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视角（共12篇）
社会网络视角 篇1
现代企业创新行为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单个企业不可能在其内部获得创新所需的全部知识及所有资源,特定信息、知识、资源需要逐步共享,且随着市场竞争加剧,专业分工向纵深发展,技术研发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创新周期缩短,创新成本和技术复杂性增加,企业主体间联系和依赖加强,企业必须从封闭式独立创新走向开放式协同创新,创新模式也要求从简单的线性模式向交互作用模式或网络模式演化,创新网络应运而生,并被认为是企业适应市场竞争变化,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必然选择。
1 传统治理机制在网络治理中的局限性
企业创新网络是由多个企业及其相关组织(大学、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在交互式作用中建立起来的,以知识交流、共享为基础,以激发或促进创新为目标,松散耦合的动态开放新型技术创新合作组织[1]。王大洲(2001)认为,企业创新网络的运行需要解决三个困境:其一,如何激励网络成员分享知识,并防止知识外溢给网络外部竞争对手?其二,如何防止搭便车行为?其三,如何降低发现、评估和转移各种知识尤其是难言知识的成本[2]?这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创新网络进行治理的问题。
在传统的治理机制中,市场与科层是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治理机制。市场治理的机制是“价格机制”,层级治理的机制是“命令机制”,网络治理机制的本质是成员间的互动、协调及资源的整合。网络是介于科层与市场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但由于网络内的组织都是独立的法律实体,因此传统的科层治理的命令机制受到限制;网络内的组织又在为获取协同效应相互联系,因此市场治理的价格机制很难奏效。威廉姆森富有远见的提出,治理机制包括层级机制、市场机制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机制”,当交易双方没有资产依赖性时,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治理机制,随着资产依赖性的逐渐增加,治理机制依次从混合制转向科层制[3]。遗憾的是威廉姆森没有对“混合制”作出深入的解释,但“混合制”的存在明显标志着科层与市场两种治理机制的不足。本文认为这种不足体现在对实践中创新组织形态的动态演化和学理上社会网络嵌入性的忽略。创新组织形态从单个企业发展到跨越组织边界甚至国界,网络化的组织形态对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社会网络嵌入性要求重视经济活动的社会本质,必须将信任、声誉等纳入到可行治理机制中去。
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野里,网络被看作一种治理方式,人们致力于解释各种替代的治理形式如层级、网络、市场等的相对效率及其经济合理性。但这种方法假定机会主义是一种标准的行为方式,并隐含地将每次交易看作孤立发生的事件,没有认识到任何交易都嵌入在此前关系的历史和更广泛的关系网络之中[4]。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而自利的,很少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也主张不论在早期社会或现代社会,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行为与制度,可以从理性与独立个人的自利动机中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但完全竞争市场和完全对称信息只是一个假设;商业关系与社会关系互相浸润,尤其是商场精英间的纽带无处不在,在中国尤甚。
2 创新网络治理机制的制度释义
治理的本质含义是对社会、经济系统内各种关系的协调,具体可分为结构观、过程观和制度观等三种视角,治理“结构观”侧重于系统内主体的权力结构安排,“过程观”依赖于情境的系统协调过程,“制度观”指系统主体间协调所遵循的各种规则,即治理机制[5]。威廉姆森将治理机制定义为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一次交易或一组相关交易得以完成。青木昌彦的制度观认为制度是博弈参与人在博弈规则下的策略均衡,制度既可以是内生的也可以是外生的[6],所以制度不一定都是外在“设计”的。当网络治理中特有的关系影响到经济主体决策行为时,他就是某种制度的体现[7]。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以使机会主义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从而达到约束的目的。但契约具有不完备性,而且在网络组织中,对于被治理的对象而言,并非多数情况下都涉及权力的控制问题,而是成员之间通过合作性的协作方式,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7]。信任、互惠、声誉、文化等能够使公司在治理网络关系时减少对契约与股权治理结构的依赖。格兰诺维特指出,制度设计并不产生信任,而是取代信任,唯一能产生信任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有学者对社会网络嵌入视角下的信任机制、声誉机制与互惠机制等有不同的归类方法,如非正式制度安排、关系契约、非正式规则等。笔者认为信任可以作为一种“内生制度”在创新网络治理机制中担当角色,内生动力是组织效率提升的自适应过程。尽管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思想是被格兰诺维特作为“低度社会化”批判的对象,但在博弈均衡制度观下似乎是可以调和的,正如青木昌彦所言“对制度的定义无所谓正确与否,只是体现了理论家的偏好”。这种内生性的制度和外在设计的制度共同作用于创新网络的治理,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3 基于社会网络嵌入性的创新网络治理机制
3.1 社会网络嵌入性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经济史学家波拉尼提出。他认为人类经济活动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1985年,格拉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从此以后,“嵌入性”视角得到广泛重视,并成为目前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格拉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的核心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8]。社会网络分析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性限制来解释行为,而不是行动者的内在驱力。
格拉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理论的经典分析框架:结构嵌入性和关系嵌入性框架。结构嵌入性从网络成员间相互联系的总体性结构出发,强调网络的整体功能和结构以及网络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在结构嵌入性研究中,博特提出的“结构洞”观点认为,企业在网络中拥有的结构洞的数量越多,企业在整个信息传递网络中占据的位置越有利[9]。关系嵌入性的研究视角集中于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它是以双边交易的质量为基础,表现为交易双方重视彼此间的需要与目标的程度,以及在信用、信任和信息共享上所展示的行为[10]。行为主体间的紧密程度、信任、合作规范、对未来价值的预期以及通过资源交换、组合参与知识创造的动机对企业当前的经济绩效和未来合作都有直接影响[11]。
3.2 结构嵌入与创新网络治理
结构嵌入是网络整体结构和布局,以及这些结构怎样影响行为结果。作为一种更为有效的网络成员间的信息传播方式,结构嵌入可以看作成员间双边共同合约相互连接的扩展,这意味着网络内除了双边关系,还与第三方有同样的关系。这使得网络内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连接,并形成以系统性的关联结构。因此,成员行为会受声誉机制的控制,成员间不愿意相互欺骗,因为这个成员与共同的第三方成员相联系,这些共同的联系会影响到他们的行动。通过第三者间接联系可以发挥信息通道的作用,成为一种阻止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当共同的第三者与其他两个合作者建立了可信任的关系,通过这些社会关系可以传递可信的信息,并通过这些社会联系流动,通过共同的第三者提供的经验信息,合作双方可以对彼此有更好的了解和评估。一个企业如果存在欺骗行为,将很快会通过网络传播开来,其它网络成员会重新评估这个合作者,并在未来不会信任这个合作者,潜在的制裁包括失去交易的机会和良好的声誉。失去信任带来的损失阻止了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持续的互动关系,企业不仅仅能够彼此了解对方,而且能发展出共同的行动标准以及基于知识的信任。
琼斯认为,结构嵌入包含着四个主要因素:宏观文化、限制性进入、声誉与集体许可。结构嵌入的四个因素对网络治理机制具有综合的作用。宏观文化是指一个在思想、价值、产业特色、职业知识上广泛共享,并能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指导网络成员的行动与创造特征性的行为,此外,宏观文化还是成员间交流的特色语言与原则的隐喻理解的桥梁,是意识形态、价值领域上整合的前提,文化因素上的默认越多,则互动的频率就越高;限制性进入可减少协调成本,合作伙伴的选择性吸纳保证了网络内部的高融合度和协调性,这将增大行动者之间协调的动机与能力;这里的声誉指一个人的特征、技能信任度及其它重要属性,它通过提供关于个人意愿度与信任度的信息来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增强集体或个体间合作的有效性;集体许可通过展示违背集团的价值、准则与目标的结果来定义和强化可接受行为的参数,以保护成员间的互动环境,同时,集体通过惩罚低效的组织成员以促进合作效率[12]。所以,结构嵌入对网络治理中交易的协调与维护具有关键作用。
3.3 关系嵌入与创新网络治理
关系嵌入性的研究视角集中于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以双边交易质量为基础。作为社会网络研究中一个核心变量,关系强度反映了特定关系的双方通过该关系进行传递的信息量[9],以关系强度为标准,关系可以被区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在弱关系构成的开放性社会网络中,由于存在着结构洞效应,企业可在相应结构洞中建立起其经纪人地位,通过广泛的信息桥接与获取来取得伯特租金[13]。创新网络的本质是知识创造,组织通过知识扩散和共享实现创新。知识共享应包含两个方面:隐性知识的社会化和显性知识的内在化[14]。隐形知识的流动是网络成员间共享经验与观点的过程,需要成员间通过感性经验交流,而不是靠书面交流获取难以用文字表达的知识。关于知识流动的“溢出与集体学习”(Spillovers and Collective Learning,SCL)视角认为,知识扩散由于地理临近性、信任关系与地方社会文化背景的同一性而变得容易。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弱关系在知识转移中的作用。兰卡斯特认为弱联结可以传递新鲜或异质性信息和知识[15]。社会网络中的弱联结使得网络成员具有广泛的多样性,从而不被固定的角色限制,更易进行探索式学习[16]。正如Bidault和Fisher所指出的,技术的特殊属性决定需要设计一种特殊的形式来实现其交易,这种组织形式要求建立一种特殊的企业间“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市场机制中纯粹的“买卖关系”,也不同于企业的内部“层级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之上,长期合作、相互沟通、彼此信任、共担风险、合理划分收益的介于纯组织和纯市场之间的交易方式即网络化交易[17]。
在强关系中存在着关系成员企业间的高度相互信任和互惠程度,构建起高度的情感契约水平,可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从而在特定关系中产生由于交易成本降低而带来的经济性,即产生科尔曼租金[13]。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成本及道德风险,网络成员必须采取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双方的合作经验决定了成员间的交易是一次性交易还是重复交易,对于建立起信任关系的企业而言,在未来的合作中,企业可以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无需再花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去获取对方的信息;其次,在合作过程中,信任可以使成员间降低监督费用,从而释放更多的资源去从事创新活动;此外,信任能增加合作关系的灵活性,环境变化时,合作各方对环境变化后果的判断不一致及相互猜疑将延误决策调整的最佳时机,使合作利益受损,而较高程度的信任有利于推动决策的迅速达成。
4 结论
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和集体学习机制奠定了创新网络在应对现代创新复杂化中的优势地位,但创新网络的优势能否真正发挥取决于对网络的治理。在治理研究中,囿于威廉姆森对治理机制的经典分析,经济活动的社会本质仅仅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等一直被淡化或边缘化,本文通过博弈均衡制度观,将经济活动的社会性作为一种内生的制度与那些外在设计的制度共同视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同”(如同事、同学、同乡)与“缘”(如血缘、姻缘、地缘)的情意成分无需忽略,信任、声誉、文化等都可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借助新经济社会学大家---格兰诺维特的经典分析框架,从结构嵌入性与关系嵌入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社会网络嵌入与创新网络治理机制的关系,在以后的研究中将通过实证研究来尝试进行验证。
社会网络视角 篇2
[论文关键词]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论文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方法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辩论。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言行举止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事迹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相关报道，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句子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发布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文章，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反思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日记”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社会网络视角 篇3
摘要：
大学社会责任履行模式是大学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社会组织承担并实现社会责任的抽象概括，体现出大学社会责任履行的治理特征、履责优势与客观局限。宏观层面主要存在着自由主义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委托代理模式、主导型模式。不同的履责模式可视为结构、过程、互动关系所组成的网络，通过网络治理视角，研究大学社会责任履行模式的完善，有助于研究解决目前中国大学存在着的各主体责任履行不协调、各类责任履行不均衡等突出的矛盾问题。
关键词：网络治理;大学社会责任;履行模式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5019705
中国大学能否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主动作为、有所作为，对于高等教育能否在新常态下实现高水平、可持续的发展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大学的社会责任履行，依然存在着各主体责任履行不协调、各类责任履行不均衡等突出的矛盾问题。笔者尝试将网络治理理论引入大学社会责任实践领域，剖析大学社会责任的治理方式，以期提出完善大学履责模式的建议。
一、网络治理与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
大学社会责任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大学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理念，强调的是大学功能的作用方式，其核心在于明辨大学本原价值与社会价值。大学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职能，强调的是大学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其核心在于明辨大学职责的层次、类型及其范围。大学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强调的是多元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共同承担和实现社会责任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大学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大学社会责任是指大学通过透明和伦理方式，有效管理其活动对利益相关方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实现大学、社会、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为＼[1＼]。
笔者研究关注的“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模式”，是大学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社会组织承担并实现社会责任方式的抽象概括，它体现出结构、过程、互动关系所组成的网络，网络中有序流动着人、资源、权力、价值、信息等。笔者对“模式”的研究，是将其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来看其内部如何运作，进而通过履行模式揭示出大学社会责任的治理特征、履责优势与客观局限，这将有利于推动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此类研究是目前国内外文献中较为缺乏的。在笔者前期的研究中，提出较为理想的daxue模型特征是不同类型的大学通过多层次社会责任理念与多样化实践路径，通过责任主体与动力机制的紧密互动、主体行为边界与利益偏好调整，综合驱动各类高等院校均衡履行各项社会责任，实现最佳的社会效果＼[2＼]。
“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是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最早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提出，它是一種通过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广泛合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新治理模式＼[3＼]。网络治理是网络组织中关键资源所有者围绕协作目标进行的制度设计与过程＼[4＼]。随着现代大学履行社会责任的范畴日益丰富，大学各机构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与多元公共行动主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一个广阔的责任履行网络。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社会责任的实现必然要求多元公共行动主体在相互依存的社会环境中密切合作，而网络治理研究的重点是多元异质的互动关系与结构关系，以此为视角探索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模式不无裨益，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二、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履行环境
近年来，欧盟高等教育委员会指出，重视大学社会责任是未来学术界最重要的内容，它是引导大学将知识生产转化为公民福利的一个质的飞跃，将有助于改变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大学是“孤立的空间”的传统观念。大学及其社会责任既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又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现代大学并不是在孤立的空间中承担社会责任，而是通过组织与外部环境的持续互动，实现大学师生个体与组织的偏好与社会责任行动以某种方式保持的动态平衡。例如，近年来随着高投入、高能耗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大学的师生、管理者、学者开始对环境责任敏感起来，大学的“绿色”行动开始从可有可无变成必然。
21世纪初至今，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相互混杂与激荡，极大地影响着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变革。在知识经济社会，全社会对先进科技和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增加，经济发展将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现代大学重新审视其社会责任，不再仅仅满足于培养负责任的社会公民，而是通过大学教育目标、课程计划调整、不断寻找更好的教育途径培养创新型高科技人才，并从终身教育的角度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全球知识社会。对于现代大学和国家而言，人才是知识创新的前提条件，但是否有知识创新又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如今，大学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也将更多地依靠网络化的团体组织来完成，这也必然伴随着各种主体利益的纵横交错，增加了大学治理的不确定性因素。社会发展潮流也在变化，尽管大学具有明显的结构惯性，但是也必须要进行自我变革，这些变革有时还相当剧烈。
在这个创造的时代，环境变化为大学履行社会责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日社会之环境固然更为有利于大学社会责任的实现，但是面对知识经济社会爆炸式增长的外部需求，大学履行社会责任面临的矛盾也愈加突出。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尚不明晰、大学发展目标定位趋同化的国家，这种挑战和冲突更为明显。基于可利用的资源和高等教育问责制，各类高等教育机构面对着各自不同的急切需要。越来越多的大学面临着资源依赖性问题，为竞争各项运行资金被推向准市场舞台，各种形式的关键性利益、各种形式的利润寻求，总是在影响着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
三、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履行模式
现代大学面对自身的复杂任务与充满变革的环境，致力于探索一定的行动范式来实现其承载的社会责任。借鉴大学治理理论并结合各国大学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角色、动力机制等特征，本文归纳演绎得出四类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模式，分别为自由主义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委托代理模式、主体主导型模式。
（一）自由主义模式
大学是一个具有经济理性的“自由而负责”的学术共同体，大学的理性在责任履行和实现策略中能起到指引作用，并且能够对大学社会责任的现状进行伦理反思。自由主义模式是指大学通过市场机制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并基于自身理性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例如，大学为成绩优异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和招生政策倾斜，这是大学维护教育公平的责任行为，同时也旨在帮助大学竞争稀缺的优质生源并获得经费收入。这一履行模式主要适用于政府和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不予干预的社会责任领域，比如大学自主实施的具有创业导向的社会责任项目，或者在某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通过承担社会责任获得竞争性资源的渠道。
自由主义模式的优势正是通过大学理性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刺激大学机构对社会需求的敏锐性及其对需求回应的及时性。但这一模式的局限容易导致大学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不全面。表现为：大学较为关注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而忽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社会责任;过于关注短期效应，牺牲长远利益。关于大学社会责任目标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已引发很多争论，这根源于大学社会责任内在蕴含的大学精神和道德维度。例如，过度“学术资本主义”和具有显著市场导向的治理行为对大学社会责任履行的潜在威胁;大学教师倾向于追求具有显著市场效益的科研项目，而暂时放弃无法产生经济价值但对人类发展同样重要的课题。
（二）利益相关者模式
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现代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积极回应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对各类利益相关者负责;同时，大学社会责任的实现也并不是单向的，需要利益相关者共同的努力。例如，大学根据利益相关者诉求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课程设置，承担保证高等教育质量和适切性的社会责任。各利益相关者均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与行为，使得其与大学缔契的类型存在差异，由此也决定了大学社会责任具有的不同类型，例如学术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等＼[5＼]。利益相关者模式要求大学在履责过程中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以期达到系统内外的利益平衡。这一模式适用于采取共同治理模式的大学，尤其在责任目标较为一致，大学平衡各方利益能力较强时，其优势能够得以更充分地体现。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和开放的网络，更多相关者团体的利益得到关注，有利于更为广泛的公共利益实现。然而，利益相关者对于大学履行责任怀有充分的期待，多元的利益诉求、多向的责任目标、模糊的责任指向，导致大学主体常常难以适从。这一模式局限性也会引发部分社会责任的履行不均衡，忽视处于非中心地位的相关者利益。例如，为大学提供免税政策或免费土地的社区要求大学开放图书馆、体育馆等其他一些公共服务项目，但是項目一经实施若管理不当会给大学师生的科研、学习、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以至无法保障师生利益。此外，相关利益者拥有的资源和权力是不对称的，也可能会产生垄断性利益集团迫使大学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附庸，大学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三）委托代理模式
大学履行社会责任是其与利益相关者基于契约而形成的交换关系。委托代理模式是指大学基于契约之社会责任履行过程，大学或作为代理人，根据与委托人达成的或隐性契约来履行责任，抑或大学作为“委托人”授权给一定的主体，要求后者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比如一些高水平大学的地方合作或国际援助项目，因其较高的社会声誉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和欢迎，大学乐于面向当地需求实施人才增值与服务契约，积极开拓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并承担高于合同义务之外的社会责任。
委托代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减少大学履行社会责任的中间环节，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阻隔，尤其是有利于提升校企合作的水平和质量，推动大学社会责任的实现。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在信息的获取上存在着不对称性，代理人会从自身的利益和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所有行为并不能了如指掌，有可能导致代理人的行为脱离委托人的目标轨道。这一模式的局限是容易引发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不稳定，它适用于长期的基于信任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委托代理双方的能力、社会声誉考察是有风险的，相应地要求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较强的履责能力，对于委托方来说也有需要建构一种制衡代理人的机制，克服代理人的选择偏差。
（三）主导型模式
主导型模式是指某一主体力量在大学履行社会责任及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引领各类大学形成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同特征，主要存在着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主导的多元化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大学主导的合作型模式、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复合型模式。这一模式同样具有利益相关者模式所强调的相关行动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特征，与之不同的是，利益相关者模式更强调同一系统的维护和平衡，而主导模式则强调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协调，同时强调在大学社会责任履行中某一主体的核心和主导作用。
主导型模式的优势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主体主导推动、其他主体协同增效，责任履行效率和社会效应相对较高。不足之处是这一模式服从于主导方的利益优先，会引发大学社会责任履行的不协调。正是由于占主导地位的主体在资源和权力的分配上享有较大的权力，主体利益和整体利益、主导方短期利益和大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发生冲突时，较难得到合理的协调。主导型模式适应于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治理特征，通过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对占主导地位的中心主体合理约束并监督其权力，加强各责任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大学社会责任的协调履行。
上述几类履行模式不能简单评价哪一种模式更好，而是要看哪种模式更适合于不同的环境与责任类型。在实践中，各国大学难以使用一种统一的完美模式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履责环境、履责模式、履责效果三者之间的关系，适应履责环境的变化而做出合理的选择，同时依据履责效果加以完善、规范。
四、网络治理对完善履责模式的启示
大学履行的社会责任与众多社会主体的利益紧密联系，大学同网络中的个体和组织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现阶段中国大学社会责任履行模式还存在着局限性，使得大学实现其社会责任面临着压力与困境。
（一）自由主义模式——如何避免责任履行不全面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社会责任日益增加、履责环境复杂多变，依靠自由理性和市场机制来推动大学履行社会责任有时会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受资源条件所限，会产生大学规避或逃避社会责任的现象，引发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不全面。网络治理理论强调利用市场的多主体来刺激履责主体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这样不仅可以发挥不同社会网络的作用，而且能够发挥网络中各主体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整体协同效应的最大化。
网络治理理论为这一履行模式带来的启示是，为发挥各主体优势，避免责任履行的无序和偏差，可依据大学社会责任的类型，组建不同的网络模块，当大学提供具有私人产品属性的公共服务时，那么就可以组建基于市场竞争的网络;当大学提供具有纯公共产品属性的公共服务时，则可采用政府为核心行动主体的治理网络;当提供基于大学的“学术性”特征的准公共物品服务时，大学自身应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和市场机制下认真履行自身职能。本研究建议推动基于社会责任的高校信息公开制度，这是在自由主义模式下大学得以全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关键路径，能够在客观上保障大学合理利用有限资源，接受社会公众的评价与监督。
（二）利益相关者模式——如何突破责任履行不均衡
网络治理强调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其实践形态根据运用范围的不同，分为不同层次上的主体之间的多层网络模式和同一层次上不同类型的主體之间的网络治理模式，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硬性制度约束和软性伦理要求，建构问责机制、绩效评价以及实施退出制度，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网络治理要求更多地将治理方向放在多元利益主体的嵌入上，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嵌入度，在组建网络时，塑造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结构及其网络规则，构建一个以多样化服务为特征的多中心格局＼[6＼]。大学承担社会责任面临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不对称的资源、权力，导致社会责任履行不均衡的问题，构建多元参与、协同决策的治理结构可以保持多方力量均衡，克服单中心治理的局限，有利于解决利益相关者模式中目标冲突及其社会责任履行不均衡问题，获得协同效应。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学应该敢于和善于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进一步释放办学的活力，实现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
（三）委托代理模式——如何防止责任履行不稳定
委托代理模式对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的责任意识和履责能力具有较高的要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社会责任履行不稳定。网络治理理论认为，网络作为一种管理结构，存在非正式的制度架构，行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是非正式组织的、非科层的、互惠的、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和形式，致力于多元异质的网络主体间关系的管理，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7＼]。委托代理模式下，可以通过网络法治、网络制度、合作文化三个层面，将委托代理方置于责任网络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的动机，更大程度地减小代理人的选择偏差和权力滥用，激励代理人实现委托人目标的动机，实现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约束，以保障大学在与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过程中责任履行的稳定。同时，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是实现良好协调的前提，行动者要自觉约束利己的一面，弘扬利他的一面，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如果大学一如既往保持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其他社会主体会基于信任而更加乐于加入“网络”，各行动主体需在价值层面尽可能地达成共识，行动者之间建立基于信任的委托代理关系，更为稳定地、目标一致地展开深度合作以履行社会责任。
（四）主导型模式——如何克服责任履行不协调
主导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主体利益和整体利益在发生冲突时得到合理协调，并制约和监督处于核心地位的主体权力。网络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手段多元化的特性。协调机制是大学社会责任履行网络的保障，不仅要关注大学、政府、企业等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而且也重视社会主体之间的分权分工与合作互动。借鉴这种方式，一方面，应用主导型模式的国家及其大学应关注履行社会责任的责、权、利的统一，尤其要防治居于重要地位、拥有丰富资源的核心主体的权力异化和权力滥用，避免损害教育公平和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主体仍然需要积极发挥协调各责任主体的关键作用，而不是仅仅作为资源和权力分配主体。大学组织自身也要更加注重创新发展，而不是拘囿于原有利益格局和固定模式套路＼[8＼]。例如政府机构、大学、企业、科研院所等在协同创新项目中，各方尤其要重视通过价值协同、信息共享、制度设计等，构建较为完善的协调机制，这将突破社会责任实现的瓶颈，有利于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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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chievement model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governance
KANG Le， GE Erchang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 model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shows the realistic ways how the universities undertake and achiev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 unique and important social organization， it reflects th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USR fulfillment. There mainly exit free market model， stakeholders model， principal-agent model， and dominant model at macro level. Different achievement models can be seemed as a network includes structure， proces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t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is helpful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coordinated subjects and unbalanced fulfill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network governanc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hievement model
社会网络视角 篇4
随着社会的发展, 教育的改革也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 教育的组织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 从农耕时代的个别教学到工业时代的班级授课制。20世纪70年代后期, 美国兴起了一种新的教学理论:合作学习 (Cooperative Learning) 。合作学习不仅可以大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而且能促进学生情感的发展, 尤其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 让具有不同特点的学生相互帮助, 更能促进全体学生共同发展。在合作学习小组里, 学生们拥有共同的学习目标, 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 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和与其他同学的交流探讨, 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组的组织和建设是开展合作学习的前提和基础, 其质量直接影响到合作学习的效果。小组学习中成员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存在着强弱联系等关系特性, 小组成员通过学习互动, 建立合作学习关系。然而, 小组中的合作交流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研究合作学习小组中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 描绘出小组中成员的关系网络结构, 掌握小组内个体之间关系的特征, 进而促进小组的有效建设。
2 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我院教育技术学大二的一个班中随机抽取的一个学习小组, 该小组的合作学习交流是基于QQ群的。小组中的16名成员对QQ软件的使用都非常熟悉, 并且都有着共同的学习目标。小组成员在QQ群中可以积极讨论, 发表各自的观点, 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种学习方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团体协作意识和创新能力。
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是20世纪30年代末出现在国外并在最近20多年得到重要发展的研究社会结构的最新方法和技术。它从量化的角度, 通过对成员之间关系与联结情况进行研究与分析, 进而描述和测量成员之间的关系或通过这些关系流动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 如信息、资源等。基于此, 该小组成员间的关系特征就可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本文的数据是通过对该小组QQ群长期的观察和聊天记录的分析获取的。并使用了最常用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6.0对有效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和分析
3.1 网络的整体性分析——社群图
首先利用Ucinet 6.0软件及该软件中的NetDraw软件, 得到学习小组的社群图, 社群图可以直观地表达关系网络, 显示社群内学习者之间关系的亲疏, 体现群体的结构特征。如图1所示, 在社群图中, 图中的节点表示小组成员, 小组成员间的关系用有向箭头表示。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学习小组的整体特征:
在群体中, 节点7被大多数成员关注, 说明他是这个学习小组的核心人物, 在小组内有一定的威望, 受到大家的信任, 对小组学习的贡献很大, 他引导小组学习讨论的话题, 影响着整个小组学习的方向。一般我们将群体中这样的人称为“意见领袖”。一个学习小组中如果存在意见领袖, 那么这个小组就有一定的凝聚力。反之, 则小组就会显得很松散。
在图中, 节点2、8、10远离群体, 三者之间相互连结, 形成了一个小型团体, 他们不参与小组内的学习讨论, 只是彼此间相互交流, 与整个群体的互动性不强。而从图中还可以发现节点4是一个孤立的点, 他与其他人没有任何连结, 说明他在小组中不被其他成员所关注, 也不积极去参与, 对小组学习没有任何贡献。
3.2 中心度分析——矩阵法
中心度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之一, 评价一个人重要与否, 衡量一个人的地位优越性或特权性, 以及在群体中的社会声望等常用这个指标。其中, 点度中心度使用最广泛。在群体中, 一个成员的点度中心度就是与该成员有联系的其他成员的总数目, 刻画的是成员的局部中心指数, 即点出度和点入度的总和。
图2是利用Ucinet 6.0软件对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二值化处理所形成的矩阵。在这个矩阵中, 行和列代表相同的分析对象, 表格中的某个单元格代表两个对象的关系。例如, X17=1表示成员1与成员7有学习讨论, 在社群图中则表示, 在节点1和节点7之间有一条由1指向7的有向线;X16=0表示成员1与成员6没有学习讨论, 则在社群图中, 节点1和节点6之间没有任何连线。
据此, 对该小组每名成员的点出度、点入度等方面进行统计, 如图3所示。
注:OutDegree——点出度;InDegree——点入度;NrmOutDeg——标准化点出度;NrmInDeg——标准化点入度
图3中, 每名成员的点出度和点入度都是不同的。点i的点出度是其向他人发出关系次数的量化, 即为社群矩阵中点i所在行上所有的数据之和;点i的点入度是其接收他人的关系次数的量化, 即为社群矩阵上点i所在列上所有数据之和。标准化点出度 (入度) 是某一节点的点出度 (入度) 与该节点在网络中最大可能的关系数的比值。例如, 成员7的点出度是5, 点入度是7, 则标准化点出度是33.333%, 标准化点入度是46.667%, 表示该成员关注了小组中33.333%的其他成员, 被小组中46.667%的成员所关注。
小组中点出度最大的依次是7、14、9、13、3, 相较其他成员而言, 他们拥有的连结关系更多, 所以他们是合作学习小组的意见领袖。虽然他们都是小组里的意见领袖, 可是仔细地分析, 这5名成员在小组中所拥有的权利地位又都不一样。成员7的点出度和点入度都很大, 说明他既与其他成员进行学习交流, 其他的成员也从他这里获取信息, 他对小组的贡献比较大, 高于其他的意见领袖, 属于小组里核心人物。成员14和成员13点出度很大, 可点入度很小, 这表示他们积极地关注小组中的其他成员, 可却很少被别人关注。而成员9的点入度大于点出度, 说明他被别人所关注, 可自己并不关注别人。在小组中, 也有处于均衡地位的成员, 如成员15, 他的点出度和点入度一样。虽然成员2、8、10的点出度和点入度也是一样的, 可这3个成员之间是相互连结的形式, 形成了一个小的团体, 与小组并没有任何连结, 没有与小组内的成员进行交流。另外成员4的点度中心度为0, 说明他不被任何人关注, 而且他也不去关注任何人, 在这个小组里, 他是一个孤立的成员。
4 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该合作学习小组内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合作学习小组的有效建设和其社会网络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合作学习小组的组织建设中, 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①形式上是合作学习, 实质上成员之间并无合作意识。在小组里, 大家的职责分工并不是很明确, 每个成员凭自己的兴趣在小组里讨论, 导致有的成员虽然在小组中, 却不与大家进行交流沟通, 没有很高的参与动机;②意见领袖操控小组学习。在合作学习小组中, 存在着一些意见领袖, 他们是小组中的中心人物, 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 控制着整个小组学习讨论的方向。大家过多地关注意见领袖, 导致非中心人物之间的沟通交流很少, 没有自己的想法, 过多地依赖中心人物;③小团体意识。在小组里, 有的成员之间的交流带有个人的感情因素, 愿意与自己相契合的成员进行学习讨论。几个人之间仅限于彼此之间交流, 而与小组毫无联系, 不参加小组内的学习讨论。
因此, 要使合作学习小组建设的更好, 需要对合作学习小组进行一定调整。首先, 要为合作学习小组中每名成员设置明确的学习任务, 确保每名成员都能提出自己的想法, 参与到小组的学习讨论中。其次, 要加强小组成员的积极互信, 注重小组成员合作意识的培养。
参考文献
[1]马兰.合作学习[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陈向东.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在线协作学习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 2006 (10) .
社会网络视角 篇5
舆情预警及对策机制初探
进入21世纪,随着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传播渠道的多样化,社会舆论对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加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强调,“一方面,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另一方面,要针对各种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2006年11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指出,“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因此,加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预警及对策机制研究是迫切需要的。
一、公共管理语境下的舆情和网络舆情
1.舆情的涵义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某些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由于舆情本质上是民众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反映,因而对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有的地方对重大社会舆情缺乏预警,一旦事态发展成突发性事件后又手足无措,简单地把专政机关推到第一线,结果加重了群众的对抗情绪,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
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举措。2.网络舆情的现状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网络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网络环境下的舆情信息的主要来源有新闻评论、BBS、聊天室(Chat Room)、博客(Blog)、维基(WIKI)、聚合新闻(RSS)等。网络舆情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多种优势,但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上的不同,其信息的正确性及传播范围都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网络舆论热点焦点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我国互联网无论从用户规模,还是业务应用、技术实现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CNNIC第十九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已达到1.37亿户,上网计算机数量为5940万台,互联网站数达到78.8万个。作为一块正在加速膨胀的思想阵地,互联网已演化成一个虚拟社会,加上其本身的虚拟性、隐蔽性、发散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它来表达自身真实的想法。随着网络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表现形式,网络舆情也逐渐对有关部门的决策产生了影响。但由于网络舆论是个“自由超市”,加上内容“把关人”缺席,随之无可避免地出现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局面。因此网络舆情的爆发以“内容威胁”的形式逐渐对社会公共安
全形成威胁。3.网络舆情内容的表现形态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在内容的表现形态上具有一致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舆情的发展趋势。(1)网络空间一定量度和强度的共同意见才是网络舆情。网络舆情是一种议论,但并不是所有的议论都是网络舆情,议论惟有借助网络虚拟空间,且发表意见的网民达到适当的比例,才能构成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又是具有一定量度的议论,即达到一定量的持热点透视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预警及对策机制初探柯健—32—红旗文稿进入21世纪,随着以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传播渠道的多样化,社会舆论对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加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强调,“一方面,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另一方面,要针对各种因素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2006年11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指出,“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因此,加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预警及对策机制研究是迫切需要的。
一、公共管理语境下的舆情和网络舆情
1.舆情的涵义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某些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由于舆情本质上是民众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关
系的反映,因而对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有的地方对重大社会舆情缺乏预警,一旦事态发展成突发性事件后又手足无措,简单地把专政机关推到第一线,结果加重了群众的对抗情绪,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举措。2.网络舆情的现状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网络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网络环境下的舆情信息的主要来源有新闻评论、BBS、聊天室(Chat Room)、博客(Blog)、维基(WIKI)、聚合新闻(RSS)等。网络舆情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多种优势,但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传播载体和传播方式上的不同,其信息的正确性及传播范围都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网络舆论热点焦点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我国互联网无论从用户规模,还是业务应用、技术实现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CNNIC第十九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数已达到1.37亿户,上网计算机数量为5940万台,互联网站数达到78.8万个。作为一块正在加速膨胀的思想阵地,互联网已演化成一个虚拟社会,加上其本身的虚拟性、隐蔽性、发散性、渗透性和随意性等特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它
社会史的视角 篇6
海外学人何炳棣所著《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种有益的视角。
何炳棣选取社会流动这一主题作为研究对象，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明清时期有关社会流动方面的资料是最为丰富和完整的；第二，研究社会流动是揭示社会结构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它提供了对于中国社会本质的深刻理解。但何炳棣并没有奢望去研究明清时期社会流动的全部方面，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社会学术流动(socio-academic mobility)或者说是精英流动(elite mobility)方面。这一方面是因为明清时期有关社会流动的资料主要只涉及功名阶层，而关于职业流动及社会流动其他方面的资料不仅少见且多为印象性的描述，无法量化；另一方面也与何炳棣暗含的一个假设有关：在明清时代，社会学术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条主线，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学术流动的趋势与总体的社会流动趋势是一致的(这一假设在书末明确提出并得到了证实)。这样，何炳棣通过对社会学术流动(即进入官场的流动)的研究为我们概括出了明清时期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不仅如此，通过对影响社会学术流动的各种制度(如考试制度、户籍制度、学校制度等)的研究，何炳棣事实上讨论了明清社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特征，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何炳棣才使用了《明清社会史论》这一书名。读完此书，我们确实得到了一幅明清社会的清晰图画。
为了对进入官场的官僚阶层的社会构成进行研究，何炳棣使用了大约包括七十多种进士和举人，贡生的登录名单，其中进士名录四十八个(登录了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六名进士的情况)，举人和贡生名录二十八个(登录了二万三千四百八十名举人和贡生的情况)，它们基本上可以代表整个明清时期的情况。通过对登录中的进士的统计分析，何炳棣发现明代有百分之四十七点五的进士出身(指祖上三代，下同)于没有任何功名的家庭，加上出身于初级功名家庭的进士，比重上升到百分之五十，清代出身于无功名家庭的进士比例虽有所下降，但初级功名家庭出身的进士比例则有所上升，两者相加占进士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二。对举人和贡住的统计分析表明对于那些非官员家庭出身(指三代无功名或只有初级功名)的人来说，考中举人和贡生要比考中进士容易许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举人和贡生中有百分之四十五点一出身于非官员家庭。
为了研究官僚阶层内部的流动情况，何炳棣又对官僚家庭出身的进士进行了分类，结果他发现有三分之二的进士出身于老百姓家庭和低级官僚家庭(七品以下)，三分之一的进士出身于中高级官僚家庭，对于出身于中高级官僚家庭的这些进士来说，他们的地位变化不大甚至反而下降了(与祖上三代相比)。因此，作者得出结论：中高层官僚家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下降过程，它说明那些位置显赫的家庭在长期的竞争中，要维持他们优越的地位很困难。
在庞大的功名金字塔中，生员处于最基层。由于“生员”地位的获得标志着向上流动过程的正式开端，所以它是社会流动过程的关键的起步。但有关生员主体社会构成状况的资料非常缺乏，在浩瀚的史籍中，何炳棣找到了三个记载了生员家世情况的登录，它们分别包括了长江下游常熟县，海门县和南通县三个县的生员共一万三千五百二十八名。统计分析表明南通县在明朝有百分之七十四点八的生员出身于三代无任何功名的家庭，在清朝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百分之五十三；常熟县和海门县在清朝分别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五，百分之四十八点四五的生员来自无功名家庭。这说明一直到清朝末年，生员的来源仍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考虑到这三个县都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出过许多一甲进士和一些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显赫家族，而普通百姓仍有一个公平的机会，赢得社会流动的这一关键起步，那么可以推测全国的情况与何炳棣的一个陈述非常接近：明朝有几乎四分之三的生员，清朝有一半以上的生员都出身于没有任何功名，地位低下的家庭。它表明明清时期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升迁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明清的统治阶级是建立在一个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上的。
何炳棣的这些研究所导致的结论，与我们的“常识”或以往得到的知识往往相悖。我们总以为读书应科举者必出于有产之家，属于一个不代表平民利益的阶级，但我们无法怀疑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小的误差并不影响结论)，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这种情况，能否令人信服地说明：普通百姓的子弟怎么可能从体力劳动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而有余暇和财力进行科举的准备？
从何炳棣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一些有利于普通百姓向上流动的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因素。
一公共学校。尽管科举制度为下层人士提供了一个向上升迁的渠道，但由于国家在一开始只是把它当作官员选拔的一个途径，而不是为那些希望进入官场上的人提供教育的便利，所以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普通百姓由于缺少受教育的机会，处于很不利的竞争环境中。宋朝统治者开始注意公共教育的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宋末，公共学校并没有广泛地建立起来。明建立以后，太祖对于学校教育与科举的逻辑联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颁布了一系列要求各省、州、县兴办学校的法令，到他离世时(一三九八)，全国已经有大约一千二百所学校建立起来了。这以后，公共学校不断地发展，到一八八六年时，全国共建立了一千八百一十所学校，即使连一些贫困偏僻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学校。公共学校的广泛建立缩小了贫寒人家与富贵家庭在受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公共学校都由国家出资，且有一定的津贴)，但是由于公共学校只接受已经取得生员功名的人，所以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从童生到生员这一过程中，必须有面向普通民众的教育机构，不然，贫寒人家仍然难以支付学习的费用。明清社会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二.社学和书院。一三七五年，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要求全国的乡村、城市建立社学。在许多地方，社学的建立是与当地政府和官员的努力分不开的，但并不接受国家财政的支持，而是所谓的“自筹资金”。何炳棣参照明末和清朝的地方志说明至少在明朝的前半期，社学已经广泛地建立起来。通过对大量地方志和政府法令的考察，何炳棣进一步指出，尽管儒家教育机会平等的理想从来没有得到过完全的实现，但至少在明初的一百五十年中，受教育的机会要比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国家更容易得到。
当社学于明末开始衰落的时候，书院却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书院多由地方名流和有声望的官员捐助，因此，对于一般的学员也是免费的。在明朝，书院主要关心的是哲学问题，只是附带地为科举作些准备，到了清朝，为应试作准备则成了书院的最主要目的。
此外，各种形式的义学也为贫寒人家的向上流动提供了一条渠道。义学是由家族建立的学校，为的是教育宗族子弟，但有些义学也接受邻近地区的非本族穷人。这种情况到了清朝就更加普遍。
三.对应试者的各种各样的社区帮助。除了正式的教育途径以外，社区还为应试者提供了各种帮助。最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团体公款制度(the cystem of Cocal Community Chests)，团体公款多为当地富户和官员捐赠，有的是现金，有的是土地，有的甚至是稻米，它们有专门的人员或机构管理。这些团体公款在有的地方叫“贡士庄”，有的地方叫“青云庄”，“进士庄”。根据何炳棣的研究，到十三世纪上半期，团体公款在长江省份诸如湖北、湖南、浙江、江苏、江西等已经很普遍，它们为生员、举人获得更高的功名或者是维持生计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而且有证据表明团体公款是根据应试者的实际需要提供援助的，譬如有许多地方的县志说明生员从团体公款中得到的津贴要比举人多。
会馆也是地方为应会试的考生提供的帮助，至少从十六世纪开始，全国所有的省，许多州以及一部分大县在北京都建立了会馆。
尽管团体公款制度和会馆不是一个地区促进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但它们在明清时期的广泛存在确实反映了地方社区在追求学术成功和社会的声望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它连同国家的教育制度(学校)、科举制度等一起保证了贫寒之士在与富贵家庭竞争向上流动机会时的一定程度的均等。
长期以来，历史学特别注重对制度史的研究，注重对法律规定的制度结构的研究，尽管这很重要，但容易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与社会实际情况的脱离。何炳棣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社会实际情况的关注。何炳棣也研究国家的制度，但他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制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这一角度出发的。结果他发现许多制度只是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层次上，譬如，明朝前期，政府有一套维持特定身份世袭制的严厉法规，但明朝的身份仍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与法律条文或制度相比，有时候社会小说和当时人的笔记反倒更能反映社会的实际情况。正因为此，像《茶余客话》、《儒林外史》、《定文集》、《官场现形记》等一般不为正统的历史学家所看重的“闲书”都成了何炳棣用来揭示明清真实面貌的丰富材料。这也正是社会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从小处入手，进行宏观的考察，是社会史研究的另一特色，它带来的好处是很明显的：首先是研究的可行性，从小处入手，无论从研究者的能力还是从资料方面来说，都是最为可取的现实选择。其次，选取某一个方面进行宏观的全面的考察，是使研究的意义超出“小处”本身的重要方法。就《明清社会史论》来说，何柄棣着力研究的是精英流动，但他采取了全面的、整体的研究方法，对于影响精英流动的各种因素如考试制度、社会思想、学校制度、户籍制度等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因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精英流动”这一概念本身蕴含的意义了，它们对于回答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某些基本问题是大有裨益的。例如：明清的统治阶级是否建立在一个广泛合理的社会基础上？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力量是什么？等等。何柄棣的研究甚至对于我们认清中西方社会的差别也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他是从社会流动这一角度看的，但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某些特质，从而理解传统社会的蜕变。例如，何柄棣认为在西方工业社会里，持续的技术变革和经济动力共同带来了收入和职业方面的稳定的向上流动的模式；而在明清社会，由于人口的增殖和技术以及制度的停滞，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长期的向下流动的模式。这种认识巳经具有了很高的理论价值。
社会网络视角 篇7
一、网络虚拟社会的内涵
网络虚拟社会是在网络虚拟空间里, 网民之间通过信息共享、信息互换与信息交流从而产生社会互动形成的。因为网络成员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观点、感情和社会关系是真实存在的, 建立在这种网络群体交流之上的网络社区自然也是真实存在的。因此网络虚拟社会的内涵是以现实社会为基础, 与其存在不可分离的关系, 它是现实社会的一种独特延伸, 并与现实社会交融共存, 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基本生存空间。虚拟社会已经并将更加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以及人们的生活 生产方式等。
二、网络虚拟社会对现实社会产生的影响
虚拟社会的迅速发展对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 网上与网下互动愈来愈密切, 网上因素对网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直接, 虚拟社会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 双刃剑作用更加明显。
(一) 虚拟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
1. 获取信息更为快捷。在以计算机 、网络和通信等现代技术为基础的虚拟空间中, 信息发布更为随心所欲、存储量更大、传递更加迅速、传播更为广泛、成本也更加低廉。
2. 成为表达个人观点诉求的交互平台。由于虚拟空间的开放性及匿名性, 任何人在网络中都能获得传播与交流的权利, 摆脱世俗的等级身份, 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并且承担较低的风险, 更能表达内心真实的诉求。
3. 更好满足娱乐休闲需求。随着技术的进步 , 宽带连接得到普遍应用, 各种应用程序的设计应用, 为广大网民提供多元化的娱乐内容。
4. 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它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 使消费者完全可以“足不出户, 自由购物”, 扩大了消费者的购物选择。另一方面, 电子商务增加了现实社会的就业机会, 十分有效的补充和拓展了就业渠道,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实社会的就业压力。
(二) 虚拟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1. 造成信息失真。网络的开放性带来了海量的信息 , 给我们广泛选择同时, 也带给我们选择的难度。更为严重的是网络的匿名性, 让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被彻底消弥, 每个人在知觉与不知不觉中, 可以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地发布各类信息、发表各种言论。信息失真现象产生的直接后果是网络环境不再清澈、透明和纯粹, 由此产生了全社会的信任危机, 造成社会公共利益的实质伤害。
2. 网络聚焦放大现实社会矛盾。与传统的信息传 播相比, 网络信息传播具有“放大效应”。各种有害、虚假信息和言论一旦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 就会被进一步聚焦扩大, 局部问题全局化, 简单问题复杂化, 一般问题政治化, 造成难以预料的社会影响。
3. 网络舆论导向严重影响现实社会。互联 网具有覆盖广、传播快、更新及时的特点, 一旦网络热点形成, 各种舆论就会交织在一起, 排山倒海而来, 一些善意或非善意的言论就此“脱颖而出”, 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若正规媒体引导不及时, 容易出现以讹传讹, 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 甚至将舆论风暴演变成现实的公共危机事件。
4. 网络违法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隐蔽性强、辐射面广、传播迅速等特点实施网络违法犯罪。近年 来网上犯罪涉及的金额愈大, 牵涉的人员愈广, 影响力也愈大。网络犯罪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毒瘤。
三、当前网络虚拟社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虚拟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的新领域和新课题, 在该领域中, 传统的管理方式、管理技术、管理规律可能面临失灵的困境, 加强虚拟社会的管理, 必须深刻认识当前虚拟社会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 虚拟社会的管理理念陈旧
虚拟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存在与传播方式, 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但目前的管理理念还不能有效适应这一重大变化, 很多做法和思路还是依靠过去对现实社会的管理经验。
(二) 虚拟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虚拟社会是一个新生事物, 虽然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 但是, 具体实施中仍然存在着不完善、不配套的问题。目前, 虚拟社会管理的立法层次低, 部门规章多, 现有法律资源的网上延伸不够, 网络立法还不能适应网络发展形势的需要。
(三) 虚拟社会的管理机构尚未理顺
虚拟社会管理主体涉及信息产业、公安、文化、工商、教育、通信管理、新闻出版等单位, 但这些职能部门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 各部门均有自己管理领域的规章制度, 多头管理、规则冲突、各自为政、缺乏协调, 无法凝聚合力, 出现管理空隙。
(四) 虚拟社会的管理技术手段落后
计算机网络技术高速发展, 知识更新速度非常快, 新技术层出不穷, 我们缺乏对新技术的自主研究, 使得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专用设备和技术手段没有得到及时更新, 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技术提升和更新, 就很难保证管理的有效性和时效性。
(五) 网络企业、网络用户的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滞后
虚拟社会的虚拟性和匿名性等特点决定了它的存在和健康发展比现实社会需要更充分的条件和更良好的环境, 需要网民等每个社会成员的悉心呵护。但是, 目前一些网络运营企业、网络服务提供商等网络企业没有认识到或者忽视网络安全工作的严峻性, 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管理责任, 对网络业务的控制能力普遍较弱, 极大地阻碍了网络虚拟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
四、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构建网络虚拟社会综合管理体系
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在虚拟空间上的扩展。随着互联网应用领域的扩大, 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必然向互联网上延伸管理职能, 在此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探索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 构建以政府为主体, 包括公安、文化、信息产业、新闻宣传、通信管理、教育、工商等职能部门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体系, 多层次、全方位地共同管理虚拟社会中的各类问题。下面主要从五个方面构建网络虚拟社会综合管理体系。
(一) 立法监管
针对虚拟社会的自身特点及现有法规中存在的问题, 尽快建立健全网络虚拟社会综合管理体系的相关法律。对于网络虚拟社会综合管理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和规律性的问题, 应以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形式来理顺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 确定对于权利义务关系和工作关系, 明确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和全体公民在维护虚拟社会安全中的权利和义务, 使之有法可依, 切实承担起各自的社会责任、法制责任。同时要依法关闭违法违规网站和频道。
(二) 网络道德建设
网络道德是传统道德规范在虚拟社会中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虚拟社会中的道德与传统道德有很大区别。传统道 德主要依靠舆论来规范个体行为, 而网络道德主要靠网民以慎独为特征的道德自律。全力全面净化网络环境, 营造一个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 是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前提。首先要开展网络文明行为公德教育。通过价值判断的频繁交锋, 形成一个网络行为的参照系, 向大众指明那些是应该或不应该的网络行为, 引导虚拟社会人应对他人利益和权利应有的尊重, 善用自己的自由, 避免权利的滥用和误用。其次要加强网络文明行为警示教育。在现实社会的主流媒体上开辟专栏, 多层次、多角度宣传网络监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公开曝光网络常见的犯罪案件和违规行为, 从而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 加强自我约束、自我防范, 自我保护意识。
(三) 政府部门监管, 其他职能部门协作
虚拟社会综合管理是一个全社会参与的宏大的系统工程构建。为此, 一是必须以政府为主体, 公安、文化、信息产业、新闻宣传、教育、通信管理、工商等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协作, 强化监管。二是必须将全社会对虚拟社会管理有益的组织、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非政府组织都纳入到综合管理参与体系中来, 共同参与虚拟社会的综合管理。三是建议在中央或国务院层面成立专门负责虚拟社会管理的领导机构, 指导和协调全国虚拟社会管理工作。各职能部门应加强沟通与协作, 在理清各自职责的基础上, 明确分工, 形成合力, 逐步健全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虚拟社会管理通报制度、协作制度, 建立长效机制。通过政策调控、行业管理等多元化手段引导互联网业界行业自律, 实行政府监管与自律管理的良性发展。
(四) 技术创新与社会管理整合
虚拟社会是一种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因为技术在网络虚拟社会形态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所以只有依托先进的网络技术和设备做强力支撑, 才能维护正常秩序。
首先, 要着力加强网络技术研发。要抢占技术制高点, 取得工作主动权。一是要推进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系统建设, 堵塞网络安全漏洞。二是要依托先进的网络技术和设备, 运用先进技术管理手段, 提高网络打击管理能力, 全面查处和清理网上有害信息、非法网站。三是要充分运用网络, 构建服务于广大网民的咨询、求助、意见、建议等联系, 建立沟通、互动的网络平台, 全面提升网络虚拟社会管理技术水平和覆盖层面。
其次, 完善网络技术更新改造。对现行的网络安全性问题进行分析, 对数据库等安全性在技术上要严格把关。一是要建立个人电子身份登记制度, 强化网络安全审计措施的落实。二是要推行“网络实名制”。三是要建立与网络开发商、运 营商的技术协作机制, 使公安机关及时跟进网络信息前沿技术发展动态, 准确评估网络应用服务安全问题, 并在管理和打击中获得必要的技术支持。
再次, 要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在政府内部及各个机构之间, 利用信息技术, 以信息链、业务链代替金字塔的层级结构, 在网络上可以实现政府组织内部结构的整合与重组、对政府工作流程进行再造和简化, 从而提高政府内部事务处理效率, 促进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流转共享及协同管理。
(五) 国际合作
在国际上, 虽然各国互联网分属不同的主权范围, 但又彼此相联。这就决定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作为 非传统安全的网络安全问题, 不只是某个国家的自身安全问题, 也不是单凭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一种技术就能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国际网络安全问题, 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要开展长期、广泛和深入的各国政府、各种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私营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充分合作。 要积极拓宽网络安全国际合作渠道, 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机制, 通过世界各国的相互合作、密切配合, 来维护虚拟社会管理安全, 逐步形成各国参与、普遍受益的网络安全格局。
总之, 虚拟社会综合管理是一项全社会参与的宏大的系统工程构建, 必当从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 构建以政府为主体, 公安、文化、信息产业、新闻宣传、通信管理、教育、工商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体系, 通过建立健全立法监管、网络道德建设、政府部门监管、技术创新与社会管理整合、国际合作五方面的体系建设虚拟社会综合管理体系,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未雨绸缪, 积极主动地开展对虚拟社会管理工作, 营造虚拟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维护虚拟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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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令辉.网络虚拟社会的形成及其本质探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教版, 2009 (4) .
[3]李继尊.论互联网对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及其治理[J].商业时代, 2006 (21) .
社会网络视角 篇8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会支持网络,城市空巢老人
一、理论依据
(一)相关概念
1.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网络指的是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个人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服务和新的社会接触。依据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关于社会支持的类型,根据支持的功能可划分为: 工具性支持( 物质支持、照顾支持) 和情感类支持( 归属感支持、精神支持) ; 根据支持的提供者不同可划分为: 正式支持( 社会组织、单位、政府) 和非正式支持( 邻居、同事、朋友、家庭) 。本文所研究的社会支持包括来自政府、家庭以及社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顾支持、精神慰藉支持三个方面。
二、案主基本情况
服务对象贵阳市乌当区新坪村钟爷爷,汉族,今年80 岁左右,退休前的职业是肉联厂工人,每月有1200 元的退休金。退休前,在单位属于技术人员,文化程度较高。他平时行动不太方便,家里面牵有许多绳子,靠拉着绳子走动且不能长时间走动,因此,没办法下楼。生活没有规律,喜欢喝啤酒,家里比较乱,日常生活资料主要靠社工帮其购买,女儿和女婿在外地。与老伴离异后就一直独居,与邻居缺少交流。经常陷入无人照料的困境。
钟爷爷生活困难,由于看病和生活费用,经济负担整体比较重,还与他人缺少交流,由于其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使的钟爷爷经常处于焦虑的状态。
在上门探访时,社工主动帮钟爷爷买菜,并热情地与钟爷爷聊天,对于钟爷爷说起的这些烦心事,社工认真倾听并表示同感,适时表达出接纳并给予心理支持,这让钟爷爷感受到了温暖与关爱,双方建立了较好的专业关系。
三、案主需求分析
对于社会工作而言,对服务对象的需求评估是实务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因此,对钟爷爷的需求评估尤为重要。
通过对钟爷爷深入访谈,对钟爷爷需求状况加以分析,总结如下:
( 一) 对健康的需求。疾病除了给钟爷爷身体上带来不适,也会在经济等方面带来困扰。由于钟爷爷生活自理能力、认知能力等下降,因此,医疗服务的需求也相对提高。生理机能的下降使钟爷爷需要一些特殊的设施,不仅需要医疗保健,而且需要心理保健。
( 二) 日常照料的需求。考虑到钟爷爷的年龄和活动不便,一些日常活动需要有人协助才能完成。
( 三) 精神慰藉需求。钟爷爷的生活质量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精神生活也同样重要。钟爷爷的子女不在身边,在精神上是孤独的,缺乏精神慰藉,同样对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精神需求与生理需求一样,都是衡量老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精神生活的匮乏会影响钟爷爷的生活质量,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心理疾病等不良后果。
四、钟爷爷的社会支持网的优势与劣势
(一)钟爷爷社会支持网络的优势
在调查过程中,不难发现,乌当区新坪村小区为老旧小区,也是单位型社区。小区中的老人们互相熟识。都属于原肉联厂退休职工,邻里关系比较融洽,这样为社会支持网的构建和完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一些年纪较轻的老人愿意发挥余热,为小区中的其他老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他们解决简单的生活问题,同时也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为支持网络的构建起到积极的作用。
( 二) 钟爷爷社会支持网络的劣势
虽然小区中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有一定的基础,由于年龄、性格等差异,其社会支持网络不够明晰,强度较弱,支持网络不够系统,也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
五、介入目标与过程
综合服务对象的问题,社工认为,介入不仅要从个人层面着手,更重要的是要协助服务对象共同改善身边的环境,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服务对象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改变服务对象在环境中的无力状态。介入目标具体为: 1. 提供心理支持和精神慰藉,缓解服务对象的焦虑,增强自信心。2. 改善服务对象的家庭生活质量,协助他寻找到合适的照顾和经济资源。3. 改善服务对象的不良认知与心态,使其掌握与人相处的技巧。4. 整合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全面的上门服务,使其不仅能在家里养病,同时也能排解寂寞。
落实到行动计划上,具体为: 1. 心理辅导。进行心理疏导,排解服务对象的不良情绪,利用优势视角、缅怀往事的方法找出服务对象现存的优势和资源,加强他对自身的正面认知。2. 对服务对象的日常需要进行评估,与其子女进行沟通,请他( 她) 们确定照顾服务对象的实施方案。3. 提升服务对象的人际沟通技巧,调整个人要求与期待,提升与人相处的能力。4. 拓宽其社会支持网络。加强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联系,请医生定期上门为服务对象进行检查和医疗服务,组织社区志愿者上门看望他,加强精神慰藉,在服务对象身体好转的情况下可以由志愿者陪同到小区接触自然环境,多与小区其他人接触,以扩大社区邻里支持网络。
六、结果与反思
在社工的帮助下钟爷爷的情况得到明显好转,情绪得到改善,所确定的目标基本实现。作为新的介入途径,社会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全国情况,社会工作在介入城市空巢老人过程中,需要这些城市空巢老人主动地利用社会支持网络,需要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素质和社会工作方法的全面介入。
构建空巢老人的社会支持网方面很重要的是空巢老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并积极的采取解决的措施,空巢老人既是社会支持体系的起点,也是最终归宿。
总之,个案工作是现如今为空巢老人服务较为有效的一种工作方法,同时,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作为重要的为空巢老人提供资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空巢老人的关注较少,更多的是针对全体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空巢老人应该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帮助,社会工作三大方法需要更有力的深化与发展,真正的实现社会工作在本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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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黎黎.中国城市空巢家庭养老体系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8.
社会网络视角 篇9
1 社会网络分析的起源
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在其《安达马恩岛民》(1922年)中首次提出“结构功能论”概念,以“相对非技术化的形式”体现了社会网络的思想。经历了“隐喻”、“形式化”以及“概念化和技术化”阶段,这一思想逐渐发展成应用性很强的社会学与管理学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如今,伯特(Ronald Burt)、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诺科(David Knoke)、马斯登(Peter Marsden)、维尔曼(Barry Wellman)、怀特(Harrison White)等学者都是活跃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学者,《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和《关系》(Connections)杂志,INSNA(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Social Network Analysis)网站巩固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学术阵地,使该领域的影响日渐深远。
马汀·奇达夫(Martin Kilduff,2003)认为进入社会科学的网络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受物理学力场理论发展影响的德国研究者,如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和雅各布·莫雷诺(Jacob Moreno)等,他们将网络概念应用于对社会互动的研究中。莫雷诺是《社会计量学》(Sociometry)杂志的创办者和“社群图(sociogram)”的发明者,卢因认为社会空间结构特征可以用拓扑学和集合论中的数学技术来分析(Lewin,1959),“场论”(field theory)可用于探索在一个关系系统中群体及其环境的相互依赖性,而由海德倡导的认知心理学为群体动力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关于认知和人际间影响的网络研究,就是起源于这一传统。
第二个来源是数学方法对社会互动研究的影响。除了卢因的研究外,在1940年代末期出现了利用多种数学模型来研究群体关系结构的成果(例Bavelas,1948;Festinger,1949)。在美国,最早采用数学方法研究社会互动的是一群以图论为研究工具的学者如卡特赖特和哈拉瑞(Cartwright& Harary,1956),以及哈佛的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研究小组等,他们提出了关于群体凝聚力、社会压力、合作、权力和领导方面的模型。对数学的重视推动了社会网络研究从描述性研究转向分析性研究。
第三个主要源头来自倾向于以人类学方法研究组织问题的研究人员。1920—1930年代,沃纳和梅奥(W. Lloyd Warner & Elton Mayo)受拉德克利夫-布朗观点的影响,合作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美国工厂、社区生活的研究,著名的“霍桑实验”就是首例运用社会网络图进行的研究,它描述了个体自由选择的社会互动结构,之后以沃纳为首的哈佛学者还开展了扬基城研究和旧城研究等延续性工作。除了哈佛的研究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一个以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克莱德·米切尔(Clyde Mitchell)和伊丽莎白·博特(Elizabeth Bott)为首的研究小组从社会网络视角进行的组织冲突研究,也催生了许多创新性成果,被认为是“促使社会网络分析的框架出现新转折”的推进力量。
2 社会网络分析进入管理研究领域的原因
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的流行,一方面是由于外部环境变化所致,原有方法不能解决新的实践问题,需要有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方法或理论本身的发展和成熟,是科学方法自身的逻辑演变所致。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某一方法和视角的在特定研究领域的发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研究视角进入管理研究领域也是由上述因素推动的。
姚小涛,席酉民(2008)认为当前管理实践面临着现实的挑战,而传统管理理论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解释。首先,从组织内部机制看,当前组织内部的网络化特征日益显现,管理实践在注重组织效率的同时,特别强调如何通过内部的网络化提升信息沟通、知识共享,进而改善其灵活性。其次,从组织间的联系看,组织网络正在大量出现。组织为了生存必须致力于从其它一些组织寻求资金、向另一些组织寻求人力资源或技术资源等等,网络与关系构建已成为组织成功与生存的重要因素。组织间的网络通过提供共享学习、传递技术知识和资源交换等而提高组织的生存和能力。
面对这些变化,传统管理理论缺乏解释力。首先,过去针对组织内部专业化分工与部门化设置的组织研究理论,聚焦于改善组织内部的工作进程,并对这一进程加以控制与管理,这样的视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提高组织的效率,但与此同时却忽视了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以及知识的积累、共享与创新,难以有效地分析组织内部的学习能力与灵活性。其次,对于组织与外部的联系,资源基础理论告诉我们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但却无法给出资源从哪里来,如何构建资源的答案。交易费用理论只能用来研究组织两两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无法对现实中存在的网络式合作关系进行阐释。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与网络,对组织的行为与绩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合作关系与网络是组织之间形成信任与承诺、建立持久关系、进行深度合作、及时协调并较好解决冲突的重要因素,对此传统理论并未涉及。“网络”视角有助于人们理解知识与资源从何而来,网络的定量分析方法可以非常具体、形象地对这一过程进行描述,这不仅改变了资源基础理论无法清晰阐述资源积累过程的问题,而且解决了交易费用理论由于其分析框架本身的局限性对管理问题解释的失效性。
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及理论的自身发展来看,一批中层理论的发展,使那些具体的可测量的被解释变量得到了有效解释,促进了社会网络理论在管理研究领域的发展。著名理论有怀特(White,1970)的“机会链”理论(opportunity chains),解释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升迁现象;科尔曼(Coleman,1966)和罗杰斯(Rogers,1995)的二级传播理论,以非正式关系解释传染病流传及信息流通问题,由此引发的大量后续研究,分析了非正式社会网在创新和创新传播中的价值;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弱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1973),对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与转职做了许多讨论,“嵌入”理论(Embeddedness,1985)则以信任与交易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组织结构形成的因素;伯特(Ronald Burt)则用“结构洞”理论(Structure Holes,1992)对组织内的权力运作以及升迁过程做出十分有价值的探讨;魁克哈特(David Krackhardt)提出“强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1992)分析了情感网络如何带来非正式影响力,进而影响组织行为,如离职、工作满意、团队合作等行为(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Krackhardt and Brass,1994);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则把资源取得当作中介变量,以社会网络解释了求职成功的原因(Lin,et al.,1981)。另外,社会网络分析以图论、统计和概率论,以及代数模型为其数学基础,能对网络结构进行有效测量,而借助运算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研究者可以对社会领域中的多个个体单位同时进行分析,以获得关于结构和互动的新结论,多种测量技术的发展使网络分析方法的优势开始凸显。
3 社会网络分析的特点
社会网络分析通过映射和分析团体、组织、社区等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丰富的、系统的描述和分析社会关系网络的方法、工具和技术,其分析问题的理论视角主要集中在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行为者的某些特性上,并且强调行为者之间相互影响、依赖,从而产生整体涌现行为。
社会网络分析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有着以下几方面显著特征(Kilduff,2003):首先,网络分析的聚焦点是关系和关系模式,而不是行动者的属性(即“关系数据”和“属性数据”的区别)。网络分析可以检验在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网络联结模式是否与其他重要模式(比如决策制定模式)相关联,比如,个体在做出重要决策时是否会受到朋友们的影响?个体的行为模式是否与其朋友的行为模式类似?使用该方法能同时对整个关系系统和该系统中的构成部分进行分析,“研究者能追踪信息横向和纵向的流动,识别其来源与去向,并鉴别出资源流动过程中的结构性限制”(Wellman,1988),这正是传统资源基础理论无法解答的问题,正因如此,社会网络分析对组织研究有重要价值。
其次,网络分析可以是多层次的,从而能在微观、宏观之间建立连接。网络分析方法有助于理解个体如何影响制度化结果,同时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模式又如何对个体产生影响。网络分析还有助于描绘组织背景下社会联结的密度这类结构特征,相反,互动中产生的结构又可以解释个体的行为。通过网络分析有可能发现一些连行动者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社会联结,促使行动者看清在特定社会联结模式中所隐含的各种尚不明朗的约束和机会。
第三,网络分析可将定量资料、定性资料和图表数据结合起来,使分析更透彻深入。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倾向于把焦点放在群体之间的均值差异上,因此,其数据分析往往是在一种高度抽象中进行的,而社会网络分析采用的网络示图增加了研究问题的现实感,能以定性资料和图形数据对定量分析加以补充。网络示图还可以保有数据的丰富性,避免有时因受统计分析方法效力影响不得不牺牲部分数据的情况。
4 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社会网络分析的实际操作是将一个社会网络简化为数学中的网络图,在这个图中,存在着一些结点以及结点之间的连线。结点代表了不同的行为者,而连线则代表了行为者两两之间的关系,各种各样的关系与结点一起组成了网络的基本构架。网络中的两两关系、结点以及两者共同构筑的结构成为理解一个网络必不可少的三个重要维度(姚小涛,席酉民,2008)。目前,MultiNet、NetMiner、StOCNET、STRUCTURE、Pajek、UCINET等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的发展促进了研究者们对网络关系的研究。以下主要归纳UCINET、Pajek和NetMiner三种常用软件的特性。
UCINET是菜单驱动的Windows程序,是最知名和最易于使用的处理社会网络数据和其他相似性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程序,也最适合新手使用。Ucinet网络分析集成软件包括一维与二维数据分析的NetDraw,还有正在发展应用的三维展示分析软件Mage等。UCINET能够处理的原始数据为矩阵格式,提供了大量数据管理和转化工具。该程序本身不包含网络可视化的图形程序,但可将数据和处理结果输出至NetDraw、Pajek、Mage和KrackPlot等软件作图。UCINET包含大量包括探测凝聚子群(cliques,clans,plexes)和区域(components,cores)、中心性分析(centrality)、个人网络分析和结构洞分析在内的网络分析程序。UCINET还包含为数众多的基于过程的分析程序,如聚类分析、多维标度、二模标度(奇异值分解、因子分析和对应分析)、角色和地位分析(结构、角色和正则对等性)和拟合中心-边缘模型。此外,UCINET提供了从简单统计到拟合p1模型在内的多种统计程序。
Pajek是种专门用来处理超大型数据集合的可视化软件,可以分析多于一百万个节点的超大型网络。它同样是一个Windows程序,在一个主窗口和各种子窗口中展示其分析工作和结果。Pajek可以同时处理多个网络,也可以处理二模网络和时间事件网络(时间事件网络包括了某一网络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的网络的发展或进化)。Pajek提供了纵向网络分析的工具。数据文件中可以包含指示行动者在某一观察时刻的网络位置的时间标志,因而可以生成一系列交叉网络,可以对这些网络进行分析并考察网络的演化。Pajek提供了多种数据输入方式,例如,可以从网络文件(扩展名NET)中引入ASCII格式的网络数据。网络文件中包含节点列表和弧/边(arcs/edges)列表,只需指定存在的联系即可,从而高效率地输入大型网络数据。图形功能是Pajek的强项,可以方便地调整图形以及指定图形所代表的含义。由于大型网络难于在一个视图中显示,因此Pajek会区分不同的网络亚结构分别予以可视化。每种数据类型在Pajek中都有自己的描述方法。Pajek提供的基于过程的分析方法包括探测结构平衡和聚集性(clusterability),分层分解和团块模型(结构、正则对等性)等。Pajek只包含少数基本的统计程序。
NetMiner是一个把社会网络分析和可视化探索技术结合在一起的软件工具。它允许使用者以可视化和交互的方式探查网络数据,以找出网络潜在的模式和结构。NetMiner采用了一种为把分析和可视化结合在一起而优化了的网络数据类型,包括三种类型的变量:邻接矩阵(称作层)、联系变量和行动者属性数据。与Pajek和NetDraw相似,NetMiner也具有高级的图形特性,尤其是几乎所有的结果都是以文本和图形两种方式呈递的。NetMiner提供的网络描述方法和基于过程的分析方法也较为丰富,统计方面则支持一些标准的统计过程:描述性统计、ANOVA、相关和回归。
上述三种软件的开发目标不尽相同,无法做出完全公平的比较,要根据使用目标选择,例如,如果要寻找一个可以获得许多描述性网络度量的软件,UCINET和NetMiner是很好的选择。但如果网络可视化是主要目的,则Pajek和NetMiner是更好的选择。
摘要：综述社会网络分析的起源,社会网络分析进入管理研究领域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以及近年国内相关文献情况,社会网络分析相对于传统研究方法的特点,主要社会网络分析软件的特性,旨在为进一步在管理研究中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视角提供导引。
社会网络视角 篇10
大量研究表明,创业活动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它被看作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而机会识别被认为是创业活动和创业研究的中心和起点(Shane和Venkataraman,2000)[1],它对于创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现在日益动态的市场环境条件下,企业必须不断地保持柔性,才能应对外部的变化,而这对于企业内部的企业家或创业者来说,就需要他们不断地学习,通过知识的内部积累和外部信息的获取来识别、开发市场上有价值的机会。
与大型成熟企业相比,新创企业由于其刚刚建立,拥有的有价值的资源较少,而且其网络联盟还没有建立或者较为不健全,因此,新创企业要想利用自身仅有的资源禀赋来抢占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是十分困难的(Jiang,2006)[2]。随着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不断发展,新创企业创业者必须不断地学习,以此来满足上述要求。然而,现实表明,我国企业的企业家或者创业者的学习能力较弱,其学习方式主要是模仿式学习,而且,其学习方式主要有根据自身经验总结反思、参加大学等机构的培训以及看书学习等,他们很少通过社会网络来学习,许多企业由于内外部原因只囿于固定的联系,忽略了广泛的社会联系所带来的价值和益处(Atuahene-Gima和Murry,2007)[3],这既不利于企业家或创业者获取最新的咨询和经验,也不利用企业对市场机会的把握和开发(Politis,2005)[4],尤其是当企业家或者创业者实施连续创业时(Li等,2009)[5]。因此,如何增强企业家的学习能力并提升他们的机会开发能力已经成为摆在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重要课题之一。Rae(2006)也认为,从创业视角来研究创业者的创业学习对市场机会的识别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课题却没有被充分认知和理解(Seldom Understanding)[6]。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基于社会网络视角,提出网络———创业学习———机会识别研究范式,以期在理论上满足上述不足,进一步丰富创业学习相关理论;在实践上,通过建立坚实的网络联盟来丰富、完善、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寻求对市场上有价值机会的开发和利用。
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 创业学习(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不同学者对创业学习的内涵界定有所不同。Bygrave和Minniti(2000)将创业者学习看作适应性动态过程[7]。Atuahene-Gima和Murry(2007)认为,创业初始创业学习主要是指创业者的学习,也即创业者吸收、积累和利用信息和知识的一种有益方式[3]。Chen(2009)从动态学习的角度将创业学习定义为企业创建过程中通过获取外部知识而进行的连续性行为,它是动态性社会化的行为[8]。本文认为,创业学习主要是指创业者的学习行为,它是创业者依据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不断地通过经验学习来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动态演进过程,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提升创业者的能力和知识水平。关于创业学习的维度,Slater和Narver(1995)认为,创业学习包含两个维度,即适应性学习和创造性学习[9],而Cope(2005)将创业者的创业学习划分为适应型的创造式学习和预期型的创造式学习[10],Politis(2005)考察了创业者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影响因素[4]。由于Politis的观点相对具有全面性和概括性,因此,本文采用这两种学习模式作为考察对象。创业者的探索式学习是指创业者通过网络联系不断寻求新颖的方法以及吸收新奇的产品、技术和市场信息来满足市场需求;利用式学习是指创业者通过建立网络联系来不断地寻求与现有技术、产品和市场相关的信息来解决现有的问题。
1.2 机会识别
创业始于机会识别,只有识别了潜在的、有价值的机会,创业者才能开始创业,才有可能取得创业的成功。相反,盲目地创业,不仅不能成功地创业,更有可能给创业者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Ahuja,2000)[11]。而社会环境对机会识别有重要的影响,研究证明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其创业机会的主要来源(Ge等,2009)[13]。因此,本文便是结合了以上两种因素,即从创业者通过外部网络来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来开发机会的角度研究网络———创业者学习———机会识别的关系。
1.3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指创业者在创业以及企业运营的过程中所建立的社会联系或商务联系,也包含社会群体中个人之间的独特联系(Ahuja,2000)[11]。由于社会网络在企业运营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Granovetter(1973)认为,研究企业网络,尤其是网络联系的强度对于企业间关系的发展和维持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利于企业的创新[14]。Borgatti和Cross(2003)认为联系强度是指创业者与其合作者之间关系的紧密度,即为了维护紧密的关系而投入的时间、情感以及服务等一系列的努力[15]。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网络联系强度(Strength of Ties)对创业者学习以及机会识别的影响。
1.4 假设开发
由于创业者以及创业企业与其网络关系成员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这些成员之间便容易接近而且愿意为彼此提供帮助,这能够促进复杂、隐形的知识在企业之间传递,创业者便会不断地收集、吸收对企业有利的信息,加以利用来完善当前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满足市场的要求(Uzzi,1997)[16]。Palen(2002)通过对手机行业进行案例研究发现,企业家通过频繁地联系能够维持良好的信任关系,能够加快信息技术的共享和使用,尤其是新技术的传播,而企业家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学到了新的技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信息获取学习到了市场上其他竞争对手可能还未认知的技术,满足企业创新的需要[17]。Rangan(2000)认为,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信息和技术交流的桥梁,创业者可以获得信息,更可以依据经验对现有信息加以利用,对先进的、新颖的技术加以开发,实现学习能力的提升[18]。因此,本文认为:
假设1:网络联系强度与探索式学习正相关;
假设2:网络联系强度与利用式学习正相关。
创业者创业学习的直接后果是加强创业知识的积累,他们利用现有的知识和以往的经验来开发市场上前沿的机会。创业者利用网络获取的现有产品、技术和市场的相关信息和知识有利于创业者把握市场需求,并挖掘潜在的客户需求,减少机会识别过程中的成本。而对于创业者的探索式学习,Dimov(2007)认为,创业者对前沿技术和全新知识的掌握有利于创业者洞察市场先机,会较竞争对手迅速开拓市场机会,抢占市场份额[19]。同样,Politis和Gabrielsson(2005)在他们的研究中也证实了企业家探索式学习与机会识别显著正相关[20]。此外,Franco和Haase(2009)从创业视角研究了组织学习的发展,他们认为,在创业初期,创业者需要不断地探索外部的新技术和新知识,以此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和新的创意,并利用创新性的想法开拓市场机会[21]。因此,本文认为:
假设3:探索式学习与机会识别正相关;
假设4:利用式学习与机会识别正相关。
García-Morales等人(2007)认为,虽然许多企业之间的联系强度紧密,但是这种紧密度是相对的。他们从技术吸收和技术前瞻性视角研究了联系强度对企业家学习与创新的关系。他们认为,企业之间的联系越紧密,技术的传播速度就越快,企业家通过对现有技术的选择和利用能够加快创新,进而开拓新的市场机会[22];一些学者从创新的视角研究了联系强度层次越高,创业者就越能够通过吸收外部网络中的技术、产品信息来加强学习能力,并据此来加强对机会的开发。也有一些学者从机会识别的信息视角研究了创业者的网络联系情况对利用式学习的影响,认为紧密的联系会促使创业者学习外部知识、获取关键信息,洞察市场机会(Vaghely和Julien,2010)[23]。因此,本文认为:
假设5:联系强度调节探索式学习与机会识别的关系,即网络联系强度越强,探索式学习对机会识别的影响越大;
假设6:联系强度调节利用式学习与机会识别的关系,即网络联系强度越强,利用式学习对机会识别的影响越大。
2 数据与便利度量
2.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抽样范围包括东北地区、江浙沿海地区。调研对象是新创企业,即以成立时间在42个月之内的企业[24]为样本。调研企业为高科技企业。被调研者主要是企业的总经理或创业团队的核心成员。
我们从2014年11月至2015年4月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方式有当面填写问卷、通过邮寄和电子邮件方式发放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250份,回收率50%。最后对收回的问卷进行筛查,剔除填写不完整的93份问卷,最后剩余有效问卷157份,占总发放问卷的31.4%。样本企业[11]以及Shane和Venkataraman(2000)[1]的研究,用5个题项来度量创业机会识别:(1)虽然没有该行业经验,我也能很好地识别出一个新的创业机会;(2)以前我所识别出的多个创业机会之间几乎是互不相关的;(3)要识别出一个高的商业机会,需要在某个行业或市场中进行深入调研;(4)在日复一日的例行活动中,我总是能够看到在我身边存在创业机会;(5)我对创业机会存在一种特殊的警觉性或敏感性。要求创业者根据他们的理解,指出对以下问题的同意程度,“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本文用OI1-5来表示这5个题项。本文用Likert 5级刻度来衡量。
2.2.2 创业学习
创业学习分为两个维度,即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以往问卷大多是针对企业或者组织设计的,并非针对企业家/创业者个人。而Politis和Gabrielsson(2005)针对企业家本身的学习,开发了相关量表[20],本文就借鉴他们的量表对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进行测量。本文使用:(1)我更倾向于将实验方法作为学习技巧;(2)用新方式学习东西是很重要的;(3)我宁愿探索新的领域而不是重复旧的东西;(4)我十分愿意进入新领域;(5)我将学习与搜寻结合起来探求新知等5项指标来测量探索式学习,用EL1-5表示。本文用:(1)我倾向于探求已有领域;(2)我努力发展我已经知道的程式;(3)我通过对当前知识进行精炼来学习;(4)我倾向于依赖我以前经验来探求已知领域;(5)我通过改进效率来实现学习等5项指标来测量利用式学习,用LL1-5来表示。本文用Likert 5级刻度来衡量。
2.2.3 网络联系强度
联系强度是一个多维度结构(Granovetter,1973)[14],其度量指标也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而相异。本文借鉴Marsden和Campbell(1984)的研究[26],用(1)交流的频率(Frequency of Interactions);(2)感情紧密度(Emotional Closeness);(3)关系持续时间(Du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来度量联系强度,本文用ST1-3来表示。本文用Likert 5级刻度来衡量。
2.2.4 控制变量
以前的研究表明,创业者的学历越高,其吸收、运用知识的能力越强,创业者发现机会的能力便越强,进而企业的生存能力就越强(Davidsson and Honig,2003)[27],因此,创业者的教育层次是第一个控制变量。创业者的年龄是本文所用的第二个控制变量,因为不同年龄的创业者,其社会阅历不同,开发网络联系的能力也不一,而且识别有利的信息、资源以及机会等的技能也各不相同(Politis和Gabrielsson,2005)[20]。本文用哑变量来测量这两个变量。
3 实证研究
3.1 因子分析及信度、效度检验
因为本文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均是结构性变量(Metric Variables),因此,需要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再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Hair等,1998)[28]。我们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其信度系数都在0.7以上,因子负载都在0.6以上,表明问卷的信度满足要求;同时,利用Amos6.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表明问卷整体的区分效度和聚敛效度是合理的。
接着,本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多重共线性检验[29],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3.2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为了假设,本文使用逐步多元回归法来进行分析:首先控制变量进入方程,接着是联系强度进入方程,最后检验创业学习和交互项对机会识别的影响。回归结果整合后列于表1中。
*p<0.05;**p<0.01;***p<0.001。
结果表明,创业者的教育层次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均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创业者教育层次越高,其学习能力越强,而创业者年龄与利用式学习相关,与探索式学习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联系强度均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β=0.110,p<0.001;β=0.147,p<0.01),因此,假设1和2均获得支持。对于影响机会识别的因素,结果显示探索式学习与机会识别正相关(β=0.225,p<0.05),而利用式学习却与机会识别不显著相关(β=0.137,p>0.05),因此,假设3获得支持,而假设4未获得支持。对于联系强度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联系强度分别明显调节探索式学习———机会识别以及利用式学习———机会识别的关系(β=0.169,p<0.05;β=0.298,p<0.001),因此假设5和6均获得支持。而且最后综合模型的F检验值均呈现显著性(p<0.001),这些均说明模型检验合理。
3.3 结果讨论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联系强度对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均有显著的影响,这表明创业者在加强网络联系时应关注双方交流的频率,通过不断地交流来促进敏感、复杂以及隐形知识的快速传递,实现网络资源共享,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彼此的情感依附力,建立信任机制,这对于新创企业来说尤其重要(Ge等,2009;罗志恒等,2009)[13,31],而联系双方交流时间的长短也影响到创业者的创业学习,创业者会积极地从网络成员那里搜集、吸收信息,这促进了创业者的利用式学习,而且给予紧密的联系建立起来的信任有利于双方加强合作探求新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创业者的探索式学习。
本文的结果还表明,探索式学习对机会识别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当创业者探求新知,为解决当前现有问题而不断寻求全新的信息和技术时,创业者会发现潜在的市场机会和客户的需求,有利于促进创业者不断地创新,向市场引进新的产品和服务,这也是新创企业求得生存的关键,只有不断地探索学习并促成创新,这些新企业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因此,不断地探索学习也就成为创业者成功创业的关键能力。而且,探索性学习本身就是对已经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创业者可以利用其深邃的洞察力在这一过程中识别新的机会。但是,研究结果表明,利用式学习却与机会识别不相关。为了探究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本文将利用式学习的平方引入回归方程,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β=0.101,p<0.001),因此,本文可以认为,利用式学习与机会识别存在倒U型关系,这与Ahuja和Lampert(2001)的研究结果一致[32],但却与Politis(2005)[4]以及国内学者黎赔肆(2008)[33]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出现倒U型关系的可能的原因是:起初利用式学习可以有效地帮助创业者识别市场机会,但利用式学习层次过高,企业会过多专注于当前的产品和市场,并利用现有的知识和信息创造价值,创业者因此可能会产生惰性心理,失去探求新知的欲望,由于缺乏新颖知识和最新信息的注入,创业者便会忽略新兴技术和市场潜在的需求,错过发掘新商机的机会,踏入“熟悉的陷阱”。
从联系强度与创业学习的交互项对机会识别的影响可以看出,联系强度明显地调节了探索式学习与机会识别以及利用式学习与机会识别的关系。这说明了具有高层次、紧密的网络联系的创业者,其学习的途径和能力更多、更强,也就使得他们在识别和捕捉商业机会上可能更有效率。因此,加强网络联系的紧密度,促进创业者不断地探索新知,将新知与现有知识进行整合并加以利用,是企业开发有价值的机会的前提。对于新创企业的机会开发,Vaghely和Julien(2010)也得出了与本文相似的结论[23],即他们认为网络关系的紧密度提高了创业者对信息的获取,创业者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来拓展其学习的内涵和外延,加大对隐性知识的挖掘和利用,同时根据对外部环境的认知,重构(Reconfiguration)其知识体系,提高识别机会的能力,加大对机会的开发和利用。
4 结语
本文从网络视角探讨了创业者学习对新创企业机会识别的影响,这也迎合了近期关于考察学习过程对企业家知识开发和利用作用的呼吁(Politis,2005)[4]。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联系强度影响创业者的创业学习,而创业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业者的机会识别,同时还发现联系强度对创业学习和机会识别的关系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以前的研究关注创业者静态的学习,如,如何学习的问题,忽视了创业者的学习层次和学习能力,本文则研究了联系强度对创业学习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家/创业者学习理论。以前关于利用式学习与机会识别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本文基于中国数据进一步验证了二者的关系。两种学习模式对机会识别的影响相异,这不仅在理论上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定借鉴,也在实践上指导着创业者如何去学习。
当然,任何规范研究均具有局限性,本文也不例外。本文样本选择比较集中,这些结果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也需要做进一步验证,关注区域网络联系的构建及其对创业学习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问卷源于国外研究,其适用性仍需要在将来作进一步检验;关于同源偏差问题,也是需要在调研时予以解决的问题之一。
摘要：创业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课题之一。机会识别被认为是创业的起点。本文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了联系强度、创业学习和机会识别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表明,联系强度影响创业者的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而探索式学习对机会识别具有显著影响,利用式学习对机会识别的作用与预期的不一致,它与机会识别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联系强度对创业学习与机会识别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最后网络联系强度提出了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儿童社会化新视角 篇11
当前，剧烈的社会大环境变动、经济的迅猛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使很多人成就了自己的梦想，但是同时带给大家越来越多的困惑和思考。对生活的无力感和难以把握感是大多数人的体会。这样的环境不仅对成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当前儿童的社会化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儿童的社会化土壤已经和上一辈人有了太大的不同，儿童社会化途径充满了困惑、矛盾，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二、儿童是社会化的主体
对于儿童是什么人这一问题，笔者的解答是儿童是社会化的主体。
在过去的研究中，并没有太多人将研究重点放在儿童是否是社会化的主体这个问题上。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弗洛伊德在关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中提出，儿童的“自我”能够阻止“本我”的生物本性行为，约束自身遵从外界法则，而“超我”可以使儿童按照社会道德准则行事。行为主义的代表人华生也对人的社会行为的习得进行了研究。他所坚信的是：无论多么复杂的行为都可以通过精确的外部刺激而形成，习惯的形成就是环境和教育的联合结果。
基于精神分析理论、学习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三大理论基础之上的现代发展心理学，它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森就提出了心理社会发展阶段学说。埃里克森认为，儿童在心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对自我提出新的适应的要求，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同样，皮亚杰在他的认知发展理论之中提出“发生认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就是，儿童是积极主动的探索家，不断构建自己的独有图式，并随着自身的发展不断组织和修正这些图式，也就是儿童的认知结构。这一理论明确地提出了儿童在社会化的互动过程中，有着自身的积极主动性和独立性。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儿童的主体性地位研究成了热点，而关于“儿童是否是社会化的主体”这个问题，许多研究学者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儿童的成长脱离不了社会环境，出生、发育、成长和受教育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习俗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同时，儿童又具有自身的积极能动性，对社会各种习俗、规范、知识等按照自身的理解进行吸收，影响自身社会化的进程。成人传授儿童自身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文化，但是儿童并没有成为上一代人的复制品，就是因为儿童并不是社会化的被动接受者，并不是他所习得经验的简单组合。儿童自身具有一种积极主动性，他们将自己从成人那里习得的经验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加工，从而生成自身独有的性格、气质和文化。儿童社会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发展过程，是儿童与社会之间的双向的互动作用，这种双向性体现在它不仅影响儿童，也影响与儿童接触的任何事物。所以，儿童社会化是社会教化和儿童自主内化的双向作用的结果。儿童是自身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主体。
三、儿童的文化属性
1.儿童是文化的存在。人是文化的存在，我们被文化所塑造，同时，我们又创造文化。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土壤之中的儿童，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该社会文化对他的影响，祖先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从儿童落地就开始塑造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儿童要想成为一名“社会人”，就需要接受一定的社会文化，并且认同这种文化。
2.儿童文化。什么是儿童文化？儿童文化是指儿童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以儿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来决定其价值和标准的文化。儿童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儿童的身心特征、群体同伴交往、师生关系及家庭社会的影响。儿童文化的精神实质是游戏精神，而游戏精神的核心则体现在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上。所以，儿童文化是自由的文化、平等的文化，儿童文化的精神是崇尚自由和平等的精神。而成人文化却是规范的、现实的、带有强功利性的文化，成人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儿童文化是儿童自己的文化，儿童在其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
四、解决儿童社会化困境新出路
1.尊重、理解儿童文化。当前成人面临的问题往往是，成人不重视儿童的群体交往，很多成人都看不到儿童文化的优点，更不用说向儿童学习。成人永远最欣赏自己的文化，感觉自己是儿童的支配者和管理者。在成人的眼中，儿童是世界的弱者，儿童文化往往是最“无用的”。促进儿童的良性社会化，首要的就是要理解和尊重儿童文化。我们理解儿童文化，可以运用文化哲学的观点。以一种开阔的新视角，即文化哲学的观点来帮助我们理解儿童文化，可以更好地认识儿童文化，从而以正确的态度来尊重儿童文化。儿童是文化的存在，儿童和成人一样拥有、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这是一种与成人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尊重儿童文化其实质就是落实儿童文化的精神实质——平等和自由。在这个充满多种矛盾和挑战的多元化时代，儿童文化甚至给予我们成人世界在解决许多冲突和争端时多种思路和启发。“自由”精神，就是成人必须要尊重儿童的权利和儿童的心灵。《儿童权利公约》中就指出：儿童应该得到作为人的尊重，每个儿童在性格、爱好、需要方面都是独特的，教育要尊重儿童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价值观。
2.尊重儿童在社会化中的主体地位。“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的“四端说”之中蕴含着文明萌芽于人的本能之中的道理。儿童的本能是儿童实现“社会化”和“文化化”的基础，我们要重视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尊重儿童本位。刘晓东在他的《论儿童本位》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现代的儿童教育最基本的立场应该是以儿童为中心，在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中，儿童已经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塑造者，而是积极主动的创造者和探索者。将这种教育理念扩展到社会生活中，便是一种以儿童为本位的社会生活。
社会网络视角 篇12
1 文献回顾
1. 1 社会网络概念及维度
社会网络概念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Brown对社会结构的关注而提出的。1973年Granovetter提出了弱联结理论, 将社会关系构成的联结视为社会网络的基本单位, 通过研究人际间的社会关系网络, 揭示微观个体互动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内在逻辑联系[2]。1985年Granovetter又提出了的嵌入性概念, 认为任何经济行为都包含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而社会关系网络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 并受到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与价值因素的影响[3]。1986年Bourdieu首先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认为社会资本基于一个包含各种社会关系的持久的网络, 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处于社会结构中获取资源的能力[4]。另有学者提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 其在结构内便利了个体的某些行动[5];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的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6]。此外, Burt从网络结构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结构洞理论, 认为处于结构洞位置的行动者更具有获取信息和资源的优势[7]。Brass等将社会网络定义为节点 (指行动者如个体、工作单元或组织) 集合以及节点间各种特定关系的联系集合[8]。
关于网络的作用, 研究文献表明, 组织作为网络的主体, 组织的行动可促进网络的深化, 同时也受网络的制约[9];网络关系是以信任为基础的紧密连接的互动关系, 网络成员利用这种关系可共享信息和资源[10]。关于网络的维度, 现有文献大都从结构和关系两方面进行网络维度的划分, 如提出中心性、复杂性、密度这三个网络特质[11];从网络联系强度和密度来刻画网络特征[12];将网络密度定义为网络中节点的实际联结数占最大可能联结数的百分比[13];若网络中某节点与很多其他节点都有直接联系, 则其拥有较高的中心性[14]。可见, 网络密度或网络联系强度反映网络成员间的互动频率和互动程度;网络中心性反映个体成员在网络中的地位。
1. 2 合法性内涵及维度
合法性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行动逻辑。合法性是指一种普遍的观念或假设, 即某个实体的行为在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信念和身份系统中是可取的、正当的和恰当的[15]。组织合法性强调合法性机制在组织结构内部以及组织与环境互动中的重要作用。组织存在于高度复杂的制度环境之中, 逐渐与制度同形, 进而追求组织合法性来求得组织生存和发展[16]。在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制度基础要素中, 文化-认知要素位于最深层次, 组织的合法性是指组织得到文化支持的程度[17, 18]。
合法性机制常常导致了“制度化的组织”以及组织趋同性。趋同源于强制同形、规范同形和模仿同形三种机制, 趋同既是竞争过程也是制度过程[19]。合法性机制就是指社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或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 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观念因素, 能够诱使或者迫使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20]。
关于合法性的维度, 现有文献主要有将合法性划分为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15];将合法性划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18]。实用或规制合法性强调遵守法律规则是合法性的基础, 道德或规范合法性强调评估合法性的较深层次的道德基础, 认知合法性强调通过遵守共同的情景界定、参照框架、或被认可的角色模板而获得合法性。
1. 3 社会网络和合法性视角下的管理问题研究
社会网络理论源于社会学研究, 将其应用于管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业和创新领域。如一些学者从社会网络视角, 分析和解释新创组织如何获取成功[21, 22];提出创业者社会网络有助其获取创业所需的信息、知识和资源[23];认为企业在合作创新网络中处在不同的位置, 占据优势位置的企业更具创新优势[24];认为创业活动脱生于社会网络[25];认为企业的社会网络外部关系资源影响其创新[2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社会网络影响组织学习行为, 从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27]。
合法性解释了组织的社会嵌入性, 合法性与企业生存的关系成为创业创新领域学者关注的热点。如研究发现新创企业获取合法性有利于克服“新进入缺陷”[28];从行业层面分析新兴产业中新创企业的合法性问题[29];提出新创企业合法化战略-合法性获得-资源累积-企业成长的路径和过程机理[30];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得出合法性与新创企业成功显著正相关[31]。
国内有关合法性的研究起步较晚, 大都围绕合法化战略与资源获取、新企业成长、创新成功等的关系进行研讨。如着重研究合法性对新创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32];对新创企业在市场化制度环境下获得创新成功的合法性战略进行研究[33];分析合法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的影响[34];针对企业面临规制和公众意愿双重约束情境, 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合法性管理策略[35]。
合法性视角对商业银行的研究, 多从企业战略、公司治理等的制度化传播为研究对象。如对商业银行合法性根源与银行资产战略同形程度之间关系的研究[36];对在线金融服务的出现, 总结出四种进入模式, 研究探讨新模式出现的合法性过程[37];对英国、荷兰、法国金融企业采纳IT相关新业务系统的战略更新行为的合法性研究[38];对中国的银行采纳西方公司治理机制的制度影响因素的研究[39];以交通银行重新组建以来所经历的若干次重大战略选择为分析对象, 探讨其中制度因素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 并给出一个场域-制度-战略互动模型[40]。另外, 对金融业新服务开发亚系统的研究, 有学者引入组织制度分析视角构建了一个复杂渐进产品创新受组织制度影响的三维分析框架, 包括管制力量、规范力量以及文化认知力量[41]。
1. 4 文献评述
在对社会网络、组织合法性及创新相关文献回顾整理后发现: 第一, 长期以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 主要关注的是公共服务组织和非营利组织, 而对营利性的商业银行组织关注不够, 对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组织创新合法性机理的差异上, 也没有明确加以区分。第二,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对商业银行研究缺乏对组织子系统的研究。在银行和保险领域的服务创新研究中引入组织制度分析视角, Vermeulen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其前十年 “关键成功因素”调研资料重新编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对合法性三大基础因素的剖析是有局限的, 其分析的深度也受到影响[41]。第三、制度理论将网络视为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以及清晰界定的组织间的支配结构和联盟格局的出现[19]。可见, 就制度与网络的联系而言, 网络强化了制度, 网络增强了制度的内聚性。因此, 对于制度环境下银行组织创新的合法性机理, 可引入银行社会网络视角, 构建银行服务创新的组织制度分析框架, 研究商业银行创新的社会网络运作与组织合法性塑造两者间的内在关系。
2 分析模型与假设
组织的制度分析理论认为, 组织创新的趋同现象是组织面对制度压力时基于合法性的需要, 而创新的多样性则表明制度压力下的能动性策略回应。组织的网络理论认为, 组织并非孤立存在, 而是嵌于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之中, 组织行为受制于网络, 同时也主动形塑改造网络。据此,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网络特征、网络运作与组织创新的合法性三者间关系的概念模型, 如图1所示。本文将从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两个维度分析社会网络特征, 根据现有文献梳理总结出信息交流、资源联结、身份认同三种以获取合法性为导向的网络运作行为, 采用Suchman提出的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认知合法性三个维度描述组织创新的合法性需要[15]。
首先, 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在其构成的社会网络中进行互相认知和影响, 以获得组织合法性。组织为获得合法性, 从特定制度环境中所提取的运营资源依附于其社会网络。合法性理论认为, 具有合法性的组织在社会体系中的角色是正当的, 其行为达到了社会结构预期, 符合社会规范和期望。合法性可以为组织带来更高的可信度, 有助于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持续支持。因此, 组织若得到社会的认可, 获得合法性支持, 这将会大大提高其获取资源的能力, 有利于组织长期生存与发展。
现有文献表明, 新创组织一般会因“新进入缺陷”而遭遇困境, 而合法性对于新创组织的成功建立及发展至关重要[29, 31]。合法性反映了社会或利益相关者对组织行为的一种判断与感知。因此, 获得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合法性认同, 是新创组织成功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资源的关键。一些学者提出网络运作是新创组织主动塑造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感知, 从而获取组织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15, 29, 30]。
综上, 本文认为社会网络可以促进组织创新合法性的获取, 故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 社会网络与组织创新的合法性之间有正向影响关系。
其次,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 组织嵌入在由其及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中, 可借由网络获取经营活动所需的信息和资源, 组织从网络中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能力受其网络特征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网络成员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资源[42];通过网络关系获取的资源是组织从事创新行为的必要条件[43];网络能促进信息交流, 可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44];网络会对未尽到义务的成员进行惩罚, 将其排挤出网络而失去关系网及资源[45]。
基于现有文献, 本文认为组织创新合法性的获取依托于社会网络, 网络运作行为 ( 信息传递、资源联合、身份认同) 的目的在于从网络中获取合法性构建所需的信息与资源。社会网络特征影响以构建合法性为导向的网络运作效果, 社会网络密度高, 即网络成员间的联系互动频率和程度高; 组织的网络中心性强, 即组织在网络中处于支配地位。网络的高密度与强中心性有利于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的交流, 有利于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源联结, 有利于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身份认同。故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2 社会网络特征与网络运作行为之间有正向影响关系。
假设2. 1 网络密度高, 则网络运作的有效性高。
假设2. 2 网络中心性强, 则网络运作的有效性高。
第三, 社会网络“弱嵌入性”理论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作用, 主张个体行动者与网络结构间的融合互动[3]。由此可知, 行动者嵌入社会网络中, 一方面受到社会网络约束, 另一方面主动建构网络, 有目的、有导向地控制与影响网络塑造, 以符合个人的期望。有学者认为, 新创组织借由网络成功操控或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其认知的网络行为有助于其建立合法性[46, 47];新创组织与外部环境中知名的、具有良好声誉的机构建立网络关系, 有助于塑造组织的良好形象而获得合法性[15, 30]。
基于现有文献, 本文认为组织嵌入社会网络中, 主动采取相应网络运作策略来塑造利益相关者对其创新行为的合法性感知。网络运作有效性影响合法性的获得, 网络间成员间信息传递越有效, 组织越能快捷获取并建立与利益相关者需要和期望的信息, 从而获得合法性。网络间成员间资源联结越紧密, 越能增进信任、认可和支持, 从而建立合法性。组织与得到广泛认可的个体或组织建立关系, 积极塑造正面的组织形象, 树立良好的组织声誉, 从而建立合法性。故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3 网络运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获取之间有正向影响关系。
假设3. 1 信息传递越有效, 则越有可能获取合法性。
假设3. 2 资源联结越紧密, 则越有可能获取合法性。
假设3. 3 身份认同度越高, 则越有可能获取合法性。
3 泰隆银行案例分析
3. 1 泰隆银行背景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是一家致力于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 自1993 年成立至今, 已成为一家拥有6000 多名员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 泰隆银行已拥有69 家分支机构, 服务范围涵盖台州、丽水、宁波、金华、杭州、上海、衢州、苏州和嘉兴等九大区域。泰隆银行在实践中探索小企业信贷服务和风险控制技术, 创新出一套以 “三品、三表、三三制”为特色的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 陆续推出了 “创业通”、“道义担保贷款”、 “融e贷”、 “SG泰融易”、 “易农贷” 等产品。其多年来专心、专业、专注服务小企业的做法, 得到了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认同, 实现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双重目标。
3. 2 泰隆银行社会网络构成及合法性来源
泰隆银行的社会网络主要由各类中小企业客户、各大银行业同行、规制部门 ( 银监局、金融办、银行业协会等) 、银行战略投资股东、信息技术平台开发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重要媒体和学术研究机构等组成。社会网络是其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在长期互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化关系。泰隆银行借由社会网络, 与利益相关者联系互动, 建立信任以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信息和资源, 以及通过社会网络塑造组织形象和传播组织声誉, 在制度环境中构建组织合法性。泰隆银行在其社会网络中有较强的中心性, 其社会地位较高, 控制和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也较多, 泰隆银行将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灌输给利益相关者, 这有助于泰隆银行获得和加深利益相关者对其行为的认识, 也有助于获取利益相关者对其行为方面的信息需求及期望。
泰隆银行的组织合法性来源于利益相关者根据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 对其行为的认知、评价和社会期待。制度环境由其所处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观念制度、利益相关者的文化期望和偏好等构成。泰隆银行的创新行为只有得到制度环境的认可, 才能有效获得合法性。银行的组织的合法性可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个维度。其中, 规制合法性来自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对银行行为的要求、许可和监督; 规范合法性来自社会公众根据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对银行行为的感知; 认知合法性来自社会公众对银行行为的信任和支持。泰隆银行的规制合法性动因主要是行业监管的约束, 如按照政府部门、证监会和银监会等颁布的 《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开展工作; 其规范合法性动因主要是社会公众、大众媒体及客户的要求, 如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遵守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及行业道德规范; 其认知合法性动因主要是其他银行业同行的示范, 如模仿借鉴那些被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的银行的行为与做法。
3. 3 合法性获取导向下的社会网络运作
泰隆银行嵌入于所处的社会网络, 银行的创新行为受制于网络制度环境。一方面, 泰隆银行模仿趋同其他银行以获取合法性; 另一方面, 其对制度环境做出能动性回应, 通过适应环境、选择环境和操纵环境等合法性策略进行创新, 其创新的合法性获取依托于社会网络。
泰隆银行在社会网络运作过程中, 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联系互动, 开展信息交流, 获取和响应利益相关者需要和期望的信息, 如积极响应国家 “三农”政策及 “助学”政策, 推出各种惠农及助学贷款产品; 泰隆银行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强关系, 使其获得了更多的资源, 如依托工商联这一平台, 广泛获取小微企业信息, 进而开展银企合作; 与被社会公共广泛认可的大银行合作, 借力大银行拓宽融资渠道, 得到了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认可; 泰隆银行通过展示其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所取得的辉煌业绩, 塑造其良好、正面的组织形象和声誉。由此可见, 泰隆银行在服务创新过程中, 面对制度约束积极构建社会网络, 通过有效的网络运作获得组织合法性。
4 结论
本文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出发, 整合了组织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 聚焦于服务创新的组织合法性机理, 构建了社会网络及其运作与组织合法性获取间的关系模型, 设计出研究变量及其刻画维度。基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 分析归纳出研究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即制度环境下服务创新合法性的获取依托于社会网络, 获得组织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支持, 进而获取组织创新的合法性是网络运作的行为导向。同时合法性对社会网络的拓展有促进作用。通过对泰隆城商行案例的简单分析, 阐释了变量间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