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交流(精选12篇)
经济交流 篇1
一、跨文化经济交流概述
文化与交流这两个概念, 在不同研究者的视野中, 被赋予不同的内涵, Kroeber/Kluckhohn (1952) 曾汇集了170个关于文化的定义, Merten) 1977) 详析了160个关于交流的定义。鉴于研究领域中这种五彩缤纷的局面, 本文拟采用Bolten (1997) 的论述, 把文化理论分为物质、精神和功能三个视角, 把交流分为言语、非言语、附着言语和超言语四个层面, 把文化与交流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为出发点, 在此基础上, 主要以中德跨文化交流为例, 分析文化背景及交际风格的差异造成的误解与冲突, 并提出减少误解与冲突的思路与方法。
1. 文化
文化的物质视角着眼与人的活动所创造出的可视的, 具体的产物, 比如衣饰、工具、厂房、办公室的结构安排等等;文化的精神视角观察一个团体所共有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无法直接感知, 而要通过对可视现象的分析和归纳推导得出;文化的功能视角视文化为一个定位体系, 依据这个体系, 社会活动保持着一种不言而喻的常态。综合以上三个视角, 可以做更高层次的整合: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指导互动行为的参照和定位体系, 它在物质上得到具体体现, 在精神层次上可得到深入阐释。例如图1与图2是典型的日本与美国办公室的结构图。
在典型的日本办公室里, 部门经理远离入口, 背窗而坐。科长背对部门经理, 科员彼此相向。整个布局一方面方便上级与下级、同级与同级的密切交流, 同时也形成一种无声的监督体系, 体现了日本的团体主义队精神及权威意识。在典型的美国办公室里, 部门经理享有最大的个人办公空间, 普通工作人员工作间较小, 但相对独立, 不在部门经理和业务经理视线之内。工作人员办公时彼此分开, 若需会面, 则去会议室。整个办公布局体现出鲜明的个体独立色彩。
2. 交流
对交流的理解, 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观点可归纳为如下模式, 即:某人对某人说了什么效果如何, 它把交流理解为单向过程, 强调的是交流过程中的内容;第二种观点视交流为一个互动的双向过程, 既关注交流的内容, 又重视交流双方的关系。与第一种观点相比, 第二种视野更为全面, 可多方位地分析交流中的问题所在。交流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 它的四个层面见表1: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集中探讨口头交流, 对表中加下划线的部分作为重点举例详加说明。
3. 跨文化经济交流研究涵盖的领域
跨文化经济交流具体研究经济领域的跨文化交流, 重点是跨文化背景下的商业谈判、跨文化管理、跨文化市场营销和跨文化公关工作, 它是文化研究与经济学部分领域的结合点, 是一种跨学科的视野。
二、跨文化经济交流分析——以中德交流中的误解与冲突为例
中国与德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经济循环而得到发展, 双方接触的密度与广度也将双方文化差异的深度逐渐展现出来, 本文从德中经济交流的言语层次、非言语层次、附着言语层次和超言语层次入手, 择重点进行分析, 希望能为公司或企业展开对德合作提供一些帮助。
1. 言语层次:直接与间接
在交际中, 有的文化区域习惯于直述其事, 就事论事;有的文化区域则倾向于委而婉之, 话里带话, 逐渐托出,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见图1:
德国人在交际中的特点是直截了当, 不直接的表述方式在德国人眼中很可能被认为是缺乏诚意。
在上面的图中虽没有列入中国, 但中国人交际中委婉间接的特点, 在学者的研究中已得到充分挖掘。另外, 中国学生即使用外语, 如英语写作, 也倾向于不直接点题, 而是旁敲侧击, 直到文末才画龙点睛。
两种不同的交际风格相遇, 抱怨和不满成为常事, 比如德方可能说:“中国人让人看不透, 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中方则说:“德国人有攻击性, 直得伤人, 没耐心, 粗暴, 没修养, 没文化。”。德国人喜欢的直截了当和中国人得意的形散神不散, 曲径通幽, 成为误解的直接原因。
在与交流风格直截了当的文化区打交道时, 要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表述方式, 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 尽可能在每一段话的开头简明扼要地概述自己的基本想法, 然后再进行论证、解释, 讲话快结束时, 再用简要的话语总结或重申自己的观点, 这样, 可以保证自己的意思清晰无误地传送给对方。不要让对方琢磨或猜测您的想法, 一是对方不习惯这种方式所以很少这样去做, 二是猜测的结果很可能有悖于您的初衷, 三是这种做法在对方眼里显得躲躲闪闪, 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会给交流的氛围蒙上一层阴影。
2. 非言语层次
在交流中, 非言语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我们关于对方的信息, 其中5 0%左右是通过对其表情和动作的解析得到的。
(1) 点头与微笑
在谈话中, 中国人习惯于不断点头, 根据不同的情景, 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不同的, 例如:
礼貌:“我在洗耳恭听”;
鼓励:“请接着说”;
理解:“您说的话我听懂了”;
考虑:“嗯, 这得好好考虑一下”;
同意:“我同意您的观点”。
面对我们点头所传达的丰富细腻的信息, 德国人常常根据自己的习惯简单地理解为同意, 然后满怀期望地盼着马上与中方签署合同, 结果得到的常常是失望、懊恼, 因为德方的理解与中方的初衷是不符的。
与德国人相比, 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笑得更多, 所表达的内涵也更复杂, 对中国人而言, 笑除了表达欢快的感情外, 还依不同情景用来掩饰不安、尴尬、恼怒, 笑还用来渲染气氛, 还用来转移话题。
对德国人而言, 笑主要表达欢快的情绪, 而很少用来表达其他心理状态。所以, 德国人的表情在中国人看来经常是面无表情, 面对如此面孔, 中国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峻的德国人, 高傲的德国人。德国人的动作与表情, 在其他国家的人, 比如法国人眼中也常被视为无聊和缺乏表现力。
(2) 目光接触
在德国, 谈话中的目光接触十分重要。能看着对方的眼睛, 留下的直接印象是坦率、自信、诚恳;目光不断从对方身上溜过, 唤起的感觉则是缺乏自信和谈话的兴趣。而亚洲人习惯于尽可能短的目光接触, 认为这是尊重对方, 不想显得咄咄逼人。中国人和德国人在最初接触阶段, 如果对对方的交际方式缺乏了解, 很容易产生误解, 影响合作的气氛和走向。
在与其他文化区的人面对面交流之前, 一定要对对方的行为习惯有所了解。以此为出发点, 妥当处理具体的交流场景。一是不要根据自己的行为模式来套对方, 从而误解对方, 二是要意识到自己的习惯可能与对方相左, 所以要调控自己的行为。我们要知道, 自己不自觉的一举一动都在传达着某种信息, 都对对方产生着影响。
3. 附着言语层次:停顿
“德国人说呀, 说呀, 说呀, 生怕停一停就被视为软弱;而中国人则认为, 德国人想把他们说晕。”。这儿的问题出在对说话停顿的不同处理方式上。关于说话中的停顿, 有三种不同风格:盎格鲁—撒克逊风格、拉丁风格和东方风格 (见图2) :
盎格鲁—撒克逊风格是:A一结束, B就开始;
罗曼风格是:B经常打断A的谈话, 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对方谈话内容的强烈兴趣;
东方风格是:A与B的谈话之间常有一定时间的沉默。
正式谈话中的停顿, 在中国被视为深思熟虑的表现, 最长的停顿可达2 0秒之久, 而大部分德国人对这么长的停顿感到别扭和不安。“如果最后生意没谈成, 那么, 对中方的沉默、微笑、点头, 德方的解读是, 中方对谈判任其搁浅”。如果德方为了不让对话陷入沉默而继续“一言堂”, 那么, 中方又会觉得不舒服, 德方会给中方留下傲慢和自以为是的印象。
在与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人打交道时, 不要把对方的口若悬河反感地解读为咄咄逼人, 而应把这一现象理解为对方尚有交流的意愿, 对与我方合作尚抱有期待。我们自己在交流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做出积极主动的姿态, 表现出对交流的热情。我们若有异议或保留, 也应尽可能明确地表述出来, 而不是用沉默来含蓄地消磨对方, 这样, 容易被对方理解为已经失去交流的兴趣。
4. 超言语层次
(1) 单向时间习惯与多向时间习惯
单向时间习惯的特点是:强调周密的日程安排, 严格守时, 德国是典型的例子;多向时间习惯的特点是:时间安排上的灵活性, 中国是典型的例子。由于不同的时间习惯, 使得不同文化对待计划的态度也有不同, 现择几点表列如下 (见表2) :
当然, 任何一个文化在制定和执行计划时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是单向时间习惯或多项时间习惯, 只能大略地说, 德国倾向于单向时间习惯的计划, 中国倾向于多向时间习惯的计划。
在中德经济合作中, 不同的时间习惯和对待计划的不同态度经常成为顺利合作和互相理解的障碍。比如在德方眼中, 计划具有高度的约束力, 计划应成为现实, 一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 则寻找原因和责任者, 以避免类似情况的重现。经常可看到的是, 在出现计划偏差时, 德国人宁可让现实去迁就既定的计划, 较大的改动只是万不得已才行之, 而且总是受到巨大阻力。对中方而言, 计划当然也是有约束力的, 但是, 对中国人而言, 新的情况要求有新的策略, 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所以既定的计划要适应现实。一个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要灵活务实地对待它。这样, 在执行计划中, 中方的灵活性与德方恪守计划的习惯经常有相当距离。
另外, 在德方看来, 中方经常在计划中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和数据, 对德国人来说, 制定的指标和数据是必须完成的。但中方则常把计划和计划中的高指标作为鼓励员工士气的手段, 明知不可行而行之, 目的是让员工做出最大努力去接近它, 有一俗语贴切地反应了这种心理:求其上者得其中, 求其中者得其下。
德方经常抱怨中方不能履约, 或签定合同后又要求对合同的条款重新进行谈判, 由此认为中方合作伙伴不可信;而中方则因德方不能灵活对待中方的要求而简单地归结为德国人的死板。
其实, 这些冲突的原因在于单向时间习惯与多向时间习惯的差异, 在与单向时间习惯的文化区交流时, 我们应该利用合适的机会让对方了解我们的惯常做法和文化背景, 否则, 会给对方留下夸大其辞、言而无信的负面印象。我们要提醒对方, 在制定计划时尽可能留出灵活变通的空间, 让计划成为双方的纽带, 而不是枷锁。我们要让对方领会到“变则通、通则灵”这一中华文化的精髓。当然, 从我们自身而言, 也要谨慎承诺, 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双方只有互相了解, 才能从合作伊始就有意识地互相让步, 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双方的习惯和利益, 实现双赢, 也只有相互了解, 才能共同扬长避短, 凝聚双方的优势, 使1+1>2。
(2) 平衡/非平衡关系
对于跨文化经济交际中平衡或非平衡的关系, 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 在此, 仅以权力距离的大小为例来进行说明。
权力距离的大小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工作岗位上的对比情况如下 (见表3) :
在1968年至1972年期间, Hofstede对53个国家的11万6千名IBM的员工进行了调查, 中国大陆没有包括在内。其中调查结果表明, 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权力距离大于德国。2002年, 德国《经济周刊》公布了关于权力距离的较新的调查结果, 中国高于德国。
在合作中, 如果对对方的特点没有了解, 那么很可能会产生种种误解。比如, 如果德国人做领导, 在布置任务时很可能只是说明基本目标、框架条件和主要要求, 具体怎么做, 则由下属在落实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判断独立确定。德方的权力距离较小, 倾向于分散权力, 所以员工自主发挥的余地较大, 用这种方式布置工作是对员工个性自由和能力的尊重。
但在中国文化中, 权力距离较大, 权力倾向于集中, 在布置任务时, 员工倾向于期望得到比较具体的指示, 然后自己才去执行。如果德方领导布置工作时说明不够详尽, 事后, 中方员工在执行过程中会经常找德方领导请示意见, 在领导首肯后, 自己才去落实。中方员工这样做, 觉得是对领导的尊重;同时觉得这样做对自己也有好处, 因为一旦出现不利结果, 可以说曾征得领导同意, 自己就多少可以免责了。但中方员工的这种做法, 容易引起德方领导的反感, 被认为是没有工作能力, 甚至是缺乏职业道德。中方员工开始找德方领导请示意见时, 一般还能得到较详细的答复, 但随着德方领导反感情绪的增加, 很可能拿几句冷淡的话就把中方员工打发了。这样, 双方之间无声地筑起一堵厚厚的墙, 等到它严重地影响到双方的理解和合作再去修补时, 往往难于找到有效的切入点, 可谓积重难返了。
所以, 在合资企业中, 跨文化培训应该成为工作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跨文化培训虽然占用时间, 但须知道, 文化误解与冲突也在耗费着精力与时间。更为重要的是, 它在啮蚀着互信的基础, 损耗着企业的资源, 从根本上威胁着企业的未来。
5. 冲突的不同处理方式——冲突的又一原因
冲突浮现出来, 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在跨文化交流中, 这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成为冲突的又一原因, 它可能使既有的冲突雪上加霜, 或者说是火上浇油。
面对合作中浮现出的问题, 德国人习惯于就事论事, 展开讨论或争论;中国人喜欢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对问题心知肚明, 但表面上似乎视而不见, 不愿让问题公开化, 以免撕破关系, 德国人习惯于关注分歧点, 认为解决了分歧也就解决了问题;中国人喜欢强调共同点, 让当前的问题在长期合作的背景下显得微不足道。在德国人看来, 中国人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在中国人看来, 德国人咄咄逼人, 不惜双方长期的合作, 而使关系面临崩溃。
三、跨文化培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地球村概念并不能淡化文化的深层次差异, 表面上的趋同不能改变各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史中所积淀的思维和行为特点, 前所未有的各文化的接触力度和碰撞使跨文化经济交际能力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中的文化冲突, 跨文化培训应成为重要的途径和共识。
参考文献
[1]Kroeber.A. L./ Kluckhohn, C. (1952) :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M].Westport, Conn
[2]Merten, Klaus (1977) :Kommunikation: Eine Begriffs- und Prozessanalyse[M].Pladen
[3]Brake, Terence / Walker, Danielle Medina / Walker, Thomas (1995) :Doing business internationally:the guide to cross-cultural success [M].Princeton, NJ:Princeton Training Press
[4]Bolten, Jürgen (2000) :Interkultureller Trainingsbedarf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Problemerfahrungen entsandter Führungskr?fte. In: Interkulturelles Lernen /Interkulturelles Training[C].Klaus Gütz (Hg.) . München/Mering. S.61~80
经济交流 篇2
一、我处已拟订《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
1、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
主要的审计对象有:财务部门负责人,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建设工程管理部门负责人,学院、校区、后勤产业集团、工程中心等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其他部门、单位负责人。
2、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
我校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应根据审计对象的岗位职责等情况确定。
3、经济责任审计的计划和立项。
(1)每年年底,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有关干部管理部门向联席会议提出下一经济责任审计的初步意见;
(2)召开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根据有关部门提出的下一经济责任审计的初步意见,拟定经济责任审计计划;
(3)经济责任审计计划报经学校同意后,以联席会议文件的形式加以确定,列入审计部门的审计工作计划;
(4)特殊情况临时要求安排经济责任审计的,由干部管理部门提请,经联席会议审定报学校批准后由校审计部门执行。
(5)干部管理部门根据确定的审计工作计划以书面形式委托审计部门实施经济责任审计。
4、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
审计评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审计对象任职期间有关经济发展目标的真实性、完成程度和业绩情况;
(2)审计对象任职期间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情况;
(3)审计对象任职期间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效果;
(4)审计对象任职期间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管理制度的建立、执行情况;
(5)审计对象任职期间廉洁自律情况;
(6)其他应当评价的事项。
5、审计结果的利用
(1)学校组织部门应将审计结果作为审计对象调任、降职、免职、辞职、退休等的参考依据。确有问题,但不构犯罪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或纪检监察部门报请学校处理;涉嫌犯罪的,由纪检监察部门报经学校批准后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在对审计对象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考核中,要将审计情况列入责任考核的内容,并同时进入其《廉政档案》。
二、经济责任审计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1、经济责任审计的公开制度不完善。
2、被审计单位消极配合。
被审计单位消极配合,主要表现在提供的资料不完善,甚至存在故意拖延行为,致使审计项目不能按时顺利完成。
3、大部分的被审计干部任职期限较长。大部分的被审计干部在原岗位上一般任职两届或两届以上,致使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往前延伸,并且少数存在纠纷的业务由于时间太长的原因,部分知情人或已调动、或已遗忘,给审计带来较大的风险。
4、经济责任审计任务较重,同时承担的审计风险较大。
第一、领导干部换届时被审计干部较多,而审计人员相对偏少; 第二、各方面对经济责任的审计质量要求较高,而审计实施时间不足。
5、经济责任审计一般都是“先离后审”,而不是“先审后离”。根据文件规定,领导干部任期届满,或者任期内办理调任、离任、轮岗等事宜前,应当接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因此先审计后离任符合现行法规的要求,而且从理论上看,先审后离是发挥审计作用和利用审计成果、加大对领导干部监督力度的重要原则和有效手段。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干部是“先离后审”。
6、对经济责任审计的认识和定位仍然存在偏差。
经济责任审计时审计部门利用审计手段主要从财务收支角度认定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但并不是认定领导干部的全部经济责任;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也不是对领导干部的全部业绩的评价和鉴定。
7、审计决定执行不够到位。
经济交流 篇3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家要讨论的是风险问题,竞争过度问题,创新过度问题,以及监管不力的问题。但是,回到中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的问题却是发展不足,竞争不足、监管过度和成本太高。而最根本的,是大家已经遗忘多年的问题,即过多的国有化,没有充分发挥私人产权和私人信用的作用。
这其实是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话题。商业银行本质上就是私人之间的信贷、信用关系,而且中国的经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也都体现了这种特质。我们的金融机构现在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的金融机构,大型商业银行都归国家所有,使信贷变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信用关系,不仅容易导致呆坏账,还会将政府陷入一般的信用关系中,加大监管成本,湮没政府的监管执法职能。
既然是国有,最后承担责任的是政府。政府拼命地监管,越管越严,越管越死,管到婆婆妈妈的小事上,这就失去了监管,变成了所有者。政府对私人之间信贷的限制,使商业银行失去了信用基础。现在一提发展金融,焦点都在股票市场衍生工具上,却忘了最基本的产权,最基本的私人之间的信用。惟有减少国家跟私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政府才能真正作为第三者,作为执法者。
第二点,我们要发扬法制的精神,才能保证创新活动的发展。法制的精神,就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而不是政府同意你可以做的事情才是可以做的事情。应该由法律规定不能做的事情,而不应凡事凭政府批准。如果要靠政府批准才能做事,我们永远没有灵活的创新体制,包括金融。
再说到一点具体的,资金的基本要素是利率,但利率市场化这件事好像被遗忘了。利率不能市场化,不能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怎么消除我们现在仍然用行政权力管制的利率利差?此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责任也与政府责任混为一谈,政府规定了不可变动的利差,而政府监管也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个市场是不正常的。从长久来讲,市场的固定利率制度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展开,我们的市场也没法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
这也是中国价格改革的一部分。中国的产品价格已经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要素价格的改革,从能源价格、电力价格到资金的价格,在改革开放30年后如果还不能走向市场化,中国经济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反而要回过头来思考,我们怎么能够进一步发展,使市场竞争更加发展,使中国能够真正拥有在世界范围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
樊纲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根据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许小年:经济体制刚性阻碍转型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期。国际金融市场上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这些事情从金融角度来讲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对中国的间接冲击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国外金融动荡是产生于金融创新过度,风险过度,国内正好相反。在讲中国问题之前,我想强调一个观点,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风暴,源头到底在哪里,我们总结了很多,却没有总结美联储的运作。
在我看来,这场金融危机总源头是美联储,美国的衍生金融工具,各种金融品种的膨胀,只不过是货币发行过度的一个必然的结果。“9·11”之后,美联储把过低的利率保持了过长的时间,所以,今年格林斯潘说美国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为什么?因为美国有一个百年不遇的美联储主席,就是格林斯潘本人。为了避免这样的危机在美国重新出现,当务之急是约束美联储,当务之急是要监管监管者,不能让中央银行随意发行货币,发行货币的节奏一定要与世界经济保持一致。
那么,这场危机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的实体经济来说,这场危机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将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有两条原则,第一条叫投资驱动,第二条叫低成本的外向经济,现在两者都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外部需求减弱,外向经济碰到很大的困难。在广东、江浙一代,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关门。同时,投资正在减弱,投资品价格迅速回落,钢价格在回落,机械设备价格在回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行之有效的企业的发展模式,尽快地实现转变,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转型具体来讲是从投资转向消费,这个大家都同意。问题是,怎么转?近几年,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占到GDP比重已经接近50%,而居民消费仅仅占GDP的35%,美国的居民消费则占GDP的70%以上。我们的经济增长似乎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为了老百姓消费而增长。此外,我们的制造业占GDP的50%,可是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仅占全社会的27%,服务业虽然占GDP的40%,但是提供了30%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要解决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希望不在制造业,希望在服务业,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实现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型,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
但是,谈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转不过去?原因不是市场的刚性,而是我们经济体制的刚性。受到经济体制限制,我们转型永远是在嘴上,而不能够是在经济上。这个刚性表现在我们对经济的过度管制,这种管制阻碍了转型顺利进行,阻碍了资金在各个行业的流动。制造业的企业关闭了,其所有的资源不能够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地方和领域去,因为进入壁垒高耸。具体而言,我们重要的服务业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舆论,这些现代的服务业,都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从制造业游离出来的资源和人力无法进入。
当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要求我们的金融体系跟着转型。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体的,基本上是服务于大型制造业的,它不能适应分散的、创新的、多样化的服务业。这给我们经济转型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原因也是管制。监管当局管了很多公司的事情,如开设网点、任命高管等,这都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却统统收到监管者手里。过度管制造成金融机构产品单一、机构单一,连业务操作都有统一的规范,更别说创新了。
政府应该做的是把市场中出现的新事物、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及时地总结及合法化,事后追认。
安徽小岗村农民的改革,既不合规也不合法,当时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抵触的,但有了这个违法,才开始了中国伟大的农业改革。政府应该做的,是像小平同志那样,及时总结,认为这是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中国经济非常有利的措施,将其合法化。如果都先要求合规合法,中国经济改革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东南沿海地下钱庄很多,也不宜总是打压。其“非法集资”的原因是因为无法可依。这些金融机构发挥了国有银行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商业银行现在不敢给房地产贷款,他们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反之,要靠孟加拉银行那样的金融机构去发挥作用。这样的机构我们早就有了,而且运作得不错,对当地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要做的就是要承认它,合法化,规范管制,政府作用的界定就在这里。
这几年,市场化的改革停滞不前,政府对经济的卷入越来越深,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分界长期存在着误解,观念上混乱。我们经常把政府在危机时刻的职能,和在常态中的职能混在一起。政府在危机时刻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像今年的美国政府,就像1929年的美国政府,就像在战争时期的各国政府一样。但危机时期的政府决策,并不意味着要在常态也做这么多事,这两者要区别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掀开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序幕。但凯恩斯主义产生于危机时刻,它仅适用于危机时刻,我们现在把凯恩斯主义无限地推广,把它推广到常态中去,这就走得太远了。所以,在这个认识上,我们需要澄清。
第二,我们需要澄清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平衡,一部分弱势群体不得不依赖政府。但是,不应把弱势群体依赖政府扩大为中产阶级也依赖政府,这个事情也要分清。政府的社会职能,主要是去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而大部分人口是不需要政府去关心的,他们可以生存发展。
我们应该将这些问题先搞清楚,解除管制,促进资源在各个部门中流动,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外部产生的冲击,不是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内部的经济体制改革,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重点。■
丝绸之路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篇4
一、中国丝织品西传与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丝路可能早在汉以前就已出现。《穆天子传》关于周穆王西征中曾“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的记载,以及苏联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许多精致的中国丝绸制品和刺绣着凤凰图案的茧绸表明,中国和西方之间可能很早就存在着一条商路,中国丝织品已沿着这条商路运往中亚,甚至欧洲。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社会追求的时装衣料,其根据是,在希腊雕刻和陶器彩绘的人像上有细薄透明的丝绸文物,当时人们认为,这样细薄透明衣料只有遥远的东方国家‘塞里斯’国才能制造。”[1]2近年来,在埃及、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希腊等地的考古发现也表明中国丝织品的西传早在商周时期,甚至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张骞“凿空”西域后,丝路正式开通。原来游牧民族垄断的丝路贸易被打破,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间建立起了直接贸易往来。结果,东来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2]卷88。在公元前108年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驿,及公元前104年李广利战败大宛后,西域的交通更加顺畅,西域各国和汉的商业往来也更加频繁。
之后,中国经由丝路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发展,一直到唐中期的千余年间,丝路始终是中国与欧亚各国间最主要的交通要道。
二、丝路兴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在丝路兴盛时期,中国的丝绸和蚕丝技术、铁器以及铸铁技术、穿井法、造纸术等都沿丝路先后西传;同时,欧亚各国的土特产、音乐舞蹈、宗教艺术等也都沿丝路逐渐东来。
丝路正式开通后,丝织品西传速度加快。汉代丝织品花色品种十分丰富,有纨、绮、缣、绨、缦、素等数十种,并且出现了彩锦。丝织业发达促进了丝织品西传。“公元前2年,汉朝政府给匈奴运来8.4万匹绸缎,7.4万斤丝棉。其结果使中亚市场饱和。”[3]50中国输入罗马的丝绸数量也迅速增加。公元前53年卡尔莱之战后不久,“罗马人便开始以使用丝绸为时髦”,“丝绸这种新颖的异国产品”很快就“深入到民众的风俗习惯中了”[4]。唐代丝织业更为发达,丝织品名目繁多,花样丰富,图案文饰形成了写真与浪漫相结合的特殊风格。唐朝打败突厥以后,丝路畅通无阻,因而对外丝绸贸易更为发达,出现了“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息”的繁荣商贸景象。
丝织品西传给西方带去了先进的纺织技术和理念,促进了当地纺织技术的发展。在罗马和地中海地区,人们“将成本较低的素织物拆开,取其丝线与当地的亚麻布纱线交织,或以丝为原料重新纺织纱线,织成轻薄半透明的织物”[5]64。对此,《通典》记载说:大秦“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纹,数与安息诸胡交市于海中”。一些国家还在模仿中国平纹经锦的过程中,织造出了新型的平纹纬锦。
中国的铁器及铸铁技术、穿井法和井渠法、造纸术也先后沿丝路西传。本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的安息,“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6]卷96;“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及至李广利伐大宛,“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6]卷61;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逻斯被阿拉伯人战败后,因被俘士兵中有些是造纸工匠,阿拉伯人从而学会了造纸。造纸术后经阿拉伯人传到埃及、摩洛哥以及欧洲。
交流总是双向的。在中国的丝绸和先进技术西传的同时,欧亚各国的良种马、胡萝卜和苜蓿等植物也都传入中国。公元前一世纪左右,“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7]卷1出使西域的使节还“采蒲陶、目宿种归”[6]卷96,丰富了中国的物种。
乐舞杂技、服饰、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也随丝路东传。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乐舞交流在汉代达到一个高潮,形成了汉代突出的历史乐舞特色,即“百戏”、“俗乐”。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乐舞迅速普及中国,“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佛教乐舞和传播佛教的重要工具。隋唐时代的宫廷乐舞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外来因素[1]6。西域的服饰、乐器等也纷纷东来,风靡一时。“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2]志第13早期佛教徒与丝路上的商人结伴而行,佛教因之自西向东逐渐传播开来,现存的许多佛教石窟就是佛教东传的见证。从永徽二年到贞元十四年的148年间,伊斯兰教也随大批阿拉伯商人涌入中国西北,沿丝路与中国贸易而传入中国。此外,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也先后沿丝路传入中国,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丝路衰败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唐代中期以后,随着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达,海路交通空前繁荣。而原来的丝路,却因安史之乱,西亚纺织技术的发展,恶劣的风沙气候,运输工具的限制,诸多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劫掠,以及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由盛而衰,从东西交通的主导地位退居次要地位。
然而,尽管丝路在唐中期以后逐渐衰弱,但它仍然是中国与外界联系与交往的主要通道之一。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时期,尽管对过往客商抽取重税,十中取一,并择其上品,商人苦之,但西夏还是在回鹘商人和汉族商人的共同影响下在丝路上经营着贸易。在明代,外国商人以贡使的名义通过丝路与中国进行广泛而频繁的商贸活动。对于他们带来的商品,除粗劣之物外,明朝一概准许入境,于是,西域商人携马匹、骆驼、钻石、地毯、金银器皿等东来,运载瓷器、丝绸、布匹、茶叶、桐油等西去。当时, 明朝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管理措施, 确保了丝路贸易的正常进行。结果, 汉唐以来的丝路在明代大放异彩, 丝路贸易再度繁荣。
以上所述表明, 唐中期以后, 丝路虽然丧失了它在东西交通中的主导地位, 但仍然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
摘要:张骞“凿空”西域后,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 中国的丝绸和蚕丝技术、铁器及铸铁技术、造纸术等都沿丝路西传。同时, 欧亚各国的土特产、宗教艺术等沿丝路东来。唐中期以后, 丝路虽逐渐衰败, 但它仍然是中外经济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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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 1999.
区域经济发展交流文章 篇5
奋力开创县域经济转型跨越发展新局面
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政府 代区长 杨宏伟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县域经济是以县域为中心,以产业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村为重点,以县域行政范围为基础,以实现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和产业高度聚合为途径的、既相对独立而又高度开放的一种经济形态。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当前,耀州在县域经济竞相发展的态势中如何突出重围?关键在于找准地方特色与市场的对接点,突出地方产业优势,抓好特色产业发展,通过调整结构促转型,把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在新起点上实现富民强区新跨越。
一、发展现状
铜川市耀州区位于关中北部渭北高塬南缘,总面积1617平方公里(含铜川新区),辖8镇2乡,5个街道办事处,219个行政村,17个社区,人口31.75万。耀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是隋唐医药学家孙思邈、西晋哲学家傅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史学家令狐德棻和北宋山水画家范宽等“一圣四杰”的故里,中国药王山、大香山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等享誉海内外。陕甘边照金革命纪念馆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是全国100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之一。耀州资源丰富,产业优势明显,境内石灰石储量40亿吨,煤炭贮量18亿吨;耀州是全省优质外销果、加工专用果、奶牛、肉牛、强筋小麦、饲料饲草和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等七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基地。
照金—香山景区建设迈入“快车道”,顺利通过4A级景区初验,被命名为省级丹霞地貌地质公园,即将成为国家级丹霞地貌地质公园,得到了中省市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文化事业改革成效显著,城乡群众享受到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大餐”。积极实施城镇化带动战略,坚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投入2000余万元,编制完成城区、景区、园区、镇区、行政村等各类规划,实现了三级规划全覆盖。在全市率先实行城市管理联合执法制度。“栽大树、植大绿、成大景”工程扎实有效,使广大城乡群众享受到优美的环境。五年建成新农村示范村18个,建设通村路552公里,解决了8.4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群众住进了新家园、走上了通畅路、喝上了干净水。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率先实现全覆盖,改变了农村沿袭数千年的卫生陋习,改厕工作走在了全省、全国的前列。
三是项目带动,狠抓投入,着力增强发展后劲。始终唱响“耀州要振兴、项目作支撑”这一主旋律,严格推行领导包联、部门包抓、项目法人承办“三位一体”等制度,五年累计实施重点项目211个,其中超亿元项目21个,连续五年蝉联全市项目建设先进单位奖;签订招商项目75个,到位资金26亿元;争取国家扩内需资金3亿多元,一大批重点工程和项目先后竣工或正在建设,为产业优化升级、推动经济转型、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增强发展后劲、提升老百姓生活水平提供了强力支撑。
四是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始终牢记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先后投入30多亿元为民兴办实事120余项。投资2亿元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为“百年树人”奠定了坚实基础。启动实施了区人民医院和中医院搬迁工程,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实现全覆盖,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6%
三、重点工作和措施
思路决定出路,方法决定成败。耀州在新一轮发展机遇面前,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本地特有的潜力和优势,抓住机遇充分加以发挥,才能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具体来讲,就是要“瞄准切入点、选好着力点、做实支撑点”。
(一)瞄准切入点。切入点就是在发展的思路,包括战略、目标、措施、重点切入。耀州经济社会要实现持续跨越发展达到争先进位的目标,就必须围绕五个方面:速度指标要加快、总量指标要扩张、人均指标要提高、相对指标要做强、结构指标要做优。这五个方面就是实现经济社会要实现持续跨越发展达到争先进位的目标的切入点。
(二)选好着力点。
着力点之一:围绕壮大硬实力,努力建设工业强区。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区战略。牢固树立“全域耀州”的理念,按照“大区域谋划、大产业构建、大项目推进、园区化承载、集约化管理”的思路,围绕“三条产业链”(即:煤—电—铝—铝加工制造产业链;石灰石—水泥—建筑型材产业链;种植—酿造—生物工程—养殖产业链),构筑“三园一区”工业板块(即:秦岭水泥工业园区、坡头载能工业园区、董家河铝工业园区和照金瑶曲煤炭产业集群区),做大水泥,做强煤炭,做优食品,做活新型工业,全力打造工业强区,提高区域经济硬实力。按照产业发展集群化、集群发展园区化的要求。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开工建设建材工业园区公铁立交桥、矿山专线。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更多投资过亿元的企业入驻园区,做大做强园区经济,推进园区化承载和产业化聚集。
着力点之二:围绕夯实支撑力,强力实施“果业富民”战略。围绕富民、
展。二是进一步做好文化与旅游的结合。现代社会很多先进的东西可以制造出来,唯独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存和民风民俗等,是不可复制的。比如范宽山水画的代表作《溪山行旅图》,集中体现了照金山脉的雄浑博大与恢宏壮阔,不论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角度考察,都是一件地域性很强的宏图巨制和伟大作品。因此,对旅游景点进行全方位文化包装,科学合理地融入我区的特色文化,让文化、民俗活动在景区景点“鲜活”起来,使其对内形成亮点,对外打造卖点是当务之急。三是进一步做好文化与城市建设的结合。按照“挖掘文化底蕴,彰显文化元素,突出古城特色,打响药王品牌”的理念,加快耀州古城建设步伐,尽快拿出古城建设方案,围绕“四大巷”进行试点。实施好旧城和城中村改造,启动城市北区开发和药王生态园建设。将城市规划和城市建筑风格同耀州文化相结合,进一步突出特色,只有特色才是城市文化品牌的生命力。
着力点之五:围绕增强聚合力,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解决老百姓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高度关注民生,突出抓好事关群众根本利益的大事实事,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抓实抓好中小学布局调整、体育馆、孙思邈中医院门诊楼等事关民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工程。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各项优惠政策,不断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建立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奖惩制度,使城区空气质量好于国家二级标准以上的天数。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深入开展煤矿、道路交通、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专项整治,及时排除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预防和遏制较大以上安全事故发生。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信访接访处访工作,建立健全重大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
经济交流 篇6
澳大利亚是非常美丽的国家,国土面积有768万平方公里,资源非常丰富,许多矿石在全世界都名列前茅,被喻为矿车上的国家,但人口只有2200万,还没有北京人口多。澳大利亚是奉行多元化的移民国家,有100多个民族,宗教也非常多样。澳大利亚为全球第12大经济体,2015年人均收入全球排第五位。
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贸易合作伙伴,中澳合作非常紧密。近年来矿石出口大幅度下降,澳大利亚正在谋求转型,中国也在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交流合作的机会非常多。
凯利和布莱恩先生对中国非常友好,多年来为中澳交流做了许多建设性的工作,布莱恩先生曾21次来到中国。
刘慧勇表示,中国投资协会按照习主席要有全球视野的指示,对海外投资更加重视起来。“过去我们主要是推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和项目的建设,现在我们对海外的投资也加以重视了,因为我们国家的产能和资本量都大了,需要走出去。”目前,中国投资协会建立了中国海外投资联合会,促进企业“走出去”。咨询委员会下面设有“一带一路”咨询中心,专门给“一带一路”服务。2015年11月6号还开了一次全球唐人街峰会,在峰会后和其它单位联合建立了全球唐人街经济合作中心。
布莱恩的想法是把所有的投资或移民到澳洲所需要的服务组合成一站式的服务。他们提供的服务将包括物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建筑设计、房地产开发业务、商业投资机会和澳洲移民服务。
澳大利亚的嘉宾也介绍了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及黄金海岸地区的优良环境和投资、移民价值,吸引了在座嘉宾的关注。
仁创公司、世纪华威、五指生集团、碧水源公司等20多位中关村企业的企业家分别介绍了本企业的情况,询问了有关澳大利亚投资项目的相关问题和合作意向。沙龙前后,澳方人员还到部分企业进行了考察。
经济交流 篇7
我国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尤其在现代农业方面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为我国各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与国际上的现代农业合作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通过在共同关注和需求的现代农业领域, 开展以创新为主的企业、技术、项目、人才对接, 促进成果转化, 逐步扩展到提供开拓国际市场、转移国内先进适用技术等国际化专业性的服务。
二是建设信息网络平台和研发平台, 实现服务和各类信息交互的智能检索和匹配、实现在线对接等功能。建立面向国际的研究和产品开发实验、检测、中试平台, 同时开展服务能力建设。
三是通过举办峰会论坛、科普教育、技能培训与技术转移等各类创新活动, 围绕现代农业领域的集成技术成果进行应用推广示范、促进在科技研发方面的广泛交流, 发挥创新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二、中―老现代农业合作与交流现状
(一) 农副产品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增长迅速
2006年11月, 中国云南—老挝投资贸易洽谈会上云南省政府代表团与老挝签署12项经贸合作协议, 总金额达16亿美元, 在老挝北部4省规模化开发种植250万亩橡胶;2008年12月重庆华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经营在万象市的重庆 (老挝) 综合农业园区, 已经启动水稻花卉种植、设施农业、稻米加工厂及园区配套等项目;2012年11月中国四川开元集团与老挝农林部在农业方面开展合作;2013年, 云南在老挝开展境外替代种植的各类农经作物面积15.3万多亩, 具体项目包括在老挝南塔、丰沙里、乌多姆赛、琅勃拉邦等省种植的橡胶、咖啡、香蕉和玉米。由此可见我国与老挝在农副产品进出口贸易方面的规模不断扩大, 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 为双边技术转移和科技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 农业科研人员与学术交流发展迅速
我国积极与老挝开展科技机构合作、技术考察、人员交流和培训, 取得不少进展, 主要开展农业与毒品替代种植合作等等。2012年, 中国家科技援助项目中举办了多期国际培训班, 培训人数达250余人;组织国内相关科研机构10批60余人次, 东南亚等国20余批150余人进行对接洽谈, 促成20余份国际技术转移合作协议签署。由普洱上海科技服务中心在老挝琅勃拉邦成立的“老挝琅勃拉邦技术转移服务中心”, 于2013年对老挝琅勃拉邦、川圹等省的650多名当地农民进行了橡胶育苗、定植、芽接等技术培训, 效果显著, 进一步促进了科研人员与学术的交流。
(三) 国际技术转移与新产品展览活动日趋增多
当前我国着力推进与老挝的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建设, 已在老挝建有1个海外科技合作示范园, 重点开展农业新品种和产品初加工示范与推广、举办现代化观光设施农业展览展示活动等, 并构建了国际农业技术培训体, 进一步扩大我国农特产品的进出口。同时, 大力促进农业、水产养殖、饲料加工、新能源等领域技术和新产品向东南亚、南亚的输出和转移, 促进云南高原特色农副产品的对外贸易。
三、促进中―老农业产业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建议
(一) 建立农业技术经济合作研究中心
建成集技术展示、企业孵化、交流对接、信息分享、咨询服务、综合配套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中国与东盟科技合作的创新中心总部, 建立面向东盟国家的研究和产品开发实验、检测、中试平台, 设置多个专业化实验室和分析检测中心, 为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提供公共服务。以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依托, 建设农业、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农业技术经济合作研究中心, 加强研发与产业开发的创新合作, 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 加强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人才的交流
进一步整合国内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的资源优势, 面向老挝开展农业、教育、科技、经济等领域行业培训, 形成网络化的教育培训基地, 在信息沟通机制, 学员联系跟踪, 师资力量配备, 课程设置等方面不断完善, 促进与老挝的文化交流与科技人才教育培训, 增进中国与老挝的睦邻友好。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等领域开展人才的交流, 面向老挝有需求的企业、大学院所等单位的青年科技人员, 举办先进适用技术培训班, 以培训带动建立合作关系, 推动我国相关技术转移和企业以及新产品“走出去”。
(三) 构建国际科技经济合作网络基地
多渠道多层次加强科技经济合作网络基地建设, 通过开展网络宣传我国农业现代生产方式和机械使用效率, 通过在老挝建厂开展各类型农业及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服务;通过农业产业园、农业示范区或示范基地, 有效整合现有机械形成现代农业全程解决方案, 带动农业综合开发及经营;促进科研机构、各种企业之间联合, 促进新技术一起走出去, 提高农业及农副产品整体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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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奇峰, 陈静, 秦向阳, 李志军.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城, 引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J].农业经济, 2012 (3) :96-98.
经济交流 篇8
一、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 从天文历法到人生哲学, 无所不包。这些灿烂的文化不仅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也是指导现实的良方。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 几位大教育家和他们所代表的学术思想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在东周时期, 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这一时期, 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 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 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和道家, 他们各自设计了一套治国方案, 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在诸子百家当中, 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孔子, 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 对中国, 乃至世界各国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
二、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在现代, 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而深入。以孔子为例, 在英美等国家, 孔学被称为Confucianism, 被作为一项专门的学科进行讨论和研究。孔子生活在距今约2500年的春秋时代, 他的学说之所以在今天仍然被世界各国学者所研究, 一方面是由于孔子的思想代表了我国深厚的传统文明, 另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孔子门下弟子三千, 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 比如“温故而知新”, “三人行必有我师”, “学而不思则惘, 思而不学则怠”等, 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除此之外, 孔子的“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也有一定意义。
三、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任何社会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结合, 文化历来是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现代市场经济绝不是单纯的经济运作过程, 经济发展离不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一定的经济土壤必然生长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当代产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虽被称为第三产业, 但与一、二产业相比重要性并不低, 具有极大的经济潜力, 对于丰富文化生活、提高公民素质, 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在我国,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既是经济建设课题, 也是社会科学文化建设课题。没有文化的协调发展, 经济伦理和经济规范确立不了, 经济建设就难以搞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文化经济, 就是知识化经济, 就是文化知识作支撑的经济。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东西方经济交流的影响
(一) 文化研究带动人口流动
自古以来, 国外学者就不断到我国访问学习, 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 各国人口流动更加迅速而便捷, 这也为国外学者的到访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文化研究带动的人口流动是一种自发的流动, 其主要特点在于目的性强。为感受瑰丽的东方文化, 外国友人来到我国, 由此产生的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促进各国间文化经济交流的客观条件。
所谓交流是一个互通有无的过程。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历史、社会结构、文化传统都极其相似, 则其交流的可能性必然较小。而东西方之间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差异, 尤其在传统文化方面, 东西方的发展都有其各自的轨迹。因此, 交流无疑成为了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的最佳工具。
(二) 灿烂文明加深良好印象
中国文化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文化, 虽经历了几千年的考验但却历久不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中国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文明古国,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而这种独特的魅力必然会对东西方经济的交流产生巨大的影响。
尽管很多西方学者到访的目的即为研究我国传统文化,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出行之前即对我国文化有很深的了解。无论各国之间的交流如何深入, 要真切地感受一国的文化, 必须亲身体验方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到访的外国友人在我国的人文环境中必然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
除文化交流外, 也有很多外国友人来到我国并非是为了研究我国传统文化, 而是以经济交流或旅游观光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的灿烂文化可以使其加深对我国的良好印象, 而由此必然产生经济交流的进一步扩大, 如代表我国传统文化的字画、瓷器等商品的购买量的增加。回国的外国友人的宣传作用也可进一步促进经济往来, 由此创造出经济文化交流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 良好的文化环境创设良好的经济环境, 也为西方贸易实体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灿烂文明的国家, 凭借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 必然能够成为世界各国各大跨国公司的合作伙伴和优秀的人文商品来源。
摘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本文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及文化与经济等几方面阐述了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 我们应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在保持我国文化先进性的前提下, 努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 实现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双重飞跃。
经济交流 篇9
黑龙江省物资再生协会秘书长赵雷风主持会议;牡丹江市商务局领导到会祝贺;黑龙江物资再生协会会长吕鸿魁致欢迎辞, 并向会议介绍了黑龙江省再生资源行业的发展状况和全省报废汽车升级改造的经验和做法, 对加强行业协会间交流与协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与会代表对行业关心的再生资源税收政策、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报废汽车升级改造、行业协会建设、行业间协作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一、积极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
会议认为,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 也是政府的形象工程和民生工程。经过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的积极实践, 这项工作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 很多方面不断完善和充实。再生事业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要紧跟国家导向性政策, 瞄准政策扶持的重点, 紧跟产业转型的步伐, 在完善废旧回收体系工作中做出成绩。
二、推进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升级改造工作
会议指出,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利用, 是一项涉及道路交通安全、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的系统工程, 是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列为加强管理的工作内容。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全社会对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认识的提升, 国家将从企业资质认定、安全和环保等方面实施强有力的管理措施。报废汽车回收企业作为国家政策扶持、社会关注、有一定公益性的再生资源回收拆解利用企业, 必须加快升级改造步伐, 建设符合国家法规、国家规范和行业发展的现代化企业。
针对安徽省某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向国家领导人和商务部申请放开报废汽车拆解资质的情况反映, 刘坚民会长明确指出, 目前, 国家尚无这方面的工作安排,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工作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三、做好再生资源企业经营模式调整
会议分析认为, 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 我国经济尚未走出低谷。国家对再生资源行业的支持将会出现两种走势:一是由于税制设定的原因和地方性政策的影响, 国家短时间内难以出台扶持再生资源行业发展的政策;二是在经济好转的前提下, 国家对再生资源行业的扶持有可能向项目支持转移, 向产品聚集区 (园区经济) 转移, 向规模经济转移, 向资源综合利用方向转移。因此, 再生资源行业必须适应争取国家导向性政策需求, 适度做好经营模式的调整。
四、积极推进再生资源行业规模化发展
再生资源行业规模化经营是建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需要, 也是行业发展的长期需求。要通过再生资源行业回收资源的整合, 逐步培育以大型骨干企业为龙头、以市级再生资源企业为支撑、辐射社区 (县、乡、镇) 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很多龙头企业承接了国家赋予的项目任务, 也应承担响应的社会责任, 为全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与会代表认为, 实现再生资源行业的规模化经济, 必须打破“四个界限”, 即:系统界限、行业界限、经济形式界限和区域界限, 实现再生资源行业上游、中游、下游的全方位结合, 扩大整个行业的涵盖面, 从合作中挖掘产品的延伸性, 通过再生资源产业的形成, 推进行业规模化经济的实现。
五、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间的协作和交流
会议认为, 部分城市再生资源企业经济信息交流会办了七届, 因其内容宽泛, 形式活泼, 环境宽松, 深受业内人士赞赏。交流会也成为区域范围内沟通交流, 结识朋友的一个平台, 应继续坚持下去。
经济交流 篇10
目前,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技术迅猛发展,线路工程建设不断增多,由于常规型线路走廊宽度较大,走廊紧张已经成为很多地区影响电网建设的主要因素。紧凑型输电技术是一种提高输电容量、减小走廊宽度的有效途径[1,2,3,4,5,6]目前已被各国广泛采用。对于特高压电网,以进一步提高输送能力和压缩走廊宽度为目的的紧凑型输电技术是未来电网发展方向之一,有可能打破部分线路走廊紧张地区或对线路输送能力有更高要求地区的电网建设瓶颈,成为一种新的线路建设方案[7,8]。
为研究1 000 kV特高压交流紧凑型输电技术的应用前景,本文提出2种特高压单回常规型和2种特高压单回紧凑型线路设计方案,分别从导线方案、杆塔设计方案和自然功率3个方面进行技术方案比较。采用全寿命周期分析法,计算比较特高压紧凑型线路与加装串补常规型线路的年费用,并从损耗电量成本电价、年损耗小时数、线路长度、串补度和拆迁面积等方面进行敏感性分析。
1 设计方案
根据目前国内交流特高压工程经验,常规型线路方案选择8×LGJ-500/35和8×LGJ-630/45 2种导线方案;依据电磁环境计算研究的成果[3],紧凑型线路方案推荐采用10×LGJ-500/35和12×LGJ-400/35 2种导线方案。本文选择4种方案进行经济技术比较。
以1 000 kV晋东南—南阳—荆门输电线路示范工程的技术方案为方案1,导线型式为8×LGJ-500/35,最大风速为27m/s,最大覆冰为10 mm。方案2以方案1为依托,导线采用8×LGJ-630/45,杆塔设计进行调整,其他技术方案与方案1基本一致。
方案3和方案4为紧凑型方案,导线采用10×LGJ-500/35,分裂间距400mm,最小相间中心距离14.9 m,下相导线最低高度大于20 m。方案4导线采用12×LGJ-400/35,分裂间距375mm,最小相间中心距离13.5 m,下相导线最低高度大于20m.
2 技术特性比较
2.1 导线方案
2.1.1 线路损耗
导线电阻损耗与导线自身电阻和系统条件有关。导线年电阻损耗功率按系统额定输送功率6 500 MW,年损耗小时数(τ)分别按2 500 h、3 500h,4 500 h的情况计算,计算结果见表1。
电晕损耗的大小与导线表面电场强度、导线表面状况、气象条件、海拔高度等因素有关。各导线方案的电晕损耗列于表1,电晕损耗按每年8 760 h考虑。
由表1可知,电阻损耗时线损的主要部分。方案1的电阻损耗较大,远大于其他3个方案;方案2和方案3的电阻损耗基本相当,方案4的电阻损耗比方案2和方案3稍大。由于常规型线路的相间距较大,方案1、2的电晕损耗较小;而紧凑型线路的相间距较小,方案3、4的电晕损耗较大
2.1.2 导线机械性能
计算各种导线方案的应力、弧垂特性、覆冰过载能力和荷载特性等机械性能参数见表2
由表2可知,3种导线的弧垂特性基本相当,导线弧垂由小到大依次为:LGJ-630/45、LGJ-400/35、LGJ-500/35;导线的覆冰过载能力随截面增大而增强,覆冰过载能力由强到弱依次为:LGJ-630/45、LGJ-500/35、LGJ-400/35;导线综合荷载由小到大依次为:方案1、方案2、方案3、方案4。
2.2 杆塔设计方案
方案1的杆塔设计方案采用原1 000 kV晋东南—南阳—荆门输电线路示范工程的杆塔设计成果,典型杆塔尺寸见图1,方案3的典型杆塔尺寸见图2(单位为mm)。
计算各方案典型直线塔的摇摆角情况见表3,方案2、4的塔头尺寸在方案1、3基础上进行微调。方案2摇摆角较小,可适当减小塔头尺寸;方案3、4摇摆角相差不大,V串夹角可取值一致,但方案4相间距要求较小,可适当减小尺寸。根据杆塔尺寸和杆塔负荷进行单基塔重的估算。塔头尺寸方案1见图1,方案2在方案1基础上单侧横担减少0.4 m,其他尺寸一致。方案3见图2,方案4在方案3基础上塔窗宽度减少1.4m,其他尺寸一致。
2.3自然功率
计算各种方案的线路参数和自然功率见表4。
由表4可知,2种常规型方案的线路参数基本一致;相对于常规型方案,紧凑型方案3、4的正序电抗较小,正序电容较大,波阻抗较小。方案1和方案2的自然功率基本一致,方案3相对于方案1自然功率增加了25.7%,方案4相对于方案1自然功率增加了35.3%。加装40%串补装置后,常规型方案的自然功率增加了约29%,4种方案的自然功率相差不多,其中方案4最大,方案3最小。
3 经济性分析
3.1 线路工程初投资
对各方案进行工程量和静态投资估算,初投资估算组成见表5。
万元
紧凑型线路的静态投资较大,主要由于紧凑型直线塔较重,基础工程和附件安装的费用也略有增加,方案4与方案3的静态投资基本相当。
常规型线路的静态投资较小,方案2相对于方案1增加了48.30万元,主要在于杆塔、架线和附件安装工程的工程量增加。
3.2 串补站和高抗装置工程初投资
1 000 kV南阳变电站的串补站1 000 kV荆门侧串补站投资为3.41亿元,对应线路长度为280 km,容抗为29.4Ω,容量为2 288 Mvar。线路两侧需要安装6组高压并联电抗器,高压并联电抗器容量的选择主要与线路的正序电容和线路长度有关,估算4种方案的高抗装置投资见表6。
万元
3.3 综合工程初投资比较
线路长度取280 km,方案1和方案2的线路考虑按40%的串补度进行补偿,计算得到1 GW输送功率每km的综合投资见表7。
由表7可得到以下结论:
(1)综合经济性由优到劣依次为:方案4、方案3、方案1、方案2。
(2)由于串补站投资较大,常规型线路方案的综合投资指标较紧凑型方案高。
(3)方案3与方案4的线路投资相当,但是方案4的自然功率较大,所以方案4的综合经济性更优;方案1与方案2的自然功率相当,但是方案2的线路投资较大,因此方案1的综合经济性更优。
3.4 全寿命分析
按原电力工业部(82)电计字第44号文《颁发“电力工程经济分析暂行条例”的通知》第15条经济计算中的年费用最小法[9,10,11]确定导线方案的经济性优劣。
输电线路工程的费用除了工程建设初期一次性投资外,线路运行后每年也会发生费用,主要包括运行维护费及电能损耗费用。年费用法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将线路运行后每年发生的费用折成现值,综合工程初期投资,比较工程每年费用的差值,确定经济性较好的导线方案。
3.4.1 计算边界条件
(1)建设年限2年,第1年投资60%,第2年投资40%。
(2)工程经济使用年限取30年,折现率取8%。
(3)线路长度按280 km考虑,常规型线路方案的串补度取40%。
(4)系统输送功率取线路自然功率,导线年电阻损耗功率在线路自然功率条件下进行计算
(5)年损耗小时数取4 000,损耗电量成本电价分别按0.25元/kWh和0.5元/kWh考虑,后续进行敏感性分析。
(6)设备运行维护费率取初投资的1.4%,
3.4.2 等输送容量的年费用经济性
根据上述计算条件,计算各方案在折现率为8%、损耗电价分别为0.25元/kWh、0.5元/kWh时的每GW输送容量每km线路的综合年费用,其年费用对比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由图3可得到以下结论:
(1)由于串补站的费用较高,紧凑型方案的经济性优于常规型方案。2种紧凑型方案相比方案1,每1 GW输送容量每1 km线路的综合年费用节省约10%。
(2)网损电价较高时,方案3的综合年费用最小,经济性最优;网损电价较低时,方案4的经济性最优。这是由于方案4的网损电量较方案3多,网损电价的增高会大幅增加网损费用。
(3)网损电价为0.5元/kWh时,方案2相比方案1的综合年费用节省约5%;网损电价为0.25元/kwh时,方案2与方案1的综合年费用基本相当。
4 敏感性分析
前述经济分析均基于3.4.1节给出的基础条件进行,事实上,在实际工程中,损耗电量成本电价、年损耗小时数、线路长度、串补度和拆迁费用等均可能调整变化,对全寿命周期经济性的比较结果造成影响。因此,下面将就以上敏感因素进行分析。
4.1 损耗电量成本电价
影响网损电价的因素较多:不同地区的网损电价有一定差异;不同发电形式的网损电价也有较大差异,如火电、水电、风电等;网间结算方式也会影响网损电价,可按受端或送端电价进行损耗电量成本的估算。
在年费用指标中,损耗电量成本电价主要影响网损年费用,网损电价变化后,会对综合年费用指标产生影响。
计算折现率为8%时,网损电价由0.2元/kWh到0.5元/kWh变化时的综合年费用,其年费用对比计算结果如图4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得到以下结论:
(1)网损电价增加相当于增大了综合年费用中的网损费用,从而使综合年费用增大。
(2)不论网损电价取值如何,紧凑型方案的综合年费用始终远小于常规型方案。
(3)网损电价较高时,方案3的经济性较优;网损电价较低时,方案4的经济性较优。年费用指标的交叉点电价在0.3~0.4元/kWh之间。
4.2 年损耗小时数
年损耗小时数与年最大负荷小时数具有一定的关系,年负荷小时数越大,损耗小时数也越大。不同线路的年损耗小时数差异较大,在年费用指标中,年损耗小时数的变化同样影响网损年费用指标,进而影响综合年费用。
计算折现率为8%,网损电价分别为0.25元/kWh、0.5元/kWh时,损耗小时数由2 500~4 500 h变化时的综合年费用,其年费用对比计算结果如图5、图6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得到以下结论:
(1)年损耗小时数增加相当于增大了综合年费用中的网损费用,从而使综合年费用增大。
(2)不论年损耗小时数取值如何,紧凑型方案的综合年费用始终小于常规型方案。
(3)网损电价较低时,方案1和方案2存在年费用指标的交叉点,年费用指标的交叉点年损耗小时数在3 000 h附近。方案4的经济性最优。
(4)网损电价较高时,方案1和方案2不存在年费用指标的交叉点,方案2的经济性始终优于方案1。方案3和方案4存在年费用指标的交叉点,交叉点年损耗小时数在3 000 h附近;在大多数情况下,方案3的经济性最优。
4.3 串补度
超高压和特高压线路的串补度是根据网架结构和系统条件来确定的,一般不超过50%。因此,有必要对串补度的取值进行敏感性分析。计算折现率为8%,串补度在0~51%变化时的综合年费用,其年费用对比计算结果如图7、图8所示。
由计算结果可得到以下结论:
(1)紧凑型方案的综合年费用指标始终小于常规型方案。
(2)网损电价较低时,常规型线路的年费用指标随着串补度的增加而增加,在串补度为20%~30%之间时存在一个拐点,在拐点之后年费用指标随着串补度的增加而减小;网损电价较高时,常规型线路的综合年费用指标随着串补度的增加而增加。
(3)网损电价较低时,方案4的经济性优于方案3,方案1和方案2的年费用指标存在交叉点,位于30%的串补度附近;网损电价较高时,方案3的经济性优于方案4,方案2的经济性优于方案1。
4.4 拆迁面积
走廊宽度窄是紧凑型线路方案的优势之一。对于人口稀薄的地区,拆迁面积小,拆迁单价低,紧凑型线路方案的优势不明显;而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拆迁面积大,拆迁单价高,常规型线路方案会产生较大甚至巨额的拆迁赔偿费用,紧凑型线路方案的优势较为明显。对拆迁面积的变化进行敏感性分析,有利于探求紧凑型线路方案的经济性优势。
计算常规型线路方案拆迁面积变化时的综合年费用如图9、图10所示,拆迁费用按800元/m2计,横坐标取方案1的拆迁面积。
由计算结果可得到以下结论:
(1)随着常规型线路方案的拆迁费用增大,常规型线路方案的综合年费用增幅较快,而紧凑型线路方案增幅较慢,这是由于紧凑型线路方案的拆迁费用相对较少。
(2)网损电价较低时,拆迁面积变化时,方案1和方案2的经济性基本相当,方案2略优于方案1;而方案3和方案4的经济性基本相当,方案4略优于方案3。
(3)网损电价较高时,拆迁面积变化时,方案2经济性明显优于方案1;而方案3和方案4的经济性基本相当,方案3略优于方案4
5 结论
(1)根据目前国内交流特高压线路工程经验和紧凑型特高压线路电磁环境计算研究的成果,选择2种特高压单回常规型和2种特高压单回紧凑型线路设计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分析。
(2)对4种方案进行了详细的技术方案比较,从导线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两方面分析了各导线方案的特点;从杆塔尺寸等方面分析了各杆塔设计方案,并得到典型杆塔的一览图;计算各方案的自然功率,加装串补后常规型线路方案的自然功率大幅提高,基本达到了紧凑型线路方案的自然功率水平。
(3)估算特高压紧凑型输电方案和常规型输电方案初投资的组成,计算得到1 GW输送功率每公里的综合投资。常规型线路方案的综合投资指标较紧凑型方案高,综合经济性由优到劣依次为:方案4、方案3、方案1、方案2。
(4)在相同输送容量条件下,采用全寿命周期分析法,计算比较特高压紧凑型线路与加装串补常规型线路的年费用。
(5)损耗电量成本电价、年损耗小时数、串补度和拆迁面积等因素对全寿命周期经济性有不同程度影响。
摘要:为研究1000 kV特高压交流紧凑型输电技术的应用前景,提出2种特高压单回常规型和2种特高压单回紧凑型线路设计方案,分别从导线方案、杆塔设计方案和自然功率3个方面进行技术方案比较,估算特高压紧凑型和常规型输电方案初投资的组成,计算比较等输送容量条件下的综合投资公里指标。在相同输送容量条件下,采用全寿命周期分析法,计算比较特高压紧凑型线路与加装串补常规型线路的年费用,并从损耗电量成本电价、年损耗小时数、串补度和拆迁面积等方面进行敏感性分析。
关键词:特高压交流,紧凑型,自然功率,全寿命分析,敏感性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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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交流 篇11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地区
中图分类号:P2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186-02
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该组织致力加强地区及成员国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促进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四大领域间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无疑是中国在中亚地区存在和发挥影响的独一无二的交流机制,也是中国在这一地区参与的唯一具有一定机制的地区多边合作组织,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与中亚地区保持密切接触的多边制度性渠道。多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秉承其宗旨和任务,促进合作框架内的交流与合作,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随着合作机制的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剧,经济合作将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因素,因此,进一步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正视面临的问题,增进互信、互利、平等、协商,谋求共同发展,是值得思考研究的课题。
一、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地区经济合作交流的主要进展
对于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有一系列庞大的规划和项目,在成员国的努力下取得了许多进展。从贸易结构看,成员国间的贸易主要集中在能源、原材料、纺织品、机电类产品、化工类产品等领域。中国积极履行有关协议和承诺,在多个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表12001—2006年中国与中亚四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资料来源:2002至2005年来源,崔颖:《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138页。2006年来源:《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
在贸易投资领域,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与中亚四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2005年中国对中亚各国累计实际投资总额近80亿美元,约为2001年的4倍,涉及油气、交通、电信、农业、化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在交通建设领域,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先后开通了乌鲁木齐—阿拉山口—阿拉木图运输路线,还有中—吉—乌铁路、各国首都与重要城市间航空路线等,交通运输能力日渐增强。在能源建设领域,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资兴建的全长960多公里的中哈管道一期工程“阿塔苏一阿拉山口”段将在2011年正式投入使用,它能够打通从里海经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到中国的能源运输大走廊。
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交流面临的问题
(一)中国是主要投资方,多边区域经济合作不够深入。总体来说,现在和今后一段时期都是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经济投入期,而不是产出期。虽然从宏观和长远角度看,上海合作组织可对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推动的贸易便利化措施,还有实现商品、技术、资金、服务的自由流动,以及中国提出的最终形成自由贸易区的设想,都将体现对中国的巨大经济利益。但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的经济成就取得来看,它对中国的经济利益是间接是不突出的,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主要是通过双边关系推动,并且这种状况在近期的将来不太容易改变。
(二)受中亚次级、跨地区区域组织的竞争压力,经济项目落实困难。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设想规模过于庞大,项目过于繁多,导致在项目的确定上比较随意,在项目的落实上比较困难。上海合作组织提出的127个项目显然超出了上海合作组织可支配的资源和能力,难以全部落实。而与此同时,中亚地区的次区域组织和跨区域组织,如欧亚经济共同体、独联体等,对中亚地区的经济支持力量不亚于上海合作组织,并且其运作成果显著,分享了中亚国家对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关注度。
(三)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受其它成员国顾虑影响。由于成员国之间的情况都不相同,除广泛的共同利益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在经济合作利益的分配上,各国都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源,这与上海合作组织的资源不足形成一定矛盾。中国是能源进口国,其中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从中亚得到能源,并希望从中亚到中国的新管道;而处于亚洲中心的中亚国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需要平衡与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关切焦点与中国不相同,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得利的是中俄两国,因此,它们也不会完全满足中国的能源利益需求。另外,中亚地区历来是俄罗斯的战略后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随时牵动着俄罗斯的神经,因此中方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实现也由于受到俄方的影响存在较多阻碍因素。
三、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推进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交流
从长远来看,经济合作将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因素,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对其成员国特别是中亚国家保持持久吸引力的最重要源泉。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安全合作是其前提与保障。并且,经济合作具有扩张性,其张力随着经济合作的推进而扩大,从而继续推进对经济合作的需求。随着安全环境的逐步稳定,各国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会急剧上升,这也是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因此,不论从现实需要还是长远前景来看,上海合作组织都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合作的地位。
(一)提升融资能力,以双边合作促进多边合作。上文提到,由于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项目庞杂,落实难度大,很大原因是由于项目融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可以通过国家政府提供的优惠贷款或通过成员国银行间联合体和实业家委员会这两个渠道进行融资。因此,中国应该改变思路,选择重点项目进行突破,尽快把区域经济合作的项目落到实处,使各成员国尽快分享到区域经济合作所带来的有益之处。而且一些经济合作项目不必拘束于与所有中亚成员国的多边合作,通过几个双边或多边项目,使多数成员国都有可能参与,同样可达到共同参与的效果。
(二)统一进出口标准,消除贸易壁垒。中亚四国为提高进口替代商品的生产,带动民族工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商品进口依赖需求较大。针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商品和货物进出境缺乏统一标准,之后的经济交流在大力推行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同时,推出中国和中亚国家都认可的与国际接轨的进出境检验检疫、海关报关手续等一系列统一标准,并且要在消除海关程序、标准一致化、商务流动和监管环境方面所存在的各种壁垒,否则难以扩大中国与中亚四国的贸易规模。中国也应该帮助中亚四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此不断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减少贸易壁垒与障碍,实行更加开放的贸易投资政策。
(三)完善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机制是在一边前进的过程中一边设计和完善的,要根据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阶段完善经济合作机制,不断规范和便利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往来,加强组织内的凝聚力和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吸引力。要继续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 “自上而下”的政治主导性。如完善高级经济官员的定期交流机制,敦促上海合作组织下设的各个部门工作组合作与工作开展,落实定期会议制定的近期共同行动计划;建立货物、资本、人员和信息能够跨境自由流动的自由贸易区,分步骤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确保过境运输领域的法律、经济、组织和其他条件;扩大法律法规信息交流;吸引和保护相互投资。
(四)协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相互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协调是保持上海合作组合的团结、凝聚力、吸引力的重要条件,也是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主要内动力。随着中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组织内的利益架构也会有所变化。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中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近来对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越来越迫切,也希望得到更多资源;中亚国家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为此,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组织更多专家学者开展对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特殊性与复杂性的联合研究,使其能充分反映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建立相应的跨部门统一协调机制,把已有的制度安排转化为多边的共同行动纲领,将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唐翼.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浅论[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08,4.
经济交流 篇12
目前, 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应积极响应联合国规划署倡导的“全球绿色新政”, 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加强国际交流和协作,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发展。
国际生态发展联盟作为学术组织, 是由国内外著名学者、企业家以及政府研究机构的专家组成。目的是推动各地区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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