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共识（精选6篇）
改革发展共识 篇1
“凝聚共识”,已成为党的十八大之后当今中国的关键词。
在互联网时代,思想多元,价值多元,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群体,站在不同的角度当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仅新浪微博每天有两亿条帖文,天涯社区每天有5万条新帖。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在官方、民间、网络之间,逐步形成了两种观点完全不同的舆论场:一是以党报、党刊、国家电视台、政府网站为代表的体制内舆论场,似乎观点尽是“您幸福吗?”之类的《新闻联播》版本;而以微博、博客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逐步形成了一种民间舆论场,观点之偏激,似乎改革30多年,问题成堆,社会腐败到要一夜可能暴发“革命”。两个舆论场的对立、冲突,既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的各阶层利益博弈和价值多元,也必然导致思想观念的碎片化。2012年我国有网民5.38亿,手机用户10.3亿。上海交大《2010中国危机年度报告》:2010年,影响较优大的危机舆情事件中,网络首发比例达67%,33%在事发当天曝光。民意汹涌,网络问政,互联网已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一种社会心理氛围。
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个人和群体都无权垄断真理,政府应当更多倾听各种不同的社会声音。观点多元甚至分歧冲突,是社会利益分化的必然结果,正确引导,完全可以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动力。
多元乃繁荣之本,只有在不同的声音、观点碰撞、交锋中,才能逐渐形成全社会共识。但过度、混乱的价值多元,必然会影响社会团结,造成社会分裂,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对当代中国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来说,深化改革,我们更需要的是“合奏”,而不是“独奏”!“凝聚共识”无疑是我们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在当今中国,我们明显能够看到在网络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思想上的极端分裂,已经演变成为极端的思潮甚至极端社会势力的蔓延。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近期就一针见血指出:“极端情绪是社会共识的天敌,而极端情绪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容易产生和发展。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粹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极端平等主义等,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少的影响,它们是社会共识的最大障碍。必须从制度上阻止极端思维影响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没有共识的社会,必然会演变为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没有共识的改革必然会导致社会群体的尖锐冲突。那么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共识呢?党的十八大报告,用了3万字,为我们提供“凝聚共识”的标准答案。具体来说我们首先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凝聚共识”:
首先是改革的共识。当今中国,我想没有人公开反对改革,分歧在于如何“改”。有人借改革30多年我们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乃至严重腐败等问题,否定改革,希望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当然下一个10年,我们的改革,必须是在公平公正前提下的依法推进。本期刊发原社科院副院长刘吉的《公正最终要用法律来保证》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共识,是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陈列展时所言:“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这条道路,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式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本期刊发了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房宁的《谈苏共历史教训》(题目编者加注),斯坦福大学教授福山《福山:中国模式是正确和成功的》,从正反两面提供了历史的镜鉴。
第三个共识,是社会的稳定。对处于社会巨大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转型,必然意味着社会矛盾以及群体事件的多发和高发,意味着艰辛的辉煌,辉煌背后积累的无数的社会矛盾。因此,对转型期无处不纠结的中国人来说,没有比稳定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只有把思想和观念都凝聚到党的十八大的精神上,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公民可以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结合起来,都能在稳定的前提下有序推进,我们才能在共同信仰下,积极稳妥地把改革引向深入。
当读者捧到本刊最后一期杂志时,也许我们已经听到了新年祝福的钟声。
共祝愿,祖国好!
共祝愿,2013,我们希望凝聚的幸福更多些!
改革发展共识 篇2
一、推进依宪执政
迄今为止，中国改革是在执政党领导下推进的，但是改革三十多年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如果不首先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将无法继续推进与深化其它领域的改革。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共产党在多个场合下表达的民主承诺让众多追求正义、痛恨腐败的仁人志士追随革命，但是党内实际上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为了维持行动效率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1949年后，执政党并未真正兑现承诺、还权于民。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执政者的权力很难受到有效制约，执政者的决策错误也就很难得到防范与纠正，从而很容易越陷越深，直到酿成大错。“反右”等历次运动极大杀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1966年发动的十年“wenge”使数以亿计的无辜者受到迫害或冲击，整个国家处于内战边缘……这些血的教训表明，权力高度集中化甚至个人化的执政体制早已不适应和平时期的日常社会治理，现在是执政党兑现初始承诺的时候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局面，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要求“党政分开”，中共十六大和报告一再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能提上日程，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1)党政不分，党政权责分工不明确，以党代政、以党干政的现象十分普遍，执政党的权力得不到制度化约束。(2)党内决策权力高度集中，重大决定和人事安排往往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拍板，地方“一把手”很容易蜕变为无法无天的“土皇帝”。薄熙来之所以能够在不同职位上为所欲为，正是因为其作为“一把手”的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3)党内选举程序并未得到法律的有效规范和落实，党员代表大会未能真正发挥作用，党的领导干部往往是由上级内定而非党员代表选举产生。这样的体制很容易造成领导干部脱离党员群众，形成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为买官卖官和公权滥用敞开大门。
要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谐，惟有从革命党转变为真正的执政党，依据宪法厘清党政关系、建立法治化的执政体系，并在执政党内逐级落实民主选举。依宪执政是保持执政党自身廉洁和长期执政的惟一途径，主要体现于实行党政分离、党内民主、分权制衡、党务公开等四个方面。
(1)党政关系必须依照宪法得到合理界定。1982年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共产党领导”，但是“领导”并不等于全面包办或直接干预政府事务。正如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宪法意义上的“领导”是指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主要包括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决定大政方针，经由人大立法程序使之变为国家法律和政策，向国家机关推荐干部人选，并监督党员干部廉洁守法。但是执政党不宜再走“党管干部”的老路，直接干预政府人事决定或介入行政和司法事务。(2)为了保证民主决策、保持党风廉正、防止过度集权，执政党有必要加强自身民主建设，按照党章要求逐级落实党内民主，从村支部、街道委员会、乡镇、县市等基层党组织开始实行党内选举。各级党员代表由党员直选产生，上级党委不得干预。(3)充分发挥各级党员代表大会的日常领导与监督作用。各级党代会应成为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产生并监督各级党委。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直接受同级党代会领导并向其负责。当前实行的地方“一把手”负责制加剧了执政党权力集中，有必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各级党委集体领导机制，形成党内分权制衡体制。(4)党内民主改革一定要和全方位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及广泛的公民参与结合在一起，尽快建立各级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大力推进公共财政改革并实现各级党政预算及其执行的公开化，对征地等影响民生的重大决策或工程必须通过听证制度广泛征求民意，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与参政权。
二、落实选举民主
1982年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落实“主权在民”原则，关键在于规范各级人大选举，让各级人大真正发挥代议和监督职能，并强化社会基层的民主自治。按照1982年宪法的设计，各级人大是实现人民参政议政的基本制度。人大选举是否规范、人大代表是否愿意并能够代表选民的利益积极履职，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基本性质，决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决定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近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发生了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以至严重损害社会稳定与执政根基，根源在于各级人大未能按宪法规定有效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人大制度存在两大类问题。(1)各级人大选举普遍走过场，政府干预、贿选舞弊现象十分严重，进而导致人大代表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代表履职普遍缺乏积极性，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几乎从来不见他们的踪影。个别代表克己奉公、热心履职，积极为选民办实事，却往往被视为另类甚至受到打击迫害。(2)宪法规定的人大职能多流于形式。由于绝大多数人大代表或会委员都是兼职的，代表或委员能够投入立法、预算和监督等宪法职能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导致各级人大只是在开会时举举手、拍拍手的“橡皮图章”。
要改变这种现状，有必要采取落实基层直选、加强人大专职化、强化社会基层民主自治等举措。
(1)落实县乡两级人大直选。目前，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产生于基层。规范基层人大选举能够从源头上解决基层社会问题，极大巩固执政基础和维护政府威信。为此，中央有必要严格禁止地方党政干预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和竞选活动，同时保证各级人大代表能够有效履行宪法职能。按照宪法第34条、第35条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公民有自由参与竞选基层人大代表，参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不能以“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横遭干涉与限制。按照宪政国家的通例，只要参选人获得一定数量的选民支持，就自动成为合法候选人。现行选举法对候选人设置了极不透明的“酝酿”、“协商”过程，赋予地方选举委员会几乎无限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为地方党政内定候选人提供了方便机会，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革。(2)在规范人大选举基础上，有必要强化各级人大职能并推动人大代表专职化。人大机构改革宜从各级人大会开始，逐年增加专职委员的比例。建议每年增加10%的会委员作为专职委员，力求在五年内达到一半的会委员成为专职委员。建议每年增加5%的人大代表作为专职代表，在五年内让四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成为专职代表。人大代表的履职方式应由代表自己决定，合法的履职活动不得受到地方党政或人大干预。(3)村委会和业主委员会选举是中国基层民主的最新尝试，同样需要制度保障。近年来，村委会选举普遍受到上级党政干预，贿选等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村委会在没有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出卖村民土地等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广东乌坎事件就是其中一例。要有效解决中国农村土地等重大利益冲突、真正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必须明确禁止地方党政干预村委会选举，有效规范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选举，尽快建立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和选举委员会等村级组织的相互制衡机制。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民主、法治、人权、宪政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国百年血与火的历程——尤其是““””十年的惨痛教训——表明，一旦背离民主、法治、人权、宪政的世界潮流，人民就要遭殃，社会就不可能稳定，国家政权也不可能稳固。我们衷心希望新一届领导人把握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不为陈旧意识所困，不为短期利益所惑，为了国家和执政党的长远利益坚定不移、励志改革。
倡议人(按拼音顺序排列)
谌洪果 陈奕敏 迟夙生 储成仿 丁东 丁锡奎 杜光 杜国旺 方明 高放 高全喜 高新军
珍惜改革共识 篇3
中国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在创造了举世瞩目发展奇迹的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随着中国改革从“浅水区”向“深水区”逼近，改革难度和成本在不断攀升，改革的不确定性也在递增。如今，改革正在闯大关。中国又一次处在改革的紧要关口。改革向何处去？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又一次横亘在执政党的面前。
几十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要前提。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即便在社会思想意识高度多元化，任何一个判断都可能会遭到质疑甚至反向解读的当下中国社会，在社会意识共识基础较为脆弱的今天，改革仍是当下中国民意的“最大公约数”。
三十多年来，民众对改革的期待呈现了有趣的周期性變化。人们对改革的牵挂如同潮汐一般波动，潮起潮落，周而复始。纵观这几十年的改革历程，中国经历了三个民心思变、改革预期高热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这段时间；第二个时期是二十年前邓小平南方讲话前夕；第三个时期就是眼下这个时刻。在前两个时期，执政党都能顺应民意，把国家引向新的改革航程。而今，改革到了新的历史关口，机遇与挑战并行。民众对改革的期待达到了新的历史水位。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每至民众思变心切的时期，往往是执政党推动改革的最佳时期。虽然说，当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可能要比前面两个时期复杂得多，解决的难度也要大很多。但当下中国社会有一点是与前两个时期相同的：那就是，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基础。
十八大在这个时刻召开，满载着人民的改革期待。中国社会对十八大的期待，正是基于对执政党推动中国改革进程向纵深方向挺进的热望。人们仍然愿意期待并相信执政党有勇气、有能力完成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从这点而言，这是打捞和凝聚共识的大好时期，也是加固执政合法性根基的关键时期。
每一阶段的改革动作，都要有改革共识作为观念支撑。在十八大之前的两个改革时期，每个时期都曾经历过改革共识从“合”到“分”的变化过程。比如，20世纪80年代，改革共识从初期的“合意”到后来的分化，经历过从“合”到“分”的变化；到了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又一次凝聚改革共识，进而将改革议程提升到新的历史阶段。后来，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共识再一次分化。在十八大前的两个改革阶段，改革共识从“合”到“分”，再到“合”，经历了否定之否定，推动中国改革从胜利走向胜利。
如今，中国进入改革的新阶段。这次改革会面对更复杂的改革局面，需要承担更艰巨的改革任务，为此，需要有新的改革共识来统合全社会意志，进而推动改革向纵深阶段发展。十八大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口应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毫无疑问，十八大会刷新、凝聚改革共识，将执政党的意志、国家愿景和社会期待统一到改革主题上来，推动改革的大跨越，打开改革的大格局。
改革发展共识 篇4
改革闯关，凝聚共识再进发
《 人民日报 》（2013年11月12日 01 版）
改革从来都是攻坚克难。
35年改革，一路闯关夺隘。今天深化改革，更要勇往直前。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彰显出我们党迎难而上的决心和信心。
改革又到闯关时。
深水前行，改革任务更加艰巨
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上，放眼过去改革的丰硕成果，我们精神振奋；面对未来改革的艰巨任务，我们心情并不轻松。
改革行至“深水区”——两难问题突出，改革与发展问题相伴，经济与社会矛盾交织。我们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发展的任务依然繁重，却发现要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能不能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
钢铁产量第一、煤炭产量第一、水泥产量第一„„面对众多“中国制造”赢来的世界第一，我们高兴并纠结：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尴尬，缺少“中国创造”的遗憾，资源环境代价的沉重，告诉我们转型比增长更难。
要稳增长也要调结构，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环境，要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也要抑制通货膨胀，要提高劳动报酬也要控制企业运营成本„„改革方案的制定既要敢于取舍，又要“优中选优”。
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了，但对“分配不公”的抱怨也多起来。城乡居民收入跑赢CPI、跟上GDP，但“被增长”、“被平均”的声音从未消失。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越来越高。“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人能从改革中受益。那么现在，改革越来越会成为‘卡尔多改进’，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两难情况越来越多。” 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改革进入“攻坚期”——改革面对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任何一项改革都要破解错综复杂的矛盾，都要突破认识和利益的掣肘。
“硬骨头”，硬在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已经很难成功。
一本小小的户口簿，牵动着多少人的命运起伏，阻碍着多少人真正从农民转为市民。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今天，户籍制度的缠绕急需解开，基本民生服务的均等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需加快，让更多早已工作生活在城市的人，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
“硬骨头”，硬在改革已不是简单的应急，而是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
超过10万亿元的地方债，会不会引发债务危机？地方政府为何患上“举债依赖症”？看似近两年方才凸显的矛盾，背后指向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功能过度经济化、政绩考核“唯GDP论”等深层次因素，需要全面改革财税制度、政绩考核制度，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硬骨头”，硬在改革已不能只是利益的增进，而必须对现有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改革本来就是利益的调整，深水区的改革，绕不开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城镇与农村等利益格局的全方位调整，利益调整就会有增有减。“有些不合理的做法必须果断纠正，有些利益格局的调整则应着眼于培育新的利益，在增量上做文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研究员说。
事非经过不知难。愈难愈进，迎难而上，正是改革者的品格。改革前无古人，深化改革就要攻坚克难。
别无选择，改革更需凝聚共识
改革需要共识。
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改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呼唤改革，改革共识的凝聚正是改革攻坚克难的锐利武器。
不改革没出路。
当雾霾连日不散、当房价节节攀升、当“冷漠症”四处蔓延，有人抱怨：“都是改革惹的祸。”改革不是完美无缺，发展难免伴生问题。有些问题，是改革经验不足造成的，需要及时调整。有些问题，恰恰是改革还不到位引发的，需要持之以恒推进改革。有些问题，则缘于发展理念的偏差。
“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其根源多在于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正是清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强大动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禇平说。
改革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抉择，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改革仍是我们唯
一、最好的选择。改革不能等。
改革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改革会不会引起经济波动？改革难免有风险，我们如何看待风险？
“不改革才是最大的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认为，改革进程中，最可怕的不是有风险，而是一点风险也不敢冒，一遇到阻力就止步不前。
改革时机宝贵，不加快改革，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导致积弊难返，酿成更大危机。
风险不可怕，关键是理性认识风险，科学应对风险，防患于未然。
多年改革，我们抵抗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安排”，增强改革的科学性、协调性、协同性，改革就能化险为夷。
改革有底气。
35年改革发展，我们已有了深化改革的一手“好牌”。
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改革的体制基础更加牢固，可以开启更高层面的改革；多次应对各种挑战，党积累了领导改革的宝贵经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越来越强；改革的潜力依然很大，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从小康迈向更加富裕美好的生活，13亿人口的大国华丽转身蕴藏无限机遇，也给改革带来了进退腾挪的更大空间。共识铺就改革路。凝聚改革共识，改革攻坚克难之路才能畅通无阻。
坚定不移，改革更有勇气、智慧
任务艰巨，更激发改革雄心壮志。
时不我待，正敲响改革紧锣密鼓。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政府改革一马当先。国务院机构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审批改革，国务院已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300多个。简政放权，用政府权力“做减法”换市场活力增加。面对经济下滑，坚持转型升级不动摇，既稳增长，又调结构，保持了经济平稳发展。
重点领域改革力度加大。财税、金融、价格、投融资、民生保障、农业农村等领域，推
出多项重要改革措施。“营改增”扩围，让企业轻装上阵；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让创业门槛大大降低；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外开放有了新突破„„一项项重要改革,增添了经济活力，人们感受到了“啃硬骨头”的决心。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有无畏的勇气，有高超的智慧，改革就能翻山越岭，一路高歌。
勇气和智慧，来自于人民的重托。
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到向西开放的重镇兰州，从全球瞩目的上海自贸区到老工业基地包头的棚户区，一年间，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考察调研足迹遍布全国2/3以上省份。决策层问情于民、问计于民，让人们对改革更有信心。
勇气和智慧，来自于改革的方法更加科学。
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协同推进。经济改革与社会、文化改革同步，促进发展与保障民生的改革协调，各项改革相互呼应，形成合力。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的路径，把“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结合起来，更加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新一轮改革大幕，绘就“五位一体”改革的壮丽图景：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改革闯关，凝聚共识再进发 篇5
35年改革，一路闯关夺隘。今天深化改革，更要勇往直前。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彰显出我们党迎难而上的决心和信心。
改革又到闯关时。
深水前行，改革任务更加艰巨
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上，放眼过去改革的丰硕成果，我们精神振奋；面对未来改革的艰巨任务，我们心情并不轻松。
改革行至“深水区”——两难问题突出，改革与发展问题相伴，经济与社会矛盾交织。
我们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发展的任务依然繁重，却发现要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能不能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
钢铁产量第一、煤炭产量第一、水泥产量第一……面对众多“中国制造”赢来的世界第一，我们高兴并纠结：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尴尬，缺少“中国创造”的遗憾，资源环境代价的沉重，告诉我们转型比增长更难。
要稳增长也要调结构，要发展经济也要保护环境，要推进资源价格市场化也要抑制通货膨胀，要提高劳动报酬也要控制企业运营成本……改革方案的制定既要敢于取舍，又要“优中选优”。
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了，但对“分配不公”的抱怨也多起来。城乡居民收入跑赢CPI、跟上GDP，但“被增长”、“被平均”的声音从未消失。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越来越高。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人能从改革中受益。那么现在，改革越来越会成为‘卡尔多改进’，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两难情况越来越多。” 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改革进入“攻坚期”——改革面对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任何一项改革都要破解错综复杂的矛盾，都要突破认识和利益的掣肘。
“硬骨头”，硬在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已经很难成功。
一本小小的户口簿，牵动着多少人的命运起伏，阻碍着多少人真正从农民转为市民。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今天，户籍制度的缠绕急需解开，基本民生服务的均等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需加快，让更多早已工作生活在城市的人，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
“硬骨头”，硬在改革已不是简单的应急，而是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
超过10万亿元的地方债，会不会引发债务危机？地方政府为何患上“举债依赖症”？看似近两年方才凸显的矛盾，背后指向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功能过度经济化、政绩考核“唯GDP论”等深层次因素，需要全面改革财税制度、政绩考核制度，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硬骨头，硬在改革已不能只是利益的增进，而必须对现有利益格局进行调整。
改革本来就是利益的调整，深水区的改革，绕不开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城镇与农村等利益格局的全方位调整，利益调整就会有增有减。“有些不合理的做法必须果断纠正，有些利益格局的调整则应着眼于培育新的利益，在增量上做文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研究员说。
事非经过不知难。愈难愈进，迎难而上，正是改革者的品格。改革前无古人，深化改革就要攻坚克难。
别无选择，改革更需凝聚共识
改革需要共识。
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改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呼唤改革，改革共识的凝聚正是改革攻坚克难的锐利武器。
不改革没出路。
当雾霾连日不散、当房价节节攀升、当“冷漠症”四处蔓延，有人抱怨：“都是改革惹的祸。”改革不是完美无缺，发展难免伴生问题。有些问题，是改革经验不足造成的，需要及时调整。有些问题，恰恰是改革还不到位引发的，需要持之以恒推进改革。有些问题，则缘于发展理念的偏差。
“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其根源多在于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正是清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强大动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禇平说。
改革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抉择，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改革仍是我们唯一、最好的选择。
改革不能等。
改革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改革会不会引起经济波动？改革难免有风险，我们如何看待风险？
“不改革才是最大的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认为，改革进程中，最可怕的不是有风险，而是一点风险也不敢冒，一遇到阻力就止步不前。
改革时机宝贵，不加快改革，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导致积弊难返，酿成更大危机。
风险不可怕，关键是理性认识风险，科学应对风险，防患于未然。
多年改革，我们抵抗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安排”，增强改革的科学性、协调性、协同性，改革就能化险为夷。
改革有底气。
35年改革发展，我们已有了深化改革的一手“好牌”。
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改革的体制基础更加牢固，可以开启更高层面的改革；多次应对各种挑战，党积累了领导改革的宝贵经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越来越强；改革的潜力依然很大，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从小康迈向更加富裕美好的生活，13亿人口的大国华丽转身蕴藏无限机遇，也给改革带来了进退腾挪的更大空间。
共识铺就改革路。凝聚改革共识，改革攻坚克难之路才能畅通无阻。
坚定不移，改革更有勇气、智慧
任务艰巨，更激发改革雄心壮志。
时不我待，正敲响改革紧锣密鼓。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坚定不移推进改革。
政府改革一马当先。国务院机构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审批改革，国务院已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300多个。简政放权，用政府权力“做减法”换市场活力增加。面对经济下滑，坚持转型升级不动摇，既稳增长，又调结构，保持了经济平稳发展。
nlc202309011234
重点领域改革力度加大。财税、金融、价格、投融资、民生保障、农业农村等领域，推出多项重要改革措施。“营改增”扩围，让企业轻装上阵；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让创业门槛大大降低；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外开放有了新突破……一项项重要改革，增添了经济活力，人们感受到了“啃硬骨头”的决心。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有无畏的勇气，有高超的智慧，改革就能翻山越岭，一路高歌。
勇气和智慧，来自于人民的重托。
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到向西开放的重镇兰州，从全球瞩目的上海自贸区到老工业基地包头的棚户区，一年间，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考察调研足迹遍布全国2/3以上省份。决策层问情于民、问计于民，让人们对改革更有信心。
勇气和智慧，来自于改革的方法更加科学。
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协同推进。经济改革与社会、文化改革同步，促进发展与保障民生的改革协调，各项改革相互呼应，形成合力。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的路径，把“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结合起来，更加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新一轮改革大幕，绘就“五位一体”改革的壮丽图景：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奋斗，已进入至关重要的“后半程”。续写“前半程”的辉煌，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美梦成真，改革的使命鼓舞我们攻坚克难。
财税改革
——“营改增”从交通运输和若干现代服务业扩大到电讯、铁路运输和建筑安装业并从部分地区推广到全国。
——启动个税向综合税改革的试点，稳步扩大房产税的试点。
——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税率和环保收费的标准。
——显著提高医疗、社保、环保、新能源等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降低一般性支出尤其是三公消费的比重。
背景：多位消息人士透露，财税、金融、行政体制、价格改革等将列入报告初稿。在这些改革内容中财税改革分量最重，具体到报告初稿中涉及的财税领域改革，财政部、国税总局是操办者，尤其是前者。
土地制度改革
——征地遵循“公平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将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而动态调整。
——土地自由流转，确保农民工权益。如何使土地增值收益大头落到农民工头上。是正确改革方向。
——土地私有化，农民最终拥有自己的土地。
——扩大农地进入市场流通试点，这将利好地产及其投资产业链。
背景：分析人士认为，农民土地私有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出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标志，地方政府层面对这个问题的容忍度比较有限。
金融改革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放松资本账户的管制，放松民资投资海外的限制。
——利率市场化将面临最后一步——存款利率市场化。业内认为需要时间，下一个具体步骤很有可能是让银行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
——进一步规范银行表外业务，让民间金融阳光化和合法化，杜绝吴英事件的再度发生。
背景：中国的金融一直存在被压抑现象，涉及到体制改革的最根本政策都由中央所控制。这种集权式的管理如果不被打破，就会影响到金融改革的进程。各界对“人民币先生”未来的改革作出各种猜测，最期待的莫过于推进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
推进城镇化
——农村土地确权政策应先行一步，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农民可选择行业，城镇化就起来了。
——破除土地财政，不改变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切断地方政府卖地生财动力机制，人的城镇化就永远赶不上土地的城镇化。
——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一环，应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开城市落户限制。
背景：厉以宁认为，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要分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
收入分配及户籍制度改革
——出台收入分配改革实施细则，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居民收入。
——限制垄断性国企高管权力和薪酬的膨胀，缩小贫富差距。
——由于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化”，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不利于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应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消除在教育、就业、医疗、城乡间的福利差异。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背景：一位接近发改委的消息人士透露，“这次的户籍制度改革与以往明显的不同在于，以往的提法都是继续合理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而此次对北上广深这些特大城市也会结合条件逐步放开。”
打破国有企业垄断
——打破中央企业垄断，放宽进入市场限制，国企逐步退出，减少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目前国资监管的责任主体不够明确，存在国资管理的“空白点”，容易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应实现政企分开，改变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放宽入行门槛，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背景：垄断仅仅是国企治理不力的结果，它只是问题的表征现象。如果对国企改革只就垄断而反垄断，只就垄断而进行所谓的“私有化”和“社会化”肢解，那么国企改革也还真有可能沦为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分羹大宴。
中国改革，重回“92共识”正途 篇6
对于关心中国改革的人而言，2013年11月9-12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将以怎样的姿态和决心描绘未来中国改革的蓝图，一直被外界视为能否凝聚人心、突破转型国家面临一系列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关键。
舆情起起伏伏
从12日全会开完当天会议公报发布，到16日《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发布，舆情变化也准确地捕捉了国人对改革突破的期盼和对改革停滞的担忧。由于会议公报除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少数亮点内容外，并未涉及国人关切的国企、户籍和垄断行业改革等重大问题，也无就改革举措提出路线图和时间表，因而引发极大的失望情绪。第二天，沪深及全球主要股市都因担心中国改革前景而收跌。
让人欣慰的是，管理层及时关注到舆情变化，打破常规惯例提前于16日公布《决定》全文，还罕见地公布了习近平在全会上关于《决定》起草的说明。从《决定》发布当天及第二天的舆情看，国内外主要媒体对《决定》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力度空前，超乎预期。连作为自媒体和影子监督者的微博，对官方的举措也普遍给予正面评价，实属罕见。
“南巡”魄力再现
笔者注意到，在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起草说明中，特别强调两个时间概念：一是35年改革开放的历届三中全会；二是1992年小平“南巡”。这打消了过去一段时间外界对“前后两个30年相互不能否定”的过度解读和担忧。而“南巡”的特别强调，让改革开放道路再次回到“92共识”。众所周知，小平同志92年“南巡”，改革面临重大困难，南巡之前，中国当时气氛压抑，“左”的走回头路思潮很疯狂，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和抨击极其嚣张。88岁的小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最震撼的力量，硬生生将改革开放从“左”的思潮中解救出来。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面对左派人士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和抨击，小平严厉警告：“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这些极具魄力和勇气的话，至今听来仍荡气回肠，令人振奋！
因此，让改革回到“92共识”，不受左的思潮干扰，这是目前关于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在习近平的起草说明中，能明显看到小平同志当年推动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比如，习近平强调：“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这无疑是小平92“南巡”推动改革的魄力的再现。
而就《决定》本身看，亮点无处不在。比如，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被视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理论创新，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并以此为主线，大幅度削减政府在投融资、市场准入、价格管制以及宏观调控方面的职责。在所有制方面，提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提出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打消非公经济疑虑。在城乡一体化方面，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农民真正得到了在土地收益方面的权益等。2万多字，6大主题，60多项改革任务，处处都有亮点。
当然，改革不是文字游戏，《决定》再漂亮，执行不好，改革仍然会失败和流产，也会令大家对改革失望。就此而言，我们希望，为了确保改革的成功，即将成立的“改革领导小组”真正具有权威，承担起协调和推动改革的重任。唯有如此，方不负国人的信托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