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投融资体制（精选11篇）
水利投融资体制 篇1
本文系2011年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 (课题编号:201101075) “河北省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现状、成因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收录日期:2012年3月14日
当前, 河北省农村水利设施维护投入不够、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仍比较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 当务之急是要健全和完善农田水利建设投融资体制。
一、河北省农田水利投融资体制现状
“十一五”期间, 河北省组建河北水务集团, 搭建水利部门管理运营的融资平台。按资金性质积极整合涉农部门相关资金, 集中财力, 重点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充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为民营资本进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市场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坚持农民自愿、注重实效、民主决策的原则, 按照“一事一议”的方式, 引导农民群众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各金融部门对符合信贷政策的农田水利工程实行信贷扶持政策, 适度放宽了贷款条件, 扩大面向农户和投资者的小额信贷, 基本上建立了符合我省省情的农田水利投融资体制。但是, 问题仍不容忽视:投融资管理主体定位不准确, 造成政府、事业、企业、合伙组织、农民个体责权不清, 影响投资积极性和投资规模;农田水利规划、投资、建设、运行由政府多部门共同参与实施管理, 投资力量分散;农田水利投融资的规范化、法制化进程缓慢, 使投融资体制缺乏法律保障;各地农田水利投融资规模、政府财政投入水平差
(一) 农民对农田水利的基础性、公益
性认识不足, 投资观念不能及时转变, 筹资投劳积极性显著降低。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两工”后, 人们认为农村水利基本建设不搞了, 因而没有及时依据市场经济规律, 建立新的投入体系。同时, 改革开放后, 大量农民进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 对农业的依赖性显著降低, 而且农业比较效益低, 农田水利产投比小, 这就降低了他们对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的热情和力度。
(二) “一事一议”制度带来高额交易成本。
农民的自发分散性和村集体约束力的弱化, 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才能开会成功;农民对公共品需求不同, 统一意见难、达成协议难、筹款难;农村中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外出打工, 参会多数是妇女、老人, 文化层次低, 很难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村委会提交审议的筹资筹劳方案往往难以通过, 即使通过了一些村民也不主动交款, 没有约束机制, 导致筹款的交易费用上升;基层干部往往采取简单的工作方式, 有的采取按“假指印”、“假签字”等方式进行, 甚至“多事一议”等不规范行为, 对以上行为进行监督十分困难。
(三) 投资风险大, 民间资金缺乏投资激励。
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风险高、资金回收期长的特点, 并且农业比较收益低, 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很难获得预期收益。对于私人企业或民间资本来说, 农村市场环境远不如城市, 融资渠道狭窄, 相应的社会服务落后, 在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成本高、效益低, 对于逐利的企业来说, 放弃农村市场, 把资金投在城市是一种理性的企业行为。
(四) 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部门利益。
当前各级政府官员主要是对上级负责, 不愿提供花费资金多而短期显性效益不明显的农村基础设施, 导致像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提供格局扭曲、甚至主体缺位。
三、河北省农田水利投融资体制应对策略
(一) 重宣传。分村召开“三会”:村组干部会议、全体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组织开展“三访”:对在家农户普遍访, 对老干部、种养大户、困难户重点访, 对外出务工农户书信访;突出进行“三讲”:宣讲活动目的、意义, 宣讲文件精神, 宣讲各级“以奖代补”政策。同时, 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新闻宣传、开辟网站专栏等方式, 从而营造良好氛围。
(二) 树法制。水利建设和管理中的许多方面仅靠政策规定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国家应出台一部专门针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法律, 明确界定农田水利建设的性质、产权主体、投入主体、管理主体, 确保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或者确保某些水利基础设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确保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有稳定的来源。同时, 必须建立和完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管理制度, 确保资金投入的经济效益。
(三) 立规划。结合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 科学确定水利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 统筹协调社会需求、农业种植业结构调整、工程规划布局等重大事项, 形成各级政府规划相互协调, 总体规划和部门规划相互呼应, 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相互衔接, 中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相互结合的省级农田水利规划体系, 为健全和完善职责明确、分工合理、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的农田水利投融资组织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四) 创体制。根据农田水利的不同性质, 建立以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导, 县乡财政适当配套, 由中央、省、县乡、农民四位一体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体制。大型水利工程应由中央政府提供, 在目前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应通过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 即主要由省级政府“出钱”, 县级政府“办事”的方式来解决;小型的农村社区内的基础设施项目, 农民直接受益, 并且投资不大, 可以采取农民投入为主, 政府适当补贴的方式来投资建设。
(五) 拓渠道
1、财政渠道。农田水利项目公益性强, 政府财政资金是投入的主要来源。
(1)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2008年至2010年共争取省以上水利专项资金13.2亿元, 其中2008年3.6亿元, 2009年4.6亿元, 2010年5亿元。据此测算, 2010年省级财政对水利投入共10亿多元, 今后10年年均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高一倍, 累计投入将达200多亿元。
(2) 土地收益10%要确保专款专用。一方面要尽快出台办法, 解决土地收益10%怎么提取的问题;同时, 要建立省级跨区域统筹机制, 我省地区差别较大, 存在土地出让收入与农田水利建设投资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 重点投向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和农田水利建设任务重的地区。
(3)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水利建设基金是用于水利建设的专项资金, 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目前, 省财政厅、发改委和水利厅三部门正在起草实施细则。
(4) 各市县依法收取的水资源费、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
(5) 其他用于水利项目建设的财政性资金。省水利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建设项目占用水利设施和水域的补偿政策, 合理收取补偿资金用于水利建设。
2、市场渠道
(1) 金融机构贷款。一是解决省财政贴息的范围、规模、期限和贴息率问题;二是发挥河北水务集团投融资平台作用, 提高融资能力, 保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和引黄工程建设资金。河北水务集团积极开展南水北调配套工程投融资工作, 各大金融机构对集团融资给予了大力支持。
(2) 政府投融资平台直接或间接融资。河北省国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河北水务集团为主要省级水利项目建设投融资机构, 负责省政府确定的省重点水利项目建设融资事宜。省政府采取资本金注入、国有资产划拨、国有土地注资等方式, 支持水利项目建设投融资机构不断扩大资本规模, 增加现金流, 提高资信等级, 提升融资能力。市、县政府要加强投融资平台建设, 加大资本金注入力度, 整合水利资产、资源、资本、资金, 提高投融资能力。
(3) 支持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通过上市和发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支持符合法定条件的水利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支持符合法定条件的已上市水利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发行上市公司债等方式再融资, 鼓励已上市水利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方式实现整体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发行企业 (公司) 债券, 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加强债券市场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 鼓励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运用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和定向工具等多种债务融资工具融资;建立和完善中小水利企业直接债务融资担保机制, 协调落实中小水利企业进行债务融资的风险缓释措施, 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水利企业通过区域集优的方式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4) 积极发展多种融资产品, 拓宽水利项目融资渠道。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贷款分散大型水利项目风险。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融资租赁公司增强对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 发展大型水利基础设施设备和中小农田水利灌溉系统融资租赁服务。允许理财资金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投资有现金流、有收益的水利项目。积极稳妥探索水利建设贷款等涉农贷款资产证券化试点。
(5) 用好税收政策。做好有利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税制安排, 充分利用税收优惠, 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投向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农村水利工程基础设施实施多元化项目融资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健全农田水利科学技术创新的税收激励机制;加大对国家农田水利示范园区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彻底纠正对农村水电站地下发电工程征收房产税的不良做法;采取更富于刺激性的税收优惠措施鼓励和扶持农村水利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对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观光旅游服务业实施最优的税收服务和优惠照顾;为动员农村水利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提供良好的税收激励;全面加强和规范对水利工程水费的税收征管, 严防“跑、冒、漏、滴”。
(6) 发行彩票。
3、社会投资。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 引导投资集团、大型企业、外资、民间资本等投资水利项目建设。要打破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 开放投资领域, 扩大社会投资, 鼓励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参股等形式, 购买、兼并、租赁等多种方式, 参与水利项目的建设和管理。
(六) 强监督。
加强对不同类型水利投资建设项目的管理, 及时编制各级水利重点工程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 定期公布水利建设重点项目范围, 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创造条件。对纳入国家和省级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的重点水利项目, 要明确拟建项目的目标、任务、进度、责任主体, 细化资金管理办法;对国家补助的农田水利项目, 各地要立足当地实际探索各类农田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对引入民间投资的小型农田水利项目, 按照“建用两利”的原则, 明晰农田水利工程所有权, 落实建设和管理责任;对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的经营性水利项目, 要发挥各级水利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和市场监管职能, 落实水利项目法人责任制, 严把水利项目立项审批、公开招标和工程建设质量, 培育公平竞争的设计、监理、施工等建设市场。同时, 完善水利项目信贷资金监督管理制度, 尽快制定和完善水利项目信贷资金管理制度。对重点水利项目, 要在媒体发布招标公告, 严格实行公开招标、全程审计, 充分发挥中介机构评审、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综合作用, 保证专款专用。
摘要：本文针对河北省农村水利设施投融资体制现状, 分析其成因, 从宣传、政策、规划、渠道、监督等方面, 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河北省,水利设施,投融资
参考文献
[1]马衍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税收政策.经济研究参考, 2008.
[2]李万超.农田水利建设筹资的“四不”现实和“四力”策略.金融博览, 2011.
[3]光明网.期待“给力”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2011.
水利投融资体制 篇2
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在充分肯定我国公路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近年来对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一些意见,主要是收费公路、收费站点过多,增加了运输成本。对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收费公路约15万公里左右,占全世界收费公路总量的70%。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各级政府财力不足是根本原因,但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对公路经济学属性认识偏差的问题。
1.公路是基础产业,从本质上讲是公共产品,绝大部分公路应由政府无偿提供。公路建设资金需求巨大,政府财力无法满足,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公路发展要求迫切,各地运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形成了较大数量的收费公路。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公路发展中出现的情况。
2.从经济规律看,由于存在道路级差效益,适度建设收费公路是符合公路经济规律和公平原则的。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收费公路。但发达国家在修建收费公路时,一般比较重视道路的级差效益,主张要提供与收费公路平行的不收费公路供公路用户选择,使用者可选择是以支付公路通行费为代价来换取增加运输量、降低运行成本、缩短运距、节约时间、减少交通拥挤等道路使用效益,还是以忍受不便为代价来换取在公路上免费通行的权利。我国在规划、建设收费公路时,没有充分考虑道路级差效益,常常出现多条收费公路并行现象,使人们有到处是收费路的感觉。
3.随着公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高等级公路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公路严重匮乏,技术等级普遍偏低,很多地方为建成一条二级公路而欢欣鼓舞,人们把二级路收费视为理所当然。现在高速公路纵横交错,高速公路作为体现道路级差效益的高等级公路收费,人们从心理上是能够接受的,但很多二级路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是当年的高等级公路,对其仍然收费就产生了质疑。
这些问题已引起高层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务院颁布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明确提出公路发展坚持非收费公路为主、适当发展收费公路。面对这些问题和情况,必须进一步完善公路投融资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我国公路建设又快又好的发展。
三、几点建议
国务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对收费公路作了明确界定:高速公路连续里程30公里以上、一级公路连续里程50公里以上,中西部地区二级公路连续里程60公里以上。
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符合我国公路发展阶段性实际的,也是符合公路发展经济规律的。但由于目前我国公路投融资体制还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政府对公益性质的一般公路投资力度不够,各级政府及其交通主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很多困难。为此,对完善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建议如下:
1.国家财政应承担起一般国道的投资责任。长期以来,国家基本不向一般国道建设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投资实施,这是造成一般国道收费站点多的主要原因。现在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大大增强,中央财政对今后一般国道的建设和改扩建应承担主要投资责任,以避免新设收费站点。
2.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性资金对公路建设的投资。要按照《公路法》规定,省道主要由省级政府投资,县道由市、县级政府投资,县、乡、村三级是乡道、村道的投资主体。目前,各级财政对公路建设投资严重不足,地方公路建设主要靠养路费,而养路费顾名思义主要应是道路养护资金,而不是建设资金。各级财政从公共财政理念出发,应加大对公路建设的支出。养路费作为国家为公益事业发展而依法征收的税费,要严格征管,不能挪用,也不宜为发展某个产业而减免,否则会对全社会的福利造成损失。
3.对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中西部地区的二级公路,仍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项目业主多层化、筹资方式多样化的改革方向,加大筹资力度,加快建设步伐。
4.由于公路所具有的巨大的外部经济特性,各级政府要继续从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公路建设优惠。
5.继续清理整顿收费站点。对已建成的收费公路一旦到期,要停止收费。对与高等级公路并行的一般公路,要充分运用道路级差效益原理,今后不应再建设收费路,为人民群众提供使用选择。
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篇3
一、进一步精简和下放核准事项
国务院颁布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后，2015年2月，发布《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2015年版）》，按照“能放则放、应放尽放、放则真放”的原则，切实向市场、向区县放权，体现为“三个一律”：一是对国家要求必须取消核准的11项事项，一律取消核准改为备案管理。二是对改为备案的11项事项，除境外投资相关核准事项要求必须由国家发改委备案外，其余10项一律下放区县备案。三是全市范围内除非进口液化天然气等个别项目由市级备案，其余项目一律由区县备案。“三个一律”充分体现出重庆市备案管理的服务属性，改革成效明显。
二、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
2014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后，重庆市于2015年出台《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实施意见》，全面落实国家要求。
针对社会资本能“投什么”的问题，在国家确定的建设领域基础上，将社会资本投资领域拓展到交通基础、能源设施、公共服务、农业水利、生态环保、信息基础等六大领域，并在每个领域推出一批具体项目和保障措施，让社会资本“看得见”。
针对社会资本在以上六大领域“怎么投”的问题，在落实国家意见基础上，尤其是针对投资模式、政府资源配置方式和政府服务方式三个方面，提出系列创新举措。比如，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定期发布行业发展规划，滚动向社会公开推出相关领域项目建设计划；进一步扩大公共性、基础性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公开购买服务项目和内容；加大存量资产盘活，存量资源变现资金要用于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等。
以医疗领域为例，重庆市卫计部门牵头制定《重庆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5—2020年）》和《主城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5—2020年）》，为社会办医预留了规划空间。以农业领域为例，重庆市农业部门针对沼气工程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两大重点领域制定吸引社会投资具体措施，探索沼气供气节能资金补助支持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殖场或企业自建、共建农村沼气工程。
三、推进PPP投融资模式改革
重庆市于2014年出台《重庆市PPP投融资模式改革实施方案》，积极、稳妥、有序推进PPP改革。尤其是厘清五大边界，加快行业试点，即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盈利水平和经营特点，分五个领域推进PPP改革试点。
一是市场定价类项目。包括高速公路、港口等价格改革到位、交易结构明晰的项目。对此类项目，发挥价格的引导作用，由项目投资人通过经营收费实现运营平衡。签约试点项目8个、涉及总投资730亿元。其中，果园港件散货及铁路作业区项目、成渝高速扩能项目九龙坡至永川段、南川至两江新区高速公路已顺利开工建设。
二是价格调整类项目。包括供排水、停车设施等市政项目等，当期收费标准较低，但具备价格调整空间。对此类项目，建立价格调整机制，在当期赋予项目回报预期、建立融资增信条件，确保项目建设，在未来确保价格改革到位，实现全生命周期平衡。签约试点项目5个、总投资43亿元。其中，沙坪坝名人广场地下停车库已开工建设，寸滩水厂年内开工。
三是购买服务类项目。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医疗、桥隧等项目，当前政府核定的价格不足以弥补项目运营成本，尚未达到市场化条件。对此类项目，通过财政购买服务方式对“影子”价格和协议产品或服务量不足部分给予补贴，实现项目运营平衡。签约试点项目13个、总投资378亿元。其中，重庆市第三垃圾焚烧发电厂、重医附属三院已开工建设，红岩村桥隧、曾家岩大桥将在年内开工。
四是资源配置类项目。包括水库、轨道、市郊铁路等项目，经营收益较低、市场化条件不足。对此类项目，以土地等资源对价为补充，实现项目运营平衡。签约试点项目8个、总投资1255亿元。其中，彭水凤升水库、轨道延长线大渡口跳蹬至江津北等5个项目已开工，轨道交通9号线计划年底开工。
五是收益约束类项目。包括土地开发整治等项目，项目经营收益充足，通过合理约定投资人的有限收益，引入投资人帮助政府加快项目实施。签约试点项目5个、总投资189亿元。其中，大渡口钓鱼嘴南部片区、南岸广阳湾生态智慧城和渝北唐家沱组团C、N分区土地整治已成功引入投资人并开工建设。
四、完善投资项目服务监管
我国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的创新 篇4
一、高校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
1.高校财政拨款未达法定标准。
目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世界平均为7%, 其中发达国家为9%, 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4.1%。但我国2002年是3.41%, 2003年3.28%, 2004年2.79%, 2005年2.82%[1] , 从来没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在2000年达到4%”的标准。2003年尽管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总量比上年有所增长, 但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却比上年分别下降了0.08和0.04个百分点。高校财政拨款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大多数高校办学经费不足。
2.政府扩招但未匹配投资。
1999年, 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其中提出到2010年,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23%, 即2005年到2010年的6年时间内, 平均每年增加在校生约100万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试行) 》关于综合性院校的合格标准是:生均教学仪器设备5000元、生均教学行政用房14平方米、生均宿舍6.5平方米、生均图书100册、百名学生配备教学用计算机10台、百名学生配备多媒体教室和语音教室7个座位等。对照这些要求, 每增招一个学生就需要增加投入近2.5万元。因此, 每年增加在校生100万人所对应的投入, 最少也需250亿元。在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并未随招生规模的扩大而同比例增加的情况下, 高校背负了巨额债务。
3.财政拨款生均教育经费下滑。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9年~2005年) 的数据计算, 我国普通高校的学生规模增加了2.3倍, 而同期财政拨款仅增加了1.4倍, 高校的总收入也仅增加了1.8倍, 生均教育经费下滑。其中, 生均财政经费由1998年的10492元降至2003年的7586元, 生均总教育经费由16157元降至15833元。
4.财政性教育经费事权与财权分离。
具体体现在: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教育事业, 财政部门负责教育事业经费拨款, 政府计划部门负责教育基建投资。目前, 教育事业费属于“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类”中的“款”级, 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属于“基本建设费类”中的文教费“款”级。国家预算首先在“类”级支出中分配, 然后依次在“款”“项”“目”级中进行再分配, 教育经费是国家预算第二次分配。由于教育经费预算等级较低, 教育的事权属教育部门, 教育的财权属财政与计划部门, 教育的事权与财权相分离, 导致高校事业越发展、资金越紧张。
5.高校筹资渠道单一。
目前, 尽管我国高校在多渠道筹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相对于实际需要规模仍然偏小。例如, 在吸引社会捐赠方面, 虽然在很多高校诸如英东楼、逸夫馆等已赫然耸立, 但数量不多, 而且绝大部分是由港澳富商捐赠。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 真正由内地企业家捐赠的较少。另外, 对于本校历届毕业生, 我国众多高校也缺乏长期联系, 从而丧失了大部分极具潜力的捐赠主体。
二、创新我国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的对策
社会产品按其受益范围来看, 分为公共产品、混合产品和私人产品。高等教育属于混合产品。因为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非竞争性, 或者由于它的竞争性不完全, 因而由市场提供受到制约。另外, 受教育者通过接受高等教育, 一方面满足了自身的一种高层次精神消费, 另一方面学到了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是一种内部效益, 为受教育者个人所拥有。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短缺, 上大学竞争之激烈, 在所有消费产品和服务中都较为突出。从这个角度分析, 高等教育产品又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高等教育属于混合产品的性质, 因而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采用公共提供与市场提供相结合的方式, 决定其经费供给应该依照混合产品的规律来满足[2] 。据此, 可以从以下方面创新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融资体制:
1.提高拨款比例, 改革拨款体制。
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中具有重要作用, 主要体现在政府既不能“越位”, 也不能“缺位”。就提高拨款比例而言:一是继续贯彻“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方案, 二是政府承诺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达到国际平均水平, 三是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的60%由政府拨款承担。就改革拨款体制而言:一是成立国家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二是按照每年高校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 分地区核定拨款标准;三是实行中央、省、市三级财政负担机制。
2.实行加权学费制。
高等教育首先是一种个人投资行为, 这种投资有着明显的回报率。英国学者研究的结果是:大学投资回报率约为14%[3] 。既然大学教育有如此之高的回报率, 大学生本人理应承担部分教育成本。应承担多少学费标准, 我们认为学费标准过低违背公平原则, 学费过高又超过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支付能力。因此, 要根据“利益获得”和“能力支付”原则, 在科学测定高等教育成本的基础上, 建立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不同高校性质的学费收费标准, 实行加权学费制。同时, 政府的高等教育收费政策应具有一定的弹性, 给予高校根据市场原则适当调增、调减的自主权, 并加强政府对各高校收费标准监控力度。
3.发行教育债券。
根据我国的现实, 政府应该制定各种激励政策吸引和鼓励民间资本投向高等教育。据统计, 截至2007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72534亿元, 有着巨大的发掘空间。债券融资是指学校按照法定程序发行债券并承诺于指定日期还本付息的一种筹资方式。首先, 债券融资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因为一般情况下, 债券的持有人只有按期收取本息的权利而无参与管理的权利。其次, 债券的利息是从公司税前利润中支付的, 具有税盾效应, 因此债券筹资方式成本相对较低。1999年国家安排国债资金14.7亿元, 为承担扩招任务的普通高校改善了办学条件。在美国, 1995年发行债券的高等院校已经达到160所, 债券总额达26.7亿美元。1996年, 发行债券的学校又增加到189所, 债券总额达到41.4亿美元。债券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债券;一种是免税债券。债券偿还期分中长期和长期两种。中长期在25~30年间, 利息在5%~6%之间。基于我国政府的实践, 借鉴美国政府的经验, 政府应鼓励高校发行教育债券, 解决高校在发展中的经费紧张问题。
4.试行股票融资。
高等教育可按教育有限公司和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进行股份制探索。通过教育有限公司和教育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进行融资。试行股票融资, 为学校募集教育发展资金。在当前情况下, 这一方式还存在种种困难, 例如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民间对教育股票的反应等。但是, 综观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历程以及我国教育市场的发展现状, 走教育集团化之路并公开发行股票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高校也可以尝试注册成立一项基金, 然后选定特定的看涨项目作为融资项目到资本市场募集基金, 并参与证券一级市场的申购和配售。
5.开放政策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是在政府支持下实施特定的政策并在特定范围内所进行的融资活动, 不以营利为目的, 旨在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其运行机制中, 既有资金来源方面财政无偿拨付的性质, 又有资金运用方面银行有偿借贷的性质。高等教育显然会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并起着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因而政策性金融机构有理由予以支持。具体支持的方式是, 将各个地方高校的商业银行贷款转为财政性借款, 由财政接管, 并将现有高校贷款按照各个高校的偿还能力, 确定8~20年的还款期, 制订一个奖罚分明的还款办法, 以便给地方高校一个喘息机会、储备发展的后劲。
6.成立教育银行。
我国在1994相继成立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我国建立政策性银行的目的是: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 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 并为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构建奠定良好的框架。成立教育银行可以集中现有高等教育机构的资金, 以现有高校的数量与资金规模完全可以实现良性运作。另外, 教育银行对高校的贷款申请、资金使用制订更加严格的程序和更加广泛的评审标准, 对高校资产进行更加科学的管理。
7.谋划多元化策略。
一是校企联合。校企联合指利用高校的科技优势和企业的资金实力开展校企合作。具体有三种形式: (1) 企业提供资金委托高校培养人才和进行科研开发等, 高校依靠自身教学与科研优势为企业提供服务; (2) 双方共同出资, 风险和利益共担; (3) 合作建设大学科技园区, 依托高校科研、人才密集的优势, 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提供相关服务, 以实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二是BOT融资。BOT即“建设—经营—移交”的简称。具体实施步骤为:高校提供土地, 与项目公司签订基础设施建设合同;由项目公司融资建设学生公寓、食堂等经营性设施;投资方通过经营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 回收投资;合同期满, 高校收回设施所有权。三是TOT融资。TOT是“移交—经营—移交”的简称。这作为一种引入社会资金的方式有非常好的前景, 具体做法是:双方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后, 把已经投产运行的基础设施项目移交给对方经营若干年, 一次性融得一笔资金, 用于建设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特许经营期满后, 合作方再把该设施无偿移交给高校。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 积极采用BOT、TOT方式发展直接融资, 对加快高等教育发展尤为必要。
8.吸纳社会捐赠。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 辅之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但目前我国高校社会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少数高校设立了董事会、校友会、基金会, 但接受社会捐赠面窄量少。社会捐赠尤其是校友捐赠已成为促进西方各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富裕, 国民素质提高,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 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必将成为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应切实做好社会捐赠工作。一是树立向社会募捐集资的意识, 并主动设立诸如“优秀学业金”、“爱心扶贫金”、“创业资助金”、“就业录用金”、“公司奖学金”等项目吸引社会捐赠。二是高校应开拓思路, 建立受社会各界欢迎的各种形式的董事会、校友会、家长会、基金会, 结识一批社会贤达人士。三是高校应建立专门机构, 加强宣传与管理, 充分发挥社会捐资助学的作用。
9.改革助学贷款。
随着大学收费制度的改革, 学费拖欠问题日益凸显, 中西部一些地方性高校尤为严重, 沿海地区高校来自中西部的学生欠费现象也很普遍, 有的欠费率达30%。为了贫困生有机会上学, 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应改革目前的助学贷款制度。一是借鉴日本的做法, 不断创建各种助学贷款制度。日本奖学金制度多种多样, 有政府和民间团体设置的, 也有地方和全国性组织团体设立的, 其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且有政府出资实施的育英奖学金制度是构成日本高等教育助学贷款制度的主流。二是借鉴英国的“按收入比例还款的助学贷款”制度。该制度规定, 从2006年起, 大学毕业生在年收入超过15000英镑后, 开始还助学贷款的本息, 每年还款的金额相当于年收入的9%。如果毕业生失业或年收入经常低于15000英镑, 到65岁时, 政府将为他核销所欠贷款。
10.实施公办民助。
实施公办民助是指利用民间资本参与学校建设,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高校办学的积极性。这类模式的典型是建立公办民助的二级学院。这类学院在投资建设方面要求必须由社会力量投入, 执行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 但在管理方面如师资、课程设置以及文凭发放上都要依托母体高校。这种模式有利于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资金来源问题 , 借社会资本举办高等教育可以促进高教大发展。同时, 由于公立高校在教学方面比较规范, 也有利于帮助二级学院提升教学质量。从各国高校融资改革的实践看, 尽管改革起点、力度和内容不尽相同, 但依照高等教育产业特点实行法人治理, 并将高校由单纯的政府投资转变为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多渠道投资办学的发展模式, 已成为世界各国高校融资体制发展的共同趋势。
参考文献
[1]我国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十几年从未达标.先锋教育网, 2007-10-23.
[2]张仿松·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改革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J].广东社会科学, 2008, (2) .
水利投融资体制 篇5
投融资体制改革存在的障碍
地方铁路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依靠政府投入满足不了资金需求。目前，我国地方铁路建设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从运费中收取的铁路建设基金和国家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贷款，铁路项目投资直接向市场融资的比例不到10％。资金结构不尽合理，融资渠道较狭窄。除了国家投资外，我国每年铁路投资500亿元的资金缺口。无疑将落在存量庞大的社会资本肩上。因此，确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形成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全面进入铁路领域，是解决我国地方铁路建设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
根据近3年的铁路统计公报显示，2004年，各级地方政府及企业对国家铁路和合资铁路投资24.55亿元，完成地方铁路地方投资14.94亿元；2005年，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国家铁路和合资铁路投资完成119.50亿元。是上年的3.5倍。对地方铁路投资完成16.49亿元；2006年，各级地方政府及企业投资235.12亿元。同年，铁道部加大了引资力度。广泛吸引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当年吸引外资27.72亿元，取得重大突破。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铁道部正在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铁路建设。2007年5月，铁道部举行的铁路建设项目推介会上共推出43个铁路建设项目征集社会资本。即将开工建设的京沪高速铁路则广开融资渠道。除铁道部投资外。还积极吸收中国平安、社保基金、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及沿线政府、企业投资铁路。
虽然我国地方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已迈出了一大步。但当前地方铁路投融资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是进入门槛过高。铁路建设投资的规模效应与民营资本的非规模性将成为一个关键的障碍。铁道部的资本可能是几千个亿，民间资本几个亿投进去，所占份额太小，难以取得参与决策权。二是法律法规不完善，产权界面不清晰。有允许社会资本进入的法规制度，但还没有保证社会资本收益的法律。三是政企不分，社会资本担心铁道部会照顾自己的“铁家军”，而使自己陷入不公正的竞争和待遇之中。虽然国家允许民营企业和外资投入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传统的惯性思维，在铁路行业的许多领域，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国家的许多重点发展资金仍然被铁道部系统原属企业瓜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只能扮演小老弟的角色。
深化地方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思考
一、发挥政府投资的主渠道作用。铁路项目投资收益比较稳定。但初期投资多、建设周期长、回收期慢、投资回报收益相对较低，完全依靠市场化融资有一定难度。因此需要政府投资作引导，发挥对民间、外商等资金的带动作用。国家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的实际，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量的资金，作为铁路建设资本金投入到铁路建设中，并逐年加大。特别是对于公益性比较强的铁路项目。政府应直接投资，或者进行资金补助并给予优惠政策。吸引部分私人投资。
二、推进市场化价格改革。目前铁路运价已初步形成了在统一运价基础上的多元化运价格局，出现了新路新价、优质优价、浮动运价、区域运价、专项成本补偿运价等多种运价形式，并在旅游列车、新型全列空调列车上也取得一定的运价浮动权。这些价格措施的实施，使我国2005年铁路客、货运平均价格水平较2000年分别增长了约34％和8％。运输收入的大幅增长，使2005年实现利润70亿元。为铁路建设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来源和保障。但铁路目前的价格总水平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还是偏低，深化铁路运价改革势在必行。
三、扩大债务性融资力度。向国内外金融机构贷款和发行铁路建设债券，实行主动性负债。是解决铁路建设资金不足的重要方面。一是积极争取更优惠的政策性贷款。政策性贷款是在遵照市场原则基础上发放的补贴性优惠贷款，是政策性金融的主要手段。二是设立国家铁路专项贷款。在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设立铁路建设专项贷款项目，实行铁路建设信贷计划单列，从每年国家信贷资金总规模中切块下达，财政予以部分或全部贴息。三是争取国外金融机构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适当放宽铁路部门向国外金融机构直接融资的权限和方式。扩大铁路企业与国外财团的联系，可采取独资、合资、实行股份制等多种投资方式。积极争取国外银行和外国政府贷款。四是扩大铁路建设债券的规模和发行范围。增加债券的融资总额。发行铁路债券是近期筹资的较好方式之一，购买债券的投资者通过债券的利息受益而不参加铁路的经营。中国铁路从1992年开始发行债券融资，至2001年融资总额为161.6亿元，确保了铁路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可向境外发行铁路债券，充分利用境外市场容量大、发行费用较低、筹资时间快、对资金限制少的优势，既增加融资总额，又可使铁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四、深化股权融资体制改革。铁路具有庞大的铁路资产，利用和发挥好现有铁路资产的潜在能力，通过盘活存量增加增量，深化股权融资，构建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成为必然的选择。股权融资可以实现铁路建设资金的扩张。满足各方投资者的需要，实现各方投资者的多赢。股权融资包括两类。其一是私募股权融资，即向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开发和经营的收益和风险共担，具体有合作项目融资等。其二是公募股权融资，即在对铁路进行股份制改造之后。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种方式是发达国家铁路公司采用较多的方式，募集资金规模可以做到很大。且可持续。今后我国的地方铁路建设。除公益性强的项目外。其他铁路将更多地从市场融资。
合资铁路融资是铁道部和地方政府、企业集团以及民间资本共同出资合建的铁路。合资铁路的投资各方对合资铁路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平等互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按投资比例分成，实行“政府主导、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运价将根据保本、还贷、微利的原则来确定，享有一定的上下浮动空间。一是与地方政府合资建路。目前地方政府已经成为铁路建设的重要投资者。地方政府以征地拆迁费用、财政资金入股，并在税费等方面提供优惠。因此对于效益好或社会效益明显的铁路建设项目。铁道部与地方政府共同投资修建。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一个主要的融资渠道。二是与企业集团或民营企业合资建路。对于专用铁路线、运量能确定的项目，可以向供给方和需求方战略投资者募集。如与发电集团开发煤运专线项目；对客运专线、煤炭运输线、集装箱物流中心等投资效益较好的项目。广泛开展招商引资。充分发挥铁路投资风险小、收益稳定的优势，与国有、民营企业合资建路。如我国首个民营资本参与建设的浙江衢(州)常(山)铁路已与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达成了协议。民间资本占有32.5％的较大持股比例项目，建设用地已通过国土资源部审核。这些项目的立项，使铁路的融资渠道得到进一步拓宽。三是与外资合建铁路。在国家控股、公有制占主体的基础上吸引外资，也是一种有效的融资渠道。中外合资建设经营铁路，中方主要以土地入股，建设资金则主要来自外国合营者。公司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组建、运作，以盈利为目的，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是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独立法人。目前我国已对外资放宽了政策，允许外商直接参与铁路干线路网的建设和经营，但保持中方控股。对于支线铁路项目。则允许外商以合资或合作的方式参加建设和经营。股权融资将使铁路进入资本市场。成为股市一支新的生力军。对有一定规模、资产边界相对清晰、盈利能力较强的优良资产，可进行重组改制。通过股权转让、上市公开发行股票或增资扩股募集资金。以存量换增量，实现持续融资，滚动发展。
存置换增量，是铁路进行股权融资的必由之路。存量换增量，就是以铁路存量资产改制上市发行股票。所融资金用于收购其他已经成熟的存量资产，实现资产变现后再投入新的铁路建设项目。铁道部可通过持续出让资产的形式打造数家上市公司作为股权融资平台。开发建设增量资产，为铁路发展提供资金支持。1996年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和纽约上市，首次实现了中国铁路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股本融资；2006年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实现了铁路运输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的重大突破，标志着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水利投融资体制 篇6
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进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9-1987年) 。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 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 改变了中央集中统支统收的财政分配体制, 出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利益主体, 包括投资事权在内的两级事权得到初步划分;另一方面, 中央财政预算内基建拨款实行“拨改贷”。地方财政利用机动财力和预算外收入扩大基建投入;国内银行逐年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企业利用自身积累资金和折旧基金扩大投资;借入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使投资资金融资渠道出现多元化;第三, 改进投资计划管理体制, 开始编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 下放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 简化了项目审批手续, 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决策自主权。
第二阶段 (1988-1991) 。1988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对重大的长期的建设投资实行分层次管理, 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范围, 加重地方政府的重点投资的责任;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产业结构要点的决定》, 明确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重点支持和限制的产业及产品, 提出产业发展序列, 并以此作为调整产业结构, 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为保证重点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建立了基本建设基金制。在电力、石油、铁道、交通邮电、民航等基础产业部门建立了专项建设资金;成立国家专业投资公司, 用经济手段管理经营性投资;进一步扩大建设债券发行规模, 建立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 为直接融资开辟了新渠道。
第三阶段 (1992一现在) 。这一时期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在财政体制改革中, 开始实行经常性预算和建设预算相分离的复式预算, 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实行了项目资本金制度, 建立和规范投资主体的风险约束机制, 开展了“贷改投”试点工作。
改革给投融资运行机制带来了深刻变化:首先, 投资主体多元化。传统体制下, 中央政府是唯一的投资主体;其次, 融资渠道多元化。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中, 银行贷款、企业自有资金、利用外资和债券、股票等证券资金, 已成为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 融资渠道呈多元化;第三, 投资方式多样化。目前, 除社会公益性项目外, 完全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己很少。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投资, 以及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项目十分普遍, 项目融资和特许权方式也在逐步推广。
2 地方政府主要投融资模式及其比较
2.1 PPP模式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模式, 是指政府, 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相互合作关系的一种财政投融资形式。
舨PPP模式是一种优化的项目融资与实施模式, 以参与各方的“双赢”或“多羸”为合作的基本理念。其典型结构为:政府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与中标单位组建的特殊目的公司签订特许合同 (特殊目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 由特殊目的公司负责筹资, 建设及经营, 政府通常与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达成一个直接协议。这个协议不是对项目进行担保的协议, 而是一个向借贷机构承诺按与特殊目的公司签订的合同支付有关费用的协定, 这个协议使特殊目的公司能比较顺利地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采用这种融资形式的实质是:政府通过给予私营公司长期的特许经营权和收益权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及有效运营。
2.2 BOT模式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 (建设-经营-转让) 的缩写。从内容上看, BOT是:一种适用于基础建设的投资, 融资方式。BOT投融资模式的典型形式是:政府将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许权期内负责项目设计、投资、建设、运营、并回收成本、偿还债务、获取利润、特许权期结束之后将项目所有权转交政府, 它是代表国际项目融资发展趋势的一种新型融资模式。简而言之, BOT是对一个项目投融资建设、经营回报、无偿转让的经济活动全过程典型牲的简要概括。
2.3 TOT模式
所谓TOT (Transfer-operate-transfer) 即转让-经营-转让, 是投资者用资金或资本购买某项资产的产权和经营权, 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通过经营资产收回全部投资并得到相应的合理回报, 然后再将产权和经营权无偿移交给原产权所有人, 从T-O过程来看, 其具有贸易性质, 标的为一定期限内的现金流量;但从T-O-T整个过程来看, 其具有租赁性质。只不过租金是一次性支付的, TOT具有项目结构简单、风险较小、涉及法律环节较少, 融资对象较为广泛等特点。TOT模式在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 盘活城市基础设施存量资产, 拓宽融资渠道, 第二, 有效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第三, 改善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第四, 可引导相关产业发展, TOT融资模式被广泛运用在电力, 水务、道路以及能源等项目并取得了成功、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在质量和效率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4 PFI模式
PFI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即“私人主动融资”, 是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兴起的一种新的基础设施投资, 建设和运营管理模式.PFI是指政府部门根据社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 提出需求建设的项目, 通过招投标, 由获得特许权的私营部门进行建设与运营, 并在特许期 (通常为30年左右) 结束时将所经营的项目完好地、无债务地归还政府而私营部门则从政府部门或从接受服务方来收取费用以回收成本的项目融资方式。
PFI表示一种制度结构:凡是需要通过税收来建设、维修、保养调配、运营管理等方面, 尽可能委托给民间的一种制度创新。从它的内涵来看, 包括四个方面:第一, 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 最大限度地利用民间的专业性, 创造性, 技术力量和管理运营能力。第二, 由民间来进行公共产品的设计, 资金投入以及运营。第三, 不是由公共部门直接提供公共设施的资产, 而是购买从民间业界提供的公共服务。第四, 公共部门仅限于公共项目政策计划的制定。PFI模式在某些领域是低效或不可行的:诸如, 责权利不明确的项目;项目集成度过高, 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且不易划分风险责任的项目;投资年限过长的项目;技术或服务标准更新过快的项目等。另外, 如果采用PFI模式的交易费用与项目本身的投资价值不成比例时也应该放弃使用。
2.5 BT模式
BT (Build-transfer) 融资模式的内涵可以概括为, 由项目发起人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投资方, 然后由投资方负责项目资金筹措和工程建设, 并承担项目的建设风险, 项目建成竣工验收合格后, 项目发起人按照签署的回购协议接管项目, 并向投资方支付项目回购价款的一种融资建设方式。
从政府基础设施投融资渠道的角度看, BT融资模式的意义在于:一是既有助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又避免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二是增加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 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矛盾;三是发挥社会资本融资灵活的特点, 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从目前国内BT融资项目的实践来看, BT融资模式适用的范围主要有:一是不适宜于市场化公共基础设施;二是项目缺乏现金流或现金流不充分的非经营或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三是投资方不愿意经营的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四是投资额较小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摘要：地方政府投融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调节经济发展方向具有重大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融资体制变迁, 然后对主要的一些投融资模式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
参考文献
[1]吴存荣.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投融资[J].财政研究, 2007.12.
[2]张弘力.公共预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水利投融资体制 篇7
一、充分运用财政投资与政策拉动新农村建设
首先, 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财政直接投资。财政直接投资是实现基本均等公共服务的关键, 获得财政的转移支付既是农村发展的基本权利, 也是引导农村产业政策的基础。运用财政投资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还可以引导社会资金的正确流向, 从而减少社会上的流动性资金过剩, 既有利于保证社会的稳定, 又有利于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加大对农村财政资金的投资力度, 既可以实现多年的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农村的梦想, 也是中国扩大内需, 实现经济振兴的重大机会。作为中国政府实施经济振兴计划的重要举措。国家4万亿的财政投资中用于农村的3700亿元 (数据源自中国网) , 对于新农村建设无疑会产生巨大的拉动效应, 国家应合理分配资金流向, 向欠发达农村地区倾斜。
其次, 抓紧完善财政投融资手段和机制。建立政府、市场、农民和社会的多元投入机制, 综合运用国债、税收、财政贴息、以奖代补等财政手段, 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明确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新型金融机构各自职能分工定位, 调动社会各界投资农村的积极性, 形成新农村建设多元化的投入格局。这既要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进行宣传和引导, 同时又要给予一定的政策, 保障资金流入农村的合理收益的宽松环境, 对农村启动时期的投融资政策, 应该进行适度倾斜。用财政资金吸引、融合、补充、补贴其他投融资的内在不足。
再次, 建议中央制定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的财税优惠政策。为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央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以利于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另外, 减免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企业所得税, 从而引导社会资金的正确流向, 进一步扩大农业农村的融资能力。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运营市场化过程中,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通过财政投融资机构这个桥梁作用, 一方面利用财政投融资“看得见的手”的功能, 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方面的主导投资作用。另一方面利用财政投融资“看不见的手”的功能, 在实施新农村建设的营运管理等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发挥市场配置资金流向的基础性作用。
二、大胆采用BOT等投资模式推动新农村建设
在拓宽财政投融资的筹资渠道上, 新农村建设可以模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模式采取多种形式。在中国农业严重落后的情况下,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大力新建基础设施, 因此可以优选BOT模式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BOT实质上是指政府就某个基础设施项目与私营部门的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 授予签约方的项目公司来承担该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经营和维护, 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限内, 这个项目公司向设施使用者收取适当的费用, 由此来回收项目投入融资、建造、经营和维护成本, 并获取合理回报;政府部门则拥有对这一基础设施项目的监督权、调控权;特许期满, 签约方的项目公司将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部门。政府对该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价格可以有所限制, 但必须保证私人资本具有获取利润的机会。整个过程中的风险由政府和私人机构分担。
将BOT投资方式运用于新农村建设不为一种尝试。政府把拟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项目授权给相关的财政投融资机构, 由其作为项目的发起人组建项目公司, 利用外国资本、银团贷款及私人资本来建造、运营。财政投融资机构作为业主, 对新农村项目的建设、运行等进行监督, 以确保社会效益性和特许期后项目的完好性。这样不仅可以减轻财政负担, 还可实现公共产品外部效应内部化,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从而从根本解决中国农村长期投资不足的问题。吸引私营经济参与BOT方式, 可以克服其盲目发展、不规范经营的缺陷, 为私营经济拓展市场、开发投资机会、帮助其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更有利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BOT模式, 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BOT模式是BOT模式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建立农村专项发展基金, 发挥关键资金的撬动作用, 逐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农业综合开发为平台, 多方吸引境外资本投入到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 放大财政支农资金的乘数效应, 切实缓解支农资金不足问题。
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中国农村广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前景对寻找出路的国际资金和国内游资是一块很有吸引力的蛋糕, 关键是我们在这块蛋糕的运作上能够大胆运用资本市场的创新模式进行运用, 使新农村的资本运作方式不再停留在小农时代的水平上。
三、创新农村金融模式促进农村改革发展
许多国家的传统做法是运用农业融资体系为初级农业提供补贴, 实践证明, 这种“农业信贷模式”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没有取得成功, 反而造成了对信贷的过度需求, 资本的逐利性使得稀缺的信贷资金流落到有钱有势的人们手里。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同样反映了其他国家的这种趋势。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 一种全新的农村金融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普遍接受。这种模式认为, 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是促进农村发展和改善农民福利水平的关键。促进农村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 政府可以把原先用于补贴农业信贷和为农村金融机构注入的公共资金, 部分地用于对其他农业形式的支持, 如把释放出来的公共资金用于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收入转移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活动。
向农户和企业提供及时、可靠和方便的金融服务, 需要建立多元化和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个体系中的主体, 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农村金融机构。必须依靠它们在基本没有政府财政补贴的条件下, 为农户和企业提供广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当借款人能够从盈利和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金融产品与服务, 本身就会对借款人构成一种正面的激励机制。
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经营的农村金融机构, 面对适度竞争的市场和较为完善的监管, 其管理者会更有动力管理和控制风险, 并且有足够的资本可以用来化解损失。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 他们有动力设计和推广符合农户和企业需要、有价值的创新产品, 制订能够盈利并且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并且会不遗余力地扩大客户的覆盖面。健康的激励机制会推动每个农村金融机构都努力提供广泛的贷款、存款和其他非银行金融产品, 使农户和企业得到更为及时、可靠和方便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从而使他们能够从事高回报的经济活动, 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村福利水平的目的。
四、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激活农村投融资市场
要确保农村地区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 应当建立健全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 全面推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质押贷款试点, 探索农民林地、水面承包经营权、合作组织股权、农业机械等抵质押贷款方式;对在乡镇新设具有信贷功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财政给予一定奖励;对新增加的“三农”贷款, 财政给予一定风险补偿。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为农服务业务缴纳的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和营业税, 给予较大幅度的奖励。
具体而言, 一是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的方向, 强化职能、落实责任, 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二是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 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三是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 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四是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 保持县 (市) 社法人地位稳定, 发挥为农民服务主力军作用。农村信用社要在完善法人治理机构, 转换经营机制, 特别是在提高对农户的贷款覆盖面, 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方面有实质性进展。五是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加强监管, 大力发展小额信贷, 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六是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七是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八是发展农村保险事业, 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九是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
五、加强新农村建设投融资中的政府监管与服务
第一, 完善农村投融资政策与市场生态环境。一是加强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 使新农村建设政策具有稳定性。在实施财政投融资过程中, 运用了社会民间资金, 不可否认的是当新农村建设政策缺乏稳定性时, 私营部门必然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作为风险溢价。因此政府应该好整体规划, 为新农村建设项目的规范操作提供政策保障。二是大力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继续深入开展创建信用村镇、信用企业和信用农户活动, 金融机构对守信村镇、企业和农户要给予适当政策优惠和信贷倾斜, 同时建立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三是创新农村信贷抵押担保风险防范形式。建立专门的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从事农业担保服务。必须强化农村投融资风险的预警、控制、分散和转移制度, 营造良好的农村投融资环境, 促进农村投融资体制的正常运行及功能的正常发挥。四是结合农业主导产业发展, 从特定的品种入手, 并积极探索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办法和模式。
第二, 完善农村投融资法制环境。在今后的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必须做到法律先行, 以法律制度来指导改革的方向, 保障投资主体的利益,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建设的公开、透明的法律法规环境与合同环境。法制环境问题一直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法律先行、规则先行, 是财政投融资参与新农村建设, 发挥其“两只手”的作用的重要保证。一方面要全面清理现有法律法规, 对不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体制要求、阻碍私人资本进入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修订或废止;对适用的法律法规、要进一步予以完善。另一方面应尽快出台《财政投融资法》、《政府投资管理条例》、《新农村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法》等专门法规。特别应加快建立与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规则;产品定价和听证规则;项目监督和考核制度;价值补偿和机制等等, 以使新农村建设在依法治国的轨道上有序进行。
摘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新精神,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全面的指导思想和制度保障, 其中关于金融体制的内容和要求, 为解决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瓶颈, 提出了政策依据与改革方向。农村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支持, 借鉴BOT等融资方式的成功经验、创新新型融资模式、激活民间资本等。
关键词：新农村,投融资,创新
参考文献
水利投融资体制 篇8
一、税费改革前我国普通公路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及结构分析
税费改革前,我国普通公路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投入以及市场融资。其中,政府投入包括中央政府的车辆购置附加税、地方自筹(主要是养路费等公路交通规费收入)、国家及地方预算内资金、国债、地方政策筹款等。市场融资则主要有国内外银行贷款、转让经营权、直接利用外资等。2008年,我国普通公路建设资金来源结构如图1所示。从图1中不难看出,税费改革前,我国普通公路建设资金来源结构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公路建设资金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国内外贷款(含利用外资)占到了36%左右。
第二,原由交通部门掌握的公路养路费、公路货运附加费、公路客运附加费等地方自筹资金在公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部公路建设资金来源中,地方政府投入比例占全部投入资金的35%。普通公路作为准公共物品(非收费公路属公共物品),其建设资金应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投入,但地方政府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的限制,投入的资金以养路费等交通规费为主,公共财政投入不足。
第三,中央财政对公路建设资金投入偏少,国家预算内资金和车购税资金合计投入仅占15%。
第四,企事业单位自筹和其他资金所占比例较小。这说明我国公路建设吸引社会资金不足。
二、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普通公路建设资金的影响
2009年1月1日,《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公路税费改革正式启动。此项改革涉及普通公路维护、建设的主要内容有:(1)“费改税”,也就是将原有的公路养路费等交通运输行业“六费”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燃油税。与之相伴,原在交通系统内部循环的交通规费成为一般性税收并需要中央进行转移支付。(2)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对于取消二级公路收费权后产生的债务,中央和地方各负担50%并在5年内还清。(3)改革后形成的交通资金属性不变、资金用途不变、地方预算程序不变、地方事权不变,即“四不变”原则。从中不难看出,税费改革对普通公路建设养护资金来源渠道、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资金来源方面
1. 原有的信贷融资平台消失,资金供需矛盾突出。
改革前,由交通部门掌握的交通规费资金在普通公路投融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市、县级政府公路建设配套资金的主要来源,而且交通规费形成的现金流也是地方交通部门用来吸引银行信贷资金或担保融资的重要基础。自“十五”以来,这两项在普通公路建设资金来源结构中一直保持在70%以上(古尚宣,2009)。改革后,原来用作质押贷款的交通规费收入不复存在,不仅地方配套资金面临新的困难,也失去了以此作质押担保融资和贷款的基础。再加上二级公路收费权益取消,地方交通部门普通公路建设和养护的融资平台也随之消失。如此一来,原来作为公路建设主要资金来源的银行贷款方式已行不通。显然,如果不尽快建立新的普通公路投融资平台,仅靠包括车辆购置税和燃油税分配形成的财政性公路建设资金,远远满足不了普通公路建设和养护资金需求。
2. 中央和地方事权不匹配,地方配套资金面临新的困难。
随着公路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每年公路建设需要大量的市、县级地方配套资金。但是,市、县级财政预算中并没有“交通建设”经常性支出安排。改革前,地方公共财政对普通公路的投入并不大,养路费等交通规费的超收分成收入是市、县级地方配套资金的主要来源。改革后,公路交通规费收入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国税部门征收的中央税,再加上许多原属地方的税种(如企业所得税)逐渐被划分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财力被进一步削弱,地方配套资金的筹集面临新的困难。
3. 积存债务处理加大了地方财政负担,影响地方财政对公路建设投入的积极性。
改革前,二级公路的主要还款来源是二级公路收费。二级公路收费权取消后,项目的还款来源变为中央、地方两级的财政补助,中央和地方各负担50%。但是,交通部门在核定清算撤站债务时并没有将债务的利息支出、撤站务工费以及人员安置费用等考虑在内。这样,中央拨付的那50%就被打了折扣,换言之,这些费用也要由地方来解决,这无疑增加了地方的财政负担。以湖北省为例,截至2008年底,湖北省二级公路债务余额为253亿元,以二级公路收费站为融资平台,未独立设站的一、三级等公路债务余额为91亿元,共计344亿元。除国家已明确每年从燃油税收入中安排资金,用于逐步偿还50%的二级公路债务外,还有巨额存量债务亟待化解。这对大部分市区“吃饭财政”的现实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债务负担。据测算,湖北省每年可获得中央燃油税补助资金21.67亿元,但同期应付二级公路银行贷款利息10.37亿元,可用于还债的仅剩11.3亿元,要全部还清二级公路债务,需要22年(曹娟,2010)。如果还债都成问题,又怎能拿得出钱再搞新的建设项目呢?
(二)资金使用与管理方面
1. 公路建设养护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可能受到影响。
交通专项资金分配模式涉及到部门间、地区间的利益和权力分配。实行“费改税”后,原由省级政府部门征收的政府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变为国家通过征收燃油税的形式依法筹集交通基础设施维护、建设资金,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分配给各省份。这种资金分配模式在加强预算管理和财政监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由于燃油税转移支付资金直接拨付到当地财政,上级交通部门安排的公路建设、养护规划是否能够顺利实施,还要看当地的财政情况。若地方财力较弱,有可能将这部分资金挪作他用或挤占部分资金。如此一来,公路专项资金要做到专款专用难度很大。
2. 资金拨付渠道的变化影响到普通公路建设养护进度,削弱了公路管理部门的行业管理职能。
改革前,公路建设资金在行业内运行,基本上在上一年末就会确定下一年的计划。另外,考虑到公路建设资金投入大、施工具有季节性等特点,省级交通主管部门一般会按照计划预拨一部分资金,地方交通部门也可以根据计划用养路费超收分成收入等垫付一部分资金先行安排一些项目。改革后,普通公路资金在下行方式上有所变化,由原来行业内直接拨付改为由省财政拨付市、县财政。这种变化不仅可能带来交通专项资金被地方政府挤占、挪用、到位不及时等问题,而且资金不再有预拨现象,指标、文件下来后才能按照进度拨款,根本体现不出计划的前瞻性,影响到公路的及时养护和建设进度。而与此同时,取消二级公路收费权后,出于降低运输成本的考虑,大量车流由原来的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转向二级公路,致使二级公路车流量急剧增多,尤其以超载、超限车辆为甚,由此造成路面、桥梁受损严重,养护成本上升。但是,计划上报审批的速度赶不上道路损坏的速度,在申报没有批准之前,考虑到安全性和公路的正常通行等问题,地方交通部门不得不提前启动公路大修项目。但这部分资金从哪里来?恐怕只能占用其他项目。如此一来,地方公路管理部门的行业管理职能和公路建设规划的实施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三、创新普通公路建设投融资政策的思路和建议
针对上述财税体制改革对普通公路投融资带来的不利影响,结合普通公路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笔者认为,应当从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进行制度创新,拓宽普通公路投融资渠道;同时,从制度和法律层面确保资金的及时到位。
(一)加大政府投入,推动市场融资创新,扩大普通公路建设资金来源
1. 加大政府投入,使普通公路回归公益性。
首先,加大中央财政性资金投入。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公路列为准公共物品的范畴。尤其是非收费的普通公路,其公益性特征更为明显。因此,中央政府理应加大普通公路建设资金投入的力度。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中央财政对普通公路的投入明显不足。据统计,“十五”以来,中央预算内资金和车购税资金年平均投入不足20%(古尚宣,2009)。由于中央财政投入少,造成了普通公路建设过度依赖银行信贷资金、地方交通部门负债率高企的不良状况。税费改革后,随着中央财政实力的增强,在提高对地方转移支付比例的同时,中央也有必要承担更多的事权,在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大中央财政性资金的投入,从而实现普通公路建设由公共财政承担而不是依靠贷款维持,使普通道路回归到公共物品的本质上来。
其次,加大地方政府筹措资金力度。地方政府是普通公路建设的主要承担者,同时更是公路的最大受益者,地方政府理应加大对普通公路的投资力度。不过,如果地方财政收入有限,那么新增财政支出用于普通公路建设难度将会很大。为解决地方配套资金不足问题,地方政府应积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制度和政策,扩大普通公路建设资金来源渠道。譬如,可以将非税收入中的土地出让金收益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公路建设。这是因为,土地的级差效益与公路密不可分,公路越发达,交通越便利,土地价格越高。因此,事实上土地出让金收益中包含着大量的公路建设投入,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专项资金用于公路建设,符合“取之于路,用之于路”的原则。广东省中山市自2008年起对该市干线公路网共20条公路进行定线规划,将道路两侧各500米范围内的土地进行预控,公路两旁预控的土地由政府统一经营,所得款项用于建设其他公路(吴娟、冯继妍,2008)。这种通过土地储备增值筹集道路建设资金的做法,不仅有利于对干线公路沿途进行统一规划,也是公路建设融资方式的一种突破。另外,在有资源的地区,可以考虑从矿业权分成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专项用于普通公路建设。根据财政部与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建(2008)22号文)的规定,矿业权价款收入中央与地方实行2∶8分成。由于资源的开发和运输对普通公路存在高度依存性,因此,在省财政所得的80%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普通公路建设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最后,扩大公路建设专项税收范围。世界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免费公路,公路的建设、养护资金不是依靠收费就是依靠收税。收费和收税应该说只是筹集资金的不同方式,功能和目的是一致的。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公路用户税制度是保证公路建设和养护资金稳定来源的有效方法之一。国外公路用户税征收范围较广,美国的公路用户税在燃油税和车辆购置税的基础上增加了轮胎税、超重货车税、机动车辆税;日本除征收燃油税、车辆购置税外,还同时征收石油液化气税、重车税。美国通过征收燃油税、轮胎税等税种所收的费用作为公路的信托基金,可以满足公路发展资金需求的70%。而我国目前类似公路用户税的只有两种:车辆购置税和燃油税,并且燃油税只能有部分用于公路建设,这样,用于公路建设的专项税收收入明显不足。据交通部测算,我国的专项税收只能满足公路建设需求资金的18%和公路养护需求资金的33%。因此,我国应该充分借鉴国外经验,不仅要继续保持车辆购置税作为公路建设专项税收的属性,还应当考虑开征新的用户税。如针对超载、超重车辆对普通公路损坏严重的情况,开征重车税;针对部分汽车采用其他能源规避燃油税,开征石油液化气税和轮胎消费税等。
2. 积极推动市场融资创新,借助社会力量拓宽普通公路建设资金来源渠道。
首先,寻求新的银行贷款质押渠道,继续争取信贷支持。在各级政府一时难以加大财政投入的情况下,信贷融资渠道还有必要保持。随着我国居民汽车消费量的提升,车购税收入会随之增大,因此可以利用公路建设的阶段性和车购税使用“前紧后宽”的时间差,由中央政府用车购税资金质押统一贷款、统一还款。这种方式可以充分利用未来财政资金,缓解当前财政支出压力,加快普通公路建设步伐。其次,盘活存量资产,尝试新的市场融资方式。对于一级公路等收费公路,可以考虑资产证券化和售后回租等方式融资。资产证券化是以融通资金为目的,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的未来收入现金流的存量资产进行组合和信用增级、并依托该现金流发行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收费公路能够在未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因此,收费公路存量资产非常适合采取证券化方式融资,融资所得资金可以用于建设新的收费公路。另外,收费公路具有稳定的、长期的通行费收入现金流,具备实施售后回租的基础和条件,通过售后租回方式将出售公路存量资产所得收入用来建设新的公路项目,也可以起到盘活存量资产、充分利用未来资金的效果。
(二)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公路建设资金使用提供法律保障
为确保公路建设资金使用上的专用性和及时性,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美国先后颁发了《公路税收法》和《联邦资助公路法》,确保公路用户税长期稳定、持续;日本也先后出台了《汽油税法》、《道路建设特别措施法》和《道路建设财源临时措施法》等。而我国除《公路法》外,目前还没有关于公路建设资金管理的法律文本,这就难免带来公路建设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拖欠等问题。而一旦“四不变”原则得不到有效落实,那么税费改革的出台效果就会被打折扣。为此,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为我国公路建设的资金筹措、使用和管理设立专门的法律文件,确保资金来源和资金规模都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保证,资金使用也能够在法律的监督下规范、有序地进行。
摘要：普通公路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受燃油税改革的影响,传统的普通公路投融资机制受到一定冲击,普通公路建设面临资金来源渠道变窄、资金拨付不及时、资金缺口增大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要从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入手,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扩大公路建设专项税收范围,创新普通公路融资政策,拓宽市场融资渠道,促进普通公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普通公路,投融资,税费改革
参考文献
[1]交通运输部.2001-2008年公路水路交通行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moc.gov.cn.2009-04-09.
[2]古尚宣.创新普通公路筹融资政策的研究[J.]交通财会,2009,(12):4-9.
[3]曹娟.建立湖北普通公路发展融资平台的思考[J.]统计与决策,2010,(6):82-83.
[4]吴娟,冯继妍.《中山市干线公路定线及沿线用地控制规划》已获批准实施,公路建设融资方式有突破[N.]中山日报,2008-03-21.
高等级公路投融资体制的几点建议 篇9
一、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对公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主要是收费公路、收费站点过多,增加了运输成本。到2003年底我国共建成收费公路14.5万公里,是公路总里程的8.1%,占全世界收费公路总量的70%以上对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各级政府财力不足是根本原因,但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对公路经济学属性认识偏差的问题。
1、公路是基础产业,“交通圈就是经济圈”,从本质上讲是交通产业也是公共产品,绝大部分公路应由政府无偿提供。公路建设资金需求巨大,政府财力无法满足,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公路发展要求迫切,各地运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形成了较大数量的收费公路。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公路发展中出现的情况。
2、从经济规律看,由于存在道路级差效益,适度建设收费公路是符合公路经济规律和公平原则的。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收费公路。但发达国家在修建收费公路时,一般比较重视道路的级差效益,主张要提供与收费公路平行的不收费公路供公路用户选择,使用者可选择是以支付公路通行费为代价来换取增加运输量、降低运行成本、缩短运距、节约时间、减少交通拥挤等道路使用效益,还是以忍受不便为代价来换取在公路上免费通行的权利。
3、随着公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高等级公路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公路严重匮乏,技术等级普遍偏低,很多地方为建成一条二级公路而欢欣鼓舞,人们把二级路收费视为理所当然。现在高速公路纵横交错,高速公路作为体现道路级差效益的高等级公路收费,人们从心理上是能够接受的,但很多二级路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是当年的高等级公路,对其仍然收费就产生了质疑。
二、拓宽高等级公路融资渠道、完善高等级公路投融资体制。
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高等级公路建设中的问题,必须在借鉴国外高等级公路收费与融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改革与发展的要求和现阶段的需要与可能,为高等级公路开辟新的融资方式,探索适应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地区实际的高等级公路融资方式。要加大中央财政对国道高等级公路的“基本等级投资”资金投入,建立发达地区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公路投入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高等级公路投资体制改革和融资方式创新、形成规范有序的多元化公路建设投资格局,建立以中央财政投资倾斜、发达地区转移支付以及公路发展政策优惠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地区高等级公路建设的资金支持体系。
1、进一步改革和规范高等级公路投资体制。高等级公路建设难以完全按市场化运行以收回投资并获得预期回报,也无法单靠地方的力量投资兴建,需要中央、地方、私人共同参与,形成中央、地方和私人企业共同参与,政府和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的规范有序的多元化、互补性的公路建设投资格局。根据公路项目的性质,可以划分为全国公益性项目、地区公益性项目和市场化项目。全国公益性项目主要包括国道主干线、边境公路线、国防公路线、民族团结线(通往民族地区地州公路)和省际连接线。地区公益性项目包括区内国道、省道和乡村公路建设。市场化项目主要包括与普通公路平行竞争的收费公路、通往旅游景点的收费公路等可自负盈亏或在政府补贴下基本达到收支平衡的公路。全国公益性项目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资建设,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地区公益性项目由地方财政投资建设,必要时由中央财政提供一定补贴;市场化项目中央财政一般不提供财政资金或补贴,或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融资建设,并进行收费经营;或由地方财政提供适当补贴,促使其达到可市场化的临界点,进行市场化经营。
2、切实加大各级财政对高等级公路的“基本等级”资金投入。对高等级公路无论是一级还是高速公路建设,中央只提供按照基本等级即一级公路建设标准核定的“基本等级投资”而不是全部建设投资的一定比例的资金,地方财政可以根据需要与可能决定道路的等级标准、并提供配套性投资和升级投资。根据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中央分别提供相当基本等级投资的50%、60%和70%的财政性资金作为“基本等级投资”。为此,中央财政应在国债资金投资、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政策性贷款、车辆购置附加费专项资金等方面,加大对全国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投资和地区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补贴。“十五”后期到“十一五”期间,全国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投资的平均比例应该从“九五”后期的15%逐步提高到“基本等级”投资的40%——60%。地区公益性项目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到“基本等级”投资的15%——25%。各级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于地方公益性道路建设的资本金投入。
3、继续规范利用国内外银行贷款建设高等级公路。由于地方财力相对有限,中央财政投入短期内难以有比较大的改变,因此,高等级公路建设仍然需要国内外银行贷款发挥一定甚至比较大的作用。为了改善高等级公路融资结构,控制债务规模,防范银行金融风险,必须探索利用国内外银行贷款加快高等级公路建设的规范化途径。可以考虑通过延长贷款期限。发展银团贷款等方式优化贷款结构,规避债务风险,保证高等级公路健康、稳定、规范发展。
4、积极探索发行公路建设债券。由于债券融资具有规模大、期限长、成本低等特点,因此,发展债券是国外道路建设的重要融资手段。“十一五”时期将是我国债券市场大发展的时期,对高等级公路探索债券融资十分有利。为了拓宽和完善公路投融资方式,应该允许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公司发行公路建设债券。
5、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全与发展,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直接融资的方式已成为企业融资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我国目前的A股市场上,已有东北高速、山东高速、粤高速等上市公司超过20家,融资的规模均以几十亿计算。股票市场的融资不仅可解决公路建设庞大资金的需求,同时可有效解决居民的投资取向,防止流动性过剩。高速公路经营及收益的相对稳定,其年收益率较高,平均市盈率在20倍左右,可有效的促进居民的投资热情。
参考文献
[1]、刘瑞波．我国高速公路融资方式的局限性及其创新[J]．财经问题研究，2005
[2]、杨雄，曾祥记，沈君玉，卢迎春，．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体系研究与风险防范对策．交通财会，2008，(01)
水利投融资体制 篇10
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义发布的第一个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的文件。如此高层级的投融资体制顶层设计，释放了哪些政策变化的信号？有哪些主要亮点、重要举措？未来在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和业内资深人士，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
彭建刚：本刊顾问，湖南大学金融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学科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冯俏彬：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第三届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主任。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沈萌：香颂资本执行董事；多年从事企业金融服务与兼并收购的交易撮合，具有丰富的区内及跨境资本市场经验。
更高层级！更具针对性！更有时代新意！
距离2004年7月16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已有12年。相比之下，《意见》中新意何在？
匡贤明：相比12年前的《决定》，《意见》无论在背景还是面临的问题与矛盾上，都有了巨大变化。
第一，《意见》要解决的是投资增速下降的问题，是投资不振的问题。2004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资过热的问题，而当前面临的主要是投资不足的问题。2004年投资过热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国际市场消化产能；而当前投资不足，重要原因在于国际市场很难消化过剩产能，使得企业利润率下降，直接导致投资不足。
第二，《意见》是在前三年简政放权确有进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触及到了投资体制的深层次矛盾问题。
第三，《意见》更加强调市场决定地位，更加强调政府与市场作用。2004年改革也提出“法无禁止即许可”，但“禁止”的条款却缺位，使得这项改革容易在实践中被扭曲。今年的改革则更加强调负面清单，明确提出“三张清单”，对“法无禁止即许可”做了具体化。
冯俏彬：《意见》更有时代新意，更加针对当前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针对当前投资领域的现状，《意见》提出的投资核准范围最小化、投资项目审批首问负责制、“多评合一”的中介服务新模式以及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等，都意味着当前投资管理领域的重大变革，同时也是政府转变职能、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及时之举。针对当前投资领域的融资问题，《意见》限定了政府投资的范围与方式，但扩大了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领域与范围，同时试点金融机构依法持有企业股权等，都是此前没有过的新内容。
彭建刚：《意见》不仅包含了投资活动的内容，也包含了融资方面的一些内容。新意主要体现在：第一，政府在投融资活动中的作用有重大改变；第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第三，推行政府部门首问负责制。《意见》的相关规定表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建立在宏微观审慎管理的基础上，实现风险可控的投资范围放宽和资金运用创新。
沈萌：《决定》重点落在投资体制上，《意见》核心则是投融资体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所代表的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别。
从“投资”到“投融资”的转变，也凸显出在资本市场中，交易双方地位逐步从“投方市场”向“投融对等”发展。
回应诉求，抓住要害，解决问题。
《意见》提出了六个重大创新举措，将会起到怎样的效果？
彭建刚：这些举措，明确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明确了政府的投资领域只是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领域，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原则上不支持经营性项目，为政府的投资行为划分了边界。
冯俏彬：这六个方面的重大创新举措，针对的都是在前期投资审批改革中各方面所反映出来的重大、关键、难点、痛点问题，不仅及时回应了社会各方面的诉求，而且还抓住了要害，有利于进一步调整投资领域内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其职能界限，一方面致力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明确政府的投资方向、重点、管理方式等，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匡贤明：这些改革措施，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基层得到试点实施的，其中一些措施，如首问负责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投资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在一些地方的效果也相当明显。这次改革把地方试点的一些好的经验提升到全国层面，把地方创新与顶层设计有机结合起来，使此次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可行性明显提高。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金融机构与企业更好地对接。
《意见》提出“开展金融机构以适当方式依法持有企业股权的试点”。目的何在？怎么开展？
彭建刚：文件中有“适当”“依法”“试点”三个约束词，这也是金融监管一直贯彻的谨慎原则；是希望创造一个空间，更好地使金融和实体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推动、良性发展。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金融监管部门已于近期启动了投贷联动试点。
所谓投贷联动是指在贷款、债权和股权投资三者之间进行联动调整，一方面要适应投资方不同的风险偏好和收益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符合融资方不同企业成长阶段和不同融资需求。在《意见》的指导下，银行可以采用类似风险投资或者基金的管理方式，运用投贷联动的方式在建立严格风险隔离机制的基础上对创新企业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这是在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体系特点下，充分发挥不同投融资主体作用的一种好方式。
冯俏彬：这是当前融资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此举颠覆了长期以来银行只能作为单一借贷者的认知，允许银行进行股权投资，对于资金充裕的银行而言，相当于多了一种业务类型，是对近几年来银行各类若明若暗理财投资业务的“开正门”，对于银行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对于企业而言，银行在从单纯的债权人变成股东以后，其权责内涵是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将引入另一支专业化力量，因此必将对企业治理产生积极作用。从资本结构上看，这一举措更是将立竿见影地改善企业的资本负债表，大大降低杠杆率，这与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也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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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剑：金融机构持股关键是建立有效的股权退出机制以及风险防范机制。由于这一条款实施后，商业银行将同时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服务，需要避免间接融资被直接融资绑架，因为金融机构是对全社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成为某个企业的股东之后，难免将该企业和其他企业区别对待，不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转，也不利于金融机构本身规避风险。因此，当金融机构持股的企业进入正常阶段后，金融机构应该可以将股份转让给企业，或者其他投资者，这就需要一个正规、有效的退出机制。
政府投资一定要补短板，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当前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投资出现“外热内冷”。《意见》对撬动民间投资能否产生效果？
苏剑：民间投资回落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当前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投资下行压力大，民间投资回落比较快，这是客观因素。转型期民间投资回落有一定合理性，这与民间投资更多以传统领域为主有直接关系；二是业界对经济预期悲观，进一步抑制了民间投资。此外，融资难、融资贵、“玻璃门”“弹簧门”等政府服务不到位等也是影响因素。
促进民间投资的最有效方式是加强产权保护制度、降低制度成本和风险，以及减税。
沈萌：政府投资一定要补短板，不能和民营投资争同一个市场。此次《意见》进一步提出要严格管理政府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干预投融资行为。同时，进一步突出市场在投融资过程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也是为了下一步，让市场的风险与收益回归本源，打破以往政府包办从而形成政府隐性与刚性担保的怪圈，戳破这些隐性与刚性担保激发的畸形投机泡沫，还中国投融资市场以风险与收益正相关的合理面目。
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助力PPP发展。
PPP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于PPP，《意见》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PPP模式能不能变成一种新的投资整体方式？
苏剑：《意见》中提到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其中明确要通过特许经营和政府购买等多种形式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大，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托底经济，在土地财政受限情况下，PPP模式有利于缓解财政收入限制。
PPP模式改革开放初期便已存在，一直处于发展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宽。这种模式只是投资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不能把PPP模式变成一种新的投资整体方式，只是改革创新过程中，推进的一种方式。
沈萌：此次《意见》在突出以市场作为投融资体制的主导地位的同时，明确规范或限制了政府投资在PPP中盲目、任性的决策行为。同时，寄望于通过立法工作，将相关规定、规范进行固化，成为PPP可以遵循的法律依据，明确各个相关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同时，政府在制定和筛选PPP项目时，也需要改变欲将PPP打造成为接续政府投资平台的工具，让PPP真正成为可以结合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各方利益诉求的投资机会，而非政府变相利用民间投资的马甲。
匡贤明：要使PPP落到实处，一是要降低项目的不确定性，在投资期、收益期、收益率等方面要有更明确的安排；二是加快市场开放，推进社会资本的市场开放。以释放社会资本发展为最终目标，加快探索PPP在内的制度创新，但不拘泥于PPP，恐怕是这个改革意见的基本初衷。
关键在落实，配套改革要跟上。
这份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综合性、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在诸多方面迈出重要步伐。未来在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
匡贤明：最核心的还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有三个方面需要突破：一是加快清单管理，尽快在全国推开。二是尽量弱化产业政策，强化规划管理，使投资体制更加法治化。三是完善市场监管，尤其是市场秩序监管，防止市场垄断。把市场监管作为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市场监管的转型。
苏剑：《意见》虽然在诸多方面迈出重要步伐，但只是纲领性文件，缺乏细节，关键看能否被执行。另外，还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目前中国各种投融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的存在，投资方面，一些国有企业所属行业本来可以开放给民间，但是并没有，导致民间缺乏好的投资机会；融资方面，一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却占用大量资源，导致民间企业融资难。国有企业不深化改革，投融资难以改善。
冯俏彬：《意见》的出台，既是对三十多年来相关改革的延续与深化，也是基于当前我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定问题所做出的回应。目前，《意见》主要着眼于科学界定并严格控制政府投资范围，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放宽放活社会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创新活力等，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总的来说，符合转型升级期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预计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力、有效的促进作用。
水利投融资体制 篇11
第一阶段, 1956年至1978年, 计划经济阶段。
在此阶段, 我国对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缴国家、亏损由国家弥补的大锅饭制度。
第二阶段, 1979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初步改革阶段。
为改变国家对国有企业控制过严、管得过死而造成的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局面, 国家开始对国有企业实施“放权让利”改革, 这从一定程度上的刺激了企业的活力, 提高了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国有企业的效率较改革前有所提高。但是, “放权让利”改革仅仅是国家为企业松了绑,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融资体制, 国家依然以所有者身份向国有企业提供无偿财政拨款。此时的国有企业虽然已有初步的内部积累, 有一定的财务决策权, 但是与国有银行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二者还是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之中。
为强化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约束, 国家有进行“利改税”改革, 即原来向国家缴纳利润改为上缴税金, 并对国有企业征税比例高于一般企业。
第三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 改革深入阶段。
为提高国有企业对国家财政拨款的使用效率, 国家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拨改贷”改革。面临巨额的债务利息, 企业很难提高自我累计能力, 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负债率越来越高, 很多企业已经达到资不抵债。
拨改贷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名义上”强化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关系, 国有银行成为国有企业最大的债权人。但此时的银行依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按照国家的指令完成计划, 与国有企业虽然有名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但实际上国有银行并不能真正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国有企业资金来源虽然由国家财政的无偿拨款改为国有银行的有息贷款, 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似乎二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仅仅是更换了投资人, 将原来的资本投入改为现在的债务投入, 将原来的上缴利润改为上缴利息, 因为国有企业的高负债并不是企业经营不善的累计结果, 而是国家投融资体制的强制性变迁的直接后果。国有企业的这种意识导致对国有银行的债务不予重视, 加大了国有银行的坏账比率, 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第四阶段,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 改革全面展开阶段。
在这一阶段, 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将投资项目划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 (2) 组建政策性银行, 将一般的商业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相分离。 (3) 上世纪90年代初先后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这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诞生, 国有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得以拓宽。 (4) 199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推动银企关系按照市场化原则进化。
下表是董辅礽和唐宗焜主持的“国有企业的制度与效率”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成果, 模拟了课题组研究样本企业从1980年至1994年期间的资产负债率 :
从表1可以发现, 样本企业资产负债率1984年比1983年大幅度增加了10.22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1984年开始实行的“拨改贷”, 随后几年负债率逐年增加, 并大幅度超过50%的警戒线。
为消除拨改贷给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在部分试点城市进行“拨改贷转”改革, 将拨改贷中将财政拨款改成的贷款又转变成国家的投入资金, 重新确立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地位。经过拨改贷转, 国家先后将2200多家企业的中央级拨改贷本息335亿元转变为国家资本金, 这使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下降2.6个百分点 (王玉珍, 1999) 。
为进一步给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解困, 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 化解部分金融风险, 国家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债转股”改革。债转股是由国家新成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 将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转为金融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负担, 减少了利息支出, 国有商业银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良资产比率, 金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
综合以上几个阶段以及表1可以发现, 是“拨改贷”提高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 使国有企业成为“无本企业”, 使国有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在短时间内也大幅度提高, 增加了金融风险。同时, 也是“拨改贷”将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牢牢地捆在一起, 形成一种具有“软约束”特征的信贷关系。为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 国家也先后实行了“拨改贷转”和“债转股”改革。从单个改革看, 对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起到了一定积极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了已改革企业的存量资产, 但是从整体分析, 这些改革都存在着一些缺陷:一是改革面较窄, 仅涉及部分中央直属或省属的大中型企业, 地方国有小企业则较少涉及;二是没有及时建立市场主导型的投融资体制, 仅仅对政府主导型的投融资体制进行小范围的改革;三是国有企业缺乏生产、经营和扩张的资本金生成源, 内源融资能力被高利息侵蚀, 在需要资金时必然依赖于外源型的有息债务融资。
2 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建议
2.1 大力发展股票市场, 适当降低债券市场门槛
从国有企业资金来源看, 一是权益资金, 二是债务资金。在国家投资不足的情况下, 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是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有力措施。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股票市场成立以来, 股票市场发展较为迅速, 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来说就是杯水车薪。大力发展股票市场, 主要是改革企业上市的审批制度。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实行的是保荐制, 这种制度虽然是由政府主导的核准制向市场主导的注册制过渡的一种形式, 但它导致的企业寻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股票市场的发展, 因此, 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关键在于改革股票上市审批制度, 尽快过渡到市场主导的注册制, 从制度层面优化国有企业资本结构。
鉴于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 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是一种“软”负债约束, 至少对于那些存量负债是这样的。在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尤其是在海外上市以后, 增量负债如同企业债券一样成为国有企业的硬约束。从相反角度考虑, 以前大部分国有企业不发行债券的原因一是债券市场准入条件较高, 二是债券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是一种硬负债约束, 企业面临着到期不能还债的破产风险。在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也成为企业的硬约束后, 相当于国有企业又多了一条融资渠道——债券融资, 因此, 适当降低债券市场的准入条件是增加国有企业资金来源的有力举措, 也是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措施。
2.2 加快改制步伐, 积极引进外资
从第二章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 非公司制独资企业1100户, 占总样本的33%左右, 平均负债率高达99.1%, 独资公司695户, 占总样本的20%左右, 平均负债率高达99.7%。如此高的独资样本比重, 如此高的负债率直接导致国有企业负债率均值的提高。因此, 应尽快进行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制改造, 将独资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 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针对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入不足和我国证券市场的准入条件较高, 一些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可以适当引进外资, 与国外优秀的大型企业合作或合资, 一方面可以弥补自身缺乏资金的实际问题, 由此可以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另一方面可引进跨国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秀的管理经验, 这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提高经营业绩以增强内源融资能力降低负债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是尤为重要的。
2.3 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 重塑新型银企关系
从国有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起点年份看, 涉及到与国有商业银行关系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始于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以“拨改贷”为标志;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以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为标志。从改革时间看,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落后十年, 并且在《商业银行法》颁布后的若干年中, 本应市场化的银企关系一直受政府的干扰, 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 银企关系一直处于畸形发展之中。造成银行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国有”, 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主体一元化。因此, 要重塑银企关系必须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融资体制, 进行多元化投资, 实行股份制改造, 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
3 结论与启示
通过分析, 国家的投融资体制变迁将国有企业由“无债”企业变成“无本”企业, 奠定了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基础, 从单个改革看, 对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起到了一定积极效果, 但是从整体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是个动态的过程, 在结合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现状的基础之上, 更应着眼于大力发展股票市场, 适当降低债券市场门槛;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 重塑新型银企关系, 为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构建良好的宏观投融资环境。
参考文献
[1]李俊元.投融资体制比较[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2]忻文.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分析[J].经济研究, 199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