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智库建设（精选12篇）
高校智库建设 篇1
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 智库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智库是一些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分析的组织, 它们致力于国内和国际问题方面策略的研究、分析和建议, 从而使决策者和公众对公共政策做出明智的决定。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起步早, 相关方面的研究也进行得比较完善, 处于相对成熟的时期, 而中国智库的发展仍处于上升期, 可以说是智库发展的关键时期, 此时中国对智库的需求不再仅是数量上的增长, 而是质量上的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2015年1月2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这些都充分显示了目前我党和政府对智库建设的充分重视,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任务亟待落实。
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的著名学者詹姆斯·麦克甘 (Jam es G M c G ann) 教授带领团队从2006年起, 每年都会就智库研究现状出版年度全球智库报告, 结合最新《2014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看中国智库发展, 中国智库在数量上排名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 且智库发展数量已经相对稳定。近两年出炉的全球智库百强名单中, 中国有6家智库上榜。但是, 在看到中国智库发展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看到不足, 与智库数量第一的美国相比, 中国429家智库的数量要远远落后于美国1830家, 且在智库质量上也与其相差甚多。而其中高校智库对智库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本文将结合国外的高校智库发展经验, 对中国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的优势和影响做一探讨。
一、高校智库发展现状
(一) 国外高校智库发展现状
国外高校智库多设立在大学, 以“研究中心”、“研究院”或“研究所”命名, 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发展中心和英国的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等, 但多数高校智库有着自己独立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以及资金来源, 这让它们在依托高校平台之上提高了独立性与自主性。
国外高校智库的建立已经有一段历史, 相对发展较为成熟, 所以从国外高校智库中可以总结归纳出高校智库几个特点:首先, 高校智库专业性强。每个高校智库都会有自身擅长研究的领域, 就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 相对知名的智库已经树立了一定的品牌, 在研究专长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知名的胡佛研究所, 侧重于研究前苏联和独联体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 而美国哈佛大学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则是侧重国际安全与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以及相应的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其次, 在运作模式上虽然设立在大学, 但自身有独立的运作管理系统, 采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与管理模式, 为智库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基础保证。而国外这些智库正是基于科研的独立性、管理的科学性和人才管理的灵活性, 使得他们在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方面更为中立, 良好的口碑和雄厚的实力也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更为顺畅, 从而发挥其影响力。
(二) 国内高校智库发展现状
我国智库的发展虽不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成熟, 但是我国的智库正处于上升期, 我国智库建设已经为国家所重视。针对高校智库建设方面, 也有国家各级各部门出台的相应政策和相关精神的大力支持, 例如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2010~2020)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国特色新型高效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等, 都强调了高校应当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和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要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等优势, 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贡献。
虽然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情况来看前景很乐观, 在《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对高校智库总体评价为“方兴未艾”, 但是目前中国高校智库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政策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研究成果转化不充分, 不能够很好地影响决策政策和公众舆论。另外就是我们的高校智库缺乏专门针对智库人才的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 这一点不仅仅是高校智库存在的问题, 同样也是中国智库普遍面临的问题。
二、高校智库的优势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 他们对智库的分类共分为七类:自治独立智库、半独立智库、政府智库、半政府智库、高校智库、政党智库以及公司智库, 而在中国国内的智库大致被分为四类:党政军智库、地方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即使国内外智库类型划分不同, 其中高校智库都是重要的一部分, 正是高校智库具备了许多优势, 成为其目前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 人才相对集中
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研究人员、近半数的两院院士, 多数高校拥有相当规模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队伍, 其智库建设的人才支撑是其他机构或部门难以比拟的。人力资源的集中可以提高科研的数量与质量, 形成优秀的专业智库团队, 利于智库长期良性发展。
(二) 学科门类齐全, 基础研究力量雄厚
智库多面对的是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 对学科要求较高, 不是依靠单一学科就可以完成其工作的, 智库根据其研究专长往往会要求机构内有相关的几门学科共同合作, 而大学则是一个很有利的平台, 高校学科门类较为齐全, 那么智库面临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的问题则不再困难, 反而学科交叉能够成为高校智库的一大优势。加之高校的任务之一就是科研, 本身就从事长期的基础性的研究为高校智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扎实的学术支撑和研究能力也是其他类型智库所需要的。
(三) 对外学术交流频繁
目前处于学科发展的需要以及办学经验的交流等, 高校的对外学术交流较为频繁, 这促进了高校智库的国际交流日趋常态化。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为例, 不仅有该智库相关学者去往国外进行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也会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智库或团体来访, 形成了频繁的国际交流, 这对智库的发展是有正面积极作用的, 通过学习与交流, 可以掌握研究领域的一手材料, 也可以学习到国外智库的相关学术或管理经验等。通过这些非官方的访问、国际会议或智库学者互访等方式开展交流合作, 也拓展了我国高校智库的国际视野。高校智库在此方面的优势要明显大于民间智库等。
三、高校智库在中国建设特色新型智库中发挥重要影响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之一, 重大会议和领导人讲话中都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精神。其中的“特色”就可以理解为反映中国国情和中国智库的实际情况。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这四种类型已经体现出了各自的不同特色, 在发挥各自不同特点的基础之上, 鉴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智库发展还需要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相关功能, 使得中国智库能够更好地在理论创新、决策建议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为社会、为党和政府提供服务, 发挥影响。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型”则更多地侧重于创新思想、与时俱进以体现决策咨询的导向性与前瞻性等。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 高校智库高度契合了“特色”和“新型”的要求, 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
首先, 高校智库的优势明显, 可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前文中已经就高校智库的具体优势做一阐述, 这些显著的优势则是高校智库的“特色”所在, 发挥人才相对集中、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能力强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优势, 同时部分具有专业优势的大学可以发挥自身的学术特色, 与其他类型的智库形成互补的态势, 最终凝聚合力, 共同打造有中国特色、也有各自特色的智库。
其次, 国外智库发展经验表明高校智库在智库中的重要作用, 高校智库正向“新型”智库迈进。根据2014年的数据, 美国1830家智库中, 高校智库占比达75%, 在全球智库排名前50位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外高校智库群体发展基本成熟, 且在智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我国的高校智库与国外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 但是所依赖的优势和有竞争力的资源是相同的。吸取发达国家高校智库的发展经验之外, 我们的高校智库还需要在管理模式、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创新, 符合时代的要求。有别于党政军智库在研究相关政策方面可能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也不同于民间智库会困扰于人力与资金, 高校智库在从事研究方面可以有更坚实的基础、较为充裕的经费支持以及相对中立的观点, 这些都将更有利于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发挥自身的作用。
再次, 借助高校智库探索智库人才培养新模式将更有助于中国智库整体发展。高校充沛的人力资源为高校智库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无论是一线科研岗位上的学者、专家还是在校的有一定学术背景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都可以说是智库人才资源库。智库之间的互相访学、国际合作与交流都是进一步的人才培养手段。让人才在高校学者、智库研究员和决策咨询者之间达成角色的灵活转变, 则是高校智库人才培养为整个中国智库行业做出的贡献。
最后, 高校智库与高校之间相互影响, 实现共赢。一所高校智库的成功发展会对专业涉及的领域产生影响, 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甚至希望可以达到对政策决策产生影响。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对高校智库所在的学校发展也有着正面积极的效果。高校智库的成功离不开学校提供的人才上、资源上甚至资金上的帮助, 而相应地学校通过高校智库则会收获其带来的品牌效应、实用型人才培养与深造和良好的社会舆论, 从而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摘要：智库的发展建设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已经上升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之一, 中国开始逐步重视智库的建设。其中高校智库是智库重要的一部分, 高校智库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 它人才相对集中、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能力雄厚以及对外学术交流频繁。依凭这些优势, 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高校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优势,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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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智库建设 篇2
2017 年3 月30 日，笔者参加了《信息与决策》杂志社邀请的在汉部分智库学者座谈会，几十位与会者大多来自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政府智库和武警方面各有代表出席。在搭建智慧平台和创建新型智库的主题下，与会者聊过往、话未来，谈经验、说规划，讲成绩、述抱负，慷慨豪迈，好不热闹，俨然智库建设的春天已然来临。恭听之余，感慨良多：民间智库多有以智生财、在商言商的意味，无可厚非。而高校智库代表们的发言大多津津乐道于论文发表怎样计入绩效、报告出炉如何赢得领导批示、课题申报通过什么渠道得到宏扬等等，似感觉缺少智库应有的学术立场与社会关切的态度，因以自抒鄙见，以示请教。今应编辑部再三催约，兹将当日谈话整理如下，以就教方家。
高校智库建设首先应戒滥。智库本来是帮助决策者深谋远虑的咨询机构，自身建设理应成为智慧成果的样本，成为最能体现谋略所在的杰作。然而，不少高校智库建设在基本的规划方面都表现得差强人意。给人自家事都拎不清，还能关怀更多的疑惑之感。平心而论，近些年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高校智库，相对于党政军系统内设智库、社会科学院系列和民间智库而言，既属新鲜事，也应是稀罕之物。然而本埠几所“211”高校，一家二三年间新建智库20 余个，另一家则原有智库性质的机构加上新建的已然过百，且从国家、省部级到院校级一应俱全。“985”高校就更不用说了。本来中国是缺少党政军体制外智库生长土壤的，没想到闻风而动高校智库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其兴也勃，其情也盛。在这里，且不论高校智库创建发展的客观外在环境，仅就高校智库的建、管、评体制鼓励铺摊子、摆铺子把学校搞成智库超市，似应引起我们尤其是各级决策部门及其领导注意。
高校智库是隶属于高等院校而组建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机构。由于高校是专业人才密集的地方，通过智库的方式，将原来分散在院系各个部门的专业人才组织起来，形成合力与智慧再生产力是其优势。由于有作为大学既有经费来源支撑，又有大学传统与现实的声誉优势招揽政府、社会和企业的经费支持和项目委托，级别高一些的智库，还能得到项目和投资，加之有招收硕博研究生的资质，不乏生产数据和论文报告创造者，因而完全可以超出那些作为“内脑”的智库，绝非民间智库能望其项背。相对于高校，民间智库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并必须体现社会公众意识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和反馈的机构。无论从经费来源、项目信托，还是问题讨论准入与接受空间方面，都存在困难。可见，高校智库凭借上述优势虽然立项快，建的多，然却也审慎不够，难免泥沙俱下，甚或滥竽充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其次，高校智库要明“内”“外”之别。与会者不只一人发言提到中国原来没有智库，这一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以前有没有“智库”这一说法，与以前存不存在智库，是两码事。从语用上讲，智库肯定是个新词。1999 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有“智囊团”词条，没有“智库”词条，2009 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也没有智库词条。但中外百科全书中没有，并不意味着现实社会不存在。中国党政军都有自己的智库，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事科学研究院，各级政府下属政策研究室、社会科学研究院等等应该说都是智库。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各级政协、“人大”的各专门委员会都可以智库性质而论。这些智库服务的主体很明确，承担的任务也很具体，智库和服务主体的从属关系也很紧切。这些都构成了各决策主体的“内脑”。而新起的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则是决策者所需要的“外脑”。高校智库建设首先要明“内”“外”之别。
“内脑”具有很多“外脑”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决策者对项目的拟构意向、项目在系统工作中的轻重缓急、综合信息的来源、围绕项目调度各种资源的权能等等，都非“外脑”可以比拟。但是，“内脑”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也难免因为距离太近产生视觉盲区和由于难以调整焦距而产生成像变异。所以，必须要有“外脑”这样一个更大的参照系统。“外脑”有“外脑”的优势。“外脑”如果是一个身份的定位，那么，就有歧视之虞，这一问题非但是现实存在，也并非自我矮化，应该说是自知的表现，是相对自主和独立，相对超然而坚持自己的前提基础。“外”既是一种定位，也是一种视角，更应该是一种超然事利之外，可以言公、必须言公的责任伦理。所以，高校智库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内外脑”的“边”与“际”在哪里。既不要越俎代庖瞎掺和，又要坚守智者的底线和操守。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当为必为，不当为必止。要自觉意识到高校智库是当下政治体制和机制下原有智库必要的丰富。不要也不应要求与“内脑”享有平等的权责。职责和权能不同，动作机制必然不同。“内脑”是为决策者提供方案，以便实施;“外脑”是为决策者及其“内脑”提供理论模型、理念、系统参照，评估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不替人决策，更不硬塞结论。如果高校智库一味追求与“内脑”的`平等，则必然同质化，同质化不但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一定会导致价值虚无。决策者正确决策需要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和权衡进行综合考虑，以决定取舍。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持续发展，将来也许可能会成为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和攸关长远决策的必要构成和主要依靠。因而高校智库既应依赖社会发展与进步，也应注意自身的发展与进步。有时甚至应务虚。因为大家都很务实，务实即不赘言;因为大家都不屑于务虚，所以专门提出务虚。务虚不仅必要，而且必须，这是高校智库最应该有别于其他智库之处。建库伊始，要做一些更为基础的研究，基础研究不仅需要强有力的专业支撑，而且需要时间更长，关注更宏观。何况做任何基础研究都应该有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考量，而非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走马灯似地更换。要做普适性的中外智库史的长时段、中时段和当下智库生存环境的研究和比较研究。没有前史研究服务，就像没有预习的新课，没有前戏的求欢，结果必然不会好到哪里去。弄不好恐怕连话语方式和交往姿态都难以准确把握，哪能希冀有良好的互动。此外，还要有所擅长专业领域问题的专门史研究。没有这样的务虚，当下问题从哪里来?历史上曾有过哪些解决方案?利弊得失何以生成?创新问题解决的支点立于何处?解决问题的现实杠杆长短力度如何把握?解决问题的向度根据什么校准?在胸无成竹心中无数的情况下，智库提供的解决方案如果只是为了迎合决策者所好，替别人作意在必先的文章，甚至是单纯为了某位领导批示而实则不切合实际，那么，一定难以赢得决策者应有的尊重。因为今天的决策者无论在智力、学历、资历、履历等方面都不逊于甚至超过一般高校智库学者，尤其高层次的决策者，“未能远谋”，非古之所谓“肉食者鄙”，实分工不同、职司有殊、绩考有别、着眼点不一样罢了。他们不缺胆识与眼光，所缺者恰恰是折冲这些胆识与眼光的专业背景，需要有对其所执之事或拟行之事的逻辑是否符合历史逻辑和现实事实与长远利害的判断与评议，需要更加专业化和科学性的评判。如果在知识结构大同小异的背景下，没有对问题的专门研究，是很难提出超越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智慧方案的。
中国是十分重视借智成事的国度，在这方面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小到个人修养以成君子都要善于借鉴客观外在的条件，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荀子讲“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也就是说哪怕是行军打仗，本来是以武力决定胜负的军事行动，也要强调“谋攻”。孙子《谋攻》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下则攻城。”大到国家崛起，没有不借智引智的。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述西秦之兴由借外智而已。东方之国合纵抗秦，孟尝田文、春申黄歇、平原赵胜和信陵无忌四公子竞相养士，各拥门客数千。可以说，在中国社会无论大历史或小转折的每一个关头，军前帐下、宫中帷幄哪里没有晃动着智谋者的身影?谋士、师爷、军师都是智谋者的曾用名。现代社会单靠一人之智已不足应对复杂的事物，才有参谋部、顾问团、智囊团、咨询公司之类。聚众智为一体，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科学化而成为重大决策不可须叟或缺的存在。前者是以单一个体方式服务于个人或团体;后者是以专业团队方式服务某些特定的机构或面向所需要的泛在机构，区别如此而已。但凡出言即说中国从前没有智库，智库西来者，都有必要补上务虚这一课。
再次，高校智库应兼具学术立场与社会关切。高校智库和党政军体制内智库最大的不同处应该是学术立场，学术立场也是体现自身专业和价值所在的重要特征。学术性不仅体现在智策方向的选择上，体现在专业基础上的科学性上，而且还体现在自觉智库生产与传统学术生产方式异同而开创新的学术范式不同上。高校智库有其先天的学术基因优势，作为智力生产的最重要的场所，高校有积久的学术制度、分明的学科体系、谨严的院系机构。这些既是专业化的体现，也是协同创新的崇山险壑。
所以，尤其要自觉警惕以纯然传统的学术习惯来归化智库生产。传统学术可以在一定的体制和机制下进行按部就班式生产，有些甚至可以为学术。然而智库却一定要具有应用导向，有社会关切的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要明确智库的工作是在为政治决策者或企业决策者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服务，要了解服务的对象。应学会如何在做政治决策或企业参谋和做学术之间找到平衡，这两者的定位是有显在区别的。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作过很经典的阐述。他在“以政治为业”演讲结束时说：“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即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然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117 这是韦伯给准备以政治为业的大学生的忠告，想必从事智库工作的学者也应该明了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了“专业官吏的兴起”及其特征和在决策中的地位之后，明确说“在私有制经济的企业中，情况也十分类似。”]67 智库学者虽然不是政治家或以政治为业者，但如果没有对政治家或以政治为业者的同情之理解，没有同样将信念和责任结合在一起的素养，是难以担当其智谋大任的。诚然，作为高校智库学者仍然是以学术为业者，在学术已然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学者不仅要有个性、热情，还要有年深日久的专业修炼。学者也许有自己的好恶或价值判断，但是，“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 38 学者是科学工作者，他需要有个性和勇气，但又不能逞丝毫的义气，也不能意气用事;热情是他产生学术灵感的前提，但“这热情，无论它达到多么真诚和深邃的程度，在任何地方都逼不出一项成果来。” 24 至于学者兼领袖之决策者，马克斯・韦伯说，这不是神的特别垂青，就是用错了地方。他说：“最重要的是，不管他们是不是领袖，他们的位置根本没有为他们提供就此做出自我证明的机会。” 42 高校智库学者更应该坚持具备学术精神和学术立场，同时对所面对的问题应具备专精的训练和深入的研究，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切的社会关切，对政治有深刻的理解，对政治决策者抱有深厚的理解与同情，如此方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智库学者。
二战时期，美国文化学者鲁丝・本尼迪克特受战时情报局委托，进行日本民族性研究，所提供的报告(中文译为《菊与刀》不断再版)为美国战后统治日本采取何种方式提供了强有力的决策依据，成为智库学术的典范。这种典范性可以从多个方面阐述，但鲜明的问题导向与科学理性之学术立场的坚守，无疑是智库学者应该学习的。由于美日当时处于战争状态，本尼迪克特无法到日本实施田野调查，只能通过观察出身在美国的日本人、阅读日本读物、观看日本电影、纪录影片等二手资料完成工作。日本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曾经感叹：“本尼迪克特依据这些事实栩栩生动地描绘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多特征。”作者没有受两国交战的影响，坚持学术理性的立场，客观看待日本文化和这种文化养成的日本国民性，从而得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结论。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众多西籍东译著作中，深受上至知识精英下到普通读者欢迎的有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er,1928-2016)的《第三次浪潮》和《权力的变迁》。这两部著作是关于人类社会不久将至的“未来”所做的预测，成为集体和个人调整事业和人生向度的参考。前者所预测的“未来”今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中国早已成为现实;而后者所言在中国今天正在徐徐展开中。托夫勒人生经历丰富，当过工人，从事过记者职业，但使其名声显赫的是其作为智库学者所做的工作，他曾受聘担任著名的罗素・赛奇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康乃尔大学特聘教授，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研究员，IBM 等跨国公司顾问。《权力的变迁》所言人类权力的转移依次经历“力权”“绿权”和“智权”分别表示以体力决定权力分配、以金钱决定权力分配(因为美元是绿版币，所以把金元决定权力分配称之为“绿权”)、以智力决定权力分配。这被视为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宣言。这样的划分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便于学术表述时将时空序列和学术描述主体作一体化陈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经历的每一个时期并非只有一种权力形态存在，而是多种权力形态交相作用，共同成就社会的权力构成形态;二是不同时代不同权力特征在权力分配权重中存在绝对差距。如果按照后一种理解，则今天无疑应该属于智权的时代。智权时代不仅是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而且更加凸显了智库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重要作用。三个时代，“力权”和“绿权”虽然在将要到来的世纪协同发挥重要作用，但将被“智权”主导。考察托夫勒作为智库学者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坚守学术立场与社会关切，两者缺一不可。
最后一点，对高校智库工作要有科学的评价。一是要对智库建设有实事求是的评价。上面谈到了对智库学者素养的一些基本要求，这说明并不是每个高校的学者都有做智库学者的潜质，与其滥竽充数，不如宁缺毋滥。二是，对智库学者的评价能否还像传统学术评价论文、课题加专著一样论数不论质，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新的评价能否以学术导向、客观价值和委托性质等综合因素结合起来考察，这不是本文所能言之的。智库工作的评价还要考虑当下决策主体和咨询主体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涉及非科学技术领域的一切重大社会决策时，话语权非因智而生，有时候恰恰相反，智因权生，即有权即有智。这显然给大大小小的决策带来了风险。过去对这种不智决策者造成的一切后果，有一个委责的说法，叫做“交学费”。高校智库所提供的决策咨询如果没有科学的评价导向，自然也只能成为别人交学费的委责对象。如此岂不悲哉!
★ 相关主义论文
★ 高三作文：勇与智
★ 从庄子与卢梭看社会转型期的反科技论
★ 真理的价值性与主义真理观
★ 专业主义读后感
★ 消费主义论文
★ 《愚公移山》教学案例描述与反心思
★ 商界精英语录
★ 业务精英如是说
智库与高校：桥梁与象牙塔 篇3
就字面意思而言，智库作为“智慧之库”，首要社会功能在于汇集、贮存与调配智力资源。当然，智库的现实作用远未止步于此。事实上，如今许多顶尖智库往往不甘心只做知识的搬运工，而会努力探索在知识与观点上创新的可能。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智库却并没有失去自身特色，更没有转变成像高校那样的传统知识生产机构;相反，为更好实现自身使命，一些优秀的智库往往会主动将资源与工作重点投入到更能发挥比较优势的领域，与高校形成分工有别却互动密切的协作关系，并在与高校的互动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与政策水平。
分工
从孔子在杏坛授徒讲学与柏拉图在雅典开设学院的时代开始，以教学和研究作为核心业务的专业机构，就成为了人类知识生产事业中的重要力量。在这些机构中，伴随着科学革命而发展兴盛的现代大学与高等研究院所，汇聚了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专业知识生产人才，成为了推动人类知识进步的引擎。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个别国际顶尖的研究型智库如今发展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知识生产能力，但从总体上看，智库在推动基础理论发展方面的作用和效率，仍难以与以高校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生产机构相匹敌。因此，许多智库在经费、资源和研究能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明智地选择避免与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展开直接竞争，转而将人力物力优先投入到知识传播和议题塑造等更加依赖实践知识的行动当中，为象牙塔、决策机构和普通民众牵线搭桥。
在学科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科学知识生产呈现出了高度专门化的特点。学术取向的基础研究往往抽象而艰深，即便是接受过一般高等教育的普通民众，也很难直接理解其现实价值与实践意义。与专心瞄准学术前沿的高校不同，智库往往更加重视受众，也更愿意通过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传播观点和主张。
此外，许多高校由于经费来自公共财政，研究成果必须客观中立，不能带有明显的政策倾向。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即便研究成果具有显著的政策意义，高校及其工作人员也未必方便直接对其加以宣传。而许多智库则不仅无需面对这种约束，而且在成立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政策主张，因此更能根据自身立场和受众来制定灵活的传播模式，积极主动地将知识与政策桥接起来。
共生
智库要想在政策议程中发挥显著作用，就必须要密切自身与高校的联系。在西方社会中，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智库在利用高校资源方面，已经开拓出了至少三条比较成熟的途径。
首先，许多智库要么附属于高校、要么脱胎于高校，在组织结构与历史沿革方面与高校联系密切，能够以比较便利的方式与高校共享研究成果。例如，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智库“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就设在斯坦福大学校内，其图书档案馆所收藏的资料更占据了校园内的地标性建筑胡佛塔。而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跨党派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1964年成立时是乔治城大学下属的一个机构，直到1987年才真正成为完全独立的机构。虽然上述两大智库如今的影响范围早已远远超越见证它们诞生的大学校园，但如果没有高校最初在物资、人力与行政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很难预测它们是否能发展得如此成功。
其次，欧美许多国家存在高层人才流动的“旋转门”机制，对某个政策领域具有深刻理解的资深专家，往往在高校、政府与智库同时或者交替任职。例如，正是在担任剑桥大学教授期间，吉登斯逐渐参与到英国左翼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活动当中，并最终从思想上深刻影响与塑造了布莱尔政府的执政路线。又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在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以前，不仅曾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长期担任教授、并在九十年代后期出任了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不难想象，像吉登斯和李侃如这样的专家进入智库后，不仅会继续贡献创新性的观点，也会将大学里的前沿学术成果带入智库、提升智库观点与证据的质量。
最后，在一些情况下，智库还可能将关于某项政策议题的研究直接外包给高校的下属机构或工作人员，直接借助高校的智力资源解决自身关心的问题或者推动对自身关注领域的研究。例如，在2014年全球智库排行榜上位列第三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于今年设立了“安德鲁·卡内基研究员”项目，向32位学者各资助20万美金，用于支持对民主和国际秩序所面临挑战的研究。
协作
在知识生产高度系统化和专业化的今天，如果智库与高校都能明确自身的使命与定位，分别将资源优先集中于那些自身更具比较优势的领域、形成各有侧重又携手发展的分工合作关系，往往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虽然智库在从事基础性研究方面的能力与效率往往不如高校，却能够用灵活务实的手段将那些看似枯燥与抽象的研究成果投送到合适的政策领域。
高校智库建设 篇4
一、瞄准重点、站稳立场、服务国家和民族利益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的通知 (教社科[2014]1号) 明确要求高校智库开展研究要聚焦国家急需, 力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及外交与国际问题等八大关键领域和环节取得重大突破, 这就指明高校智库开展研究所瞄准的重点是立足国内问题研究为主, 同时积极参与世界热点问题的研究。
就国内而言, 应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开展务实研究, 为政府决策部门适时提供解决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对策、途径和思路,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研判大势、资政启民、服务社会、助力发展改革的作用。
就国际而言, 重在适时跟进对国际热点地区和焦点问题的研究, 客观、公正、理性地向世界阐明我国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看法, 为国家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提供充分的依据, 进而提升我国外交形象和话语权。
站稳立场是正确解决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独立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开展研究离不开独立性, 但是这种独立绝不是刻意和国家或政府的立场观点对着干, 唱对台戏, 靠单纯的标新立异或情绪化的批评态度来刻意展示自身的独立性。当然, 我们也不能一味为了迎合国家和政府的决策需要, 光做决策后的弥补性论证研究。
正确的做法应是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必须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立足于实事求是, 以专业、客观、理性和独立的方式开展研究, 以对国家、社会、公民乃至全民族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研究, 积极为党和国家各级政府科学决策建言献智, 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参考, 这才是真正站稳立场, 也是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职能所在, 更是筹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初衷。
二、发挥优势、用好平台、多出高质量思想产品
当前, 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面临的情况错综复杂, 决策依据的信息量要求极大, 涵盖方方面面的学科专业知识, 不是单个学科或者某个学者的知识能力所能解决的, 需要多学科跨界合作研究才能解决, 通过共同参与和协同创新来开展论证研究, 以此满足党政企业部门科学决策的需要。高校作为教学科研单位, 学科专业设置齐全, 且吸纳了各方面高端的学科专业人才, 恰好可以克服单个学者和单个学科知识结构的缺陷, 能提供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和资源, 开展学科专业跨界合作研究, 推动协同创新, 确保多出高质量的创新思想成果。
中国很多大学在国内、国外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 它们一直都处在中国教育的顶端, 长期占据着国内科学研究的制高点, 它们是可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依托的一个平台。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如果利用好这个平台, 就会畅通自身为党政企业部门服务的渠道, 使这一平台成为自身与其加强合作的重要载体, 提升自身研究成果被党政和企业部门作为决策依据的概率, 也促使自身通过这种间接影响决策走向的方式, 逐渐提高社会影响力, 最终使自身成为党政企事业部门“信得过、离不开、用得上”的“影子内阁”。
同时, 高校还为高校智库提供了一个与国外知名智库开展教育科研和学术交流合作的平台, 通过与世界其他高校和社会机构的频繁交流, 不断扩大自身在全球智库届的社会影响力。
三、深化交流、加强合作、打造职业化智库团队
中国高校智库多年来一直受高校自身职能的制约和影响, 重视理论论证研究, 轻视成果的应用转化, 主要原因是高校智库和各类部门缺乏交流。一是和党政企业等社会实践职能部门联系不紧密, 缺乏深度交流, 导致高校智库对实践职能部门的实践需求不了解, 所以, 提供的思想产品与实践部门的要求不匹配, 促使党政企业部门有时候对高校智库提供的理论论证依据缺乏必要的信任, 不利于双方的合作。二是高校智库同行内部缺乏交流。高校智库虽分布全国各地, 但研究和关注的领域却有很多共同点, 当然, 各自研究论证领域也都有侧重点, 彼此之间因竞争或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 往往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缺乏交流, 资源和信息不能实现共享, 不能做到互通有无, 缺乏必要的协作和整合, 研究论证成果的质量得不到有效保证。三是高校与国外高校智库之间的交流不充分, 中国高校国际化水平普遍较低, 自身研究工作较为封闭, 严重制约了国内外高校智库人才的往来和交流。针对这种情况,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要多加强与党政企业部门之间的纵向联系, 加强与同行之间的沟通交流, 同时更要注重与国内外各类智库之间的横向联系。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加强与党政企业单位及国内外各类智库之间的合作, 不仅能促进自身理论论证研究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而且也能提升自身研究论证成果被具体实践部门作为决策理论依据的概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开展理论研究不纯粹是为了理论创新和搭建新的理论体系, 而是为了给实践部门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 解决实践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现实难题。
具体而言,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作为理论研究的主体和党政企业部门作为实践的主体, 二者虽分工不同, 需求也不同, 但却有较强的互补性, 只有通过合作, 才能助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双向同步深入开展。另外,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只有通过与国外智库的合作, 才能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在具体问题上赢得一定的国际话语权, 这种合作也是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现实需要。因为“建立全球一流智库, 拓展国际影响力是我国高校智库的发展目标, 为达成此目标, 高校智库建设必须坚持走国际化道路, 立足中国, 放眼世界, 打造多维度、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交流对话平台, 坚持进行开放性研究, 积极主动谋求与国际知名高校智库的交流与合作”。
培养和打造高质量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智库研究团队, 是提升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水平的必经之路。目前, 中国高校智库专业研究论证工作重合度高, 研究团队存在较多机械组合现象, 专业细分不够, 智库人员管理较为封闭, 流动不充分, 缺少必要同质优化整合过程。因此, 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必须以专业整合为切入点, 不断提升高校智库包容性为突破口, 强调研究团队专业分工, 促进高校智库人员因专业研究的需要在系统内外的适时流动, 形成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研究人员正常流动的旋转门机制, 通过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进出机制, 逐渐提升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
四、创新管理、健全机制、提升智库社会影响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下, 独立自主地开展调查、论证和研究工作, 这是政治底线, 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不可动摇。但在此前提下,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可以通过创新人事、财务及科研管理等途径来推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
人事上要大胆放权。人才是高校智库的核心和灵魂, 没有人智库发展无从谈起,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研究人员都是事业单位编制, 进出都不容易, 人事管理缺乏活力, 容易形成惰性, 导致研究人员缺乏竞争意识, 直接制约高校智库健康可持续发展;财务上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要继续加大支持高校智库发展的财政资金投入, 二要积极鼓励高校智库全面参与市场竞争, 引导和培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生存理念, 通过提供高品质的市场服务争取社会资金智库研究工作的支持;科研上要逐渐摆脱为政府决策作阐述性解释工作的被动地位, 要针对实践中可能或正在面临的问题多做些前瞻性的专题调研和立项论证, 以专业、客观、理性和独立的方式开展理论研究, 掌握一定的科研立项自主权。
健全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健康运行的保障制度, 主要涉及研究课题的立项和结项机制, 研究成果交流、发布和评价的机制和参与决策的制度化建设等。首先, 立项要宽领域, 结项要严要求。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要在站稳国家立场和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基础上, 立足国内, 放眼国际, 围绕国内外热点和焦点问题, 开展广泛的前瞻性立项研究;结项评价标准体系进一步科学化, 要打破单一的结项评估机制, 结项评估除了注重对理论研究论证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进行测评外, 更要结合实践部门对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实际成效来决定是否能结项。其次, 要建立完善的智库研究论证成果的交流、发布和评价机制。为激励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积极参与各类智库之间的竞争, 建议建立全国统一数字系统平台, 一方面供各类智库相互交流、发布和评价 (除了涉及国家机密类的研究报告) , 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对智库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评价的平台和机制, 打破原来由圈内少数几个人来评定研究报告并给出具体等级的科研评价体制, 改由各类智库专家广泛参与评定等级。最后, 使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参与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决策成为工作的新常态, 并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机制, 使高校智库建设更具权威性和严肃性。
高校智库建设 篇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社科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为此，记者带着一些令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专访了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建武教授。
记者：请您谈谈什么是“智库”?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何突出特点?
刘建武：先说说“智库”。“智库”是思想库、智囊团的通称，是由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的公共研究机构。作为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智库”是影响党和政府决策、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智库”具有几个突出特点：如职能的专业性、思想的独立性、研究的前瞻性、成果的应用性等等。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认为，是指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研究目标，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导，以推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研究取向的专业性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说它以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实践、体现中国风格作为重要表征，以拓展中国道路、完善中国制度、发展中国理论作为价值追求。所谓“新型智库”，就是说与“传统智库”相比，它更加注重理论创新、更加注重服务决策、更加注重前瞻研究、更加注重对接实践。
记者：将“新型智库建设”写入三中全会《决定》，可见党中央对智力开发建设的高度重视。那么，您觉得“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主要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刘建武：当今，智库建设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建设的意义越来越凸显。在这里，我想着重从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谈谈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总的来说，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
其一，它有利于推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党和政府决策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加繁重的任务, 科学民主决策越来越需要智库机构提供智力支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的使命和价值，就在于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实用的研究报告和决策建议，提升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其二，它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协商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而这种参与必须有相应的途径和办法。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促进智库参与公共决策，在党和政府的各种公共决策中表达他们的意见、建议和呼声，让其架起民众与决策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无疑是一种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协商民主的有效途径。
记者：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您认为，我们需要采取哪些得力举措才能取得明显成效?
刘建武：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有关党政部门尤其是知识界、社科理论界肩负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一要完善新型智库建设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有机整合官方、准官方、非官方等各个层面的智库，促进智库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发展。支持有独立生存空间、社会影响大、资金来源充足的民间智库自主发展。加强官方智库编制、人员和经费管理，鼓励公平参与竞争，推进去行政化改革。加强民间智库研究引导，积极为其公平参与项目招投标创造条件。
二要加强新型智库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建立智库人才“旋转门”流动机制，吸纳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离退休人员加入新型智库，整合研究力量。拓宽研究人员流动渠道，促进党政机关与智库的双向流动，鼓励采取互派挂职锻炼、跟班学习和相互交流等形式，切实加强智库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三要营造新型智库参与决策的良好环境。加快并完善决策咨询制度化建设，建立健全智库机构参与决策制度。建立决策信息数据公开发布制度，完善决策研究咨询机构评估制度。搭建决策咨询公共竞争平台，制定公平竞争规则，让不同类型的智库在公平、公正和平等环境下发展。地方社科院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在进一步推进科研转型中，更好地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党委和政府建言献策。
高校智库建设 篇6
智库（Think Tank），即智囊机构、智囊团，也称“思想库”，一般指由各类专家学者组成的多学科的、为政府和社会出谋划策，提供最佳思想、理论、策略等咨询服务的公共研究机构，是集中产生知识、观点和思想的地方。自2009年郑新立发起全球智库合作交流倡议以来，我国智库研究热度逐年上升（图1、2），大学智库的研究基本上和智库研究同时起步，其研究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13.9%。
当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发展快速升温时期，也是全球智库处于转型发展的时期[2]。自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并于15日正式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建设新型智库既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在中国各类智库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的同时，大学教育智库（以下简称大学智库）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也引起了各学科研究人员的关注。
国内外大学智库发展现状及我国大学智库建设问题所在
国内外大学智库发展现状。我国古代一直有类似“策”、“智囊”或“谋略”的词汇，其实与智库的涵义很相近，所以现代智库的内涵及功能，早就在古代中国扎根。现代智库一般分为独立智库、官方智库和大学智库（也称“高校智库”）三种类型。大学智库作为现代智库的重要类型，承担着作为教育机构应有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职能；大学智库虽然不具有机构上的独立性（依托大学母体而存在），但更强调政策研究与学术观点上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且一般侧重于周期较长、思想性和理论性强的政策研究，这与专注于紧迫性政策研究的独立智库反差较大。这些独特性使大学智库与其他类型智库优势互补，在现代智库领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目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智库的综合化发展趋势较明显，如：从事教育研究的智库性质综合化、教育研究手段跨学科性、教育研究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教育研究活动和人员多样性等。全球教育政策顶级智库前10强中，专业类智库约占40%，综合类智库约占60%，且研究型大学是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的集中地。此外，国外大学智库尤其注重人才培养，确保高质量的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正常运转；且高度重视国际协同合作，其路径主要包括设立海外机构、聘用国际人才、承办国际项目和国际会议等。
我国大学智库建设问题所在。全球扩张和国际介入已成为国外一流大学智库重要的发展动向。侯定凯[2]指出，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占據统治地位。智库影响力与其所在大学的类型高度相关，世界一流的智库往往诞生于国际一流的大学。目前，我国大学智库存在影响力较低、研究成果少、成果转化率低、缺乏实际成果转换的渠道和机制等问题，要想提升本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性事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指出，2015年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美国依然排名第一（1835家），其综合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蝉联榜单首位；中国智库以总数435家排名第二，相比于2014年的429家增加了6家智库，可以看出我国智库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在综合排名榜单175强中，仅有9家中国智库入选，这与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落差很大，且与我国智库总数不能相提并论。其中，大学智库也仅有两家上榜：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究研院（第64名）、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150名），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大学智库建设亟待加快步伐。面对国际一流大学智库的全球扩展态势和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我国的大学智库有必要将全球化作为新型智库建设的战略目标。
未来新型大学智库建设的策略思考
发挥大学智库与众不同的优势和潜力。纵观全球，美国是世界上智库最发达的国家，例如大家众所周知的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基金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兰德公司、对外关系理事会等等，于铁军认为美国智库之所以发达，其根基在大学，只有大学中扎实的基础研究和鼓励创新的研究体制才能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上各种智库制造和输送人才，大学智库的地位和潜力可见一斑。
大学智库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前文已经提到，国外大学及教育智库的综合化发展趋势较明显，这与当今全球化竞争中一个国家面临的往往都是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有什么样的问题产生就有什么样的策略应对。这种需求使大学内的多学科优势得以体现。大学智库隶属于大学，从大学本身来看，它聚集了各种学科的研究力量及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其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学科齐全，在研究的长期性和基础性方面拥有独特优势，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对研究政策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为政府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思想支持和理论指导。
全民树立全球化意识。借鉴国外一流大学智库全球扩张，扩大影响力的发展动向，我国大学智库也应该树立全球化意识。当今的中国正全面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与国际的合作交流正在不断深入，涉及领域正在不断扩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一定要把握时机，用全球化战略眼光的智力支持去迎接巨大挑战，而大学恰恰是这些人才的聚集地。
大学智库建设离不开大学图书馆服务体系这一有效载体的依托。不仅是大学智库，所有智库服务的主要形式都是信息资料的收集与管理、分析与调查以及信息资料的推送，且这一过程无一不是通过科研人员来实现。大学图书馆的整个服务体系与此又是不谋而合的，大学图书馆是整个大学的心脏，是维系大学智库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大学图书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文献情报服务机构，当今倡导的新型智库建设战略对大学图书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图书馆理应把握这个机遇，实现大学图书馆的服务转型。首先，智库在出思想、出对策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大量的信息资源用以支撑智库的科学研究。大学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和数据库资源，而图书馆馆员的职责就是本着“主动服务，用户至上”的原则将有效资源第一时间传给用户。其次，图书馆在智库建设下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图书馆员有着熟练的信息检索、情报分析和文献计量专业技能，如分类标引、情报监测、情报计量和可视化、舆情分析等，一方面可以为智库的禾斗学研究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项目的后期评价做出高质量的评价报告。再次，图书馆是一个与广大用户和读者接触最广泛的平台，在长期的服务中早已建立起一套用户服务机制，适用于所有自然人，在智库建设中服务科研工作者们得心应手，且图书馆界已经建立各式各样的专家数据库，这一天然的平台优势使智库可以将活跃的思想成果迅速传递给广大读者，也可以使智库在科研项目中更加快速地找到合适的专家。在这个辅助大学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的服务价值和创新能力得以充分体现，也在无形中推动了图书馆员的综合素质，推动了大学图书馆智库建设的进程。
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现状及发展展望 篇7
一、从“智囊团”到高校智库
我国高校智库整体发展迟缓, 品牌效应低, 与我国的制度环境以及高效自身发展历程相关。一直以来, 官方智库被视为政府决策层的“内脑”, 与政府人员联系紧密, 有充足的经费和宽裕的制度, 发挥着中国主体智库的功能。高校智库的创建落后于官方智库40多年。
在中国, 过去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智库, 而是富有人文色彩的“智囊”, 亦称谋士、军师。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 始于春秋时的刺客到战国时蔚为大观。是当社会剧烈动荡, 新兴的权利阶层无法凭借旧的机构框架为几服务, 于是新创制度, 广揽人才, 以备不时之需, 此阶段的门客便有了早起智库的缩影。民国时期, 教育社团兴起是当时民间教育智库的代表, 它独立于政府之外, 是一只重要的教育改革。
我国高校智库最早出现在国内的知名顶尖大学。1986年, 清华大学创立了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 2000年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又正式成立, 胡鞍钢担任首任主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始终将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作为工作重心, 着眼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致力于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全面及时和高质量的科学决策参考。该中心的成立, 为之后高校智库的建立开辟了新的道路, 如在此之后建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以及南京大学成立的长江三角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等。据统计, 中国约有高校智库700个。
二、国内高校智库主要存在的问题
总结我国学者的观点, 发现了我国高校智库在以往的建设中存在诸多问题, 现将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一) 注重理论, 缺乏实践
中国约有700个高校智库, 但这些高校智库都是以教学为主、以实践为辅, 注重理论上的研究而缺乏具体的实践过程。徐晓虎、陈圻等人认为, 我国高校智库缺乏面向政府和地方的应用服务能力。
智库在为政府部门提供战略性研究和政策性建议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智库对政策的研究必须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 研究的内容必须是有用的, 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陈斌教授指出, 现阶段, 高校一般进行的是理性的规范式研究, 在着眼于理论性的同时, 忽略了智库研究的实践性。尽管高校的研究成果为数较多, 但理论型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实践应用型研究。即使有小部分的应用型研究, 其研究成果也不能很好的与政府部门的需求相对接, 被政府部门采纳的成果很少, 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对于高校智库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方面, 也偏重学术性研究而轻视实际应用研究。对科研成果数量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质量的重视程度。在衡量教师的科研水平、职称晋升时也主要看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研究课题的数量。在公共政策研究上, 由于缺乏一套完整的、合理的、符合智库发展的考评机制, 研究者研究的积极性大幅降低, 研究的质量也难以保证, 最终制约了高校新型智库的发展。
(二) 人才机制不够完善
基于“学者”使命的视角, 郭华桥认为, 我国高校智库目前缺乏领军人物, 即使有一两位领军人物, 能通过他们的“金字招牌”承揽各种项目、招标课题, 但是一旦这样的领军人物离开高校智库这个科研团队, 研究内容就难以继续进行下去, 研究机构也难以继续维系他的生存发展, 迅速垮掉的可能性较大。
目前我国高校内部拥有的人才大多都拥有不同层次和不同的学术背景, 年龄段也不尽相同。而且, 近年来越来越多拥有国际学术背景的留学人员归国进入高校, 导致了我国高校的人才分散、没有既定的合力, 单兵作战的状态比较常见。此外, 频繁更换的智库辅助人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人员的效率。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的观点是, 要努力建设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骨干队伍, 充分发挥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在智库人才建设中的作用。努力做到师生互动互补, 营造出教学相长的良好局面。将智库领军人物拥有的经验、长年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骨干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学术新秀的才干和冲劲之间相结合, 互相补充, 相互激发, 实现整个团队知识贡献最大化。
(三) 影响力不足
在我国高校体系中, 高校内部的科研院所虽具有一定的智库职能, 也在不断向发达国家看齐, 但我国高校智库以专业型智库为主, 影响力不够。根据朱宏亮、蒋艳等学者的观点, 我国高校智库具有分布不均, 在国家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中话语权不足, 不及政府智库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
秦惠民、解水青等学者认为我国高校智库在数量、综合影响力排名、专业影响力排名在我国智库中占有一定席位, 但其发挥的作用仍无法与官方智库相比较。并且我国的高校智库现在高度集中于几家国内顶尖高校当中, 其余高校同样是重要的社会组织, 但他们的力量仍没有展现出来。政府决策对官方智库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高校智库, 官方智库仍旧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主导。高校作为社会的“轴心组织”, 对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与其地位极不相称。高校智库应该把成为政府决策的建言者、政策效果的评估者和社会舆论引导者作为始终追求的目标并向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我国绝大部分的高校智库在研究中与实际问题相脱节、在国家亟需上不聚焦, 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与高校智库的定位不匹配。在成果产出方面, 高校智库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建议的仅有6万余份, 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或者被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少之又少。
(四) 协同创新发展不足
协同创新是基于管理学中协同理论提出的, 协同理论认为, 虽然社会是一个千差万别的系统, 但在整个系统中, 存在着的各个小系统之间有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如企业与高校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 高校与研究机构间关系的协调, 高校间相互竞争的关系。总之, 就是要在国家意志的引导安排下, 努力发挥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各自的能力与优势, 整合互补性资源, 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 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 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 打造当今科技创新的新范式。
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存在协同性不足的问题, 具体表现在行业内高校与行业间高校协同不足、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协同不足、各方面条件发达地区的高校与落后发展较慢地区的高校协同不足等问题。高校智库想要解决协同不足问题, 谋求协同创新发展, 就必须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杜宝贵等学者从高校协同建设角度阐述, 指出我国目前高校智库建设中存在国内高校间、国内与国外高校间、政府及高校之间协同建设不足等问题, 并提出高校要加强顶层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内部治理, 同时要加大与国外先进智库的交流力度, 力争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向着打造中国一流高校智库品牌的目标不断努力。杨静、陈赟畅在协同创新理论指导下, 从制度协同、机构协同和人力资源协同3个方面破解现实困境, 是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自身优势, 完善智库功能的有效途径。
三、我国高校智库的展望
我国高校智库未来工作的重点应在于与地方政府合力构建高校智库。本文在总结学者们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注重协同发展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 需要科学的决策在解决现存的问题基础上, 为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而高效智库当仁不让。智库在未来社会中协同发展的必然性有很多学者都已经有了认识, 例如:杜宝贵, 隋立民, 任立云中提到, 必须注重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合性才能完善智库的发展;李洪修, 张晓娟则认为, 在大学繁杂齐全的学科基础下, 交叉各学科知识, 建立的大学智库, 则是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工程技术的全面而有高效的智库系统。高校智库的路径是协同多样的。由高校牵头, 有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支持, 有同类高校、研究院所的合作, 加上行业或企业的通力合作, 智库的协同发展势在必行, 王珩, 刘鸿武王珩的《智库开展协同创新的探索与思考》中也有这方面的印证。高校智库的协同区域较为广泛。协同创新有高校内部与外部之分。其中高校内部协同创新主要是学校间的学科、教学、科研、管理、师生等的协同创新, 知识的互通交流是关键因素。外部是与科研院所、企业、国外高校及组织等协同创新。目前, 中国高校智库形成全面协同创新发展的局面, 但是仍有不足, 仍需不断发展。
(二) 加强人才管理
高校智库本身具有汇聚人才、培养人才的优势, 利用这一优势, 高校智库应努力争取获得决策分析类的研究生培养权利, 聘请具有较强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的领导、专家, 充分实现中国的“旋转门”机制。虽然国内外在智库绩效考核方面没有明确的标准, 国际上的智库评价标准片面不一, 但是我们仍然进行对智库建立更多更完备的配套运作体系, 使智库的活动环境更加透明、开放以及高效。
(三) 建立自主品牌
大学智库需要建立自己的品牌, 要意识到在这个信息时代, 品牌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在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竞争力的前提下, 保证独立性与效率, 大学智库可以通过媒体、互联网等多渠道的宣传, 树立自己的智库品牌形象, 增加对研究成果的宣传力度, 借助社会舆论导向, 从而达到影响政府决策的目标, 更好地构建整个智库的运作模式。
摘要：为了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寻找到一条适合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发展的路径, 更好的发挥高校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文章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未来发展展望。
高校智库建设 篇8
高校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部分,其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各地高校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智库,如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南开大学的滨海开发研究院等,形成了一股“智库热”。高校智库数量虽多,质量与国外知名高校智库如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等相比差距却很大。针对我国高校智库目前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著名高校智库建设经验,寻找解决之道,以求促进我国高校智库的健康发展。
一、智库的含义
目前,国内外对智库的定义尚无统一的界定,詹姆斯·A·史密斯(James Allen Smith)认为“智库是用来泛指从事公共政策分析和研究,并经常提出政策方案的非营利性的私立研究机构”;詹姆士·G·麦甘(James G.Mc Gann)指出智库是“对国外内事务开展公共政策研究、分析、提出建议并协助决策者和公共作出明智的公共政策决策的组织”;边晓利则把智库描绘成“以对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为核心,以影响公共政策和选择为目标,多领域、跨学科地为国家决策者在处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社会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并为之培养、储备和输送人才”;我国政府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并在《意见》中明确定义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含义,即“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本研究中对智库的定义采用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说法。
对于我国智库的分类,本研究采用《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的观点,即将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其中高校智库就是本研究所介绍的,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高校智库作为智库的一部分,其研究对象和服务主体与智库的相同,即“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同时高校智库也是非营利性的。
二、我国高校智库存在的问题
2016年1月2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发布《全球智库报告2015》显示,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中国拥有435家,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其中9家中国智库入围“全球顶级智库前175位”,而在入选的9家中国智库中,高校智库就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两家。同一天,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15年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中,依据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及智库成长与营销能力等六个维度,对中国智库的综合影响力进行了排名,排名前15位的智库中,高校智库占据5位,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显然,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高校智库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1.思想观念存在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高校智库”的理解上;二是对“独立性”的认识。按照本研究中对“高校智库”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中抽取出关键词“研究对象”“服务主体”“非营利性”。很多高校为了“赶时髦”,在短短的时间内强迫自己往“智库”的方向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些研究纯理论、数学、考古学方面的院校投入智库建设之中,出现泛化的趋势,纯理论、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是学术研究,且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这与智库的研究对象——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相关性较远;此外,“高校智库”是非营利性的,不能以“智库”的名头来骗取高额的研究利润。高校智库研究独立性至关重要,但此独立性并非与国家战略和公共政策相对,也并非与政府脱离关系,相反,要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在战略和政策范围内,保持学术研究、研究人员、研究资金等的独立性,不受相关利益主体,如政府、企业等的干涉,以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思维方式为社会提供建设性意见,从而影响政府决策。
2.研究方向不明。高校信息资源、学科资源相当丰富,特别是“985”“211”等重点高校,有些高校在建设智库时,往往存在着想包揽全局的倾向,既想对此热点、此难点进行攻克,又想对彼热点、彼难点进行探索,完全忘记根据自己院校的重点学科、特色资源来把握特定的研究主题,导致研究目标不明确、研究方向不清晰。急功近利是不切实际的,高校智库建设更是如此,只有在“专”的基础之上才能有“广”的扩展。此外,有些高校智库只顾埋头苦干,缺少与政府、民众间的互动,对国家战略、民生问题了解不是很透彻,致使研究方向偏离政策轨道,研究成果与政府需求不相匹配。
3.协同创新意识不强。此部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高校各部门学科之间。高校拥有学科优势,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魅力所在,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技巧各不相同,如果把各个学科的优势集中起来,对于我国高校智库的建设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观我国众多高校,学科部门之间彼此封闭,大都沉浸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交流沟通,更不用谈协同创新。二是高校智库之间。“985”“211”高校所建设的智库质量较高,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等,如果采用“强强联手”、“以强辅弱”的方针,对于我国高校智库的建设有极大促进作用,可目前各高校智库间几乎缺少互动,信息共享渠道不通,重复性研究较多,造成信息资源的极大浪费。三是高校智库与政府、企业之间。政府掌握着国家重要方针和重大战略的详细信息,企业掌握着更多关于技术信息,加强与政府、企业间的联系,可以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提高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有效度,我国许多高校智库都不擅于联系政府、企业,其一担心它们会影响自身的研究;其二是彼此交流渠道不畅;其三是彼此间缺乏信任。四是国内外高校智库之间。由于我国高校智库起步较晚,与国外著名高校智库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等国际一流智库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能够直接参与国外高校智库研究项目,参加重大国际战略会议,则可以掌握各国最新的研究动态与更先进的研究技术。历史证明,“闭门造车”造成的结果只能是损失惨重,中国高校智库要想发展,必须着眼于全世界,拥有国际视角。
三、国外高校智库建设经验
1.保持独立性。有“全球第一智库”之称的布鲁金斯学会,其一直坚守的核心价值里就有“独立性”,独立性对高校智库的建设至关重要,它是高校智库发挥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是其能够大施拳脚的前提条件。国外许多高校智库的建设都是保持在独立性的基础之上,尤其是财务独立性。如美国著名高校智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它的资金收入主要来自于支持者的资助,如马丁·安德森、斯坦福大学日常机构建设拨款、基金会的捐助如琼帕金斯基金会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收入,避免了政府和投资巨头对研究的干涉。
2.研究领域重点化。高校都有其特色学科,如果能以各自的重点学科为基础,将之与社会公共政策和国际战略问题相结合,则是值得肯定的。研究国际安全与外交、环境与资源问题、科技政策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可持续繁荣等与之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国际环境问题的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这三个高校智库是哈佛大学所设立的,它们研究的领域都是根据哈佛大学优势学科来确定的。被斯坦福大学定位为“线性加速器中心”的胡佛研究所凭借国内经济政策、国际事务、环境研究领域的研究而著称,而这三个研究领域恰与斯坦福大学的重点学科经济学与商科、环境与生态学相呼应,体现了胡佛研究所善于融合大学多学科优势来提升研究质量的战略思维,正如胡佛研究所主任约翰.雷西亚(John Raisian)所说:“胡佛的公共政策取向和斯坦福强大的学术支撑是一种强大的融合,二者之间具有巨大的协同效应与互补性。”
3.科研协同性强。美国高校智库不仅汇聚了全校的优势研究力量,同时还借助校外的智力资源,聘请国内外知名高校或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作为专业智库的客座研究员,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优势组合,形成校内外协同攻关。此外,美国高校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则是其进行决策咨询服务的重要推动力,“旋转门”即前一届政府下野人员需要另谋出路,高校则邀请这些人员来智库任职或挂职,或者高校智库人员到政府部门任职,以此促进政府官员与高校智库研究人员之间的流动性,共同促进本国智库的发展。除美国高校智库外,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SPRC),在研究涉及多方利益的宏观或长期战略问题时,一方面会联合相关政府部门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商讨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会联合各产业行业部门和社会组织,以对社会政策需求进行解答,同时,SPRC负责组织各协同伙伴之间的交流互动,并提出研究计划以供商讨,同时确保政府政策层面的相关诉求。英国兰彻斯特大学大创新中心的成员背景多元化,不但有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专家、知名学者,还有英国政府成员、欧盟成员等,他们之间彼此分工、紧密协作,共同促进大创新中心的发展。
四、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对策
1.多方筹集资金,保持相对独立性。由于我国高校智库资金以政府拨款为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公共政策和战略问题的研究就变成宣传政府决策,缺少从国际视角出发,以事实为依据,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问题的态度,因此,我国高校智库应该借鉴国外经验,通过一定的渠道多方筹资,以保证财政上的独立性,不受相关机构的干涉,对国际重大战略问题、民生问题等进行独立思考,想政府之未想,突显出高校智库研究的前瞻性和远见性。独立性并不代表与政府脱离关系,相反要密切联系政府,了解当前时事热点,以满足研究成果与政府需求的一致性。
2.结合重点学科,打造专业智库。我国高校智库由于起步较晚,质量与国际智库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不太适合研究过多的领域,每个高校智库应该根据高校的特色学科、重点学科来进行总体的定位,以某一研究领域来进行智库建设,如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一样,以此来打造世界一流的高校智库。
3.加强协作创新,建立“旋转门”机制。学习国外经验,加强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企业、学者间的联系,促进各方之间的深度合作,同时借鉴美国著名的“旋转门”机制,打造中国式“旋转门”,智库可以定期安排研究人员去政府挂职,政府也可以选派一些官员去智库锻炼,对于退休的官员,高校智库可以邀约其来任职,由于高校智库以研究公共政策和战略问题为对象,而政府官员无疑是最熟悉政策的人员,他们有较高的政策敏感度,本身还拥有一定的关系网,这对于高校智库的发展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力。
五、小结
高校智库建设 篇9
一、高校智库建设的现状
2016年1月27—28日,《全球智库报告2015》在联合国总部、世界银行等全球80多个地点同时发布。该报告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TTCSP项目连续第九年为全球打造的最具权威性的全球智库研究发展报告。该报告通过评选智库提名、同行专家推荐入选、专家审阅与排名等一系列过程进行智库调查。根据该报告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拥有智库435家,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智库175强榜单中,9家中国智库上榜,其中高校智库包括排名64位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排名150位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两家;在亚洲大国智库(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60强中,18家中国智库上榜,其中高校智库仍然只有上述两家;在全球最佳民营智库排名50强中,6家中国智库上榜,其中高校智库仅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一家;在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榜单中,4家中国智库上榜,其中高校智库仅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一家;在中国顶级35所智库榜单中,其中高校智库分别有清华大学卡耐基中国中心、清华大学布鲁金斯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8家。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智库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大不足,智库数量仍不及美国的四分之一,而且智库的质量也有待提高,尤其是高校智库的建设。高校智库建设在我国智库建设中已然占有一席之地,不可忽视,但影响力还不够,尤其是在全球智库建设中更是影响甚微。因此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尚有很大发展空间,同时,加强高校智库建设也将对我国智库提升在全球智库中的地位大有裨益。
二、高校智库知识服务的特征
知识服务是通过对信息的挖掘与深加工,让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相结合并提炼出所需的知识来提供知识服务。高校智库的知识服务主要有以下特征。
1. 图书馆是知识服务主要场所。
图书馆作为知识的“海洋”,是校园的书目文献中心、信息中心和网络资源中心,承担高校智库知识服务的主要职能。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代图书馆的核心服务已从文献服务、信息服务走向了知识服务[1]186。有的图书馆已经建立了读者需求调查和跟踪反馈系统,针对用户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倾向为读者推送知识服务实现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增值和面向读者的知识服务创新。可以说高校智库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的主要场所仍然是图书馆。
2. 强调知识创新和知识分享。
创新能力是智库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智库是收集知识、生产知识、提供知识服务的机构,若只能够整合知识资料则与一般图书馆无异。每一位智库学者都应该为智库增添新鲜营养,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复制前人的观点。高校智库内人才资源和学术资源充足;各学科的交流、交叉、融合有利于推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与推广,有利于在重要理论问题的传统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产生创新性的思想[2]107。
高校智库中囊括了机构内师生的所有学术成果与理论研究。各学者可以借助这一机构学习借鉴其他成员的优秀理论与实践经验,通过知识的共享,达到1+1>2的效果。
三、高校智库提供知识服务存在的问题
1. 高校智库内知识生产较为封闭。
高校智库内知识生产的封闭性致使其无法为用户提供及时有效的知识服务。其封闭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高校智库内人员流动较为封闭[3]46。许多高校教师是毕业后直接留在高校任教,虽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缺乏社会经验,“纸上谈兵”却很难提出真正有效的决策方案来解决实际问题。(2)学者学科领域的封闭性。许多学者对有关自己专业方面学识渊博但对相差甚远的研究领域却知之甚少,甚至是一片空白。事实上,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学科的知识交叉融合。(3)高校智库之间的封闭性。目前我国的高校智库数量占总智库数量的1/3,但许多高校智库只关注某一领域问题的研究,各智库之间各自为战,联系甚少,缺乏信息的交流与共享,重复研究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2. 高校智库运行机制不够灵活。
高校智库运行机制包括:经费保障机制、人员聘用机制、评价与激励机制。在经费机制上,由于许多高校智库是依附于学校的二级单位,智库与实验室或者科研院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智库成员主要来自不同院系,人员分散,智库的经费与科研项目的成果直接挂钩,一旦智库研究项目资金遭遇短缺,智库项目研究的效率和质量就会下降,使高校智库建设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4]31。在人员聘用机制上,高校智库内的成员主要为在校师生,多数只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认知上的空白,更缺乏实践经验。在评价与激励机制上,大部分高校智库并没有专门针对智库人才的激励考核机制,而是沿用高校的科研考核体系,而高校的科研考核体系普遍以学术研究、基础研究为重,这种科研考核体系的单一性令大多数学者过分追求学术价值,使得高校智库存在着高质量成果少,部分研究存在针对性实践性不强、过于学术化的问题。
3. 高校智库意识不足,知识服务能力弱。
高校智库内的成员多为高校任教的老师以及在校学生。高校老师承担着教学、科研、学生服务、社会服务四重任务和角色,加之职级晋升的压力只能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中,严重缺乏在政策研究上的时间与精力,忽略了能给公众带来实际效用的知识服务。在校学生更是迫于毕业压力,疲于应对各种学术论文和毕业论文而无暇顾及公众的需求。这些因素导致了高校智库的知识研究缺乏长期的调查研究与实践经验,研究成果偏理论而轻实践,研究报告在实际中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只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价值[5]88。缺乏智库意识和知识服务意识,导致高校智库提供知识服务能力不足。
四、新型高校智库提供知识服务的途径
1. 推动新型高校智库协同创新,为智库成员创造条件。
2013年10月10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承办的“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2013”在合肥举行。会上,由中国首批九所“985”大学(C9)校长或校长代表,与美国大学联盟(AAU)、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澳大利亚八校联盟(Go8)的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合肥宣言》[6]。《合肥宣言》的签署将推动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大学之间合作与交流的不断深化,为各高校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带来了新的思想、开拓了研究领域。将高校与高校之间协同创新的这种理念融入高校智库建设中,不仅能够打破知识生产的封闭性,提升智库内的研究质量,也能够扩大智库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了高校智库发展的国际化。
高校智库的协同创新不仅局限于高校与高校之间,也可以是高校与政府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高校与研究院所之间,甚至是高校与国际智库之间的协同创新[7]91。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通过吸收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提升本智库学者的自身素质,通过协同理念探索高校智库建设路径,通过制度协同加强高校智库的协同攻关能力,通过机构协同和人力资源协同整合资源、扩大智库影响力,是解决新型高校智库建设问题的有效途径。高校智库的协同建设将有效减少资源的浪费,促进资源整合,避免智库重复建设,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8]93。高校智库之间的协同合作将反作用于各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高校智库协同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机制,将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高校智库服务社会发展的职能[9]47。
2. 完善高校智库体制机制,增强智库活力。
在经费保障机制上,应尽可能地让高校智库成为高校内一个独立的组织,有固定的研究人员、专门的负责人与经费支持,保持相对独立性。对于中国国情而言,一个组织的发展离开政府的支持都将变得事倍功半。政府部门应该给予高校智库一定的资金支持或是以购买知识服务的方式支付相应的资金。除此之外,我国高校智库应向美国高校智库借鉴经验,争取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赞助以及捐赠(包括个人募捐),或是经营和出售一些知识服务产品来扩大经费来源。
在人才聘用机制上,应广泛吸纳各种专博相济的“T”型人才到组织中来,借鉴美国胡佛研究所的经验,根据每一位学者的知识结构与研究领域区分常驻研究人员、访问研究人员与辅助研究人员,让每一位学者都能够人尽其才,避免资源的浪费。
在评价与激励机制上,高校智库要打破高校固有模式。除了科研考核外,组织应将职级晋升与职务晋升作为主要激励手段。智库学者想要晋升职级可进入政府部门学习实践,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真正运用到实践中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同时,政府官员为了晋升职务可以选择加入智库进行科学研究,为智库研究注入更为活跃的实践经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这种机制的形成,使得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政府为智库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资金支持,政府官员的加入使智库发展得到了权力保障;智库的知识成果也能更方便快捷地进入政府部门,实现将知识转化为“权力”[10]95。
3. 应用开放获取理念扩大交流,丰富智库成果传播渠道。
开放获取是指为实现学术信息共享,国际科技界、学术界、出版界、信息传播界共同发起的运动,通过互联网免费的特征推动科学技术的研究[11]113。通过新的数字技术和网络化通信,任何人都可以及时、免费、不受任何限制地通过网络获取各类信息资源。
高校智库“开放获取”不仅仅是在学术层面上的文献出版交流,学术论文的发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理念实现智库内知识成果显性化,高校智库利用开放获取理念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资源共享,使社会各界受益于智库,打破高校智库知识资源的封闭性。通俗地说就是,高校智库的科学研究应走出本校,不仅为学校提供决策咨询,更要面向大众。“开放获取”的理念更利于智库成果迅速地与政府、企业、大众进行广泛的交流,使更多的人了解智库成果的目标和思想精髓所在,通过引导舆论和社会思潮达到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
影响高校智库建设的因素很多,培育品牌智库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当务之急应是破除制约智库发展的瓶颈,为智库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的氛围,促进高校智库信息、人才和思想的交流,动员各界人士积极传播智库思想,在全社会构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传播网络,提升高校智库的社会认可度,促使更多学者自觉投身于智库建设。高校智库的建设要不仅能够整合资源,培育品牌智库,其根本目标是要提高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促进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智库发展成一个本质上是服务于公共事业的机构组织,使公众走出对智库“高大上”的误区。
摘要：在积极倡导智库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智库凭借其科研、人才的优势面临着重要的发展契机。针对目前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现状以及特点,在高校智库建设的过程中融入协同创新、开放获取的思想,将对高校智库实现从知识科研机构向知识服务机构的转型起到重要作用。
高校智库建设 篇10
一、高校成为新型智库建设主力军的应然性
高校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发挥高校为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同时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建设一流高校智库,在国际交往中发出中国声音、彰显中国特色是当前新型高效智库建设的目标。高校在新型智库建设中有其独特优势。
首先,高校是学者的主要聚居地。我国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 ”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1]。我国高校培养了众多的精英人才,产生了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对增强一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校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其次, 高校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方面有突出且独到的优势。高校学科门类齐全,能够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围绕国家重大现实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基础研究实力雄厚,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高校对外交流广泛,能够推动公共外交的发展;学术研究氛围浓厚,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开展应用对策性研究,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最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学术责任。从古代统治者的“食客”、“幕僚”等到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形式 ,不论是政策机构的邀请还是知识分子多种形式的参与, 知识分子始终都坚守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学术责任, 学者一方面通过自己专业化的深入研究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另一方面追求“无不唯”的境界,保持着高度的独立和批判精神[2]。
二、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中教师角色转型的现实困境
智库作为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国家、社会、企业提供决策服务的智囊机构,战略谋划、综合研判能力、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是立足智库行业的根本。没有一流的智库人才,一流智库建设将是空谈。普通学者和智库人才最本质的差异在于:智库人才以研究问题为主, 其研究成果多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普通学者则以研究文本、梳理知识为主,其研究成果多是以专著、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现阶段,新型智库建设急需一批有广泛学识的一流智库学者, 普通学者在向智库学者转型的过程中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以纯学术而非现实问题为科研导向。智库研究以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政策咨询。高校所开展的多是纯学术研究,其研究成果大多不能解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造成科研和应用的脱节,这也是高校提供的政策建言采纳率低的重要原因。
(二 )科研成果评价指标单一 ,令学者却步。长期以来 ,高校教师科研成果的评价、教师职称的评定多是以专著、发表论文的多少进行评判,教师承担着科研、人才培养和为学生服务的多重压力,在做好本职工作以外,几乎没有多余的精力从事政策咨询研究, 这一方面挫伤了高校教师参与智库研究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造成了高校学术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 )智库人才缺乏 ,人员结构不尽合理。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中,智库人才匮乏是阻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智库人才需要有广播的知识、深知研究成果与政策转化机制,对社会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有敏锐的嗅觉并且能够开展对策性、前瞻性研究。在一些智库机构中,权威学者甚少,辅助人员不稳定,造成人员结构不合理,影响智库研究人员的效率。
三、推进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中教师角色转型的对策思考
学者云集是高校智库建设的优势之一,但在现实情况下教师很难有充足的时间与激情投身智库研究, 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这是阻碍高校智库优势发挥的重要原因。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要改变以往智库建设中不适应现实情况发展的诸多因素,智库人才的培养是关键,其中教师角色转型的对策建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转变学术理念 ,理论联系实际。在智库研究中 ,高校教师要有意识地转变学术理念, 聚焦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开展应用对策性研究。这要求高校教师走出象牙塔,深入实践进行调研,理论联系实际,用事实说话。其科研成果要基于一定的数据分析和实地调研, 对策研究方案的制订要基于实际,并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 )改革科研管理评价体制机制 ,分类评价科研成果。高校要改变以往以科研论文的多少决定教师职称的评定, 改革科研评价体制。高校、政府和社会建立三方评价制度,高校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教师参与智库研究; 政府建立完善的决策咨询采纳系统,开放信息管理制度,对采纳的决策咨询研究进行奖励;社会要积极宣传其成果影响力,高校引领社会舆论。
“一带一路”的新型智库建设 篇11
摘要：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作用下“丝绸之路” 已上升为亚非欧国家乃至全球范围内冉冉升起的一颗明珠；智库建设作为“丝绸之路”的智力储备，既着眼于新型智库内外视角，充分发挥新型智库建设给“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带来的活力，又消除原智库体制建设不足、改革创新。探索新型智库建设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取经之道与务本之道，进而言“一带一路”新型智库建设的不断完善、革新成为首要探讨课题。
关键词：“一带一路”；新型智库；经济建设；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125；C9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1
一、“一带一路”的新型智库建设的背景
自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整个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致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在金融上没有遭受严重的冲击，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场风波所带来的问题仍未消失且深层次地影响着国际经济。[1]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整体仍呈现缓慢复苏的趋势，全球贸易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区域经济合作的也愈加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决定了中国经济不可能明哲保身。为了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解决世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遗症，中国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加强亚非欧区域合作，打造了“一带一路”经济发展路线。各个国家相继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了经济带、经济点相互交叉、相互重叠，如一条“贪吃蛇”般链条式发展的态势，国家与国家之间基于谋求进步，合作共赢的欲望，将彼此的命运紧紧相连。
二、“一带一路”新型智库面临的机遇
首先，新型智库建设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定位、新方向，这对中国建设新型智库提供了理论依据。[2]各省市纷纷响应号召，相继出台实施意见，提供相关政策支持。江苏先后印发《关于加强江苏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江苏省新型智库管理办法》，建设省级重点高端智库。山东、湖南、天津等大多数城市也制定了各自的智库建设实施意见。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理论建设需要智库提供智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起各方的热议。在中国方面，它作为一个新的政策方针，各级政府对其政策理解还不到位，双方信息交流不对称，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具有很大的风险。对于其他国家，虽然大家对该倡议产生很大的兴趣，但是要进一步合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沟通。最后，我国拥有良好的智库建设基础和较多的智库人才储备。近年来，我国新建智库数量可观，智库建设不断发展，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智库。研究领域更加专业化和特色化。人才储备上，以社科院、高校科研机构、行政学院等为代言表的各类智库快速发展，围绕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需求研究出了一大批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储备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智库人才。
三、“一带一路”新型智库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的倡议提出和《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颁布后，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的新型智库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建立起来，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智库在作为国家软实力象征的情形下，智库还并不能发挥富强中国的作用，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首先，智库缺乏独立性，对政府的决策影响力还不够。智库需要独立凝结自己的智慧，为其填补漏洞，最终解决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强调，智库的政策建议要把可操作性作为第一标准，这样的学术性才能变为社会的有用性。智库要产生产品，而不是产生论文。[3]其次，非官方智库发展缓慢，社会影响力偏低。非官方智库即不具有政府背景或准政府背景的私营研究机构。新型智库提倡智库的多元化，非官方智库在建设新型智库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占有的信息资源较少，缺乏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智库建设应是一个具有国际化合作智库，要与各国加强合作，就要深化人文沟通，了解各国国情，但就目前的国情来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信息储备还很缺乏，没有完善的情报系统信息，助力政治风险的预警研究方法也缺少西方智库常用的田野调查，难以适应政治风险研究的需要。
四、“一带一路”新型智库建设的完善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新型高端智库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之一。借鉴各国权威性智库，“一带一路”新型智库需要不断完善。首先，在智库建设中，杜绝一头热，防止一重视就一哄而起、一哄而上的倾向，导致智库建设泛滥，过分的追求人员规模和资金规模的倾向。我国的智库存在着人员冗杂，又由政府出资建设，导致了现在智库没有竞争力的局面。鉴于这一局面，在智库建设中，以自身发展为主，政府建设为辅，打造一个具有竞争力市场的智库群体。其次，尝试探索在努力改变多而不精、全而不强、大而不响智库现状方向上下工夫，在努力整合智库资源、通道、成果方向上下工夫，以努力提升智库传播力、影响力、品牌力为建设新型智库目标。最后，为争得新型智库的影响力，鼓励国内高水平的智库参与国际交流，在各类国际论坛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通过与国外智库、媒体等的交往，提升自我影响力。
“一带一路”既需要有自上而下的设计，更有赖于自下而上的参与。让民间资本和人员根据市场需求、自身兴趣自主加盟、自主运作，有助于“一带一路”更好地达到互利共赢目标，有助于丰富“一带一路”的国际形象，缓解国际社会的误解和疑虑。应在早期阶段为民间资本、技术、人员及时开辟切实的参与渠道，吸引社会层面的广泛支持。
参考文献：
[1]崔友平；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对策[A]；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2009年度（第26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9年.
[2]李国强；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认识和探索[J]；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05期.
高校智库建设 篇12
针对这一问题，以下就如何破除制度缺陷与体制障碍，构建高校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建设的互动机制进行理论探索。
一、高校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建设的逻辑关系与实践经验
学科是指人们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通常表现为一种学术制度、学术组织和教学科目[1]。智库则是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学术组织，高校智库因其在学术资源、人才、独立性等方面的特殊优势而在一国的智库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当二者均作为特定类型的学术组织共存于一所高校时，其组织特性决定了它们既有一定的差异性，也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互动发展是二者关系的理想状态。
（一）逻辑关系
1. 二者关系的差异性。
学科与智库在功能定位、价值取向、组织形态、评价标准上具有显著差异。在功能定位方面，学科作为目前高校院系设置的重要依据，教学组织与人才培养是其核心功能，其他职能都是这一核心功能基础上的拓展和延伸。而智库作为高校社会服务的重要平台，决策咨询是其核心功能，这一功能的实现情况决定了其他职能的履责程度。在价值取向方面，学科更强调学术性价值与知识的生产，注重学术研究的学理性与创新性，而智库则更强调实践性价值与知识的运用，注重问题导向与发展难题的破解。在组织形态方面，学科通常是按照既定的一级或二级学科划分标准来设立的，组织一旦设立便具有相对的单一性、封闭性，而智库则通常是按照拟解决的问题来设立的，往往需要多个学科的支撑与实务部门的协同，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在评价标准上，一流学科主要是依据学术性标准与实践性标准，学术性标准主要是指相关学科是否具有一流的科研、教学、学术成果与师资队伍，实践性标准则是指是否能够为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流智力支撑。而评价一流智库，则主要测度其研究成果的高质量、研究立场的独立性，及其对公共政策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态势来看，二者在高校全局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之所以会日益凸显，主要原因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越是深入，国家对高校进一步提升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决策咨询质量的要求就越是迫切。
2. 二者关系的互补性。
高校的学科建设，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型学科建设，通常会强调学科的智库功能，而高校智库建设，通常也需要相关学科的强力支撑。从这个角度看，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都是高校践行其大学职能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二者各有侧重，都服从服务于一流大学建设的总体目标，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方面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在人才培养方面，学科更侧重对学生某一学科领域理论知识的系统培养，尽管在实践教学、选修课程等方面也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但总体来说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跨学科知识的获取等方面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而智库则能够更好弥补这一点，尤其是在政策科学类人才的培养方面。在科学研究方面，当前我国高校内部“划界而治”的学科壁垒很难打破，而学科的狭窄并不能与处理政策问题所需要的广泛的知识领域相匹配，因而某个或某几个学科所提出的咨询报告就难以获得其他领域专家的认可[2]。而智库则能够通过以问题为导向，以项目为纽带，把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整合在一起协同攻关，起到有效整合学术资源、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的作用。在社会服务方面，学科更侧重成果转化与学科声誉，且单一学科内的研究队伍难以胜任跨学科研究方面，其决策咨询能力往往不强，而智库由于其问题导向的组织形式、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决策咨询能力上往往优于某单一学科。但与此同时，高校智库研究只有以学科为依托，将学术研究置入核心位置，才能真正提升“智”的内涵和发展的可持续性[3]，为智库研究提供厚重的理论支撑，否则研究成果的公信力、影响力会大打折扣。在文化传承方面，学科更侧重某一学科领域的价值导向、文化弘扬与国际学术交流，而智库则因广泛的影响力，能够在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正因为如此，智库在西方往往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
（二）实践经验
从国内外一流大学的实践经验来看，在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上主要有三点共性经验值得借鉴：一是一流学科与智库相互支撑，且有着较为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二是一流学科与智库在学术战略、研究方向上具有高度的协同性；三是一流学科与智库的发展都服从服务于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通过二者的良性互动为创新型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国际经验。
国外一流高校在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上也曾经有过“各自为政”的时期，但二者发展的内在逻辑最终促使它们走上了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发展轨道，使一流学科与一流智库的互动成为国外一流大学的发展常态。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在全球知名智库中名列前茅，它在1919年创设之初仅以战争资料图书馆的性质存在，后来发展成为以环境研究、国内政策研究、国际事务研究见长的高端智库。同时，这些研究领域都是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学科之所在。胡佛研究所依托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学科使得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了“活水之源”，斯坦福大学依托胡佛研究所的强势研究领域将其学科优势继续凸显外扩[4]。从这个角度说，胡佛研究所由单纯的图书馆转变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智库，既是美国特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产物，也得益于斯坦福大学雄厚的学科支撑和学术声誉的传播[5]。又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IDEAS）是英国七家顶尖智库中唯一的高校智库，其快速可持续发展也是依托该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势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使它在成立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联结英国国际关系研究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桥梁[6]。而智库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相关学科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条件，也为外交与国际战略领域专业化人才的培养搭建了一流平台，在该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德国高校智库通常采用的学科类别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矩阵制组织模式也十分值得借鉴，如慕尼黑大学的莱布尼茨伊福经济研究所。在这一组织模式之下，智库将研究人员按学科类别分组，根据研究需要，从不同分组中抽选合适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进行综合研究分析[7]。（见表1)
2. 国内经验。
相对于学科建设，我国高校的智库建设起步较晚，仅仅是在2015年，才有6家高校智库入选“国家高端智库”。但是，高校一些具有智库功能的高端学术平台，如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入选国家“2011计划”的高校协同创新中心，也在长期的建设与发展中，在学科与智库互动机制的构建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从实践来看，凡是学科与智库紧密结合、相互支撑的，通常都会呈现出学科快速可持续发展、智库影响力显著提升的双赢格局。同时，有些重点研究基地、协同创新中心，本身就是与该校的国家高端智库一体化进行建设的。如作为6家国家高端高校智库之一的武汉大学的国际法研究所，与该校的国际法国家级重点学科，厦门大学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台湾研究中心”与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就都是一体化进行建设的。另外，在我国几大智库体系中，社科院智库也在学科与智库的互动机制构建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如上海社科院早在2009年就提出了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以智库建设引领学科发展，以学科发展支撑智库建设[8]。
以下选取6家高校智库，对其学科与智库的支撑关系进行描述。
二、当前我国高校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的关系状态与原因分析
受传统“学术本位”的体制惯性影响，当前我国高校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关系状态并非是理想的“互补与互动”的常态，其在“应然”与“实然”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
（一）关系状态
1. 划界而治，各自为政。
长期以来，无论是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还是从高校自身的微观运行层面来看，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的关系状态总体来说是划界而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重点学科与智库平台一直是按照两个纵向序列在进行认定、组织、评估与建设，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制度与规则体系。如在重点学科建设上，从国家重点学科、特色重点学科、优势学科创新平台，一直到2015提出的“双一流”战略，逐步形成了国家级（教育部）、省部级、校级重点学科“三位一体”的学科组织体系；在智库平台上，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协同创新中心，一直到2015年启动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高校智库已经在我国被建构成合法的话语体系和实践策略，由国家意志上升为国家战略[9]。尽管二者也有一定的交集，如第三、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都强调了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而在高端智库平台的申报、建设与管理办法中，也都强调了重点学科的支撑作用，但总体来说，二者均已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规则与体系，其运行常态也是相对独立的。受宏观管理体制的影响，高校内部的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也基本上都是划界而治的。一般来说，由学科办或类似的管理机构来组织全校的学科建设，直接对应相关的学院与学科点；由科研管理部门来组织全校的智库平台建设，直接对应相关的基地、协同创新中心或类似的科研院所。
2. 冷热不均，一实一虚。
随着近几年国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及“双一流”战略的相继提出，各地各高校都掀起了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建设的热潮。但当我们冷静审视这股热潮就会发现，在热闹与喧嚣的背后，“冷热不均，一虚一实”才是二者关系状态的真实写照。如在一流学科建设上，广东、浙江、陕西等地都出台了专门的建设规划，投入了专项资金，各个高校也积极响应，纷纷制订相应的规划与措施，并对照2016年5月出台的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将相关的学科建设任务分解到各个学院、学科点，甚至细化到每个学科教师的考核，工作十分扎实。而反观智库建设，尽管近几年各地各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一大批智库，但很多都是热衷于请名人、搭台子，重形式、轻内容，有些甚至仅仅是挂个牌子，既无长期稳定的学术战略与研究方向，也无专门的建设经费、专职研究人员。从这个角度说，当前高校智库无论是关于智库的学术研究还是实践发展，都亟须从“智库形式建设”转向“智库内容建设”[10]。
3. 制度失衡，资源错配。
重点学科建设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制度体系、组织结构与条件保障。而对高校智库的重要性地位、功能定位，仅仅在近几年才逐步厘清，相应的制度体系仍很不完善。从这个角度看，当这种处于成熟期的制度体系与处于初创期的制度体系在一所高校并存时，制度的不兼容、不联动往往是必然的。其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在人财物资源、学术资源的配置上都是学科占据主导地位，智库建设必需的资源严重不足。如在人才队伍上，高校智库建设需要专职科研人员，而相应的制度远未普遍建立起来，高校教师队伍中严重缺少既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又具有丰富政策研究经验的战略家；在经费保障上，高校智库缺少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由于二者关系状态失衡，高校学科发展的智库功能、社会效益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而智库建设也由于缺少学科支撑，影响力亟待提高。同时，由于长期的各自为政，学科壁垒森严，使得跨学科研究、协同创新流于形式，极大地制约了高校学术创新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
（二）原因分析
1. 外部约束机制。
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已经持续多年，不仅社会认可度高，而且往往是申报与建设更高水平学科平台、学术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尽管从2014年开始，国家级重点学科审批取消，但新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起到了很强的制度替代作用，这对高校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强的硬约束作用。尤其是在国家“双一流”战略实施以后，各地积极跟进，如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出台了区域一流学科建设的配套政策，学科建设及其指标体系正在成为几乎所有高校的“指挥棒”。反观智库建设，由于制度供给的相对滞后，很多高校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同程度地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等现象。即使在现有的高水平智库平台中，也由于外部约束机制弱化而难以充分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建设为例，虽然教育部已对现有的151个基地进行了三轮评估，但评估结果基本上以优秀与合格为主。在2015年进行的第三轮评估中，虽然有8家基地因评估结果差而进入“培育期”，但并未淘汰和摘牌。由于身份固化、缺乏竞争，使得一些本应成为学科高地或智库典范的基地其学术引领与智库功能严重弱化。
2. 路径依赖效应。
我国高校传统的管理体制以“学术本位、学科导向”为主要价值取向。在这一传统体制之下，高校不仅在内部的评价体系、管理制度上，而且在利益格局上都是以此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并在长期的运行中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了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而智库建设作为一种强调问题导向、开放协同的制度创新，很难打破这一路径依赖效应，往往只能遵循“增量改革”的原则，在不触及既得利益群体的前提下推进改革，而这种改革的实际效果往往是短期的、低效的。因此，从当前高校智库的现状来看，除了少数发展较为成熟之外，其他多以学科型研究所的形式存在，在管理考核制度方面缺乏共生性，在组织目标、愿景、资源、研究力量方面较为分散。很难适应需由多学科知识、人才、资源及运行机制综合支撑的政策研究需要[11]。
3. 制度联动弱化。
在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中，智库建设仅仅是在第四个一级指标的二、三级指标中有所体现，并且考察方式仅仅是选取社会服务的典型案例，对智库建设的深度、广度、显示度都难以准确测度。（见表3）而在高水平智库平台的建设上，尽管在申报环节要求该平台必须依托相关的重点学科群，但在平台设立后的绩效考评中，对学科支撑作用的考核仅仅是观测基地所依托的主干一级学科的学科排名情况，而非相关的学科群。同时，对这种依托的制度化程度、实际效果缺乏深度考察。正因为如此，在新一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的测评标准中，有些基地的依托学科虽然学科排名较高，但并没有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对基地形成强力支撑，有些基地与学院、学科的关系处于疏离状态，研究队伍建设、学术资源获取、学术影响力提升都受到了很大制约。
三、构建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互动机制的战略设计与保障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以下就如何构建我国高校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建设的互动机制，并保障其良性运行进行理论探究。
（一）战略协同机制
学科与智库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其互动机制首先应当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构建，即实现高校学科发展战略与智库学术战略的协同。
1. 战略制定。
高校在制定学科发展战略，尤其是应用型学科的发展战略时，既要充分考虑学科的发展现状、规律、态势与国际学术前沿，也要敏锐关注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与该学科领域高度相关的发展难题，研究制定通过优势学科群的协同来破解该发展难题的规划方案与措施。同时，在制定相关智库的学术发展战略时，也要打破目前很多高校智库“因人设题”“自娱自乐”的“小作坊”式学术生产与供给方式，充分结合学校自身的学科优势，既要紧密结合社会需求，又要依托相关学科支撑来制定学术战略、明确学术方向。如哈佛大学就是通过学科发展战略与智库学术战略的协同，形成了以满足公共政策需求为导向、以学科为支撑的智库群，在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公布的40所“全球大学顶级智库”中，哈佛大学就有3家入榜[12]。
2. 战略实施。
受学科导向的传统体制影响，我国高校很早就开始制定学科规划，是学校总体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规划体系中的效力较高，在战略实施上通常是沿着“学校领导层—规划管理部门—相关职能部门—相关学院（学科）”的清晰路径，既有党委权力、行政权力，也有学术权力的介入，执行力较高。而反观智库的学术战略，在高校中通常属于较低层级的规划，且较为分散，在战略实施上通常是沿着“科研管理部门—智库机构”的路径，既缺乏来自学校领导层的支持，也难以取得其他职能部门、学院（学科）的强力支撑，其战略实施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因而，只有把高校智库的学术战略与学科战略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的战略设计，自上而下地纳入更强有力的实施路径，才能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3. 战略评价。
高校学科发展的制度体系自上而下都比较完善，其战略实施效果的评价也有着清晰的量化标准。但这种评价标准从整体上来说仍然是学科导向的，对学科尤其是应用型学科社会服务功能的评价指标尽管有，但权重较少，且缺乏对跨学科智库功能发挥的评价标准。同时，高校智库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新型学术组织，本身的功能定位、组织形态、运作模式都仍在探索之中，尽管国内有学者借鉴西方模式，以“学术、决策与社会影响力”为核心构建起智库评价体系，但缺乏对智库学科支撑力度的考察。鉴于此，高校应当构建学科与学术战略一体化的评价体系，并把学科与学术战略的互动与协同情况作为考察与测度的重点。
（二）制度联动机制
战略层面的协同需要通过制度层面的联动来具体落实，这就需要高校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把学科发展与新型智库建设作为强关联的制度要素进行系统设计。唯有如此，才能在原有协同个体制度的基础上探寻多方协商、集体共赢的联动机制，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13]。
1. 系统设计。
重点是三大领域制度的联动：一是科研评价制度，各高校应当尽快研究制定智库类成果的学术评价办法，并逐步将其纳入到以“课题、论文、获奖”为核心的主流学术评价体系之中，使得智库成果的评价标准与主流的学术评价标准能够相对接、可转换，进一步增强研究人员的内生动力。二是人事管理制度，高校的学科发展通常有专门的师资队伍规划支撑，而新型智库建设则大多数是兼职，尽管有少数高校针对智库建设设置了研究员职称系列，但并未纳入到师资队伍的整体建设规划之中。鉴于此，应当通过创设与完善科研型教师、研究岗制度来解决新型智库的专人专岗问题，同时要注重岗位设置的流动性与灵活性。三是经费投入制度，稳定的经费来源是确保新型智库高质量、独立性的重要前提。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在学科建设有稳定的经费投入，但在智库建设却投入较少。因此，应当结合学校的学科与学术发展战略，统筹考虑基础编制学科与智库建设预算方案，并纳入学校预算，以五年为一个周期进行稳定的支持。
2. 综合改革。
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不同方面的改革之间相互关联也就决定了任何方面的改革都不可自行其是，独往独来，以至于成为一个个改革“个体户”，而应与其他相关方面的改革相互协调、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相向而行[14]。学科与智库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也是如此。它是高校新旧观念、体制之间的博弈，面临着很强的体制惯性约束。同时，这一改革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决定了各项制度创新之间互为条件，只有同步与协调推进，才能取得预期改革效果。如科研评价制度改革不到位，学科与智库建设的队伍建设势必难以持续。从这个角度说，上述互动机制的构建仅仅依靠高校内部某一职能部门推进是很困难的，它要求高校的党委与行政必须要从提升本校学术创新与社会服务能力的战略高度，将这项工作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总揽全局，统筹规划，确保各项改革与制度措施的同步落实与协调推进。
3. 模式创新。
制度联动的最终目的是促进高校学科与智库的良性互动，由于每个高校的校情不同，这种互动模式并没有统一的模式。这就要求高校在院系、科研机构的设置中，在遵循传统以学科为界划分模式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考虑新型智库所要求的跨学科、开放式、实体化等特点，积极探索和创设二者兼容互动的组织模式。从实践来看，目前国内高校学科与智库互动主要有三种较好的发展模式：一是“依托制”，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不仅依托该校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管理学等相关优势学科，并在开展智库工作的同时，积极创设“当代中国学”新兴学科。二是“嵌入制”，即新型智库在凭借相关学院的重点学科支撑建立起来后，又与学院、学科进行一体化建设，但在研究职能和人、财、物上保持相对独立，如同“楔子”一样嵌入学院、学科的发展体系之中，如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就采取了这一模式。三是“独立制”，即智库完全独立建制，通常由校长兼任负责人，与学院、学科无隶属关系，但主要研究人员来自于各学院、学科，既是相关学院、学科的教师，又是智库的研究工作人员。这一类高校智库通常开放程度较高，独立性较强，研究人员的共享或双聘制是联结学科与智库的重要桥梁，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金融研究院就采取了这一模式。（见表4、表5)
从上述三种模式来看，凡是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建设成效显著的高校，二者的关系状态往往都是共融共生、相互支撑的，值得在全国高校中借鉴与推广。
（三）综合发展机制
对于高校学科发展与新型智库建设来说，通过战略协同、制度联动机制的构建，最终会促进与形成一个多方主体共赢的综合发展机制，每一方主体都能够从其他主体的发展中汲取养分、获得支持。这里的多方主体不仅包括学科与智库，而且包括作为高校人才培养核心的学生。从这个角度说，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构建学生、学术、学科为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正是高校构建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互动机制的重要目标。其重要功能就是推动“学生、学术、学科”三者的关系模式由传统体制下的“弱关联、单向式”向“强关联、互动式”转型。（见图1)
1. 学生发展。
为促进这一综合发展机制的构建，应当搭建一个跨学院、学科、智库的校内“旋转门”。借助这一“旋转门”，学生不再仅仅归属于某一个封闭的学科或智库，而是能够根据自身的学习兴趣以及学科建设、智库研究工作的需要，以项目或团队为纽带，在相关学院、学科、智库之间自由流动。这样以来，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和获取本学院、学科的理论知识，而且能够从其他学科获取知识，并通过参与智库研究工作，进一步提升理论联系实践能力，知识运用与创造能力，为新时期创新型人才培养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人才培养经验就十分值得借鉴。在这些一流大学，各个学科、智库都对学生开放，很多研究工作都是由教授带领自己学生完成的。通过为年轻人提供平台、连接人脉、鼓励合作、培养对政策的兴趣等方式，既培养了下一代的专业研究人员，又帮助学生完成学位论文或者找到合适的工作，达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15]。
2. 学术发展。
通过把外部的社会需求与学科内在发展逻辑相结合，高校的学术发展将会进一步聚焦化、特色化。但是，为确保学术战略的落实，除了制度联动，还应当通过目标管理的方式，对规划期内学术发展的战略任务进行分解和落实，构建学科与智库既分工、又协作的综合发展机制。有些战略任务需要学科来回应，有些则需要智库来回应，还有些需要学科与智库密切协作、共同回应。这就从制度上解决了传统体制下学科与智库的各自为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脱节等问题，不仅有利于增强高校学术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且有利于提升学术核心竞争力。
3. 学科发展。
在传统体制下，学科发展系统是相对封闭的，而通过战略协同、制度联动机制的构建，能够逐步形成“学生、学术、学科”三位一体、更加开放协同的综合发展机制，为其注入了新的资源与动力要素。如学生资源，尤其是优秀的研究生，往往可以成为各个学科得力的助教、助研力量。而通过与新型智库的协同，一方面，智库的跨学科研究能够在原有学科系统中找到“耦合点”，使大学内的学科之间或者学校之间的学科优势和学科特色互补，为促进学科交叉、新兴学科发展提供新的路径[16]；另一方面，也为学科知识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与决策部门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更高的平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学科发展能够根植实践沃土，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由于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互动机制的缺位，我国高校的学术创新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因此，只有从制度创新着手，加快构建二者战略协同、制度联动、综合发展的互动机制，才能打破高校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本位”的路径依赖效应，为推进国家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双一流”战略提供更强有力的体制机制支撑。
摘要：一流学科蕴育和支撑一流的智库建设,一流的智库促进和引领一流学科发展,二者的良性互动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前提。但是,由于体制惯性和制度缺陷,当前我国高校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建设呈现出“各自为政”“一实一虚”现象,严重制约了高校学科创新能力与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针对这一问题,应当从强化外部约束与实施综合改革着手,加快建设高校一流学科与新型智库建设的战略协同机制、制度联动机制、综合发展机制,并通过二者的强关联互动、协同式发展,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双一流”战略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体制机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