:

$g^{*} = (g_{1}^{*}, \dots \dots g_{i}^{*}, \dots g_{n}^{*}), G^{*} = \sum_{i = 1}^{n} g_{i}^{*}$ 。

(2)从整个团队角度考虑出资情况:

从整个团队的角度考虑最优效用就是寻找团队的帕累托最优解,假定团队的总效用为U,则 $U = \sum_{i = 1}^{n} E_{i} = \sum_{i = 1}^{n} [α \ln G + (1 - α) \ln x_{i}]$ ,建立模型如下:

${\begin{cases} \max_{α} U (E_{i}) \\ s . t . \sum_{i = 1}^{n} Μ_{i} = \sum_{i = 1}^{n} x_{i} + \sum_{i = 1}^{n} y_{i} \end{cases}$

帕累托最优一阶条件为:

$Μ R S_{G x} = \sum_{i = 1}^{n} (\partial u_{i} / \partial x_{i}) / (\partial u_{i} / \partial G) = Μ R S_{G x_{1}} + \dots Μ R S_{G x_{i}} + \dots Μ R S_{G x_{n}} = 1$

帕累托最优均衡下培训对其他消费品的边际替代率:(MRSGxi)pe<1,可以得到:GPE>GNE,如图1所示:

即帕累托最优条件下的供给大于纳什均衡条件下的供给。

2.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再一次证明个人理性与集体利益的差距,现实中最终博弈结果往往是纳什均衡的状态,导致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博弈各方的效用不能达到最大化,由于员工的收入有差距且偏好不同,导致出资差距较大,如果采取平均分摊的方式则收入较少的员工就会陷入困难的境地,所以对于核心员工个人来讲,如何组成一个团队来进行投资需要彼此的商议。因此笔者建议在此种情况下,团队应该以工会的形式向企业讨价还价,在企业适当投资的基础上,再根据所缺费用按照学习的必要性和收入的高低进行适当分配,在总体费用降低的情况下可以尽量协调,达到合理分摊。

四、结论与启示

由上述讨论可以得出,我国民营企业对于核心员工职业生涯管理的投资是一个需要慎重决策的问题,对企业来讲,留住核心员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提高效率是值得的,也是职业生涯管理的重点。对企业与员工来讲,如何决定出资比例,能够不影响员工出资的积极性是企业需要决策的问题。针对一个团队来讲,员工之间进行培训管理的费用如何分摊也需要大家商议。通过上述决策分析,所给的启示就是要求企业尽量针对不同的员工作出不同的培训计划,而员工自己则需要积极的配合企业,积极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规划与决策,二者只有相结合才能使得员工迅速成长,职业生涯顺利发展,同时有了员工的努力工作,企业的发展也才会持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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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崔世红.企业员工在职培训的决策分析[J].中州煤炭,2005(5):75-76.

职业投资篇8

一、投资主体性质的改变, 民间资本增多, 民营成主导是趋势

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通过以足球为突破口进行体育职业化改革后, 职业俱乐部、职业运动员、职业联盟 (协会) 这些职业足球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的迅速出现, 标志着我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轰轰烈烈的进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是政府推动下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 足球职业联赛初期的俱乐部投资方大都是国企, 其实是对政府决策的响应。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国家经济体制下我国民营企业处于刚刚起步状态, 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也少, 还达不到投资足球的地步, 再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 有兴趣有能力投资足球的民营企业少之又少, 始终坚持在足球市场的寥寥无几。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足球俱乐部的经济后盾。中后期,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 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 民营企业迅猛发展起来, 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重, 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民营足球也逐渐多了起来, 但是跟国有企业比起来财力仍是不足, 活跃在顶级赛事的主导力量仍是国企。直至21世纪, 民营企业经济实力越来越强, 投资足球的企业也多了起来, 当民营企业强势地出现在足球顶级赛事中的时候, 国企垄断的神话被打破, 足球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1994年国企的独领风骚, 到2003年甲A级联赛结束时国有企业仍然占有67%的比例, 中超初年的12支球队里仍有7支是国有企业。2007年开始, 民营企业开始超过国企从而打破国民抗衡的局面, 成为我国职业足球赛事的中坚力量, 不仅为我国足球市场带来更多的民间资本, 更加促使着我国职业足球不断地改进、完善, 使我国职业足球联赛正常有序地进行。

二、投资环境的好坏是职业赛事发展的必要条件

投资主体股权因为政府原因退出的比例越来越重让我们不得不考虑, 我国职业足球发展过程中需要稳定的投资环境, 假球、黑球、裁判受贿等一系列足球投资环境的负面影响让我国许多投资人不敢踏足, 我国足球职业化自开始以来, 赌球、假球、受贿等手段层出不穷, 严重扰乱了我国职业足球市场的正常运行, 2009年由公安部门查出中国足坛大规模的“假球黑哨”案件, 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决心扭转中国足球形象的决心, 以及2009年的通知, 2010年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 2014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极大地改善并促进了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政府的强力反赌扫黑行动有利于优化我国职业足球的投资环境, 国家政策的不断演变对我国职业足球投资环境起了很大地促进作用。

三、人均消费和城市建设的增加为我国职业联赛的发展提供了球迷基础

职业体育的形成及发展, 都是为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存在的。当吃穿住行这些物质需求满足后, 人们把目光转向了职业球赛的精神需求层面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 我国国内经济的繁荣, 从以前的物质缺失到现在的精神境界的追求, 人们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观看球类赛事中, 人均消费水平的逐年增多, 1994年的1822元的消费水平增长到2013年18311元, 物质上的保障使人们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体育的消费中, 从投资方免费赠票到球迷的高价购票, 是我国职业联赛水平的提升。政府的重视下, 我国城市建设中绿地面积逐年增加, 人造草坪面积增大, 更多笼式足球场地的建造, 这些基础设施的陆续完善更是为我国足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玩足球的人数在增加, 看足球的人数也在增多, 有钱去观看的人数也只多不少, 因此说, 人均消费和城市建设的增加为我国职业联赛的发展提供了球迷基础。

四、投资额度的增加, 促进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发展

我国职业足球发展到目前为止, 各投资企业投入到俱乐部的资金是逐年增多, 教练员的高薪聘请, 球员的奖金发放, 外援的大力引进, 俱乐部一切事务的开支, 都是成比例的增长, 国内球员从1995年黎兵以64万人民币转会广东宏远创下当时最高纪录, 到2003年张玉宁490万转会上海申花再创国内足坛新高, 截至今年恒大开5000万求购于大宝, 虽然转会未能成功, 但也引起非常大的轰动。不到20年的时间里, 球员身价暴涨78倍。当然, 2014年与1995年消费水平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钱币贬值的速度在球员身价倍增的面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外援方面更能清晰地看到我国足球投资人在中超中的投入, 2004年上海申花俱乐部以60万美元引进皮特-维拉, 2011年, 阿德里亚诺以当时高身价380万美元加盟大连实德俱乐部, 直至2014年中超外援排行榜中孔卡和埃尔克森以420万欧元身价并列第一。1994年职业联赛初期的百万投资到2000年的千万及截止到目前的上亿投资, 职业联赛的升值是显而易见的, 也促进了我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发展, 成本的提升, 大量资金的投入。在我国特殊的大环境下, 我国职业足球联赛能够飞速地进步, 跟我国足球投资人的大手笔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说, 投资额度的增加,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发展。

五、投资水平的提高是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发展的反映

我国职业体育起步相较于欧美国家来说, 已经晚了很多步, 职业足球联赛初期, 各俱乐部的收益就比较单一化, 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经营收益来源有门票收益、球队冠名权、赞助和广告费、球员转会、足协分成等, 统计资料显示:甲级联赛时期及中超初期, 球队冠名收入和广告费是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 几乎占到俱乐部收入的80%, 而俱乐部的其他收入所占比重较小, 尤其是在俱乐部的无形资产经营方面几乎是零。联赛发展到目前, 俱乐部在经营渠道上不再单纯依靠门票、赞助和广告费, 逐渐注重对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利用。体育的无形资产其实是俱乐部的社会形象和声誉, 高超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社会声誉是体育组织与运动员获得社会公众的信赖和支持的基础, 无形资产越丰富, 开发潜力就越大, 市场价值就越高。恒大效应后恒大冰泉的成功、恒大粮油的推广, 北京国安的城市名片, 这些都是足球的无形资产带来的收益。无形资产能够增值是因为我国职业赛事水平的提高, 是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增值的结果, 投资水平的提高是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发展的反映。

六、结论与建议

1. 投资主体的性质由国企的独霸天下到国有、民营的分庭抗衡再到现在民营独领风骚的改变, 民间资本大幅度增多, 民营足球成主导是趋势, 我国职业联赛市场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市场活跃度增加, 职业联赛更将迅猛发展。

2. 政府因素变更股权的企业增加, 要求政府要明确自身的职责, 企政分开, 不要过多干预俱乐部事宜。

3. 企业投资额度的增加, 促进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发展。职业联赛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 虽然高度专业的赛事水平是职业联赛发展的核心, 但是投资资本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赛事水平的高低。

4. 投资水平的提高是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发展的反映。

5. 从投资主体的变化情况来看, 虽然我国投资主体股权变更较频繁, 但却是一路向正方向发展, 高水平赛事中变更频率大大减少, 逐步趋于稳定, 投资环境的改善, 投资水平的提高, 企业实力的增强, 投资额度的增加, 投资主体的变化反映了我国职业联赛的变化, 职业足球联赛水平远远高出国家队水平已是不争的事实, 职业体育应作为单独的个体, 完全遵循市场的原则, 交给市场来角逐, 那么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资本的国家之一,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发展超过英超也不再是难事, 2014年通过的《意见》指出力争到2025年, 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这个目标的实现也不是问题了。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主体进行整理, 从性质、投资环境变化、基础建设、投资额度、投资水平五方面来对其进行分析, 认为投资主体性质的改变, 民间资本增多, 民营足球成主导是趋势, 投资环境的好坏是职业赛事发展的必要条件, 投资额度的增加, 促进我国职业足球联赛的发展, 投资水平的提高是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发展的反映。

关键词：职业足球,投资主体,足球职业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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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投资篇9

1 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情况分析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将教育经费收入划分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又进一步分为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以及其他属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社会捐赠经费、事业收入 (最主要是学杂费收入) 以及其他收入。在下面分析中运用该分类方法进行分析。

1.1 投入总量变化分析

将2008年江苏省高等教育经费的各项数据假设为100, 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分别计算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 得到江苏省高等教育经费收入定比分析表, 详见表1。2008-2010年, 总体来看, 江苏省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收入总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分别为100、104和118。具体来看, 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呈现逐年增长, 分别为100、111和138, 与总量增长相比, 增长较快;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呈现增长趋势, 但规律不明显, 主要是投入者投入不均衡导致此现象;社会捐赠经费呈现逐年增长, 分别为100、105和117, 与总量增长基本持平;事业收入以及其中的学杂费收入都呈现增长趋势, 事业收入增长略高于总量增长水平, 其中的学杂费收入2009年增长比例高于总量增长, 但2010年低于总量增长;其他收入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2009年和2010年这两年大概是2008年的一半。

1.2 投入结构变化分析

根据2008-2010年江苏省高等教育经费收入情况, 分别计算出当年各项来源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收入比重逐年增长, 主要是由于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增长导致;民办学校中举办者投入占总收入比重很低, 最高年份占总收入比重都没有达到0.5%;社会捐赠经费占总收入比重保持在0.75%左右;事业收入及其中学杂费收入2009年占总收入比重较高, 分别达到45.42%和38.14%, 2010年与2008年基本持平;其他收入占总收入比重2009年和2010年都呈现明显下降。

数据来源:根据2009-201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2009-201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1.3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变化分析

2008-2011年江苏省高职高专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2009年约为2008年的0.96倍, 2010年约为2008年的1.05倍, 与江苏省本科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相比,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各年低于本科约5 500元;2008-2011年江苏省高职高专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 2009年约为2008年的1.04倍, 2010年约为2008年的1.49倍, 呈现逐年提高趋势, 与本科相比, 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差距越来越小;2008-2011年江苏省高职高专生均事业费支出, 2009年约为2008年的1.04倍, 2010年约为2008年的1.38倍, 2011年约为2008年的1.38倍, 与本科相比, 2008-2010年生均事业费支出差距越来越小, 但2011年差距变得更大, 相差约6 570元, 具体情况见表3。

2 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

从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来看, 主要来源有两个部分:一是政府财政投入, 二是家庭投入。除此之外, 还有企业和社会其他部门投入, 说明目前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主体已经实现多元化, 办学资本已经多元化, 但仍存在很多问题。

2.1 投资观念存在误区

政府、家庭和企业等投资主体都存在重本科教育、轻高等职业教育思想。从政府层面来看, 国家的高考选拔录取划定“一本线、二本线、三本线、高职高专线”4个分数线, 高等学校被人为划分成四等, 高职是最末一等。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是按照“985”、“211”高校等划分等级, 区别投入, 自然高等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投入是最少的, 但其办学成本不仅高于中等职业教育, 而且高于普通高等教育。根据发展中国家对教育成本统计, 高等职业教育成本是普通高等教育成本的2.64倍[2]。

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2009-201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苏教财[2012]9号文件整理计算

从家庭层面来看, 一方面, 江苏近几年高考录取分数线, 三本录取线明显高于高职;另一方面, 即使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就读的学生, 也在寻找各种途径获取更高的学历。尽管三本学费大约是高职学费的3倍, 但家庭更倾向于前者, 个中原因, 一是近几年家庭收入提高, 家庭培养孩子数量减少, 而学费基本没有上涨;二是观念导致的, 三本再差也是本科, 高职再好仍是专科。

从企业层面来看, 企业以利润为中心, 投资重心永远是主营业务。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认为,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观念必须扭转过来:一是部分企业把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机制等涉及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当作包袱甩掉了;二是有的人认为教育行政部门手伸得太长, 把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东西当作教育行政部门的副业来抓[3]。教育的外部性很强, 而企业又是以逐利为目的的, 这样一来, 企业就很难在教育方面大量投资, 即使投入, 也更愿意投入普通高等院校。

2.2 投资总量不足, 投资主体结构不合理

衡量一个国家财政对教育支持水平的一般指标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大小。20世纪末, 世界各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平均比例已达4.8%, 而目前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仍未达4%。将2008年江苏省高职高专教育经费的各项数据假设为100, 近几年, 江苏省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收入总量尽管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分别为100、104和118, 但不仅低于浙江 (100、126和148) 和广东 (100、124和140) 增长水平, 也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100、115和131) , 与上海 (100、109和111) 增长水平基本持平, 具体情况见表1和表4;也低于江苏本科增长水平 (100、107和137) , 具体情况见表1。从投资主体结构来看, 江苏省高职高专教育经费中家庭以学杂费投入占比不仅低于广东、浙江、上海, 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略高于江苏本科。社会捐赠教育经费所占比重约是江苏本科的1/3。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学杂费总和占教育经费比例超过85%, 也体现出其他渠道投入不足, 形成目前不合理的投资主体结构, 具体见表2和表5。

2.3 投资方式过于单一

政府投资方式主要是财政拨款。财政拨款是指各级财政在预算内列支并拨付给高职院校的教育经费, 包括事业费、基本建设经费和其他经费拨款等。对于公办高职院校, 财政拨款包括正常经费和项目经费, 财政部门一般依据高职院校在校学生人数或教职工人数, 根据一定定额核定其正常经费, 也有的是依据以前的经费基数按一定增长比例核定。建立起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基金和对特困生给予特殊补助、减免学杂费的“奖、贷、助、补、减”资助体系, 也是政府投资高等职业教育方式之一。

企业投资高等职业教育方式主要有:企业建立员工大学或设置培训机构、企业全资或控股设立教育集团、企业向政府或社会主管的学校提供资助或捐赠以及向高等职业院校贷款 (例如, 银行贷款给高等职业院校) 等。

数据来源:根据2009-201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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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2009-201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家庭投资高等职业教育方式主要有:缴纳学杂费、支付选择性招生费用和捐赠等。其他主体投资高等职业教育方式主要是捐赠。

3 完善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的建议

3.1 转变投资观念, 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地位

首先,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做好顶层制度设计, 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将高等教育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大同属于国民教育的体系, 普通高等教育主要培养通用型应用人才和研究型、学术型人才, 而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岗位型、技能型、操作型人才。将两类教育变成并列关系, 而不是高等职业教育为普通高等教育兜底。国家的高考选拔录取划定分数线是按照本科 (普通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 和专科 (普通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 两个层次划分, 从国家层面转变观念, 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地位。其次, 高等职业院校必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如果将上述两个问题解决, 政府、家庭和企业等投资主体就会真正转变投资观念, 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资金瓶颈就可以得到解决。

3.2 扩大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投资总量, 优化投资主体结构

(1) 江苏省政府要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达4%, 要做好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分配, 要做好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分配以及各种机制的建立。

(2) 构建江苏省高职高专教育经费多元主体投资模式, 优化投资主体结构。模式可以设计为“政府主导、家庭补充、企业参与和社会贡献”, 在确保总量前提下, 政府投入占50%, 家庭投入占30%, 企业投入占10%, 其他投入占10%, 形成“5311”结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再进一步优化该结构, 形成多元主体合力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局面。

(3) 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学杂费应实行弹性学杂费制度。建立学杂费支付与经济收入挂钩制度, 建立低收入群体学杂费支付保障机制, 低收入群体支付学杂费不足部分可以采取免费教育券制度, 较低收入群体可以采取优惠贷款制度, 其他群体正常收费。确定专业办学成本, 实行专业差别收费制度。建立预付、及时和延时支付制度等。

3.3 创新投资工具, 多元路径筹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资金

(1) 高等职业教育应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 创新投资工具, 为社会闲散资金投入高等职业教育提供投资路径。可以利用如下金融工具:公益性教育基金、教育股票和教育债券等。在利用这些金融工具筹集资金时, 必须创新投入资金获利形式, 不能单纯以货币形式支付, 还可以以提供教育培训、科研成果等形式来支付, 例如企业购买教育债券, 高等职业院校可以采用为企业员工提供培训形式或为企业攻克技术难题形式支付债券本息。对于高等职业院校一些盈利性项目和有一定收费权的项目, 可以采用资产证券化、金融租赁、BOT、TOT等形式引入企业资金投入高等职业教育[4]。

(2) 多元投资主体需拓宽各自投入路径。政府除了直接拨款和“奖、贷、助、补、减”资助体系外, 还可以利用税费减免方式鼓励企业和社会各界将资金投入高等职业教育, 例如, 企业和高等职业院校联合培训企业职工, 提高职工技能的支出可以税前全额扣除, 而不是现在的限额扣除, 企业和社会各界对高等职业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可以税前全额扣除等。政府拨款的方式从单一财政拨款转向绩效拨款, 将办学质量与资金效能相结合, “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促进发展;企业可以直接将资金投入高等职业教育, 兴办高等职业教育, 也可利用证券将资金投资于高等职业教育, 例如, 商业银行可以将高职院校借款部分转为股权投资, 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其他主体也可以采用直接投资或捐赠等方式将资金直接投入高等职业教育, 也可以利用资本市场进行投资。

(3) 可以探索教育彩票的发行, 将所筹集资金部分用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1]魏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政策实效分析[J].教育与职业, 2011 (3) :9.

[2]李良斋.高等职业教育多元化投资问题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2008.

[3]李剑平.重拾国企参与办职教的责任[N].中国青年报, 2012-09-17 (11) .

职业投资篇10

记者：您从2005年开始关注教育投资，您还关注其他那些行业?

罗文倩：我们是蛮早开始投资教育行业的基金，投资的公司也比较多，但教育投资也只占到我们全部投资组合的三分之一不到。而且前几年教育行业比较火，很多媒体访问都会找到我谈教育，所以会给大家一个印象，我们只做教育的投资。其实我们还涉及到了医疗行业、外包服务等行业，如在人力、动画、翻译等的外包服务都在投资，我们还有投资一些传统的TMT行业。跟Ic设计服务等。

像今早在董事会，就说我们在2005年投资过半导体的设计公司，做Ic设计的服务外包，严格算起来也是外包行业。Ic半导体的设计公司，其为国内包括大唐电信、华为、中兴等客户提供设计服务，算跨在半导体、外包之间。

在此也澄清一下，我们2009年不止投了天才宝贝这一家，而这是追加投资，我们做追加的也不止这一家，其实还有东方爱婴第二轮融资，我们并没有做公开备案，而投资的新案我们也没有发布。

实际上，整个新案的投资额并没有比以前少，新案的个数大概在5家，整体金额绝对超过3000万美金。根据我们的内部统计，过去这十年新案投资和退出都比较平均，2008年新案投资加上1日案增资整个金额和件数都和2007、2008年差不多。我们通常不做公开，有些时候是合伙人，被投资的公司做公开，如果被投资公司没有主动地话，我们也不会公开备案。

而在2007，2008年这样的公司也特别多，但在2009年投资公司都没有做。退出也是，金融危机中我们有2个案子退出，是在台湾的市场，而日都是在TMT行业，退出倍数还比较高，去年是在4--6月份，而在那个时候其他市场都很少有退出。而去年下半年就是看创业板，而香港股市也是第三季之后才好转了。

记者：您是一位在台湾、北美、大陆地区都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投资人。能不能谈谈这三个地区的企业。特别是TMT行业的他们本身在管理模式上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投资商在对他们的投资策略上有什么不同?

罗文倩：现在整个CID关注在大中华地区，包括台湾、香港，还有投资一些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我们自己认为在创业者的心态上有不同，美国硅谷很多高科技公司会把创业公司当做一个商品，并没有一定要把公司带到上市，或者饕传给下一代，发现新技术之后就会把技术商品化，改变这个游戏规则，如果靠并购方式会盈利，那他们就会把公司卖掉。台湾和国内的企业家会把企业当做小孩，带有很多个人的印记，未来很多南方的很多企业家会扶持子女可以接班，这一点可能就是东西方文化上的不同。所以就企业的形式呈现而言，台湾和内地的上市公司很多是家族企业的模式。

记者：那在美国投早期就会比较多，而像国内企业这种形态比较会接受中晚期投资?

罗文倩：基本上三地的选案标准也不同。在美国很多行业已经商业化比较成熟。比如说教育行业，在美国的法制的管理松绑化发展很早，商业化运作进程要早很多，在美国市场里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大的上市教育公司。他们已经经过并购和整合，如果在这样的市场里去找机会，必须用特别大的资金去采取并购等措施，投资特别大的集团。

美国的VC看教育行业，是看非常独特的技术能力或商业模式，从比较小的角度去撬动整个游戏规则。美国教育行业新创的企业，从技术和特别商业模式的切入。国内的教育发展处于整个商业化的前端，连放松管制这一块还是比较前端，国内大部分偏重传统模式，比如开学校、学习中心，其实不需要强调太多的创新商业模式和高科技的能力。

在国内的教育业要成功，就是要把基本的教育模式做好，老师、教材、口碑等，再能够复制上规模化，提供标准的服务，行业里还没有绝对的领导者，虽然新东方在国内算是比较成功的一家，但它的整个市值不足美国最大的教育集团阿波罗市值的十分之一，整个营收规模是其十倍以上。在美国还有好几个像这样的公司，而国内市场比较前端，中国还是很有潜力的，对教育的投入重视远超美国，会把资源优先放在教育资源上，在一样的行业做选择，标准完全不一样，产业的时间点不一样，半导体行业同样也是。

我们在台湾投资了很多跟平面显示器有关的项目，背后是很强的制造能力做支持，而美国没有成功的进入平面显示器市场，虽然有很多新技术会出现在硅谷，但到最后制造、生产和运用都会回到亚洲，所以说这种抉择的标准又会不同。

创业者最大的挑战是“水泥”要做好

记者：现在一部分投资人都比较关注新科技加传统行业加电子商务等模式。您怎么看?

罗文倩：很多vc比较关注传统行业，就是大家所说鼠标加水泥。1998年我在美国做投资，整个互联网的应用还比较狭隘，但那个时候已经在讲“鼠标加水泥”，但那时的鼠标不是很成熟，没有几家成功的鼠标加水泥的企业，而那时候也只是一个概念。中国正处于鼠标加水泥模式容易获得成功的阶段。整个互联网的用户数量、使用相关工具、网上商务应用已经到了一个成熟阶段。

现在对创业者鼠标加水泥最大的挑战是水泥——传统行业，互联网的技术应用，网络营销比较容易操作，我们也谈过淘宝阿上做得好的卖家，了解行业生态，但从长期说变成市值几亿元美金的企业，让别人觉得比较特别，但长期的优势如何去建立比较。涉及到线下都需要落地，像做远程教育，在互联网买钻石，都需要实体的体验店，人虽然喜欢网络提供的便利性，但还是希望公司的品牌和服务出现实体体验。中国非常大，技术条件、文化有着相当的差异，怎样去做有效管理，比如全国几十家门店对管理提出的挑战，能够克服的创业者才能把水泥加鼠标这个商业模式做好。

记者：您在这方面有遇到过比较成功的案例吗?

罗文倩：在过去看到我们合作的公司，会比较优先选择在水泥方面做的好的公司。在教育投资方面，通过直营和加盟的方式开学习中心，或者像有一家做人力外包服务，在全国有上百家的分店，开展有品质的服务。

在投资后，我们有看到公司的核心管理阶层把这些东西落实，放到各个地区去做到，总部在回馈上有效率，足够的资源去配置，如大区经理如何选拔。有了实体网络后，尤其在现在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在内外沟通上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以水泥起家的公司一定会加入互联网应用，从实体水泥为主，到了一定规模为了更高效益，都把互联网的相结合；慢慢的很多公司是纯互联网公司，都开始落地做实体，如发货仓库的建立，配送系统，体验门店等等，他们尝试的过程都会从互联网切入。

上中下游产业链投资法

记者：教育行业的大方向一直被看好，但很多投资人对教育投资的心态还是很纠结的，一般不会轻易下手，作为关注这个领域很久的投资人，投资人的顾虑有哪些呢?

罗文倩：其实我们每年统计五六百个案子是有面对面商谈过的，我们公司有九个合作人，我在北京上海的团队一共7个人，一年投得最多就4个案子，都是看得多投的少。其实这个顾虑不光只针对某个行业，

这个顾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说创业团队的，对商业模式能否规模化的担心，会发生在很多不同的行业。

CID的投资一直希望对个别行业走得比较深，我们会根据第一、二个投资看出行业有比较好的潜力，会继续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产业链的投资，在上中下游，透过一连串的合作，透过做投资调查，对这个行业特性会更加了解，看相关的案子会更容易判断合不合适投资。国内的VC，不管个人的投资人背后有多深行业背景，但一定不会是全才。虽然经验的管理理念是通则，但放人到每个行业又很不一样，就像医疗保健行业，游戏规则又很不一样。

记者：医疗保健也是您所关注的三个领域之一，目前在这方面的投资情况如何?

罗文倩：医疗保健领域我们看了蛮久，在2008年投了第一家，那之前我们花了3年时间去累计行业知识，曾经谈过的不下100家。我们投的这家公司，第一个是团队比较能沟通，而且找到比较好的合作投资人，有行业专业知识，这在未来量产方面可以帮忙，而且针对的市场规模很大。CID今年已经11年了，过去也积累了各种经验，我们的伙伴也都是十几年投资经验的，在跟人合作方面，投资的公司能不能成功，投资人的贡献只有一部分，主要看创业者的企图心和能力，我们与创业者之间是伙伴关系。

如果一直走顺风路那就没有问题，但如果碰到金融危机，公司的方向和步调需要调整，政策和法规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投资人跟创业者沟通效果很差，那样就会有内耗，会把公司的资源浪费，但再小心也会有意外发生。

职业培训投资：要找行业的整合者

记者：教育行业里面有很多细分市场，尤以语言、婴幼、远程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比较受关注，您如何通过资本手段来打通产业链?

罗文倩：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一条产业链：从0--3岁的早教，幼稚园高端幼儿潜在培训，国小到初中的课后辅导，初高中的升学考试辅导，还有高升本的考试教育，一直到大专生的职业培训。按照学生的年龄，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覆盖。在职业培育我们认为还有再挖掘的机会，目前投资的项目在这块主要是针对大专生的职业教育，国内有很多针对成人和在职的。而语言培训我们一直不确定，这个市场一直比较成熟，可能没有太多新的机会。相对于职业培训这边我们会多花些时间。

记者：语言培训市场已经异常火热，但在前段时间，凯恩英语、瑞来英语和广州灵格风都出现人去楼空或者倒闭的现象，从投资人的角度您怎么看?

罗文倩：这种现象难免会存在，因为语言培训是个成熟的市场了，现在有很多的竞争者。严格来说新东方不算，因为它主要针对留学考试，而现在市场上有英孚、新干线、华尔街等等，这些都是资金相对比较充裕，品牌比较大的机构，所以小的公司更难存活了，像英孚的广告强度是非常大。

记者：那是不是说语言培训行业已经出现了泡沫?

罗文倩：泡沫是说太多不应该存活的公司都拿到钱。所以语言培育不是有泡沫，这是一个有高度竞争的行业，如果没有特别的优势和特殊的商业模式，就不太容易去竞争。这些单纯就是退出市场，这个行业在做整合淘汰的阶段，就是大吃小，会有并购发生，行业整合之后，会有几家大的公司存在，而在比较特别的区域有小语种，特殊学校的存在，就不会有像上百种不同的机构竞争的局面。

记者：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在其他细分行业里呢，比如职业培训?

罗文倩：职业培训中除了北大青鸟是比较知名的品牌，别的品牌都是非常小的市场，分工都还没有太精细。很多学校都是很基本的培训项目，一揽子全包。针对工作技能的话是司机、厨师等的培训，目前追求量，这就是在行业的初期的特征，竞争不是很激烈。学生去付钱接受服务，会变得非常挑剔，哪一个品牌能提供很高的服务。到那时候分工的细化会出现，会有一家在这个领域做得特别好的企业出现。但这些产业分工还没有出现，所以才会说有机会，也没有把握好的，今天如果没有合适的创业者出现。那这个行业就会一直杂乱、区域化，没有很大的品牌，地域性的品牌各自为政。没有很大很强的团队去做这个产业的整合者。如果有行业的整合者出现的话。我们会比较有兴趣，因为基金的回报要求比较高，所以团队和企业一定要有一定的规模。

女性投资人并没有特权

记者：之前您一直在做教育投资。其实一直是在赚家长的钱。听说您最近也把投资兴趣放在了如何赚女人钱上，您在这方面是已经有投资项目了吗?

罗文倩：那个是开玩笑，这也不是一个新的说法，只是一直在保持关注。现在的女孩子的经济消费能力很强，前段时间有个统计，现在国内家庭连买车的决定女主人都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女性的意见变得很重要了，而女性也成为家庭收入的贡献者。女性在消费上面的决定权提升了，对商业的暗示是如何去取悦女性消费者。而在整个商业社会中，有很多服务是针对女性的，我们一直对这个领域很重视。就像针对小孩的服务和需求，在中国一胎化的政策下是免不了的。

记者：据我们了解到，华威与其他VC不同的是你们的投资团队主要是自己来培养，为什么不像其他VC一样吸收了解不同行业的人来组建团队呢?

罗文倩：我们只是自有培养的员工所占的比例比较多，同样也有产业里资深的同仁加入CID。投资也讲求长期的形态，国内的市场机会，十年或者十年以上是很大的一个机会，投资公司在培养人才也是，不要等到有需求才行动。要一边看外面的机会，一边在自己培育自己的人才，保持人才供应链的完整。CID大概有六七成是自己培养的员工。我们跟上海交大有合作，很多年轻的同仁都来自上海交大的研究所。从分析师开始培养，从实习生开始，然后择优选取。然而在台湾的团队，都是有行业的经验才加入CID。这样的做法可以把CID的文化在国内建立起来，这样便于团队内部的沟通，价值观判断比较一致。

记者：投资圈里的女性投资人数量比重非常小，更有人用贪婪和冷血来描述投资人。请问作为女性投资人在这个圈子会享受到特殊的优待吗?如何发挥女性的优势?

罗文倩：我个人认为并不觉得性别上有差异，我自己觉得工作这么多年身为女性也有什么特别的不方便或有特权，也并没有因为是女性丢掉案子，或者容易拿到案子。我自己觉得沟通是做好事情的原因之一，而这是关乎个人特质。人今天一旦做到一定的位置上，性别的差异也就不大了。坐在CEO的位置上，女性的认知其实跟性别没有关系。放到在这个行业来说，只有在男女比例上相当的时候，这种差异上的认知也就没有了，主要是现在女性人数偏少，所以在国内不论是女高管和女性创业者十年内应该可以解决这个认知的差异问题。

记者：那对于女性创业者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罗文倩：其实反而是我从女性创业者身上学到很多，而且在教育行业，女性创业者比较多，凑巧我投资的几家企业都是女性，这当然不是故意的。在国内，女性创业者更加不容易，对创业家来说，已经从大到小自己处理，员工的背景、人员管理都很难掌控，还有家庭方面

的压力，我透过男性的创业者看到，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而女性创业者，要不是夫妻一起创业，要不是就是双方都会有工作，还有小孩的成长教育问题等等，这样女性创业者必须要兼顾到家庭的、事业双方面的压力。

记者：投资人总是有看不完的项目，平时如何安排家庭、工作、休闲的时间?压力大的时候怎么办?

罗文倩：我先谈谈怎么看压力的问题。压力其实是心态问题，重点在于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面对挑战，想办法去解决困难。大部份时候压力的来源是，主观上要求事情一定要这样发生比较好，非这样子不可。如果了解“福祸相倚”的本质的话，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一定是非这样不可的，也就不会在心里给自己预设很多的压力。而且在压力高的情况下，也无法作很好的判断，反而造成日后更大压力的来源。我是比较静态的人，不在工作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喜欢看书，有时看看电影，而且我看得书很杂，佛学、道教、哲学、经管等等。2009年：冰火两重天

记者：请你概述一下您心中2009年整个投资市场的情况?

罗文倩：我自己觉得2009年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冰火两重天，去年最重要的就是创业板和人民币基金，创业板的出台对创业和私募有很大的促进效果，国内的退出渠道放宽了，对我们这样的美元基金造成压力。我们一直再探讨考虑做境外上市，有些企业在考虑转回到在国内上市，当地政府也要求在国内上市。而如果国内上市管道不通，要做大的平台只能选择去国外，一旦国内选择出现，看公司的优缺点、强弱势在哪一个市场比较合适去上市，对国内公司的发展以应对变化。

记者：您投资的睿稚集团计划是在纳斯达克上市，那上市会转向国内市场吗?

罗文倩：目前天才宝贝的结构还是在境外上市，教育的行业还是适合在国外行业，因为这毕竟是限制行业，在国内上市比较，在境外上市比较好操作，这样限制会比较小。

记者：人民币基金在去年是一个热点，近期凯雷也在中国落地第一家人民币基金，CID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的操作吗?

罗文倩：我们跟上海浦东有合作一个人民币基金，去年年初拿到商务部的许可，我们可以用人民币基金进行投资。这跟凯雷一样，但外资投资人还是叫假人民币基金，外资投到国内还是需要合资的形式。虽然用人民币投资。可是还是外资身份，那么在国内还是有限制，公司还是需要通过改组，做中外合资，这跟国内的纯人民币基金又不一样。他们不需要合资这个步骤，资金上面会少一点限制，如果创业公司决定用人民币人股，我们也有资源可以做人民币基金的投资。

记者：那未来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的竞争会呈现出什么情况昵?

罗文倩：在过去人民币基金没有那么活跃的时候，外资之间竞争同样很激烈，现在人民币基金加进来，我们之前在台湾、美国的经验来看，资金永远在追逐好的团队和项目，不管外在环境的改变。我们永远问自己的问题是，有没有办法去从不同的管道培育出好的计划和团队，这样把竞争降低到最低。在台湾，我们自己确认投资机会，然后找团队合作，这样就避免产生竞争，自己找到的合作机会，这种模式在未来会在国内有一定比例。比如说，我们很熟的行业，我们会把公司组合起来，找到能干的团队来做。像已经做得不错的团队和企业，我们还是会努力争取。在这个过程中。要清楚自己能提供附加值的地方，让创业团队了解知道CID能帮什么忙。

记者：请您讲讲在2009年最得意的事或者最遗憾的事?

罗文倩：每年都希望能多投一些案子，有一些案子没有拿到，当然因为竞争的关系，所以每年都会有一些遗珠。看着很多企业的起起伏伏，创业板出来了，增加了国内企业长期发展资金来源，坏处是高得有点夸张的本益比，而创业者会变得比较浮躁，上市公司数最增加过多后，市场会回归理性。好处就是由比较多符合条件的项目公司，符合创业板的条件，那就会比较开心。我们有一些公司现在就多了一个选择，因为本来就是朝向中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