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活状况

语言生活状况（精选9篇）

语言生活状况 篇1

一引言

在当前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中, 中国城市的社会语言生活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语言生活巨变, 促使中国的一批社会语言学者于21世纪初开创了“城市语言调查”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目前已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之一。

城市语言调查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库帕、费希曼等人以语言规划为目的, 先后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几个城镇和中东耶路撒冷所做的实地观测。荷兰学者范德博运用库帕等人的方法, 于70年代末在中国台湾的台北、高雄、台南等七个城市做了大量的实地观测。范德博当年所做的调查目前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城市语言调查的典范 (Van den Berg, 1986;徐大明、王玲, 2010) 。20世纪后期, 徐大明 (1992) 调查了新兴工业城市包头的语言变异与变化, 发现了与西方城市社区迥异的言语社区结构;陈松岑 (1990) 调查了绍兴市城区普通话使用的社会分布状况;张谊生、齐沪扬 (1996) 调查了上海浦东新区普通话的使用情况, 这些都是早期的城市语言调查研究, 揭示了当时的城市语言面貌。

自21世纪以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市语言生活状况:徐大明等人从2002年起连续五年采用问路调查法对南京城区的语言状况开展调查, 发现了普通话普及与人口流动的相关性 (张璟玮、徐大明, 2008) ;郭熙 (2005) 、孙晓先和蒋冰冰 (2007) 、薛才德 (2009) 、王立 (2009) 等人先后调查了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的语言生活状况, 这些调查都揭示出当前中国城市语言生活状况所发生的变化。

目前国内已有的城市语言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容易受被调查者主观因素的影响, 而且很难反映出城市不同语言空间的语言生活实态。此外, 各个城市的调查方式并不统一, 导致各个城市之间很难进行横向比较, 无法深入探究更大区域内城市语言状况的变化规律和发展态势。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 也是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和吴方言区的代表, 对上海城区语言生活实态开展调查, 并将调查结果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的情况加以比较, 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城市语言生活状况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变化, 而且还可以让我们掌握更大区域内城市语言状况的变化趋势, 最终将为城市语言规划及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方法

我们对上海城区语言生活状况的调查, 主要采用范德博 (Van den Berg, 1986) 的非介入式匿名观察法, 即调查员在局外观察, 不参与被观察对象的言语活动, 并按固定的程序, 根据事先印好的观察卡记录语言使用实态。调查员除记录被观察者所使用的语言外, 还记录被观察者的交际类型、交际对象、性别、大致的年龄段等信息。非介入式的匿名观察基本能有效避免“观察者悖论”。

我们在2012年2月至2013年5月先后调查了上海城区的商场、市场、银行、公共交通、餐馆、通信业营业厅等公共领域共计5871人次的语言使用状况1。

三上海城区各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

(一) 上海城区商场的语言生活状况

在上海城区的淮海路、徐家汇、五角场三个主要商圈不同档次的9家商场里, 我们共观测到2332次言语行为。由表1可知, 使用普通话的占56.2%, 使用上海话的占37.7%, 同时使用普通话和上海话的占3.5%, 使用其他方言的占1.7%, 使用外语的占0.8%。在商业服务领域, 普通话在使用上占明显的优势地位。

位于城区中心的淮海路商圈, 普通话的使用比例高达63.7%, 而上海话的使用比例只有31.3%;位于城区东北角的五角场商圈, 普通话的使用比例达到57.3%,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只有38.1%;位于城区西南角的徐家汇商圈,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相对较高, 使用比例达到43.1%。在这三个商圈中, 中档商场的普通话使用比例均明显高于同一商圈低档和高档商场的普通话使用比例, 这一结果与俞玮奇 (2012) 在南京和苏州的商场调查结果相同。此外, 除五角场商圈外, 淮海路和徐家汇商圈高档商场的上海话使用比例均为同一商圈中最高的。

(二) 上海城区市场的语言生活状况

我们在上海城区内环以内的10家农贸市场共观测到1392次言语行为, 由表2可知, 普通话和上海话是市场里最常使用的两种语言,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为60.1%, 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为34%, 同时使用普通话和上海话的占4.4%, 使用其他方言的占1%, 同时使用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占0.5%。在内环以内的农贸市场, 上海话在使用上占明显的优势, 仍保持着较强的活力。在上海话使用比例较高的市场, 如黄浦区的马当菜市场、虹口区三角地菜场东安分场等, 周围不少都是老住宅, 顾客也主要是当地的老上海人, 他们基本上都说上海话, 卖主即使是外地人, 也会迁就顾客所使用的语言, 因此在这些市场,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很高。

我们还在内环和中环之间各抽取一家农贸市场, 共观测到459次言语行为, 表2显示, 在中环和内环之间的农贸市场, 普通话的使用比例达到75.6%,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仅为21.1%。在该区域的农贸市场, 普通话占主导地位, 上海话的使用则显著减少。

(三) 银行、通信业营业厅、公共交通、餐饮业等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

在中心城区黄浦区、静安区和徐汇区的9家银行所观测到的412人次言语行为中 (见表3) , 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为52.7%,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为36.7%, 同时使用普通话和上海话的比例为8.7%, 外语占0.2%。在银行领域, 普通话在使用上占相对优势。

在黄浦区、静安区和长宁区的11家电信、移动和联通通信业营业厅, 我们共观测到420人次的言语行为。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为51.9%,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为40.5%, 同时使用普通话和上海话的占4.8%, 其他方言占2.9%。该领域与银行的情况比较相似, 同样是普通话在使用上占相对优势。

在公共交通领域, 我们在抽取的23条城区公交线路上共观测到611人次的言语行为, 其中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为33.4%,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为58.8%, 同时使用普通话和上海话的占4.4%, 其他方言占2.9%, 外语占0.3%。在公共交通领域, 上海话在使用上仍占明显优势, 司机和乘客都比较多地使用上海话。

在所抽取的徐家汇商圈里, 我们在多家餐饮店内共观测到245人次的言语行为。与徐家汇商场里上海话使用比例较高的情况有所不同 (见表1) , 餐饮店里普通话的使用比例高达83.7%,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仅为11.4%, 同时使用普通话和上海话的比例为1.6%, 其他方言的使用比例为2.4%。餐饮业领域较高的普通话使用比例与餐饮业服务人员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有关。

四上海城区语言生活状况的社会差异

(一) 语言交际模式的差异

我们将交际模式分为内部交际和外部交际两类, 内部交际主要包括“顾客之间”和“售货员 (或卖主、工作人员等) 之间”两种熟人间的交际模式;外部交际主要包括“售货员 (或卖主、工作人员等) 对顾客”和“顾客对售货员 (或卖主、工作人员等) ”两种陌生人间的交际模式。以下主要分析商场、市场和银行三类公共场所的情况。

由表4可知, 在上海城区的商场里, 顾客内部之间交际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为42.3%, 使用上海话的比例为47.6%, 普通话和上海话的使用大致各占一半;但当他们与售货员交际时, 普通话的使用比例明显上升, 达到64.3%,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则下降到33.1%。与之相应, 售货员之间内部交际时, 使用最多的是上海话, 使用比例为52.4%, 其次是普通话, 使用比例为36.5%;当他们与顾客交际时, 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上升至第一位, 达到65.6%,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则下降到30.5%。

在上海内环以内的农贸市场, 顾客之间内部交际使用上海话的比例高达87.3%, 普通话的使用比例只有9.2%;当他们与卖主交际时, 上海话的使用有所减少, 使用比例为68.2%, 而普通话的使用则明显增多, 使用比例为28%。卖主之间所使用的语言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上海话41.7%、普通话38.9%和其他方言12.5%;当卖主与顾客交际时, 普通话和上海话的使用比例分别为44.7%和48.5%, 这两种语言的使用都有所增多, 普通话使用增多的现象更为明显, 其他方言的使用比例则下降至不足1%。

在主城区的银行, 顾客之间说普通话的比例为42.3%, 说上海话的比例为53.8%;当他们与银行工作人员交际时, 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上升至54.5%,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下降至35.3%。银行工作人员之间的内部交际很多是用上海话, 使用比例高达67.4%, 普通话的使用比例只有32.6%;当他们与顾客交际时, 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上升至59.1%,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下降到24.5%, 另外, 普通话与上海话之间语码转换的比例也有14.5%。银行里有较多的语码转换现象, 主要是因为双方经常会遇到金融业务用语, 即使交际双方都是上海本地人, 也会倾向于选择使用普通话来说这些用语。

总体而言, 在公共场所熟人内部之间交际使用最多的还是上海话, 但在与外界交往过程中, 例如在传统的市场领域, 顾客会出现向普通话转用的“向上聚合”言语适应现象;在商场和银行的交易过程中, 顾客与售货员或银行工作人员之间都出现向普通话转用的“向上聚合”言语适应现象。言语适应现象的出现, 进一步说明当前普通话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其社会沟通作用已经充分体现出来, 国家的推普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二) 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差异

表5显示, 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公共场合的语言选择有明显的差异。在商场, 青年人群使用普通话的比例高达68.9%, 使用上海话的比例只有25.5%;在传统的农贸市场, 青年人群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有54.3%,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为44.3%;在银行, 青年人群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同样高达68.6%。与之相反, 老年人群在上述场合上海话的使用比例都在70%以上。中年人群的语言使用情况介于青年人群与老年人群之间, 但使用上海话的比例明显都高于使用普通话的比例。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还发现, 40岁是一个相对明显的转折点, 40岁以上的人群在公共场合主要是说上海话, 而40岁以下的人群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的情况更多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学校加强推普的政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三) 语言空间的差异

比较表1~表3可以发现, 在不同的语言空间, 城市语言生活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是体现在不同的语言使用域上。在城区传统的农贸市场, 人们主要使用当地方言, 上海话的使用比例达到60%以上, 顾客之间使用上海话的比例高达87.3%, 上海话在传统市场领域依然保持着较强的活力;而在商场、银行、通信业营业厅等场合, 普通话使用比例都在50%以上, 普通话在使用上占明显的优势。城市语言生活状况表现出明显的语言使用域差异。在语言使用域差异的背后, 则是人们潜在的语言使用场合意识, 在这一意识影响下, 人们会在不同的场合考虑选择使用合适的语言。

语言空间差异还体现在城区不同, 语言生活状况也有明显的不同, 如表3所示, 与内环内一些农贸市场主要使用上海话相比, 内环与中环之间的一些农贸市场更多地使用普通话。不同城区的语言生活差异更多是受该区域言语社区的人口构成的影响。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构成比情况, 直接影响到当地言语社区的语言生活状况。

五讨论

(一) 城市语言生活状况的变化及其原因

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城市“语言地图”正在改写, 城市语言生活发生着较大的变化。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也不例外, 普通话已经进入上海城市语言生活的各个领域, 普通话在城市公共领域的使用也越来越普及, 普通话和上海话互动加速、并存共用, 呈现“双言”现象, 即高变体的普通话主要出现在更为正式的场合, 而低变体的上海话主要出现在非正式的场合。但调查也显示, 高低变体的使用并非界限分明, 普通话也在向原来低变体的场域“渗漏”, 其在市场、家庭等低层领域的使用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 上海话也时不时出现在正式的公共场合以及大众传媒中。普通话和上海话的使用并非界限分明, 与弗格森 (Ferguson, 1959) 的“双言制”概念相比, 目前城市中的普通话与方言关系, 似乎更符合徐大明 (1997:178) 所提出的“后双言制”形态。

上海一直是一座移民城市, 但以前“进入上海的占80%的外地人的语言”并“没有冲垮上海方言”, 主要是由于“各种方言之杂足以互相抵消, 没有一种方言能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排挤或替代上海方言” (钱乃荣, 2003:117) , 且当年的移民很多是江浙人, 其方言与上海方言相近, 因此大多会转用上海话。在现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下, 进入上海的外来移民的地域来源更为多元化,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上海有近900万的外来人口, 其中由江苏和浙江两省流入的数量分别是150.35万和45.05万, 只占外来人口总量的21.7%。2更多的外来人口来自官话方言区, 他们的方言与上海话的差异更大。这些新移民在公共场合更倾向于选择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与此同时, 随着政府大力推广普及普通话, 人们在公共场合也更愿意选择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普通话作为对外的交际工具, 本次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见表4) 。由于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 以及高效的沟通效率, 普通话已成为外来移民和当地人在公共领域共同的重要交际工具。传统强势方言上海话已无法撼动普通话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调查结果 (见表5) 还显示, 年轻人是在公共领域使用普通话最多的群体。我们认为这与当前中小学的普通话教学密切相关。以普通话为教学语言的教育不仅使年轻一代具备了良好的普通话能力, 而且还促使他们在公共场合主动使用普通话。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城市化和政府大力推普是推动城市语言状况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二) 城市语言空间与城市语言规划

语言空间是指语言使用的范围, 语言使用空间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语言的生存能力 (蔡永良, 2010:74) 。在上海城区的公共领域, 不同的语言使用域和不同城区, 语言使用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各种语言的生存状态也各不相同。例如, 在传统市场领域, 上海话仍然保持着较强的活力, 而在商场、银行、通信业等领域普通话的使用占明显的优势。另外, 内环与内环以外的不同城区之间, 各种语言的生存状况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此, 要协调好城市中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做好城市语言规划, 就需要基于语言功能规划理论 (李宇明, 2008、2010) , 研究各种语言资源在城市不同领域和层面的管理方式, 确定其在城市不同领域的使用范围、优先发展次序等, 实现语言资源在不同城市社会生活层面的合理配置, 促进各语言之间的和谐发展。

此外, 在今后的城市语言规划过程中还应注重保护当地方言资源, 适当保留当地语言的使用空间, 避免人们的方言情感向负面转化成为社会问题 (李宇明, 2010) 。与此同时, 还要把握好方言保护的尺度, 避免对新移民的语言生活造成影响。如何把握好尺度, 实现和谐的城市双言生活, 这是今后必须关注的问题, 也是城市语言规划所面临的挑战。

(三) 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语言生活状况的比较

我们将上海市中心的淮海路商圈数据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中心商圈 (南京的新街口商圈、苏州的观前街商圈、无锡的崇安寺商圈和常州的南大街商圈) 的数据进行横向比较, 以期发现更高层次的语言状况变化规律。表6显示, 上海中心商圈的普通话使用比例明显高于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在长三角地区多个城市的核心商圈中, 普通话在使用上均占明显的优势。进一步分析还发现,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来人口规模, 直接影响到该城市公共领域的普通话和方言的使用状况。经济越发达, 外来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 该城市公共领域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也就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外来人口的规模是影响城市语言状况变化的重要外部因素。

当今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 城市语言调查也不再局限于一个城市的调查, 当我们将上海的语言状况数据放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加以考察后, 发现了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的语言变化影响因素与发展态势。因此, 只有对整个区域的城市语言生活状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和跨城市的系统研究, 才能比较清楚地揭示该区域内城市语言状况的变化规律与发展态势。可以说, 上海的城市语言状况变化只是长三角地区众多城市语言状况变化中的典型和先行者。

六结论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公共领域语言生活状况的实际观测, 发现普通话已经进入上海城区各主要公共领域, 并在不少领域占据优势地位, 上海话在公共领域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 并保持着一定的语言活力。人们在公共场合对外交往过程中更多地转用普通话;青年人群是公共场合中使用普通话最多的群体, 中老年人仍主要使用上海话。社会大众对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功能分工已经形成较为明确的观念, 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语言以实现不同的交际功能。但普通话和上海话在公共领域的功能界限并非完全分明, 两者在公共领域有一定的交叉和混合。城市语言生活呈现出“后双言”的状态。

在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语言地图”正在改写, 城市化、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政府大力推普是推动当前城市语言状况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面对城市语言状况的变化, 可以基于语言功能规划理论, 做好城市语言规划, 实现语言资源在不同城市社会生活层面的合理配置。另外, 在今后的城市语言规划过程中还应注重保护当地方言资源, 适当地保留当地语言的使用空间, 实现和谐的城市双言生活。

当前, 中国的城市语言生活状况正发生着快速的变化, 及时记录当下城市语言生活状况, 也是为后代留下一份真实的社会语言历史档案。

语言生活状况 篇2

语言文字应用状况研究分析报告

进一步提升我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整体水平，增强广大教职员工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我校开展了一系列关于语言文字的活动。多年来，我校结合学校自身实际，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坚持贯彻和落实上级下达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有关法规和通知要求，在努力抓好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积极开展推广普及普通话和国家文字规范化工作，并使之融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融入到学校的和谐校园环境建设中。

在具体语言文字工作调研方面，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调研：

一、使用普通话、写规范字情况调研

教师用普通话口语教学和用规范汉字书写教学管理情况，以及学校所有课程使用普通话授课情况。学生读书回答提问问题使用普通话授课情况，以及用规范汉字书写作业的情况。

(一)使用普通话、书写规范字情况

1.教师学校领导和相关科室负责人通过随机进课堂听课，结果发现全体教师在课堂上提问点评都说普通话，教师板书都书写规范字。

2.学生必须正确掌握常用规范汉字，不写繁体字、异体字，减少错别字。在任何场合下，坚持说普通话。

3.全体师生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规范使用汉字、标点符号、汉语拼音等，都要执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字总表》、《标点符号用法》、《汉语拼音方案》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学生必须正确掌握常用规范汉字，不写繁体字、异体字，减少错别字。教学需要外禁止使用不规范字和繁体字（如已经淘汰的异形字和旧字形；已经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生造的简体字；错别字等）。

(四)总结

作为教师我们更应当积极主动地学说普通话，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我们教师成为学普通话的楷模和范本后，才会对学生进行感染带动作用。学生的语言模仿能力和汉字书写模仿能力很强，我们有责任营造好学生的学习环境，人人都为普通话的魅力和汉字的魅力所折服，使普通话规范字成为人人通用的交际沟通工具，那么，我们的语言环境便构建了一个文明和谐的语言环境。

二、对用普通话、写规范字学校环境的调研

学校作为传承文明的摇篮，承载着传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规范、整洁、美观的学校对学生有较大的熏陶作用，的醒目的固定宣传标语、标牌。利用升旗仪式、编发宣传材料、板报、班会、广播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在校内外介绍规范语言文字的相关知识，宣传推广普通话、用规范字的重要性，全面推进语言文字工作，创设规范语言文字的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2）组织师生广泛开展朗读、演讲、作文、书法、文艺等活动，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训练学生使用普通话的水平。积极组织学生的普通话口语实践活动，以培养学生普通话口语能力和兴趣。榜样引领。发现和培养校内各类大型活动的节目主持人，提高节目主持人使用普通话的水平，增强其示范性。

（3）对校内的检查与监督。组织师生利用业余时间，对校内用字（包括各种指示牌、标志牌、橱窗、标语、学校公文、印章、校刊、讲义、考试试卷和其他印刷物、电子屏、自制教学软件、教师板书、作业批改、书写评语等）进行长期检查监督。对不规范用字、错别字等提出修改意见。

(四)总结

语言生活状况 篇3

近年来,随着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深入贯彻实施普通话的推广政策,特别是在学校领域全面普及普通话,再加上国内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普通话与方言关系问题也凸现出来,一些学者指出,目前方言消亡过快亟待采取相应措施(曹志耘,2001;汪平,2003等);也有学者认为,强势方言的地位仍比较巩固,方言和普通话目前并不冲突,而是互相补充,和谐发展(游汝杰,2006;薛才德,2009等);从普通话推广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普通话当前的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如小学普通话推广出现滑坡、调查研究不够、措施不够、建设普通话不够积极等等(于根元,2009)。如何正确处理好普通话推广和方言保持之间关系,成为当前语文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做好这一工作就需要有大量深入全面的语言调查和研究,了解情况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

苏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城市,苏州话一直被认为是吴方言的代表。目前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苏州当地年轻一代学生的语言使用状况发生着明显变化,这一变化可能会影响到苏州方言以后的发展。汪平(2003)于2002年调查了110名苏州市中小学生在家庭和学校等场合的语言使用状况,调查发现苏州话在年轻一代身上迅速地消退,他对苏州方言的未来发展表示忧虑。七年之后,苏州方言在年轻一代人身上的保持状况如何?是进一步消退,还是依然保持之前的状况?年轻一代大量使用普通话是“年龄级差”现象,还是正在发生的变化?

2009年5~6月,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对苏州市中小学生的语言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涵盖了语言习得、语言能力、语言态度以及在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状况。我们试图通过对苏州市中小学生的随机抽样调查,全面掌握当前苏州市年轻一代的语言生活状况,了解普通话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分析是哪些社会因素正在影响苏州话在年轻一代人身上的保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和问卷调查的方法。根据苏州市教育局提供的中小学名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了沧浪区和虎丘区(高新区)10所中小学,其中高中2所,初中4所,小学4所。随后在被抽取学校的每个年级(小学是四年级以上)随机抽样一个班级,采取整群调查的方法,通过整个班级学生的自填问卷来了解中小学生的语言生活状况。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学生个人和家庭的背景信息、语言使用状况、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等。

调查共收到1192份问卷,有效问卷1085份,占发放问卷的91%。目前苏州市在读中小学中有一定数量来自外地的学生。因此,为研究苏州方言在当地学生中的保持状况,我们抽取其中在苏州出生且父母均为苏州人的问卷共589份,构成本次研究的样本,占所有有效问卷的54.3%。

三调查结果

(一)母语习得状况

母语习得与一种语言或方言的保持密切相关,一种语言或方言能否保持下去取决于其母语群的数量(王晓梅,2005)。对于苏州当地学生的母语状况,我们调查的问题是“你小时候(上小学前)最先会说的话”。表1显示,在苏州当地学生中,54.3%的学生表示自己小时候最先习得的是苏州话,26.3%的学生表示自己最先习得的是普通话,19.4%的学生表示自己同时习得普通话和苏州话。共有73.7%的学生表示从小就习得苏州话,苏州话在当地学生的母语习得上仍占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应该说苏州话在大多数年轻一代身上得到了保持。另一方面,共有45.7%的学生从小就习得普通话,这表明普通话在母语习得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二)语言掌握状况

关于当地学生所掌握的语言,我们调查的问题是“你现在能用哪些话与人交谈”。我们在统计时剔除了外语。由表2可知,100%的学生掌握了普通话,普通话在苏州年轻一代人身上的推行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91.7%的当地学生表示能用苏州话与人交际,与最先习得的语言是苏州话的比例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表明不少学生是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慢慢习得苏州话,这也与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调查也表明91.7%的当地学生已经具备普通话和苏州话的双言能力。

(三)家庭语言使用状况

家庭场域的语言使用状况是本次调查的重点。通常认为,家庭场域是一种语言或方言最牢固也是最传统的使用场所,对于保存和使用母语来说,具有根本的指标意义。如果在家庭领域中不再说苏州话,那么也就彻底完成了语言转用过程。本次研究中主要调查了当地学生在家里对父母、祖父母最常使用的语言以及父母在家里最常用的语言,研究普通话和苏州话在家庭领域的竞争力。

由表3可知,当地学生在家里对父母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分别为55%和53.5%,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为38.4%和36.8%,对父母说普通话和苏州话差不多的分别占5.8%和7.5%。苏州话在当地学生的家庭语言使用领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算上普通话和苏州话说得一样多的学生,在家里最常说苏州话的学生超过60%。由此可见,尽管普通话已经进入了苏州当地学生的家庭语言使用领域,但苏州话在家庭领域与普通话的竞争中仍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当地学生在与不同辈分的家庭成员交谈时,语言使用表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学生对祖父母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71.3%)远高于对父母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55%和53.5%)。另外,学生与其父母在家里的语言使用也表现明显的代际差异:父母在家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70.1%和71.5%)明显高于学生在家对父母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55%和53.5%)。以上表明,苏州当地三代人随着辈分的降低,在家庭领域中使用苏州话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而普通话的使用比例则明显上升。

(四)公共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

关于苏州当地学生在公共场合的语言使用状况,我们调查学生在“集贸市场”“商场、超市”“邮局、银行”“学校”等场合最常使用的语言。调查发现,除了在集贸市场上学生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为52.1%以外,在其他几个场合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都在80%以上。随着政府有关部门推广普通话的力度不断加大,普通话已经成为当地学生在公共场合最主要的交际工具之一,普通话在公共场合和学校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在当地学生身上,苏州话的公共交际职能相对退化,传统强势方言的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另外,集贸市场作为层次相对较低的公共场合,学生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其他几个层次相对较高的场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苏州话正逐步成为底层语言,而普通话则正成为高层语言。

(五)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影响语言保持和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能反映出使用者心目中的语言价值取向以及内在语言认同。本次语言态度的调查采用Likert量表的形式,让被调查者从好听、亲切、社会影响、有用程度等四项指标对普通话和苏州话进行评价。“好听”和“亲切”是对语言情感价值的评价,“社会影响”是对语言的社会声望评价,“有用”是对语言的实用价值评价。量表采用5级量表:1.很不(没);2.有点不(没);3.没有感觉;4.有点;5.很。如对“好听”程度的评价分别是:1.很不好听;2.有点不好听;3.没有感觉;4.有点好听;5.很好听。

调查显示,苏州当地学生对苏州话的“好听”和“亲切”程度的评价较苏州话的“社会影响”和“有用”程度的评价要高,尤其是在“亲切”程度上,这说明当地学生更认可苏州话的语言情感价值(见表5)。学生对普通话“有用”和“社会影响”程度的评价较普通话的“好听”和“亲切”程度评价要高很多,说明当地学生更认可普通话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声望(见表6)。

比较学生对苏州话和普通话的态度差异(见表7)。配对样本的t检验显示,当地学生在对语言的“好听”和“亲切”程度上,对苏州话的评价要显著高于对普通话的评价,“好听”“亲切”指标体现的是语言亲和力和凝聚力,说明苏州当地学生在情感上更倾向于认同苏州话,这将有利于苏州话以后的保持和发展;而在语言的“社会影响”和“有用”程度上,当地学生对普通话的评价要显著高于苏州话,在当地学生心目中普通话比苏州话更具有社会声望和实用价值,表明普通话在苏州的推广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当地学生已经普遍认同普通话的社会声望和实用价值。

四影响苏州方言保持的社会因素

家庭通常被认为是语言使用的最后一个堡垒,家庭领域的语言使用对于语言的保持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分别从被调查学生的年龄和父母的教育程度、职业层次等因素,探究影响学生家庭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

(一)年龄因素的影响

从学生的年龄角度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地学生在家里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逐步降低,从约60%的比例不断下降到约30%;与此同时,学生在家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增加,从31.6%逐步上升到69.2%。比较表3和表7可以发现,17~19岁的学生在家里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和父母在家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已经比较接近。这表明,学生在家里高频率地使用普通话的现象只是在某个年龄段出现的短暂现象,属于社会语言学上所说的“年龄级差”,即一代人在不同年龄段对某种语言变体使用所产生的变化(徐大明等,1997)。随着年龄增长和从事社会活动经验的增加,当地学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会逐步减少,使用苏州话的频率会逐步增加(见表8)。汪平(2002)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而历时的调查则进一步证明,在目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苏州市的年轻一代人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变化过程,即小时候在家使用普通话的频率较高,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社会经验的增加,苏州话的使用频率最终会超过普通话。

另外,卡方检验显示,性别因素对学生在家里最常使用的语言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对父亲:χ2=0.953,df=2,p=0.621>0.05;对母亲:χ2=0.582,df=2,p=0.748>0.05)。

(二)父母教育程度的影响

调查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学生的家庭语言使用具有显著影响。父母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学生在家里对父母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最高,分别为54.6%和51.8%,该比例显著高于父母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学生在家里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另一方面该类学生在家里对父母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也是最低的,分别为40%和43.2%,显著低于其他类的学生(见表9、表10)。父母教育程度为“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的学生在家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并不高,只有三成左右,而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比较高,大多在六成左右。我们推测,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类别的学生家长,所受教育多在苏州当地完成,当年苏州市中小学教学用苏州话的情况比较普遍,这就使他们以后基本上很少说普通话,他们的子女在家里说普通话的几率也就大大降低,更多的是在家里说苏州话;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大多有在外地生活的经历,高等教育中又基本是用普通话,这使他们以后在日常生活中会较多地使用普通话,也就影响了他们的子女在家庭里的语言选择。

(三)父母职业因素的影响

调查显示,父母的职业类别对子女在家里的语言使用状况具有显著的影响(见表11、表12)。我们根据仇立平(2004:187)对职业的分类,将学生家长的职业分为六个类别,无业和其他职业另算。父母职业属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及相关人员”和“教师、专业技术人员”等类别的学生在家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相对较高,在50%左右,而在家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相对较低;父母职业属于“商业从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服务业人员”类别的学生在家最常说苏州话的比例较高,最常说普通话的比例相对较低。卡方检验显示,父母分别属于这六个职业类别的学生之间的家庭语言选择存在显著差异。属于前三个职业类别的家长通常处于社会的中上阶层,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较高,社会接触面较广,工作场合中使用普通话的情形也较多,这些因素促使他们在家里会较多地使用普通话,也就间接地影响了他们子女在家里的语言选择。属于后三个职业类别的家长通常处于社会的中下阶层,他们的教育程度相对偏低,日常所接触的主要是当地人,工作场合对普通话的要求并不高,他们在家里很少说普通话,更多的是选择说苏州话,他们的子女在家里使用苏州话的比例也因此较高。

与焦成名(2009)的调查结果(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对上海土著学生的语言使用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不同,苏州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父母的教育程度、职业类别对苏州当地学生的家庭语言选择均具有显著影响。在苏州,普通话更多的是进入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家庭;苏州话则主要保持在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家庭中。普通话是自上而下地进入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

五讨论与思考

(一)普通话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普通话,在和苏州话竞争年轻一代的过程中,其优势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具体表现为:在母语习得上,接近一半的苏州本地学生从小就习得了普通话;在家庭领域,普通话已经成为部分苏州当地人的家庭主要使用语言,尤其是在家长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家庭;在家庭内部交际上,年轻一代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要明显高于父母辈;在公共场合,普通话的主体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在语言态度上,年轻一代学生普遍认同普通话的社会地位和实用价值。

普通话优势地位的确立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是政府部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取得了成效。学校是普通话推广的重要阵地,苏州当地学生从幼儿园到中学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使用普通话,这使他们具有了良好的普通话水平,同时也使他们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命名以及思考都是使用普通话,这自然就大大提高了他们平时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在我们另外组织的苏州入户调查过程中,一些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后,回到家里基本上多说普通话。可见,学校教育是导致当前年轻一代频繁使用普通话的重要原因。

其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外来人口流入苏州也是普通话竞争力增强的重要因素。从2000年底到2007年底,苏州市区外来登记流动人口从29.2万猛增到194.4万(1),而2007年底苏州市区户籍人口也就235.31万(2),大量的外来人口使公共场合大量使用普通话不可避免。本次学校随机抽样只有54.3%的学生是在苏州出生且他们的父母都是苏州当地人,周围大量的非本地学生使本地学生在日常交往中更多地选择使用普通话以便于交际。

再次,目前苏州的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基本都使用普通话,这也使普通话获得了竞争优势。在量的方面,媒体所具有的庞大信息量远远超出了年轻一代通过日常交际所获得的信息量,大量的社会信息、知识都是以普通话为载体通过大众媒体被年轻一代所接受。在质的方面,大众媒体基本都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年轻一代长期接触标准普通话,无形之中其普通话的能力和使用频率都会有大幅度的提高。对年轻一代来说,媒体和学校教育是普通话输入的两个重要的渠道。

另外,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较高职业声望的家长在家中大量使用普通话,也使得部分学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大大增加。学校、社会和家庭的综合因素使得普通话的竞争优势地位基本确立。

(二)双层语言现象与苏州方言的保持

目前,苏州当地学生普遍具备了普通话和苏州话的双言交际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普通话和苏州话兼用,语言使用呈典型的“双层语言现象”,即在不同的场合语言使用有层级之别,在公共领域等相对正式的场合主要使用普通话,在家庭领域等非正式场合主要使用苏州话。普通话正逐步成为苏州当地社会的高层语体,而苏州话则演化成为底层语体。

就苏州话的保持而言,苏州话在年轻一代身上已表现出一定的衰弱现象:与上一辈相比,年轻一代在家里使用苏州话的频率大大降低;年龄越小的学生说苏州话的频率越低。苏州当地已有不少人反映“现在的孩子普通话、英语说得很溜,苏州话却有些磕磕碰碰的了”(吴皆与,2009)。但调查同时也发现,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学生在家里主要说苏州话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苏州话依然是大多数当地学生首先习得的语言,九成以上的当地学生能用苏州话与人交际;在语言态度上,当地学生仍然对苏州话保持着强烈的情感认同。这些都有利于苏州话在今后的保持与发展,因此我们认为苏州话不会消亡,并且仍然具有一定的语言活力,只是在与普通话的竞争中呈相对弱势,正逐步成为社会的底层语言。关于苏州话正成为底层语言的一个有力证据是:家长的教育程度越低,职业层次越低,家里使用苏州话的比例就越高。从整体上来说,尽管随着普通话主体地位的稳步提高,苏州话在年轻一代人身上表现出一定的衰弱现象,但苏州年轻一代对苏州话的强烈情感认同以及日后的社会接触会使苏州话与普通话长期地和谐共存。

六结语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在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过程中,普通话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苏州地区传统强势方言苏州话的使用状况在年轻一代学生身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且表现出一定的衰弱现象。但苏州话并没有“濒危”,仍具有较强的语言活力,苏州话在母语习得和家庭领域仍处于主体地位,当地学生依然对苏州话保持着强烈的情感认同,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苏州话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对苏州话在今后的保持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当然与上一代人相比,年轻一代使用苏州话的具体状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摘要：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于2009年对苏州市中小学生的语言生活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发现,在当地学生的母语习得和家庭语言使用领域苏州话占优势地位,在公共场合普通话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当地学生普遍具备了普通话和苏州话的双言交际能力。在语言态度上,当地学生普遍高度认同苏州话的情感价值,对于普通话,则普遍认同其社会声望和实用价值。另外,学生的年龄、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别是影响学生在家庭领域使用苏州话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普通话,苏州话,语言生活,中小学生,抽样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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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平.普通话和苏州话在苏州的消长[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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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于根元.推广普通话60年[J].语言文字应用,2009,(4).

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篇4

时下正值酷暑难当的季节，大多数市民呆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而那些在烈日下露天干着重体力活的民工兄弟日子却极难过。他们游离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跟农民和市民相比有哪些特征?他们有什么烦恼?我们该如何正确对待他们?记者日前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了解。睡的是用木板拼成的床。在长江路拆迁工地，记者看到了不少年轻民工，与城市同龄人相比，酷暑下他们的日子要艰难得多。他们几十个人睡在用木板拼起来的床上，不少人没有蚊帐和电扇，更没有卫生间，要洗澡只得避开其他人对着水龙头的水冲，内急了只得跑到离工地数百米的公厕去。晚上10点多钟，记者经常看到他们三三两两地睡在马路边上，他们告诉记者，几十个人睡在一起太热了，出来起码透点风。境况类似这样的年轻民工数不胜数。宾馆饭店的服务员、小区保洁员、建筑工地的工人、理发店的理发师……这些在千千万万城市居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小人物”，大部分来自外地，干着绝大多数城市人不愿干的活。团江苏省委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往往有120万外来人口，他们绝大多数从事建筑、饮食、美发、保洁、经商、收旧等行业，其中8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

据了解，在往往100多万外来务工青年中，30岁以下的占了82.2%，他们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达55.7%，未婚青年占了61.5%，60%的人每月收入在500元以下。37%的人到过3个以上城市打工，只有不到20%的人是通过职介所介绍找到工作的，大部分是通过亲朋好友来到往往打工的。

在成贤街一施工工地，每逢下雨无法施工的日子或者晚上休息时间，这些年轻的外来建筑工人就三五成群地聚在8人一间的宿舍里打牌聊天或是看些武侠类的电视连续剧。一名去年高中毕业来自淮安的20岁打工者小黄说，自己其实挺想继续学习的，但家里没钱，考分相差又太多。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他出来当了建筑工人，但一看到东大学生去教室和图书馆学习，自己就感到心酸。好不容易把老板发的零用钱凑了200元，就跑到南图办了张图书证，在别人睡觉或打牌的时候去看看书，感觉自己还有点追求。据小黄透露，周围的打工者闲着无事不乏光顾黄色录像厅的，有的甚至把挣的血汗钱花在街头洗头店等不正当场所。言谈间，小黄显得很担心。他告诉记者，自己最大的理想是挣点钱帮助家里弟妹上学，自己再学点技术到苏南找个好工作，比这样单纯卖力气好多了。他非常希望在往往往往能有为务工青年服务的培训职介机构，他认为，大城市的信息和技术比农村好多了。团省委的一项调查反映，67.1%的进城务工青年认为业余文化生活枯燥无味，同时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感觉像四处漂泊的浮萍。绝大多数没签用工合同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您希望团组织对您提供哪些帮助”时，有30.1%的务工青年希望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据省劳动保障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外来务工青年中75%的人工作不稳定，56%的人未签劳动合同，52%的人加班后没有劳动报酬。

在务工青年工作的单位中很少有提供条件尚可的宿舍的，往往往往雨润食品有限公司对1000多名外来务工青年建了宿舍楼，对他们实行公寓式管理。但，像这样的公司目前只有极少数。大部分务工青年是跟同伴五六个甚至10多个租住在城市接近农郊的边远处。外来务工青年的子女上学也成了大问题，由于工作不稳定，他们的孩子入学不得不“打游击”，很多务工青年子女就读的外来务工子弟学校，既无法跟城市学校相比，又无法跟他们家乡的学校相比。尽管务工青年总体法制意识不强，但大部分人都懂得培训和学习一门技术的重要，他们反映，找工作时，没有技术只能出卖劳力。一般用工单位很少会对他们进行培训，都要有现成的技术才会录用他们。

令人欣慰的是，外来务工青年群体正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团委正在着手实施“千校百万”计划，为进城务工青年的就业、户口变迁、子女入学、生活居所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他们的劳动安全、工资发放、权益维护摇旗呐喊。进城务工青年中的团组织正逐步建立，鼓励务工青年回乡创业的政策也逐步出台，各种各样的“打工之家”、打工者读书俱乐部、棋牌协会、青年文化广场等正一批批涌现……

澳门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 篇5

一澳门的语言状况

(一)“葡语独尊”与“个人双语”

葡萄牙人1553年登陆澳门改变了其开埠之前的单语社会,此后逐渐形成了汉语和葡语等双语和多语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葡语在澳门获得了官方语言的合法地位。当时实行的语言政策有三个特征:一是在官立及政府资助的中小学中推销葡语———将葡语作为教学语言或开设葡语课程;二是在招聘政府公职人员时,要求应聘者“必须懂得阅读及讲葡语”;三是要求所有招牌、海报、通告、餐馆等会所或场所都必须用葡语书写。这些语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广葡语的作用。总之,回归前澳葡政府推行的是语言霸权主义,采取“葡语独尊”的立场,坚持葡文教育政策,仅关心少数官立葡文学校的发展,为只占澳门4%的葡萄牙后裔提供相对较好的教育条件和支持。对基础教育中的语言教学,特别是占澳门绝大多数私立学校中的语言教学,长期“扮演着不闻不问、不负责任的角色”。[1]

1987年3月16日中葡政府签署《中葡联合声明》,该声明第二条第五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机关、立法机关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以使用葡文。”1991年第455/91号法令出台并规定:中文在澳门具有与葡文相等之官方地位及法律效力。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号公布,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该法案第一章第九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至此中文作为官方语言在澳门的法律地位确立。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文作为官方语言比葡语已经落后了150多年,中文在行政、司法、立法部门的官方地位与葡语相差甚远。再加上过渡期澳葡政府执行的是“个人双语”而非“社会双语”的语言政策,他们花费大量公帑派公务员到北京学习普通话,到里斯本学习葡语。由于短期的语言培训难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公务员大多会说几句葡语或普通话,其两种官方语言的水平都难以满足行政、立法及司法的要求。而澳门基础教育中的语文课仍旧是粤语教授,普通话被视为弱势官方语言游离于语文课之外,政府给予学校的教学自主权使普通话的推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同时葡语也不必作为学校的必修课程,“葡语独尊”的现状由此结束。

(二)澳门日常用语状况

澳门的人口和语言状况不但能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人员提供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还是澳门语言规划的依据和出发点。语言政策决策者要回应澳门的双语和多语问题,制订澳门的语言政策,提升澳门语言文化的水平,不可忽略澳门人口和语言状况,所以,对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公布的1991、1996、2001及2006年人口普查数据与语言问题相关的资料(见表1、表2)进行整理、分析,有助于厘清回归后澳门语言的发展状况及其语言政策的实施情况。

1. 回归前日常用语状况

1991年澳门居住人口为401873人,3岁及以上的居住人口中,85.8%以广州话为家中常用语言,而普通话及其他中国方言分别占1.2%及9.6%;以葡语为家中常用语言的居住人口占1.8%;以英语及其他语言作为家中常用语言分别占0.5%及1.1%。

1996年澳门居住人口为414128人,3岁及以上的居住人口中,87.1%以广州话为家中常用语言,而普通话及其他中国方言分别占1.2%及7.8%;以葡语为家中常用语言的居住人口占1.8%;以英语及其他语言作为家中常用语言的分别占0.8%及1.3%。

2. 回归后日常用语状况

2001年澳门居住人口为435235人,其中3岁及以上人口为424203人。3岁及以上的居住人口中,87.9%在家中使用的日常用语言为广州话,而普通话及其他中国方言分别占1.6%及7.6%;以葡语为家中日常用语言的居住人口占总体的0.7%;以英语及其他语言作为家中常用语言的分别占0.7%及1.7%。除家中日常用语言外,30.6%的居住人口可操另一种语言,当中以普通话所占比例最大,为45.2%;此外,11.8%的居住人口可操另两种语言,而可操另三种或以上语言的则占1.8%。与1996年中期人口统计比较,可操另一种、两种、三种或以上语言的居住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上升了3.2%、3.7%及0.6%。

2006年澳门居住人口为502113人,其中3岁及以上人口为492291人。3岁及以上的居住人口中,85.7%以广州话为家中常用语言,而普通话及其他中国方言分别占3.2%及6.7%;以葡语为家中常用语言的居住人口占0.6%;以英语及其他语言作为家中常用语言的分别占1.5%及2.3%。除家中常用语言外,有54.0%的居住人口可流利使用另一种或多种语言与人沟通。当中以懂普通话的比例最高,占上述人口65.3%;其次是英语,占27.9%。按常用语言及其他可使用语言合计,“3岁及以上居住人口中,有91.9%懂广州话,38.5%懂普通话”(2),而懂英语及葡语的则分别占16.6%及2.4%。

(三)澳门回归前后日常语言使用比对

澳门多元文化造就了公民对待不同语言和文化持“平等宽容、知其所异、敬其所异”的态度。从表2可以看出,回归前的澳葡政府比较重视葡语,1996年人口普查语言能力中“可使用三种其他语言/方言”没有统计普通话、其他中国方言与“英语”组合,仅统计了普通话、其他中国方言与葡语组合。同时,表3中使用两种及以上语言人数持续增加,体现出回归后澳门语言政策的成功之处。例如,可使用一种其他语言/方言,从1996年的27.4%增加到2001年的30.6%及2006年的37.1%,2001年、2006年依次比1996年增加了3.2%、9.7%;可使用两种其他语言/方言的比例,从1996年的8.1%增加到2001年的11.8%及2006年的15.1%,2001年、2006年依次比1996年增加了3.7%、7.0%;可使用三种其他语言/方言的比例,1996年是1.1%,2001年及2006年均为1.8%,比1996年多了0.7%;但是,不懂其他语言/方言的人数反而有大幅下降,从1996年的63.4%降至2001年的55.8%及2006年的46.0%,2001年、2006年依次比1996年减少了7.6%、17.4%。由此可见,语言多样化是澳门社会的独特现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人数还会不断增加;澳门政府没有剥夺葡萄牙语言和文化的发展权利,而是采取相对科学、合理的语言政策,促进多种语言和谐共处,多种文化互相交融、共同发展。

二对中葡英三语现状的解读

澳门社会的人口、语言状况在回归后有明显改变,不仅人口总数增加了,而且居民的语言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如放宽大陆人来澳门定居的限制使操汉语人数有所增多;葡萄牙官员的离去和对原来拥有双重国籍的人实行自由选择国籍的政策使操葡语人数明显下降;受全球化的影响,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使用者日益增加。

(一)中文官方语言地位的确立与提高

澳门是个中、葡、英三种语言同时使用的“三语区”。以前,葡萄牙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在政府、司法、公务中通用。自澳门政府公报刊登葡萄牙外交部关于中文官方地位法令之日(即1992年1月1日)起,中文也成为官方语言,澳门开始实行双语制。

中文无论在澳门回归前还是回归后,“始终是澳门地区使用最普遍、作用也最大的语文”,[2]发挥着“描述、表达和社会”[3]三大功能的中心语言作用[4]。1991年中文使用者占当时澳门人口总数的96.6%,1996年为96.1%,2001年为97%,2006年为95.6%。这说明中文在绝大多数澳门人心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势,人们把讲中文视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以及中国文化的认同。澳门使用普通话人口的快速增长说明澳门人把讲普通话作为身份的一种认同,这也是中国经济、文化等领域强盛后,其政治力量不断强大的一种体现,语言的政治性已经渗透到澳门个人和地区认同上。我们从一篇澳门小学生作文(3)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一位澳门儿童对中国文字的骄傲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

以前,我并不很喜欢读中文,既要背诵课文,又要抄写许多许多的笔记,真费神!但是现在却很喜欢它,因为发觉它很有韵味,很有内涵;更有炎黄子孙重视的意义。

每次上中文课,我都会听得津津有味;像在享受一杯彩色的雪糕一样,每一秒都有惊喜。中文是我国的语言,我若是中国人,就应学好中国的文化和传统,而学中文就正包含这些。

我并不贪心,不求中文能够带给我什么名利和地位,只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去讲述自己国家的故事,为国家的传统文化争回一口气。

(二)葡语政治地位与语言使用的预期与现实

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使用的变化取决于社会对这种语言的实际需求;此外,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有价值的、能决定生活中各种机会的文化资本,语言还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澳门回归后,葡语仍然是官方语言之一,但中葡两种官方语言在澳门过渡期不能平等相处的窘境有了较大的改观,“独尊葡语”成为历史。澳门回归前,1991年及1996年以葡语为家庭用语的人数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均占当时人口的1.8%;澳门回归后,葡语的使用人口有明显下降,2001年及2006年分别降至0.7%和0.6%。回归前的葡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在行政、立法、司法部门的独特地位,使其处于强势的政治地位,是人们谋生的一种工具。由于葡语长期以来并没有在澳门得到普及,其语言的社会功能并不健全,回归后的葡文更无力涵盖澳门多元化语言社区的全部范围。再者,澳门华人占总人口的近96%,加上讲粤语的土生葡人,葡语在社会语言功能方面必然处于弱势地位,而讲葡语人数的急剧下降则是“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变的结果”[5]的真实写照。

澳门回归后,使用葡语的人数虽然有明显下降,但是报读非主流学校葡语培训的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见图1)。1999~2007年,参加葡语培训的人数为23558人次,参加中文(普通话及粤语)培训的人数为22500人次,参加英文培训的人数为13328人次。从整体上看,参加葡语培训的人数最多,特别是从2003/2004学年开始,参加葡语培训的人数明显增长。这种现象说明澳门政府需要精通葡语的公务人员[6],社会个体看到了学习葡语对提升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作用,澳门政府隐性的语言政策———将葡语作为连接葡语国家的媒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葡语作为语言媒介可以为中国和欧盟及其他拉丁语系国家的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搭建平台。

(三)英语经济地位的凸显与超越

英语虽然不是澳门的官方语言,但回归后使用英语的人数却在急剧增长。澳门回归前,1991年使用英语者占当时人口的0.5%,1996年使用英语者占当时人数的0.8%,而澳门回归后,2001年和2006年使用英语者分别为0.7%和1.5%。虽然2001年葡语与英语的使用人数不相上下,或者说“打成平局了”。[7]但2006年使用葡语的人数占澳门总人口的0.6%,讲英语的人数比讲葡语的多0.9%。而且这只是对讲单语人数的分析结果,如果从英语和葡语与其他不同语种组合的双语数据分析,如中英、菲英、泰英,中葡、菲葡、泰葡等,使用英语的人数更为可观。在2001年及2006年人口普查数据中,有关可使用一种其他语言(日常用语除外)的双语人数更能说明英语的地位已远远超越葡语,2001年与葡语组成双语的人数只有3418人,与英语组成的双语人数却有25390人,即英语的双语人数是葡语双语人数的7.4倍;2006年与葡语组成双语的人数已降至2838人,与英语组成的双语人数上升至29135人,即与英语组合的双语人数是与葡语组合的双语人数的10.3倍之多。葡语可以占据官方语言的政治地位之优势,但取代不了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在经济贸易、金融机构及高等教育等领域中的经济、文化地位。使用英语人数的不断上升,说明英语在本土和国际背景下已经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增加知识的重要手段。

三对澳门语言政策的思考

一种语言的活力取决于三个因素:1)制度上的支持;2)经济力量;3)人口。[8]反思澳门回归十年来的中英葡等语言的发展状况,可以说得益于澳门人口的多元化与多元经济的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是澳门政府在语言政策上对澳门的双语或多语问题的应然回应。回归后的澳门语言现状与学者们的预测基本上是吻合的,即葡语政治地位的式微导致讲葡语的人数下降;中文官方语言地位上升,得益于普通话推广及语言认同感;粤语之外的其他中文方言人数减少,是弱势语言被强势语言同化的结果。

(一)促进语言教学多元化,提升葡语社会功能地位

前不久澳门有位议员抱怨澳门政府“在语言教育方面推展不足”,时任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的崔世安回应说,政府一直都有在官校及私校推展葡语教育,目前在非高等教育范畴内开展的语言教育包括中文(广州话及普通话)、葡语及英语,但由于澳门缺乏大型语言测试中心,很难确定语言教育水平,但政府会鼓励学校请更多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教授英语。[9]从这则新闻中可以看出,澳门语言教育政策鼓励多种语言教学,如非高等教育范畴学生一般接受多种语言训练,包括中文(广州话及普通话)、葡语及英语。但正是由于澳门语言政策中隐性的一面容易让人置疑。实际上,与其对葡语采取被动的“容忍多元语言主义政策”,即希望它能自己保持现状,不主动扭转葡语官方语言优越的政治地位,不采取积极策略推动葡语社会语言功能的发挥。不如积极采取“提倡多元语言主义”政策,在中文学校开设葡语课,在葡语学校开设中文课,在葡国本土人和土生葡人中实施中葡双语教育政策,全方位提高葡语的社会功能地位。

秉持宽容或容忍的态度,还远远不能满足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在澳门的和谐共生。未来澳门语言政策目标不但要把葡语作为一种单纯的文化资源加以保存,而且也可寄希望于葡语能够化解政治冲突、提升澳门经济发展速度。语言政策的制定者不可小觑葡语文化及其经济资源的价值,不能忽略在国际全球化背景下,更要凸显澳门多元化、本土化对提升其国际地位的强大作用。当然,澳门语言政策的隐性价值也同样不可忽略,从目前语言发展状况来看,它不失为一种成功的语言政策。当社会环境尚未成熟,人们对某种语言的认同度还不够时,决策者不能利用政策权利强硬推广,只能等待时机成熟,方可顺理成章地实施某种语言政策。

(二)厘清双语概念,培养双语和多语人才

澳门是一个双语社会,回归后“双语”的概念如何界定,众人看法不一,澳门政府也没有相应明确的语言政策,即未详细规定中文使用的场合和提供的服务。有学者指出:在澳门整个社会范围内,存在着汉语和葡语两种官方语言,不是指澳门人或澳门政府的公务员个个都会说汉、葡两种语言,个个都必须掌握汉、葡两种语文。[10]当然,政府公务人员最好要能掌握两种官方语言,以便增加政府执政、司法和立法的工作效率,但目前公务人员中存在中文素质不能满足有效、高效执政的要求。这需要政府将语言政策与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相结合,找出双语人才培养效率不高的关键所在;政府还要明白,精通中文或葡文的优秀人才的培养,不能仅限于花费大量公帑派公务员到北京或里斯本学习中文或葡语,或在高校或培训机构进修,短期培训只能从简单的听说技能方面有所提高,很难提高其真正的读写能力。

众所周知,双语或多语的掌握,一是需要在社会环境中自幼习得(如家庭),二是要接受正规教育(以外语或第二语言的形式学习掌握)。要加强中文在澳门官方语言中的地位,改变中文仅是法令的和象征性的官方地位,真正像葡语那样成为政府机关的工作语言。政府必须依靠基础教育,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提供完善的教学设备,让学生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达到双语的标准要求,为未来的双语或多语精英人才的培养打好基础。双语人才不仅仅是指中葡或葡中,还包括任何不同组合的双语。此外,语言的复兴还要靠语言基础建设的支撑才能达成目标,政府还要增强中英等多语言学习和使用的环境建设,诸如多语言的电视和广播、报纸、杂志和期刊等。

(三)加强母语教学,善用儿童“语言关键期”

“三文四语”(中文、葡文、英文和粤语、葡语、英语、普通话)是澳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特现象,也是长期困扰澳门非高等教育的难题。无论是从澳门的社会发展来看,还是从人力资源理论的视角看,语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人们用来增加产品潜在价值的一种手段,双语或多语会给个人带来多方面的益处,包括达到更大范围或更多地得到社会承认等经济和非经济的益处。双语或多语对澳门旅游、博彩、艺术、生产企业等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促进澳门社会和谐、增强澳门活力及建构多元文化价值,均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教育学和语言教育理论的视角看,语言精英应该从小开始培养,这样可以节约教育成本,更可以节约政府为后期培训所付出的大量公帑。但是,学生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双语或多语的确要承受不小的压力。不能把握好双语或多语教学的时机、语言师资素质欠佳或教学方法不当,都可能会伤害到学生的自尊、自信,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学习成绩下降,最后导致辍学。所以,澳门语言教育政策必须对此做出应然的回应。

加强母语教学是儿童智力开发、建立自信自尊的最好路径,也是儿童保持其母语语言及文化的最佳策略。语言教育政策的决策者要依据科学的语言教育理论,适时调整澳门非高等教育中双语或多语的语言教学政策,把握好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机,解决非高等教育中的语言教育问题。根据语言学的观点,儿童的课堂第二语言在母语习得基本完成之后开始,因为“每一个正常的人,在童年晚些时候,也就是在10岁之内,就获得了一种语言,即他的母语,包括基本词汇、语法和发音”。[11]鉴于“语言关键期假说”,儿童在9~10岁是学习第二语言的较好时间,他们的模仿能力和记忆力较强,情感屏障也较低,如果在语言师资力量有所保证的前提下,可以在小学4年级开设第二语言教学,增加培养儿童第二语言的口语教学,使儿童在语言关键期得到最好的发展;到了中学可以增加第二语言的教学时数,或者可以加开第三语言作为选修课程。

(四)把语言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

澳门是个被人称为语言拼盘、语言博物馆或语言花园的语言多样化城市。Ruiz提出了影响语言规划的三种取向:把语言当作问题、把语言当作权利及把语言当作资源[12]。规划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多样化是一个“问题”,因此要制定语言规划,解决这个“问题”;而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因为某一语言(普通话或英语或葡语)的匮乏构成了他们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障碍,他们要直面语言“问题”,通过掌握其基本技能,将语言问题转化为语言资源,提升他们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能力;语言政策制定者在破解语言问题的同时,能够认识到政府有保护澳门公民选择语言的基本权力,不剥夺葡语和文化这种有生命力的遗产在澳门发展的权利。因此要将澳门多元语言作为资源,把语言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文化资源。

今后澳门语言教育政策值得考虑的是,如何在非高等教育中科学合理地利用澳门丰富的语言资源优势和多种语言的学习环境,让适龄儿童得到有效的“双语教学”,例如能否让讲两种不同语言(母语)的儿童编入一个教学班,教师运用双语进行语言或学科教学。在这种教学环境中,教师可以转换两种语言进行授课,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转化两种语言进行语言或学科知识的学习;课余时间学生还可以通过交往等活动学习同伴的母语,达到学习第二外语的目的,当然,考核时采用哪种语言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直到学生完全有信心使用第二语言进行其他学科的考核。这种语言教学模式在花费较少的情况下,同伴之间可以创设较为自然的第二语言环境。

四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澳门已经成为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英语重要地位也越来越不可置否。作为全球通用语言,英语对个人经济、前途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比起中文,澳门人更普遍认同英语在国际上占据的主要地位。这种对英语至上主义的认同,源于语言的实用性和经济价值,这种“磁性认同效应”也是影响语言政策制定的重要且不可忽略的因素,这种语言资源的充分利用,小至影响个人、家庭,大至影响国家、社会。政府在制定、执行及评估语言教育政策时,显然不能忽略语言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的统领作用,除此之外,还要考虑澳门人的历史情结、权利关系及族群意识等各种影响因素。正如Kaplan R.B.所言:“英语虽然是世界通用语言,但是只用英语和世界各国打交道还是不够的。”[13]

在21世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势之下,语言的失衡及其所受到的正面挑战,为澳门政府微调语言政策提供了一个契机。正视多元语言所能带来的优势,如生活在多元语言环境下的个体心胸较为开阔,对其他文化有较高的接受程度,多元语言还有助于学习其他语言的能力,在多元语言环境下培养出的学生更具宏观的世界观,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更具优势。积极对待多元语言的消极因素,科学地考量各种语言的内外部的供给与需求,制定出合理的语言政策,提升澳门语言文化的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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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程祥徽.新世纪的澳门语言策略[J].语言文字应用,2003,(1).

[3]杰克·理查兹(Jack Richards).朗曼语言学词典[Z].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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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宣范.语言、社会与族群意识——台湾语言社会学的研究[M].台北:文鹤出版社,1995.

[9]政府鼓励多语言基本教育[N].澳门日报,2009-02-28.

[10]程祥徽.澳门中文公文的回归之路[J].语言文字应用,2001,(1).

[11]Robins R H.General Linguistic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12]Ruiz,Richard.Empowerment,Voice,and Language.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Boston,MA.,April,1990.in C.Sleeter(ed.),Empowerment through Multicultural Education(Albany:SUNY Press,1990).

江苏三峡移民语言状况研究 篇6

首先, 本文对江苏三峡移民语言使用情况进行研究。移民在江苏省已经生活了3～6年,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和磨合, 在被调查的503名移民中, 77%的移民可以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进行交流。就语言使用水平来看, 96%的移民能熟练使用他们的母语, 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占83%, 而移民中能用当地话满足基本交谈的仅占19%, 但都可以听得懂当地话。在语言使用模式的研究中, 我们分析了移民在面对家庭成员、非家庭成员的移民和当地人这三类对话者时的语言使用模式, 并从中总结了六类阶段性模式。从结果来看, 移民整体仍然处在从重庆话模式到普通话模式的过渡阶段中, 属于变化过程的前段。

其次, 本文对江苏三峡移民语言态度进行了研究。移民对自己的母语仍然持比较宽松和开放的态度。普通话的权威性和优越性在移民当中有较为普遍的认同, 但是当有另一种没有在移民社区内部获得认同的方言介入并可能威胁其母语的地位时, 移民会对该方言产生排斥心态, 这种态度实际上反映了移民在潜意识里对母语的浓厚的情感。移民在语言学习上整体态度是积极的, 但在面对普通话和当地方言时态度略有不同。移民对学习当地话的重要性也有较清楚的认识, 但自身的学习意愿不如普通话高。移民总体上对子女的非母语语言的学习持积极态度。但对子女学习普通话的支持程度要略高于当地话。移民在情感评价、地位评价、适用性评价上, 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均为:普通话>重庆话>当地话。

再次, 本文对江苏三峡移民语言个案进行了分析。以个案形式对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进行调查, 内容包括家庭成员的重庆方言能力考察, 家庭成员的语言使用情况以及语言态度分析。语言的变化主要是语言使用者的变化, 不同年龄层次的使用者, 在语言上的共时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其语言的历时变化, 从老中青三个不同年龄层次考察三峡移民的语言状况, 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整个江苏三峡移民语言的历时变化及其未来发展。

南京市外来儿童语言状况研究 篇7

本课题的研究, 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在南京生活的外来儿童在面对普通话、家乡话和南京话的三重选择, 会不会形成“母语+当地通行语+汉语普通话”的多语格局?外来儿童在离开家乡后, 家乡话因为失去了地理基础的支撑, 是否会发生萎缩和转移的变化的问题。因为迁移的缘故, 这些儿童说家乡话的能力, 会不会因为长时间不使用而变得弱呢?这些儿童说南京话或者说普通话的能力, 会不会因为经常使用而变得强呢?这些都是文章要探讨的问题。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的确定原则

南京市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的在校学生。选择了129名三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由于他们是在校学生, 又是外来儿童的主体, 因此他们选择语言的方式, 或者说语言行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2 调查研究的程序

为了尽量提高测试的信度, 做到调查的科学性, 我选取了南京一所具有代表性的学校:南京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在对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进行调研时, 我委托被试学校的校长作为本次调查的工作人员。当被试学生拿到试卷后, 首先明确答题的要求:1.要求被试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 不愿回答或不能回答的项可以不答。2.试卷都用选择打钩的方式答题。3.不要求被试作长时间地思考, 以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对被试要求是遵循自觉的原则, 即要求被试根据自己实际的用语情况填写试卷。在教师在场的情况下, 当场完成。如遇到不清楚的地方, 教师就可作及时的解释。答卷由教师当场收回, 整个过程8分钟左右。

2.3 统计分析与讨论

试卷收回后, 将所得到的数据输入电脑, 进行汇总统计和百分比统计, 当统计结果出来后, 再进行分类归纳, 找出与调查前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之间的联系;分析这些联系, 并将之作为归纳出一般结论的依据, 从结果中找出值得重视的问题, 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

3. 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共有72名男生和57名女生接受了调查。

3.1 语言习得经历方面的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这些外来儿童在南京成长的经历为什么对南京话的使用没有多大的影响呢?也可以说影响是微弱的。综合这两个表格的数据, 我们要从父母方面分析原因。孩子的父母是语言文化的传递者, 是孩子语言方面的第一位老师, 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孩子的语言习得和使用, 父母将语言传递给这些外来儿童。虽然在外来儿童的父母当中, 会说南京话的人数分别达到了34% (母亲) 和38% (父亲) , 但是在下一代中, 他们的子女在学校使用南京话的人数几率仅为10%。在家里使用南京话的比例仅仅占到了6% (见表5)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 父母会说南京话的几率很高, 但是对子女的影响并没有多大。父母使用南京的目的就是方便实用, 大多数是由于一些工作上的需要, 因此他们不会太多地使用南京话作为日常交际用语, 更不会把南京话搬到家里和子女配偶交流。调查表明, 大约有80%的外来儿童父母不会在家里使用南京话和子女交流。另外, 南京话作为第一语言的外来儿童的相对数量占了28%。这不得不令我们考虑到作为省会的南京这一比较特殊的城市, 付一荣在南京市的语言使用调查中就发现:在南京, 分别有50.5%、65.6%的人使用南京话作为外部交际语言和内部交际语言。[1]南京话是南京市的主体语言。这样的语言使用状况, 对外来儿童的语言习得经历有着很大的影响, 否则也不会造成28%的外来儿童的第一语言为南京话。

有56%的儿童认为自己的家乡话说得最好, 由于周围的人们都是使用南京话或者普通话, 不像在其家乡, 有地理基础在支撑, 因此他们家乡话的使用频率大大降低, 这样的情况造成他们使用家乡话的语言能力发生了萎缩。在这样的调查数据中, 我发现有29%的外来儿童认为自己的南京话说得最好, 外来儿童的南京话的语言能力相对增强, 同样的, 城市的特殊性造成了外来儿童的语言掌握能力的不同情况。同样大约只有15%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普通话说得最好, 说明了外来儿童的普通话的语言能力并没有增强。

3.2语言具体使用状况的调查结果及分析

王建华 (1992) 提到双方言, 他说:普通话和地方方言共存、并用是当代中国社会语言现象的一大特征。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在不同程度地使用双方言。[2]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 南京话并没有在外来的少年儿童中普及, 而是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相反外来儿童的家乡话却有很大的活力, 这一结果统计与上文有30%的外来儿童认为自己说得最好的语言是南京话的结果互相矛盾。其实通过分析可以发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外来儿童在家庭生活中, 会使用方言和父母交流, 与长辈交流。在这些外来儿童的家庭中, 80%的父母不会使用南京话和子女交流。从家庭影响方面可以说明南京话没有在外来儿童中普及的情况。

在这些表格中, 我列出了绝对数字, 也列出了各绝对数的相对数字——百分数, 列出百分数, 是便于相互比较和分析结果。通过在学校和在家里外来儿童语言使用状况的分析, 可以看出南京话所占的几率最低。在学校, 普通话的使用几率最高, 达到了83%, 所以在外来儿童中, 普通话的普及率还是很高的。

3.3 结果分析

从被调查的对象的家庭交往的对象分析, 同乡和其他的外地人是这些在宁家庭的主要交往对象。特别是来自于同市、同县或者同地区的同乡, 这些人往往是父母的同事, 或者说老板。这些群体交流时, 方言成为他们情感的纽带。在外地拼搏, 这些群体, 这些来自于同一个地方的人会组成一个非盈利性非正式的互助群体。在租房子、教育、就业等方面能实现互助, 实现资源信息的共享。

与这些移民的家乡方言和南京话比较, 普通话作为共同语和官话, 得到了这些移民到南京的人的高度认同, 普通话对于他们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这些移民来说, 普通话是他们和南京人及其他各地区人民交流的重要工具。远离家乡, 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大大提高。在南京, 虽然用普通话作为外部语言的概率达到了30.2%, 这可能和南京的地方文化与语言文化有关系, 普通话在南京市的普及率不算太高, 原因不好下定论, 也许南京话和普通话相差并不大, 所以南京人并不觉得要说普通话, 但是对于这样的情况, 不会影响到南京的移民。会说普通话和一部分不会说普通话的人几乎一致认为普通话有用、好听, 便于交流, 便于工作, 还有不少人认为会说流利的普通话是一个人高素质的一种表现。[1]

接下来, 就要从这次调查的主体作分析。主要从外来儿童的交往对象分析, 在课外他们就是回到家里, 和自己的父母接触, 用家乡方言交流。在课堂上又是教师用普通话授课, 同学们大多数来自祖国各地, 他们之间必须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加上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南京市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三年级的学生, 他们的年龄造就了他们和外面社会接触得并不多, 接触南京话的机会也不是太多。就算上文提到有3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南京话说得最好, 也只能说明他们的南京话说得好, 并不代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南京话, 在上文的表格中的各项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

3.4 深入思考

上文中提到在语言具体使用状况方面, 只有32%的外来儿童使用普通话, 这个数据其实说明了在外来儿童中, 普通话的普及率并不是很高。我们要对这个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针对这种现象, 语言教师该如何做, 才能让普通话在外来儿童中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

首先, 语言教师在教学之余, 对这些外来儿童学生进行心理辅助引导。让这些外来儿童意识到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重要性, 从而重视普通话, 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性地使用普通话。

其次, 普通话的推广措施, 现在学校教育, 大众传媒的影响都是无形中在推广普通话。虽然在南京, 分别有50.5%、65.6%的人使用南京话作为外部交际语言和内部交际语言, 但是相对而言, 南京市民的普通话的水平是相对较高的, 需要进一步推广, 这是需要在政府大力推广政策方面需要考虑的。本文仅仅是提供一个解决外来儿童这方面问题的大致方向和思路。

最后, 教学时, 让学生更加熟练掌握普通话, 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交往优势的。普通话作为共同语和官话, 在中国很大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南京市民在和这些外来移民交流时使用普通话从交际效率的角度来说是最自然的选择。这说明了使用普通话会让外来儿童不管在学校内还是社会上, 都具有交往优势。在学校教育中, 语言教师要让这些外来儿童意识到这一点, 经常性地使用普通话。

4. 总结

本次调查业已结束, 经过分析, 可以总结性地回答本次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 多语者的问题。通过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可以看出, 这些外来儿童在学校使用普通话, 在家里使用家乡话。在日常生活中更有47%的学生采用“家乡话+普通话”的语言模式, 所以部分外来儿童形成了“家乡话+普通话”的多语格局。

其次, 语言能力因迁移而改变的问题和家乡话变化的问题。张毅, 黄明 (2010) 在新加坡双语教育模式与华人社会交际语言转移提到, 在一门语言能否得以生存并向前发展, 就在于它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特别重要的是, 人们对该语言是否持有积极的态度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天天使用。[3]在这些外来儿童中, 有56%的儿童认为自己的家乡话说得最好。他们有着迁移的经历, 家乡话丧失了地理基础的支持, 家乡话得使用频率大大降低, 家乡话的语言能力发生了萎缩。外来儿童的南京话的语言能力相对增强。同样大约只有14%的学生认为自己的普通话说得最好, 说明了外来儿童的普通话的语言能力并没有增强。

影响语言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包括使用该语言的环境。在学校这个环境中, 外来儿童对普通话持有积极的态度, 并且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天天使用, 所以普通话获得了外来儿童的高度认同, 在外来儿童中占有很高的使用几率, 而且在这些来南京的移民中使用频率也高, 普通话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同样, 可以看到家乡话在外来儿童的家庭这个环境中, 有很高的使用频率, 在家庭中家乡话有很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付义荣.南京市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及其研究[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03) :53.

[2]王建华.当代中学生的双方言现象[J].语言研究, 1992 (01) :19.

语言景观中的澳门多语状况 篇8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处珠江和西江三角洲出口处,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1553 年葡萄牙人获准在岛上停留,开始了华洋杂居的局面。澳门作为当时欧洲与中国大陆交往的唯一桥梁,曾在世界经济运转中发挥重大作用。特殊的历史原因、独特的地理位置、特殊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历程造就了澳门纷繁复杂和独具特色的语言状况。各种语言和方言在澳门长期共存,随着经济发展和政策演变此消彼长。在众多语言中,中、葡、英三种语言是最主要的,且在回归前后经历了使用人数和使用范围的转变。目前关于澳门语言状况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还很少,人们对澳门语言使用状况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三文四语”的感性认识阶段,也没有准确的数据证实目前澳门的语言状况。

语言景观研究是目前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新兴领域,它通过考察一定区域内书面语言使用的特点和规律,探究这一地区的语言活力、语言竞争以及语言选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语言发展、语言政策、民族身份认同等问题,为研究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社会语言生态以及多语现象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目前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都有这方面的研究,如亚洲的曼谷( Huebner,2006) 、东京( Backhaus,2006) 、台北( Curtin,2009) 和首尔( Malinowski,2010) 。此外,Jaworski和Yeung( 2010) 、Mee Ling Lai ( 2013) 对香港公共领域的文字性标识也做过研究。但还没有对澳门公共领域的文字性标识进行语言景观视角的研究。本研究尝试建立一个澳门语言景观的基础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展示目前澳门公共空间领域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特别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所经历的社会文化变革对澳门社会语言文字应用的影响。

二研究背景

( 一) 澳门语言使用情况

汉语是澳门使用人数最多、使用范围最广的交际工具。澳门建港初期,当地居民多来中内地的广东和福建一带,汉语是当时唯一的官方语言( 刘羡冰,1994)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取得了澳门的治权,将葡语作为澳门唯一的官方语言。但在社会使用层面上,汉语仍是主体语言。澳门统计暨普查司的数据显示: “在中国籍居民中,大约99. 6% 使用中文作为常用语言。”①澳门人口中以粤方言为日常用语的占居住人口的83. 3% ,讲福建方言的占3. 7% ,讲普通话的占5. 0% ,其他汉语方言占2. 0%②。粤方言是澳门人身份的标志,也是判断外来人口是否融入澳门社会的一个不成文的标准。澳门回归后,中文成为澳门官方语言之一,不仅出现在澳门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的文档上,普通话口语的使用人数和范围也有所扩大。

澳门回归前,葡文是澳门唯一的官方语言,在行政、立法、司法和公务员队伍等领域集中使用。回归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将中文和葡文均列为官方语言,葡文由回归前的唯一官方语言转变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中葡两种语文在政府事务方面使用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澳门行政暨公职局1999 ~ 2003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澳门公务员中以葡语为母语的人数由回归时的11. 29% 下降到8. 8% ,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数由回归时的87. 62% 上升到2003 年的90. 3% 。”( 黄翊,2007: 106 ) 但葡语仍是澳门社会中非常重要的语言,大多数的法律文档仍然以葡文起草,许多涉及法律性的事务都需要懂葡语的法律人士参与。

英语在澳门的使用已有百多年的历史,开始使用范围非常有限,20 世纪80 年代后,随着澳门对外经济交往的频繁,英语开始广泛使用。英语在澳门虽不是官方语言,却是金融商业、现代科技、高等教育等领域通行的语言,也是澳门人获取高等教育和良好发展机遇的必备条件。澳门的中小学普遍开设英语课程,高等院校也都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葡国教育学家龚水桑·阿尔芙斯·斌多教授曾说过: “在澳门,英文教育的重要性值得考虑,在一个以中文为主要语言,葡国行政管理的地区,英文却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与葡文学校相比,英文学校无论哪一个程度的人数总是领先,而且学英语的人数随着年纪的升高而增加。”③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英语在澳门社会的重要地位。

2011 年4 月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门有55. 25 万人。居民中除了讲葡语、汉语、英语的,还有讲菲律宾语、泰语、缅甸语、印度语以及日语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能讲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语言的双语人。④各语种在澳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 汉语95. 6% ,葡语0. 6% ,英语1. 5% ,塔加洛语1. 3% ,其他语言1% 。

繁体字是中国推行简化字前普遍使用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普及教育,提高全民识字率,国务院于1964 年编印《简化字总表》,确定了2236 个简化字,简化字成为中国大陆的通用文字。而澳门由于历史原因,一直通行繁体字,文化教育、传播媒介、行政公文、招牌告示都使用繁体字。回归后,澳门与内地联系日益密切以及大量内地游客访澳,简化字是否会对澳门地区繁体字使用的传统造成冲击,简化字是否会出现在澳门的语言景观中,也是我们本次研究关注的一个方面。

( 二) 澳门地理面貌及抽样区概况

澳门由三岛一城四个区域组成,路环距离中国内地最远,凼仔次之,澳门半岛与珠海最南部陆地相连。这三个岛原本是分离的,其中的路环和凼仔后因填海造地连为一体,填出来的陆地部分即为现在的路凼城,路凼城区域多为公路和大型的博彩性娱乐场,本次调查暂不涉及。调查于2014年的6月和9月进行,从南到北选取了4个调查区域,它们分别为:1.路环岛。路环岛位于凼仔岛南2公里,是距离内地最远的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与其他几个区域相比也较为缓慢。路环岛上大部分地区是山脉和沙滩,仅有几家传统的造船厂和一些传统的餐馆商店。2.凼仔岛。凼仔岛位于路环岛和澳门半岛之间,岛上有着丰富的旅游和文化资源。澳门大学旧校区、手信街官也街、具有葡国特色的龙环葡韵等都位于这一区域,是游客较为集中的区域。3.澳门半岛中心区域。澳门半岛是澳门开发最早的区域,也是澳门本地居民的聚居区。澳门半岛上有许多繁华的博彩中心和商业街,外地游客在澳门购物休闲都集中在这一区域。4.关闸。关闸是指澳门半岛最北部与珠海拱北口岸陆地相连的一带。由于澳门的国外商品价格与内地相比要便宜一些,许多内地居民到此来购买烟酒、奶粉、洗浴用品等,所以在此形成了一个小的集市。

三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

本文是关于澳门回归祖国14 年后的语言景观研究,它从澳门的四个选定区域内收集上千个文字性语言景观样本,并利用社会学统计方法对这些样本进行分析。这四个区域既包括澳门城市中心的繁华地带,也包括靠近内地的居民生活区域。在对这些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将解答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澳门城市公共空间整体上书面语言使用状况; 第二,澳门官方和非官方、涉外商业区域与本地居民生活区域的语言景观是否有差异;第三,澳门的常住人口中还有菲律宾、越南、泰国、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这些少数族群的语言在澳门的语言景观上是否有所表现; 第四,澳门回归后,内地对于澳门的语言状况是否产生影响。

参照Lai ( 2013) 对香港语言景观的研究框架,本次调查在每个区域均选取了两条街道,一条是主要商业街道,另一条是居民生活背街。主要商业街道指可以停靠大型巴士的街道,背街指只允许行人、小巴士和私家车出入的街道。主要街道作为一个地区的大动脉可以反映该地区语言使用的宏观轮廓,而背街的一些特殊标志则可以体现一个小的言语社区的语言使用特征,在街道选取时,本研究遵守两条规则: ( 1) 必须是商业和交流的场所,( 2) 只选取地面层的语言景观样本来控制样本数量和范围。在语言景观样本的确定上,本研究遵循三个标准:( 1) 同一条街道上同一家连锁商店的第二家分店表示相同内容的招牌不计入样本。( 2) 文字性内容不清晰或没有文字性内容的不计入样本。( 3) 如果载体有两个或者多个面,那么每一面都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样本。本次调查共搜集到样本1403 个,按照这个标准,一共得到1391个有效样本。

四调查结果

( 一) 澳门语言景观中的语言使用状况

1. 澳门语言景观中的语言数量

目前国际上对于双语/多语语言景观的判定标准主要有两种: 1. 在单语国家中,将包含除了本国法定语言以外的语言的标识都看作双语/多语标识,哪怕这个标识上只出现了一门语言( Backhaus,1997) 。2. 传统意义上的单语、双语标识,按照标识上出现语言的数量来判断单语、双语/多语标识。只出现一种语言的标识被看作单语标识,出现两种语言的标识被看作双语标识,出现三种或三种以上语言的标识被看作多语标识( Lai,2013) 。本研究沿用后者,即传统意义上的单语、双/多语标识。

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1391 个有效样本中有45. 5% 是单语样本,46. 5% 是双语样本,8. 0% 是多语样本。总体来看,双/多语样本共占54. 5% ,比单语样本多出9 个百分点。此外我们将澳门语言景观数据与香港的数据( Lai,2013) 对比发现,澳门的双/多语样本比例均超出香港,其中双语标识比例比香港多1. 4 个百分点,多语标识比香港多6. 5 个百分点( 表1) 。这充分证明了澳门社会语言景观多语的性质。

2. 澳门语言景观中的语言种类

香港大部分单语样本是中文或英文,两者的比例几乎持平( Lai,2013) ,这也验证了香港社会中英双语的传统。而澳门语言景观单语样本中,中文( N = 506) 的使用量占绝对的优势,不仅远远超过了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英文( N = 120) ,更远远超过了澳门另一官方语言葡文( N =6) 。另外,香港的单语样本中除了中文、英文以外还出现了多种其他语言,如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西班牙文; 而澳门的单语标识则相对单调,除了中文和英文以外,仅仅出现了数量极少的葡文和一例韩文,前者是澳门的官方语言之一,后者是一家韩国餐馆(表2)。

澳门双语标识上的语言以中英、中葡为主,中葡的比例低于中英。多语标识主要为中英葡。中日、中韩、中法、英韩、中英韩的比例都非常小,且使用这些语言的商铺多是与这种语言所在的国家相关的餐厅或商店( 表3) 。

3. 澳门语言景观中的主导语言

在双语和多语样本包含的若干语言中,总有一种语言占据优势地位,被称之为主导语言。对样本中主导语言的判定通常是根据语言所占的位置、字体的大小和颜色等要素来确定( Scollon & Scollon,2003) ,该占据主导位置的语言往往是一个地区的官方语言或强势语言。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国际通用语言,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享有半官方的地位( Moody,2008) ,也频繁地作为主导语言出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景观中。在澳门的语言景观中,绝大多数标识的主导语言都是中文,占79. 7% ; 其次是英文,占16. 8% ; 而澳门的另一官方语言葡语在这一变量中仅占3. 2% ( 表4) 。

( 二) 四区语言景观对比分析

本次调查取样的四个区域分别选自路环、凼仔和澳门半岛,且这四个区域自南向北依次与内地靠近,其中关闸部分与中国内地城市珠海相连。从调查数据( 表5) 可以看到,在四区的单语样本中,游客主要来自内地的关闸附近的中文单语样本比例最高,达到61% ,而游客来源相对多元化,既有内地游客又有其他外国游客的澳门半岛的英文单语样本比例最高,有16. 4% ;双语样本中,凼仔和澳门半岛的双语样本数量较多,关闸附近的双语样本数最少; 多语样本比例最高的是路环,由于这一地区商业较少,多语样本一般都是官方对路环自然风景区介绍的中英葡三语样本。

就字体使用而言,澳门语言景观整体上使用繁体字,只有与珠海相连、与内地商业来往较密集的关闸附近出现了较多的简化字,并有繁简字并用的现象( 表6) 。但是这些简化字一般都出自手写的民间告示,较少出现在正规的商业招牌上。

( 三) 官方和非官方、涉外商业区域与本地居民生活区域的语言景观对比

根据以往学者( Ben-Rafael等,2004) 的研究框架,语言景观研究的招牌可以分为两类: 1.政府和公共标识。2. 私人和商业标识。政府和公共标识包括政府通告、交通街道标识、公共事务通知、慈善机构广告、教会活动和议会选举的相关告示。私人和商业标识包括民间告示、商业广告、商业机构招牌、民间团体活动告示等。我们根据这一分类对澳门语言景观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澳门官方和非官方语言景观在主导语言、单语样本、多语样本的语言使用上都体现了一致性,主导语言都以中文为主,单语样本以中文单语为主,三语样本以中英葡三语为主。而双语样本的语言使用则出现了不一致,官方以中葡为主,非官方以中英为主( 表7、8) 。

本次调查在每个取样区域均选取了两条街道,其中一条是主要商业街道,经营的对象既包括本地居民,也包括外地来澳的游客; 另外一条是居民生活背街,经营的对象主要是街道附近的本地居民。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本次收集的120 个英文单语样本中有110 个都集中在涉外商业区,本地居民生活区中的英文单语样本仅有10 个; 日韩法等语言只出现在涉外商业区域。此外本地居民生活区域的双语样本为政府规定的中葡两种官方语言,而涉外商业区则更多地体现出商业诉求,中英双语占多数( 表9) 。

总的来看,澳门语言景观在样本类型上以双/多语为主。在语言使用上,以中英葡为主,这三种语言无论是使用数量还是显著性,都远远超出其他语言。在使用类型上,澳门官方和非官方语言景观在主导语言、单语样本、多语样本的语言使用上都体现出一致性;而双语样本的语言使用则出现了不一致,官方以中葡为主,非官方以中英为主。在贸易领域方面,居民生活区域主要以中葡双语标识为主,较少出现英文标识,涉外商业领域的英语使用量非常大。在四个取样区中,以内地顾客为主的关闸附近中文单语样本使用比例最高,而面对所有外来游客的澳门半岛则英文单语样本最高。澳门的简化字使用及繁简字并用的现象主要集中在靠近内地的关闸附近。

五讨论

(一)中文在澳门语言景观中居于首位,英文次之,葡文居后

澳门回归前,澳门三语流通的程度按中、葡、英的顺序排列。程祥徽(2002)曾预测:“澳门回归后,它们的排序正在发生变化,用不了太多时间,英语将会超过葡语,形成中、英、葡的格局。”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澳门语言景观主要由中、英、葡三种语言构成,其他语言只占1.2%。在1391个样本中,含中文的样本有1262个,含英文的样本有570个,含葡文的样本有414个。在这些样本中,中文为主导语言的有1109个,英文为主导语言的有233个,葡文为主导语言的有45个。这些数据证明,在澳门回归祖国14年后的今天,澳门语言景观中的三种主要语言无论是使用频率还是使用的显著性方面都形成了中文优先于英文、英文优先于葡文的格局。

按照邹嘉彦、游汝杰(2001)关于语言竞争的理论,在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互相接触竞争的过程中,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是各方的语言竞争力。而语言竞争力又分为政治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经济竞争力、人口竞争力、文字竞争力。我们以此为框架,对澳门语言景观的三种主要语言作一个初步的比较分析,或许可以看出目前三语地位排序后面隐藏的原因。

在政治竞争力方面,澳门回归后,中文和葡文都是澳门的官方语言,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文化方面,澳门长期以来都以华人为主,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在澳门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保留。经济方面,澳门目前的经济发展主要以旅游业为主,在国民经济比重中,与此相关的第三产业占61. 4% ,其中博彩业占的比重最大,占45. 9% ; 其次是酒店及饮食业、批发及零售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7. 8% 及7. 7% : 都是推动澳门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⑤。在2013 年入境高峰期访澳旅客中,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的,占总数的90% ,且内地游客在入境数量和消费水平都远远超出其他两个地区⑥。人口方面,澳门地区按国籍划分,有509,788 人为中国籍,占总人口92. 3% ,葡萄牙籍占0. 9% ,有37,695 人为其他国籍,占总人口6. 8% ,其中菲律宾籍占2. 7%⑦。在文字方面,虽然中文、葡文、英文都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但中文是澳门社会一直以来使用的文字,英文是澳门中高等教育机构使用的语言,而葡文仅仅只有葡籍人士、土生葡人和接受过专业葡语训练的人士才掌握,流通性十分有限。因此,澳门语言景观形成了目前中英葡的语言格局。

( 二) 少数族群语言在澳门语言景观中表现不明显

根据2011 年澳门人口普查数据,其他国籍占澳门地区总人口的6. 8% 。但从目前的调查数据来看,这些少数族群的语言在澳门语言景观中的表现并不明显,除中英葡这三种主要语言外,含其他少数族群语言的样本仅占总样本的1. 2% 。其中大部分是法语,使用的商店多是一些国际品牌的服装和名品店,这些商店的目标群体并不仅仅是说法语者,而是当地的消费者和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内地的消费者。在这里,语言已经不是起到它最基本的沟通作用,而是出于商业目的的一个符号象征。这也证实了先前学者关于招牌上少数族群语言使用的一个论断: “商业标识上的语言不仅仅是用来表达信息,更重要的是一种象征意义。”( Landry & Bourhis,1997)

从交际功能来看,中英葡三语已经能够满足澳门社会的交际需求。从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来看,中文是澳门本地居民之间的交流工具,英文是澳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工具。从使用领域来看,中文是澳门社会的日常交际、广播传媒、中小学教学的语言,葡语是行政、立法、司法用语,英文是金融、商业、高等教育、高科技等领域通行的语言。因此其他少数族群语言很难在澳门社会语言生活中占得一席之地,也极少出现在澳门语言景观中。

( 三) 澳门官方和非官方的语言景观差异为非官方少用葡文,涉外商业区域和本地居民生活区域的语言景观差异为后者少用英文

目前澳门法律规定中文和葡文都是澳门的官方语言,在语言使用中享有平等的地位,但并未对公共空间各种标识的语言使用做具体的规范和指引。根据目前统计的数据,在248 个官方样本中,有216 个样本都同时包含了中葡两种语言,占总比例的87. 1% ,这说明目前澳门官方标识较好地遵守澳门法律,在标识中同时使用两种官方语言。非官方样本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使用率最高的是中文单语样本,占43. 4% ; 其次是中英双语样本,占27. 8% ; 包含两种官方语言的中葡样本位列第三,占14. 3% ,这反映了民间语言使用与政府语言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与官方语言使用符合语言政策不同的是,民间语言使用更注重语言使用的经济性。

本地居民生活区和涉外商业区的语言景观差异则体现在英文的使用率上。本地居民生活区域的431 个样本中,有200 个都是中文单语样本,占46. 4% ,包含英文的样本仅有81 个,占18. 8% ; 而在涉外商业区域,包含英文的样本比例上升到39. 2% 。

( 四) 澳门回归后,内地对澳门语言使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简化字的出现

1991 年2 月24 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中葡两国外长会议时曾写到: “中葡双方就中、葡文在澳门的地位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即葡萄牙政府同意中文在1999 年之前成为澳门官方语文,中方同意葡文在1999 年后仍为澳门的正式语文。”这里的中文应当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就是普通话( 程祥徽,1992) ,在大陆以简化字为书写系统。澳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并未经历过文字简化运动,在文字书写上仍沿用繁体汉字。随着澳门回归后与内地来往的增多,内地对于澳门语言文字运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普通话语音形式和简化字的使用。

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11 年的数据,澳门日常用语中,使用普通话的人数已由2001 年的1. 6% 上升到5% ,增加了3. 4 个百分点。但在澳门语言景观含有汉语拼音的64 个样本中,使用普通话语音形式的仅有两例,且都是自下而上的商业标识( 图1、2) 。

澳门语言景观包含汉字的样本共有1242 个,其中绝大部分沿用繁体字,只有78 个样本使用简化字,主要集中在关闸附近。这一地区不仅出现了许多简化字使用的现象( 图3) ,还出现了多例繁简字并用的现象( 图4) 。

六结论

澳门社会“三文四语”的语言状况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家关注的对象。语言景观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为我们观察澳门社会公共空间的语言实际应用情况打开了一扇窗口。虽然本次调查只选取了四个抽样区,未覆盖整个澳门,但从这些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目前澳门公共空间语言使用的大致状况。

首先澳门是一个多语社会,多语样本( 包括双语、多语样本) 占总样本数的54. 5% ,比同样是传统双语社会的香港高出7. 9 个百分点。公共空间标识上的语言主要为中、英、葡三种语言,尽管澳门的常住人口中还有菲律宾、越南、泰国、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但这些少数族群的语言在澳门语言景观中表现并不明显,在仅有的几例日、韩、法语样本中,语言的符号功能超出了交际功能,主要体现了商家的商业诉求。其次,澳门官方语言使用和民间语言使用存在一定差异,官方使用者较严格地遵守了澳门基本法对澳门官方语言的规定,双语样本大都以中葡为主,而民间使用者则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因素,双语样本以中英为主。最后,澳门回归后,内地对于澳门语言文字应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使用。这些现象( 特别是汉语拼音形式) 在总样本中占据的比例还非常小,且主要集中在靠近内地的区域。可以预料,随着澳门与内地各种贸易往来的进一步加强,这种影响将会不断加强。

摘要：本文研究澳门回归祖国14年后城市公共空间中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在澳门4个抽样区收集1391个语言景观有效样本,利用社会统计学方法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澳门语言景观中多语样本占54.5%,以中英、中葡、中英葡为主;少数族群语言在澳门语言景观中的表现不明显,仅占1.2%;官方非官方、本地居民区与涉外商业区语言使用存在差异,前者体现为非官方少用葡文,后者体现为本地居民区少用英文;内地对澳门语言文字应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简化字的使用方面。

语言生活状况 篇9

1影响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因素

1. 1就业竞争日趋激烈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一个蕴含深厚历史积淀的传统专业,也是一个老牌的强势就业专业,近年来高校招生人数不减反增。然而,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社会对理工技术型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大,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压力。

1. 2知识结构更新速度不适应市场需求

一是在课程设置方面,语言文学类科目是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课程设置相对单一,而现在市场需要的是具有综合汉语言文学基础及其他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在实践方面,一些学校不重视学生的实践环节,培养出来的学生所具有的知识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差,社会适应性不强。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改进课程设置,重视学科建设,增强该专业的市场适应性; 突出学生技能训练,强化实践环节, 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

1. 3缺乏合理科学的职业规划,毕业生就业准备不足

目前,很多高校对大学生就业重视程度不够,缺乏高效的就业指导,很多高校毕业生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未来发展没有比较准确的定位,更缺乏明确的职业目标,没有做好具体的就业准备,自己深陷迷茫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毕业生的满意就业。

2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趋势预测

通过调查分析,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未来的就业趋势作如下预测。

2. 1城市就业压力日益增大,毕业生到县级以下地区就业成为趋势

未来的几年,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毕业生的就业难和用人单位的招人难 “两难”并存,就业格局的不平衡性特征更加明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中,受发展机会、工资收入、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毕业生宁愿选择在大城市以待业来等待就业机会,也不愿意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和边远地区就业。随着国家建设新农村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县级以下的基层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将越来越成为接收大学毕业生的重要地区。

2. 2机关事业单位吸纳作用日渐弱化,企业和 “新农村”成为就业的主渠道

传统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的比较多,但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政策法规的实施,机关事业单位总体规模不可能出现大的变化,未来几年毕业生考取机关事业单位如 “万人同挤独木桥”的现象将愈演愈烈,这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相反,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和民营经济的进一步活跃,这一块空间为毕业生提供了比较旺盛的就业需求,面向企业、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民族地区将成为毕业生的理性选择。

2. 3写作能力强、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的毕业生供不应求

现代社会对知识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有增无减。不仅要求具有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要求必须具备广博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大容量的知识储备,要求从业者知识水平高、知识内容新、 实用性强。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写作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毕业生仍供不应求。

总体来看,与其他专业相比,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比较广,社会市场对汉语言文学毕业生的需求量比较大。虽然目前看来就业情况良好,但此类专业可替代性比较强,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不仅面临着扩招所带来的巨大就业竞争压力,同时还面临着来自其他专业的横向竞争。不同于现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趋势,未来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方向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3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方向

根据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能力需求,为了进一步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人才培养模式应以能力型人才培养为主,强化文学审美能力、文字表达能力、职业技术能力及职业素养的培育。

3. 1提升文学审美能力

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审美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学知识,更需要良好的文学阅读习惯及文学审美经验。传统的培养模式大都强调文学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教学内容注重文学史知识及文学理论的传授,文学审美实践成为文学知识的演绎和附庸,忽略了学生文学阅读兴趣的培养。事实上,这种培养模式脱离了市场,脱离了职业活动的过程。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在 《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二十章认为 “如果实验科学的进步有所表明。 那就是除非作为 ‘做’的产物,否则就没有所谓真正的知识和有效的理解”,因此文学审美能力的培养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更重要的是知识的运用。笔者认为如果将文学知识的传授与当今流行的网络、影视、游戏、动漫等相结合,更有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如从 《功夫熊猫》 出发,挖掘中国的民族元素,从流行音乐的歌词探讨宋词的流行及主题,从网络游戏 《三国》探讨 《三国演义》 的诸多内容和价值观等。

3. 2强化文字表达能力

传统的培养模式写作课较少,即使有也多为基础写作,讲授写作的基础知识; 或专业写作,或以体裁为主进行分类讲授,但课时远远少于文学类其他课程。应根据社会需求,大大增加写作课的课时,开设各种可供选择的职业写作课程,如策划书写作、文案创作、公文写作、故事创作、诗歌创作、散文创作、脚本写作、影视评论、文学评论等,以满足学生各方面的就业需要。课程教学模式不是以讲授为主,而是讲授、讨论与训练并行; 考核方式不是概念的死记硬背,而是以创作出的作品为成绩评定标准; 鼓励学生投稿及参加各类竞赛,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及创作自信。不断夯实文字功底。

3. 3训练职业技术能力

传统观点认为,职业技术能力可以参加工作后再进行学习。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招聘单位往往要求员工能马上适应工作,因此必须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熟练运用现代媒体技术。因为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化正在被以影像和网络为主的多媒体文化所分割,影像文化和网络文化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文学人才具有整合不同媒介的才能。可以想象,那种在文学、影视和网络媒体多栖的创新人才一定会备受推崇。在现代技术语境和传播语境下更为如鱼得水。我们培养的学生既能耍笔杆子,又能扛摄像机,还懂得编辑与制作,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融会贯通,肯定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为此,我们的人才培养计划必须增加办公软件及设备运用、网络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等课程的比重,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去考驾照以增强职业竞争力。

3. 4培训良好职业素养

当今的工作往往分工细致,一项工作的完成需要几个人甚至是多个部门的合作,这就需要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多书生气足,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待人接物的技巧,沟通及协调能力较差,缺乏团队意识。此外,现在学生多为九零后学生,独生子女多,眼高手低者多,责任心较差,依赖性强,缺乏吃苦耐劳和抗压能力等职业精神。因此,学校应采取措施鼓励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以见习、实习或兼职等方式尽早走进社会,亲身感受职场与学校的差别,进而掌握与人沟通协调的处事态度及负责敬业的职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