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化运作城市设计(通用5篇)
集群化运作城市设计 篇1
由于当今城市建设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 涉及因素的复杂性, 城市设计呈现出“全过程”的特征, 从强调终极“蓝图”的设计发展到对变化“过程”的控制, 通过抽象的政策引导、灵活的实施方式来保证城市设计意图的实施。“城市设计师已经不只是将包装精美的产品交出去就没事了。城市设计师必须在组织体系中, 制定一个可以随着需求、时间的改变而弹性修订的规则。在组织体系中, 也必须将设计师纳入决策过程中的一部分, 才能发挥真正的功能。”[1]在这一过程中, 仅仅依靠城市设计师本身已远远无法完成城市设计工作所设定的目标, 如何让更多的群体参与到城市设计集群中进行协作, 有效整合决策资源、建立规范秩序、提高沟通效率, 对于城市设计的运作至关重要。
一、当代城市设计运作面临的挑战
1. 面向精细化管理——如何协调复杂的局面?
在当今新型城市化的背景下, 中国城市建设过去重效率而轻品质、重“增量”而轻“存量”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如何精明利用“增量”空间, 有效盘活“存量”空间, 改变粗放式发展所带来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局面, 营造可持续、高品质城市空间, 是当前城市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改善局面需要精细化的管理:从城市的物质环境来看, 城市设计面对的是公共空间、建筑组群、绿化景观、公共设施等多种要素组成的城市环境, 需要对各要素的关系进行协调;从社会经济环境来看, 城市空间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理想的城市空间, 既要有清晰易辨的城市空间结构、便捷的交通系统、完整而高效率的公共服务设施, 也要有反映经济价值的城市活力、蕴涵地方历史的文化意义和体现公共利益的社会意识。
而中国当前规划设计的运作模式由旧的计划体制发展而来, 一方面, 制作编制规划的设计团队专业背景相对单一;另一方面, 各相关专业的管理职能部门均为纵向的行政体系, 分庭而治。这就导致在面对城市复杂局面时, 规划设计难以适应对城市建设进行精细化管理的需求, 这是当今城市设计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
2. 涉及多参与主体——如何平衡多元的利益?
由于思想与制度上的“惯性”, 中国当前的规划设计运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将规划设计的过程视为一个技术性的过程, 导致了规划设计过程表现出“封闭性”的特征。这种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某种程度上虽然适应了城市快速发展的对“效率”的需要, 却往往只考虑了政府的发展意愿, 无法及时获取开发机构的开发意愿, 更难以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规划设计由原来仅仅对政府负责变为要对政府、开发机构和公众负责。这就意味着当前的规划设计运作过程需要由“封闭”走向“开放”, 各相关利益群体均需要了解设计过程中的有效信息, 从自身需求出发对设计的决策提出要求, 参与到规划设计的决策过程中来。如何使城市设计的运作过程透明化、公开化, 使相关决策能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是当今城市设计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3. 应对动态的过程——如何适应市场的变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的投资只占城市开发的一小部分, 多数投资来自于市场, 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 集体、个体、外资和合资等多渠道资金投入的状况, 同时, 政策环境、社会环境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城市建设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城市设计的运作过程中, 面对政府、开发商、公众等多元的参与主体与不确定的投资环境及项目完成期限, 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在政治和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城市建设机制表现为一种供给导向型的模式不同, 仅仅依靠美好的蓝图已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 如何有效贯彻、落实目标, 保证城市设计实施的合理性与灵活性是城市设计适应市场需求的关键。
在“不确定”的建设环境下, 城市设计需要利用灵活的作用手段, 制定弹性的城市设计实施框架, 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然而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体系仍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过程之中, 计划经济的思想与做法仍存在并影响着城市建设, 城市设计在中国虽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获得发展, 却同样不能独善其身, 体现在规划管理部门在推进城市设计实施的过程中, 未能及时反映市场与社会的需求, 缺乏主动有效的运作手段。这是当今城市设计面临的又一挑战。
二、城市设计运作的“集群化”倾向
在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城市发展的各种要素流动与组合机制的改变, 营造了激烈竞争与充满不确定的环境, 单一作战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 “集群化”的协作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当代城市设计根植于市场经济的特性使其先天具备了“集群化”的倾向, 并具体体现在“倡导多学科协作”“兼顾多主体利益”和“注重全过程协调”三个方面。
1. 倡导多学科协作
城市设计师面对的是城市物质空间环境这个极为复杂的研究对象, 这也就意味着城市设计师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应对问题和挑战。首先, 与城市空间设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是城市设计师的专业基础和看家本领;其次, 良好城市空间的形成仅仅依靠设计本身显然不够, 城市设计师还需要了解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设计、交通规划、市政规划等相关知识并与城市设计建立起联系;第三, 城市设计的实施要求城市设计师必须了解城市的政策背景和管理机制, 善于利用或创造方针、政策来保证城市设计实施的实效性;第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城市建设离不开开发机构的支持, 这就要求城市设计师要了解城市开发的市场需求和机制, 并通过适当的经济手段来引导城市建设;最后, 城市设计往往是围绕城市发展和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展开的, 涉及到社会、经济、人文、历史等诸多方面, 还须借助其他自然学科、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来加强对城市设计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事实上, 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能完全掌握上述所有这些知识与技能, 可见, 单凭城市设计师的个体力量是不可能完成城市设计工作的, 必须依靠城市设计集群化的团队。尤其在复杂的城市设计工程中, 城市设计师必须与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专家组合作, [2]以形成综合的解决方案, 更有效地发挥城市设计的作用。这决定了城市设计团队是多专业的集群, 除了城市设计师, 还应该包括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景观建筑师、市政工程师、交通工程师等, 他们有不同的专业背景, 通过密切的协作共同为设计目标的实现做着自己的努力。
2. 兼顾多主体利益
城市设计运作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城市开发活动的公共干预来获得高品质的城市空间, 而城市开发的目的总是为了一定的利益, 这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其中, 政府部门是整个运作过程的管理者。从城市的整体利益出发, 政府部门对城市建设进行设计导控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保障城市环境品质, 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另一方面则为了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促进城市发展。开发机构是城市设计的导控对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开发机构以保障或增进自身利益作为最高目标, 追求利润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专业人员是城市设计的编制者。集中了专业智慧的专业人员, 通过问题分析、提出设计概念与方案并转化为导控规则, 为运作过程提供基本的依据。公众是城市空间的最终使用者。作为城市设计最终的服务对象, 公众是运作过程中的重要一方, 关注的是设计方案、项目开发对其自身生活环境的改善。
各参与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 在城市设计运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相互交织, 发挥着不同的影响, 在全局的观念下, 城市设计运作就必须从整体、个体多角度来思考公共、团体及私人等多种利益的平衡, 通过协调来保证公共和私人的利益, 使各利益主体认识到城市设计所带来的益处, 积极参与并通过公开公正的沟通与协调争取自身的利益, 将各种意见融合到一起, 形成各方认可的共识, 才能使城市空间的建设获得更好的品质。
3. 注重全过程协调
当今的城市设计已经不再是仅仅提供美好的蓝图, 而是提出实现蓝图的一系列的行动计划, 这些行动是在城市设计目标的指引下的一种手段选择, 是在城市设计目标和行动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的过程。因此, 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设计的过程, 而是一个“设计”加“管理”的过程, 包括计划制定、设计与表达、成果转化、成果审批、成果实施、监督检查、管理维护、评估反馈八个阶段, 各个阶段在不同层次上是循环往复的, 并由此构成了城市设计的“全过程”。
在城市设计全过程中, 涉及专业设计、管理操作、公众参与、市场运作的各个方面, 需要政府部门、开发机构、专业人员、公众等各方的积极参与, 各方的参与不应该是片面性、阶段性的, 而是整体的、全过程的。一方面, 城市设计面对的是公共空间、建筑组群、绿化景观、公共设施等多种要素组成的城市环境, 其运作需要在多专业协作中通过协调来获得理想的城市空间;另一方面, 在空间形态的背后是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 政府、开发集团和其他利益群体, 为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目的, 围绕着利益分配这一主题展开博弈。在这样的背景下, 城市设计目的的实现, 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手段提供足够的激励, 使各参与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能够满足政府部门所希望实现的社会效益, 也需要加以一定的限制, 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保障公共利益不受损害。
在这一意义上, 当代城市设计的运作过程不是政府部门之间的片断、封闭的过程, 而是注重全过程的、开放的协作过程。
三、城市设计运作的集群化协作策略
从城市设计的集群化倾向可以看出, 城市设计运作的成功与否与城市设计集群的有效协作息息相关。面对当代城市设计的挑战, 封闭、单一的城市设计运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 发挥城市设计的各参与主体的作用需要在平台建设、组织机构、技术手段、参与环境等各个方面采用相应的协作策略。
1. 建立切实有效的协作平台
机制的建立首先应保证协作的有效性, 成功的协作取决于: (1) 根植于地方背景; (2) 各参与者在一开始就明确自身的角色、权力与职责; (3) 如有需要, 整个过程应该对所有相关利益者开放; (4) 加强信息的管理与流动使其有效为各参与者服务; (5) 参与者能够获得相应的技能和专业的意见。[3]在中国的实践中, 面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有效的协作应该在开发过程的早期就将各参与者组织起来, 各方的协作应和整个开发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 这样做有利于及早发现可能导致冲突、造成延迟的障碍并做出应对的措施, 而非在变化发生之后再做出反应。
作为城市设计的组织者, 政府部门在整个城市设计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应该积极为各方创造参与的条件。政府部门需要对过程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进行分析, 收集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和意见并对其中的共同利益进行识别, 通过规划组织、提供信息与交流、积极调动广大的民众, 监察与反馈等具体环节来达成共识, 将一些必须遵守或有益的建议体现到城市设计的导控规则中, 或强制执行, 或进行引导, 从而保证城市设计的运作过程能得到各方的支持与理解。
另一促进协作有效性的方式是政府部门建立或委托一个专职的规划设计顾问机构, 由于规划管理部门未必有精力、有相应的技能来管理整个运作过程, 因此, 一个专职的顾问机构能够为参与各方提供相应的信息, 有效地协调各方的意见从而促进城市设计的运作。
2. 改善职能部门的协作效能
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集群化协作对城市设计的运作过程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城市设计的运作过程并不仅仅是规划管理部门的事, 政府其他职能部门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城市设计运作具有直接影响的部门主要指计划部门、土地部门、财政部门, 有间接影响的部门则包括环保、消防、卫生、市政、园林、建委、房产等。各职能部门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 都代表着城市政府的立场, 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整体, 发挥城市设计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在各相关部门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建立有效协调机制的关键在于: (1) 将需要共同执行的重要的城市设计成果上升为公共政策, 给予一定的法律地位, 一旦城市设计导控规则获得法律地位, 也就意味着城市设计成果将成为各部门共同遵守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文件, 运用到未来的城市管理中去, 从而促进了城市政府不同部门、机构之间以及政府和开发机构、市民之间行动的相互协同; (2) 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责、权、利, 部门间的冲突常常表现在一些责、权、利模糊的“边界”上, 在城市设计的执行过程与工程项目建设中, 由于相关的法规政策对各部门的具体管理形式缺乏明文规定, 不但开发机构需要在各职能部门之间疲于奔命, 规划部门也需要花费相当大的管理成本来进行综合协调, 大大降低了城市建设的效率; (3) 建立共享的信息平台, 信息是各部门进行决策的依据, 一个共享信息平台的建立能够促进信息在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有效传递, 减小规划管理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 并为城市设计的运作建立一个协商的基础。
3. 提供整合集群的技术支持
在当前的规划设计实践中, 多学科的协作在技术上往往表现为规划设计、市政、交通等不同专业繁复多样的设计类型和设计成果, 成果之间存在重叠甚至矛盾的现象, 这显然不利于城市设计多专业协作有效发挥作用。为了避免“规划打架”, 应对城市空间的综合发展和多元的专业学科作用, 城市设计的集群化协作在技术层面上需要以具有“综合性”的成果作为载体, 为各专业的设计人员提供一个参与城市设计的技术平台。
首先, 除了功能组织、公共空间、建筑形态和交通组织等常规的城市设计内容, 还应加强与规划、建筑、市政、交通等各专业之间的协作, 对地下空间的一体化开发、公共空间的整体性构建、立体慢行系统的连续性组织、市政交通设施的一体化衔接等相关内容进行深入思考。另一方面, 城市设计目标的达到需要可付诸实践的具体行动, 而行动应该能够使片断式开发所产生的效益与城市设计的整体目标相一致, 并由小到大产生连锁效应, 这些实施城市设计的行动与策略应该在设计阶段就有所考虑并体现在技术成果中, 其中既包括对城市设计运作过程中开发时序、重点项目、近期建设等的统筹安排, 还包括对城市设计运作在公共投资、经济导控手段方面的市场策略和对工作组织、公众参与的意见和建议。
4. 营造多方参与的良好环境
城市设计作用的发挥与一个支持城市设计的良好社会氛围相关, 其有效实施离不开城市设计各参与群体的理解与支持。“在任何领域, 我们都必须为更高质量的城市设计赢得言论上的胜利”。[4]城市设计参与各方对城市设计的认识影响着其对城市设计的支持程度。各参与方对城市设计的关注程度与其切身利益有关, 关键在于让其认识到城市设计与自身的利益关系密切, 好的城市设计能够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 为开发机构带来更多的利润, 为政府带来城市管理上的成功, 进而改变各方对城市设计的看法, 鼓励其关心、支持甚至积极投入到城市设计的实践活动中。城市设计运作过程中推动好的设计的程度取决于技能、知识和参与者的态度。[5]也就是说, 在专业知识技能之外, 城市设计各参与者素质的提高对于促进城市设计的实践意义重大。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来自于政府的引导, 通过关于好的城市设计的大众教育、对好的城市设计进行鼓励、积极提倡公众参与等方式来营造一个有利于城市设计运作的氛围。
同时, 良好参与环境的营造也离不开开放的信息平台建设。城市设计的相关成果作为一种公共信息, 应及时为各参与方所了解, 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各方对城市设计的认知和参与, 也能够增加规划过程的透明性和公正性, 防止决策过程中腐败行为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 信息的表达对信息能否被有效地共享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安妮·贝尔 (Anne R.Beer) 认为, 设计决策制定过程中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交流通常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不同的参与者经常使用不同的语言, 各个专业拥有自己的“行话”, 而这些“行话”对于大部分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的普通民众而言都是难以理解的。[6]鉴于此, 信息要为各方所共享就应该尽可能地消除这种人为导致的“隔阂”。因此, 城市设计过程中相关信息应针对不同的受众调整表达方式, 使更多的人能够真正参与、融入到城市设计的运作过程中来。
结语
城市设计的运作过程中涉及到多元的设计对象与复杂的利益关系, 让各相关主体都能参与到城市设计运作的全过程中是建设高品质城市空间的关键之一。而这一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协作, 更是其中的重点, 有效的协作一方面有利于在项目实施之前就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化解掉, 避免项目建成之中或之后, 由于城市开发的不可逆性导致矛盾激化造成的损失难以挽回;另一方面通过公平的协调过程, 有利于让参与城市建设的各方明确了解自身所能获取的利益和应负担的责任, 使项目开发与公共利益并进, 保证城市设计目标的顺利实现。在中国的城市设计实践中,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 城市设计运作的集群化无疑是我们迈向更美好远景的落脚点之一。面向未来, 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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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EER A R.Development Control and Design Quality, Part 2:Attitudes to Design[J].Town Planning Review, 1983 (4) :383.
公益化事业,商业化运作 篇2
公益广告说起了思想道德
中央电视台的11个频道将首次播出思想道德公益广告,其中中央一套将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前、“国歌”与“节目预告”之间的黄金时段播出。
在中央电视台的机房里,技术人员正在紧张地做最后的调试。在首次播出的四条思想道德公益广告《共同的力量》、《同升一面旗,共爱一个家》、《将爱心传递下去》、《爱我中华,再创辉煌》中,画面上鲜艳的国旗,行人驻足凝望的专注眼神,孩子无邪的笑脸和动人心弦的音乐渲染出鲜明的爱国氛围。
据中央电视台广告部编导荆虎介绍,这批公益广告的筹备策划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公益广告的主题来自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推出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最基本的20个字,首次播出的这四条公益广告表现的是“爱国主义”的主题。
每条公益广告长度在30秒到60秒之间,为了提高宣传效果,中央电视台还会加大每条公益广告的播放周期和播放频次,一般每条公益广告在固定时段安排1周,在插播时段安排2周,总播出次数不低于50次。
负责此事的荆虎说,如此频繁的播出对他们的创意和制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能不能打动观众进而形成良好的收视习惯是对他们的考验。
看到这则信息,您是否认为这完全是脱离商业行为的公益广告?思想道德是属于全社会、全人类的深层次话题,而企业也当然有企业自己的“觉悟”。
思想道德公益广告背后的故事
众多大腕想拍公益广告
据介绍,中央电视台要拍摄思想道德公益广告的消息刚刚传出去,就有众多国内外的大广告公司前来和他们联系,其中不乏拍摄过大片、获过大奖的名导演、名摄影和国外著名的广告公司。公益广告极高的收视率和社会影响吸引着他们,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的具体电视语言和电视画面的运用,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为了制作出精良的思想道德公益广告,更好地阐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主要内容,中央电视台分别和70多家广告公司进行了接触,最后达成合作的只有10多家。为了保证质量,这次公益广告全部采用胶片拍摄,画质清晰,颜色饱满,的确堪称公益广告的精品。
公益性广告采用商业化运作
精美的广告制作随之而来的就是拍摄成本的提高,怎样才能做到在一个多方合作的商业活动中做到双赢或多赢,也是这次公益广告拍摄成功的前提保证。针对这种情况,中央电视台提出了一种“公益化事业,商业化运作”的全新模式。
近年来许多企业为了树立企业形象,纷纷投资自己拍摄公益广告,然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样企业既要付出公益广告的制作费,又要花钱购买电视时段。而在公益广告的内容上,由于各个企业选择的角度不同,内容也是不尽相同,观众看过之后很容易淡忘,所以公益广告没有形成良好的制作条件。
由于这次思想道德公益广告要表现的内容很多,播出时间也将持续一年的时间,所以中央电视台选择一些企业形象比较好,产品质量过硬的企业作为自己的广告合作伙伴,由这些企业投资来完成这次的公益广告制作。这样既提升了企业形象,也使具体制作的广告公司有钱可赚。
思想道德公益广告这样拍
“以德治国”的主题公益广告的竞标在中央电视台风风火火地进行了很久,一定要选择几家公益广告已经运作比较成熟的公司。第一批入选的五篇创意公布后,捷先广告公司“爱心传递篇”及“公众篇”的创意就榜上有名。1998年,捷先广告公司做出的下岗再就业题材公益广告《李淑芬篇》,一度使得这个虚拟人物家喻户晓,还有记者把电话打到电视台要求采访“李淑芬”。这种广告效应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捷先广告就象它的名字一样,在一开始就占了上风。
在拍摄反映家庭美德的《将爱心传递下去》时,他们抓住“身教重于言教”这句格言,用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演绎了婆媳、母子、祖孙三代人之间的醇厚而朴实的感情——妈妈给儿子洗完脚以后,让儿子等一会儿,等得不耐烦的儿子在门缝里发现原来妈妈在给奶奶洗脚,当妈妈转身回自己的房间时,发现幼小的儿子正笨拙地端来一盆水,他也要给自己的妈妈洗脚。朴实的生活情景,将“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主题表现得极为真挚。
参加拍摄的小演员尤浩然今年才5岁半,已经是有两年多戏龄的老演员了,平时挺闹的,但一听到胶片响,就立刻精神抖擞地进入状态,45秒的片子拍了整整两天,拍摄时,小浩然的妈妈奶奶都在现场,看到成片里稚拙可爱的孩子摇摇晃晃地端来那盆水,他们都感动得流泪了。后来一次次地审片,参加制作和主创的工作人员又跟着看了无数次,他们说,每次都有新的感动。
捷先广告公司的创作人员张颖女士说:“和商业广告不同,公益广告受众需要的是感动,而感情的真挚流露与平民化的大众情怀是让受众产生这份感动的有效方式。”
这是企业成熟的标志
北京广播学院广告系主任黄升明先生认为,中国的公益广告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还需要越来越多的企业自愿地加入进来给予资金的支持。公益广告也是广告,这就决定了它必须付费来买时段和制作费用,必须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
企业关注社会,关注和公众有关的话题,将他们在社会公益主题上的意见、诉求、声音、看法等表达出来是一个企业成熟的标志。一个企业发展到开始关注社会公益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最初的企业都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当他们企业做得足够成功,却听到了社会上批评他们惟利是图的声音。于是关注公众关注的问题、塑造企业的企业形象、保持企业在公众中的亲和力已经成为一些企业的理念。特别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很多企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战争、灾难、艾滋病、社会弱势群体、环保等问题已经成了很多企业公益广告的主题。
中国在1996年开始出现公益广告,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很多只注重短期效益的企业还没有意识到公益广告的必要,但中国一些好的企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黄升明教授最后指出,关注公益事业,不但有利于企业树立品牌形象,甚至他们的股票价格也会受到有益的影响。
集群文化建筑的设计与运作 篇3
关键词:紧凑,复合,开放,运营
引言
“集群文化建築”概念的提出,意在從時間特徵和空間特徵兩個側面分析和研究當下城市文化建築的設計和運作問題。“集群建築”這一提法最早見于崔愷2004年的一篇概述“長城脚下公社”等新型項目的文章(1)。在以“集群建築”爲主題的2006年第1期《時代建築》中,主編支文軍先生在開篇將“集群建築”明確定義爲“在同一個場地上、由某一機構或策劃人邀請一群建築師或藝術家來完成由多個項目組成的一組或多組建築群”。可見,當時這一概念是建立在對幾個類似項目總結和概括的基礎之上的。本文引申“集群”的含義,用“集群文化建築”來概括中國業已存在并仍在大量實施的,在時間上具有集中性、在空間具有關聯性的衆多官方及半官方公共文化類建築組群,如深圳市民中心主軸綫文化建築群、上海世博會最佳實踐區,以及新型模式的城市文化建築群等。
一、集群文化建築的特徵
1. 静態特徵
規模龐大—作爲城市區域發展的啓動或加强要素,集群形態的文化建築往往首先在規模上超出其當下輻射能力的範圍,個别的甚至十分巨大。這一方面體現了决策者對人口膨脹的預估以及發展城市的前瞻性,另一方面則仍是政績績效制度和土地經濟陰影的延續。
功能多樣—除求“大”以外,求“全”也是我國傳統思維意識體現于集群文化建築立項中的特點,即在功能設置上往往集文化展覽、活動培訓、觀演影視三種功能于一地,具體可細分爲博物館、科技館、美術館、文化館、婦女兒童活動中心、青少年宫、大劇院、電影院、專業劇場、媒體中心、展覽中心等設施。
2. 動態特徵
建設時段集中—因爲集群文化建築往往作爲某一城市區域發展的啓動項目,或城市影响力階段性提升的亮點,其行政象徵意義和土地價值提升目標明確,因而在策劃、設計融資和建造等各環節合力效應突出,政策推動效力、投資力度和建設速度一般高于普通建設項目。其中不乏一些建造精良、完成度較高的作品。
規劃系統整合—在總體城市規劃中,集群文化建築往往作爲城市形象核心的組成部分,或處于城市軸綫的關鍵環節,因而對其組合形態、空間構成、風格特色方面都有較高的要求。鑒于目前總體規劃階段工作模式中對具體城市公共空間和建築節點預設的草率和同質化,超過一定規模的集群建築已逐漸采取“上位規劃—區域城市設計(提出任務書)—修訂上位規劃(修訂任務書)—形成修詳(具體任務書)—建築設計”的設計流程,這是基于對自上而下規劃邏1的固有弊端的一種修正模式。同時,項目前期策劃機構和後期運營機構的普遍缺位,也使得設計機構在承擔設計工作的同時,也分别承擔着上下游機構的部分角色。
3. 設計難度
功能復置—以往集群文化建築中不同功能的建築由其所屬管理部門單獨擬定設計任務書,由于這些部門一般不配備具有建築專業背景的項目管理人員,提出新項目的功能設置和空間要求往往采用與舊有項目相類比羅列的方式。一方面對建築造型和空間模式的創新有所阻礙,另一方面不同管理部門的建築之間經常出現重復設置的功能空間。這對城市整體空間資源、項目建造成本和機構管理成本都是很大的浪費。
空間割裂—由于部門間各自獨立的固有行政制度,傳統的集群文化建築之間其實是各踞地盤、“同而不和”。這直接導致設計中共享空間、共用地下車庫和機房、建築間便利的連廊或通道等所屬權和管理上難以明確劃分的設施一般無法應用于實際,往往表現爲集群建築中常見的公共空間界面封閉冷漠、空間利用率低以及日常使用聯系迂回不宜人等現象。
開放性差—由于過去以撥款和官方資助爲主的僵化資金模式,爲了降低管理成本,文化建築往往采用封閉和簡化的日常開放模式。在功能上,如車庫等可與社會錯時共享的資源被限制;在時間上,與現代人的生活時序日益錯位,工作日門可羅雀休息日人滿爲患。
特色駁雜—雖然傳統的集群文化建築在規劃上一般體現爲對稱、均衡的形式化空間構圖,但在具體設計實施階段,由于缺乏統一的項目管理機構和一致的建造周期,每個建築的設計、選材和施工各自爲政,導致形成大量的建築各出花樣、駁雜混亂的城市文化核心區,缺乏必要的整體感和基本的文化特色底藴。
二、集群文化建築的組織模式
1. 空間組織方式
園區型—2010年上海世博會作爲世界級文化建築的設計盛會,爲業界提供了這一類型建築規劃設計和使用運營方面的國際視野。其中位于浦西的“城市最佳實踐區”,因其形體的多樣和功能的復合,在本文討論的建築類型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規劃結構方面,由于“城市最佳實踐區”是改造與新建相結合,設計因地制宜地采用了“分散型”空間布局,建築并不嚴格局限于嚴整的規劃脉絡。帶狀的核心開放空間貫穿整個場地,收放自然而含蓄;根據其具體功能,建築界面靈活地與開放空間發生互動—這樣的空間格局産生了豐富而輕鬆的體驗氛圍,置身其中充滿空間驚喜和細節發現,與該區域的總體定位十分吻合(圖1)。
典型的例子還有巴黎La Villette公園及其周邊地塊等,通過以音樂爲主題的建築集群的設計,形成以包贊巴克設計的音樂學校、音樂城以及努維爾設計的交响樂中心等爲核心的文化建築園區,帶動了城市衰敗區域的復興(圖2,圖3)。
街區型—在歐美一些人口規模較大、街區尺度適中的城市,集群中的每個建築在一定的格局下各占一個或幾個街區,共同形成一個大範圍的文化建築集群街區。如洛杉磯城市中心以蓋裏設計的迪斯尼音樂廳以及莫内歐設計的教堂等形成連貫的街區建築集群。這一模式具有將城市空間結合的有力條件,對于高品質的建築人文環境塑造與城市街區提升大有裨益,曾廣泛出現在我國早期集群文化建築的規劃設計中,但這一模式下需要有效地控制建築規模,需要對于城市肌理的創造性介入(圖4~圖6)。
核心型—以城市主軸綫與緑化空間爲核心,組織各種類型的城市主要文化建築,形成開闊大氣、環境品質較高的文化建築集群。這一模式多出現在新城建設的核心區,也是目前中國城市文化建築集群的最主要模式。典型的如深圳以市民中心主軸綫兩側的圖書館與文化中心、青少年活動中心、城市展示館與當代藝術中心等建築集群。作爲中國新城建設的標準模式,這一類型的文化建築集群存在片面追求形態象徵、空間尺度大而無用等弊端。
緊凑型—在城市的核心地帶,通過在一組建築集群中組織不同類型的文化建築,形成“緊凑型”的建築布局,有效達到文化建築之間的互動,并最大限度地進行土地的有效利用。如錢江新城的杭州市民中心,融合了城市圖書館、青少年活動中心、城市規劃展示館等城市文化建築,與其他市政建築形成具有城市空間控制力的建築巨構。
2. 集群組織模式
事件觸發型—近來中國各大城市因越來越多地主辦主國際、國内大型展覽和活動,大型集群文化建築日益增加。這種因爲某些特殊城市事件而在一段時間内集中建設的文化建築集群,如上海世博會後保留的若幹場館,其運營分“會中”、“會後”兩大階段,截然不同的使用要求和運營條件决定這類建築的設計將面臨前後功能和適用人群差异巨大的挑戰。
銜接更新型—在城市更新意識逐漸提高的輿論背景下,中國一些城市中心開始采用歐洲先見的新建築與舊建築有機銜接、逐步演變拓展的運作模式。如上海紅坊藝術中心所采取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有城市肌理、提供具有歷史延續性的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圖景(圖7)。
開發引領型—這種開發模式下的建築一般處于新城核心地塊,主要依據爲上位城市規劃,没有城市肌理和周邊建築的參考和呼應。其功能設置、空間模式和造型格調,往往成爲後續周邊地塊開發定位以及形式設計的重要參考。因而,這種模式下的集群文化建築設計更加需要設計者具有對于開發、運營以及宏觀城市形象等方面的把握能力。
三、集群文化建築的設計策略
1. 與運營結合
在近期幾個集群文化建築設計實踐中,受限于緊縮的土地和財政政策,項目開發和集資模式市場化的趨勢越發明顯。在决策過程中,建築的建造成本控制和運營的獲益回報效率都不同以往項目的要求。建築静態的設計必須與動態運營方式緊密結合。全國性、地方性、民族性節慶主題的策劃、國際級文化項目的設立、作爲當地旅游開發計劃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商業的適當介入等手段,都成爲“以運營引領設計”的嘗試性思路。筆者提倡爲項目操作成立具有决策力的統一協調機構,整合前期策劃、設計建造和後期運營等全方位因素,提供多方籌措、理性定位、自養盈利的立體動態設計方案。
2. 功能復合
集群文化建築設計的核心之一是綜合單體建築的功能需求、以全時間的動態思路整合原本自給自足的功能配備方式。如在近期雲南德宏某集群文化項目的設計中,在管理單位提出各自建築單體的任務要求的之後,設計者經過協調平衡,對一些復置的功能(如會議、演藝大廳、臨時展廳、停車場地等)進行動態集成,提出“錯峰交叉利用”的功能組織理念。如大劇院與媒體中心停車場地的錯峰使用,規劃展示空間與圖書館共享空間的結合,影院、劇院對文化館、青少年活動中心等建築中演出場地的整合等策略,大幅度削减了建築集群的總建築面積,對控制建設成本和减小運營壓力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圖8,圖9)。
3. 空間緊凑
集群建築外部公共空間的設計,同樣要兼顧使用者切身的感受與土地利用效率的關系。摒弃追求“高、大、全”的僵化意識,合理控制空間尺度,創造既具有獨特標志性又符合街區尺度特徵的緊凑型開放空間。同樣是在雲南德宏的項目當中,設計者提出的“村寨式”的整體空間格局在當地以傣族爲代表的地域文化語境下獲得極大的認同。在這一理念基礎上,設計首先縮小原規劃用地範圍,將周邊地塊預留給與文化主題相近的商業開發,提高未來本地區整體運營回報率。在合理的用地範圍内,利用基地高差,以自然的傣家村寨模式巧妙地組織核心帶狀開放景觀空間,以立體的空中棧道串聯各建築單體,通過模型推敲和實地體驗確定開放空間的尺度和高度比例—空間利用效率在當代城市功能需求和地域文化特徵之間取得了微妙平衡。
4. 凸顯公共性
雖然集群文化建築的開發和運營因外部因素的改變而在每個時代都有其具體模式和特徵,但是作爲城市公共空間的核心,面嚮市民的公共性永遠是其核心價值標準。應對不同開發模式下的設計要求,設計者必須具備制衡多方利益、保持以及加强項目公共性和開放度的職業素養。在雲南德宏某項目的設計過程中,設計者自項目所在城市的整體形象策劃階段即介入,整個文化集群項目設計的過程中,堅持引導决策者重視這類項目中公共空間的價值,在充分考慮不同建築管理和運營特點的基礎上,通過景觀設計和建築設定,打破圍墻觀念,建築群與城市空間融洽銜接、市民參與和主題活動有機融合。國外類似項目中對公共性需求的注重值得中國項目進一步學習(圖10)。
5. 低成本的緑色技術與風格打造
緑色建築理念發展到今天,投入和效益比例日益失衡的“主動式節能技術”越來越受到業内外質疑,更加符合節能本質需求的“被動式節能技術”獲得廣泛支持和接受。“被動式節能技術”最大限度利用自然因素的理念和對資金投入的理性控制,符合集群文化建築在文化和政治意義上的示範意義以及控制建造成本的客觀要求。同時,對當地自然條件的適應性利用,更是塑造建築獨特地域風格的扎實依據。
四、集群文化建築的運作策略
1. 開發與城市角色
在一個完整的大型集群建築項目的運作中,政府、協調運作機構、投資方、設計單位、承建單位和運營使用部門等環節不可或缺。其中協調運作機構體現着最核心的作用。在2010上海世博會的籌辦過程中,“世博會事務協調局”作爲運作核心機構,承上啓下地協調和管理着項目整個鏈條上各環節的工作。在一般城市集群文化建築開發中,類似的統一協調機構同樣有必要建立。行政意圖、經濟考量、設計效果都將在這裏統合成爲協調一致的解决方案。傳統的由各級規劃建設部門代替管理的方式在專業的廣度和深度上都有待提高。公共管理、建設管理和金融管理是一個良性管理機構的主要職責範圍,是否擁有足够的决策權、專業配備情况和跨專業的協作能力將是整個協調管理團隊能否勝任的關鍵。
2. 運作策略
根據項目參與者的關系和出資結構確立項目組織模式—根據蒙特利爾魁北克大學“工程與建設管理國際研究計劃”(IMEC)的調研成果,目前集群項目操作模式主要有傳統模式、設計實施伙伴模式、聯合開發模式、關系開放模式等幾種。雖然在諸如上海世博會這樣的超大型集群文化建築中已經突破單一的傳統開發模式,結合了諸如設計實施伙伴模式、聯合開發模式等新模式,但在國内更多的二、三綫城市較小規模的集群建築開發中,傳統開發模式之外尚未融入更具適應性的其他開發組織模式。政府作爲單一的開發主體,其决策缺少各層面的客觀論證和制衡,易因主觀因素的改變而影响項目計劃;在項目操作遇到問題(如資金瓶頸)的情况下,往往因推動力量的單一而致使項目長期停滯甚至取消。
建立動態的、量化的項目評價和反饋系統—中國關于項目運作的研究尚處于“解决特定工程問題”層面的孤立研究,而國際上已建立“如何成功的通用原理(2)”的分析體系。提升研究水準的當務之急是爲基礎材料的整理和分析建立一套動態信息的量化評價和反饋系統。1995年蒙特利爾魁北克大學組織的研究計劃IMEC(3)通過調研和分析450年間全球60個大型綜合建築項目的資料和使用情况而發表的的工程管理專著《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Large Engineering Projects:Shaping Institutions,Risks,and Governance》中,爲類似集群文化建築項目的工程運作提供了多種組織模式示意與量化分析反饋方法。衹有在這些有益研究的基礎上爲集群文化建築項目的操作和决策提供客觀的投入、産出分析,才能够更加理性和精確地制定項目開發計劃。
結語
集群文化建築作爲典型的城市建築元素,伴隨着外部社會條件的變化將面臨不同的問題和挑戰。設計者應基于較高的城市空間和項目運作層面發現和整合制約設計的多重因素,發掘和把握提升建築設計品質的契機要素。在一個開放的動態操作機制之中,提高設計的專業水準、對城市公共價值的關注以及對緑色建築的推廣,應作爲設計者的職業價值核心而值得長期思考和實踐。
注释
1参见:崔.关于“集群设计”.世界建筑,2004(6)
2参见:尤建新,等.合作与协调-上海世博会管理问题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
选准载体探索产业集群两化融合 篇4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中小企业司召开“全国电子商务和物流信息化推进大会暨全国中小企业信息化和产业集群两化融合推进大会”,目的是为促进电子商务、物流信息化、中小企业信息化、产业集群两化融合等4个重点信息化方向上的经验交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研究部署下一步推进工作。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各地区、各行业的电子商务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物流信息化取得了积极进展,具备了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中小企业信息化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取得了明显效果。
“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将深入发展,电子商务将迎来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发达国家再制造和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的竞争、以劳动力成本上升为主的成本上涨、资源环境约束等压力,也面临国际贸易格局和制造业内涵的重要变化。加快发展信息化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迫切要求。“十二五”时期,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和规范发展;要加强推广应用,促进信息化与现代物流的协调融合发展;要积极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扎实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工作;要选准载体,进一步探索产业集群两化融合的经验;要通过科学务实的创新,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力。
会议指出,加快推动电子商务、物流信息化、中小企业信息化、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发展,是现阶段推进经济领域信息化的重要内容,是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杜学曦)
集群化运作城市设计 篇5
点击进入地质资料信息空间检索服务系统,随着鼠标的移动,经纬度、地理、地层、地质资料目录等一组组不同的数据,即刻显示在电脑屏幕上。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系统中的每个地理坐标点上,都将录入其所有地质资料信息,包括野外工作人员拍摄的照片、视频、原始记录等。利用这一系统,地质工作者也可以上传自己在该点所从事的工作成果,供大家分享。这是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工作(以下简称“两化”)应运的一个案例。
9月20日,全国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彭悦在会上透露,湖南省各市州的“两化”工作将在明年启动。“两化”将为各地城市建设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基础信息。
“无障碍通道”
据介绍,随着“两化”的持续推进,将为我国地学工作者打造一条获取地质资料信息的“无障碍通道”,让社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既有地质资料信息,最大限度地发掘地质资料信息的潜在价值。
地质资料是地质工作形成的重要基础信息资源,具有可被重复开发利用、能够长期提供服务的重要功能。无论是国土资源调查、规划、管理、保护、合理利用,还是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城乡建设、地质灾害防治,都需要深入广泛利用地质资料信息。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形成的海量地质资料信息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在地质资料管理方面长期存在资料信息分散、综合研究不够、数字化信息化程度不高、服务渠道不畅、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使地质资料信息的巨大潜在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为进一步提高地质资料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国土资源部明确要求推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
全国地质资料馆在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支持下,组织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中国地质图书馆、上海市地调院、安徽省地调院等单位,开展了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的试点研究,同时开展了国家级、大区级、省级及市县级地质资料集群化试点,覆盖城市地质、重要成矿区带基础地质、重点勘查区矿产地质、地质资料数字化、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建设等多个领域,最终将通过示范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体系提供标准、规范和技术支撑。
湖南试点
据悉,早在2009年9月,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就组织召开了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专项研究会议。
此次会议具体部署了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产业化研究工作方案,对上海、湖南、湖北、安徽、青海、山东等6个试点省(市)试点方案进行了审查。湖南选定坪宝(黄沙坪、宝山)矿区开展“两化”试点工作。
湖南试点以馆藏资料为基础,共集群资料41套,涵盖矿区普查、勘探、危机矿山找矿等各个阶段、各种比例尺、各种类型的原始与成果地质资料,建立了坪宝矿区地质矿产综合数据库系统,实现了多源异构、多尺度、多维动态资料数据一体化存储管理,完成了坪宝矿区地质矿产综合数据库和三维空间模型的建设,基本实现了坪宝矿区地质资料信息集群和地质体三维显示与查询,指导、规范了湖南重点矿区地质资料信息的集群化工作。试点工作取得了预期成果,为全面展开“两化”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彭悦介绍,湖南开展“两化”,有良好的工作基础:省地质资料数据中心基本完成了中心机房硬件设施建设,纵向上实现了部、省、市、县四级国土部门的网络连通,横向上实现了与政府其他部门的网络共享;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初步建立,钻孔基本信息清查工作已经展开,馆藏成果地质资料的数字化工作全面完成。
彭悦透露,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大“两化”工作推进力度,扩大“两化”工作范围。今年,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已安排了2000万元专项经费启动长株潭城市“两化”工作。目前已完成前期方案编制和对长株潭三市城建馆馆藏工程勘查、地下管网资料调查摸底,长株潭城建地质资料基本完备。明年将启动长株潭以外各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地质资料“两化”和柿竹园、瑶岗仙、水口山、锡矿山、湘西金矿等5个重点成矿区地质资料“两化”工作。
试点之后
专家认为,试点工作就是要为全国推进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两化”摸路子、出经验、建示范。摸路子,就是要找出一条“两化”在各省(区、市)推广的机制;出经验,就是要通过试点项目,形成行之有效的标准、规范、要求,以便在全国推广;建示范,就是要把各试点项目的思路、想法、要求做成样子、做出成果,展示给大家。
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化”的核心是服务。根据用户需要,用新技术、方法、理论,对掌握资料进行整合、集成、挖掘,形成数据信息集。根据难易程度,可以分为低层次的检索服务产品,中层次的挖掘、聚类产品,高层次的综合整合产品,但每一类产品均有不同模式、模板、体系、架构。
在机制研究方面,专家认为:全国地质资料馆及各省地质资料馆的资料管理要严格执行条例;地质调查系统的资料管理“两化”工作要充分发挥大区的作用;各省要深入开展专业公共服务,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为“两化”提供支撑;在数据库更新机制建设上,要发挥地勘单位、资料馆等多方面作用,保证新的准确信息及时入库,实时更新;资料集群服务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推进资源共享。
专家同时建议,要加大试点专题阶段性成果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公众对“两化”的关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