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相关性肠病

免疫相关性肠病（共5篇）

免疫相关性肠病 篇1

沙利度胺属于一种谷氨酸衍生物, 曾经一度作为镇静止痛剂而流行, 后来仅在麻风病治疗过程中使用[1]。因为沙利度胺存在抗血管生成和免疫调节等作用, 而在肿瘤和免疫相关疾病的治疗中广泛使用。本文对沙利度胺在免疫相关性肠病治疗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 本次研究旨在对免疫相关性肠病患者应用沙利度胺的相关不良反应进行分析, 进而为临床安全用药进行指导。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2年1月~2014年6月本院消化科门诊及病房使用沙利度胺进行治疗的40例患者, 男27例, 女13例;发病年龄25~42岁, 平均发病年龄 (34.7±14.5) 岁, 通过沙利度胺治疗年龄29~52岁, 平均年龄 (41.2±14.3) 岁。既往肠道手术率为64.3%, 其他免疫抑制剂使用率为73.8%。沙利度胺目标剂量和实际用药剂量分别为100~150 mg/d和75~200 mg/d, 平均剂量 (109.31±30.28) mg/d, 平均疗程 (18.6±12.5) 个月, 治疗期间仅有1例患者因为不良反应在1个月内停药, 其余患者的疗程均为5~47个月。患者免疫相关性肠病患者既往药物使用情况见表1。所有患者均满足入选标准, 其中共有32例克罗恩病, 4例溃疡性结肠炎, 4例白塞病累及肠道。

1.2 入选标准

与免疫相关性肠病相符合, 同时包括自身免疫病累及肠道;在消化道内科接受治疗2次以上患者;首次通过沙利度胺进行治疗, 同时应用时间在1周内。

1.3 研究方法

对患者年龄、性别、手术史、联合用药情况等资料进行收集, 通过电话或者门诊预约的方式对患者用药过程中不良反应的程度、种类、时间等情况进行随访。将不良反应定义为在用药期间出现的药物对患者造成的损害。严重程度定义:不良反应不影响治疗为轻度, 不良反应导致药物减量为中度, 不良反应导致药物停用为重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5.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良反应种类

共有1例患者在治疗期间并未出现不良反应, 位于不良反应前3位依次为手足麻木、嗜睡和皮炎;有1例患者出现肝功能损伤。

2.2 不良反应程度

40例患者中, 共有39例患者出现了不良反应97.5% (39/40) , 其中多数为轻度不良反应47.5% (19/40) , 并未对药物剂量和治疗疗程造成影响;中度占25.0% (10/40) , 其中共有嗜睡4例, 眩晕4例, 水肿1例、肝损伤1例;重度占22.5% (9/40) , 其中共有皮炎3例, 周围神经炎2例, 骨髓抑制4例, 最终导致沙利度胺停药。

2.3 不良反应发生时间

服用沙利度胺之后不良反应多在6个月内发生, 其中手足麻木 (6.5个月) 、皮炎 (1.0个月) 和嗜睡 (0.3个月) 不良反应发生率占前3位。

2.4 神经毒性计量与效应之间的关系

40例患者中, 对称性手足麻木19例, 部分患者伴有末梢感觉障碍, 经分析可能与沙利度胺的神经毒性存在联系。患者出现手足麻木时, 沙利度胺的平均累及剂量为 (14.58±12.83) g。出现与未出现手足麻木患者比较, 沙利度胺使用的起始与最大剂量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沙利度胺是一种谷氨酸衍生物, 曾经一度在欧洲作为镇静止痛剂而广泛流行, 后来因为“海豹儿”事件的发生而停止在妊娠妇女止吐治疗中使用[2], 而仅在麻风病治疗过程中使用。因为沙利度胺存在抗血管生成和免疫调节等作用, 而在肿瘤和免疫相关疾病的治疗中广泛使用[3]。

本次研究中所有患者均为免疫相关性肠病, 通过沙利度胺进行治疗, 在治疗前患者几乎均曾经接受过糖皮质激素治疗, 多数患者曾经使用一种以上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 这些患者经过上述治疗失败后开始通过沙利度胺进行治疗。所以, 近年来沙利度胺对免疫相关性肠病的治疗相对集中[4,5,6]。

在本次研究中, 97.5% (39/40) 的患者出现沙利度胺相关不良反应, 但是多数为轻度, 最终导致停药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皮炎、周围神经炎和骨髓抑制。其中因为皮炎而导致停药的患者主要表现为斑丘疹和皮肤瘙痒, 停药之后有所好转。在其他相关研究中, 导致沙利度胺停药的不良反应主要是周围神经炎, 其主要停药原因多为肌电图异常。本次研究中因为周围神经炎而导致停药的患者停药之后手足麻木等症状并未出现持续性进展。由此可见, 沙利度胺长期治疗受到影响的主要因素很有可能就是周围神经炎。

综上所述, 通过沙利度胺对免疫相关性肠病进行治疗, 其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与其他免疫疾病是相类似的, 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周围神经炎、皮炎以及嗜睡等, 而皮炎和周围神经炎很有可能就是导致沙利度胺停药的主要因素。手足麻木主要发生在沙利度胺用药6个月内, 个体差异较大。虽然周围神经炎很有可能会导致沙利度胺停药, 但是在停药之前其治疗可能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因此, 沙利度胺不良反应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 分析沙利度胺治疗免疫相关性肠病的药物不良反应。方法 40例使用沙利度胺进行治疗的患者, 对患者年龄、性别、手术史、联合用药情况等资料进行收集, 通过电话或者门诊预约的方式对患者用药过程中不良反应的程度、种类、时间等情况进行随访。结果 沙利度胺目标剂量和实际用药剂量分别为100150 mg/d和75200 mg/d, 平均剂量 (109.31±30.28) mg/d。平均疗程 (18.6±12.5) 个月, 治疗期间仅有1例患者因为不良反应在1个月内停药, 其余患者的疗程均为547个月。40例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97.5% (39/40) , 多数为轻度不良反应47.5% (19/40) ;中度占25.0% (10/40) ;重度占22.5% (9/40) 。出现与未出现手足麻木患者比较, 沙利度胺使用的起始与最大剂量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中等剂量沙利度胺在免疫相关性肠病的治疗中不良反应发生率是很高的, 但是多数为轻度, 患者可以耐受, 可以在严密监测之下进行使用。

关键词：免疫相关性肠病,沙利度胺,药物,不良反应

参考文献

[1]李明玮, 罗雯, 李扬, 等.沙利度胺治疗炎症性肠病7例疗效.中华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杂志, 2013, 25 (1) :56-6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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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桂瑞, 宋永平.沙利度胺的临床应用新进展.医学综述, 2012, 19 (11) :1739-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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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珊, 季晖.沙利度胺联合用药抗肿瘤研究进展.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 2009, 28 (2) :230-236.

[6]马芳, 黄学惠.沙利度胺的抗肿瘤作用及临床用途研究进展.现代肿瘤医学, 2009, 35 (9) :1799-1802.

免疫相关性肠病 篇2

1 免疫调节细胞

IBD患者的外周血CD4+T细胞显著增加, 在结肠炎动物模型组大鼠中应用抗CD4单克隆抗体直接抑制CD4+T细胞的功能, 可阻止炎症的发生。CD4+T细胞激活一系列促炎细胞因子, 从而导致肠道炎症与损伤。幼稚CD4+T细胞可分化为Th1、Th2、Th17、调节性T细胞 (T regulatory cell, Treg) 4个功能成熟的亚群。各亚群之间并不是截然独立的, 而是相互制约, 且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 如调节性T细胞 (Treg) 和辅助性T细胞17 (Thl7) 在分化和功能上互相对抗, 生理情况下二者保持平衡, 维持机体的免疫稳定状态。

Th17细胞是天然免疫与获得性免疫之间的桥梁, 是炎症反应的始动和调节因素。不同于Th1、Th2等Th细胞亚群, Th17细胞不表达干扰素-γ (IFN-γ) 和IL-4, 但高水平分泌IL-17。IL-17是人体内各种炎症反应的潜在介质, 能诱导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如IL-6、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以及趋化因子、细胞黏附分子等, 通过募集中性粒细胞、诱导粒细胞生成等参与炎症反应。研究发现活动期IBD患者外周血Th17细胞比例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BMC) IL-17m RNA表达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表明Th17细胞参与了IBD的发生、发展过程, 可能对临床疾病活动度的判断有一定意义[1]。无论是处于活动期还是缓解期。CD患者PBMC中IL-17m RNA表达水平均明显低于UC患者。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深入研究Th17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IL-17家族的功能可能对阐明IBD的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Th17细胞可能成为IBD免疫学治疗的新靶点。

2 细胞因子

趋化因子CXCL家族是一个促炎多肽细胞因子的超家族, 具有激活和趋化白细胞移动作用。研究表明CXCL9、CXCLl0和CXCL11在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 (包括IBD) 中涉及靶器官的免疫功能失调及病变部位局部炎症反应的过度放大[2]。研究发现IBD患者结肠黏膜表达CXCL11显著增加, CXCL11在IBD患者结肠黏膜中主要来源于CDl4+细胞, 提示CDl4+细胞可能在接受肠道病原刺激之后分泌CXCL11, 从而参与了IBD肠道局部炎症发生发展。IBD患者血清中CX-CL9、CXCL1O和CXCL11明显升高, 以CXCL11升高最为明显, 考虑CXCL升高与IBD发病可能相关[3]。

Chemerin是近来发现的一种刺激先天免疫系统的脂肪细胞因子, 可由脂肪组织释放, 能通过与其受体Chem R23结合对树突细胞和巨噬细胞发挥免疫趋化作用[4]。CD患者腹腔内脂肪积聚, 肠系膜脂肪组织肥大和黏膜下脂肪沉积是其特征。目前研究认为活动期IBD患者血清Chemerin水平明显升高, 提示可能与IBD炎症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因IBD患者机体代谢发生改变, 免疫应答功能紊乱, 慢性炎症是其特征, 而Chemerin-Chem R23通路在炎症反应、脂肪代谢等中均具有重要作用, 故推测Chemerin在IBD肠道炎症中发挥调节作用, 与IBD的免疫发病机制有关。

3 感染因素

肠道菌群是IBD免疫损伤过程的重要激发因素。自IBD被发现以来, 一直认为细菌感染可能是IBD的病因, 但均未发现特异性病原体与病因的直接联系。单一强调致病菌的作用并不能完全解释IBD发病原因, 正常肠菌与粘膜免疫宿主防御功能之间的平衡更为重要。肠道微生物可控制具有易感性的宿主是否发生IBD。实验动物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无菌环境中未见肠道炎症发生;在IBD的发生中, 正常肠菌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肠菌与宿主粘膜免疫防御能力的失衡可能是导致IBD的重要因素。

在微生物菌群的组成和细菌数量都正常的情况下, 由于粘膜上存在的效应T细胞群的缺陷导致对正常微生物抗原的过度的反应, 或者由于粘膜调节性T细胞 (Treg) 群的缺陷未能对正常微生物抗原作出应有的反应, 使正常的效应T细胞没有被适当的调控, 从而形成胃肠道对微生物抗原正常的免疫耐受状态被破坏[6]。

研究发现在IBD发生时, 肠道免疫系统对肠道内已发生变化的菌群不能耐受。某些细菌、毒素等因素启动了肠道炎症以及破坏肠上皮细胞完整性, 使肠道内源性菌群产生的某些产物, 如脂多糖 (LPS) 、多糖甘肽复合物 (PGPS) 、甲基蛋氨酰寡肽 (FMLP) 等, 作为炎症刺激物激活肠黏膜巨噬细胞、淋巴细胞, 释放各种炎症因子, 产生一系列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 甚至逐步放大使炎症慢性化。

虽然迄今尚未发现特异的细菌与IBD的发病相关, 但IBD患者粪便菌群和肠黏膜菌群的组成确与健康个体存在差异, 故认为肠道细菌可能是参与IBD发病的始动和持续因素。随着对肠道微生态在IBD发病中作用认识的深入, 有可能对IBD患者进行肠道微生态的靶向治疗。

4 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 (killer cell immunoglobulin-like receptor, KIR)

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是表达于人类自然杀伤细胞 (NK细胞) 和某些T细胞表面的一组重要受体, 与病毒感染、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相关。KIR2DLl和KIR2DL3属抑制性KIR家族成员, 在一些免疫相关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证实IBD的发生具有遗传易感性, 由多基因缺陷的易感体质对肠道菌群产生过度免疫反应所致。KIR2DLl和KIR2DL3表达下降, 不能与其相应配体结合而转导抑制性信号来调节NK细胞和T细胞活性, 从而造成组织损伤[5]。KIR基因平衡紊乱有可能打乱NK细胞和 (或) T细胞受体平衡, 使NK细胞和 (或) T细胞功能异常而导致IBD的发生。KIR2DLl和KIR2DL3可能成为IBD免疫学治疗的新靶点。

通过对免疫调节机制、感染因素、异常免疫反应的研究, 对IBD的发病机制从多环节进行更深入了解, 使得对IBD亚临床, 甚至是亚病理阶段进行早期干预成为可能, 在发病机制的不同环节及多个靶点阻断疾病的发展, 更好地指导IBD的临床治疗。

随着对IBD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 近年来在IBD治疗策略和思路上也有了深刻的变化。药物的使用更多的是依据患者不同的临床表现类型和发病机制来确定, 例如:针对肠腔内细菌抗原可使用抗生素、促生态制剂治疗;针对肠道慢性炎症使用5-氨基水杨酸 (5-ASA) 、类固醇激素治疗;针对天然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失衡以及肠上皮结构破坏和重建, 采取干细胞移植治疗等;阻断肠道免疫反应通道的生物制剂如英夫利昔 (一种抗TNFα单抗) 对IBD的疗效已被证实[7]。

进一步认识IBD的发病机制, 有助于实现对高危人群筛查, 提前做好预防工作;有助于针对病因实现对因治疗, 并正确判断药物疗效, 尽可能改善慢性疾病IBD的预后, 减少复发。有望以发病机理为指导开辟基因治疗、微生态治疗等新领域。

摘要：当前研究认为免疫学机制是炎症性肠病发病的直接机制, 在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中居中心地位, 免疫调节细胞、细胞因子、感染因素激发的免疫反应等对炎症性肠病的致病产生关键作用。随着对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 药物使用更多的是依据患者不同的临床表现类型和发病机制来确定, 在炎症性肠病治疗策略和思路上有了深刻的变化。进一步明确炎症性肠病发病的免疫学机制, 有助于开辟炎症性肠病防治的新领域。

关键词：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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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Strober W, Fuss I, Mannon P.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inflammatorybowel disease[J].J Clin Invest, 2007, 117 (3) :514-521.

免疫相关性肠病 篇3

1 个体因素

1.1 年龄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朱迎等[4]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一个因素，越年轻的病人生活质量越差，表明疾病对年轻人的影响大于年长者。这可能是因为年轻病人正处于学习、工作、成家立业的黄金阶段，面临的压力更大，未婚未育者担心疾病影响结婚生育，已婚者上有老下有小，承担家庭重任，可疾病对病人本人及家庭造成巨大的影响，使病人有较大的思想负担，影响其生活质量。国内外相关研究也显示，处在工作期或者学习期的年轻病人生活质量的情感维度和社会维度得分较年长者低[5,6,7]。

1.2 精神心理因素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良好的精神心理状态可以保持和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精神心理因素在IBD中的作用存在争议，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病人的精神心理因素与IBD症状的出现和加重有关，但精神心理因素也可以是疾病反复发作的继发表现[8]。Faust[7]的研究显示，IBD病人的焦虑、抑郁状态和病人的生活质量有密切的关系；周薇等[3]研究显示，病人的焦虑、抑郁状况与病人的生活质量有明显影响，过去有医生认为IBD是精神心理疾病，周薇等的研究结果可见，IBD病人的焦虑抑郁水平比普通健康人群高，但比肠易激综合征（IBS）病人低，说明虽然IBD病人普遍存在精神心理问题，但还不属于单纯的精神心理疾病；研究结果指出，IBD病人的焦虑、抑郁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各个维度都呈负相关，提示精神心理因素明显影响了病人的生活质量。Mittermaier等[9]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潘淑慧等[10]研究结果也显示，UC病人的焦虑水平比普通健康人群高，病人的焦虑水平和生活质量呈负相关（P<0.01），说明焦虑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有不利的影响；同时持续的焦虑状态会加重肠道的症状，从生理角度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焦虑状态又影响病人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导致社交活动减少，从社交角度影响到生活质量。

1.3 自我管理因素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自我管理是指病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保持和增进自身的健康，监控和管理自身疾病的症状和征兆，以减少疾病对病人社会功能、情感功能及人际关系的影响并持之以恒地治疗自身疾病的一种健康行为[11]。自我管理已经广泛地应用于一些慢性病，如慢性关节炎、糖尿病等，并且取得了令人较为满意的效果。IBD的自我管理在欧洲、美国等国家已开始实施，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真正提高IBD病人生活质量方面，自我管理的作用仍有争议。Boye等[12]设干预组与对照组进行研究，干预组运用IBD管理项目对57例IBD病人进行自我管理教育，对照组对58例IBD病人进行常规治疗，两组在随访18个月时，IBD生活质量问卷（IBDQ）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该研究结果表明自我管理项目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但是Kennedy等[13]的研究中279例病人接受自我管理项目教育，403例病人接受常规治疗，结果显示12个月时两组生活质量无统计学意义。国内相关研究显示，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14]。目前国内外对IBD病人自我管理的研究都还处在起步阶段，没有指南可以指导临床进行相应的管理，需要继续开展更多的、更深入的研究。

1.4 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自我效能是指人们成功实施和完成某个行为目标或应对某种困难情境能力的信念或信心[15]。国内外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是慢性病病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16,17]，朱迎等[18]研究显示，IBD病人的自我效能中等水平和总分的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低水平的自我效能只与社会功能存在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高水平的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没有显示相关关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是该研究中低水平与高水平病人人数少有关。阮春风[19]的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总分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自我效能高的病人生活质量也高。

1.5 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各种应激事件时，所表现的认知和行为方式[20]。潘叔慧等[10]研究结果显示，UC病人与普通健康人群相比较更多病人会倾向于使用消极应对方式，消极的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而积极的应对方式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积极的应对方式能使病人保持乐观的态度面对疾病和生活，能更有效地面对疾病所带来的压力和问题，有利于改善生活质量。因此医护人员应指导病人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缓解压力，提高生活质量。但目前如何让病人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的研究尚缺乏，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2 疾病因素

2.1 疾病严重程度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疾病的严重程度会明显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朱迎等[4]对102例IBD病人进行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显示，疾病严重程度越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越差，与周薇等[21]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疾病严重程度高的病人其肠道症状、全身症状重，甚至出现大出血、肠穿孔等严重的并发症，该类病人造成严重的生理、心理负担，影响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2.2 疾病活动度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有文献报道，IBD病人的疾病活动度越高其生活质量越差[22,23]。李晓婷等[24]研究结果显示，病人的生活质量与疾病活动度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原因可能是疾病活动度高病人的各种症状明显，进而影响了病人的生活质量。国外相关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果[25,26]。

2.3 疲乏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1988年Mitchell等[27]就对IBD病人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病人全身症状中的疲乏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严重影响了病人的体力活动、功能状态和生活质量。Stjernman等[28]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显示41%～48%疾病稳定期的病人有疲乏感，86%中度至重度的病人有疲乏感，病人对疲乏感的关注度有时超过对肠道的症状。疲乏感明显降低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3 社会因素

3.1 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社会支持是个体可以利用的一种外部资源，可以通过家庭、朋友、同事、网络等方式给病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与帮助，包括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实体支持[29]。社会支持作为社会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减轻应激反应的作用，改善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30]。相关研究结果显示，IBD病人社会支持总分与生活质量总分以及各维度的得分呈明显的正相关，其中又以客观支持相关性最大[13]，这可能是因为该类病人疾病反复，治疗时间长，客观支持好的病人常具有较好的经济来源、亲朋好友的鼓励与安慰及家人的监督，所以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病人的治疗依从性，从而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结果还显示，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生活质量各维度也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P<0.05）。潘淑慧等[10]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了良好的社会支持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这是因为这些病人会受到更多他人的尊重，得到更多他人的理解和支持，这些病人心态豁达，乐于接受他人的帮助。目前在怎样加大社会支持方面研究较多，但如何提高病人对社会支持的接受度和利用度方面研究较少，故应重点关注这方面。

3.2 干预因素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护理干预对病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31]。邓琼等[32]对门诊62例UC缓解期病人为期1年的自身对照试验，试验开始后给予病人进门诊系统化的管理和护理干预。研究结果显示：(1)门诊系统化管理有利于提高UC病人的治疗依从性和疗效；(2)门诊系统化管理有利于减轻UC病人的不良心理反应；(3)门诊系统化管理有利于提高UC病人的生活质量。王华芬等[33]将60例IBD病人进行随机对照试验，观察组30例给予网络互动式健康教育，对照组30例给予常规健康教育，结果显示两组干预后的生活质量较自身基线均有提高，但观察组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P<0.05），尤其在社会能力与情感能力方面差异更为明显（P<0.01），与国内外的文献[34,35]报道一致。目前关于干预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医疗护理给予病人的干预措施，而研究家庭、社会给予的干预却非常少，病人处在社会中仅有医疗护理干预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家庭、社会的干预与支持，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4 小结

免疫相关性肠病 篇4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2012年9月-2013年9月我院收治单纯房颤患者,其中男性15例,女性15例;年龄50~67岁。30例房颤伴缺血性肠病患者,缺血性结肠炎的诊断标准参照Willianms1975年制定的标准,另选取30例同时期在我院体检的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年龄50岁以上。对照组入选者均排除各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肝肾疾病。

1.2 方法

三组受检者均于清晨空腹采肘静脉血,通过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CRP、D-二聚体,试剂盒采用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反应蛋白测定试剂盒,α-GST采上海研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双抗体一步夹心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均由我院检验科完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文中选取计量资料用(±s)表示,两组间数据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单纯房颤患者组静脉血清CRP升高(P<0.05),房颤伴缺血性肠病患者静脉血清CRP、α-GST、D-二聚体均升高(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1;与单纯房颤组相比,#:P<0.01。

3 讨论

房颤合并血栓栓塞性疾病的病理学基础中其重要因素往往是血流动力学异常和血液成分改变导致机体高凝状态[1]。大量实验数据表明房颤时机体往往存在炎症反应,可能引起心内膜组织受损,局部血小板聚集、纤维蛋白沉积,同时血流动力学异常和血液成分改变,促进附壁血栓及微血栓形成。研究发现房颤时炎症反应与血栓栓塞并发症之间存在关系。CRP作为一种经典的炎症标志物,对炎症反应的发生,程度及疾病走向有巨大贡献。Dernellis[2]等研究发现阵发性房颤患者血清CRP水平高于正常人,Chung[3]等的研究表明,房颤患者(非心脏手术后)血浆CRP水平显著高于窦性心律者,而且房颤持续时间越长血浆CRP水平越高。可能因为炎症通过氧化应激影响心房结构和电生理重构等导致引发房颤病理生理的重要过程,从而影响房颤的持续和复发,并形成恶性循环。由此推测CRP水平高低与房颤并发血栓栓塞疾病的可能性相关。

缺血性肠病是指由于肠系膜动脉或静脉栓塞、闭塞以及血栓形成等导致肠缺血甚至肠坏死的急危重症。往往发病凶险,临床症状不典型,影像学技术对其诊断仍不理想,早期诊断较不容易;加之患者多为高龄,往往合并心肺脑血管疾患等多种慢性疾病,因而误诊率和病死率高[4]。本文拟利用临床中常用相关指标通过房颤,炎症,栓塞之间的联系探讨缺血性肠病与房颤的因果关系及早期判断房颤有无伴发缺血性肠病,若能早发现,早对症治疗,无疑可降低疾病对患者机体损伤。D-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的降解产物,对机体的高凝状态和继发性纤维蛋白溶解亢进特异性及敏感性较高。临床上已证实在深静脉血栓、心肌梗死、肺栓塞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疾患时,D-二聚体升高明显,可以及时反映这些疾病的严重程度、发展变化,也是治疗效果和预后的有用指标。由于缺血性肠病患者凝血及纤溶系统的功能有一定的改变,Block等研究指出,缺血性肠病的患者的D-二聚体几乎都是升高的。在>0.9 mg/L时,对于该疾病诊断的特异性92%,且对病情的进展及预后有提示作用。谷胱甘肽转移酶(α-GST)广泛存在肝脏和小肠黏膜中,对肠缺血也比较敏感,肠缺血时可以明显升高。Khurana等[5]通过动物实验发现,通过放射免疫法测定,发现在血清内α-GST增高,提示急性肠缺血。Delaney等[6]发现其敏感性为100%,特异性为86%。国内张福先等[7]的研究以家兔制作急性肠系膜缺血动物模型,结果显示急性肠系膜血管缺血时α-GST明显升高。急性肠系膜缺血似乎由正常的α-GST结果除外。

本实验研究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单纯房颤患者组静脉血清CRP升高,房颤伴缺血性肠病患者静脉血清CRP、α-GST、D-二聚体均升高。由此推测房颤是缺血性肠病危险因素之一,CRP、α-GST、D-二聚体检测数值升高可作为房颤伴缺血性肠病患者早期诊断标准之一。房颤与缺血性肠病相关性报道目前较少,而缺血性肠病患者往往同时合并多种血管病变因素,病情复杂,诊断困难,治疗常存在矛盾,今后还应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提供组织学依据,阐明房颤在血栓栓塞发病过程中对肠道组织的影响以及抗血栓药物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参考文献

[1]潘小明,徐芳,王福建,等.缺血性结肠炎的超声表现[J].中国全科医学2010,13(4):1236.

[2]Dernellis J,Panaretou M.C-reactive protein and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evidence of the implication of an inflammatory process in 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Acta Cardiol.2001,56:375-380.

[3]Chung MK,Martin DO,Sprecher D et al C-reactive p rotein elevation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arrhythmias Circulation,2001.104:2886-2891.

[4]张志强,沈洪,刘刚.急性缺血性肠病31例急诊诊断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10,13(2):668.

[5]KhuranaBS,CorballyMT,ManningF,eta1.Glutathione S-transferase:APotential NewMarkerofIntestinal Ischemia[J].JournalofPdiatric,2002,37(11):1543.

[6]Delaney CP,Neill SO,Inaning F.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glut a thione S-transferase isoenzyme are raised in patients with intestinal ischaemia[J].Br J Surg,1999,86(9):1349-l354.

免疫相关性肠病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借助于三级抽样法,依据派出所户籍资料,确定地区范围、小区、家庭,选取年龄在15 岁以上的3000 例观察对象进行调查,其中男1640 例,女1360例,年龄不超过20 岁者431 例,年龄在20~29 岁者622 例,30~39 岁者570 例,40~49 岁者534 例,50~59 岁者340 例,60~69 岁者271 例,年龄超过70 岁者232 例;诊断标准:(1)功能性消化不良:病程持续时间超过6 个月,且近3 个月发生间歇性上腹痛、消化不良症状,但是并未发生器质性病变,排便后症状还是无法缓解;(2)功能性腹胀:病程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且近3 个月存在腹部膨胀等问题,但缺乏可确诊为功能性消化不良或者是肠易激综合征的条件者;(3)功能性腹泻:患者病程持续时间超过6 个月,且在近3 个月来,会有排便费力的感觉、排便不尽,甚至需要手辅助排便;(4)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病程持续时间超过6 个月,且在近3 个月来,有间歇性或者持续性消化不良、餐后饱胀等感但并未发现有器质性病变,排便后症状稍有缓解;所有纳入本次研究的观察对象其年龄、性别与所在地区一般人口资料方面比较并无显著差异(P>0.05),存在良好的抽样代表性。

1.2 方法

对所有观察对象发放我院自制问卷,委派专业培训的调查工作者做面对面的访问。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观察对象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情况;有否发生消化道症状、有否就诊,是否可以继续正常工作;对已经存在胀气、黑便、贫血、呕吐、反酸等症状持续一个月以上的患者进行体检,通过肠镜、胃镜、超声以及实验室检查,排除存在器质性病变者。

1.3 观察指标

(1)不同性别患病率对比;(2)不同年龄患病率对比;(3)焦虑、抑郁量表评分[2]:借助于SAS(焦虑量表)、SDS(抑郁量表)由观察对象自行评分,SAS评分超过40 分为焦虑情绪障碍、SDS评分超过50 分为抑郁情绪障碍。

1.4 统计学处理

对本组研究数据进行分类和汇总处理,采取统计学软件SPSS19.0 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组间率对比采取 χ2检验,对比以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和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次研究发放问卷3000 份,在面对面访问后一一回收,收回问卷3000 份,合格率100%,经肠镜、体检、超声、胃镜、实验室检查,确诊为功能性肠胃病1620 例,患病率为54.0%;1620 例功能性胃肠病患者中,564 例为功能性消化不良,345 例为功能性腹胀,348 例为功能性腹泻,293 例为肠易激综合征,70例为功能性消化不良合并其他胃肠病,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腹胀、功能性腹泻、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合并其他胃肠病患病率分别为:34.8%、21.3%、21.5%、18.1%、4.3%。

2.1 性别不同的患病率对比

不同性别间,功能性肠胃病患病情况对比,男性患病例数较多于女性,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如下表1 所示。

2.2 年龄不同患病率对比

各个年龄段观察者功能性胃肠病发病率均在30.0%~71.0%间;以50~59 岁年龄段发病率最高,为70.3%,与其他各年龄组比较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如下表2 所示。

2.3 焦虑、抑郁量表评定

在本次观察的3000 例对象中,功能性胃肠病1620 例患者发现伴有焦虑情绪障碍者127 例,抑郁情绪障碍者158 例;无功能性胃肠病1380 例中焦虑情绪障碍者62 例,抑郁情绪障碍者78 例;两组间数据差异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3。

3 讨论

功能性胃肠病属于消化系统功能性病症,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发病率[3],本次纳入本地区的3000例观察对象中,该病症患病率为54.0%,其中功能性消化不良患病率为34.8%。就研究结果中的性别分布来看,虽然女性患病率较高于男性,但发病差异对比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从年龄分布来看则可见有显著差异,各个年龄段观察者功能性胃肠病发病率均在30.0%~71.0%间;以50~59 岁年龄段发病率最高,为70.3%,与其他各年龄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功能性消化不良多发生在30~39 岁年龄段人群,肠易激综合征则在40 左右岁人群中较为多见,考虑到该病症的发生或许与人们生活、工作以及社会压力相关,导致功能性胃肠病的高发。另外亦有研究表明[4],功能性胃肠病的发生与心理因素也存在相关性,本次研究也发现,在功能性胃肠病患者中,伴有焦虑情绪障碍者127 例,抑郁情绪障碍者158 例;无功能性胃肠病1380 例中焦虑情绪障碍者62 例,抑郁情绪障碍者78 例;两组间数据差异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心理因素会造成患者胃肠动力的改变,发生机体不良反应。

综上,本地区功能性胃肠病多发于50 岁以上人群,心理因素与发病存在密切的相关性,临床上除了要积极对症治疗外,还应重视患者的心理康复。

摘要：目的 分析功能性胃肠病流行情况,探究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借助于三级抽样法,对我地区范围内3000例观察对象进行调查,并就其年龄、患病情况、性别以及心理状态的各不相同加以对比。结果 不同性别间,功能性肠胃病患病情况对比,男性患病例数较多于女性,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个年龄段观察者功能性胃肠病发病率均在30.0%71.0%间;以5059岁年龄段发病率最高,为70.3%,与其他各年龄组比较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功能性胃肠病1620例患者发现伴有焦虑情绪障碍者127例,抑郁情绪障碍者158例;无功能性胃肠病1380例中焦虑情绪障碍者62例,抑郁情绪障碍者78例;两组间数据差异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本地区功能性胃肠病50岁以上人群属高危人群,心理因素与发病存在密切的相关性。

关键词：功能性胃肠病,流行情况,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

[1]张小平,陈建平,张中平等.某地区功能性胃肠病流行病学及其相关因素调查研究[J].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3,(24):11329-11332.

[2]梁谷,梁列新,覃江等.我国不同人群功能性胃肠病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中国全科医学,2011,14(11):1275-1278.

[3]董艳艳.中国北方大学生功能性胃肠病流行病学调查[D].山东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