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方向（精选5篇）
实施方向 篇1
湖北省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教育大省, 同时又是老工业基地。全省5700余万人口中, 农业人口近2900万, 每年需要转移农业劳动力80余万人;每年有近4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大军;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中, 有200余万职工下岗, 需要再就业。湖北更是一个发展中的省份, 每年新增就业岗位有限,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长期存在, 劳动者素质与岗位不相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高校毕业生、农业转移劳动力和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 决定了解决湖北省的就业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促进就业是湖北省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湖北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就业工作, 始终把促进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把促进就业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 坚定不移地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 坚定不移地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省政府连续九年将全省就业指标列为“十件实事”首要内容。每年省政府与各市州及省直部门、市州政府与各县市区及有关部门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 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县以上地方政府均成立了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了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了党委总揽、政府主抓、人社主管、部门支持、各界联动的就业工作格局。特别是“十一五”以来, 湖北坚持扩大就业和稳定就业并举, 贯彻落实“就业优先”发展战略, 全面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大力推进创业带动就业, 以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和退役军人为重点, 扎实开展就业援助和就业服务, 统筹做好城乡劳动者就业工作, 全力促进充分就业, 各项工作任务全面完成。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18%, 低于4.5%的目标, 就业局势保持了总体稳定。
一、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主要成效
更加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 已经并正在继续深刻地改变着湖北省的就业格局, 主要成效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成功解决了数百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
20世纪90年代开始, 面对国企改革出现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 全省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 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 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 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 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实施积极的就业再就业政策, 确保了168万进中心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 并帮助绝大多数实现再就业, 实现了下岗向失业并轨, 有效化解了湖北省经济转型出现的失业高峰。
2、成功化解了新一轮青年就业高峰压力。
近几年, 80年代中期出生人口陆续进入就业年龄, 高校毕业生和其他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压力空前, 湖北省正处于新一轮就业高峰期。正是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力拉动和积极就业政策的有力支持,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才有效地缓解了就业高峰的压力。“十二五”以来,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实现了从每年40万人到70万人的跨越, 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52.3万人, 全省城镇从业人员总数近14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实现了从900万到1100万人的跨越;基本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有力支持了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
3、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巨大冲击。
2008年突然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导致湖北省农民工大量返乡、部分企业订单骤降。面对如此局面, 湖北坚持扩大就业和稳定就业两手抓, 在非常时期采取了非常之举。贯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全面落实“五缓四减三补贴”政策, 同时湖北省又制定了筹集1.8亿元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建立5亿元创业促就业专项资金、开发2万个公益性岗位等六项特别措施。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实, 迅速稳定了就业局势, 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的主要方向
1、坚持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作为促进就业的主要方略。
就业政策是做好就业工作的总纲。自2002年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以来, 就业工作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分统配, 逐步发展为政府促进就业、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的工作格局, 把发挥市场作用和强化政府责任有机结合起来, 并通过立法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职责。
在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国家积极就业政策的同时, 结合湖北省情, 在实施第一轮就业政策基础上, 制定了一系列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湖北省政府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 (鄂政发[2006]1号) 、《关于做好推动创业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 (鄂政发[2008]60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扶持创业和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 (鄂政发[2009]20号) 等政策文件。2010年, 省人大颁布实施《湖北省就业促进条例》, 这是湖北省第一部促进就业的法规, 为推进就业工作的法制化和各项政策措施的长效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形成了具有湖北特色的积极就业政策体系。主要政策包括:通过促进经济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通过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鼓励自主创业、鼓励企业吸纳就业;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等政策, 建立就业援助制度;通过职业介绍补贴、职业培训补贴政策, 强化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这些政策措施立足湖北实际, 与时俱进, 普惠性和操作性明显增强。
为确保政策的落实, “十一五”时期以来, 湖北全省共筹集就业专项资金188亿元, 累计支出就业专项资金171亿元。政策含金量之高、惠及面之广、扶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深受广大劳动者拥护。
2、坚持将创业作为促进就业工作的主攻方向。
就业工作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改组、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两大阶段后, 进入了统筹城乡劳动力创业就业的新阶段。推进创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市场主体和就业岗位, 是促进就业的发动机。湖北省在2007年提出了“全民创业”发展战略, 把创业作为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的重要抓手, 以解决市场主体不足、社会活力不够的问题。2008年, 省政府向全省人民作出“帮助3万人实现创业并带动10万人就业”的郑重承诺, 在全省全面推进创业带就业工作。2012年, 湖北省将城乡就业创业培训40万人列为“十件实事”之首, 进一步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工作。
近几年来, 湖北省开拓创新, 高位推进, 创业带就业工作亮点纷呈、成效显著。一是通过建立省级小额贷款担保基金补助制度和代偿制度, 促进小额担保贷款发放工作, 全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75亿多元, 位居全国前列;二是通过开展农家乐创业扶持项目, 三年共安排1.7亿元资金扶持17000万户“农家乐”经营户, 带动了20多万农民就近就地创业就业;三是通过开展国家级和省级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 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系、政策扶持体系、创业培训体系、创业服务体系和工作考核体系, 把创业工作引向深入, 掀起全民创业的热潮。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 湖北省创业工作实现了“三个转变”:创业人群由单一的下岗失业人员向全民创业转变, 创业形式由个体户向个体私营企业转变, 创业目的由解决自身就业向带动更多人就业转变。一个百姓创家业、干部创事业、能人创企业的全民创业潮在荆楚大地涌动。截至目前, 全省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已达600万人, 每10名湖北人中至少有一人从事个体私营经济。
3、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要位置。
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是就业工作的首要任务和重中之重。湖北省每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近40万人, 湖北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位, 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 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切实加强就业服务, 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努力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优势。
一是建立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政策体系。2011年, 湖北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鄂政发[2011]84号) , 明确了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制定了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二十一条政策措施, 强化了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 提出“‘十二五’期间, 力争每年全省应届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初次就业率达到70%以上, 年底总体就业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广泛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活动。坚持不懈地开展“大学生就业服务月”、“‘两圈一带’大型招聘会”、“高校毕业生服务周”等公共服务专项活动, 积极搭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之间的桥梁。全省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 均设立了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门窗口, 并免费开展政策咨询、就业失业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劳动保障代理服务等服务。三是面向基层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通过开展就业见习、“三支一扶”项目、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考等方式, 帮助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2011年, 全年提供就业见习岗位15300余个, 先后有27300余名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全省选派“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4585名, 累计选派21855名。四是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实行跟踪服务。依托其所在的乡镇、街道和社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层服务平台, 建立“实名制”台账, 采取设立专门服务窗口、强化就业推介、加强就业培训和创业指导、对困难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援助, 全方位做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
4、坚持将统筹城乡就业发展作为解决湖北省就业问题的重要举措。
抓好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 提高就业稳定性和就业质量, 是实现城乡统筹与公平就业的必由之路。为适应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 湖北及时把工作重点从城市向乡村延伸, 从国有企业向所有经济体拓展, 把城乡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变成统筹城乡就业的过程。湖北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经历了“限制转移、控制转移、放开转移、促进转移”四个阶段, 逐步建立完善了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 开展了统筹城乡就业试点, 统筹推进城乡就业工作。先后取消了各种不利于农村劳动者在城市就业的限制性措施, 全面实行了面向农村劳动者的免费就业服务制度, 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活动。以帮助进城就业并有固定住所的农村劳动者在城镇安居乐业为目标, 开展“迎接新市民工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 大力拓宽就业渠道, 实施技能就业计划, 培植发挥劳务品牌效应, 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推行培训、服务和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 努力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5、坚持将援助困难群体作为促进就业的重要职责。
就业困难人员是最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帮助的弱势群体, 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是政府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湖北通过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活动, 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 落实各项扶持政策, 提供“个性化”、“保姆式”服务, 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 2006年以来, 累计帮助80多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了就业。2006年, 帮助4.1万户“零就业家庭”就业, 率先在全国建立了“零就业家庭”动态销零机制。2007年, 各地以独立工矿区和库坝区就业困难人员为重点, 深入开展就业援助工作。2010年, 以“开发10万个公益性岗位, 帮助10万困难人员就业”为主要内容, 组织开展了“就业援助特别行动”, 对困难人员实行“兜底安置”, 特别是面向高校毕业生组织的基层管理类岗位招录工作, 既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就业, 又加强了基层公共服务力量, 达到了双赢效果。2006年以来, 湖北省先后为200多万人次灵活就业人员提供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为40多万人次就业困难人员提供了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 帮扶力度之大, 受益人数之多, 前所未有, 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6、坚持将职业培训作为促进就业的重要措施。
大力加强职业培训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的主要途径, 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解决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促进和稳定就业的根本措施, 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十一五”时期以来, 湖北省进一步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明确了就业培训补贴政策。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和就业要求, 适应城乡全体劳动者就业需要和职业生涯发展要求, 坚持以就业为导向, 统筹利用各类职业培训资源, 强化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和职业素质培养, 面向城乡各类有就业要求和培训愿望的劳动者开展多种形式就业技能培训。加强对企业职工的岗位培训、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和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以及对农村初高中毕业生的劳动预备制培训, 并根据需要延长培训期限, 提高补贴标准, 缓解就业压力, 以此提高技能水平, 做好技能人才储备。结合基本建设项目的开工建设, 努力推进校企合作、订单式培训等多种培训模式, 增强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为承担各类建设任务的企业提供了高素质的技术工人, 为促进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持。
7、坚持将建立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作为促进就业的重要基础。
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就业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2006年, 湖北省人社厅与省编办、省财政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县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设的通知》, 规范了机构名称、服务性质和工作职能。目前, 湖北省县以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 300多个街道、900多个乡镇和3000多个社区建立了公共就业服务窗口, 基本形成了省、市、县、街道 (乡镇) 、社区五级贯通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湖北省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发展, 在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化解下岗失业高峰、落实积极就业政策、帮助城乡劳动者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坚持把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作为主要服务对象, 积极提供均等、充分、优质的公共就业服务, 为维护就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年,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就业岗位130万多个, 开展职业指导50多万人次, 组织开展就业培训40多万人次, 提供创业服务9万多人次。
实施方向 篇2
但是，上个世纪的教学实践往往是以教师在课堂上讲，佐以简单的标本、课件示范，以书本为依托，以学生答卷成绩为考核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程度的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教学环境和目标的变化，以及被教育对象心理、生理、价值观的变化，国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适时提出了新课程教育体系，旨在与时俱进，改革“应试教育”的弊端，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快乐学习，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收获知识，掌握技能，鼓励学生多元化发展，而非仅仅答好卷子。
关键词：新课程 生物课程 实施方向
笔者在一线施教多年，深感上个世纪应试教育给师生带来的压力和痛苦，作为教师，面对竞争上岗和各方面评选的压力，不得不想办法提高学生成绩而让学生去死记硬背，让他们能够具备答卷子考出高分的能力。教师迫于压力这样做的后果也给学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痛苦，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被教师近乎高压的管理方式转移到了背诵知识中，同时对课程生硬死板的教授方式感到反感。笔者认为，世纪之交开始大力倡导和实施的新课程和素质教育恰恰是所有学科的一缕春风，给很多课程带来了全新的风貌，也给了更多学生爱上学习的机会，从而使教育真正驶向了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轨道。
1、引导学生养成探究式学习的习惯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動力，是学生基于自己的学习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认识倾向，它是学好一门课的内在驱动力。高中生物教师对于要上的每堂课的开场白应当认真仔细推敲，要使开场白起到激起学生兴趣的效果，从而为传授新知识扫清障碍，就必须根据不同的内容设计不同的导语。如上课可采用先松后紧，即先来段精彩的开场白，讲神秘的奇花异草，动物一些特殊行为及仿生学在军事和民用的发展前景。这样旁征博引，使学生整个身心都融于奥秘无穷的生物界之中，学生自然会对生物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学生强烈的释疑解惑的欲望是他们积极思考的潜在动力，由存在疑问到解释疑问的过程，其实就是学生进行认真思考、深入探究、综合分析、严谨推理，运用已有的知识去获得新知识的过程。这对增长学生的智力、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起着重要作用，是教师的分析与讲解所无法替代的。先要引导学生针对课堂讲解要点提出问题，这充分说明他们认真观察、思考和分析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引导学生释疑了。有人认为，教师释疑时要力求讲“全面、透彻、详细”，使学生心知肚明。一位优秀的教师重要的是教给学生会学，让学生自己去知识的海洋邀游。释疑的过程要结合教学的双方实际，而且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习惯，长期坚持这样的以兴趣激发疑问，再巧妙地解释疑问的教学方
式和训练，一定会强化和提高学生的探究思维能力，培养学生探究式自主学习的习惯。
2、结合新课标要求，实现教学理念创新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发展，在教学中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具体表现在：提高科学素养，包括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实现；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因材施教和个性发展；倡导探究式学习，注重学科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作为生物教师，一定要吃透生物新课程的理念和目标、内容体系、学习方式和实施与评价，结合学校生物课程教学的具体实际，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课改的指导思想，并在教学中应用。
2.1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高中生物课堂教学中，师生应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对话关系，教学中的对话蕴含着一种教育理念，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教学原则，这与新课程的理念是相适应的。教师的主导地位应表现在主动地了解教学对象，并为此设计具有创意的、可操作的，具有目标价值的对话情境。学生的主体地位表现在学生有权参与对话，学生在师生的对话关系中享有对话的资格。通过教学，引导学生具有对话的能力，每一个学生都能自觉、积极、主动、平等地参与交流。课堂上师生之间平等对话关系的建立，可以创造性地达到共同探究、合作讨论、畅所欲言的目的。平等的沟通平台使师生间的思维更加开放，智慧得以碰撞，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2整合教学资源，实现教学目标多元化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需将课程目标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部分。这样就对高中生物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在教学目标创设上多元化，而且要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有机联系，加强学生、社会和学科发展之间的联系。教师需要关注教学内容上的要求，促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形成，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兴趣、学习态度和价值理念，把培养人才作为高中生物教学的根本宗旨。教师应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和学生的实际创造性地使用教材，联系学生实际去调整教法，从而实现创新型、多元化的教学。
3、结论及建议
不难发现，在大力推进和实施素质教育以及新课程教育体系以后，生物课程的教学环境和学生接受程度取得了极大改善和提高。笔者认为，生物课程今后继续进步充当新课程体系下课程改革排头兵的关键还在于教师本身。新的教育理念要求更多教师要以新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充分发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作用，引导学生提高生物课程学习兴趣的同时，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以适应新课程和素质教育体系下对教师的要求。如可以学习结合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创新教育手段，加大实验课程的开设力度，利用与兄弟院校交流或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教育专家培训、授课等形式，不断开阔自己的事业，尝试应用全新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与此同时，要在新的教育体系下，创建新的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切实依据不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都做出合适的鼓励性评价。至此，生物课程将开始以更加完美的姿态全新呈现，学生的学习兴趣被得以调动，收获知识，掌握技能将是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汪忠，刘恩山.生物课程标准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高颖.优秀高中生物教师一定要知道的12件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实施方向 篇3
一、建湖文化资源概述
建湖县位于江苏省盐城市中西部, 北纬33°16'~33°41', 东经119°33'~120°05'。东与射阳县交界, 南与盐都区接壤, 西与宝应、楚州二县 (区) 毗邻, 北与阜宁县隔水相望。全县总面积1, 155平方公里, 下辖15个镇和2个开发区, 人口80万。建湖人文底蕴较为深厚, 是地方戏淮剧的发源地, 是中国传统杂技的两大发源地之一, 被誉为淮剧之乡、杂技之乡、花炮之乡。
(一)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建湖享有杂技、淮剧之乡的美誉, 建湖杂技、盐城淮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湖与河北吴桥、山东聊城并称为我国杂技艺术三大发祥地之一。十八团杂技, 节目丰富多彩, 形象优美动人, 在杂技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建湖还是淮剧的发源地, 200多年以来, 淮剧不断创新、发展, 已成为全国较有影响的地方戏剧种。
(二) 民俗文化古朴醇厚。
建湖民俗文化丰富多彩, 传统庙会、舞龙、淮戏票友、演杂技、打腰鼓、团体踩街等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随处可见。
(三) 人文古迹历史悠久。
建湖古迹荟萃, 具有丰富而独特的人文景观。建阳镇存有南宋丞相陆秀夫读书处“景观书院”的遗址;宝塔镇的朦胧宝塔, 始建于唐代, 是江苏著名的古塔之一, 现为江苏省重点保护文物;庆丰镇是我国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故里, 在东乔村仍保留着他的故居;另外还有望夫台、东海王墓、永丰汉墓群、收成十景、龙王庙、都天庙、文昌宫等古迹遗址。
(四) 红色文化影响深远。
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里, 建湖人民涌现出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投身革命, 奔赴前线, 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 有1, 400余名烈士为国捐躯。庆丰镇的“华中鲁艺烈士陵园”是纪念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新四军鲁艺将士而修建的一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反映了新四军华中鲁艺学员在建湖浴血奋战的历史, 文学家丘东平, 戏剧家许晴, 在建湖竖起了不朽的丰碑。
(五) 文化传承欣欣向荣。
立足于节庆文化活动、文化惠民工程, 进一步提升内涵、务实创新、不断扩大群众文化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欢天喜地闹新春”、“淮杂文化庙会”、“劳动者之歌”五一广场文化活动周、“讴歌时代, 唱响建湖”文化活动周、群众文化会演、老年文艺会演等文化活动, 为群众喜闻乐见, 品牌效应日益凸现。一年四季, 时时处处举办的一系列社区文化活动, 内容丰富, 主题鲜明,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可。
二、建湖文化产业发展模式选择
文化产业战略选择要把握好四个原则:一是在掌握充分的信息的基础上, 必须要透过纷繁的现象把握本质, 确保战略重点和可行性;二是完整准确地进行结构性全局的把握, 注重结构性全局的把握和结构的分解细化之间的平衡关系;三是要把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结合起来, 具有基于事物发展逻辑过程的前瞻性;四是注重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与价值观的相容性分析, 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发展, 注重唱起竞争力的培育。经过上文分析, 结合文化产业战略选择的四个原则, 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 建湖文化产业的主要消费群体来自本地区, 需求群体规模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本地市场容量较小。一方面, 建湖人口相对较少, 虽然人均收入快速增加, 但人口增加速度有限, 难以形成本地市场的规模效应。
第二, 来自其他产业的支持较弱。建湖经济发展进步成就卓著, 但是产业发展不均衡, 发展水平相对不高。文化产业发展来自其他产业的支持较弱, 对其他产业的贡献有限, 达到完全依靠内生型增长的要求具有难度。
第三, 政府主导作用明显。政府主导是建湖现阶段发展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种种因素, 建湖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必然要求政府起主导作用, 而且企业发展程度有限, 特别是民营资本尚不活跃, 政府投资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资本来源。
综上, 可以认为建湖文化产业发展基本符合外需溢出型模型的要求, 同时对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比较迫切。按照建湖本身的特点, 建湖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可以采取以外需溢出型发展战略为主, 以内生增长为辅, 两者相结合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三、建湖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实施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密切相关。新长铁路与盐徐高速通车给建湖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 国家沿海大开发政策实施, 为建湖经济腾飞提供了长期的发展前景。文化产业应借此良机, 抓住机遇, 通过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实现产业的高速发展, 推动建湖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一) 走精品化路线, 树立文化产业品牌。
文化资源开发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要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及特点, 做好开发研究规划, 优化文化资源结构, 发展重点, 以点带面, 建立起既突出重点又互相关联、运作有序、共同发展的关系开发民族文化资源, 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正确定位, 突出本土特色, 没有特色, 很难造就优势产品。精品是文化产品的精髓和文化产业的龙头, 可以带动产业的发展。
1. 要做好品牌传播。
文化产业具有综合性极强的特点品牌、资本、信息、科技, 以及市场需求和拓展水平对原创产品的规模孵化能力等, 都将在其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综合性的作用。
2. 要抓好品牌经营。
在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时, 要结合产业发展的整体要求来把握特色优势, 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特别要注重文化产业品牌的延伸和品牌组合。巩固已有的战略优势, 产生借势效应。
(二) 发挥比较优势, 以提高产业竞争力。
差异化是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保持产品的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垄断力、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竞争中能够依赖的比较优势。加强综合技术的发展, 推进生产技术、管理技术的发展, 加强创新, 丰富发展企业能力, 推动产业绝对竞争力的打造。加强生产要素的投入, 突出强调地区资源的要素秉赋, 打好建湖作为水乡文化的特色, 形成产业的相对竞争力区域特色产业是一个地区利用、发挥资源优势, 形成、发展经济优势的必然结果。资源积累是产业或产品开发的物质基础资源要素优势起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
(三) 开发与保护相结合, 注重可持续发展。
文化部在《关于实施沿海大开发战略加强沿海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在搞好沿海秀美工程的同时, 要重视沿海文化生态环境建设, 做到自然生态坏境和文化生态环境并举。”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会给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同时, 过度的开发利用也会给民族文化资源带来过重的负担, 在这方面己有许多前车之鉴。我们要吸取前人的教训, 切实对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 注重可持续发展。一是要实施保护性开发战略,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文化资源的利用工作, “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二是要实施开发还补保护战略。简单的说, 就是谁利用谁给钱。建湖文化资源众多, 而建湖财政收入有限, 仅仅依靠财政拨款进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在正确处理的情况下, 合理的开发不仅不会带来保护上的问题, 而且还可以促进保护。保护文化资源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源。可以在鼓励市场主体利用文化资源的同时, 采取强制性措施, 规定市场主体营业额的一定比例用于文化资源的保护, 既可以看作是文化资源成本, 也是市场主体从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刘吉发.文化产业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
实施方向 篇4
一、领导重视, 精心筹划, 参与度高
起初我们以为最近钢铁企业十分困难, 企业领导正忙于扭亏为盈, 所以座谈尽量不给领导找麻烦, 主要邀请有关的财会人员参加。可是走进座谈会会议室, 迎接我们的却是湘钢党委书记、总会计师、财务部所有部长及财务部各部门主管等十多位主要领导和骨干, 而且大家都提前做了精心准备。第一个发言的是湘钢党委书记、曾任湘钢总会计师十多年的易佐同志。虽然目前担任党委书记, 不再分管财会工作, 但易佐同志对湘钢推进管理会计工作, 提高经济效益仍十分关心, 百忙中抽时间参加我们的座谈会, 并结合过去任总会计师时的经验谈了自己对推进管理会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湘钢管理会计工作的发展历程。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 全国正在学习邯钢“市场倒逼和成本否决”的经验, 他时任湘钢总会计师, 积极组织员工学邯钢降成本。通过回顾湘钢历史, 看今天发展, 他深有感触地说:“当时虽然没有提到管理会计, 但是仔细回味, 实际上邯钢经验中已经蕴含着许多管理会计的成份, 之后提倡的财务创新, 对标挖潜也都是在实践中运用管理会计功能。所以说管理会计的历史源远流长, 对加强财务管理,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也在与日俱增”。他回忆当年总结湘钢学邯钢的经验对湘钢实现扭亏为盈, 提高经济效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撰写的相关文章还被《冶金财会》杂志刊用, 并被评为当年优秀论文。2012年湘钢又陷入严重亏损, 一年亏了20多亿元, 于是湘钢从2013年开始对标挖潜, 广泛运用管理会计功能, 加强财务管理, 当年就实现扭亏为盈;近两年虽然形势越来越困难, 但湘钢还一直保持盈利, 其中推进管理会计搞好财务创新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谈到湘钢为什么要实施管理会计时, 湘钢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湖南省 (CMA) 管理会计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刘伯龙深有感触地说, 湘钢所以要实施管理会计, 从很大程度讲是逼出来, 逼上梁山。毛主席讲, 穷则思变。思变就是找出路, 想办法, 而推进管理会计就是新常态下转变观念向财务创新要效益的一项重要措施, 也是财会工作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湘钢领导对此十分重视, 大力支持, 财会人员将其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抓紧落实, 其他业务部门积极配合, 全员参与, 全过程实行无缝对接, 做到了领导重视, 参与度高, 抓住重点, 效果突出, 全面发展。
二、勇于实践, 不断探索, 湘钢的财务创新根深叶茂效果好
湘钢在推进管理会计中不是装门面、图形式、走过场, 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 勇于实践, 不断探索, 实实在在地创效益。
在访谈中湘钢财务部部长张明、成本预算科科长戢涛结合实际共同回顾了湘钢推进管理会计实施财务创新的发展历程。
他们通过回顾历史, 深深感到湘钢的财务创新由来已久, 根深叶茂。外部环境的变化是推动管理会计不断深入的重要原因, 而企业内部管理思想发展、商业模式创新、信息技术进步、管理基础的支撑和管理者的个人选择, 则是推动管理会计发展的几大支柱。从1958年建厂以来, 湘钢通过学首钢和学邯钢, 实行经济责任制、对标挖潜和运用扁平化、六西格玛及绩效管理等现代化管理工具和手段不断推进精细财务管理, 精益财务核算;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管理平台, 建立规范的会计信息运作体系和高度集成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逐步从核算型向管理型、服务型、战略支持型转变;从传统财务向网络财务转变, 几大支撑因素共同发力, 不断推进公司管理会计高速发展。总体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
阶段一:1978年至1992年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管理会计功能自发应用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 当时虽然还没有提到管理会计, 但其中的一些功能湘钢已经在实践中自发地运用。外部环境对财务管理的需求主要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效率。而改革开放以后, 企业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为适应市场变化, 通过学习首钢经济责任制的经验, 湘钢将目光逐步转向市场和企业内部管理, 使责任会计发展进入高潮期。期间湘钢先是建立了内部计划价格体系, 实施定额成本管理。从1982年开始实施内部经济责任制, 至1990年, 形成了从公司到二级厂、车间、班组的成本责任体系, 实现成本指标逐级分解落实, 推广“目标成本分解图”。与此同时, 为了配合经济责任制, 从1987年起成立了内部银行, 加速流动资金周转和重视资金时间价值观念, 管理会计的价值观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已经在默默地滋润着湘钢的财务管理“田园”。
阶段二:1993年至2001年市场经济体制下, 以强化市场观念为基础的管理会计体系发展初期
90年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需要, 管理会计逐步由国外引入国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管理会计的内涵逐步由成本管理向成本管理与资金管理相结合转变。湘钢在此期间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经济责任制, 全面开展“学邯钢、找差距、降成本”活动。一是推行模拟市场核算, 增强市场观念, 全面开展班组经济核算;二是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成本考核指标体系, 形成了“人人肩上有指标, 千斤重担万人挑”、“一级管一级, 一级保一级”的成本计划管理体制;三是引入成本否决机制, 加大考核力度, 坚决实行奖罚兑现, 坚决执行“不迁就、不照顾、不讲客观、不搞下不为例”的四不原则;四是建立了旬成本匡算分析制度, 完善了成本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控制机制, 以上四条都与管理会计息息相关。
湘钢的资金统一由财务部调度, 在内部资金管理体制上一直坚持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 实行“五个统一”, 即统一开户、统一计划、统一调度、统一信贷、统一考核, 管理会计的集中统一理念开始在湘钢逐步显现。
阶段三:2002年至2008年, 以信息化、预算管理为支撑的决策性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发展期
2002年至2007年, 中国经济经历了完整波谷-波峰-波谷经济周期, 呈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运行格局。2008年, 美国次贷危机严重冲击中国出口需求,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季迅猛回落。在进入经济周期收缩阶段的年度内, 中国经济景气已经完成从繁荣到萧条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期间钢铁行业钢产量年均环比增长5150万吨, 其中2005年增产8299万吨, 湘钢也于2005年、2006年分别新增产能120万吨、200万吨, 由280万吨产能上升到480万吨的规模。为企业适应高速及长远发展, 一是利用信息化建设, 实现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二是引入西方先进的管理会计工具及方法, 进一步提升决策支撑水平。
在此期间, 湘钢于2002年实现ERP财务、分销系统上线。ERP顺利上线运行, 建立起高效集成的会计核算和管理体系, 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和会计信息透明化, 强化预算管理, 实现成本动态监控, 降低产品成本,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2005年, 企业建立财务信息分析与管理报表系统, 促进财务工作向管理、分析型转变, 湘钢的管理会计开始由幕后走上台前。
阶段四:2009年至今, 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战略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发展期
2009年, 世界经济复苏, 钢铁行业扭亏为盈并逐步走向微利, 在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产能过剩加剧的背景下, 企业必须依靠质量、成本以及管理方面的优势, 向管理要效益, 着力挖掘财务信息中价值创造的潜力成为企业迫切任务。因此, 管理会计也由执行型转变以市场为导向的决策型, 并形成了以价值管理为核心的理念,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10年, 800万吨铁钢生产体系的建立以及五米宽厚板轧制线的投产, 为公司品质上台阶提供了平台。但由于整个行业产能规模严重过剩, 湘钢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也为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预算管理的内容由以前的经营预算, 发展到经营预算、项目投资预算、资金预算三维一体, 从采购到生产, 直至销售, 反映湘钢生产经营的全过程预算控制。预算时间由以前的年度预算, 发展到年度预算、季度滚动预算, 湘钢生产经营情况预测细化到周和月度, 全面预算管理逐步走向完善和良性发展的轨道, 提高了企业的整体战略利益。
湘钢于2011年-2012年为适应公司精益生产、精细管理要求, 全面推进“市场倒逼、成本倒推”、“减债降负”工作;2013年, 以加强生产经营目标管理和日常控制为目的, 逐步构建了快速反映生产成本情况、管理效益的旬、月报管理体系, 积极参与供销两头决策, 并建立以项目为抓手的攻关挖潜体系;2014年进一步完善2006年开始建立的质量成本相关体系, 强化质量成本控制。随着中国“两个一百年”的提出, 与对钢铁行业的困境, 华菱集团开始对企业战略定位进行回顾, 重新提出产业“1+5”发展战略, 围绕战略落地, 构建了以战略管理为核心, 通过战略制定、商业计划、管理报告、战略审计、战略绩效评价、经理人评价六大环节为主线形成战略管理闭环体系, 标志着湘钢从生产经营计划、全面预算管理时期转为战略驱动阶段。
在谈到管理会计建设方法时, 戢涛在介绍了战略规划、经营管理、绩效评价等各种办法的同时, 突出了以“项目制”为抓手的挖潜增效措施, 这是湘钢落实管理会计的主体板块。
“项目制”就是围绕重点项目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在一定的时间内打破单位、部室之间壁垒,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解决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企业以“项目制”为抓手, 通过逐级分解落实目标, 把大事做小, 小事做细, 做到事事有人管, 层层抓落实。
湘钢“项目制”经历了由起步到发展的过程。最初通过对标挖潜、成本倒逼模式组建各个内部工序成本挖潜创效小组, 形成了基本的雏形。之后, 随着钢铁行业市场形势更加严峻、竞争更加激烈, 需要通过质量、品种、管理等手段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湘钢成立了集成产品开发 (IPD) 团队, 联合销售、技术、生产、财务等部门动态给予结构调整建议, 提升重点品种销售占比及创效额。随后在总结IPD实践经验之后, 公司通过层层发动, 全面动员激励各单位申报挖潜项目, 并且建立项目制团队加以解决以往议而不决、拖沓扯皮的问题, 促使成本进一步降低和绩效改善, 使广大职工得到实惠, 从此项目制逐步发展并深入人心。至2014年10月, 湘钢明确提出运用“项目制”深入构建三大支撑体系, 推动公司战略执行。“项目制”已经成为公司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之一。
目前, 湘钢已经形成了集管理、技术、工艺、设备等方面的创新和改进于一体的项目挖潜体制。
通过近几年的不断完善, 总体来讲湘钢的项目制具有以下特色:
1.企业文化引领, 将“项目制”的推行提升到公司战略高度
“项目制”作为一项新的重要管理技术, 湘钢坚持以“项目制”为抓手, 解决企业中的突出问题。且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对湘钢“项目制”进行宣传报道, 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方法, 将“项目制”的要点和实践方法逐步深入人心, 形成以项目团队解决问题的良好氛围。
2.构建完整的项目管理体系, 在组织架构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具有成熟的制度和实施经验
湘钢出台了挖潜项目推进管理制度, 形成由财务部、生产管理部牵头, 公司副总工程师进行协调推进的管理机制, 从公司层面进行项目推进。每月召开现场项目推进会, 并对完成好的典型项目进行奖励。随时接受各单位申报的项目, 生产管理部组织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 根据项目的难易度及效益情况确定公司级项目、财务季度给奖项目、一次性奖励项目以及各单位内部实施项目, 作为公司立项项目, 按照项目制管理要求, 每月汇报项目进度情况、效益及公司需协调的问题。每个季度末对项目效益进行审核。首先由各单位进行项目效益申报, 财务部组织进行初审, 公司副总工程师进行复审, 最后由公司经理办公会进行审核, 将项目效益奖金发放到各单位。每个流程都建立完善的机制, 同时, 各二级单位也组织内部项目的推进, 形成一整套的项目推进管理制度。
3.“项目制”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体
湘钢对“项目制”的精髓进行吸收运用, 打破部门界限, 形成具有特色的湘钢“项目制”。“项目制”的精髓就是有团队、有目标、有激励、有密度。公司从最初的IPD团队开始进行“项目制”理论培训学习, 在思想上树立“项目制”的理念;然后通过招聘流程, 成立了线材、棒材、板材、特厚板等项目经理, 并规定了项目经理的职权和职责, 明确每年的品种开发和销售任务;接着由项目经理选拔销售、研发和生产方面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销售人员组建自己的项目团队“项目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4年创效达3.5亿元, 比2013年同期翻了一番多。生产系统的项目来源于现场问题及对标后的差距。通过对现场问题的剖析, 理论联系实际, 问题得以解决。各单位将项目和降本目标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项目的完成来带动生产经营计划的实现, 从而做到既有奋斗目标, 又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和支撑体系, 避免了目标与实际相剥离的两块皮现象。
4.“项目制”形式丰富多彩, 形成具有特色的模式
“项目制”形式多样化, 有以内强基础, 外联市场的焦化厂模式;以对标先进, 学以致用的宽厚板模式;以技术先行, 精细管理的五米板模式等。各单位结合自身的特点, 开展不同形式的项目。转变观念非常重要, 观念变了, 思路开了, 项目和效益就出来了。以前, 板坯热送热装对于宽厚板和五米板厂来说是个禁区, 但两个板厂通过调整生产组织方式, 创新工艺技术, 强化过程控制, 打破了这一禁区。目前, 板坯热送热装率已超过84%, 有力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五米板厂优化生产方式, 将原来两座加热炉改为一座加热炉生产, 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 各个生产环节衔接也更紧凑, 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都有了提高。以上这些进步, 都得益于实施了“项目制”。
5.“项目制”形成相互学习和可以复制的方法, 因此效益成倍增加, 成为企业盈利的有力手段
湘钢各单位、部门加大“项目制”宣传力度, 使之深入人心, 为广大员工所掌握, 学会运用“项目制”的方法开展工作, 进一步转变观念, 打开挖潜空间, 拓展创效领域。各级管理人员发动广大员工寻找有效益的新项目, 为他们搭建平台, 配置资源, 落实激励, 让熟悉市场、熟悉现场的人来指挥项目团队, 将项目转化为效益。各职能部门要为生产部门做好“后勤服务”, 明确导向, 抓好动态化管理。各单位要量化工作, 细化指标, 优化生产组织和工艺流程, 明确考核目标, 激励员工在全面推进“项目制”的过程中争当奋斗者。一个单位好的方法可以带动其他单位进行借鉴和学习, 一变十, 十变百, 百变千千万, “项目制”的理念深入人心并且全面应用, 成为管理的工具和方法。
通过近三年的实践, “项目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013年开展挖潜项目176项, 累计创效6.6亿元, 兑现奖励1217万元;2014年开展挖潜项目257项, 累计创效2.8亿元, 兑现奖励819万元;2015年上半年开展挖潜项目301项, 累计创效5000万元。
下面列举三个典型的案例具体展示:
案例一:内强基础、外联市场———降低配煤成本
2014年, 降低焦化厂配煤成本。要保证焦炭质量, 又要降低成本, 给人以两难的感觉。配煤在全焦成本中占60%-65%的比重, 按照一贯的思维要想保证焦炭质量, 就得多用高价煤;而另一方面, 降低配煤成本, 尽可能要求多采用低价煤, 高价煤与低价煤两者有时每吨相差200元左右。过去, 低价煤配不进去, 或者配得很少。用了很多高价煤, 焦炭质量反而不稳定, 2013年上半年还摔过大跟头, 对湘钢生产造成大的冲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公司就把焦化厂降低现煤成本作为一个重点项目, 组织力量打歼灭战。
首先, 加强来煤的质量控制。为使化验结果更加快捷, 能够及时指导配煤和冶炼操作, 在湘钢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焦化厂实验室成立, 使数据更加充分, 监控更加主动有效。对新引进的低价煤, 特别是含硫较高的煤种, 借助技术中心小焦炉开展使用评价, 同时也培养这方面的技术人才, 以往不敢用或者没有用过的煤种, 如今也能有把握地使用了。最为关键的是内部过程监控, 从来煤的卸车、取用、配比执行, 到焦炉的温度管理、干熄焦生产操作, 从每天早晨8点半、下午4点半, 到夜间12点半, 凡是焦炭质量的异常信息, 都会定时集中反馈到手机上。当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得扎实到位, 现场就尽在掌控之中。
其次, 搞好炼焦煤的配比调整。由公司生产部牵头, 建立了煤焦会商机制。对来煤情况、配比使用、焦炭质量做综合分析, 从开始的每周调整一次配比, 延长到每旬调一次, 最近几个月每月就执行一个配比。与之同时, 摸索出各个煤种与焦炭质量的对应关系, 所有配比相对应的煤种, 煤的指标是什么, 生产出来的焦炭指标是什么, 每天实行的是什么配比, 都有详尽的历史记录, 如若市场资源发生变化, 煤的品种随之发生改变。
再次, 通过对标挖潜, 学习先进钢企, 提升挖潜空间。焦化厂的进步, 也得益于向宝钢、沙钢等先进钢企学习, 对他们使用的是什么资源、配比数据、焦炭质量状况等逐一对标挖潜。只要有学习的机会, 焦化人绝不会放弃。K10煤虽然灰分有点高, 但综合价格比较便宜, 在国内钢厂已经使用好多年了, 宝钢的配比达到15%, 焦化厂为什么只有5%?说明还有增加空间。何况, 人家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 焦化厂实行“拿来主义”, 正好省去探索时间。回来一步一步地往上攻, 如今已提高到13%, 今年已经使用40多万吨, 配煤成本明显地降下来了。有时候, 不能单纯地看某一种煤的价格高低, 如果能用价格高的煤多配差煤, 总体上还是划得来的, 要算大账。现在用低价煤多了, 成本降低了焦炭质量却超过了历史水平, 实现降本提质双丰收。
2014年, 焦化厂通过降低配煤成本举措, 效果显著。一是焦炭质量的长周期稳定, 二是全焦成本明显下降。由于绩效进步, 员工收入也上升了一大块, 气顺心齐, 生产处于良性循环。
案例二:以项目提升效率———8万元变800万元
2014年9月之前, 宽厚板厂轧制厚度16毫米~30毫米的钢板, 因为中间辊道长度限制和钢板规格不整齐, 通常需要控温, 轧制节奏不得不慢下来。这个冷却过程的时间为2分钟, 每月影响50个小时左右, 造成很大浪费。
如何为轧制加速, 把这2分钟节约出来?从2014年10月份开始, 一个由机械、电气和工艺三方联动的攻关小组成立, 剑指“减少冷却时间”。
经过调查研究, 攻关组提出在粗、精轧之间增加中间水冷的方案。经过反复试验, 证明切实可行, 能够快速冷却中间坯, 减少中间坯的控温时间, 可以直接轧制。
方案试运行后, 又面临打乱现有生产节奏的困局。攻关小组调整控制参数, 使之能相互匹配。接着, 又通过增加预充水, 解决下集管容易烤断的问题;优化程序, 设置自动冷却和手动冷却功能, 并可以调整冷却时间。经过几个月的实践, 冷却效率不断提高, 在国内尚属首创。据统计, 每月产量可以提升上万吨, 成本降低64万元, 年预计创效800万元。
案例三:把客户需求变成内部标准———以“项目制”解决82B冬季脆断问题
通过对标学习和多次走访客户, 项目组明确了攻关指导思想, 一定要把客户的标准、客户的需求转化为公司内部生产工艺控制目标, 具体降低82B断丝攻关的目标是:线架脆断≤0.5次/百吨 (冬季) 、绞线断丝≤2次/百吨, 围绕这一目标, 相关单位共同努力。
炼钢厂根据客户反映的问题明确了主攻方向:提高钢水纯净度, 主要是氮含量降低攻关;提高铸坯内部质量, 主要是82B表面质量提高和减少内部偏析的改善攻关。
在钢水纯净度攻关中, 炼钢厂优化钢包炉除尘风机运行参数, 送电过程中渣料分批加入有明确的规定, 控制送电次数, 明确钢包炉送电制度, 精炼过程吹氩和出站软吹氩严格按照标准控制。
在铸坯质量控制方面, 连铸车间按照连铸设备精度管理要求, 定期对铸机精度参数进行测量, 杜绝设备精度不符合要求时产生液面不稳和偏振。严格执行浇次准备, 班组必须对结晶器及铜管表面情况进行检查, 保证上线质量。
高线厂针对客户的要求, 召集所有值班主任和相关技术人员开问题分析会, 制定强有力的措施。
针对82B进入冬季时效时间比较长, 残余气体难以释放的问题, 这个厂对生产程序及库房做了具体改进。成品区域的大门经常保持关闭状态, 库房上方的窗户也必须紧闭, 降低外界环境气温对盘条冷却速度的影响。自提车入库前要进行检查, 不符合要求的由洪盛公司处理, 预防盘卷运输过程中发生擦伤。对冬季下集卷温度开展数据收集, 白天、夜晚下集卷温差达到10℃-15℃时增加保温盖。
从近期的项目攻关来看, 高线厂82B冬季百吨断丝率由过去的每天10次降至2次, 效果明显。
三、同力合作, 绿叶配红花, 相关部门积极为主体板块提供大力支撑
湘钢“项目制”主体板块所以能进展顺利并取得显著效果, 与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在这方面他们主要介绍了三大支撑系统。
(一) 信息化技术对管理会计体系的支撑作用
在这方面管控部主管毛恩青作了详细介绍。信息化技术是企业管理的基础, 也是对管理会计的重要支撑。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带来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 也使财务工作从繁重的手工记账中解脱出来, 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进行财务管理工作。湘钢随着2002年ERP系统上线及后续一系列信息化系统的建设, 实现了财务业务一体化, 财务人员从核算职能开始向管理职能转变, 更多地参与到公司的运营活动中, 加强财务控制与分析, 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撑。
1. 信息化建设带动着财务管理的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财务管理模式也开始与国际化接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价值管理成为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 企业开始进行业务流程重组, 实现财务与业务高度融合。这时期信息化软件是以财务为核心, 覆盖到各业务板块, 形成上至客户、下至供应商的供应链管理。在这个阶段, 湘钢信息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财务管理模式得到彻底的改变。主要体现为:
(1) 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 财务从核算职能向管理职能转变。2001年, 湘钢组织ORACLE ERP系统的实施, 在实施过程中, 公司组织全范围的流程梳理, 进行流程整合与重组, 建立了流程制度管理体系, 并提出了“流程唯一、责任唯一”的管理理念。
2002年ERP财务分销系统上线, 财务从二级核算转为一级核算, 实现了财务业务一体化。财务核算实现了集中化、规范化、标准化, 财务人员由175人减少到128人, 部分核算人员转到管理岗位, 财务从科室管理转为流程管理。
2003年, 公司实施了资金管理系统, 实现资金计划、资金收付、内部结算及网银等管理;2005年, 随着公司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 公司为加强技改项目的管理, 实施了ORACLE PM系统, 同时为配合新技术的发展, 实施了ERP系统升级。同年, 财务部开发了支持财务管理决策的分析系统, 至此, 财务基本实现了从核算职能逐步向管理职能转变。
(2) 精细成本管理, 提升财务分析与决策支持能力。2003年到2010年期间, 公司强化制造过程管理, 实施了产销系统、设备管理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原燃料综合管理系统、板材MES系统、在途物流管理系统等, 为财务精细化成本管理提供业务支撑。2010年, 基于ERP系统开发了HAC实际成本管理系统, 实现工序、产线、产品实际成本管理;2012年, 开发日成本管理系统, 实现日工序、工单成本展现与分析, 以及快速反映市场变化的产品设计成本管理;2013年, 开发生产管控平台, 实现实时的产品、客户、区域的边利分析及价格趋势分析。
2. 信息化技术在管理会计领域的探索与应用
2003年到2010年期间, 公司为强化制造过程管理, 实施了产销系统、设备管理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原燃料综合管理系统、板材MES系统、在途物流管理系统等, 实现了从采购、铁前生产、炼钢生产、板材生产、销售端流程及能源、设备、物流等管理流程的系统全覆盖。业务系统及管理系统的全覆盖, 生成海量的业务数据, 为财务分析决策提供有效的基础数据支撑。
(1) 信息化技术在精细化成本管理方面的探索。由于产能过剩、资源紧张, 钢铁企业对内部精细管理要求高;钢铁企业进入微利时代, 盈利压力大, 对内部成本管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传统的成本核算周期长, 难以及时快速反映成本变动信息。
2012年, 湘钢为深入推进“双精”工作, 强化钢铁企业基础管理, 实施精细化成本管理, 快速传递市场动态, 开始自主开发日成本管理系统, 通过日成本管理与组织、指标、核算方法、考核等体系的有机融合, 建立公司———工序———作业区三级成本管理组织体系;建立由下至上的日成本测算体系及方法体系;细化考核指标, 建立细分、量化考核指标体系。该系统将市场采购价格变动及时反馈到生产成本中, 每日根据市场的变动及生产情况计算当日的成本完成情况, 并通过日成本分析机制, 及时分析并跟踪改进;同时将成本与销售进行对比分析, 为销售结构的调整提供一定的指导。
日成本管理系统建设初期,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一方面, 通过强势推进日成本管理, 规范操作与时限要求, 优化数据采集, 加强数据监控与分析, 并提供异常数据报警, 使业务人员可以快速发现问题并加以改进, 使公司内部管理更为精细;另一方面, 及时将外部压力, 实时反映到企业, 动态展现湘钢的盈利状况, 便于公司及时作出相应的决策。
(2) 信息化技术在支持市场研判的产品盈利测算的探索。为加强市场研判能力, 将市场变化快速传递到公司内部, 使公司能快速应对市场变化, 2012年到2013年湘钢自主开发了生产管控平台。该系统将当期市场的价格变化及时反馈到公司产品成本上, 定期计算当期订货/销货产品的边利、销售客户的边利、销售区域的边利, 并提供各类价格趋势的分析、销售结构调整、创效分析等功能, 为营销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同时通过各种图表进行展现。
湘钢产品盈利测算体系构建后, 一方面, 通过有效支撑公司销售结构调整, 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 准确提供销售创效信息, 支持销售及生产绩效考核。
(3) 信息化技术在财务风险控制上的探索。在ERP系统及业务系统的实施过程中, 湘钢从风险管理角度, 通过系统构建了一整套应收风险管控体系, 使应收风险得到有效的控制。湘钢根据销售信用管理政策, 在系统内自主开发一套销售信用评估模型, 实现对客户的信用评分及授信额度建议值的计算;公司以该系统内数据作为依据, 每年度对信用客户进行评估确认及新增信用客户的资格审核;经公司确认的信用客户的信用额度维护到业务系统内, 业务系统在销售订单审批、计划排产、准发、发货出厂四个环节对客户资金进行审核控制;系统内开发客户实时欠款帐龄分析表, 实时监控客户的应收账款;同时通过应收账款分析监控及催收机制, 确保应收账款的及时收取。
(二) 机构改革和人才队伍建设对管理会计体系的支撑
在这方面, 湘钢财务部副部长吴春昱作了详细介绍。她认为, 管理会计建设体系, 需要相应的机构人才队伍的支撑。
1. 不断优化调整财务组织机构, 以适应管理会计各个时期的需要
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建设期。公司建立成本责任体系, 财务按成本责任中心设置核算机构, 二级厂配备财务科室, 模拟利润中心进行核算, 公司总部设立内部银行, 对业务单位实行有偿资金使用。财务机构职能偏重于业务单元的成本核算和实物管理, 突出核算职能。
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计划、决策性体系发展期。推行模拟市场核算, 增强市场观念, 全面开展班组经济核算, 进一步完善成本考核指标体系, 引入成本否决机制, 对业务单元财务人员改为派遣制, 强化了信息管控。机构职能偏重于过程成本控制和绩效考核, 突出监督职能。
三是以信息化、预算管理为支撑的决策性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发展期。2002年, 公司步入信息化建设阶段, 随着ERP财务、分销系统上线, 组织机构由部门负责转向流程负责制, 财务机构也由原二级转为一级架构, 全面实现扁平化管理, 依托高效集成的会计核算和管理体系, 财务机构和人员进行了精简, 机构职能开始由核算职能向管理职能转变。
四是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战略体系建设发展期。外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要练就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 要求财务提供更具时效的决策信息;打造具有湘钢品牌效益的核心竞争力, 要求借助管理会计工具, 参与到公司价值链管理中, 为公司战略管理提供支撑, 财务突出价值创造职能, 财务职能扩充到业务部门, 财务与业务深度结合。
2. 带好队伍, 为人才快速成长提供发展通道, 建立优秀理财团队
一是培训机制。根据外部政策变化和内部管理需要, 组织会计专业技能和综合管理知识培训;与大学联合举办专题培训班、研究生班、高级人才进修班, 开拓财务人员视野, 及时进行知识更新。
二是选拔机制。完善业务骨干推荐选拔和培养工作, 制定业务骨干职业生涯发展计划, 完善员工选聘、考评制度, 关键岗位实行公开招聘、尾数淘汰, 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组织各类竞赛, 培训和选拔优秀会计人才, 促进员工业务素质提高, 推进湘钢财务会计专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三是人员委派。向业务部门委派财务人员, 加强业务与财务工作的衔接, 同时从业务部门吸纳技术人员, 弥补财务人员知识结构原因带来的工作缺陷。通过财务人员和技术人员视角的转换, 促进财务业务一体化, 用非会计语言诠释企业经营活动, 实现业务和财务信息的高效沟通和融合。
四是轮岗机制。建立集团公司范围内多层次轮岗制度, 集团子公司、母公司、部门间、部门及科室内全方位轮岗, 一方面促进财务人员全面掌握业务活动, 另一方面督促财务人员提高自身职业道德修养, 避免财务舞弊。
(三) 研究工作对管理会计建设体系的支撑
由于目前管理会计在企业中如何落实, 存在一些不同认识, 要使管理会计建设方向明确, 需要对管理会计体系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认真研究, 以保证管理会计建设健康发展。所以, 湘钢十分重视随着管理会计的发展, 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湖南省会计领军人、湘钢顺祥物流公司财务总监谢朝勃紧紧围绕这个问题谈了四点体会。
1.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关系
从狭义的概念来区分, 财务会计是指基于财务报告的对外报告会计, 而管理会计则主要服务于单位内部管理需要, 通过利用相关信息, 有机融合财务与业务活动, 在单位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管理活动。
从职能上看,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都是财务活动, 都有协调解决企业财务关系的职能。从系统与操作角度来看,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共同组成会计系统, 被称为会计系统的两个分支, 两者天然存在“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辅相成”的联系。两者起源相同, 都是在传统会计中孕育、发展和分离出来的;基本信息同源, 管理会计所使用的信息尽管广泛多样, 但基本信息来源于财务会计;两者目标相同, 尽管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分别向企业外部和内部提供信息, 但最终目标都是基于企业价值创造;服务对象交叉, 管理会计的信息也可以为外部相关者利用 (如盈利预测和分部报告) , 财务会计信息对企业内部决策也至关重要, 两者没有明确的边界, 职能存在有交叉之处。
2. 财务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基础
谢朝勃认为, 以货币计量综合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财务信息, 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 也是管理会计的信息基础。财政部《指导意见》对管理会计定义中明确提出管理会计需“利用相关信息”, 尽管“相关信息”广泛多样, 但近80%是来源于财务会计。有的是财务会计资料的直接使用, 有的则是财务会计资料的整理和加工。
(1) 财务报告提供的资产负债率、周转率、净资产报酬率等是整体反映企业财务状况运营结果的指标体系, 不但是企业外部相关利益方关注的对象, 同时也是企业内部管理者进行规划、决策、控制与评价时最为关注和使用的重要信息。
(2) 管理会计工具所需的许多资料直接来源于财务会计系统。湘钢管理报告中通过财务核算形成的指标, 或经财务核算产生的信息量占比大于70%。
(3) 经济增加值、标杆管理、平衡计分卡等管理会计工具是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深度利用。因而管理会计工作质量受到财务会计工作质量的影响。高质量的财务核算为管理会计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支撑。
(4) 财务会计的发展进步, 利润表观到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变, 特别是公允价值代替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均为管理会计发展提供了创新空间。
(5) 会计核算系统的不断优化和进步, 财务会计信息及时性、准确性大大提高, 也使得财务人员能从日常核算中解放出来, 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管理会计工作。
3. 管理会计促进了财务会计的完善与进步
谢朝勃介绍说, 一方面, 湘钢在积极进行管理会计实践的探索中, 广泛使用标准成本法、精益成本管理、IPD集成产品开发项目管理等工具, 这些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 提高了成本核算等会计基础工作的要求, 也从客观上提高了财务会计核算工作的质量。
一是标准成本法、作业成本法等成本核算方法简化和规范了产品成本核算程序, 也为产品成本核算提供更为精准的计算方法, 使当期损益和存货计价更为准确, 促进了财务会计系统的进步。财政部2013年12月发布的《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 明确了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原则以及对外披露要求, 对我国会计准则也无疑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二是用平衡计分卡等管理会计工具对部门进行绩效评价, 对客户进行盈利分析, 战略闭环管理中管理报告书对财务指标的全面剖析, 均提出了对财务指标信息核算及时性和准确率的更高要求。管理会计在进行商业决策分析、风险控制过程中也能及时发现、规避了部分财务会计差错与财务风险, 这些均从客观上提高了财务会计核算的质量。
三是计量和解释财务与非财务业绩的竞争正在加剧。正是由于管理会计的发展与进步,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尤其是个体投资者普遍意识到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所发布的财务报告往往与决策不相关, 或者报告对企业相关无形资产、核心技术、人力资源及优质客户群等核心竞争力披露不足, 即现有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已无法适应网络条件下信息使用者需求。
未来的对外财务报告有两个发展趋势, 一是公司计量的范围更为广泛;二是报告将变得日益持续。从这个角度观察, 明显的一个标志是要求外部财务报告与内部财务报告谋求融合。事实上, 财务会计的发展与改革也在充分考虑到管理会计发展的要求, 以扩大信息交换处理能力和兼容能力,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
4.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协同发展为企业创造价值
谢朝勃强调, 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 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创造价值。随着资本市场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新的商业模式也层出不穷, 企业间竞争全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财务信息与会计功能也与时俱进、日渐丰富。经济越发展, 会计越重要。一方面, 世界范围内的财务报告和公司治理趋势使得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人们不再局限于在企业内部讨论会计的价值, 而是把视角拓展到资本市场, 去考虑会计与财务信息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不断加快, 技术进步导致产品寿命缩短, 企业间因产品、产业链的分工合作日趋频繁, 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市场定位、客户需求等尤为重要, 管理会计发展到强调企业价值创造阶段。以上几个问题的研究分析对湘钢管理会计健康发展起到了应有的指导作用。
四、湘钢未来管理会计建设的筹划
在谈到今后管理会计发展趋势时, 总会计师刘伯龙就信息化、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三大支撑系统对湘钢今后管理会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设想和打算。
他们认为, 湘钢从建厂以来发展到现在, 随着企业的变革发展、外部市场环节变化以及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管理会计在湘钢有一定程度的应用, 基本形成了具有湘钢特色的成本控制管理体系, 在增强员工成本意识、控制成本、支持决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当前钢铁企业产能严重过剩, 湘钢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发展战略要根据宏观环境变化进行调整, 结合集团“战略闭环体系”构建, 湘钢管理会计发展必须跟上企业的发展变化。
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深化, 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别是钢铁行业产品同质化比较普遍, 企业只有靠质量和服务才能真正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 财务工作要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未来所需的财务一定要超越财务, 跳出财务看财务, 有效支持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 成为企业的业务伙伴和价值创造引领者。企业要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更好发挥管理会计职能, 管理会计发展最为关键的三个方面内容分别是“管理会计能力要求”、“管理会计实践领域”以及“管理会计如何参与绩效管理”。管理会计包括技术性工作、对外报告、管理信息、业绩评价等四个基本职能领域14个关键活动, 同时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财务会计与运营等领域。
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相互联系, 体现管理会计参与组织价值创造途径, 为适应未来需要, 应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一) 转变观念, 搭建平台, 运用管理会计工具和方法, 在战略规划、企业主价值链、绩效评价与奖酬方面构建具有湘钢特色的管理会计体系框架
1. 管理会计不再局限于提供经营层面的信息, 还应关注战略层面的信息需求, 要成为企业战略参谋长
管理会计在参与企业战略规划、战略举措的制定时, 要有一定的话语权。企业就像一艘船, 在惊涛骇浪中前行, 面临往哪个方向走, 应该怎样走, 会遇到什么风浪的风险, 在这些方面, 财务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要在繁杂的数据中, 去粗取精, 化繁为简, 能灵活根据管理需求多维度对财务数据进行分析, 而且能运用数据准确地预测未来的趋势和变化, 告诉企业发展方向在哪里, 企业应该怎么做, 这是今后企业管理会计应该肩负的首要任务。
2. 管理会计引领企业创造价值
管理会计不仅局限现在成本核算、成本控制、预算等传统业务领域, 还要渗透进营销———研发———生产———采购———客户服务等价值创造环节, 成为引领企业价值链各个环节的价值创造者, 推动财务管理由会计核算型逐步向决策支持型转变。财务管理不能再拘泥于财务数据, 不再固守会计核算和报表分析。而是要利用价值链管理工具相对分析竞争对手的成本地位、经营差异、各自主价值链环节的差异, 找到企业的竞争方向和差距, 让管理会计向更高更宽层次发展。
3. 管理会计助力绩效管理
企业绩效管理关系企业战略目标能否实现, 通过管理会计工具与技术能够广泛运用于组织绩效管理的各个环节, 让管理会计向更深、更实层次发展。在设计绩效时, 一是要与组织战略进行关联。实现战略目标是组织绩效管理的最终目的, 管理会计在沟通组织战略, 将经营活动与战略目标进行关联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要关注公司商业模式。商业模式是组织创造价值的方式与途径。管理会计只有充分理解组织商业模式并将管理会计职能融合到商业模式的具体环节, 才能参与组织的价值创造。三是推动公司EVA价值管理工具在湘钢进行实践, 迫使公司各管理层转变管理理念, 实现企业资产保值增值, 促进企业战略目标实现, 促使企业致力于在绩效评价中充分理解和掌握运用绩效平衡计分卡工具促成组织绩效的实现。
4. 构建快速信息反映能力, 成为业务团队的财务好管家, 让管理会计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互联网+”和工业革命4.0正在不断影响各行各业, 以前只有线下业务, 现在线上与线下结合是主流。钢铁行业作为流水线企业, 标准化和自动化是发展趋势, 未来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要么是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及服务, 要么就提供信息服务。财务反映企业整个经济活动信息, 要有能力在第一时间把财务信息传递给业务团队, 以及报告业务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 让他们了解掌握情况, 做好管家服务工作。
此外, 湘钢管理会计能力提升要达到以上要求必须要有完善的信息系统及优秀的人才队伍支撑。
(二) 湘钢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离不开信息系统支撑, 要着力构建以“决策支持”为中心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
管理会计主要是利用有关信息预测前景、参与决策、规划未来、控制和评价经济活动, 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为此, 信息化需要从数据挖掘、分析模型、预算、内部精细管理等角度提供服务。
湘钢定位支撑管理会计的信息化目标:成本精细、管理高效、风险受控、支持决策。要实现这几个目标, 主要需从两个方面考虑:
1. 通过现有信息系统的整合升级支撑管理会计体系的建设
湘钢当前信息化系统较完善, 对管理会计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但力度不足, 且未形成体系, 下一步计划从以下方面进行优化完善:
(1) 构建全面预算管理系统。湘钢全面预算工作开展时间比较长, 随着湘钢战略闭环的正式运转, 对全面预算的要求更高, 而目前公司的预算仍停留在手工编制中, 即不利于数据的分析、知识的传承, 也造成资源的浪费。必须构建全面预算管理系统, 使管理分析人员从繁重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 投入更大的精力去进行预测分析以及决策。
(2) 钢后炉成本管理。企业内部精细管理很重要的一块是产品成本管理, 钢铁企业成本管理中最关键的是铁前和炼钢工序成本的管理, 目前湘钢铁前经过系统优化、计量设备的改造及管理手段的提升, 铁前成本管理已较为精细, 如何提高炼钢炉成本管理是现阶段必须考虑的问题。炼钢炉成本计算准确才能确保产成品成本的正确, 为全面预算及绩效分析提供有效支持。
(3) 整合各类管理分析系统, 构建公司决策分析平台。目前湘钢各类管理分析报表非常多, 管理分析的系统也有几个, 但由于计算口径不一致、未建立统一的取数标准, 各个数据存在差异, 难以支撑决策。构建一个统一的公司决策支持平台, 从源头规范操作, 统一标准, 才能真正为公司提供有效准确的决策数据。
(4) 建立关键指标数据库, 所有财务和非财务绩效指标, 信息系统能自动计算, 构建信息化的业绩评价系统。目前湘钢财务和非财务绩效指标基本上是通过人工干预计算出来的, 未来所有的绩效指标原始数据都能从数据库中调出, 只需设置计算逻辑, 计算机信息系统就能自动计算, 一来可以减少人工工作量, 二来能够确保指标公平, 减少人为干预因素。通过以上信息化的优化完善, 构建湘钢管理会计信息系统 (见图1) 。
(三) 湘钢管理会计体系建设, 队伍建设是关键
1. 明确管理会计职能, 突出管理会计文化建设
明确管理会计职能从“战略财务、运营财务、专业财务”三大主线突出服务于战略和价值创造的建设。推进管理会计是新常态下转变观念向财务创新要效益的一项重要措施, 也是适应公司深化改革的必经之路。一是从公司领导到财务业务人员上上下都要认清形势、转变观念、主动实践, 理解推进管理会计工作重要性;二是要通过报纸、网络、讲座等方式强化对管理会计建设的宣传引导, 将管理会计方法、工具和实践深入人心, 形成系统运用管理会计、促进挖潜增效的良好氛围。
2. 优化管理会计业务模式和评价机制
目前, 公司管理会计职能分散在各部门、各科室, 财务部重点在预算管理、资金管理、财务数据分析、成本费用管理、财务预测、财税筹划、提供决策等方面发挥着管理会计职能作用, 但在投资项目、绩效考核与评价、风险管理、战略制定等方面参与度不深, 管理会计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所以要根据公司深化改革要求, 系统优化管理会计业务模式。一是要建立流程标准化、核算标准化和制度标准化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将重复性、标准化的会计核算业务集中, 进一步规范提高核算信息质量, 如成立报帐中心、报表中心、供销收付中心等;二是建立基于延伸全公司业务流程关键环节的管理会计中心, 突出决策支持、绩效引导, 提高公司管理效率, 降低管理成本和经营风险, 特别是在战略规划、市场营销、全面预算、资金运作、风险控制等方面加强力量, 坚持问题导向, 延伸参与广度, 形成专业团队优势。三是创新湘钢管理会计工作推动体制机制, 促进财务业务的同步延伸, 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 财务业务一体化运行, 制定优化目标指标, 其运行结果作为绩效评价范围, 督促财务人员和业务人员共同参与价值管理。
3. 聚焦会计队伍管理体系建设
公司管理会计队伍建设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不仅具备职业知识、专业技术等硬功夫, 还应具备领导力、沟通力等软能力的管理会计队伍, 促进体系化发展。一是要制定培养计划, 分层次加强培训。其中:对基层管理会计人员重点是加强职业知识、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培训, 培养懂现场、懂市场、懂数据的专业人才, 如在工艺技术、成本管理技术、管理会计工具的原则及方法、数据分析技巧、相关软件的运用等多方面开展培训;对中层管理会计人员重点是在领导协调、管理沟通、模式创新等方面下功夫, 培养复合型人才。如对商业模式、战略选择;对高层管理会计人才重点在国际视野、国际规则、战略驱动、领导力等方面重点指导, 培养高素质高端人才。同时, 还要采取“请进来, 走出去”的培养方式, 一方面可以安排人到国际一流学校深造;另一方面可以安排人到车间现场实践, 还可以安排到先进企业对标学习等。二是制订管理会计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系统思考筹划队伍建设。公司要建立中高端管理会计人才素质基本要求, 开展后备人员建设, 补充业务人员加入财务团队, 分年龄、分结构做好人才梯队建设, 储备人才。重点做好管理会计人才队伍能力评价, 完善人才选拔和引入机制, 花3-5年时间培养出10-20个各个专业管理会计专家、1-4名省市管理会计领军人物, 管理会计人员占比70%以上的人才队伍。三是抓好管理会计队伍结构优化工作。主要是落实三项制度改革要求, 实现人员能进能出。重点突出人才引进机制, 引进一些素质高、具备国际视野等一专多能的高端人才, 退出一些观念落后, 责任心不强的人员。同时, 利用互联网优化一些操作简单、核算标准、职能重复的岗位人员转型到业务当中去工作。如供销核算优化、报销优化、报表统计优化等。四是制定管理会计人才管理办法, 实现岗位有序交流。主要是实现各产业单位、科室之间的交流机制, 如产业单位财务人员与主业财务人员进行交流, 实现人员双向流动;要实现财务人员与业务人员之间交流, 促进财务业务相融合, 提高公司综合竞争能力。例如, 对子公司财务总监或主管在任期超过4-6年, 必须定期交流, 建立重新委派机制等。
4. 抓好职业道德教育
管理会计所有数据都是“对内”的, 不但对单位加强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蕴含着企业战略投资、涉密信息等相关数据, 一旦泄密, 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一方面应当督促财务人员建立风险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应当将信息安全纳入到财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体系中, 做为一项长远工作来抓。
实施方向 篇5
应该说,不论乐观者的颂扬、悲观者的失望,还是激进者的抨击、平和者的耐心,凡抱着诚意理性说出自己真实看法的人,都是在表达对高等教育的关心甚至殷切期望。 现代高等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每一个人也都有权利表达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提出自己的期望和要求。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也绝不会因沸沸扬扬的评说而踯躅不前。 目前真正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表面喧嚣的各种说法中静下心来,理性探讨,认真反思,想想我们正在哪里、要去哪里、应该做些什么。
在此背景下,教育主管部门推出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颁布5 年来的实施进展进行 “第三方评估”, 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 作为“体制内”的研究人员,我们显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三方, 但作为第一线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尤其是作为当年《教育规划纲要》制定时的直接参与者,更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在5 年后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进展进行评估,并尽可能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做出客观判断。
一、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其实,目前在我国出现的种种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水平议论纷争的情况,并非我国独有。 在西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类似的现象。如英国的纽曼在1850 年代以大学自由人文教育理想对抗斯宾塞等人的科学实用主义教育观;1960 年代的英国人为要不要举办“开放大学”以及如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发生的争论;布鲁贝克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中言及的1960、1970 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和让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1]1等等,都反映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进程中的同样经历。
在西方学者那里, 这种现象被称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霍奇金森和布洛伊,1971)或 “合法性危机”(霍夫曼,1970),此种现象折射的是“社会和职业界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1]2。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各国历史上那些关于高等教育“本体危机”的著名论争,都发生在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每一次危机和论争过后,各国高等教育也都向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演进了一步。 如英国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转型时期,崇尚科学实用主义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兴起,引发了“纽曼们”的担忧,但纽曼在1850 年代发表的“大学理想”演讲,却无力阻挡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蓬勃兴起,也无力阻挡应用科学研究成为英国新大学的职能。1950、1960 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与社会中的种族平权运动、 反越战运动等叠加在一起,同样以一系列震动的形式“粉碎了学术界的一贯自鸣得意”(布鲁贝克,1978), 引发了1970 年代美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可靠性”的反思和“合法性危机”的大讨论[1]2,进而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性质和制度结构上的某些变化,如在很多州,黑人首次有权进入大学学习,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如果人们认同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这样规律的话,那么,目前我国社会中对高等教育各种好与不好的评说,也就可以理解(或至少可以部分理解)了。 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也是一个给高等教育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的时期。 大致来说,社会转型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正在发生的工业化、 城市化、法治化、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人的生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道德风尚重构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化;高等教育转型是指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以后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招生就业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变化。而种种变化叠加导致的高等教育“身心”的不适应、打开国门之后看到新奇的高等教育现象带来的心理冲击(注意:新奇、新鲜的事物不一定是好的事物,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事物)、对所谓西方“先进理念”或“先进经验”的饥不择食与未能理解透彻的“囫囵吞枣式学习”、意识先进者和意识落后者的观念冲突、急欲发展和急于“超越”但自身现实基础条件不足的紧迫感等等,则构成了各式高等教育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深层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要判断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仅有上述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需要更为具体的答案。 这是因为,尽管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在转型发展时期都会存在“本体危机”和发展方向的争论,尽管转型时期的“实践混乱”和观点论争是可以被人们所理解,但仅用“转型”来做笼统解释,还是无法完全解决人们心中对中国高等教育“要去哪里、该做什么”等种种问题的疑惑。
进一步说,尽管世界高等教育存在某些相似性和一般性的发展规律,但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动因、路径、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是各不相同的;高等教育的每一次转型发展,都是在本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本民族教育文化传统与未来选择的矛盾力量“拉扯”中,为解决本国具体现实问题和特殊实践问题而发生的转型,即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 在其转型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困境。我国高等教育也不例外。
所以,要想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做出更加具体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必须解答当前社会历史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特征以及转型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主要矛盾是什么。 而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可比经验,认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时期的必然要求,也是探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的必然前提。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与上述言及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相比,更具有“中国的印记”和时代的烙印,这是对《教育规划纲要》颁布5 年来进行评估的大前提。
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审视《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的进展,是我们进行评判的起点,脱离了这一视角,就很可能走上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今不如昔”的论争。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问题的解读,可以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面、多种角度、多个主题展开。本文由于篇幅所限, 在这里暂且只能从我们个人有限的经验出发,提出两点宏观层面的基本判断,供读者参阅思考。我们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可以归结为:
第一,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来标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绝不是为了表达的简便,而是放在中国真实的社会背景下,才能更加清晰地厘清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环境,尤其是面临的压力。看似平常的话语背后,至少隐含着4 个层面的重要问题: ①表层实践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多做什么、应该少做什么? ②中层理论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为什么应该多做哪些该做的事情,少做哪些不该做的事情?③深层理论问题,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保证高等教育实践“稳定性”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一个“改革”的呼吁和浪潮之中,却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你能希冀一个经常变动的高等教育体系给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和人才支撑吗?④回归实践主体自身, 这一时代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从哪里来的? 符合时代的教育理念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高等教育实践主体基于什么样的人生经验或社会历史经验而选择了这些价值理念?
如果以“工业化+现代化”的复合词组作为定语,来观察分析并划分西方社会与高等教育相伴发展的历史过程, 可将相应的历史时期划定为18 世纪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这大约200 年的区间; 启蒙运动前的西方高等教育时代主要是教会把控下的经典大学时代;1960 年代以后的西方高等教育则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借用西方学者的用语,可将其称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或者“后工业、后现代”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从历史上看,在上述每个历史阶段,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需求都是多样的,高等教育形式结构、科类结构等也是多元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只分析每一历史阶段的高等教育主流是什么,也就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或社会选择与淘汰的过程,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将被那一时期的历史铭记,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是那一时期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之间, 在欧美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表现为:①为教会和贵族服务的古典自由教育相对式微,适应近代工业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学院、专业教育的规模数量不断增多。 在英国,1850 年代是牛津大学历史上最为衰微的时代,而几所苏格兰的“新大学”由于注重实用科学教育,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英国著名大学,当时苏格兰的“新大学”模式也被移植到了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 在启蒙运动到1960 年代将近200 年的时间里, 以纽曼为代表的自由教育的“捍卫者”,提出的 “绅士教育”理念,最终还是成了工业时代实用科学教育“洪流”兴起的陪衬。但也不容否认,纽曼等人的“呼吁”也确实起到了“警告”科学实用教育不要过于“猖狂”,“警告”专业教育不要走向过于片面的作用。即使时至今日,依然会有人经常怀念“纽曼时代”的大学理念。 ②政府权力对教会权力的取代以及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加强,这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和德国形成了国家主义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使如很多人认为联邦政府不会干涉高等教育发展的美国,也通过1862 年、1890 年两个《莫雷尔法案》,来鼓励发展农工专业教育;③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程度日益紧密,传统大学不得不纷纷“走出象牙塔”[2],等等。 上述发展特点之所以被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历史铭记,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反映了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主流。 也可以说,这一时代的西方高等教育与经典大学时代相比,已经截然不同。
那么现在,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中后期,如果我们要学习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是应该更注重观察和借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经验以及从现代进入“后现代”的转型时期经验? 还是要大力倡导回到西方经典大学时代,或者不加选择地照搬近几十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成熟时代的高等教育经验? 答案不言自明。
当然,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中西比较非常笼统、非常机械,科学性并不充分(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论证需另文阐述),并且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也是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等进程杂糅推进,比西方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更为复杂。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经验时, 要尽量把每一个西方高等教育现象的社会背景、前提条件、发生过程、后续效果等认识透彻,然后再根据自身条件来判断是否真正“为我所需”,是否能够真正“为我所用”以及用到什么程度。
在这方面,我国前些年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选择做的其实并不够精细。 对待西方高等教育经验,很多研究是不做深入分析、不加选择地“拿来主义”学习方式,把从古到今的西方经验全部“吃进肚里”,不仅“消化”起来难受,而且还导致目前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各种评论中,出现了很多极不“专业”甚至毫无道理的说法,乃至苛求。
由于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较短、发展经验积累不足,在不得不更多依赖观察和借鉴他国经验而求索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只有更加努力地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只有具备了明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 特殊规律、偶然现象与必然现象的能力,才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过程中,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进而也才能尽快摆脱议论纷争困扰,集中精力办好该办的事,走好该走的路,不断开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时代、新境界。
第二,当高等教育在规模和数量上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之时,其实系统、科学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和制度都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这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按照马丁·特罗在1962 年提出的观点,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观念、评价模式等方面都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但当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引进我国伊始,人们只关注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量与规模”的描述,而忽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质的规定性”。在我们看来,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阶段理论”的真正价值和历史意义所在,正是他提到的高等教育数量规模之外的那些变化(但近年来我国很多人只是把眼光盯在那些不断跳跃攀升的数字上),他的观点对于“后发”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来说,具有极强的“预警理论”功能[3]。 更明确地说,当高等教育规模数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如果后续的那些变化不能及时跟上, 将会引发一系列具体问题。在我们看来,有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化解,最后可能会以某种“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是有过深刻历史教训的, 如1968 年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法国旧的教育体制。
过去若干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推进大众化的进程中,把着眼点和主要精力集中到“体制”问题上,包括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在基本的体制改革完成之后,又推出了与体制相关的“大学章程”和“综合改革方案”。其实,上述“切入点”依旧没有摆脱从体制改革切入的思维方式。 我国高等教育走到现在,体制上的障碍并没有彻底解决, 但任何体制上的改革,如果没有转化到高等教育质量这一根本命题上来,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与质量提升实现有机的结合,体制改革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应该承认,在强调体制改革重要性的大背景下,体制问题遮蔽了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涉及最微观的若干质量问题,如教学投入、教育教学方式、学生学习体验、课堂教学等,都缺乏应有的重视。
目前,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讨论在我国开始热门,很多人误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规模数量增长与教育质量下降的矛盾。 然而,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到底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4],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不能简单地凭感觉判断,如果人们只是从表面现象对这个“似是而非”的“质量下降”问题进行讨论,只能说明人们忽视了高等教育质量的真正含义,甚至会导致用“质量下降”问题遮盖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必须面对的真正核心的矛盾问题。
在我们看来, 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科研成果质量、各项教育工作协调运转的质量,也包括高等教育各项体制与制度的性质和“质地”,还包括高等教育与本国社会发展、国民生活幸福之间的契合程度等复杂含义。 目前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恰恰在上述内涵的后两个方面,才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键所在。
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是一种很不一样的高等教育。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建立在少数精英人才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讲究人的能力素质、身份地位的分层、分级,提倡“奖优罚劣”等等。 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对应的制衡力量,精英高等教育实践最终一定会走向为精英阶层利益服务。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提倡不分身份、地位、等级的教育平等权利,提倡主体的自主、自立、自强,提倡教育为社会、为大众服务。 马丁·特罗提出“大众化高等教育”观点的文章名为《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其含义即在于此。
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宗旨即为人民大众的平等、 民主权利和生活幸福服务。 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我国从不缺乏。 建国以后到21 世纪初的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是因为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高等教育资源缺乏而导致必然要经过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阶段, 但以前的计划体制和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也导致产生了一些带有精英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为社会大众服务的高等教育也具有了实现的基础。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也必然意味着要对精英高等教育时代的部分理念和制度,尤其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体制进行重新调整。
我国高等教育自2002 年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以来,正处于这个复杂变化、多重任务、多方面转型的改革发展时期, 需要调整的方面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这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异常繁重的主要原因。而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整体缺失以及新的质量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也导致目前出现了一些实践混乱、非议增多的现象,尤其是某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把高等教育推到了风口浪尖。
值得注意和欣慰的是,2010 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三年,随着《教育规划纲要》深入实施,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的供给速度正在加快,全社会对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念有了切身感受和需求,尤其是走“内涵发展”的理念逐步形成,使得我们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方向充满了期待。 我们也相信,在未来5—10 年内,随着新旧制度体系转换完成,完善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一定会建立起来;如果社会经济发展也度过目前的转型期,国家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一定会顺利度过。
二、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现状
全面、完整地评价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者是在高等教育水平很高的国家,在评价其自身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时,也会出现多种的声音。 以美国为例,自二战之后,高等教育的“危机论”始终不绝于耳。 再如,在上个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会员国最后签署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明确提出世界高等教育的“三大危机”,即:财政危机、质量危机、道德危机,“三大危机”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给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预警作用”。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对《教育规划纲要》进行5 年实施效果的评估,究竟是采取西方的评价视角,还是依据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是我们课题组在动手之前一直思考的方法论,最终,我们没有采取西方惯用的“危机理论”。我们之所以采取相对正面的视角,是基于如下考虑:
其一,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时期的议论多、评价各异,是好现象,至少说明很多人是关心高等教育的,也说明高等教育批评的言论渠道是通畅的;转型时期的某些争议可能会随着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变化而逐渐消失。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集中的条件下,即使是一项正确的改革措施,也会由于原来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在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走样或异化”的现象。因为从国家层面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更多考虑的是全国一盘棋,对哪些是主要问题哪些是次要问题还缺乏清晰的判断。因此,面对各种争议,尤其是一些重要议题争论,可以暂时搁置,等待实践发展去检验。
其二,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即使目前对我国高等教育某些方面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综合国力提升和社会发展进步,我国高等教育在原来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5年,高等教育规模跨越式增长,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日益扩大,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质量总体水平逐步提升,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创新发展驱动的作用和能力日益增强,高等教育管理和决策不断走向民主化、科学化,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正在完善,逐步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局面。另外,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相比于西方高等教育近一二百年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过程,用30多年时间打造一套成熟完善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在时间上显得不太足够,尤其是社会转型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和压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待更是超过了我国现有的实力和承受能力;许多《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和措施正在路上,相当一部分想法和举措还都在探索中,距离完善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还有较大的差距,还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在规模扩大、结构多元、运行复杂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提高水平,会面临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以往改革进程中尚未完全解决的老问题,也包括新的发展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所以,总体上,我国高等教育仍处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转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发展关键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其三,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体细节方面的评价,从人们关心的问题和评价内容来说,这里已经无需多言。 我们仅以高等教育评价方式为例,从一个很小的方面来看近几年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改进。从高等教育评价方式来说,科学合理的“最优选择”,必然是专业评估以及社会各界公共评判的有机结合。之前十多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的方式一直由教育管理部门负责,采用专家咨询、专家建议的办法,近几年来,在“管办评分离”改革进程中,教育部首次采用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中期的教育改革进展情况进行全方位评估,并向全社会公开评价结果,这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制度不断走向科学化、透明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其历史价值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充分体现。
2010 年制定的 《教育规划纲要 》, 是在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新形势下出台的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策文件。 《教育规划纲要》 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是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努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构建和完善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核心,提出的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可以认为,《教育规划纲要》进一步明晰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方向,其中对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判断十分准确,提出的各项改革发展任务也非常具有针对性。 5 年来,针对《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各类高校积极进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的实效正被人们体会和“分享”。
在《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 周年之际,按照《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检查”的要求,教育部统一部署了对教育各领域改革进展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的工作。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受教育部委托,承担了高等教育领域第三方评估的课题任务。
从接受评估任务伊始, 我们就深知肩上责任重大。 因为:其一,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多重转型、复杂变化的发展状态下,厘清纷乱繁杂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表象,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做出科学、客观、合理的评价,并给全国人民一个清晰和令人满意的交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其二,教育改革发展评价从来不是回顾过去、陈述事实、总结成绩与经验、诊断发现问题那样简单,在教育评价的每个范畴、每个对象、每个环节背后,都蕴含着价值判断和未来方向引导的深刻用意。 就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现状来说,更像在波涛汹涌、迷雾和暗礁重重的大海上为一艘正在破浪前行的巨轮检修部件、诊断船体健康程度、确定航向方位、校准行进路线,任何一个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不可预计的损失。所以,只有以高度的责任心、科学求实的态度来做好每一项目的评估,才能不负社会各界以及相关部门的信任。 其三,在讲究和依靠大数据的时代,仅仅依靠所谓理论家的“感觉”和价值判断已经无法完成第三方评估的目标。 因为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数据基本还没有建立起来,尤其越是微观的数据越缺乏,其可靠性也随之降低。 故课题组只能依据有限的“政府文本”和无限的学校案例进行“大海捞针”式的取样进行研究和评判。
接受第三方评估任务以后,课题组成员经多次开会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评估研究任务,一是要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安排,对教育部高教司负责的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的实施情况、实施成效进行评价,并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二是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可比经验以及我国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在尊重客观现实和遵循历史逻辑基础上,对近5年来高等教育每一项改革举措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进行“元政策研究”意义上的再检视和再评价,进而归纳、凝练、明晰、校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回答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道路问题。
之所以必须做这后面一步的研究工作,一是因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环境条件日新月异,有必要随时检视反思、重新校准各项实践的行动路径和方向;二是因为我国以往的高等教育改革举措以及为其提供科学支撑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有大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现状为参照物的,经常忽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的深入研究,忽视对某一项实践举措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的科学分析,这对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会有消极影响,不利于形成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的道路自信。而现在的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现实和基础条件,已经到了对以往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再反思、再审视的时候。 这是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决策与实践的科学性、促进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期的客观要求。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从2015 年5—9 月,课题组从高教司负责实施的各项高等教育改革任务中,抽取近30 个观测点, 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查研究和分项评估;9 月到10 月,通过集中研讨,形成了总体的评估结论。 课题组成员一致认为,近5 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以 “大格局” 谋划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调整,以“大工程”牵引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以“大协同”创新高校内外联合培养人才,以“大实践平台”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以“大教改”激活高校学生创新活力,以“大联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水平明显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上述总体结论,是对过去5 年若干做法基本描述,并不代表上述做法已十分完善,我们更愿意说它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所形成的 “发展思路雏形”。 另外,针对评估中发现的具体问题, 如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高校办学与社会需求脱节、 高校活力尚未完全释放、高校教学中心地位仍欠重视、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等,提出了下一步改进工作的相应建议。
三、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通过对近些年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举措进行重新检视,课题组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和具体路径进行了系统梳理,进一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但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念和质量思维亟需扭转。需要深入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尽快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我们在前文已经有过解释。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不仅是一种多元质量观,还是一种平等质量观,更是一种“以生为本、以社会大众为本”的质量观。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发展形态和实践逻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学校层次类型多样,每一所高校的职能任务更加多元,高校办学更加贴近大众生活和大众需求,所以不能再以精英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念和单一质量标准,去判断和要求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 否则就会“南辕北辙”,失去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本来意义。
进一步说,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所谓高等教育质量的“优质”、一流大学的“一流”以及高等教育强国之“强”,绝不是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相比较而得到的评价,而是高等教育在满足本国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需求过程中得到的本国社会和国民的评价。 扎根本国本地现实,着眼于为本国本地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最大努力程度的服务,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优质、大学走向一流的必由之路。 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应该具备这样的道路自信。
第二,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 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也是一个大的概念和工作框架,囊括了目前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任务。 其中,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仅是指师资、场地、设备等达到办学条件基本要求,更是指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及课程标准设计、教学科研管理、评价制度要进入一种刚性与柔性并重、系统开放透明、标准多元、实践适切、动态评价、大数据管理的全新发展状态。而高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既是在公共管理理念基础上,通过“管办评分离”、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章程制定、教学评估、专业评估机构与制度建设、年度质量报告制度等来构建新型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更需要树立“标准化管理”思维,用适应本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国家学历资格与人才标准框架体系”“高校专业质量标准和课程标准”等标准体系,来为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办学提供方向指引和底线标准的界定,甚至还要更“外围”的社会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作为辅助。
从现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早已行进在这样的道路上,2003 年开展的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2007 年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甚至包括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其实都是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近5 年来,随着《教育规划纲要》各项工作的实施和推进,我国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拼图板块”也正在一块块形成,新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已经初见雏形。只不过,在近些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一是各项新的改革举措还没有形成一套整体联动的机制,二是旧的制度体系中那些已经不适应形势的旧制度、旧措施还没及时清理。由此,未来几年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完善设计,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统一与联动机制。
第三,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迫在眉睫。我国1990 年代进行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当时是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背景和精英高等教育理念下进行的改革。 那时,我们并未接触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实践现实,也并不接受或者完全理解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真正含义。特别是1990 年代末期,由于全力应付扩招和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本应当时启动的各项改革陷于停滞,遗留下很多尚未深入思考和完善处理的问题,如行业办学取消以后高等教育与社会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所疏离?高校与社会行业需求之间的关系后续如何处理?绝大部分高校归地方教育部门管理以后,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门沟通以及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高校之间的关系是否要调整设计?地方高等教育管理部门能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地方高校根据地方现实需求开展办学活动? 等等。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已有十几年, 并且很快就会进入到普及化阶段。 但由于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让人感到“别扭”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现实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体制和机体系转换的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资源配置方式。所以,在当前有必要重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深化改革的话题,通盘考虑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统运转问题。中国若要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几所或者十几所高校进入世界200强的问题,而是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目的是形成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责权利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政府间、高校、高校间、市场、社会行业间的关系,特别是市场和民间要有发出声音的渠道,要逐步扩大民间的“话语权”,最终形成以“参与和分享”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近几年进行的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已经开始为将来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搭建了新的制度构架。 就政府宏观管理来说,除了走向公共治理,还要改变以前经验管理、粗放管理的传统手段,逐渐走向“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的大数据管理。此外,在政府传统管理权限下放的过程中,要根据“承接者”的自主能力、社会责任能力等,掌握好节奏,积极稳妥推进。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就是基于我国还是“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提倡多元办学、多主体办学,就是在未来5—10 年内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普通高校与职业高校在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别。 凡有利于教育公共福利提升的办学行为,都要通过新的制度体系予以保护。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我国高等教育自1990年代中后期形成“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的多种融资渠道以后,各类资金为我国各级教育规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近十几年来,除高校生均拨款标准和高校学费方面的几项政策以外,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时代的过去,地方高校财政投入将会面临较大压力,而某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民间融资渠道迟迟难以扩大流量,比如社会捐赠、社会基金等。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总量能否保持稳定甚至稳中有升,是高等教育能否长期稳定发展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从长远考虑,高等教育向民间融资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而民资进入高等教育,一定会涉及到教育产权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体系和明确的权益责任义务关系,才能让民间资本明明白白投入,放心大胆地支持教育长期稳定发展。由此,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摘要：在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情况进行评估与反思的基础上,回答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当前主要矛盾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认为在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双重叠加的历史背景下,大众化高等教育理念与制度供给不足,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加强大众化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但高等教育质量观念和质量思维亟需扭转;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进一步深化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关键词：教育规划纲要,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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