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建设

村规民约建设（共7篇）

村规民约建设 篇1

经济的快速发展, 给农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下, 农村发展也表现有新的特点, 比如城市交流增加, 互联网深入千家万户等等都带来了新的思想, 村民自治的过程中, 根据本地情况制定适合自村发展的村规民约显得格外重要。首先, 村规民约是对整各村子的一个综合规划, 对村民起着约束、监督、引导的作用;其次,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村居民自治大力支持, 力求通过各地规范化、程序化的管理使城市和农村的差距缩小;第三, 合理的村规民约将带领全村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带动整个村子的发展。村规民约的重要性在管理村子事物中得以体现, 但不可否认, 在自治过程中村规民约的建设的确存在着诸多问题。新形势下, 陈旧的、落后的村规民约制度亟需改善, 新问题的涌现也需要新的村规民约, 具体变现如下。

1 新形势下村规民约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1.1 各地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程度不一, 村规民约建设情况发展不平衡

村民自治制度已在全国推行多年, 但在各地发展程度并不一致, 可以说有的地区已经有不小的成就, 但有的地区还有“贫困村”之称。比如众所周知的“天下第一村”———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 山东省烟台龙口市东江镇南山村等, 都是发展极好的代表。发展比较迅速、效果良好, 与发展落后的村子, 相比可以明显看出, 凡是村民自治有成效的地方都很重视村规民约的建设, 而村民自治成效并不理想的地方规章制度则混乱, 同时, 村民关系也展现出不同的风貌。截止2015 年, 全国乡镇总数为91138 个, 全国行政村数量有94 万, 全国贫困人口主要还分布在农村, 尽管有的农村发展极好全国闻名, 但只是极少数, 对于广大的农村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1.2 村规民约制定过程不透明、不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行正是为了规范村民自治管理, 其内容包括六部分, 为总则、组成、选举方式、村民会议、民主监督和附则。具体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为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而颁布的法律, 村民委员会由村民组建, 代表基层群众进行本村事务管理。而在实际的实行过程中, 从村民委员会的成立到村民会议的举行再到村规民约的制约, 这一过程并不清晰透明化, 具体流程村民未知, 村民委员会的成立产生了拉帮结派的现象, 村内各职务由此出现宗族利益、派系斗争;村规民约的制定则由村干部直接制定或者直接照搬其他村落的规章。这一系列都无法体现村民意愿, 打压了村民积极参与自治的积极性, 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本村发展不畅。

1.3 村规民约内容单一, 不合理、不合法

一方面, 由于农村和城市的管理结构不同, 风俗习俗普及率很高。绝大多数村委会的成员并未受过系统的教育和培训而选自村民, 这就直接导致了对一些陋习的推行以及在制定村规民约的内容上和我国法律法规相冲突。另一方面, 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等因素, 导致村子领导认识问题不足, 制定村规民约时生搬硬套而不符合村民利益, 或者村规民约内容薄弱, 无法全面覆盖村务内容, 故而无法协调村民内部矛盾和村民事物的开展。

2 新形势下村规民约建设问题成因分析

在不断发展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下, 村规民约问题的凸显具有共性, 这表明在我国村规民约建设有因可寻, 也有法可制, 一般原因有以下几点。

2.1 地理位置导致村规民约建设进度不同

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都和其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沿海发达地区接受更新的理念, 拥有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也很强。第一, 基于地理优势掌握更多的资源, 这些地方的基础建设、服务、氛围都可以更好的发展, 人文理念比较先进, 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形成良性循环, 最终为本地区发展量身定做村规民约建设。第二, 一些内陆地区, 省会城市周边的地段会受到中心城市辐射, 同时更易吸收先进地区的经验, 进而得到启发, 制定合适的村规民约为农村发展服务。第三, 一些偏远地区虽然理念不足, 但胜在有自然资源等可开发利用, 比如旅游业、煤炭资源等, 虽然有一定的先天优势, 但过于闭塞、落后的思想时期困于其中, 村规民约建设不清晰透明, 也不够有条理, 这一些地区需要政府给予正确的引导。第四, 即目前最需帮助的也是为数不少的农村群体, 这些地区的农村低处偏僻, 思想落后, 和外界交流甚少, 且内部的风俗人情自成一套体系, 村规民约可以说极其落后, 其发展不仅受制于地理位置更受传统理念的限制, 需要重新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案。

2.2 政府支持力度、方向不够详细

在倡导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尽管政府大力进行扶持, 对公共事业展开了建设工作。但作为关键核心的村规民约建设并没有配套实施, 管理混乱就严重拖慢了新农村的建设。在具体内容上并没有对村规民约建设给出清晰、明确的概念, 各地政府掌握各地农村、乡镇的大致情况, 给出相同的文件并不能很好的指导的其建设, 尤其在村规民约建设上, 模糊的定义会使落后的农村定错方向走错路。另一方面, 在资金供给上并没有专项计划也使得个方面资金运转混乱, 使得建设搁置, 村规民约建设也就形同虚设。

3 对新农村建设提出的对策建议

要实现农村繁荣、增加农民收入这一目标需要多年积累、各方支援, 本文从村规民约建设方面提出两点可行性建议, 具体如下:

3.1 政府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

政府应发挥其规划能力, 相较农村地区而言政府更具高规划的能力和水平, 省内总规划到市内、县级、乡级地级规划都要严格完成。综合当地情况规划内容应详细, 为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有必要做出产业规划、基础设施规划等。同时, 为保证规划按时进行, 应设立专项基金, 利用好国家总体的惠农政策, 农村环境的营造也需要得到大力支持, 新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等都应进入农村家庭, 多方面影响农村建设。总之, 农村建设相较城市建设而言更缓慢, 应持续性的得到关注。

3.2 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即便政府给予大力支持, 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仍为农民, 是村规民约建设的直接受益人, 在村民自治中其主动性将发挥重大的作用。而由于大多数农民多接受的教育并不多,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慢, 也并没有系统的想法去增加收入, 政府若提供必要的致富办法, 在实践中村民会探索出适合自己的道路并在这一过程中更容易建设符合各地的村规民约。这一过程农民为主体, 基层干部为组织者, 各工作机构也需积极发挥协调作用, 使得整个村子的文化建设、思想道德建设需要得到加强, 力求通过村民自身意识改变诸多陋习, 取得一定成效后将带动更多的人加入, 真正从思想到行为发生转变。

摘要：十八大以来, 我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特征, 社会发展也变得更具特色。近年来, “因地制宜”是发展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主要方式, 经过努力也确有成效, 其中村规民约在村民自治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新形势下, 村规民约建设面临的问题不仅包括旧问题的延续更具有新的表现, 本文就新形势下村民民约建设面临的问题做出描述, 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 进而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村规民约建设,成因分析

参考文献

[1]王杰, 吕盼.新时期我国村规民约的完善[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03) .

[2]楚向红.村民自治制度下对村规民约问题的再认识[J].中外企业家, 2014 (07) .

村规民约建设 篇2

一、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二、坚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国家法律法规，真正使每个村民能懂法、用法、依法办事，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努力实施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三、努力提高村民思想素质，以“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为准则，进一步搞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

四、积极完成国家的有关费用收缴，认真完成各级的水利任务，积极参加村内的各项公益性工程。

五、适龄青年应无条件地积极报名应征，自觉地执行《兵役法》。

六、加强土地管理，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杜绝私自出租、出卖土地，不挖废抛荒土地，严禁农户到____取土填宅基，不违章占地建房，一经发现，村组有权制止，如不服从，村将请求上级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七、实行__，提倡晚婚晚育，坚持杜绝非婚生育和计划外生育。

八、积极支持和维护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兴办各种公益事业，人人有责保护好各项公益设施，优化美化庭院环境，维护村内各种绿化工程，讲究卫生，人人参加大病合作医疗，保障全体村民身体健康。

九、实行科学种田、进一步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坚决实行四统一，即：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统一茬口、统一水旱分开。

十、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治安，树立文明新风，尊老爱幼，赡养老人，邻里团结，家庭和睦，反对封建迷信，严禁赌博，不打架斗殴，不诽谤他人，严禁聚集任何不法分子到村扰乱社会秩序，如有发现，村治安组有权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

十一、人人有责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支持本村及来村创业的各类人才，严禁任何人到任何单位或地区扰乱破坏生产秩序，如有发现一律从重从严从快，依法依德惩处。

十二、实行殡葬改革，凡亡故人员进入墓区，一律服从墓区管理安排。凡进入墓区祭扫，都要注意爱护花木，保持墓区整洁。

新农村建设中乡规民约的有效利用 篇3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乡规民约,有效利用

乡规民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起着维护乡村秩序、传承乡村文化的作用,它是历朝历代村民规范道德、约束行为的基本条件,在法律不健全的时代代表起着法律的效力。它能够在中国乡村几千年不倒,并成为治理农村的“长治久安”之策,与它自身起源于农村、起源于基本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作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律法规也越来越完善,但是,在乡村中乡规民约在村民的管理、调控中还是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对乡规民约的研究成为了村民自治方针中重要的研究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相关法律的提出,乡规民约在学界的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有的学者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针对乡规民约在中国农村的制定和实施进行了研究;还有的从理论上对乡规民约和国家相关法律二者关系进行研究;还有的在村民自治政策下对乡规民约的内涵、性质进行研究;还有的学者从历史中去找寻乡约民规的发展变化、传承方式。有人说:新农村建设使乡约民规走向了十字路口,但是它仍在顽强坚守属于自己的领地,村民也更加熟悉它、信任它,并希望它在新时期发挥新的能量,这就需要它作出时代背景下的转变。乡规民约作为传统的村民自治约束规范与法律法规不同,具有地域性、民族性,这也是它经久不衰的原因,因此,加强乡规民约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应用,发挥出其特有的价值,是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保障。

一、乡规民约的特点

(一)乡规民约具有地域性。

中国在古代发展的过程中,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会根据人群的生活习俗、特定的地区制定一套约束人语言、行为的规范,这种约束的制定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人们共同遵守这套乡规民约,信任它、维护它,以至于形成了村民自治的历史结构。由于乡规民约是由特定人群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约束规范,因此,它具有排他性,也就是仅限于内部成员。例如:在不同地域的村庄乡规民约不尽相同,还有的临近村庄乡规民约都不一样。一种全国通用的乡规民约只存在想象之中,在自然变革的状态下,只要村庄不消失,乡规民约就会不一致。

(二)乡规民约具有模糊性和非正式性。

我国自古以来对乡村就实行村民自治的方针,而乡规民约的制定主要是由宗族首领、乡绅,在乡规民约的制定过程中为了更加便于自己的解释,他们往往会将乡规民约制定的比较模糊。而在以前,人们大多不识字,村民对乡规民约的了解大都通过口口相传,依靠对一些问题的判处结果来进行乡规民约的理解,因此,乡规民约具有非正式性。正因为乡规民约具有非正式性,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人情、天理、道德的左右,族长、乡绅对结果的判罚也有很大的影响。

(三)乡规民约具有特定的治理原则和管辖范围。

农村自制组织协调有效运作的准则进行集合就是乡规民约,代表着全体村民的认可,它不是国家法律层面的规定,而是地方风俗习惯的延伸,以道德为主要内容,对村民进行约束。乡村的事物处理起来要涉及到风俗、信仰、道德、邻里等一大堆问题,国家即使有法律条文,也很难去解决。因此,乡规民约在一开始就成为了村民自治的规范基础,极具地方性,在法律效力上与国家法律既有联系又很不同。主要表现在:它与国家法律互为补充,但是国家法律尽量避免去干扰它,能用乡规民俗解决的尽量不使用法律手段。如果国家法律严格执行,将乡规民约视为不正当规范,就会越俎代庖,将国家宪法规定的村民自治政策打乱,造成乡村管理混乱,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二、乡规民约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有效利用

(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特点有助于推动村民自治的发展。

乡规民约是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逐渐形成的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规范,具有自愿制定、乡民自主的特点,类似于民间法、习惯法,起着自我道德约束管理的作用。在一些乡村,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乡规民约》,并配有严格的执行组织、执行措施,如果乡民违反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我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村民自治建设,农民的自我监督、管理、服务意识已经足够,但是在较为落后的乡村社会,传统观念严重,传统恶习积重难返,这就需要乡规民约来进行规范,培养村民的现代化观念,改变其责任意识,推动村庄的现代化前进。

(二)作为国家法律的重要补充,推进法治社会的形成。

国家法律是将全国各族人民、各个地区人民、各个信仰的人民置于同一框架内,共同遵守同一条款。但是,乡村社会要复杂得多,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承,这给法律的执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此外,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有限,要想加大法律的推广就需要国家资本的大量投入,收效还不一定好。因此,实行乡村社会自治,使乡规民约成为国家法律的有效补充,这对乡村的治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乡规民约与法律的联系,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加强自身管理,有助于依法守法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建设法治社会具有很大的帮助。

(三)有助于维护乡村治安,提升村民整体道德素质。

在信息传播手段不发达的古代,乡规民约多采用“告示”、“榜文”等形式来传播是非信息,让乡民知道哪些是不对的、哪些是该受到奖励的,这对惩治犯罪、明确是非、除恶扬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是维持社会治安稳定的基础。在当代,乡规民约更多与道德绑在一起,以社会法律为指导,目的是保护社会善的一面,惩治社会恶的一面,是社会向着和谐、安定有序方向发展。乡规民约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创造了属于时代的新形式,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可以增强乡民遵守道德自觉性,有助于加强乡民的法律意识,加强自身的约束,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

(四)乡规民约具有调控社会的作用,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出的全面发展目标就是:生产发展、乡风文明、生活宽裕、管理民主、村容整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乡规民约承载着道德、文化、信仰、习俗等广泛的内容,比如:孝顺父母、鼓励家耕、保护生态、和睦邻里等。乡规民约有助于调控社会的内涵就是在法律无法触及的地方进行规范,对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问题进行调整,比如:打架、斗殴、家暴、偷盗、虐待等,乡规民约要比法律更加具有效力。

三、结语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不能够将乡规民约一刀切,认为它不符合现代社会,社会是走向了现代化,但是人的观念、生活形态还需要慢慢改变。乡规民约具有维护乡村日常生活的秩序作用,是国家法律的有效补充,在维护地区风俗、信仰、习惯等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充分对乡规民约的特点进行了解,在此基础上加强它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有效利用,推进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晖.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J].东岳论丛,2004,4

[2]刘建荣.乡规民约的法治功用及其当代价值[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8,1

村规民约 篇4

(2017年 月 日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为提高全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能力，促进全村的安定团结和两个文明建设。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本村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村规民约。凡是住在本行政村的单位和本行政村管辖区内的公民从事民事、经济等活动都应该遵守本村规民约。

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爱、崇德向善，传承优良传统文化，树立良好村风民风。争做“有闯劲、肯实干、善团结、共发展”的新时代村民。

二、服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管理和领导，积极参与、配合、支持集体组织的各项活动和监督村委会的工作，经常向村两委会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意见。

三、邻里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家庭成员间要平等相处，遵老爱幼，保护妇女、老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子女应尽赡养老人义务，关心老人、尊重老人。外出子女要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应尽抚养未成年人子女和无生活能力子女的义务，不虐待儿童。

四、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及其他不文明行为，树立良好的民风、村风。红白喜事，喜事新办，丧事从俭，破除陈规旧俗，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大操大办。

五、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做到男女平等，严禁弃婴，溺婴情况发生，杜绝计划外生育，凡计划外生育者不得享受上级、村里一切优惠政策。每年按时参加一年两次孕环检，认真落实长效节育措施。独生子女和二女户每年给予一定的奖励。

六、自觉执行建房审批制度，做到先审批后建房，未经审批一律不得乱搭乱建任何房屋或简易棚。建房户在审批建房手续过程中，每户需缴纳2000元保证金，保证建筑垃圾不随意乱倾倒，一经发现，予以没收保证金用于垃圾清理。

七、积极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倡导文明娱乐。严禁黄、赌、毒，违者警告，通报全村，情节严重的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八、提倡用协商办法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协商不成功的，可申请到村、乡镇调委会调解，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不得无理信访、越级信访和集体上访，不得闹事滋事、扰乱社会秩序。

九、严禁污染环境，破坏公共设施。爱护公共财物，保护文物古迹、古树名木、古建筑，珍惜和保护农田、山林、水源、水产等资源。不得损坏水利、交通、通讯、供电、供水、草木花卉、生产、休闲场所等公共设施，未经批准，不私自安装用水用电设施，节约用水用电，严禁偷水偷电。违者除赔偿相应损失外，同时处以批评教育或书面检讨并张贴公示。

十、根据村内卫生保洁需求，在本辖区内收取卫生与垃圾处置费。缴费标准：小中大型经营单位（企业）每家每年1万元以上，各单位具体金额与村两委协商决定；微型经营单位按照每50m2每季度100元；在本村住户（包括外来租客）自愿缴纳，每户每季度30元，也可按每人每季度10元缴纳（不缴费的住户自行处理生活垃圾）；五保户免费，低保户、独生子女户、两女户减半，享受缴费住户待遇。本村卫生与垃圾处置费由村两委负责收取，按户开具收据，可按年或季度缴费，收纳金额要对村民公开使用去向。

十一、本辖区内的所有人员都有义务搞好公共卫生，实行门前三包。即包门前卫生，负责门前清扫、保洁，随脏随扫，全天保洁，有序存放废弃物，不将废弃物倒至路边或溪河；包门前容貌，保持责任区内房屋外貌的整洁卫生，保护管理好门前公共设施，严禁乱写、乱画、乱贴、乱挂等行为；包门前秩序，保证门前不乱摆摊、乱堆放、乱停车、乱挖占、乱凉晒、乱泼水等，保持门前秩序井然。在公共场所乱倒垃圾和其他杂物者，视情况轻重处批评教育、责令清除垃圾或加收一年卫生与垃圾处置费等，由该区域保洁人员负责监督，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十二、本辖区内范围严禁饲养生猪，另外，鸡、鸭、鹅、兔、狗、牛、羊等要按要求圈养，饲养户必须有专人看管好自养的禽畜，损坏他人农作物或经济物由饲养主人承担赔偿责任。严禁在公共场所放养家禽、家畜，违反规定者，村两委将做扑杀处置。

十三、在本行政村管辖的山林（含生态公益林、公路绿化树毛竹林里未成材的树木）从事林事活动的人（包括外村）都必须爱护林木，服从本村的护林员的管理。每位村民对违章盗伐林木的，应及时举报。村两委对举报者给予保密，将案件送交相关部门处理。

十四、严禁任何人在我村辖区范围内的溪里和水库里电鱼、毒鱼、炸鱼、网鱼。如有违者，电毒炸鱼者每次罚款500-2000元。网鱼者每次罚款200-1000元，情节严重或履教不改者，交由司法机关处理。

十五、为安全起见，村内用火用电要谨慎，大家都应树立起安全用火用电人人有责的政治感。严禁在将易燃易爆物品堆放户内和人口密集区，定期检查、排除各种火灾隐患。野外用火要审批，如引火烧山要令其造林和赔偿林木损失，情节严重报司法机关处理。

十六、村调解、治保、民兵连等配套组织都是维护我村集体和村民利益，保障本村经济的支柱。全村村民都有义务维护和支持他们的工作，不得妨碍他们执行公务，违者必究。

十七、积极开展“六边三化三美”行动，加强本村卫生日常保洁清理力度，杜绝“脏、乱、差”现象，确保全面落实农村环境治理工作，切实为村民提供干净卫生的美丽村居环境。

十八、坚持推进“五水共治”工作，突出抓好以“防洪水、治污水”为重点，以服务民生为基本理念，逐步实现全村防洪设施建设和污水处理管网建设全覆盖。

十九、全面推进“三改一拆”工作，深入开展旧住宅改造，使违法建筑拆除大见成效，违法建设行为得到全面遏制。

村规民约建设 篇5

调查显示,由于农村土地分配以户为单位,农村女性在未出嫁时虽然名义上有土地,但户主绝大多数为父辈男性,实质上其土地权属是虚化的,而且她们一旦接近婚龄,就面临着失去土地的风险。

调查显示,流动妇女出嫁后在娘家的土地让渡给亲属的比例为23.5%,被集体收回的为49.6%,仍归本人的为20.2%,但也只是空挂名而已。到婆家后,在婆家村拥有土地的占51.2%,没有土地的占43.1%。

在所有失地流动妇女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离婚的流动妇女。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秘书长吴治平说,“依照目前的农村传统,农村妇女离婚后土地往往依附于前夫,很难从婆家宅基地和土地中分出自己的那一份。回娘家同样也是无房无地:即使进城打工,也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大多数离婚流动妇女成为没有房子、没有户口、没有土地的‘三无’妇女。”调查显示,流动妇女失地,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村规民约。“在当下农村,一些村规民约仍有性别歧视的倾向,而对村规民约的监管也存在盲区。”吴冶平说,

村规民约建设 篇6

一、《笃意栽培》碑与《永同日月》碑考释

《笃意栽培》 碑位于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当阳村大寨东门入口处的一座土地庙旁, 碑宽约72厘米, 高约133.5厘米, 厚约13厘米, 石碑呈长方形状, 碑文字迹大多能识别, 只有为数不多的字迹模糊不清, 现将碑文整理如下。 (碑文中的残损字或模糊不清字, 用“□”表示;不详字数的缺文, 用“……”表示。 )

天下之山, 发源于昆仑, 分支于寰宇, 遐陬僻壤, 无非此一脉之错□。 村落龙蟠凤落而水带山襟, 亦钟灵焉。 大寨后山一座, 纵横里许, 东至本寨屋, 李姓买党姓山脚土, 南至大路, 北至场上店。 屋后自来竹木畅茂, 因之人士登贤书, 此以后为风水所关也。 自乾隆三十五年, 不法之辈砍伐, 寨迎神踏勘护蓄。至五十二年, 奸徒又起, 纵火而焚, 估占□挖, 众等控□奉思批断, 伊出银封护, 永不容败坏风水。 阅数年, 恶又猖獗复行砍伐, 党姓又迎神踏勘, 总不能制彼婪心, 寨内小人辈遂借口成贪, 竟争霸种更余地矣。 渐至圳土启石, 何异敲骨吸髓。 迩来寨内丰歉不一, 贫富不齐, 无风水之败于此山也。 众姓惨目伤心, 复于是年公议迎神再勘本寨后, 除场上屋后, 俱入后山内, 当场不准晒古, 栽石为界, 安头察护, 勒石为铭, 永□侵占等情, 倘有不遵盗取木石草芥开挖者, 一经拿获, 公同送官究治。 指及私嚼隐忍, 亦同送究, 头人众姓临事退避及唆揆侵占, 罚银十两。 山口空地公议为井泉, 龙王庙地。 又本寨于嘉庆十三年, 买意事公田五坵, 小土两块, 只许安佃毋窑□种, 均次至□□。 嘉庆二十年岁在乙亥孟春月下浣□□□□重修三门神坐……

《永同日月》碑也位于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大寨东门入口处的一座土地庙旁, 与《笃意栽培》碑相邻, 碑高158.5厘米, 宽80厘米, 厚13厘米。《永同日月》碑碑文如下。 (碑文中的残损字或模糊不清者, 用“□”表示。 )

自古天开地閟, 始太极以初分山峙川流, 由两仪而肇判万山一脉, 肇启昆仑千□□原分行洱甸, 故八卦始分生□, 运门义开, 七政同流, 五元之形, 方立生成之众本□□洛, 故本立道生, 岂天木本水源之基, 故太祖发源分支于寰宇矣。然而我寨后□□□自梓枝下殿, 不远千里而来, 穿田迁, 渡距海, 崩洪重重, 开帐叠叠, 生溄而水带山□方□□, 从而侍左右, 而胎息孕育之所亦钟灵焉。 突于此际顿赴, □□天柱落脉住绩□□居民, 虽不龙蟠虎踞, 号曰众鼻□□实沄谬矣。 自历以来, 建设此寨护蓄数百余年, 禁止砍伐开挖, 以培风水, 可羡竹木畅茂, 树林森森, 笃生万物, 衍発千可, 皆赖后龙公山之所。 □士登贤书, 农乐田畴, 工精艺业, 商茂易而人寿物丰, 实系风水之攸关也。 □于□乾隆年间, 奸徒二次砍伐, 纵火焚山, 估众开挖以为私业, 上□□公议迎□神踏勘二以即行赴□州县, □多□约邻乡长, 不忍参商和会, 封山当□, 可凭永不砍伐□下佥论。 以至道光二十四年又出不法奸党, 盗四寇薮之, □势强押众, 倚仗其威自行势□以砍伐本寨, 源霸井填基, 估占□亩地, 开挖后□以为彼之私业。 古云:地以脉为气, □□为形, □脉伤则人物难保;山以草为毛, 土为由草, 土开则□受刑。 故我等合寨数百户, 余土□□, 议业则攸关命, 有脉寄陡迁□□伐木掘土, 所以异合寨之晦气, 我辈目睹不忍, 只得复行具□□思□□□众前□差提讯, 又□约邻乡长即赴州衙挽和, 断栽界开井封山, 复书穷□, 永不砍伐开挖, 免伤□□元气, 以□大寨平安□无紊, □令□寨众议:倘于中居有不法奸细暗含成党, 私自砍伐, 褈□外合者, 众人查出遂官究□勿言。

公□□□□□是□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吉旦立大寨众姓□□仝立

党武乡是以元代党兀等处长官司“党兀”而得名, 曾先后由金竹长官司 (府) 、广顺州、长顺县管辖, 民国三十年 (1941年) 划入贵筑县[1]。 《笃意栽培》碑与《永同日月》碑碑文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其一, 大寨后山的区域位置, 东至本寨屋, 南至大路, 北至场上店, 纵横里许, 是一块风水宝地。 其二, 后山是李姓从党姓人中购得。 其三, 乾隆三十五年 (1770年) , 出现了不法之徒砍伐山林的情况, 李姓迎神龛护之。 其四, 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 , 又出现了奸徒纵火烧山, 霸占山林之情形, 导致风水宝地再次遭到破坏, 百姓惨目伤心。 其五, 鉴于以上情形, 李姓立公约碑, 严禁不法之徒立石为界霸占山林, 或者在山林中乱砍伐, 一旦出现类似情况, 均上报官府惩治; 再者, 对于隐瞒破坏山林事实知情不报者, 也一样送交官府衙门, 头人领事掩盖事实或者教唆他人侵占山林的, 罚银十两。

《笃意栽培》碑立于嘉庆二十年 (1815年) , 《永同日月》碑立于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 两碑内容相关, 可以推断出《永同日月》碑是《笃意栽培》碑的再次申明。《永同日月》碑说道:“□于□乾隆年间, 奸徒二次砍伐”, 就是《笃意栽培》碑说到的:“自乾隆三十五年, 不法之辈砍伐, 寨迎神踏勘护蓄。至五十二年奸徒又起, 纵火而焚。 ”可见《永同日月》碑是对《笃意栽培》碑的继承。

土地兼并严重, 是清代中期贵州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 使贵州各族人民土地不断丧失, 不少农民沦为地主的佃户, 以地租形式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 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生活得不到保障, 因此才出现了大量砍伐山林和立石为界占据山林为己有的情况。 土地兼并严重及大规模的战乱, 使得贵州土地矛盾尖锐, 人民流离失所, 社会动荡不安。

二、清代中期人口的急剧增加与内地大规模的移民进入贵州

明末清初, 中央王朝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派大军进入贵州, 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事。 自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 播州杨应龙反叛至清康熙二十年 (1681年) 平定吴三桂叛乱为止的近一百年, 贵州战事不停。 如平播之役历时100多天, 斩级2万2千多名, 俘获1万多名; 明末天启二年 (1662年) , 水西土司首领安邦彦叛, 勾结宣慰土舍宋万化率叛兵围攻贵阳, “贵阳被围十余月, 城中军民四十万, 至是饿死几尽, 仅余二百余人”[2]。 战事给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造成贵州人口大量减少, 出现了地广人稀的局面。

明末至康熙年间, 贵州境内的人口仍以少数民族为主, 汉族只占少数。 如康熙三十二年 (1692年) , 贵州巡抚阎兴邦上疏说:“自三十一年编审人丁, 部驳察明加增, 但黔地偏小, 苗仲十居六、七, 向不编征。”所谓“苗仲”, 不是指单一的某个民族, 而是贵州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代称。 少数民族十之六、七, 汉族十之三四, 少数民族在当时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乾隆年间开始, 贵州人口急剧增加。 《清高宗实录》载乾隆帝谕曰:“联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 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 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 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一百余名口, 较之康熙年间, 计增十五倍有奇。 ”[3]从康熙四十九年到乾隆年间短短数十年, 全国人口增长十余倍。 从乾隆六年 (1741年) 起到道光三十年 (1850年) 的一百余年间, 人口数字从1.4亿增至4.3亿[4]251, 人口增长速度前所未有。 人口的急剧增加, 一方面, 得力于中央王朝颁布的一系列移民垦殖政策, 如顺治十八年 (1661年) 清政府规定“凡愿入黔者, 将地亩给为永业”[5]。 雍正年间, 在大规模的屯军之后规定:“如有人材壮健、能种田亩, 并情愿前往苗疆承领逆产充为屯军者, 每户上田给与六亩, 中田八亩, 下田十亩, 其附田山土, 尽令垦种。”贵州总督张广泗在任职期间规定:“将州县卫的无主荒地分由流民及官兵垦种;对无力垦种者, 官方提供牛具种子, 久荒者三年起科等政策。再者, 凡有可垦山土, 俱报官勘验, 或令业主自垦、或招佃共垦, 按其勤惰, 分别劝惩;其无业主之官山, 一概招人认垦, 官为立界, 给照管业。 至劝民随时播种杂粮之处, 应令地方官酌借谷种。 ”[6]优惠的屯垦政策吸引了大量移民进入贵州。另一方面, 中央王朝在西南贵州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至九年 (1726年—1731年) , 大规模的废除土官, 改设流官。 鄂尔泰、张广泗在改土归流的名义下, 以兵威“开辟苗疆”, 随后在这一地区设置台拱 (今台江) 、清江 (今剑河) 、丹江 (今雷山) 、八寨 (今月一寨) 、都江 (今三都) 、古州 (今榕江) 六厅, 史称为“新疆六厅”, 分属黎平、镇远、都匀府。随着“新疆六厅”的设置, 该地少数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 这就为大规模的移民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央王朝“开辟苗疆”的进行, 拓宽驿道, 贵州交通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为大规模的移民提供了便利。

三、清代中期贵州人口增加与土地稀少的矛盾

贵州自然条件恶劣, 虽然明代以来一直有移民涌入贵州, 但是由于自然原因和战乱的影响, 明末清初贵州的人口数量仍然较少。 随着清政府统治的趋于稳定, 统治者推行鼓励人口滋生、奖励垦殖的政策, 康熙五十一年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 从根本上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 随着赋税和人口政策的改变, 大量四川、湖广、两广移民源源不断进入贵州, 出现空前的人口增长势头。

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垦殖, 清代中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 正如《笃意栽培》碑所言:“乾隆三十五年, 不法之辈砍伐……至五十二年奸徒又起, 纵火而焚, 估占□挖……阅数年, 恶又猖獗复行砍伐, 寨内小人辈遂借口成贪, 竟争霸种更余地矣! ”大规模的垦殖也使得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如顺治十八年 (1661年) 全国耕地面积549万顷, 一百年后, 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 全国耕地面积为780万顷[4]257。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也难以满足大规模移民的需要, 人均耕地面积不断缩小, 如乾隆十八年 (1753年) 人均土地数目为6.89亩。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 为3.53亩, 嘉庆十七年 (1812年) 人均耕地面积更是下降到2.19亩[7]。 于是就有了类似《笃意栽培》《永同日月》中不法之徒砍伐山林, 立石为界侵占山林土地的情况。

土地矛盾不仅体现在人口的增加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 还表现在土地资源的分配上。 古代封建社会, 地主阶级仰仗封建势力, 占据着大量的社会财富, 其中就包括山林土地, 地主阶级占有着绝大部分山林土地, 农民阶级则只占有少部分山林土地, 面对繁重的赋税和生活压力, 农民阶级不得不铤而走险, 于是就出现了如碑文所言:“不法之辈砍伐”“奸徒又起, 纵火而焚, 估占□挖”“恶又猖獗复行砍伐”的现象。不难看出, 立碑者是站在封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的立场上立碑的, 碑文中对于土地矛盾的直接造成者称之为“奸徒”“小人”。官方政府只看到了造成土地矛盾的直接原因, 没有站在农民的立场, 设身处地地考虑农民的困境。

结语

清代贵州人口迅速增加, 人口迁入贵州, 给贵州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促进了贵州的开发及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但是移民入黔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 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等。 《笃意栽培》与《永同日月》碑碑文中出现村民砍伐树木或者强占山林和土地的事实, 正是移民的增多与土地资源有限性矛盾的体现。

摘要：清代加强了对贵州的统治, 在贵州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这一时期, 大量移民涌入贵州, 出现了人多地少的情况, 人口的增加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成为贵州当时社会的突出矛盾。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当阳村大寨, 至今还保存着两块清代中期的乡规民约碑, 碑文反映了村民侵占山地,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事实, 从中可以窥见清代中期大量移民进入贵州后土地矛盾的加剧。

关键词：乡规民约碑,清代中期,贵州,土地矛盾

参考文献

[1]贵阳花溪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花溪区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73.

[2]明史·土司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74:8174.

[3]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6:249.

[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5]陈振汉, 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二分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295.

[6]贵州通志·前事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15.

论《明夷待访录》与《民约论》 篇7

一、《明夷待访录》与《民约论》不同的时代背景

黄宗羲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于1663年出版《明夷待访录》。而卢梭思想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于1762年出版《民约论》, 又称《社会契约论》。《明夷待访录》与《民约论》两部著作对后世均有着深远影响。

《明夷待访录》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一些前人的先进思想成果成为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民主启蒙思想的源泉。比如, 早在春秋时期, 就出现的“国将兴, 听于民;将亡, 听于神”的民本思想萌芽。直到战国时期, 孟子提出的“民为贵, 社樱次之, 君为轻”的重民思想。尤其是历代农民革命提出的“平均主义与平等思想”。另外, 《明夷待访录》也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一种折光现象, 是明末资本主义西芽的反映。

《民约论》从1898年开始引入中国, 20世纪初期中国也不断流传着卢梭的民约思想, 他的《民约论》更是深受中国学人的青睐。作者卢梭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作出了极大的理论努力。他曾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 而他的著作《民约论》曾被誉为人类解放的最强烈的呼声。《民约论》产生的时代, 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它一方面继承了卢梭之前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比如霍布斯、格老秀斯、洛克以及一些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进步思想, 另一方面也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直接反映。由此可见, 它的源和流都是带着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

二、《明夷待访录》与《民约论》之比较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与卢梭的《民约论》, 虽然在反封建的大方向上一致, 但由于黄宗羲与卢梭二人所在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以及社会心理均不同, 使得他们的启蒙思想都打上了各自的文化传统与时代烙印。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

1、“人民的利益”看法不同

黄宗羲和卢梭在人民的利益问题的看法上, 存在很大的差异。黄宗羲在书中几乎没有提及人民的政治权利, 而卢梭则着重谈人民的政治权利。

黄宗羲在著作《明夷待访录》中, 对人民利益着重突出“政治”, 所谈的“政治”主要也是君臣关系问题, 即人民在政治方面不仅没有权利意识, 还没有参与的要求。而且, 他也很少提及人民的政治权利, 把人民的利益仅仅局限在经济以及伦理方面。

卢梭在著作《民约论》中对人民利益谈得最多的则是政治权利, 他始终强调“人, 生而自由平等”, 假若失去了这种权利, 人就不成其为人。同时, 在书中还指出人民的利益应当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方面的利益, 还应当包括精神方面的利益。他重视精神利益, 忽视物质利益。而黄宗羲恰好相反, 重视了物质利益, 却轻视了精神利益。

2、“主权在民”观念不同

这主要表现在黄宗羲缺乏“主权在民”的观念, 而卢梭却以“主权在民”为其思想核心。

黄宗羲虽然提出“天下为主, 君为客”的主张, 但并没有像卢梭一样鲜明的打出“主权在民”的旗帜。在著作《明夷待访录》中, 他着重指出了近代民主思想中的“民有”与“民享”, 却完全没有涉及民主思想中的“民治”。另外, 从他“人民是被动地接受统治, 而不是主动参与统治”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还是封建的民本思想。

卢梭的民权思想则完全反映出18世纪法国的时代精神。因为法国经过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的科学革命, 发展成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而资本主义的发展要突破封建专制的束缚, 法国的市民阶层就必须要求民权突破君权的牢笼。但同时, 我们也不能苛责黄宗羲没有提出民主政治的主张。因为17世纪的中国, 其封建专制腐而不朽, 并没有产生强有力的要求权力的市民阶层。

3、“法治”思想不同

黄宗羲和卢梭的法治思想不同, 反映了他们二人对主权主体的认识不同。这主要体现在黄宗羲认为主权者是君主, 而卢梭则认为主权者是人民。

黄宗羲心目中的“治法”是“三代之法”, 其特征就是“贵不在朝廷, 贱不在草莽”。他虽然不只提倡置相, 还代表民意监督君主, 可始终没有否定“君权神授”。同时, 他虽然也批判了专制时代的“非法之法”, 可又未说明怎样来保证法治, 因而也无法保证“相”和“学校”不受君主威权的侵犯。总的来说, 他的建议一方面既没有超出君主专制的范畴, 另一方面也没有超越儒家的正统思想。

卢梭则恰恰相反, 他强调“立法权力属于人民, 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在著作《民约论》中, 他也着重提出了“人民是最高的主权者, 一切权力均来自于人民”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他始终认为政府是人民设立的, 人民既然可以设立它, 照样也可以推翻它。并且, 他把服从法律当作是自由, 认为法律是自由的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制订的。总的来说, 在卢梭的法治思想中, 法律是不容侵犯, 且至高无尚的。同时, 在他的“法”中, “法”也是由人民制订的, 因而《民约论》是公意的体现。

三、总结

卢梭的《民约论》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相比较, 无论是对未来社会构思的细密, 还是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深度上, 都略胜一筹。《民约论》不仅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还对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 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 也是具有不朽价值的名篇。

摘要：本文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与卢梭的《民约论》不同的时代背景出发, 初步探讨了《明夷待访录》与《民约论》的不同之处, 突出《民约论》的不朽价值。

关键词：明夷待访录,民约论,不同处,探讨

参考文献

[1]杨恩健.黄宗羲与卢梭政治思想比较[D]贵州师范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