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治

公共政治（共12篇）

公共政治 篇1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我国公共预算的研究都是由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们所“把持”的。但在国外, 公共预算作为“政治与经济领域中极为复杂的一个分支”, 一直是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热门领域。随着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我国民主政治大力发展、以及公共预算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从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角度来研究公共预算逐渐成为我国公共财政学领域的热门研究视角。

1 文献述评

公共预算就是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来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阿隆·瓦尔达沃夫斯基认为, 预算就是政治, 因为它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如何进行组织协调以决定政府和私人活动的相对主导地位以及谁获利、谁损失、谁受益、谁支付。“预算的规模和形式是政治生活中争论相当激烈的问题。总统、行政管理者、国会议员、利益集团以及与利益相关的公民都争相对预算施加影响。总之, 预算——即企图通过政治过程配置稀缺的金融资源, 以实现各种美好生活——是政治过程的中心。”

戴维·H·罗森布鲁姆认为, “公共预算的政治途径强调几点顾虑:代表性、建立共识和联盟、分配资金时的权力位责。”此途径强调政治多元, 公共预算应使各方利益得到有效表达。

盖伊·彼得斯在其著作《官僚政治》中指出, “预算过程是政治过程中对公共行政影响最大的部分……部门获得预算就可以向其他部门显示自己的政治势力及重要性……预算过程成为机构之间竞争的重要场所”。

以上学者均从政治层面对公共预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而且颇有建树, 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我国, 真正从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角度来研究公共预算的时间并不长。从论文和著作来看, 中山大学的马骏和王乐夫教授等研究成果相对较丰富。马骏教授对西方的渐进预算理论和公共选择预算理论等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并认为未来的公共预算理论应该能在综合各种预算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他也指出, 由于中国公共预算的过程不对社会开放, 仍然是一个“黑箱”, 因而, 要建构政治学层面的中国本土的公共预算理论实属不易。

从1999年开始, 我国施行了以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为核心的财政改革。但总的来看, 此次改革的成效并不显著, 财政支出供给范围过大、部门预算在编制方法和配套措施上不完善等问题仍然严重。通过以上公共预算政治释义的简要梳理, 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观念启发, 以推动我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成功进程。

2 对我国公共预算改革的几点启发之义

2.1 公共预算中各方利益的平衡

中国的预算之争虽然在表面上不如美国来得激烈, 但在预算这个最大的公共平台上, 各个预算支出机构依然是使出浑身解数竞争有限的预算资源, 预算控制者则费尽心机予以控制与平衡。尽管预算规模在日益扩大, 但政府似乎依旧很难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所有的支出需求。“为钱进行博弈”这场冲突一直在政治和预算的舞台上同时展开。由于冲突的范围已经扩大, 也由于预算在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 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我国财政很难实现横向上的转移支付也与此原因有关。

在各预算支出机构内部, 逐渐成熟的行业协会、地区联盟、垄断组织等特殊利益集团开始提出一些政治经济利益“均沾”的要求来影响公共预算, 以期在公共预算资金的分配中占据优势。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政府控制公共预算的难度。中国近两年所采取的开征石油特别收益金、将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集中入库等作为, 实际上都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有所触碰, 只是政府作为预算控制方占据了上风而已。

如何才能使各怀目的的公共预算参与者们“和平共处”, 有效实现各自的诉求呢?这要求政府在公共预算系统中建立协调机制, 并通过理性平和的“裁决”方式解决冲突。总括起来, 有两种值得考虑的方法。一是建立制衡性的制度安排, 以清楚地界定预算管理部门和资金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和关系。二是扩大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预算过程的范围。通过广泛的参与, 可以让各方主体在充分地了解和沟通状态下知晓他方的偏好, 进而让预算编制过程真正成为“对不同生活方式提出反对意见和妥协的过程”。

2.2 有效控制行政管理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呈逐年增加之势, 特别是近10年来, 其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快。在财政各类支出中, 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增长幅度最大, 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4.7%增加到2004年的19.4%。我们并不否认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与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有关, 但行政官员争取预算最大化的心理和行为确也是产生上述结果的罪魁祸首之一。

参与预算的各个行政部门, 为了使自己能够控制的社会资源最大化, 总是力争获得更多的预算。尤其对各部门的行政领导来说, 尽管预算资金的增加不会直接使其收入增多, 但很可能带来一些隐形的收入, 如:“政治势力的凸显”、可支配的下属人员更多、行政权力越大、行政地位和社会名望越高等。再者, 如文章前面所提到的瓦尔达沃夫斯基的渐进预算理论所说, “支出机构的预算请求都是建立在上一年预算的基础之上, 并给予边际上的增加和减少更多的关注”。换言之, 一项预算一旦通过, 就等于立下了先例, 进而可以大大地增加今后这个项目再次获得拨款的可能性。在中国, 利用各种项目为自己部门争取更多的预算已经成了许多官员的默认行事规则。

有鉴于此, 我国的部门预算改革需要逐渐打破以前那种自下而上的体制, 转而向自上而下型体制演变。亦即是说, 要转变过去那种由下级层层上报所需预算款额的方式, 改为由中央首先从总体上控制支出总额, 然后根据事权的大小逐级拨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这种预算改革的要求。因为部门的减少会使部门间互相争抢预算资金的频次降低, 行政成本也就相应降低。

2.3 伴随公共预算过程的民主问题

公共预算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存在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促进公共预算的完善, 而公共预算不仅为民主建设提供财力保障, 而且公共预算的民主化本身就是在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一方面, 政治民主首先讲的是赋予和保障人民享有的各种政治权利, 包括选择权、罢免权、结社权等等。这些权利固然十分重要, 但对于中国这样人民生活水准相对偏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讲, 政治民主进程可以以公共预算改革为切入点。毕竟, 经由公共预算改革来确保全体公民都获得基础教育、基本卫生保健和社会福利等基本的公共服务, 要比选择权、罢免权、结社权等来得实在得多。另一方面, 近些年来, 我国的民主政治有了较大的发展, 公众参政议政的能力逐步提高, 对公共预算也越来越关注。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代表们在经济上获得成功以后, 必然通过其政治身份使其民主诉求在国家权力机关财政权的分享中得以表达, 民主理财、依法理财意识增强, 要求审议、监督公共财政预算。

然而, 需要强调的是, 尽管预算民主是中国向税收国家过渡的进程中所必需考虑的问题, 而且它确实也会给国家带来一些非常重要的政治和财政收益, 但是, 中国预算民主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 需要克服多重困难。因此, 我们要做好先期准备工作。例如, 加强制度创新, 尤其是人大预算监督方面的制度创新, 适当加大人大的预算监督权力;确保将预算民主纳入政治改革的议程。

2.4 作为远期改革目标的新绩效预算

新绩效预算因应“公共预算改革和公共部门改革同步进行”的要求, 为我国公共预算改革取得成功带来希望。与传统的绩效预算相比, 新绩效预算更加强调预算支出的最终结果, 而前者往往只强调预算支出的直接产出。新绩效预算力图提高公共支出的“货币价值”, 即通过重新构造公共预算和财政管理体制使得纳税人缴纳给政府的税收在使用后能够创造出最大的货币价值。同时, 新绩效预算强调政治家在确定支出目标和财政总额时发挥着主导作用, 并且强调全面地重构预算过程。由此, 在新绩效预算体制中, 一个部门或者项目能否得到预算拨款、能够得到多少预算拨款, 关键取决于它是否有合理的而且是可以被测量的结果。

遗憾的是, 从我国现在的预算改革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来看, 我国并不完全具备实行新绩效预算的条件。首先, 绩效测量体系不完善。由于公共部门的结果或者目标是多样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比较抽象的, 因此, 新绩效预算的实施依赖于科学合理、运行成本较低的绩效测量体系, 将抽象的政府部门希望实现的结果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绩效指标。中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相对已经比较成熟和稳定的绩效测量方式, 通过这道技术性难关。其次, 我国缺乏支持结果导向型绩效的氛围与机制。新绩效预算的落脚点是对结果负责, 而对于政府部门在支出一定数量的资金之后是否实现了承诺的结果, 只有公民最有发言权。但我国公共预算的倾封闭状态使公民不可能提出有意义的发言。因此, 加大公共预算的公开力度是实行新绩效预算的当务之急。

总而言之, 我国实行新绩效预算的条件并不成熟, 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远期目标, 并为之而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可以在实行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的过程中, 逐步为以后实施新绩效预算创造条件, 逐步清除阻碍新绩效预算实施的体制性因素。

3 结论

通过上文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思考我国公共预算的理论和实践, 可以为我国公共预算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一些解决思路。马骏教授在其文章《中国公共预算研究:现状与未来》中指出, “公共预算主要有四大基本问题:总额控制、资源配置效率、管理效率和公共责任” (图1) 。从图示看来, 政治层面的“公共责任”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综上所述, 中国的公共预算改革想要取得成功, 必须勇于面对预算过程中的政治因素, 处理好上述四大基本问题。只有加强政治学界、公共行政学界与财政学界的沟通和交流, 我国的公共预算改革才能真正步入规范化和合理化的轨道。

参考文献

[1][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 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章伟.预算、权力与民主:美国预算史中的权力结构变迁[D].上海:复旦大学, 2005.

[3][美]阿伦·威尔达夫斯基, 内奥米·凯顿.预算过程中的新政治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4][美]爱伦·鲁宾.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 借贷与平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5][美]B·盖伊·彼得斯.官僚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6][美]阿伦·威尔达夫斯基, 内奥米·凯顿.预算过程中的新政治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7]Aaron Wildavsky.The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M].Boston:MA:Little, Brown and Co, 1964.

公共政治 篇2

§20从私人的新闻写作到大众传媒的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性功能的宣传（广告）

1.什么是公共领域？什么是私人领域？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哈贝马斯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公共领域的学者，但在1962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公共领域第一次被概念化。公共领域理论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理论。在哈氏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它的完整概念应该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意义。它是指在欧洲中世纪“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具有批判力量的私人所构成的针对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批判的领域。哈氏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做了微观的描述。他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前提是“市民社会”的形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

私人领域：私人领域不是与公共领域相对的领域，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公共领域受社会势力的影响，享有左右私人领域的权力。

私人领域中有个概念叫私人公众，他们因为私人利益而参与到批判公共权力中。而私人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参与批判就可视为是在公共领域进行的。

2.报刊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是什么？

第一阶段：报刊属于私人通信系统，小型手抄行业，出版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做生意，原则是利润最大化，活动局限于新闻交流和新闻监督。只售经济因素的影响。没有编辑，只有发行人。

第二阶段：个人新闻写作。报刊业有了商业基础，但报刊业本身没有商业化。出现：说教工具，学术、道德、政治批判与说教。主办人：文人、学者。经济上是以“破产”为代价的，没考虑经济因素，因此，在英国被称为是“有钱贵族的癖好”。发展：商业性的报纸出现发展起来。经历作者、编辑、发行人、印刷商集一身专门后，文人主办报刊的相互竞争使编辑职位产生。报纸的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器。不是简单的载体。编辑有选择性的编辑信息，传播信念。首要关注公众的批判能力，经济利益时第二位的。

第三个阶段：商业报刊业出现，广告产生，广告版面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报刊回归私人商业性质。但不同于小作坊的手抄业，发展成发达资本主义企业。股份公司。

3.为什么说编辑成了“零”雇员？

“零”雇员实际上是指编辑的评论自主权受到限制，甚至是被剥夺了。

报刊商业化，成长为资本主义企业后，受外部利益集团的影响，编辑部越来越受广告部的影响，甚至是被操控，虽然报刊业19世纪后半期还是私人公众的机制，但已经逐渐变成了特权私人的机制。从这个角度出发看，编辑受制于报刊的出版商。而政党报刊的编辑，受政治组织的控制，议会或者政党派别。等于听命于监督委员会。这两种情况都是没有自主权的受控制的“零”雇员。

4.广告充斥公共领域的原因？

报刊经历文人学者主办用于传播信念的时期，由于相互竞争走向商业化。发行人开始考虑回报的问题。广告则是最有市场的商品。广告主成为报刊的衣食父母。这是经济因素影响的结果。

广告充斥公共领域的另一个原因是特权私人的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领域。特权私人借由经济控制达到舆论控制的目的。

受卖方限制，寻求科学化的销售，产量不能无限制的随意改变。直接的价格竞争让位给广告----赢得客户市场的间接竞争。

5.舆论管理的方法有哪些？

制造新闻或者利用有关事件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改变舆论。

公关部门给“发布中心”提供成套的信息和指南“文献”。将新闻报道与广告融合在一起，赋予宣传对象公共利益物品的权威性，让私人公众自由“取得共识”。

§21 公共性原则的功能转换

1.公共性原则的功能转换指什么？

公共性原则的功能原指公众权利之外的公众私人参与的新闻活动以争取批判权利，20世纪20年代以后，政治性功能发生转换，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政党和各种组织开始参与新闻活动。

2.公众与政党、议会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自由追时代：超越绅士集团而与当地选民结合成松散的“议会党团”，适应了在不同公众群体之间的不依靠权利维持的沟通活动。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党派自身把自己看做是“舆论结构”。议会的基础是广大群众的政治舆论，有人宣称，“政党精神”和纯粹的利益是相悖的，可以对它作出客观的判断。但但也有人放弃政党代表舆论的观点：“社会阶级的利益与政党学说之间相互结合，比政党自身所承认的还要紧密”。世纪末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政党和公众利益之间非中立的关系。甚至要求建立自由主义阵营的阶级政党，以客观的判断。

公众与政党、议会的关系由对立走向协商，公众的舆论是在私人利益基础上产生的，针对公共权力。政党、议会制造出普遍利益，公众舆论自觉地与政党、议会宣传的意识达成一致。政党、议会将公众舆论框定了。

3.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体现在哪些方面？

松散的选民组织让位给真正的政党---有超地区的组织、官僚机制、整合的意识形态、对选民进行政治动员。

职业的政治家机制颠覆了地方委员会的功能。实行中央统一领导。政党运用“宣传”的方式“整合”市民，“宣传”带有启蒙、教育、控制、广告的面孔。

4.为什么说垄断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重新封建化”？

19世纪的最后20多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氏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哈氏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特征在于，国家和社会的大型组织“苦心经营，大肆宣扬着自身的立场”。个人权威的神圣的光环和灵光又出现了。公共关系关心的不是公众舆论，而是对声望的舆论。公共领域是宫廷，可瞻仰其声望，但不能提出批判。

5.在重新封建化的公共领域下，如何保护批判的公共性？ 今天的公共性是待“制造”的，虽有着“迎合”造成的广告效果，但也能对政治施加压力。因为“迎合”力可能转化为公民的投票抉择。要保护批判的公共性，就要真正的兑现公民的表决权。

§22 人为的公共领域与非公众舆论：民众的选举活动

1.为什么说议会选举只是一种公共领域的虚构？

政治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批判公共权力的固定领域已经彻底瓦解了，政党的宣传任务定期的被制造成某种类似公共性的东西。公共领域受制度保障，竞选变得毫无意义。议会期待的则是具有批判意识到的私人公众在公共讨论中承担起积极的角色，发现合理的形式并引起普遍关注的正当而公正的政治行为的约束标准。

2.如何理解“政治消费者/新冷漠者”？

政党核心选民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积极”的公民，他们是政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或者是无组织但熟悉情况关涉很深的选民，通常是有影响的舆论领袖。他们往往是富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更关心政治、更熟悉情况、更活跃、处于核心阶层。他们的舆论往往通过“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讨论成为“公共舆论”。

一个群体是在政党之间摇摆不定的选民，他们人数众多、不太关心政治、不太了解情况、对政治比较冷漠。他们常常对选举置若罔闻，毫不关心。他们通常受选举组织者通过展示或操纵所制造出来的公共性左右。政党都积极争取“没有明确意向”的后备军，通过迎合他们中特别流行的非政治的消费态度。依赖大众媒介像大众传播竞选广告，政治广告的消费者可能因为赏金或受到广告施加的消费压力而产生政治合唱。这些消费者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无关直接的政治私利，所以成为了类似同龄人之间交流消费是好。

3.为什么说直接讨论这种“通常方式”已失去意义？

报刊和广播大众媒介在人为的公共领域里只是为了发布广告，政党向少数核心选民提出呼吁。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公众失去了批判的载体和工具。

政党聚会也失去了舆论形成工具的功能。只有当“无定向意识”的后备军参与会议时，才会比广告的用处大些。

4.怎么理解“一切为了人民，但一切都没有经过人民”？利益集团是如何操纵公共性的？

政党对选民动机了解越清楚，“政府”就越受人民的“操控”---充分了解选民的动机，利用其动机，就有必要承担起满足选民实际需要的义务，以这种方式来为“公共性”提供动因，定期制造出“公众舆论”。政府方面为达到这种目的刻意迎合大众的行为可以视为“一切为了人民”。

但是根据广告心理学的目的而准备的提议，不论客观上多么恰当，但都不是经过大众的主体意识和意志传递出来的，因此“一切都没有经过人民”，是政府通过广告制造出来的。

利益集团操控公共性主要是充分了解和利用大众的动机需求，尽可能的满足，为公共性的形成提供动因。1957年德国议会选举采取的措施具有典型性：

一公众的担忧或需求：对选举人年龄的担忧。

举措：对领袖像重新设计，在“班子”中间展示领袖风范。

二大众对恐惧感和安全的渴望。

举措：把竞争对手与布尔什维克威胁联系起来；

宣传政党是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唯一保障。

三民众担心物价上涨，可能导致影响不理选票的后果。

举措：政府与实业界达成拖延协议，物价上涨在大选之后。

四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宣传福利社会和国家。

§23 自由主义法治国家向社会福利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公共领域

1.怎么理解自由主义法治国家向社会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未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表现出连续性？

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找那个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改造，因为它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

2.自由主义基本权利和社会主义基本权利指什么？是什么关系？ 自由主义基本权利：拒绝国家干预或者侵犯基本上应当属于按照一般法律交换原则行事的私人领域。

社会主义基本权利：确保私人领域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免遭公共权力的直接干预；从机构上对财产和家庭加以保护。

从社会功能上讲，二者是共处在一起的。

3.为什么说政治基本权利的保障已不够，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还需要一种结构保障？这种结构保障指什么？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不能再被看做是作为私人的个人的传统的意见表达的一个部分，因为私人都要依靠国家机构的保障，才能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公共领域；

集会和结社自由性质也改变了。政党和公共组织控制着有影响和政治意义的集会和结社的形成。

结构保障是指通过使组织承担起义务，完成建设使命和内在秩序的建设，有效的保障公众参与政治公共领域。相对应的是对公共特权的保障。

4.怎么理解“私人自律只有作为一种派生的自律才有可能存在”？

社会福利国家立足根据规定标准通过民主程序把一切与国家相关的组织利益统一起来。

5.怎么理解社会福利国家还是税收国家，还没有变成国家社会？税收国家怎样才会变为国家社会？

和自由主义国家啊一样，社会福利国家限制从宪法所保护的私有财产中收取税收。

当一切具有政治影响的社会力量都处于民主力量的控制之下，税收国家就彻底的转变成国家社会。

6.怎么理解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什么是国家社会化？什么是社会国家化？它对公共领域产生了什么影响？

政治机构承担了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某些功能，社会力量也具有了政治功能。在政治公共领域中，社会组织事理和国家达成政治妥协。

阻碍了削弱公共性原则的现实趋势：公共性的要求被国家机构推广到了所有与国家有关的组织当中。有组织的私人公众取代了单个私人公众。无组织的私人公众通过政党和组织内部的公共性渠道，依靠各种组织与国家交往所发挥公共性，真正参与到公共交往的过程中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政治妥协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合法化。

7.社会福利国家中的政治公共领域表现为哪两大趋势？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没落形式，它允许组织凌驾于被剥夺了权力的公众头上，发挥展示或操纵的公共性。

社会福利国家和自由主义法治国家之间保持连续性，就会遵守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要求，因此，被各种组织剥夺了权利的公众应该通过这些组织推动公共交往的批判过程。

8.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两个前提是什么？

官僚决策的最小化：实质就是减少公共权力对私人公众，尤其是无组织的单个私人形成的公众的干涉。

公共性的政治伦理理解 篇3

可真实的情形却是,我们的确亲身感受现代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不仅是在形形色色的民主选举活动中,或是在法庭内外,而且在形形色色的名人隐私曝光事件中,或是在诸如孩子们的幼儿园里、城市乃至乡村川流不息的人流里。如果我们接受费孝通先生关于“公共领域”即“陌生人领域”的公共性解释的话,就不难理解现代人的这些公共性生活经验。可是,在这些迅速变幻着的现代公共性镜像中,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究竟可以“公共”或实际“公共”了什么?更确切点说,一方面,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经验并分享着现代人的“公共性”理解。如果我们认可现代人的一般“公共性”概念,将之大致界定为公开、透明、分享,或者还能接受阿伦特所强调的“复数”或“多样性”、“共同性”(commonness)的“公共性”特征描述,那么,诸如联合国辩论议事、规模和仪式越来越盛大的各种国际体育竞赛、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以及上至国际和国内社会民主制度(无论是组织的、选举的还是协商的民主制度)的不断推进、下至各种救灾减灾机制和公共健康体制的形成和演进等等,当然堪称现代社会之“公共性”的典型经验,更不用说现代人放言高论且正在经受的所谓“全球化”经验了。所有这一切都公开地摆在我们面前,仿佛一览无余,而且真的是“我们”(而非只是“我们”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正在“共同面对”、“共同分享”、“共同分担”这一切!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要问:联合国的议事有多少达成了公共一致?又是如何达成公共一致的?其公共性程度究竟若何?即便是像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纯粹的体育竞技比赛又能有多少公共的经验分享?巴黎市长和萨科齐总统对于二○○八年北京奥运会的经验与北京人、中国人、非洲人的经验有多大的“公共性”?在最近发生的希腊火灾中,欧共体的救灾机制发挥了多大的公共作用?我们确实正在共同经受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痛苦,可我们真的公正地分享了全球化带来的福利和喜悦了么?非洲人是如何体验经济全球化的?为什么全球化的光临非但没有减少民族国家的分解和国际冲突,反而使得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民族国家急剧增加而非减少呢?一次又一次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事件究竟说明了什么?更值得我们多费思量的问题是:同样是面对民族冲突事件,为什么西方国家(从多数政治家到多数学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将他们自己国家的民族问题看成是文化问题,采取“去政治化”的立场,而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问题却采取政治化立场,将之强行而又简单地置于“民主”、“人权”、“民族正义”的概念框架内来大加讨伐呢?

看来,关于“公共性”的理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首先当然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更为复杂的,它还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甚至根本上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如是观,尼采、阿伦特和施特劳斯等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家也作如是观。不过,即使在他们之间,公共性的政治理解或者对政治之公共性的理解却又如此迥异,仿佛在哲学家们之间也鲜有“公共性”!由此可见,即令在哲学观念这个最为抽象——注意:理论抽象常常被视之为人类致达所谓“普遍”、“家族类似”和“公共分享”的最后通道——的王国,“公共性”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要害在于:作为事实陈述的政治的“公共性”实际远不等于作为价值评价的“公共性”的政治,因为人们对于政治的“公共性”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即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只有这样看,才能理解西方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对于发生在本国和他国非常类似的民族问题,会采取“去政治化”和“强政治化”这样两种明显相反的立场。

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说,对于现代人来说,政治的公共性尚且勉强可解,可对于公共性的政治性却显得难以理解,甚至是故意淡忘。不幸的是,这一判断或许更切合当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主流社会的普遍心态!

在“现代性”深入人心,以至于“现代心态”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常规心态或习惯心向的现代社会里,商业、市场、科技和行动的价值效应远远超过和掩盖了人们对公共社会和公共事务的政治关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出现的“投票疲劳症”和以此为基本症候的政治冷漠(罗尔斯将之形象地刻画为“袖手旁观”:“stand-off”)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再深入考察一下政治商业化(比如,金钱对选票和选民的左右、国际贸易中的经济利益交易等等)的普遍现象,就知道“选举筹款的多少决定选举的胜算多大”、“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一类的说辞是多么近似于现代政治的真理表达!孔夫子和古希腊哲贤注重的政治游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一种不可承受之重,以至于西方已有学者不禁感叹“政治(学)的终结!”

中国人对于政治一直有着特殊的兴趣,甚至有过相当过度的激情。十年“文革”期间,文化都被当成了政治,可以说创造了文化政治化的极端范例。教训当然深刻而又沉重!可“后文革”时代,经济成为中心,市场经济的洪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经济或者说市场已然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我们当成了政治,甚至是最大的政治,而真正的政治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转换成了经济或者偶尔被当成了文化。如果说,把经济当成政治还具有某种特殊情景下的政治策略的合理性,那么,将政治转换为经济就不仅很难得到正当合理性的辩护,而且还极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后果。譬如说,让权力与金钱联姻并发生交易;让“金钱万能”不断浸润民众的思想意识,以至于最终成为多数人的日常行动指南;如此等等。就这样,我们对于政治的记忆在一天天淡化,而我们肩上的政治负担实际上却在一天天加重。

坦率地说,我们的确需要有政治和政治哲学,甚至需要阿伦特思想中的那种具有内在善恶特性的政治伦理。同大多数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阿伦特所讲的政治不属于“现代性”的政治范畴,毋宁说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古希腊哲学家们的古典的哲学化的政治,更近似施特劳斯(或许还有施密特、奥克肖特、昆汀·斯金纳等人)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信奉的政治和政治哲学,在约翰·罗尔斯的两部代表作即《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有过典型的表达:基于经济权益的公平正义分配被提升为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正义分配问题,因而也是且根本上只是社会基本结构——即社会基本制度体系——的制度安排问题;进而,如果说这样的政治理解仍然给各种不可公共化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留下了太多余地的话,那么,《政治自由主义》告诉我们,通过寻求一种基于“重叠共识”的“公共理性”,来重建政治的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基本使命便被限制为寻求超越文化多元和政治差异的普遍政治原则——政治之“合法性”、“正当性”、“公共理性”的原则——和基于这些公共(普遍)政治原则的基本制度建构,仿佛惟其如此,方可确保国家政治获得足够自律的公共性,当然也就不难确保公共性的政治正当和政治合法了。

然而,这不是政治公共性或者公共性政治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也不是阿伦特乃至所有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家所理解的政治,亦不是她所理解的政治的公共性!更不是斯特劳斯等更趋于保守的政治哲学家们所理解的政治和政治的公共性!阿伦特所讲的政治,是一种具有公共——即人格“复数”、行动多样(差异)并具有某种共同价值——意义的权力行动。权力只属于公共生活领域,因此,人们将政治腐败界定为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或私人资本化,这一点似乎是所有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家们所公认的。阿伦特的贡献在于,她一方面指出了公共权力行动的多样性和共同价值;另一方面又郑重地告诉我们,政治行动的共同价值或公共性并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的同质化和平面化,因之并不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制度体系或公共结构,恰恰相反,某一行动或人物之所以具有政治的公共性和共同价值,并不是他(它)体现了某种普遍认同的原则规范,而是因其表现出了某种卓尔不群的独特品质,一种彰显差别、优异和创新的政治美德。照此观之,马拉松的行动之所以被雅典城民视之为卓越的公共典范,正是因为他为了向坚守城池的城民们报告前方抗击侵略者的战争获胜消息而跑死城门,他的行动不仅展示了一种超越常态的武士之艰苦卓绝的英勇和不屈的美德,而且展示了一名武士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而顽强牺牲的爱国主义政治美德,这样的行动和这样的战士当然应该成为城邦的英雄楷模,值得所有公民景仰和学习。这就是政治的公共性典范!扩而言之,某一人物及其行动具有公共性,当且仅当他(她)及其行动具备卓越超拔的公共引领价值和公共示范意义。如此,奥林匹克竞技比赛中的竞标冠军,或者追寻卓越并表现优异的战争英雄和时代楷模,都如同那些具备开拓创举的政治领袖一样,具有公共示范、公共榜样和公共引领的理想(价值)意义。

显然,阿伦特看重的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政治结构性的公共意义,而毋宁是政治语境中的人及其行动的公共意义,仿佛这才是政治的公共性本质所在。因之,她凸显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意义,将之同诸如“劳动”、“工作”等一般社会行为严格区分开来。阿伦特指出,“劳动”本质上是以物质实利为根本目的的“私人性”价值行为,因而既不具备公共性的维度,也不具备公共典范的价值意味。“工作”较“劳动”更具有现代行为意义,它同特定的“技术”或者“技艺”相联系,具有技术“制作”和趋同于产业化的特点,但却不具备公共典范的价值引领意义,因而它同样不具有政治的“公共性”。唯有“行动”才具备超拔于一般“劳动”和技术性“工作”的公共典范意义。“行动”必然对一切既定的秩序产生新的影响,无论是革命性的还是创造性的,都具有公共示范引领的意义。真正的“行动”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行为”,更非发生在所谓“社会领域”中的“行为”——这恰好是对真正的政治“行动”的限制,世俗化、实利化了的社会生活领域正是造成现代公共(政治)生活领域日趋萎缩和沉沦的主要压力和根本原因之所在。阿伦特反复强调,现代世俗化的“社会领域”的恶性扩张,造成对政治行动和政治公共领域日益强劲的挤压,致使现代人的行动和行动能力迅速衰弱,“平庸的政治”之恶到处蔓延,仿佛已然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不可承受之轻”!

阿伦特的政治美德见解让我们想起了孔子和柏拉图、尼采和海德格尔(乃至整个存在主义)、施特劳斯和施密特。当孔子和先秦儒家强调“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时,他和他的儒家先贤们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正”或“正义”的普遍规范原则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作为公共人物的政治家们其正义行动的公共示范和引领之社会政治作用。同样,柏拉图广受诟病的“哲学王”理念其实不应被理解为哲学家的政治特权预定,毋宁说,他不过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只有那些最富于理智智慧和公正美德的人,才配当国家的政治领袖。在这里,同样是对政治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美德或政治优异的推崇和认肯,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单纯的制度主义或者普遍规范主义的信徒,这种推崇和认肯就有其值得尊重的思想价值。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尼采的“超人”理论,任何过度狂热的个人英雄主义都会给人类及其社会生活带来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和道德遗害,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我们是否就因此完全转向某种“制度崇拜”?即便是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已然出现一种制度(规范)主义的“路径依赖”和“趋同化”、世俗化和实利化的行为主义风尚,仅仅满足于建构普遍有效的或者底线式的原则、规范、制度——借用罗尔斯的术语来说,就是“最大化的最低要求”——就足够了吗?这是一个政治哲学的当代主题,更是一个“现代性”的政治难题。事实上,现代人的“制度崇拜”并未真正摆脱人对自我主体性的自恋性崇拜,只不过将这种崇拜中介化、形式化了而已:因为无论是何种制度都只能是“人为的产物”,所谓“制度崇拜”,只不过是把人的自我主体性崇拜转换成了人对“人为化的产物”的崇拜罢了。

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再次陷于一种两难选择:要么,顾虑于现代社会的商业化、世俗化现实,选择让政治完全“适应”经济的世俗主义的路径;要么,坚持某种或者某些经过理论创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统,不仅保持政治与经济之间应有的价值张力,并且保持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理想链接。然而,更为艰难和复杂的两难选择还在于:若取前者,则又有可能陷入一种更深刻的两难处境:一种单纯“适应”自由(市场)经济的政治如何实现民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此种状况下可能实现的要么只能是无约束的自由民主,根本无实质意义可言;要么只会是背离社会基本正义的不民主、甚至是反民主——很显然,资本恣意驱动下的市场经济及其由之产生的“自然秩序”必定是一种严重不平等、不公平的自由经济和社会过度差距的“自然秩序”,按照资本的自然逻辑或运动规律,拥有着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资本的少数人或少数人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同那些众多的不断被资本运动边缘化、贫困化的普通民众公平地分享和行使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这样的政治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公共性”。中外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实践证明:现代民主社会真正需要和普遍寻求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经济政治学,更不能是经济伦理学!

于是,我们可以欲求的正当合理的选择路径只能是后者,即:保持政治与经济之间“必要的张力”,进而保持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理想链接。在这一点上,阿伦特的洞见似乎比那些自由主义——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见解更值得我们注意:只有保持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这种张力,阿伦特所谓的“社会生活领域”才不至于排挤和压倒政治的公共领域,确保公共生活领域的政治公共性不被世俗实利主义的经济市场所腐蚀;同样,唯有保持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理想链接,阿伦特所执著的“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美德意义才可能彰显其优异,并较为充分地实现其公共示范和公共引领的“公共性”政治价值。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不可避免地面临另一种如何理解政治及其公共性的理论两难:究竟是如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论证的那样,政治的“公共性”只在于社会基本制度(规范)体系或社会交往行动的普遍规范等形式化的结构之中?还是如阿伦特(或许还有马克思、施特劳斯、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等人)所坚信的那样,政治的“公共性”更根本的在于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卓越或政治美德等实质性的价值理想之中?抑或,这两种理解原本就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合理理解政治及其公共性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向度?

现代人似乎大都更愿意相信普遍规范和制度结构的政治公共性,因而现代社会也大都着意于营建这样的政治公共性。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普遍的政治文化症候,很可能需要某种社会批判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哈贝马斯心中的社会批判理论——来加以进一步诊断并提出政治理疗方案。在此情形下,重温阿伦特关于政治公共性的论述便显示了一种理论意义。当然,如果我们还能经此去进一步重温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哲学,比如,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多部《政治经济学手稿》,其意义便很可能不仅是理论的,还会有实践的。如此,我们便可以明确地回答本文开篇时所提出的问题:人民对于公共性的政治期待不仅仅是形式的、规则的公共秩序,更根本的是实质性价值的公共分享和责任分担,因而,任何关于政治及其公共性的理解也必定不仅是政治的,还必须是政治伦理的。惟其如此,一种新的政治及其公共性的理论与实践才可以合理期待。涂文娟博士的《政治及其公共性:阿伦特政治伦理研究》为我们揭示了重温阿伦特政治公共性理解的理论意义,余下的任务当是我们如何重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以便获得在当今社会的“现代性”趋于巅峰状态的非常时刻,重新赋予政治及其公共性一种新的、具有社会批判力和建设性的政治伦理理解。这是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也是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对于政治哲学、特别是政治伦理的迫切吁求!

西元二○○九年初秋 北京西北郊悠斋

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设计策略 篇4

一、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

1. 问题设计不合理。

问题目标性不明确、难度控制不当、思考空间不大。从提问的问题类型看,事实和记忆类的常识性问题占多数,理解和分析类的问题比例偏少,而启发学生思考、拓展思维的创新性和综合型问题更是凤毛麟角。

2. 提问方式不恰当。

教师的提问方式以齐答和举手指定作答为主,抢答方式很少。一问齐答,课堂场面追求热闹,表面轰轰烈烈,实则空空洞洞。问题未经精心设计,提问方式不恰当,每讲一两句便问是不是、对不对,形同口头禅,发问不少,收效甚微。

3. 作答评价不到位。

教师对学生作答的点评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表情上给予学生的评价反应则显得太平淡,仅有的是一些鼓励和判断,如好、对、错等,点评语言简单匮乏,停留在重述和更正的层次,缺乏追问、延伸以及层次的扩展。

二、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的设计

问题的质量决定着提问是否有效。良好的问题设计应具有以下特点:

1. 问题要有一定的启发性。

著名教育家契可夫说过:“教育学生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教学法就能发挥高效作用。”因此,教师的问题设计要即能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同时又能启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培养创新能力。

2. 问题要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机。

只有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求知欲。因此,大学公共政治课的问题要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动机的角度去设计,紧密结合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生活实际,关注国内外重大事件和与大学生息息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

3. 问题要有一定的目的性。不同的课型、不同的课堂教学目标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问题体系。目标不同问题的类型和内容也就会有差别,提问的方式也就会发生变化,采用的技巧也会不同。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学习以教师提问的侧重为依据,因此教师选择提问的内容应依据课堂教学目标,问题设计要有目的性和针对性,不应依据是否容易提问而提问,提问不重要的细节会误导学生。

4. 问题难易要适中。

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把握问题的难易程度。如果设计的问题难度太大,学生即使用已有的知识也不能解答时,思维就会受阻;如果设计的提问没有难度,学生无需动脑就能答出来,也会从另一方面挫伤思维的积极性。教师所提的问题应是班里大多数学生在认真看书和深入思考之后能够回答的。

三、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技巧

1. 面向全体、针对个体。

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应该面向全体学生,使每个学生都有均等的被提问的机会。每个学生都能在自己原有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有所提高。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应设计不同梯度的问题,基础差的学生可提问一些信息型或记忆型的问题;中等水平的学生可提一些理解型问题;对于素质好的学生提出具有创造性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综合分析,并做出创造性的回答。

2. 由易入难,层层深入。

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一般可在三个时间段内完成,即课前、课堂中以及讲课之后。课前提问一般是通过复习旧知识和导入新课来实现,设计的问题应使学生即能轻松自如地复习旧知识,又能了解新学内容的背景知识,从而极大地吸引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课堂中提问是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思考,捕捉重要信息,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讲课后提问教师应围绕教学目标,把学生的目光从所学的具体知识点引入到社会的广阔背景下去理解和分析。

3. 创设情境、创造提问点。

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可以采用创设情景的方式。如巧用事例、用艺术语言、用小品故事和用音像等方式来创设情景。政治知识与日常生活关联紧密,任何事件都或多或少地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政治课理论性强,很难让人产生兴趣,教师用生动的语言并辅以诚挚的情感、奔放的热情和形象的体态,必然会以点带面,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在课堂中穿插音乐或播放视频,会让学生更好地融入情境中。除了紧扣教学内容创设情境,为学生提供自主提问的机会外,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组织各种活动,创造提问机会。如在每节课开头几分钟组织学生表演自编短剧或论述国内外新近发生的政治事件等,其他学生可以对其发问,获取并交流信息。教师只有根据具体的课堂教学内容灵活采用各种不同的问题情境,把握好主动权和方向权,才能达到优化课堂教学的目的。

四、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过程设计

1. 引入阶段。

在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运用不同的语言或方式示意即将提问,使学生对提问做好心理准备。提问前要有一个明显的界限标志,表示由讲解或讨论等转入提问。例如,“同学们,下面让我们共同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2. 陈述阶段。

叙述所提出的问题并作必要的说明。首先点题要明确,使学生弄清所提的问题,并能承上启下地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其次要清晰准确地把问题表达出来;最后提示作答结构,在学生回答问题之前,为了使学生顺利地回答可以提示有关答案的组织结构,如时间、空间、过程和顺序等。

3. 介入阶段。

当学生对问题不能回答或回答不完全时,教师鼓励或启发学生回答,这便进入介入阶段。介入阶段教师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核对学生是否明白问题的意思;提示问题的重点或答案结构;催促学生尽快作答;学生不理解题意的情况下,教师可利用不同词句重复叙述问题等。

4. 评价阶段。当学生回答完问题后,教师应以不同的方式给予认真的分析和评价,以强化学习效果和课堂教学效果。评价一般可采取重复学生的答案、追问学生回答过程中不明确的要点、纠正答案中的错误内容、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引导学生思考另一个问题或深层次的问题;观察答题学生和其他学生对问题的反应以采取下一步的问题应对等。

课堂提问是教育教学的重要手段,是每一位教师在上课时都会使用的有力工具。运用得当会给教学增加一份相当大的正能量。掌握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的技巧和策略,关键在于教师要根据教学实际,结合教学实体进行精心设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诱发学生的“内驱力”,充分发挥课堂提问的教学功能,最终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摘要：大学公共政治课学习涉及知识面广,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现实性,课堂提问在教学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从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入手,从问题设计、提问技巧和过程设计三方面系统分析和论述了大学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的设计策略,以期对日后的公共政治课教学活动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公共政治课,课堂提问,设计策略

参考文献

[1]刘雨航.精心设计问题,努力建立有效课堂[J].中国教师,2011,(08).

[2]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3]刘承旺.浅谈课堂提问[N].新乡日报,2005.

公共政治 篇5

实习教学质量标准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系实习教学管理工作，提高实习教学质量，使我系的专业教学工作有标准可依，特制定实习教学质量标准，以指导我系的专业教学工作。

一、实习基地要求

具有一定数量的比较稳定的实习基地，实习场所具备实习所需要的设备、资料等基本教学条件，能够满足实习教学基本要求。

二、实习指导教师队伍要求

实习指导教师队伍结构合理。指导教师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教学经验和实习组织管理能力。

三、实习大纲要求

具有符合教学基本要求的实习大纲、实习指导书及必要的参考资料。

四、有科学规范的实习管理制度及措施要求

要求有规范的实习管理制度，实习计划和实习教学安排。指导教师严格按实习计划进行，并要求学生按时完成实习作业，在实习结束后写出实习报告。

五、成绩考核标准

（一）优秀

实习态度端正，组织纪律性强，无缺勤和违纪；工作积极主动、刻苦、勤奋，按照大纲很好地完成了实习内容；实际操作能力强，理论联系实际好；实习报告全面系统。实习单位很满意、实习报告完成质量较高；

（二）良好

实习态度端正，组织纪律性强，无违纪现象；工作积极主动，较好地完成了大纲要求的实习内容；有一定实际操作能力，能理论联系实际；实习报告全面系统，完成较好，实习单位比较满意。

（三）中等

实习态度比较端正，无违纪现象；完成了要求的实习内容；有一定实际操作能力，能理论联系实际；实习报告全面，实习报告完成质量一般，时间基本保障（缺勤3天以内）、实习单位基本满意。

（四）及格

实习态度基本端正、基本完成了大纲要求的实习内容；完成了实习报告，完成质量基本符合要求；缺勤不太严重（4天以内）、实习单位基本满意。

（五）不及格

实习态度不端正、缺勤严重（5天以上）、未达到实习大纲中规定的基本要求，或者因工作不负责任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服从分配、不听从指挥；或者未完成实习报告，实习单位不满意。

凡实习成绩不及格者，不能取得学分，须重修及格后方能毕业。

公共政治 篇6

【关键词】古代哲学 政治公共性 启示

一、古希腊人的政治公共性诉求

古希腊本体论形而上学家致力于从众多事物中寻求它们背后共同的本原、始基，在从“多”到“一”“现象”到“理念”“个别”到“一般”关系的追问中形成了古典共和主义色彩的政治公共性诉求。

苏格拉底基于对智者派的批判实现了哲学由外在自然至人内在自身的转向。他基于对古希腊城邦命运的关心与社会正义的追寻提出了“知识就是美德”“无人有意作恶”的人性论断，他眼中的理性知识光芒对情感、意志等非理性要素的遮蔽使其遭致后人此起彼伏的批判，但他依凭为实现美好公共政治生活而付出生命的正直的人格力量而赢得后世的尊敬。

柏拉图以其经世致用的理论风格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以形而上学的理念论为基石设计的哲学家王统治的理想城邦正是他的政治公共性诉求的印证。在他看来，建立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至善是实现幸福的源泉，也是众人所拥有的抱负。由此“善”的知识问题成为通向实现所有人幸福的理想之国道路上最切实的本质问题。作为神和动物之间的存在者中最高存在者——爱智的哲人，正是在对真理的孜孜不倦地探索追寻中无限接近“善”的本真而应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实体学说是其政治公共性诉求的本体论基石。在他看来，普遍的种和属差是先在的、决定的，个别的可感觉事物是其次的、没有证明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公共性诉求体现在他对城邦生活至上的解释中，他认定由家庭、村坊的依次发展而进化到高级的、完备的城邦是早期各级社会团体自身生长过程的完成及其自然本性的显明，它作为终点必然达到至善。城邦空间不是在无限的物理空间中的一个片段，而是一个规定、一个论说及人之为人理所渗透的居所。城邦国家的政治本性与人类的本性是内在契合的，“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城邦公共生活是美好的、崇高的，私人家庭生活是低下卑劣的，人类通过言说来澄明事物的利害和判断正义与否使得城邦团体异于蜂类或其他群居动物的结合体而能达致政治性。

二、古罗马人的政治公共性诉求

希腊晚期政局的混乱与社会道德的败坏使人们转向了异于公共理性的个人价值理性，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的“按自己的本性和普遍的本性生活”是大众政治冷漠心理特点的映照。在古希腊人政治公共性诉求的影响下，出于对罗马共和国命运的关心，西塞罗在哲学与政治的反思中批驳“美德存在于真空”的荒谬而为政治生活实践辩护，“对美德的最好运用在于管理国家，并且是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实现那些哲学家们在他们的角落里大声议论的东西。”最值得渴望的生活应是管理大事的经验与研究和掌握其他学术相合的即以哲学开阔其眼界的政治家的生活。“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权利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罗马公民通过参加公民大会进入国家政治公共领域，在其中行使制定法律、选举官吏和确定国策等方面的公民权力而获得作为共和国公民的荣耀与精神生活的满足。西塞罗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对人们关注国家命运的召唤正是对政治公共性的诉求，是真正的“共和国之子”。

三、对当代人的智慧启迪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哲学史上的主体原则，实现了古代本体论向近代认识论的转向。主体性哲学高扬人的理性与自我意识，突出强调的人作为主体的价值与能动性。主体性哲学的过度弘扬带来了与古代整体观念相背离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泛滥，人作为孤立的原子与他人、自然、社会碰撞着。个人本位对整体主义的冲击表现为实际政治生活中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的强势。当这种力量甚嚣尘上时，出现了社会整体的分裂与不和谐，政治生活中则表现为权力所有者只为一己之利与大众的政治冷漠症，古代人的国家至上、以政治公共生活为荣耀的整体性理念在当代社会中荡然无存。把对“私”的突显、个人的关注推向极致时引发了当代政治生活中种种矛盾和恶果，浮出水面的黑暗腐败与个性张扬下的人性丑恶让世人触目惊心。许多思想家从理论层面开始为现世社会寻求出路，包括阿伦特等众多哲学家主张关注古代人政治公共性诉求的智慧力量，由此出现了当代思想向古代公共性复归的倾向。

然随时空的流转，古代与当代由本质显露出来的现象已有很大不同，而我们将要去归寻的只能是古代人的精神、理念或一种纯朴的智慧。政治生活公共性诉求是古代人的伦理观念与道德追求，被认为是人本质自然而然的流露与显现，如今多元化异质趋势无法消解，我们只能思考的是如何在“多”中实现“一”，如何能做到“和而不同”，这其中重要的是包括法律、规章、纪律的文本制度的规范与践行，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上移为思想中对公共性的追认，增强启蒙公共文化、塑造公共精神与构建公共理性，重新寻回政治团结与公共认同，保证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的延续。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3.

[2]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7.

[3]西塞罗，王焕生译.西塞罗文集（政治学卷）[M].北京：中央编译局，2010：5.

公共政治 篇7

1.1 防止权力滥用、腐败滋生

孟德斯鸠说过,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公共权力如果缺乏监督与制约就容易滋生腐败现象。拥有公共权力的人容易认为权力是自身的, 他可以凭借权力来达到满足私欲的要求, 为自己谋取私利, 而不是真正的利用权力为人民办实事, 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可以带来一定的压力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公共权力当前主要掌握在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手中, 这种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决不能用来谋私利, 干部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有些人就抵挡不住权力带来的诱惑从而滋生腐败的种子, 如果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就会有所顾忌, 一旦运用公共权力来为私人牟利, 人们就会对他产生应有的制裁, 这样当人们手中掌握公共权力时在运用时就会时时尽心, 真正的发挥手中权力的作用。

1.2 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肩负着改革开放来的重大使命, 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状况, 所以党的建设对我国整体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加强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以外部力量来牵制公共权力的行使, 这样久而久之就会使公职人员自己产生忧患意识, 自觉地能够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

1.3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加强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从而真正促使权力掌握者能够发挥公共权力的作用, 真正的运用权力为人民做实事,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努力的做到让人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 充分体现人民公仆的职责, 这样人民就会真正信任政府, 明确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知道党始终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协调各级人员之间的关系, 人民群众生活比较安定, 这样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2. 加强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的原因

2.1 价值取向偏差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 要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 但是当前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飞速发展, 使得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偏差, 拜金主义、金钱至上, 个人利益为主的观念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当前社会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屡屡发生, 为人民服务在这些官员看来只是一句空话, 并没有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公共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 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偏差, 没能正确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让个人利益至上的观点影响自己, 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从而影响其社会行为, 没有肩负起自己的职责。

2.2 责任意识不强

身为公职人员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 作为人民的公仆,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必须明确身上的责任, 但是当前许多官员并没有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不能做到自律, 所以需要外部措施来制约其权力的行使, 如果自身能够很好的运用权力, 真正发挥公共权力的作用, 那么就不需要外力的介入了, 而他们不能恰当行使权力主要是由于他们的责任意识不强, 没有意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 没有明确自己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 以至于发生以公谋私、以权谋私的现象。

3. 加强公共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措施

3.1 提升价值取向, 强调自我监督

当前许多官员出现腐败现象主要是由于受到个人利益至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牺牲国家的利益,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官员的思想道德建设, 提升其自身素质, 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在工作岗位上的作用, 而不是作为谋取自己利益的手段。可以通过定期的组织培训与学习, 组织实践教育活动从而进行行之有效的责任意识培养工作, 使其形成自我监督意识而提升官员的思想水平, 明确其价值取向, 能够促使其做到自我监督、自我约束,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2 提升群众的监督意识, 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公共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要充分体现民意, 真正为人民办实事,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但是当权力真正掌握在公职人员手中的时候由于私欲等原因可能不能完全体现民意, 这时就需要我们充分的监督, 但是当前许多人民群众缺乏主人翁意识, 不能自觉维护自己的权益, 殊不知这正是攸关自己利益的时候, 所以要加强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的认知, 充分明确其真正的意义, 这样就会自觉地去关注公共权力的行使状况, 是否有不当的行为,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与制约作用。

3.3 加强网络监督, 发挥网络监督作用

在当前网络普及的时代, 网络监督明显已经成为公共权力监督的重要手段。目前有许多官员都是由于网络曝光才被揭开腐败的面纱, 例如雷政富、李春城等原政府官员都是由于网络曝光才被审查, 可见当前网络监督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网络上的事件并不一定全部属实, 但是这个可以作为我们参考的一种凭证, 网络时代为我们监督提供了一个平台, 我们必须充分合理利用它。

参考文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2]胡锦涛.《十八大报告》[R].人民出版社, 2012.

[3]梁小洁.《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的思考》[D].湖南师范大学, 2005.

[4]推动农村参与村民自治实践解读[J].中国妇运, 2009 (7) .

[5]林毓铭.社会保障与政府职能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6]卫灵.《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J].理论前沿, 2003 (4) 22一24.

公共政治 篇8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定义及内涵

新公共管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 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题指导思想之一, 是以建立高效、低廉的政府为主要目的的管理运动, 是对韦伯僵化的官僚模式的批判, 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 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三E” (Economic, Efficiency andEffectiveness, 即经济、效率、效益) 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2]。其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政府不再是发号施令的权威官僚机构, 而是以人为本的服务提供者;不再是“管治行政”, 而是“服务行政”。公民是享受公共服务的“顾客”, 政府以顾客需求为导向, 尊崇顾客主权, 坚持服务取向, 以目标位导向, 关注政府项目实施的有效性, 行政权力和行为从公共产品、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为第一要务[3]。

新公共管理坚持,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把管理建立在对顾客负责, 让顾客满意的宗旨, 强调事实依据、绩效考评, 通过科学公平的程序、步骤以提高组织的效益;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文化, 尊重民众的诉求, 倾听服务对象的心声, 从而使管理行为更具人性化[8]。

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期, 在这一过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力度不够大, 步伐不够快, 在面对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时效果很不明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之重、结构复杂、形式多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显得脱离实际, 运作封闭、方法单一、形式主义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 这在管理理念、组织形式、体制机制、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管理方法等方面都不能完全适应公共管理的要求。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看, 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和不足。

1. 政治教育管理思想落后。

我国大多数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理论管理为主, 经常是一个年级配备几个辅导员来管理, 同时配备了不同专业的班主任、班级干部共同管理班级事物, 通常也只是上传下达, 只宣传校园通知, 强调校纪校规, 组织开展传统的陈旧的校园活动。而这种管理单一、强制、命令式, 只重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往往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这种忽视使得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性、主动性与个性难以体现, 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命令主义、强制压服和单向注入, 思想政治教育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加上高校扩招后, 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 “2004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各类在校生达到2000多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2]。高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现在的大学生在面对开放的世界和迅速的互联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思维活跃, 视野开阔, 信息储备量增大, 与此同时情绪变化复杂, 心理活动交错不一, 价值观不断变化, 他们对世界的人和事往往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想法, 保姆式的教育管理远远不能跟上或者满足他们思想教育的需要。因而,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应该转变观念, 以学生为中心, 做到以人为本, 管理不是单纯地去“管”学生, 而是服务于学生, 为学生的主动发展创造一个广阔的平台和空间。

2. 制度组织封闭滞后。

从各大高校的情况出发, 每个高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校纪校规和部门组织系统。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 高校也是一种公共组织, 包括党建工作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系统、教学工作系统、科研工作系统、学生工作系统等, 这些系统相互联系、密切配合, 形成合理的组织系统以达到高校办学的最大效益。这些组织系统的运作无疑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大有裨益, 但其中也不乏“合情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规定, 使高校的思政工作常处于“尴尬的境地”。这是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相对封闭, 忽视了外部力量因素, 即社会和家庭要素。因此, 在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应该把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纳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系统, 积极构建高校思想教育的良好组织模式, 以便尽快形成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良好机制, 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细化, 进一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3. 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缺乏。

从公关管理学的角度来看, 公共部门要达到实现组织目标, 关键在人, 人是决定因素, 机制是保障。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 主要包括领导管理机制、教育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督导机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和效果不能令人满意,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管理机制上存在问题, 很多高校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 有的虽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机制, 但是在机制的运行和落实上还不够扎实有力, 尤其是评价机制和督导机制, 常是形同虚设。因此, “要建立健全党委统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3], 真正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教育模式。

三、新公共管理理念下的学生工作创新

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 从教育部到高等院校, 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各省各高校先后召开了有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 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 对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 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 同时引导和扶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良性轨道发展。在这种大好形势下, 高校要把握时机, 乘势而上, 利用各学科大交融的有力背景, 借鉴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进行学科交叉研究, 树立新理念, 探索新模式, 形成新机制, 取得新成效, 从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发展。

1. 确立科学发展观, 树立以人为本的新理念。

运用科学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 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以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同时各级组织应该充分认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 切实加强领导。注意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在阵地意识引导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扬民主, 调动其积极因素, 把学生工作目标化为学生自己的目标, 最终成为一种自觉意识。

2. 构建“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一个健全的领导体制和完善的工作机制, 是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织保障。高校要建立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专兼职队伍相结合、全校紧密配合、学生自我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逐步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决策、管理与实施的一体化。同时把各项工作看成一个服务链, 将教育管理服务职能转化为优质的服务提供给学生。分析大学生思想状况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状况, 制定教育规划,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全面部署和安排。

3. 建立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绩效评估体系。

绩效评估则是对组织、部门或个人进行工作业绩、贡献的认定。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和效益, 并对其进行绩效评估和绩效管理, 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革和发展, 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首先要建构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 制定切实可行的、可操作性强的量化标准, 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各项指标作为评估对象, 着力构建一整套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评估、考核、奖惩机制, 以促进绩效的提升。其次要强化监督和制约, 引入竞争机制, 形成有效的自律机制, 使全体教职员工都能自觉地承担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责任,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埋头工作, 不计名利,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 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总之, 时代在变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在面临挑战, 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不容推卸的责任, 只有不断探索、创新, 不断寻找和探索新的理论知识并运用于实践, 才能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整体发展目标, 更好地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

摘要：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人生观都在不断变化着, 这就要求高校的工作要改革创新, 探索出一套有效的教育途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公共管理学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是一种尝试, 借鉴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 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工作理念,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创新。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生工作创新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 2005-01-18.

[2]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N].中国教育报, 2005-7-28.

[3]黄莉, 史勤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策研究[J].人民论坛, 2009, (17) .

[4]陈振明.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述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6]朱米均.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述评[J].党政干部学刊, 2006, (8) .

公共政治 篇9

(一)公共管理的内涵

公共管理以社会公共事务作为管理对象,它是为有效实现公共利益,对社会作出公平的有价值的工作而进行的一项社会活动。在政治学中公共管理这门学科从诞生、研究、实践到运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的公共管理仅限于政府和组织,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管理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管理为主,形式也比较单一。随着政治学中公共管理的不断发展,它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近年来,公共管理的发展日新月异,最有代表性和实现管理高效化、科学化的成就便是网络参与。总之,公共管理的内涵也就是它的最终目的,还是通过多元化的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机制与形式,借助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和网络机制,在政府、私人部门和公民的参与下共同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二)政治学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的基本内容

1. 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的概念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网络技术不断普及,网民这个特殊群体逐渐壮大。网络参与公共管理已是公众表达意愿的主要途径。由于网络技术的推动,公众参与度也在不断攀升。公众最为关注的就是社会突发事件以及一些国计民生方面的热点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公众网络参与其实就是行政决策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公众通过网络途径参与到关系自己利益的公共决策制定过程中去,使公众借助现代互联网发表属于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或社会问题的评论和建议,最终与决策层达成一致并形成决策的一个过程。

2. 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的阶段

我国公民网络参与从20世纪末的萌芽状态发展至当前繁荣活跃的状态,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1994年至1999年是我国公民网络参与的萌芽期。在这一时期,我国互联网使用人数不是很多,但其发展速度却非常快。1994年科研机构和高校BBS站点兴起的这种互动的电子媒介具有文件传输、电子邮件、信息公告、在线交通等功能,还支持“多对多”的信息沟通模式。在这种新兴网络平台上,网民能自由地发表言论和观点,也能与其他网友讨论所共同关注的话题。

1999年至2002年,我国公民网络参与开始歩入发展壮大期。20世纪末,我国政府官方网站开始大规模建设平民化的网络论坛,这对我国网络政治空间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2001年新华网相继推出“发展论坛”和“统一论坛”。随后国内一些商业门户网站也相继设立了供网民讨论时事、分享观点的综合性网络论坛。大众网络论坛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往往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吸引大量的网民,并且网络讨论话题的公共性也在不断加强。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传递基层群众情绪和民意的重要公共场所,网民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网络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联系的桥梁,公民网络参与成为民众和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而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也凸显我国民主形式的日益丰富。当前我国公民主要利用网络问政平台、积极参与网络“微博问政”、加强与人大代表网络互动等方式来推进公民的网络参政议政。

(三)政治学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的特殊意义

(1)在政治学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公众网络参与可以在政府决策还没有形成前表达公众的需求和观点,从而使政府做出有利于公众的决策。

(2)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无形中保障了公众的参与权与话语权。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公共管理过程中来。无论公众发表的意见或建议是否具有建设性,网络依然给公众提供了一个与政府决策层对话的平台,而这个平台的存在无形中保障了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二、政治学中公众网络参与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1.政治学中公众网络参与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网络公众参与普遍性不足,参与广度与深度有限。网络的普及程度在逐渐升高,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性差异比较大,尤其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多地方还没有实现网络全覆盖,这就意味着部分地方公众还不具备网络参与政府公共管理的能力和条件。

2.政治学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

首先,区域性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公众的参与度低是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问题的根本原因。其次,公共管理中公众参与的主体能力和参与度还不够强。目前的公众网络参与仅限于简单的网上交流形式,而这种交流只是一种宣传的形式,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因此,对于公众网络参与来说,参与主体越广泛才能使公共管理公众网络的参与越公平。最后,政府决策层网络参与缺乏可操作的程序规范。

三、提高政治学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的几点建议

1.建立健全网络参与管理制度

公众网络参与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这就要求政府建立健全保障公众参与权和话语权的相关制度,使公共政策内容和公共政策决策程序也能公开,保证公共政策的决策能体现公众所表达的意思。同时,政府还要加大力度完善和制定公众网络参与的相关制度、法规和政策,引导公众正确而理性地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

2.完善回应机制

公众网络参与改变了以往公众参与政府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使政府和公众的对话互动成为可能,为政府的公共决策提供了公众的诉求,为政府制定更接近民意的政策提供了机会,从而有利于推动民主化进程。有了公众的网络参与只是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的一个前提条件,并不是最终结果,公共管理中公众网络参与最关键的是政府能否正确回应公众日趋多元的诉求。这就要求政府健全和完善回应机制,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在公众网络参与下形成的舆论要予以积极的回应和引导,从而使公众网络参与顺着理性、规范的道路发展,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

3.拓宽网络参与渠道,强化信息交流平台

在我国由于区域性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多西部欠发达地区还未享受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好处,公众网络参与的渠道很窄。政府应加大西部落后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使落后地区人民也能通过网络参与真正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因此,政府应不断拓宽网络参与渠道,强化交流平台,从而保证公众和政府对话互动的平台畅通,公众有序地参与公共管理。

参考文献

[1]张雷,娄成武.“政治博客”的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趋势[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公共政治 篇10

关键词：媒体,公共外交,政治人物

结合其他类似外交事件, 重点分析了政治人物在对别国进行访问时, 利用其国内媒体进行公共外交的可行性和优点。同时, 提出了其进行公共外交的一系列具体行动及其背后的具体含义。

关键词:媒体公共外交政治人物

2011年8月18日中午, 正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副总统拜登选择去位于鼓楼的“姚记炒肝店”吃北京炸酱面, 共花费79元人民币。此举不仅受到在场公众的欢迎, 同时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笔者认为, 拜登通过这次午餐, 就已经对我国公众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之所以称之为成功, 首先是因为它的成本相对低廉, 只有79元;其次是它自然流畅, 让公众看不到正式外交中程式化的排演;再次是他照顾到了民众中的中下层人士, 与对北大学生等各界精英的演讲相呼应, 做到了“上下”兼顾;最后是它利用了我国媒体进行传播, 做到了“借台唱戏”, 取得了最佳效果。

公共外交, 国内外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从传播学的意义上讲, 它是一国政府对另外一国民众进行传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的活动, 以期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并营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其主要形式有:通过国际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在对方国家设立文化中心, 定期或不定期举行文化交流活动等。值得一提的是, 一国元首对另外一国公众直接进行演讲的行为是最为经典的公共外交活动。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二战”后美国历任总统访问别国时, 都要对其国家的大学生和各界精英人士发表演讲。

一、“借台”:巧借对象国的媒体

(一) “借台”:成本低廉化, 效果最大化

从公共外交的传统意义出发, 作为此行为主体的一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也就是说, 为了唱好公共外交这场“戏”, 行为主体国的政府需要去搭建这样的“台”。只有“戏”和“台”的努力, 才决定了“观众”的多寡, 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公共外交的效果。因此在此过程中, 政府必须要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公共外交体系。这个体系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国内公共外交在决策和执行方面两个方面的体系。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决策和执行必然联系到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战略。正如美国新闻署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设立, 到里根时代的改组, 再到克林顿时代的撤并, 足以见得为了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 公共外交决策和执行体系不断为之进行变化的。二是公共外交的具体运作体系要求在对象国建立多种网络, 保证信息能够有效到达受众那里, 确保公共外交的有效进行。这必然要求其具体运作机构在对象国能准确接受国内信息的同时, 还要制作某些用于公共外交的“材料”和搭建各种平台。

诚然, 单凭借公共外交主体国自身的努力, 进行公共外交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成本必然会剧增, 且其效果也是难以保证。相比“搭台”而言, 就是“借台”, 借目标国媒体之“台”, 来“唱”我们的“戏”。政治人物的访问, 不论是在哪个国家无不都是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 这种关注不仅包括常规意义上的会谈和重要条约的签订, 而且还有外国政治人物在本国内的其它活动, 如江泽民同志1997年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 利用间歇时间拜访了他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顾毓秀先生, 此事被美国各主流媒体报道, 引发强烈反响。让更多的美国公众认识到中国人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此举并没有像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外交那样投入巨大成本, 却是利用了美国自身的媒体资源完成了公共外交的使命。

(二) “借台”:网络复杂化, 受众最大化

传播的本质是要建立一个相互关联并且能照顾到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网络。回顾媒介发展的历史, 每次媒介的进步, 必然促使网络的变化;每次媒介的普及, 必然促使受众数目的增加。在这样的条件下, 多种媒介构成了各自的网络, 它们将社会“包裹”于其中, 带来的结果是同一信息, 如果进入大众传播的网络中, 必然会对接触任何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受众产生作用。当今,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相对完善的国内传播体系, 多种网路的确立为在其国内传播信息提供了可能。在对外传播的舞台上, 一国也是在构建将自身信息传递到别国的网络。保证将自身希望发出的声音传播到别国, 或是对其政府的宣传, 或是对其公众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当作为公共外交主体的一国政府能将自身希望传达的信息借助于对象国的主流媒体传播开来, 至少能保证信息在这个国家政府层面得到认同。不仅如此, 除去这个国家的政府, 该国的精英阶层也表现出积极认同的肯定态度。

加之, 接触到媒介信息的受众, 再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将同一信息在其它没有接触到此信息的公众中进行传播。必然会使得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对同一信息有了解。当今, 互联网将公众原先族群、社区似的生活群落打乱, 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网上社区和即时传播工具又对已被打乱的公众群体进行了重新整合。技术的进步, 让传播信息的大权从官方的、主流的媒体转向了微小的、个体的公众手中。每个原先看似微不足道的公众能将一个不起眼的信息放大, 再让它在虚拟的互联网世界中“发酵”, 最后形成势不可挡的舆论“洪流”, 这足以说明作为普通网民的公众在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和发掘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微博”自从在我国普及以来, 引发了很多可圈可点的网络事件。“拜登吃面”这一事件中, 当时在场的中国公众, 无不将此情此景放在“微博”上进行传播。而“姚记炒肝”更是对此大力传播, 以至于拜登所吃的午餐被冠以“总统套餐”的大名。这无疑是进行了成功的公共外交, 拜登吃的不是面, 而是对我国中层和下层民众在饮食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认同。同时, 这又是对其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形象的最佳宣传。与当天上午和我国国家领导人们的会晤相比, 简短的午饭将美、中两国的距离拉到百姓的饭桌上。这正是借助了我国业已形成和正在蓬勃发展的网络, 吸引了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不同角度对政治人物进行关注, 从而确保了公众的最大化, 进行了成功的公共外交。

二、唱戏:政治人物的公共外交

(一) 受众:选择对象国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公众

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 公共外交中的受众是别国公众。能否对其公众开展规模巨大且成效显著的信息传播活动, 是公共外交成功的原因之一。作为政治人物, 其被“媒介事件”化后的政治访问, 必然成为了两国媒体的报道焦点。问题在于, 在被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人物, 除了政治领导人外, 剩下的人物必然是对象国的公众。

众所周知, 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但是每项工作都在试图追求其效果的最大化, 政治人物利用媒体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亦然。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对象国公众成分的划分和界定。公众成分的划分, 是对对象国公众的组成部分进行宏观性认识, 是按照一定标准将对对象国公众在社会生活中分布的比例进行相对精确的统计。划分的标准多种多样, 例如依据其社会政治地位、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经过划分后, 必然有相当数目的公众是从属于某些部分, 而这些部分正是政治人物公共外交的主要受众。对其中成员开展的公共外交不仅具有代表性, 而且可以取得最大化的效果。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正式访问中, 他打破惯例, 先拜访了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 次日又参观了波音公司, 这两者一个是美国经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一个是美国制造业中的“龙头”, 更为重要的是, 两者在美国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对其开展的公共外交, 必然会得到出乎想象的效果。正如波音民用集团负责全球战略的副总裁柯伟德说的:“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访问。”[1]

(二) 信息:公共外交所承载的实质性内容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七种文明, 不同文明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笔者认为, 他的观点过于极端, 且主观性过大, 不过这种分类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世界文明的组成和发展。差异的存在使得政治人物 (特别是来自不同文明的政治人物) 在对别国公众进行公共外交时增加了难度。由于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背景的差异, 造成所传达信息被误读和误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然而, 从每种文明的微观入手, 不难发现其中具有某些优秀的共性, 例如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追求真爱等。当这些优秀的共性被政治人物用于公共外交中时, 是在对自身价值观的标榜, 同时也是在肯定对方的价值观。文化的相互认同, 自然就拉近了距离, 公共外交就可以顺畅地开展。

作为国事访问的前奏, 政治大国都要对对方国家的舆论进行调查分析, 为领导人作为重要的参考。舆论分析保证了政治人物在对别国公众进行接触时能够做到从容不迫。而他们的某些谈话是基于本国情况的最新掌握, 相比起其国内各种对外传播的媒体而言, 具有无与伦比的公信力和时效性, 在其谈话后往往带来的是一连串的政治变化。正如历任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来华访问时对我国年轻人 (这里特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进行演讲, 其后必有敏感的“台湾问题”会被问及。美国总统总是对答如流, 显然这是在长期、精心准备后的结果。过后, 往往还伴随着台湾岛内政坛的变化。

三、结语

我国学者赵可金认为, “当一国的领导人和其他国家的公众进行交流的时候, 也纯粹是平等的社会行为体之间的交流。”[2]然而, 正是在平等的交流中, 公众对其的认识往往会有一种有别于自身主观印象的新认识。这就为进行公共外交的外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开展公共外交, 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同时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正如赵启正同志所言“只有文化大国, 才能成为世界强国”。[3]政治人物利用别国媒介对别国公众开展的公共外交, 降低了公共外交的成本, 取得了最大化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邹德浩.胡主席访美先到西雅图盖茨的家成媒体焦点[EB/OL].[2006-04-20].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4314274.html.

[2]赵可金.软战时代的中美公共外交[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1:284.

公共政治 篇1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公共危机管理；现状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169-01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志形态，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导向、保证、协调、动员和转化等功能，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现状进行分析，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的在危机管理中发挥作用，并为今后的危机管理提供借鉴。

一、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影响进行的研究是从近年才兴起的，虽然起步较晚，但是以公共危机的频繁发生为契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以迅速发展，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在公共危機管理中起到维护政府权威、安抚公众情绪、动员社会力量等方面起到稳定大局的作用，也可以在公共危机管理的具体行动过程中起到注重细节的作用。如彭晓宽的《论思想政治工作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刘志锁和郭之的《应对公共危机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机制的研究。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以为公共危机管理提供保障，还可以通过正确引导舆论走向，从而降低公共危机的负面影响。如葛新和张贤华的《论社会公共危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建立》、白书祥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机制建设探析》等。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原则的研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将以人为本作为最高原则。如蔡志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应重视危机治理研究》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维护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稳定为最高准则。方勇的《论思想政治教育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也以以人为本、生命第一为基本原则。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创新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共危机呈现出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也能及时注意公共危机的变化，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不断创新发展。如刘新庚和夏可珍的《论公共危机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创新》等。

二、国外研究现状

从国外来看，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完善，但是研究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如公共危机的心理干预研究，公共危机教育研究，缓解社会矛盾的研究，群体性事件安抚善后的研究等等。在国外学者更多的称其为思想心理干预和政治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思想心理干预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地位的研究。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危机的利益受损人和危机的决策者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其心理状态会出现一定的偏差，从而在判断力和决策力等方面产生影响，最终对公共危机管理造成不利后果。如罗伯特·希斯提出的“危机沟通是影响公众认知的重要因素，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核心。”等观点。

（二）关于思想心理干预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策略的研究。通过提出思想心理干预对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些应对策略，不仅可以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管理，还可以事先预防某些心理危机的发生、发展和扩大。如劳伦斯·巴顿提出的公共危机管理对策；罗伯茨提出的在公共卫生、人类服务工作、精神卫生等方面的现代三级预防策略等。

（三）关于思想心理干预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模式的研究。对该问题的研究体现在对思想心理干预的方式技术的研究，如贝尔金提出三种基本的危机干预模式，即平衡模式、认知模式、心理转变模式，该模式为其他的危机干预策略奠定了基础；另外还有在社会团体面临公共危机时给予其支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资源工程模式，该模式由教育、支持和训练三部分组成。

（四）关于应对各类公共危机的政治教育和危机教育的研究。通过对人民群众进行合理有效的政治教育和危机教育，可以使政府在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从而促进公共危机的管理。如博尔诺夫提出的危机作为一种混乱，构成了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是教育必须加以考虑的，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告诫、激发和批判分析等。

通过对国内外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现状分析，可以让我们更方便的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发展。在总结出其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所存在的不足，通过对其不足之处的分析，并以此为发展方向，不断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作用，从而促进公共危机管理。

参考文献：

[1]庞司珈.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探究[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2]王青玲，罗杭春.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探究[J].学理论，2013（3）.

[3]喻军，曾长秋.论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功能发挥[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公共政治 篇12

进而应该思考的是,博物馆、美术馆对公众的平等对待与公共教育的平等化是否也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呢?在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平等主义这个论题基础上,我们应如何认识美术馆在公共教育中的政治性功能与意义呢?我认为,公共教育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教育、学科教育,它的核心是公民教育,它的基础是哈贝马斯所讲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既是与私人领域相对立的,也是与公共权力机关直接抗衡的。而“公共性”既是“公共领域”价值范畴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自由的、民主的原则和批判性。在他看来,所谓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雅典的公民政治集会,在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对话之上产生了完全不同于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到18世纪,由于咖啡馆、报纸、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的出现,在这些场合中的自由交流导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因此,公共领域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形成自由的公共舆论。在法国,以文学和艺术批评为前导,公共领域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对抗官方检查制度,争取言论自由。可以说,“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就在于言论的公共性和自由交流。

因此从逻辑联系上看,在公共教育中,美术馆的公共性中必然包含的自由交流问题,就是首先必须解决的围绕着公民教育的目标而进行的思想与艺术的自由交流问题。实际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教育上,公民权利中的自由价值观是最应受到保护和肯定的,如信仰、言论、选择、学习、认同等领域中的自由,这是公民自由权的核心。在公共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对自由权利的肯定和宣传,而这种肯定和宣传本身就离不开思想与艺术的自由交流。

然而,在当代社会中常常出现权力与资本对美术馆实现公民自由权利的干预,对于进入公共教育领域中的艺术与思想的自由交流更是充满疑虑甚至敌意。当汉斯·哈克准备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一些房地产图片时,由于涉及到博物馆赞助人、贫民区等问题,博物馆董事长托马斯·梅塞取消了这次展览并解雇了策展人。在当代艺术馆的运作中,来自政府的拨款和资助人的赞助几乎构成全部经济来源,而这两者在本质上都很容易造成对艺术领域中实现公民自由权利的监控与压制。皮埃尔·布尔迪厄与汉斯·哈克曾深入讨论过这个问题:国家必须资助自由的文艺事业,否则文艺将沦为企业金钱的奴仆。

虽然刚才谈的主要是艺术展览的问题,实际上对于由艺术展览派生出的公共教育的影响也同样存在,甚至会使自由权利的问题更为突出和尖锐。换言之,创作与展出的自由权利已经成为美术馆公共教育中的政治性议题,它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在精神生产的自由与自主性方面,使受教育的公众获得一种精神启蒙。这是因为从艺术创作的本质上说,自由权利问题远比在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其他社会领域中来得更鲜明、更容易理解,更符合公共教育所需的启蒙意义。

将政治性功能和意义引入美术馆的公共教育问题中的逻辑前提是公共政治的基本含义。在传统的政治学中,“政治”是指“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做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施的活动”。在这个概念中,共同体利益、决策和实践活动同样是公共教育中的重要要素,公共教育问题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功能及意义。从与公共教育的内在联系来看,“政治”其实包含了人性化的、建构性的重要价值观。爱德华·萨义德认为:“政治是为了实现愿望,为了得到认可,为了改善处境,为了赢得解放。这些都是我的兴趣所在……美学的任务不是对政治进行阐释,而是与政治一起成为奋斗目标的一个部分。”萨义德的论述中一个关键地方就是对政治的理解:他反对仅仅作为权力的政治,赞成那种在争取权力之外还有更多、更符合人性目标的政治——实现愿望的政治、承认的政治、改善人的处境的政治、解放的政治。

在这样的目标下,公共教育与艺术都应完全负起它们的使命。应该破除的是弥漫在艺术与教育领域中的关于政治性的偏见与恐惧,应该在政治这个概念的真正意义上理解它和实践它。比如,平等主义的公共教育意味着打破等级、财富、职业等身份标识对教育的限制和控制,这种价值观本身就对公共政治产生极大的作用、发挥重要的功能。由于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具有的面向公众、视觉主导、联系生活等特性,就具有更多实现平等主义教育理想的可能性。

那么,究竟何谓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我认为,它不仅仅指美术馆开办美术学习班、举办艺术讲座、设立导览员制度等措施,更重要的是通过美术馆的展览、学习活动等培养公众的价值观念,即上文所讲的关于自由、公民权利、公共关怀等观念。汉娜·阿伦特说“政治就是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我们可以接着说: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就是培养公众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这种观点是对美术馆在公共教育中的政治性功能和意义的一种清晰表述,它表明这种教育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更不是灌输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对公共生活的真正投入。托尼·贝内特认为,博物馆将另一种平民转变为“公民”——人们学习用权利的目光来关注这个世界。完全可以说,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功能和意义也正在于“将平民转变为公民”。作为美术馆,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社会使命吗?

美国社会学家史蒂文·塞德曼认为:“社会学必须恢复其公共教育者的角色,不仅是为了重建其公共权威,而是为了促成公共领域的复兴……我期待这样一种社会学:不忌惮道德倡导,坚持人文研究应服务于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最初承诺。这种社会学应担当起对它所参与创造的世界的责任。”塞德曼对社会学的反思产生很大影响,有学者认为:“事实上,赛德曼力促社会学家们去思考他们自己的工作所具有的伦理和政治含义,作为公众的捍卫者和某些特殊社会安排的倡导者去积极参与公共讨论。”我们可以从社会学对自身反思中获得的启发是,美术馆应该积极参与到公共讨论中,承担教育的、道德的责任,美术馆应该“恢复其公共教育者的角色,不仅是为了重建其公共权威,而且是为了促成公共领域的复兴”。

实际上,在社会学与艺术学和美术馆之间,这种以建设公共领域为最高使命的精神纽带在美术馆的历史上早有呈现,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如根据前引杰弗瑞·艾布特对美术馆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1793年向公众开放的卢浮宫博物馆,既有向国内批评家和国外观察家表明革命政府的稳定性、它所具有的力量和足以有效地保护国家遗产的能力的意图,同时更含有让公众参加到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公共性原则;而在19世纪晚期美国各地纷纷成立博物馆的浪潮中,公共艺术教育的目的除了包括对艺术家的培养、提高生产设计的水平之外,最重要的是作为普通市民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博物馆被设想为有可能取代宗教机构,帮助人们保持家庭和社会价值观的地方;到了20世纪后期,不仅艺术史与博物馆的关系问题引起更多讨论,社会学家们也同样提出了疑问:博物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的活动成功地惠及现代社会中的贫困者与少数族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