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改革（精选12篇）

民主化改革 篇1

摘要：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民主传统的奠基人。为了保障人民与生俱来的民主权利,他在出任美国总统期间,厉行政府民主化改革,通过废除摧残民权的法令、推行扩大选民范围,推行官员任免民主化、文官高于军权分割军权防暴政、总统任期“限制”防独裁等建立民主政府的有效举措,为美国政府民主化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杰斐逊,政府民主化,改革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是美国民主传统的奠基者,为了争取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除了积极参与反英的革命斗争外,还积极推动改革,特别是在1801—1809年出任美国总统期间,他领导的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努力将他的民主思想变成现实。一上台,他就在1801年3月4日发表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确定了其政府民主化改革的宗旨就是维护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保障宗教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并按照人身保护法令保障人身自由。”[1]“小心维护人民的选举权”“平等公正地对待一切人,而不问其地位或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1]“文权高于军权”[2]“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重,但是那个意志必须是合理的才能站住脚,而且少数人享有同样的权利。”[2]他希望围绕这个宗旨进行改革,以保证民主的长盛不衰。

一、废除前政府摧残民权的法令

法国大革命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的迅速传播,促进了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民主力量扩大,对联邦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为遏制民主运动和打击民主力量,1798年,亚当斯政府通过国会颁布了4项法案,即《归化法》《客籍法》《处置敌侨法》和《惩治叛乱法》。其中,《归化法》将移民取得美国公民权的时间从五年延长至十四年,这实际上剥夺了亲法移民的公民资格;《客籍法》规定,总统有权将认为对美国和平有危险的移民驱逐出境或逮捕;《处置敌侨法》授予总统在战时可以下令驱逐或逮捕敌国侨民;《惩治叛乱法》规定,凡是反对美国总统、国会和政府者,均应受到惩罚。这4项法令实际上是企图取消宪法10条修正案所赋予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打击共和党人推动的民主运动。法案一经颁布,当时就有18名共和党人被捕,同时在大多数政府机构中,共和党人也逐渐被排挤出去,政府几乎变成由清一色的联邦党人组成的政府。杰斐逊认为,这会使得美国革命中所取得的有限的民主成果有化为乌有的危险。为此,他与其他民主派人士合作,于1798年起草并通过了著名的阐述州权理论的《肯塔基决议》,决议认为,联邦政府是由各州创建的,各州有权废弃它所通过的法令甚至退出联邦。这个文件成为民主派反对联邦党人的有力武器,为之后废除这4项反民主立法奠定了法律基础。等到杰斐逊上台后,他立即废除了这4项法令,并将曾经按照相关法令受到处罚的人恢复自由,退还曾经收取的罚款给本人,这就使杰斐逊进行民主改革有了法律上的保障。

二、实施扩大选民范围的措施

出于其天赋权利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杰斐逊倡导人民广泛参政。他说:“在美国必须让人民参加政府的每一个部门。”[3]杰斐逊执政后,为将这一思想付诸实现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通过废除《归化法》,允许移民加入美国国籍的时间从在美居住十四年改为五年,这样移民就能尽快地获得公民资格,参加选举。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根据当时选举权的获得有财产资格限制的现实,采取措施推动各州废除或降低财产资格的限制。在其任期内,南卡罗来纳、马里兰等州取消了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这些州的白人成年男子获得了选举权。由于当时的财产资格限制基本是以土地为基础,而其他州又没有废除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杰斐逊于1804年使国会通过了新的《土地法》通过将出售土地的条件从640英亩放宽到160英亩,并对非法占地者采取宽容政策的方式,使更多的人因能获得土地达到财产资格标准而获得选举权。针对部分贷款购地者因还贷困难或无法还贷而有失去土地、丧失选举权的危险的情况,杰斐逊于1808年颁布了《救济法》,对购地者延期五年付款,对无力还贷者提供救济。这样便使更多的人因成为了土地所有者而获得了选举权。上述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为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创造了条件,从而扩大了选民人数。所以,“在杰斐逊时代,选民人数有了惊人的扩大”[4]的结果就顺理成章了。

三、推行建立民主政府的有效举措

如果说废除摧残民权的法令、推行扩大选民范围只是建立民主政府的前提和基础的话,那么官员任免民主化、文官高于军权分割军权防暴政、总统任期“限制”防独裁就是建立民主政府的有效对策。

1. 官员任免民主化。

由于联邦党人亚当斯任人唯亲,建立的是清一色的联邦党人组成的政府,排斥民主派人士,造成许多平庸无能之辈、腐化渎职者也占据要职,官僚习气浓厚。更有甚者,亚当斯在离任的头天深夜还突击任命了一大批联邦党人的官员和法官即“午夜任命者”。因此,许多共和党人要求杰斐逊把联邦党人一律从政府机构中清洗出去,然而,杰斐逊却未能如其所愿,而是按照民主、法律的原则对联邦党人进行了少量的“清洗”。杰斐逊上台后,只是把这批不合法的“午夜任命者”及渎职腐化者免除职务。“午夜任命者”之所以被杰斐逊免职,是由于亚当斯卸任的头天深夜匆忙任命的,来不及发给委任状,按法律规定,他们的任命无效。渎职腐化者包括四类:一是侵贪公款者;二是由于滥施“惩治叛乱法”而失去公众信任者;三是拉票贿选者;四是任人唯亲者。当时在他亲自拟出的官员免职名单上,只有21个“午夜任命者”和15个渎职者[5]。在其两任任期期间,他总共解除了200多名联邦党人的官职,到1809年,由华盛顿和亚当斯任命的官员仍然在职的占1/3[5]。可见,杰斐逊没有把联邦党人大面积地从政府机构中清洗出去。任命官员,杰斐逊同样坚持其民主原则。首先,他坚持官员的任命标准:维“德才兼备”,而不问其出身与党派,漠视血统与裙带关系。杰斐逊向来主张德才兼备的“天然贵族”来管理国家。加勒廷出身于瑞士日内瓦贵族家庭,独立战争爆发前不久才来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内地森林区独自谋生,依仗个人的品格和才干成为众议院内的反对派领袖,因在理财方面有杰出才能,杰斐逊委任他做了财政部长。还有,他录用很多地位低下但“靠自身努力而取得成功的人”[6]。杰斐逊看重才干,联邦党人也受重用。如陆军部长亨利·迪尔伯恩、邮政部长格朗格就是联邦党人,他“把不任命亲戚为官作为我的行动准则。”[7]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一律婉言谢绝亲友的求官请求,也拒绝任命有亲戚关系的人担任公职。他说:他最恨搞裙带关系,这是一种最坏的风气[8]。所以,为了避免裙带关系的嫌疑,他几乎没有委任过私交很好、助他当选的人任职。其次,以革命和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为参照标准。他任命的官员当然是德才兼备,但同时也是革命和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对于君主主义者,这是不可能得到任命的,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在共和国为官[6]。所以,任命的官员主要是1776年革命和1800年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样杰斐逊在行使官员任免权时,不但为政府增添了德才兼备的官员,而且因容纳了两派政治力量,使政府更具有代表性而扩大了联邦政府的社会基础[6],民主成分大大增加[9]。

2. 文官高于军权分割军权防暴政。

历史上暴政的产生常常因军权过高,所以防止暴政的一个重要对策就是有效把控军权,控制军队。杰斐逊认为,文官高于军权、分割军权能有效防止暴政。文官高于军权的实质,是使人民控制军队。因为文职政府和议会是选举产生的,文官及议员受到选民监督,军队听命于议会与政府的号令就是人民控制军队的体现。军权如高于文官,不受文官控制,就会因失去监督而变成特权工具。因此,杰斐逊把文官高于军权作为其民主原则之一,这一原则在《邦联条例》及《联邦宪法》中得到了体现。为防止总统权力特别掌控军权过大,杰斐逊又设计用分割文官权力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来分割军权,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权力机关分别承担一部分军权,并且相互牵制。总统虽然是最高统帅,但国会掌握军队的财权和立法权,而最高法院有对总统和国会进行司法审查和法律监督的权力,这三权又受到选民监督,联邦正规军还受到各州民兵的牵制。但联邦党人执政时,曾一度扩大总统权力,并想扩大正规军,这就使军权有失控危险。杰斐逊看到了这一点,在上台后再次重申“文官政府控制军队”,大力裁减正规军,训练以农民为主体的民兵以取代常备军,所以在其任期内,他积极促进对民兵的改组和训练工作。在他看来,训练有素的民兵取代正规军,既可避免常备军的弊端,又可以维护民主制度。

3. 总统任期“限制”防独裁。

但是总统作为军队总司令,虽有三权分立牵制,但宪法没有规定总统的任期。在他看来,总统如果连选连任,长期当下去,必然要导致总统权力的膨胀及个人独裁。“一个元首那样连续下去,就是一个终身的元首……而且掌握了联邦的军事力量,他就不会轻而易举地被废黜。”[7]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他也以身作则,为后人树立榜样。他说:“华盛顿将军在任总统八年后自愿放弃竞选,树立了榜样,我要仿效他,再多几个先例,会对任何一个想要极力延长他的任期的后继者排除惯例增加障碍。”[10]所以,他效仿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后便立即隐退,创下不连选连任三届总统的范例。由于他和华盛顿树立了先例,后来美国总统一般只任两届,从而有效防止了终身制和军事独裁的出现。

为此,他自豪地称这个政府是“一个不是在人类的恐惧和愚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一个普通人民几乎感觉不到其权威的政府[11]。

四、结语

作为美国民主的奠基人,杰斐逊力主通过改革实行民主的目标。其上述改革措施扩大了政府的民主基础,确保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稳定。因此,杰斐逊政府民主化改革使美国进入到一个相对的广泛民主时期,他也成为“自由和人权战胜专制政治和贵族政治的卓越的纪念碑”[12]。

尽管杰斐逊为实现他的民主目标而践行改革做了很大努力,但是阶级局限性使他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不可能实现彻底的民主,只能是有限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所以,他固然扩大了成年白人男子的选举范围,但未能给成年白人男子普选权,更没有给妇女及黑人奴隶、印第安人选举权。他关于控制军权的机制固然严密,但对印第安人的侵掠和屠杀的事实说明“人民控制军队”的理想难以变成现实,只能是资产阶级控制军队,为自己利益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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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18-321.

[3]希纳尔.杰斐逊评传:中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16-317.

[4]莫里森.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2分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668.

[5]Merrill D.Peterson.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669-681.

[6]刘祚昌.杰斐逊全传[M].济南:齐鲁书社,2005:783.

[7]刘柞昌.杰斐逊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91-451.

[8]陈海宏.评“杰斐逊民主”[J].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44.

[9]李琳,魏延秋.简析杰斐逊“立体制衡”的分权思想[J].法制与社会,2009,(1):195.

[10]Dumas Malone.Jefferson the President:Second Term 1805—1809[M].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4:10.

[11]J.布卢姆.美国的历程(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69.

[12]W.A.德格雪戈里.美国总统大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56.

民主化改革 篇2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大家很关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必须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推进。

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同志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以往之所以有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的领导改革策略思想研究不够。我们联系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发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使得中国社会在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和重视的。

1、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前正在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具有这一特点。这场被人们叫做“大部制”改革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尤其重要的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2、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针对“文革”中出现的把民主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3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制定了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律师制度。同时，进行了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目标的司法制度改革。几千年形成的人治社会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

3、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拨乱反正中彻底纠正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践踏人权现象，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发展经济，努力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允许和支持公民创办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并确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实行身份证制度，允许公民自由择业包括异地择业；实行依法出入境制度，允许公民出国留学和出境旅游。最近这几年，我们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努力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变革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又激发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4、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地建立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

织，是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而且在农村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且，基层民主建设正在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

5、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虽然不是执政党，但是参政党。参政的基本点有四项：参加国家政权，包括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特别是规定了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委会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大代表的比例。这几年，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6、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有7300多万党员，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国民还要多。党要保持先进性并且在引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体现先进性，必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七大报告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人员提

供了竞聘从政上岗的机会，等等。这些党内民主举措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7、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功绩，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几年，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且把党内监督与群众举报结合起来，成效显著。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8、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不仅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实行了直接选举制度，而且在其他实行间接选举的领域扩大了差额选举，完善了候选人提名方式；特别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扩大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和中央、地方党委成员差额选举范围，实行了候选人无记名投票推荐等民主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大职能，推动和组织中国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的政协委员，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很有成效；各级政府也主动实施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

观察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观察做了什么，还要从这些已经做的事实中深入地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

缅甸改革:从民主到民生 篇3

4月1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缅甸，成为缅甸1948年获得独立以来接待过的第一位在任的英国首相。访问中，卡梅伦称赞“缅甸政府正致力于改革”，并表示将采取措施鼓励缅甸的改革。此前的4月1日，缅甸举行了议会补选，这场“重建信心”的选举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高度评价，被称为是缅甸民主改革“具有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缅甸为何要改革？

缅甸幅员辽阔，是东南亚国土面积第二大的国家；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玉石等矿产资源和木材等森林资源在中南半岛首屈一指；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历史上，缅甸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石油、柚木、玉石和棉花等大量出口，人民生活殷实，一度成为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20多年西方的经济封锁与制裁，使得这个昔日富庶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0年，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统计中，缅甸在169个国家中排名第132位。而东盟一体化目标，更增添了其发展的压力。

发展的压力、民生的诉求，推动了缅甸政府启动民主改革进程。缅甸民主改革旨在博取西方国家的信任，换取对其经济封锁和制裁的取消，从而发展经济、惠及民生，搭上东盟一体化发展的快车道，最终实现其现代化目标。

缅甸的民主改革始于2003年的政治和解“七点路线图计划”。2003年至2010年，通过制宪、选举，缅甸完成了军人政权向民选政权的过渡。2010年11月以来，缅甸新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措施。在政治上，释放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并与她进行对话。修改政党法，允许全国民主联盟注册为合法政党。通过允许公民和平示威的《和平集会与游行法案》。大赦数百名政治犯，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颁布赋予劳工有组建工会和罢工等权利的劳动法，放松出版审查等内容。同时启动与少数民族的和平谈判，分别同掸族、克钦族和克伦族等少数民族的武装组织举行和平谈判。这些政治改革措施是缅甸自从2010年国会大选以来，缅甸新政府向国际社会的承诺，意味着缅甸向民主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并显示了缅甸重新融入国际大家庭的决心。

抢占东盟一体化发展快车道

2012年4月1日，缅甸举行了议会补选，这是一场“重建信心”的选举。这次选举，共有来自17个政党的150名候选人和7名独立候选人竞选37个联邦议会人民院议席、6个联邦议会民族院议席和2个省邦议席。在45个议会议席补选中，民盟共赢得43个各级议会议席，民盟主席昂山素季当选联邦议会人民院议员。执政的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仅获得1个议席，其余1个议席被掸族民主党获得。

这次补选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高度评价。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赖斯4月1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安理会欢迎缅甸成功举行议会补选，这是缅甸民主改革“具有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联合国秘书长缅甸问题特别顾问南威哲表示，昂山素季当选人民院议员，为缅甸开展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对话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和“重返东南亚”的背景下，美国奥巴马政府调整了对缅甸的政策，即从小布什单方面的孤立、制裁过渡到奥巴马政府务实接触的政策。所谓务实接触，就是要用合作和建设性方式发展与缅甸关系，整合制裁与接触，以行动对行动，通过柔性施压和全面接触，建立一个符合美国民主价值观和地缘战略目标的新缅甸。

针对此次议会补选，4月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美国“认可和支持缅甸的民主改革”，将放松对缅甸投资限制，允许缅甸部分官员入境并向缅甸派遣大使。但是，美国全面解除对缅甸的经济制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美国有关制裁缅甸的法律文件包括5部法案和4份总统令，美国国会需要花费一段时间来修改上述法律文件。2012年又是美国大选年，各种情绪化个案往往会被政治化，同时仍有一些美国议员对缅甸政府改革的“持久性和真诚性”持怀疑态度，因此美国何时全面解除对缅甸的经济制裁还有待观察。

4月13日，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抵达缅甸，肯定了缅甸的民主改革措施，并要求国际社会暂停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卡梅伦是1962年以来首名到访缅甸的西方大国领导人，也是缅甸1948年脱离英国殖民取得独立以来首名到访的英国在任首相。这体现西方国家积极发展与缅甸关系的政治意愿。

为了应对西方国家对缅甸的人权要求，缅甸新政府放宽了对外国非政府在缅甸从事人道主义活动的限制。2012年2月，已有53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缅甸开展社会活动，涉及农业、畜牧、粮食、教育、卫生等领域共67个项目。其中有6个非政府组织已得到缅甸政府正式批准注册，另有13个组织已提出注册申请，正在审核中。还有34个组织未提出申请。

同时在经济上，2011年以来，缅甸实施了各种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鼓励国有和地方组织、合作社、个体户等经济实体都有机会参与经济工作，发展小、中型项目要防止搞市场垄断和操纵等。此外还有为少数民族企业家提供资金和市场、培养国际竞争能力等。2011年1月，缅甸新政府颁布了《经济特区法》，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各种投资，发展国内经济。

为了吸引外资，对汇率进行改革。2012年4月1日，缅甸央行公布外汇指导价。该汇率为基于市场情况并加以调控的浮动汇率制，是缅甸新政府经济改革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对1977年1月官方汇率的第一次汇改，有利于外汇市场整合、调控及国际结算和汇兑业务。

此外，缅政府开始着手修改外国投资法，对外国投资者将给予8年免税待遇。即将出台的新的投资法将允许目前存在的外国隐性投资（即冒用缅甸人名义投资）合法化，外国隐性投资者可以直接在外国投资项下进行合法投资申请。新的投资法将进一步放宽对外资及国内有利的吸引政策，比如将100%批准出口企业和开放70%的服务行业（其中30%用于保护本国利益），以及允许外国人租用缅甸国有及私有土地等。

缅甸民主改革计划和措施让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2011年缅甸的经济增长率为5.5%，在东盟国家居于前列。根据美国环球通视有限公司的预测，2020年之前，缅甸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可达6%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将增长一倍，达到1240亿美元。

“胞波情谊”未受影响

中国和缅甸关系被称为“胞波情谊”，社会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两国绵延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共同拥有多个跨境民族，表明中国与缅甸地缘、族缘和文缘优势，两国关系具有不可替代性。2011年5月，缅甸新总统登盛首次出访就访问中国，并与中国政府确立了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呈现出广阔发展前景。虽然出现了密松水电站停建的事件，但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良好发展的势头。现在中国已成为缅甸第一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尊重缅甸民主改革的努力和成果，并愿意同缅甸各个政治派别进行对话与沟通。昂山素季当选国会议员，制度化参与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不会影响中缅传统友谊。中国和缅甸都面临发展的任务，两国各种改革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惠及民生，实现现代化。在此背景下，两国国家利益超越党派利益，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改善同缅甸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减轻中国来自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开放的缅甸有利于缅甸人民，更有利于地区的稳定、繁荣。

总的来说，无论缅甸新政府采取何种民主改革措施，缅甸与西方国家关系如何改善，根本一条在于这些是否有利于缅甸改善民生，是否有利于缅甸实现现代化。作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国愿意同缅甸人民一道共同进行现代化建设，惠及两国人民，为东亚一体化作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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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改革 篇4

一、全球化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

1、经济全球化趋势, 增强了国际社会的全球观念

关于经济全球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为:“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增加, 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 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根据该定义, 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主要有生产与贸易国际化、经济资源全球范围内流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各国各地区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化一致化、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经常化制度化等方面。总体而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 具有连续性、不平衡性和系统性的特征。作为跨区域的贸易、资本、信息、市场、企业和人口的扩展过程,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是经济交流进一步加深的过程, 另一方面也是国际经济关系和行为重新组合并不断地系统化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趋势之下, 国际社会的全球观念不断增强。一方面, 全球化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对于全球化的内涵, 理论界已经形成如下认识:一是全球化是个有整体意义的概念, 有必要从时间、空间以及内容等方面, 采取系统、全面、动态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考察;二是就人类社会演进的历程而论, 全球化的最终状态与归宿尚难定义, 或者说, 全球化是个发展过程;三是从空间方面看, 全球化问题涉及到不同民族、国家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四是全球化的内容主要在于不同民族、国家在诸多领域加强沟通, 达成共识, 遵守共同规则和采取共同行动等方面。另一方面, 国际社会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和具体:一是经济全球化是个历史过程, 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二是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超越国界,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过程;三是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四是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利益再分配的过程。

2、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 加强了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

20世纪50年代, 世界上就出现了地区经济集团。此后,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继建立起一些地区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是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和有限的国家之间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其目标是不同程度地在成员国之间实现资本、商品、劳动力及劳务的自由流通, 并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按其发育程度不同可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经济联盟三类。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是自由贸易区、东南亚联盟是关税同盟、欧盟是经济联盟。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和经济联合组织, 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体制、机制方面出现了多样化和跳跃性发展的特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世界经济发展日益走向整合并趋向于一体化的形势下, 各国纷纷加强经济合作,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欧洲、北美和亚太三大区域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更集中反映了世界区域经济合作的潮流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3、国际社会协调应对全球性问题, 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进一步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矛盾依然错综复杂, 全球经济充满了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和危机问题。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 已经导致发达国家经济连年衰退。严重的世界经济形势, 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加强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 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一定的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等带有全球性特征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问题, 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协调与合作, 共同应对。

国际关系的调整与改善, 核心是利益关系的协调。政治利益的核心是权利, 经济利益的核心是资源。国际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分配, 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在国家间的配置和重组过程。不同国家对于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的诉求存在区别, 在国际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必然存在诸多差异性。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冲突, 从根本上讲, 都是围绕权利和资源展开的。

改善国际关系, 不仅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内在要求, 而且是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国际关系民主化, 从国际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一般原理来看, 首先要求建立国际民主机制。而世界各国之间改善关系、消除敌意, 与不同民族国家和睦相处, 无疑是建立国际民主机制的基础和前提。

总之,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联系不断加强, 促进了世界各国在相互交往当中加强协调与合作。通过相互间的磋商谈判、签订经济协定, 并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经济准则, 解决彼此间的贸易合作和贸易争端问题, 进而共同协商解决全球性问题,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不仅如此, 从民族国家社会政治体制运行与改革的层面看, 全球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 推动着各国立足于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条件, 不断探索建立和完善更加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法治模式, 从而推动了世界民主化进程。

二、世界民主化进程使民族国家及其主权面临挑战

1、面对全球治理的国际利益格局, 民族国家必须接受现实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任何社会变革都具有深刻的经济背景。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同样如此。全球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改变了传统国际政治经济体制, 各国经济交往日益密切, 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合作范围日益扩大, 程度不断提高, 世界各种力量的分化与整合加快, 以美国、日本、欧洲联盟、俄罗斯、中国为主要力量的国际政治格局已经形成。

美国前总统尼科松早在1971年就指出, 美国、苏联 (前) 、西欧、日本和中国“这五大力量将决定本世纪 (20世纪) 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前途”;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 “冷战结束, 制造出观察家所说的‘单极世界’……美国比十年前更占优势, 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权力也更加分散。因此, 美国能够用来改造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 实际上也减弱了”。“无论美国, 还是联合国, 大概都不可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 还有日本, 或者可能还有印度, 大概将会起主导作用”。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趋势, 集中体现在这五大力量的发展和制衡过程之中。

全球治理, 实际上也是在基本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展开的。借助全球治理机制, 大国能够更加便利地运用压倒性的经济优势, 谋求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里的主导地位。所谓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实质上是国际格局的利益集团化, 而不同利益集团, 都是大国发挥主导作用。民族国家完全游离于集团之外, 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换言之, 民族国家必须顺应现有的利益格局。

2、全球化与世界民主化大潮中, 民族国家主权面临挑战

首先, 全球化趋势下, 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对于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生活的影响不断增大, 国际组织影响力的增强和权力的扩大, 总是伴随着民族国家主权的被不断削弱。目前, 联合国作为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机构, 俨然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联合国各个部门的主导权, 在大国手中。广大中小国家, 事实上不能主导重大国际问题。联合国所协商处理的重大国际问题, 实质上都是大国之间讨价还价、利益平衡的结果。作为世界经济基本机构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更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传统主权边界, 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此外, 跨国公司的发展, 使之在占据全球市场优势的同时, 增强了对于民族国家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当民族国家领土疆域和主权性质对资本扩张不利时, 跨国公司和相关的国际经济组织就会想方设法使国家主权顺应资本扩张的要求。

其次, 民族国家权力出现分层化和中空化, 国家在权力体系当中的核心地位受到挑战。随着经济政治国际化的加快, 民族国家机构的若干权力与职能, 开始被超国家的体制如国际组织的派出机构取代, 或者被转移到国外的区域权力部门。与此同时, 国家执政的行为能力也被超国家的、国家之间的或区域层次上的协调机制掌握并实施。民族国家内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社会运动的迅速发展, 更使得政府面临诸多外部干预因素, 国家自主制定和实施经济政治政策的能力被削弱。

再次, 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 民族国家权力的边界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过程中不再总是泾渭分明。全球化在使得若干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同时, 也使一些国际问题逐渐演变为不同国家的国内问题。全球性问题, 诸如生态、能源、疾病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等, 既具有国内性, 也具有国际问题的特征。作为国内问题, 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处理相关问题, 是其独立行使国家主权的应有之义;不过, 作为国际问题, 民族国家处理相关问题就不能不顾及国际社会协调立场、共同处理有关问题的意志。

最后, 由于民族国家认同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开始被赋予新的含义, 公民社会性自主有取代国家自主性之势。公民政治支持、政治服从、政治忠诚和政治归属构成了民族国家认同感的主体内容。全球化形势下, 民族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由于身份的变化, 特别是由于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 国民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也会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国际化的加快而产生一定的动摇。全球化一方面要求全球性, 削弱了国家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 又强化了民族国家的社会性自主趋势。

三、民主化改革, 民族国家自主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和中国五个极。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格局中成为一极的基本条件。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 促进了极与极之间力量的相对均衡, 使得各个极之间进行对话与沟通、竞争与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世界民主化进程在此背景下, 也进一步加快。要巩固国家的基础要素, 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 民族国家就必须顺应形势, 树立全球化观念、推进民主化改革。

1、民主化既是世界潮流, 也是民族国家的强国之路

经济全球化的加快, 使得政治和经济都不再单单是国家层面上的问题, 而日益成为全球层面上的问题。民族国家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实施强国战略, 也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对外问题。

增强综合国力, 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是强国之本, 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途径。全球化时代, 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 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增强综合国力, 也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实践过程。

国内政治权力和国际政治权力的重构, 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主权与功能变迁的基本特征, 也是民族国家把握主权原则的立足点。国内政治国际化与国际政治国内化, 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时代潮流。民主化是政治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 也是国际政治生活当中的永恒主题。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平等的全球治理,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政治取向和道义目标。专制独裁, 已经失去人心, 在国际舞台上, 专制独裁政府形单影只。国际政治经济活动当中, 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 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只能逞一时之强, 没有未来。

顺应世界民主化的潮流, 对于民族国家来说, 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家对于民主化的追求, 无疑是追求一种进步, 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历史和现实证明, 民族国家政府的合法性的认同与凝聚力的增强, 根本不可能脱离民主的主题和体制;民族国家社会的团结与稳定, 有了民主的保障, 才是真正可靠的、持久的团结与稳定;民族国家增强自身的政治、文化和道义的力量, 更不能不高举民族的旗帜。

2、民族国家参与全球化, 要从本国实际出发, 具有大思维大战略

民族国家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基础性选择, 就在于确保本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势, 在经济和政治诸方面压倒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当中去, 是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不过, 民族国家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 综合权衡国内国际形势, 做出科学判断。

首先, 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实质上是不对等和不均衡的。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 其不可能获得与发达国家均等的竞争机会。相当程度上看, 发展中国家是在不平等的基点上被动地接受强者制定的规则。为此, 民族国家当中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顺应全球化趋势, 既有机遇, 也有挑战。立足本国基本国情, 牢牢地根据本国实际选择明智有效的发展道路, 进而实现更大的国家利益, 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 就格外地重要。

其次, 从当前世界上主要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历程看, 参与国之间的互相信任、彼此认同,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由贸易和政治协调合作机制是提高一体化程度的前提。实现国家间的信任与认同, 在很大程度上, 既是地缘战略利益的反映, 又是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观念相接近的结果。换句话说, 民族国家参与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状况, 不仅取决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要求, 而且取决于本国与他国间的相互认同状况。

最后, 从发展趋势看, 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对比和民族国家综合实力较量, 开始呈现出相互渗透和彼此融合的特征。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其载体的发展水平与未来趋势方面的差异, 使得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出现了新的不确定性, 世界各种力量的分化与整合表现出复杂而多样的双边多边互动关系。世界力量分化与整合过程, 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博弈。为此, 民族国家要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就必须要有大思维大战略, 从区域协调发展, 甚至要从全球高度认识本国参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策略和手段问题。

3、坚持党内民主, 以党内民主促进民主化改革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也是中国政治经济走向世界舞台的领路者。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 要以党内民主为基础和出发点, 以优良的党风带民风;中国顺应全球化浪潮、借世界民主化进程的“东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以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推进民主化改革为基调。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实践证明, 好的作风总是建立在完善的民主机制之上的。党的作风出问题的地方, 必定是民主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促进社会的全面繁荣与稳定, 是坚持党内民主的内在动力。总体而论,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必须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把自上而下的带动和自下而上的促进结合起来, 有组织、有步骤地扎实推进, 使党内民主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融会贯通, 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互相促进。

坚持党内民主, 必须以尊重和维护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要把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渗透到党内生活的方方面面, 贯穿于党的各项工作和生活中。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 就是充分发挥党员和党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凝聚全党意志、智慧和力量的过程。无论是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还是对党内事务的参与, 都是与其所处的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党员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和体现, 其主体作用才能有效发挥出来。

坚持党内民主, 关键要健全和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民主制度, 要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制度体系建设, 推进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制度化、规范化。既要通过完善具体制度来探索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 并赋予基本制度以新的时代要求和内涵, 又要把基本制度的原则贯彻到具体制度的建设中, 不断健全和完善与基本制度配套的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 形成一套比较健全的、配套的、操作性强的具体制度, 还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注意党内民主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相统一, 确保党内民主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 全球化是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 世界民主化是全球上层建筑领域相应调整的结果。国际政治以民族国家的综合国力为基础, 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各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综合国力, 特别是各国在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当中的实际表现, 决定着该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决定着该国国家主权如何接受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的考验。只要国家存在大小、贫富和强弱, 国家间的差别就不可能消除。世界民主化进程当中, 只有把握历史潮流的国家, 才有能力实现自主发展, 真正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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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改革 篇5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形势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一、深刻认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决定》将其作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之一，进行专门阐述和部署。这充分说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于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迫切需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党的政治路线在现阶段的集中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组织工作就要及时跟进。只有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才能更好地为科学发展选干部、配班子、建队伍、聚人才。

第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日益迫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只有切实尊重和保障广大党员对执政代表的选择权，切实落实人民群众选择人民公仆的权利，才能充分调动党员、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

第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增强我国政治制度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不仅要应对激烈的经济竞争、科技竞争、文化竞争，而且要应对激烈的思想竞争、制度竞争、政治竞争。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缺陷，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但是，一种制度的优劣，不仅要看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在的表现，而且要看其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进行自我革新的能力。干部制度竞争力是国家政治制度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政治竞争中赢得主动，就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培养造就高素质领导人才提供制度保证。

第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解决干部工作中突出问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比如，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机制不够健全，少数人特别是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真实性还不够高，反映民意、尊重民意不够与民意失真现象同时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拉票问题比较突出，实际工作中存在简单以票取人现象，导致一些干部怕丢票，不敢坚持原则、大胆负责；干部竞争择优机制不够完善，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渠道不够畅通，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干部约束激励机制不够有力，一些地方和单位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对一把手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屡禁不止，整治吏治腐败任务艰巨。这些问题尽管不是主流，但严重影响选人用人公信度。解决当前干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实现吏治清明，关键在改革，希望在改革，根本出路在改革。

二、准确把握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原则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干部工作从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到方式方法的全面变革，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正确原则，把握正确方向，积极稳妥推进。

第一，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党管干部原则，是党的领导在干部工作中的重要体现。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党管干部的思想。195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对党管干部原则作出明确规定。1962年，邓小平同志强调，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了党管干部原则的基本内涵。此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重要文件，都强调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用人权是最重要的执政权之一。在改革中，放弃党管干部原则就等于放弃党的领导、放弃党的执政地位。党管干部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第二，坚持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建设方向。实现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一目标，2002年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科学化，就是遵循党的事业发展需要和干部成长规律，改进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实现干部工作理论、制度、方法和工作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就是逐步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把民主的要求贯穿于选人用人的全过程。制度化，就是总结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形成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科学管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体系。

第三，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他再次强调，我们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的核心是党性。《决定》指出，“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这一论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德与才是干部素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有才无德，终究要败坏党的事业。与改革开放初相比，我国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坚持德才兼备、突出以德为先，抓住了当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

第四，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改革方针。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明确要求。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要进一步落实广大干部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公开是扩大民主的前提，就是要增强干部工作的透明度，让选人用人权在阳光下运行。竞争是古今中外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用“马场赛马”、公平竞争的办法激发干部人事制度的活力。择优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在干部任用程序中差额比较、选贤任能，把政治坚定、人品和能力经得起实践检验、人民群众认可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三、全面贯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决定》在全面总结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

第一，建立健全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提名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初始环节，目前制度还不完善。近年来查处的用人腐败案件，很多涉及这一环节。按照《决定》要求，推进干部选拔任用提名推荐环节的改革，一要合理确定参加民主推荐人员范围。在注重广泛性的同时，根据代

表性、知情度和相关性原则，区分选任制、委任制等不同情况，科学界定参加民主推荐的人员，更好地体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特别是服务对象的真实意愿。二要全面分析民主推荐结果。把尊重民意和不简单以票取人辩证统一起来，对得票情况作具体分析，着重看干部综合德才素质和一贯工作表现，不简单以票数决定干部任用，防止误用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老好人”。在“不以票取人”的时候，要有更合理的理由和更严格的审议批准程序。三要鼓励多种渠道推荐干部。坚持五湖四海，广开举贤荐能之路，拓宽党政干部选拔来源。四要规范干部任用提名方式，重点规范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提名行为。坚持权利与责任相统一，合理界定干部任用提名主体，规范提名形式、提名程序，明确提名责任，使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防止实际上的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五要严肃查处拉票等违纪行为。拉票问题不解决，就会把民主引向邪路。解决拉票问题，一要堵，二要疏。“堵”就是严明纪律，严肃查处，让拉票者得不偿失；“疏”就是为干部搭建公开表达意愿和展示才华的平台，让“老实人”有被大家了解认识的机会，让干部公平有序参与竞争。

第二，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考核是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的基础环节，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之一。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意，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09］30号），中组部印发了与之配套的“三个办法”。按照《决定》要求，下一步要重点解决3个问题。一是完善考察标准。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表现、对待个人名利等方面考察干部的德才表现。要突出科学发展政绩，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干部的特点，建立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指标体系，探索建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目标责任制和岗位职责规范。二是优化考察办法。以平时考核、考核为基础，以换届考察、任前考察为重点，把平时考核、考核与任前考察、届中届末考核结合起来，增强考核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要充分运用巡视、审计、统计结果和部门（行业）专项考评结果，完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等方法，落实领导干部任用延伸考察办法，全面客观地考核评价干部。要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原则，根据不同考核对象、考核任务合理选用考核办法，使考核更加简捷高效，避免重复考核。三是强化考察结果运用。把考察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和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考察的导向作用。建立考核结果反馈制度，及时向领导班子和干部本人反馈考核结果，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三，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近年来的调查中干部群众认为最有成效的选人用人改革措施。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普遍加大了竞争性选拔干部力度，但还没有做到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要继续把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突出岗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一是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的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每年开展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对一些重要职位进行公开选拔，机关中层以下领导职位除特殊岗位外逐步做到竞争上岗为主要选拔形式。二是完善差额选拔干部办法。推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进一步扩大民主，促进好中选优。三是提高竞争性选拔干部的质量。按照“干什么、考什么”原则，改进笔试或面试方法，借鉴现代人才测评技术，真正考出干部的基本素质和实际能力。把考试和考察更好地结合起来，全面准确地了解干部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防止凭印象起用夸夸其谈的“马谡”。探索上下结合、多部门联动等公选方式，拓宽视野，统筹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第四，积极推进干部教育培训的改革创新，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继续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决定》再次强调，要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培养，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干事创业水平。要以提高培训质量和效益为重点，全面推进干部教育培训理念、内容、方式和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一要加强理论培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干部头脑，加强党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二要加强能力培训，重点提高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本领和群众工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稳定的本领，注重增

强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力和应急管理、舆论引导、新兴媒体运用、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能力。三要牢固树立按需培训的理念。把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干部本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做到事业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干部缺少什么就培训什么。要建立自主选学与组织调训相结合的干部参训机制和干部教育培训实效考核评估制度，充分激发干部参加培训的内生动力。四要坚持开放竞争，统筹优化干部培训资源。在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高校在科学文化素养培训方面的优势，使之成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方面军。五要改进学风。把加强学风建设作为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弘扬理论联系实际之风、刻苦钻研之风、艰苦奋斗之风。要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治学，整治不良学风，强化学员管理、教学管理，严格校规校纪，营造良好学习秩序和氛围。

第五，完善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培养选拔制度，建立来自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源源不断培养大批优秀年轻干部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大计。按照《决定》精神，今后要着重抓好以下4个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实践锻炼的培养方针。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工作，有计划安排年轻干部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关键岗位砥砺品质、锤炼作风、增长才干。有意识地在完成重大任务、应对重大事件、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等关键时刻锻炼和考验年轻干部。加大年轻干部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交流力度，通过多岗位锻炼丰富阅历、提高本领。二是扎实抓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对后备干部坚持重在培养、同样使用，突出党性锻炼和实践锻炼，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用时与其他干部同样标准、同样程序，不搞照顾性使用；坚持优进绌退、动态管理，不搞一次选拔定终身。后备干部队伍实行复式年龄结构和梯次配备，根据干部成长周期，分为近期和中长期，分别提出不同的年龄和职务层次要求，避免在年龄上层层递减和“一刀切”。要抓好关键岗位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做到系统培养、择优使用。三是探索建立上级党政机关从基层一线遴选干部制度。坚持重视基层的干部导向，建立和完善选拔优秀村干部担任乡镇党政领导职务的办法，注重从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中选拔县级党政领导干部，加大从基层一线招录公务员的比例。地方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出现空缺时，要优先从具有基层一线工作经历的优秀干部和人才中选拔。四是推进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建立定期选聘、岗位培训、配套保障、跟踪培养、正常流动、齐抓共管等制度，确保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第六，坚持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相结合，健全干部管理机制。党要管党，关键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从严管理干部。《决定》把严格管理监督干部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提出要坚持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相结合，健全干部管理机制。一是加强对关键岗位干部的重点管理。既要坚持分级管理，又不能简单地以级别论轻重，而要根据岗位的重要性来考虑干部工作布局和战略重点。比如，对县委书记就不能按一般的处级干部来对待，必须实行重点管理。二是严格干部日常管理监督。干部出问题，多数都是“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干部管理监督要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现在，干部日常管理监督的制度不少，关键是执行不力。落实制度，也是改革的重要环节。严格管理的基础在于及时了解、全面掌握干部的真实情况，对干部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不宜继续任职的要果断及时调动，不能等到问题严重了、矛盾积累恶化了才去解决。三是切实解决干部调整难处理难的问题。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问责制，严明领导责任，对失职渎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干部要追究责任。制定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办法，明确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规范调整的原则、程序，探索干部调整后的多种安排方式。四是完善干部激励保障制度。要坚持奖惩分明，把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结合起来，特别要关心基层干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建立健全干部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实行干部职级与待遇挂钩，对长期在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干部、长期担任县乡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实行工资福利倾斜政策。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更好地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

第七，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完善干部交流制度。干部交流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培养和锻炼干部、防范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具有重要作用。按照《决定》要求，今后要从4个方面做好干部交流工作。一是围

绕促进科学发展，大力推进地区之间、中央机关和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坚持有计划选派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优秀干部、年轻干部到中西部地区任职，把中西部地区的优秀干部、有发展潜力的干部选派到东部发达地区任职学习锻炼。继续从中央国家机关选派优秀干部到地方工作。围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国家支柱产业及重大项目建设、援藏援疆工作等进行干部交流。二是加大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交流力度。这些年开展的党政正职、纪委书记、组织部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厅）长等重要岗位干部交流，主要是本人成长地的回避交流。下一步，要逐步建立新提拔重要岗位干部异地任职制度。三是积极推进机关中层干部的交流轮岗。健全党政机关内部管理人、财、物和执纪、执法等岗位干部定期轮岗制度，防止干部因在同一岗位工作时间过长而滋生腐败。积极探索机关中层干部跨系统跨部门交流轮岗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四是疏通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交流渠道，研究制定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干部交流实施办法。在积极推进干部交流的同时，要强化干部任期观念，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干部尤其是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任期内职务变动，保持干部任期内相对稳定。第八，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不断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坚决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既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决定》明确提出，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我们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战斗，确保实现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目标。一是要加大从源头上防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力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严重违规用人问题立项督促检查制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二是要强化公开监督，扩大干部工作信息公开，把选拔任用干部满意度民意调查作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有力杠杆。三是要严肃查处违规违纪用人行为，用铁的纪律保证选人用人风清气正。经过努力，要使全党和人民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满意度、对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满意度都有提高。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积极稳妥地把握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现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尤其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强化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力量，齐心协力推进改革。

第一，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始终保持改革的锐气和勇气。干部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官本位”的影响根深蒂固。改革堵了那些投机钻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的路，必然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和非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现在有些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有些低能低效，也有些以权谋私，群众意见很大。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党脱离群众、丧失先进性和执政地位。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按照中央要求，坚持民主选人、公开监督、竞争上岗、择优用人。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以无私无畏、与时俱进的精神，坚持改革、推进改革、完善改革。

第二，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支持改革、鼓励创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源于基层的实践创造。比如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全委会票决等，都是先有基层探索，然后经过总结提炼、规范完善，上升到制度层面的。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从实际出发，针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难点问题，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对改革中出现的失误和不完善不应求全责备，而应及时指导完善、帮助修正和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环境。

第三，要加强宏观指导，保证改革积极稳妥、有序可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关系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潜在的风险比其他方面的改革要大，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可控进行，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一要增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注意改革措施的衔接配套，防止随意性、盲目性。二要加强对改革风险的评估。任何改革措施都会有利有弊，决策改革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推进改革是一个不断兴利除弊的过程。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要考虑干部和群众的接受程度，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努力降低改革风险。三要加强对改革局势的研判，把握好改革的时机、重点、力度和节奏。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审时度势地把握改革，积极稳妥地掌握好改革的进程。要坚决排除各种敌对势力干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自己的路。

第四，要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手机等现代传媒和通讯手段快速发展，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化，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干部工作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人们议论的焦点，正面宣传跟不上，大量小道消息就会不胫而走，以讹传讹、混淆视听、干扰改革。要加强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效的宣传，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及时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监督改革。要加强舆情分析，加强对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防止不当炒作，形成有利于推进改革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氛围。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篇6

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显著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政治文明建设。30年来，江苏始终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全省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积极发展人大民主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一方面，省委、省政府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省委围绕各级人大、政协和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地方人大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制度性的规定、意见和决定，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责，保证立法、决定重大事项、人事任免、开展监督等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同时，积极支持政协围绕团结与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坚持重大决策协商在前，主动通报情况，鼓励建言献策，广集社情民意，广纳真知灼见。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各级人大、政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仅1998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就苏锡常地区限期禁止开采地下水、加强环境综合整治推进生态省建设、推进依法治省工作等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作出60多项决议决定，对促进我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省政协围绕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切实履行政协职能。仅九届政协任期的5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就提交大会发言材料156篇，集体提案618件，社情民意信息229件，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建议，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加快推进依法治省进程。法治江苏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江苏的地方法制建设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民普法的逐步展开，江苏省于1989年提出了推进依法治理的方针，此后。各地先后提出了依法治村、依法治镇、依法治县、依法治市的目标，开始探索各具地方特色的法治建设之路。从90年代开始，省委作出了推进依法治省工作的决定，省人大也通过了相应决议；在世纪之交，省委还制定了依法治省的工作规划；2003年以来，省委根据党的十六大部署，着眼于“两个率先”的需要，提出了以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江苏”统领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目标。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坚持把立法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放在促进依法治省、营造良好法制环境上。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迈出坚实步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得到明显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实现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向现代型的有限政府和公共政府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江苏行政管理体制经过多次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突出的标志就是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减少，以间接管理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越来越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一方面，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有了较大改变，依靠行政审批进行管理的模式正在转变，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度裁减。从2001年下半年起，我省各地各部门先后开展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大力削减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全面清理行政许可项目和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努力规范行政许可行为，较好地保证了《行政许可法》的顺利实施。通过全面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基本解决了审批事项多、手续繁、多部门重复审批等问题；规范了审批行为，保留的审批项目都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及审批程序规定；改进了审批方式，提高了审批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强化了对审批过程的监督：提高了行政效率，优化了投资环境，较好地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放在突出的位置，建立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编制完成23个省级专项应急预案和各市总体应急预案，推进省应急指挥系统建设。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进展较快，已编制完成省级专项应急预案22个。重点解放好就业和再就业、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树立了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二、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党的创新活力显著增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发展党内民主，对于推动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始终把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扎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在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方面，在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方面，在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作用方面，在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方面，广泛地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试点。这些探索和试点，为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从1997年起，江苏一些地方就开始探索乡镇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到2002年底，全省已有100多个乡镇推行了党代会常任制。在部分乡镇试点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以后，这一探索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省委决定在吴江市和射阳县先行开展县(市、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并从2005年起，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在继续抓好县(市)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基础上，选择1个省辖市(淮安市)、每个省辖市选择1个县(市、区)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逐步推行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各试点市县区积极探索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建立党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建立党代表联系群众制度。通过党委领导同志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形成“党群联系链”；进一步拓宽党代表参与党内事务的渠道，加强党代表同选举单位的联系，组织党代表开展视察调研活动，安排党代表列席党委会，参与干部评议和监督，取得了初步成效。实践证明，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扩大党内民主，加

强党内监督，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地方工作的领导。

——积极推进党务公开，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制度进一步健全。党务公开是指党内权力运行过程的公开。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前提。党的十五大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以来，江苏各级党组织着眼于提高党内工作的透明度，在实践中不断从一些具体工作人手。逐步展开和推进党务公开。2004年初，镇江市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党务公开，成为率先在全国推行党务公开的省辖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省委专门下发《关于逐步推进党务公开的意见》，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党务公开工作在全省各地又有新的发展。发端于宿迁的党政领导干部勤政廉政公示制度，已在全省推开：无锡、连云港等地打造党务政务“阳光工程”，正在成为党务公开的一种重要形式；省国资委等部门实行“开放式”民主生活会制度，丰富了党务公开的内容和做法。江苏各级党组织在推进党务公开工作中，把实行重大决策公示和征求意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增加了党组织活动的透明度，不仅为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开辟了新的途径，而且对权力运行也起到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作用。

——从公开选拔到公推公选、公推直选，党内选举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在党内，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党员享有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以此为基础形成的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任前公示制度的首倡地——江苏，不断创新选人用人机制，为“两个率先”配干部，推广了公开选拔、公推公选、竞争上岗等一系列改革举措。2000年，江苏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公开选拔省级机关副厅级领导干部，21名平均年龄37岁的优秀人才从23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这为当时平均年龄51岁左右的省级机关厅局领导干部队伍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截止2007年9月，江苏公推公选各级领导干部1776人，公开选拔科以上领导干部2658人。有1.6万余人通过竞争上岗走上科以上中层领导岗位。改革党内选举制度进一步扩大了选人用人中的民主，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完善了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机制，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使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为“两个率先”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三、积极探索扩大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扎实推进

基层民主是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主要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依法完善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和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选举权，创新社会建设和管理机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参政热情，提高了群众的民主意识，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方面做法不断创新。民主程序和制度日趋规范。目前，江苏全省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乡(镇)、街道和社区自治组织普遍建立并实行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群众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成为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各市、县(市、区)都制定了加强基层依法治理、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实施意见，村(居)民委员会制定了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社区议事规则，基层民主决策制度、民主评议制度和各项公开制度逐步建立健全，有力促进了城乡基层各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尤其是城市社区近年来在基层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工作不断规划化、制度化，在基层自治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以政务、厂务、村务、财务公开和城市社区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管理有了新的进展。在政务公开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全省13个市和绝大部分县都实行了政务公开制度。设立了政务大厅，开展了政风行风民主评议活动，建立了重大事项通报制度、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在厂务公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结合支持和发挥各级工会组织作用，结合完善规范职代会程序和内容。对厂务公开进行了认真的贯彻落实和检查监督。在村务公开方面。1997年6月，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村务公开活动的意见》(苏办发[1997]13号文件)，对健全村务公开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的内容、工作任务和具体落实单位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尤其是在财务公开方面，江苏各地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预算安排上扩大群众参与，或者让公民旁听人大会议，或者在人大会前举行民主恳谈、对预算草案进行预审。一些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预算支出项目。先交由人大或者群众讨论：应该上什么样的建设项目，由人大或者群众提出动议，做出选择，而不是政府安排后再交人大审议通过。基层人大工作的探索正在从审议预算报告转向审议预算项目。政府预算的公开化正在成为群众参与的直接要求。这些探索显示出，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管理和资源配置等问题上，群众的参与要求越来越被一些基层政府所重视，群众的参与热情正在为制度化的参与方式所吸纳，“扩大基层民主”成为基层政府在应对具体问题时的武器和工作方法。“参与式预算”和“协商式民主”，既可以说是进行财政改革、推进阳光财政的重要方式，也可以说是开展行政改革、提高决策民主性的重要方式。而且，从改革的实践来看，拓展群众在基层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决策权和政治参与，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民主视野下的预算法改革 篇7

(一) 预算法的定义

作为财政法的核心, 预算法是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 使用和分配, 监督和管理等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 使用和分配, 监督和管理等是财政活动的核心内容, 国家预算是国家财政的基本收支计划, 财政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实施国家权力机关批准的国家预算。预算法是财政法最重要的部门法, 没有预算法, 财政法就很难成为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因此可以说, 预算法就是狭义上的财政法。

(二) 我国预算法的产生与发展

新中国的预算法律制度的产生, 变化与发展是以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为前提的。目前我国是以《预决算暂行条例》的规定, 特别是宪法中关于国际预算制度的规定作为我国预算活动的法律依据。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预算管理条例》在1992年开始执行。条例包括总则, 管理职权, 编制, 执行, 收支范围, 调整, 决算, 法律责任。1994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内容包括总则, 预算管理职权, 预算编制, 预算审查和批准, 预算执行, 决算, 预算调整, 监督, 法律责任和附则。这部《预算法》自1995年起施行, 原《预决算暂行条例》同时废止。根据我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预算法》的重新修订工作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二、预算制度改革与中国预算法的完善

中国预算法虽经多年发展, 已形成了一些立法成果, 在实践中也逐步建立财政资金预算管理的制度模式;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在其制度本身仍存在着较多问题, 面对21世纪法制发展的形势, 以预算法的发展完善为核心, 促进中国整体法制水平的提高, 已成为一条必经之路。

(一) 预算编制制度改革与完善

改革复式预算方案, 明晰政府财政职能的界限和性质。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复式预算, 将国家预算分为建设性预算和经常性预算。这种方法不能够将财政的职能进行分类管理和加强, 因此需要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元复式预算体系, 主要包括政府公共预算, 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以及社会保障预算。延长预算编制时间, 规范预算编制程序。合理的预算编制时间是保证预算草案科学有效的重要保障, 只有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才有可能细化预算, 提高预算的准确性及透明度。

(二) 预算审批制度改革与完善

廓清预算审批权范围, 明确预算修正权归属。我的《预算法》只规定预算草案由行政部门编制, 由人大审批, 但是对于人大是否享有预算草案的修正权, 以及政府是否享有对预算审批的制衡权则语焉不详。目前从预算管理的实践来看, 政府对人大审批通过的预算须切实执行, 即使预算被否决, 也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这些都是关系到中国预算法发展的重要环节, 所以应当在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健全预算审批程序, 依法行使预算审批权。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度里, 无论是立法, 司法或行政, 程序都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三) 预算执行制度改革与完善

第一, 强化预算法律效力, 严格控制预算随意变动。预算通过生效以后, 即具有法律上的执行力。但是在实践中, 由于法律本身的漏洞及不合理性, 也由于预算编制过于仓促和粗放, 以及预算严格执行的观念未深入人心, 所以预算执行的随意性非常大。笔者认为, 增强预算的执行力不是某一项制度“孤军奋战”就能够凑效的, 应当从各方面加强努力, 形成一个系统的工程。如完善预算编制制度, 加强预算监督, 落实对预算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都是其中的应有之义。除此之外, 严格控制预算变动是完善预算执行制度, 增强预算执行力的必要举措。另外, 预算执行力的保障除了以上的措施外, 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我国预算编制制度改革的进展。如果部门预算制度能够大力推广, 那么预算执行的随意性也会随之降低。

第二, 建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 实现财政资金集中化管理。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是指政府所有财政性资金, 均应存在国库和国库的代理银行, 归口在国库及其代理行设置存款账户, 所有政府财政支出均通过这一账户划拨。建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的目的在于强化财政资金的归口管理, 统一在国库或其它代理行开设账户。财政部可以开一个账户, 也可以根据资金的性质开设多个账户。具体到我国的具体情况上来, 为了使财政部对国库资金实施更加科学有效的管理, 并与当前需要建立的包括政府采购在内的政府支出和管理系统相配套, 在对现行国库体制改革的同时, 我国应建立国库单一账户管理体系。

三、小结

预算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年度性计划, 对本年度的国家机构财政收支行为具有约束力。因此, 预算编制, 审批和执行的法律规制对财政法制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预算应以财政部门的统一执行为宜, 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并加强国库在财政资金管理中的作用, 以此才能保证预算的执行,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和规范化。无论如何, 预算的法治化是财政法治实现的关键环节, 预算法的改革与完善应当成为健全财政法治的基本主线。

摘要：作为财政法的核心, 预算法在财政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没有国家预算, 国家财政工作就会失去目标和依据。本文在简要分析了我国预算法现状的基础上, 着重对预算法改革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以期对我国预算法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预算法,制度改革,法治完善

参考文献

[1]滕宏庆.我国应急预算法制化研究[J].政治与法律, 2011 (11) .

[2]赵剑文.民主视野下的财政法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赵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中国民主政治形式和政治体制改革 篇8

民主政治建设是人类发展的永恒话题, 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探索出了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并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看, 选举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主形式。但是, 选举民主也有一些不足, 譬如我们只能选举少数人来代表大多数人行使公共权力, 如果缺乏必要的协商和监督, 很容易让少数人的决策变为多数人的意愿。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协商, 体现的精神是理性的个人和组织能够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只有有了选举民主, 有了公民对代表的授权和控制才能确保协商双方在主体上是平等的, 只有保证了协商各方在主体地位上的平等, 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协商。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两种重要民主形式, 深刻认识这两种民主形式, 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发挥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作用, 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 只有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 才能更好的拓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二、从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势

2006年2月, 中共中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里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两种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 这一重要论述告诉了我们,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是通过“选举+协商”的形式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 完善这样的民主政治制度, 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我们正在努力探索, 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把选举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1. 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这种完善和发展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 直接选举将进一步完善;二是在其它实行间接选举的地方政权和部门, 将扩大差额选举, 并且完善候选人提名方式;三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 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

2. 中国的协商民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这种完善和发展, 首先是充分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重要的民主政治形式, 推动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和海内外华人委员参与有效的民主协商;其次是逐步完善各级政府主动实施的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再次是进一步发挥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的作用。

三、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笔者认为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围绕如何保证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展开。

1. 进一步落实、完善选举制度, 使人民的权利更好的运用。

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选举制度是宪政体制的首要组成部分, 民主选举是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从1997年十五大到2007年十七大, 三次大会的报告都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列为我国人民民主的四个内容和程序, 其中民主选举居首, 也就是具有第一要义。因为选民只有享有选举人民代表和主要官员的决定权, 才能进而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而各级人民代表和负责官员只有真正由选民选举产生, 才能切实为选民的福祉进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 并接受选民监督, 完全对选民负责。政府官员要做到权为民所授, 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情为民所系”。

当前落实选举制度, 最重要的就是要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在国外, 很多国家总统都由直接选举产生, 因为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能体现民主。中国应有步骤、不失时机地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接选举的对象不仅包括各级人大代表, 还应包括政府主要领导人。我们要尽快转变观念, 真正尊重人民, 让这一制度尽早进入实际操作。

为保证选举的公正和有效, 应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候选人提名制度并引入候选人竞选制度。没有差额的选举, 不是真正的选举;没有竞选的差额, 不是真正的差额选举。

2.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实现人大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减少代表人数, 延长会期, 实行代表专职化, 并保证政府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一是减少代表人数。实践证明, 代表人数和民主决策具有重要相关, 没有一定人数不能体现民主性, 但并非人数越多越民主, 超过适宜规模的人数增加反而削弱代表团科学的民主决策性能。由于代表太多, 只能将许多应该大会讨论决定的问题, 变为代表团小组讨论, 不仅增加会议费用, 而且不便地区间相互交流。二是延长会期。我国人大会议的会期, 无论与国外议会会期相比, 还是与目前人大发挥职能的需要相比, 都显得偏短。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有根本不同, 人民代表大会只有开会才有权力能力, 不开会就没有权力能力, 人大制度的生命力和活力, 是通过开会体现出来的。立法过程既然是一种集体民主的议事活动, 是充分发扬民主、表达和汇集民意的过程, 就必须有相应的时间予以保证。如果会期时间过短, 立法者没有足够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 来不及认真仔细地研究、分析和讨论法案, 匆匆付诸表决, 或者通过或者否定, 往往会导致草率立法。草率立法不仅影响立法质量, 而且从实质上表明立法机关无关紧要, 其结果很可能使立法机关充当橡皮图章的角色。只有充分的讨论和争论,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的价值, 进而在最具科学性的判断之下, 做出符合多数人意愿的选择。这就需要时间, 没有时间保证, 就无法使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 适当的会期, 是人民代表大会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当然, 会期的延长必然要求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三是实行代表专职化, 并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当前我国的人大代表多为兼职, 他们多为各行业的先进代表和模范, 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务, 很难保证时间去行使人大代表的权利。各地人大代表中相当一部分为政府官员兼任, 政府官员兼任人大代表, 造成人大对政府监督的困难, 这在源头上影响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 不利于发扬民主。唯有实行代表专职化, 才能真正发挥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的作用, 否则每年付出高额的会议成本, 却未必取得相应效果。公民被选举为人大代表后, 应辞去其原工作和职务, 专司人大专职代表职责。

3. 提高政治宽容度, 营造积极参政、议政的政治氛围。

民主化改革 篇9

我国党内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与战斗力的基础力量, 我国的执政党一直都把重视党的基层民主建设作为党的重要方针。自改革开放以来, 党内的基层民主建设已取得较好的成绩和丰富的成果;对此, 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给予了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但是当前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以便更深入地开展党内基层民主建设, 让党建设一直焕发蓬勃的活力和生机, 是摆在党面前的新话题。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成绩及经验

1、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成绩

经过三十多年的党的努力建设, 党内的基层民主建设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具体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其一, 广大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得到很大的提高。根据对基层书记和干部的调查, 全党上下民主观念、民主意识普遍增强, 在发展党内基层民主问题已经达成共识, 形成了浓厚的民主发展氛围。其二, 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较为有效的保障。最后, 关于党内的各项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等制度也得到日益规范和完善。

2、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所取的经验启示主要可以归纳为这几点。第一, 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障手段;对此, 要重视党内基层各项民主制度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尤其是在民主选举制度上要严格按程序进行提名、投票, 扩宽干部选举的范围和参与形式。第二, 要做好党务公开工作;封闭容易造成腐败, 要坚持党务公开的方针, 同时还应逐步扩大党务公开的范围, 实现决策的透明化。最后,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实践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 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党内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所以要始终坚持对广大党员与干部的民主意识与民主权利的教育。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仍存在的问题

1、基层民主渠道没有落到实处

民主渠道是实现民主的途径, 但是基层中的很多民主渠道都没有落到实处, 沦为一种装饰和作秀。例如, 有的党领导干部在走访群众时, 没有认真听取基层群众的意愿, 走马观花, 只是当作是亲民的作秀;而一些部门单位的意见箱和网络邮箱只是摆设, 长期无人问津管理。

2、基层党员的素质还不够高

虽然一部分党员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权利认识得到了提升, 但是由于他们文化程度不高, 所以在反映问题时往往不会用恰当的方式来表达, 而过激的语言与行为不仅无法受到民主的效果, 反而会影响问题的解决。基层党组织内部党员素质不够高的问题, 严重影响可党内民主的更好的实施和发展, 对于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3、基层民主选举还不够科学完善

基层民主的最集中表现就是民主选举机制, 选举机制不完善, 那么选出来的人必然水平不会太高。按照基层民主选举的制度, 基层候选者是由群众直接提名, 然后投票筛选产生的, 体现的是大多数党员群众的意愿。但是, 现今多数地方的选举是先把候选人的建议名单定下来后, 才投票选举;考察的过程不公开, 选举的方式也不规范, 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民主, 其实质, 还是某些人的专制。

四、关于进一步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举措

1、重视党内民主内动力的发展

党内民主建设不是自动演进的工程, 它充足的力量来不断突破党内民主发展的障碍。所以,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就在培养和发展党内民主发展的内动力。首先是要唤醒基层党员发展党民主任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不断探索党内基层民主的实践和实现方式。同时, 还要鼓励和锻炼党员参与各种选举及群众谈话, 提高他们政治素养和引导社会的能力。

2、在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

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而是一项长期性的政治性工程。在这过程中, 不能拘泥于现有的成果和形式, 要在坚持党的理论方针的前提下, 结合各个地方的具体实际, 大胆探索与创新, 不断改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方法。

3、加强民主的监督

有效的监督是健全党内民主的保障, 而党内最重要与最普遍的监督力量就是基层党员的监督权力的实现。因此, 要健全党员内部的监督机制, 同时, 加强党外的监督, 积极利用新闻舆论的监督形式;把各种方式的监督结合起来, 从而有效地提高监督的实效性。

4、提升基层党内办公的透明度

党务公开是实现党内民主的有效方式, 为了呼应基层群众的意愿, 就应该加大力度公开党员群众关心的事情及决策, 使党员对党内事项鞥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例如, 可以开放党内的会议和决策过程, 召开乡镇的党委会、村党支部会议之前, 按照一定的程序, 公告会议的相关议题, 积极鼓励对会议议题感兴趣的基层党员参与。

5、健全与完善各种民主决策机制

确保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主决策, 在新时期建设基层民主的重要任务就会健全和完善各种民主决策机制。首先是对决策过程中征询意见的机制进行改进;通过完善制度来改进决策的程序, 确保基层的意见能有效地纳入到决策的过程中来。其次, 要认真贯彻实行党代表的任期制, 对于党代表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也要落实好。

五、结语

总而言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党内的基层民主建设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和经验, 但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趋势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党内的基层民主建设。只有这样, 才能解决党内的建设问题, 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党内工作环境, 促进党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曲春杰.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成绩与基本经验[J].2010 (04) :18.

[2]耿洪彬.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及启示[J].长白学刊, 2009 (02) :49.

民主化改革 篇10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 是我们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初步探索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手抓政权建设, 坚定不移地恢复国民经济以及迅速发展生产力;一手抓执政党建设, 不断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适当对自身建设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党的领导方面, 确立了党的领导的全新观念, 即党的领导是思想上、政治上和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在党群关系上, 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下才能顺利完成, 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够巩固。因此,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 坚持不懈地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 对共产党员尤其是中高级党员干部严格要求, 对涉及腐败事实的党员干部, 无论职务有多高、贡献有多大, 坚决予以打击。同时, 提高党员标准, 把党员随时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党的领导制度上, 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 坚决反对个人崇拜, 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制度。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1957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曲折发展时期。在这二十余年中, 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 偏离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 尤其是十年文革, 党和国家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和损失, 民主政治建设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虽然“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党内的健康力量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正是由于这股力量的存在和不断发展壮大, 才使得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没有像苏联那样发生变异, 也为后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民主政治的巨大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础。

2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做的积极工作

2.1 人民民主专政

2.1.1 人民民主专政的涵义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创造性的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也是无产阶级专政, 它是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

2.1.2 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

(1) 明确地表述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内容。

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直接表述出来, 是普通民众能够详细了解这个政权的构成和基本职能, 既有利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防止片面性, 也避免了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的恶意诋毁。实践证明,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策已经深入人心。

(2) 确切表明了现阶段我国的阶级状况、政权基础与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

我国的国家政权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 工农联盟则是国家政权的基础。而人民所包含的范围则十分广泛, 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社会主义劳动者之外, 还有包括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国家统一的爱国者;只有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才能准确地反映目前我国的阶级状况。

(3) 它建立在广泛的政治联盟基础之上。

现阶段我国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联盟, 一个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同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者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一状况, 有利于两个联盟的发展壮大。

(4)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

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与能力肩负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而党的领导只是通过理论指导、把握方向、决定政策、考察选拔干部等方式予以实现, 而不是像苏联那样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执政理念。

2.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2.1 人民代表代会制度的涵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根据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 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而形成的独特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代会制度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 也不同于苏联的苏维埃制度, 而是有着中国特色而又科学的基本政治制度, 是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形式, 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载体。实践证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国的国家性质, 符合中国国情, 能够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

2.2.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特点

(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最好的组织形式。通过民主选举, 产生自己的代表, 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 人民代表大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 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

(3) 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 旗帜鲜明地反对多党议会制。没有党的领导,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不复存在;没有党的领导,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就无法展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核心是党的领导。

2.3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2.3.1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涵义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原则。同时, 我国又是一个多党的国家, 9个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时存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紧密合作, 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压迫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 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政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是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重要结晶。

2.3.2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 只有执政党与参政党, 而没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 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参政党, 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

(2) 我国的政党制度不是一党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 既有集中统一的领导, 又有党派之间的团结合作, 这是完全符合中国特点的独特的政党制度。

(3) 这种政党制度去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有着本质区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多党制或两党制, 既有执政党, 也有反对党和在野党, 无论哪一党派上台执政, 都是代表着本集团利益, 而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意愿, 它们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合作。

2.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的一项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 体现了国家坚决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职权, 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领导各族人民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 改革开放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原因

3.1 对社会现实状况缺乏客观、系统的认识

尽管八大前后, 党对国内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状况和发展的总趋势做过一些正确、客观的结论, 但是, 还没有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长期存在的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对已经比较突出的但并不属于原来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思想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作出全面系统客观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定论, 提出一套适应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工作方法。因此, 当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不负责任的言论攻击时, 我们的党缺乏冷静的头脑, 没有做调查研究, 而是照搬革命战争年代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 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造成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工作中的重大失误, 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后果。

3.2 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的情绪

从党的七大到八大的11年间,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 仅用了3年就完成了战后经济的恢复工作, 取得了抗美援朝战胜的巨大胜利, 3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少党员干部、甚至是一些中高级的领导干部被前所未有的胜利陶醉了, 骄傲思想由此而生。因此, 在整风运动之初, 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各级领导、党员干部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 党内不少领导干部缺乏精神准备, 听不进不同意见, 甚至把善意的批评当做恶意的攻击, 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造成了后来影响数十年的人才断层。

3.3 对“波匈事件”和国际反共逆流的影响反应过激

1956年, 国际上出现了苏联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诋毁、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了反共逆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家形势, 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维护了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支持了波兰、匈牙利人民的正当权益。与此同时, 我们党内部还从波匈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 引以为戒。但是, 后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 原来这些正确的认识并没有完全坚持, 反而片面地、简单地把波匈事件复杂的经验教训归结为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没有做好, 从而把匈牙利事件的情况硬套到中国来,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反“右”派扩大化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出现。

摘要：1956至197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成就, 但也遭受到了挫折。但在民主建设方面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工作也为后来改革开放以及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积极探索,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参考文献

[1]吴东华、李熙麓、高翔莲.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2]祝春梅.论毛泽东社会主义民主思想[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2) .

以憲政民主原則主導政治改革 篇11

中國當前的問題及其原因

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不是局部性的、暫時性的和體制性的問題，而是總體性的、長期性的和制度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執政黨必將重蹈蘇聯亡黨亡國的覆轍。

上述判斷絕非危言聳聽。近十年來，在缺失制度約束、法律約束和道德約束的條件下，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未緩解而是不斷加劇了社會深層結構中的各種矛盾，權貴階層與既得利益集團高度壟斷政治和經濟機會，社會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日趨擴大，党和政府官員的大範圍腐敗已無法遏制，官民對立和衝突日益嚴重，民眾維權意識不斷高漲，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尤其是薄熙來和王立軍事件，充分暴露出執政黨內不受約束的高級幹部，利用公權力在破壞法治、貪污腐化、道德淪喪等方面已經完全突破了人性底線，突破了人民可以容忍的底線。他們的所作所為極大地摧毀了執政黨的公信力，使執政黨遭遇了空前的政治信用危機。當政府發言人和官方媒體一起公開撒謊時，當真相只能以所謂“謠言”方式傳播時，當人民不再相信和理解政府所講的一切時，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實際上已經動搖，其執政的合法性已經陷入在深刻的危機之中。一個失去了人民信任和支持的政權，一定無法長治久安，這是被歷史反復證明過的真理。

造成中國目前這種局面的原因並不難以發現，學者們持續發聲，呼籲新的改革；民間議論洶湧，直指制度弊端。黨內黨外的絕大數人，實際上都普遍認識到了，中國各種現實的和潛在的危機，是不民主的制度造成的，是改革長期停滯造成的，是完全脫離法治軌道的維穩體制造成的。

鄧小平在1980年《党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這篇綱領性文獻中，對執政黨高度集權的制度弊端是有深刻的剖析，他指出：“從党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現在重溫小平的這個講話，他所提到的這些問題，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何曾解決了幾個？現在問題的嚴重性何止“令人無法容忍”，實際上已經到了亡黨亡國的程度。僅從薄熙來一案中就可看出，一個政治局委員，寡廉鮮恥，為所欲為，無惡不作，可謂喪盡天良。這樣一個道德品質極其惡劣的人，居然一路高升，其治下的重慶，肆無忌憚的“黑打”居然引來無數高官前去站台捧場，整個國家機器均被其公然踐踏法律的行為所綁架。此種現象，難道不是文革再現？難道不是法治的大倒退？難道能讓人民長期容忍？

鄧小平明確提出的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本來是解決上述制度性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防止出現薄熙來式腐敗分子敗壞執政黨合法性和純潔性的惟一正確方式。按照鄧小平的設想，“在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在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健全革命法制。”執政黨只要真正做到了這兩點，何愁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何至於會遭遇現在這種喪盡民心的局面？恰恰是因為在近二十年裡，執政黨沒有全面貫徹鄧小平的改革思想，沒有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更沒有及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沒有進行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才導致目前權力失控、腐敗惡性膨脹、社會不公加劇和民怨沸騰的危機狀態。執政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脫離人民群眾，如此害怕人民群眾，如此不敢向人民群眾講真話。在十八大召開前夕，全國到處都進入了公安武警誓死保衛的總動員，在以前何曾有過這種情況？難道現在已經是臨戰狀態，要與人民為敵？如果說共產黨現在還是在野黨，還像六十多年前那樣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它一定會說，這已經是革命的前夜了。

當制度弊端引發的各種深層矛盾不斷表面化和公開化之後，執政黨不是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去正視這些矛盾，不是以全面改革的方式去轉化或改造產生這些矛盾的基本機制，不是以法治的方式去滿足人民合理正當的訴求，反而是以暴力鎮壓、封殺輿論、強制民意、金錢收買等極端手段，建立起一個所謂的“維穩”體制，試圖以傳統的專政方式強行壓制矛盾，控制一切群體性事件，以維持表面的穩定和繁榮。“維穩”體制，沒有民主，沒有法治，沒有正義，沒有道德，沒有人性；它只能依靠暴力平息事態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它是在積累矛盾、激化矛盾、培養更大範圍和更加激烈的矛盾衝突；它前所未有地製造了人民和執政黨的對立情緒，引發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不信任和不合作，甚至引發人民對政府的仇視和反抗。

“維穩”體制和執政黨的腐敗，雙重地製造了執政黨的合法性危機，完全和改革背道而馳，和民主化與法治化背道而馳，和世界潮流背道而馳。

憲政民主改革的時機

已經成熟

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固有弊端，沒有全面改革的勇氣、綱領和具體行動，以暴力控制為主的“維穩”體制，是中國目前腐敗難以遏制、執政黨公信力下降和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三個主要原因。這表明，按照執政黨傳統的統治方式，已經無法有效合理地管理國家和社會，它不能公平公正地實現人民的各項經濟權利，也不能合法地保證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更不能滿足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要求。因此，必須尋求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根本改革，必須進行以憲政民主為導向的政治體制改革。

現行党和國家領導制度，作為執政黨暴力奪取政權的產物，有歷史賦予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之下，中國共產黨以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和群眾路線為三大法寶，最終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戰勝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表明在戰爭的特殊選擇機制下，勝王敗寇取決於人心向背，取決於人民的支持。說歷史選擇了共產黨，這話沒有錯。但是，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其施政路線、政策和措施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最終還是要有人民來評價，由人民來選擇。

中國共產黨連續執政已有六十餘年的歷史了，人民共同經歷和見證了它給人民所帶來的輝煌、曲折、災難和復興，不管在何種情況下，人民始終給予執政黨以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對於文革這場民族災難，人民和執政黨一起在反思，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文革的產生，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執政黨對此是有深刻的總結，《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正是基於文革的沉痛教訓，執政黨十一屆三中全會，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1980年，鄧小平關於党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明確提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小平還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在小平看來，“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小平還特別提到：“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無庸諱言，鄧小平關於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講話，迄今並未實際地轉化為一場政治體制改革。近三十年來，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完全破局，趨勢已經無法逆轉，但是，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仍然步履維艱，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沒有破局。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先經濟後政治的發展順序，公民社會的培養，政治民主的社會條件和文化條件，這些都是必須首先考慮的因素。從東亞威權國家的轉型歷史來看，威權體制下發展市場經濟，亦有成功的經驗。因此，自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中國實際上實行的是“國家主導的社會（市場）發展模式”。國家的主導作用，不僅體現在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和發展能力上，而且還體現在對政治的高度控制和壟斷上，以威權化的方式管理社會，形成了現在的“維穩”體制。

“國家主導的社會（市場）發展模式”，在近二十年裡，取得了驚人的經濟績效，在國家和市場的雙重動力之下，經濟迅速發展，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這不能不說，這種發展模式是有巨大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看不到這一點，不是實事求是的應有態度。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的是，在這個模式下所取得的發展成績，是付出了許多重大代價，包括資源的耗竭，環境的破壞，人權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它引發了一系列制度性問題，官員腐敗、社會不公、貧富差距、道德淪喪、群體性事件，均是這個模式發展的必然後果，是不受約束的國家權力和不受節制的資本高度結合的產物。所有這些問題和後果，長期被掩蓋在經濟繁榮的表像之中，執政者看不到或不想看，以為這樣的發展模式可以長期持續下去。但是，問題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制度內在的弊端，如同人的身體，在致命疾患的潛伏期間，根本無從發現和感受其痛苦，一旦意識到自己身體出了問題時，或許已到了疾患的晚期。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積聚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的同時，其實也在積聚著一系列制度性和社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近十年裡，原來潛伏在體制深層的矛盾正在不斷地暴露出來，以前可以視而不見或可以暫時擱置的問題，現在已經無法回避。尋求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發展模式，已經迫在眉睫。

不管從政治學的原理來看，還是從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來看，面向現代化的各種威權型體制，本質上都是一種過渡性體制，它們最終都要被民主的憲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在過渡期裡，執政黨必須考慮威權化的治理能否長期有效，前所未有的社會矛盾能否按以往的方式加以化解，以及如何在舊制度失效的前提下尋求新的制度安排；而民間的力量則必須考慮在現有威權體制下如何促成新的制度要素的生長，以何種方式構建社會良性互動的格局。如果兩者思考的方向是一致的，社會的轉型將自然導向改良的或改革的方式，否則，執政黨和民間力量的雙重失控必將為中國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臺灣的民主經驗值得總結和借鑒，這是威權主義體制在執政黨的主動開放和引領下，逐步從一黨專制轉變為憲政體制，經過兩輪政黨輪替，已基本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和社會秩序，期間建立了對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補償機制，鼓勵社會和族群的和解，避免社會陷入清算和報復的軌道，通過民主的方式解決政治權力的來源和制約等根本性問題。當然，臺灣的經驗不可能現成地搬到中國大陸，中國的確存在著其它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無法構成的特殊性：廣大的國土，眾多的人口，發展不平衡的區域，複雜的民族關係，脆弱的資源條件，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關係。但是，經過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具備了憲政改革的有利條件。經濟的發展，人民的良知和善良，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理性，社會普遍要求憲政改革的共識，已經形成了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積極力量。執政黨只要因勢利導，主動領導改革，充分調動各種優勢，整合各方資源，是一定能夠在改革中重塑合法性，成為憲政民主事業的領導力量。

憲政民主改革的基本原則

以憲政民主為導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對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根本改革，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必將廣泛而深刻地涉及到傳統權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涉及到傳統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和歷史的重新評價，涉及到傳統社會管理模式和民族管理模式的重大轉換，絕無可能一蹴而就。對於社會和執政黨來說，啟動憲政民主改革，意味著首先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是一個準備的過程，是一個達成共識的過程。在形成這個“第一推動”的環節中，執政黨的作用是關鍵性的，它的取捨和偏好決定了政治變革的具體路徑。因此，統一思想認識是最基礎的工作，也就是說，要把全黨全民的思想統一到憲政民主的理念上來。思想先於行動，猶如閃電先于雷鳴。為此，我提出憲政民主改革的十項原則。

1、憲政民主是世界潮流。

要避免革命，避免社會按激進的方式演進，堅持改良的改革的路線，只有憲政民主這一路徑，別無他途。用孫中山先生的說法，民主已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前以革命史觀來建構執政的合法性，以威權的方式來管理社會，在現在的時代條件下，已走到盡頭了。執政黨要從根本上認清這一大趨勢，要積極引領民主潮流，主動促進執政方式的改變，按憲政要求真正建設現代民主國家。

2、憲政民主是改革而不是革命。

中國的憲政民主建設，是現有政治體制的改革，其核心是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而不是現有制度的根本性革命，不是傳統的改朝換代。這意味著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共識：對執政黨革命歷史的正當性和執政歷史的合法性給予充分的理解與尊重，任何改革和變革都不是以顛覆這段歷史為宗旨，相反，是以此為前提來認同和共同建設新的憲政國家體制。

3、堅持民主、自由、人權的基本理念。

建立以民主、自由、人權為核心價值觀的政治理念，是憲政制度建設的根本依據，也是執政黨在革命歷史和執政歷史中曾經對人民反復作出過的莊嚴承諾。按照大多數的人的意志、要求和利益來領導中國完成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執政黨必須真正建立起“權為民所賦”的制度安排，人民主權作為國家一切權力之源，應當成為現實政治制度的基石。

4、憲政民主是一個漸進過程。

憲政民主的政治理念轉化為現實的政治制度安排，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一個從頂層設計逐步向現實各個層面展開的過程。在這裡，決不能摸著石頭過河，也不能以機會主義的態度，因人而異，因時而異；而是應該有明確的方向，堅定的信念，通過廣泛的社會協商，尋求符合中國實際的最佳改革路徑。

5、開放言論促進社會共識。

超越左右的意識形態，建構中國最廣泛的社會共識，以建設性思維代替批判性思維，積極倡導理性的寬鬆的社會協商和討論，進一步開放言論、新聞、出版、集會和結社等自由，落實憲法賦予人民的各項權利，充分尊重民意，鼓勵社會和解，營造全民祥和氣氛，為改革的深入發展創造良好的精神氛圍。

6、自上而下形成改革路徑。

在社會協商的基礎上，通過的黨的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形成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決議，明確改革的方向，落實改革的方案，確立改革逐步展開的時間表。本著先易後難、由上到下、積極穩妥、有序進行的原則，先行在黨內實行民主制，建立領導幹部選舉、使用、監督、罷免的民主機制，從根本上遏制黨內腐敗根源，重塑執政黨形象。同時，以黨內民主引領社會民主，積極規劃和建設民主試點或實驗區，由點到面，爭取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徹底完成國家憲政民主轉型。

7、實現人民各項權利。

維護民權，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要維護工人和農民的各項權利。國家已經擁有巨大的財政能力，有責任有義務回報社會。土地應該歸農民所有，進行第二輪土地改革，真正實行耕者有其田，對於國家已經低價徵用的農民土地酌情給予補償，堅決制止以任何名義對農民土地的不法徵用；對於在國企改制中的下崗職工，給予特殊的社會保障待遇，從經濟上落實工人階級作為國家主人翁的地位；對於在歷次運動中遭遇過不法迫害或不公待遇的國家公民，均給予國家賠償，以此構建社會對歷史問題的妥協機制，實行民族和解。

8、培育公民社會。

發展社會自主組織，壯大民營經濟，培養公民社會，是建設現代民主國家的基礎，也是避免社會陷入無序暴力狀態的根本保證。社會的自組織化程度，是社會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它標誌著社會以理性的契約的精神來行使自我管理，在法律的軌道中解決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用協商、妥協與和解的方式化解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如果社會在政治的高壓下始終處在碎片狀態，社會的穩定和有序就無從談起，社會無組織化恰恰是政治動盪和革命的溫床。

9、建立民主和法治的權力結構。

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不管是否採用三權分立還是五權分立，在權力配置上，均應著眼於權力的產生、權力的制約和權力的歸宿這三大政治元問題的解決。中國可以嘗試創立區別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權力應當有來自於人民的授權，權力應當有來自於人民的直接和間接制約，權力應當有最終歸還給人民的意願，應該是中國式民主的應有之義，也是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的核心思想。圍繞著這三個政治元問題的解決，必然涉及到人民的選舉權、監督權和自治權等政治制度的安排，沒有這些相應的政治制度設置，民主只是一句空話。憲政民主制度建設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任務。

10、憲政民主是中國轉型的惟一選項。

民主是中國目前的惟一選項。是否實行憲政民主制度，決定了中國執政黨是否能夠繼續擁有執政合法性和人心向背；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和未來所面臨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以和平的方式最終解決臺灣問題統一中國；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方式徹底解決民族矛盾；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以一個民主國家的形象真正承擔起主持國際正義和道義的歷史責任。

民主化改革 篇12

( 一) 人民陪审员制度应使尽可能多的普通公民有资格参与司法裁判

1. 学历要求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是对陪审员的任职资格不做过多要求, 尤其是在文化程度方面, 各国 ( 地区) 陪审员的任职资格体现出明显的“平民化”色彩。然而在我国, 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要求却偏高。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 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实践中为了便于开展陪审工作, 同时出于政绩工程考虑, 各级法院在遴选陪审员时非常注重学历, 一般以大专以上学历为原则, 积极吸纳本科、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进入本院陪审员队伍。由于学历限制导致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及代表性不足, 司法民主价值自然大打折扣。

2. 职业要求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初衷是吸纳普通民众的智慧与情感以弥补法官理性思维的不足, 因而对陪审员职业的理解自然应当是社会各行各业。但在实践中法院的选任尺度偏向于公务员、教师、村干部及退休人员等人群。例如很多法院热衷于聘任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 目的在于拉近人大与法院的距离以提高人大审议法院工作报告的通过率。 (1) 这种做法的不当之处在于排除了农民、民工、私营企业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参与陪审的机会, 导致社会普通群体的有效参与不足。

3. 任职时间

我国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时间为五年, 到期后可以连选连任。实践中连任两届、三届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制度设计导致现任陪审员极大地占据了其他人员成为人民陪审员的机会。并且任职时间过长意味着陪审机率增加, 而聘任的公务员、村干部、教师等均为全职人员, 不可能长期在法院坐班履行陪审职责, 久而久之便成了“挂名陪审员”。对于有闲散时间的退休人员而言, 因为符合法院效率使用要求, 便在长期的陪审活动中成为了“陪审专业户”。

( 二) 人民陪审员制度应尽可能使陪审员在司法审判中发挥实际作用

1. 任职培训

目前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案多人少压力, 充分配置所有人力资源, 大多数法院在陪审员任职培训时均倾向于法律业务知识 ( 特别是程序法知识) 的培训。这样法官在审判中就不需要向陪审员解释程序细节及法律适用问题, 从而减少审判时间, 提高办案效率。这种选任要求法院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法律业务培训, 极大地增加了司法运行成本, 短期之内也很难取得实效。《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 草案) 》说明中指出“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件, 使法官听取来自业外人士的意见, 丰富思维判断”. 可见陪审制度值得肯定的价值在于吸纳不同于法官专业思维的意见。现行司法实践中陪审不分事实审和法律审, 陪审员在案件审判中不仅要对事实问题做出判断, 还要对职业法官才能胜任的法律适用问题做出裁决。这对陪审员不免要求过高, 导致陪审员在发表意见时缺乏自信心, 不愿说不敢说, 无法发挥有效作用。

2. 发言程序

实践中“陪而不审”的现象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陪审意见表达没有刚性程序约束。目前关于陪审员的选任、考核及津贴发放均由法院主导, 而法院内部错案追究制度又仅针对承办法官, 陪审员没有错案考核压力, 因此为了争取更多的陪审机会, 陪审员通常会听从于责任更大的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不发一言”, 评议时以“我同意”简单结案。对于法院而言, 陪审员的这种态度可以使法官省去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介绍案情及解释法律, 从而提高结案效率, 因此便默认此种现象的存在。久而久之自然导致了“陪而不审, 审而不议”现象的普遍产生。

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实选择

( 一) 扩大选任对象, 确保陪审员公众代表性

人民陪审员队伍来源越广泛, 就越能体现司法的民主性, 应当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共同参与。2015 年4 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1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 以下简称《试点方案》) 规定“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学历, 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道正派、德高望重者不受此限。”已经突破了之前关于“大专以上学历”的规定, 值得肯定。鉴于我国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规定初中以上学历即可担任人民陪审员。关于陪审员职业限制问题, 应大力提高基层群众参与陪审工作的比例, 通过电视、网络、微信等新媒体广泛发动基层群众参与人民陪审员选任。对于流动性较强的进城务工人员, 不能一刀切不予选任, 可以考虑在兼顾方便管理的基础上, 规定在经常居住地满1 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可以参加陪审员选任。

( 二) 完善选任程序, 保障陪审员有效履职

我国现行陪审员的选任主要由基层组织推荐或公民个人申报, 经法院初审后提交司法行政机关审查, 实质上法院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起主导作用。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带有长官意志和利益牵连。随着改革的推进, 可以考虑将人民陪审员工作从法院分离出去, 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 实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相分离, 一方面保证选任、任职的公平公正, 另一方面减轻法院负担, 提高审判工作效率。至于选任频率,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是“一案一聘”, 将陪审视为一项公民义务, 在选民中随案、随机抽取陪审员人选, 确保参与度的广泛性。但笔者认为“一案一聘”虽然满足了陪审的公众代表性, 但我国公民法治理念相对不足, “一案一聘”会导致陪审员与法官沟通不足, 影响其有效履职。应采用“一年一聘, 不得连任”制度, 这样既保证陪审员的广泛代表性, 又能使陪审员在工作上与法官进行充分沟通, 同时杜绝“专职陪审员”, 取得兼顾的效果。

( 三) 细化发言程序, 杜绝“陪而不审”现象

制定详细的陪审员发言程序规则可以有效形成制度导向, 杜绝“陪而不审, 审而不议”现象的发生。发言程序应当贯穿陪审员履职的所有时间段, 包括提前阅卷制度、庭审发问制度、首先发言评议制度、陪审意见公示制度、追责退出制度等。具体而言在案件确定陪审员以后, 法院应当安排专门的时间及办公场所保证陪审员能事先阅读卷宗, 了解案情。案件审理中陪审员针对案件事实进行发问的程序应予以强化, 宜赋于其更多的话语权。在案件评议过程中, 为了减轻法官的职业权威和经验逻辑在合议中给陪审员造成的压力, 要求首先由陪审员对案件事实认定依次发表意见, 然后由法官发表意见。对于陪审员的陪审意见应当写入裁判文书中, 特别是当陪审员的意见与法官意见相左时, 要写明采是否纳陪审意见的理由, 体现司法的高度公开性。如果陪审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陪审工作, 应将其从候选人名单库中删除以示惩戒。如若涉及冤假错案或泄露审判秘密的, 还要对其进行错案追究、罚款、出具司法建议等处罚。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