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执法权

税收执法权（精选11篇）

税收执法权 篇1

摘要：在税收执法实践中, 纳税人的税收行政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 税务机关应依法将其移送至司法机关。但在实务中, 税收行政执法与税收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权限、移送标准、处罚时间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 文章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 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

关键词：税收行政执法,税收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6月,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全文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主要拟对现行税收征管法作出三个方面的修改, 其中第一方面主要是税收征管法与有关法律衔接问题, 并明确列举了与行政强制法、刑法、行政许可法相衔接的内容, 较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实践的需要以及妥善处理了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然而《修正案》中的部分条款还有待完善和细化。比如《修正案》第七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 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文只是规定了税务机关在发现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行为存在违反《刑法》的可能性后的移送义务, 但并未明确移送的相关具体程序, 也未明确税务机关在移送前是否可以处罚、税务机关的处罚对刑事责任的影响等问题, 这也就导致了税收征管实践中“以罚代刑”等现象的出现。

二、税收行政执法与税收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的必要性

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相互独立, 又内在联系。税收行政执法针对的是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等情节轻微的涉税行为, 而税收刑事司法则针对的是达到犯罪标准的严重违法涉税行为。虽然从立法上看, 两者以涉税行为违法情节轻重为区分标准, 但在实务中, 由于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往往是在调查过程中逐步确定的, 因此并不能事先在税收行政执法与税收刑事司法之间进行明确分工。同时, 由于经济犯罪具有特殊性———其违法行为通常具有过程性, 因此简单地移送与程序倒流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 完善税收行刑衔接机制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内在需要, 也是提高税收领域执法和司法效率的有利保障, 对于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 在当前税收实务中, “以罚代刑”现象屡见不鲜, 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威严, 也使得部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逃避了应有的惩罚。税收行刑衔接制度的完善, 一方面能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实现一事不二罚, 避免重复处罚;另一方面也使违法、犯罪纳税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我国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衔接上存在的问题

《税收征管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将涉嫌税务犯罪的案件依法移交给司法机关。由于该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 因此税收行刑衔接机制在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 部门间的分工合作问题

由于纳税人等相关主体的违法行为按其性质可分为税收行政违法行为和税收刑事违法行为。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前者由税务机关的稽查机构管辖, 而后者则由公安机关的经济侦查部门管辖。同时, 现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1、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 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也明确规定了税务稽查局同公安经侦部门间的权限问题。

虽然从立法上看, 税务稽查局的职权边界十分确定, 即对税收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而必须将严重的税收刑事违法行为移交给公安机关。但是, 在实务中, 对于如何认定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该标准由谁进行制定、严重程度由谁进行认定, 均未得到明确规定, 这也就导致了实务中两者职权边界模糊的问题。

另一方面, 虽然法律法规赋予了税务稽查局对税收行政违法行为的执法权, 但由于其只能采用非强制性措施, 在查办涉税案件中受到了极大的约束, 由此产生取证难等问题。再加之现行关于移送时间的规定不明确, 稽查局将涉嫌刑事违法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由于一些原因, 在调查取证方面也遇到了问题。

此外, 法律法规在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权力界限问题的同时, 也认识到了联合办案的必要性2, 但在实践中却由于部门之间能力权力不匹配问题———税务稽查局具有办理涉税案件的能力却没有强制调查的权力, 而公安机关具有强制调查权却缺乏办理涉税案件所必备的专业技能, 呈现出双方互相依赖, 但联合办案又困难重重的尴尬境况。3

(二) 移送及标准问题

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对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作了统一规定, 规定了移送时间、违反规定的相应责任等内容。但在实践中, 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并未出现理想的分工合作状态。

虽然该规定明确了税务机关必须移送相关案件的职责, 但并未对移送标准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 在实务中, 两机关对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尽一致。由于对涉税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不一, 税务机关只享有非强制性执法权限, 调查取证能力有限, 因此税务机关在移送时所要查明的犯罪事实要素和证据材料可能不符合公安机关的要求, 公安机关往往不接受移送的案件。同时, 由于现行立法并未对移送前税务机关是否能够进行行政处罚进行明文规定, 税务机关往往出于处罚数额的考量和寻租问题, 对违法纳税人等相关主体进行一般性行政处罚后就终结此案, 并不愿意将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处理。最后, 虽然《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规定了检察院、监察机关等的监督职责, 但在实务中, 我国并未制定行之有效的移送监督机制。

(三) 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适用问题

由于当前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并未对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作出明确规定, 也就可能存在两者竞合的问题, 也就存在当事人的税务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 税务机关是先处罚后再移送司法机关, 还是不进行行政处罚, 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问题。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一条的内容来看, “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依法折抵相应罚金”, 也只规定了移送前已经罚款的行为。就此问题, 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没有统一认识, 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 两者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而是存在交叉现象, 同时科以处罚, 可以相互弥补, 更有利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只科以刑罚, 由于税务机关已将达到犯罪程度的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 因此只能由司法机关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不再处以行政处罚。三是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当移送案件被司法机关认定为不构成犯罪或者经法院审理认为其情节轻微, 免于刑事责任的案件, 虽然行政机关将其移送, 但仍可以处以行政处罚。4

同时, 处罚时间与移送时间如何确定又成了另一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依法移送, 不罚款。税务机关在查处税收违法行为时, 认为纳税人涉嫌构成犯罪的, 根据刑事优先原则, 即优先追究纳税人的刑事责任, 应及时将案件移交给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处理, 这有利于实现刑罚的功能, 有效打击涉税犯罪行为。二是先罚后送。三是先送后罚。某些犯罪情节轻微, 法律规定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 人民法院免除其刑罚后, 行政机关仍可以给予犯罪者以相应的行政处罚。5

四、我国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衔接制度的完善

(一) 完善立法, 细化规定税收行刑衔接制度中的相关规定

首先, 应当推动税收基本法的制定与实施, 将税收执法、司法程序做详细明确规定, 避免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冲突。其次, 在未制定税收基本法的情况下, 不妨在《税收征管法》中单列“涉税刑事侦查”一章, 具体规定涉税刑事调查的执法主体、机构设置、主要职责和职权等条款。另外, 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适用方法和程序上作出统一规定。

(二) 从长远看, 在稽查局设立涉税犯罪侦查部门

关于我国税务机关同公安机关的职权界限模糊问题, 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从国外经验看, 绝大多数国家赋予了税务稽查机构刑事侦查职权。如日本即在税务稽查局内设立“涉税刑事犯罪侦查处”, 规定税侦部门是惟一的涉税刑事犯罪调查的执法主体, 并依法赋予有限的刑事侦查职权。同时, 该处负责研究、计划和协调有关刑事调查程序的管理工作, 为刑事调查提供经济分析、研究, 刑事调查结果的审核, 与刑事调查相关的情报、资料的收集和管理;开展税收刑事调查等工作。6这就使得在查处重大涉税案件以及其他紧急情况下, 无需中断稽查, 提高办案效率, 解决取证难或者重复取证的问题。7

(三) 从近处看, 完善涉税案件移送的机制

第一, 进一步完善涉税案件移送的法律规定。明确涉税案件的移送程序, 确立和细化案件移送的手续和文书, 以便区分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的责任, 并对案件处理结果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同时完善移送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对公安机关不予接受移送案件和税务机关不移送案件进行相应的处罚。

第二, 虽然我国税收实务中, 部分地区在分工合作方面建立了部级联席制度和信息共享平台, 但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因此, 可以适当借鉴日本的税收情报制度, 建立专门的税收情报会议制度, 商讨情报工作基本运作政策和具体的实施计划, 将法定情报收集 (情报日收集) 和非法定情报收集 (一般收集) 相结合, 为税收调查提供依据。8

第三, 从整体上同时适用行政处罚和刑罚。但此处的同时适用, 只是明确了对于税收行政处罚和税收刑事处罚的相互补充作用, 而并不意味着对同一违法行为人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 否则可能违背“一事不二罚”原则。由于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对违法纳税人权利的侵害性更大, 因此必须满足严格的适用条件, 即应当在责任主体、违法行为上具有同一性, 在违法构成上具有双重性, 在处罚种类上具有异质性。同时, 对于移送案件经司法机关认定不构成犯罪和经法院审理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的两类案件, 其在本质上仍为一般税收违法行为, 司法机关在此类案件中行使了对涉嫌犯罪案件的实质认定权, 因此, 税务机关仍享有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力。

第四, 实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合并适用的程序。9首先, 先由税务机关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税务机关是涉税案件的源头, 对确需追究刑事责任的, 根据税收行政处罚优先原则, 税务机关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将案件依法移交公安机关。然后, 由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经司法机关审查, 认为不构成犯罪, 或者虽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的, 不予刑事处罚, 司法机关将办理情况反馈税务机关, 案件处罚结果以税务机关处罚决定为准, 对纳税人不再予以刑事处罚;经司法机关审查, 认为构成犯罪,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依法予以刑事处罚。适用刑事处罚时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 性质相同的处罚可以重复适用, 但要予以折抵。如税务机关已经处以罚款的, 人民法院可依法单处或者并处罚金, 但对已处的罚款要予以折抵;第二, 不同性质的处罚应并行适用。如税务机关已经适用了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处罚时, 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与其性质不同的刑事处罚种类, 如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人身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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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敏远, 郭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实证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9年第17卷第1期.

税收执法权 篇2

税收执法权是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最主要的权力，正确行使和运用税收执法权，是推进依法治税的重要内容。那么，怎样才能确保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正确行使运用税收执法权呢？我们认为，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其规范执法的自觉性外，还必须建立起对税收执法权监督制约的有效机制。可以说，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确保税收执法权正确行使和规范运作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县地税局在建立税收执法权监督制约机制方面，着力狠抓了以下几点：

一、示权，强化社会监督力度。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只有将税收执法权置于广大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才能使权力的行使和运作趋于规范，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推行公开办税，实施“阳光作业”，还监督权于纳税人和人民群众。基于此，近年来，*县地税局投入五万余元，在县局和各基层单位设立了板面、公示栏、政策宣传栏、监督台，还在县电视台开办了《税苑之光》宣传栏目，公开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公开办税窗口职责范围和纳税人办理各项涉税事务的时限、步骤和方法；公开纳税人投诉部门和监督电话；公开“双定户”的定额标准、缴纳及违章处罚情况。同时，还将负责征收的税种范围、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服务的标准、时限，票证工本费收取标准、税务检查工作规范，税收政策法规咨询热线等进行公开，极大地增强了税收工作的透明度，从而把税收执法权行使和运行的全过程真正置于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让纳税人对执法依据、执法规程、执法结果了然于胸，杜绝了税收执法时的暗箱操作，使纳税人在缴“放心税”“明白税”的同时，也增强了税干执法时不越轨，不出格，不跨线的自律意识。此外，*县地税局还在社会各界聘请义务监督员，向人大、政协汇报工作情况，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查指导工作，把税收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形成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外部监督体系。

二、分权，强化内部制衡力度。针对以往征管过程中权力过于集中，容易滋生腐败的状况，*县地税局在税收执法权的分解和制衡上狠下功夫。一是深化征管改革，建立起分权制约的运行机制。按照建立征管新模式的要求，大力推行专业化管理，实行征、管、查“三分离”，推行稽查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分离”，使权力得到合理分解配置。同时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步伐，在各股室和各基层单位配备微机，用机器管税，靠计算机管人，使执法中的人为因素明显减少。二是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对每个岗位的执法权限、程序、要求及责任等依法进行严格界定和明确分解，做到分工到岗，责任到人，使每个人对自己的职权范围十分清楚，对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监督什么，怎样监督，做到具体明确。三是进一步完善规范征管规程，要求税干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和规定程序，并处理好各个环节的衔接，使每个人、每个部门既明确整体工作的运行过程，也明确自己所涉及的具体程序，既明确本人、本部门承担的责任，也明确整体工作的衔接。经过努力，*县地税局使税收执法权得到有效分解，形成了权力间相互联系、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上下衔接、首尾贯通的运行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税务人员执法的随意性。

税收执法权 篇3

税收；执法者；风险；素质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1/2-0087-02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税收事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税收法治化进程也进一步推进。税收法律体系框架初步构建起来，纳税人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税务部门要求更严格，税务干部的执法行为受到多层次的监督和制约，税收执法风险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一、税收执法风险的现实表现

税收执法风险是指税务机关在实施税收管理、税款征收、行政处罚等税收执法过程中，因执法主体的作为（主要指不当）和不作为可能使税收管理职能失效，以及对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本身造成损害的各种危险因素的集合。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法制建设，在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坚持依法治税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执法不当、执法错误、行政不作为或执法不严等，税收干部执法不规范现象还普遍存在，执法风险不容忽视。从税收管理流程的角度分析，税收执法风险主要表现在：

第一，税务登记环节漏征漏管。出现税务人员对所管辖的区域（如街道、市场、行业）没有管到位，应办理税务登记而未办理，税务登记不准确，一般纳税人资格和增值税专用发票领用审核不严格等被追究责任的现象。

第二，税款结算环节漏结漏算。个别税收执法人员不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为所管辖的纳税户进行税款结算，或结算时执行政策不准确、遗漏税收税目，导致纳税人不缴或少缴税款。

第三，税款征收环节跑冒滴漏。有些税收执法人员不按规定履职，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有税不收或少收，发现纳税人转移资产资金逃避纳税也不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等，这些不规范的征收行为在造成国家税收流失的同时也触发了税收执法风险。

第四，税务稽查环节漏查。由于个别税收执法人员执法行为上的过失或不当，未能及时发现偷逃骗税的纳税人，不能及时对其实施稽查打击，导致税款流失。

二、执法者素质对税收执法风险的辩证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对税收执法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作为税收执法的行为主体，税收执法人员的个人素质直接决定着执法的结果，进而决定了税收执法风险大小的程度。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国税收执法人员的素质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部分基层税收执法人员政治素养较差，风险意识薄弱，执法能力也参差不齐，成为税收执法风险的高发群体。

1.政治素养差强人意。在现实中一些税收执法风险的发生往往是因为税收执法人员政治素养较差而引起的，主要是政治理论学习不够，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缺乏政治责任感、使命感，职业道德缺失。例如，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上，由于少数税务人员缺乏工作责心，没有严格调查审核，对企业的日常管理不重视，对纳税人在申报、购票出现异常情况是麻木不仁，不但没有引起警觉，也没有及时向领导汇报，促使不法企业大量套票，虚开增值税发票，导致国家税款大量流失。少数人在权与法的问题上也没有足够正确的认识，不但严重损害了税务机关的形象，腐蚀了税务队伍的机体，干扰了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

2.税收执法风险意识淡薄。由于长期受税收专管员管户制度的影响，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税务管理相对人一般不轻易、也不敢与税务机关较真，“我说了算”的感觉在部分税务干部中逐渐产生。现实中，许多税务干部对防范税收执法风险既没有全面系统的认识，也不知如何有效的规避风险的发生，依法治税的意识淡薄。在依法治税不断推进的今天，部分税务执法人员仍不能转变观念，对税收执法风险的关注和考量不够，缺乏深入研究，还存在以权代法、以情代法、以言代法，凭感觉、经验、关系执法，执法方式简单，重习惯轻法律、重权利轻责任的随意执法，促使征纳双方矛盾激化。个人思想上的麻痹，不但严重影响了税收执法活动的规范和完善，恶化了税收执法环境，也导致部分没有主观故意的税务干部因为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正确履行职责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给国家、单位、家庭、个人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3.税收执法能力有待提高。执法人员自身业务能力的高低和执法难易程度是影响税收执法水平的两个重要因素。目前，税务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人才结构不尽合理，综合性管理人才和高级专业人才尤其欠缺。既精通税收业务，又了解财会、计算机和法律知识的专业型人才匮乏。相当一部分人虽然具备较高学历，但实际技能较欠缺，队伍学历构成比较复杂，真正具有全日制高等学历的人员比例偏低。以某市地方税务局2004年的情况为例:该市地税系统截至2004年底，中专学历占14.15%;大专学历占55.98%;本科学历占20.44%;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占1.92%。①继续再教育也与外界变化的节奏脱节，税务人员的知识更新不及时，能力得不到及时提高，原有的知识迅速老化，执法能力逐渐减弱。

三、提高执法者素质的政策建议

发生税收执法风险的主要根源均可归结到“腐败、渎职、失职、不作为、乱作为”。“解铃还须系铃人”，防控税收执法风险，素质是基础。大力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建立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执法队伍，是有效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根本。

1.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要使税务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解决好人该怎么做、法该怎么执、权该怎么用的问题，加强自律，增强拒腐防变意识，筑牢预防职务犯罪的思想防线。教育大家算好“四笔账”，过好“三道关”，摒弃“三种错误观念”。算好四笔账：政治账、人身账、经济账、家庭账。过好三道关：人情关、权力关、金钱关。摒弃三种错误观念：第一是摒弃经验主义、侥幸心理、攀比思想、麻痹思想；第二是摒弃“只要没有经济问题就不会构成犯罪”的思想；第三是摒弃“有领导指示就不怕”的思想。

2.完善风险控制机制，增强执法风险意识。从思想上重视执法风险，在日常工作中始终绷紧风险这根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内容执法，重程序、重证据，规避可能的风险。一是税务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时候要注意文件的合法性，避免与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冲突。二是税务机关在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时候，不能拍脑瓜、想当然，应当经过认真的研究、充分的论证，切实注意对税务干部的法律保护。三是税务人员要尽力做好本职工作，避免因自身工作失误而产生执法风险。四是税务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避免因违法行政而产生风险。此外，可以通过案例教育、以案说法教育税务干部牢固树立法制意识,通过发动税务干部查找税收执法“风险点”活动强化风险意识,教育税务干部正确对待和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严谨执法,克服执法行为中的侥幸和麻痹心理,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使自己的执法行为不偏离法律的轨迹运行。

3.强化教育培训，提高税收执法能力。税务部门是政策业务很强的部门。因此，一定要把税收业务培训放在重要位置。要促进干部学习业务、钻研业务、提高工作水平。定期举行严格的执法资格考试,把好执法资格关。采取以训代学、以考促学等有效方法,鼓励干部报考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和律师,鼓励干部报考职称水平考试,将拥有这“两师”资格的干部放在征管一线，引导干部钻研业务,提高业务工作水平。

4.加强制度建设，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有效防范廉政风险，实现税收执法过程的廉政监督。必须制定严密、科学、详细的管理制度，完善各工作岗位的工作职责，明确工作制度和纪律要求，同时优化相应的监督管理办法，用制度管理人、约束人;对执法过程的廉政监督要努力实现由滞后监督向超前监督转变。针对税务管理、纳税评估、税务检查等执法过程，制定监督措施完善廉政监督，使税收执法权的运行全过程都有据可查，使执法过程的廉政监督向更深层次延伸，确保权力运行到哪里，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就延伸到哪里，从而达到降低廉政风险的目的。

注 释：

①资料来源于2005年《广东地税年鉴》，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版，第171-78页。

[1]2005年《广东地税年鉴》，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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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庆寿(1974.4—)男，汉族，莆田人会计专业，本科，财政与金融研究方向，福建省税务干部学院助理讲师。

论税收执法风险的法律控制 篇4

一、税收执法风险分析

风险主要是指某一特定的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 是生产劳动的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从20世纪中期在美国产生, 21世纪开始被大中小企业应用。税收的执法风险是由风险管理发展而来的, 其特点是风险主体立足于本身, 然后从假设性的保护角度所提出的风险管理, 税收的执法风险管理存在一定的利己的目的性。所以在税收执法的过程中, 过多的是强调人对义务的履行, 还对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的控制却是站在利己的角度上。因此在税收的过程中, 执法人员与纳税人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存在一定的不对等。综上所述, 税收执法风险并不属于法律的范畴, 但是其表现形式与目的都是对执法行为的控制、约束与防范, 所以对税收执法的风险就必须从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 从政府权利的源泉来看

从建国以来, 我国就确定了走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并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并且确立了发展目标,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与核心。因此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国家的权利来源于人民。国家的主体就是国家公民, 其政府的统治的对象也是人民, 所以政府的权利因为人民的存在而生。国家与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护人民与社会的公共利益, 因此从政府的权利的来源来看, 政府的一切执法行为都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执行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这与先前我们分析的税收执法的过程中其维护执法人员自身的利益这一观点背道而驰, 对风险的控制适中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本身的, 因此税收执法风险的控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目前的风险控制并不符合维护人民的利益的条件, 与税收执法的风险控制的本质背道而驰。

(二) 从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的法律主体来看

从古至今的经验来看, 拥有权力的人极容易滥用权力, 所以国家机关的执法人员如何控制权力的滥用也是税收法治的核心, 也就是在税收工作中执法工作者必须要做到对权利的控制, 以预防税收执法的风险。那么, 在预防控制中, 被控制的主体应该是什么?首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从一个全面的角度来看, 就是对税务机关各税务部门两个方面, 税务机关所面临的风险在于一个抽象的行政行为, 而税务部门则是面临的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另一个方面就是对执行机关的可能出现的风险来进行控制, 也就是说控制的主体仅仅是税务部门。从税收执法风险防范来看, 税收执法风险控制的主体是否包括税务机关呢?换句话说税务机关的抽象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税收执法风险?从税务机关的行政手段来讲, 税务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立法而非执法, 税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执法, 所以在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的主体应该指的是税务部门。

(三) 从法律中的应然与实然的角度来看

单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税收执法风险防范, 对于风险的防范是未知的, 尚未发生但是可能会出现的伤害行为进行一种防范、预期, 因此在法律上应该属于应然的范畴。但是在税收风险一旦成为现实, 有了具体的伤害行为, 也就具有了法律中的实然行为。因此在法律的角度上税收执法风险与税收违法行为是有着清楚的界限, 所以对于税收执法风险的防范主要是对行政行为的防范, 既包括抽象的行政行为, 也包括具体的行政行为。因此在对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的法律主体上来看, 税收执法风险的控制主要是对税务机关和税务部门的控制, 而主要的来源也就是对税务机关的抽象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1]。

二、税收执法风险的法律控制

对于税收执法风险的法律控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 从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法律救济三个方面进行法律控制。

(一) 税收执法风险的立法控制

对税收执法风险的立法控制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对税收立法部门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的制定进行控制, 大事在税收执法风险的控制中最主要的风险大多来自于税收规范性的文件和政策的制定。本文所讨论的税收风险的法律控制主要的是从其广义的角度上来进行控制的, 主要包括对法律法规、部门的规章政策以及税收的规范性的文件的制定等等, 所以要减少甚至消除税收法律以及政策的制定上带来的风险, 就要在立法监督的角度上进行控制, 加强立法监督的力度, 加强对立法的合法、合理性的探讨, 完善税收法律制定的相关制度。

要完善税收立法控制就必须要加强立法的调研, 并且在调研的过程中深入, 认真的了解调研方案, 深入基层, 根据科学的分析不断的将思路和方法进行完善。加强调研的重要渠道就是听取意见, 不仅仅是本部门的, 还有其他纳税人等服务对象, 还要重视听取民意。另外还要建立专业的税收立法专家讨论机制, 由于税收制度的专业性很强, 所以必须在立法的过程中积极的听取专家的意见, 将税收的立法与税收立法研究紧密的结合起来哦, 税收制度的确立关乎社会公众的利益, 所以在立法中一定要重视立法的适用性, 增强立法的质量, 为社会人民负责。同时在立法的过程中要建立在征求民意的基础之上, 只有立法的过程中广泛的吸取民意, 尽最大的可能符合公民的意见, 在法律的实施的过程中才会更顺利[2]。

(二) 税收执法风险的执法控制

现下我国法制治国的策略中对权利的限制, 使运用的权利对权利的监督与制约, 在我国对权利的使用都会受到其他权利的监督和制约, 一旦失去了监督制约, 就为出现权利滥用的局面, 因此对于税务部门的执法防控相关的部门与单位一定要做好监督, 依法行政, 对于税收执法的整个过程都要实行有效的监督, 严格的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行使权力。对于税收执法人员, 要加强执法人员的个人素质,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增强执法人员自觉守法的习惯, 提高其执法水平与责任感。并且在执法监督体制上也要进行有效的完善。

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是对税收执法风险的执法控制的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在对执法行为的监督中明确执法行为的责任, 建立完善的责任考核与评价制度, 做到责任到人, 对评价及考核制度也要进行明确的分工到岗, 并且进行量化操作, 激励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同时还要完善税收执法的全面检查。通过建立全面的执法检查, 对日常的执法行为进行严格、规范的监督, 对责任追究制度进行完善, 及时的纠察追错。同时还要加强对执法行政部门之外的监督, 对党、人大、政协甚至是群众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等的监督, 都是有效的控制执法行为的风险的有效手段。

(三) 税收执法风险的司法控制

税收风险的司法控制本质上来讲是对税收执法风险的事后控制。对于风险的控制一般被分为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 对于税收执法风险的控制也是如此, 不仅仅只重视对事前预防与事中的预警, 也要加强对风险的事后控制的手段, 即人民法院对税收执法的违法行为的追责也是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 是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相关的主体的责任的救济方式, 这种救济方式不仅仅是一种事后补救的方式, 同时也是一种警示, 对其他的执法人员的一种警示, 以增强执法人员的知法守法的意识。所以加强税收执法风险的司法控制要完善司法制度, 最大限度的提高私法制度的执法行为, 充分的发挥在税收执法行政行为中前车之鉴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卫红.论税收执法风险的法律控制[J].税收经济研究, 2011 (1) .

防范税收执法风险范文 篇5

安阳县地税局结合实际情况，以强化征管为主线，运用四强化着力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切实提高依法治税水平和税收工作质效。一是强化培训教育。定期开展税收执法培训和教育，大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利用典型事例开展执法风险教育，提高干部队伍对防范税收风险的认识。二是强化执法风险意识。开展党风廉政和税收执法风险教育，教育引导税干树立依法治税的理念和纳税服务的观念，强化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三是强化执法考核。严格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帮助和督促基层执法人员及时发现和修正执法过错行为。对发现的问题一查到底，按规定处理。四是强化部门协作。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的联系与交往，邀请检察院领导讲解如何预防职务犯罪，及时听取意见与建议，学习和交流预防职务犯罪知识。

化州地税坚持依法治税 防范税收执法风险

今年，面对组织收入上的困难，化州市地税局始终坚持“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严格依法治税不动摇”。特别是在七月份，该局党组提出了“既要确保完成税收收入任务的结果，又要坚持依法治税防范执法风险的程序”的工作新思路，在大力组织收入的同时，切实防范和梳理执法风险，促使依法治税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对构建化州市平安地税、平安财政、平安企业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一是重点规范货物运输业发票管理。下半年以来，在本地税源严重枯竭、税收收入减收因素较大的情况下，该局下定决心，顶住各种压力，坚决对货物运输业发票的管理进行了严肃的整顿，制定管理措施，规范管理。

二是从强化执法风险教育入手，有针对性地加强干部职工的政治教育和业务技能培训。通过开展税务稽查、纳税评估、公务员责任意识、党风廉政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培训，对干部职工进行“大洗脑”，切实转变其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三是从制度建设入手，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制定。7月份以来，该局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市地方税收征收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我市货物运输业税收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外来建筑安装企业税收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网吧核定征税实行按台核定征收规定的通知》、《关于加强我市外出经营建安企业税收征收管理的通知》、《关于对我市红砖、灰砂砖行业实行以用电量控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外来建筑安装企业税收管理的补充通知》、《关于明确市府地税征收窗口税收管理的通知》、《关于征收我市2009-2010河砂销售有关地方税费 的通知》、《化州市地方税务局经费管理办法》、《化州市地税局接待工作暂行规定》、《化州市地方税务局工作绩效考核办法（试行）》等文件。四是从加强税收执法监察入手，加大执法检查和执法监察力度。根据各工作阶段的特点，对照岗位职责、规范性文件、各类考核办法等，全面查找风险点和风险源，认真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提出整改措施，以纠正税务人员执法行为的随意性，防止失职渎职或滥用职权行为的发生。五月，该局重点对各征收单位辖区内的商场超市、药业、钢材、砖厂、加油站、酒吧、石场等纳税户进行了执法检查；九月，对各征收单位执行《关于加强我市地方税收征收管理的通知》等规定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十一月，检查了各征收单位的发票内部管理、门前代开发票以及征管资料的开具、保管、整理等工作。

提高依法治税水平，降低执法风险

一、目前我国税收执法的现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的进程，社会主义税收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各界关注税收的程度在提高，纳税人的税收法制观念也随之不断提高，他们对税收政策的掌握能力也在不断增强，税务干部的执法行为时刻在接受着多层次的监督和制约。因此，税务干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无论是在执行税收政策、执法程序还是在公开办税、优化服务等方面，都要在法制、公平、文明、效率上下功夫，稍有不慎，就要承担相应的执法风险。在一些涉税案件中应当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税收执法风险，已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税收执法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部分，承担着为国聚财，堵漏增收的重任。正是由于税务机关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关键部门，已越来越成为国家纪检监察部门关注的对象。随着国家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公民和法人的法律意识及自我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如果我们的税收执法人员不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转变执法观念，克服随意执法的老毛病，就随时存在着执法风险，小到经济损失，大到触犯刑律。

二、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主要意义

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的意义就在于保障税收执法部门有一个安全的税收执法环境，起到稳定队伍，增强凝聚力，提高战斗力的目的，从而促进税收工作效率，更好地维护税法的尊严。防范和化解

税收执法风险，保障税收执法安全的意义主要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维护税收执法人员的切身利益。如果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将严重影响税收执法队伍的稳定，不利于各项税收工作的开展。因此，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保障税收执法安全是保护同志、稳定队伍的基础，是内树正气、外树形象的关键。

二是有利于树立税收执法机关的良好形象。如果我们的税收执法人员能够时刻保持执法风险意识，做到正确执法，文明执法，同时做好税收服务，努力化解征纳矛盾，不仅能够降低执法风险，而且能够很好地树立自身以及整个税收执法队伍的形象。反之，如果执法方式简单，执法手段粗暴，就会造成征纳关系紧张，降低自身执法安全系数，增大执法风险，损害执法队伍的形象，使税收执法工作处于被动。因此，化解税收执法风险，保障税收执法安全也是树立税收执法机关良好形象的需要。

三、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几点对策

1、推进依法治税，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正确处理依法征税与支持经济发展，依法征税与优化纳税服务的关系。既不能人为调节收入进度，违规批准缓税，也不能收过头税；既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国家支持经济发展，又要严格执行规定，严禁擅自减免、违规减免。

2、推进依法治税，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依法治税始终是国税工作的灵魂和核心。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就是要密切关注涉税违法活动的新动向，加大涉税案件查处力度，加大专项检查和专项整治工作力度，以查促收，以查促管，以查促查，努力降低税收执法风险。

要把涉税违规违法案件消除在萌芽状态，消除在基层。专项检查和重点整治要精简项目，改进方法，抓住重点，分类检查，达到“检查和整治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的目的。

3、加强税法宣传，优化纳税服务。积极开展以“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活动和曝光涉税典型违法案件，扩大国税影响，提高全社会依法纳税意识。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优化纳税服务，继续完善办税公开的规程和承诺，降低纳税成本，和谐征纳关系。

4、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税务干部执法水平。税务工作政策性强，业务技能要求高，各级税务部门要把业务培训放在重要位置。要采取以训代学、以考促学等有效方法，鼓励干部报考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促进干部钻研业务，提高工作水平。

税收执法权 篇6

关键词：税权；税收立法权；中央；地方

税收立法权是国家政权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制定、实施、修改和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目前，我国形式上的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这固然有利于遏制地方税收权带来的混乱，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聚居，发展又极不平衡，中央高度集权的税收立法权体制也使税收立法权难以适应各地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有前提地依法赋予地方适当的地方税收立法权，可以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发挥当地的经济优势。

一、税收立法权划分的原则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我国长期以来以来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绝对的集权或者绝对的分权，而必须坚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科学划分税收立法权，建立一个科学的税收立法体系。参照国际上其他国家（地区）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我国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划分可遵循以下原则：

（一）法定原则

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涉及国民切身利益的事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税收是国家凭借其公权力对国民财产权的“侵犯”，尽管其实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处于不平等的法律地位，怎样平衡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间的权利义务显得极为重要。税收法定主义是基于维护国库利益和纳税人利益的平衡而确立的，贯穿于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的始终。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税收立法权的划分。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地方的税收立法，对地方税收立法的一些原则性事项用法律加以限定，明确地方税收法规的范围以及立法机关的法律责任，可以防范地方滥用自己的税收立法权，侵害纳税人的权利和侵蚀中央税基。

（二）制约原则

地方税收立法权与中央相比是一种有限的、不完全的立法权，地方的税收立法受制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原则和精神。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是为了地方更多的自主权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现税收的优越性，但地方很有可能利用其税收立法权进行恶性的税收竞争，而且地方和中央的税收利益在某些情况下是不一样的，根据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原理，如各级政府都采取最理性的税收体制，最终带来的将是整理的非理性。地方公共财政在获取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可能采取一些不符合中央政府要求的经济行为，对地方来说，其采取的财税政策是合理的，但从整体上看，可能违背了国家利益。因此，成功的分权要求对地方的税权进行适当的制约。借鉴国际上实行分税制国家的经验，应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进行明确的规定，使地方税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条件下开征，从而杜绝“乱收费”为“乱收税”。具体来说，可从如下四方面加以限制：首先，不得损害中央的税收权益，如不得侵害中央的税基，不得擅自对应归属中央的税收进行减免；其次，不得损害其他地区的税收权益，如进行恶性税收竞争；再次，不得损害当地居民的利益，如采用不合理的税率，开征不恰当的税种；最后，不得利用税收设置区域性垄断，如利用税收阻止外地产品或者服务的进入。

（三）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原则

如前所述，我国有着特定的国情，对国外的模式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一国的财政划分首先应和该国的政治体制相一致，在分配国家权力时首先要考虑国家整体模式，从而相应地确定其模式。如果不考虑国家政体，盲目地随波逐流，与国家的政体性质不一致，与政治、经济制度不符，只会带来负面效应。我国的政治制度是集权式的，集权有利于保证中央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创造。在当前，集权制的传统不能摒弃，但在坚持集权的前提下，不能忽视我国东部发达、中西部落后的经济失衡现状。某一税种对一地意义重大，对另一地区则可能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若不能根据自身的实际进行适时调整，可能出现税收的确立不符合本地经济发展的问题。若地方享有税收立法权，能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某些税种的开征、停征或者税率等，将更好地保障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

（四）弹性原则

在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时，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考虑到地方税的弹性问题，使地方税的规模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随着政府职能的增加而加大。相应地，在划分地方税收立法权时也应有一定的弹性，便于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适时调整该地的税收政策。

二、合理划分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框架

地方享有税收立法权与宪法原则是不违背的。根据宪法，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也不违背《立法法》，根据《立法法》，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因此，税收立法的主体可以包括地方，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既应借鉴国际经验，也要立足我国国情，在总体上要遵循法定原则、制约原则、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原则、弹性原则，采用有限的适度分权模式。

（一）地方税收法规的制定机关

地方税收立法权的享有者应仅限于省级国家机关，不宜再下放到地级、县级。建立起以中央为主、省级为辅的税收立法权格局，是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动地方积极性的要求。不论在何时，不能忽视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的政体，在立法权的下放方面不能与联邦制国家等同之。

（二）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方法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方法，可采用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说有：1、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中央的专有立法事项。所谓专有立法事项指以宪法或宪法性法律规定某一立法主体对某些事项享有排他性的专有权。明确了中央的专有立法权，而是更加强调其权力，是因为某些权力不宜由地方行使，将其提炼出来，警戒地方不得染指这些权力；况且，中央享有的立法权并不限于列举的权力，对列举之外的权力仍有权立法。2、明确地方对某些事项的立法权。虽然我国已将筵席税、屠宰税的立法权下放到地方，但由于筵席税已停征，屠宰税不符合公平原则，实践中也很少有地方征屠宰税。故很难凭此说明我国地方有税收立法权。在确定了地方税收立法权后，可将一些税基流动性小、税源分散、零星的税种划归地方，并在不侵蚀中央税基、不影响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经过人大授权，地方可对一些区域性特征强的税源开征新的税种。除此之外，还可在中央立法权中规定，在坚持中央立法原则与精神的前提下，将决定税收构成要素的某些部分（如税率）分配给地方。这样可增加中央立法的机动性，既使中央立法适用于全国，同时地方亦有权因地制宜地作出适当变动，使得某项税收立法事项适应本地的需求。endprint

（三）制定税收基本法，在基本法中明确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

租税或者规费均属强制性收入，为国家公权力介入纳税人私有之财产，自应考量到地方人民自治参与度与地方财政之自我负责性，地方财政权力供其实现其任务，财政权为中央地方权限划分之核心。而我国目前的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于中央行政机关，使得中央与地方在税收分配方面处于一种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中央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税收分配，地方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根据《立法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属于法律 的制定范畴，纵观各国，也都是在宪法中最起码是在税收基本法中规定税权的划分，我国应予以仿效，提高税收立法的位阶，制定税收基本法，在基本法中，对税收立法权进行规范。具体构想如下：

1、中央税与共享税的税收立法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包括税目税率调整 权、税收开征停征权、税收减免权等，以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国统一市场的正常运行，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但如果共享税的减免涉及到地方利益和税收收入，中央应当充分考虑地方的实际情况，防止出现地方收入的大幅度波动。

2、对全国统一开征且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主体税种，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由中央制定基本法律法规及实施办法，将部分政策调整权下放给地方。中央在制定基本法律法规及实施办法时，应给地方留有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由地方在中央规定的幅度范围内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及其他本土资源状况自行确定，如对税率、扣除标准等可规定一定的浮动幅度，允许地方在法定幅度范围内进行调整。

3、全国统一开征，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但对地方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税种，除由中央制定基本法律和实施办法外，税目、税率调整，税收减免、征收管理等权限可下放地方。

4、对税源流动性、外溢性较小、不易引起经济波动、适宜由地方独立征收的地方税，应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其行政区域内独立开征，如财产税；对各地税源差异较大不宜全国征收的税种，可允许地方独立立法开征或由中央统一立法、地方决定是否开征。

三、建立地方税收立法的监督体制

根据权力制约原则，权力需要受到监督，否则其天然的“滥用”倾向将会失去控制，侵害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若不予以制约，地方滥用税收立法权，随意开征税种，决定税率，减免税等，将会导致国家税收体制的混乱，轻则扰乱社会秩序，重则引起动乱。因此应建立税收立法监督体制，以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税收立法权限体制为依据，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通过备案、审查和撤销等方式，对越权、违法或者不合理的税收立法及税收立法成果予以强制性否定，以对各级税收立法权力主体行使立法权限予以保护、监督和限制，追究放弃或者回避立法监督的法律责任，对违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成果予以清理，并建立相应的处罚机制，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做到责任

到人。

结语：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适当划分，既有利于保持中央在税收调控中的主导地位，又有利发挥地方政府在税收调控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公共产品，顺利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能。

参考文献：

[1]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刘剑文主编：《税法学》，人民出版社，2003

[3]戎生灵：《中外地方税收比较》，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4]王淘：《中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构想》，《经济与管理》，2011年第3期

[5]王晨：《从国际借鉴角度谈我国地方税体系的构建》，《财税纵横》，2006年第4期

[6]朱大旗：《“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国地方税权问题的研究》，《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7年第2辑

论税收执法风险的法律控制 篇7

1 从税收立法层面控制税收执法风险

首先要对税收立法进行规范:要以《立法法》为根据,对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进行研究,从而将以税收基本法作为主导、同时关注税收程序和税收实体法的立法框架建立起来,要将在税收立法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使税收法律的层级得以提升,并且控制税收行政法规的数量[1]。

其次要使立法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得以加强:要严格以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的要求为根据,坚持做到法制统一,彻底的清理现行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程序法和实体法,一律废止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或者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清理归并前后存在的矛盾、规定重复的规范性文件,要逐级向上反馈需要上升为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具体的税收立法过程中,可以采用咨询会、论证会、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或者采用开公布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网上征求意见、开放式征求意见、书面征求意见等手段对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广泛地听取,从而确保制定的税收法律法规与国情民意更加符合,而且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

2 从司法和外部环境控制税收执法风险

首先,要建立健全协商和解行政处罚听证、税务行政赔偿等行政救济制度,从而能够有效地减少征纳双方之间的对立,使化解矛盾的效率得以提升。同时要对税收司法建议制度进行不断的加强和完善,法院在处理需要修正执法行为的案件或者税务机关败诉的案件时,要将司法建议书提供出来,从而能够将必要的执法指导提供给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也要认真地研究涉税案件,从而将涉税案件的特点真正的摸清楚,并且要使案件有效的结合执法制度的改进以及税收政策的完善工作,从而能够在化解执法风险的同时,也能够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

其次,要致力于纳税遵从度的不断提升。要对纳税服务进行不断的加强和优化,从而能够有效的避免激化征纳矛盾,并且还可以更好的化解执法风险。要做好宣传纳纳税人权利的工作,充分地保障法律赋予纳税人的权利,并且要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发生争议的税收救济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在具体的税收执法过程中,要对纳税人的权利予以充分的尊重,从而让纳税人可以将对税务机关执法情况的意见充分的表达出来。与此同时,还要对为纳税人的服务意识进行强化,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要对服务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不断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地加强为纳税人服务的水平,最终能够实现在和谐和理解的氛围中将执法风险化解。

最后,要将社会综合治税体系建立起来,在具体的工作中税务机关必须要对上级和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予以坚决的服从,并且要对地方人大和政协的监督予以自觉接受。同时要对内外部的工作协调机制和配合机制进行积极的探索,积极地加强与邮政、银行、工商等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和沟通,及时的通报与这些部门在税收执法中的协作情况,这样就能够使这些部门协税护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的调动起来,并且使其对税务机关进行协助,将可能出现的执法风险化解掉[2]。

3 从内部监督层面控制税收执法风险

首先,要对执法责任制进行完善:要对税收执法组织机构体系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对税收管理信息化进行大力的推进,从而最终能够将完善的税收执法机制建立起来。在对税收征管业务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之上,将税收业务流程作为主线,对征管流程和组织结构进行全面的规范和优化,确保各个环节和各个岗位之间能够实现互相制衡,从而能够从根本上防止出现违纪违法的行为。同时还要对岗位职责进行分解,建立执法责任制的基础就是定岗定责,要严格的依法定权限为根据,并且与税收征管机构的工作相结合,从而真正的做到以岗定责、以责定人。除此之外,还要对工作规程进行进一步的明确,要严格地以法定程序的要求为根据对各个执法岗位的工作规程进行细化,其中包括详细的工作标准、形式、时限、顺序和步骤等[3]。

其次,要对内控机制进行完善:要对税收执法行为的事前监督工作进行强化,认真地贯彻和落实相关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会签制度,在正式出台税收规范性文件之前,法制机关必须要对这些文件进行统一的审核把关。与此同时,要对执法行为中的事中监督进行强化,坚决贯彻和落实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制度,并且以法定权限为根据对本级权限内的税务案件进行审理和报备。除此之外,还要对执法行为的事后监督进行强化,由法规部门统一负责执法监督检查工作,要严格的按照季度进行税收执法检查工作、绩效考核、绩效考核评议、征管质量检查等工作。要将基层执法单位反馈制度建立起来,由基层执法单位以各个执法人员的检查情况为根据对检查中的事项进行总结,有必要可以在单位内部予以通报。

4 结语

从法律层面控制税收执法风险对于税收执法风险的防范工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税收立法层面控制、司法外部环境控制以及内部监督层面控制等几个角度对税收执法风险的控制进行了介绍,希望能够对税收执法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杨卫红.论税收执法风险的法律控制[J].税收经济研究,201 1(01).

[2]宋望,陈伟.税收执法风险防控机制之构建——以权力制约论为视角[J].传承,2011(23).

税收执法权 篇8

关键词：税收执法,风险表现,风险管理,防范对策

我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国家的税收, 税务部门承担着重要的财政税收使命。目前, 由于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不完备、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等原因, 造成了税收执法风险日益增大。在当前税收的环境下, 如何进一步的避免税收执法风险, 已成为税务部门的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税收执法风险的概述

(一) 含义

税收执法风险, 是指税务部门或者是税务执法人员在征税的过程中潜在的, 因为税务执法人员的不作为和作为使税收管理的职能不能够充分实现, 或者是税收主体在行使自身权利和履行职责中, 因故意或者过失, 损害了国家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引起的法律后果, 需承担民事、行政等法律责任的危险因素的集合。当前, 我国的税收执法环境比较复杂、税收法律繁杂, 再加上税务执法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对法定的税收执行程序掌握的不够全面等, 从而使税收的执法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 并贯穿税收执法始终。与此同时, 加强对税收执法风险问题的分析, 有助于提高征税主体的执法水平和效果, 提升税务机关以及人员的形象, 增加税收收入。

(二) 税收执法风险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和对执法所产生的后果的处理方式, 可以讲税收执法风险划分为三类:

1. 税务征收管理中的风险。

即执法人员在税收征收的执法过程中, 由于基础管理不到位, 而侵害了纳税人的权益。主要表现为税务登记不准确、对纳税人的性质认定错误、对减免税划分不准确、税率执行有误以及违反法律的规定提前征收、延缓征收税款等造成了纳税的风险。

2. 税务行政诉讼中的风险。

即执法主体因在执法过程中的行政行为而引起的行政复议、败诉、赔偿等不良后果而产生的风险。在此类风险中, 主要涉及的是稽查等强制措施, 集体表现为税务主体在日常的执法行为中只重实体而忽略了程序。比如在日常的检查时, 本来应该出示税务搜查证而没有出示;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收集到的证据来源不合法;没有依据法律规定采取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等多方面的因素, 从而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纳税担保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因为这些不规范的行为所产生的有关司法行为导致了税收执法的风险。

3. 税务人员渎职所带来的风险。

即税务执行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 因主观过失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职责, 如徇私舞弊不征或者是少征税款、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 客观上侵犯了国家的利益, 对国家的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因而被追究行政责任, 情节严重的甚至责要负刑事责任。从而给税收的执行带来了风险。

二、我国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现状

近年来, 各级税务部门为了提高执法水平、降低执法风险, 不断地营造外部环境、优化内部结构、强化监督机制等。但是, 目前我国对税收执法风险的控制和防范还没形成一个科学的系统, 各税务机关在实际的工作中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比较混乱, 没有逻辑性, 整体效果还不够好。

(一) 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

随着我国税法制度的不断完善, 税务机关的职责也实现了分工细致、各司其职的完备机制, 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风险的发生。但是目前我国的税收执法的风险控制和防范还不够全面, 对执法责任考核、征管质量考核大多都是事后的应对措施, 而事前和事中的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够完备, 防控税收执法风险的功能也不够健全。并且在执法过程中责任的承担方面, 一线的税收执法人员承担了大部分的违规责任, 而对税务部门自身和决策层所应承担的责任没有明确的划分, 因而很容易引发税务部门内部矛盾, 同时也容易造成监管的缺失。

(二) 风险控制防范意识不强

税收执法是一项专业性、系统性很强的工作, 而仅仅依靠税务执法人员个人的力量难以防范来自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风险的。因此, 要加强对税收执法进行系统全面的管理。然而当前, 我国还没有将税收执法风险管理纳入到税务部门的工作中, 在大部分的税务人员思想中, 税收执法风险是孤立、片面存在的, 认为风险管理就是要加强对税收执法的监督和检查, 因而缺少执法风险管理的整体意识和主动意识。

(三) 风险管理机构的专业程度不高

现阶段, 我国的各级税务部门依据职权, 通过成立税收优惠减免审理委员会、重大案件审理委员会、税收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等一系列机构, 在一定的程度上规范了税收执法, 避免了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差错。但是, 如果发生执法过错, 就很容易发生推诿, 相互推脱责任。目前, 我国税务系统中还缺乏一个专业的风险管理机构来专门从事税务风险管理的事项。

(四) 风险管理手段不断增多, 但是针对性不够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信息化技术在税务部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当前, 在税务部门中运行的系统有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以及纳税评估管理信息系统等, 这些系统的运用使税收执法人员的操作更加准确, 大大降低了执法的风险。但是这些系统针对不同的涉税业务, 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一些税收风险点得到了防范和控制, 而另外一些风险点却得不到防控, 业务非防控范围比较小, 不够全面。

三、税收执法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 法律体系不健全

1. 税收立法起点低, 法律依据不明确。

现阶段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结构不完善, 尤其是税收法律的起点较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缺少税收基本法。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基本的税收征收法, 来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宏观规定, 税收的立法原则、执法原则、税收管辖权等问题都没有通过更高的法律予以确立, 而只是分散于各个法律条文中。二是有关税收的法律层级不高。我国现行颁布的关税收法律文件仅有《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 其他有关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都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并且还没有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 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法律、法规的层级影响, 法院在有关税收行政案件的审理时, 往往依据的都是法律, 而对层级较低的行政规章只是参照, 这就给税务人员的执法过程中产生困难。

2. 税法规定不科学, 实际工作难度大。

有些税收法律对执法过程中某一问题的规定存在冲突;还有些法律条文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难以得到实施等。一方面导致税收执法人员在对纳税主体做出具体的执法行为时, 不知道依据那个法律文件去执行。另一方面, 如果不按照相关税收法律的规定去执行, 又会有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因此, 导致税务人员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很难去执行。

(二) 内部体制不完善导致的执法风险

1. 内部考核指标严格。

税务部门以强化征管、严控税源的原则制定了内部考核标准, 但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 过于苛刻、严格的考核标准会对税收执法人员依法行政造成消极的影响。比如一些市、县的地方税务部门在税受征收较少的情况下, 就会对稽查下达过高的税收任务, 以此作为考核工作绩效的重要依据, 然而这与国家税收法律的原则和基本精神是不一致的。由于这种严格的任务下达, 就会导致稽查工作偏离了执法的轨道, 加大了税收执法的风险。

2. 规范性文件制定不严谨。

在我国, 各级地方税务机关为了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实现政策实施的效果, 就会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状况, 制定具体的业务操作办法和行业管理办法。然而这些管理办法和操作办法的制定, 一般是依其上位法, 即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上级税务机关的文件来制定,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提高征管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有些操作办法和管理办法由于过高地追求实施效果, 从而导致税收执法人员在执法程序上不够合理, 不能为税务人员的执法行为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三) 执法主体素质有欠缺引发的执法风险

1. 执法风险防范意识不强。

现阶段我国税收执法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够高。部分税收执法工作人员, 对税收执法的过程中缺乏对执法的全面理解, 仍然没有从以官为本的思想中转变过来, 在他们看来, 依法纳税只是针对纳税人而言, 而忽视了对自身法律意识的提高。作为一个税收执法者, 对税收执法风险缺乏足够的警惕, 执法的危机意识淡薄, 因而, 导致税收征收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下降。

2. 税务执法人员综合素质不够高。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经济的社会, 知识的更新不断加快, 流通途径也在不断地增多, 人才也在向复合型、综合型的方式转变。因而面对当前的环境, 税收执法人员就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 不仅要求税收执法人员不仅要掌握会计、税法等方面的知识, 还必须要对计算机运用、经济法规、时事政策等方面的知识有相关的了解。例如一些税收执法人员只会对纸质账簿进行审核, 对于现代企业采用的电子账务系统却一窍不通, 因而就无法运用高科技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区查出企业的财务漏洞。此外, 仍有许多税务人员用以往的征管办法和思维定式去征收税款, 并且执法的方法固化、沟通方式简单、交流不畅, 给实际的执法工作造成一些影响, 从而增加了税收执法风险。

四、税收执法风险防范的对策

(一) 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1. 制定税收基本法。

制定税收基本法, 主要是对一些共性的税收问题进行规定, 以达到统领、协调、指导、约束各单行税收法的作用。实际上, 由于我国宪法的内容比较有限, 所以为了增加涉税条款而修改宪法是不可能的, 然而由于现有的《税收征管法》理论性不够, 实际操作及程序性太强, 起不到统领税收法律的作用, 因而, 单独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是完善税收法律体系的最好办法。除此之外, 还要对目前冗杂的税收法律加以系统整合, 使税的收法律的结构更有条理, 并且对税收执法、司法进行更具权威的指导, 因此能够更有效地提升税法的基本法律地位。

2. 完善税收程序法和实体法。

现阶段, 我国的税收程序法和实全。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解决:一是构建起法律与经济的互动体制。明确制定出宏观经济与税收收入保持协调的管理体制, 加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 利用税收去降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二是逐步提升税法的等级。以《立法法》为依据, 完善对税收的立法, 构建一个完备的税收法律系统。从而提高税收实体法的等级, 提升税法的效力。三是明确税收执法中的程序要素。目前《税收征管法》是我国税法中唯一一部具有程序法性质的税收法律, 对推动我国税收征管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程序法的性质不够突出, 覆盖的范围比较窄, 并且与其他部门法律也不不相适应, 再加上程序法对纳税人的程序权益的保障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显, 因此, 完善程序法势在必行。对程序法的完善有利于减少税收征收过程中税收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行为, 从而降低税收执法风险。

(二) 加强对税收计划的管理

税收计划是我国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税务机关在一个时期内的工作计划, 是考核和检查税收征收的重要依据。而税收计划管理是税务部门为了能够保证税收计划的顺利实施, 对税收的分配执行、落实等一系列活动进行的全面管理, 是税务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现阶段, 税收任务的下达量有所减少, 但是如果要按经济增长比例来下达, 根本就没有改变过去的税收计划管理体制。比如, 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为了解决财政危机, 除上级部门下达税收任务外, 当地的政府部门还要继续追加税收任务, 从而给税收计划的实现带来困难。此外, 税收任务主要是按照全国的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来征税, 对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不利, 加重了经济不发达地方的财政负担, 从而给税收任务的完成增加了困难, 增加了执法过程中的执法风险。因此,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完善:一是建立合理的税收工作考核制度, 缓解一线税收执法人员的压力。二务科学的编制税收任。不能仅仅地采用上年基数加成的方式, 而是要根据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评估, 税务部门可以先根据财政部门的预算计划来制定税收的任务, 然后再根据各地的征管水平、税源状况的区别来编制个地区的税收计划, 最后用计量经济和科学的统计分析对各地税收计划进行预测评估, 得出全国税收计划。

(三) 加强税收执法队伍建设

1. 提高执法风险防范意识。

税收执法人员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 认清税收执法风险的客观存在性,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严格依法治税和依法行政,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加强对税收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 要抵挡诱惑, 做到为税清廉, 减少税收执法风险。

2. 加强专业化法制化培训。

要加强对税收人员的税收政策培训, 防止对政策理解偏差而导致的执法不到位的风险;强化对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的执法操作培训, 消除执法管理的程序风险;加强对税收执法人员的法律、财务、计算机等方面的培训, 降低因专业知识的缺乏而产生的执法风险。

3. 创建高校合作机制。

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人才资源和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根据先进的专业理论, 去指导实际的税收执法工作。每年选拔一批能力强、年纪轻、学历高的、有发展前途的税务人员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为培养全方位、更高素质的税收人才开辟新的途径。

4. 加大执法责任追究。

制定严格的奖惩制度, 加大执法责任追究的力度。执法监察要定期、不定期的对税收人员的执法情况进行检查, 落实检查的责任, 执法监察对再次检查发现问题的, 除追究有关税收执法人员的责任外, 还要追究与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五、结论

税收执法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不仅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 而且对于完善我国的税法制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所以通过构建程序严密、制约有效、配置科学、结构合理的执法运行机制, 推进税务部门2013年第8期中旬刊依法行政, 最终实现防范税收执法风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谢旭人.中国税收管理[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7.金融Finance NO.8, 2013 (CumulativetyNO.525)

[2]沈宗灵主编.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人学出版社, 1994.

新论纳税服务与税收执法的关系 篇9

纳税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纳税遵从度, 即通过向纳税人提供办税过程中的各种服务,以达到在降低纳税成本的基础上提高纳税遵从度,使税收征纳秩序更加优良,国家税款更有保障。

长期以来,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机关,主要的工作方法是在法律的授权下,行使行政权力,主要通过行政执法,代表着国家行使征税权,完成税收任务。但是,在当前税务机关治税理念已经发生重大调整的形势下,再一味坚持单一的执法方式不变,显然是不够的。必须针对实际的具体情况,分析纳税人的需求,树立“以纳税人为中心 ,让纳税人满意”的理念 ,将服务作为税收工作中与执法并重的方法、手段。因此,纳税服务与税收执法都是进行税收工作的方法。二者的共同目的就是实现纳税遵从。用公式表示就是“纳税服务 + 税收执法 = 纳税遵从”。

其中, 重要的问题是针对具体情况处理纳税服务与税收执法之间的关系, 而处理纳税服务与税收执法之间关系的正确思路就是:具体分析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情况,对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履行纳税义务的守法者, 税务机关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对于不愿履行纳税义务,又要享受公共服务的税务违法者,要进行监控和惩处。关于纳税服务与税收执法的具体情况,应该从影响纳税人的遵从因素、纳税人的遵从类型以及纳税人的需求层次做一分析。

1.1影响纳税遵从度提升的相关因素

影响纳税遵从度的因素是多层次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度的提升。

税收制度的公平度———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处罚公平。

征管机制的便捷度———指税收征管机制的繁简程度、税制结构的复杂程度。

涉税信息的对称度———征纳双方获取信息量不对称,形成博弈关系。

政府形象的公信度———政府在纳税人心目中的形象、地位直接影响纳税遵从。

个人利益的驱动度———纳税人不遵从的主观原因。

社会公众的谴责度———社会舆论与社会公众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态度。

公共产品的受益度———政府为纳税人提供的服务是否符合社会公众意愿。

税收救济的畅通度———纳税人遇到纳税纠纷时, 法律救济途径是否公平顺畅。

资料来源:梁俊娇.税务征管效率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88.

1.2纳税人的遵从类型

OECD专家对影响纳税人行为的因素、对遵从的态度及税务部门采取的相应的策略进行研究分析,提出了纳税遵从模型。

从模型上, 纳税人对遵从存在4类不同态度, 而模式的价值,就在于使税务部门对纳税人行为有更深入的了解,并能够采取有效的、针对性较强的策略,实现纳税遵从。

1.3纳税人的需求层次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需求体现在多个方面, 总体上可以归纳为4种类型。

(1)程序性服务需求。主要包括税务登记服务、一般纳税人认定服务和发票发售服务等。 由于税务登记、领购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 是一般企业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广大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普遍的最基本、最直接的服务需求。对特定纳税人而言,包括减免税、出口退税等其他税务行政许可和税务行政审批程序,虽然相对特殊,也应视为特定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最基本、最直接的服务需求之一。

(2)规避税收风险需求。主要是防范税收风险、避免税务行政处罚。 企业一般都有节税的想法,但是,除故意偷逃税外,绝大多数企业主观上都不愿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受到税务行政处罚,渴望税务机关帮助把好“税收风险关”。这是纳税人在税收方面的“安全类”服务需求。

(3)文明办税需求。主要包括对税务机关办税环境、对税务人员办税态度等方面的需求。 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税往往需要设施齐全、办税方便,并受到税务人员应有的尊重和礼遇。这是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提出的“尊重类”服务需求。

(4)税收政策筹划需求。主要是在税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 ,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争取税收优惠,减少税收支出,降低纳税成本,提高企业整体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率。这是纳税人提高自身经济价值的服务需求。

纳税人的各种服务需求虽然时有交叉,但是,纳税人上述4类服务需求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以程序性服务为基础,由低到高依次排序为: 程序性服务需求→规避税收风险需求→文明办税需求→税收政策筹划需求。

2正确处理纳税服务与税收执法的关系

第一,公正执法、严格管理和优化服务是依法治税的2个方面,是辩证统一关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实践中存在着这样的误区,将优化纳税服务和严格执法相对立。不能正确处理执法与服务的关系。或是过分看重税收执法的作用,轻视纳税服务。一些干部仍然存在权力至上的思想,将自己凌驾于纳税人之上,只讲税收执法,不讲纳税服务,漠视纳税人的权利,时而发生滥用职权的行为,造成纳税人对税收工作的逆反心理,损害了税务机关的形象。或是片面理解服务的内涵,弱化税收执法。一些基层单位对纳税人提出的要求,缺少用法治观念思考问题,片面强调优化服务而淡化了对纳税人的管理,忽视了执法的严肃性,形成行政不作为,客观上造成了管理偏松,导致了执法不严,以至在税收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漏洞。

第二,纳税人是纳税主体,也是服务客体,税务部门是征税主体也是服务主体,所以工作中必须以服务促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即不能单独强调执法权,忽略对纳税人服务的义务,也不能只强调服务,忽视税法的严肃性。正确的做法是,对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履行纳税义务的守法者,税务机关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对于不愿履行纳税义务,又要享受公共服务的税务违法者,要进行监控和惩处。公平执法是最基本的纳税服务。税务机关就是通过纳税服务, 通过税收执法促进纳税人能够遵从税法。不能一味地把纳税人都当成对立面,应当千方百计地加以引导,促进纳税人自觉自愿地遵从税法。

第三,依法治税是优化纳税服务的根本,也是提高优化纳税服务水平的基础。税务机关必须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原则,同时,在征收管理过程中充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大力推行纳税评估、检查约谈和企业纳税信誉等级评定等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努力为纳税人依法纳税提供全方位和高水平、低成本的服务,切实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严格执法就是最好的优化纳税服务,做到在执法中服务,在服务中执法,把优化纳税服务体现到依法治税中。

所以, 仅仅把纳税服务作为一种工作内容来看待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纳税服务不仅仅是一项工作,需要我们对它的理论内涵、制度管理、考核评价、责任机制、法律保障、资源配置等框架体系要不断构建、完善,而且,我们更应该把纳税服务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作为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方法,融入到我们的全部税收工作中。优化纳税服务,就是以服务的理念,以服务的方法,做好税务部门在税款征收过程中,为纳税人所提供的各项工作。因此,在将纳税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工作内容开展的同时,更有必要将纳税服务作为一种新的理念, 融入税务机关的各项税款征收管理工作中,并将纳税服务作为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贯穿于税务机关的各项税款征收管理工作中。也就是说,有2种主要的工作方法始终贯穿于税收工作的全过程,一种是纳税服务,一种是行政执法。二者紧密联系,但并非平分秋色,在全部税收工作中,应充分考虑并针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博弈的具体条件、具体情况,处理税收执法与纳税服务的关系,以实现纳税服务与税收执法的共同目的———纳税遵从。

摘要：长期以来,税务机关主要通过行政执法,代表着国家行使征税权。当前,纳税服务是税务工作的一个核心内容,如何处理纳税服务与税收执法之间的关系,成为税务机关充分发挥职能而必须要解决好的重要问题。在全部税收工作中,应充分考虑并针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博弈的具体条件、具体情况,处理税收执法与纳税服务的关系。

构建和完善税收执法监督体系研究 篇10

1.1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题中之义

新世纪以来, 国务院先后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新形势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税务部门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 必须有效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部署要求, 健全监督体系, 加强执法监督, 促进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 维护政府公信和群众利益。

1.2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深入推进过程中, 政府履行职责, 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 还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都必须依法进行。税收是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 是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务部门履行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神圣使命, 发挥税收调控作用, 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完善执法监督体系, 促进对各类市场主体依法落实税收政策、依法提供纳税服务、依法实施税收管理。

1.3 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的有力保障

发挥税收筹集收入和调控经济、调节分配职能作用的过程, 就是科学制定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过程, 也是健全监督体系、加强执法监督的全过程。只有依法科学开展税收立法和制度建设, 切实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 才能为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只有不折不扣地监督执行税收法律法规, 依法组织税收收入, 严格落实税收政策和纳税服务措施, 才能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 保证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和有效的政策支持。

2 当前税收执法监督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税收执法监督机构体制不够完善

目前税务系统县级及以下基层单位未设立专门的执法监督机构, 部分监督职能归并政策法规部门, 基层法制机构充当了执法监督“裁判员”和行政执法“运动员”双重角色, 既要全力开展执法监督, 又要从事诸如减免税调查审核、税收综合管理、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管理及报表总结等工作, 往往使法制机构陷入职责交叉、角色错位、疲于日常应付的尴尬境地。法制机构既是监督者, 又是被监督者;既是执法考核追究的实施者, 又是执法考核追究的对象。由于职责交叉和大量的事务性工作, 耗费了法制机构开展执法监督这个核心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也使执法监督工作产生了双重矛盾。

2.2 税收执法监督工作机制不尽合理

(1) 缺乏税务执法监督工作长效机制。实践中, 开展税收执法督察是税收执法监督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式, 而税收执法督察客观上难以做到实时常态进行, 很容易造成对不规范执法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 (2) 缺乏税收执法监督工作外部衔接机制。现在主要是开展内部执法监督, 没有很好地与来自外部权力机关、监督部门的工作衔接, 忽视了外部监督作用的发挥。 (3) 缺乏税收执法监督工作问责机制。只有监督, 而欠缺相配套的考核、奖惩措施, 对监督发现的问题没有严格和稳固的责任追究机制, 使得监督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4) 缺乏对监督人员的保护机制。执法监督是挑“自己人”的毛病, 敢于监督、敢于问责的人往往容易得罪人, 群众评议会受影响, 这就使监督人员有后顾之忧而不敢放手工作。

2.3 税收执法监督制度体系还需健全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办法》、《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税收执法督察规则》等制度, 还没有涵盖所有的执法及监督环节。同时, 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操作性还不强, 监督内容的细化和量化还不够等。最根本的是缺乏一个统领这些办法的税收执法监督制度规定, 应当以规范性文件对税收执法监督工作的主体、原则、对象、方式、程序、问责及有关方面进行全面规范, 并据此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办法, 从而提高税收执法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2.4 执法监督还未完全覆盖全部执法行为和全过程

在目前的税收执法监督工作中, 注重事后监督较多, 而对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重视不够。对具体行政行为和实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比较重视, 而对抽象行政行为和程序性行政行为的监督则相对不足。强调对基层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的监督, 对税务决策机关 (主要是市级以上) 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相对淡化。如部分税务机关把执法监督工作定位于事后纠错, 侧重于对税收执法行为完成后的监督, 以查出多少问题、查补多少税款、追究多少过错为执法监督工作成绩的主要衡量标准, 而对于事前防范做得如何、制度管权管得如何、信息化监控控制得如何、岗位职责是否明确, 工作流程是否严密等问题以及如何加以改进则关注不够。

3 构建和完善税收执法监督体系的思路和措施建议

构建和完善税收执法监督体系, 基本思路应以服务税户、服务基层、服务大局为出发点, 以规范税收执法、防控执法风险为目标, 以依法监督、公平公正为原则, 以税收信息化为依托, 完善监督体制, 更新监督理念, 优化监督机制, 创新监督方式, 用好监督成果, 强化监督保障, 努力构建和完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上级监督与本级监督、横向监督与纵向监督相结合的“大监督”格局和体系。

3.1 完善执法监督体制, 建立健全执法监督组织体系

明确税收执法监督主体, 建立健全专门的税收执法监督机构。把监督机构对税收执法的监督职能和其他职能严格区分开来, 实行机构相对独立。并充实高素质、专业化税收执法监督人员, 赋予机构独立的税收执法监督权和对违法行为的处理建议权, 使监督行为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为了使监督主体真正做到公正、高效监督, 应采取措施切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的利益联系, 同时对监督主体的合法合规行为给予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在目前税务机构设置格局下, 建议税务高层加强顶层设计, 本着科学合理、精简高效、减轻负担、提高效率的原则, 制定指导意见, 统筹整合和优化监督资源, 在省、市税务机关设置专门、独立的综合监督机构, 实施综合监督和专业监督, 强化执法监督的独立性、统筹性和客观性。

3.2 形成全程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执法监督制度体系

(1) 把好入口关, 强化事前预防。对抽象行政行为加强监督, 强化源头控制, 确保执法依据合法, 严格执行好税收规范性文件的会签制度、地方性税收法规、规章的备查备案制度和执法程序、执法文书的归口管理制度。 (2) 找准风险点, 强化事中控制。对权力比较集中的执法环节进行适当权力分解, 重在强化过程控制, 防止权力的滥用和执法随意性, 认真执行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大额减免缓税的集体审核等制度, 严格遵守审批权限。运行和完善税收执法预警防控系统、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等, 实行信息化控制、痕迹化管理, 及时提醒和控制执法风险。 (3) 注重实效性, 强化事后检查。突出执法监督日常化, 大力开展税收执法督察, 随时发现问题, 随时纠错整改、问责问效。严格执行税务行政复议制度, 加强执法案卷评析, 对执法监督结果进行定期通报、分析反馈。

3.3 创新监督方式方法, 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手段体系

不断适应税收管理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 积极主动地创新监督的方式方法, 提高监督的质量和效率。对执法监督工作进行科学规划, 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和完善制度, 逐步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科学高效、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统筹安排监督项目, 科学调配监督资源, 避免重复监督, 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提高监督效果。大力推进信息化手段在执法监督工作中的应用, 探索进行远程电子监督, 积极利用现有的信息系统, 获取真实、完整的税收信息, 进行重点和疑点数据筛选, 有针对性地确定监督重点和突破口, 实现监督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同时通过金税三期工程建设和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优化业务流程, 科学分解权力, 将监督制约贯穿到金税三期软件操作和税收执法权运行的全过程。

摘要：针对新的经济、法治、税收形势和环境, 阐述了目前构建和完善税收执法监督体系的重要意义, 指出了现行税收执法监督体系中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制约性问题, 并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重构和完善税收执法监督体系的思路和措施建议, 以推动税收执法监督体系更加健全、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关键词：执法监督,机制,专业化,体制

参考文献

[1]邵学峰.税收执法监督的博弈分析[J].经济视角, 2013 (12) :57-58.

[2]卜祥来, 周上序, 张清松.税收执法风险的特点、预防及控制[J].税务研究, 2008 (10) :68-69.

税收执法权 篇1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税收立法和税收政策制定方面一直强调坚持税权集中、税法统一。从总体上看, 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法权高度集中、中央统揽全局的合理要求, 对保证国家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税制体系的统一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来的税收调控缺乏灵活性、税收管理体制僵化、税收经济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越来越不相适应。因此, 改革高度集中的税收立法权划分体制势在必行。

1.它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现实选择。

税收立法权的分权程度与一国的政治体制、国家规模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等基本国情有着密切关系。我国是实行单一制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单一制的政体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像美国、意大利等联邦制国家那样实行相对分散、地方拥有较大税收立法权的税收立法体制;同时我国又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 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 地方经济资源和税源的显著差异性决定了全部税法都由中央集中制定, 很难适应各地自然、经济、文化差异悬殊的客观现实要求, 容易使税收调节作用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因此, 为适应国情的需要, 在坚持统一税法的前提下, 赋予地方适度的地方税收立法权是必要的, 它既可以保证中央对税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维护中央在税收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税收征管积极性。

2.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

税收立法权是税收管理权限中最根本的权力, 其核心是税法制定权, 即在法定权限内立法征税、立法确立税制的权力。谁拥有完全的税收立法权, 谁就不仅可以通过确定税收规模、选择税制结构、设置税制要素等来贯彻政策意图, 配置和调度经济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 税收立法权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源配置决策权。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划分, 实际上划分的是税收资源的支配权。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居民和社区, 在地区经济信息收集和掌握中占有优势, 能更好地留意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并迅速准确地作出差别性反应。因此, 根据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 地方政府理应在地方资源配置中占据地位。这就自然要求地方对配置地方资源的重要经济杠杆——地方税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

3.它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的内在要求。

完善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事权、财权、税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科学合理地划分。我国目前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距此目标尚有不小差距。地方事权多、财权少、税权极为有限的不对称现状极大地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 使地方在组织税收收入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二、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的可行性

1.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上的可行性。

我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中央的授予, 中央是否赋予地方或赋予地方多少税收立法权, 必须遵循我国宪法和中央大政方针所体现的既定思路和原则。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指出, 新形势下确定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的总原则是:“既要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 又要有统一领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 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这表明我国在坚持和实行由中央相对集中税收立法权的同时, 赋予地方必要的税收立法权, 不仅符合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而且符合党的基本方针政策。

2.国家立法体制上的可行性。

我国宪法和有关组织法明确规定, 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府分别享有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权力, 民族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制定单行条例的权力。因此, 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不存在国家立法体制上的障碍。

三、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的构想

1.确定地方应对哪些税收事项享有立法权

(1) 收入全部归中央财政的税种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收入全部归地方财政的税种可以视具体情况由中央赋予地方一定的立法权。

在全国统一开征的税种, 其基本法规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中央可以相机授予地方享有对该税种基本要素进行调整变动的非独立的立法权。没必要在全国统一开征的, 则授权地方自行立法。我国按税目 (品种) 由中央地方分享收入的税种, 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中央可以视情况赋予地方一定的对税制基本要素进行调整变动的非独立的立法权。我国按收入总额比例分享、中央统一征收的税种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对按收入比例分享、中央地方分别征收的税种, 中央可以赋予地方在中央统一规定的范围内享有自主确定地方分享收入的比例 (税率) 的非独立的立法权。

(2) 我国工商税收分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目的税和行为税等六大系列, 立法权的划分要适应各系列的特点。

普通流转税收中, 对有形商品在生产和交换环节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作为特例, 应当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前提下, 赋予民族自治地区和个别经济发展滞后的省份一定范围的调整税率和减免税 (包括先征后返) 的非独立的立法权。营业税主要是对非有形商品交换的劳务进行征税的, 因此除营业税基本法规应由中央专属立法外, 对税基不易流动的征税项目, 中央可赋予地方在中央统一规定的范围内对税率进行调整变动的非独立的立法权。

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方向, 是实行中央地方按比例分享收入并由中央和地方分别征管的模式。为此, 我国可以借鉴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的做法, 即税种基本法规、纳税人、税基以及中央分享收入的税率 (比例) 由中央专属立法;中央对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各省分享收入的比例分档确定税率幅度, 赋予各地享有确定本地区适用税率的非独立的立法权。个人所得税的基本法规以及纳税人、税基应由中央专属立法。为促进资本、科技和优秀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向中西部地区, 应赋予中西部地区省份 (特别是民族自治区) 对应征税额在中央确定的幅度内有一定比例减征的非独立的立法权。

财产类税收中, 遗产税和赠与税应由中央专属立法。该税种为一般财产税, 在分配、消费的最后环节征收, 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关联甚少, 全国应高度统一税制。对个别财产税, 因其税基具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 其基本法规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中央应在统一立法中赋予地方制定具体征管办法的非独立的立法权。

资源类税收中, 除中央分享收入的相关税制以及税种基本法规应由中央专属立法外, 中央可以统一确定地方分享收入部分的主要税基和幅度税率, 在此基础上, 赋予地方增设税目、确定适用税率 (单位税额) 的立法权。

目的税和行为税中, 全国统一开征的税种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中央可以在统一立法的前提下赋予民族自治区以一定范围的调整税基、税率以及决定停征的非独立的立法权。此外, 可赋予地方自主开征地方目的、行为税的立法权。

2.确定我国哪些地方机关可以享有税收立法权

明确这个问题应考虑两个基本因素, 一是世界各国可以享有税收立法权的最低层级的地方机关一般定在哪一级;二是我国的法制状况。综合两方面因素考虑, 笔者认为, 我国地方税收立法权应仅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人民政府。至于计划单列市、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人民政府, 以及经济特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人民政府, 除全国人大特别授权外, 均不应享有税收立法权。

摘要：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 成为各国宪法或税收基本法重点明确的问题, 我国目前还缺乏比较健全的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制度, 本文就我国地方税收立法权制度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 做一些初步探讨。

关键词：税收立法权,资源配置效率,分税制,专属立法

参考文献

[1]周旺生.立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2]湖北省国家税务局.税务行政管理[M].中国税务出版社, 1999.

[3]金鑫等.中国税务大百科全书[M].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