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的国际视角(精选12篇)
社会责任的国际视角 篇1
环境信息披露是指公司编制独立的或非独立的环境会计报告, 反映公司的环境财务状况、环境业绩、环境现金流量等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行为。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关注并开展环境信息披露, 但中国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 因此发达国家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经验, 能够为推动中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的发展、模式、内容等方面研究了发达国家的环境信息披露, 分析了中国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 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以期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披露环境信息、履行社会责任。
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发展比较
美国环境信息披露始于20世纪70年代,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于近三四十年来不断发展完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定, 如第36号财务报告公告, 1979年的解释公报, 以及第92号专门会计公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为环境会计的处理与披露问题发布准则和解释公告, 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提供了指南, 包括第5号准则公告:“或有负债会计”, 第14号解释公告:“损失值的合理估计”, 以及紧急问题工作组公告“石棉清理成本的会计处理”、“清理污染成本的资本化”、“环境负债会计”等。
日本和欧洲各国对环境会计的重视均始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1993年颁布的《关于环境成本公示指南 (1999) 》对环境保护成本进行了定义, 并从1997年开始实行环境报告书, 规定了环境报告的基本内容。日本环境省在2000年3月公布的《面向环境会计 (2000年报告) 》的基础上, 于2000年7月委托日本公认会计师协会编写了《环境会计指南手册》, 首次明确提出了环境会计的框架。欧盟在1992年发表的《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中认为会计必须把环境信息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包含在与决策有关的信息当中。1993年3月, 欧盟国家环境部长会议通过并发布了《环境管理与审计计划》。
20世纪90年代初期, 中国也开始重视环境会计的理论与实务研究。近年来, 国家先后出台了《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Ⅸ清洁生产法》、《国家环保总局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等法律法规。2010年, 国家环保部门又发布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征求意见稿) 。然而,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相关理论实务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形式比较
目前发达国家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形式较为多样, 例如通过年报、报表附注、内部工作会议记录、董事长报告、招股说明书或单独的环境报告、EHS报告、公司主页环境专栏等形式进行披露。其中, 环境信息披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日本, 其模式以独立的环境报告书为主, 更为集中直观。另外, 日本的上市公司的半数以上在公司网站上设置“环境”专栏, 信息传播更为高效。
而中国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 各个企业对于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都还只是一种尝试, 形式主要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环境报告等。其中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发布相关的环境信息为主。单独发布环境责任报告的企业为数甚少。据有关资料显示, 截至2012年, 中国境内两千多家上市公司中, 仅有18家发布了专门的环境责任报告。
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内容比较
就内容而言, 发达国家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既包括货币性环境信息也包括非货币性环境信息, 主要采取描述性方式, 信息披露内容较为完备。一般而言, 发达国家企业所披露的内容包括:第一, 在环境报告中陈述公司的环境方针、环境管理思想和发展目标。第二, 对企业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和重大违规事件进行披露。第三, 对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进行具体的货币量化描述, 尤其是环境清理费用、绿化费用、环保罚款等环境负债进行具体的描述。第四, 披露企业“三废”排放量及能源使用效率等环境数据, 包括二氧化碳等废气排放量, 含有重金属、有机物的污水排放量, 有毒与无毒废弃物等。第五, 披露企业进行环保活动所获环保奖项。
中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 主要仅就排污费、环保设备支出、按现行法规要求的环境治理费用支出总额情况等少数与环境成本有关的项目进行披露, 信息量较少, 内容尚不充分。从上市公司的一般性年度财报中, 对于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总量减排进展如何, 污染物种类, 主要环境风险, 违法行为受处罚情况等, 公众难闻其详。例如, 哈药集团曾身陷“污染门”。在哈药股份2010年年报中, 我们看到了“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节能环保卓有成效”等内容, 包括“新增投入约1 960万元用于废水、气味、烟尘、二氧化硫减排等方面的治理”这样的描述。然而, 对于哈药集团总厂早在2009年底就已被列入污染严重企业名单这一重要信息, 哈药股份却在年报中只字不提。在中国上市公司中, 像哈药这样对环境信息进行“选择性披露”的不是个案。
四、环境信息第三方审验比较
目前国外执行环境审计的主体多种多样, 有会计师事务所、环境检察部门、环境研究所、同业协会中的环境监查委员会、咨询公司等。以日本为例, 2000年7月, 日本公认会计师协会发布了《环境报告保证业务指针》。据环境省2002年的调查显示, 有20%的企业环境报告书已经接受第三者机构审计。不少企业对环境管理系统、环境业绩等制定了比较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 而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由中立独立的第三者对包括环境会计信息在内的企业环境信息进行审计鉴定并发表意见, 以取得社会公众的认可, 树立环保形象, 扩大环境经营成果。
相比而言, 目前中国的环境审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 企业和社会作为主体进行的环境审计项目非常少。从环境审计范围来看, 中国目前与环境相关的审计项目主要是合规性审计, 审计内容单一且范围比较狭小, 对于环境绩效审计开展的少之又少。总体来说, 中国环境审计相关法律制度和实践相对落后, 与环境审计发展成熟的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
五、改进中国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
1. 环境会计报告的编制由自愿逐渐过渡为强制
编制独立的环境会计报告便于环境会计信息使用者一目了然地了解到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会计信息, 且可比性强, 有利于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管理, 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求。目前中国很多企业会选择少披露或不披露环境成本或环境绩效, 不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而, 中国应逐步建立强制披露环境信息、编制独立环境报告的制度, 从而提高环境信息的合规性和可比性。
2. 加强企业环境信息的可验证性
当前, 中国很多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都存在信息披露不足、“报喜不报忧”等问题。企业对于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总量减排进展如何, 污染物种类, 主要环境风险, 违法行为受处罚情况等, 不能具体、真实地加以反映。针对目前这种情况, 中国应逐步要求企业对所披露的环境信息实施第三方审验, 以提高环境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3. 加强企业管理层及员工的环保意识
企业管理层应充分认识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密切联系, 建立、健全适应本企业的环境管理系统, 积极主动地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国应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环境及环境会计相关知识的培训, 以便适应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
4. 实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奖惩制度
为了鼓励和奖励企业对环境信息的披露, 国家应设置有关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奖励, 如环境报告奖。另外, 国家可以设立环境会计研究基金, 对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进行年度评比, 并公示评选结果, 奖励规范者或优秀者, 使中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更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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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国际视角 篇2
1体育的新世界秩序和无畏的希望: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
经济比政治更占优势,企业对体育的需求比公共政策更占优势,私有体育利益比公共体育利益更占优势。很多情况下,体育就是资本主义结合这些优势而取得成功的彰示物。有关体育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从不同方面暗示了政治的结束,其原因是作为资源分配者的市场的中心性和公共生活的驯服以及商品化的惯常做法。即使是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把体育当作有用的辅助工具使用的跨国企业,也承认大体上企业的运营理念还是以获利为中心的。跨国公司通常意识不到还存在其它可操作的一般体育框架存在。如果市场崩溃,即使是暂时的.,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全球化只代表着加速走向体育界的资本化,而不接受这种类比就是不加辨别地承认推进全球化过程是变异的资本主义,是对公共生活的驯服和商品化的一贯做法。在某一价值层面上,依据新自由主义而留在公共部的服务项目不得不被迫以私有企业的身份自行运营,不同体育领域的作用仅仅是争夺消费者而已。
在另一层面上,新自由主义还提倡为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经济融合扫清障碍,前提是贫困国家的政府严格遵守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新自由主义是一套理性的复杂知识体系,包含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它的政治观点是古朴而简单的,这是因为政治在市场制定的条款之外就没什么特殊意义了。接受这种逻辑就是要否认或弱化当代体育呈现出的实现社会改变和变革的诸多机会的重要性,而否认实现社会变革机会的观点仍然存在,这反映出对当代资本主义身处十字路口这一状况缺乏认识,全球政治的新标准和社会经济合作普遍存在。换言之,缓解贫困的政策已经制定并执行,政治理念在日益增加的全球空间中或得到发展或逐渐消失,这个全球空间一方面体现为生态政治,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经济。这两个方面都是在体育中或通过体育实现社会改变的机会。很多情况下,自由被简化为买卖的权利,并减少了和私有化的个人主义团结起来的机会。20国集团峰会也旨在成为新社会秩序建立的标志,一种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应对部分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贫困危机。美国曾经的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共识现已过时,现在需要的是用更均衡的方式来调节市场,而不是放任市场。在这一背景下,体育的潜力不能被视为存在于体育提倡的价值中或某种资本主义形式中。
2结语
智力资本的国际视角 篇3
196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Fritz Machlup 完成了一项题为“智力,它的创造、分配和经济意义”的研究,研究认为1958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信息部门的贡献达到34.5%,这一结果以数字说明了信息代表的无形资本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首次提出了智力资本这一概念,1969年他在一封致波兰某经济学家的信中写道:“我认为,你应该认识到当前世界上已经有许多人把你在过去几十年中所探讨的东西归功于智力资本。”加尔布雷斯指出:智力资本中的智力不再是“作为纯粹智力”的含义,而是体现为一种智力性活动,智力资本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无形资产,而且还是有效利用知识的过程,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
智力资本的巨大价值
20世纪80年代,美国花旗银行的前任主席沃尔特·利斯顿指出,他的银行和其他一些公司拥有巨大的智力资本,而会计师却无法衡量出来。20世纪90年代智力资本开始受到企业界的广泛重视。
最早系统的界定智力资本的含义及内容的是美国学者Thomas A Stewart,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专著。1991年6月,《财富》杂志刊登了Thomas Stewart的文章《脑力风暴--智力资本是如何正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资产的》,这是在国家级商业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此类专题的文章。1994年10月,发表《你的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智力资本》。1997年在《智力资本:组织的新财富》一书中他将智力资本定义为,“公司中所有成员所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资源之和。”他强调,智力资本的术语早期用于描述个人智力的动态影响,而后来在经理人员和咨询公司使用时,已经拓展为一个组织化的词汇。Stewart认为企业的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之中的整体价值。
1997年5月,瑞典第一大金融和保险公司--Skandia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开的智力资本年度报表,作为对传统财务报表的补充,此举被称为“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的财务里程碑”。同年又出版《智力资本》一书,详尽介绍了系统的评估模型,用以帮助股东精确的评价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加拿大McMaster大学商学院的Nick Bontis博士,自1996年以来也发表了多篇关于智力资本研究的文献,主要包括:“你的头脑有价:战略性地管理智力资本,(《商业季刊》1996年);智力资本的测度与评价模型的一种探索研究”(1998年)等。他认为,智力资本的提出是出于对相对于信息而言的知识的有效运用的目的。他深入分析了智力资本中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机理。
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Dave Ulrich教授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一家企业的智力资本就是其成员的能力与认同感的乘积,用公式表示,即“智力资本=能力×认同感”。公式中用乘号而不用加号,意在强调组织中的入力资本与结构资本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
英国的Annie Brooking把智力资本简单地归为“对使公司得以运行的所有无形资产的总称”,并把智力资本意义体现在一个简洁的公式中,即“企业=有形资产+智力资本”。
有关智力资本的国际研讨会和学术期刊也蓬勃兴起。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分别于1996年1月和1998年1月在加拿大的安大略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智力资本国际大会。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智力资本的国际研讨会。在一些大学和一些先行实践企业中纷纷成立了智力资本研究及管理机构。例如,加拿大McMaster大学的智力资本研究所,英国MCB大学创办的《智力资本杂志》,旨在推动组织中智力资本的创造、识别、管理及测度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智力资本的构成
对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是智力资本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有三派观点。
一,智力资本=无形资产
英国学者Annie Brooking于1996年在《第三资源:智力资本及其管理》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智力资本的含义与构成,以及评估、存储、管理智力资本的全过程。她认为智力资本是“对使公司得以运行的所有无形资产的总称”,具体包括市场资产、人才资产、知识产权资产、基础结构资产等四大类。
其中市场资产是指公司所拥有的、与市场相关的无形资产潜力,包括各种品牌、客户和他们的信赖、长期客户、备用存货、销售渠道、专营合同协议等等;人才资产是指体现在公司员工身上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群体技能等能力;知识产权资产包括公司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专有技术等;基础结构资产是指使企业得以运行的那些技术、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和企业文化等。
但问题在于,将知识产权作为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容易引起智力资本含义的混淆。因为知识产权强调知识是一种容易外部化的无形资产,为了保护知识创造者的利益而从法律上限制他人的无偿使用。而智力资本强调隐性知识在企业中的重要性,这种知识只能通过组织特有的文化氛围加以共享和利用,不能也不必通过法律行为来保护。
二、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客户资本
此分类方法不包含知识产权。Thomas A Stewart作为智力资本研究领域的先驱,深入考察了一批优秀企业的实际管理经验,吸收了企业管理实践中的有效做法,最终认为企业的智力资本价值体现在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三者之中。
Karl Erik Sveiby把智力资本的构成分为三个方面:员工能力、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这里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实际上是将结构性资本区分为内部结构资本和外部结构资本。内部结构资本的作用是为雇员知识和技能在组织内的传递提供支持,外部结构资本的作用是保证企业知识资本的增值。
三、智力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产
Sullivan在《价值驱动的智力资本》一书中,总结了智力资本管理大会的成果。1999年的智力资本管理大会把智力资本定义为“可以转化为利润的知识”,认为组成智力资本的主要因素是人(具有内在的无声地知识储备)和外在的既有知识体系。外在的既有知识体系称为公司的“智力资产”。某人具有的无声的知识写到纸面上的时候(或者在电子媒体或任何其他媒体),他就变成了公司的既有资产。一些这样的既有资产(称为“智力资产”)受法律保护,表现形式是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或半导体覆盖层。受法律保护的智力资产用法律术语表示就是“知识产权”。
社会责任的国际视角 篇4
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养老保障问题。和城市相比, 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老年抚养比升高, 其所面临的养老保障形势异常严峻, 老龄化程度甚至超过了城市, 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顾问詹金斯 (Jenkins, Michel) 曾指出, “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非工薪职员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在此之前农村的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其他非正规行业的劳动者不能得到社会保障的有效保护事例有很多,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不仅带来了农村老年抚养比的升高, 还削弱了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的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传统地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保障项目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社会保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扩大其覆盖对象, 乃至惠及乡村居民。世界162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看, 其中70个国家和地区包含农村, 其保障对象为全部农村人口或农民。
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进程
从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从工业延伸到农业, 从城市延展到乡村, 一般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差。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诞生的基础条件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广泛应用, 大工业生产方式一方面将劳动力与资本剥离产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另一方面又创造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再分配创造了物质条件。现代生产方式首先在城市产生并得到充分发展, 这也是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在城市产生的根本原因。事实上, 正是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当局为安抚劳工情绪以稳固统治地位的需要才促使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 而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发展成熟所带来的公民社会保障权益观念深入人心和政府财政能力的增强, 社会保障制度才开始在农村建立。
1.1 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很大的时间差
德国1883年就颁布了《疾病保险法》, 然而直到1957年才建立针对农场主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其间相隔68年;日本1941年开办厚生年金, 到1977年建立覆盖全民的国民年金制度, 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时间也比城市晚了30年。表1统计了部分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时间和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国家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时间差。毋庸置疑,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各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程的重要因素。然而,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各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表1可以看出, 不同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最高者如加拿大为21842美元, 最低者如斯里兰卡为369美元;丹麦、芬兰和波兰均是在1977年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而三国的人均GDP分别为10985美元 (1978年数据) 、7132美元 (1978年数据) 和1822美元。因此, 从各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进程看, 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性而非唯一因素, 各国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也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以美国为例,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崇尚自由、勤劳和自我创造精神, 反映在社会保障领域, 就是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责任,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主张给付与收入挂钩。尽管在20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然而直到1935年才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二战以后, 美国更是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20世纪90年代初人均GDP已达到20000美元, 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然而直到此时美国才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注:①表示1960年数据;②表示1978年数据。资料来源:吕学静主编:《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77页。
1.2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农业部门的发展都面临困境
表2统计了部分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农业部门产值占GDP的份额和劳动力结构份额。大部分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时农业部门产值对GDP的贡献已经相当低, 一般位于10%以下, 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这一特征非常明显, 如日本和美国,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 农业部门产值占GDP的份额分别为6.0%和2.0%。同时, 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力占整个国家的份额也很低, 丹麦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 然而在1997年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 丹麦农业部门劳动力结构份额已下降到8.2%。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经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后, 伴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 农业生产部门开始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增产增收难度加大等困境。然而, 农业生产部门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 因此, 必需通过调整政策以维持和保护农业生产能力, 其中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尽量消除农村和城市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成为了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农业部门面临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也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项目之一。
注:①表示1960年数据;②表示1976年数据;③表示1978年数据;④表示1992年数据。资料来源:杨翠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年, 第68页。
尽管各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时间各不相同,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以及农村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但都呈现出了先城市后农村的特点且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选择不同的发展时机, 这一客观发展规律和经验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
各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与其本国的保障传统以及在城市率先实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世界范围来看,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国家主要采取五种制度模式, 即“保险型”、“福利型”、“储蓄型”、“国家型”和“救助型”。五种制度模式各有其特点。
2.1 “保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保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特点:强调个人责任和选择性, 个人和家庭在个人养老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政府是最后的责任主体;主张给付与收入挂钩, 个人应该承担一定的缴费责任;认为社会保障的目的在于通过保障使保障对象获得参与竞争的机会, 而不是让其“不劳而获”, 在保障之下丧失勤奋工作和继续创造的动力;在制度设计中突出体现社会保障中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注重效率, 正如曾任德国总理的艾哈德所说的, “社会政策绝不能损害国民经济的生产率, 即使间接的有所损害也绝不能跟市场经济制度的原则背道而驰”。反映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 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保障项目比较有限, 保障水平不高, 鼓励参保者在政府强制性养老保障计划基础上选择其他的养老保障计划作为补充; (2) 经费来源上坚持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合理分担, 既体现政府的责任, 又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3) 待遇给付上与参保缴费状况挂钩, 获得保险待遇给付的资格门槛较高, 参保者所获得的养老保险待遇差别较大, 取决于所交保险费和劳动年限的长短; (4) 国家只对确实无力改变现状的贫穷阶层提供“无私”的援助。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取“保险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如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然而与德国和美国不同的是, 日本建立了有统有分的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包括“基础养老金”制度、“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和“农民养老金基金”制度, 其中“基础养老金” (也称国民养老金) 覆盖全民, 为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而德国1957年颁布《农村老年救济法》所建立起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却是一项独立的制度, 也不存在对农民实行多层次保障的概念。实行“保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国家在筹资模式上大多采用现收现付制与基金积累制相结合。
2.2 “福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福利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特点:强调公民权平等, 贯彻普遍性原则, 口号是“收入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设施体系化”;国家起绝对的主导作用, 个人不承担缴费责任, 保障项目的开支全部来源于国家税收, 坚持普惠制, 以消除贫困为目标;认为任何福利保障计划设计的出发点是平等地向居民分配福利, 推崇公平而不惜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实行“福利型”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国家主要有最先建立福利国家的英国和后来居上并有“福利国家橱窗”之称的瑞典等北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这些国家在面向农村的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上也基本遵循了自己的养老保障传统。具体表现在: (1) 实行现收现付制筹资模式, 所有经费开支来源于国家税收, 个人不承担缴费责任; (2) 政府在保障政策的实施和管理上起绝对的主导作用并承担完全的责任; (3) 保障标准统一, 保障水平较高, 基本上能保证养老金领取者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 (4) 直接将城市的养老保障项目推广并覆盖到农村, 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3 “储蓄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储蓄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特点:明确个人自我保障的责任, 认为个人在自我养老保障中是第一责任人;推崇效率至上, 坚持社会养老保障不应成为国家的负担;养老待遇给付与个人缴费关联度很高, 政府负责规则的制定、政策的实施和制度监管并解决无力进行储蓄积累的贫困阶层的养老保障问题。“储蓄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新加坡和智利两个国家获得充分的发展, 但二者不同的是前者实行中央公积金制 (Central Provident Fund, 简称CPF) , 后者实行完全基金积累制, 随后一些南亚和南美洲国家纷纷效仿, 如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储蓄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筹资模式上实行基金积累制, 国家不承担直接的缴费责任但对贫困者进行缴费补贴, 同时国家对基金承担最低收益率担保的兜底责任;国家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对基金投资运营的介入程度, 但都承担了基金运营的监管责任。
2.4 “国家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国家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主要产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 如前苏联, 该制度模式在国民经济公有制和土地改革改革背景下建立, 由国家统包统揽, 资金来源于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和集体经济投入, 个人不承担直接的缴费责任;保障范围广, 差别小, 但保障水平有限;待遇给付一般以各集体单位人员满足规定的劳动年限为资格条件;这种“大国家保障”思想所建立起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般与城镇的制度结合在一起, 制度架构一致, 但待遇有所差别。
2.5 “救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救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一些经济落后地区比较常见, 如哥斯达尼加、毛里求斯、博茨瓦纳、巴西等。严格来讲, 其并不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而更像是一项最低保障金制度或者贫困救济制度, 只不过其保障对象是该国满足相关资格条件的农村老人。“救助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主要是反贫困, 缓解农村老年人的贫困问题;囿于国家的经济能力有限, 该模式尽管覆盖面较广, 但保障水平非常低, 仅能满足农村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该制度模式实行现收现付制筹资机制, 由于贫困群体收入低, 缴费能力有限, 保障项目的资金收入几乎全部来源于法定的转移资金和国家财政收入;而且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容易发生经济波动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农村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 从而导致不得不调整待遇给付标准和领取资格, 制度易受政策波动影响, 稳定性较差。
表3对这五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筹资机制、经费来源、个人缴费责任和制度建立的独立性方面进行了比较。
五种制度模式都是根据各国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保障传统所做出的选择。制度本身是中性的, 没有好坏优劣之分, 只不过是有没有适合其生存的土壤以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的社会保障改革“私有化”的浪潮, 各国都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 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由单一支柱向多支柱转变, 私营部门不断介入社会保障资金的投资运营。总而言之, 对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需要“因地制宜”, 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情况选择合理的范围合适的规模, 同时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不断改革和完善。
3 结语及启示
从国际上看, 农民养老保险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单一的问题, 而是涉及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涉及农业产业政策的一个综合性问题。一些国家把农民养老保险政策与农业政策搭配的做法, 值得我们借鉴。目前, 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阶段, 农村人口的比重还比较大, 农业生产碎片化、农业产出低等问题还很突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 消除制约农民城市化的各种体制与政策障碍, 推进土地资源的适度集中和集体规模经营, 而这些又与多方面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息息相关。如今当务之急就必须彻底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抓紧解决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 进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换城镇社保的探索, 为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融入城市创造条件。
从各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实践来看, 没有公共财政的大量投入, 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并正常运行的。在我国长达50余年的经济建设中, 农业和农民通过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理应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具体的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等来反哺农业和农民, 以促进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 促进社会经济在城乡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协调发展。
通过国际比较, 我们得到的另一点启示就是, 一国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 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需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决定,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以因循。我国目前还处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初期, 建立什么样的农民养老保障制度问题还没有最终形成一个统一性的观念。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新农保试点和推进工作以指导实践, 以促进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未来建设与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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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国际视角 篇5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体系;变迁;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D99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32—0006—03
国际体系乃系国际关系学界运用于分析国际关系的逻辑出发点,系指两个及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一国对其他国家决策产生足够影响而促成某种行为时所发生的体系。[1]国际体系具备的诸要素:体系范围、结构、单位行为体、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规则及支撑体系的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本文从国际法视角阐述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变迁。
一、国际关系的体系观
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体系观,各自将国际关系置于国际体系内进行分析,各自论证方式不同,结论也不一样,分别形成的各自体系对应为:结构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
(一)国际体系的属性认识
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属于单向的静态体系,一方面,国家间的互动不会对国际体系造成影响,只是国际体系对国家间的互动产生作用,谓之“单向”;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并不会自己互动,而是由外力(如国家权力)来推动他们互动,谓之“静态”。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权力结构对国际体系的重要影响,但主要强调“进程”,从成本—利益角度来论证,将合作互动具体落实为“制度”形式。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但它认为是通过行为体人为改变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国家利益和制度都只是通过观念建构起来的。
(二)对“互动”的理解
結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内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单元无须分开,处于单元层次,行为体运行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力量,每个国家被比喻为球台上的一个球,当球杆打出之后,球与球之间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物理性的互动,并产生某种结果[2]。因此,它认为国际体系内不可能存在合作,即便是有合作,也是程度极低的合作。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深受行为体自身的权力影响,但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仍然对于形成国际体系产生重要作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不考虑权力因素通过合作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合作将产生各类制度规范,进而发挥约束行为体行为的效力,同时使得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期。
建构主义所认为,行为体之间不断的实践活动将首先消除私有观念,形成共有观念,最后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谓之“文化”,或以“共同体”之概念来表达。[3]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的共同体、上升的共同体和实现行为体的彼此认同,三个阶段均基于共同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互动的主要方式。
二、当代国际体系的要素变迁
按照秦亚青教授的观点,国际体系在发生延续与变革,他从国际体系本体和要素两个方面对国际体系展开论述,认为体系本体依旧没有发生质变,但体系要素却发生了变革。[4]国际体系本体上还是以主权为原则、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为体系在运行,但国际体系诸要素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革。
(一)行为体:单一主权国家向多元主体转变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后,单一主权国家都一直是国际体系内部唯一行为体,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大批组织在二战之后纷纷成立并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组织目前难以取代主权国家,但长远看来,国际组织有可能具备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地位,特别是在诸多需要国际组织参与的领域,比如军事安全、恐怖安全、经济危机的处理等方面,已经超越了一国的能力范围,甚至若干个国家的合作也难以解决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诸多国家共同联合开展。国际组织可能成为诸多国家利益诉求的共同载体,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其重大作用。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个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明显重要,当然也就包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了,尤其在人权方面,个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概言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单一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唯一主体的局面将被多元的国际主体共同支配的现实所取代,而多元主体的行为必将给国际体系带来更多且更复杂的影响。
(二)结构:硬实力与软实力并存
国际关系理论谈及结构,实质是指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所强调的政治权力是一直以来支配国际体系的硬实力。结构现实主义就是将权力在国际体系内的位置排列看作是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方面,认为权力是决定国家行为与其在国际体系内位置的唯一重要因素,硬实力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决定了一国的对外行为,霸权国家就是实例,20世纪以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尽管有一段时间因为苏联的出现,使得国际社会呈现均势局面,但这同样是源于二者拥有其他国家没有的军事力量。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认识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不约而同弃战转向将经济发展作为各自的首要战略目标,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实力在战后得到了巨大发展,各自藉此成为世界多极化的一极。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说,[5]他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都归为软实力范畴,与硬实力并列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将发挥超越硬实力的作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二者可以相互影响和作用,自由制度主义为此还创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互动:能力与频率提高
全球化促使互动能力得到极大地提高,而互动能力的提高也使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互动的程度首先与科技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支撑互动的基础。互联网和高科技打破了传统的地缘界限,前者实现了虚拟空间的自由交流,后者使得地理空间上的交通变得更加顺畅和便利。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率不断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国际交往更加广泛和深入,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社会趋于融合,以往国际所呈现出的碎片化正在逐步整合,在行为体的作用下,世界被勾勒出一幅宏观层面的国际体系图,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在进行过程建构的结果,并且这一结果在未来的时间里将因持续与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互相作用而不断发展。
互动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某些问题,其结果可能表现为冲突,也可能表现为合作。比如,经济上的互动,欧债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都显示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彼此之间需寻求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动是相当频繁的。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播日新月异,各国文化的互动结果则可能表现为冲突。建构主义认为文化就是观念结构,文化的融合实质上就是其所强调的共有观念,行为体实践与其观念之间的互构其实就是一种互动,观念在行为体的实践互动过程中趋于统一与融合,即为共有观念。
三、国际法对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影响
英国学者莱德利·布尔提出国际社会概念,认为国际体系进一步发展就是国际社会,视乎是否出现基于共同观念所遵守的国际法律规范。从环境治理角度切入,探讨国际法律规范在当代国际体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实现唯有依靠国际法予以规范达成。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
国际体系变迁是一个进程(process),意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或曰单元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6]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通过制度合作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将国际制度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7]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进程是国家通过主动建构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实践活动,行为体交往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意义,在形成共有观念基础之上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因而形成共同的规范、规则和程序。二者无一例外强调运用规则、原则和程序来保障国际体系进程的实现和维系国际体系的運行。
在国际体系互动进程问题上,借鉴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得出结论[8]:国际体系乃过程建构的结果,而过程建构将孕育国际法。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认为社会性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素,该理论假设之一就是坚持国际社会进化的原则,认为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变化的,是行为体的能动作用使然,同时相信国际体系的变化是朝着更加符合人类期冀的方向变化,也就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一个不断地通过主体间的实践活动来建构的过程,或曰过程建构。在其看来,过程就是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其重要作用在于孕育规范。既然规范是行为体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那么,规范的孕育和形成动力之一,就是来自过程本身,就是说,规范不仅是行为适当性的标准,而且也是规范参与者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过程使得规范得以塑造实践者,也被实践者所塑造。过程的运动既意味着规范通过行为体的社会性实践被持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共同利益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也意味着这些被建构的规范和规则反过来对过程的持续又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国际法对环境治理体系变迁的功能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社会在体系变迁中运行不免失序,国际法无疑是使之更加有序运行的有效路径。国际关系学对于国际法概念界定,主要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将其概括为一种行为准则,分为限制性法律规范和构成性法律规范,前者主要体现为限制,后者则首先体现为构成。当代国际体系已非沃尔茨时代的单一政治体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宏观国际体系内部已经或正在建构更多的子体系,纵横交错,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宏观体系秩序的混乱与无序。国际法的产生、传播和发展已经与国际体系的运行形成了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
国际法之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可谓不可或缺。一方面,多元主体使得规范化趋势增强。当代国际主体的多元趋势源于全球性事务的日益增多,并且处于不断膨胀的过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一国际主体的国际体系正在变革,国际组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深层次反映出全球性事务的大量涌现,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唯一行为体已经难以应付这些全球性事物,比如恐怖组织威胁、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都是当代所出现的新问题,覆盖面及其广阔,甚至延伸至全球范围,影响整个世界,这些问题涉及各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如不加以处理或者处理不当,势必给各国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既然一国无力处理好这些全球性事物,只有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在世界无政府的背景下,各国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只能依靠相互合作来维系,而合作的重要载体就是国际规范,无论是基于经济学的成本利益考量,抑或基于共有观念的成形考虑,规范都将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而得以实现其效能,国际组织在当中将充当规范制定、执行和监督的平台作用,使得国际社会能够依此作为其行为的预期和指引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问题的互动由国际法保障实施解决。在国际体系理论中,互动是体系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互动亦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正如上文所言,全球性事务需要行为体之间的频繁互动,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抑或建构主义(包括西方建构主义和秦亚青教授所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所倡导的规范建构,都以互动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内涵视之,各国不同程度地发展多边关系,互动结果是各方寻求彼此都予以承认或是遵守的共同规则来加以调整和协调,此即国际法。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就是范例,为解决目前及未来所面对的国际性事务,组织内部的各国际组织也分别相应地制定规范性条约来保障通过互动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像核安全问题,联合国及其相应的内部组织制定相应的规制核行为的一系列规范和原则,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限制全球核危机爆发及保障因核试验而带来的战争危险。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组织,其内部各成员国所制定的各类多边协议或者是适应性不一的规范性文件,都在不同程度地保障国际经济互动的有序进行,同时也能够在规范的指引下寻找到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途径。本文以环境治理为例,建构具有普适性的国际法,以此为基础和依据,各国互动显其意义。
1。无政府状态下环境问题的产生
国际体系的变迁并未实质改变其本体,即国际社会仍旧处于无政府状态。全球环境问题却愈发严重,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在客观上给人类带来危害的程度和广度前所未有,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就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中,各国愿意搭便车而非主动采取行动来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国际政府像国内政府那样采取强制性措施统一解决问题,各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观望之态者甚于主动为之者,诸如气候减排这类环境合作的困境就在于国家认知其主动减排的成本将远远大于收益,最佳方案就是搭便车,等待获取其他国家主动减排所带来的公共收益,美国对待气候变化的政策较为消极的原因便是实例,其认为如果该国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管可能有所收益,但相对收益会较小,而其他国家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相对利益,这严重不符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应该为了主要是其他国家未来世代的利益而让国民承擔大量的成本[9]。
2。要素变革下的治理路径:建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治理得到不断加强,国际环境条约数量和缔约国数量不断增多,[10],尽管并非所有的条约及缔约国都能发挥效力和遵守条约;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代表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在环境治理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归因于国际体系主体多元化的结果,国际组织功能发挥愈加明显;公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变迁中的多元主体趋势有助于冲破传统国家利益的枷锁而使得环境问题得以治理。
在上述言及的相当数量国际环境条约中,臭氧层治理方面的国际法所发挥的实效性最强。1987年制定的《损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国际环境协议,该议定书先后经过五次修改,已有190个缔约国加入和批准,协议实施后,共有超过85%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被淘汰,科学家依此预测到21世纪上半期,臭氧层将会得到恢复。[11]臭氧层国际协议的实施成功,证明国际法在臭氧层治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从法律实施的有效性角度看,《蒙特利尔议定书》不仅使得缔约国履行相应义务,而且能够通过该议定书解决南极上空臭氧空洞问题,说明此议定书是有效,也证明包括臭氧层在内环境问题解决最佳方案只能是缔结具有普适性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
国际视角下的职业教育 篇6
关键词:国际视角;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方向
G719.2
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大会的召开,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呈现全球化的趋势。这不仅给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使职业教育的国际界限逐渐消失,促进了资本和劳务的流动,竞争愈演愈烈。对于我国职业教育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应该以国际视角对我国职业教育进行积极改革。
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
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改变了就业结构和模式,也改变了大众的需求。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原有的人才储备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的产业需求,同时也提高了对人才的要求,劳动市场更青睐学历高、技术水平高的人才。因而,拥有丰富知识储备、具备高级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而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具备单一技术的人才就业出现了瓶颈,“一招吃遍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些经典的职业逐渐被新兴职业所取代,而职业教育在职业交替的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不仅要为市场培养和储备新型人才,在城镇化进程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也承担重要的责任。
然而,现在运行的职业教育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并且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影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体现在教育层次上,现有的职业教育层次主要以专科为主,并且各个层次间没有形成良好的衔接,与高层次的教育更是缺乏沟通。其次,体现在形式和对象上,国内现有的职业教育主要是正规的全日制教学,服务对象则以初高中毕业生为主。目前,层次结构有待完善、形式与对象单一的职业教育不仅发展遇到瓶颈,也不能满足市场和个体需求的提高。由于职业教育体系的不完善,导致我国职业教育层次化低,缺乏发展潜力,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根本不能与高等教育相提并论。所以,为了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急需完善目前的教育体系,只有层次完整、功能齐全的职业教育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二、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策略
1.职业教育区域化
我国经济发展飞速,但是各地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加之行业分工不均衡,使我国经济呈现区域化。而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应该根据不同地域对人才的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专业设置,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岗位的有效对接。例如,在沿海发达地区,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产业相对发达,对高层次的技能型、智能型人才的需求较大。因此,职业教育应该将教育层次高移,根据市场对的需求,确定人才培养方向,对其规格进行定位,以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为目标;而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农村或欠发达地区,行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较低,非农业方面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工业生产过程中预设的工作岗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职业教育必须转变叫教学思路,改变为对应岗位输送人才的固有模式,打破传统教育的束缚,主动培养新型技能人才,使职业教学不受经济类型的影响,成为发展经济的突破口和不竭动力,从而促进西部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现代化工作岗位输送人才。
2.职业教育终身化
社会的飞速进步和发展,使终身化学习成为必然。目前的职业教育也只不过是我们终身化学习的一部分。在我国的职业教育中,倡导普职教育相结合,并实现与其他教育的良好交互和协调发展。虽然在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中,推行了相关的政策,有10%的学生能够实现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的对接,为职业人才的深造提供机会。但是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使各行业中的生产技术和水平也相对提升,这给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上需要更多的高层次职业型技术人才。为此,应当加强职业教育的终身化,在与普通教育相结合的同时,还应建立由初、中、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甚至是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多层次教育体系。
3.职业教育管理科学化
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管理体制,在职业教育管理过程中,应该摒弃部门的界限,打破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建立科学、全方位的职业教育管理制度。为此,应该将职业教育、岗位资格认定、人才管理等分属不同部门负责的各项管理制度进行统筹管理,制定教育培训和管理以及就业资格准入标准,规范职业教育,开放人才市场。这样通过政府的统筹规划,结合市场需求,才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办学分散、专业设置不合理等问题。例如,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应该在政府的统一管理下,适当的合并或重组,建立覆盖面广、功能齐全的职业教育中心;而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向各类各大专科院校和本科院校靠拢,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积极进行转制改造,突出办学特色。另外,还应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因为自由就业和劳动力在不同区域的流动,使得一些职业资格证书成为认证能力的凭证。所以,要不断完善和推行就业准入制度,使資格证书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历文凭一样,具备类似“硬通货”的性质,从而肯定职业教学的成果,促进技术人才的发展。同时,在职业教育管理中,还应关注国际发展动态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影响。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人才也呈现出国际化趋势,国际职业教育管理模式也会影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例如,国际标准化管理模式的渗透,使ISO9000标准出现在我国教育领域的管理中,影响了教育评估制度和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实行。因此,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职业教育管理领域必须要以国际化的视角、开放的思想打破传统管理的枷锁,实现与国际的衔接,解决我国职业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总之,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运行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更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努力,汲取国外的先进经验,总结自身不足,不断完善,大胆改革,敢于创新,进而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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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国际视角 篇7
一、货币国际化的路径
国际化的货币要具备相应的基础:坚实的国力,广泛的对外贸易,良好、稳定的信用,庞大的离岸、在岸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金融体系,是一只硬通货的市场基础。 (1)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历史性机遇,通常一些重大事件导致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或转折。
而国际化的程度可以从国际定价能力、国际交易媒介功能和国际价值储备功能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估。为此,我们依次考察英镑、美元、日元、欧元的国际化,对上述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英镑国际化
从美元国际化过程可以看出,首先是国力的提高,然后是金融市场的大力发展和开放,稳定的金融环境、活跃的国际贸易和便捷的服务,以及一些特定的历史性机遇 (2) 都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从1870到1944年,时间跨度长达70多年,1945年之后,美元开始享有霸权的时间也超过了半个世纪。
1815年,长达7年的英法战争结束,从此,英国成为欧洲大陆屈指可数的产业大国,就此奠定了其世界性的地位。 (3) 1821年,英镑被确定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到了19世纪末,英国的殖民地已经遍及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所有大陆版块,当时英国当局通常要求殖民地国家使用100%的英镑准备金,由英国政府对储备支付利息。英镑成了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40%以上的国际贸易用英镑结算。在1914年一战前夕,英国的海外投资曾高达40亿英镑,占西方国家总投资的一半。一战后,英国成为债务国,随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也导致了英镑走向衰落。 (4)
(二)美元的国际化
美元替代英镑成为国际硬通货,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力强弱变化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美元诞生于18世纪末,美元的国际化开始于走进邻国加拿大,随着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不断扩大,美元的使用也越来越多。虽然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的商人在记账时仍使用英镑、先令和便士,但在交易中,他们却越来越多地使用美元和美分。1870年,美元被集中遣返回美国, (5) 标志着美元国际化角色的失败。美元退出加拿大,不是偶然,因为在美国自身的进出口贸易中,美元也基本上不扮演任何角色。此后美元在很长时间里也不是国际结算货币。
19世纪,伦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当时,世界上超过60%的贸易都以英镑作为报价和结算货币。在1870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生产超过了英国。到1912年,美国的商品出口超过了英国。尽管美国国力已经超过英国,但仍需依赖伦敦的贸易金融,美元在国际上也没有任何地位。作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银行被限制不得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阻止美国进入国际货币市场的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其中之一就是金融市场的极不稳定性。据一项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共发生过14次金融危机。那时也没有用以稳定市场的中央银行。 (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尽管当时的美国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在国际货币排序中,不仅法国法郎、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和荷兰盾位列美元之前,连意大利里拉、比利时法郎和奥地利先令也都排在美元前面。在各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中,英镑占了大约50%,法郎占了30%,德国马克占了15%。此外,还有少量的荷兰盾和瑞典克朗也被作为外汇储备持有,但唯独没有美元。
基于贸易承兑汇票市场的发展,美元最终开始在国际上扮演有意义的角色。到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在美国所有的进出口中,有超过一半是以美元计价的银行承兑汇票资助的。美国在国际交易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资本一直从充裕的美国流向匮乏的欧洲。美国银行为欧洲政府和公司发行债券,并以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单位,以便于向美国投资者出售。到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外国承兑汇票已经以2:1的优势超过以英镑为货币单位的外国承兑汇票。到1924年,在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英镑。
美国在1925年以后就已经超过了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是,美元彻底取代英镑却是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这中间的波折来自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 (7) 和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77年,美元占国际储备中的比例达到近80%。
(三)日元国际化
日元国际化正式启动于1984年, (8) 其主要背景有两个:在美国方面,是希望压迫日本开放资本项目和国内市场;在日本方面,是日本经济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美国经济地位和美元地位的诱惑(殷剑峰)。 (9) 1985年,日本GDP超过1.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三分之一,贸易总额高达3052亿美元,出口总额42万亿日元左右,其中对美国出口额为568亿美元,贸易顺差高达312亿美元,同年,日本外汇储备也达到279亿美元。 (10) 日本外汇审议局于1985年发表了《关于日元的国际化》等文件,正式推进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但是,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大伤元气。后来,日本尝试推行日元贷款,在亚洲区域内推行国际化,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元地区国际化也以失败告终。1999年,日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下降到4.9%,回到了20年前的水平,2007年下降到了1.9%。!
1986年,日本建立了离岸市场,此后日本与东亚间的资金流动急剧扩大。由此日元资金开始大量流入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对日本银行负债规模不断增加。然而,从日本流向海外的资金并没有被亚洲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用于各类交易活动,而是又通过日本的海外分行回流到日本总部或者直接贷给日本企业。日元在全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由1995年的6.78%下降到2009年的3.01%,低于英镑(4.29%),更是远低于美元(62.17%)和欧元(27.3%)。
两次石油危机后,为规避汇率风险,日本就开始逐渐推行本币结算。在1980年(Hiroo Taguchi, 1982),日元结算在本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中分别只占到31%和4%,远低于同期美国(85%、60%)、英国(76%、33%)和德国(83%、45%)。到1989年(Shigeo Nakao, 1995),即日本官方正式宣布日元国际化5年后,日元结算在本国出口和进口贸易中的比重也只有37%和15%。
从1984年和1990年,直接投资在日本全部的对外全部资产中只占到11%,其主要构成是用于购买美国的房地产(Shigeo Nakao, 1995)。1984年日元国际化后占比显著上升的是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其中,前者主要是投向了欧美的证券市场,后者则以日本银行业的对外投资为主。日本金融改革滞后乃至日本金融衍生品市场落后。在国内实施金融管制、资本项目完全放开的背景下,在日元的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之间,就上演了一出日后被日本学者称作“再贷款”的游戏(Re-Lending Game) (Shigeo Nakao, 1995):日本的富裕资金从在岸市场流到离岸市场,然后又从离岸市场回流到在岸市场。简单地说,就是日本人“自己人玩着自己的钱”。流出的资金再次回流到国内弊端重重的股票市场和地产市场,成为推动1990年泡沫危机和随后长期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日元国际化进程陷入倒退。
(四)马克国际化和欧元的崛起
根据IMF的测算,1950年原联邦德国GDP实际值相当于美国的13.2%,1960年、1970年分别提高到20.8%和22.2%。原联邦德国国际贸易占全球总额的比重从1955年的7%以下提高到1965年的10%,20世纪80年代末,以马克计价的贸易量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达到近13%,最高时西德马克占国际总储备货币18%的比例,成为继美元之外的主要货币。
1. 联邦德国资本项目自由化
原联邦德国先放开资本流出,再放开资本流入,最后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1952年,原联邦德国首次个案批准居民对外直接投资;1956年,居民可对外进行证券投资。到1957年秋,对外资本输出进一步放宽,并适用于非居民国内投资的清算和资金汇出。1958年,原联邦德国正式实现马克经常项目可兑换。1961年,跨境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在《对外贸易和支付法》中得到明确。就对外投资而言,原联邦德国与美国、英国、瑞士等国一样都实现了自由化,1979年前便走在英国的前头,更领先于其他工业化经济体。1984年12月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
2. 1972年IMF首次提及马克为国际储备货币
马克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1970年约为2%,1980年为15%,1989年接近20%,90年代有所回落(图3)。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马克在国际资产(包括国际债券投资、企业跨境银行存款、国内非银行机构的欧洲货币存款和欧洲票据等)中的占比,1980年为14.8%,1985年和1990年分别降至8.3%和12.2%,1995年回升至15.5%。从国际贸易计价货币情况看,1980年,全球出口贸易中以马克计价的比重为13.6%,1992年提高到15.3%。1980年和1992年,国际贸易中马克计价比重与原联邦德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之比均为1.4(王信)。马克取得国际贸易中计价货币优势地位与原联邦德国的主要贸易对象为欧洲各国有很大关系。
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马克在全球场外外汇交易中的占比,1989年为27%,1992年大幅提高到40%。1984年末马克实现可兑换时,非居民持有的原联邦德国境内马克资产和国外马克债券达4300亿马克,国外货币当局持有的马克资产近1200亿马克。德国马克在欧洲债券发行中所占份额由80年代初的615%提高到80年代末的9%, 在欧洲货币存款中所占份额由1983年的7%提高至1990年的12%。据估计,90年代中期,境外流通的马克占其货币发行的30%~40%,同期美元的该项比率约为50%~70%。
1979年3月欧洲货币体系(EMS)正式建立,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与马克挂钩,马克成为这些国家事实上的“名义锚”,德国央行将马克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归结为“其内在价值的稳定性”。德国马克在欧元的建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欧元的诞生,是德国马克国际化功能的进一步衍生和拓展。@2002年欧元正式被当时加入欧元区的12个国家使用。这是世界货币史上第一个不依赖黄金储备和单一国家主权的国际性货币。
3. 欧元区的强大经济实力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2008年初欧元区15国的GDP总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2006年欧元区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当于其当年GDP的42%,欧元区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8%,相当于美国(12%)和日本(6%)市场份额之和,比世界10个主要石油输出国的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还多8%。
据统计,2000年欧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比重为18.3%,同期美元为71.1%;到2003年,欧元所占比重上升至23.6%,而美元比重却降至67.5%。根据IMF最新统计,2008年一季度欧元占同期外汇储备的比重已达到26.8%,美元份额继续下降,为63%。截至2011年3月底,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欧元所占比重上升至26.6%。#欧元问世后, 欧元区内货物贸易总值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26%增加到了2007年的33%,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由5%增加到了7%,在欧元区全部对外贸易中使用欧元计价和结算的比重占50%,在准备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和欧元区国家的邻国中,半数以上在国际贸易中使用欧元计价和结算。2000-2005年期间,欧元区国家FD I流量占世界总量的57%。截止2008年底,欧元区内FDI总量占GDP的1/3。在世界范围内,以欧元计价的国际债券总值在2004年就超过了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债券。尽管欧元因部分欧元区国家债务问题受到解体的质疑,欧元目前无疑仍是美元之外最有竞争力的国际货币。
二、人民币国际化应慎重对抗在位优势
国际强势货币都有从弱到强再弱的演变过程。强势货币获取“在位”优势,同样是新的国际货币取代其地位必须克服的障碍。前者未必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被较广泛接受的主要的国际货币,从英镑,逐渐增加到了美元、日元、欧元、瑞士法郎等。这一过程还在推进,以形成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
(一)强势货币的衰落
从美元衰落的过程,可以观察到强势货币衰落的典型轨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10多年越南战争中,美国投入了至少25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战争开支依靠大量的国外借贷,美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财政赤字累计高达1500亿美元。一些西欧国家出于对美元信用贬值的担心,纷纷要求把美元换成黄金。美国的黄金储量无法满足其他国家兑换的要求。1971年,美国不再承诺把所有美元都可以按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价格来换成黄金,美国经济随之陷入了滞胀。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滑到不足10%,国际竞争力持续下滑。美元随着美国国力的下跌本应进入衰落过程,但美国仍是最大的军事强国,使其借此抓住了一个意外机会,挽救了美元的颓势。美国和沙特达成了一项交易,以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沙特为首的OPEC主要成员国同意将美元作为唯一的一种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美国承诺对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护。作为全球期货市场上交易量最大的一种商品,只用美元交易,对美元的需求量剧增,从而强化了美元的国际地位。
此后,美国又迎来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10年IT产业迅猛发展,其劳动生产率重新进入快速上升期。$甚至在1997年~1998年间实现了财政赢余,进一步推动美元走强。1991年起,美国重新夺回世界商品第一大出口国的交椅,到2001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增加至32.5%,重回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此时IT经济泡沫被刺破,2003年美国再次发动反恐战争,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其巨额军事开支仍采用对外借贷方式筹措,美国再次变成全球最大债务国。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美国的债务总额超过了50万亿美元,几乎等于全球的生产总值。到目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二战后的一半以上降至不足1/3,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60%以上降至16%。
欧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欧国家认为美元不稳定,另外也和欧盟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欧元从1999年开始,兑美元汇率就上升至1欧元合1.18元的高位,到2004年,创下1欧元合1.36美元的新高,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开始直接购买美国国债,更是引发了美元在中长期会大幅贬值的担忧,欧元兑美元整体走强,成为美元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球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COFER)数据显示: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呈缓慢下降趋势,欧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逐渐上升,两种货币占比超过80%,构成强势货币的“两极”。
英镑和日元占比不足8%,这与英国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匹配的。19世纪时,英镑主导国际金融市场。1929年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大于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美元逐步取代英镑的霸权地位。尽管英国曾试图通过恢复金本位制重新夺回霸主地位,但大萧条的到来,使得英国在1931年再次放弃金本位制。欧盟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在经济上匹敌的对手,美国和欧盟在争夺货币霸权的博弈将长期存在。^欧元区尽管存在结构上的缺陷,但仍有可能通过更紧密的关系和整合,逐步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
(二)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角度看,贸易、资本的流动,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化,是驱动货币国际化的主线。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历史事件或环境。比如,西方国家跃入发达行列的顺序,在英国之前,曾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特别是荷兰曾是海上贸易的霸主,但其货币成为世界性霸权货币的国际环境条件未足具备。在英镑的衰落过程中,连续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影响,美元在越战、石油危机之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次金融危机将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国际霸权货币地位。
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形成,其重要的成长环境是区域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联盟。美元目前仍是全球范围最受倚重的货币,但是,也能看到欧元作为最大的区域经济联盟货币也被世界各国认可,并日益占据更大的份额。在亚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都在出现大大小小的多边自由贸易区,在其内部有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在贸易和储备方面存在相互认同和交叉持有的现象。贸易全球化正在“碎块化”,即寻求在区域内的主权国家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税、结算安排。而这些区域在某种程度上会确立区内的优势货币,即事实上形成“美元、欧元+区内优势货币”的使用结构。比如在中国的周边,就形成了“美元、欧元、人民币”共存的形态。笔者认为,这种状态对既有霸权货币的挑战是分散和多发的,进程是平缓的,相对而言,受到的阻力也会相对较小。尽管目前仍存在美元与欧元的激烈博弈,当出现了其他几个区域性货币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更容易形成平衡局面。&
区域货币是否能够持续存在,至今仍存在争议。以欧元为例,由于欧元区并非主权国家,而是若干主权国家的松散集合体,并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要依赖协调,而且没有类似主权国家的功能完善的中央银行,在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过程中,美元和欧元的应对策略和效率存在明显的差别。上述危机可以被认为是欧元国际化过程中遭遇的特定的历史性事件和严酷环境,欧元能否经受这一考验,转危为机,强化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以及加强欧洲央行的功能,是决定欧元未来命运的重大考验。
对于美元而言,并不存在单纯的货币方面改革的空间。美元的未来取决于依然强大的国力、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良好的流动性和“在位”优势。但是无庸讳疑,美国的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美元的霸权地位势必继续受到削弱。巴里·埃森格林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欧元、人民币、特别提款权、黄金等做了对比和预测,认为美元将继续衰落,但是美元即不会崩溃也不会被取代。笔者同意这一观点。
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各国货币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诸多货币的选择中,没有一个好的坏的选择,而是一个坏与更坏的选择。尽管埃森格林没有预言某种货币将很快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但他认为,虽然欧元存在种种问题,但还是能够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欧元的设计者为保护国家主权而作出的政治让步(不发行欧元债券、不进行跨境转移)难以长期坚持。一些欧盟官方机构必须“加强对国家预算的监督”。而在诸多决定美国世界地位的因素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以及其能否避免严重政策失误(如此次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失误),将决定美元的命运。眼下,对美元霸主地位构成威胁的主要国家就是美国自身。埃森格林警告称,可供美国缩小财政赤字、避免债务危机的“时间或许要比普遍设想的要短”。
在美元与欧元之外,是否可能出现亚元。笔者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这个可能性很低。如果出现亚元区,应该首先出现一个被亚洲主要经济体接受的区域性强势货币,并以此为核心,逐步实现货币的统一,这一路径可能接近欧元的形成。而在亚洲,目前没有具有足够大经济体量的自由贸易区,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相对各自独立性较强。日元随具有国际货币特征,但日本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无法提供继续的支持,人民币虽币值稳定但因不能自由兑换而缺乏国际流通性。其他货币更无法与日元、人民币相提并论。
笔者认为建立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只存在理论上的价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货币功能。*建立一种不与任何国家主权挂钩的“世界货币”,作为国际储备和贸易结算的工具。这一设想或者需要否定当前货币信用的基本假设,即需要发行体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支持;或者是需设想建立一个各国认可的“世界政府”。显然,前者是一种创新,有继续探讨的空间,而后者的全球政府,具有乌托邦色彩。超主权货币也许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超长期远景。
(三)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建议
人民币国际化随着国务院提出在2020年将上海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而加速。对此,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快慢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到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即应基本完成,也就是说,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人民币汇率实现弹性调整,人民币基本成为用于国际贸易和金融产品计价、国际储备的货币。
笔者对政府提出的这一目标有不同理解。首先,根据其他货币的国际化对比分析,人民币国际化也需具备基本的要素。而实际上,人民币即便用于贸易结算,仍未能被广泛接受,更遑论成为较普遍接受的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任何拔苗助长的做法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再者,应对中央政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提法做出准确解读,这个中心到底有多国际化,决定因素除了国家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届时的国际地位。是届时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决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不是反过来,由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去确定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错解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1. 人民币国际化应体现在其国际贸易计价、国际清算以及国际储备中的比重
人民币国际化语境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表现为本币贸易、清算和定价中的核心能力和地位。我们看到,尽管已经在中国全境开放了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从2009年以来,人民币贸易结算累计达2.05万亿元人民币(合3200亿美元),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涉及中国内地和我国香港地区以外的企业。根据全球支付系统Swift的数据,80%以上的跨境人民币支付与我国香港地区有关。人民币跨境支付交易中,只有8%是“真正对外的”,也就是说交易的一方来自中国内地和我国香港地区以外的地方。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在全球买方市场下,净进口国在选择何种货币结算时更占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净出口国,人民币计价的话语权还有待建立。这与中国产品出口的结构有关,如果不扭转出口原材料和低附加值商品,进口资源品和高附加值商品的状况,很难转变这种状况。这需要一个非常长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技术创新积累过程。
国际清算则需要足够大规模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市。目前还只是开放了离岸人民币债市场,2007年7月第一支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2009年,外资银行汇丰银行(中国)及东亚银行(中国)获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2010年,麦当劳成为首间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外资企业,亚洲开发银行 (ADB) 来港发行的12亿元10年期人民币债券, 成为首个具有AAA评级的国际金融机构发行的首只10年期人民币债, 有助于深化境外人民币债市并完善其息率曲线。截止2011年12月,已有84家机构在香港发行了1040亿元的人民币债券。尽管人民币正在成为亚洲部分国家的储备资产中的一个品种, (但无论从数量、比例还是从国别上看,都还不能说明人民币的国际储备功能正在形成。多数这么做的国家的动因是出于“外汇储备多样化”的需要。一个好的信号是,日本近期表示正在和中国政府协商,可能分期购买最多100亿美元的中国国债。) 对中国来说,这将是人民币首次成为发达经济体储备货币。严格地说,人民币只要未能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其国际清算和储备功能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在中国金融体系还存在很多缺陷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代,更应审慎推进。
2.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仍以大力推动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为主要工作
这是人民币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远非货币国际化所要求的高效率的金融市场。有学者研究发现(Levish, 2002),离岸市场的发展不是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关键货币的因,而仅仅是果。而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初始阶段,不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在岸市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以欧元为例,货币统一为欧元区国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跨国金融市场,80%左右的债券发行都是欧元区成员国。由于欧元区内的一国经济主体在另一国发行的债券被作为离岸市场发行额计算,因此欧元离岸市场本质上是在岸市场。欧元的崛起与这个庞大在岸市场有紧密联系。然而人民币在岸由于外汇管制等制度原因,短期内无法扩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体制外的尝试,与在岸人民币形成了“双轨”并存的情势,特别是香港离岸市场的建立,有助于近距离观察两个人民币市场的互动和影响,为人民币全面开放积累经验。
有学者从历史经验中发现(宋则行和樊亢,1998;艾肯格林,2009),在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关键货币的过程中,特别是其国内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初始阶段,都采用的是“资本输出+国际卡特尔/跨国企业”模式。例如,在一战前英国对其殖民地输出资本,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的资本输出以及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这值得人民币仿效。当然,“资本输出”目前可以主要考虑巨大的国内外汇存量,而在资本货物和技术方面,输出目的地还只能局限在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笔者认为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投资,或者说“以获取竞争优势为目的”的直接投资是需要的,这种逆向投资更有助于较快地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边逐渐转移到更加多样和层次更高的“资本输出”阶段。
3. 以史为镜,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我们需对一些重要问题有清醒认识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只是达到终极目的的手段之一。提高国家竞争实力和建立可持续的国家发展机制,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人民币会在这个过程中自动走上国际化道路。第二,人民币国际化应该循序渐进,先充分实现区域贸易结算功能,借助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试验,以开放促改革,推动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过渡到汇率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建设更强大的人民币在岸市场。第三,在国内金融改革远未完成的时候,不能为了国际化而贸然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尽管这样做,会形成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跨境套汇、套利方面的投机活动,造成对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干扰和损失,这是难以避免的,通过严格监管,将其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这是应支付的代价。第四,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香港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独立的货币,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形成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环境,也避免了人民币国际化试验可能对香港货币金融系统的冲击。港元是否继续与美元挂钩,还是换成与一揽子货币挂钩,甚至与人民币挂钩,仍需要根据发展的情况做出判断和调节,任何预设的立场和结论都是草率的,会对香港的经济体系造成重大冲击。港元的地位问题,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会自然得出结论,对此无需过于担心或急于做出改变。
人民币国际化没有现成的路径可走,也无法预先划定或者设计整体解决方案。我们从国际对比研究中找到的共性特征,可以看到,任何一种货币成为关键国际货币,至少需要30年以上的时间,中间还可能出现各种复杂的未能预见的事件或环境冲击。人民币国际化启动的时点正值全球可能陷入深度衰退之时,难免要受到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将是漫长和崎岖不平的,对此应有理性认识和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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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国际视角 篇8
1. 国家在政策层面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确立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针
为推动地方院校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2004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2003年-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发[2004]5号)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国家教育战略的关键环节;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并提出了一系列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具体措施和机制。
2. 地方本科院校是以教学为中心的应用型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时代,高等教育日趋发展为三种类型:即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以教学型为主的本科院校,首要特点在于确定教学中心地位,以专业性人才培养模式体现应用型教育的鲜明特色。地方院校是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的主体,要面向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行业培养人才。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属于地方应用技术型院校,针对应用技术型院校的特点,我们提出了高素质、强能力、重应用的人才培养观念,确定了“理论够用、学以致用,能讲会干”的人才培养指导思想和原则。
3.21世纪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是培养国际化的人才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纪。人才培养必须放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进行思考,走出校门就是国际竞争的大门,每个竞争都是国际竞争。国际化应该是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在质量上更要强化学生国际化的竞争力,使学生真正能够跨文化交流,在与国际人才同台竞争中,彰显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国际贸易专业2007年开始招生,现有在校学生200多人,在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一直是我们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国际贸易专业要具有竞争能力就应具有国际化特色,培养的国际贸易人才会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眼光,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学生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国际贸易专业技能。
4. 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国际贸易专业国际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广阔的需求空间
2009年,国务院批复长吉图开发开放区建设规划,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边境贸易区主要构建中日韩俄双边、多边跨国自由贸易区。是构建集贸易、投资、出口加工、国际物流等为一体的多功能自由边境区,长吉图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的意义在于加强中国与日韩,乃至整个东北亚区域各国全方位的国际经贸交流。
拟建的中日韩自贸区是东北亚区域经济规划区,使中国更多地接受日、韩先进技术,根据中日韩2020展望,中日韩未来的合作经济主要在三国之间贸易、物流、投资、金融等领域展开,经济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看,中国对日韩的经济贸易会不断地扩大,对日、韩贸易人才的需求将呈上升趋势,国际贸易专业具有良好外语水平和较强专业应用能力的学生,将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选择。根据《中国人才蓝皮本2010》预计,2010外贸人才需求达79万,而中国每年高校经济类毕业生在13万人左右,即使13万人全部从事外贸工作,供应缺口仍然很大,并且未来外贸人才需求还会增加。
5. 从用人单位对外贸人才需求看外语水平的高低是企业招聘学生的首要条件
通过对中华英才网、前程无忧等国内几大招聘网站调查得知,各企事业单位对国贸专业的网上招聘要求很高,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英语要求颇高,一般为英语六级以上水平,口语要好,表达流利,有国际贸易经验,熟悉海外市场,熟悉国际贸易整个流程,具备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从人才需求我们可以看到,单一性的人才已无法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掌握几项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已日渐成为趋势,提高人才培养的外语水平对能否加强我国与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开发国际市场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二、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从国际化人才的内涵特征看,2003年的亚洲大学校长论坛提出:“国际化人应该是能够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能够利用某种工具或途径进行跨国交流与服务,并且在某一专业、领域内具有一定专门知识或能力,基本通晓国际行业规则的人才。国际化人才需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具有全球视野,二是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三是熟悉国际规则,四是具备较强的运作能力。
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应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本着“立足国际、面向地方、突出特色、着眼未来”的理念来设计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将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立足国际,面向吉林省和东北亚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熟练掌握英语、日语或韩语沟通技巧与能力,具备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水平,具有国际商务谈判能力,能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日资和韩资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领域从事国际贸易、经济管理、国际谈判、外语翻译、教育教学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以东北亚区域经济为着眼点的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突出两个特色:一是英语双语教学和外教口语特色;一是采取分班教学的小语种特色(日语和韩语)。
三、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化人才课程培养模块的构建
1. 双外语特色课程结构模块(下表)
(1)英语双语教学和英语口语模块。英语双语教学模块和英语口语模块是必修模块。在开设大学英语课程的基础上,在国际贸易学、国际营销学、国际商法等主要专业课中尝试进行双语教学。增设商务沟通英语,外教口语课,提高学生口语交流水平。
(2)日语和韩语教学模块。日语和韩语教学模块是任选模块。在学生入学时分成日语班和韩语班,在英语教学的基础上分班进行日语和韩语教学,主要侧重语言沟通与交流。
2. 双外语特色课程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模式是教师在课堂上针对学生学习而使用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上对不同学生而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模式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国际贸易专业特色课程教学模式主要采取“语言精读+口语交流+素质拓展”的教学模式。
语言精读主要是通过精读教材,扩展精读范围,由教师采用研讨式、启发式、音乐渲染,创造情境导入、游戏导入等多种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多开展合作式的交流活动,提高和锻炼学生的英语写作和应试能力。
口语交流,课堂上与外教进行口语沟通,采用角色扮演、讲英语故事的方法激发学生练习口语的积极性。并通过第二课堂的外语角和外语社团来加强口语训练,使学生口语达到自由交流的水平。
素质拓展主要是组织学生参加省级和国家级的英语大赛,增强学生的英语水平。开展多种多样的学生课外外语活动,提高学生外语能力和水平。比如:外语歌曲比赛、外语辩论会、外语诗歌朗诵、外语演讲、外语短剧等活动。在丰富学生文化生活的同时,提高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双外语特色课程效果评价模式
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制度是检验人才培养效果的重要尺度。双外语特色课程效果评价的模式包括英语模块的评价和日语和韩语模块评价模式。
英语模块的评价模式是“大学英语四级证+商务英语证”作为学生的毕业的条件之一,对于省级以上英语大赛获奖学生和考过大学六级的学生优先推荐工作。
日语和韩语模块的评价模式是“日语和韩语三级证”作为学生毕业条件之一。考过日语和韩语二级证的学生优先推荐工作。
四、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实现的途径
1. 建立国际贸易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创新实验区
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需要学校领导高度重视,任课教师全员参与,成立由企业参加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订。以人才培养实验区的形式在新生年级进行实践,在实践中根据需要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2. 加强对教师的培训,重点放在双语教学教师的培养
要重视教师执教能力的提升,组织教师积极参加进修培训、学术交流、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形式提高业务能力和研究水平。对外语教师定期进行外语水平的测试,选择外语教学水平较强的教师进行教学。对专业教师要提高双语教学水平,定期去外贸企业培训学习,以适应双语教学的需要。积极争取多种渠道聘请外教上课,提高学生外语交流水平。
3. 联系日资和韩资企业,为学生创造多元化培养条件和就业渠道
在东北亚区域内联系国际贸易企业,重点放在日资、韩资企业,安排学生的专业实习,增加毕业生就业的渠道,实现校企合作,并为国际化特色的人才培养效果提供检验的场所。根据学生就业后的职业发展和企业用人反馈,对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块进行修订。
4. 加强国际交流,联系日本和韩国大学,互派交流学生
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教育,让学生更多了解国外大学的教学优势和地域文化,全面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意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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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买琳.高职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与构建[J].职教论坛,2014.
从关联理论视角看国际广告的翻译 篇9
1 广告与广告翻译的现状
语言学家库克曾经在书中写到:无论在大街上行走, 逛商店, 还是在看电视, 浏览邮件时总是与广告不期而遇;无论是独自一人或与家人朋友一起时, 广告总在我们身边, 就好像是我们正在使用的一个品牌牌子 (1993) 。由此可见广告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铺天盖地, 无处不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国际广告更起到国际交流的作用, 成为传播不同国家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什么是广告?广告的定义多种多样, 其中比较权威的当属美国广告协会对广告的定义:广告是付费的大众传播, 其最终目的为了传递情报, 改变人们对广告产品的态度, 诱发其行动而使广告主获得利益 (崔刚, 1993:1) 。所以广告是一种特殊的实用性文体, 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这就决定了广告翻译也不同于其它文体的翻译。
如今, 广告翻译成为翻译界的热门, 引起翻译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的外国品牌广告已被译成众所周知的汉语广告。如:Enjoy Coca-Cola. (Coca-Cola) 请喝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 ;A diamond lasts forever. (De Bierres) 钻石恒久远, 一颗永流传 (第比尔斯) 。这些广告的译文可谓是成功的, 因为译语广告的受众已耳熟能详, 起到了诱导受众付诸行动的作用。但是, 广告翻译却始终没有统一的指导标准, 以往的翻译理论无法解释这种特殊文体的翻译过程。
2 关联理论对广告翻译的诠释
关联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的与交际、认识有关的认知语用学理论, 主要研究交际中的推理本质。其中三个基本要素——明示推理过程、认知语境、最佳关联, 有效地解释了广告翻译的过程, 并对以后的广告翻译实践起到指导性作用。
2.1 明示—推理过程
关联理论翻译观把翻译看作涉及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方面的交际行为。广告翻译也可被看作是一种涉及三方的交际行为, 具有双重的明示推理过程 (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 , 译者在其中扮演双重角色, 既要推理又须明示。说话人 (原语广告) 把信息明白的展示出来, 听话人 (译者) 根据说话人 (广告主) 的明示行为, 结合语境假设推断说话人的交际意图, 把原语广告转变成译文;译者再把推断出的信息结合译语受众的语境以译语广告的形式明白地展示出来, 听话人 (译语广告受众) 结合语境假设进行推断, 达到交际的目的。
2.2 认知语境
由于国际广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 东西方认知语境 (cognitive context) 也存在差异。在进行广告翻译时, 由于认知语境发生变化, 译文广告语对受众的影响很难达到原语广告对受众影响的等同效果。因此, 广告的翻译应抓住产品销售市场消费者的心理和需求, 在广告受众的认知环境下获取最佳的语境效果, 把信息有效的传递给消费者,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侧重广告受众的认知环境, 不能一味追求表面词句的对等。
2.3 最佳关联
Sperber和Wilson (1986:158) 认为:“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在不同的认知环境下, 译文广告很难保持与原文广告的等效性。即使保持了等效性, 这种翻译方法往往会与以往的翻译理论发生冲突, 对其中的翻译过程也无法作出解释。关联理论的最佳关联性原则 (the principle of optimal relevance) 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难题。一则优秀的广告在原文语言上无疑是很成功的, 但如果在翻译时忽视了原文语言和原语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的寻求, 一位的追求字面的对等, 就不一定能达到原文的效果。人类的交际行为都会产生一个最佳相关性的期待, 即在广告翻译的第一环节中, 译者要在和广告主共知的认知环境中寻找出原语广告与原语语境的最佳相关性, 通过推理从而获得最佳语境效果, 实现交际的成功。在接下来的翻译中, 译者首先要在和译语受众共知的认知环境下寻求与译语语境最佳相关的译文, 把信息明确的传递给译语受众, 使译语广告达到与原语广告同样的语境效果。
结语
广告是一种特殊的交际行为, 其目的性非常明确。从认知语用学来看, 广告是一种语用行为。所以其翻译不同于其它文体的翻译, 不能单纯的用以往的翻译理论来指导广告的翻译。关联理论属于认知语用学的理论, 它虽然不是翻译理论却能从语用角度来指导广告的翻译, 有效地解释广告翻译的过程。作者通过分析多种翻译策略及其译例得出:几乎所有立足于关联理论之上的广告译例都是很成功的。随着国际广告日益增多, 关联理论在广告翻译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待进一步的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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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国际视角 篇10
概念界定。公平贸易, 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运动, 在贴有公平贸易标签及其相关产品之中, 它提倡一种关于全球劳工、环保及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标准, 其产品从手工艺品到农产品不一而足, 这个运动特别关注那些自发展中国家销售到发达国家的外销。
二、国际贸易中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1. 倾销。
“倾销”, 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定论。一是价格;二是成本。由于成本无法准确计量, 故现行市场上主要以“价格”作为评判标准, 即出口国产品的出口价值低于正常价值。
历来, 实施倾销的国家在人道主义上备受指责, 反倾销战争也此起彼伏。就中国而言, 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平均每7起倾销案中就有1起与中国有关。那么, 中国是否真的像指控中那样“十恶不赦”?
在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况下, 企业最大的利润点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之处, 且若平均价格能大于平均成本, 则企业能有利润盈余。故基于打开外国市场且又保证公司总体盈余的基础上, 一些商家则使出口价格低于正常的国内价格。此外, 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平均工资远小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使其平均成本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故在某些情况下, 低价不能绝对性地认为是倾销, 恰恰相反, 反而是一种正常的竞争行为。
2. 补贴。
补贴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对于出口补贴, 无论大国还是小国, 消费者均受益, 生产者均损失, 从出口国的整体利益去考量, 为受损。其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 进出口国相同产品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且进口国产品极有可能受到损害;其次, 向进口国输送同一产品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得到补贴的国家, 因此具有不公平的价格优势。
补贴还包括国内补贴, 其效果等同于关税。国内补贴使补贴产品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在国内市场上销售, 从而增强其在国内市场对进口同类产品的竞争力。通过政府补贴, 人为地降低成本, 增强竞争力。而关税则提高了进口产品的价格, 降低了产品竞争力, 达到了保护本国产品同样的价格。
然而, 补贴虽保护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 但大大损害了国际贸易制度, 恶化了贸易条件, 不利于长远发展。
3. 进口配额。
进口配额是对可能进口的商品实行直接的进口数量限制。如美国对进口的干酪实施进口配额, 这种限制通常以向一些个人和公司颁发进口许可证来得到实现。在实际生活中进口配额一方面总是抬高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另一方面拥有进口配额许可证的商家能够从外国购买进口品并在国内以高价出售, 赚取差价。信息的不对称, 配额量不合理, 配额发放标准不合理或者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均有可能再次增加进口配额的不公平性。
此外, 关税减让以及非关税壁垒削减而引起的进口激增等都加剧了不公平贸易的产生。
三、实现公平贸易的博弈分析
结合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简单的推论:任何国家在推动产品出口时都极力推崇贸易自由化, 而在大量进口商品冲击国内市场时则都强调贸易保护。如果正如推论所说, 贸易双方是互相受益还是互相受损呢?为什么总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国际谈判来降低关税从而促进贸易自由化, 以上正满足了经典博弈理论的基本假设及结论。分析假设有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 其收益矩阵为:
由图可知, 此博弈的纳什平衡为{贸易保护, 贸易保护}, 即形成了所谓的囚徒困境, 故作为理性的日本和美国来说, 他们有必要达成一个协议, 来改变对方因博弈而导致的“囚徒困境”, 从而来维持自由贸易, 增加两国的福利。
在以上的贸易谈判博弈模型中, 我们得出结论, 贸易合作博弈均衡的稳定性强于贸易战博弈均衡, 且贸易条件较好的一方将会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推动贸易谈判和合作, 从而分享到更多的合作剩余。
由于经贸合作能产生合作剩余, 合作均衡符合“帕累托条件”, 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最大的利益, 故加强经贸互动也能促进贸易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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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国际视角 篇11
【关键词】国际创业;组织学习;战略
一、组织学习视角下国际创业研究述评
知识和学习在公司国际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在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国际化过程理论和国际新创企业研究中都把组织学习作为影响公司国际创业的主要因素。本文从组织学习的视角对国际创业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分析了研究现状。
1、组织学习与国际创业过程
(1)组织学习会促进公司国际创业
首先对特定外国市场知识的更新和开发,会减少开发市场的成本,促进公司的国际创业。Eriksson等(1997)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国外市场的知识可能会减少进一步国际化中识别的成本,因而导致公司有更强进入那些市场的意图。而更重要的是,公司在国际创业过程中不同的组织学习会带来绩效上的差别。Zahra等(2000)发现公司国际创业会带动技术性学习,从而积极影响公司或许运作过程中的绩效。
(2)组织学习对国际创业活动的有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国际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利用公司自身先前拥有的知识,根据在国外市场的活动加工和产生新的知识,然后这些知识通过特定的组织路径被吸收和共享(Anderson等,1999),从而使公司不断做出调整,合理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环境。但是也有研究指出,虽然多样的国际化运营带来广泛深入的知识获取,但是也会减缓组织学习的速度,当国际扩张不是以正常的速度进行,公司就不能吸收新的知识发挥过去经验的作用(Zarhra等,2000),所以公司国际创业的过程要与把获取的知识整合到企业当前的商业活动同步。
2、组织学习与国际创业战略
(1)组织学习有助于有效的实施竞争战略
因为对竞争激烈并且持续变动的国际市场环境来说,提供快速有效反应的能力本身就包含着战略的实施(Beer等,2005),组织学习作为一种动态能力,就成为公司充分利用环境机会和避免威胁的重要基础。公司的国际创业和多样化的国际市场可能会给公司提供更好的机会去获取有价值的环境信息和经验,但组织学习能力为应用和理解这些经验提供了基础。
(2)组织学习是影响公司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
首先结合能力和组织学习的观点来看,国际化是与战略调整紧密联系的,因为有来自国际化的压力和学习的要求(Hitt等,1997)。另外,从组织学习的视角看待战略调整,鼓励更加关注环境,探索新领域进而从多样化的资源中收集信息的活动可能积极地影响战略调整(Hambrick等,2006)。因此公司最好能够发现环境中的变化,获取新的知识,改变固有思维模式,彻底更新组织管理,使战略调整成为可能。
3、国际创业企业组织学习的影响因素
(1)公司的知识整合能力影响组织学习
学者们认为出现公司层面的组织学习通过如下两个过程:首先从外部获取基于知识的资源,然后在公司内部整合与开发基于知识的资源产生新的知识(Agarwal等,2004),所以说知识整合能力是组织学习的重要因素。Zarha等(2000)研究发现知识整合能力在国际创业企业的国际扩张以及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和企业组织学习的深度,速度和广度之间起中介调节的作用。
(2)创业导向与国际创业企业的组织学习紧密联系
创业导向影响了组织学习创造和整合知识的特殊过程,Zahra等( 2006)认为创业导向会使组织成员更好地融入到组织学习中来,从而促进内部信息与知识的顺畅交流,产生对组织有用的知识成果。另外创业导向也可以帮助国际创业企业构建组织的文化和能力,提高将来出现重复学习的机会(Anderson等,2009)。综上所述,创业导向和知识整合能力可以作为影响国际创业企业组织学习的前因变量。
二、研究现状评价
在知识经济时代,公司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企业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来应对诸多不确定性,所以很多学者意识到组织学习的重要意义,可以为国际创业研究提供新的视角。Javier等(2011)把组织学习作为公司国际创业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组织学习是影响国际创业的关键,因为它提升了公司管理国际创业活动的潜力。公司现存的知识也决定了公司市场的选择、进入市场的模式、进行国际创业的速度,还有应对国际创业不确定环境的能力(Liesch和Knight,1999)。国际创业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学习不断积累国际市场知识,从而形成竞争优势。
虽然组织学习视角的国际创业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但是也存在着研究的不足。首先,传统的国际创业理论以寻求知识为动机进行国外扩张的实证研究是很缺乏的。其次,组织学习是公司进行国际创业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但是国际新创企业在国外市场的学习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处于理论框架的完善阶段,缺乏在特定情境下的实证研究。
对于今后的研究发展,必将有更多的学者对组织学习与国际创业影响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地实证分析。将来的研究应该注重国际创业公司如何把国际商务活动的学习转化为国际创业能力,以及国际化知识在国际创业过程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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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的国际视角 篇12
1 模型分析
假定在小型开放经济条件下, 一国居民消费单一的贸易商品, 汇率盯住主要贸易伙伴, 由购买力平价定理决定。该国居民有四种可完全替代的资产选择, 即本币、外币、本国债券和外国债券。
国内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
该国国内的货币构成由货币当局持有的外汇储备和国内信贷总量组成, 即:
其中, 为货币当局的外汇储备, 为国内信贷总量。而国内信贷总量以固定的比例增长, 即:
由购买力平价定理可知:
由非抵补的利率平价可知:
将 (2) 和 (4) 代入 (1) 得:
因此, t时期的外汇储备为:
假定在T时期, 本币贬值, 也就意味着“影子汇率”大于固定汇率, 此时投机者会抛售本币, 固定汇率就会崩溃, 投机者就能获得投机收益。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 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金融体制的不断健全可以使得货币危机减少, 进而对本国的实体经济的冲击就会减少。
2 实证研究
从上述的理论部分, 可以看出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会造成货币投机的出现, 进而会出现货币危机。投机者可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 利用利率、汇率和境外融资等, 进行投机行为, 进而获得投机利润, 这就势必会对本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危机, 也就会引发投机风险, 造成货币危机。
本文以2007~2012年的月度数据, 从金融市场来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汇率的变动使得投机者利用投机机会来获得投机利润, 进而讨论对人民币造成的货币危机。本文主要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 研究给人民币汇率一个冲击, 会对我国的金融市场造成什么影响。因此, 本文选用时间序列分析, 以国内信贷量为因变量, 以境外人民币存款比例、外汇买卖比例、境外同业间存款比例、境外同业间贷款比例、汇率和存贷款利率差为自变量, 研究汇率的变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为保证时间序列具有相同阶数的平稳性, 对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 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的结果见表1所示。
从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 外汇买卖比例和境外同业间存款比例的原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说明这两个时间序列是平稳的过程, 即I (0) 。其他变量的原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均是非平稳的序列, 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则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显著的, 说明这些变量均是单位根的过程, 即I (1) 。鉴于此, 为保证所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稳定性, 本文选用所有的具有I (1) 过程的时间序列进行建模分析。本文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矩阵形式为:
本文依据最小AIC信息准则和LR准则, 确定VAR最小滞后阶数为五阶, 因此, 建立VAR (5) 模型。脉冲效应分析只有在VAR模型满足平稳的条件下才有意义, 因此先对VAR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见下图1。从图1中可知, 所有的特征根均位于单位圆内, 说明VAR模型是稳定的。
在VAR模型稳定的条件下, 以汇率和存贷款利率差为冲击源, 以国内信贷、境外人民币存款比例和境外同业间贷款比例为反应源, 即给汇率和存贷款利率差一个标准差的冲击, 会对国内信贷、境外人民币存款比例以及境外同业间贷款比例造成的影响, 进而对我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影响。
当给汇率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时, 国内信贷在当期变动比较小, 并呈现出减小的趋势, 在滞后二期下降, 随后国内信贷不断的增加, 到第八期达到最大, 之后会有所下降, 但仍然比较高。这说明, 给汇率一个向上的冲击, 意味着本币处于贬值的阶段, 造成国内信贷不断的增加。由于国内信贷的变动率与外汇储备的变动率相同但方向相反, 因此外汇储备不断地减少。这就意味着, 投机者是以投机目的, 当汇率出现上升时, 投机者会大量的抛售人民币, 这势必会导致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危机。当给汇率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时, 境外同业间贷款比例在滞后一期会上升, 随着滞后期的增加, 汇率对境外同业间贷款比例的影响不断地减弱, 大概在滞后六期几乎没有影响, 但六期以后会产生一个负向的影响, 负影响不断的增加。当给汇率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时, 境外人民币存款比例小幅度的下降, 之后不断的上升, 到第六期达到了最大值, 随后不断的下降。这说明, 当给汇率一个标准差的冲击, 国内信贷、境外同业间贷款比例和境外人民币存款比例均是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当投机者以投机为目的时, 当汇率上升, 投机者会大量的抛售人民币, 造成国内信贷的膨胀, 从而造成外汇储备的大量减少, 进而会引起人民币危机的存在, 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很大的不稳定。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当给存贷款利率差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时, 国内信贷不断的增加, 第三期到第五期虽有小幅度的下降, 但总体的趋势仍是上升, 并趋于稳定的状态。这说明, 存贷款的利率差变动时, 国内信贷增加的幅度比较大, 但之后会呈现出稳定的状态。当给存贷款利率差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时, 境外同业间贷款比例的变动几乎呈现出稳定的状态, 虽有小幅度的上下波动, 但总体上是处于稳定状态。当给存贷款利率差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时, 境外人民币存款比例的变动为先上升后下降, 说明当我国存贷款利率差比较大时, 境外人民币的存款会比较大。
目前人民币处于不断升值的阶段, 也就是说汇率处于下降的阶段, 使得外国的居民为了保持自己的财富免受损失, 会把本币换成人民币以保值。如果此时投机者在当期进行投机冲击, 大量地抛售人民币, 投机者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投机收益。这就会造成人民币汇率突然上升, 人民币突然贬值, 随之国外的居民也会把人民币再换成坚挺的其他外币或者本国的货币, 以免受到人民币贬值的损失, 这样在金融市场上就会形成大量的抛售人民币的现象, 最终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大量的减少, 也就会造成我国的人民币危机。
3 结语
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金融市场的开放和规模的逐渐扩大, 会增加投机风险, 进而也就会增加货币危机出现的几率, 势必会引起国际热钱大规模的流入我国。国际热钱是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国际热钱在金融市场出现, 会加剧通货膨胀、造成恶性的资产流动性过剩, 进而会引发所谓的泡沫经济[4]。同时大规模的货币资金的逆流, 会造成本国经济的剧烈的动荡, 甚至会引发货币危机的出现。
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深化, 进一步促进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进而推动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同时一个发达且完善的金融市场, 也会为本币的国际化进程提供必要的环境和平台, 因此扩大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 将会使得更多的贸易结算和国际融资使用人民币进行, 这也就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 进而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5]。据Rishi Goyal等人的研究表明, 当金融规模处于中间阶段时, 货币危机出现的几率最大。也就是说, 随着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 货币危机也会不断的加大, 但是当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也就是金融市场比较有效和完善的时候, 货币危机就会减少。因此, 要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和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使得我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规模稳定并且强大。
随着人民币升值趋势的不断加强, 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地扩大, 交易量逐年增加, 同时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市值也在快速增长。一些境外的国际热钱势必想进入我国以获得利益, 随着利率差、汇率差以及境外融资成本比较低等因素使得套利资金的净流入有所增加, 境内的企业进行境外的融资活动日趋活跃。但是, 由于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有比较严格的限制, 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 目前我国的热钱规模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规模来说, 占的比例比较小, 还没形成规模集中的流入。虽然从近期来看, 我国造成热钱的危机比较小, 但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 投机风险和货币危机的出现很有可能, 势必要求尽快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适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发展的要求[6]。因此,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 鉴于货币危机发生的机制, 应严格的限制与生产无关的非居民的借款,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投机, 减少货币危机的出现。同时对人民币资金流出的总量和规模进行适当的控制, 减少人民币价值的波动, 通过总量控制可以有效地防止境外大量的人民币兑换成外币和人民币回流到国内。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资本流出渠道不断的增多, 应促进资金之间的合理的流动, 有效管理和合理监管人民币跨境流动业务等, 加强外汇管制, 有效地防止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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