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质量

FDI质量（通用10篇）

FDI质量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以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 但西部利用FDI的比重比较低, 每年只占全国的3%～4%。同东中部比较, 无论是利用FDI的数量、规模还是质量, 西部地区都有着很大的差距。

1 对制约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

(1)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对生产性活动投资的引致能力不足。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外资主要从事生产性经营活动的投资, 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外资一方面进行试探性进入, 另一方面相对低度化的产业结构, 使外商投资规模相对偏小, 人均利用FDI的水平也较低, 西部地区在全国利用FDI的地位几乎微不足道。

(2)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度低未能形成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平台, 致使外资对西部的投资倾向低。同时, 西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一方面西部利用FDI投资的效应仍然以增长效应为主导, 掩盖了外资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环境内在化成本低的现实, 使外资倾向于投资高能耗、高污染密集型产业。

(3) 未能得到根本改变的不容乐观的投资环境, 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力。长久以来, 西部地区土地荒漠化现象严重, 植被难以保护, 生态环境脆弱。西北地区严重缺水, 平均年降雨量仅为235毫米, 个别地区降雨量只有20毫米, 这种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西部地区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贫乏, 公共服务能力严重不足, 通讯不畅, 电力不足, 交通运输线路综合密度仅为全国的4.98%, 至今有些地区仍不通公路, 铁路密度仅为东部地区的19%, 航空设施少, 发展速度明显低于沿海地区。

2 提高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能力的对策

(1)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提高西部地区FDI的规模和水平。投资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无论哪方面达不到要求, 都有可能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 (1) 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为吸引更多的FDI准备好首要的物质条件。 (2) 继续大力加强西部水利、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改变西部在信息技术和相关配套设施上的落后状况。 (3) 进一步开放西部地区市场, 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同时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2) 注重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 加强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引进。 (1) 国家要对整个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与教育结构做出安排, 增加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投入, 加强西部地区的人才培训, 培养外商投资所需的技术型人才。 (2) 采取必要的政策, 在稳住现有科技力量不使其流失的同时, 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3) 通过体制引导人才自由流动, 制定引进人才的政策, 完善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提高西部人力资本存量。

(3) 以推动西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为目标, 提高引进外资质量, 调整外资结构, 改变现有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局面。 (1) 推进城市化进程, 提高城市化水平, 形成集中的市场规模和巨大的市场需求, 同时发展中心城市, 形成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带和工业区, 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2) 改变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状况, 使更多外资流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有步骤地引导外商增加对金融、保险、旅游、卫生体育等薄弱行业的投资。

3 FDI的投资动机分析及西部地区的应对策略

那么当今外商直接投资行为又如何呢?FDI的理论认为外商投资基本的动机是追求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最大化。具体而言: (1) 生产要素导向, 即以较小的代价获取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等。 (2) 市场导向, 即突破国界对市场范围的限制, 在国外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3) 效益导向, 即通过垂直一体或水平一体化促进合理经营, 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出于此动机的FDI一般是连续投资而不是初始投资。显然, 通过上一段的分析, 出于这三类的外商投资动机在西部的投资吸引力不大。那么最后一种的投资动机是风险规避东西部都属于一个国家不存在政治风险不同的差异。再者, 邓宁的生产折中优势理论认为区位优势 (其中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在同一国度内被假定为具有同样的竞争优势) 是制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及其国际生产布局的主要因素。区位优势取决于原材料和制成品的相对运输费用、市场规模、生产要素价格、基础设施状况、政府干预程度、投资地的文化差异等因素。通过以上分析, 我国西部相对于东部地区, 除了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外, 其他都处于劣势。政府投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集中住投资, 它不象非政府投资只追求微观上短期经济效益, 而是从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的宏观层次上安排投资。政府投资不仅能解决西部短期的资本短缺问题, 也能为长期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适当的时候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1) 西部地区的计划色彩比较浓厚、市场观念淡薄、正处于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政府需要填补开发过程中由于计划经济规则正在被废除, 市场经济规则尚未建立起来时所形成的规则真空。并在填补规则真空中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毕竟市场经济是西部开发的长期目标。 (2) 培育市场体系方面, 主要侧重引鱼引凤的问题。对西部的原有国有企业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 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对于西部急需的产业, 东部又不愿意去的国企, 政府要根据市场的原则, 采取政策诱导和必要的行政相结合的手段鼓励他们到西部投资。 (3) 西部省区主要领导人及其班子应具有高瞻远瞩的全局性的目光, 市场意识强, 能不折不扣的落实中央正确的政策

摘要：制约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对生产性活动投资的引致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优化度低, 未能形成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平台。为提高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能力, 西部地区应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加强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引进, 调整引进外资结构。

关键词：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环境,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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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梅芳.科学发展观与西部利用外资战略研究[D].广西大学硕士论文, 2005.

争夺汽车FDI 篇2

作为中国内地对外商吸引力的一种指标，FDI(外商直接投资)数据连续5个月下跌可能让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们犯愁了。

五连冠!五连阴!

科尔尼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自2003年起，中国此后已经连续5年高居外国直接投资排行榜的榜首，印度第二。此份报告分析指出，中国在亚洲投资者中排名第一，在欧洲和北美的投资者中排名第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投资者们都表示愿意选择中国作为他们首次投资的首选目的地。中国在多个行业领域都具有极强的魅力，在金融及非金融服务、轻型及重型制造业和第一产业等领域中都是投资者们的首选目标。只有在电信和公用事业领域，才仅次于印度。

但是，上述乐观景象可能已经是2007年的老黄历了。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尽管2008年我国吸引FDI923.9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3.58％，连续第三年攀至新高，但是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持续制约着资金流入，尤其是自2008年10月起中国FDI出现负增长以来已经连续5个月出现实际利用外汇金额负增长了。

尽管2008年世界范围内对FDI的吸引力排行榜尚未出炉，但是中国吸引FDI的五连冠和五连阴的数据对比已经几乎坐实外资加速撤离中国的事实。这对同样处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资金链脆弱的在华车企来说更是如此。

汽车FDI：宠爱不再?

当然，撤离的FDI中包含一部分投机的、不受中国欢迎甚至被列为打击对象的“热钱”，不过其他FDI资本高速撤离中国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作为世界车市少有的也是最大的亮点，中国车市对FDI的吸引力同样如此吗?

业内专家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科尔尼中国常驻北京的高级咨询经理吴晶辉在接受《汽车观察》记者时表示，中国车市是少数FDI不减反增的行业，不仅国外资金不会减少对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投入，与之相关的汽车金融、汽车服务行业也是FDI首先的投资目标之一。她的理由是，尽管中国车市在2009年略微放缓了，但是其巨大的销量惯性及消费绝对值都是吸引力之一，尤其是在中国车市作为世界少有的需求热地的情况下。

与此持不同意见的是TNS中国汽车研究北亚区总监包亦农(Klaus Paur)告诉《汽车观察》记者，仅2002～2008年之间汽车销量便增至4倍以上，期间许多国际品牌纷纷和中国本土车厂设立合资项目。市场的增长伴随着大量的产能投入，从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供应链如轮胎公司、零件制造商等的外资投入是十分巨大的。早期的汽车市场，因为每年销量的巨额增长，因此汽车制造商的危机在于高估增长潜力而导致的狂热的生产设施投资计划。当然这种情况在经济衰退之前已经被改正了。在经济低迷时期，所有汽车的相关企业，譬如汽车制造商、零件制造商、轮胎公司等等，对于产出计划都十分谨慎，也开始着手于调整产能。这也反映了短期内在中国市场FDI的整体减速，甚至将导致资本投资的减少。

和其他行业FDI急剧下降和悲观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述两位工作在跨国知名咨询公司的专家意见无疑要乐观很多。

包亦农指出，FDI在中国的发展终将取决世界汽车制造业的未来结构。今天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在汽车舞台上的颓势已现。那么，未来这个辉煌的延续者是不是中国呢?如果是，那么中国车市对FDI的魅力依然很大。

但是，那些后起之秀是否愿意拱手将机会让给中国呢?答案，肯定不是。

中印的较量

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无疑是近年崛起、一直在后面追击中国的印度。科尔尼外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研究报告显示，从2005年开始印度取代美国位居指数榜的第二位，并一直保持着这一位置。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2005年的6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69亿美元，增幅高达250％。印度在高增值的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等行业继续吸引着投资者，显示出吸引更多元化FDI投资的巨大潜力。

这份报告还指出，在2008年及几年里，中国是亚洲投资者的首选投资目的地(在极有可能在中国投资的投资者中，34％来自亚洲)，但印度则吸引了更广泛的全球投资者，近期许多大公司表达了在印度投资的意愿，如通用汽车。在所有的投资目的地中，印度的投资前景最被看好甚至可能会超过中国成为首选投资地。

紧随印度之后，对中国汽车FDI构成威胁的投资地依次是巴西、香港、美国、英国、俄罗斯和德国。

不过，包亦农对未来中国汽车行业FDI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在中长期内，根据中国汽车市场的增长潜力，可以预见FDI在中国市场的反弹。基于之前的经验，我们在经济衰退早期也许更加期待谨慎且行之有效的投资策略。FDI的发展将依赖于汽车市场的重整和继续的成熟。主要表现于：1、国外品牌提高现有50％限额股权的可能性；2、多个合资品牌通力合作的可能性；3、二手车市场的发展；4、汽车售后服务的发展；5、汽车金融发展的机会；6、商用车市场的增强。

2008年7月，世界500强博世旗下公司博世力士乐迁址西安经开区。当月，博世全球新上任的亚太区总裁乌韦拉西克在京表示，在2008到2010年间，博世还将在本地区投资19亿欧元，其中博世在华投资近8.5亿欧元。而在经济危机期间，最担心的是像博世这样的公司此前做出的前期投资计划是否变卦。

经济增长、FDI与环境质量分析 篇3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FDI,对外贸易开放度,环境污染

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范畴。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会影响人们对环境管理的技术与方式,同时环境状况的好坏又会影响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变化。因此,可持续发展理念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提出后就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并促使人们的视线由简单的经济增长转移到环境质量上来。

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近年来提出的EKC曲线可以作出部分解释,但同时EKC曲线也备受学者们的争议。库兹涅茨曲线(KC)本是反映人均收入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曲线,Grossman & Krueger(1991)[1]在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影响时,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与KC曲线相似,因此又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EKC表述的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工业的进步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环境恶化;二是当GDP的增长超过一定的程度,即越过曲线拐点后,经济发展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随着经济增长,污染程度下降,环境会逐渐好转。所以,总的说来就是GDP与环境水平是呈现倒U型关系的,但是否每个国家的经济与环境之间都会呈现出EKC曲线描述的情况还值得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国际贸易和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状况也在不断恶化。贸易和FDI与我国环境有什么关系,其对我国环境又有何影响也引起了不少国内学者的关注。因此,本文除了考查我国的EKC曲线是否存在外,还将基于EKC曲线加入FDI和我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度进行实证研究。

一、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贸易与环境关系虽早有研究,但真正引起各界关注的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在Grossman & Krueger(1991)[1]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之后,很多学者都基于EKC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尽管部分学者认为EKC曲线是存在的,但他们在污染物的选择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如Selden-Song(1994)[2]对空气中的SO2、CO2、NO2、SPM[3]考查了CO2排放量、生活污染等消费领域指标,从消费污染角度诠释了EKC的存在性。Anil Markandya、Alexander Golub and Suzette Pedroso-Galinato(2006)[4]通过分析12个西欧国家超过150年的数据,研究人均GDP与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的确存在倒U型关系,而且其估计的拐点对大多国家来说也是合理的。此外,环保政策可能会降低EKC曲线的位置,并影响拐点。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EKC曲线在现实中不一定存在。Hannes Egli(2001)[5]对德国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发现在短期内收入变化并不影响污染排放,而在长期只有少数的污染物如氮氧化物和氨的排放与人均GDP之间呈倒“U”型关系,其他的如SO2、CO等却并非表现为此类关系。由于这并不是对所有污染物都成立,并且所有的估计结果都不是很稳健,他认为EKC在单一国家的存在值得怀疑。

少数学者在研究EKC曲线时还考虑了国际贸易和FDI对环境的影响,如Cole(1997)[6]选取了大气中的氟利昂、甲烷排放量、交通运输量等许多新的指标,并通过引进国际贸易额等开放性指标,研究环境与国际贸易的关系。Víctor Hernán Aguiar(2007)[7]运用1970-2006年间的数据,在EKC基础上进行分析,最终表明贸易的开放程度对环境的恶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随着FDI活动的加剧,学者们就其对环境的影响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其对东道国的环境污染不具有正效应,如Frankel(2003)[8]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FDI会为东道国带来其不具备的先进技术,促使东道国生产清洁化或绿色化,从而进一步促进其环境质量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牺牲地,变成了所谓的“污染天堂”。Jensen(1996)[9]、World Bank(2000)[10]的研究,表明FDI虽然会刺激经济增长,但导致了更多的工业污染和环境退化。

国内关于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起步较晚,梁四宝(2008)[11]根据山西省1991-2006年经济与环境统计数据,对山西省的EKC曲线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主要环境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并不明显,各污染排放量与人均实际GDP仍处于同步上升阶段。夏自兰、赵小风、王继军(2010)[12]运用EKC理论模型,探讨了江苏省环境污染同经济发展的变化关系,提出江苏省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分别处于“倒U 型”和“U 型”EKC 的上升阶段,工业废水排放量随经济发展缓慢增长,环境污染综合状况随经济增长而恶化。陈晓峰(2011)[13]采用长三角地区实际利用FDI与四类污染排放数据,通过计量分析认为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长三角地区倒“U”型EKC 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可能会出现“N”或“～”型波动特征。

除了区域分析外,也有少数学者对全国范围内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马树才和李国柱(2006)[14]利用简化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EKC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并不会像EKC描述的经济增长会有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通过对我国主要出口工业行业污染物排放的实证分析,叶继革、余道先(2007)提出日渐扩大的贸易活动与环境污染的加剧有密切关联的结论。少数学者对全国的情况进行了面板数据分析,如高静、黄繁华(2011)还有以CO2为污染指标,利用中国30个省市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提出中国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EKC,西部地区存在正U型 EKC,中部地区不存在EKC;外贸易依存度与碳排放成正相关关系,FDI对碳排放影响微弱。

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是否存在EKC曲线存在争议,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数据来源不充分,二是污染物选择有偏差,三是全国范围的研究较少。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贸易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在出口额不断增加的同时环境也在恶化,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日益显现。另外,伴随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引入FDI逐渐增多,FDI流入对我国环境影响也成为学界重视的问题,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鲜见将FDI与对外贸易开放度均放入EKC框架进行分析的,本文将对外贸易和FDI与经济增长一并纳入EKC框架分析,研究三者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选取

为了估计模型,本文采用的样本为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主要应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环境经济统计数据》,并经综合整理得到。本文选取的环境污染指标为传统工业三废: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气中包含的SO2的排放量,并分别以W、G、S、SO2表示,其在样本区间年度内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状况报告》、《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环境经济统计数据》整理得。

由图1可见,除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近些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外,其余三种污染物排放量都呈现波动性特征,但总体趋势是缓慢上升的,废气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由于自变量选取的是我国人均GDP、FDI以及对外贸易开放度,其中人均GDP以1997年为基期,经每年的物价指数调整后的实际GDP,FDI经当期汇率调整后全部换算成人民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

改革开放以来,流入我国的FDI逐年增多,中国已成发展中国家中利用FDI最多的国家,在2002年还一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对外贸易开放度在本文中用进出口总额除以GDP得到,用Z来表示,其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度逐年上升,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最高点。此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急速下降,出口受到重创,进出口总额下降,对外贸易开放度下降。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渐复苏,2010年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度又开始上升。因此,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度是呈上升趋势。

(二)模型选择

鉴于数据的对数形式不会改变原数据的特性,且可以消除量纲不同的影响,本文将所有的变量都取对数进行分析。基于EKC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加入了FDI与对外贸易开放度作为自变量,为了检验中国的EKC是否存在,并进一步研究其形状,构建了如下两个方程模型进行对比选择(其中Pt代表污染物):

模型1:

ln Pt=β0+β1lnGDPt+β2lnGDPt2+β4lnFDIt+β5lnZt+β6lnZt2+εt

模型2:

lnPt=β0+β1lnGDPt+β2lnGDPt2+β3lnGDPt3+β4lnFDIt+β5lnZt+β6lnZt2+εt

根据EKC的基本理论框架,在模型1中,β1和β2不同的取值可以反应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同的关系:(1)β1≠0,β2=0时二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2)β1≠0,β2<0时二者 之间呈现EKC所描述的倒U型特征;(3)β1≠0,β2>0时二者之间呈现正U型特征;(4)EKC曲线的拐点在Y=-β1/2β2。对于三次曲线模型2,β1和β2之间的关系与模型1相同,不同的是β3的符号会影响U或者倒U型曲线的进一步走势,如果β3与β2符号相反那么已有曲线将出现新的拐点即U型变N型,倒U型变成倒N型。

注:表中的D(lnGDP、D(lnFDI)、D(lnZ)、D(lnW) 、D(lnG)、 D(lnS) 、D(lnSO2)分别表示lnGDP、lnFDI 、lnZ、 lnW、 lnG、 lnS 、lnSO2的一阶差分;检验类型(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的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当C、T取1时表示含有常数和趋势项,取0时表示不含有;滞后阶数是以SIC(Schwarz Info Criterion)信息量最小为准则;*表示在1%水平下平稳,**表示在5%水平下平稳,***表示在10%水平下平稳。

估计模型之前,首先对所有变量的对数型式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数据的平稳性,在此用ADF检验法,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看到lnGDP、lnFDI 、lnZ、 lnW、 lnG、 lnS 、lnSO2都是非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在10%水平下皆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不会出现伪回归。在此先对不同的污染物选择适当的模型,利用获得的数据用软件eviews6.0对模型1和模型2估计得到结果见表2。通过表2的结果对方程进行选择:首先,看工业废水。虽然方程(2)总体拟合优度较高,但其部分系数不显著,且方程(1)和(2)相比之下,方程(1)的赤池和施瓦茨参考值均比方程(2)低,通过以上综合考虑对工业废水选择模型1。其次,看工业废气。由表可见方程(4)有较多系数不显著,且其AIC及SC值均比方程(3)大。因此,对工业废气选择模型1,工业固体废弃物也选择模型1。最后,看工业SO2。虽然两个模型的系数均不是高度显著,但方程(8)相比之下拟合优度较高,F值较大,其AIC及SC值均较小。因此,对SO2选择模型2,从选择出的模型以及表2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之间的曲线关系如图3所示。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通常情况下不考虑15%水平下的显著,但本文为了相对比较,在此将其考虑进去,用****表示);模型旁边的数字1-8分别为这八个方程的代号。

(三)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本文采用EG两部法,对以上选出的四个模型进行协整检验。令方程(1)、(3)、(5)、(8)的残差项分别用εt1、εt2、εt3、εt4表示,对此四项残差分别作单位根检验,其结果见表3。表3的结果表明εt1、εt2、εt3、εt4均是平稳的时间序列,进一步说明以上方程中的变量lnFDI、lnGDP、lnZ与表征环境污染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方程(1)、(3)、(5)、(8)分别反映了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工业SO2排放量变化与FDI、GDP、对外贸易开放度变化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GDP每变动1%,污染物的排放量发生明显变化,其中SO2变化最为明显,为88.13%。FDI的变动对固定污染物的影响最严重,其每变动1%,固体污染物就随之变动3.26%,值得注意的是FDI的变动对SO2排放量变动影响并不显著。对外贸易开放度对四种污染物的影响也是不同程度的,其中对固定污染物影响最大,对外贸易开放度每上升1%,固定污染物的排量就增长7.98%。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环境污染物与FDI、GDP和开放度之间的短期关系以及其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大小。以上四个协整方程对应的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由于误差修正模型系数均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此结果表明短期内GDP的增长对这四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此外,由于短期调整系数是显著的,因而它表明每年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以及工业SO2的实际排放量的变化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分别有79%、27%、92%、96%被修正。

注:检验类型(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的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当C、T取1时表示含有常数和趋势项,取0时表示不含有;滞后阶数是以SIC(Schwarz Info Criterion)信息量最小为准则;*表示在1%水平下平稳,**表示在5%水平下平稳,***表示在10%水平下平稳。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注:*的表示其F统计量值高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示F统计量值高于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即表明拒绝零假设,说明两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因EKC曲线主要考察的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此仅对GDP与环境污染物之间作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GDP变动与废水和废气的变动均呈单向因果关系,GDP变动是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GDP变动与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变动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SO2排放量变动是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模型的选择及分析,本文最终得到如下结论:我国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是表现为U型曲线特征,但是工业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却是明显存在的。工业SO2的排放量与GDP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简单的倒U型曲线,其在倒U型上有所延伸,呈献出N型曲线特征。另外,FDI对传统工业三废排放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生环境负效应,但其对SO2的影响并不显著。从经济意义角度来说,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不存在U型或倒U型关系,对外贸易依存度与污染物排放量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说明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而环境污染越严重。

针对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EKC曲线的倒U型形状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虽然EKC曲线的部分特征在我国有所显现,但并非所有污染物都表现出倒U型特征。这说明污染物的选择指标不同将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因此EKC曲线不能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一个借口,更不能盲目地套用EKC曲线理论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辩护。从SO2的情况可以看到,即使存在倒U型曲线也不是绝对的,当经济增长超过一定的程度后,倒U型会延伸为N型,导致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传统工业三废与GDP增长之间目前是呈献出U型或倒U型关系,但如果我国持续以前的产业发展模式,任由市场发展或者经济结构转型力度不够,或将不可避免出现与SO2相似的情况。加之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有些环境损害是毁灭性的,生态系统一旦失衡就再也不能恢复了。因此,我国应该及时制定相应的环保政策和法律措施,提高市场准入者的环境门槛,对环境污染者严惩不贷,同时环保执行力度需加大,利用法律政策和市场手段的充分结合,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第二,加强FDI质量,调整引入方式。FDI的环境负效应主要是与其进入我国行业相关,我国FDI的投资额大部分都分布在第二产业,而在第二产业中又大量投入到制造业中污染密集的行业,如纺织、造纸、化学、皮革、矿物、机械、金属制品等高污染的行业。虽然外商投资企业拥有先进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管理思想和方法,但他们在中国宽松的环境下并没有将这些先进的思想全部用于生产上。因此,我国在引进外资时应注意质量,防止发生“污染天堂”假说的情况,并优化外资的产业结构,使其更多地投入到第一和第三产业上去。更重要的是我国要引进环保意识强、经济效益好的高质量外资。另外,就是我国的环境政策,我国应该提出一个更高的环境要求标准,让所有企业包括外资在内都按照这个高标准去实施。在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时,也在充分利用其治理环境的技术,并相应地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进行宣传和奖励,让FDI可以无保留地运用他们的环境污染防治技术,并对全国企业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FDI技术外溢与模仿创新 篇4

关键词：FDI；技术外溢；模仿创新

FDI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FDI对创造就业、贸易扩张、技术升级和推动经济增长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创新能力普遍不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是外资引入绩效考察的重要目标。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如何利用FDI外溢效应，进一步增强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培养中国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将是未来利用外资的最重要目标。

合理有效的模仿创新是实现FDI技术外溢目标的重要渠道。模仿创新一方面是加速技术扩散，获取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渠道，同时模仿创新也是技术积累的重要途径，其作为简单模仿和自我创新的重要过渡阶段，可以为企业以后的自我创新打下技术知识、人力资源等相应的基础，提高以后自我创新的成功率。所以在FDI溢出条件下，模仿创新对中国自我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模仿创新的优势和可行性分析出发，研究FDI技术外溢条件下模仿创新的实现机制和约束条件，并结合中国实际得出一些启示。

一、关于模仿创新的理论回顾

1．模仿创新的优势。模仿创新是最积极、最主动、最有效率的获取技术外溢效应的方式，模仿创新能将技术扩散活动和扩散主体的经济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能够加速国外先进技术在中国国内的扩散，成功的模仿可以缩小FDI的东道国和输出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而降低FDI将更先进的技术转移到东道国的转移成本，进一步扩大FD[的技术外溢效应。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在国际技术外溢的过程中，技术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进行合理的模仿创新以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并最终实现赶超。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同时认为技术知识产品特性之一就是其非竞争性，也就是说复制、再生产新技术知识的附加成本是很低的，从而从这一特性出发，模仿创新的明显优势在于：(1)尽管技术吸收和学习是有成本的，但是技术落后国家对技术领先国家的模仿成本是要远远小于技术领先国家的创新成本，而这一模仿成本与创新成本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证明国际技术收敛的重要前提，Mansfield(1981)通過对美国化工、制药等48个行业产品的调查也证明，平均模仿成本仅仅是创新成本的65％；(2)模仿成本与可供模仿的技术知识产品选择集成反比，如果模仿国和技术领先国的技术差距越大，则其可模仿的技术知识产品选择集也就越大，从而其模仿的回报率也就越高。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初始技术水平差异越大，则其可供东道国企业模仿的产品选择集也就越大，因此东道国可以以较低的模仿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率，从而东道国通过模仿获取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也就更为显著。Segetrom(1991)也认为，在稳态条件下，与技术的模仿和转移相比，封闭的技术创新成本要昂贵的多，而这种成本的差异导致了技术的转移和模仿的盛行。

2．模仿创新的可行性。Barro&Sala-I—Martin(1995)考察了一个开放经济中，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是如何通过模仿经济发达先进的国家的产品来促进经济增长的。Elkan(1996)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他认为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他强调的是南北双方之间的经济发展的趋向，即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Keller(1996)认为，仅仅能够取得国外技术并不一定能够提升LDC的发展速度，模仿支出可以为FDI创建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基础，从而为FDI转移更先进的技术提供先决条件。Glass(2000)则论证了有效的模仿对自我创新的基础性作用，他认为有效的模仿可以通过积累相应的知识存量而大大降低技术落后国家的创新成本，从而促进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的开展。Glass，Saggi(1998)分析了FDI转移的技术水平和东道国模仿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东道国能否通过吸引FDI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取决于模仿和母国创新速度之比。而ToshihikoMukoyama(2003)则分析了一国在增长过程中的模仿和创新的关系，他假设只有技术领先的国家才能进行创新活动，而技术落后国家只能通过模仿而成为领先者，对模仿行为进行补贴将会有效促进先进技术的扩散和一国的技术进步，模仿还可以通过增加创新产业的数目促进总体创新行为。同时推进模仿行为不仅能够提高一个国家的静态效率，还可以推动一个国家动态的技术进步率。国内学者庄子银(2003)认为，从事模仿活动的南方企业家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时他也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对南方模仿的效应，并且认为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比拥有较少企业家的经济有更高的增长率。

二、FDI技术外溢条件下模仿创新的实现机制

1．模仿创新的实现过程。模仿创新指的是，企业通过学习模仿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思路和创新行为，吸取率先者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进购买或破译率先者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完善，进一步发展，在工艺设计、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大批量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创新链的中后阶段投入主要力量，生产出在性能、质量、价格方面富有竞争力的产品与率先创新的企业竞争，以此确立自己的竞争地位，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行为。从模仿创新的过程来看，它也包含了三个紧密联系的过程：(1)简单性复制模仿。这一阶段包括产品设计、制造工艺、测试方法、材料配方、技术标准、关键设备和样机的引进。它以简单模仿国外产品的工艺为基本特点，它基本上是对引进的有形资源的照搬照抄，企业在这一阶段往往不能掌握引进技术的原理和诀窍。但对企业来说，毕竟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使企业的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创造性模仿。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减少了对技术输出国的依赖，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对关键设备或工艺技术实施国产化，使企业的产品和工艺设计能力有很大的提高。这一阶段虽然仍以维持引进产品的性能进行工艺创新为主，但是国产化使引进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改进型创新。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实施，技术引进的主体掌握了引进技术的基本原理和专有技术，达到了消化、吸收的目的。在这一阶段，企业在技术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我研究开发的能力，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通过自身的研究和开发进行改进型创新，充分利用引进技术的扩散作用进行新产品功能的开发，并扩大引进技术的应用领域。

这种改进型创新的出现是模仿创新的真正意义所在。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模仿创新的成功实施包含两大关键步骤：一是模仿对象的捕捉，模仿创新必須有追随学习的对象，而不应是新技术的开拓探索者和率先使用者；二是对模仿对象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模仿创新并不是照抄率先者的技术，它同样需要投入足够的研究开发力量，从事其特有的研究开发活动，是一种渐进性创新行为。

2．FDI技术外溢促进模仿创新的渠道。FDI的技术外溢效应通过以下渠道对模仿创新有着积极的影响：

(1)示范效应：从模仿创新的过程来看，成功的模仿创新的第一步为简单的复制模仿，而外商企业的技术转移扩散过程就是本地企业模仿对象的获得过程，跨国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外商研发机构开发新技术，为本地企业的模仿提供了良好的模仿对象。跨国公司母公司转移给子公司的技术一般要比外售的技术更加先进，为本地企业提供了合适的模仿对象，从而提高本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本地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例如对产品进行逆向工程的研究和开发间接获得该产品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并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积累相应的经验，为以后的改进型创新打下基础。

(2)竞争效应：跨国公司的到来加剧了行业竞争，从而激发了本地企业研发支出的投入力度，同时本地企业在模仿外资企业的基础上还必然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并进行二次创新，从而有效推动模仿创新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顺利实施。同时由于外商企业带来的技术不一定适合东道国的生产特点，所以国内企业对跨国企业带来的先进技术的改进和创新必然使得该技术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3)前向和后向联系：包括外资企业在与当地企业或客户的交往中，与供应商等上游企业发生后向联系以及与销售商等下游企业发生前向联系，通过这种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向当地企业传授知识和技术，从而可以使这些企业获得相应的产品技术信息，提高模仿创新的成功率。

(4)人员培训和流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因此，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的。从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需要对东道国的当地雇员进行培训，当这些雇员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流向当地其它企业或自创企业时，其在跨国公司工作时所学的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也随之外流，从而产生溢出效应，这些雇员也成为推动当地创新的重要力量。

三、模仿创新实现的限制条件

如前文所述，模仿创新之路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有效吸收。但是，实证研究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并没有像理论分析中体现的那么明显，例如Haddad and 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 and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Cohen&Levinthal(1989)扩展了内生经济增长关于模仿的理论，他们认为，技术知识产品具有很强的自我积累性和路径依赖性，因为任何新技术知识都是在已有的技术知识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较大的现存技术知识存量意味着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去开发出更多的新技术产品，同时研发投入对本国企业，本国技术进步往往具有双重效应，研发的作用一方面可以直接带来新的技术成果，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增强本国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从而提高未来进行有效的模仿创新的成功率。所以虽然国内、国际企业的技术差异较大，可供本国企业进行学习、模仿、创新的对象也很多，但是如果本地企业缺乏响应的研发支出而不能形成对先进技术有效的学习吸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也会很小。Abramowitz(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持有类似观点：为了获取外界技术成果，一个国家、企业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而Kinoshita(2000)通过对捷克制造业的分析证明，只有在那些研发支出较多的行业里，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才比较明显，同时研发支出增强模仿创新能力的效应要大于它直接促进创新的效应。而Griffith(2000)也通过对OCED等国家的分析证明，技术趋同的假说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落后国家的技术能力能否足以吸收外资企业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于津平(2004)也证明了外资对国民利益的积极影响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知识外溢有关。而知识外溢作用的产生不仅要求外资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要求内资企业具有较强的知识接受能力，以及国内具有良好的知识传播媒介。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FDI的外溢效应并不是伴随着FDI的进入自然产生的，外商投资企业带人技术和形成技术冲击是技术外溢发生的重要条件，而本地企业的正向反应行动是技术外溢发生的充分条件，也是模仿创新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要增强本地企业学习行为和培育本地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模仿创新行为和技术扩散主体本身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是最积极、最主动利用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方式，本地企业要实现模仿创新，必须要承担模仿创新过程中的研发支出，研发支出的增加对接FDI技术外溢的能力，可以降低FDI输出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降低技术转移的成本，同时给跨国企业相应的竞争压力，迫使其将先进的技术转移到东道国。

四、模仿创新的现实意义和必要准备

1．中国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存量的低水平现实。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以及科技活动强度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自我创新的能力以及持续增长的潜力，中国的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仍相对较低，2001年OECD国家研发支出占GDP比例是中国当年该比例的两倍以上，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也明显高于中国。按人均水平计算，中国的人均研发支出和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无论同OECD还是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有较大的差距，甚至低于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

2．模仿创新的现实适用性。当前，推进自主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而自主创新不等于自我创新。模仿创新因其自身特点比较适合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实际情况，模仿创新作为连接单纯复制模仿到自我创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模仿创新的有效实施可以增强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缩小后进国同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培养东道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推动单纯复制模仿到模仿创新再到自我创新的逐步过渡。日韩两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是最典型的实施模仿创新型技术发展战略的国家，在其高增长期它遵循着优选技术的引进，在引进的基础上加快吸收消化，并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创新，取得了技术赶超的显著效果。而韩国也通过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并具有较高商业化前景的基础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的成果，使其实现商业化的模仿、开发和国产化，并借助由此带来的大量技术选择机会及技术发展连锁效应，进行技术创新的自主开发，从而推进了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快速发展。

3．推进模仿创新的必要准备。中国的研发支出水平和科技人才储备的低水平事实表明，中国必须要重视模仿创新，这是现实条件的最优选择。但是，正如本文前述，模仿创新是在吸收国外技术外溢条件下进行的，是有许多限制因素的。最重要的要求是加大我国研发的投入力度，提高知识存量水平。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要增加基础性的公共研发投入，同时也要通过政策调节激励国内企业增大研发投入。同时，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吸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要创造各种条件利用开放环境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在充分利用外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基础上，大力推动我国模仿创新，以实现技术水平的赶超和技术创新能力的自立。

FDI质量 篇5

作为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产生日益明显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知识、资本与技术的综合体, 是生产国际化的表现形式和国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它是一国在开放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首先FDI引进有利于国内资本的积累;其次FDI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推动本国产业技术的升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一直不断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发展十分迅速。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中重要性的不断提升, 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不断地出现。这些学者的工作对我们更加清楚全面的认识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作为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对此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孙舒平 (2004) 认为一方面FDI的短期需求拉动作用对GDP增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杨海燕 (2005) 认为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均衡效应以及单向因果关系, 但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国内储蓄利用的低效率, 削弱了FDI对GDP增长的推动效应。黄宇慧 (2008) 认为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FDI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郑月明、王伟 (2008) 利用中国各省市1988-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 对不同地区而言, FDI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影响, FDI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明显。孙辉煌 (2009) 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费宇、王江 (2013) 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着平滑转换机制效应;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综上所述, 当前研究工作的侧重点和结论各不相同, 一部分学者从整体经济角度分析, 有的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推动作用, 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有的则认为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虽然他们的研究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实证分析, 但是在变量的选取上, 都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只是所选时期以及计量方法上的变化, 因此, 不能更加深入的研究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将从变量选取上入手, 在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产品质量提高模型基础上, 从不同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并希冀能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1. 模型设定

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产品种类增加模型 (水平型技术创新) 。经济中可获得产品种类数量的持续增加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 该模型的缺陷在于当投资者能够完全获得其研发收益时, 对技术的投资过程将呈现出收益递减趋势。这种情况表明短期内存在产品创新, 但创新最终将趋于停滞。其次是产品质量提高型模型 (垂直型技术创新) 。这一模型重视研发对产品质量水平的提升作用, 更高质量的产品将淘汰当前所使用产品, 在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的前提下, 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将推动经济实现长期的持续增长。

本文将以产品质量提高模型为基础来建立模型, 对于生产部门来说, 最终产品的生产形式如下:

式中,

其中, H为人力资本规模;N (t) 为中间产品的种类;Xj (t) 为第j种中间产品的数量;qkj (t) 为第j种中间产品的质量等级;K为中间产品质量等级。假定中间产品的数量N是持续的递减性增加。在中间产品的数量达到一定水平后, 中间产品的数量将不再增加, 从而更多的资金将流向用于中间产品质量的提高上。

从最终产品生产者的角度来看, 由于竞争的存在, 他们获得的利润为零, 即中间产品的价格Pj等于中间产品的边际收益, 有:

计算 (2) 式得:

(3) 式中的Xj表示对中间产品的需求。

从中间产品生产者的角度来看, 中间产品以Pj的价格出售给最终产品生产部门, 若每一单位中间产品生产成本为1, 则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的最大化利润:, 得到。将结果分别带入 (3) 式和 (1)

式, 有:

因此, 在政策和人力资本不变的情况下, 产品种类以及产品质量决定了最终产出的增长。

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在生产过程中的产品种类的增加或是产品质量的提高都会产生发明或模仿成本η, 它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当前中间产品与世界的差距, 以FDI/GDP来表示, 这一差距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而减小, 因此发明或模仿产生的成本越来越高, 即FDI越多则成本η越大。二是中间产品的质量水平, 中间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使η越来越大。为最大化其利润, 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有:

得:

经济中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可以假定为, 由帕特里亚金最大值原理, 经济实现平衡增长的条件为:, 将 (5) 式的r带入, 则最优增长率为:

从以上分析可知:人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成本、时间贴现率、政策变量以及产品质量等级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带入, 则最优增大值原则最优增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建立如下线性的研究模型:

其中:LGDPt:表示实际GDP的自然对数。FDIt:表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规摸。DFDIt:表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规模。DFDIt-1:表示t-1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规模。DFDIt-2:表示t-2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规模。FEUVt:是FDI与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乘积, 表示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 EUV是中间产品的质量等级qkj的代理变量, 选择EUV来表示中间产品的质量等级是因为中间产品的质量等级很难具体测量。在相同条件下, EUV越大, 表明产品的质量越高, 其对经济增长越有正向作用。对于EUV的衡量, Aiginger (2000) 认为, EUV的提高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提高了产品品质, 如可靠性和耐用性;其次是使用了更好的中间投产品;最后是消费者对产品更加偏好。基于以上分析, 用下式衡量行业的EUV:

其中, EUVi代表i行业的出口单位价值, 具体用i行业j种产品EUV的加权平均来表示, 以每种产品在行业总出口中的份额为权数。TVij为i行业j种产品的出口总值, Qij为i行业j种产品的出口数量。为i行业j种产品的出口份额, 为i行业j种产品的出口单位价值。

2. 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2000—2011年为研究区间。其中计算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用到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 所需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本文选用SITC REV.3下的三位数产品信息。为了便于衡量和比较, 在计算产品的EUV时, 我们统一使用以千克为单位的产品进行计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LPGDP)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各年累计FDI存量规模等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由于汇率、通货膨胀等因素带来的误差, 本文使用GDP平减指数对数据进行统一处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上面所建立的计量模型, 对变量进行了逐步回归, 得到如下表回归结果:

如下表所示, 本文对模型中的四个变量进行了五次回归, 在第一个回归方程中, 只有EUV一个自变量, 检验的是出口产品单位价值对LPGDP的影响, t=4.113970,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明产品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出口产品质量每提升一个单位, 就会推动经济增长0.0529%。第二个回归方程在第一个方程的基础上增加了FDI这个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 变量系数符合实际, t统计量显著, 且不存在序列相关性问题, 从而FDI对经济增长也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第三和第四个回归方程中都包含政府支出这个自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 其系数据为负数, 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因此可以认为政府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最后一个回归方程即为本文所建立的完整模型, 包含了所有的四个自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 该方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并且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拟合效果非常好。从以上几个方程的回归结果来看, FDI对经济增长既存在直接的促进作用也有间接地促进作用。FDI可以通过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人力资本来说, 它对经济增长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本的提高能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等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对于政府支出这一影响因素来说, 它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负向的阻碍作用。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会降低市场效率, 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 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

四、结论及启示

在以产品质量提高模型为基础的前提下, 本文分析了FDI的引入对提高产品质量的技术进步的作用, 进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以中国2000-2011年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 主要结论是对于中国来说, 不论是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增加还是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于政府支出来说, 它对中国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参考文献

[1]孙舒平.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04, 2

[2]杨海燕.FDI与中国经济增长:1998-2003年的实证检验[J].华东经济管理, 2005, 8

[3]郑月明、王伟.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效应和动态效应[J].区域经济发展, 2008, 5

[4]黄宇慧.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08, 6

[5]孙辉煌.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素投入还是TFP?—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南方金融, 2009, 9

FDI质量 篇6

关键词：制度因素,FDI,引进数量,质量,主成分分析法

一、引言

制度因素对FDI(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很早就引起学界的关注,随着新制度理论的提出,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FDI的影响机制研究日趋成熟。一般认为制度因素通过影响外资区位的选择进而影响流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资数量。制度因素范围较广,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环境制度都对FDI的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1]。张炜、景维民(2012)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制度对FDI流入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市场制度、政府制度、法律制度起到重要作用[2],而像政府管制这种制度会显著增加企业的成本,阻碍FDI的流入[3]。近几年来,外资的引进不再仅追求规模的扩大,而是更加注重引进的质量。FDI引进质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获得的效用,或者说是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溢出效应[4,5]。制度因素作为区位优势的一部分,对外资的引进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傅元海、史言信(2011)借鉴Kumar的引力模型全面系统地考察包括对外开放水平、优惠政策、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等一系列政策制度因素对中国FDI引进质量的影响[6]。龚冉(2013)进一步考察了出口鼓励政策、进口管制政策、股权控制制度因素的作用。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对FDI质量的影响不尽相同。

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关于制度对FDI引进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大多以东道国作为研究对象,得到的是一个国家的普遍情况,对于各个省份的特殊性并无涉足。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由于东西部各个省份的情况差异较大,制度条件各不相同,因此很有必要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省份进行研究。江苏省作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大省,研究其制度因素对FDI引进数量与质量的影响意义深远,能够反映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省份的情况。本文基于江苏省2000-2014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考察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并就提高FDI引进数量与质量提出相应建议。

二、计量模型

1. 模型设置

为了研究制度因素对江苏省FDI引进数量和质量的影响,计量模型选取FDI引进数量与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FDI引进数量用实际外商投资金额表示。而FDI引进质量的衡量指标较多,本文用外资项目规模、到位率、欧美投资比重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质量。解释变量包括制度因素和控制变量。其中,制度因素范围较广,在此主要侧重对开放制度、市场制度、金融制度、环境制度的研究。其他对FDI引进数量与质量造成影响的因素统一归为控制变量,根据科学性、系统性、数据可获得性原则选取城市化水平、工资增长水平、科技水平、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五个指标。构建本文的计量模型如下:

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Yt反映第t年江苏省FDI引进的数量和质量,其中引进数量直接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度量,FDI引进质量从规模、结构、完成度三个方面衡量。其中规模因素用项目平均规模表示;结构因素用欧美投资占比反映;完成度用FDI到位率衡量。项目平均规模(qfsi)=合同金额/合同数量,规模越大潜在溢出效益越高,与引资质量成正比;到位率(qar)=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合同金额,反映了FDI合同金额的完成度,与FDI质量成正比;欧美投资占比(qfa)反映引进外资技术水平,欧美投资比例越高,引资质量越高。

(2)解释变量中的制度因素包括开放制度、市场制度、金融制度以及环境制度。其中,开放制度(open)用对外开放水平反映,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直接影响FDI的引进质量。市场制度(market)用市场化程度衡量,通常用非国有化产值率来计算。非国有化产值率=1-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全部工业总产值。金融制度(fina)用金融深化程度衡量,这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反映了银行的自主化[7],可以作为各省市区域制度质量的评价指标,一般用信贷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计算金融深化程度。环境制度(er)用环境规制衡量。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环境的保护程度,本文选取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衡量环境规制程度。根据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或地区较易引进一些污染严重的外资,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这类属于低质量的引资,而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或地区更易引进质量高的外资。

(3)控制变量(ctrl)衡量除制度因素外其他影响FDI引进数量和引进质量的因素。主要选取经济发展水平、资本结构、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工资增长水平六个因素。用江苏省GDP占全国GDP的比例测量经济发展水平(edl),它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与市场潜力,外资更倾向于投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资本结构(cs)用非国有化投资率来衡量,反映了资本的市场化程度,数值越高说明投资结构多样化程度越高,市场更加有活力。非国有化投资率=1-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urb)=城镇人口/总人口,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反映了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8]。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基础设施(infra)的完备性,基础设施完备性高的地区更易吸引大规模、高质量的外资[9],本文用人均货物周转率(infra1)和电话普及率(infra2)来度量基础设施的完备性。FDI是传递外国技术的重要渠道,其知识溢出效果与当地的科技发展水平密切相关[10]。科技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对知识、技术的吸收效果较差。这也是我国东西部地区FDI知识溢出效应差距较大的根本原因。本文用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代表当地科技发展水平(stl)。工资增长水平(g)反映成本因素对FDI引进质量的影响,用工资增长率来表示。

(4)上述变量统一按照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为减少异方差,对FDI数量和项目规模分别取对数得到ln(FDI)、ln(qfsi)。其他变量都是比例数据,量纲一致,可以直接进行回归。

3. 数据来源

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数值、规模、结构数据通过2001-2015年《江苏统计年鉴》计算所得,其余数据均根据2001-2015年《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计算所得。

三、实证分析

1. 研究方法

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选取了四个不同的指标,所有的解释变量未必会对每一个解释变量都有很强的影响,在这里选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最后仅保留那些对被解释变量来说影响较显著的解释变量进行分析。通过eviews7.0计量软件计算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差扩大因子的平均数并进一步确定共线性强度,计算可得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差扩大因子的平均数为91.35,远远大于10,说明存在强共线性,因此采用主成分逐步回归法。

2. 实证检验

将所有解释变量通过SPSSS20.0软件转换成主成分,可以得到各主成分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矩阵,如表1所示。其中Z1-Z11代表所有主成分。

根据表1中各个解释变量对主成分的贡献率,得出主成分与所有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方程:

根据方程(2)计算出各个主成分的数值作为解释变量,以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FDI数量(ln FDI)、项目规模(lnqfsi)、到位率(qar)、欧美资金占比(qfa)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根据修正决定系数、D.W值、显著性水平以及是否符合经济规律来确定主成分,最后得到主成分回归模型(见表2),根据表2得到被解释变量的四个主成分回归模型统一记为方程组(3)。

实证结果显示以FDI引进数量为被解释变量的拟合效果很好,修正决定系数达到0.95,说明保留的主成分可以解释引进数量95%的变化,另外D.W值为2.3,说明不存在自相关,作为解释变量的所有主成分显著性水平都在5%以内。从FDI质量来看,以项目规模为被解释变量的拟合效果最好,修正决定系数达到0.97,D.W值为1.9,所有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在5%以内。以到位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修正决定系数为0.83,说明保留的主成分可以解释到位率83%以上的变化,D.W值为1.85,也较理想。从显著性水平来看,除了第五个主成分显著性水平在10%以内,其他的都在5%以内,总体效果不错;最后以欧美资金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修正决定系数为0.935,数值较高,拟合效果较好,D.W值稍微高了一些为2.8。总体来看,整个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

根据模型(1)、方程组(2)以及方程组(3),可以计算出每一个制度因素与被解释变量的系数关系,见表3。

表3显示了制度因素与被解释变量的系数。以FDI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开放制度、市场制度这两种制度因素每增加一个单位,FDI引进数量增长率就分别提高0.741%、0.107%。而金融制度系数为-0.141,表示金融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FDI引进数量增长率却降低,这可能是因为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为外资的进入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也为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打造了一个平台。而江苏省近几年来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反而挤占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融深化程度的增大反而降低外资的引进数量的增长率。另外,环境制度的系数为0.418,与“污染天堂假说”相反,说明严格的环境规制反而有利于促进外资的引进,产生正向的刺激效果。

FDI质量一共有三个评价标准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项目规模与到位率的所有制度因素系数都为正,说明开放制度、市场制度、金融制度、环境制度的提高都有利于提高江苏省FDI引进质量,这与假设相符。然而以欧美投资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得到的系数中金融制度系数为-0.05。欧美资金占比反映了外资的技术含量,而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11]。以此推断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对外资引进结构的影响同样存在一个门槛效应,而当前金融市场效率未能达到门槛值,因此随着金融市场发展,以欧美投资占比表示的外资引进质量不升反降。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制度因素对江苏省FDI引进数量与质量都存在显著的作用。其中开放制度、市场制度、环境制度都对FDI的引进有着正向促进作用,金融制度与项目规模、到位率正相关,与FDI数量以及欧美投资占比负相关。金融深化程度降低FDI引进数量增长率,与中小企业挤占外资份额有关,而对欧美投资的负面影响与金融市场效率未能跨越门槛值有关。实证分析的结果启示我们应坚持改革开放制度、深化制度改革,大力推进经济多元化、提高市场化水平。另外,严格的环境规制不仅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且能够吸引量多质优的外商直接投资,值得大力提倡。最后,金融深化本身对FDI没有负面影响,经验分析得到的负相关是由于政策制度对中小企业的偏倚及金融市场效率偏低所致。因此,对外资应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同时进一步推进金融制度改革,促使其提高效率、跨越门槛值,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注释

1[1]潘镇.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J].中国工业经济,2006,(7):45-52.

2[2]张炜,景维民.中国制度因素对FDI的影响分析[J].经济问题,2012,(9):36-42.

3[3]Stein E,Daude C.Longitude Matters:Time Zones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mics,2007,71(1):96-112.

4[4]张振华.中国FDI的质量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2:64-66.

5[5]陈自芳.提升FDI外溢效应及引进外资质量的定量化探索[J].学术研究,2005,(10):48-54.

6[6]傅元海,史言信.制度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基于中国1985-2007数据的计量检验[J].经济经纬,2011,(6):67-73.

7[7]宋跃刚.制度质量对我国FDI流入区际差异的影响[D].河南:河南师范大学,2013:24-26.

8[8]鲁明弘.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投资决定因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9]赵森,林峰.区域优惠政策与基础投资环境对引进FDI影响的博弈分析[J].商业研究,2003,(17):1-4.

10[10]陈继勇,盛杨怿.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12):39-49.

FDI质量 篇7

目前, 我国已经成为FDI第二大流入国, 拥有高额外汇储备, 并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人民币升值预期都会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实证研究我国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对更合理地引进和利用FDI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我国学者从1994年以来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运用各种理论模型 (例如Feder模型) 将产出的增长率作为因变量, FDI的存在程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类采用各种理论模型推导出技术进步率作为因变量 (例如全要素生产率) , FDI的存在程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但是学者们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本文通过分析发现上述两种方法在建立理论模型时均未考虑到FDI变量的内生性。由于FDI技术溢出过程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经济现象, 宏观经济变量总产出、国内资本存量、外商投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量和经济结构变动等相关经济因素相互作用, 存在错综复杂的多项因果关系。在实证研究中, 采用单方程回归估计FDI技术溢出效应有可能忽视FDI变量是一个内生变量, 而在回归方程中, 变量的内生性会影响到模型的准确程度。我国学者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部分地来自于这个缺陷。由于目前技术进步率指标的计算方法在学术界没有得到统一, 为了防止计算方法上的不一致造成结论不一致, 本文只针对第一类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 证明FDI变量确实具有内生性。下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的建立, 第四部分为数据说明及实证分析, 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Blomstrom和Kokko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定义为,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东道国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 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得其中的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目前学术界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在理论分析上已经获得共识, 但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却还未取得一致。王扬运用索洛余值法测量FDI的技术贡献率分析得出1993-2003年期间FDI对辽宁省平均的技术贡献率为23.31%[2];何洁利用Feder模型分析认为FDI在我国各省市的工业部门中都存在明显的正向外溢效应, 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这种外溢效应的作用越大[3];赵奇伟研究了京津冀地区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得出:1980-1994年FDI与区域产出增长率显著正相关, 区域内边际上外资变化量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1995年后, FDI与区域产出增长率相关系数开始变为负数[4];陈柳通过对1987-2003年中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和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得出结论:FDI本身的外溢对经济的增长作用并不显著, FDI也并不是引起本土创新能力增强的原因[5]。郑秀君在整理和收集了1994-2005年我国学者关于FDI技术溢出实证研究的大部分文章后, 分析研究得出, 虽然我国大部分学者估计出来的表示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模型变量的系数为正, 但大多数并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少数通过统计检验的模型在数据的选取上还存在问题[6]。

目前, 大部分的研究文献都是建立单方程回归模型, 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作为因变量, FDI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 通过对FDI变量的系数进行t检验来判断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在变量的选取方面, 国内较为流行的做法是用产出增长率来度量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用FDI占产出的规模来作为FDI变量。本文对此存在两方面的疑问:

首先, 现有的模型没有区分FDI本身的贡献度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绝大多数模型求证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但包括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而且还包括FDI本身的贡献度。例如FDI可能引起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产量增长率的梯度差, 而这种梯度差显然会影响到总体的产出增长率, 但不能就此判断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必然发生。因为FDI引起的外资企业高的产出增长率仅仅是FDI本身的贡献度, 受益者只是外资企业本身。由于FDI本身的贡献度存在, 模型中的产出增长率与FDI变量之间总是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模型没有精确地区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和FDI本身的贡献度, 得到的结论往往夸大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其次, 对FDI影响因素的研究证明: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最初的产出增长率会影响到FDI的区位选择和行业选择。Djankov, Hoekman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行业选择具有某些特定的规律, 比如会自主或不自主地选择生产力更发达、技术水平更先进或利润更高的行业。另外, 在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时, Kokko发现外资企业的介入会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但是内资企业技术的提高同样也会迫使外资企业提高技术水平, 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7]。这些研究成果都证明了FDI的技术溢出与东道国本身的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在进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时, 模型的建立必须考虑到这种关联性。

上述两个方面都有可能导致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过程中FDI变量内生性的存在。因此, 目前大部分的研究文献中建立的单方程回归模型可能包含双向因果关系, 具有联立性误差。而对具有联立性误差的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方程是不合适的, 因为最小二乘法将模型中的变量视为外生变量。

实际上, 我国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重视FDI变量内生性的问题。周礼在实证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时为了解决内生性的问题, 建立了联立方程模型。陈羽为了克服产出方程中的内生性和行业间异方差性采用了差分方程和针对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法。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文献对FDI变量的内生性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将利用我国实际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验证在进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中FDI变量的内生性。

三、理论模型的建立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实证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中寻求并验证FDI变量的内生性。本文将在格兰杰因果检验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以下理论模型:

At代表度量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量, 即FDI变量;Bt代表度量各年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变量;ut是白噪音。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 如果对式 (1) 中滞后B所估计的系数作为一个群体是统计上异于零的 (即, 那么可以判断存在从A到B

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目前国内外大部分研究文献都是以某一行业、某一地区的产量增长率作为度量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变量, 以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总产量的比值作为FDI变量来实证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选取了我国GDP增长率作为度量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变量 (即△GDP=B) , 而在FDI变量的选取上, 本文选取了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自然对数值 (即ln FDI=A) 。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1) 本文在对有关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整性分析时, 发现不管是以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总产量的比值作为时间序列, 还是以各年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时间序列等都存在时间序列的非平整性问题, 并且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多阶差分处理后, 平整性依然不甚显著。但是对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自然对数值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具有显著的平整性, 满足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要求; (2) 在A=ln FDI, B=△GDP的前提下, 系数被称为A对B的半弹性。因此系数α在经济学上具备了良好的解释意义:α度量了在给定FDI技术溢出效应量的情况下GDP增长率的变化所带来的FDI变量的相对改变量, 即本文所求证的FDI变量在实证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中所具有的内生性。

因此, 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如下:

四、数据说明及实证分析

1983年以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数量较少, 数据缺乏, 本文选取了从1983-2005年的数据。另外, FDI的流入通常会给东道国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 长期中会出现GDP增长率计算偏高的趋势。本文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 以1978年=100的可比价格对我国的GDP增长率重新进行了计算。数据见表1。

注: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GDP增长率依据1978=100的可比价格进行计算。

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被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具有平整性。下面本文将运用单位根检验方法中的ADF检验对时间序列数据ln FDI、△GDP进行平整性检验。

从图1和图2出发, 本文对△GDP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包含常数项的序列形式 (△∆ΥYt=c+β1Υt-1+ut) 进行ADF检验,

而对ln FDI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同时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的序列形式 (△∆ΥYt=c+β1Υt-1+β2t+ut) 进行ADF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GDP时间序列数据虽然在水平情况下显示出平整性, 但由于引入滞后项过多, 样本数据太少, 降低了ADF检验结果的置信度;ln FDI时间序列数据在水平情况下则显示出了显著的非平整性。因此, 本文对两个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一阶差分处理, 然后对两个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形式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两个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形式同时显示出显著的平整性。

下面运用式 (2) 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检验时用两个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形式数据去代替水平形式数据。检验结果见表2:

检验结果表明, △GDP对ln FDI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该因果关系在滞后1期的情况下最为显著, 在滞后3期时, 因果关系不太显著, 在滞后4期、5期的情况下显著性水平虽然有所提高, 但考虑到样本数据过少, 引入变量过多, 对其可靠性存在质疑。

五、结论

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在实证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模型中可能存在的FDI变量的内生性进行了研究, 发现:我国的GDP增长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率有所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 在滞后一年的情况下, 影响最为显著。因此, 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实证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时, FDI变量的内生性确实存在。本文在计量分析时, 虽然采用的是我国的GDP增长率作为度量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变量, 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姑且不论及该变量选取方法在我国学术界的流行性) , 但是并不影响得到上述的一般性的结论。因为FDI的技术溢出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与东道国的各种经济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过程。由于过程的动态化以及各种经济要素的相互作用,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便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问题 (FDI变量的内生性仅仅是其中之一) 。如何在以后的研究中, 解决这些问题, 建立一个尽可能与客观情况相符合的科学的计量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将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

摘要：FDI常常被认为是资本、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等的组合, 它不仅能够给东道国带来充裕的资本还具有技术扩散作用, 能够提高东道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世界银行1993年指出“FDI带来了相当大的利益:技术转移、管理诀窍、出口经验。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想更加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更新管理技巧、发展出口, 就必须更有效地吸收FDI”[1]。

关键词：FDI,经济,内生性,模型,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陈羽.中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的重新检验[J].世界经济文汇, 2006 (03) :28-33.

[2]王杨.FDI对经济技术贡献率的实证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6 (03) :66-69

[3]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 2000 (12) :29-36.

[4]赵奇伟, 张诚.区域经济增长与FDI技术溢出: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03) :111-120.

[5]陈柳, 刘志彪.本土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J].南开经济研究, 2006 (03) :90-101.

[6]郑秀君.我国外商直接投资 (FDI) 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述评:1994～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09) :58-67.

FDI吸收能力理论综述 篇8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成为各国所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而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 吸引外资又是重要的一环,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 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中国经济现实背景来看,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用日益增强。自1993年以来, 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2006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630.21亿美元, 居世界前列。大量FDI的引入, 不仅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而且对我国出口贸易、就业、国际收支等国民经济各方面产生了综合影响。大量研究表明, FDI对东道国当地企业的技术外溢已成为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是自动产生的, 技术外溢的过程和程度是由外溢技术的拥有者 (跨国公司) 和外溢技术的接受者 (东道国企业) 两个方面共同决定, 这两个方面具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对于具有较强的技术学习、吸收能力的东道国, 由于投资企业的技术能够较快的适应当地生产条件, 并很快为当地企业所模仿, 因此, 对发达国家的检验大多支持了技术外溢假设;然而, 对于初始吸收能力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由于发展中国家当地企业缺乏足够的技术吸收、学习能力, 外商企业的领先技术并不适宜于直接用于当地生产, 因此, 对不同研究对象的实证结果往往大相径庭。

研究方法、数据处理上的不同会造成研究结果不同, 然而仅仅从这个方面来解释是不合理的。实际上,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FDI的角度出发, 较少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研究。近年来, 部分国内外学者尝试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角度来研究FDI的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研究无疑为考察技术外溢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尤其是对于发展中东道国而言, 如何在自身吸收能力的基础上来制定本国引资政策成为利用FDI的关键。

二、国内外对吸收能力理论与实证的研究

技术溢出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60年代, 由Mac Dougall (1960) 在探讨东道国接受FDI的经济福利影响时, 第一次把技术的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提出来。随后众多学者检验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Caves最早就1969年FDI对澳大利亚制造业总体的溢出效应进行了经验性统计研究, 论证了技术溢出对于当地关联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为正效应;并且分析了外资进入对东道国企业的两种影响方式:一方面由于外方公司的进入引起本国公司面临的竞争加剧, 迫使本国公司进行技术模仿, 改进并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外国公司子公司的进入和存在, 引起和本地企业之间业务上的联系, 从而引发了前向和后向的产业联系效应。

之后, Findlay等成为该领域的主要贡献者。他们以各种形式的外溢存在为前提, 旨用局部均衡的理论模型分析东道国有关的外溢决定因素和效应。Findlay通过构建一个由先进的发达国家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和技术扩散的动态模型, 检验了诸如技术差距、外资份额等静态特征对技术扩散的影响。Findlay的结论是:在一定的FDI存量下, 国内外企业间技术缺口越大, 则潜在溢出效应也就越大。当技术缺口既定时, 溢出效应随着FDI存量的增加而变大。

Wang和Blomstrom将外溢看作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间策略性竞争的内生现象, 构建了一个关于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他们做出两个假设:假定跨国公司能意识到技术溢出的成本;另一方面, 假定当地厂商也能意识到技术溢出的存在。在理论上, 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当地企业都能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外溢水平:即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投资越多外溢越多, 当地企业对学习的投资越多, 其吸收外溢的能力就越强。事实上, 由于外溢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 缩小了技术差距, 跨国公司为了维护其产品的技术比较优势, 将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以恢复利润, 这将会导致新一轮的技术外溢。当地厂商的学习行为也存在这种效应。

但有一些学者通过国别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Haddad和Harrison对摩洛哥1985—1989年制造业情况的研究表明, 外资对于合资企业的效率提高具有贡献, 但行业中更多外资存在与国有企业的更高生产率增长间没有关联。Atiken和Harrison用4000家委内瑞拉企业的微观面板数据分析了FDI的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FDI正向的溢出效应仅仅只是在小企业上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对大企业, FDI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明显提高;同时, 委内瑞拉本国企业的生产率随着FDI的增加而不断降低, 即FDI的溢出效应是负的。

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采用的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数据选取的差异不同, 然而, 究其深层次原因, 实证结果的不同主要在于以上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

近几年来, 一些学者试图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角度来解释FDI技术外溢假设检验结果的差异。“吸收能力”的概念首先是由Cohen和Levinthal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提出的。他们认为, 企业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研发成果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模仿能力, 使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Borenzstein et al的研究表明, FDI仅仅在那些具有一定最低吸收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才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一旦达到最初的吸收能力门槛, 知识积累就会变得更加迅速。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东道国对FDI的吸收能力,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作为知识产品的主要载体, 人力资本在新增长理论中被视力衡量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之一。Borenzstein et al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量化。以Lucas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为代表的有关研究表明, 人力资本生产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替代, 人力资本的存在放松了对于广义资本而言的报酬递减约束, 从而在缺乏外生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也会导致长期人均增长。国内方面, 部分学者的实证工作则表明了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对技术利用率的存在促进作用。沈坤荣, 耿强, 赖明勇, 包群和阳小晓等的研究开始选用高校人数比例、教育投入等作为力资本变量, 引入分析模型, 说明对我国经济有增长效应、能够带来技术扩散的一般要求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张诚等也较全面的归纳了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受到当地产品市场竞争环境、发展中东道国自身吸纳能力、教育水平、体制因素的制约。这些研究都从定性分析出发, 并对强化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提出了政策建议。

2.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之间技术差距的吸收能力。传统的技术趋同理论认为, 在国际技术外溢过程中, 技术外溢效果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尤其是初始的技术差距成正比, 因此技术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一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效应。也就是说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成正比, 技术差距越大, 吸收能力越大。但是, 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理论。Imbriani和Reganati对意大利的检验表明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果与内、外企业技术水平差距成反比。Kokko对墨西哥、乌拉圭的研究也发现, 如果外资企业技术水平显著高于国内企业, 则几乎不存在任何外溢效应。事实上技术差距对技术外溢效果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两国企业技术差距大, 虽然意味着可供国内企业进行技术模仿、学习的机会很多, 然而这种学习需要国内企业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 如果企业自身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去吸收、模仿外资企业的技术, 则最后技术外溢的效果会很小。

3.基于经济的开放度的吸收能力。经济开放度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另一重要因素。贸易开放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外界技术学习机会与吸收能力。Barrio sand Strobl对西班牙制造业中外资企业水平型技术溢出的研究发现技术溢出仅仅发生在出口型行业, 在非出口型行业则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技术溢出。对于外向度较高的行业而言, 企业由于国际市场竞争压力而拥有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Wang以及何洁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对外开放规模扩大和技术外溢效果之间的正相关性。但是Kokko发现贸易开发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4.基于其他因素的吸收能力。包括政府政策因素、金融环境、市场结构等。Henley对中国的研究中将政府引资政策作为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 认为政府应该引导FDI投资于高科技产业、基础设施和中西部地区。Alfaro et al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 通过建立一个关于本国居民微观决策的理论模型分析了金融市场效率与技术外溢的内在关系:当地企业的技术模仿、创新过程需要资金支持, 同时金融部门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率等渠道影响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模仿效应。Bhagwati和Balasubramanyam et.al从东道国市场结构的角度来考察吸收能力, 他们认为只有在完善的东道国市场体制下, 外商企业才能通过竞争效应迫使东道国企业加强研发投入以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 否则, 如果东道国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垄断现象, 那么外商企业的加入往往将进一步强化这一市场扭曲效应。

对于FDI的技术溢出的研究, 起步于70年代, 发展至今, 巳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理论, 然而由于研究方法、国别差异或其他的一些原因, 无法得到较为一致的研究结果, 整个理论体系也尚存有一些空白, 因此, FDI技术溢出到现在依然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被人们所广泛关注。现阶段的研究或运用新的计量检验方法, 或通过不同的角度, 如东道国吸收能力、两国技术差距、双向溢出等, 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层出不穷。

而在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析上, 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指标选择的散乱, 这跟吸收能力这一定义的广涵性不无关系。而在国内的研究中, 停留在经验阐述性的分析较多, 而实证检验则相对匮乏, 这对迫切需要提高吸收能力来加强技术溢出的我国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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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aves, R.E.Multinational firms, Competiti on and Productivity in Host—Country Markets.Economics, 1974, v01.41,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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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ucas Robert Jr.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60

[5].赖明勇, 包群, 阳小晓.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南开经济研究, 2002 (3)

[6].包群, 赖明勇.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经济评论, 2002 (6)

[7].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世界经济, 2000 (8)

中国利用FDI的问题与对策 篇9

关键词：FDI 问题 现状 对策

国际资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国际资本流动从流动形式上看，可分为股权流动（equity flows）和债权流动（debt flow），股权流动包括FDI和资产组合（portfolio）。

中国利用FDI的现状

由表l可知，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中，FDI占有重要比重。由于FDI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投资水平，因此，研究FDI在中国的变动和原因，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FDI的变动经历了下降、上升和转折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下降阶段（1997-2000年）

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面甚广，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但经济发展放缓，而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受损，国家信用等级普遍降低。中国作为亚洲地区国家，并且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要克服自身受到的国际金融冲击，而且还要对国际经济不平衡的调整承担责任，国内经济运行不可避免也受到一定波折，进而影响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流入，FDI也相应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二）上升阶段（2001-2004年）

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FDI进入了一个上升通道。由表1可看出，从2001年到2004年，中国的FDI规模连续上升，4年间上升了将近43％。与此同时，其他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入也有相应增加，这表明中国对外资吸引力的重新增强。

（三）转折阶段（2005年至今）

2005年，中国FDI经历了连续4年上升后的首次下降，流入中国的FDI由2004年的549亿美元下降为530亿美元。FDI下降的同时，其他形式的流入国际资本却仍保持增长态势（见表1）。中国FDI在经历2005年的转折点后，是继续保持下降趋势，还是再回到上升通道，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中国利用FDI存在的问题

（一）引资规模与引资需求差距较大

从外资需求来看，投资在经济发展阶段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1999年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收国依次是：美国、英国、瑞典、中国和法国，吸收外资额分别为2755亿美元、822亿美元、600亿美元、407亿美元和391亿美元。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来看，1999年发达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6364亿美元，占全球FDI（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简称）的73.5％，发展中国家为2076亿美元，占24％，这说明越是发达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越多。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投向上，结构失衡问题比较突出。截至1999年，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中，工业占到59.56％，房地产公用事业投资占24.44％，而农、林、牧、鱼仅占1.76％，交通运输及科研技术服务业合计仅占2.75％。显然，外商投资向第二产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这与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并不吻合。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不平衡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引资状况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东部地区无论是从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还是合同与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方面，其比例均高达80％以上，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这说明，在促进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进一步拉大了二者的差距，产生了“马太效应”，体现了地区引资结构的不对称性。

（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收入转移严重

有些外国投资企业账上亏损、实际盈利，账上利润少、实际利润多，减少了中国政府应得的财政收入，这主要是通过外国投资企业的价格转移来实现的。主要表现是：利用设备作价高估实现利润转移；利用内部作价实现利润转移。

（五）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竞争激烈

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看，跨国并购在外商直接投资中越来越占有主要地位。1990年跨国并购额为1510亿美元，1999年增长至7201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比重从72％上升到83％。而且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对策分析

（一）完善投资环境，提高引资的国际竞争力

研究表明，在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环境因素中，最为薄弱的是软环境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又是市场化程度和FDI政策，包括法律体系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完善、FDI的鼓励措施等。所以，在软环境方面，最重要的是加快国内的市场化建设进程。在外商投资的初级阶段，这一问题并不突出，但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完善就越来越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中国应尽快全面清理、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并使今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订得更加公正、公开、规范和透明。

（二）加大市场开放力度，积极吸收外资参与西部大开发

中国要继续保持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就必须增加跨国公司对中国上述行业的投资。另外，应采取措施积极吸收外资参与西部大开发，实施以西部大开发为目标的全地域开放的新格局。第一，尽快按照《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和优势项目目录》，制定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领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具体办法，扩大中西部地区享受鼓励类项目各项优惠政策的范围；第二，按国家的政策导向，因势利导，重点鼓励外商投资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缓解目前制约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第三，办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挥在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中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第四，改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和管理水平，切实维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三）积极创造条件，采用国际通行的跨国并购方式吸引外资

首先，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外资进入提供并购载体。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的过程中，一方面，国有企业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占领所有的领域，这就为外商跨国并购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另一方面，众多的企业需要改制或重组，必然涉及巨量的资金，需要剥离大量的债务。因此，目前中国的企业资产重组是一种资本不足情况下的资产重组。显然，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跨国公司来并购、重组一批中小型企业，无疑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一条值得尝试的途径。其次，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为跨国并购提供法律依据。就中国目前有关跨国并购的立法情况来看，必须尽快填补反垄断法、跨国并购审查法和证券交易法的空白，确立中国政府对跨国并购的立场、政策、审查原则、标准和程序等，从而确立中国跨国并购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四）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监管

中国一直存在对外商投资重审批、轻管理的现象，致使一些外商大量转移利润，给国家造成损失。因此必须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合同执行情况和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杜绝外商投资企业借机转移收入的现象。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赵晋平.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M].人民出版社,2001.

3、刘力,许民.入世后的中国外资政策[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4、肖卫国.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廊坊FDI影响因素分析 篇10

关键词：FDI,可持续发展,投资环境,区位优势

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 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持续下滑。从总量上看, 发达国家仍然主导国际直接投资格局, 但是从总量和发展趋势角度看, 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改变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廊坊应该抓住有利时机, 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国际直接投资一般可采取绿地投资或企业并购两种方式进行。跨国公司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投资取决于投资对象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投资行业规模、技术水平和管理等投资环境因素。

国际投资环境是在一定时间内, 投资对象地区拥有的影响并决定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并取得经济效益的各种因素的有机整体。它是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所具有的外部条件, 是国际投资赖以进行的前提。按照构成国际投资环境诸因素的属性并便于建立投资环境评价模型将国际投资环境因素划分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基础设施因素、法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自然地理因素六类。为促进廊坊FDI的可持续发展, 完善廊坊经济产业结构升级, 保持廊坊GDP的稳定增长, 研究廊坊FDI影响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自然地理因素

自然地理因素状况对一定的投资项目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同性质的投资项目所要求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 跨国投资者在其他投资环境较好的情况下, 必然选择与自己投资项目相适应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主要包括投资对象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质水文、自然资源情况以及环境保护情况等的总和。因此, 为了扩大廊坊吸引外资的范围与规模, 廊坊应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

廊坊市位于河北省中部, 北连北京, 东靠天津, 西邻保定, 南接沧州, 地处“大北京”和环渤海经济圈腹地,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京秦、京山、大秦、京九、津霸铁路贯穿廊坊市全境, 由3条高速公路、5条国道、7条省道为骨架组成的“八横七纵”公路网四通八达, 距北京40公里、距天津60公里, 距北京机场和天津机场均为60公里, 距天津新港100公里, 交通十分方便。廊坊市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1.8℃, 四季分明。廊坊市地处海河流域, 北部有河, 潮白河, 北运河, 青龙湾河;南部有永定河, 子牙河, 大清河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

2010年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这些对于企业长期投资而言至关重要。目前廊坊市地质灾害监测内容单一、手段落后, 缺少现代化自动记录传输和专业化高科技手段, 地质灾害监测技术人员不足, 知识结构老化, 技术装备和技术水平与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防治要求尚有差距, 难以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廊坊市“十五”期间和今后十五年是以高科技、开放型为特征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和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生成期,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 人口增长趋向高峰,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资源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发展。这一切活动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地质环境的扰动越来越大, 人为引发和遭受地质灾害的危害和隐患加剧, 对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构成威胁, 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愈来愈严重。

因此, 廊坊市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居安全、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科学发展观”, 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进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2 基础设施因素

基础设施是外国投资者在投资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基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状况体现了该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程度, 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因而是吸引FDI的必要因素和重要条件。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通讯、供电、给排水、仓库、厂房等生产基础设施和住宅、购物场所和娱乐设施等生活基础设施。

目前, 廊坊市在区位优势基础上, 大力推进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面貌正在发生较大变化, 城市集聚辐射能力和城乡联动发展能力得到持续提升, 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向乡村延伸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特点是投资期长, 投资效益较差, 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 投资主体的单一化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较慢。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 政府应该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为FDI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3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是吸引FDI的必要条件和最敏感因素。因为投资者进行跨国投资首先把安全性放到第一位。只有社会安定、致力于和谐建设的区域, 才能确保投资的安全, 并为经营获利创造必要的前提, 这直接关系到投资有无保障的问题。因此, 应继续从多元化角度建设和谐廊坊, 为吸引FDI建设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

首先, 廊坊市应加快发展生产力, 提高居民的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近几年廊坊大力发展经济, 综合生产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总体实现小康。但是, 廊坊当前所构建的和谐社会还处于和谐社会初级阶段, 尚不能达到高级程度。这就决定了廊坊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市的第一要务, 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通过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消除产生不和谐因素的根源。

其次,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决贯彻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政治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冶保障。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 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只有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 社会才能充满活力, 人民群众才能主动地参加到和谐社会建设的事业中去, 发挥聪明才智, 积极贡献力量。

再次, 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 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社会和谐安定,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 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不断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 确保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和精神资源。

4 经济因素

FDI的目的和动机一般都是为了开拓市场、获得廉价生产要素、提高经济效益, 而这些动机的实现直接受投资对象地区经济环境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 投资区域的经济因素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趋势, 市场规模及开放程度,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发展策略和措施;金融信贷制度及资本市场发达程度;财政税收制度;信息及社会服务水平等。因此, 廊坊应加大经济因素建设吸引FDI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2010年两会期间,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经之路, 廊坊市将节能环保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09年节能环保产业实现增加值147.5亿元, 同比增长31.2%, 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2.7%。产业结构优化是其发展质的提高, 即通过持续不断的结构创新措施促进产业结构的变迁与升级及其效率的提高, 表现为CRn、产业环境、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产业对外依存度等指标的提高。

其次, 建立金融产业集群。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服务与支持, 形成产业集群必将带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有“京津电子信息走廊”之称的廊坊, 正在规划兴建“国家级金融RBD”, 这一金融产业集群的建成, 必将对廊坊新兴产业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在建的国家级金融RBD——廊和坊, 是40万平米金融创意地产项目。廊和坊·金融街, 将吸纳国内外金融巨头及金融相关服务机构入住, 构筑企业项目与资本对接的平台, 实现金融与产业良性互动。

5 法律因素

法律因素对于外商的投资和经营活动能否顺利进行, 能否达到预期获利目标,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法律因素是投资对象地区政府为调整关系而制定并实施的各项与FDI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及有关政策和措施等。因此, 廊坊应建设优良的法律保护环境吸引FDI的稳定发展。

首先, 充分体现本市的外资政策。比如对外商投资的范围、投资经营的期限等实现的政策以及对土地租用、税收、产品销售、资本和利润汇出或再投资的规定。对外资企业被征收的合理与适度补偿。

其次, 要明确对外资的管理程序, 主要包括对外商投资的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审批程序等。对外资遭到的损失以何种手段加以解决, 以及如何处理投资争议。

6 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和制约FDI不可或缺的软环境。社会文化因素的内容比较广泛, 主要包括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教育水平以及人口素质等。这些对于外商投资者的行为和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因此, 廊坊应不断改进本市社会文化环境。

首先, 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城市文化内涵。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文化作为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已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各级党政领导应转变观念, 认真学习, 充分认识社区文化的重要意义。社区文化不但是一个城市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更是一个城市形象的灵魂所在。为了不断提升廊坊市的“形象建设”, 应将社区文化作为“形象建设”的重点内容来抓。

其次, 加强全民综合素质教育。为建立全民参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机制, 廊坊市近年来坚持以“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为主题, 在全市年年组织开展公民道德规范宣传月、“道德规范进万家”等系列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全市还连续多年组织开展“月评十佳好事”、年评系列“十佳”活动, 推出十佳文明市民、十佳人民公仆、十佳交警等。这些活动, 调动了市民参加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激发了人们乐于奉献、争做文明市民的热情。许多市民以不同形式参加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中。

在影响FDI的上述各项投资因素中, 除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一般不可变动外, 其他因素如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社会文化等都将随着时间推移而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 因此, 投资环境是相对动态的发展过程, 改善投资环境是无止境的, 以不断发展的视角提高投资环境, 进而促进廊坊FDI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廊坊经济稳定高效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湛匀主编.国际投资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21～25.

[2]孟繁彪, 安海燕.廊坊装上科技发动机打造环京津节能环保产业带[N].中国网china.com.cn, 200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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