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阅读的革命

新闻阅读的革命（精选7篇）

新闻阅读的革命 篇1

引言

本文对“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间概念的界定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 截止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自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 开放“报禁”“言禁”后, 民间自办报刊数量逐年增长。到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 报刊数量进一步显著增加, 而且出版地域从沿海、开放地区、大城市扩展到内地, 乃至边疆偏远地区, 国人第二次办报高潮出现。这一时期, 国内新闻界思想活跃, 言论开放, 各种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纷纷以办报为武器, 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抢夺舆论阵地, 大有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气势。通过他们的宣传及论战, 国内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之道, 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的知识分子眼界大开, 普通民众的思想也得到了启蒙。在这中间, 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 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新闻思想。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有专章论述。书中将当时的新闻思想划分为两大派别———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 并在“辛亥革命时期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发展”一节中对二者的新闻思想分别做了归纳, 指出二者的思想源泉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 办报主张在实质上是相同的。但是在辛亥革命时期, 革命派的主张更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与斗争性, 因而成为主流。

资产阶级改良派有较多的报刊实践, 创办报刊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主要方式。梁启超是他们中最为突出的代表,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界, 乃至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 严复、谭嗣同等人对改良派的新闻思想也有很大贡献。国内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近代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的研究中, 关于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研究是最广泛和深入的, 研究成果也非常多。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一卷) 》中, 对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做了总结, 将梁启超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书中指出, 梁启超认为报刊是社会的“耳目喉舌”, 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报刊的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梁启超对新闻业务改革进行过系统论述。此外, 梁启超还提出全面的舆论观, 归纳了办好报刊的四条标准, 并论述了报刊“浸润”和“煽动”的宣传方法。

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研究, 则以对孙中山新闻思想的研究居多。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中, 追溯了孙中山新闻思想的哲学和政治学发端及其发展演变轨迹。作者指出, 孙中山对报刊的认识最初是来自启蒙思想, 甚至受到严复、康有为等人的影响, 基本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 而他后来被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党报思想”, 则是在他领导“党报”与保皇派的论战中形成系统并逐渐严密起来的。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中指出, 在辛亥革命时期, 资产阶级是处在上升阶段的新兴阶级, 办报是他们宣传政治主张、领导民主革命的重要手段。孙中山积极支持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 并对革命派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在《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一文中, 孙中山明确表达了他对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视:“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 宣传要用九成, 武力只可用一成。”革命派的新闻实践主要是围绕着革命斗争开展的, 他们明确表示办报的目的就是为了革命, 因而其新闻思想也是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活动及新闻思想

(一) 改良派的报刊活动。

早在1895年, 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 接着又在上海创办了《强学报》, 它们可以看作是我国政党报刊的肇始。1896年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 是维新变法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改良派报刊。接着, 改良派又相继创办了《知新报》、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了《湘学报》, 加上谭嗣同的《湘报》、严复的《国闻报》等等, 各地相继创办了数十家报刊, 这些报刊成为改良派在全国各地的舆论阵地, 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出现。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是维新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 1891年1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1902年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由梁启超主持, 仿效西方大型综合刊物, 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 无所不包, 其宗旨是培养民德、开发民智、造就新民。在国内, 主要的改良派报刊有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时报》, 以及1902年由英华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近代白话报刊最早也是由改良派创办, 虽然只有五种 (《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无锡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 [1], 但是这些白话报刊面向下层群众, 打破了文言文对主流信息传播的垄断, 扩大了变法运动的影响, 是革命性的尝试, 日后也被证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 改良派的新闻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早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就已经趋于成熟, 并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主流。康有为在推行维新变法时, 就已经对舆论的重要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 他认为清政府要重视对民意的掌握, 应设立专门的舆论采集机构;对于报纸的功能, 康有为用“匡不逮、达民隐、鉴敌情、知新政”十二个字做出了精辟而又全面的归纳。严复早年曾赴英国, 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思想影响很大。回国后, 他走上变法维新的道路, 开办新式学堂、创办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 是他救国图强的主要实践。在《〈国闻报〉缘起》中, 严复将报纸的功能总结为“通上下之情, 通中外之故”。“通上下之情”实际上指的是在国家内部建立一个通畅的信息交换机制, 但是中国不能做一个“遗世独立”的孤岛, 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与各国并立之国”, 因此应该“以通外情为急”。[2]了解了外国的情况, 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落后, 并从中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做法, 以使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谭嗣同指出, 报纸是“开民智、兴民权”的重要手段, 通过办报, 可以直接向民众宣传民权思想;对于报纸的功能, 谭嗣同认为报纸应为“民史”“民口”, 即报纸要报道民众的活动, 并且要反映民意, 成为人民的喉舌。梁启超是改良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的新闻思想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戊戌变法失败后, 梁启超流亡海外, 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有了更全面、更直观的接触, 加之不断的办报实践, 他的新闻思想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总结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 报刊功能方面。

维新变法运动之前, 梁启超将报纸比喻为耳目喉舌, 认为报纸的作用是“去塞求通”。他将当时中国之所以国势衰弱、饱受列强欺凌的原因, 归结于中国从内到外都处在一种闭塞的状态之中。在国内, 统治阶级和国民之间相互隔膜, 清政府不了解民情民意;在国际上, 清王朝闭关自守, 故步自封。要想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必须睁开眼睛去看, 打开耳朵去听, 张开嘴巴去说, 学习西方, 体察民情, 只有内外都“通”, 才能进步。维新运动失败后, 梁启超又提出报刊“两大天职”的观点, 即报刊的主要功能是“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梁启超首先肯定了政府权力的必要性, 但是强调一定要对其加以监督, 使政府的权力能够得到正确的行使, 而报纸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 是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有效工具。在传播智慧与教化民众方面, 报纸的传播比办学堂要更快更广泛, 从而能够对人民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那么报纸如何实现上述功能, 即如何办好报纸呢?梁启超在《清议报》出版100期《祝辞》中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 二曰思想新而正, 三曰材料富而当, 四曰报事速而确。”这四条原则精练地概括出一份好报纸应该具有的要素, 这些标准在今天仍然适用。

2. 舆论建设方面。

舆论建设问题是梁启超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舆论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3], 所以少数人的意见, 不能称之为舆论, 多数人持有但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意见, 也不是舆论。要建立健全的舆论, 报纸要从自身、从新闻从业人员入手, 必须做到以下五点, 即梁启超所谓的报刊必须具备的“五本”:一是常识。报馆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要丰富, 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各个方面的知识都应具备, 这些知识都是建设舆论的凭借。二是真诚。舆论是多数人公开发表的意见, 而要将多数人集结起来, 不是靠威逼利诱, 而是要靠报纸的良知、信念使这种集结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达成。三是直道。建立积极的舆论就要求报纸具有坚定的立场, 具有不畏强权的品质。四是公心。报纸判断是非善恶, 不应出自自己的喜好做出主观的判断, 而是应该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出发, 判断要出自公心。五是节制。报纸的传播范围越广, 它所形成的舆论影响范围就越大, 有时它会超过预计。所以对舆论的深度和广度一定要有一个理性的把握, 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收拾的负面效果。

3. 宣传策略方面。

梁启超在其新闻宣传实践中, 尤其注重宣传的策略, 可以归纳为如下十个方面:一曰激发读者兴趣, 切忌注射式宣传。二曰以自身的情感刺激读者的情感。三曰通俗, 不能脱离读者实际太远。四曰抓主要矛盾, 先主后从, 纲举目张。五曰和风细雨, 步步浸润。六曰虚实结合, 主观见之客观。七曰立论务公平, 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八曰分阶段, 由近及远, 自小而大。九曰持义至坚, 锲而不舍。十曰察读者心理之微, 攻暇不攻坚, 使之移情于不觉。

在上述宣传策略中, 梁启超从受众的角度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首先, 从内容上, 新闻宣传要抓住读者的兴趣, 尽量使宣传的内容丰富多彩, 并且多注意与读者进行情感交流, 这样才能使读者产生信任, 接受宣传。其次, 从语言上, 宣传要通俗, 充分考虑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因为宣传的对象是人民大众, 必须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若夫妄谈学理, 广列异闻, 自耀其博, 而不顾读者之惟恐卧, 此则操术最拙者也”[4]。报刊的宣传必须领先于大众, 但是同大众的距离又不能太远, 没有先进性就谈不上引导, 距离太远又失去了报刊宣传的现实意义。此外, 梁启超还提出了“浸润”和“煽动”两种报刊宣传的方法。他肯定猛烈煽动的宣传方法会在短时间内快速起到明显的效果, 但“煽动所得为横溢之势力, 故其弊之蔓延变幻, 每为煽动之人所不及防;浸润所得为深造之势力, 故其效之锡类溥施, 亦每为浸润之人始愿不及”。慢慢浸润, 潜移默化的宣传所取得的宣传效果更为持久, 也更为深入人心。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及新闻思想

(一) 革命派的报刊活动。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 对当地的《隆记檀山新报》进行爱国救亡的改造, 使其由华侨报纸转变成为宣传革命的报纸。1900年,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 这是革命派利用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进行革命宣传的开端。同时, 《中国日报》社也是兴中会的起义联络机关。随后, 郑贯公创办的《世界公益报》《有所谓报》等也在香港出版。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随后在东京创刊。在《民报》发刊词中, 孙中山将同盟会的主张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对三民主义的宣传成为《民报》的主要任务。在国内, 1901年清政府出台“新政”, 对报纸、言论的管制有所松动, 因而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开始由海外转向国内发展。1902年在上海创刊的《大陆》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创刊于1896年的《苏报》在1902年逐渐成长为革命派在上海的言论机关。1903年, 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后, 其言论达到最为激烈的程度, 最终因得罪清政府而被查封, 并引发了著名的“苏报案”。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 明治维新后迅速走向强大之路, 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为向日本学习, 纷纷赴日本留学, 寻求救国真理。这些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报刊, 宣传民主革命, 使日本成为革命派在海外的重要舆论基地。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 留日学生报刊主要由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 著名的有湖南同乡会的《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等。同盟会成立后, 留日学生出版的这一批革命报刊, 绝大多数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下, 在同盟会总会的组织下, 在同盟会各省分会的直接领导下创办起来的。它们当中有一些实际上就是同盟会各地区分会的机关报。它们的编辑、撰稿和发行人, 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或参加同盟会的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5]这些留日学生报刊在国内各地也设有发行机构, 向国内传播民主革命思想,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白话报刊由于用通俗的口头语言编写, 文化水平有限的下层民众也能读懂, 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 革命派和改良派纷纷创办通俗白话报刊, 白话报刊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创办的白话报刊中, 持革命立场的占了很大比例。革命派创办的白话报刊以《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等为代表, 它们面向社会基层的普通大众, 开通了社会风气, 使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覆盖社会各个阶层, 起到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扫盲”的作用。

(二) 革命派的新闻思想

1. 不讳言报纸的党派性, 明确“党报”和“机关报”的称谓, 认为报纸是宣传政治纲领的工具。

同改良派一样, 革命派也承认报纸具有党派性, 但除自称“党报”外, 革命派报纸还坦率地将自己称为“机关报”。

2. 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思想, 指出报纸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浙江潮》转引拿破仑“报馆一家, 犹联队一军也”“有一反对之新闻史, 其势力之可畏, 视四千毛瑟枪殆有加焉”[5]403, 这些观点都在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著作中所流行。1905年8月, 郑贯公在香港《有所谓报》上发表的《拒约必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中说:“报纸能宣布公理, 激励人心, 何异政令?报纸能声罪致讨, 以儆效尤, 何异裁判定案?报纸能密查侦察, 何异侦探暗差?报纸能布其证据, 直斥其人, 何异警察巡兵?报纸能与人辩诬讼冤, 何异律师?报纸能笔战舌战, 何异军人?”[5]144从以上言论不难看出, 革命派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公理正义、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政府丑恶, 革命派报纸扮演的是社会的观察者、审判者、惩罚者等多重角色。

3. 报纸是舆论和国民的代表, 可以反映舆论、影响舆论、制造舆论。

革命派创办的报纸, 大多以“民”字命名, 如“民报”“国民”“民呼”“民吁”“民立”“民声”等。他们甚至认为:“记者据最高之地位, 代表国民而亦承认其为代表者。”[2]党报应该反映人民意愿、代表平民利益, 是“社会公器”和“国民代表”。报纸是制造舆论最有力的武器, 而政论文章则是报纸这一武器的“弹药”。

4. 认为新闻界 (报纸、记者) 应该先知先觉, 报纸有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

报纸在传播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一直以来为革命派所重视, 他们把“开民智”作为办报的一项宗旨和报刊的功能之一, 希望通过报刊的宣传教化作用解放大众的思想, 树立他们的自尊心, 提升国民的公德和智慧, 使他们脱离蒙昧无知的状态, 从而对民主革命起到促进作用。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有专章论述, 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发展”一节中指出,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源泉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 二者的办报主张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梁启超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 通过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实践, 在早期维新派报刊理论的基础上, 建立了包括报刊功能、舆论建设、宣传策略等内容的比较系统的新闻观, 奠定了我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基础。梁启超的新闻理论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理论之大成, 在我国新闻思想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党报”观和报纸的战斗性等, 也都对我国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第一个把西方对报纸耳目喉舌作用的比喻引入中国, 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报纸对于国家和政党的作用, 明晰了报纸的功能;资产阶级革命派直接把自己的报纸称为“党报”和“机关报”, 进一步明确了报纸的属性。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把各级党委所办的用以指导工作的报纸称为“党报”或“机关报”, 依然强调这些“党报”或“机关报”的“喉舌”作用。这样的属性和作用还会长期或永远存在下去。

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提出了新闻舆论监督思想。早年, 梁启超提出报纸的作用是为皇帝“宣德达情”, 维新运动失败后, 梁启超流亡海外, 深入直观地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 他联系自己的办报实践, 结合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 提出监督政府乃是报纸的天职这一观点, 扭转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 这样的主张是全新的、进步的, 这样的远见卓识超越了整个时代。但同时他也提出“积极舆论”的主张, 指出监督政府并不是与政府作对, 是给政府帮忙并不是添乱, 表达了他对舆论监督的独特理解。这一观点在提倡民主型、服务型政府的今天, 对媒体的监督职能和建设性监督来说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媒体具有监督职能, 但怎样才能做到正确监督?对此, 梁启超从提高新闻从业者自身素质的角度给予高度关注, 这一点在当今仍然非常现实。新闻从业人员履行新闻舆论监督职责时, 尤其是独立负责地开展新闻批评时, 由于知识的局限、法律观念的淡薄、方法的欠妥、一时的疏忽等原因, 有可能出现一些“违规”现象, 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约束, 甚至可能导致舆论导向出现根本性错误。因此, 媒体及从业人员在行使舆论监督权的过程中, 必须注意自身的文化知识、业务水平与道德修养的提高, 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权, 避免出现误用、滥用新闻舆论监督权的现象。

梁启超在舆论建设方面提出的“五本”说, 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下, 更具有针对性, 因此也就更具现实意义。在常识方面, 不少报道尤其是科技、医疗、健康等专业性报道中, 因常识方面的错误, 导致不少虚假报道和错误报道, 误导了读者, 在读者中造成了混乱, 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他关于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的观点, 对于新闻界开展的“走、转、改”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今天, 我国新闻事业面临着空前复杂而多变的实践环境, 而辛亥革命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对我们的新闻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回顾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 以史为镜, 对于我们的新闻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助于我们吸取其积极合理的成分, 发现并改正我们现在工作中的不足, 澄清理论和观念上的误区, 促进新闻学理论不断创新, 新闻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摘要：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 无论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还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都大力开展新闻活动, 试图通过办报纸这种形式, 与持不同政见的报刊进行论战, 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鼓吹政治改良或革命, 以引导舆论。本文在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 结合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 对各个政治派别的代表性报刊做出列举和分析, 试图对当时的新闻思想做出归纳和评价, 并评析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辛亥革命,新闻思想,梁启超,资产阶级报刊

参考文献

[1]赵晓兰.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J].中国出版, 2011 (19) .

[2]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3]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

[4]梁启超.《国风报》叙例.

[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 (下) [M].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汉王的阅读革命 篇2

1971年古登堡计划，就已经设想让所有纸质书变成电纸书。在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阅读已经大量进入日常生活。在2010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尼戈罗尼庞蒂接受CNN采访时，认为实体纸书大概在五年内会消亡，纸质书可能会退出销售的主流舞台。也就是说，电纸书或数字出版将成为未来传媒出版的主流，电子阅读取代纸质阅读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不仅纸质书籍如此，纸质报刊同样会被电子阅读逐渐取代。部分人士指出，纸质报纸2017年就会消亡，至于中国和日本，纸质大概2031年的时候会消亡。美国《纽约时报》已经发布消息说，它们可能会取消纸质报纸，其内容将全部通过电子阅读器、电纸书甚至IPAD来阅读。

显示技术的革命

人类的阅读方式，总是伴随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改变。在今天，数字阅读也不例外，它已经成为全新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更多的人可能因为阅读方便或低碳环保而选择电纸书。电纸书是一个非常低碳的工具，电纸书在显示阅读内容的时候基本不耗电，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排碳的。

目前意义上的电纸书出现在2004年。两年后，汉王跟进开发了电纸书。2008年，汉王输入了第一款电子纸的电纸书。2009年，汉王排名全球前三，2010年全球迎来了电纸书的时代，汉王的用户量已经突破了一百万。

电纸书读者在短时间内剧增，显示了这一新阅读方式的强大吸引力。

电纸书之所以会兴盛，是与电子纸的技术分不开的。电纸书的出现，是一个显示技术的革命，从目前来讲，它的显示效果是可以超过纸质书的，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它完全比纸上打印的效果更好。

电子终端阅读器不只是指电纸书，至少在目前，它还包括智能电话、平板电脑、MP3等，面对如此众多的硬件类型，电纸书需要突出鲜明的优势。

“从电纸书来看，电子阅读器的屏幕很大，不伤眼，也很省电，手机绝对不可能把电子阅读器全部取代，因为手机很伤眼也耗电。”汉王董事长刘迎建对本刊记者说，“现在我们在进行碎片化阅读时，手机的确有它自身的优势，但看一些学习类的书籍或者是有图表的书籍时，手机是做不到的，电子阅读器肯定有好的发展前景。”

目前，世界发展的情況来看，除了电影式的电子纸，还有很多可以使用到电纸书上的电子纸，比如微胶囊技术，以及日本普利斯通研发的技术和胆固醇液晶技术，这些显示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即双稳态——在不做动画显示的时候不耗电。

电纸书在阅读的时候是否能显示动画和色彩?“目前，这方面的技术已经有所突破，现在这款技术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大概在明年三月在汉王的产品中可以看到类似的可以展示动画。”汉王的战略规划总监张磊介绍说，“DMS的技术利用微机电原理，甚至可以取代目前的液晶显示，而第七种技术，则是利用液体的张力的彩色显示技术，既可以显示彩色又可以显示动画。”

硬件对电纸书内容的促进作用很大，目前，在亚马逊书城上每卖出180本书中，电纸书就达到了100本，选择电纸书阅读，已成为更多读者的习惯。同样的机遇，摆在中国电纸书市场一家独大的汉王面前。

汉王的空间

2010年10月份，在东京显示器展览会上，汉王展示了全球第一款彩色电纸书。汉王展示的电纸书，显示着电纸书将可能向轻薄化、柔性化、彩色化的方向发展。而全球第一款彩色电纸书的发布，则吸引了全球目光。

“彩色电纸书的特点是屏幕比较大，9.7寸的比例，我们特别强调它商务办公的功能，还配套了一个黑白的，高分辨率的显示功能，我们希望它在无纸化办公方面发挥作用。”刘迎建说，“彩色电纸书的刷新速度非常快，是1600×2400，这对整个系统的要求也比较高，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

2009年，汉王的销售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三、中国第一，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0％。截至2010年10月，汉王书城的图书突破10万册，并且获得了国家新闻总署颁布的两项认证：总发行权和数字版权复制权。2010年12月，汉王用户已经突破了百万，汉王已经称王华文电子阅读器产业。

全球进入电纸书的企业约有一百多家，在美国，亚马逊占到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中国，汉王也占到了中国70％的市场份额。

硬件的发展和市场拓展对电纸书内容的促进作用很大。从2002年第一季度开始一直到2009年前，美国的电纸书销售额增量很低，而自亚马逊开始发布之后，电纸书内容的销售额增加了很多。最新统计显示，在2009年前九个月，电纸书销售额比上个年度增长了258％。

“从美国亚马逊的发展情况来看，现在电纸书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纸书的销量，180：100，应该说未来会越来越好。”刘迎建说。

张磊预测，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完善，电纸书的功能将更加强大，它将提供更好的人机交换的界面，更便于携带，价格更便宜。减去使用摩擦，国内电纸书完全可以达到目前10倍以上的销售量。

汉王电纸书里有一部分内容，在开拓中国市场时非常有效，比如汉王书卡、和WI－FI的下载等等。

“汉王电纸书有了一百万的硬件基础后，我们的建设重点将是汉王书城。目前，我们在台湾有汉王书城台湾馆，香港有汉王香港馆，在欧洲和美国也会建汉王书城。我们希望近10年的时间创造一个用美元计算的成绩。”张磊说。

中国电纸书的困惑

事实上，中国电纸书的发展面临着很多问题，首先是单极化。在美国亚马逊占到70％，汉王在中国占70％，其他的份额都非常小，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电纸书发展来说，并非良好的环境。

随着IPAD上市之后，美国电纸书在第二季度销售额稍微下降了一点，亚马逊及时调整了销售信息和出版商方面的合同，第三个季度实现了惊人的增长，而中国没有出现这种增长。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很多企业打低价战。

近年来，电纸书的硬件销售增速飞快，2008年电纸书销售4950万册，2009年则达到5200万册，但突出的问题是，内容增长的速度跟不上硬件增长的速度。其根本原因在于，出版社不愿意出让版权给电纸书厂商。事实上，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纸质书的销售额都在下降，但就目前的利益格局来看，增加一本电纸书销售，产生的回报弥补不了纸质书销售量下降带来的损失。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在中国并不理想。“在中国，汉王建了第一个B2C数字版权交易网站，在汉王电纸书出来之前没有这样的网站，最多是B2B数字图书馆的销售，而没有B2C的版权交易网站。目前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环境。”刘迎建说。另外，中国电子阅读市场存在着多元架构，有Ebook0.O、Ebook1.0，还有Ebook2.0，甚至一部分是Ebook3.0，不像美国，只是简单的Ebook1.0的架构，这给电纸书市场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困扰。

新闻阅读的革命 篇3

而大众传媒的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社会政治表达途径的畅通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表达的普遍性,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和政治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 一个缺乏秩序的社会里, 传媒的鼓动会导致狂热和盲从等现象的出现。因此, 我们在肯定大众传媒维护政治稳定、推进民主的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要警惕大众传媒对政治稳定和民主进程的破坏和阻碍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当前的新闻改革大多是吸收西方的新闻观念和做法。从管理体制上看, 现在的新闻组织走市场化道路, 形成“事业性质, 企业化管理”, 国家不再单一的集中管理, 不再行政拨款, 而是在台长负责制下自负盈亏。从传播方式上看, 从单向的灌输指导转变为平等交流服务的方式, 更加注重内容形式的多样化, 贴近群众。从技术上看, 大力推进信息高速路和新媒体建设, 以技术促改革来更新人们的观念增强媒体互动。从新闻观念上看, 我国结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西方现代新闻价值观, 既反对苏联的国家搞宣传的模式又反对西方唯利是图的模式, 发扬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然而在新闻改革中我们依然面临很多问题, 像如何有序的行使言论自由权, 如何走产业化道路等, 都需要新闻工作者去探索。下面我们从本世纪初的“颜色革命”中来看它能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中国古话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在“颜色革命”中体现得极其充分, 媒体在影响人民意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政局。在舆论战场上, 反对派媒体、西方媒体以及独立媒体相互配合共同打击代表政府利益的媒体, 迅速地使本国政府民心向背, 最终丧失政权。而在“颜色革命”中表现出来的舆论失控很大一部分因素是源于失败的新闻改革, 我们应当吸取教训来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新闻改革。在《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一书中, 刘明教授总结了东欧剧变和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新闻改革失误的基本模式:“新闻改革——媒体开放——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 (1) 。这个模式对于考虑我国的新闻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第一, 我们要依法对大众传媒进行监督。纵观“颜色革命”成功的国家, 该国原政府无一例外的失去了自身的舆论阵地。在“颜色革命”爆发时, 政府的媒体机构变得十分软弱无力, 缺乏作为;独立媒体则变得不独立, 出现了一边导向反对派的局面。在现今大众传媒对政治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 政府尤其不能放松对大众传媒的监管, 必须抓住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只有掌握了对大众传媒的主导权, 才能有效地抵制西方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企图。我国的执政党也应提高对大众传媒的驾驭能力, 作为执政党, 应当为人民提供更为客观的信息, 不要出现当今新闻联播只报“国内喜, 国外忧”的局面, 在合理禁止负面信息的同时, 也应合理配置, 让新闻更为真实客观, 努力提高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起到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

第二, 媒体开放不能无节制。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都是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 新闻改革的观念深受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 在苏联解体后依然没有很大的改观, 反而越走越远。这种无节制的新闻开放开始时产生了不错的反响, 但不久一系列问题就暴露出来并加速了其崩溃的速度。苏联解体后, 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这三国本身都没有新闻法的传统, 于是就不加消化地完全照搬美国的新闻制度, 加上之前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 就形成了绝对自由的新闻氛围, 同时也生成了舆论真空。

传媒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属性于一身, 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进行改革, 势必要注意资本在传媒中的作用, 不要让资本绑架了传媒。在颜色革命中, “独立媒体”积极活动, 推动了局势的发展。“独立媒体”以标榜自己没有政治和资本操纵的背景, 是代表着“公正”、“客观”的媒体来获得大众的青睐, 其靠非赢利的公共基金来运作。然而苏联解体后这些加盟共和国都有很长时间的休克期, 政府、民众都经济困难, 那么是谁有能力来提供资金供“独立媒体”运作呢?无外乎是寡头们和境外势力。于是这些媒体也变得不独立, 即便刚开始是客观公正的, 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沦为资本的附庸。而反对媒体往往通过非政府组织来获得补给, 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仅积极进行社会活动, 同时也是资金传送的通道。著名的如索罗斯基金会, 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期间, 它为“鲁斯塔为-2”电视台投入100多万美元进行新闻宣传, 迅速推进“革命”进程。但在这些非政府组织后往往有大国的身影, 值得各国警惕。媒体开放让这些组织大力建设自己的发声筒并不断蚕食官方媒体, 削弱其影响力。

媒体的绝对自由为这些带有目的的媒体大开方便大门, 他们毫无忌惮的攻击政府, 揭露和丑化当局, 使人民丧失对政府的信任, 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而当局却不采取任何限制手段, 抱残守缺, 认为这就是媒体自由, 实则早已陷入新闻自由的陷阱中。俄罗斯意识到这一点, 普京上台后的严整寡头, 夺取舆论的话语权, 将其发展成“可控民主”, 成功预防“颜色革命”在俄罗斯发生。可见任何国家都不能放任媒体, 必须形成一套合乎国情的有效的管理体制。

第三, 媒体应承担“安全阀” (1) 和“第四等级” (2) 的责任。我们在新闻改革的过程中, 既要媒体自律又要法律, 规范媒体行业和媒体工作者, 发扬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媒体要及时监测舆情, 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 营造一个舆情“安全阀”, 及时表达民众的不满情绪并进行引导。“管理舆论是一门艺术”“对舆论不能不管又不能管得太死”“要善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和喜闻乐见的内容对任命群众进行宣传”。 (3) “颜色革命”中的三国都没能有效地进行媒体管理, 从苏联高度集中的新闻管理制度到完全放开的新闻自由, 走了两个极端, 过犹不及。

媒体要得到人民的信赖首先要有威信, 而威信来自于社会责任。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在苏联新闻管理体制下, 只有单向地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 而无须顾及民众的反应, 故其政府媒体没有在人民心中生出威信, 一旦舆论市场开放, 它就会迅速被竞争吞没。另外媒体要有度地曝光社会阴暗面, 有序监督政府工作, 慢慢地推进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不可疾风骤雨般全部倾泻。媒体有“议程设置”的功能, 当其大篇幅选择阴暗面曝光时, 会给人以错觉, 将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 全盘否定自己。正如在“颜色革命”中, 人们只关注反对媒体的报道, 而很少接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信息, 以至于民众将自己关注的焦点放在政府无能腐败上, 而忽略反对派的用心。此时的反政府媒体全然不顾媒体的准则, 肆意抹黑政府, 甚至造谣来蛊惑群众, 不断激化政府和人民的矛盾, 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所以, 在改革的过程中, 既要发挥媒体的主动性, 承担“第四等级”的责任, 监督政府解决问题, 又要进行合理管理, 使其与政府相互合作, 在人们和政府间构建一个民意缓冲带。

第四, 加强主流媒体建设, 正面引导舆论。首先不能放松意识形态的工作, 作为人类思想的深层结构, 意识形态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4) 在“颜色革命”成功的国家中, 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渗透起着明显的作用。自戈尔巴乔夫改革政治“多元化”后, 独联体国家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引导, 当“颜色革命”发生时人们不知道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判断, 只能听任大众传媒来进行评判。而大众媒体很大一部分是反对政府的媒体, 有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特殊的目的, 其传播结果可想而知。可是亲政府媒体在关键时刻竟然失声了,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媒体的从业人员早已认同了西式的价值观, 这样他们怎么会为政府说话呢?所以说政权更迭很大程度源于意识形态的混乱。

“颜色革命”都是始于国家的大选期, 当投票结果对“革命者”不利时, 他们就利用“选举舞弊”这一理由, 号召人们上街游行来反对当选者, 令其下台。而率先发布“选举不合法”消息的往往是反对派媒体, 紧跟其后的就是西方媒体和独立媒体。他们大篇幅的“揭露”选举的“内幕”。此时政府媒体就处于被动状态, 因为人们早已对政府媒体丧失了信心, 一旦有这种消息发生, 他们更倾向于相信选举的“黑暗”。并且, 不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 反对媒体都有很大的优势, 他们有众多的传播渠道进行铺天盖地的渲染, 有西方专业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 政府媒体想要有所作为实在很难, 而这则根源于政府新闻改革走上了歧路。于是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 政府的声音陷入孤立, 直到最后被反对派接管或取缔。人们即便想相信政府也会被这种舆论波冲到, 意念也会产生怀疑。

而在“运动”中的人们往往有“群氓心理 (5) ”, 竞相效尤, 在匿名的状态下, 人们常常相信法不责众, 看别人干什么他也干什么, 再加上这些民众往往集聚多年的不满, 行为会更加激烈, 严重破坏社会的稳定。此时, 舆论已经转化为行动波, 应对的策略:要么政府以武力制裁, 要么就是下台。可见, 当舆论的风向出现偏离时, 政府要积极引导, 此时尚处于可控的状态, 一旦舆论为不法的势力利用, 此螺旋不断变大, 那么后果将难以挽回。

我国的新闻报道更多的不是报道, 而是宣传, 新闻报道缺乏新闻性, 夹杂的意识形态的因素过多, 社会上, 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缺乏社会公信力。其一味的强调导向作用, 却忽视了报道方法和报道艺术, 使得群众在看完新闻报道后也不会完全相信, 这样群众的政治认同感自然就无法提高。时间一长, 民众便从内心不相信本国媒体, 反而更信任西方媒体的报道和观点。格鲁吉亚, 乌克兰等国的民众在“颜色革命”爆发时, 并不相信政府的媒体机构, 而是倒向反对派和国外的媒体, 这正是事件发生国主流媒体没有做好的后果。

结论

对媒体的运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管理水平和法制水平, 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在新闻改革中都没有探索出适合自己的新闻管理制度和运作方法, 以至于在关键时刻舆论失控, 为政权的迅速瓦解埋下祸根。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 新闻改革也是重中之重, 我们不仅要从“颜色革命”中吸取教训, 同时也要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新闻制度, 在分析和研究它们的同时,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发展道路, 完善新闻法制建设, 与时俱进, 维护我国的新闻安全。另外还要实现话语权的公平分配, 把握好舆论导向, 让媒体充分发挥优势服务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摘要：二十一世纪初在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集中体现了媒体在政治变革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当事国政府媒体在面对反对派媒体、西方媒体、独立媒体时, 缺乏灵活度和竞争力, 迅速崩溃以致舆论失控, 民心涣散。整个“革命”过程中, 西方成熟的传播手段、传播观念和传播管理方法的运用十分成功。所以我国在当今的新闻改革中应吸取“颜色革命”的教训, 绝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新闻模式, 而应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优秀的新闻传统相结合, 同时借鉴西方媒体的经验, 走出一条扎根我国的新闻道路。

关键词：颜色革命,大众传媒,新闻改革,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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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志平.“颜色革命”袭击下的中亚[M].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4]郑羽.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 (1991-2007)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5]沈逸.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M].时事出版社, 第1版.2013.

[6]刘明.大众传媒与政权更迭——从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看传媒的作用[J].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06, 1.

[7]曾向红, 杨恕.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颜色革命”[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6, 2.

[8]张美玲.“颜色革命”警示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12.

[9]潘志平, 石岚.民主与“革命”——“颜色革命”后的思考[J].新疆社会科学, 2007, 2.

[10]曾枝盛.“颜色革命”及其思考[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08, 1.

新阅读革命 篇4

2012年春天，电子化的阅读行为变得更为普遍，而适合进行电子阅读的终端设备在产品技术和形态上有了巨大的改变。

新阅读革命，新在哪里？让我们从技术、设备、应用、内容和制作，进行全方位的大讨论。

技术革命促成阅读革命

两年前，电子书阅读器是大红大紫的数字阅读设备，时至今日，虽然仍然没有迈过彩色显示的门槛，但电子书阅读器类产品并未消亡，亚马逊的Kindle系列产品销量仍然在迅猛增长。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读物有两种：黑白的和彩色的。前者更多存在于各类书籍，以文字为主要的价值点，有一些图片，但是总体来说图片扮演着辅助和次要角色。而彩色读物，图片和文字的比例大大不同，印刷精美的杂志更是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大约十几年前，“读图时代”这个说法开始被提出，此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习惯于“读图”，因为图片更为形象和生动，信息量更大（运用得当的话），所以才有“一图胜千言”的说法。近十几年来，以“视觉”为主要卖点的读物，变得越来越多，报刊亭的陈列架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平板电脑的问世，或许其初衷并不是为了促成另一场阅读革命，但是与书本杂志相仿的大小和重量、出色的彩色显示效果、较长的电池续航时间，阴差阳错地使平板电脑成为了电子化阅读的良好载体。就连以电子书阅读器著称的Kindle系列产品，也推出了平板电脑的近亲——Kindle Fire。

显而易见，平板电脑与电子书以及其他传统的PC类产品在技术特点上完全不同，简单说来，以下这些方面的技术决定了平板电脑可以成为一种出色的阅读终端：显示技术、触摸互动技术、处理器技术、电池技术、无线技术、应用软件技术。这其中，屏幕技术是重中之重。

屏幕决定阅读体验

首先来谈谈最重要的关键技术：显示技术。而谈到屏幕，提及最多的就是屏幕分辨率。平板电脑问世之初，800×600、1024×768、1280×800这样的分辨率最为常见，这种规格一方面成本控制的较好，另一方面与传统PC应用程序兼容性也非常好，后两种分辨率更是绝大多数笔记本电脑常用的分辨率。

但实际上，平板电脑完全不需要受这些分辨率规格的限制，因为它们运行的操作系统并不是微软Windows，而是iOS、Android，只要处理性能足够，任何非常规的、更高的分辨率都可以被应用，而界面风格和操作体验可以随着操作系统的升级而最大化地保留。

2012年初，在CES大展上宏碁、华硕均展示了分辨率高达1920×1080的平板电脑，而屏幕尺寸仍保持在10.1英寸；2012年3月，苹果发布了The new iPad（新iPad，昵称牛排），；屏幕分辨率比之前的iPad、iPad2提升了一倍，达到了2048×1536，这已经超出了任何一款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分辨率（包括20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在内）。新iPad的屏幕尺寸仍然是9.7英寸，平均每英寸具备264个像素点，苹果称其为“视网膜屏幕”（Retina Display）。

首款配备视网膜屏幕的苹果设备是2010年推出的iPhone4，其像素密度达到了每英寸326点。因这一像素密度超出了人眼所能辨识的极限（通常被认为是每英寸300点），因此被成为视网膜屏幕。由于用户在使用iPad时，屏幕与眼睛之间的距离比用iPhone4时更远，因此新iPad的像素密度也可以让人眼难辨像素点，也可以成为视网膜屏幕。将来如果笔记本电脑、台式机也开始提升大幅屏幕分辨率，或许每英寸240点、220点都可以成为视网膜屏幕，因为它们的观看距离更远。

熟悉出版行业的读者都知道，普通的杂志印刷精度（挂网）仅为150线/英寸或175线/英寸，对于数字图片的分辨率要求为300DPI或350DPI，而假如一款显示设备的屏幕分辨率达到了近300像素每英寸的话（PPI），实际的阅读效果显然要高于纸张印刷的阅读效果。

高分辨率的屏幕，是完美数字阅读体验的根本保障。

手机还是平板电脑？

由于屏幕较小，因此手机的阅读体验绝对无法与平板电脑相比。但是有一个原因使得手机成为了一种非常流行的数字阅读终端：手机是永远随身携带的，而且更易于携带，而平板电脑不是。除此之外，手机和平板电脑之间的界限在模糊，因此我们无法把手机排除在数字阅读设备圈子之外。

通常来说，手机的屏幕尺寸在4英寸及以下。苹果的历代iPhone产品推出逾4年，销量过亿部，仍然只有3.5英寸这一个屏幕规格。但最近一年来，手机屏幕又扩大化的趋势。首先是各种Android系统的中高端产品，屏幕的起步尺寸已经是4英寸，向上扩展到4.3、4.5、4.7英寸。三星、联想、Dell推出的平板手机跨界产品，屏幕尺寸设定为5英寸。然而三星、华硕、海尔等品牌，还推出过7英寸屏幕可以打电话的产品。华硕最新发布的PadFone，更是让你可以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之间随时切换。富士通推出的一款概念性产品，让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可以融为一体，按需使用。

2012年的智能手机，其屏幕分辨率的标杆已经提升至720p规格（1280×720）。在4～5英寸左右的规格下，这样的分辨率毫无疑问也是“视网膜屏幕”的级别。拿来进行数字阅读，主要的问题也就是字显得小一些，或者字体大小正常但需要更频繁地进行翻页操作。另外，在图片显示方面，可施展的空间也稍小一些，可能需要在界面上进行缩放以浏览某些细节。

在处理性能、电池续航方面，手机进行数字阅读应用都完全不是问题，手机随时随地在线的特性，更是让数字阅读变得更加容易，电子化的书刊通常容量不会很大，内容可以随时获取。

屏幕尺寸怎么选？

虽然苹果一直坚持在iPad上配备9.7英寸屏幕，虽然市场上销售Android平板电脑主流尺寸是10.1英寸，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尺寸的屏幕毫无价值。实际上，笔记本电脑最流行的屏幕尺寸，在不同的用户群、不同的应用领域也各不相同，平板电脑也有类似的规律。

10英寸左右屏幕的平板电脑，重量大都在600g左右，新iPad由于电池容量大幅增大，整机重量也比上一代产品有所增加。600g的重量，基本上是一本中等厚度杂志的重量，拿在手中，装在随身包中，不能说毫无负担。三星、联想等厂商还推出了其他尺寸的平板电脑，例如8.9英寸、7英寸等，重量可以减少至500g甚至400g以内，长时间握持的疲劳感会大大下降，而更小的尺寸也更方便地装入普通的女士挎包中。

从阅读体验来说，7英寸以及更大屏幕的平板电脑差别不是很明显，虽然目前还没有7英寸、8.9英寸规格的视网膜屏幕平板电脑，但相信如果此类规格销量足够大，从成本来看实现视网膜屏幕是毫无无问题的。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更大屏幕的平板电脑的重量会持续降低，屏而且屏幕自身的技术可能会改变应用形态，例如可折叠、可弯曲的屏幕，甚至是内置投影功能，也会让小机身、大屏幕成为可能。

谁是最佳电子阅读设备？

数百年来，我们阅读的目标对象，基本上都是书籍、报刊。在形态和阅读感受上最接近书本的设备是什么？曾经是电子书阅读器，但现在显而易见是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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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阅读革命的再一次爆发，平板电脑自身首先也来了一次大革新。2012年新年伊始，宏基、华硕等厂商开始推出他们新一代高清屏幕的平板电脑，而更具影响力的显然是今年3月份苹果发布的新一代iPad（昵称牛排），其屏幕分辨率超越了全高清的保准，达到了2048×1536。本刊上期杂志的“评测与体验”栏目对其进行了初步的体验，这一次我们对“牛排”及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安卓平板电脑中的佼佼者）进行了一份详细对比测试，角逐最佳电子阅读设备的称号。

出场选手简介

第三代苹果iPad已面市，我们将它与两款最出色的安卓平板电脑：华硕Transformer Prime TF201和三星Galaxy Tab 10.1并排进行测试。虽然我们还没有测试电池续航时间和充电时间，但是这款最新iPad的清晰全貌已跃然纸上。简而言之：新iPad迅速成为了领头羊，这主要归功于它对屏幕进行了诸多改进。但这并不是说，其他每一个竞争者应该放弃比赛；而是说他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能缩小与iPad的差距。

我在此进行比较时，着眼于新iPad、老款iPad 2以及三款排名靠前的最近推出的10.1英寸屏幕安卓平板电脑：华硕Eee Pad Transformer Prime TF201、三星Galaxy Tab 10.1（我们测试了4G LTE版本）和东芝Excite 10 LE（之前叫Excite X10），后者是市面上最轻最薄的平板电脑，这款产品太新了，以至于没来得及完成详细测试。这次评测的这三款安卓平板电脑都拥有1280×800像素的分辨率，这意味着它们每英寸像素（ppi）这个规格都超过了iPad 2的150 ppi 。

至于新iPad，它配备了大尺寸高分辨率的视网膜屏幕，拥有2048×1536像素，其ppi高达264——没错，那么高的像素有关系，而且是大有关系。

我已经比较了新iPad与安卓平板电脑家族的那些佼佼者，明确了新iPad在哪方面很出色、在哪方面有点不足（即物理尺寸和重量）。这回，重点放在实际性能上。

苹果iPad关键性的屏幕

视网膜屏幕是苹果第三代平板电脑的主要亮点；考虑到屏幕其实就是平板电脑的整个门面，这很重要。我用自己的数百张个人照片对该屏幕进行了一番严格“折磨测试”，图片呈现效果之好让人惊讶——而图片的阅读显然是现如今最重要的阅读部分，纯文字阅读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新iPad的色彩再现是我见过的最准确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是根据通过iTunes把图片传送到iPad作出这一判断的。而iTunes似乎不仅会重新调整图片大小——这是iTunes针对平板电脑通常所作的“我们最清楚”优化的一方面，还似乎会调整我原始图片的色彩、明亮度和饱和度。

不过，我发觉iPad屏幕上的最终效果讨人喜欢：不但色彩呈现准确，肤色也似乎比在iPad 2和任何安卓平板电脑上显得更为逼真。

新iPad的屏幕呈现了极佳的清晰度，色彩层次更细腻丰富。在《PC World》用来评估每一款平板电脑的测试照片上，新iPad获得了总体“出色”（5分值的满分）的好评。相比之下，华硕平板电脑显得太亮了，出现了泛白现象，对比度不足；而三星平板电脑暴露了三星在图片呈现上一贯过于饱和的毛病，我们在这家公司推出的诸多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iPad的增强版摄像头

平板电脑用来阅读的确不错，但其他功能也是你需要考虑的重点。就拍摄照片而言，最好的设备还是你随身携带的某种相机；不过要是你手头有平板电脑，它有望成为出色的相机，因为大屏幕让你很容易为照片取景。

新iPad的摄像头传感器其质量有了显著改进，拍出来的照片其实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在我们对静态照片和视频进行的相机测试中，新iPad与华硕Asus Transformer Prime并列榜首。考虑到Prime配备800万像素的传感器，而新iPad配备了500万像素的传感器，取得这个结果实属不易。

不过说到iPad的拍摄功能，苹果在曝光和噪点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我在光线充足的走廊里偶尔拍摄的视频出现的噪点稍微多了点，但是视频仍仍然相当清晰——比我用与之竞争的平板电脑拍摄的视频更胜一筹，Prime除外。（到目前为止，我只在室内下用摄像头拍摄了静态图片。）

同样重要的是，摄像头是否易于使用，是否极其灵敏。即使在基于英伟达图睿3的华硕Transformer Prime上，摄像头应用程序也是慢慢地聚焦、捕捉画面、再拍摄下一张。相比之下，新 iPad非常快速高效。我喜欢谷歌的安卓摄像头应用程序通过一个易于操控的圆环来提供多种拍摄选项，但该摄像头应用程序的时滞完全让人无法忍受。等到准备好对焦、拍摄时，早过了最佳拍摄时机。

游戏功能

新iPad 在我们进行的GLBenchmark 2.1.2测试中表现出色。诚然，Synthetic（合成）基准测试只能反映性能的一个方面；不过，GLBenchmark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方法，可以有效评估不同平台上图形性能的特定方面。

这里，苹果的新iPad完胜对手，搭载的A5X CPU含有一个双核Cortex-A9处理器和一个四核图形引擎（PowerVR SGX 543MP4）。在GLBenchmark方面的四项关键测试中有两项，新iPad与iPad 2的性能几乎打成平手。

但在另两项测试中，新iPad显然是赢家，让iPad 2和三款安卓平板电脑望尘莫及。值得关注的是，这三款安卓平板电脑充分代表了常见的硬件和操作系统版本，所以很难说安卓平板电脑在这些测试方面跟不上iPad的性能是个别情况。东芝Excite 10 LE使用了德州仪器（TI）的OMAP 4430，三星Galaxy Tab 10.1 4G LTE使用了英伟达的图睿2；我们对运行安卓3.x“蜂巢”操作系统的这两款平板电脑都进行了测试。同时，华硕Eee Pad Transformer Prime运行英伟达的图睿3和安卓4.0“冰淇淋三明治”操作系统。

最终，游戏反映的主要还是游戏软件本身，而不是合成基准测试反映的方面。我试着运行了面向英伟达图睿3和苹果iPad（但不是专门面向第三代iPad的视网膜屏幕）的三款游戏，发现这回英伟达占优势。我更喜欢在Transformer Prime上玩《激流快艇》、《暗影之枪》和《超级救火队》的那种感觉，至少目前是这样。在我的实际测试中，与新iPad相比，这几款游戏在Transformer Prime上显示了更清晰的细部和更逼真的图形，比如烟雾、灯光效果和旗帜的飘动。

这些游戏在新iPad上的确比在iPad 2上更酷，但这说明不了太多。图形方面并未针对新iPad优化的游戏也没有给我一种惊艳的感觉；实际上，我对游戏体验相当失望，包括这个事实：这些游戏在新iPad上的速度比在iPad 2上只是快了一点点。如果原始图形缺少支持新iPad的高像素屏幕所需要的分辨率，购买更贵的平板电脑也没有多大帮助。就与针对iPad高分辨率优化的其他各个应用一样，针对视网膜屏幕优化的游戏看起来很棒。而新iPad发布时这类游戏乏善可陈，这表明了为什么每一家游戏开发商实际上都想在图形方面提高水准。

虽然英伟达的图睿3目前有着领先优势，但我预计不会长久。一旦开发人员更新了iPad游戏中的图形——我确信新游戏会开始越来越多，在第三代iPad上玩游戏的高分辨率视觉体验会重塑竞争格局，新iPad里面的四核图形引擎可能会超越图睿3的图形引擎。（我们试图联系《激流快艇》和《暗影之枪》的开发商，但截至发稿时还没有得到回复。）

上网冲浪

新iPad在Sunspider装入测试方面表现不俗，不过安卓平板电脑在网页装入测试时略胜一筹。光这些结果不足以打动谁会使用或弃用第三代iPad，但是它们的确表明，即便苹果的新平板电脑是一款面面俱到的产品，但该公司在有些方面仍有待改进。

安卓和Windows平板电脑还有未来吗？

考虑到评论人士对新iPad不吝溢美之辞，人们很容易以为，想与新iPad抗衡，没戏；非苹果竞争对手应该打道回府了。

那你可想错了。

新iPad其实意味着，竞争对手必须加倍努力来挑战这只市场领头羊。苹果凭借新iPad显然扩大了竞争优势；又由于降低了2011年iPad 2的价格，16GB Wi-Fi机型降价至不足3000元人民币，苹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确保其市场主导地位。

谷歌和使用安卓的平板电脑生产商面临一大挑战。谷歌必须重视起来，解决生态系统四分五裂的问题以及针对不同平台开发安卓操作系统面临的复杂性。而硬件生产商必须加倍努力，不仅要发布平板电脑，还要做到像苹果的iPad那样具有“就是好用”（it just works）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Windows 8平板电脑即将杀到，微软大有机会趁机而入，完成谷歌去年未竟的壮举。它有胜算吗？微软已经推出了基于ARM的Windows版本——这意味着，使用ARM处理器的Windows 8平板电脑不会支持现有的Windows软件，这早早造成了一分为二的局面，可能让消费者备感困惑。不过，Windows 8整洁、全新的Metro界面有望大获成功，前提是微软能把其软件生态系统搞得最好，硬件生产商又能推出与苹果产品相竞争的新颖设计。

谁也不知道苹果的竞争对手在面对新iPad带来的挑战方面会取得多大的成功。但是一旁观看非苹果平板电脑和操作系统与这款巨无霸平板电脑如何较量将颇有意思。

新阅读革命——应用篇

王炳晨提供，共1-2个版

新阅读革命——内容篇

王炳晨提供，共1-2个版

新阅读革命——制作篇

插文形式，篇幅刘玥根据排版情况自定

新闻阅读的革命 篇5

凯塞随后向华盛顿邮报CEO唐·格拉汉姆就报业管理提交了一份2700字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的开头用了 (虽不太准确但十分形象的) 温水煮青蛙的比喻:

“个人电脑的先驱阿兰·凯用了一个看来适用于我们的比喻:把一只青蛙放进锅里, 然后慢慢的加热锅, 最终把水煮开。青蛙的神经系统发现不了微小的变化, 所以它不会逃掉。

华盛顿邮报不是一锅水, 我们也比一般的青蛙聪明很多。但是我们确实随时被这个电子化的潮流吞噬——或者由于很不上时代而被遗忘。我们的目标, 就是在电子革命大潮中避免被煮熟。”

凯塞还描述了他在会议中了解的新概念, 在未来的世界中电子信息的分发和消费会将媒体行业重新洗牌。他不但向邮报领导们警告了被吞噬和遗忘的可能性, 还提出了进军电子媒体的两个研究计划:1) 开发电子分类和保密方法;2) 创办世界第一份电子报纸。

随着2012年夏天凯塞备忘录在新闻业者当中的流传, 它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凯塞的观点非常有前瞻性, 但不幸的是, 他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对未来的规划并没有得到执行。

参与这场讨论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这份备忘录的另一个关键点:即使华盛顿邮报完全执行凯塞的计划, 它也难以成功。虽然备忘录完成时互联网还没有成型, 但凯塞还是指出了媒体适应互联网环境的难点。

凯塞认为人们在面对海量的新信息时需要分类处理, 应该由专业编辑人员完成:

“考虑到当前世界中信息量供过于求的现状, 我认为即使到了人们广泛应用电脑的21世纪, 还是需要提供信息处理和搜寻服务的记者和编辑。有趣的是, 我询问了一些与会者, 他们在电子化的未来中想要什么样的功能。许多人都回答, 想要从大量的报刊杂志中抽取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当然, 现在电脑工具已经可以提供这方面的简单服务了) 。”

凯塞分析了这项“简单服务”——网络搜索——催生了Yahoo和Google。当时他认为这项服务不会得到太大的发展, 因为他认为他所在的传统报业是不会被替代的。同样, 他的两项发展计划也阻碍了许多革新的机会。对于他的电子分类, 凯塞建议:

“……延迟推出电子分类产品, 直到我们有自信最大化盈利 (或者保证领先于竞争者) 再行推广。”

即使这么有预见性的观察者也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也是阿兰·凯及其同伴们一直强调的:没有人能够延迟未来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凯塞假设华盛顿邮报 (或者任何一个机构) 能够选择未来到来的时机。另外, 凯塞没有预见到技术革命后, 电视台和广告从每个用户身上取得的收入会减少, 更加使这个错误雪上加霜。

这个严重的问题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 但现在看来则非常明显:从凯塞撰写报告以来的二十年以来, 新闻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竞争, 而是变革。他们认为新技术会提升而不是降低广告收入, 或者能使出版机构而不是读者取得更多的主导权。这些预测截止到1992年还是正确的, 但是随后互联网带来给读者的自由扭转了一切。

结构变革

20世纪90年代, 思考互联网和新闻机构关系的人们认为, 在随后的技术革新中新闻机构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理解未来。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次要问题, 真正的主要问题是适应未来。

2012年的报业形势仍然被归类为旧时代的终结期, 人们仍然把“新闻”当作由机构选出独立事件集合。这种观点使得能预见未来20年的人也认为报业的电子化革命会使传统报业机构获利 (而不是用户获利) , 并使得盈利增加 (而不是花费减少) 。

这种“时代的终结期”本身也将结束了。可以预见今后的媒体环境将日渐开放, 今后的世界也将有更多的人物和事件成为媒体关注的目标。

这种公众发言权的增长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混乱的爆发, 但是混乱的定义是没有意义的……现在看来的混乱可能就是未来的常态。旧秩序不会被恢复了, 人们将会逐渐适应新形势。

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今日的新闻产品是什么样的?”下面我们要提出一个相关的问题:“在现有趋势的推动下, 2020年的新闻产品会是什么样的?”现在 (2013) 到2020年的时间, 和2006年You-Tube, Twitter和Facebook初创时到现在的时间大致相当。

跟任何预测未来的尝试一样, 我们至少会在一部分问题上出错, 过分重视某些问题, 过分轻视某些问题, 更重要的是, 忽视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巨大推动力。我们的目标是在方向上尽量准确, 而不是完全精确。我们相信在2020年会起巨大推动作用的某些力量在今天已经初现端倪, 与七年前的社交网络和用户点播视频的趋势类似。

在2020年, 表面上看新闻行业的环境会延续20世纪的情况。洛杉矶时报和美国有线新闻网仍将存在, 但这些机构所存在的传媒产业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乔治.W.S.特罗在他描写美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书《Within the Context of No Context》 (《在没有上下文的语境中》) 中写道:

“每个人都知道, 或者应该知道, 我们社会的底层结构已经发生了变革……政党的名字没有改变,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仍然存在, 但是我们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国家了。”

特罗所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中核心文化的缺失, 但是底层结构变化的说法也适用于今天的媒体环境。哥伦比亚广播新闻仍然是美国广播业的一大支柱, 但它已经不再是美国广播业的唯一的巨头了, 甚至于不再占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了。部分原因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新闻的采访和报道方式发生了变化,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新闻行业的竞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使哥伦比亚广播在过去的20年试图维护它的统治地位, 它也不可能成功。

2020年的新闻环境中各种极大的反差将成为可以展开讨论的话题。许多用户将通过更广阔的渠道获取更多的信息。而新闻渠道将对受众有更加清晰的了解, 以此调整自己的核心新闻内容。许多媒体将不再专注于报道“公共新闻”。即使媒体机构在那时尝试制作包罗万象的新闻报道, 用户们也将很快失去兴趣并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媒体上他们感兴趣的资料上去。与电视、报纸、杂志相比, 通过网络获取新闻的用户数量将有明显增加。

新闻环境的每一个方面都将变得比现在更复杂。我们并不是简单的将大型新闻机构拆分成小型机构, 也不是简单的提高报道速度。报业在许多方面都同时发展。互联网催生了对叙述性报道、即时新闻和长期多角度分析的大量需求。

一些机构的编辑部将会扩大, 并被拆分出售给专门机构 (就像Thomson公司为路透社提供服务或者彭博公司收购商业周刊一样) 。而对于大多数新闻终端机构, 其全职编辑人员将会减少。同时, 针对某一主题的专门新闻机构将大量出现 (类似于Outer Bank Voice或者Hechinger Report) 。

由各种捐赠维持运营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将会增加:有的通过慈善家或者慈善组织的捐款 (福特基金会资助洛杉矶时报;威廉·潘基金会资助Penn Praxis) , 用户捐款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TPM) , 或者社团捐款 (Twitter的Hashtag Streams功能) 。

新闻机构的拆分带来的一个明显好处是新闻资源的增加, 同样明显的坏处是它可能进一步模糊公共关系和报业的界线。大量新闻终端机构的出现, 使得这些独立机构有必要严格自律, 以避免报道失实、观点偏颇或者捏造新闻 (就像大卫·温伯格所说的, 新闻透明是必须的) 。

由机构操控的新闻发布系统正在崩溃, 同时, “公众”这一将全部新闻消费者不加分类的概称也将失效。用户对新闻终端将有更多的选择, 只有数量更多的不同类型且大小不一的新闻机构系统才能适应这样的趋势。从长期来看, 对大型传媒信任的崩溃, 不但导致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中小型媒体机构, 而且促使大型新闻机构拆分成专业性更强的小型机构。

新闻渠道的变化也将继续。传统模式, 即用户登录某一机构的主页或者移动应用, 将会被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换夺去部分用户。在现在的社会里, 一些广泛传播的报道使专业的新闻业者也相形见绌。为了适应这样的潮流, 大部分机构都不能不强化它们的新闻分类能力, 针对不同的用户推出不同的报道。

这种超级传播方式不仅适用与新资料的传播。Twitter带给我们的一大意外之处就是, 虽然是针对“简短”和“即时”设计的平台, 其上还是充斥着大量长篇文章和视频。News.Me是一项新服务, 根据用户的访问习惯过滤新闻, 并向用户推荐24小时内访问量最高的热点新闻。许多通过这种方式被推荐的新闻都不是“会歌唱的猫”一类的小故事, 而是颇有深度的报道和评论。

“轮子里的仓鼠”, 是指通过快速发布的感性故事赢得暂时的关注。这种方式对于互联网受众有着明显的影响, 而新环境对于新闻传播方式的传播者和受众两方都有影响。笼子里的仓鼠现在也有大范围有深度的分析做伴了。

更多的新技术将会被应用到新闻产业中——分析算法、可视化信息、用户友好的界面、自动生成报道等等。记者和评论家们能够报道更加适合自身的素材;专业性较强的分析处理则由有着充足人力和物力的大型编辑部协同完成。到了2020年, 资料搜索、可视化、人机交互等方面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软硬件工具和从业者的经验都会得到较大的提升。

各个编辑部将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其员工和本身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将增强。编辑部将有相对固定的合作机构, 并且自我调整以适应这种合作机制的需要。许多非新闻机构也将参与发布和传播新闻:警察部门发布的警讯;环保部门发布的环境监控信息;维基百科和Twitter也将巩固自己对于重大事件的核心信息源的地位。

凯塞和华盛顿邮报最终认识到, 任何人都不能延缓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去适应它, 从长远利益出发获得一个优势地位。

记者们应该做什么?

就如立方体结构一样, 新闻业即可以看作是一个个记者服务的机构, 也可以看作机构为记者们服务。当然, 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 但出于以下原因, 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后一种结构。

首先, 记者们的工作在逻辑和时间上都比机构的工作来的重要。其次, 见证、探寻、理解、并用观众们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传达, 记者们的任务是神圣的;而机构进行的工作只不过是为记者们安排任务而已。第三, 大部分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都认为机构的存续比记者们的神圣任务更重要。这种想法已然过时了。

我们认为, 在未来小规模团体或者独立记者的实验性行为是发掘有价值新素材的最佳途径。工作流程完成的好坏是由团队积极性决定的, 所以团队规模越小, 就越容易平衡工作流程和创新 (然而, 这些创新不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

如果新闻记者、编辑、媒体艺术家或者其它类似的人想找一个座右铭的话, 那么“奋勇向前”可能很合适。就像安迪·卡尔文在研究Twitter新闻机制时,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一位领导对他说过的话:“我理解不了你在做什么, 但是请加油吧。”

我们论述了独立新闻人应当具备的能力和能够展现的价值。如此宽广的前景是来自于新闻业角色和功能的扩大。新闻业从战后的美国走向今天的美国, 同时也从单一职能发展为互有区别的各个领域。这些领域之间逐渐扩大的差异使NATA Silver和Kevin Sites成为了记者。

随着新闻业功能和角色的多元化, 我们对于记者们的建议是:

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并且帮助其他人也了解你的特点。了解你擅长的领域, 不但是从内容角度 (北美政治, 市政工程, 气象规律) , 而且从能力的角度 (擅长采访?擅长搜集资料?擅长撰写稿件?擅长归类?)

了解你自己需要更好的工作方法?还是更多的采访和收集资料?明白有时你要接触某人时, 通过Twitter可能比通过线下方式更容易。了解社交网络的作用, 并且善于使它发挥作用 (回报和感谢在需要时帮助你的人) 。

了解规则什么时候能帮你, 什么时候会阻碍你。当它阻碍你的时候, 知道什么情况下值得打破规则。了解什么情况下应当独立工作, 什么情况下应当请求协助, 什么情况下应当与其他人合作。

这些建议的大部分都是关于专业化的。专业化可以是你擅长的内容, 你熟悉的背景, 你采访过的人, 甚至是你掌握的技术:比如擅长整理资料, 能读懂投资分析, 能进入动荡的地区等等。这些专业方向也可以任意组合, 比如你可以在内容方面有所专长而在技术方面粗略了解, 反过来也可以在技术方面有所专长而粗略了解内容, 或者你可以在两方面都有所专长。在过去, 没有任何专长也能说的过去, 但是现在不行了。

记者学校也要适应这种趋势。目前, 记者学校比起法律学校来, 更像是电影学校。也就是说, 在其中获得成功和失败的途径多种多样。记者行业的入门岗位——地方电视台或报纸的实习记者等等——将会减少。今后, 毕业生们将会有多种多样的机会, 甚至于自己创立自己的组织, 而不是简单的去有名有钱的大型机构找份工作。

今后, 学校应该帮助学生找到自己专业化的方向。并不是让他们只适应某些特定环境, 而是使他们掌握随时随地适应工作环境的方法。

新闻机构在这个环境中应当怎样做?

许多现存的新闻机构仍认为现在社会变化的主要影响是持续的收入减少。事实上, 美国新闻业结构上所受的影响更为巨大。大部分盈利性新闻机构都不得不裁减支出, 将支出控制在不断下降的收入之下。

现存的机构必须调整自身以适应互联网环境。少花钱多办事,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但就像Homicide Watch或者Narrativ Science那样已经证明也并非不可能。

尽管我们在本文中已经给出了许多建议, 但综上所述新闻机构必须做到一下几点:

理智地决定报道哪些内容, 和采用何种方法。与之无关的一切活动都需要裁减。寻求其他机构的合作以控制成本。尽可能使自己的报道尽善尽美, 或者成本很低 (最好是成本很低而且尽善尽美) 。

一些新闻机构将逐渐缩减开支和规模, 逐步退出高成本的新闻采访, 而不做其他改革。这些新闻机构可能依靠极低的成本生存下来, 但是健康的新闻行业应当注重自身的社会服务功能。通过放弃部分社会服务来降低成本, 这类机构也难以吸引到有实力的专业人员。

保持开支低于收入还是很困难的。广告收入六年以来在持续降低, 使得各大编辑部门都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随着广告用户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平台上, 我们必须从其他可能的渠道寻找收入:举办盈利性活动、最受欢迎的媒体奖金等等。然而, 最主要的策略还是继续降低成本。

过去那种“一站式”新闻提供方式将不再通用了。因为, 随着地理壁垒的消失, 新闻机构开设在哪个城市甚至国家已经不再重要了。类比于美国政府的辅助性原则 (即原则上中央政府不管理那些地方政府能管理得更好的事务) , 新闻应当由最了解它的人来制作。因此, 新闻业者应当进一步向专业化和协同合作的方向发展。

在实践中, 许多媒体采用了在主页上投放大量广告和少量重大新闻的策略。这种策略只是为了适应收入萎缩的调整, 而不是为了适应互联网环境。适应了电子化时代的媒体, 应当将其新闻内容完全放在网上, 加入指向其他报道的链接, 甚至于引用其他作者和机构的文章或博客。但不管在这方面如何抉择, 把这个主页问题当作信息革命对媒体的主要影响是错误的, 会在这次变革中失掉很多机会。

集团新闻机构的效率低下和过时的有限服务方式都不再适应当前这个环境了。今后为公众提供大量信息服务的将是一些“整合式”机构, 例如赫芬顿邮报, 或者Buzz Feed。那是因为, 这类机构比起传统模式的相对成本较低。而且他们不会产出那种既缺乏热心观众也没有生命力的材料。

同样的, 编辑机构也应当重新评估自己的商业服务。查询服务 (昨晚的节目内容或者季度销售情况等等) 会被整合服务取代, 或者由机器自动完成。对于大部分机构来说, 任何高投入低回报 (高投入指的是需要一个人10分钟以上的工作量) 的工作都应当实现自动化, 或者完全淘汰掉。

编辑机构的两方面的任务目标——报道突发重大新闻和长期的分析整合——速度和深度两方面必须取得平衡。对此并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 有些主题变化缓慢却涉及多方面的内容——矿业, 车辆设计等等;而另一些则发展迅速并常常伴有突发新闻——政治选举, 内战等等。

同样的, 编辑机构也将要整合新闻资源和原创报道, 并针对不同的情况作出相应的优化。有时需要整理和翻译其他渠道得来的第一手资料, 而有时则需要将记者尽快送往事发现场。

现存的机构也急需提高信息源和公共关系方面的管理能力。一个机构需要鼓励其用户们自发地积极进行创新活动, 并参与写作和发布信息, 以扩大第一手消息的来源或者尽可能多的发掘事件内部的联系。这也可能成为一个机构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同样地, 深度掌握某些方面的信息就很容易从其中发掘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这将成为一个机构今后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在程序方面, 机构必需更加深入的体会工作流程什么时候能促进工作的开展, 什么时候成为工作的阻力。工作程序必须具有一定的弹性, 机构需要判断哪些员工或专业人员具备调整工作程序的能力, 为整个机构带来虽不明确但可能有益的机会。在我们所有提出的建议中, 这一条可能是最难以让机构们接受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 许多公司的成败都是由它们的灵活性决定的。

新兴新闻机构应当怎么做?

许多新闻业机构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新措施和策略, 但大部分来说力度并不大或者不持久。部分原因在于, 在任何变革中, 旧事物在新事物出现之前就会提前崩坏。另一方面也因为, 长期的新闻业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 即使对于向观众收费的机构来说, 广告费用也是其利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兴的新闻机构同样需要平衡速度和深度, 整合和原创性, 独立创作和协作之间的各种关系。总的来说, 因为没有过去的定势和包袱, 新兴机构协调这些关系应当更加容易。新兴机构并不比传统机构懂得更多, 但是没有过去的负担, 它们不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忘记过去不合时宜的方法, 因此能更快的适应现在的形势。

我们给新兴机构的建议要简洁得多——生存下去。

新闻业目前可以看到的危机在于其传统功能的缩水。但人们较少谈到的另一方面, 在于危机同时也是对新兴机构稳定性和预见性的一次考验。

许多新兴机构都会遇到如何管控收入和支出的问题 (再次声明:比较盈利性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是没有意义的, 任何能将支出控制在收入以下的管理模式都是有效的) 。但其中的一些, 需要在机构成立之初就采取一些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尝试。

新兴组织应当假设许多津贴和补助都是短期的。它们应当通过使用不熟练的员工、低成本设备或者其它方式来降低成本, 扩大生存空间。为了生存下去, 新成立机构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工作流程, 部分借鉴传统机构的工作方法。起步阶段不需要处处创新。

根据“新陈代谢”的规律, 老旧的机构会逐渐削弱, 被新兴机构所取代。当然这是有可能的。但另一种可能是, 传统机构被削弱, 而新兴机构却不能代替它们的位置, 因为它们不具备跟大型机构抗衡的稳定性。在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之中, 这一种是最坏的——传统机构在能力和功能上逐渐衰退, 但新崛起的机构并不具备足够高的效率和管理能力。

团结时代的终结

可能在今后七年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新闻”这一概念的持续变化, 以及新闻机构所需管理模式的变化。对于“Facebook是新闻组织吗?”这样的问题, 简单的是或不是都不能很好的回答 (你可以回答“Mu”, 是程序员们表示“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答案”的一种说法) 。Facebook按照与传统意义上新闻机构不同的方式来运作, 对新闻业环境形成了概念上的冲击。

“新闻”本身所代表的意义也将逐渐模糊, 新闻机构的变革也将逐渐深化。与20世纪的美国不同, “新闻”将不再是一个明确的分类, 而将成为一个包含内容逐渐变化的信息集合。现在已经是传统“新闻”概念的最后时光了。

新闻创作已经由工作转型为各种各样的活动了。今后仍将会有一批全职的专业人员作为行业的核心, 但出于自愿而业余参加新闻创作的爱好者将会大量增加。这些业余爱好者们会考虑的不是“什么是新闻?”, 而是“我的观众们会不会喜欢这个?”专业者和业余者之间的合作大量增加, 将是今后十年的主要潮流。

每个人都在努力适应环境:传统的机构、新兴的机构、全职员工、业余爱好者、通才型人才和专精型人才。要适应这个环境, 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变革之中, 而这场变革将会改变社会。

在一场变革中, 数十年间成熟的经验和策略可能都会失效 (这已经发生了) 。而过去被视为绝不可能甚或是发疯的一些想法可能变得理所当然的情况了。这场变革还没有结束, 我们甚至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即使是近些年来才产生的创新想法, 也可能在今后很快被废弃 (比如RSS订阅) , 被更新的创意所取代。

在当下环境中最需要具备的核心意识, 不是任何一种策略或能力, 而是要认识到旧的方法正在失效, 并积极采纳一些我们也许目前并不完全理解的新思想。我们都要牢记, 对于从业者和全体公众来说, 新闻业——真实的报道, 揭露一些人试图掩盖的事实——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公共财产。

新闻阅读的革命 篇6

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传播事业得益于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相依相存的紧密联系, 能够不间断地全面反映整个社会的现实状态, 形成相应的舆论力量, 在意识形态的营造和运作功能方面显得非常突出。正因为如此, 从20世纪最初几年开始,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个阶级、政党、政治团体和各派政治力量, 都无不和报纸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或者自己办报, 或者以间接的方式控制报纸, 力图把报纸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革命派的同盟会在东京, 其分支机构在上海开会时, 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办报。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时, 也曾经充分肯定报纸的作用, 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 报纸的宣传工作占了九成功劳, 武装起义的功劳只有一成。

谈到辛亥革命前的舆论准备工作, 不能不提到革命先驱田桐与白逾恒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因为, 正是以这本杂志为基础, 革命党人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机关报《民报》才得以出现, 才能够公开为发动革命摇旗呐喊。在此之前, 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 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靠少数几个人的演讲游说, 翻印具有反满思想的小册子和译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进行革命宣传, 还没有创办自己的正式机关报, 除了在檀香山出版的《隆记报》为兴中会会员所掌握外, 海内外的大部分舆论阵地均为改良派所占领。田桐, 号梓琴, 又号玄玄居士, 湖北蕲春县人, 二十二岁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 与宋教仁结成莫逆之交。后东渡日本留学, 结识了黄兴、陈天华等革命志士。1904年夏秋间, 他与白逾恒 (湖北京山人) 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 是各省留日学生“破除地方团体意见”, 联合创办起来的革命刊物, 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其宗旨是:“以正确可行之论, 输入国民之脑, 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 而一去其旧染之污, 为世界最文明之国民, 有同一程度, 因得以建设新国家, 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 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孙中山在筹备建立同盟会的过程中, 也曾亲自到这个杂志社同主创人员长谈, 争取他们的支持。

1905年8月, 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 以兴中会为首的各革命团体, 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为了扩大同盟会的政治影响, 宣扬民主革命的思想, 同盟会成立不久,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 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基础, 于1905年11月26日, 在东京创办了其真正意义上的机关报《民报》。在《民报》发刊词中, 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余维欧美之进化, 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 曰民权, 曰民生。”同时, 他也为《民报》定下了一项基本任务, 即“惟夫一群之应于吾群, 吾群之进步, 适应于世界, 此先知先觉之天职, 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 其理想灌输于人心, 而化为常识, 则其去实行也进。”从此, 革命派创建了自己的舆论阵地, 为宣传革命真理、鼓动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可以说, 从《民报》创办开始, 革命党人就真正意识到了只有建立革命的舆论阵地, 营造革命的舆论环境, 才能真正促成革命事业的发展, 为日后的起义做好思想、道义上的准备。

《民报》创刊后, 田桐收集《江阴守城记》、《嘉定屠城纪略》等明末历史文献资料, 编辑而成《亡国惨记》一书, 以“民报社”的名义出版, 用来宣传反清思想。此书一出, 人心振奋。同为湖北蕲春人的革命家黄侃, 在担任《民报》撰写社论及编辑工作时, 也曾用“信川”、“黄病蝉”等笔名, 先后为《民报》写了《专一驱满主义》、《哀贫民》、《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释侠》、《哀太平天国》等大量文章, 鼓吹革命。如《民报》第十七期发表的《哀贫民》一文, 黄侃运用从家乡得知的生动事实, 叙述劳苦大众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压迫下, “羹不盐, 爨无薪, 宵无灯火, 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状况, 对贫苦农民寄以无限同情。同时, 他尖锐地指出:“朝廷, 盗薮也;富人, 盗魁也。小盗罪无赦, 大盗莫之诘。盗之彰彰者, 人皆弃之;荫蔽而为盗, 天下无非之者, 欲民之无穷, 何可得耶!”号召劳苦大众群起而攻之, “殪此富人, 复我仇雠。宁以求平等而死, 毋汶汶以生也”。

在当时的民主革命中, 人们多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帜, 反对清政府的种族压迫, 而黄侃能够留心农村实际, 提出农民问题, 同情农民疾苦, 鼓吹农民革命, 的确难能可贵。后来, 他又在《民报》第十八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 历数立宪党人“好名”、“慕势”、“竞利”、“畏死”的卑劣行径。指出, 他们口头上讲立宪, 实际上“无非希冀权位, 醉心利禄而已”。政治上的堕落, 势必给国民道德带来极坏的影响, 造成亡国的后果。文中还论及革命党人不仅在政治路线上要同他们对立, 而且在道德行为上更要同他们泾渭分明。否则, “德不逮而民无援”, 国事将不堪问。这既是对改良派的针砭, 也是对革命派的砥砺, 同时也是黄侃性格、精神和做人标准的自白。

《民报》创刊后, 在各地同盟会员和同情革命的人民群众中受到热烈欢迎, 不仅在群众中广泛普及了革命思想, 宣传了政党纲领, 甚至在清政府为镇压革命而创办的一些新式军事学校和新军部队中, 也有广泛传播。武昌一些倾向革命的新军官兵, 经常到当地的秘密革命机关借阅《民报》。长沙的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排长、当时在兵目学堂学习的陈作新, 人就一段一篇地背诵”, 可见当时《民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 范围之广。

同一时期, 也正是近代史上亚洲各国人民进行第三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浪潮席卷整个亚洲。《民报》作为一份“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机关报, 不仅对亚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予以深切的同情, 更是身先士卒, 吹响了震彻海外的革命号角。

由于历史的原因, 晚清保皇党人从1899年开始, 就在南洋、美洲一带进行宣传活动。1903年以前, 整个南洋、美洲几乎成了保皇党的天下, 在那里出版的中文报纸几乎是清一色的保皇党报纸。为了消除保皇党在海外的影响, 肃清他们的流毒, 革命派报刊同保皇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907年, 田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 由海防至新加坡, 与居正 (湖北广济即今武穴市人) 一起, 主持《中兴日报》, 同保皇党旗下的《南洋总汇报》就“革命”与“君主立宪”得失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战斗从《中兴日报》创刊不久就开始打响, 到1908年9月前后, 发展到高潮。田桐有时甚至登坛同保皇党头目面对面辩论, 用许多具体事实阐明中国非革命无以挽救, 并揭露清廷政治腐败、对外卖国种种等罪行, 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当保皇党头目发言时, 听众愤然喊“打”。在《中兴日报》的强大舆论攻势下, 《南洋总汇报》渐次理屈词穷, 销路大跌, 终为群众所厌弃。这一场论战, 是早期《民报》、《新民丛报》之间的那场大论战的继续。它同样以保皇党人的失败而告终。经过这场论战, 革命力量空前壮大, 同数年前南洋当地侨胞“咸视革命党如蛇蝎”, 革命党人甚至“不敢以真面目向人”的情况, 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 各地华侨踊跃捐款, 仅南洋一带的华侨就支援革命经费达五六百万元之巨, 为革命行动提供了极大的经济支援。

《大江报》与湖北新军

革命派的报纸舆论影响, 最直接地体现在清朝新军中。湖北新军在建立之初是反革命的, 曾对湖北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行过残暴的镇压。然而在辛亥革命中, 湖北新军却是武昌起义的主力, 是“清王朝的掘墓人”。在新军从反革命武装转变为革命武装的过程中, 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及其任总编辑的《商务报》在宣传转化新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詹大悲, 湖北蕲春人, 他认为报纸是宣传革命的有力工具, 是联络同志的手段。他主持的《大江报》, 以新军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 旗帜鲜明, 敢发惊人之语。《大江报》鼓吹革命, 把对新军的秘密宣传和公开的革命鼓动结合起来, 以新军士兵利益的维护者身份出现, 对新军内部的不法和贪污舞弊等现象进行披露。军中的弊端, 一经士兵到报社申诉, 即予详细登载, 痛加抨击。因此“军中官长畏报如虎, 恨报刺骨, 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 志向益坚”。

《大江报》在新军各标营设立分销处, 发展个人订户, 又赠送免费报纸供各营士兵阅览, 以加强士兵在思想组织上的团结;在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特约记者、编辑和通讯员, 报纸副总编辑何海鸣原来就是一位新军下级军官。《大江报》用大量篇幅反映新军士兵的疾苦, 维护他们的利益。士兵们把《大江报》视为自己的喉舌, 有什么事就去找报社、找编辑部反映和商量, 报社经费发生困难时, 士兵们节衣缩食捐款相助。在《大江报》的宣传影响下, 许多士兵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团体。到武昌起义前,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发展到了5000人, 占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 《大江报》的革命动员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詹大悲还担任了《商务报》总编辑, 该报在詹大悲的主持下成为湖北新军群治学社的机关报, 社员向《商务报》投稿, 詹大悲总是优先予以刊载, 并与其建立通讯联系, 他的编辑室里常有士兵出入。当时, 《商务报》被誉为“汉口报界之急先锋”。革命爆发前新军群治社以报馆为秘密联络点, 并储存枪支弹药准备起事。《商务报》同《大江报》一样, 在新军中宣传革命, 维护新军士兵利益, 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 无不尽情暴露。《大江报》、《商务报》在詹大悲的主持下, 积极宣传动员、细心组织教育湖北新军, 使其最终在武昌起义中成为一支冲锋陷阵的革命力量, 也把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工作推向了高潮。

在湖北报人的舆论宣传作用下, 武汉地区的革命气氛更加浓烈。而点燃革命导火索的, 则是新闻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大江报》于1911年7月17日发表了该报副主笔何海鸣写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文章怒斥清政府的假立宪和立宪派的“伏阙上书”, 并指出:“如不亟起革命, 必然招致亡国。”7月26日, 《大江报》又发表黄侃撰写的言辞更为激烈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黄侃, 字季刚, 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 国学大师, 辛亥革命参加者, 革命报人。曾参与《民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 并为多种报刊撰稿, 亦为湖北蕲春县人。1911年7月25日, 身为同盟会成员的黄侃自河南回蕲春, 途经汉口, 《大江报》主笔詹大悲设宴招待这位同乡好友, 并诚邀黄侃为《大江报》写时评, 黄侃挥毫泼墨, 写下了这篇201字的战斗檄文:

“中国情势, 事事皆现死机, 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 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 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 昏沉虚度;软痈一朵, 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 极烈之改革, 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 亡国奴之官衔, 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 既为事理所必无, 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 予人民以深创巨痛, 使至于绝地, 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 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 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亡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 男儿死耳!好自为之, 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已病入膏肓, 非有极大之震动, 极烈之改革, 不能救中国;只有“大乱”即革命, 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文章恰与何海鸣时评相呼应。这篇文章一发表, 犹如在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中装上了导火线。鄂督瑞徵极为震恐, 立即以“淆乱政体, 扰乱治安”的罪名, 派军警查封《大江报》馆, 逮捕詹大悲。第二天, 《大江报》向全国各地发出专电:“敝报昨夕封禁, 拘总理, 乞伸公论。”一时舆论哗然, 纷纷指责鄂督摧残言论的暴行, 汉口各革命团体和报界工会集会抗议, 许多新军士兵来到报馆表示声援。

《大江报》出版的时间虽然只有8个月, 但它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大放光芒。由于《大江报》被查封, 激起了群众的怒火, 整个武汉三镇的革命气氛达到了爆发点。就在该报被封的两个多月后的10月10日晚7时, 驻武昌城内的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 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不难看出, 以《大江报》为代表的革命报刊的新闻传播, 在这次起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中国封建政权清王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那么, 它始溃于武昌新军之手, 则似乎又是偶然;而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偶然”, 正说明新闻传播推动历史进程的“必然”。

武昌起义爆发后, 湖北报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办了几家报纸, 宣传报道革命的消息, 继续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胡石庵创办的《大汉报》。

胡石庵是湖北天门人, 武昌起义后, 他创办的《大汉报》为起义后的第一家革命报纸, 报道革命人民保卫武汉的情况。仅创刊号就印了一万多份, 一周后激增至五万份。各地读者争相购阅, 以至于在清廷控制下的京津地区, 一份《大汉报》竟然卖到“五十金”, 不少地区的报纸纷纷转载《大汉报》的消息, 或翻印成传单秘密散发, 为革命情势的迅速扩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革命危急时刻, 《大汉报》曾在一日之内连发6份号外, 报道军民获胜的消息, 起到了鼓舞士气、稳定民心的作用。《大汉报》的新闻报道对保卫革命成果, 稳定革命形势起了巨大的作用。

其他湖北报人也在革命危难之际纷纷办报抨击袁世凯窃国复辟的卑劣行为, 挽救革命果实。临时政府北迁后, 田桐对袁世凯的窃权极为愤慨, 乃赴北京继续办《国光新闻》报。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 阴谋暗算不断予以抨击和揭露。这些报人不但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进行舆论鼓动, 还积极参与革命的行动, 其中不少人还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詹大悲于辛亥革命前组织革命、宣传革命, 武昌起义后主持汉口军政分府, 功绩卓著。田桐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 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秘书长兼随军参谋。后但任了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党务科主任, 韶关大本营宣传处处长, 直接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辛亥革命是一场震古烁今的革命运动, 它推翻了清廷, 颠覆了帝制, 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在这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革命中, 詹大悲、田桐、胡石庵等报人敢为人之先, 他们创办报纸宣传革命, 鼓吹革命思想, 发表激进文章, 点燃革命烈火, 发动群众, 成为革命舆论先锋。这些报人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 是革命中最坚强的力量, 他们的办报活动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被时代赋予了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并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辛亥革命前后的蕲春籍报人

辛亥革命之爆发在湖北, 与报刊的舆论鼓动分不开;又与当时激进的革命报刊多集中在湖北地区分不开。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北报人中, 蕲春籍人士又最多、影响最大。除上述先后主持或参与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以及《民报》、《中兴日报》、《泗滨日报》、《国光新闻》的田桐;创办《大江报》、接办《汉口商务报》, 以革命的舆论直接引发武昌首义的詹大悲;以一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而吹响辛亥革命舆论号角的黄侃外, 还有多位为新闻史研究者所忽略的人物, 他们是:

蔡汇东, 字达生, 留日学生, 在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田桐等革命志士, 倡言革命, 思想激进。曾参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撰述。1905年8月27日, 《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抨击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 批判清政府的投降行径, 呼吁国人警醒, 救亡图存。此文激起了日本政府的恼怒, 以“有害公安”的罪名没收全部杂志, 禁止《二十世纪之支那》发行。此为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一次重要的舆论活动。蔡汇东于辛亥革命前数月回国, 参加了辛亥革命, 曾出任黄兴战时总司令部法官, 随黄兴参加了保卫阳、夏的战斗。

朱国钦, 1905年曾在香港与保皇党第三号人物徐勤笔战, 当时徐勤主办《商报》, 朱国钦为《中国日报》编辑、撰稿人。朱国钦文笔犀利, 辩锋泼辣, 抨击清廷, 提倡民族革命, 在海外华侨中影响很大。辛亥革命时期, 朱国钦继续任《中国日报》编辑。

洪淑龙, 字九云, 1910年在新加坡应荷属爪哇泗水埠学务总会聘, 任华侨学校校长。后又应田桐之请, 出任《泗滨日报》兼职副主笔。洪淑龙对副主笔之职甚是自负, 曾在报馆门前撰写一联:“大丈夫发愤图强当如是也, 好男儿当家作主岂不快哉。”横批为:“还我祖国”。洪淑龙参与了田桐与保皇党的论战, 并在《泗滨日报》上发表了《驱邪论》、《辟夷论》等文, 其文战斗力之强, 震动了南洋, 洪淑龙也因此与田桐一起, “互相灿耀于东亚、西欧之间”, 成为南洋一带舆论宣传的双子星座。

方觉慧, 字子樵, 民国初年重要报人。1911年10月19日, 辛亥革命湖北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 方觉慧任编辑, 主笔政, 或亲自撰文、或编辑稿件, 传达政府旨意, 鼓吹革命宏业, 在国内外产生过巨大影响。1912年2月15日, 《民心报》创刊, 方觉慧为主笔。该报“以随时进化, 确立民国前提为宗旨”, 拥护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 反对黎元洪把持的湖北政权。1912年4月15日, 《震旦民报》创刊。年底, 方觉慧出任报社副经理兼副主笔。方觉慧出言不殚, 冷嘲热讽, 批判袁世凯、黎元洪, 拥护孙中山、黄兴, 其人及《震旦民报》在当时舆论界均有很大影响。

辛亥革命前后, 蕲春籍人士参与创办或主持经营、任主笔以及参与撰稿的报刊, 据不完全统计, 多达十五种, 计有:《二十世纪之支那》 (后改名《民报》, 田桐、蔡汇东、黄侃) 、《中兴日报》 (田桐) 、《泗滨日报》 (田桐、洪淑龙) 、《国风日报》 (田桐) 、《国光新闻》 (田桐) 、《国粹学报》 (黄侃) 、《大江报》 (詹大悲、黄侃) 、《中国日报》 (朱国钦) 、《汉口商务报》 (詹大悲) 、《大江白话报》 (詹大悲) 、《新汉报》 (詹大悲) 、《中华民国公报》 (方觉慧) 、《民心报》 (方觉慧) 、《震旦民报》 (方觉慧) 等。

蕲春地处鄂东, 距离中心城市武汉仅百余公里, 人杰地灵, 尊师重教, 民风淳朴, 思想高尚。辛亥革命前后一批知识分子求学于武昌, 经商于汉口, 因同乡关系互相影响、凝聚, 以致形成舆论风潮, 从而推动社会变革。这应该是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地处鄂东的武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 我们除了探讨武昌首义中是谁打响了第一枪之类具体问题, 更应该探讨新闻传播对革命的爆发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细心搜罗当时的历史资料, 认识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 思考其中蕴涵的传播学命题, 方不负先烈的流血牺牲, 也期待史论之新发现。

新闻阅读的革命 篇7

1 应用于新闻业的VR技术

1.1 VR技术

VR(虚拟现实)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利用计算机和一些特殊的输入/输出设备来营造一个“看起来像真的、听起来像真的、摸起来像真的、嗅起来像真的、尝起来像真的多感官三维虚幻世界”。其核心特征可以归纳为“3I”,即沉浸(Immersion)、交互(Interaction)和想象(Imagination)。VR可以为用户同时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直观而又自然的实时感知。VR技术自发明已经历数十年发展,该技术最初应用于电视游戏,能够给予玩家更多身临其境的体验。目前主要应用于医学、游戏娱乐、军事航天、室内设计等领域。

1.2 新闻业中的VR技术

目前,VR技术也被应用到了新闻业中,将VR技术应用于新闻业,便产生了VR新闻。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连线”报道,美国广播公司(ABC)创新推出了一则能够让读者“沉浸”在其中的有关叙利亚的虚拟现实新闻报道,这是电视台首次在新闻报道中采用虚拟现实技术,之后VR技术被更多地引入新闻界中。无论是国外的美联社、《纽约时报》《经济学人》,还是国内的新华社、《中国青年报》、财新传媒等都以不同形式较早对VR进行了探索。

2 VR新闻与舆论生态

VR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对于新闻业更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VR新闻传播模式的日趋人性化,会更加符合人类的信息获取习惯,从而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保罗·莱文森提出了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他认为人类技术开发的历史说明,技术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复制人体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VR技术在媒介中的应用也是如此,使传播越来越像人“自然”加工信息的方式,也就是像媒介出现之前人加工信息的方式。VR新闻通过为用户同时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直观而又自然的实时感知交互,模仿了人类在媒介出现前获取信息的方式,因此其所传递的信息更易于被受众所接受和理解。

舆论是公众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对与自身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意见和态度的总和,具有相对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和态势进而产生影响。媒介不但为社会舆论提供了话题和内容资料,并对公众舆论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应用于媒体中的技术对于舆论生态的平衡和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中对舆论生态的解释为,各种舆论形成的人际环境和促进舆论有序发展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舆论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如同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样,只有当社会信息流动量、流动方向以及流动比重趋于合理时,社会舆论才能保持平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和公民记者的兴起,公众意见的表达有了更多的平台,普通民众的话语权也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因此,公众想要发出与公共事务有关的声音并不困难,重点在于其想不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发出怎样的声音,而这对于舆论的生态平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VR新闻促进社会舆论平衡

VR新闻凭借其对新闻现场再现的“沉浸式”体验等特征,能够将受众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严肃性公共事务之中,并乐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到社会舆论中来,此外,VR新闻还为更加理性平衡的舆论产生及传播提供了条件。

3.1 受众“感同身受”更乐于对严肃事件发表意见

3.1.1“沉浸式”体验引发受众关注及讨论

尼尔·波兹曼认为,印刷文字强调的是逻辑、序列、历史、解释、客观性、淡然与纪律,电视关注的是图像、叙事、时效、同时性、亲近性、及时的满足和快速的情感响应。这说明视频画面相较于文字在引发受众情感共鸣方面更加具有优势。如“8·12”天津港爆炸事件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和讨论,不仅仅是因为事件的严重性和重大危害性,更是由于电视和网络上爆炸现场惨烈震撼的画面,以及事件发生时附近居民用手机记录下的视频图片等带来的震撼。美国电视新闻对于越南战争的报道也是如此。通过电视画面,美国民众了解到了与之前从报纸上获知的完全不同的信息,受伤的士兵和平民、尖叫的小孩、恐慌的难民形象都使得美国人对于越南战争有了新的思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战争的结束。

虽然视频画面相较于文字报道能够更加直观地将现实场景呈现在受众面前,但受到技术的限制只能简单地展示事件,人们只能看到镜头或者麦克风对准的一面,忽略其他角度和方向上的事情。因此,当受众看到关于世界各地发生的地震、海啸、战争等灾难的新闻时,难以真正受到由内而外的触动,简单的画面呈现难以引起共鸣。但是,将VR技术应用于这些类型的报道中,能够让观众像是亲眼目睹整个事件的经过一样对这些灾难感同身受,让读者能够“沉浸”其中,引发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发表更多对于事件的看法和观点,参与到舆论中来,从而促进舆论生态的平衡。

3.1.2“媒介”朋友的营造引发情感共鸣

唐纳德·霍顿和R·理查德·沃尔指出,新媒介引发了新型关系,他们将这种关系称为“副社会交往”。虽然人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有媒介作为中介的,但是它在心理上类似于面对面交往。媒介产生的“副社会交往”改变了受众的认知模式和交往模式,产生了媒介“朋友”。

提供二维画面的电视能够对受众有如此的影响,能够提供三维场景的VR新闻技术通过对虚拟环境的再现,使得人们能够足不出户就体验到过去面对面交流才能体验到的亲密交往,使得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并且经常性地接触到其他地区、国家和文化的人,产生类似于“朋友”之类的情感,那么对于发生在“朋友”身上的灾难和事件,更容易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和关注,人性中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也更容易被唤醒,受众更易于参与到与“朋友”相关的事件议题中,进行思考和发表观点,从而促进舆论生态的平衡。

3.1.3 增加对严肃话题的关注

“碎片化”是对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形象描述,也是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差异化诉求的表现,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由于自身优势为受众提供无所不包的海量信息。新闻碎片化的传播分散了个体对公共事务、公众利益及严肃事件的关注,而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娱乐化、煽情化的新闻中,使得受众常常迷失在信息洪流之中,甚至失去了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也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

而由于VR技术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它更适用于对自然灾害、战争灾难现场、群体性事件等重大严肃性事件进行呈现,这有利于传媒更好地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对公众注意力较少关注的严肃性事件以新的更加吸引人眼球的方式加以呈现,把受众的注意力拉回到公共事务及利益上来,从而对碎片化的传播进行矫正和补充。

更多的公众关注严肃的社会公共事件,并积极思考,乐于发表其看法与意见,势必会有利于舆论生态的平衡。

3.2 更加真实的呈现为受众理性判断提供空间

李普曼曾指出媒介传播所固有的局限性在于,传播过程中,话语的“意义”不免会受到损害。世界太大,受众面对的情况复杂,但得到的信息却很少,因此,舆论的绝大部分就必定会产生于想象。VR技术应用于新闻报道和生产,通过对媒体传播信息模式的改变,为受众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资源,也将有利于其做出更加理性的判断,从而促进舆论生态的平衡。

虽然真实性一直是新闻业追求的目标,但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新闻报道难以达到对事实完全真实地呈现。社会学家埃尔文·戈夫曼提出的“拟剧论”认为,社会行为就是社会表演,社会成员在社会舞台上扮演多种角色,使自己的形象服务于欲达目的。每个人所处的场景地点都分为“前区”和“后区”两种,在“前区”人们更加善于伪装自己,通常按照别人的期许和预期进行社会角色扮演,而在“后区”则能够比较放松地进行自我表达和展示。

约书亚·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借用了这一理论,并认为,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通过对事物形象、表情、动作等表象的传播具有“后区”偏向,而以报纸为代表的印刷媒介由于通过语言符号和抽象内容的传播呈现出更多的“前区”偏向,更加具有可控性和欺骗性。电子媒介比印刷媒介更多地将个人私下领地投进了公共场所。

这也意味着,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由于更多地对“后区”进行展示,其相较于印刷媒介而言,对新闻真实性的呈现有了更多的可能。然而眼见也不一定为实,以电视为例,受到镜头画面的局限,受众难以对事件现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并受到记者和编辑选择的控制,被牵着鼻子走,跟随记者的视角关注那些经过筛选的事物和场景。新闻从业者对于信息的控制使得新闻真实难以保证。

相较于电视,VR技术应用于新闻业使得传播更接近于原始形态,读受众能够直视新闻故事中的人物,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并跟随他们的脚步探索新闻故事发生的模拟的地理环境,或者通过改变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方向,主动获取各种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不仅是在阅读新闻报道,同时也是在对信息进行主动选择。在360度全方位的展示中,“后区”范围大大缩减,现场场景被完全暴露于受众眼前,并且人们能够根据兴趣进行主动的自我探索,这就使得控制和造假更加困难,也为新闻真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对于新闻事件更加全面的展现和更加丰富的新闻素材提供,使得受众对于事件的判断更加趋于理性和平衡,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环境。

3.3 更多信息的提供减少了受众群体间的隔膜与误解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期,贫富分化不断拉大。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称之为“断裂社会”。无论是在社会等级、分层结构,还是城乡之间都产生了断裂,而这些断裂和不稳定将会直接影响舆论生态的平衡和稳定。

舆论意见的不一致来源于利益、阶级和群体立场不同。约书亚·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认为,群体身份是基于“共享但特殊”的信息系统。电子媒介会弱化阶级和群体的划分,如电视能够消除其他群体的陌生感和“另类感”,将许多原来不同形式场景的融合,从而对群体身份产生同化影响。并且,大量且全面的信息资源的增加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接触其他群体及共享信息资源,因此很难对群体再按照传统的年龄、性别、宗教、阶层和教育分类。

以法官的形象为例,在印刷类媒体的描述中,他们通常是权威和公正的代表,不苟言笑、面无表情,使人感到距离感与威严;但当他们出现在电视画面中,尤其是对庭审现场的直播中时,这种形象就发生了改变。几个小时的电视画面中,法官无法一直保持正襟危坐的状态,打哈欠、走神,甚至挖鼻孔的动作都被呈现在受众面前;在VR新闻对于法官庭审现场的呈现中,观众不仅可以自由选择对法官任意角度的观察和小细节的关注,还能够主动地转换视角,通过观看庭审现场其他人的表情态度来对法官形象进行了解和判断。于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不同群体间的距离感开始消失,通过更多“后区”的展示,对于其他群体的陌生和隔阂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

通过对虚拟场景再现的体验,以及对“后区”更加深入的观察和了解,能够为其他群体构建出更加形象立体、有血有肉的形象,从而改变受众由于了解较少而产生的固有成见和偏激狭隘的观点看法,有助于减少彼此的隔膜和误解,使得受众对于其他群体的舆论更加趋于理性,有利于舆论生态的平衡。

VR技术应用于新闻业之中,不但对于新闻的生产模式产生了影响,并通过改变受众的信息接收模式和认知模式,进而影响了舆论的产生和舆论生态的平衡。VR新闻通过增加受众对严肃公共事件的关注,提高其表达意见、参与社会舆论的兴趣和热情,并通过对更多新闻素材的了解和分析发出更加理性的声音,更加有助于舆论生态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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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罗·莱文森.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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