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体制创新（共12篇）
投融资体制创新 篇1
改革开放30年,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国已成为全世界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然而, 我国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长期单一, 尽管自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大幅增长, 但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急骤扩充并未伴随实际拨款数的增加。多年来,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值始终徘徊在2%~3%左右。高校负债巨大, 资金短缺严重。面对世界金融动荡, 面对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十年”, 面对到202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的目标, 面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以人为本,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任重道远。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 寻找高等教育新的资金来源渠道便成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高校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
1.高校财政拨款未达法定标准。
目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世界平均为7%, 其中发达国家为9%, 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但我国2002年是3.41%, 2003年3.28%, 2004年2.79%, 2005年2.82%[1] , 从来没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在2000年达到4%”的标准。2003年尽管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总量比上年有所增长, 但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却比上年分别下降了0.08和0.04个百分点。高校财政拨款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大多数高校办学经费不足。
2.政府扩招但未匹配投资。
1999年, 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其中提出到2010年,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3%, 即2005年到2010年的6年时间内, 平均每年增加在校生约100万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试行) 》关于综合性院校的合格标准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5000元、生均教学行政用房14平方米、生均宿舍6.5平方米、生均图书100册、百名学生配备教学用计算机10台、百名学生配备多媒体教室和语音教室7个座位等。对照这些要求, 每增招一个学生就需要增加投入近2.5万元。因此, 每年增加在校生100万人所对应的投入, 最少也需250亿元。在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并未随招生规模的扩大而同比例增加的情况下, 高校背负了巨额债务。
3.财政拨款生均教育经费下滑。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9年~2005年) 的数据计算, 我国普通高校的学生规模增加了2.3倍, 而同期财政拨款仅增加了1.4倍, 高校的总收入也仅增加了1.8倍, 生均教育经费下滑。其中, 生均财政经费由1998年的10492元降至2003年的7586元, 生均总教育经费由16157元降至15833元。
4.财政性教育经费事权与财权分离。
具体体现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教育事业, 财政部门负责教育事业经费拨款, 政府计划部门负责教育基建投资。目前, 教育事业费属于“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类”中的“款”级, 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属于“基本建设费类”中的文教费“款”级。国家预算首先在“类”级支出中分配, 然后依次在“款”“项”“目”级中进行再分配, 教育经费是国家预算第二次分配。由于教育经费预算等级较低, 教育的事权属教育部门, 教育的财权属财政与计划部门, 教育的事权与财权相分离, 导致高校事业越发展、资金越紧张。
5.高校筹资渠道单一。
目前, 尽管我国高校在多渠道筹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相对于实际需要规模仍然偏小。例如, 在吸引社会捐赠方面, 虽然在很多高校诸如英东楼、逸夫馆等已赫然耸立, 但数量不多, 而且绝大部分是由港澳富商捐赠。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 真正由内地企业家捐赠的较少。另外, 对于本校历届毕业生, 我国众多高校也缺乏长期联系, 从而丧失了大部分极具潜力的捐赠主体。
二、创新我国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的对策
社会产品按其受益范围来看, 分为公共产品、混合产品和私人产品。高等教育属于混合产品。因为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非竞争性, 或者由于它的竞争性不完全, 因而由市场提供受到制约。另外, 受教育者通过接受高等教育, 一方面满足了自身的一种高层次精神消费, 另一方面学到了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是一种内部效益, 为受教育者个人所拥有。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短缺, 上大学竞争之激烈, 在所有消费产品和服务中都较为突出。从这个角度分析, 高等教育产品又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高等教育属于混合产品的性质, 因而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采用公共提供与市场提供相结合的方式, 决定其经费供给应该依照混合产品的规律来满足[2] 。据此, 可以从以下方面创新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融资体制:
1.提高拨款比例, 改革拨款体制。
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中具有重要作用, 主要体现在政府既不能“越位”, 也不能“缺位”。就提高拨款比例而言:一是继续贯彻“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方案, 二是政府承诺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三是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的60%由政府拨款承担。就改革拨款体制而言:一是成立国家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二是按照每年高校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 分地区核定拨款标准;三是实行中央、省、市三级财政负担机制。
2.实行加权学费制。
高等教育首先是一种个人投资行为, 这种投资有着明显的回报率。英国学者研究的结果是:大学投资回报率约为14%[3] 。既然大学教育有如此之高的回报率, 大学生本人理应承担部分教育成本。应承担多少学费标准, 我们认为学费标准过低违背公平原则, 学费过高又超过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支付能力。因此, 要根据“利益获得”和“能力支付”原则, 在科学测定高等教育成本的基础上, 建立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不同高校性质的学费收费标准, 实行加权学费制。同时, 政府的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应具有一定的弹性, 给予高校根据市场原则适当调增、调减的自主权, 并加强政府对各高校收费标准监控力度。
3.发行教育债券。
根据我国的现实, 政府应该制定各种激励政策吸引和鼓励民间资本投向高等教育。据统计, 截至2007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72534亿元, 有着巨大的发掘空间。债券融资是指学校按照法定程序发行债券并承诺于指定日期还本付息的一种筹资方式。首先, 债券融资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因为一般情况下, 债券的持有人只有按期收取本息的权利而无参与管理的权利。其次, 债券的利息是从公司税前利润中支付的, 具有税盾效应, 因此债券筹资方式成本相对较低。1999年国家安排国债资金14.7亿元, 为承担扩招任务的普通高校改善了办学条件。在美国, 1995年发行债券的高等院校已经达到160所, 债券总额达26.7亿美元。1996年, 发行债券的学校又增加到189所, 债券总额达到41.4亿美元。债券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债券;一种是免税债券。债券偿还期分中长期和长期两种。中长期在25~30年间, 利息在5%~6%之间。基于我国政府的实践, 借鉴美国政府的经验, 政府应鼓励高校发行教育债券, 解决高校在发展中的经费紧张问题。
4.试行股票融资。
高等教育可按教育有限公司和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进行股份制探索。通过教育有限公司和教育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进行融资。试行股票融资, 为学校募集教育发展资金。在当前情况下, 这一方式还存在种种困难, 例如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民间对教育股票的反应等。但是, 综观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历程以及我国教育市场的发展现状, 走教育集团化之路并公开发行股票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高校也可以尝试注册成立一项基金, 然后选定特定的看涨项目作为融资项目到资本市场募集基金, 并参与证券一级市场的申购和配售。
5.开放政策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是在政府支持下实施特定的政策并在特定范围内所进行的融资活动, 不以营利为目的, 旨在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其运行机制中, 既有资金来源方面财政无偿拨付的性质, 又有资金运用方面银行有偿借贷的性质。高等教育显然会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并起着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因而政策性金融机构有理由予以支持。具体支持的方式是, 将各个地方高校的商业银行贷款转为财政性借款, 由财政接管, 并将现有高校贷款按照各个高校的偿还能力, 确定8~20年的还款期, 制订一个奖罚分明的还款办法, 以便给地方高校一个喘息机会、储备发展的后劲。
6.成立教育银行。
我国在1994相继成立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我国建立政策性银行的目的是: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 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 并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构建奠定良好的框架。成立教育银行可以集中现有高等教育机构的资金, 以现有高校的数量与资金规模完全可以实现良性运作。另外, 教育银行对高校的贷款申请、资金使用制订更加严格的程序和更加广泛的评审标准, 对高校资产进行更加科学的管理。
7.谋划多元化策略。
一是校企联合。校企联合指利用高校的科技优势和企业的资金实力开展校企合作。具体有三种形式: (1) 企业提供资金委托高校培养人才和进行科研开发等, 高校依靠自身教学与科研优势为企业提供服务; (2) 双方共同出资, 风险和利益共担; (3) 合作建设大学科技园区, 依托高校科研、人才密集的优势, 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以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二是BOT融资。BOT即“建设—经营—移交”的简称。具体实施步骤为:高校提供土地, 与项目公司签订基础设施建设合同;由项目公司融资建设学生公寓、食堂等经营性设施;投资方通过经营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 回收投资;合同期满, 高校收回设施所有权。三是TOT融资。TOT是“移交—经营—移交”的简称。这作为一种引入社会资金的方式有非常好的前景, 具体做法是:双方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后, 把已经投产运行的基础设施项目移交给对方经营若干年, 一次性融得一笔资金, 用于建设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特许经营期满后, 合作方再把该设施无偿移交给高校。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 积极采用BOT、TOT方式发展直接融资, 对加快高等教育发展尤为必要。
8.吸纳社会捐赠。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 辅之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但目前我国高校社会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少数高校设立了董事会、校友会、基金会, 但接受社会捐赠面窄量少。社会捐赠尤其是校友捐赠已成为促进西方各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富裕, 国民素质提高,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 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必将成为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应切实做好社会捐赠工作。一是树立向社会募捐集资的意识, 并主动设立诸如“优秀学业金”、“爱心扶贫金”、“创业资助金”、“就业录用金”、“公司奖学金”等项目吸引社会捐赠。二是高校应开拓思路, 建立受社会各界欢迎的各种形式的董事会、校友会、家长会、基金会, 结识一批社会贤达人士。三是高校应建立专门机构, 加强宣传与管理, 充分发挥社会捐资助学的作用。
9.改革助学贷款。
随着大学收费制度的改革, 学费拖欠问题日益凸显, 中西部一些地方性高校尤为严重, 沿海地区高校来自中西部的学生欠费现象也很普遍, 有的欠费率达30%。为了贫困生有机会上学, 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应改革目前的助学贷款制度。一是借鉴日本的做法, 不断创建各种助学贷款制度。日本奖学金制度多种多样, 有政府和民间团体设置的, 也有地方和全国性组织团体设立的, 其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且有政府出资实施的育英奖学金制度是构成日本高等教育助学贷款制度的主流。二是借鉴英国的“按收入比例还款的助学贷款”制度。该制度规定, 从2006年起, 大学毕业生在年收入超过15000英镑后, 开始还助学贷款的本息, 每年还款的金额相当于年收入的9%。如果毕业生失业或年收入经常低于15000英镑, 到65岁时, 政府将为他核销所欠贷款。
10.实施公办民助。
实施公办民助是指利用民间资本参与学校建设,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高校办学的积极性。这类模式的典型是建立公办民助的二级学院。这类学院在投资建设方面要求必须由社会力量投入, 执行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 但在管理方面如师资、课程设置以及文凭发放上都要依托母体高校。这种模式有利于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来源问题 , 借社会资本举办高等教育可以促进高教大发展。同时, 由于公立高校在教学方面比较规范, 也有利于帮助二级学院提升教学质量。从各国高校融资改革的实践看, 尽管改革起点、力度和内容不尽相同, 但依照高等教育产业特点实行法人治理, 并将高校由单纯的政府投资转变为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多渠道投资办学的发展模式, 已成为世界各国高校融资体制发展的共同趋势。
参考文献
[1]我国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十几年从未达标.先锋教育网, 2007-10-23.
[2]张仿松·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改革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J].广东社会科学, 2008, (2) .
[3]洪成文·国外大学经费筹措的主要方式[J].高等教育研究, 2000, (3) .
投融资体制创新 篇2
形成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的文化投融资体系。
一是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专项资金的同时,借鉴国际经验,设立政府文化发展基金,并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按照“政府出资、专家管理、社会监督、面向全社会、间接资助”的原则,对文化内容创新和当地历史文化传承给予支持。
二是推动文化产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积极推动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进入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引进文化市场上的战略投资者,投资兼并赣县的文化企业，包括文化旅游，通过市场的作用，实现本地文化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企业规模的壮大和经营效益的提升。
三是发展多元化、社会化的文化投融资机制。如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组合投资等。
拓宽文化投融资渠道，降低放宽投资准入门槛，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经营，在激活国有文化单位存量文化资源实力的同时，大力挖掘释放民营文化资本的增量潜力
建立健全金融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多层次贷款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探索拓宽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用途，允许对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和保费补贴。加强文化产业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探索设立专业担保公司，运用抵押、质押手段，降低贷款风险。发挥保险职能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面向文化企业的保险市场。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针对文化企业特点，创新信贷模式，改进还款方式，完善文化信贷产品利率定价机制，发展适应文化企业需求特点的信贷产品和服务。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设立专门服务部门，主动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积极开发文化信贷产品，为文化消费提供便利结算服务。
进一步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鼓励文化企业利用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资产支持证券等多种工具，拓宽融资手段。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鼓励成长性文化企业通过中小板、创业板融资。支持发展前景好的文化企业通过上市收购、兼并、托管或股权置换等资本运作方式进行融资。
云南投融资体制变换 篇3
随着地方债的逐步发行，2000亿地方债分配方案逐渐明朗，云南以84亿元位居分配榜单的前列。对于政府投融资体制建设，云南一直在实践中改革：投资主体由单一到多元、资金渠道由封闭到开放、投资管理由直接到间接。蜕变中，财政的探索和推进不可或缺。
“投资”“融资”转换
全省公路通车里程总计20.03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三位；高速公路2507公里,居全国第七、西部地区第一位；目前已拥有１个区域性枢纽机场和10个支线机场；全省铁路营业总里程达2327.3公里，铁路电气化率达51.8%，复线率达6.1%……截至2007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了云南交通建设成绩斐然。
改善交通，缓解这个西南省份经济发展“瓶颈”，财政投入功不可没。然而，一种“投”、“融”转换的政府智慧更加速了云南建设的步伐。
1996年，云南公路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该公司把融资、公路建设等从交通部门剥离出来，搭建起一个市场化的投融资平台，交通部门则作为出资人代表，负责对公路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管。
有益的尝试激发了不竭的探索。1997年，云南成立了省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表政府从事财政经营性投资项目的管理和收益分配。2005年，云南在省内重点行业组建了一批专业投资公司，在省开发投资公司下相继成立了云南地方电力、云南城市建设、云南铁路和云南省旅游等10个政府融资平台。政府投资采取资本金注入方式，各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进一步扩大融资，实行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
截至2007年底，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完成投资255亿元，拉动社会投资800多亿元，总资产实现由38亿元到365亿元的跨越。2007年云投公司更名为“云投集团”，一个典型的“国有投资集团”至此成立。
“投”、“融”之间，云南的政府理财智慧逐渐通达。组建政府投资公司之外，云南省投融資体制改革融入了多元思维：一方面，主动开拓银政合作的融资渠道，2003年与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政府信用合作；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财政贴息资金的带动和经济杠杆作用，引导银行信贷资金的投入。此外，云南省还建立起良性偿债机制，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预算资金，还通过多渠道筹集偿债资金，维护了政府信誉。
“越位”“缺位”改革
投融资体制改革极大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但客观审视，目前云南的投融资体制仍存在不少缺陷：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的依赖度较大，投入与需求矛盾突出；资金投入方式单一，资本化运营比例不高；投资主体的职责定位不清，“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改革仍需努力。
对于政府，须明确自身职责与角色定位。首先，建立“三分离”投资管理体制：投资综合主管部门负责规划编制；政府职能部门按规划审批项目；财政部门编制项目资金预算。再者，强化市场对资源的调配作用。建立投资主体自我约束的机制，利用特许经营、业主招标等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最后，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地方政府应承担与地区财力、职责和事权相对应的投资项目，将资金投向关系国家政权机构建设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对于项目，要设立规范的管理和建设制度。第一，推行项目立项联合评审制度，建立重大投资项目由发改委、财政及项目相关部门联合评审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发挥中介服务机构对政府投资决策的服务作用，通过符合资质要求的咨询中介机构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评估论证。第二，按项目预期收益建立分类管理制度：政府投资要逐步退出竞争性和营利性的基建项目，纯公益性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多元融资，推行项目建设“代建制”；政府投资经营性项目时，国有专业投资公司和国有参控股企业以资本金投入的方式进行投资建设。第三，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通过社会公开招标选择设计和建设单位；加快建立工程保险和工程担保制度，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
对于资金，要建立起科学的管理和运作机制。筹资方面，根据政府投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设立科学的预算体系；通过预算管理和部门协调，对各州市的投入进行整体布局，避免重复建设；整合社会投资，加大外资利用和管理力度。监管方面，实施政府投资项目全程绩效评价和全程公共监督；建立信息化、现代化管理制度，建立政府重点建设项目稽查制度和项目建设执行情况报告制度。运作机制上，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退出机制：国有资本可以通过股权交易、竞价拍卖等市场的手段适时退出，将回收的资金再次投向新的领域；探索成立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经营公司，对分散于各部门的公益性及准公益性资产实行统一管理，采取资本运作手段盘活存量资产。
无论利用84亿落实中央扩大内需地方配套资金和重点建设项目资金，还是其他多渠道融资建设，对于云南这样一个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省份，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也适逢提升机遇。
投融资体制创新 篇4
一、铁路投融资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投融资模式落后，投资主体单一
我国铁路建设投资主要依靠国家建设资金以及财政预算内的专项资金。铁路局作为铁路总公司出资代表人，对铁路总公司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一般是利用统一调度或者安全监管等模式进行。铁路规划建设过程中，由于对资金的需求，需要非公资本投入，但是非公资本的投入将会打破铁道系统当下的运作模式。因此，需要对铁路投资体制进行改革，投资模式需要转变。
（二）观念、政策滞后，铁路企业直接融资、再融资能力有限
部分铁路运输合资企业虽然在法人治理结构上相对完善，但是铁路企业的产权一般是国家高度控股，这种情况有可能导致所有者缺位，或者存在着监管不力的现象。日常运行过程中，铁路由铁路总公司统一调度，运输所带来的收入一般是铁路总公司统一清算，铁路收入清单很难看清，这些因素的存在均是导致铁路运输企业改革困难的原因，从而使融资困难。
（三）投资壁垒过高，管理体制呆板使得非公资本难以进入
铁路属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动脉，同时也是关乎国家安全以及领土完整的战略性行业。当今世界各国对铁路均有相应的管制措施。在我国，对铁路系统进行管制的过程中，其制度过于严格，这也是造成我国铁路投资改革缓慢的原因。伴随着我国在投资和融资方面政策的改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民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这些企业具备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其有能力参与国际和国内的一些大项目的投资。当下，我国铁路投资主体单一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四）地域差距较大，铁路投融资改革不宜“一刀切”
一些人口密集的城市，铁路网十分发达，并且有能力实施市场化改造；处于经济起步阶段的地区，需要逐渐的向着市场化方向推进；一些人烟稀少的欠发达地区，还没有改革的条件，这些地区的铁路建设应维持现状。
（五）融资观念不新，市场融资渠道单一，金融供给体系不完善
当今我国相关政府认为，“应当全部由政府无偿提供的公益性设施”因为铁路领域受到国家的监管，除了我国财政拨款等，还需要对铁路系统金融供给产品进行开发。相关政策鼓励民营外资等非国有经济单位进行铁路建设，因为这种导向属于纯政策性质的，缺乏相应的经济效益导向，操作起来相对困难。
二、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创新的措施
（一）构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
1. 政府投资应发挥主导作用。当下，将铁路总公司作为主导的负债融资模式并不能作为市场行为或者企业行为，但在运行过程中，还本付息需要铁路运输企业承担，导致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界限不清的情况。对国外的一些经验进行分析，铁路发展和改革复苏阶段，不能缺乏政府的扶持以及公共财政的相关投入。以德国改革为例，被列入计划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是政府为其提供相应的无息拨款。因此，要想使我国铁路得到快速发展，应当在扩大民营经济投资的基础上，将政府投入作为主体，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主要是因为：（1）当下，我国还没有形成民间资本向铁路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趋势，如果让民营企业向铁路进行大规模投资还面临着一定的阻力。（2）铁路属于国家的动脉，对于公益性铁路项目，需要政府主导投资，一些相对较好的项目也需要政府做出相应的投资，从而使国家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以及引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3）铁路独有的性质和体制等，需要国家主导投资，在此基础上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发展。
从以上内容得出，相关部门应当重视法律以及制度层面的保障制度，国家应当对铁路的改革和发展进行相应的改革。同时，我国铁路总公司出台相关法律和法规时，应当在税务上保持平等，还要保障在市场准入上相对平等，从而使铁路投资市场向着相对规范化和有序化的方向发展。
对于将在建设的铁路项目或者已经投入运营的铁路，在投资上应当结合相关标准，对其进行划分，将其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种类别，通常情况下，政府利用的是财政投入的方式，从而对债务问题进行解决，或者为运输提供相应的补贴，使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2. 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当下，铁路融资一般是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债券的方式，在融资渠道上相对单一，这就导致铁路建设需求难得到满足。要保障铁路建设资金充足，就要对当下的融资模式进行创新，进行市场渠道的开发，鼓励社会资金的投入。此外，国家发改委对地方政府和城际铁路开发模式高度重视，并鼓励民营企业在内的企业投资，倡导企业参与到控股城际铁路建设当中。部分地方政府认为，国家对地方政府搭建铁路建设投融资平台，是吸引民营企业投资的重要措施。对民营企业向铁路建设进行投资，需要实施以下措施：
(1）遵循平等准入和公平待遇原则，从而营造出相对平等的市场，明确企业投资过程中不允许的部分，同时保障投资过程中放宽部分。还需要完善关于铁道民间融资的实施意见和配套措施，并针对运输资源分配以及收入的清算等方面，建设相关规章制度，同时为投资建立相应的通道和平台，以方便各个企业对铁路建设的投资。此外，还需要对铁路运营投融资分配方式进行科学完善，对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进行控制，针对重大事项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度。在铁路运营过程中，对建设项目进行科学审查，并做出有力监督，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对铁路价格运行机制进行进一步完善，并且完善特殊运价（下转第287页）（上接第285页）政策。提高运行成本核算的透明度，将成本作为依据，结合行业的特点，进行运价的设置。
(2）对民间资本进行鼓励，需要设立相应的铁路产业投资基金，或者发行股票债券等，并且与土地和物业等进行联合。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民间企业进行吸引。其中的产业投资基金属于一种按照相关规定和投资方向进行投资的利益共享，并且对风险共同承担，具体的操作方式是，为投资者提供基金，委托专业人员对基金进行管理。为铁路产业设立相应的基金，可以将各方投资进行汇聚，从而形成一种大规模权益性投资资金。
（二）明确铁路建设的投资主体
对铁路投融资进行改革，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投入和政府担保，应当将这一局面逐渐向着政府引导，不同经济成分和境内外企业法人多元化投资形式，对支撑铁路跨越式发展资金来源进行大力开发。这首先要对政企所担任的全责做出明确，保障企业投资的主体地位，而政府在铁路中的地位应当是为新建的普遍服务提供相应的补偿，对公益铁路项目加大投资力度。与此同时，政府可以采用注入资本金以及贷款贴息等方式对社会资本作出大力吸引，使其积极参与到铁路项目建设中去，从而使铁路投融资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形成多种类型的投融资渠道。
站在具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将铁路融资分成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对投资的主体区分开来。第一种是将国家利益作为主要目的，建设国家政治、经济以及国防服务所需要的铁路，这一类型的铁路主要体现在社会效益上，并不是将盈利作为主要目的，例如国土开发铁路、国际通道铁路等等，对于这类型的铁路主要由政府铁路公司进行投资，其中包括青藏铁路等。另外一种是主要将铁路运输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主的，这种类型的铁路主要是以盈利为准，但也兼有一定的社会公益，在运行过程中将铁路公司作为主体，例如苏黄模式等。
（三）规范市场化运营
以某铁路为例，其从成立开始就建立了相应的项目法人责任制，并且组建了合资铁路公司，还确立了公司制铁路投融资形式。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只是在形式上组建公司制企业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企业内部建立相应的公司制治理结构，从而使股东之间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形成科学合理股权结构。形成良好的控股结构，可以改变政府在铁路投融资的主导地位，对于公司实施重大决策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为今后公司的规范化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采用这种方式，进一步使我国铁路投融资改革的方向得到明确。在运行过程中，将政府单一投融资的局面进行改变。需要注意的是，坚持政企分开，使政府在经济上的管理职能做出改变。
结束语
总之，进行铁路投融资制度改革和创新过程中，保障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发展多元化融资渠道，主要措施为构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深化铁路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创新，通过这样的方式，为铁路建设和运营提供充足的资金，并且使铁路的建设和运营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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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初探 篇5
近几年来，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国家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民间投资日益活跃，国际资本纷至沓来，加之我国文化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因而，推进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为此，我们就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出初步设想：
一、重新确定国有资本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投资范围
参照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国有资本对文化领域的投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文化行业，如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二是涉及国家文化和信息安全的文化行业和基础设施，如党报、党刊、国家广播电台等；三是代表国家水准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团体。
二、构造一批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文化投融资运营主体
创立新型文化投融资体制的关键是要塑造市场化的投融资主体，使之承担文化市场投资和融资的风险，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市场运营主体，从而使政府逐步从文化投融资主体的地位中退出，让市场在文化资源和要素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三、进一步拓宽文化投融资渠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经营
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拓宽文化投融资渠道，使非公有文化企业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进一步改革审批制度，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对非公有文化企业予以更多的扶持，鼓励非公有资本以直接投资、间接投资、项目融资、兼并收购、租赁、承包等形式进入一般竞争性文化行业。在文化产业中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混合经营结构和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
四、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强化资本市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已经有少数文化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但总体来看，文化企业上市的数量仍然较少，上市企业的结构还不尽合理，应加大文化企业的上市融资工作力度。
目前，在全国方兴未艾的文化资源开发热潮中，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
投融资体制创新 篇6
一、财政投资农业不足分析
（一）财政投资非农偏好明显
长期以来，我国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投资主体单一。农业剩余基本上向城市转移，自我积累能力差。90年代以来，财政支农的比重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8．3％， 1998年提高到10，4％，但这是源于国家当年发行1000亿元债券，其中支出与农业有关的资金350亿元，主要用于长江、松花江、嫩江、黄河的堤防工程、蓄洪区建设、移民建镇和水利枢纽工程等，直接用于农业的只有20亿元。1999年国家增发了600亿元国债，但直接用于农业的为零。
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远低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为后者的1／2到1／3，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现在，乡村交通、能源、生活用水、通讯、教育、卫生医疗等基础设施少而陈旧，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年久失修和老化，现有1/3的水库带病运行，60％的排灌工程设施急需维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
（二）财政对农业投资不足原因分析
1、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活动准则与农业基础产业特征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形成了农业融资的困难。改革开放以后，资源配置活动中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资本要素具有向高收益率行业集中的倾向。而农业作为基础产业部门，其投资尤其是基础性投资具有建设周期长、规模大、风险高而盈利率低的特点，对市场资本缺乏吸引力，从而造成农业融资的困难。
2．政府对农业投资的不稳定，对增加农业资本投入产生了不利影响。改革以后，政府对农业的投资的重点在于其它主体难以胜任的领域，为社会投资起到“领航”和“调控”的导向作用。但是在改革后，由于社会和政治安定的要求，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注重于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的补贴，而忽视对生产领域和投资者的直接补贴，同时对农业直接投资的增长也不稳定。这必将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的后劲和整个投资环境的改善，对于引导和调动其他类投资主体的资本投入是极为不利的。
二、推进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引导农户投资
稳定国家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大力扶持和引导农户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一些必要的农业投资、风险性的农业投资，应在国家投资的同时，积极吸收和引导农户投资，使农户逐渐成为农业投资的主体，这样可解决农户经营基础资金不足的困难。而要使农户的投资资金有一定的规模，产生一定的绩效，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
（一）加快农村投融资制度改革
1、健全、完善农村银行体系，发展农村金融市场
将当前的商业银行纷纷退出农村领域，农业发展银行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农业政策性信贷的重任，重点放在农业生产资料短期贷款、农产品库存贷款、农村公共品贷款上，低息为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提供资金，切实对农业进行保护。农村信用社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改革，对商业性经营倾向严重的信用社，顺其发展路径改革为商业性金融；对合作性较好的，继续加以规范，使之成为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国有商业银行主要是农业银行要继续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开拓适应农村需要的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降低“三农”贷款的门槛，为农民提供安全、快捷、简便、低成本的金融业务。同时，金融业应逐步向私人资本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允许在农村开办私人信用社、私人银行和其他私人金融机构。让它们在与国有银行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合理布局。还要完善相关的法规，发展农村各种投资基金和多种信用形式，改变目前我国农村间接融资比重过大，银行风险集中的现状。
2、推广农业保险制度，强化政策性保险
坚持国家、地方、农民共同出资的原则，在县一级建立农村保险互助机构，以增强农民的保险意识与责任感；发展对农村保险互助的保险业务，国家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设立全国性的国家农业保险公司，通过对各地方农村互助保险机构或其他保险机构农业保险的再保险，实现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坚持走农业保险主体多元化之路，不仅要发展国有的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互助保险公司，而且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农业银行、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等可以凭借其网点优势开展农村保险业务，拓展农村市场，通过业务的多元化来化解、分散风险，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发展自我。
（二）转变政府职能，引导农户进行农业投资
国家的农村经济政策要在发展的前提下相对稳定，才能促使农户做出相应投资决策。由于农村经济政策的不稳定产生的“担心”心理，严重妨碍着农户投资的积极性以及投资的长期性。所以对农业的基本设施和土地改良投资，国家应相应地加以引导和扶持。国家政策的引导、协调的计划能为农户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1、变革阻碍农户投资行为有效性的外生性因素，引导农户长期投资
提高农户投资行为的有效性，不是变革现行的家庭承包制，而是对制约和影响农户投资的制度外生性因素进行变革，调整政府行为，改革宏观环境。按家庭承包制的要求，赋予农户法律意义上土地的使用权、外置权和收益权，解决农户财产权利的不完整问题。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运用承包、租赁、股份等形式，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机制，确定集体和农户之间的新型契约关系，对土地使用权实行商品化管理，不仅能够规避土地投资风险，克服农户对土地的短期行为，而且也有利于进行适度规模经营。
2、建立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户稳定投入
融资体制创新为中小企业服务 篇7
一、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根本出路:体制创新
据有关统计资料, 截至2007年6月底, 我国中小企业数已达到4200多万户, 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 中小企业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 对GDP的贡献超过60%, 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 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多年来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为了破解中小企业融资这一老大难问题, 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 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破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不仅关系到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关系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任务的落实, 而且关系到我国金融体系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现行融资体制:兴奋点在大中型企业
纵观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 可以清晰看出, 现行金融体系从建立时起, 其目标就不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服务的, 这是一种天然的制度缺陷。尽管在历史上, 为民族资本提供金融服务其中不乏中小企业, 为国营、集体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中也不乏中小企业, 但是从目标定位讲, 金融体系具有排小性。
1948年12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 同时发行人民币, 标志着新中国金融体系建设的开启。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政府没收了帝国主义在华金融机构的资产, 接收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旧有金融机构, 改造了原有钱庄、票号, 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体制。那时, 人民银行既是发钞行, 又承担着存、取、汇、贷等任务, 人民银行的贷款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临时性、周转性资金需求。虽然农村信用合作社也有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职能, 但是随着信用社逐渐变成实质上的银行, 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职能也随之淡化。改革开放以后, 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主导, 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体, 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的金融体系。工、中、建行服务对象从一开始就是大中型工业、商业、外贸和基建企业。尽管农业银行成立之初定位是县及县以下, 但是随着农行“进城“的步伐, 其客户群体逐渐转向大中型企业。其他金融机构也是以“做大”为目标, 融资兴奋点在大中型企业。由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大商业银行拥有最为庞大的分支机构, 也拥有自上而下的纵向集中控制, 信贷服务体系明显缺乏市场经济的层次性和多元性。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 我国陆续组建了城市信用合作社、股份制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等等。这些金融机构尽管建立之初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些支持, 但是随着其发展壮大, 中小企业就被逐渐淡出它们的视野。从运营机制讲, 大型金融企业的成本不足以支撑对中小企业的服务。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三大风险——市场竞争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 使其难以达到金融企业的贷款发放标准, 使金融资源向中小企业配置的渠道受阻。
大力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麦克米伦缺口”存在的原因在于融资双方, 而不是单方面的原因, 我们要客观、辩证地分析这个问题。一方面, 我国在中小企业融资体制建设上的缺陷, 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较差, 融资渠道极为狭窄, 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外在原因。另一方面, 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 信用意识不强, 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生存能力, 经营管理较差, 这些先天不足导致融资风险难以控制, 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内在原因。
要建立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体制, 首先要大力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在间接融资方面, 既要大力发展中小银行金融机构, 也要大力发展信用合作社、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直接融资方面, 既要设立创业板市场, 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融资, 促进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 也要鼓励企业海外创业板上市, 大力引进海外投资基金融资、项目融资、境外贷款、贸易融资等。
在为中小企业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融资路径的同时, 也必须不断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 建立贷款保险制度、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制度等, 不断提高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 提高信用等级的透明度, 帮助贷款人和投资人控制借贷风险和投资风险。
二、中小企业融资体制创新的方向:大力发展中小银行
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尚未建立之际, 中小企业的融资主要还是依靠银行。美国现有银行8000家左右, 最多时曾达到16000家。在俄罗斯, 注册资本小于1000万欧元的中小型银行数量占到银行数量的84.2%。而我国目前大大小小的银行总共不到150家, 几乎全部是大中型银行。我国所有的银行都具有很强烈的扩张“做大”冲动。与遍布全国的4200多万户中小企业相比, 我国中小银行的数量严重不足。合理的银行结构应该和企业结构一样, 是一个金字塔型结构, 即大企业和大银行占极少数, 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占绝大多数。大银行主要为大企业服务, 中小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 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对位。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必须建立大量的中小银行。
对一些大银行进行分拆, 使其成为省和跨省的区域性银行。
针对我国目前大银行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竞争过度的状况, 选择一至两家甚至更多, 进行分拆, 使之经营规模适合于为中小型企业服务。
抑制地方银行的扩张冲动。
长期实践证明, 地方银行是扩张冲动最为强烈的, 目标是成为全国性银行。目前大银行林立是和这种强烈的扩张冲动相联系的。应该适当下降现在地方银行的层次, 让“毛细血管”丰富起来。对地方中小银行服务于中小企业信贷规模占整体规模的比例进行窗口指导, 以税收、财政政策鼓励中小银行做专做精, 而不是“做大”。
允许和鼓励建立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银行。
由于面向中小企业的银行太少, 所以在沿海一些省份“地下钱庄”盛行。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 使这些钱庄转变为规范的小银行, 如村镇银行等, 使其合法经营规范发展, 这样可以降低风险, 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要接受以前曾发生过的私人钱庄、抬会和风靡一时的农村基金会失败造成巨大损失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教训, 从一开始就要对这类中小银行进行强有力的监管, 使其在依法合规的轨道上正常运转、正当经营, 取其利, 去其弊。
通畅中小银行结算途径。
央行要承担起结算银行的责任, 或建立承担这一责任的金融机构, 以解决中小银行腿短、结算汇路不通或狭窄的问题, 提高其资金周转速度。
解决中小银行融资问题。
拓宽中小银行的票据再贴现和转贴现渠道, 解决中小银行融资问题和资金周转问题, 为中小银行的经营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三、中小企业融资体制创新的途径: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发挥创业板市场的作用。创业板市场又称二板市场, 是主板市场的对称, 泛指那些上市标准低于传统证券交易系统, 主要为处于初创期、规模小、但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提供机会和成长空间的证券交易市场。股票主板市场进入门槛高, 主要为大型企业提供平台, 中小企业很难进入, 创业板市场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市场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 自1971年成立以来为美国甚至全世界大量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我国自2004年设立中小企业板以来, 截至2009年5月已经有273家企业挂牌上市, 累计融资1218亿元, 刚开始运作的创业板也必将为中小企业融资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发展企业债券融资。
企业债券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方式。应积极培育和发展企业债券市场, 理顺企业债券发行审核体制, 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基本上被大企业垄断, 应逐步放松规模限制, 扩大发行额度。要完善债券担保和信用评级制度, 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此外还可适当放开债券利率、丰富债券品种, 让企业以其可承受的利率获得生产发展所需的资金。
鼓励中小企业海外创业板上市。
据不完全统计, 在纳斯达克、香港、新加坡三大证券市场中, 以境内资产作为其核心资产的我国上市公司已有将近10家, 其中不乏中小企业。加强中小企业与银行、投资机构的了解与合作, 拓宽中小企业资本运作与发展的视野和思路, 增强中小企业按国际化标准规范管理的意识, 协助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同国际接轨。
大力引进海外投资基金融资、项目融资、境外贷款、贸易融资等。
随着2006年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 许多海外银行已经在中国设立分行, 现在许多城市已经获准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 为中国企业提供贷款支持。世界上著名投资基金看到中国的市场潜力, 纷纷在我国设立了分支机构。我国自1998年以来每年举办的“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为海外投资机构和中国企业界搭起了一个交流平台。借助日益兴起的“中国概念”, 大量海外投资基金的涌入, 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我们要正确引导这股资金流, 导入到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服务。
促进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
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投资于具有发展潜力的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待企业上市之后或者时机成熟时, 转让股权, 获得高额回报。我国的《公司法》早于1997年即已颁布实施, 2005年新公司法颁布。设立公司型基金可以做到有法可依, 规范运作。产业投资中的风险投资或者创业投资多投资于高新技术和企业创业初期。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 创业投资是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孵化器和催化剂。以美国为例, 官方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和民间的风险投资公司是中小企业筹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它们一方面为那些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和无担保或担保不充分的贷款, 以促进中小企业的科技开发和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则对勇于进行创新投资的中小企业投入资金以获取高额回报。
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 采取官方投资公司和民间风险投资公司结合的办法, 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筹资渠道。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成立了类似的投资公司, 但仍远远满足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目前我国产业投资方面的法律和相应的配套机制不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投资公司的健康发展。我国产业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是高风险和高收益的科技产业, 因此, 健全的退出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中小企业融资体制创新的补充: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
除银行机构和直接股权投资机构外, 还可以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 以多种形式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 但是要接受我国以前办理上述非银行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监管、变相办理银行业务而导致失败的教训, 开办名副其实的非银行金融业务, 这些业务恰恰是中小企业所迫切急需的。可以大力发展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包括:
信用合作社。
建立真正的“信用社”, 而不是挂着信用社招牌的银行。世界各地生气勃勃的信用社在中国大地烟消云散, 其根本原因是背离了信用社的方向, 把信用社办成了银行。因此, 建立信用社应严格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自愿入社, 不受任何限制。所谓入社即是入股合作社。入社后成为社员而非股东。第二、民主管理, 权利平等。社员无论股金多少, 政治地位高低, 一人一票, 权利平等。合作社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联合社。第三、财产集体所有, 经营成果公平合理地进行分配。具体体现为三项内容, 即集体积累、公共事业发展基金和社员分红。在社员分红中要严格控制按股金分红, 主要是按交易额分红。第四、经济互助, 技术教育。合作社的主要作用是社员之间在经济上合作互助。贷款对象必须严格限制在社员的范围。第五、每个合作社必须是独立的经济组织。它可以和区域的、全国的以及世界的合作社组织相联系, 但每个信用社必须是独立的, 不能成为联合社的下级。信用社规模小, 独立经营, 服务于社员, 更接近于微观经济单位, 在筹措闲散资金、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以个人和家庭为载体的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因此应该加以引导和发展, 提供以自然人为主体的信用互助合作体制。
信托投资公司。
信托是基于信任的委托, 是一种“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财产管理制度形式。现代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 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信托作为一种财产管理方式历史悠久, 在国外与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并称为现代金融业的四大金融支柱, 以其特殊的制度设计和独特的金融功能成为现代金融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 信托方式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优势,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最大效益。信托公司在投资方面更具有投资范围广泛的独特优势, 在资金筹集方面, 信托公司具有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以单一信托或者集合信托的形式, 接受委托人委托, 将信托资金运用于委托人指定、或依据信托合同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投资授权约定方面的功能。信托公司在资金筹措、投资范围、风险管理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 经营较为灵活, 也适用于小规模的资金运作, 在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
融资租赁公司。
融资租赁又称设备租赁或现代租赁, 是指实质上转移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或绝大部分风险和报酬的租赁。资产的所有权最终可以转移, 也可以不转移。它的具体内容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资产或者设备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 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资产或者设备, 并租给承租人使用, 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 在租赁期内租赁资产或者设备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 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租期届满, 租金支付完毕并且承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履行完全部义务后, 租赁资产或者设备所有权即转归承租人所有。尽管在融资租赁交易中, 出租人也有设备购买人的身份, 但购买设备的实质性内容如供货人的选择、对设备的特定要求、购买合同条件的谈判等都由承租人享有和行使, 承租人是租赁资产或者设备实质上的购买人。融资租赁是集融资与融物、贸易与技术更新于一体的新型金融产业。由于其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点, 出现问题时租赁公司可以回收、处理租赁物, 因而在办理融资时对企业资信和担保的要求不高, 非常适合中小企业融资。此外, 融资租赁属于表外融资, 不体现在企业财务报表的负债项目中, 不影响企业的资信状况, 这对需要多渠道融资的中小企业而言是非常有利的。
中小企业投资发展基金。
中小企业投资发展基金是指为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 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采取市场化操作, 以公募和私募方式吸收社会投资资金, 在中小企业辅导和服务、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支持技术创新、鼓励专业化发展以及大企业的协作配套、支持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开展人员培训和信息咨询等项工作、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而设立的专项资金。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最大化扶持中小企业, 帮助企业自主创新, 提升技术含量, 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升级换代, 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长期持久的动力。
典当行。
典当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贷款相比, 典当行融资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尤其是在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融资方面。
五、中小企业融资体制创新的条件: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
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竞争力。
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企业一定会得到更多资金的青睐, 因此, 中小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和成长能力, 是解决融资难的最有效办法。鉴于中小企业自身的劣势, 要想提升自身竞争力, 必须要从发展战略和管理方面同时入手, 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 拓展企业成长空间。从企业发展战略上, 一是要专注于最擅长的领域, 即聚焦策略。企业要“因地制宜”, 根据自身的特点, 把有限的资源优化组合起来, 专门从事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专门业务, 专注于最擅长的领域, 并不断钻研, 力争把握该领域的最新动向和潮流趋势, 在这个领域做得最好、做得最优, 做到“人无我有, 人有我精”, 就能在这个领域获得成功。二是形成自己的特色, 即差异策略。在集中资源进行专业化经营过程中, 逐步形成自己在经营管理、技术、产品、销售、服务等诸多方面与同行的差异。“独一无二”的产品是一种差异, 独到的营销是一种差异, 独特的管理是一种差异, 独有的服务也是一种差异。在发展自己与他人上述诸多方面的差异中, 就可能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方式、方法等, 对消费者形成独特的吸引力, 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在市场需求多样化的今天, 差异化经营和管理非常必要, 如果都是“大路货”, 没有差异, 没有特色, 就将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三是引领行业潮流, 即领先策略。创新是维持企业在同行业领先地位的关键。企业只有在技术、营销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创新, 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四是要牢固树立诚信经营的理念, 建立起规范、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 提升自身管理水平, 这是企业健康成长的基本要求, 也是吸引资金和投资者的必要条件。五是要防止盲目扩张, 大量企业就是倒在盲目扩张的冲动下。要提倡中小企业“做强”, 但不宜提倡“做大”。中小企业的经营模式、经营内容、管理方法、构成要件等诸多方面, 是与大企业相悖的, 是不适于“做大”的, 稳健经营、适度经营才是中小企业的立身之本。
开办信用保险业务。
信用保险业务是我国保险业务中的一项空白。完善对中小企业贷款信用保险是保险公司通过保险的方式保证债务人债务的履行及保障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种措施和手段。其基本职能是通过保险的方式为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架起一座安全桥梁, 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和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惜贷的现状。因而, 开办贷款信用保险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开办信用保险业务, 既和国际接轨, 也是利用世界金融保险业的成功经验, 更是体制的正常回归。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
现阶段的担保公司与担保机构有四种模式:信用担保、联合担保、互助担保、商业担保, 其中商业担保是企业、社会、个人出资组建, 独立法人, 商业化运作, 以赢利为目的, 同时兼营投资等其它业务。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还可以采取多种担保形式并用的方法, 多渠道吸收资金, 采取股份制形式组建。同时, 要积极实施反担保等措施, 严格控制和防范经营风险。如很多省市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下, 已经成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 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支持。又例如, 为降低商业化担保公司的经营风险, 各地政府成立再担保公司, 分担商业化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的经营风险。
投融资体制创新 篇8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地方债务,投融资体制创新
一、引言
自古以来,大河沿岸经济圈(带)的发展都是整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通过政府有效合理的引导规划,许多沿岸经济带在实现自身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提下,还将经济快速发展势头辐射至周边区域,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湖北省政府出台的 《湖北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总体规划(2009—2020)》,拉开了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新篇章。2015年4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规划涉及城乡统筹发展、公共设施互联互通、农业产业协同发展、生态文明和谐共建等多个方面,长江沿岸城市群成为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为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同时,作为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城市建设在人类文明发展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石,更因其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效应,能够有效改善城市整体环境,提高社会整体效益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受到资金投入的限制,因此,研究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创新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十分必要。
二、湖北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存在的现状及问题
1、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递增
近年来,虽然各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投资逐年上升,但是现实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却保持着更高的增长势头,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加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周期长,资本规模和工程投资大,仅靠上级财政拨款和地方财力无法满足需求,建设资金缺口逐年递增。
2、融资主体单一,融资渠道狭窄
(1)融资主体单一。主要体现在市场主导作用发挥不充分,以政府和政府投资公司为主,企业融资和社会募集不够。目前,湖北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及专项资金,民间资本少,没有形成针对不同类型项目特征的多元化融资主体及融资方式。
(2)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产品创新不足。主要表现为向银行贷款融资比例高,通过债券、股权和上市等方式融资少。与此同时,民间资本进入城建项目门槛较高,无法有效缓解城建项目资金压力。
3、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对列入国家计划和重点工程的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当前可由中央财政和国家政策性银行投入资金,但其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地方政府投入。包括湖北省在内的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基本上没有更多的财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事权财权不对等,只有成立投融资平台举债建设。随着中央关于地方政府举债的政策收紧,地方政府融资举债受限制,使得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压力进一步增加。
4、融资外部环境欠佳
一方面,国民财富的流向已然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民间资本量的不断增加,各大私营企业集团、外资企业有意向出资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缺少统一规范的准入规则,使得民间资本有效投资渠道不畅,造成资本使用率较低,使得企业和个人参与基础设施经营性项目公平竞争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受少数地方政府举债不还等负面效应的影响,社会舆论及民众对政府的信用问题产生质疑,增加了政府融资工作的难度。
三、湖北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问题分析
1、城市基础设施自然经济属性
首先,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巨大、配套性极强、受众规模较大的特点。由于基础设施的特殊性,其建设一般为网络状,系统性极强,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规模较大。其次,基础设施具有自然垄断性。上述基础设施自然经济属性使得基础设施项目所需资金数额巨大,资金周期较长,造成融资存在一定的困难。
2、湖北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不平衡
湖北长江经济带范围广,造成城镇经济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不够,财政资金捉襟见肘,在当前城市建设融资以财政资金为主导的机制之下无法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足够资金,这成为制约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原因。
3、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制度创新不足
从投融资主体的角度来看,造成融资主体单一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机制没有发挥良好作用,政府过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活力。在政策方面,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政策导向不明确,缺少对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建设的有关基础设施产权的明确界定,无法形成激励性的新体系。从金融体系对城建项目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来看,其主要原因是地方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得到的金融服务有限,无法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有效助力。
四、我国投融资模式创新
1、利用城市建设金融工程
城市建设金融工程是指将市县域层面的新型城镇化看作一个“资产”,以新型城镇化建设具体项目为载体,通过金融工具与手段的创新设计与重新组合、金融结构的调整和金融政策制度的创新变革,解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该项工程主要包括价值工程、资金工程、风险管理工程和政策资源配置工程等部分,通过协调、整合政策资源、金融资源和产业资源的投入和运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创造价值增值,提高县域新型城镇化的资金使用效率,实现政策运行效益最大化。工程从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三个维度进行金融工程支持平台的搭建,将金融服务体系与新型城镇化“产业链”深度对接,最终实现农业人口市民化、城市面貌现代化、金融深化与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实现“人”、“产”、“城”的融合。
2、利用保险资金
《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保险资金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实时调整保险资金投资政策,稳步推动保险资金投资不动产。这为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和保险资金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此外,保险资金规模大、期限长的特点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好相互匹配。
3、创新多种金融工具
在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产品,引进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期限较长、规模较大的低成本资金的同时,积极跟踪私募定向债、超短期融资券等创新融资产品的政策动向。通过将回报率高、周期短的房地产项目或特许经营项目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结合,创新融资产品,将政府存量资产盘活,并使之成为项目资本金的有效补充。
五、对湖北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的建议
1、灵活运用融资方式,适应不同性质项目
针对不同性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采用适应性的投融资方式。一是对于项目投资可回收并获得相应预期收益的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采用非政府资本投资营运模式,由政府牵头,以土地等生产资料或财政资金作为股份,吸引社会资金,成立项目投资公司,承建相应项目。二是对于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进行引导,使得准经营性项目转变为经营性项目,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三是对于纯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以政府为投资主体,在项目招标和实施过程中按市场化原则进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降低建设成本,提高投资效益。
2、设立长江经济带建设投资基金
由省长江投主导,长江沿岸市州政府投资机构入股,吸收社会资本参股,成立长江经济带建设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金由专业基金管理机构进行管理,通过上市、并购进行增值。同时,基金投资者之间可实现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政策角度来说,城市建设基金具有政府信用隐形担保的属性,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既满足政府融资需求,同时又使社会投资者闲散资金获得投资收益。
3、推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土地资源联合开发经营
通过土地储备、挂牌出让,将获得的土地开发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区域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本地存贷比较低,本地资金大量外流,无法有效为区域经济发展作贡献。在城建融资方面,可通过土地挂牌出让,利用土地开发项目吸引本地外流资金,将土地开发项目所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4、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以及吸引境外直接投资
当前,我国制定的“一带一路”战略已获得包括亚太国家、中亚和欧洲国家的认可,中国的发展前景被国际资本市场看好,大幅度增加利用外资特别是直接利用外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一方面,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长江经济带特别是中部沿江地区将是发展最快的区域,对国际资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具有比较丰富的基础设施领域融资经验和先进的融资方式。
5、利用互联网金融机制
互联网金融(ITFIN)是以支付、云计算、SNS等为基础,以搜索引擎及手机app为媒介工具,实现虚拟金融服务的一种新型金融服务形式。利用互联网金融为湖北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相比较传统融资方式具有受众面广、融资成本灵活等优势。同时,互联网金融适用面广,不仅可为经营性项目提供有效支撑,其背后隐含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贡献精神更使得其能广泛适用于纯公益性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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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德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几点认识——在“珠江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论坛”上的讲话[J].金融与经济,2005(2).
投融资体制创新 篇9
收录日期:2012年3月14日
当前, 河北省农村水利设施维护投入不够、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仍比较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 当务之急是要健全和完善农田水利建设投融资体制。
一、河北省农田水利投融资体制现状
“十一五”期间, 河北省组建河北水务集团, 搭建水利部门管理运营的融资平台。按资金性质积极整合涉农部门相关资金, 集中财力, 重点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充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为民营资本进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市场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坚持农民自愿、注重实效、民主决策的原则, 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 引导农民群众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各金融部门对符合信贷政策的农田水利工程实行信贷扶持政策, 适度放宽了贷款条件, 扩大面向农户和投资者的小额信贷, 基本上建立了符合我省省情的农田水利投融资体制。但是, 问题仍不容忽视:投融资管理主体定位不准确, 造成政府、事业、企业、合伙组织、农民个体责权不清, 影响投资积极性和投资规模;农田水利规划、投资、建设、运行由政府多部门共同参与实施管理, 投资力量分散;农田水利投融资的规范化、法制化进程缓慢, 使投融资体制缺乏法律保障;各地农田水利投融资规模、政府财政投入水平差
(一) 农民对农田水利的基础性、公益
性认识不足, 投资观念不能及时转变, 筹资投劳积极性显著降低。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两工”后, 人们认为农村水利基本建设不搞了, 因而没有及时依据市场经济规律, 建立新的投入体系。同时, 改革开放后, 大量农民进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 对农业的依赖性显著降低, 而且农业比较效益低, 农田水利产投比小, 这就降低了他们对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的热情和力度。
(二) “一事一议”制度带来高额交易成本。
农民的自发分散性和村集体约束力的弱化, 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才能开会成功;农民对公共品需求不同, 统一意见难、达成协议难、筹款难;农村中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外出打工, 参会多数是妇女、老人, 文化层次低, 很难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村委会提交审议的筹资筹劳方案往往难以通过, 即使通过了一些村民也不主动交款, 没有约束机制, 导致筹款的交易费用上升;基层干部往往采取简单的工作方式, 有的采取按“假指印”、“假签字”等方式进行, 甚至“多事一议”等不规范行为, 对以上行为进行监督十分困难。
(三) 投资风险大, 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激励。
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风险高、资金回收期长的特点, 并且农业比较收益低, 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很难获得预期收益。对于私人企业或民间资本来说, 农村市场环境远不如城市, 融资渠道狭窄, 相应的社会服务落后, 在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成本高、效益低, 对于逐利的企业来说, 放弃农村市场, 把资金投在城市是一种理性的企业行为。
(四)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部门利益。
当前各级政府官员主要是对上级负责, 不愿提供花费资金多而短期显性效益不明显的农村基础设施, 导致像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提供格局扭曲、甚至主体缺位。
三、河北省农田水利投融资体制应对策略
(一) 重宣传。分村召开“三会”:村组干部会议、全体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组织开展“三访”:对在家农户普遍访, 对老干部、种养大户、困难户重点访, 对外出务工农户书信访;突出进行“三讲”:宣讲活动目的、意义, 宣讲文件精神, 宣讲各级“以奖代补”政策。同时, 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新闻宣传、开辟网站专栏等方式, 从而营造良好氛围。
(二) 树法制。水利建设和管理中的许多方面仅靠政策规定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国家应出台一部专门针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法律, 明确界定农田水利建设的性质、产权主体、投入主体、管理主体, 确保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或者确保某些水利基础设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确保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有稳定的来源。同时, 必须建立和完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管理制度, 确保资金投入的经济效益。
(三) 立规划。结合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 科学确定水利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 统筹协调社会需求、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工程规划布局等重大事项, 形成各级政府规划相互协调, 总体规划和部门规划相互呼应, 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相互衔接, 中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相互结合的省级农田水利规划体系, 为健全和完善职责明确、分工合理、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的农田水利投融资组织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四) 创体制。根据农田水利的不同性质, 建立以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导, 县乡财政适当配套, 由中央、省、县乡、农民四位一体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体制。大型水利工程应由中央政府提供, 在目前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应通过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 即主要由省级政府“出钱”, 县级政府“办事”的方式来解决;小型的农村社区内的基础设施项目, 农民直接受益, 并且投资不大, 可以采取农民投入为主, 政府适当补贴的方式来投资建设。
(五) 拓渠道
1、财政渠道。农田水利项目公益性强, 政府财政资金是投入的主要来源。
(1)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2008年至2010年共争取省以上水利专项资金13.2亿元, 其中2008年3.6亿元, 2009年4.6亿元, 2010年5亿元。据此测算, 2010年省级财政对水利投入共10亿多元, 今后10年年均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高一倍, 累计投入将达200多亿元。
(2) 土地收益10%要确保专款专用。一方面要尽快出台办法, 解决土地收益10%怎么提取的问题;同时, 要建立省级跨区域统筹机制, 我省地区差别较大, 存在土地出让收入与农田水利建设投资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 重点投向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和农田水利建设任务重的地区。
(3)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水利建设基金是用于水利建设的专项资金, 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目前, 省财政厅、发改委和水利厅三部门正在起草实施细则。
(4) 各市县依法收取的水资源费、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
(5) 其他用于水利项目建设的财政性资金。省水利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建设项目占用水利设施和水域的补偿政策, 合理收取补偿资金用于水利建设。
2、市场渠道
(1) 金融机构贷款。一是解决省财政贴息的范围、规模、期限和贴息率问题;二是发挥河北水务集团投融资平台作用, 提高融资能力, 保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和引黄工程建设资金。河北水务集团积极开展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投融资工作, 各大金融机构对集团融资给予了大力支持。
(2) 政府投融资平台直接或间接融资。河北省国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河北水务集团为主要省级水利项目建设投融资机构, 负责省政府确定的省重点水利项目建设融资事宜。省政府采取资本金注入、国有资产划拨、国有土地注资等方式, 支持水利项目建设投融资机构不断扩大资本规模, 增加现金流, 提高资信等级, 提升融资能力。市、县政府要加强投融资平台建设, 加大资本金注入力度, 整合水利资产、资源、资本、资金, 提高投融资能力。
(3) 支持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通过上市和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支持符合法定条件的水利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支持符合法定条件的已上市水利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发行上市公司债等方式再融资, 鼓励已上市水利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方式实现整体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发行企业 (公司) 债券,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加强债券市场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 鼓励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运用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定向工具等多种债务融资工具融资;建立和完善中小水利企业直接债务融资担保机制, 协调落实中小水利企业进行债务融资的风险缓释措施, 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水利企业通过区域集优的方式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4) 积极发展多种融资产品, 拓宽水利项目融资渠道。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贷款分散大型水利项目风险。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融资租赁公司增强对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 发展大型水利基础设施设备和中小农田水利灌溉系统融资租赁服务。允许理财资金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投资有现金流、有收益的水利项目。积极稳妥探索水利建设贷款等涉农贷款资产证券化试点。
(5) 用好税收政策。做好有利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税制安排, 充分利用税收优惠, 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投向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农村水利工程基础设施实施多元化项目融资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健全农田水利科学技术创新的税收激励机制;加大对国家农田水利示范园区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彻底纠正对农村水电站地下发电工程征收房产税的不良做法;采取更富于刺激性的税收优惠措施鼓励和扶持农村水利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观光旅游服务业实施最优的税收服务和优惠照顾;为动员农村水利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提供良好的税收激励;全面加强和规范对水利工程水费的税收征管, 严防“跑、冒、漏、滴”。
(6) 发行彩票。
3、社会投资。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 引导投资集团、大型企业、外资、民间资本等投资水利项目建设。要打破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 开放投资领域, 扩大社会投资, 鼓励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参股等形式, 购买、兼并、租赁等多种方式, 参与水利项目的建设和管理。
(六) 强监督。
加强对不同类型水利投资建设项目的管理, 及时编制各级水利重点工程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 定期公布水利建设重点项目范围, 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创造条件。对纳入国家和省级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的重点水利项目, 要明确拟建项目的目标、任务、进度、责任主体, 细化资金管理办法;对国家补助的农田水利项目, 各地要立足当地实际探索各类农田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对引入民间投资的小型农田水利项目, 按照“建用两利”的原则, 明晰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 落实建设和管理责任;对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经营性水利项目, 要发挥各级水利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和市场监管职能, 落实水利项目法人责任制, 严把水利项目立项审批、公开招标和工程建设质量, 培育公平竞争的设计、监理、施工等建设市场。同时, 完善水利项目信贷资金监督管理制度, 尽快制定和完善水利项目信贷资金管理制度。对重点水利项目, 要在媒体发布招标公告, 严格实行公开招标、全程审计, 充分发挥中介机构评审、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综合作用, 保证专款专用。
摘要：本文针对河北省农村水利设施投融资体制现状, 分析其成因, 从宣传、政策、规划、渠道、监督等方面, 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河北省,水利设施,投融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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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万超.农田水利建设筹资的“四不”现实和“四力”策略.金融博览, 2011.
投融资体制创新 篇10
一、强化运作, 财政投入大幅增长
近几年, 在中央以及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生态环境改善的大环境下, 我省紧抓机遇, 精心谋划, 注重运作, 在争取财政资金投入方面取得较大突破, 收到了显著成效。
(一) 政府高位推动
林业的跨越发展, 政府的支持是关键。近几年, 我省紧扣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林业政策, 结合我省实际, 加强调研, 积极探索, 认真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加快林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林业发展政策措施。特别是2010年以来, 基本每年都以省政府名义出台林业方面文件, 如2010年下发了《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造林绿化推进森林福建建设的通知》, 2012年下发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抓好2012年造林绿化工作的通知》、《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扶持花卉苗木产业发展的意见》, 2013年下发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抓好2013年造林绿化美化工作的通知》。这些文件的出台和领导的重视, 为我省的林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 实施项目带动
林业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投入, 而资金投入需要通过项目来争取。近几年, 我省通过谋划运作, 以大项目争取大投入, 以大投入促进大发展, 取得了明显效果。
1. 大力开展造林绿化。
为推进森林福建建设, 打造生态优美之区, 同时为实现全国森林“双增”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0年以来, 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高规格的会议研究部署林业工作, 并先后下发了多个文件, 大力开展造林绿化美化, 三年共下达造林绿化任务1250万亩 (2010—2011年650万亩, 2012和2013年各300万亩) , 省级财政共投入补助资金16.32亿元 (2010—2011年造林安排6.46亿元、2012年造林安排5.26亿元、2013年造林安排4.6亿元) 。各级财政也纷纷加大造林绿化配套资金投入, 带动全省投入200多亿元, 投入之大创历史之最。
2. 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近几年, 我省各级财政通过集中资金, 逐年都在加大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投入。2013年, 在中央财政提高国家级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的基础上, 省财政对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每亩也提高5元, 共增加安排补偿资金10 724.52万元, 目前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已从2012年的12元/亩提高到17元/亩。
3. 大力实施现代农业。
一是加快 (花卉) 产业发展。2009年开始, 省级财政每年均安排部分资金用于扶持花卉产业发展, 补助范围不断扩大, 补助资金不断增加, 2009—2013年共安排补助资金6050万元。到2013年, 省级现代农业 (花卉) 项目县已从2009年的2个增加到20个, 按照省政府文件规定, 到2015年, 省级财政扶持的现代农业 (花卉) 项目县将达到30个。同时, 我省还规定从2013年开始省级财政先期安排3年预算, 每年1000万元, 专项用于花卉苗木品种引进和研发创新。2013年起连续三年, 省级财政从设施农业中拨出1000万元用于设施花卉发展。二是扶持竹产业发展。2009年福建省开始启动实施了第一轮竹产业发展项目补助, 每年安排2550万元, 选择6个重点项目县予以补助, 每个县安排补助资金400—450万元, 一定三年。2012年我省继续实施了第二轮竹产业发展项目补助, 每年补助资金增加到3500万元, 选择10个重点项目县予以补助, 每个县安排补助资金300—450万元。三是扶持油茶产业发展。除中央安排的油茶产业发展资金外, 从2009年开始, 省级财政每年均安排部分资金用于油茶种苗、科技培训等补助, 2009—2013年省级财政共安排4900万元。
4. 积极扶持林下经济。
我省的林下经济利用起步早、模式多。从2002年开始, 我省就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积极开展了林下经济发展的探索和研究。2007年10月, 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生态林管护机制改革的意见》, 提出了生态公益林严格保护、科学利用的总体要求。即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 遵循“非木质利用为主, 木质利用为辅”的原则, 科学合理地利用生态公益林林木、林地和景观资源。拓展非木质利用的途径主要包括:依托生态公益林植物资源, 积极开展枝叶花果的开发利用;依托生态公益林的林地资源, 种植珍贵树木、中药材、食用菌和开展林下养殖等多种经营;依托生态公益林的景观资源, 开发“森林人家”等森林生态旅游项目;开展限制性木质利用。经过几年的发展, 目前全省各地掀起了发展林下经济的热潮, 而且形式多样、各有千秋。在商品林中发展林下经济, 更是如火如荼。为鼓励林下经济发展, 省级财政从2003年开始, 每年均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开展生态林下的非木质利用试点补助, 2003—2012年共安排试点补助资金2570万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出台后, 省委、省政府对林下经济发展更加重视, 在2012年出台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3年刚出台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均明确规定:从2013年起连续三年, 省级财政每年安排3000万元对林下经济发展予以补助, 市、县 (区) 财政也应安排资金予以扶持。
(三) 开辟资金渠道
由于目前我省的财力还非常有限, 林业的发展完全靠本级财政部门和本部门的投入还远远不够, 为此, 近几年通过反复研究、沟通、协调我省在拓宽林业资金渠道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一是开辟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新渠道。2007年我省率先在全国出台了江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每年由各设区市按城市工业、生活用水量为依据筹集补偿基金8590万元, 一定三年。从2010年起, 我省每年筹集补偿资金提高到12 910万元并入中央和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行统一管理。同时, 2008年经省政府研究, 决定从水资源费征收总额中安排, 35%用于林业部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二是开征了森林资源补偿费。经过反复研究, 省政府决定从2013年开始对使用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省级生态公益林和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的, 分别按照每平方米30元、60元、90元的标准收取森林资源补偿费, 为我省林业生产建设开辟了新的资金渠道。
二、完善机制, 林业融资渠道不断拓宽
2003年起, 我省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契机, 开展了以林权抵押贷款为主要内容的林业投融资改革工作, 积极探索解决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林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据人行福州中心支行统计, 2010年至2013年3季度, 全省累计发放各类林业贷款585.51亿元, 其中:林权证抵押贷款63.83亿元。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 密切银林合作
针对林业发展资金需求旺盛的问题, 我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介入林业贷款工作, 先后与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保监局签署了备忘录或合作协议, 建立了不定期沟通交流机制, 并通过召开会议、印发通知、联合调研等多种形式推动林业融资工作。特别是2010年以来, 我省开展了新一轮造林绿化工作, 营造林资金需求量大、季节性强, 省里积极协调主要涉农金融机构把支持造林绿化作为“三农”信贷服务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 主动与林业部门及造林主体对接, 确保我省造林绿化工作顺利推进。
(二) 创新融资方式
几年来,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 探索出了林权直接抵押贷款、担保机构担保林农以林权证反担保、农户联保、政府信用贷款等多种贷款模式。同时, 金融机构在创新金融产品、简化贷款手续、拓展抵押树种、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以永安林业金融服务中心为平台, 为林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政策性信贷服务, 贷款期限可达到7年以上、利率一般按基准利率执行;农信社针对10万元以下的小额林权抵押贷款推行“简易评估”操作模式, 由林业部门和农信社以造林成本为基础共同确定林木评估价值, 作为最高抵押贷款额;农业银行在接受杉木、马尾松、桉树等常见树种抵押的基础上, 将毛竹、铁观音、高山茶、杨梅、蜜柚等特色树种纳入林权抵押物范围, 还率先在三明永安成立了全省首家林产业专业支行, 对涉林贷款实行归口管理, 并在业务授权、信贷流程、资源配置等方面予以倾斜, 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林产业的深度和广度。
(三) 改善融资环境
林业部门始终注重风险防范, 促进林业贷款可持续发展。一是提供林权证登记、管理服务。对林权抵押贷款, 林业部门严格履行“一个确认、两个承诺”制度, 即确认林权证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承诺在抵押贷款期间, 所抵押的林木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予发放采伐许可证、不予办理林木所有权变更手续。目前, 全省已成立县级以上林权登记管理机构78个。二是加快森林资源资产流转市场建设, 永安、尤溪等地建立了林权流转服务平台, 促进森林资源有序流转。三是扎实推进森林保险工作, 化解和分散抵押物风险。目前, 全省实施森林综合保险, 将森林火灾、病虫害、暴雨、暴风、洪水、滑坡、泥石流、冰雹、霜冻、台风、暴雪、雨凇、干旱纳入保险责任范围, 每亩保险金额500元, 费率2.5‰。财政对公益林给予90%保费补贴 (中央财政补贴50%、省级财政补贴25%、县级财政补贴15%) , 对商品林给予60%—75%的保费补贴 (中央财政补贴30%、省级财政补贴30%, 投保面积1万亩以下的县级财政再补贴15%) 。截至2013年9月30日, 全省参保森林面积1.06亿亩, 参保率超过92.06%。
(四) 加大政策支持
为吸引更多社会、信贷资金投入林业, 我省积极争取落实财政扶持政策, 促进融资工作顺利开展。一是积极落实林业贷款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大力支持林农个人小额贷款、各类经济实体营造林贷款、林业龙头企业林产品加工贷款项目。二是积极争取省级财政加大贴息支持力度。先后开展了林业小额贴息贷款试点、雨雪冰冻受灾地区林业小额贴息贷款工作。2011年, 省委、省政府出台“大造林”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对参与大造林活动的农户个人贷款按基准利率与中央财政贴息率的差额部分给予全部贴息, 对各类经济实体贷款, 在中央财政贴息3年的基础上, 省级财政再延长贴息2年。2012年, 省政府出台花卉苗木贷款贴息政策, 对花卉苗木种植设施设备贷款省级财政按年3%的标准给予贴息, 最长期限3年。三是省政府出台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将林权抵押贷款业务全部纳入我省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范围;对林木收储中心和林业担保机构为林农生产性贷款提供担保的, 由省级财政按年度担保额的1.6%给予风险补偿;明确非国有森林资源抵押贷款项目可由林业主管部门管理的具有丙级以上 (含丙级) 资质的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林业科研教学等单位提供评估咨询服务, 出具评估咨询报告。
三、积极探索, 进一步完善林业投融资机制
这些年, 我省虽然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和大胆创新, 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林业资金的供需矛盾仍比较突出。由于我省各级财力比较有限, 要在今后几年继续争取财政对林业的大投入难度较大。二是林业资金的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由于南北方林业实际情况存在差异, 因此目前国家出台的个别政策无法满足南方集体林区的实际需要。三是林业贷款期限较短, 与林业生产周期不相匹配。相对而言, 林业生产周期较长, 客观上需要长期限的贷款与林业生产周期相匹配。目前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期限一般都在3年以内, 这样的期限无法满足林业生产周期长的需要。四是农户个人的林权抵押贷款融资渠道单一。农户个人的林权抵押贷款主要以农信社为主渠道发放, 还没有形成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竞争的局面。融资渠道单一使我省广大林农发展林业生产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资金短缺问题仍然存在。五是农户个人的林权抵押贷款利率高, 林农负担较重。由于农户个人点多面广, 管理成本较高, 加上渠道单一, 竞争不充分, 导致贷款利率偏高。目前, 农户个人的林权抵押贷款利率一般较基准利率上浮50%, 贷款利率偏高很大程度遏制了林农融资的积极性。
投融资体制创新 篇11
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发布的第一个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的文件。如此高层级的投融资体制顶层设计，释放了哪些政策变化的信号？有哪些主要亮点、重要举措？未来在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和业内资深人士，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
彭建刚：本刊顾问，湖南大学金融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学科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冯俏彬：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第三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主任。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沈萌：香颂资本执行董事；多年从事企业金融服务与兼并收购的交易撮合，具有丰富的区内及跨境资本市场经验。
更高层级！更具针对性！更有时代新意！
距离2004年7月16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已有12年。相比之下，《意见》中新意何在？
匡贤明：相比12年前的《决定》，《意见》无论在背景还是面临的问题与矛盾上，都有了巨大变化。
第一，《意见》要解决的是投资增速下降的问题，是投资不振的问题。2004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资过热的问题，而当前面临的主要是投资不足的问题。2004年投资过热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国际市场消化产能；而当前投资不足，重要原因在于国际市场很难消化过剩产能，使得企业利润率下降，直接导致投资不足。
第二，《意见》是在前三年简政放权确有进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触及到了投资体制的深层次矛盾问题。
第三，《意见》更加强调市场决定地位，更加强调政府与市场作用。2004年改革也提出“法无禁止即许可”，但“禁止”的条款却缺位，使得这项改革容易在实践中被扭曲。今年的改革则更加强调负面清单，明确提出“三张清单”，对“法无禁止即许可”做了具体化。
冯俏彬：《意见》更有时代新意，更加针对当前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针对当前投资领域的现状，《意见》提出的投资核准范围最小化、投资项目审批首问负责制、“多评合一”的中介服务新模式以及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等，都意味着当前投资管理领域的重大变革，同时也是政府转变职能、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及时之举。针对当前投资领域的融资问题，《意见》限定了政府投资的范围与方式，但扩大了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领域与范围，同时试点金融机构依法持有企业股权等，都是此前没有过的新内容。
彭建刚：《意见》不仅包含了投资活动的内容，也包含了融资方面的一些内容。新意主要体现在：第一，政府在投融资活动中的作用有重大改变；第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第三，推行政府部门首问负责制。《意见》的相关规定表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建立在宏微观审慎管理的基础上，实现风险可控的投资范围放宽和资金运用创新。
沈萌：《决定》重点落在投资体制上，《意见》核心则是投融资体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所代表的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别。
从“投资”到“投融资”的转变，也凸显出在资本市场中，交易双方地位逐步从“投方市场”向“投融对等”发展。
回应诉求，抓住要害，解决问题。
《意见》提出了六个重大创新举措，将会起到怎样的效果？
彭建刚：这些举措，明确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明确了政府的投资领域只是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领域，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原则上不支持经营性项目，为政府的投资行为划分了边界。
冯俏彬：这六个方面的重大创新举措，针对的都是在前期投资审批改革中各方面所反映出来的重大、关键、难点、痛点问题，不仅及时回应了社会各方面的诉求，而且还抓住了要害，有利于进一步调整投资领域内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其职能界限，一方面致力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明确政府的投资方向、重点、管理方式等，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匡贤明：这些改革措施，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基层得到试点实施的，其中一些措施，如首问负责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投资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在一些地方的效果也相当明显。这次改革把地方试点的一些好的经验提升到全国层面，把地方创新与顶层设计有机结合起来，使此次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可行性明显提高。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金融机构与企业更好地对接。
《意见》提出“开展金融机构以适当方式依法持有企业股权的试点”。目的何在？怎么开展？
彭建刚：文件中有“适当”“依法”“试点”三个约束词，这也是金融监管一直贯彻的谨慎原则；是希望创造一个空间，更好地使金融和实体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推动、良性发展。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金融监管部门已于近期启动了投贷联动试点。
所谓投贷联动是指在贷款、债权和股权投资三者之间进行联动调整，一方面要适应投资方不同的风险偏好和收益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符合融资方不同企业成长阶段和不同融资需求。在《意见》的指导下，银行可以采用类似风险投资或者基金的管理方式，运用投贷联动的方式在建立严格风险隔离机制的基础上对创新企业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这是在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体系特点下，充分发挥不同投融资主体作用的一种好方式。
冯俏彬：这是当前融资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此举颠覆了长期以来银行只能作为单一借贷者的认知，允许银行进行股权投资，对于资金充裕的银行而言，相当于多了一种业务类型，是对近几年来银行各类若明若暗理财投资业务的“开正门”，对于银行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对于企业而言，银行在从单纯的债权人变成股东以后，其权责内涵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将引入另一支专业化力量，因此必将对企业治理产生积极作用。从资本结构上看，这一举措更是将立竿见影地改善企业的资本负债表，大大降低杠杆率，这与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也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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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剑：金融机构持股关键是建立有效的股权退出机制以及风险防范机制。由于这一条款实施后，商业银行将同时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服务，需要避免间接融资被直接融资绑架，因为金融机构是对全社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成为某个企业的股东之后，难免将该企业和其他企业区别对待，不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转，也不利于金融机构本身规避风险。因此，当金融机构持股的企业进入正常阶段后，金融机构应该可以将股份转让给企业，或者其他投资者，这就需要一个正规、有效的退出机制。
政府投资一定要补短板，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当前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投资出现“外热内冷”。《意见》对撬动民间投资能否产生效果？
苏剑：民间投资回落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当前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投资下行压力大，民间投资回落比较快，这是客观因素。转型期民间投资回落有一定合理性，这与民间投资更多以传统领域为主有直接关系；二是业界对经济预期悲观，进一步抑制了民间投资。此外，融资难、融资贵、“玻璃门”“弹簧门”等政府服务不到位等也是影响因素。
促进民间投资的最有效方式是加强产权保护制度、降低制度成本和风险，以及减税。
沈萌：政府投资一定要补短板，不能和民营投资争同一个市场。此次《意见》进一步提出要严格管理政府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干预投融资行为。同时，进一步突出市场在投融资过程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也是为了下一步，让市场的风险与收益回归本源，打破以往政府包办从而形成政府隐性与刚性担保的怪圈，戳破这些隐性与刚性担保激发的畸形投机泡沫，还中国投融资市场以风险与收益正相关的合理面目。
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助力PPP发展。
PPP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于PPP，《意见》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PPP模式能不能变成一种新的投资整体方式？
苏剑：《意见》中提到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其中明确要通过特许经营和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大，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托底经济，在土地财政受限情况下，PPP模式有利于缓解财政收入限制。
PPP模式改革开放初期便已存在，一直处于发展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宽。这种模式只是投资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不能把PPP模式变成一种新的投资整体方式，只是改革创新过程中，推进的一种方式。
沈萌：此次《意见》在突出以市场作为投融资体制的主导地位的同时，明确规范或限制了政府投资在PPP中盲目、任性的决策行为。同时，寄望于通过立法工作，将相关规定、规范进行固化，成为PPP可以遵循的法律依据，明确各个相关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同时，政府在制定和筛选PPP项目时，也需要改变欲将PPP打造成为接续政府投资平台的工具，让PPP真正成为可以结合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各方利益诉求的投资机会，而非政府变相利用民间投资的马甲。
匡贤明：要使PPP落到实处，一是要降低项目的不确定性，在投资期、收益期、收益率等方面要有更明确的安排；二是加快市场开放，推进社会资本的市场开放。以释放社会资本发展为最终目标，加快探索PPP在内的制度创新，但不拘泥于PPP，恐怕是这个改革意见的基本初衷。
关键在落实，配套改革要跟上。
这份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综合性、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在诸多方面迈出重要步伐。未来在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
匡贤明：最核心的还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有三个方面需要突破：一是加快清单管理，尽快在全国推开。二是尽量弱化产业政策，强化规划管理，使投资体制更加法治化。三是完善市场监管，尤其是市场秩序监管，防止市场垄断。把市场监管作为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市场监管的转型。
苏剑：《意见》虽然在诸多方面迈出重要步伐，但只是纲领性文件，缺乏细节，关键看能否被执行。另外，还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目前中国各种投融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投资方面，一些国有企业所属行业本来可以开放给民间，但是并没有，导致民间缺乏好的投资机会；融资方面，一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却占用大量资源，导致民间企业融资难。国有企业不深化改革，投融资难以改善。
冯俏彬：《意见》的出台，既是对三十多年来相关改革的延续与深化，也是基于当前我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定问题所做出的回应。目前，《意见》主要着眼于科学界定并严格控制政府投资范围，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放活社会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等，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总的来说，符合转型升级期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预计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力、有效的促进作用。
高等级公路投融资体制的几点建议 篇12
一、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对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主要是收费公路、收费站点过多,增加了运输成本。到2003年底我国共建成收费公路14.5万公里,是公路总里程的8.1%,占全世界收费公路总量的70%以上对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各级政府财力不足是根本原因,但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对公路经济学属性认识偏差的问题。
1、公路是基础产业,“交通圈就是经济圈”,从本质上讲是交通产业也是公共产品,绝大部分公路应由政府无偿提供。公路建设资金需求巨大,政府财力无法满足,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公路发展要求迫切,各地运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形成了较大数量的收费公路。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公路发展中出现的情况。
2、从经济规律看,由于存在道路级差效益,适度建设收费公路是符合公路经济规律和公平原则的。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收费公路。但发达国家在修建收费公路时,一般比较重视道路的级差效益,主张要提供与收费公路平行的不收费公路供公路用户选择,使用者可选择是以支付公路通行费为代价来换取增加运输量、降低运行成本、缩短运距、节约时间、减少交通拥挤等道路使用效益,还是以忍受不便为代价来换取在公路上免费通行的权利。
3、随着公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高等级公路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公路严重匮乏,技术等级普遍偏低,很多地方为建成一条二级公路而欢欣鼓舞,人们把二级路收费视为理所当然。现在高速公路纵横交错,高速公路作为体现道路级差效益的高等级公路收费,人们从心理上是能够接受的,但很多二级路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是当年的高等级公路,对其仍然收费就产生了质疑。
二、拓宽高等级公路融资渠道、完善高等级公路投融资体制。
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高等级公路建设中的问题,必须在借鉴国外高等级公路收费与融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和现阶段的需要与可能,为高等级公路开辟新的融资方式,探索适应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地区实际的高等级公路融资方式。要加大中央财政对国道高等级公路的“基本等级投资”资金投入,建立发达地区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公路投入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高等级公路投资体制改革和融资方式创新、形成规范有序的多元化公路建设投资格局,建立以中央财政投资倾斜、发达地区转移支付以及公路发展政策优惠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地区高等级公路建设的资金支持体系。
1、进一步改革和规范高等级公路投资体制。高等级公路建设难以完全按市场化运行以收回投资并获得预期回报,也无法单靠地方的力量投资兴建,需要中央、地方、私人共同参与,形成中央、地方和私人企业共同参与,政府和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的规范有序的多元化、互补性的公路建设投资格局。根据公路项目的性质,可以划分为全国公益性项目、地区公益性项目和市场化项目。全国公益性项目主要包括国道主干线、边境公路线、国防公路线、民族团结线(通往民族地区地州公路)和省际连接线。地区公益性项目包括区内国道、省道和乡村公路建设。市场化项目主要包括与普通公路平行竞争的收费公路、通往旅游景点的收费公路等可自负盈亏或在政府补贴下基本达到收支平衡的公路。全国公益性项目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资建设,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地区公益性项目由地方财政投资建设,必要时由中央财政提供一定补贴;市场化项目中央财政一般不提供财政资金或补贴,或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建设,并进行收费经营;或由地方财政提供适当补贴,促使其达到可市场化的临界点,进行市场化经营。
2、切实加大各级财政对高等级公路的“基本等级”资金投入。对高等级公路无论是一级还是高速公路建设,中央只提供按照基本等级即一级公路建设标准核定的“基本等级投资”而不是全部建设投资的一定比例的资金,地方财政可以根据需要与可能决定道路的等级标准、并提供配套性投资和升级投资。根据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中央分别提供相当基本等级投资的50%、60%和70%的财政性资金作为“基本等级投资”。为此,中央财政应在国债资金投资、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政策性贷款、车辆购置附加费专项资金等方面,加大对全国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投资和地区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补贴。“十五”后期到“十一五”期间,全国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投资的平均比例应该从“九五”后期的15%逐步提高到“基本等级”投资的40%——60%。地区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到“基本等级”投资的15%——25%。各级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于地方公益性道路建设的资本金投入。
3、继续规范利用国内外银行贷款建设高等级公路。由于地方财力相对有限,中央财政投入短期内难以有比较大的改变,因此,高等级公路建设仍然需要国内外银行贷款发挥一定甚至比较大的作用。为了改善高等级公路融资结构,控制债务规模,防范银行金融风险,必须探索利用国内外银行贷款加快高等级公路建设的规范化途径。可以考虑通过延长贷款期限。发展银团贷款等方式优化贷款结构,规避债务风险,保证高等级公路健康、稳定、规范发展。
4、积极探索发行公路建设债券。由于债券融资具有规模大、期限长、成本低等特点,因此,发展债券是国外道路建设的重要融资手段。“十一五”时期将是我国债券市场大发展的时期,对高等级公路探索债券融资十分有利。为了拓宽和完善公路投融资方式,应该允许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公司发行公路建设债券。
5、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全与发展,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直接融资的方式已成为企业融资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我国目前的A股市场上,已有东北高速、山东高速、粤高速等上市公司超过20家,融资的规模均以几十亿计算。股票市场的融资不仅可解决公路建设庞大资金的需求,同时可有效解决居民的投资取向,防止流动性过剩。高速公路经营及收益的相对稳定,其年收益率较高,平均市盈率在20倍左右,可有效的促进居民的投资热情。
参考文献
[1]、刘瑞波．我国高速公路融资方式的局限性及其创新[J]．财经问题研究，2005
[2]、杨雄，曾祥记，沈君玉，卢迎春，．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体系研究与风险防范对策．交通财会，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