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合理论

竞合理论（精选10篇）

竞合理论 篇1

在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演化过程中,其先后经历了以竞争为导向和以合作为导向的演化变迁。然而,近年来博弈论、生物演化理论、社会网络研究、社会心理学等理论对这种传统的企业战略理论二分法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些理论和研究是从系统论的角度,置企业的经营行为于网络化的框架之中,认为竞争和合作对企业而言是复杂而互动的,两者互相影响而并非完全矛盾,而目的都是为了使企业具备核心竞争优势。基于此,Brandenburger和N alebuff在1996年首次提出了“竞合”(Co-opetition)的概念,并逐渐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热点之一。

一、竞合概念的起源及内涵

1. 战略管理理论的竞争导向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获得以及保持企业的经营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周文燕,2004)。早期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是以企业间竞争为导向的,Cham berlin(1929)认为企业间只有开展充分的竞争,才能够保证企业获得高效率的竞争力。企业间竞争战略行为的研究也被西方学者分为了几个流派,这主要包括Porter的产业组织理论、Barney的资源基础观点、Prahalad and H am el的核心能力观点和Elsenhardt与M artin的动态能力观点。“竞争导向”的经营理念曾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统治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样的观念下,企业认为要想从稀缺的资源中获取更大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必须与其他企业在资源、能力等方面展开竞争。Q uintana G arcia和Benavides V elasco(2002)研究发现,竞争导向下的企业战略使企业收获了更高的经营效率,而且推动了产品、市场和组织等方面的创新,并由此产生了企业家租金。

然而,企业联盟研究却对企业间竞争理论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和抨击。Lack,Boyd和H anlon(1997)总结认为,竞争理论将企业间的关系是作为零和博弈;竞争会导致企业为了自身保护而建立壁垒;当企业面临外部性以及产权不能有效保护时,竞争性企业的寻求个体利益倾向容易导致企业产生非最优化。因此,虽然企业间竞争可以导致企业取得暂时性的经营租金,但并不能保证企业获得长久的经营优势。

2. 战略管理理论的合作导向

企业战略管理的合作理念是N ielsen在1988年首先提出的,N ielsen把企业的合作战略看作为与竞争战略相似的、能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科学合理战略。关于企业战略的合作理论集中于合作的动机、合作的模式、合作的机制以及合作的绩效等方面。R ing和V an de V an(1992)认为企业间合作的动机在于技术的快速变革、竞争性的环境和企业战略的需要;马浩(2004)认为企业间合作是为了在目标市场上汇聚资源以增强力量降低风险、对资源与能力进行互补、学习竞争对手的关键技能、为对抗第三方企业。叶永玲(2003)对虚拟经营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间合作的条件在于合作双方在合作之前非帕累托最优而合作之和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李世清(2010)研究了互补型竞合关系中的合作结构选择偏好问题,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虽然企业间的合作行为为企业提供了更合理的行为选择,但不能忽略的是,企业战略的合作理念统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K ogut(1988)就认为,企业间合作易导致市场垄断行为发生,而且企业间合作比企业间竞争的失败率更高,此外,合作主体之间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而易出现合作协议被破坏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展开合作的成本则就远远高于企业未来的收益,此时,合作行为就难以提高企业的经营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了。

3. 竞合概念的提出及内涵

实际上,对企业而言,不论是采取竞争策略还是采取合作策略,都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们都只是对企业关系的一个方面进行了关注。然而,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行为通常是纷繁复杂、同时发生的,企业的收益也是一部分来自于企业竞争一部分来源于企业合作。H am el,D oz和Prahalad(1989)最早意识到企业之间在经营管理时可以同时开展竞争和合作。Brandenburger和N alebuff(1996)则将企业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定义为“竞合”,并创造出了Co-opetition一词,它的含义是:当不同企业在共同创建一个市场时,企业间运作表现为双方合作;当不同企业就市场进行分配时,企业间运作表现为竞争。V elasco(2002)认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同时关注、融合并灵活运用竞争行为和合作行为。蔡宁,吴结兵(2002)研究了产业集群内企业的行为特征,结果发现集群内的企业面临着竞争与合作的悖论:业务内容相似的企业不得不竞争;经营优势的获得却又离不开企业之间的合作。任新建(2006)总结认为企业的持续经营优势来自于其合作竞争者(Co-opetitor)———包括供应商、顾客、互补品生产者和联盟伙伴等———之间形成的默会的、难以模仿的竞合关系。毛磊(2010)应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创意产业集群企业的创新竞合机制,是针对竞合机制而进行的研究。

二、个体竞合行为研究

企业的竞争与合作行为与个体的行为决策是相似的,因为企业经营的决策主体也是人。因此,对个体行为的研究是对企业行为研究的基础。事实上,企业战略研究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正是在个体竞合行为的研究基础之上而形成的。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所完成的,利他主义(A ltruism)和自利主义(Selfishness)在人类社会推进过程中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Fehr和Fischbancher(2003)持有的观点是,利他主义者与自利主义者之间的互动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直接促成了人类之间的竞争行为和合作行为。个体的利他主义行为虽然会降低自身的适应性,但却可以增强整个群体的利益。Sim on(1993)认为人类的有限理性导致利他主义的产生,个体面临决策时,不得不依靠他人的指导和帮助来弥补信息不足的缺陷,而这种指导会增强个体的依赖性。在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个体都具有依赖行为的时候,人类便表现出利他主义行为。

虽然行为个体存在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但是两个原本互不相识的个体在相遇之时怎样才能达成合作行为呢?当背叛行为的收益大于双方合作时,什么原因能促使个体抛弃高收益而选择合作呢?研究者从典型的囚徒博弈中寻找研究思路。在囚徒博弈中,两个体均有两种可选择的策略———合作或背叛,其收益矩阵见表1:

明显的,当囚徒博弈只进行一次时,在坚持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博弈原则时,此时的博弈是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和炳全,梅明君,2004)。但是如果双方的博弈不止进行一次,也就是说双方进行重复囚徒博弈。为了检验在重复囚徒困境条件下各参与方的决策行为选择,A xelrod曾在1984年组织举办了一场程序大赛,他邀请了包括运筹学理论专家、生态学理论专业、计算机专家等众多人士为他所涉及的重复囚徒困境博弈提供计算机程序,最终,简单的“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策略在全部竞赛中都成为了胜利者。“一报还一报”策略开始选择合作,然后就选择与对方上一次相同的策略。具有善良性、报复性、宽容性和清晰性的特点。

三、企业竞合行为研究

1. 企业竞合行为的表现模式

研究者依据竞合强度的差异和企业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将竞合行为区分为了多种表现模式。

H am el,D oz和Prahalad(1989)最早模糊的界定企业间竞合为“与直接竞争对手开展合作”。在这种竞合初级阶段思想的影响下,Burgers,Crom artie和D avis(1998)、Q uintana-G arcia和Benavides.V elaseo(2002)等人都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H am el这种竞合思想的引导下,企业间竞合理论的研究转向于关于水平战略联盟(H orizontal A lliances)和规模型联盟(Scale A lliances)的研究。在合作联盟状态下,企业不仅要关注如何通过彼此合作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更要关注自身的核心机密和专属技能不外溢给合作伙伴(刘志杰,胡振华,2010)。

此后,Brandenburger和N alebuff提出的“Co-opetition”的思想则大大拓宽了竞合理论的范畴和界限,包括供应商、经销商、互补品企业等经济体都成为了企业竞合行为的主体和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学者更加深刻的理解了企业竞合行为的本质,即企业的合作竞争者(Co-opetitors)实际上是企业创新、组织学习、互补性产品、核心资源等能力和致胜因素的源泉(A fuah,2000)。在拓展后的竞合理念之下,企业之间的竞合行为出现了丰富的多样化表现模式。任新建(2006)按照不同竞合行为当中竞争程度和合作程度的差异,以及企业与竞合伙伴之间联系紧密程度的差异,将竞合行为的表现模式归结为合资企业、战略联盟(合作伙伴)、上下游关系、特许经营(外包协议)和社会网络。

2. 企业竞合的参与主体

Porter早在1980年就尝试利用产业组织理论来分析企业的战略决策问题,Porter认为行业内部竞争企业、买方、卖方、替代品企业以及潜在进入者是企业竞争过程中的参与主体,这组成了注明的波特五力模型。竞合理论的鼻祖Brandenburger and N alebuff则认为,顾客、供应商、竞争者和互补者构成了企业竞合行为的参与主体,这其中每一个参与体跟企业之间都存在着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由此形成了竞合行为的价值网(V alue N et)。中国战略管理专家项保华教授于2002年拓展了波特五力模型,构建了专门分析研究企业竞合行为的六力互动模型,与波特五力模型相比,其将互补品生产企业亦列为企业竞合行为的参与主体。各主体之间的合作行为主要是指合理开拓市场增量和分配资源;各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主要是指分割市场和资源。

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社会网络理论可以协助分析企业竞合行为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网络理论综合考虑了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将企业置于社会网络之中,企业只是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竞合选择会对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流动产生影响。资源流动的动态性和个体行为选择的差异会使得社会网络中不同企业之间对资源的分配和占据不均等,这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竞合行为决策(G nyawali和M adhavan,2001)。G ulati,N ohria和Zaheer(2000)认为,在理论层面上,企业竞合行为的参与主体应当包括与企业发生交易(业务)往来的所有组织。

除此之外,在企业竞合行为的参与主体方面的研究当中,A fuah(2000)把企业竞合参与主体分为了供应商、互补品生产者、顾客和联盟伙伴;Levi,Loebbecke和Powell(2001)分析企业间的竞合关系和竞合行为时,选择了互补品生产者和直接竞争者的研究角度,互补品生产者表现出的主要是合作,而直接竞争者所表现出来的关系则多为竞争;Q uintana-G arcia(2002)和Bem vides-V elaseo(2004)一致认为,企业开展竞合行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指企业的竞争对手、企业上游的合作伙伴和企业下游的合作伙伴。

3. 企业竞合的互动演化

竞争与合作本质上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和基础性的差异的,正源于此,企业想从竞争和合作过程同时获益是非常困难的(Bengtsson and K ock,2000)。然而,倘若竞争和合作可以实现互相转化,也就是实现竞合互动的话,企业则很可能从这种互动转化中获利。

A xelord(1984)认为,敦促企业之间开展合作的方式有三个:加大未来与现在相比的影响、改变对方企业的博弈收益、传输给对方企业以合作的基本原则,实现双方在宽容性、报复性、善良性和清晰性原则下展开竞合。项保华(2001)认为,企业竞合关系的达成和竞合行为的实施,需要相关各方主体的互动连接。在此之处的互动主要包括同业企业之间的横向互动和产业链企业之间的纵向互动。在互动过程中,纵向互动表现为,由于企业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经济、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长期上存在合作的紧迫性;但在短期分配利益方面,企业之间存在相互竞争的现象。横向互动表现为,资源和市场的短期有限与缺乏导致企业存在竞争;而从长远看,做大市场做大行业的共识导致同业企业之间不得不开展合作。

企业的竞合行为出现互动演化,其根本动因在于对竞争优势(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经营优势)的渴求。正是因为如此,H am el,D oz和Prahalad(1989)才直言不讳的讲“其实,合作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H unt(1996)也持有相通的观点,即“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某些合作关系并没有缓解、反而实际上是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竞争”。李世清(2010)在研究了互补型竞合关系中的合作结构选择偏好问题之后,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4. 企业竞合行为与绩效

关于企业竞争行为和合作行为的选择问题,博弈论方法可以给出科学的解答,实际上,博弈论在解决企业竞合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方面,亦可以提供系统性科学化的分析,博弈论工具可以求解如何做竞合安排才能取得企业收益的最大化思想下,并可以证明企业竞合过程为什么必须互动转化。Brandenburger和N alebuff的研究表明,企业实现该最理想结果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种:(1)改变参与的主体,这是指要改变价值网中的所有成员(甚至于包括企业自身);(2)新增企业的相对价值,这是指新增企业自身的价值或降低其他企业的价值,以使企业成为相对价值更高的参与主体;(3)更改博弈的规则,为了实现理想博弈结果,企业可以修正甚至改变现有的博弈规则;(4)改变战术,企业应当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而对不确定性作出增减,在此基础上,对企业自身的决策作出改变;(5)改变博弈范围,将博弈的边界拓展或缩小。

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当中,Q uintana G arcia和Benavides V elasco(2002)实证研究了企业的直接竞争对手、上游联盟伙伴和下游联盟伙伴的竞争合作关系与该企业经营绩效的关联。在他们的研究当中,企业的创新能力被选作绩效衡量的最主要指标,企业竞合被分解为:与直接竞争对手的合作、与上游联盟企业的竞合行为、与下游联盟企业的竞合行为。在2004年,他们又长达6年的跟踪研究了欧洲的部分生物技术企业,并研究认为企业采取竞合混合战略比采取单一的企业战略,更易于提高自身企业的创新能力。Beersm a,H ollenbeek,M oon,Conlon和Ilgen(2003)实证研究了团队的竞争、合作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是基于对人类个体的研究而非企业个体。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提高团队工作量和速度方面应给与竞争性的报酬,而若是要提高团队的工作准确度,则应给与合作性的报酬。

四、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企业竞合问题已成为了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对已有的竞合战略管理理论进行了文献梳理,并对现有的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做如下的总结:

1.企业竞合行为研究的“二分法”现象依旧非常明显,割裂了竞争行为与合作行为之间的有机联系。虽然企业竞合理论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但是大多数文献依据还停留在研究竞争或研究合作的单一研究层面,将企业的竞争合作视为硬币的两面,认为非正即反,对企业作为竞合统一体的系统性认识严重不足,不能有效的发挥出竞争行为与合作行为有机结合、灵活转化的优势。

2.从不同学科出发得出的研究结论各执一词,甚至相互冲突。多个学科领域对企业间的竞合行为研究有所涉及,基于此,有非常多的学者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对企业竞合行为进行了单向分析和研究范式的构建,但由于学科跨越等方面的限制,这些不同学科角度下的研究没有将学科之间的有机互补性优势发挥出来,而导致研究结论各执一词,甚至完全相反。

3.对企业竞合行为的参与主体认识尚未统一,尚未形成对企业竞合行为参与主体的系统性分析和规范性认识。当前已有的研究尚未深度研究和分析出竞合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机制及其与环境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影响。产业组织理论、供应链管理理论等相关理论知识对此问题的解决应该会有所帮助。

4.尚缺乏对企业竞合理论的系统性研究。当前的企业经营和管理战略都已经脱离了传统的非合作即竞争、非竞争即合作的传统形态,而上升到了竞合互动态势,在这样的实践趋势和潮流下,对企业竞合理论的研究却滞后于实践操作,而停留在理论阐释与定性研究的初级阶段,缺乏系统性研究,尤其缺乏系统框架下的定量研究。特别的,在企业竞合的选择与绩效关系方面,对于“企业竞合行为的选择差异,会导致企业绩效如何的影响”这一个重要的问题,当前就尚无系统、科学、有效的实证研究,因此对企业竞合行为的选择难谈有指导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后续研究的课题。

摘要：近年来,竞合理念逐渐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主流。本文回顾了以竞争为导向和以合作为导向的战略管理理论,追溯了竞合思想的来源与内涵,然后从人性的利他性和竞合过程中的囚徒博弈两个方面评述了个体竞合的研究现状,从企业竞合的表现模式、参与主体、互动演化和绩效四个方面归纳评析了有关企业竞合理论的研究现状,文章最后指出了已有研究的缺陷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竞合理论,战略管理,个体竞合,企业竞合

想像竞合犯与法条竞合犯之关系 篇2

法条竞合犯是指某种行为同时符合数个具有重合关系的犯罪构成的犯罪形态。其特征在于：其一，一个犯罪行为同时符合数个性质不同的犯罪构成；其二，犯罪行为所符合的数个犯罪构成之间具有重合关系；其三，由一个犯罪构成可以恰当、全面地评价犯罪行为。由此可见，正如前文所述，法条竞合犯与想像竞合犯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所触犯的犯罪构成是否具有重合关系，并因此得以从若干犯罪构成中选择一个能够恰当、全面评价犯罪行为的犯罪构成。除此根本区别外，二者尚存在着其他一些差异：

首先，二者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想像竞合犯是一种罪数形态，故想像竞合犯理论主要是解决犯罪行为触犯几个罪名，如何处罚的问题；而法条竞合犯主要是法律的适用问题，代表了法条间的关系，是在法条之间因有错综复杂的重合关系而导致均能对一行为进行评价时，如何选择一个最恰当、最全面的罪名的问题，故我国理论界历来有将其放入犯罪形态研究，还是放在刑法各论里研究的争论。

其二，想像競合犯如前所述是特殊的数罪而与一罪相区别，而法条竞合系“同一犯罪行为，而触犯数法律时，仅适用一法律而排斥他法律，其罪之本身为单纯之一罪”，故将二者并列于罪数形态进行研究时亦有显著区别。

其三，“想像竞合犯中规定不同种罪名的数个法条之间发生关联，是以行为人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为前提或中介”，即如前所述，此法条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于法律制定时难以预见；而法条竞合犯的出现，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某些刑法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具有重合关系的现实状态的必然结果，于法律制定时即可预见，通过对法律条文的研究亦不难认识，从一定程度上讲，数法条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与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否无关。

其四，从处罚原则上讲，对想像竞合犯采取的是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而对于法条竞合犯，则根据各法条之间竞合关系不同，采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全部法优于部分法、复杂法优于简单法等原则，并不一定导致适用重法，一句话，就是选用最恰当的罪名处断。我国刑法第149条第2款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似于立法上承认了法条竞合犯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但似乎有违法条竞合犯择优适用的原理，合理与否有待商榷，本文不再赘述。

综上，想像竞合犯与法条竞合犯是两类成因、性质均有区别的犯罪形态，且适用原则亦各不相同，而偏于表面有一定相似之处，故理当着意分析，以避免实践中误认、误行，这也是法学研究严谨性的必然要求。

想像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即于犯罪行为所触犯之各罪中，从一重罪处罚，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是十分合理的。之所以“合理”，是因为采用这种处罚原则符合想像竞合犯本身既区别于一罪，又区别于数罪的独特本质这个内在之“理”。

首先，想像竞合犯中行为人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却侵犯了数个客体，因而其社会危害性显然大于单纯一罪。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其所承担的刑罚也应当较单纯一罪为重。在从一重罪的原则之下，犯罪所应承担的刑罚较单纯一罪为重，体现在无论犯罪人主观意图指向何结果，均必须承受基于该罪过所实施行为而导致较严重后果的惩罚，其最终处罚之罪可能与其主观意图不同，可见其重。

其次，同理，想像竞合犯中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其危害性较实施数行为触犯数罪名的实质数罪为轻，故其所受刑罚应较实质数罪为轻。而在从一重罪的原则之下，无论犯罪人的行为触犯几个罪名，最终对其只按一罪处罚，可见其轻。

因此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能够达到对想像竞合犯的犯罪行为的合理评价，刑罚轻重控制适度，于理论及实践均有不菲的价值，应当予以肯定并坚持下去。那么实践中究竟如何操作，以实践这一原则呢？这里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做法。

首先，何谓“重罪”？在确定重罪之前，应对各罪按其情节分别评价，归入各罪中该行为应处的量刑档次，在此基础之上对各罪的法定刑进行比较。按照主刑重于附加刑，主刑中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顺序确定重刑。对于量刑幅度，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上限高者或下限高者计。

其次，对于轻罪的附加刑如何处理。有学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提出应该并罚，如“日本刑法第54条第二项指出，对想像数罪所判处的‘两个以上的没收应当并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对犯罪行为的评价应做到不重复、不遗漏，因而在重罪并未规定附加刑的情况之下，应当按照轻罪的附加刑和重罪并罚，因为行为人毕竟实施了当处附加刑的行为。但是，如果重罪亦规定了同种附加刑，则应从重罪规定，按重罪之刑处罚。

竞合型机场服务社区的理论研究 篇3

(一) 开展非航空业务的意义

众所周知, 在需求多样化和机场盈利增长要求的共同作用下, 全球主要机场已经由单纯的“机场跑道”转变为人流物流集聚、商业休闲功能齐备的“航空城商业区”。非航空业务替代航空性业务, 成为枢纽机场盈利的主要来源。

尽管全球各机场收入结构不尽相同, 但总体上, 机场收入可以分为两大类:航空性收入, 如飞机起降费、旅客服务费、安检费等;非航空性收入, 是机场为满足飞机、旅客和货物在基本位移需求之外的衍生需求而产生的收入, 如商业、餐饮、休闲、广告、航空配餐、飞机维修等。

从全球主要机场的发展趋势看, 非航空性收入已超越航空性收入, 成为机场最重要的盈利来源。

首先, 非航空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如香港机场1999-2000年至2005-2006年, 香港机场旅客吞吐量年均递增5%, 而机场收费年递增仅为2.5%, 机场收费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却下降了7.8%。从全球其他主要机场看, 非航空收入占比提高的趋势同样明显。目前全球机场非航空收入的占比大多超过50%。法兰克福机场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7%。

其次, 非航空业务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 从而成为机场主要的利润来源。一方面受益于专业化和服务品质提高, 机场商业机会得以不断拓展, 机场也可以通过收入分成机制分享非航空业务的扩张;另一方面, 机场最大限度地节省了资源占用, 盈利能力反而大幅提高。

(二) 航空业务和非航空业务的竞合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初, 亚当·M.布兰登勃格 (Adam M.Brandenburger) 和拜瑞·J.内勒巴夫 (Barry J.Nalebuff) 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论文提出竞合 (Co-opetition) 的概念, 到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和谐竞争的社会, 企业竞争从最初的竞抗, 发展到竞容, 再到竞合, 体现了市场动态发展的内在逻辑, 因为纯粹竞争和纯粹合作只是一种特殊情形。竞争合作, 合作竞争, 再竞争再合作, 形成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这种“互升式”的竞争着眼于把馅饼 (Cake) 做大, 在做大馅饼的基础上大家都有可能比以前得到更多, 从而使企业能在一个较小风险、相对稳定、渐进变化的环境中获得较为稳定的利润。

同样, 作为机场收入业务的非航空收入业务与航空收入业务, 也可以用竞合的关系来形容:

首先, 非航空收入业务与航空收入业务之间的竞争关系。这就好比分蛋糕, 分给非航空收入的资金多, 留给航空收入的资金自然就会少。在一个机场整体规划建设的过程中资金的分配问题要充分考虑到。

其次, 非航空收入与航空收入之间的合作关系。开展非航空服务, 可以补充航空服务的不足, 提高机场整体服务水平, 满足旅客更高层次的追求, 为航空公司、联检机构、机场本身的工作人员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同时也是机场提高经济效益的突破口, 是机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我国机场非航空业务的发展现状

与全球主要机场相比, 目前国内机场盈利仍倚重于航空业务。以首都机场为例, 尽管2005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4100万人, 排在香港机场和新加坡樟宜机场之前, 居全球第14位。但航空业务收入的占比仍高达75%。浦东机场、白云机场非航空收入占比也不超过30%。非航占比最高的深圳机场也仅为38%, 远低于全球主要枢纽机场的水平。

国内机场之所以在非航空业务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 并非缺乏需求。相反, 国内主要机场航空流量已跻身全球前列, 集聚了大量的人流物流, 而且在消费升级推动下, 我国已日益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奢侈品消费国之一。事实上, 绝大多数旅客都体验过在机场消费的“痛苦经历”:产品和服务种类单一、价格昂贵、品质不高, 缺乏消费欲望。

三、如何发展我国机场的非航空业务

从2006年开始, 关于非航空收入的研究在我国民航业成为热门的研究话题, 很多小具规模的机场社区专门聘请专业的咨询公司为其量身打造“变身计划”, 但是截至到目前为止, 在进行非航空改造的绝大多数机场进展并不良好, 甚至有几家机场被迫搁浅了改造计划。

机场社区由于其特定的业务和设施、设备要求, 存在一次性投入过大的特点, 按目前的价格水平, 新建一个机场社区, 少则几个亿, 多则百多亿元。机场社区作为基础设施, 是一个地区的门户和形象, 由于其建设是按照远期规划目标规划设计, 近期内客流量不可能快速达到该目标, 其效益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 因此机场社区又存在回收期长的特点。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收入自然成为重中之重。

商业面积的大小决定了一个机场社区开展非航空业务的地理范围。商业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越大, 说明该机场社区开展非航空性服务的基础就越雄厚。当然也不是指商业面积越大就越好, 商业面积占得越大, 留给机场社区正常登机等候的区域相应也就会越小, 如果由于过分开展非航空性服务, 而导致顾客登机困难, 就会产生本末倒置之嫌, 毕竟机场的主要功能是服务旅客顺利登机。从表1可知, 相对于中型和大型机场, 小型机场的建筑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这两个机场商业面积占总面积的比重却很高, 特别是苏伊士机场, 可以想象顾客登机的状态。但是如果商业面积过小的话, 也是对机场社区空间上的一种浪费。像上海浦东机场, 本身建筑面积排在了中型机场的行列, 但是商业面积却仅仅占了2%, 所以该机场社区可以考虑对机场格局的重新划分。

机场的隔离区是指旅客进行Check-in之后的休息区, 在我国机场社区中这部分的利用面积基本都不高。其实旅客在安检结束之后等待飞机这段时间是最漫长的, 如果机场可以把隔离区的非航空业务规划做好, 既可以赚取出租商铺的费用, 从长远来看随着旅客对隔离区设施的喜好程度的增加, 也可以提高机场社区服务旅客的吞吐量。

从表2可知, 我国机场社区在隔离区设置的主要区域是用来为旅客提供商贸活动的, 该部分主要是指各个航空公司的VIP客户或者是高级商务客户, 他们对登机休息区的要求一般较高, 比较喜欢安静、整洁、舒适的休息环境。但是如果这一部分占用隔离区的面积过大, 留给休闲和餐饮的面积就会相对较小, 而我国隔离区的餐饮基本很少, 大部分餐饮服务都集中在公共区, 即旅客是要先吃完饭才可以办理安检手续, 如果安检的队伍很长, 未吃饭的旅客可能要牺牲吃饭时间来办理安检手续, 这无疑是很不人性化的。

从表1、表2中我们可以体会出, 一个机场的格局划分可能直接决定了该机场的发展前途。在航空产品日益同质化的今天, 一个机场如果想要继续生存并且发展壮大, 就必须采取变革使其从与其他的机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航空业务与非航空业务之间的竞合关系其实就好比一把双刃剑, 如果机场社区可以得当利用两者之间这种巧妙的竞合关系, 那么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发展下机场社区也将会随之发展壮大;但是如果机场一味只是追求或者夸大非航空业务可能带来的巨大商机, 盲目改变现有机场的格局及管理方式, 那么结果可能会是很糟糕的, 这也就是现阶段我国机场社区改革中会出现失败的原因。

四、建设新一代航空城, 发展竞合型机场服务社区

非航空业务主要会产生的潜在影响是机场形象、旅客便利性以及机场的商业价值。

首先, 商业价值可以从商业面积的大小得以体现, 商业面积的大小与机场总的建筑面积之间也是一种竞合关系, 这种关系由机场形象和机场的商业价值这两个指标体现。从合作的角度商业服务的品质可以提升机场的形象, 但从竞争的角度商业面积本身和机场面积又存在冲突。

其次, 商业价值与旅客便利性之间又是一种竞合关系。商业服务的全面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的要求, 但是如果商业面积过大就会相应减少旅客休息登机面积, 从而给旅客带来不便。

最后, 机场形象和旅客便利性之间也构成了竞合关系。周到人性化的旅客服务会提上机场形象, 但是如果是通过巨大空间建立起来的机场形象, 反而会给旅客在候机楼里的交通带来困难。

商业价值, 旅客便利性以及机场形象的关系很好地诠释了机场社区的非航空业务开展的规划, 只有它们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状态才能使非航空业务做大、做强。而非航空业务的良好发展又可以促进航空业务的发展, 从而最终带动机场社区的全面发展, 在全球服务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 建立基于航空收入业务与非航空收入业务之间竞合的机场社区。让机场周边的非航空收入业务拉动机场航空收入业务的发展, 将非航空业务领域延伸到机场航空业务领域, 建立二者之间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的机场社区, 当机场服务经济社区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效益后, 就会吸引整个城市的眼球, 吸引更多的投资竞争者, 参与促进机场社区的发展, 此时机场将被打造成“城市名片”。机场社区的迅速发展将会带动整个城市服务经济的发展, 最终形成基于竞合理念的新一代航空城。

参考文献

[1]、刘武君.大都会——上海城市交通与空间结构研究[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2]、王晓川.国际航空港近邻区域发展分析和借鉴[J].城市规划汇刊, 2003 (3) .

[3]、李晓江.航空港地区经济发展特征[J].国外城市规划, 2001.

新竞合时代来临 篇4

假设这一对龟兔能调整思路，刚开始时由跑得快的兔子背着会游泳的乌龟跑。它们两个就会很快到河边，这时会游泳的乌龟发挥自己的长处，驮着兔子游到对岸，这样它们既跑得快，又能过河。这种合作对于这一对龟兔来讲显然是双赢的，这就是竞合。

一家企业的发展，一个行业的崛起，一方经济的繁荣，是不是一定要以“竞争”为主导？是不是一定要伴随着“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角力？是不是一定要以残酷的“血泪史”为代价？

如今，当电商浪潮兴起后，传统专业市场的经营者逐渐发现，有些采购交易通过线上即可完成，商户们的交易量开始显得提振乏力。这是目前不少专业市场经营者正在承受的压力。一边是电商交易额在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中占比的节节攀升，以及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平台企业所掀起的资本狂潮；另一边则是实体专业市场在舆论中所遭遇的唱衰论调，以及事实上正在发生的分流和冲击。

此消彼长之间，在如今的专业市场经营者中，普遍弥漫着一种“电商焦虑”。电商换市、探索O2O新模式，虽然方向明确，但操作仍无清晰成熟的模式和路径，仍需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也有不少商户却看到了未来的发展之路，他们认为正是最近这两年互联网的发展，才让他们抓到了机遇：“以前大部分客人是做实体店的，到了店里一般都拿个十几件，一天来十个客户，也就拿一百多件，但是要花很长时间。现在网上开淘宝店的人多了，拿货的量也大了很多，我们都有打包的数据库，网上发过去，效率大大提高。”

其实，这就是新竞合时代的产物。目前，大数据、社交媒体、移动和数字科技等迅猛发展，新媒体传播速度更快，时效性更强，传播内容更具冲击力和震撼力。这使得企业在营销方式上急于寻求更大的突破，突破传统的营销模式。而商户也不再只是单纯推广，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

同样，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经济体，但正如销售离不开生产一样，专业市场的发展与产业集群的壮大同样密不可分。以海城西柳为代表，近年来坚持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同步发展，一手大力培育建设专业市场，一手大力规划发展产业集群，并突破传统理念，将专业市场看做一种产业形态来谋划布局，让各类专业市场密集成群，使其成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

可以说，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从专业市场对产业集群的作用来看，一方面，专业市场带动产业集群的发育发展，直接消化产业集群生产的产品，促进了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另一方面为产业集群吸引了大批的同类生产企业，使产业集群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运作效率，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信息，有利于提升产业集群的知名度。从产业集群对专业市场的作用来看，产业集群是启动专业市场的重要保证，带动了专业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实现专业市场的特色优势，还带动了专业市场的扩张。所以，如果不以辩证的观点看待相互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和发展观，形成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共识，发展将无从谈起。

竞合理论 篇5

生态位是生态学中的基础理论已渗透到很多研究领域, 应用甚广。生态位是生物单元在特定的生体系统中与环境及其生物单元相互作用的过程所形成的相对生态地位和作用。

旅游目的地生态位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 旅游目的地在区域生态空间内所具有的生存位置、特定功能以及所发挥的群体效益作用。它集中反映了该旅游目的地在资源、市场、品牌、信息以及服务等旅游维度上所占据的特殊位置。

二、区域生态旅游竞合模式分析

从生态学的生态位理论出发, 通过理论演绎的方法, 理想的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模式是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 以竞争为基础, 以旅游市场为主导, 旅游企业为主体, 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竞合模式。其战略指导是以政府调控为前提, 旅游区域间开展错位发展, 根据各区域不同的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和接待设施条件, 形成的旅游发展共生环境, 能实现区域旅游中各旅游城市的“多赢”, 达到整个区域旅游业的长期持续快速发展。

三、京津冀区域旅游现状分析

(一) 京津冀区域旅游资源分析

京津冀区域内的13个城市中有7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12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总体来看, 旅游资源类别、数量繁多, 包含了世界历史文化遗址、名人故居等人文资源和滨海、山水、草原等自然资源。区域内旅游资源的多样化为区域旅游的协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京津冀区域旅游接待情况

从京津冀区域旅游整体接待量来看, 以北京知名度高, 数量居多, 河北次之。例如, 2012年, 京津冀接待国内旅游者5.75亿人次 (京2.26亿人次、津1.20亿人次、冀2.29亿人次) , 海外旅游者681.4万人次 (京500.9万人次、津73.8万人次、冀129.3万人次) 。从京津冀区域中各旅游地接待数量来看, 河北是北京的首要国内客源地, 河北又是北京的首要旅游目的地, 区域中各旅游目的地相互补充。例如, 2012年北京接待国内来京游客中13.4%来自河北, 位居首位。北京居民出京旅游中21.3%的旅游者去河北旅游, 河北为北京的第一旅游目的地。因此, 北京和天津市河北省旅游者出游的主要旅游目的地, 而河北省也是北京和天津旅游者出游度假的主要旅游目的地。

(三) 区域城市旅游形象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京津冀区域居民的旅游需求也快速增长。《中国区域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3-2014》显示, 北京、天津和河北作为客源地的潜在出游力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1、7和13位, 是全国重要的旅游客源地。

京津冀区域中有12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都分别树立了鲜明的旅游形象, 开展了能突出地方特色的旅游形象宣传, 确立了自身的旅游发展方向和定位。

(四) 社会经济条件

2013年北京和天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已经超过了1.5万美元, 高于世界银行确定的12616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 河北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331美元, 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经济体4086美元的门槛。

京津冀区域内各旅游目的地经济呈明显梯度发展形态, 但是, 恰恰这种梯度形态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带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

(五) 京津冀区域文化特色鲜明

北京建城、建都历史悠久;天津的妈祖文化是漕运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河北省是华夏文明的源头, 更汇聚了燕赵文化和近代革命文化。京津冀各区域文化特色各异、鲜明, 都代表了某一个时期的历史, 相互之间既不可替代又相互吸引。

四、生态位理论的京津冀区域旅游竞合模式

(一) 以北京、石家庄、张家口、承德为主的京津冀西北部竞合圈

以北京为中心, 辅以石家庄、张家口和承德形成三角旅游圈, 以北京作为主要的旅游客源地, 借助北京与石家庄、张家口新增的交通便利, 发挥承德避暑山庄、坝上等草原资源的自然旅游旅游优势, 以及石家庄红色旅游产品, 开展京津冀西北部地区旅游联合产品线路, 吸引来京游客到张家口、承德及石家庄旅游, 并加强对张家口在本区域的城市旅游地位及特色旅游宣传, 综合设计京津冀西北部地区精品旅游产品, 促使本区域旅游业快速发展。

(二) 以北京、天津、秦皇岛、唐山为主的京津冀东北部竞合圈

京津唐三大城市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发达的工业经济城市, 作为特殊旅游形式的工业旅游产品可以作为此区域的特色旅游产品, 进行宣传推广, 秦皇岛是全国著名的滨海旅游胜地, 拥有黄金海岸、湿地观鸟等自然旅游资源和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旅游资源, 此外, 2016年将在唐山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 此次世园会的主题是“都市与自然·凤凰涅!”, 这是继1999年昆明世园会、2006年沈阳世园会、2011年西安世园会、2014年青岛世园会之后, 在中国大陆举办的第五次世界园艺博览会, 可以充分利用此次活动举办机会, 进一步加强对京津冀东北区域的旅游宣

(三) 以北京、天津、衡水、沧州、邢台、邯郸、保定为主的京津冀东南部旅游竞合圈

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东南部区域的主要旅游客源, 此区域历史文化悠久, 早在5000多年前, 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黄帝、炎帝和蚩尤就是在河北由征战到融合, 开创了中华文明史。春秋战国时期, 河北地属燕国和赵国, 故有“燕赵”之称。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 河北成了拱卫京师的畿辅之地, 悠久的历史使河北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河北拥有历史文化名城5座——邯郸、保定、承德、正定、山海关, 其中三个属于本区域, 因此, 本区域旅游应以历史文化旅游为特色, 借助便利的交通设备, 开展旅游宣传, 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带动此区域的旅游发展。

京津冀区域旅游竞合模式将以西北部、东北部和东南部三大旅游竞合圈整合发展, 利用本地区的经济发达城市带动经济欠发达城市, 加强本区域的旅游业整合发展。

五、京津冀区域旅游竞合策略

(一) 以政府为主导

政府作为京津冀区域旅游发展的主导力量, 起着政策的指导、制定及实施的作用。省市级政府应以上一级政策指导方针为准, 具体制定区域发展的指导方案, 并进行区域间的监督管理;区县级政府则根据上一级的旅游具体方案, 结合本地区的自身特色, 促进各区县间的联动合作, 落实方案。为了使区域间各旅游目的地的更好配合, 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促进区域的整体联合发展。

(二) 以旅游企业为主体

旅游企业包含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等, 它们是旅游活动的主体, 是区域旅游竞合模式开展的关键。旅游企业间原本存在不同类型企业的横向合作, 和相同类型企业的纵向竞争关系, 随着旅游企业的横向业务扩张迅速, 竞争越来越激烈, 劣性竞争严重影响整个旅游业的发展, 因此, 要使区域内实现整体旅游快速发展, 就应该用一种良性的竞争方式, 大型企业集团化发展, 小型企业专业化发展, 加强企业联合, 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共享区域内旅游资源。

(三) 实现无障碍旅游

实现无障碍旅游是在地理位置相邻的区域内, 形成统一政策, 减少区间关卡, 实现旅游资源的自由流通, 为旅游者在此范围内游览提供方便。

京津冀旅游一卡通的推出很好的实现了本区域的无障碍旅游, 它以旅游市场需求为导向, 依托区域内都市圈, 通过有效整合三地旅游资源, 是实现旅游、消费优惠与金融工具相结合的一种创新产品。加盟合作的旅游企业均由各地择优推荐, 是当地的代表, 同时更有超值的优惠政策。经过严格的选拔, 成功入围一卡通采购目录的合作企业, 优势资源的引入, 极大的促进了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发展, 更为参与区域带来了吃、住、行、游、购、娱等文化旅游休闲综合效益, 是当地政府旅游营销非常有效的新手段。

(四) 加强全面旅游营销

京津冀区域旅游的整体发展首先需要整合其旅游形象, 利用京津冀东北、西北、东南部的旅游资源特色, 推出各部分的精品旅游线路, 利用现代多种营销手段, 针对不同的目标客源群体, 开展针对性营销, 从而提升京津冀区域旅游的整体发展。

(五) 实行错位发展

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是开展区域旅游的主要目的, 因此, 区域内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特色, 选择适应自身发展的发展模式。河北应依托京津客源优势, 发展滨海旅游、草原旅游、文化旅游等特色旅游项目, 与京津地区旅游特色错开发展, 这样优势互补, 错位发展, 从而实现京津冀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苏章全, 明庆忠, 李庆雷.基于生态位理论的旅游区发展策略研究——以滇中大昆明国际旅游区为例[J].旅游学刊, 2010 (6) .

[2]郭伟, 郝娟, 王会层.基于生态位测评的区域旅游城市空间格局研究[J].生态经济, 2011 (3) .

[3]陈刚强, 李映辉.中国区域旅游规模的空间结构与变化[J].旅游学刊, 2011 (11)

竞合理论 篇6

通说认为法条竞合指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包容关系的刑法规范, 只适用其中一个刑法规范的情况, 数个犯罪构成之间在法律上具有包容或交叉关系。 (1) 一般而言, 想象竞合是指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的情形。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存在两方面的相同点:在行为要素上, 二者都以一个行为即行为的单数为前提;在法律要素上, 都属于“形式上的法律复数”, 即在表面上, 二者都具有一个行为符合数个 (复数个) 犯罪构成的特征。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从表面上来看都是一个行为触犯数个法条, 定义本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 (2) , 通过定义应当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然而, 从上述想象竞合的定义中, 我们完全看不出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本质, 目前各种标准难以对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作出清晰、全面、准确区分的共同原因就是没有抓住二者的本质特征仅仅是从表面的法条关系出发来考察两者的关系, 为了寻找清晰、全面的区别标准, 有必要对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实质有一个清楚地认识。

两者的处断原则不相同。对于想象竞合, 通说认为应以“从一重”的原则处断, 对法规竞合则是在全面评价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指引下, 寻找唯一的具有全面评价能力的罪名适用, 即只能适用一个能够完全评价犯罪行为的罪名处罚。之所以对于法规竞合和想象竞合分别适用不同的处断原则, 从根源上来讲, 是因为: (1) 对于法条竞合而言, 法条竞合时为不真正的竞合, 不真正竞合是指两个以上的刑罚规范在表面上是竞合的, 但实质上是相互排斥。从形式上看, 行为该当甲罪构成要件, 也该当乙罪构成要件, 但在实质上, 甲罪法条排斥乙罪法条的适用, 仅成立一个甲罪。尽管其形式上符合复数个构成要件, 但是实质上其只符合一个犯罪构成, 以一个构成要件对其进行评价即可以; (2) 而对于想象竞合犯, 在行为所符合的数个构成要件中, 没有任何一个构成要件足以完全评价行为中可罚性要素。但鉴于想象竞合具有“行为单数”的特点, 与实质竞合 (实质数罪) 情形有所不同, 不宜数罪并罚, 故而只能在“单罪处罚”与“数罪并罚”之间找到一种“最不坏”的折衷办法:择一重罪处罚。“想象竞合虽然也是一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 但无论用哪一个犯罪构成, 都无法全面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 (3) 想象竞合犯因为具有数危害, 所以触犯数法条且不能被其中的一个法条完整包容, 总有危害内容“溢出。 (4)

从实质上看, 确实能够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犯区分开来, 想象竞合属于实质的法律复数, 因为只有一个犯罪行为, 如果数罪并罚, 显然会对这一危害行为进行重复评价;但是又不能简单的按照一罪进行处罚, 因为行为的多重属性使这一危害行为符合多个犯罪构成, 造成了多个法益侵害、数危害结果, 因此, 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唯重是从。法条竞合属于实质上的法律单数, 一个犯罪构成完全可以全面评价, 因此只能按照一罪处罚。明确了两者的实质区别以后, 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总体标准应当是, 同一犯罪行为所触犯的不同法条是否均足以对该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作出全面评价。如果两法条均能够对造成的法益侵害作出完整评价, 则是法条竞合。如果不能, 则为想象竞合犯。

二、传统区分标准的缺陷

(一) 忽略行为事实的重要性

关于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标准的研究, 国内学者一般从静态的逻辑上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从形式逻辑上区分两者区别的人认为法条竞合与行为事实无关, 只要法条之间存在包容关系或者交叉关系就认为构成法条竞合;认为想象竞合犯与法条规范无关, 与案件事实有关。

“想象竞合, ……, 所以是一种动态竞合” (5) , 想象竞合犯一般都将案件事实考虑在内的。“然而, 法条竞合果真与事实问题无关吗?假如现实中没有人实施金融诈骗行为, 法官自然不会面对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选择适用这一问题。所以将法条竞合归类为法律问题, 想象竞合归类为事实问题的说法, 并不确切。” (6) 区分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犯要将行为考虑在内,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 刑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具有双重属性, 对于一般人而言刑法是行为规范, 它是一般人的行为准则。同时, 刑法对法官而言是裁判规范, 法官裁判案件必须要以刑法条文为准则。刑法理论认为, 刑法作为行为规范, 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就按照刑法定罪处罚, 不需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具体构成何种罪名、应受何种处罚。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对于法律认识错误是不影响定罪处罚。即使行为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但是刑法规定其行为是犯罪, 此时要按照刑法定罪处罚。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犯罪人以不知法律为借口而逃避罪责。因此, 从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角度看, 行为事实对于定罪并不影响。之所以要在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时考虑行为, 是因为刑法作为裁判规范, 只有在行为出现时, 静态的法律条文才会出现适用上的“竞争”。没有行为事实的出现, 法条之间的只是存在静态的存在逻辑关系或者不存在逻辑关系, 并无适用的“竞争”。

(二) 传统的逻辑关系说不能区分出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犯

以逻辑关系来区分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学者, 在认为想象竞合犯的场合, 竞合的两个罪名之间在外延上也有可能是重合的, 也就是说, 单纯地以静态的逻辑关系为标准, 认定某一行为人的行为属于想象竞合犯的同时也有可能被认定为法条竞合犯。“例如, 行为人为了杀死其仇人某甲, 跟踪甲至电影院, 因杀人心切, 便不顾祸及无辜, 引燃炸药包炸死甲及周围数十人。行为人乃故意杀人罪与爆炸罪的想象竞合犯, 而非法条竞合。因为规定故意杀人罪和爆炸罪的两个法条 (刑法典第114条和第232条) 之间并不必然地存在重合或交叉关系, 即故意杀人罪和爆炸罪两罪的构成要件及要素并没有包容或交叉关系。” (7) 但同样是以逻辑关系来区分竞合犯的学者对于上述两罪被认定为想象竞合犯却持不同意见, “我国刑法第132条 (指79刑法———引者注, 下同) 规定了故意杀人罪, 第106条规定了放火罪。从表面上看, 两个法条之间似乎不存在任何内在联系。但当犯罪分子以放火为手段实现其杀人之目的时, 法条的交叉就显而易见了, 杀人罪的放火之杀人和放火罪的杀人之放火具有重叠性, 两者都是法条的题中应有之义” (8) 。什么是必然的包容与交叉关系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很不明确。有些从内涵上看似没有关联的法条, 由于实践中犯罪行为形态的变化万千, 也有可能出现外延的重合。“但是不法行为的类型是复杂的, 法条所描述的不法行为的外延是否会出现交叉关系是很难通过预想来判断的, 往往还需要考虑到根据相关的犯罪构成和有关行为之间的评价 (对应) 关系。” (9) 由此可见, 以逻辑关系来认定法条竞合犯, 并不能很好的区分交叉型的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犯。

不可否认, 逻辑区分说对于区分具有包容关系的法条之间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在有包容关系的法条中, 两罪的罪状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上的包容关系, 可以进行比较清晰的界定。法条之间的重叠或者说包容竞合关系, 比较容易地从条文对不法行为的描述就得到识别。如: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之间, 很明显两者之间存在着包容的关系, 以信用卡诈骗是诈骗的一种特殊行为方式, 可以比清晰的认定两者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法条之间的重叠或者说包容竞合关系, 比较容易地从条文对不法行为的描述就得到识别。

(三) 忽视对法益侵害的关注

学者一般都仅仅从刑法分则罪状的描述中来界定两法条之间是否有包容或交叉关系。前述以逻辑关系来界定法条关系的学说可以看出这一点, 张明楷教授认为之所以会形成一般法条与特别法条的是因为, 刑法将因行为主体特殊性、行为对象特殊性、犯罪目的的特殊性、犯罪手段以及结果特殊性的犯罪类型从一般条文中独立出来规定为特别条文。 (10) 张明楷教授即将法条竞合的原因大致归结为法条用语中的包含、重合关系。

从形式上开看, 以罪状中的用语来寻找两罪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种判断法条竞合的重要方法, 事实上, 以这种形式上的方法来判断比较简单易于操作, 得出的结论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当法条使用同一动词时, 则表明两者的行为类型是重合的;当法条预定的诸行为方式有同一动词的, 法条的行为类型存在交叉关系;法条虽然没有使用同一动词, 但实质上看, 两者在行为的手段、方式方法上实际上是同一种行为类型时, 两者之间的行为类型存在重合交叉关系”○11。以这种方法来判断具有包容、重叠关系的法条是没问题的, 一般而言, 具有包容关系的两个条文之间的用语一般具有相同性, 如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等之间都有诈骗两字, 比较好识别。

但是在判断以放火方式杀人时, 放火罪与故意杀人罪之间是否具有法条竞合关系, 此时仅仅从放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罪状上来看比较难以辨别。因为如果按照法条关系说来判断, 静态的来看, 放火罪与故意杀人罪之间只有外延上有交叉的部分, 从内涵上看不出两者的交叉。如上文所述, 此时很难判断两者是否有交叉的法条竞合。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考察法益的侵害事实。以放火方式杀人, 不仅侵害了公共安全, 而且侵害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权。一般认为放火罪侵害的法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安全, 故意杀人罪侵害的是他人的生命健康权。明确了两罪的保护法益, 可以看出, 无论是放火罪还是故意杀人罪都无法单独完全评价两个法益侵害事实, 因此不是法条竞合而是想象竞合犯。在判断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时, 首先将行为事实考虑在内确定案件侵害了几个法益, 然后看表面上触犯了几个罪名, 再从刑法分则罪名保护的法益出发 (刑法分则中罪名保护的法益是确定、不随着案情变化的) , 最后判断每个罪名是否能够完全评价法益侵害。如果可以完全评价法益侵害就是法条竞合, 如若不能就是想象竞合。

三、区分标准之法益说

在德日大陆法系国家, 以一行为触犯的数罪是否侵害了复数法益为标准来区分法规竞合与想象竞合, 这是大陆法系区两者的有力学说。侵犯多数法益的是想象竞合犯, 侵犯单一法益的是法条竞合犯。在法益区分说中,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单一法益”和“多数法益”。

首先, 可以肯定的是当行为所侵害的法益是具有人身专属性的人格和身份法益时, 应当以被害人个数作为判断法益侵害数。所谓多数法益, 指“主体不同与法益种类不同, 两者居其一, 就是此处的所谓多数法益。”○12例如, 行为人开一枪打死一个人、打重伤一个人的场合, 就毫无疑问属于想象竞合犯。这种情形, 在我国传统观点中也是明显被认可的。

其次, 何为单一法益与多数法益?可见, 该说的关键点在于保护法益的确认和法益侵害数的判断。○13法益说认为, 以保护法益的构成要件数作为判断法益数量的基本标准。“所谓‘只有一个法益侵害事实’, 是指行为仅侵害了一个犯罪的保护法益;所谓‘有数个法益侵害事实’, 是指行为侵害了两个以上犯罪的保护法益。”○14也就是说, 在某些犯罪所保护的是双重法益的情况下, 多个利益为一个犯罪构成所保护的话, 就认为多种利益的组合成为刑法意义上的单一法益 (一个法益侵害事实) 。例如, 抢劫罪保护了公私财产权和公民人身权利这两种利益, “公私财产所有权+被害人的人身权”组合而成“单一法益”, 抢劫行为仅侵害了抢劫罪的保护法益, 是一个法益侵害事实, 同时抢劫行为中包含有劫取财物, 抢劫行为同时触犯了盗窃罪, 但是其侵害的法益没有超出抢劫罪所保护的法益, 只侵害了一个法益 (公私财产所有权+被害人的人身权) 。此时, 抢劫罪与盗窃罪法条竞合。因此, 当被行为所实际侵害的法益全部属于某一个犯罪构成的法益时, 是所谓的行为侵犯“单一法益”, 此时, 由该犯罪构成对行为就可以进行全面评价, 此时就是法条竞合;当行为所实际侵害的法益不能全部为某一个犯罪构成的法益所包含, 而是牵连到多个犯罪构成的法益时, 就是所谓的行为侵犯“多数法益”, 此时, 仅以一个犯罪构成不足以全面评价行为的法益侵害性, 这就是想象竞合。

该说将侵犯一个犯罪构成的复杂法益也视为只有一个法益侵害事实, 其实是有问题的。“从我国刑法典主要是以法益为标准划分各类犯罪的这一特点来看, 法益区分说并不适宜作为我国刑法语境下的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的区分标准。因为, 如果采用法益区分说, 根据法益同一理论来区分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 则会使得法条竞合大幅度限缩, 甚至使得很多罪名被架空。”○15法益说在讨论竞合时, 将抢劫罪的客体财产权+人身权看做单一客体, 然而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是简单客体与复杂客体之分的。简单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只直接侵害到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复杂客体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存在着复杂客体犯罪, 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并列的, 有主有次, 从而形成了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主要客体, 是立法者在确定某一具体犯罪构成时予以重点保护的社会关系;次要客体, 则是立法者在确定某一具体犯罪构成时, 刑法也予以保护的社会关系。”○16一般而言, 我国传统刑法中的客体等同于德日刑法中的法益 (本文也采用法益的称谓) 。如果采取法益说, 在讨论竞合时将复杂客体看成单一客体, 而在客体的分类中却将复杂客体分为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两种客体。刑法理论必须有内在的连贯统一性, 我们不能承认抢劫罪的犯罪客体是包含了多种直接客体的“复杂客体”, 却又说抢劫罪的客体是“单一法益”, 这种前后矛盾的理论是刑法研究中必须极力避免的。

而且法益说还没有考虑到复杂客体中的主要客体, 我国刑法分则一般而言是根据同类客体把犯罪分为10类, 然后再根据各类犯罪的危害程度轻重同时考虑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对各类犯罪先后排序的。因此, 一个罪名规定在哪一类的客体之下, 一般就认为是侵犯了这类客体 (当然, 我国刑法分则罪名的分类可能还不是很科学) 。例如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 其规定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之下的扰乱公共秩序, 应当认为妨害公务罪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社会公共秩序。但在妨害公务中, 行为人故意导致公务人员重伤、死亡的, 理论上讲也是构成妨害公务罪的, 如果以妨害公务罪进行处罚明显不合理 (妨害公务罪的最高刑才3年) , 毫无疑问应当按照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故意杀人罪进行处罚。可见妨害公务罪保护的法益中并不包含致人重伤、死亡等人的生命健康权。由此可见, 虽然从外延上看妨害公务罪保护的法益为公共秩序+人身生命健康权, 但是实际上, 其主要是保护社会公共秩序, 是不包括这种故意伤害、杀人案件的。法益说理论正是没有考虑保护的主要法益, 只是单纯的认为妨害公务罪保护的法益是社会公共秩序+人身生命健康权, 而且将这种复杂法益在讨论竞合时认为是单一法益, 从而就会得出妨害公务罪与故意杀人罪是法条竞合犯, 暂且假定得出的法条竞合犯的结论是正确的, 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那么特别法是故意杀人罪还是妨害公务罪?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问题,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随意的扩大刑法分则罪名保护的法益。一般认为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 从第192条的集资诈骗罪、第193条的贷款诈骗罪、第194条的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第195条的信用证诈骗罪、第196条的信用卡诈骗罪、第197条的有价证券诈骗罪, 到第198条的保险诈骗罪, 这些罪名保护的法益有两个, 一个是金融秩序, 还有一个是个人的财产权。为何会得出这些罪名是保护两个法益的结论呢?因为第一、这八个罪名规定在了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的金融诈骗罪之下, 理所当然地保护金融秩序这一法益。第二、这个八个罪名罪状中都有“数额较大” (除第195条的信用证诈骗罪外) 这一要素条件, 既然要求“数额较大”, 因此构成这8个罪名 (除第195条的信用证诈骗罪外) , 需要侵害了财产权。因此而认为这8个罪名保护的法益是双重法益即金融秩序与财产权。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根据我国刑法典确定一个罪名的具体的法益, 不仅要根据某一罪名具体规定在哪一类客体之下, 还要结合罪状的描述来判断是否是多重法益。

传统学说认为具有交叉关系类型的法条竞合法条有第266条的诈骗罪和第279条的招摇撞骗罪。招摇撞骗罪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五章第二节之下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中, 因此招摇撞骗罪保护的法益肯定包括社会公共秩序。第266条的诈骗罪和第279条的招摇撞骗罪的规定中, 都有一个“骗”, 可见核心客观要件是相同的———“骗”, 同样是骗, 为何一个规定在了侵犯财产犯罪中, 另一个规定在了扰乱公共秩序中?原因只有一个———侵犯的法益不同。两罪都有“骗”字, 骗取财物这一情形是包括在招摇撞骗罪内的。因此可以认为此罪的主要法益是公共秩序 (更具体的说是国民对国家机关的信赖) , 次要法益是财产权。当招摇撞骗数额特别巨大时, 此时招摇撞骗罪根本评价不了, 必须由诈骗罪予以评价, 因此, 当招摇撞骗数额特别巨大时, 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是想象竞合犯, 从一重, 根据诈骗罪处罚。但是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罪中有“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的规定, 这意味着只能采取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如果认为两罪是法条竞合的话) 无论何时都应该按照招摇撞骗罪来处理, 否则就是违反罪刑法定。很明显, 在招摇撞骗数额特别巨大的场合, 以招摇撞骗罪处罚, 会造成罪刑不均衡的现象。对此, 陈兴良教授认为, 266条“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的规定, 是对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 而不适用于诈骗罪中的择一关系的法条竞合。○17“但是, 这种解释存在问题。因为, 如前所述, 如果认为择一关系是互斥关系, 则法条间不存在法条竞合;如果认为择一关系是交叉关系, 则择一关系就是特别关系, 那么其处理原则就应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18我认为, 在诈骗财物的场合中, 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是法条竞合关系 (除了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的场合) , 此时用招摇撞骗罪就可以对这一行为进行全面评价, 也符合刑法第266条“本法另有规定, 依照规定’的规定。在招摇撞骗数额特别巨大的场合, 招摇撞骗罪就不能充分评价这一行为, 此时符合想象竞合犯。既然都不符合法条竞合, 何来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以及所谓的法条竞合中的择一关系呢?这也就是本文为什么要强调重视行为事实, 绝不能仅仅静态的逻辑上来认定两个法条之间的关系而要考虑法益侵害的缘故。

四、区分标准的重构

尽管法益区分说在我国刑法语境下存在着很多的缺陷,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法益区分说揭示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根本差别与实质, 因此需要将德日法益说的判断标准结合我国刑法实际予以修正, 构建出符合我国刑法语境与实际的区分标准。判断的顺序应当是:首先考察行为事实侵害了几个法益, 然后寻找符合法益侵害事实的法条 (一行为触犯数法条) , 最后结合以下几点来判断法条之间的关系。

(一) 对于具有罪状包容关系的法条, 采用逻辑区分说直接认定为特别法与一般法 (此时两罪的保护法益应具有同一性或者一罪法益能够包含另一罪的法益)

1. 在刑法中, 有很多的条文之间, 从罪状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存在着包容关系而且两罪之间还侵犯了同一法益。

例如刑法第140条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第141—148条之间所规定的罪名之间, 既在同一保护客体之下, 通过用语也可以明显的看出它们之间存在包含关系, 因此第140条与第141—148条之间是法条竞合。走私犯罪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关系。

2. 两罪之间如果从罪状上可以看出存在包含关系, 但是并非保护同一法益时, 需要考察两罪之间的法益是否具有包含关系, 如果法益之间也具有包含关系时, 就可以认定为法条竞合。这种罪名在我国刑法法条中大量存在。

例如, 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之间都是包含的法条竞合。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罪状中都有“诈骗”, 只不过信用卡诈骗罪是用信用卡的方式诈骗, 而且两罪中都要求数额较大的规定, 这就决定了两罪之间保护的法益具有重合性, 信用卡诈骗罪的法益包含诈骗罪的法益, 以信用卡诈骗罪就可以完全、全面评价以信用卡方式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 因此是法条竞合关系。

(二) 罪状上具有交叉关系的两罪 (不包括包含关系的交叉) , 此时要考虑两罪保护的法益之间的关系

1. 如果两罪的法益之间有重合, 一罪的法益能够包含另一罪的法益, 用一罪就可以完全评价完法益侵害事实, 此时就是法条竞合。

例如:在招摇撞骗数额不大 (3000元左右) 的场合, 既符合招摇招摇撞骗罪的罪状、也符合诈骗罪的罪状, 而且此时侵犯的法益既包括国民对国家机关的信赖, 也包括财产权。此时用招摇撞骗罪就可以完全评价这一行为, 是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法条竞合。

2. 如果两罪的法益之间有重合, 且一罪保护的法益是双重法益, 但侵害事实不能为保护双重法益的罪名所完全评价, 此时就是想象竞合。

例如招摇撞骗数额特别巨大的场合, 虽然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的法益之间具有重合关系, 招摇撞骗罪不能完全评价对财产权的侵害 (因为招摇撞骗罪主要保护的法益是国民对国家机关信赖) , 招摇撞骗罪只能对国家机关威信遭到侵害、财产数数额不是特别巨大遭到侵害的那部分, 除此之外的数额, 应当由诈骗罪进行评价, 因此构成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的想象竞合。

3. 如果两罪保护都是双重法益且法益之间具有重合, 此时也应该成立想象竞合犯。

例如合同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等金融诈骗罪之间, 都是保护的双重法益, 前者是金融秩序加财产权, 后者是合同管理秩序与财产, 如果冒用他人名义和很多人以签订合同的方式集资后不履行合同, 骗取了对方当事人的钱财后逃跑, 此时构成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本文认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理由是, 想象竞合犯是一罪与数罪之间折中的方案, 最终只是会宣告一个重罪, 如果单从结果———被宣告重罪来看, 并未对法益有重复评价。但是如认为是法条竞合, 若认定为了轻罪, 有放纵罪犯之嫌, 而且也不符合完全、充分评价的原则。

综合1、2、3的情形可以表述为:罪状上具有交叉关系的两罪, 且两罪的保护法益也具有部分重合, 但是任何一罪的保护法益都不能为另一罪所完全、全面评价, 成立想象竞合犯。

(三) 两罪罪状无重合, 且两个罪名之间保护的法益完全不同也就是并无重合关系时, 成立想象竞合

例如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之间, 前者保护的法益是人身健康权, 后者保护的是财产权。如果开枪射杀一个人旁边的名贵花瓶, 却误杀了人。此时由于侵害两个法益, 而且两个法益之间也并未重合, 此时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与过失致死死亡罪的想象竞合犯。

视频网站新竞合 篇7

DCCI 2010中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 2009年底, 已经有近两成 (19.3%) 的中国人访问网络视频网站, 网络视频成为中国互联网受众规模增幅最快的领域之一。

继央视CNTV、浙江卫视“新蓝网”、湖南卫视“芒果TV”后, 安徽卫视也推出了自己的视频新媒体平台——“安徽网络电视台”。中国互联网协会的最新网站排名显示, 优酷、土豆、酷6等民营视频网站都处于前20位, 而在前100名的名单中依然没有CNTV等网络电视台的名字。

本刊观察:

随着国家网络电视台等广电系视频网站大举进入, 网络视频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 市场正酝酿变局。

越来越壮大的“国字号”网络电视力量致力于成为网络视频市场的跨媒介协同营销视频平台, 也有望成为网络视频市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从前期CNTV等视频网站的表现来看, 这些由传统电视台推出的视频网站, 无论是网站内容建设还是广告营销依然维持着原来的传统媒体思维, 在与民营视频网站的流量争夺战中现仍处于明显的下风, 特别是栏目设置依然过分依赖母媒, 难以形成竞争力。

在吸取了第一批“国字号”视频网站的教训后, 新介入的广电系网络电视台选择了借力民营视频网站, 在内容建设、品牌推广、版权运营、广告营销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的发展策略。

这样的新竞合关系对于民营视频网站来说, 也是利好消息。随着管理部门对网络版权的监管不断加大, 版权影视剧成为各视频网站内容经营的重点。但是, 由于资金压力, 并非所有视频网站都能在版权影视的发展中坚持到底。因此, 对处于网络视频正版化冲击中的民营视频网站来说, 通过与网络电视台这样的“国字号”合作也可以降低引进正版版权的成本。

网络电视台将母媒采购的正版内容与民营视频网站共享, 这些影视剧在视频网站收到的回馈会成为良好口碑, 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 并与电视收视相互促进。网络收视和电视收视之间会形成有利的互动和互补关系, 这也可以带动传统电视台收益的增长。网络视频的“国家队”希望借助民营视频网站的内容优势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并快速积累用户。而民营视频网站则希望能借助“国字号”同行的资源和政策优势树立自己的正版内容优势。

企业竞合问题初探 篇8

竞合已经成为战略联盟的重要特征之一, 深入到企业的各个方面。例如, 中国移动与华为合作开发3G产品同时又竞争分利;飞利浦与竞争对手索尼联合开发和生产新视频设备, 却以各自的品牌竞争市场。然而, 竞合所呈现的多态性和复杂性使得企业在对它的理解和运作上却甚为困惑, 无所适从。因而, 从科学的角度阐述竞合对企业联盟与科技管理的影响, 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本文将从经济管理的角度, 对企业竞合进行研究。

1 竞合的特征

关于竞合的定义并不统一, 但是现有文献普遍强调一点, 就是竞争与合作的共存局面。Brandenburger和Nalebu[3]将竞合定义为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的一种组织间关系;而Das和Teng[2]则指出竞合是指企业为开发市场或降低成本进而提升竞争力和领导力所采取的竞争与合作相互混合的模式。现有研究普遍认为[4,5], 建立竞合关系的动机主要有以下几种:降低市场扩张过程中与创新、新产品开发等相关联的成本和风险;扩大收益、共享资源、优势互补;共同抵御外部威胁;追求策略灵活性;赢取新市场和促成新技术标准;寻求新技术交换和技术互补。本文从更广泛的背景下给出对竞合的理解。

首先, 在几个相同或相似的企业之间共同存在竞争与合作, 而非与一个企业合作但是与另一个企业竞争, 尽管后者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6], 但与本文所指的竞合含义不同。在企业竞合情况下, 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于企业主体的关系之中。企业不仅要进行合作以使得集体的效益更好, 同时也要考虑到自身的诉求。在此情况下, 参与竞合的主体具有双重动机。另外, 竞合与企业联盟有所不同。企业联盟的概念主要强调合作以及由合作所带来的协同效应, 而对竞争的因素考虑相对较少。例如诸多利用合作博弈理论分析企业联盟行为的研究从总体利润、联盟稳定性等角度出发分析联盟策略, 而对联盟中个体理性的关注相对较少。

其次, 竞合不同于完全竞争或完全合作。在竞合关系下, 企业就某些方面合作而在另外的领域内保持竞争。一般来讲, 处于同一价值链中的企业容易产生竞合关系。另从产业的角度讲, 竞合行为在信息、生物等以技术为主导的领域内很常见, 因为在这些领域内技术信息共享或研发成本分担会给企业带来市场机遇, 而合作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 合作和竞争的导向影响着企业的策略行为, 而任何极端的处境都会使得企业从战略高度寻求突破。因此, 竞合也常在具有高度合作和高度竞争的产业内产生, 例如高新技术或生物制药领域。另外, 产品市场内也存在一些易引发合作的领域, 包括未经市场检验的、互补的产品等[6]。

再次, 竞合有行为与动机两种层次。一方面, 每个企业都有合作和竞争的动机, 然而这种动机只是潜在的、隐形的。当企业处于激烈竞争中时, 会产生强烈的合作动机, 企图通过合作化解竞争所带来的压力。而在一段时期的合作之后, 企业的竞争压力降低, 竞争动机将会膨胀。这也是众多联盟在度过竞争压力之后不能深入合作的一个主要障碍。另一方面, 无论是竞争动机还是合作动机, 都要通过企业的行为进行体现。因此, 企业的合作行动 (如让利、协调、合作协议等) 成为合作动机的外化体现。因此, 竞争与合作构成了相互渗透、形意伴生的复杂关系。

最后, 竞合所表现的多态和动态特征。在竞合中, 某一时期可能以合作为主, 而下一时期则可能变成以竞争为主。由于引起竞争与合作的外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企业动机的强弱也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而这些都会通过企业在竞合关系中的行动体现。因而, 竞合关系中是竞争占主导地位还是反之, 都是动态变化的, 进一步, 二者的强弱对比和行为方式也将会以不同形态体现。所以, “变”是企业竞合的一个重要特征:“时变、空变、形变”。

总之, 竞合是多个企业主体之间参与合作与相互竞争同时存在的一种关系状态, 以及在此关系主导下所形成的组织行为。

2 竞合关系和竞合现象

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结构的研究是竞合理论的基础之一。从组织关系的角度讲, 竞合不仅关乎企业战略, 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关于竞争与合作的思维范式, 极大地影响着企业的行为理性与管理理念。除了战略管理领域,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具体问题出发考虑竞合问题。例如葛泽慧和胡奇英等, 从研发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在某些环节上合作而在其他环节上竞争的现象[7,8,9,10,11]。作者曾对竞合的理论成果进行梳理, 大致可以概括为竞合关系与竞合现象两个方面:竞合关系强调对“竞合”概念的阐释 (包括竞合的定义、特征和社会意义等) 并试图建立有关竞合的理论架构[3,4];二是以竞合现象为主, 即在特定背景下分析竞合关系中的主体行为[7,8,9,10,11]。

首先, 竞合关系的阐述。从竞合关系讲, 企业合作类型有两种:正式的合作 (如协议等) 与非正式的合作[12]。现有分析多集中于前者, 例如研发协作、产品外包、联合生产等。正式承诺 (书面协议) 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增强了企业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度, 同时也对合作的范围给出了相对清晰的界定, 因而这种正式合作背景下的竞合关系相对稳定、紧密, 约束力强, 范式明显, 不易受外界环境干扰 (如文化、体制、信念等) 。由于成员之间构成了利益共同体, 因此更重视合作中的相互协作, 从而避免了矛盾激化与冲突加剧。另外, 相对稳定而持久的关系也更有利于企业摒弃杂念, 做出长远的战略决策, 关注重大投资与发展规划。当然, 它也会带来比较高的成本。这类问题在有关研发的合作管理中尤为突出。例如, Kogut发现合作失败的几率是20%, 联盟持续时间平均为5~6年[8,13]。当未来环境变化剧烈时签订完全合同的成本较高, 因此Veugelers主张应以比较宽松的形式达成协议来分配合作成果, 此时可视为非正式合作[13]。

所谓非正式合作, 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合作组织方式, 包括口头约定、非正式的技术交换协议、人才交流与培训等。由于缺失了书面协议的约束效果, 相互之间的依存度较低, 但是它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 从而降低了失实决策所造成的损失。与前述类型相比, 这种竞合更易受到诸如文化差异、公平信念、宏观经济环境、管理者的偏好等外界因素的影响。然而, 由于合作组织之间缺乏清晰的行为界定而导致约束力降低, 因而企业对合作伙伴的影响也有限, 整体协调性相对较差, 同时用以显示企业合作动机的因素也较难考察。

其次, 竞合现象的分析。目前有关竞合现象的分析基于两种理论基础: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集体理性是指企业以其所在团体的利益最优为行动准则, 此时假定企业之间的个体利益冲突 (如果有) 可协调;个体理性意即企业根据自有信息独立决策以使个体利益最优。事实上企业常常陷于这两种理性的共存与冲突之中。之所以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竞合由两种完全不同的互动逻辑组成:一方面由于利益冲突而相互敌对, 另一方面由于共同利益而期望友好。这两种本质不同的逻辑共存于系统内部, 而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分离开来以使“竞中有合, 合中有竞”成为可能并非易事。目前, 主流理论均假设企业的经济行为是个体理性的, 而忽略了集体理性、社会偏好等[14];而集体理性在强调整体、效率、福利的同时却忽视了个体理性[15]。实际上, 当个体最优和集体最优不能同时满足时, 企业往往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 而非追求单极目标。尽管大量事实说明企业竞争与合作动机同时存在, 但对两种动机支配下的行为理性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并不多。进一步, 此领域的研究仍然没有一种系统的结构和成熟的理论出现, 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深入探讨:

从研究对象看, 应紧密结合应用背景进行建模和分析, 例如企业在联合生产、联合物流、知识管理、创新网络、新市场战略方面的竞合, 而不应囿于对竞合关系的过度描述。竞合的显著特征就是“变”, 因而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不同的主体都会展现不同的竞合现象。

从研究方法看, 应该多种方法结合使用。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讲, 运筹学、微观经济学、社会组织理论、复杂性科学等多方面知识都可能在企业竞合研究中遇到。所以, 仅利用某一学科的知识研究则结论未免有失偏颇。简而言之, 竞合关系需要从交叉科学的角度认识分析。

从企业主体看, 应更多关注个体特征。例如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均等、组织特性、市场特征及产业特征等都将影响企业的竞合行为, 在研究中应予以重视。

3 结语

本文在指出竞合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之后, 阐述了竞合的概念和所具有的特征, 同时本文针对现有成果, 从竞合关系和竞合现象两个方向详细阐述竞合理论。由于竞合现象在社会中广泛存在, 而对其研究却刚刚起步, 因而本文的工作还无法涉及竞合的多个层面。有关竞合的更多的有意义结果有待系统、详实地研究。

摘要：竞合是企业战略联盟的重要特征, 本文阐述了其概念、特征和理论进展。竞合体现在行为和观念两个层次上, 具有多态性和动态性等特点。目前, 关于企业联盟的研究开始从关系和策略两方面关注, 展现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尽管如此, 关于竞合的研究还不充分, 与之相关的非正式合作、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并存等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研究。

论担保物权的竞合 篇9

【关键词】担保物权；担保物权竞合；效力位阶1担保物权竞合概述

担保物权的竞合是指同一标的物上存在不同种类的担保物权，此时应以何种担保物权的效力优先的问题。

从上述担保物权的竞合的含义，可知担保物权的竞合的要件为你：1．须同一标的物上同时存在数个不同种的物上担保权。2．数个担保物权在存续期间上须有交叉。3．竞合的数个担保物权，各因不同的法律事实而成立。4．由不同的法律事实产生的两项以上担保物权，须能构成两个以上彼此独立的担保法律关系。5．竞合的数个担保物权之间，须发生或可能发生效力上的冲突。6．须各个担保物权人不为同一人。担保物权的竞合不仅须为担保权客体的竞合，而且其权利主体必须不为同一人。

在担保物权发生竞合的情况下，无论哪一个担保物权优先行使与实现，都将会对其他担保物权的行使与实现产生消极影响，导致其削弱乃至丧失，因此，各担保物权人莫不希望自己之权利能优先行使并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对此应设定合理的规则以最大限度地化解权利冲突、平衡各方利益。

2担保物权竞合效力的原则

针对担保物权竞合效力位序的规则，应建立在一系列处理原则的基础之上。根据目前学者的观点，当同一标的物上存在数个不同的担保物权时，确定其顺位的标准包括：（1）法定优先原则；（2）设定在先原则；（3）占有优先原则；（4）完全担保物权人利益优先原则。

在市场交易日益发达的今天，　担保物权已经成为一种保障债权实现的重要手段，　从而使得不同担保物权竞合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因此亟待需要从立法层面对于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民事行为加以规范。　在根据我国现有的担保物权的规定，结合上述原则进行整合，从而更有效地调整担保物权竞合的关系。

3担保物权竞合的规定及完善

根据我国现有的规定，物权担保竞合主要表现为：　抵押权与质权竞合、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合、质权与留置权竞合三种形态。

3.1抵押权与质权竞合的效力位阶。抵押权以不转移标的物占有为设定要件，质权以转移标的物占有为设定要件　债务人可先在同一标的物上设定抵押权，后为担保另一债务的清偿而设定质押，　将该标的物移转质权人占有。此时在同一标的物上同时存在抵押权和质权，若权利人实现权利时，抵押权和质权均还存在，即发生二者竞合。

根据设定担保物权的时间先后不同，分两种情形考虑：一是先设立动产抵押权，后设立动产质权的情形。我国动产抵押权奉行登记对抗要件主义，未登记不影响抵押权的设定，但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因此，动产抵押权可分为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和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物权登记行为，在本质上是行政行为，因登记行为乃借助了国家行政强制力量对民事行为施以积极干预，其公示效力应强于占有行为。可知，动产抵押权设定在前，且动产抵押权的登记使其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强效，所以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之效力应优先于动产质权。值得关注的是，若抵押权未登记，其因未登记而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相反，质权人确已实际占有标的物。尽管未登记抵押权设定在前，动产质权的效力也应优先于未登记的动产抵押权。二是先设立动产质权，后设立动产抵押权的情形。笔者认为，原则上设定质权后不宜再设定抵押权，若经当事人同意，方可再设定抵押权，始发生抵押权与质权竞合。因质权设定时间在先，质权人已实际占有标的物，不管后设定的抵押权是否办理抵押权登记，质权的效力应优先于抵押权。

3.2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合的效力位阶。抵押权设定后，权利人可不占有标的物，则留置权设定以占有为必要条件。在同一标的物上，为充分利用物的交换价值，可先后设定内容相容的抵押权和留置权。根据我国《担保法司法解释》第79条规定，无论权利的设定先后，留置权一定优于抵押权。对此笔者表示赞同。其理由是：第一，留置权是由法律直接

规定而产生的物权，应当优先于通过约定产生的抵押权，即法定权益优先。第二，留置权人占有标的物，而抵押权人不占有标的物，法律应保护合法占有权人的权益，即合法占有优先。第三，留置权人行使留置权，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修理费、　承揽费、　运输费等，而该费用往往数額较小，留置权实现后一般不影响抵押权实现。

3.3质权与留置权竞合的效力位阶。 质权与留置权均以占有标的为成立要件。但留置权因丧失直接占有而消灭；　质权不以直接占有为限，若质权人丧失直接占有又不能恢复质权方才消灭。因此，　在同一标的物上可能发生质权与留置权的竞合问题。我国的《物权法》、《担保法》未明确规定二者竞合时的效力位阶。笔者认为，质权与留置权的竞合因设定时

间先后不同而存在两种可能。若先设定留置权，后设定质权，留置权人在占有的留置物上再设定质权原则上应征得标的物所有人的同意。倘若未经标的物所有人同意，但留置权人对标的物的客观占有事实，足以使善意第三人基于占有的权利推定，则可善意地以为留置权人为该动产的有权处分人，善意第三人据善意取得制度可取得质权，留置权与质权发生竞合，因留置权人对标的物为间接占有，质权人对标的物为直接占有，所以质权优先于留置权，再若先设定质权，后设定留置权。因质权人在占有质物期间，将质物与第三人直接占有，自己为间接占有，则第三人基于留置权的成立理由而取得留置权。此时，留置权的效力优先于质权　因为留置权是担保基于维护或保存标的物的价值行为而发生的债权，并且标的物由留置权人直接占有，质权人仅为间接占有人。可见，质权与留置权竞合时，直接占有标的物之留置权利的效力位阶更高。

参考文献

［1］陈吉.对担保物权竞合的现象研究.法制与社会.2008.2；

［2］陆尘、李晶.论典型担保物权竞合之效力——兼评我国现行立法中的相关规定.法制与社会.2011.05；

竞合关系的研究评述 篇10

在战略管理领域, 传统的经济管理研究是将竞争战略与合作战略区分对待、孤立研究的, 并且呈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80年代中期之前, 无论是战略管理、组织经济学还是营销管理领域, 竞争观念及其范式占据绝对地位;随着Håkansson和Ostberg[1]一篇关于营销管理中纵向依赖关系的研究论文的发表, 合作观念从80年代中期在管理领域普及开来, 从战略管理到组织经济学, 并且涉及到了一系列组织间战略契约及协议安排问题。

但是, 将竞争与合作用彻底的二分方法进行孤立研究显然会产生偏颇。竞争战略的基本原理是单纯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 企业的生存之道就是打败和消灭其他竞争对手。该思想认为经济价值的创造活动只发生于企业内部, 而企业间的交互作用只影响最终价值的分配情况, 而且竞争的最终结果将是一场“零和”游戏。相反, 合作战略的基本原则则是完全理性地寻求整体利益最大化, 企业建立各种相互依赖关系并展开合作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该思想认为价值创造产生于相互信任且没有机会主义行为的追求一致目标的共同合作过程之中, 与竞争不同, 合作的最终结果是一场“正和”游戏。

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合作组织内部各成员的目标往往并不一致[2], 如通用与丰田结成的合作关系——通用的目标是学习丰田的准时生产制, 以实现零库存, 而丰田的动机则是借助通用的市场销售渠道, 打入北美市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盟合作之所以能够实现, 也是因为前者更注重获得市场准入权, 而后者更多是为了学习先进技术[3]。而且, 这些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亦同时伴随或潜伏着竞争, 或者说合作本质上是为终端竞争而服务的。所以, 近年来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企业关系引起了不少学者及管理人员的注意, 他们称之为“竞争合作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或者“竞合 (Co-opetition) ”。竞合的概念由Novell公司的CEO Ray Noorda于1989年首次提出, 但当时并未引起学术及管理实践人员的重视, 直到1996年Brandenburger和Nalebuff合著的《Co-opetition》一书的问世, 才将这一思想正式引入到管理, 尤其是战略管理领域。因为该理论的市场背景及参与者行为模式更贴近现实, 所以正日渐受到学者及战略规划人员的密切关注。Bengtsson和Kock[4]的探索性研究指出, 竞争合作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它是由竞争与合作这两种截然不同并相互矛盾的逻辑原理交互作用而形成, 这表明竞合关系与单纯的竞争或合作范式是存在本质区别的。下面以竞合关系的组建、管理以及绩效为研究线索, 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2 竞合关系的组建

2.1 主要理论

竞争合作关系的基本概念已初步为学者们所接受, 即由处于同一产业的、相互独立的企业所组建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如Bengtsson和Kock[4]的定义是:企业与竞争者在相同产品或市场上展开的同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互动关系。基于此, 至今已有交易成本、资源基础以及组织学习等主流学派的少数学者对这种关系进行了研究, 虽然研究体系尚不健全, 但已初步奠定了该领域的理论基础。

2.1.1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经济学为企业间合作契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并合理地指出合作能为隐性知识在各企业间的转移创造有利条件。于是, 为了实现自身及整体一致的目标, 企业之间建立起战略联盟, 只要整体创造的价值高于参与成员的机会成本且利益分配公平, 联盟就能获得成功。但是, 对于由直接竞争对手所组建的联盟, 交易成本理论从机会主义角度预言其失败率相对较高。这缘于在竞争对手面前保护企业的核心能力和技术诀窍 (know-how) 更加困难, 合作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更加强烈, 而且这种动机会随着其识别和占有其他成员关键技术和诀窍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强, 从而伙伴间的信任程度以及合作水平被大大降低。为了避免这种投机行为对联盟带来的不利影响, 就必须采取某些必要措施:完备的契约、联盟过程中的监督和控制等, 但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 当交易成本上升到足以抵消联盟可能带来的收益的情况下, 联盟将面临解体。因此在交易成本理论框架下, 与竞争对手组建联盟被视为一种风险行为。

2.1.2 资源基础理论。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 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其获取异质资源、尤其是基于隐性知识的异质资源的能力。现实条件下, 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独自创造出使企业持续发展所需的全部资源, 因此, 通过合作来获取和整合资源便成了维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有效途径, 其中亦包括与竞争对手所组建的合作关系。但是, 当合作成员是处于同一行业的竞争对手时, 这种合作便隐含着一对内在矛盾:一方面, 相似的业务知识提高了能力转移和吸收以及整合联盟资源的效率, 并且更容易通过合理分工获得规模经济优势;但另一方面, 竞争性伙伴相互侵占对方专有知识或核心能力的威胁也更加显著, 从而使联盟管理变得更为复杂。作为资源理论重要发展成果的动态能力观也为竞合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所谓动态能力是指能够使组织的竞争能力 (competence) 不断更新换代并维持与变化的环境相协调的能力 (capacity) 。保持这一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与对手建立合作关系, 一方面, 竞争性伙伴能为企业提供重要信息、新的想法、溢出效应以及技术转化所需的多种资源, 从而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另一方面, 与对手结盟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鞭策自身不断创造新知识、深化核心能力、超越对手的驱动力, 而不是仅仅维持和保护现有竞争优势。

2.1.3 组织学习理论。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 唯有建立起开放、动态、高效的学习机制, 才能更好地应对环境的持续变化。根据这一理论, 战略联盟是企业开展组织学习的一种有效方式。联盟不仅能够为企业向合作伙伴学习显性知识与技能提供了渠道, 而且可以通过“干中学”获得合作者的隐性知识与技能, 并共同创造出可以共享的新知识、新技能。但是, 联盟仅仅提供了学习平台, 企业能否充分运用合作伙伴的独特知识, 不仅取决于企业在学习平台上能否接触到这些资源, 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向伙伴学习的能力和效率。对组织间学习的研究显示, 只有在企业拥有了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前提下, 企业才能更好地获得新的能力。鉴于在同一业务领域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具备相似的能力基础, 因此, 由竞争者组建的联盟更有利于构建成功的组织学习平台。当然, 在同一行业中展开竞争, 并不妨碍每个企业拥有独特的、难以模仿的技能和专长, 所以, 对于那些拥有互补性资源和能力的竞争者, 他们之间存在着更为可观的相互学习的潜力。

2.2 伙伴选择

伙伴选择是战略联盟组建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 大量联盟的失败都可以归结为在这一关键领域缺乏专业能力。袁磊[5]将伙伴选择指标分为个体指标 (硬指标) 和关系指标 (软指标) 两类, 它们对联盟失败的解释权重分别为30%和70%, 并指出伙伴企业的合作动机、管理哲学、文化融合性、信任等问题对事后关系的协调有很大影响, 这是因为竞合关系中各成员的目标及利益追求并不完全一致。契约安排则涉及到合作结构的问题, 这一结构对竞争合作关系优势的产生机制有着直接影响。Pierre和Bernard[6]依据伙伴企业对联盟的贡献和联盟产出这两个标准, 把竞争者联盟划分为了三种类型——互补型、供应共享型和准集中化联盟, 并指出, 联盟的组织方式以及运作模式决定着互补型联盟能否通过有效融合不同资源实现协同, 以及后两种联盟能否通过共同开发、合作生产、甚至是联合销售实现规模经济。

已有关于竞合伙伴选择的文献中, Homin[7]对美国与台湾企业间的竞争性战略联盟进行了研究, 实证结果显示, 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倾向于与发达国家的声誉良好的大企业组建联盟, 通过相互利用销售网络进入对方所在市场。还有学者以芬兰的牛奶产业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 指出某些大企业为了获得某区域的市场准入和顾客认知, 愿意在初期与当地垄断性小企业进行市场营销合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表明竞争对手组建合作关系的现实性, 而且还揭示了不对称的竞争对手也是可以借助于这一方式获取资源的, 这对于与发达国家大企业相比还比较落后的我国企业而言, 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在伙伴选择规则方面, Bloch[8]应用了排它的伙伴规则, 即只有通过全体联盟成员一致同意才准许进入的规则;Yi[9]则应用了开放的伙伴规则, 即企业可以自由进入任何联盟组织, 其研究结果显示, 行业中规模对称的企业组建合资体时, 只有在开放规则下才能够获得有效率的合资结构。但总体而言, 目前尚没有对竞争性合作伙伴的选择标准建立起的专门的指标评价体系。

2.3 契约设计

对于竞争合作关系的契约设计, 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竞争合作作为传统竞争战略与合作战略的进化模式, 可以创造出更为显著的规模经济以及协同优势, 提升合作成员的市场竞争力。在许多竞争性联盟中, 伙伴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如众多学者一致认为知识——无论是无形资产、吸收能力、核心能力还是组织知识——是唯一的, 至少是至关重要的能提供持久竞争优势的资源。契约设计中的组织方式选择问题, 对伙伴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有着重要影响。刘建清[10]从联盟结构角度研究了不同资源类型下对契约安排的选择机制, 结论可用图1表示。其研究结果表明, 如果一个企业具有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源, 而希望能最大程度地获得另一个企业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源时, 对等持股的联盟结构是最好的选择。Homin通过对美国与台湾之间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竞争性联盟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本土企业的规模越大、相对于伙伴对联盟资源的依赖性越强, 越倾向于与国外大企业组建股权式战略联盟。此外, 联盟内不同的职责分工, 会导致成员原有业务活动范围的扩展或收缩。随着合作的持续进行, 伙伴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也会不断提升, 从而导致在长期负责的那部分工作方面, 伙伴的技能和能力会得到显著提升, 但是对于那些分配给其他伙伴企业的工作, 企业将逐步失去那些技能。

各主流学派也依据其理论主旨对竞争合作关系的契约安排进行了解释。交易成本理论关注于伙伴间的机会主义行为, 更强调控制以及治理机制的设计, 并对股权和非股权这两种联盟结构进行了重点分析。资源基础理论的主旨是获取异质资源, 并创造持续性竞争优势, 因而主张通过合作获取互补性的资源和能力, 但应注重合理的职责分工, 避免因长期不从事某些工作而丧失相关能力。组织学习理论更多地从相互学习以及能力转移角度展开研究, 把竞合关系视为一场“学习竞赛 (learning race) ”, 无论是合作伙伴还是合作模式的选择都是为开展有效学习而服务的, 只有以更高的效率获取知识并提升了竞争实力, 企业参与联盟才是成功的。

3 竞合关系的管理

3.1 以竞合的内容为切入点

Bengtsson和Kock[4]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提出了两个划分竞争与合作分界线的标准:一是根据联盟活动与顾客的邻近程度进行划分, 越接近顾客竞争性越强, 越远离顾客合作性越强, 所以竞合伙伴往往会在原料及产品研发、技术或工艺创新等方面进行合作, 但在分销、市场推广、客户管理等与顾客直接作用的市场活动中展开各种形式的竞争;二是根据业务单元进行划分, 当某些业务单元只靠自身实力难以进入目标市场时, 可以选择与当地的领导企业 (最好其规模不及自身) 进行销售上的合作, 以图建立顾客认知并获得市场准入。从这一角度而言, 要对竞争合作关系进行管理, 首先要明确与对手竞争及合作的内容, 即是在价值链上的哪个环节与对手展开合作的, 剖析该合作环节所涉及的战略性资源和能力的可转移性, 以及企业自身和竞争对手使用或获取了这些资源后, 会对对方产生怎样的威胁。明确这些问题之后, 便可以做出是否合作, 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合作, 以及在后期运作过程中如何做出动态调整等组织安排。

3.2 以竞合的类型为切入点

联盟伙伴之间的互动包括层次、频率、强度、方向等, 依据互动关系, 可以将联盟划分为后竞争联盟、竞争联盟、非竞争联盟以及前竞争联盟四种类型。根据合作与竞争所占比例, 将竞合关系划分为合作占优型竞合、对等竞合及竞争占优型竞合三类。按照合作业务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关系, 竞合关系可以被分为二元竞合和网络竞合两类, 其中二元竞合又被进一步本分为简单二元竞合——两企业在同一条价值链上的竞争与合作, 以及复杂竞合——两企业在不同价值链上的竞争与合作;网络竞合则被进一步细分为简单网络竞合及复杂网络竞合。此外, 在新兴技术领域, 与竞争对手结盟的现象出现频率更高, 其原因在于现代科技创新多发生在以“网络 (network) ”为单位的合作组织中, 在这种网络与网络相互竞争的情景下, 作为处于某一网络内的单个企业, 为了提高整体研发效率、加快新技术市场化速度, 与网络内其他同行进行相关知识共享与优势资源整合会成为必然要求。从这一角度对竞争合作关系进行管理时, 管理者首先要明确与对手所组建联盟的类型, 分析不同类型的竞合关系下, 联盟活动所涉及的内容及其开展方式, 不断探索并总结各种关系的内在规律, 从而更好地进行分类管理。

3.3 以具体管理要素为切入点

竞争合作关系的组建和运作过程均会涉及到多种要素 (如信任、文化等) , 因此识别关键要素并进行有效管理, 是保证竞合关系稳步运行、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工作。多数研究都强调指出, 成功的竞合关系的最大阻碍因素是信任缺失。从细分要素角度看, 竞合关系成功与否与五个要素有关:自愿并且战略匹配;各自拥有有价值的资源或能力, 从而相互依赖;文化匹配;明确的契约及制度设计;正直及坦诚的沟通。这意味着, 欲组建成功的竞争性联盟, 管理人员至少需要完成以下几项工作:于联盟之前对自身进行联盟能力分析, 随后根据目标选择在战略、资源以及文化等方面相匹配的合作伙伴, 进一步通过谈判确定使各方满意的组织方式, 并在后续的运作过程中, 保持有效的沟通与协调, 以保证创造出最大的竞合优势。

3.4 以平衡学习和知识交换为切入点

竞合伙伴间的知识竞赛是创造竞合优势的重要源泉, 相互间的知识共享在为整体及个体创造附加值的同时, 也必然会使知识的专有性受到侵犯, 并使对手的竞争能力得到提升, 因此在管理以学习为重要任务的竞合关系时, 需要不断维护这两者的平衡。Dyer和Singh指出恰当的管理过程和治理结构对于将竞合成员所拥有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至关重要;Powell的研究表明, 对联盟结构施加影响并且能够占有丰富信息的能力可以为成员提供更多地获取优势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伙伴间学习效果的不对称必然导致联盟失败, 正如Inkpen和Beamish所指出的, 维持联盟稳定的关键在于不断创造新的知识, 以保持其他成员对自身的资源依赖关系。在学习及知识共享程度方面, Kumar和Nti得出了联盟成员的学习水平取决于各方所采取的合作策略这一结论;Kogut和Mowery等人提到了联盟合同与治理结构因素。

上述四方面内容为管理竞争合作关系提供了四个视角, 不仅便于学者们分门别类地展开研究, 而且可以帮助企业经营人员对竞争性联盟进行有效管理。鉴于我国企业与国外同行组建的联盟多是不对称的, 既体现为投入资源的不同, 也表现为相互依赖程度的不对等。国外大企业所掌握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 都属于不易转移和吸收的隐性知识, 而国内企业所提供的市场知识却容易学习, 这就导致我国企业对联盟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一旦伙伴的学习目标率先实现, 联盟就会面临被伙伴接管或提前解散的结局, 从而对国内企业形成重大威胁。因此, 结合我国国情, 学者以及企业管理人员应该给与不对称型竞争合作关系更多的关注, 使国内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一竞争方式获得长足发展。

4 竞合关系下的企业绩效

Bengtsson和Kock[4]预言, 竞合对于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企业资源非常重要, 其带来的好处包括:分摊高昂的研发成本, 缩短领军企业的领导时间, 集成各种核心能力并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 鞭策各成员不断开拓新领域并提高工作效率。纪玉山等[11]在其著作中指出, 新型的竞争协同关系除了能够创造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外, 更重要的是还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效应——联结经济性, 即由复数主体相互联结, 通过知识、信息、技术等共有要素的多重使用所创造的经济性。Giovanni和Giovanna从价值创造角度对竞合战略进行了研究, 指出竞合是一种新型的公司间动态战略模式, 并定性提出了“竞合系统的价值创造”观点, 指出价值创造可以分为经济价值及知识价值两部分, 其中前者用降低的成本及增加的收益进行衡量, 后者用知识存量的变化表达, 竞合战略框架下, 各个层级的联盟体——无论是跨行业的集群、同一行业内的企业、还是某一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或员工都能获得显著的经济和知识价值。Zineldin也对此进行了定性研究, 指出竞合可以降低成本、产生规模经济、获得新市场的准入权、高水平的新产品研发、学习新技术、提高劳动力技能、增加顾客附加值并为联盟或网络内所有参与者创造更多利润。Cristina和Carlos[12]用实证方法研究了竞合对于创新绩效的作用, 结论表明与直接竞争对手建立竞合关系能显著提高创新能力, 与下游企业建立竞合联盟比建立单纯的竞争或合作关系更能显著提高创新能力, 但是与上游组织的竞合关系对产品及技术多样化并没有显著影响。Ma[13]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角度对跨国公司的合作、竞争与合作策略进行了定性阐述, 提出通过与竞争者建立共谋可以避免恶性价格战并协力获得国外竞争优势, 具体包括共谋利益、率先吸引起关键作用的第三方组织、疏通政府、缓和与当地有重要影响力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等。Rosanna和Tom采用案例分析方法, 研究了那些创新价值起初遭到消费者质疑的新技术 (resistant innovations) 的市场扩散问题, 结论指出, 如果同行企业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开拓市场, 则此类技术创新被市场认可所需的时间会被显著缩短。Nahm和Cheng对计算机行业的竞合企业行了研究, 证明了伙伴相互学习并扩大产品边界时, 能够实现双方利润及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

对于竞合关系的绩效问题, 虽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却存在研究方法单一的缺陷。目前绝大多数相关研究是以定性的、思辨的方式展开的, 缺乏数量模型尤其是实证方法的成果, 从这一角度讲, 该领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5 评述与展望

第一、竞合是一种新型的竞争战略模式, 已有众多分属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将这一战略模式运用到了其管理实践中, 但是学术界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 学术界甚至尚未对竞争合作关系的本质达成共识, 对组建这类关系的内外部驱动因素也没有系统性定论, 更缺乏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以最大程度地调和竞争与合作这一对内在矛盾, 创造出最优的经济和知识附加值的权威性学说。所以, 竞争合作关系对于学术界而言,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增长点。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 现有研究成果多为借助于概念模型对竞合关系进行的定性描述, 数量方法及案例研究相对较少, 数理模型成果则几乎尚未出现。因此, 进一步弥补方法上的缺陷, 对竞争合作关系进行更为深入和严谨地研究, 应成为该领域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以期对管理实践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