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作机制

运作机制（共12篇）

运作机制 篇1

教授治学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而理顺教授治学的运作机制则是其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路径。教授治学的运作机制需要解决“谁来治”的主体问题、“治什么”的内容问题、“如何治”的议事规则问题。“谁来治”“治什么”以及“怎么治”为探索教授治学运作机制提供了学理上的思考脉络与实践中的行动方案。

一、“谁来治”———教授治学组织的成员遴选与主体构成

1.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遴选原则

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遴选是教授治学得以顺利进行、治学效果得以切实保障的前提与基础。笔者认为,在遴选治学组织成员时主要应该秉承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首先,坚持学术杰出原则。既然是遴选学术组织的成员,其从事的工作、履行的职责是治理学术,因此,组织成员自身的学术水平应该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至少要在本校本学科或者本专业教师群体中属于杰出代表,否则就失去了学术决策与管理的权威性。以1917年北大评议会为例,其成员蔡元培、陈独秀、夏元璨、王建祖、温宗禹、胡适、章士钊、沈尹默、周思敬、秦汾、俞同奎、张大椿、胡溶济、陶履恭、黄振声、朱锡龄、韩述祖、孙瑞林、陈世璋等都是所在领域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教授[1]。

其次,坚持共同治理的原则。大学共治是伴随着大学治理中的民主理念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而形成的治理理念。1967 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发表的《大学和学院的治理声明》提出了共同治理的原则,该制度的基本精神是肯定和保障教师在大学决策中的地位,体现在形式上是校长和教师们共同分享大学的决策权力,大学共同治理理念自此得以确定。由于学术对于大学组织中的各类成员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与学术相关的人员在治学组织中应该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以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犯。

再次,坚持遵从差异的原则。不同类型高校因为自身所属的层次与类型、治学的历史与传统、学术目标与功能定位、组织结构与院系设置、教师群体与教授数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所以在治学组织的成员构成上可能、甚至必然存在差异。因此,不同院校在确定治学组织的主体成分以及席位配额中应该遵从客观现实中存在的差异,做出多样化的安排,以真正实现治学组织的有效、顺畅运作。

2.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主体构成

教授治学组织成员的主体构成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正教授是教授治学的核心主体。一般而言,是否拥有正教授职称是大学教师学术水准高低的标识。大学是探究深奥学问的地方,学术性事务的专门性与高深性决定了具有高层次学术水平的正教授在该领域中必然会享有较强的话语权,正教授治学才能真正保证学术组织的权威性。

其次,教授治学应该体现主体多元的特征。在以正教授为主的前提下,教授治学主体应该尽量做到多元化。学术委员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或者院系分委员会中应该有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副教授、青年教师的代表参加。去行政化也并非意味着将行政管理负责人全部排除在治学组织之外。哥伦比亚大学评议会包含了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本科生院院长以及校长指派的核心管理者,在评议会中,这些管理负责人拥有表决权。在招生与录取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涉及人才培养活动的、与学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治学组织中应该有学生代表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评议会中,108个投票席位中学生占了24个,在斯坦福大学评议会中有4名学生代表,并且各专门委员会都有3名以上的学生代表。根据学术治理的实际需要,还可以聘请校外专家和相关代表参加治学组织。大学治学组织主体多元化有利于教授在决策过程中了解各个层面大学成员的利益诉求,有利于教授们做出科学、理性、公正的学术决策。

再次,教授治学的主体构成应该因学校特点而异。研究型大学教授群体庞大,遴选一定数量的、具有较高学术道德与学术水准,并且具有管理意愿与动机的正教授在客观上没有任何障碍。在这类高校,无论是校、学部、还是院系的治学组织,无论是学术委员会及其专门委员会,还是分学术委员会,除了副教授、青年教师代表或者学生代表之外,均可把正教授作为被遴选为治学组织成员的基本条件之一,以彰显“学术杰出”的基本原则与理念。而教学型大学由于基层院系教师数量少、职称低、分布不均衡,因此,该类院校基层治学组织可以放宽委员遴选的职称标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把职称要求降低为副教授或者具有博士学位的中级职称以上。在一些规模特别小的二级院系,甚至可以推行全体教师集体治学。

总之,教授治学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正教授治学,它是从院校实际出发,建立在以正教授为核心的基础之上的多元主体共同治学。

二、“治什么”———教授治学的内容及相关组织设计

教授治学的对象聚焦在“学”上。关于“学”的理解,国内理论界影响较大的观点是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治教学[2]。在笔者看来,教授治学即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对学术性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学”(即“学术性事务”)是教授治理的总体对象。本研究以博耶关于学术内涵的理解作为分析的维度,将学术分解为教学学术、科研学术、学科学术、转化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教授治学的内容体系,探讨教授治学的相关组织设计。

1.治教学

博耶等人对学术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学术不仅是指专业的科学研究,还意味着通过课程的发展来综合知识;还有一种应用的学术,即发现一定的方法去把知识和当代的问题联系起来;还有一种通过咨询或教学来传授知识的学术[3]。教学的过程是知识传播的过程,教学学术就是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有学者基于博耶的学术分类与解释,将教学学术归结为“大学教师自觉地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播本专业高深知识’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成果[4]。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任务,教学工作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因此,教学学术的治理在教授治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人才培养的“入口-过程-出口”为依据和线索,笔者认为可以分别设置招生与录取委员会、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三个治学组织来承担相应教学学术的治理职责。

2.治科研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着将学术与科研内涵理解的同义化倾向,正因如此,国内高等院校教授治学组织体系中较少有科研委员会的建制,而是将学术委员会作为科研委员会的同义机构发挥作用。而这种理解与实践其实是不利于构建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治理体系的。事实上,随着学界当下对学术内涵理解的开放化、丰富化与理性化,设置科研委员会以治理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学术性问题已经成为构建教授治学组织体系的必然诉求。另外,鉴于在以科学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学术失范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单独成立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其一,从国内部分高校的实际运作来看,尽管组织称谓并不完全一致,但单独成立类似“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其二,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在科学研究学术活动中尤为重要,因此,其可以作为治科研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他学术活动中也同样存在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问题,所以单独设置较为科学;其三,学术道德失范已经是一个颇受诟病的现实问题,这种客观事实的广泛存在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有序、健康发展,因此,单独设置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以有效治理学术失范乱象,有利于大学学术的健康发展。因此,治科研主要可通过科学研究委员会和学术规范与道德建设委员会两个组织机构来实现。

3.治学科

高度专门化、分门别类、以学科的形式呈现是现代学问的基本特征;以学科为基础构建基层学术组织,在此基础上逐层构建起大学组织系统是大学组织的根本属性,无论是知识形态的学科还是组织形态的学科,都是大学得以形成的细胞,是大学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得以实现的基本载体。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院系所等组织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学科的基础之上的。现代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在经历了从综合化到专门化的转变之后,在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走向交叉、融合的整体化发展阶段。这也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学部制变革的基础。学科本身具有的学术性使得教授治学的重要使命为治学科,而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则是学科治理的根本组织载体与形式。

4.治转化

大学是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地方。从知识创造活动的流程来看,其至少包括两个核心环节:发现知识、转化知识。前者属于学术治理的范畴,后者也属于教授治学的内容。因为只有从事知识探究的人,才能更加深刻地知道哪些知识急需转化,也知道怎样转化才更加有效。因此,转化活动也属于学术活动,其决策与管理也需要从事专门活动的教授来参与完成。除了创造知识之外,传播知识是大学的又一职能。大学传播知识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教学活动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知识传播,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二是以知识应用与普及的方式对社会群体进行知识传播,从而实现服务社会的目的。如前所述,教学属于学术的范畴,作为知识转化又一形式的服务社会也自然属于学术范畴。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基于知识创造的知识转化,还是基于知识传播(社会服务)的知识转化均属于学术的范畴,属于教授治学的内容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知识转化与社会服务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美国斯坦福大学专门成立了HAAS社会服务中心,该中心在产学研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信息提供、知识指导和咨询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933年,日本就成立了全国性的“产学合作研究委员会”。20世纪60年代,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强调“要加强教育、研究、生产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此,日本迈开了产学研一体化步伐,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5]。我国研究型大学,尤其是理工科见长的研究型大学在产学研合作方面都有一些探索,有的还成立了专门的产学研合作促进机构,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只是把产学研合作、社会服务纳入教授治学的范围进行专门探讨与实践的并不多,而这恰恰折射出我国高校学术治理体系上的缺陷与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治学机构———产学研合作委员会来承担起知识转化与社会服务的职责。

总而言之,教学、科研、学科、转化均属于学术性事务,均是教授所治之内容。但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学术性事务的四者本身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学术专业性事务与学术行政性事务。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主要在学术专业性事务中行使管理与决策权力,而学术行政性事务则应该成为学校各行政职能部门的核心使命,在学术行政性事务中,教授群体主要扮演监督与评判的角色。

三、“怎样治”———教授治学的会议制度与议事原则

1.教授治学的会议制度

会议制度是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治学的制度载体,会议制度本身是否健全、完善直接决定了治学的效果。会议制度主要包括会议的形式、会议的组织、会议的公开制度、会议的法定人数等方面的内容。

首先,会议的形式。教授治学的会议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例行会议,二是临时会议。《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暂行规程》第十九条规定:“学术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每学期至少召开1次全体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校长提议,或者1/3以上委员联名提议,可以临时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商讨、决定相关事项。”各高校在学术委员会会议形式的规定上也大体上涵盖了这两种形式,只是在例行会议的频次表述上略有差异。比如,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了全体会议与临时会议是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形式,学校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全体例行会议。华东理工大学则规定每学期定期召开4次会议。还有一些学校没有硬性规定例行会议的频次。笔者认为,学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般不宜太多,但每学年至少应该召开两次例行会议。临时会议则应以相关学术性事务的议题及其重要性、紧迫性驱动,不应限制频次。

其次,会议的组织。治学组织会议一般由主任委员召集或者主持。如果主任委员因特殊原因不能召集或者主持的,也可以委托副主任委员或者其他委员代行召集与主持之责。还可以组建诸如主席团之类的会议指导机构来组织规模较大的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

再次,会议的法定人数。无论是例行会议,还是临时会议,无论是学校、学部还是院系治学组织,会议的召开必须要达到法定人数限制。如果开会时间已到而法定人数不足时,一般应适当推迟会期。为了保证委员能够按时出席会议,治学组织应该有严格的请假制度。因特殊情况不能出席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并经批准。对无故不出席者,应该有严厉的处罚措施,比如,给予通报批评或扣发津贴等处分,对于情节特别恶劣的,还可以通过决议撤销其委员资格等。

第四,会议的公开。建立会议公开制度是保障大学成员学术事务知情权的必要手段。公开的内容包括: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日程安排与议题设置;是否允许旁听以及参与旁听的对象;会议过程的报道;会议形成决议的公示,等等。不过,由于学术事务治理过程中可能会涉及相关主体的隐私或者国家、单位的机密,因此,公开也需要慎重对待,对于涉及隐私或者机密的事务则需要采取保密的措施与手段。

2.教授治学的议事原则

一套行之有效的议事原则以及对该原则的有效贯彻与落实是学术事务治理过程中公平、效率、和谐、有序等价值理念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笔者认为,教授治学主要应该遵循以下议事原则:

首先,主持人中心原则。治学组织会议主持人往往是会议议事规则的制定者、运作状况的监督者以及执行效果的评判者,是整个会议的中心。一般而言,主持人不应参与学术事务治理的讨论,因为主持人一旦参与讨论即可能出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公平陷阱。但主持人学术权威的身份又很难使其置身讨论的内容之外,因此,比较可行的选择是采取主持人末位发言的办法,以减少对其他委员的影响。为了避免会议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局面,每个委员只面向主持人发言以陈述观点。

其次,议题集中原则。各级各类学术治理组织在召开会议议事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议题集中的原则。只有议题集中,才能保证议事的效率。议题集中意味着在同一时间内所有委员只能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审议或者讨论。只有在上一个议题已经过充分讨论并且形成决议之后,才能进入下一个议题的议程。当委员出现发言“跑题”现象时,主持人应该及时中断其发言,提醒其回到当前讨论、审议的主题上来。主题集中是为了避免天马行空、不切要点的议事状态,切实提高议事的效率。

再次,限制强权原则。行政权力膨胀、学霸垄断是教授治学面临的两个现实困境,而限制强权的议事原则则是走出困境,均衡权力的可行路径。以校长为首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或者院系(学部)行政负责人可以成为相关治学组织的当然成员,但一般不担任主任委员职务;该类人员在议事过程中也可以享有发言权与投票权,但一般通过末位表态的办法来降低其对其他委员的影响。为了解决学霸垄断问题,一方面可以允许各个层面的学术人员,尤其是青年教师有代表参与学术性事务的治理,另一方面在议事过程中实行轮流发言制、限制时长制、反方观点优先表达制、主持人(主任委员)不表态或者末位表态制。通过规则设计以限制强权,达到民主表达、共同治理的目的。

第四,价值中立与文明表达的原则。会议议事过程中应该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每个委员都有自身的学科与院系归属,也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委员们对自身所属学科与院系比较了解、关注程度较深、倾注感情较多,对其他学科与院系相对较为陌生,感情上也较为疏远。委员们情感上的差异可能带来学术治理过程中的行为偏差。因此,议事规则设计中就要以价值中立为基本原则,尽力排除此种偏差。与此同时,在议事过程中委员们之间应该避免彼此之间的互相猜疑、互相攻击与互相诽谤,坚持文明表达的原则。

参考文献

[1]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57.

[2]张君辉.论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教授治学”[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3]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78.

[4]王建华.大学教师发展——教学学术维度[J].现代大学教育,2007,(2).

[5]王能慧.产学研一体化的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6:21.

运作机制 篇2

近年来，中国武术搏击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本土小型化赛事与中国原创世界级赛事品牌齐头并进，同时美国、新加坡、韩国、俄罗斯等多个国际赛事组织步步进军，觊觎中国市场。2014年9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部署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大众健身，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提出，再次给火热的搏击市场打入一剂强心剂【1-2】。

国家体委于1982年召开的第一全国武术会议上，通过了《开创武术新局面》的报告，正式的提出了武术散手的发展问题，同时立志要把中国武术推广到全世界，使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体育运动项目。1987年的第六届全运会上，武术正式被列为比赛项目，1989年散打被正式列为全国正式比赛项目，1993年，散打被列为全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从此之后，武术比赛分为套路项目和散打项目【3】。随着全国各项武术比赛的深入，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受众范围也越来越大，人们强烈的兴趣使得武术需要更多的形式来满足受众的需求，同时也为自己的发展和状态提供一条出路【4】

。1994年，中国武术散打争霸赛成功举办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后2000年的中国散打王争霸赛的举办更是将这股武术体育热浪推向了顶峰。2004年河南电视台推出的《武林风》风靡全国，2007年央视与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举办的《武林大会》比赛也引起了一时的轰动，在这股大浪下各大电视台及各类举办的武术比赛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时间我国武术比赛呈现出泛滥的态势【5】。在这貌似风光的状态下，武术赛事的商业化的发展瓶颈却是显而易见的，各类节目都难逃短时间夭折的厄运【20-21】。虽然各类武术争霸赛拥有一定的受众，但人数相对固定且相比于其他体育赛事如九牛一毛，缺乏合理运营包装的赛事在目前的环境下难以与其他项目竞争。我国的武术赛事其产业运营极其拙劣，难以形成良吐的循环发展，长此以往只会被淹没在体育产业发展的洪流中，成为“炮灰”【22-24】。

本文主要对国内外搏击赛事运作机制进行对比研究，针对对比中存在的问题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为国内搏击赛事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1.2 研究意义

1、探究国内外各类体育赛事、搏击赛事的运作机制及运作经验以及国内外相关政策，对比中外搏击赛事的运营状况，寻找赛事举办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作为体育产业的一种，搏击赛事的运作和发展，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的，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在宏观层面进行监管，而社会力量、企业力量以及与市场相结合，能形成全方位协调统一的和谐机制。本文着重于研究国内现有搏击赛事的运作机制，并与国外比较成功的搏击赛事如UFC、K—1等赛事进行运营状况、运作机制等方面的比较，寻找运作成功的原因以及运作的欠缺；

2、对国内赛事进行仔细分析，力求找寻出适合我国搏击运动商业化运营的理想模式与成功路径，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和建议。通过对现有国内搏击赛事如FKI、武林风、武林大会的运作机制以及运作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细致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在现行政策下可实行的建议；

3、希望本文的研究对目前的中国搏击赛事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也希望通过系统的讨论为当前的研究做补充，丰富有关于搏击赛事运作机制的研究，能为日后我国搏击赛事的发展与研究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帮助。当下现有搏击赛事在运作机制上存在诸多问题，而且有关于搏击赛事的系统研究并不算完善，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为国内搏击赛事的发展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可以补充对国内搏击赛事运作机制的研究。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关于国内搏击赛事的研究

2.1.1 关于国内搏击赛事运作机制的研究

唐文兵谈到武术散打资源与市场开发要注意：

1、武术散打的发展必须依据一定的资源作为基础。武术散打发展中依赖、聚集和生产的众多武术散打资源为武术散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保证。

2、武术散打产业的发展促进武术散打市场的繁荣，武术散打市场的发展是武术散打产业产生和发展的前提。

3、武术散打资源配置主要由其市场调节，一方面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另一方面，提高武术散打资源向产品的转化可能。

4、武术散打资源市场开发应遵循物质与精神同步原则、资源的充分利用及转化原则、行政与市场协调的原则、实业与市场兼顾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5、武术散打市场化运作今后应采取以下对策： 2 树立市场经济的竞争观念、加强武术散打的体制改革、建立适应武术散打市场发展的法律体系、加大广告的投入，争创武术散打知名品牌、进一步挖掘武术散打内在资源，凸现明星价值、武术散打市场纳入“职业化”发展轨道【5】。

李士英在其文中论述到中国武术散打市场化运作模式是指武术散打这一中国传统的民族体育项目，作为体育服务产品进人市场，完全纳人市场经济运行轨道，以利润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进行运转。在市场运营过程中，以市场营销学理论为指导，结合本项目的自身特点，通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而归纳总结的理论范型。它包括市场定位、赛事的运营管理、产品策略、有形展示、形象代言、价格策略、促销策略和分销策略的统筹考虑和运营分析。中国武术散打市场化运作模式进一步发展的对策是：1.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武术散打赛事组织运营体制。2.加强武术散打赛事管理的法规建设。3.加强运动员管理体制的改革，使赛事向国际化方向发展。4.加强培养专业的经营管理人才。5.加强对赛制、规则的研究，使其更加符合市场规律。6.确立武术散打民族品牌，精神、文化、政治相结合的宜传运行模式。7.加强武术散打系列产品和销售渠道开发。8.加强医务监管使散打向健康方向发展。9.合理处理资金分配比例【16】。

刘忠伟提到要注意武术散打产业化定位，定位是运作的支点。产业化的定位意味着运作时不仅注意武术散打运动的本身，更应考虑其经济形式，在运动和市场之间找到接点，把武术散打运动当作产业来经营。正是产业化的定位，改变了参予者和运动机制，其必须充分体现市场意识和高效的产业回报预期，运动目标上要考虑经济效益，在运动策划与实施过程要对市场条件周密考虑。只有通过产业化运作才能提高社会相关产业对武术散打运动的参与程度，挖掘散打项目的经济价值，达到更多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散打比赛的同时获得经营上的利益。因此成功的散打产业的运作必定是同广阔的产业空间发生着生产力的联系。如2003年首届中日散打搏击对抗赛中参予行业有民营教育集团、体育器材生产商、烟草商等。武术散打产业化定位的最大魅力在其自身比赛直接进人市场，为广大的武术爱好者提供精彩的竞赛，满足了他们的体闲娱乐需求，同时也为参予者各方创造无限商机。比赛越激烈刺激，越能激发大众消费收看比赛，从而使比赛主办者、运动员、媒体以及赞助商都有利可图，达到多赢的局面。本文最后在对当前武术散打产业化运作薄弱环节的建议时谈到在发展武术散打产业化过程中应注意：

1、3 建立健全体育法律法规，改善产业化运作条件。

2、加大广告的投入，争创武术散打知名品牌。

3、大力挖掘武术散打附加值，凸现明星价值。4尝试区域性市场调研，培育市场【18】。

2.1.2 关于国内搏击具体赛事的研究

祁暄认为武林风栏目是河南电视台推出的一档以武术散打搏击比赛为主的一个娱乐性的节目，栏目实现了职业性的武术搏击比赛和娱乐相结合可能，并且得到了国内很多观众的青睐，收视率一度再创新高。虽然武林风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但是武林风栏目的运营管理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比如部门庞杂臃肿，权责职能模糊不清，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10】。蔡仲林，刘轶认为武林风栏目定位的准确，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节目丰富，娱乐性强，吸引了很多观众；武林风尝试多与国外选手进行交流，推出好多场对外对抗赛，为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武林风栏目的举办也是在摸索经验，尝试探求，所以其运营方式存在很多的问题，怎样更好的和媒体合作，怎么样形成一种职业化的联赛，并且怎样形成一种全球化的比赛机制，还有待研究和探索【15】。蔡莉指出武林风栏目经过几年的磨炼和尝试，栏目已经走向成熟，对于无形资产的开发与利用也已经掌握了一些经验，同时也推动了武术搏击的发展，可是对于知识产权的利用和维护还没有做到很好的要求，形成了商标遭到利用的事件的发生，没有很好的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另外宣传的手段和赞助的形式过于单一，并且武林风栏目的管理机制的设置和实行还存在问题。正如以上研究所言，武林风有着很多不足的地方，如部门繁多、职能不清、效率低下、宣传手段单一及赞助形式单一等一系列的问题【7】。

向武云就从武术专业的角度对散打王赛事的组织、比赛的具体内容，例如传统武术技击的本质、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研判，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为赛事发展提出了个人己见。但是，该职业联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联赛，因为它的主体条件还不具备，运动员还没有实现职业化，所以还有所欠缺【9】。

许壮壮提到，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已经走入瓶颈，加上好多国外格斗术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习练者越来越多，传荣武术的发展岌岌可危。07年武林大会的举办，得到国家体育总局武管中心、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中国武术协会、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同时武林大会的成功推 4 出也是传统武术与国家级的电视媒体成功结合的一个先例，这就为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传统武术项目与电视媒体的结合也是当今一个新的趋势，有待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为传统武术的发展寻求出一条好的出路。笔者认为武林大会“公办”气息太过浓厚，受公有限制太严重，导致其发展存在很多问题【19】。

申国卿在其文章中探讨，WMA的组成摆脱传统的以政府部门来组织的形式运行，首次尝试以商业团体和政府部门合作的形式建立，打破了以往政府部门对管理经营干涉过多的局面。WMA的运作是按照NBA的运作模式来进行，选手必须以俱乐部的名义参赛，WMA这次尝试是中国武术以前所没有的，也是使中国武术走向职业化迈出的第一步【13】。曲润杰对WMA的组织机构、管理机构以及他的运行做了深入的研究，WMA借鉴了NBA得运作模式，形成了中国武术自己的职业联盟，管理机构的设置不再有政府部门，但是政府部门以和合作者的身份参与，负责赛事的筹办和对联赛运作的监督 WMA参照欧洲足球联赛把俱乐部推向了前台，其利用俱乐部的知名度来进行商业运作，摆脱传统的只是依靠电视转播这个单一的方法，这为中国武术走向职业化、国际化奠定了基础【12】。蔡莉分析了职业联赛的运作机制与运作效果，指出比赛不够激烈、观赏性不高、技术动作规格不够合理、武术联赛定位不够清晰、俱乐部分布不均匀营利性较差等多个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分别是：1.注意技法多样化与标准化之间的平衡；2.注意比赛观赏性与安全性的平衡；3.其他格斗项目间注意兼容性与独特性的平衡；4.注重同媒体保持合性与独立性平衡；5.经营开发上注意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平衡【11】。笔者认为WMA赛事观赏度不高、比赛不够激烈、赛事定位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了该赛事的停办。2.2 关于国外搏击赛事开展类型的研究

国内搏击运动与国外的搏击运动有很大的差别，除了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外其侧重点也是大相径庭。中国起源并发展的搏击主要是生产劳动，而国外则是保护自我。同样起源于生存竞争的搏击也有着不同的发展侧重点。

徐泉森在他的文章中首先梳理了UFC的历史渊源，其次从多渠道的产业链，独一无二的规则体系和全方位的推广策略三个层面分析了UFC的特征，同时他认为这项比赛具有传播综合格斗文化，为各种格斗流派提供交流舞台，提升青少 5 年人勇气的作用，最后他也提出了UFC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以及对中国武术节目的启示【6】。

赵斌所撰写的文章介绍了日本这个搏击强国最著名赛事的发展经验，文中指出：典型的商业主义比赛规则、新颖的赛事包装迎合观众与赞助商的需求、全球化、多层次的赛制符合市场规律、媒体宣传与明星效应相整合均是其成功的举措与原因。并为我国散打市场以及搏击类体育赛事提出了以下几建议，分别是：制定和实施散打市场化发展战略计划；注重赛事包装、制造“明星”，利用媒体宣传、提高知名度；创新赛制、改进规则，使之更加符合市场规律；加快改革步伐，谋求赛事与赞助商的最佳合作，实现双赢等【4】。

综上所述，在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体育赛事运营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详尽和扎实的，无论赛事组织、经费来源、运营管理、亦或是商业营销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搏击类赛事的研究文献，尤其是国外方面的还是相对较少，研究深度也难以恭维，这既是人们对搏击类赛事研究缺乏关注所致，同时也是我国搏击类赛事发展缓慢的原因造成的【30-33】。搏击运用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图腾与文化传承，不仅应该保护起来，更应该得到更好的发扬和传承，那么针对他的研究就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而体育赛事的市场化、产业化与商业化作为当前最能激发搏击类运用发展的最佳途径，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这既包括理论层面也包括实践层面【34-37】。而本文就是通过研习国外市场化发达国家的运营理论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最后为我国搏击类的赛事运营提供更多智力支持与理论帮助。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搏击赛事的机制。3.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利用CNKI中国知网和学校图书馆,以“搏击赛事”、“体育产业”、“运作机制”为关键词检索，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武术推广的有效途径及现状。通过对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中国电视网、中央电视台武林大会网站，河南电视台武林风网站、报刊杂志等进行资料检索，分析散打王、武林大会、6 WMA、及武林风赛事在运作过程中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怎样更好的发挥优势和解决问题，为搏击比赛今后的发展规划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为搏击对抗赛事的运行机制提出合理的建议。2.比较分析法

主要结合相关研究报告及学术著作等，对国内外搏击类赛事的发展做对比。特别是结合美国日本举办的比较成功的搏击赛事，为我国的搏击赛事发展可以提供比较好的发展途径。3.逻辑分析法

搜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书籍、网络资料，综合运用归纳、演绎、综合、分析等方法对中国搏击类赛事运营现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从而使本研究打到一定的深度。4.观察法

通过现场观看国内外知名搏击体育赛事，例如FKI、武林风以及UFC等比赛，并通过录像观看中国武术联赛（WMA）第一届和第二届比赛等，直观的了解这些赛事的发展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5.访谈法

针对搏击对抗赛事运作机制和昆仑决、武林风、武林大会及WMA等搏击赛事目前的运营状况，访谈专家及相关人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访谈，对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总结和整理。6.调查法

根据对FKI、昆仑决、武林风、武林大会等搏击赛事运营状况的调查和对相关专家的访谈，设计出《搏击赛事运行机制研究的调查问卷》，问卷的调查对象为从事武术领域教学和研究10年以上的专家20人，相关人员和观众群众，其中包括中国武协成员，体育总局武管中心领导，北京体育大学武术老师，西安体育学院武术老师，西安市、咸阳市武协和体育局的相关领导。问卷以直接发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发放。7.数理统计法

运用统计结果excel软件和统计学的方法，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并分析得出结论。进行统计学处理，是为武术竞技对抗赛事运行机制的研究提供 7 数据支持。研究内容及研究重点、难点 4.1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对运作机制进行简要的概述，通过我国搏击赛事的运作机制与世界上搏击赛事进行比较研究，对搏击赛事的资源、认可程度、吸引力、群众对于参与或者观看搏击赛事的积极性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找出搏击赛事运作机制的可取和不足之处，针对搏击赛事运作机制和运作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可行的策略和建议，为搏击赛事更好的开展和发展提供参考。4.1.1概念界定

搏击赛事：唐美彦将搏击运动理解为两人徒手或手持器械，按照一定的规则，以各种技术、技巧和方法进行攻防、对抗，具有很强实用技击性的现代竞技体育运动。世界上流行最广、实用性最强的搏击运动主要是散手(散打)、摔跤、截拳道、剑道、拳击、泰拳、跆拳道、合气道、擒拿等项目。在其发展过程中，受民族文化、宗教习俗、地理环境、军事、伦理与运动美学诸方面的影响，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技术特点与风格【30】。

向武云把搏击运动分为广义搏击和狭义搏击两种。广义搏击是指在一定条件限制下的技击对抗。一般以一对一的形式出现。比如拳击、散手、跆拳道、击剑等都属于广义搏击范畴。对实战的各种限制可能是有关组织规定的，也可能是搏击双方私下临时商定的。总之，广义搏击是在一定时空条件限制下，使用人体不同部位进行攻防实战所形成的技击格斗形式，它是以武技攻防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并考虑参与者的安全因素，来达到切磋技艺、强健身体、磨练意志、娱乐消遣、陶冶性情的目的它属于对抗性的体育运动。也可以将其称为体育搏击或安全搏击。狭义搏击是指无任何条件限制的技击对抗。可能是单打独斗，也可能是一人对多人或多人对多人。它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智慧去摧残、制服、消灭对手。敌对双方战场上的肉搏，决定生死的防身自卫格斗，都属于狭义搏击。与广义搏击不同的是狭义搏击一般没有时间、技法、体重、场地等任何限制。它的目的是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使对手彻底失去反抗能力或付出生命的代价。狭义搏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以摧毁对方为目的，是生死枚关的拼杀，是完完全全的实战【9】。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近代之前，人们对搏击的定义只是指一种冲突状态和打斗状态，多出现在战争与冲突中，与现代的搏击运动并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搏击的概念也是随着时间的擅变而擅变的。所以笔者认为搏击的概念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搏击意指现代搏击运动或搏击赛事，而狭义的搏击则是指搏击的技术这种微状态。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广义上的搏击。

运作机制：是指在人类社会有规律的运动中，影响这种运动的各要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原理和运作方式，是引导和制约决策并与人、财、物等相关的各项活动的基本准则及相应制度，是 决定行为的内外因素相互关系的总称。竞技体育的运作机制是竞技体育管理体制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运作机制则更倾向于从要素与功能之间的联系来促进竞技 体育的运作过程【10,16,19】。4.1.2 搏击赛事类型： 武林风：

《武林风》是河南电视台以武术文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栏目。它自2004年1月3日在河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正式开播以来，已历时三载，栏目收视排名已快速跃居河南卫视前二名。《武林风》栏目以“传播民族文化，弘扬中华武术”为宗旨，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新”的理念进行经营，充分利用地区资源优势。栏目板块内容皆以搏击比赛为主线，融入一定的时尚与娱乐因素，目前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元素成功结合的良好范例。为了乘胜前进，进一步提高与完善节目质量，《武林风》一直在坚持不断创新，对节目进行多次改版，提高包装和宣传水平等等，以此来满足观众不断变化和多样的欣赏需求。栏目开播三年以来引起了大的社会反响，对中华武术的继承、发展、推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也给电视台带来一定的经济效应，并带动武术产业的发展【10】。

散打王：

2000年3月25日，在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武术协会的领导下，由国武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具体策划执行的中国武术散打职业联赛暨首届“散打王”争霸赛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武术协会散打馆开战。来自全国六个公斤级的120余名运动员通过9个月的角逐，争夺中国第一个“散打王”称号。在把 9 中国武术推向市场的这条路上，中国武术协会已经尝试了十年之久。1994年成功地运作了南北争霸赛，1999年推出“中国功夫——美国职业拳击”争霸赛，使中国散打的知名度大幅度得到提高。同时，还举行了三次“搏击职业试点赛”和两次“搏击水上擂台赛”等。中国武术市场化的道路逐渐在武协领导者们的脑海中清晰和明确下来。“中国武术运动只有走向职业化，才能更快地提高知名度，提高水平，从而进人奥运会。”但是多年来，中国武术一直面临着资金匾乏的局面。“散打王”之前的比赛只是拉到一笔赞助才能搞一场，没有资金就只能作罢，没有连续性，散打赛事只能是断断续续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1995年确定“市场化”的思路到1998年找到长期合作伙伴和稳定的资金支持，中国武术协会走过了4年的艰难历程。终于，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启动了中国武术散打“职业联赛”。尽管如此，中国武术毕竟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迈进了坚定的一步，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湖南卫视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到散打王所具有的光明前景。以独家代理的形式买断了散打王的全年现场直播的播映权，开创了中国武术散打的新纪元【12】。武林大会：

武林大会创办于2007年，是由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和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共同举办，体育总局武管中心作为体育单项协会成为了该项赛事的经营主体。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最顶尖的媒体之一与单项体育协会联手共同承担起该项赛事运营。中央电视台虽然是一家媒体负责武林大会这项赛事节目制作、推广的任务，但央视的性质却是国家级副部级事业单位。其次，武林大会的通过招标的方式由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承办出品，负责赛事商业方面的具体运营。该企业虽然名为娱乐有限公司，但其却隶属于中央电视台，虽然是从事体育娱乐产业方面营销工作的独立企业法人，但其实质是为中央电视台服务，“公办”性质显露无疑【13,19】。

WMA：

2008年，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的成功登陆“荧屏”，意味着中国搏击类赛事向着职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该赛事由六家地方职业俱乐部参与，每个职业俱乐部作为独立的组织均有企业支持赞助，每家俱乐部负责自身的经营与管理，比如运动员的选拔、培养与签约，俱乐部无形资产的开发与营销，10 俱乐部会员的吸纳等等。而赛事的组织和运营则同样交给了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来运作打理。虽然，中国武术职业联赛在职业化方向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特别是在赛事组织性质上实现了由“公”向“私”的转变，但是在赛事的整个运营方面仍在处于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的“监管之下”，依旧没有改变“公办”的性质，还是属于由国家机构来负责赛事的具体运营，管理与发展，制定项目的政策法规，规章制度以及引导该项目的发展【13】。UFC：

UFC是Ultimate Fighting Championship英文简称，即终极格斗冠军赛，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最流行、覆盖面最广的职业MMA规则的赛事。UFC参赛选手都身怀绝技，具有全面的综合格斗技术，该赛事比赛场地新奇每一场比赛都通过付费电视直播，观众来自世界各地。UFC在1993年诞生于美国丹佛市，比赛最初的擂台设为八角笼，比赛规则开放，吸引着当时熟练各种格斗术行家的踊跃参加，为竞技格斗提供的大舞台，最终获胜的人被尊称为终极冠军，起初只准备举办一届的赛事却因为其独特的的魅力一直持续到现在还经久不衰，现在UFC己发展成MMA规则下的顶级赛事【6,8,19,21,26】。K-1：

K-1作为一项流行的自由搏击赛事诞生于1993年，由当时日本正道会馆始祖石井和义创办，现在掌管该赛事运营大权的是K-1事务局。K代表的是三个格斗项目，1代表的是第一、顶级的意思，由此可见K-1赛事的目标是发展为顶级搏击大赛。自2003年日本的FEG公司与K-1携手后，就正式成为该赛事的官方代表，K-1在运营道路上开始一路狂奔。日本的K-1赛事自创始以来就确立了自己市场定位，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以市场为依托把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表演项目与商业搏击赛事相结合，别出心裁，给传统搏击比赛带来了全新的面容，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搏击赛事。K-1赛事的规则限制较少而且对运动员要求少，只要热爱搏击不论练习何种格斗术只要按照制定的规则都能参赛。现在，K-1已经顺利走过了20华诞，在国际市场上名声显赫，发展成为一个覆盖范围广阔、层次多样的赛制体系。从创始之初单一的无差别级赛事逐渐发展为具有五大系列赛事的组织,这些赛事不仅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还综合利用全球市场资源，为构建多层次、全球化K-1赛事做准备【4,19,24,29,32,42】。

4.2 研究重点与难点 4.2.1 研究重点

研究重点是通过对比国内外搏击赛事的运营机制进行研究，找出不足之处，提出切实可行的针对性建议或方案，为搏击赛事乃至搏击赛事的推广与发展提供参考建议。4.2.2 研究难点

研究难点是：（1）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调查对象的选取遍及陕西各地，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比较麻烦。（2）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大环境下，针对搏击赛事项目的特点，提出专门针对搏击赛事运作机制的实用性较强的对策有所困难。5 结果与分析

5.1中国搏击赛事发展历程回顾 5.2中国搏击赛事的类型 5.3中国搏击赛事产业概况 5.4 FKI搏击赛事产业运作机制分析 5.4.1策划机制 5.4.2宣传机制 5.4.3赞助机制 5.4.4保障机制 5.4.5监督机制 5.4.6资金来源 5.4.7比赛选手 5.4.8赛事定位 5.4.9赛事反馈 5.4.10赛事调节

5.5促进中国搏击产业运作协调发展的策略 5.6结论与建议

运作机制 篇3

近期，最受关注的热点非“钓鱼岛事件”莫属，伴随网络汹涌的“舆情播报”，传统媒体也迅速掀起评论热潮。“自媒体”时代，独家新闻报道早已成为奢侈品，取而代之的是“独家观点（声音）”。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各地方电视台盲目复制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焦点访谈》截然不同的是，现在，各省级卫视以及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评论节目形态各有不同，节目还募集了大量新闻“观点者”。上海电视台《海上夜谈》、江苏城市频道《新闻夜宴》、北京电视台《锐观察》、辽宁卫视《评辩天下》、江西卫视《深度观察》等，一时间“新闻评论员”“新闻观察员”“媒体观察员”“时事评论员”等字眼，瞬间成为电视媒体热门词汇。

“中国之声”

国内新闻观察员的人才孵化器

经过2008年年初冰冻灾害、512汶川大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重特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之后，2009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频率正式更名为“中国之声”，新闻内容从40%提升至75%。改版最大的亮点之一，是在滚动播出节目中，设置了“媒体观察员”这一重要角色。中国之声邀请在京的资深媒体人组建了一支很强的新闻评论队伍，参与日常新闻节目的制作与播出。每半小时值班的新闻观察员就热点新闻发表3分钟的即兴评论。“中国之声”新闻观察员的精彩“亮音”，迅速引起业界的高度关注。

电视新闻媒体使用新闻评论员的做法并不新鲜，凤凰卫视早年间重点打造曹景行、杨锦麟、何亮亮等资深媒体人。只是这一做法在内地，特别是国家级媒体一直处于空白地带。中国之声作为国家新闻广播，开辟新闻言论先河，从而拉开了中国新闻报道“评论时代”的大幕。

中国之声新闻观察员队伍比较规整，观察员来自报纸、广播、杂志、高校各媒体行业以及智库机构，点评内容涉及国际、时政、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广播新闻中增加的评论声音，使得以“快”见长的广播新闻，向“深、宽、厚”的方向靠近。目前，国内知名的评论员大多是从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摘下耳机走进了电视演播室的聚光灯下。杨禹、叶海林、钱彤、马晓霖、洪林、张春蔚、吴学兰、李莉、曹保印、张天蔚、朱煦等早已是电视、广播中的评论达人。

央视新闻频道改版

力推“新闻评论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改版半年之后，2009年7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始改版。除了频道包装、新人亮相之外，最引人关注的是增设了“新闻评论员”这一崭新的媒体角色。

新闻评论员的出现使得电视新闻的信息传输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事实性信息”为主向“事实性信息”与“观点性信息”并举的方向倾斜。其次，新闻评论员这一角色的设立使得节目制作发生了改变，围绕评论员这一元素重新设计节目。最近，新闻频道《午夜新闻》的改版就是一个有力证明。以往评论员总是被动地接受主持人的提问，在规定时间内把自己的观点“乖乖”地说完。改版后的《午夜新闻》则将权力“下放”给评论员，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媒体经验选取四条新闻，然后借助大屏幕进行分析，之后坐下来再与主持人进一步交流。与白天“两个问题四个观点”的“一问一答”式评论模式相比，《午夜新闻》的讲解式与分析型评论更加舒展、自然。在新闻评论员的机制设立上，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虽然设置了值班评论员，但更多采用的是“灵活”机制。在节目播出环节上，没有预留出固定的评论时间，而是当需要评论员就某一新闻进行点评时，提前几个小时约人，根据新闻选题选取合适的评论员。另外，央视新闻评论员的评论侧重于国际新闻与国内政策解析。

央视新闻频道捧红了杨禹——这位“横空出世”的评论员，在新闻频道甫一亮相，坊间立刻出现“史上最牛评论员”的评价。从2009年“金融危机一周年专访”到2010年元旦“见证长安街”特别节目，再到2010年两会期间的“杨禹快评”，杨禹很快成为出镜率最高的特约新闻评论员。记者、采编、研究者、评论员，20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练就的扎实新闻功底、沉稳的镜头前状态、干净利落的有声语言表达，使杨禹成为备受业界关注的新闻评论员。

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制作的三种模式

目前来看，央视等国家级新闻媒体的示范效應正逐步显现，一些省级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纷纷开播有新闻评论员参与的新闻评论节目。然而，新闻评论节目引进新闻评论员之后，最凸显的问题就是——“缺”新闻评论员，特别是对于日播类的节目来说。从目前新闻评论节目制作情况来看，出现了“本土化”“候鸟式”“驻京办”等制作播出模式。

“本土化”模式——2009年1月1日江苏城市频道《新闻夜宴》开播，该节目是江苏广电总台新闻中心自办的一档“新新闻评论”节目，《新闻夜宴》改变以往新闻评论节目模式，每期邀请评论员、城市观察员，与节目主持人、新闻记者就某一新闻话题展开讨论。将新闻资讯的“事实性信息”与新闻评论的“观点性信息”衔接杂糅，本土气息浓厚。由于是日播类节目，对于评论员的需求量很大。《新闻夜宴》副总制片人张宁介绍说，节目中邀请的评论员主要来自江苏本地，包括资深媒体人以及当地高校教师，这样的人才机制有效地解决了新闻评论人才短缺的问题。北京电视台的《锐观察》节目，每次也会邀请两位新闻评论员，由于身处北京，该节目有着得天独厚的人脉资源。

“候鸟式”模式——一些地方电视台还会邀请外地新闻评论员做节目，例如江西卫视《深度观察》、上海电视台《海上夜谈》、天津电视台《观点强中强》等。这些节目主要邀请的是生活工作在北京的新闻评论员。由于当地的新闻评论员人才库无法满足节目的录制需求，所以，节目组不得不邀请评论员去当地录制节目。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节目组外联部门的工作。

“驻京办”模式——为了解决新闻评论员以及节目嘉宾等人脉资源的稀缺问题，很多电视台把节目拿到北京制作。辽宁、山东、广东、重庆、贵州、新疆、深圳、吉林、湖北、旅游卫视等省级卫视或地面频道，先后采取了“北京制作，当地播出”的模式。另外，网络媒体搜狐还有一个视频节目负责给各个卫视输送新闻评论视频，每天有两位评论员为8到10个地方电视台做视频连线。

纵观国内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不难发现，设置“新闻评论员”这一媒体角色的节目越来越多，新闻评论节目更加注重“观点独家”“观点独享”，将新闻信息做得“厚”“深”“强”成为业界共识。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学院）

论合作学习的运作机制 篇4

合作学习是一种学习方法, 也是一种教学策略。学生在课内课外以小组方式在一起学习, 通过讨论、分享信息、交流意见、解决分歧、集思广益一起完成共同的学习目标, 使全体组员在互助互动的过程中共同进步, 一起成长。大量研究证明合作学习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孕育关爱、支持、奉献的人际关系,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形成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和社交技能 (Johnson&Johnson, 1989) ,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减缓学生的焦虑压抑情绪 (Felder&Brent, 2007) 。近年来, 合作学习在国内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尝试合作学习的种种方法, 虽有不少成功的经验, 但也存在一些困惑、问题。本文拟就合作学习的运作机制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希望对有意摸索合作学习的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

一、如何组织合作学习小组

虽然没有小组规模的固定标准, 大部分专家认为学习小组最好由3-6人组成。两人组不利于头脑风暴、集思广益, 也不便于在发生冲突时进行调解。六人以上的组容易使个别组员“开小差”、“偷懒”。组与组之间要尽量实力相当 (组间同质) , 每个小组力求由不同学习能力、学习风格、学业成绩、性格特点的学生构成 (组内异质) , 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互助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特性。实践证明, 能力强的学生组合在一起时, 他们趋于把任务按人头分成几份, 每个人完成一份, 然后把个人完成的部分拼在一起, 成为小组的集体成果。这样的小组学习没有经历交流、讨论、分析、判断、选择、分享、互助、评价, 使合作流于形式。能力弱的学生组合在一起时, 常会感到捉襟见肘, 力不从心, 面对任务, 不知如何下手, 使合作失去意义。而当不同能力的学生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能力强的学生通过帮助能力弱的学生使自己的知识技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能力弱的学生除了得到同伴的辅导帮助外, 还观察领悟到了能力强的同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 真正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为了实现组间同质、组内异质小组的结构, 小组成员最好由老师指定, 而非学生自由组合, 以避免能力相近、个性相似的学生堆在一起。学生自由组合的小组还有一个潜在的危险:作弊。学生们通常选择跟朋友组合在一起, 这样, 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 出于对朋友的“仗义”, 这些“组友”有时会替“哥儿们/姐儿们”干活儿, 有时会包庇“哥儿们/姐儿们”的“玩忽职守”, 有时会碍于情面, 不愿发表不同意见等等, 严重阻碍合作小组的正常运作。

二、如何制定团队行为准则或小组合作公约

合作能力并非与生俱来, 特别是我们的独生子女在校生, 更缺乏合作的意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讲授教学法及竞争性学习氛围也没有为学生提供锻炼合作的机会。合作学习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是一个新的经历, 所以很有必要在小组建成后制定相应的团队行为准则或小组合作公约来指导小组的运作, 比如:小组的责任目标、组员的权利与义务、小组工作程序、合作意识和技能 (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如何解决组员冲突、如何沟通、如何倾听、如何协作互助、如何妥协让步, 如何自评互评, 如何奖励惩罚, 等等) 。

三、如何加强组员的团体意识和个人责任感

因为合作学习的奖罚体系以小组为单位 (完成学习任务后全体组员得同样成绩) , 这很容易导致个别组员在合作学习过程中不尽责, 不努力, 等着别的组员完成任务, 坐享其成, 这类人被称为“搭便车者”。“搭便车”现象是小组合作学习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也是组员抱怨最多的情况。教师在组织合作小组时, 一定要有相应的措施调动组内每个成员同心协力为完成小组共同的目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此,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作参考。

1. 分工合作

明确的小组合作目标和具体的个人责任分工是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的关键要素。分工明确, 责任到人才能使小组成员全部动起来。许多合作学习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常常通过给组员“分角色”的方法来实现分工合作。也就是说, 在小组这个“微型社会”里, 每个成员都有一定的“身份”:组长 (负责统筹组织、设计、安排、实施小组的任务目标) 、秘书 (负责纪录、整理小组的各项活动情况并向老师作口、笔头汇报) 、联络员 (负责协调、联络老师, 别的小组及组内成员) 、检查员 (负责检查组员的学习进展情况及完成每项任务的情况) , 等等。教师还可以根据学习任务的不同, 增加别的角色 (山东茌平县杜郎口中学的合作学习小组是由组长和各学科科代表组成的。该校被誉为“原生性、开创性、扎根本土的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进典型”。小组合作学习是该校教改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长江等, 2007]) 。只有当学生明白各自承担的角色, 清楚各自所分配的任务, 合作学习才能有序又有效地进行。为了锻炼学生多种团队技能, 可在适当时候让组员轮换担任不同角色 (学期中, 或完成某个合作学习任务后) 。在这里, 值得提醒的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目标是小组成员共同成长, 合作是灵魂, 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合作, 而不是把任务平均摊派。组员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取长补短、一起发展才是合作学习的真谛所在。

2. 介入评价机制

适当的评价机制是提高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在合作学习过程中, 要想顺利发挥每个成员的最大潜力, 避免“搭便车”现象, 就应该建立一种既能调动每个组员作出个人努力, 又能促进组内成员互助合作的良性制约机制。这种良性制约机制主要通过介入适当的评价机制来实现。评价机制要以过程性评价为主, 结合一定程度的终结性评价。也就是说, 评价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反馈帮助学生“扬长避短”, “尽责尽力”, 成为优秀的“组员”, 在实现小组共同任务目标的同时实现组员个人成长的目的;而不是要把学生分为“三教九流”, 成为新的竞争对手。必要的时候, 可利用过程性评价的信息作为部分终结性评价的依据, 以提高学生合作互动的积极性。

因为合作学习过程中介入评价机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合作小组的顺利运作, 培养全体组员的团队精神, 提高小组成员的合作能力, 所以评价内容不应该过多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业水平、知识结构、智力高低, 而要把评价的重点放在小组成员的参与程度、互动质量、完成任务情况, 以及责任心、集体感、团队技能、合作意识等方面。评价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 常用的有:个人评价、同伴评价、老师评价、定期评价、随时评价、书面评价、口头评价、问卷评价、访谈评价、观察评价等。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年龄、科目、学校类别、课程内容、合作学习的任务目标等选择合理的评价方法, 设计妥当的评价内容。在此, 笔者想重点推荐由美国著名教育改革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聘专家、联合国发展项目资深顾问Allen博士发明的“2+2评价体系”。简单地说, “2+2评价体系”包括2条表扬意见, 2条改进建议。Allen博士在5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深深体会到, 有效的反馈必须具备五大要素:平衡、具体、及时、集中、简单 (Allen, 1997) 。平衡指表扬意见与改进建议要平衡。传统评价中, 评价意见总是集中在“不足之处”, 评价者总是“居高临下”, 以“挑毛病为己任”;而被评价者总感到在“接受审查”, 很容易产生“防备心理”, 不易于接受反馈意见。Allen博士认为, 表扬与建议的平衡使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一方面, 评价者会由衷欣赏被评价者的优点, 同时指出有待改进的地方;另一方面, 当被评价者清楚他们的长处得到认可时, 他们会感到那些“改进意见”是为了帮助他们进步, 而非“横挑鼻子竖挑眼”, 他们才会认识到评价的价值和意义, 才会认真考虑、真诚接受反馈意见 (Allen&王维平) 。具体指评价内容要具体、落到实处, 避免“放之四海皆准”的空洞说教。及时指评价要贯穿在学习过程中, 不要等到学期末或一项活动结束后再评价, 那样, 反馈就起不到指导作用。集中指每次反馈意见要突出某个重点, 不可面面俱到, 使被评价者眼花撩乱, 无从下手。简单指评价程序要简单易行, 便于操作, 不要给评价者和被评价者造成负担。十多年来, Allen博士在多个国家成功地运用2+2评价体系服务于教育、企事业的评价工作。笔者作为Allen博士的学生, 有幸参与了他的几项师训、教改项目, 深深体会到了2+2评价体系的确是一种简单、易行、有效的评价体系。

四、如何处理合作学习与课标任务的关系

许多教师承认合作学习对发展学生的全面素质有良好的作用, 但他们在是否使用合作学习教学法上仍有顾虑, 他们担心合作学习占用部分讲授时间, 使他们难以完成本已很繁重的课程内容。在这个问题上, 需要教育工作者思考两个问题。第一, 教师在教学环节中的立足点是什么?是教师能教多少 (输入) , 还是学生能学多少 (结果) ?很显然, 在这个问题上教师真正担忧的是他们“讲不完”教材内容以及教学大纲要求的方方面面的“知识点”;而学生是否“学会了”这些“内容”、掌握了这些“知识点”却是这个担忧回答不了的问题。讲师们辛辛苦苦、不遗余力、争分夺秒地“抢着”讲完教科书, 甚至还利用“赶出来”的时间再讲点教材外的东西以强化那些“知识点”。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老师讲过的学生就学会了”。其实, 这只不过是对教师这个无私的职业群体的“心理慰藉”,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尽心了”。专家指出, 在所有的教学方法中, 讲授法是最常用、最简单、而效果最差的一种教学法 (Felder, 1992) 。研究证明, 学生一次集中注意力的时间 (以分钟为单位) 跟他们的年龄相等。也就是说, 十几岁的中学生一次只能注意听讲十几分钟, 我们不难想像出满堂灌的课堂对学生意味着什么Mc Keachie (1986) 在“教学建议”一书中引用了一项试验结果:学生下课后能回忆起70%课堂上前十分钟讲的内容, 而只能回忆起20%下课前十分钟讲的内容。

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学生真的有必要掌握教科书、教学大纲里罗列的所有内容吗?我们都知道教科书、教学大纲的内容是为那些“学术型”人才设计的, 而任何社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毕竟占少数我们真的有必要让多数学生“陪公子读书”吗?难怪有学者发出这样的质疑:“作为基础教育, 学生有必要像时下的要求那样系统地、准确的、全面地学习和掌握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所有内容吗?为了少数人未来的专业和职业需要而有必要让所有的学生去掌握某些高度专业的学术知识与技能吗?” (张卓玉, 2009, p.28) 。教科书、课程标准的另一个问题是:它的内容是成年人按照他们理解的“孩子们未来用的着的知识”来设计、编写的。难道现在真的有人能想象出未来需要什么知识吗?我们已进入一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 “变化”是这个世纪最突出的特征, 也是唯一不变的主题。这个时代已经使我们失去了为学生的未来“储存”知识的能力,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未来需要学什么、会做什么。所以, 今天的教育能为学生做的应该是创造机会让他们使用、体验、重新构建知识, 使知识不仅是“辉煌的过去”和“灿烂的未来”, 而更重要的是与学生生活相关的“真实的现在”, 并使学生在使用、体验、重新构建知识的过程中培养锻炼他们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决策能力、评价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团结、合作、关爱、尊重、宽容、理解、责任、公平、正义等意志品质。而这些能力的培养, 品质的形成是无法靠“详尽讲授完教材内容”、“全面覆盖了教学大纲”完成的。

合作学习是民族文明的象征、社会进步的产物、时代变化的必然、人类情感的需要。进入信息社会以来, 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已经成为人们生存发展的重要品质, 美国著名教育评论家Ellis&Fouts (1997) 指出:“如果让我们举出一项真正符合‘改革’这个术语的教育改革的话, 那就是合作学习。”在国内, 政府决策部门也已经认识到了合作学习的重要性。2001年, 在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国发[2001]2l号) 第23条中明确指出:“鼓励合作学习, 促进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发展, 促进师生教学相长。”合作学习也是新课程改革的主要理念之一。合作学习进入校园课堂的时机到了。

参考文献

[1]Johnson, D.W., &Johnson, R.T.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Theory and research.Edina, MN:Interaction Book Company, 1989.

[2]Felder, R., &Brent, R.Cooperative learning[C]//P.A.Mabrouk.Active Learning:Models from the Analytical Sciences.ACS Symposium, Series970, Chapter4, pp.34-53.Washington, DC: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07.

[3]王长江, 李新乡, 张洪梅.杜郎口中学小组合作学习初探.上海教育科研, 2007 (2) .

[4]Allen, D.W.2+2for Teachers:The PRIME Teacher Appraisal Program.The High School Magazine, 1997, June-July.

[5][美]爱伦, 王维平.微格教学.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6.

[6]Felder, R.How about a quick one?.Chemic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1992, 26 (1) , .

[7]McKeachie, W.Teaching Tips, 8th Edition.Lexington, MA, D.C.Heath&Co., 1986.

[8]张卓玉.第二次教育革命是否可能.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服务领域客户关系管理的运作机制 篇5

通过建立个性化的关系纽带来保持顾客的营销方式，其实并不是什么十分新鲜的事物。可以说大工业时代以前的商业运营基本上沿用这种后来被称之为“关系营销”的模式。那时，人们的交易空间狭窄，交易内容简单，交易的频率和数量较少，所以彼此间建立真诚、紧密的个人关系几乎成为了一种习惯。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冲淡了人们的关系纽带。突然喷涌出来的大量需求使得大工厂、大公司埋头于生产与供应，无心理会个别消费者的需求；人们活动空间扩大，交易内容变得复杂起来，彼此建立、维持固定的关系十分困难。只有一些小公司、小作坊依然沿用着原有的“关系运营”模式，这种模式成为他们在大工业浪潮中对抗工业巨人的有力武器。

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企业规模已经不再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消费者的地位也逐渐抬升，现实迫使大公司开始向小公司学习。

一、市场格局发生巨变，保持客户成为企业竞争的焦点

与大工业时代相比，21世纪的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1．买方市场基本出现

这种市场格局对市场竞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竞争的主要表现从买方之间的竞争，转向卖方之间和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竞争。

在卖方市场格局中，由于产品／服务的相对稀缺，消费的焦点放在了产品／服务的数量上，生产成为卖方的第一要务；由于受到生产力的约束，在与卖方的较量中，买方的市场势力微弱。同时，买方之间为争夺产品／服务的较量远烈于卖方之间为争夺顾客的较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逐渐丰富起来，同一种需求可以由多种产品／服务来满足，选择权的拥有和扩大使得消费的焦点转向了产品／服务的质量，买方的市场地位逐步抬升，买方与卖方之间的公开竞争也开始变得激烈起来。同时，买方的个性化需求也随着其市场地位的提高而逐步膨胀，卖方之间为争夺顾客和市场份额的较量愈演愈烈。

2．潜在市场开发难度增大

在美国西部淘金热的时代，面对的是广袤无垠的“处女地”。起初，淘金者很容易就发掘出一座规模不小的金矿。随着越来越多的淘金者的加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挖掘的金矿已基本曝光，淘金者很难再寻找出新的大金矿，毕竟矿产资源是有限的。

同样，一定技术水平下的顾客资源也是稀缺的。现在已经不可能像大工业时代那样，非常轻松地寻找并进入到大片未开发的市场需求。卖方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潜在市场开发难度增大，而且多数已开发的市场已处在了饱和的状态，所以彼此之间争夺现有客户资源成为了竞争的一个重点。

因此，摆在企业面前的一个客观事实是：重视、保持现有顾客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二、服务成为保持客户的重要战略或手段

传统的营销组合工具在保持客户方面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服务的提供的服务质量的提高成为保持客户的有力武器。围绕客户保持这个焦点，当前营销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1．工业企业和服务企业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

服务对于制造商微不足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服务成为顾客消费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Christian Gronroos，1997)。为了留住顾客，许多工业企业开始重视服务。这些服务包括送货上门、产品和设备的安装与保养、顾客培训以及投诉处理等等。有些传统意义上的制造商甚至推行服务先导的发展战略，开始向服务型的企业转变。IBM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收入约有85％来自硬件销售，而现在，它的收入1／3来自诸如管理咨询、为客户打理信息技术资产、提供新的软件系统等服务项目。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这家当初人人都以为只卖大型机的企业变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服务机构之一。

2．服务同质化趋势明显

服务的导入不仅没有缓解竞争的压力，相反由于竞争领域的扩大(服务成为竞争的新战场)，使得竞争更加激烈。由于服务的无形性，使得顾客对服务的期望出现普遍化延伸。一方面，竞争对手的服务创新会提升顾客的服务期望，顾客希望立即得到相同甚至是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导致顾客期望增长的并非只有直接竞争对手，还包括所有那些顾客有购买体验的地方。如果有一个行业提供了某种服务，顾客接着就会希望其他行业也能这么做：那些经常坐飞机的顾客会把他们对服务的期望带到四面八方；如果顾客在进餐时不必排队等候，他们就会希望在旅馆及市场链的其他环节也能得到相同的服务。

顾客期望普遍化延伸的结果是服务同质化趋势明显，服务创新难度加大。服务的提供不仅没有成为企业保持客户的良方，相反如何在服务领域里保持客户、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了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服务领域客户关系管理实践误区

根据我们对通讯、金融等行业的实地调查了解，感觉现实的服务领域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存在着许多重大误区(也是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1．把CRM软件等同于CRM

一些企业以为开发、安装了CRM系统软件，就实现了对顾客进行客户化、关系化的管理，对关系营销的精髓存在严重误解。

2．CRM信息系统与营销策划脱节

由于CRM系统内客户信息的不真实、不健全或信息编制的不科学，导致策划人员无法从中发掘客户价值，也不知道客户到底需要什么服务，只能穷于价格战或坐等市场的变化。

3．缺乏商业化的理念

多数企业在实行客户关系管理运作的过程中，忽视了商业化的理念，即成本一效益的理念。这表现在：(1)不估算客户的价值；(2)“最惠户待遇”普遍化，在提供服务时不严格区分客户；(3)扭曲个性化服务，尽可能地为客户提供其所需的所有服务，包括本职服务以外的需求；(4)姑息“刁蛮”客户的不正当要求。这些行为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作成本，也损坏了忠诚客户、大客户和内部员工的利益，损坏了企业的形象。

4．CRM与ERp的脱节

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都没有适应客户关系管理的要求：各职能部门依然分立；服务接触界面不完善，后台支撑不到位；服务质量控制缺失。

5．内部营销的忽视

集中体现在对客户经理的选拔、培训、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企业无法建立起服务客户的企业文化。

考察的结果让我们觉得，对服务领域客户关系管理进行系统思考，挖掘客户关系管理运作的关键环节，探索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他们纳入到一个科学的逻辑体系中，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四、关系营销的概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理论界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关系营销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关系营销?

1983年，美国学者Theodore Levitt的一篇被誉为关系营销领域里程碑式的文章《AFTER THE SALE IS OVER》，拉开了工业市场关系营销研究的帷幕。在这篇文章里，Levitt教授指出，“买卖双方的关系很少在一笔交易结束后终止，相反，交易结束后，这种关系得到加强，并影响买方决定下一次购买时的选择”。“重点应该怎样从推销转移到保证顾客在销售结束后持续地感到满意”。这篇文章在推销观念盛行的时期提出“仅仅做一名优秀的推销员是不够的，发展持久的关系才是公司最重要的一项资产”这样的观念，给后继者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同一时期，美国学者Leonard L．Berry将关系营销的概念引入服务的范畴，并对关系营销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关系营销就是吸引、保持以及加强客户关系。市场营销的观念是，吸引新顾客仅仅是营销过程的第一步。巩固关系、把一般顾客转化成忠实顾客、像对待客户一样为顾客提供服务，这些都是市场营销。

其后，芬兰学者克里斯汀·格罗鲁斯(Christian．Gronroos)在Berry教授定义的基础上，对关系营销作出了一个更全面的界定。他认为，关系营销是建立、维持、加强、商业化顾客关系(不一定一直都是长期的关系)，以保证各参与方的目标得以满足，这要通过相互交换和履行承诺来实现，彼此的信赖相当重要。对一个服务提供者来说，建立关系意味着给予承诺；维持关系意味着履行承诺；加强关系意味着在先前承诺履行的基础上给予新的承诺；商业化关系意味着从长期来看，交易的成本—利润比是正相关的。

商业化概念的提出，使得关系营销的内涵变得丰富起来，它为关系营销实际运作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五、关系营销的运作模式

在将关系营销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模型的过程中，欧洲的学者们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

1991年，英国Cranfield管理学院的Adrian payne教授提出了关系营销六大市场模型，将所有影响企业与顾客之间关系的因素归入顾客市场(Customer markets)，内部市场(Internal markets)，推荐市场(Referral markets)，影响市场(Influence markets)，招聘市场(Recruitment markets)，供应市场(Supplier markets)，企业在与顾客打交道时，要注意其他市场的作用，必须保证六个市场高度协调统一，因为这六个市场是成功的客户关系的舞台。

payne教授提倡依托六大市场模型制定关系营销计划，它包括顾客发展计划、供应商发展计划、内部市场计划、影响计划、推荐计划、招聘计划，这些计划都为实现整体的客户保持目标而努力。

payne教授还提出了关系阶梯模型，为企业建立、推进客户关系指明了方向。潜在顾客(prospect)——顾客(Customer)——客户(Client)——支持者(Support)——宣传者(Advocate)——伙伴(partner)。可以说，payne教授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为关系营销的实际运作铺平了道路。尽管他提出的模型还仅仅停留在宏观战略的层面，还只是观念向战略的一种初始过渡。

1993年，在payne教授研究的基础上，Cranfield管理学院的Moira Clark，Helen peck，Adrian payne和Martin Christopher根据Gluck(1980)商业体系(the business system)和porter(1985)价值链(the value chain)的思想，又提出了关系管理链的模式，进一步将关系营销理念推向可操作的层面。整个关系管理链的核心观念是：在价值链上自始至终创造和维持互惠互利的优越关系，最终实现客户价值的增加。

具体来说，首先，它将六大市场简化为内部和外部两大市场，关系链的管理是在两大市场协调运作的框架下进行的，而关系链管理也必须保证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不断融合；同时，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分类，将员工的满意度提高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两大市场整合计划的支撑下，整个关系链管理流程分为五个步骤：

(1)确定价值内涵。企业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顾客需要企业提供哪些价值以及企业能够为顾客提供哪些价值。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企业对顾客、企业自身以及竞争者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服务领域里，为了明确顾客的价值内涵，企业需要做的工作包括：

一是确定关键的服务要素。首先，企业需要明确顾客如何衡量服务与4p之间的重要性：相对于4p而言，他们赋予服务的权重是多大?其次，顾客对服务单个要素的重要性又做如何评价?

二是测量服务偏好。运用替换技术(Trade off)测量出顾客对服务中每个元素的偏好程度。

三是竞争标杆测量。明确顾客如何评价公司和竞争者在重要服务要素方面的表现。

(2)细分、目标和定位。在对顾客、公司和竞争者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按照顾客的价值需求对顾客进行归类；对每个群体进行盈利性分析；完善顾客档案，为不同的群体确定不同的关系战略和服务战略。

(3)确定运作和交付系统。明确了顾客价值需求和公司的发展战略后，接下来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将优质的服务交付给顾客，实现顾客价值最大化。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大规模定制化、服务交付的细分、与供应商的伙伴关系、流程改造与提升。

(4)对已交付的价值进行分析、评价。服务交付之后，企业需要对已交付的价值做一番分析和评价，大致估算出顾客所获取的净价值(=服务价值service value+产品价值product value+人员价值people value+形象价值image value－货币价格 monetary price－时间成本time cost－精力成本energy cost－体力成本psychological cost)。

(5)控制与反馈。监控整个服务流程，研究员工的满意度和顾客的满意度，作为以后战略制定的基础。

Moira Clark等人按照管理的一般流程(分析、计划、执行、控制)对关系价值链的运作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描述，基本勾勒出关系营销实践运用的框架。

但是，Moira Clark等人提出的模式有些地方还存在着逻辑混乱、遗漏和重复的弊病。比如，数据库营销的内容应该归在运作体系中，而不是细分与定位的部分，缺少关系营销策略(尤其是关系定价)的内容；第四步的内容实际上也是顾客满意度研究的范畴。

基于这些问题，payne教授1995年再次谈及关系管理链时，对它进行了重新规整：

(1)在模型中明确提出了顾客价值链的概念，避免了以前将服务与其他4p过分分割的狭隘视角，因为顾客的价值是靠服务与其他营销工具一起创造而得的，而不单单只是服务的功劳。

(2)强调以顾客价值为细分基础而不仅仅是服务偏好。

(3)将对已交付的价值进行的分析归入评价和反馈部分，使得流程更清晰、简单。

(4)payne教授也提到了企业需要将客户关系管理制度化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关系经理”的出现以及对他们的授权、激励与监督。这个话题的出现，表明关系营销的运作研究已经直接锲入企业的微观层面，开始与企业在具体运作中出现的问题直接结合起来。

另外，Evert Gummesson，Martin Christopher，David Ballantyne等人也在关系营销运作模式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其中，Evert Gummesson将关系分为五大类30种，并设想了一个虚拟的组织，这个组织依托关系而生存。从实体上来看，它可能非常小，但从关系网来看，它非常大。Evert Gummesson认为这种组织是以后发展的趋势。

六、分支研究的相关情况

在各成体系的、分散的研究中，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成果。如：James W．Cortada(1999)等人提出的持续的顾客价值管理流程；patricia B．Seybold(2000)、Valarie A．Zeithaml(1996)等人从财务的角度计算顾客价值的方法；Barbara Bund Jackson(1985)和Nigel Campbell(1990)从战略的角度对关系的分类，Leonard L．Berry(1985)和payne(1999)基于客户服务的市场战略细分的研究；Leonard L．Berry(1983)提出的五种关系营销策略，David E．Bowen(1992)、Jane pickard(1993)、Leonard A．Schlesinger(1991)在服务授权方面的研究；G．Lynn Shostack(1985)和Valarie A．Zeithaml(1996)对服务接触界面的研究。

还有大量关于内部营销和流程再造方面的文献。

七、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我们觉得可以在payne教授关系管理链的框架下，进行深入的、策略化的研究。

服务领域客户关系管理运作机制研究的主要命题是：企业(尤其是服务型的企业)怎样通过服务的提供来保持客户。这个命题的深入必然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了解客户的价值链，包括顾客的价值偏好和期望。(2)开发让客户感觉有价值的服务内容。(3)以最小的成本将这些服务“有质量”地传递给客户。(4)将以上的行为程式化，持续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5)监控以上进程的运作与变化。其中，客户价值管理和客户服务进程管理是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希望有所突破的地方。

参考文献

Adrian payne，Martin Christopher，Moira Clark，Helen peck(1995)Relationship Marketing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Butterworth-Heinemann．

邬金涛：“关系营销的商业化”，《国际商业技术》，2002年第1期，26—28页。

(美)philip Kotler著：《营销管理》第8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97年版。

(英)阿德里安·佩恩等编著：《关系营销——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加)杰姆·G·巴诺斯著：《客户关系管理成功奥秘——感知客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美)瓦拉瑞尔·A·泽丝曼尔玛丽·J·比特纳著：《服务营销》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克里斯蒂·格鲁诺斯著：《服务市场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甘肃省高科技产业运作机制分析 篇6

关键词：高科技企业，机制，产业

一、高科技成果与专利增长迅速

十五以来，甘肃省共组织省级科技成果登记项目2914项（科技成果鉴定2739项，评审项目158项），其中国内先进水平886项，占总项目30.4%；国内领先水平1630项，占总项目的55.93%；国际先进水平237项，占总项目8.13%；国际领先水平68项，占总项目2.3%。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奖的科技成果779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10项。新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家；认定国家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2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634项，比上年增加18项。其中：应用技术成果592项，软科学成果42项。技术交易稳步发展，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1877项，比上年增长14.03%；技术合同成交金额17.20亿元，增长43.81% 。

二、科技总体评价

1、科技进步水平逐年提高，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

目前，甘肃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在全国的排序连续三年有了上升，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科技创新能力差距仍比较大。根据《2010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2010年甘肃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32.87%，比上年提高1.99个百分点，略高于全国平均增幅（1.5%），全国排名由第23位上升到第22位。

2、科技投入产出水平有明显提高，但地域分布不平衡

从科技活动投入产出指数来看，2011年全国科技活动投入指数为47.74%，与2007年相比较，提高了5.66个百分点，全国科技活动产出指数为42.26%。甘肃2009年科技活动投入指数为32.41%，比上年增加5.47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名也由第21位上升到第17位，说明甘肃科技投入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甘肃省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由2005年的19.4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37.23亿元，科技经费支出总额逐年增加，见下表（3-1）。

R&D投入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甘肃省高科技企业地区间R&D投入悬殊差异较大，见表（3-2）。从工业企业R&D投入总量的地域分布看，兰州的R&D人员占全省的三成以上，R&D经费占五成以上；天水占二成左右；其他地区都在一成以下。

从R&D投入强度的地域分布看，科技投入地区分布不平衡。R&D人均经费在2万元以上的有兰州、天水、酒泉、武威、庆阳、甘南。RD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在2%以上的只有天水；在0.5%以上的有临夏、陇南、平凉。

3、高科技企业孵化器發展迅速，但缺乏相对独立性

孵化器（Business Incubator或Innovation Center）在甘肃的科技成果转化实践中起到了大作用。孵化科技“金蛋”开始升温。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科技型中小企业3年后的存活率一般为30%，但是进入孵化器的存活率达到了80%。目前甘肃在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有924家，已上缴税金5000多万元，说明了科技型企业的强大盈利能力。

在2011年召开的甘肃省科技企业孵化器暨生产力促进中心工作研讨会上，提出成立甘肃省科技创业孵化协会的决定，新公布的一批数字也说明着孵化科技“金蛋”的烫手程度。以兰州市为例，2011年3月24日以兰州市科技局、七里河区政府、兰州理工大学三方依托兰州理工大学科技园共建的“兰州科技创业孵化器”揭牌，主要入园企业情况见上表。

总体来看，目前甘肃的科技企业孵化器正迅速发展，一批新的孵化器正在积极筹建。 但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迅速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全国一样，甘肃的孵化器是由政府来办的公益性事业，运营费用主要来自于出租场地，缺乏相对独立性。如何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延伸服务成为探讨的焦点。

参考文献

[1] 楚俊国.我国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运作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1，（3）：76-79.

[2] 姜宝山，郑策.商业计划书的写作与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J].技术经济，2002，（8）：26.

[3] 谭莉莉.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合作创新与融资问题研究[D].重庆大学，2004：66.

建筑节能改造市场运作机制研究 篇7

当前, 我国建筑节能改造作为一个新兴行业, 推广效率有待提高。在市场运作过程中, 如何明确各相关方责任与关系, 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与激励措施, 协调建筑节能改造市场化运作中政府、业主、改造方及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行为, 与此有关的需求非常迫切。

2 建筑节能改造的基本范畴

我国建筑分为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 其中民用建筑包括居住建筑和公用建筑。广义上的建筑能耗指从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施工直至建筑使用全过程的能耗。狭义的建筑能耗指维持建筑功能所消耗的能量, 包括照明、烹调、家用电器以及办公设备等的能耗。本文仅指狭义的建筑节能改造。以安徽省为例, 考虑到安徽省建筑一般没有集中供暖系统, 冬天采暖和夏天制冷主要是依靠空调。因此, 安徽省的建筑能耗, 主要从居住建筑的空调、照明、家电、生活热水、用水等和公有建筑的照明、空调、电梯系、用水系统等方面考虑。

3 建筑节能改造市场主体

在建筑节能改造服务市场中, 要保持市场运作的高效率, 就必须对建筑节能服务市场参与方进行界定。这样不但可以确定各参与方的市场职能以及其在市场运作中发挥的作用, 还可以保证节能改造过程中的资金筹集以及改造完成后利益的合理分配。综合来看, 建筑节能改造的市场主体主要有政府、所有者、改造方、金融机构。

3.1 政府

政府是建筑节能市场的管理者。在建筑节能改造的初级阶段, 政府是主要的引导者和发起者。政府部门需要利用其社会影响力, 宣传建筑节能的意义, 同时也需要对建筑节能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主体进行动员, 解决资金和技术的问题。

3.2 所有者

建筑节能改造的消费者是建筑的业主, 业主可能是建筑的所有者、使用者或管理者, 也可能同时承担几个角色。业主不但是建筑节能改造服务的消费者, 还是节能建筑的使用者和最终受益者。将业主的经济利益与建筑能耗的切实利益紧紧地联系起来, 才真正有可能从根本上推动节能改造的发展。

3.3 改造方

改造方是指提供建筑节能服务的相关机构, 既包括直接从事建筑节能服务的机构, 如能源服务公司等, 也包括节能建材供应商、节能产品研发机构等。目前建筑节能改造市场尚处于培育阶段, 需要制定相应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从市场建设初期注重从业者素质的提高。

3.4 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也是建筑节能环节中的一部分。一方面, 解决建筑节能改造过程中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 金融机构的介入将建筑节能改造从以政府为主导者的市场转变为社会各方面自主参与的市场, 促进了节能市场发展。

4 建筑节能改造运作机制

建筑节能要实施有效的市场运作, 就必须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 合理的运作机制可以保障节能改造的资金来源、监管、激励等整个过程, 真正能够促进建筑节能改造工作又快又好发展。

4.1 融资模式

目前, 建筑节能改造除相关政策法规、激励机制缺失外, 资金来源及运转方面尚未完善、成熟, 需要加大研究、投入力度并制定具体的筹资措施。因此, 建筑节能的筹资方式应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融资渠道模式, 建筑节能改造应该优先开展资金共摊模式, 但政府无法拿出节能改造所需的大部分资金, 所以利用各地的一些优势资源开展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也是非常可行的。

4.1.1 资金共摊模式

由于建筑节能涉及的资金量大, 工程本身复杂, 需要得到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才能更好的开展。然而政府机构毕竟能力有限, 无法拿出节能改造所需的全部资金, 需要其它相关方共同出资解决资金问题。资金共摊模式指的是资金的共同分摊形式, 按照政府、房屋产权单位和个人按比例共同分摊, 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资金共摊模式强调政府职能的重要地位, 政府作为建筑节能改造的领导者、策划者应该规划好改造资金的筹集渠道, 必要时应该成为投资渠道的主体。为确保建筑节能工作的顺利进行, 可以按照出资比例共同分摊的原则, 兼顾各方面利益, 多渠道筹措建筑节能改造资金。地方政府需要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也可计划从房改基金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建筑节能改造专项补助、贴息和工作启动经费。

4.1.2 合同能源管理

“合同能源管理 (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 简称EMC) , 即由专门的节能服务公司, 为客户提供耗能设备的改良和更新服务, 提供服务所需的资金, 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从设备运行节省下来的能源费用中回收投资、获得利润。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实质是:一种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投资方式。节能服务公司是一种基于合同能源管理机制运行的、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专业化公司。节能服务公司与愿意进行节能改造的客户签订节能效益合同, 为客户提供节能服务, 保证在一定的期限内达到某一数量的节能量或金额。客户以节约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的全部成本, 用未来的节约收益为建筑和设备升级, 降低目前的运行成本。节能服务公司通过与客户分享项目实施后产生的节能效益来赢利和滚动发展。由于投资额和风险密切相关, 节能服务公司的投资介入程度因其规模、资金力量而异。

4.2 监督机制

政府应该在建筑节能改造市场中担任监督的主体, 对产权所有者、节能改造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建筑节能改造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 由于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 市场发展不成熟,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存在违规、不合理的现象, 因此在市场发展前期, 政府应主要起到引导和鼓励的作用。市场起步阶段, 由于具体的操作规范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 且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有待激发, 因此, 政府的监督措施不能过于激烈, 防止挫败相关方的积极性。目前阶段的监督仍应该监督、引导为主。

4.3 激励机制

激励政策应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推广阶段应多出台相关鼓励政策, 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 激发企业和业主采取节能措施的积极性, 培育市场机制, 推动建筑节能行业的发展;市场成熟阶段则应采取较多的强制性政策, 如对没有达到节能标准的建筑责令限期改造, 由于该阶段的市场机制比较成熟, 运行也比较有效, 不需要继续施行较多的鼓励性政策。同时, 政府施行的激励政策应根据不同的建筑类别有所区别。如对于居住建筑, 应当以鼓励性政策为主;相应的对于商业性公共建筑, 由于这类业主有一定的支付能力, 且节能带来的费用支出的减少可以变成商业利润, 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性政策或鼓励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政策。

5 结论

本文从当前现状出发, 分析了建筑节能改造市场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建立一种有效的运作机制, 积极引导和培育市场的发展, 形成合理的监督和激励, 加快节能改造的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杨树凡, 鲁永奇, 张劲, 唐羽, 王立娟.我国建筑节能改造对策与融资渠道研究[J].节能月刊, 2006 (6) .

[2]郁文红.建筑节能的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 2004.

[3]林树枝.建筑节能需要政府强力推动[J].建筑节能, 2007, (1) :1-3.

[4]颜浩.节能建筑的经营与合同能源管理[J].建筑节能, 2007 (6) :1-4.

学习型医院运作机制研究 篇8

1. 共同愿景的建立及巩固。

从医院组织踏上学习之旅的那一刻起, 就一定要清楚自己的前进方向。医院组织必须具有清晰的共同愿景, 为组织的行动指明方向, 建立共同愿景并且不断地巩固共同愿景。在达成愿景的过程中, 核心价值观是一切行动、任务的最高依据和准则, 这些价值可能包括正直、开放、诚信、自由、忠实等。这些价值观反映出医院在向愿景迈进时, 期望全体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准则。

2. 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与完善。

核心价值观就是组织为追求愿景、实现使命而提炼出来并予以实行的指导组织上形成共同行为模式的精神元素。对于学习型医院来说, 核心价值观是它前进的基石, 是医院不断成长的动力, 因此学习型医院在运作中要坚持实践组织的核心价值观, 并且不断完善核心价值观, 使它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组织环境。在实际运作中应坚持做到:以组织的共同愿景为基点, 坚持长远目标, 坚持组织的基本理念;积极引导员工参与实践组织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信任员工, 尊重员工, 让员工真正成为学习型组织的一员。

二、组织学习机制

1. 组织学习机制形成的基础———知识系统。

学习型医院的生命线就是一个自由、开放, 便于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系统, 这就是医院的知识系统。知识系统的管理就是设立知识经理人;知识系统的推动力量就是建立应用信息技术。

2. 组织学习机制建立的渠道———沟通。

学习型医院的一大特点就是知识共享, 要实现知识的有效共享, 沟通是必不可少的, 起着桥梁的作用。因此, 对学习型医院而言, 有效的沟通是组织学习的有力保障, 它能够保证组织学习机制的顺利运行。内部沟通首先要及时并善于听取员工意见;其次, 要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第三, 鼓励管理层和员工进行双向交流。外部沟通要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 并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 如制定切实可行的为患者服务的规章制度, 收集患者的信息, 强化患者对医院的了解等, 通过各种有效的传播手段向患者传递医院的有关信息, 并尊重患者的权益和利益。同时, 医院要注重与竞争者之间的沟通, 要充分注重对方的利益, 注重双方在资源与能力等方面的互补性, 及时消除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误解和矛盾, 争取与竞争者实现双赢博弈。

3. 组织学习机制运行的通道———人力资源培训。

医院的人力资源培训是一个协调运转的有机系统, 对整个医院绩效的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彼得·圣吉教授指出, 学习型组织的真谛在于通过员工个人和组织的开创性学习, 使大家在组织中因工作而活出生命的意义。因此, 学习型医院的人力资源培训, 首先是全方位的培训, 即强调“全员培训”、“全程培训”, 通过个体的培训, 达成团队能力的修炼, 使医院的整体组织绩效大大高于个体绩效总和。

三、组织学习促进与保障机制

1. 组织学习促进与保障机制的基石———组织文化。

学习型医院的组织文化建设是建设学习型医院成败的关键。树立学习型价值观, 就是要树立医院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学习的价值取向, 使学习成为每一名医护人员的自觉行为和习惯。

2. 组织学习促进与保障机制的舵手———领导者。

领导在推进组织学习方面理所当然负有特别的义务。领导在推进组织学习中能与更多层次的员工进行对话, 并通过自己的管理行动阐释团队工作, 因此, 学习型医院运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领导者本身的学习与改进。领导者要敢于授权赋能, 要信任员工, 把他们看成是成熟的、有理智的、有能力的学习者, 给他们自由, 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参与决策与战略的制定, 把组织与个人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达到合理的平衡。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创建学习型医院的运行机制将会推动创建学习型医院的工作不断发展, 而创建学习型医院不断发展的实践又要求创建学习型医院运行机制的不断创新完善, 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 建立和健全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学习型医院的运行机制, 将不断提升学习型医院的创建水平。

参考文献

[1]艾志强.学习型组织及其企业文化培育[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2003, (2) .

[2]陈益民.基于学习型组织的人力资源培训效果评估研究[D].学位论文库:河海大学 (2004) .

[3]程森, 张淼.学习型组织创建模式探讨[J].经济师, 2004, (11) .

运作机制 篇9

一、激流中的变革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都迅速发生变化, 解放生产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 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艺术, 也被作为生产力来看待。从当时国家管理的角度来看, 一切体制机制改革都必须围绕生产力的解放来进行, 政企分开、机构精简、权力下放、搞活经济等, 包括文化企业在内的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通过拍卖、转制等方式, 逐渐脱离政府部门, 或者虽为事业单位, 但由于政府无暇顾及, 所以实行产业化运营, 自负盈亏、自力更生。

对于艺术家而言, 以前由国家供养, 根据任务安排创作作品, 而在新的经济体制下, 艺术家成为必须自食其力的自由人, 即算在传统的文艺单位, 待遇也非常不理想, 大批公职人员纷纷改行、下海, 一切“向钱看”。艺术家希望通过体制外的市场的方式获得发展的空间和价值的认同。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部分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发展, 积淀了较充裕的资金, 一些通过个体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们, 也跃跃欲试寻找新的投资渠道。企业参与投资和赞助艺术, 目的不仅是促进艺术事业的发展, 也是为了企业的宣传以及艺术品的收藏投资, 在当时的艺术批评和媒体的宣传与鼓动下, 不少企业开始涉足艺术品的收藏与运作。

从批评和艺术传媒的角度来讲, 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已经开启了批评家组织展览及评选作品的先河。批评家一方面希望通过批评来促进中国艺术和艺术市场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希望改变过去由艺术家评审艺术家的现象, 从而获得关于艺术评论和艺术定位的话语权。在九十年代初, 四川美术出版社《艺术·市场》杂志创办, 与此同时, 《江苏画刊》《美术》《广东美术家》等杂志纷纷开设专栏, 登载有关艺术市场的文章, 就画廊的培育、市场的运作、机制的建立等展开研讨, 理论的介绍与研讨, 为规范的市场化运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首届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

90年代的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无论是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作为体现市场经济典型原则 (公开竞价、价高者得) 的拍卖行, 也首先重现于广州。说是重现, 因为拍卖行并不是新鲜事物, 至迟在清末就已经有外国人在华开设拍卖行, 新中国成立初年实行计划经济, 中国的拍卖行业由此中断。直到1986年, 拍卖行才重新开设, 他们是1986年11月几乎同时注册成立的国营广州拍卖行和广州物资回收拍卖行。当时拍卖行的主要业务是拍卖经营不善的国有小企业, 以及一些罚没物资、法院处分的执行物、政府指定处理的公共资产等, 基本不涉及艺术品。1992年8月,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通知》, 提出拍卖行除承办公物处理拍卖外, 可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 开展其他物品的拍卖业务, 充分发挥公开拍卖制度在发展商品经济中的作用。1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政策依据, 原先专门拍卖公物的拍卖行尝试艺术品的拍卖。

1992年10月, 深圳市动产拍卖行“在中国大陆字画艺术品拍卖处于空白记录的情况下, 在许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情况下”2, 举办了首届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此次拍卖会前后筹备了一年多的时间, 最后在深圳博物馆大厅举行, 9月30日至10月2日预展, 10月3日上午拍卖。此次拍卖, 共有63位当代画家的99件作品参加拍卖, 拍卖总额达250多万港元, 成交率高达85%, 在国内外拍卖界引起了轰动。3被认为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关于中国书画的专题拍卖会。”4虽然是首次拍卖, 但旗开得胜, 取得了比较圆满的成功, 除了拍卖业绩, 在操作上也是比较规范和完美的。

组织者选择的是当时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完全走红的当代名画家, 比如陈佩秋、刘文西、程十发、方增先、刘国辉、林墉、宋文治、谢稚柳、周思聪、朱乃正等。单件价格最高的是何海霞的山水画《雄心壮太华》, 拍出13.2万元港币, 少的是1万元左右, 购买者既有专业藏家, 也有普通市民。无论是画家的选择, 还是价格的定位, 都可看出组织者在这方面是有前瞻性的, 有眼光的。拍卖会出版了精美的画册, 其中的主要信息中英文对照, 附有业务规定 (买卖双方责权) 、投资者注意事项、画家简历等。

从业务规定、投资者注意事项等文字用语可以感受到, 其操作模式明显受到了香港拍卖规范的影响, 甚至为此次拍卖会而编印的画册, 用的也是繁体字和香港书号。深圳动产拍卖行的总经理林生也表示, 在筹备期间, 得到了香港、台湾、澳门及海外关注此事的人士及同仁的建议及协助。4广东毗邻港澳, 在方言、地域文化上同宗同源, 文化事业合作有深厚的基础, 港澳在文化艺术市场运作的规范和经验方面, 提供了直接的有益的参考, 这是九十年代广东艺术品拍卖业繁盛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 九十年代大陆的艺术品拍卖, 台港澳地区的藏家也是重要的客户对象, 其当时较成熟的国际化的拍卖理念, 直接对中国的艺术品收藏和拍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此后, 中国的拍卖行和艺术品拍卖会迅速升温, 如1992年10月11日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1992北京国际 (文物) 拍卖会, 1993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嘉德拍卖公司, 以及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的“首届中国书画拍卖会”, 浙江省拍卖行的93西湖当代中国书画精品拍卖会等, 艺术品拍卖由此拉开序幕。

三、广州双年展

广州双年展的正式筹划工作从1992年年初便已经开始, 由四川的西蜀艺术公司负责投资运作, 成立了以西蜀艺术公司总经理罗海全和艺术主持吕澎为执行核心的组织委员会, 以及相应的评审委员会、资格鉴定委员会和艺术顾问委员会, 筹备工作正式拉开序幕。从发起到组委会的成立、机制的确定、公告的发行、作品的征集、获奖作品评选、媒体宣传、交易洽谈, 经过重重困难, “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 (油画部分) ”最终于1992年10月23日至31日在广州中央酒店国际会议厅举行。参加评选的作品约600多件, 经过初评, 筛选掉约200件, 此后陆续送到的作品约有二三百件。5参展作者来自全国各地, 也有少数英国、意大利的艺术家。此次展览共评选出文献奖2件、学术奖5件、优秀奖20名、提名作品70件。27件获奖作品以100万元由深圳东辉实业有限公司购得, 吸引了媒体和艺术界的广泛关注, 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这是国内第一次由批评家主导、由企业投资完成的一次影响深远的艺术运作案例。

跟以往由官方主办的展览相比, 此次展览具有明显的市场运作特征:第一, 以艺术推介和销售为目的。此次操作由西蜀艺术公司发起并进行前期投资, 广泛吸收参与主办的单位 (广告单位) 投资, 每位艺术家须交300元报名费, 获文献奖、学术奖、优秀奖的作品的奖金分别是5万元、3万元、1万元, 总奖金高达45万元, 评委和鉴委的报酬是每人3000元, 这些金额在当时都不是小数目, 从中也可以看出其浓郁的商业运作行为。第二, 艺术批评家的全面主导。广州双年展与官办展览最大的不同是它以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为向导, 它的评选团由艺术批评家组成, 分为评审委员会和资格鉴定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负责作品的初选和复选, 资格鉴定委员会在评审工作之前, 提供学术背景资料, 参与送展作品的资格鉴定和初评工作, 对参展作品作学术阐释和风格样式的分类, 对获奖名单进行监督, 有权弹劾不合理的做法和或获奖对象。6我们知道, 在相当长的一段年时间内, 中国美术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作品的评判主要由各级美术家协会负责, 评委由担任领导职务的艺术家组成, 这与国外的画廊——批评家 (策展人) ——收藏家制度相去甚远, 它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而广州双年展可看作是国内批评家试图建立与世界接轨的艺术制度的尝试。第三、宣传效应空前。九十年代是中国媒体快速发展的时期, 媒体效应也为商业机构所重视。此次展览, 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文化报、文化参考报、广东侨报、粤港信息日报、亚太经济时报等众多媒体参与报道或者宣传, 其中不乏类似“百万元油画交易”“高价拍卖”“投资热点”等轰动性的报道。更为重要的是, 围绕此次展览, 形成了一批记录性的学术文献、理论文章和作品集。第四, 前卫艺术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得认可。中国前卫艺术从70年代末开始发端, 但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制约, 到了1989年之后其发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90年代开始勃兴的艺术市场, 无疑为前卫艺术提供了有力的支援。此次展览的作品以新作为主, 受国际双年展惯例以及国际当代艺术市场发展形势的影响, 不少作品尤其是获奖作品都带有前卫倾向。

90年代, 人们对艺术市场的期待很高, 而其本身的机制和体系却很脆弱, 比如, 1993年4月的《广东美术家》曾刊载华南师范大学开设艺术商学研究班的简讯, 还计划编写《艺术商学丛书》, 但后来计划没有完成。《艺术·市场》在四川美术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之间轮换出版9期之后停刊, 《广东美术家》也因经费问题在出版了4期刊之后而停刊。第二届广州艺术双年展计划于1994年11月下旬在广州举行, 但后来没有了下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单纯由批评家组织、纯商业操作的艺术机制的脆弱性。

四、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

尽管广州双年展只是昙花一现, 但它还是作出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它使艺术家看到官办展览不再是唯一的进身之道,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展览的轰动效应也给正处于改革中的艺术机制看到了可供借鉴的地方, 一种由政府牵头筹划的以交易为目的的艺术市场形式应运而生。

1993年11月16-25日, 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在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这是1949年以来大陆举办的第一次艺术博览会, 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艺术博览会之一。据当时的报道称:国内有近270多家美术院校、画院、画廊、美术馆、公司、出版社、社团参展, 此外还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20多家画廊、艺术杂志以及艺术家, 他们在442个国际标准展位上展出各类艺术品近万件。7此次展览由文化部艺术局主办, 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承办, 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广东省文化厅、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为协办单位。组委会主任为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曲润海, 顾问当中包括程思远、叶选平、谢非等政界要人, 以及吴作人、吴冠中、王琦、关山月等艺术名家。艺术委员会则由著名画家、著名美术机构负责人和少量美术理论家组成。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组织方式脱胎于全国美展模式, 是由政府发起的层层落实的官方文化活动。

从市场化运作的角度来说, 此次博览会有442个展位, 每个展位5800元, 仅展位费就达250余万元, 此外还有每位观众20元的门票, 现场交易的税费, 以及给周边地区带来的餐饮、住宿、交通等收入, 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因为涉及税收问题, 在博览会上最后的成交额统计不过几百万元, 据知情人说, 场外交易成交额是场内成交的几倍。8可以看出, 从第一届艺术博览会开始, 就比较严重地存在这种“场内交流、场外交易”的情况, 这是中国艺术博览会的独特现象之一, 但不管怎样, 这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艺术市场的繁荣。当然, 因为这是以艺术经营为主要目的的活动, 谁出得起钱谁就可以参展, 导致此次参展对象比较混杂, 既有机构也有个人, 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工艺品、赝品在场交易的情况。当然, 这仍然是一次规格很高、有利于文化建设的艺术博览会, 去除文化部艺术局主办的因素, 特约和参展画家中, 包括当时已故的艺术大师如朱屺瞻、傅抱石、李苦禅、李可染、钱松岩等, 也包括当时处于创作高峰的艺术名家如吴作人、吴冠中、启功、靳尚谊等, 以及后来成名的刘大为、尚扬、吴长江、杨飞云等人, 参展单位包括中央美院国画系、北京中国国画社、广州美院教育系、陕西书学院、成都画院、云南画院等, 应当说其含金量还是很高的。通过展品的观摩, 现场的互动, 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

五、结语

20世纪90年代, 是中国艺术机制转型、艺术市场开始走向规范的年代。双年展、艺术博览会、艺术拍卖会, 这些当代艺术市场运作中的重要事件, 首先发生在广东, 跟广东当时的经济和文化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它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的艺术制度从单一封闭走向多元开放。虽然上述三次艺术运作, 都带有一定的急功近利的心态, 以及组织上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特别是广州双年展, 只办了一次, 中国艺术博览会后来也移师北京, 但这些艺术运作, 开辟了当代艺术市场的新纪元, 其草创中的模式也为后来的艺术运作和艺术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摘要：90年代初在广州举办的第一次艺术双年展、第一届中国艺术博览会和全国美展中的市场化运作, 是当时中国艺术市场运作的先声, 通过对这些艺术运作的分析, 透析出90年代初市场经济对文化艺术的冲击与影响。

关键词：市场经济,艺术运作,艺术机制

注释

1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物处理实行公开拍卖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92 (25) .

22 .深圳市动产拍卖行.首届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 香港:艺术天地出版社1992.

33 .梁婷.艺术品拍卖第一槌轰动国内外[N].深圳特区报, 2010-10-3.

44 .赵力.中国美术品市场的现代演绎[J].艺术生活, 2010 (2) .

55 .陈孝信.双年展评选工作侧记[J].江苏画刊, 1992 (12) .

66 .吕澎.双年展主持人谈年展的举办和其它问题[J].江苏画刊, 1992 (12) .

77 .杨荔.市场的神话与现实——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现场报道[J].美术大观, 1994 (3) .

运作机制 篇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我国政府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的主管机构, 下设国家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核理事会和国家管理机构。审核理事会联合组长单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 副组长单位为外交部, 成员单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气象局、财政部和农业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因转让减排量所获得的收益归中国政府和实施项目的企业所有, 区别不同类型的减排气体, 实行不同的分配比例。

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于2005年1月25日首次通过国家正式批准, 在短期内迅速积累经验并进入飞速发展阶段。2009年1月26日, 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注册数量首次超过印度, 并陆续实现注册项目数量、注册项目预期年减排量以及签发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的全面超越, 现已稳居全球首位。

截至2010年12月31日, 我国已有2847个项目获得国家主管机构批准, 预期年减排量达4.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其中有1145个项目获得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批准注册成功, 占全球已注册项目总数的42.32%, 项目的预期年减排量达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占全球已注册项目预期年减排总量的62%。在注册项目中, 有337个项目, 共计2.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经核证的减排量”获得签发, 占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已签发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的53.5%。

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发展特征

1.项目地理分布广泛;

2.登记注册的项目数量逐年递增;

3.被驳回和撤销的项目也逐渐增多;

4.注册项目大多属于能源产业;

5.注册项目大多属于大规模双边合作项目。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运作管理规则

1.参与项目活动的必须是中资或中资控股企业;

2.缔约方自愿参与;

3.具有政府的正式批文;

4.带来真实的、可测量的、长期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

5.必须具有额外性, 即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所带来的减排效益必须是额外的, 在没有该项目活动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的;

6.属于东道国、地方政府的优先发展领域并带来可转让的技术。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运作流程

寻找国外合作伙伴—准备技术文件—进行交易商务谈判—国内报批—国际报批—项目实施的监测—减排量核定—减排量登记和过户转让—收益提成。

企业在申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时, 首先通过科技管理部门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申请, 再由国家发改委组织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 之后由国家发改委会同科技部和外交部共同办理批准手续。

在招标的资质认定阶段, 中方企业要以英文形式提供:项目概念表、项目认可书、企业营业执照和代码证、公司三年财务报表、企业履行社会义务情况证明及公司财务信用状况证明。

在招标的第二阶段, 中方要在咨询公司的帮助下提供:项目设计文件、核准报告和结论、购买协议、提交时间安排及项目批准书。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周期介绍

1.项目识别:初步判断申请项目是否符合基本要求。

2.项目设计:如符合要求, 申请方需完成项目设计文件。文件格式由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制定。

3.项目批准:项目需要得到东道国指定的本国清洁发展机制主管机构的批准。目前, 我国的主管机构是国家发改委, 项目需要获得发改委出具的正式批准文件。

4.项目审定:项目开发者需要与指定的经营实体进行签约, 由指定的经营实体负责对项目进行审核认证, 审核通过后, 项目才能合法成立。

5.项目注册:指定的经营实体确认项目符合要求, 签署审核认证报告, 并向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提出注册申请。审定报告中需要包含项目设计文件、东道国的书面批准文件及对公众意见的处理情况。

在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收到项目注册申请之日起8周内, 如参与项目的缔约方或至少3位理事成员未提出重新审查的要求, 则项目自动注册成功。理事会主要负责审查项目是否符合审定条件, 并在接到注册申请后的第二次会议前作出最终决定。如该项目被驳回, 企业可以进行修改并重新提出申请。

6.项目的实施与监测:监测活动由项目建议者实施, 需要按照提交注册的项目设计文件中的监测计划进行。监测结果向负责核查与核证项目减排量的指定经营实体报告。一般情况下, 进行项目审定和减排量核查核证的经营实体不能为同一家, 但小规模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可以申请同一家指定经营实体进行审定、核查及核证。

7.减排量的核查与核证:核查是指由指定的经营实体负责、对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减排量进行周期性审查和确定的过程。根据核查的监测数据、计算程序和方法, 可以计算出项目的减排量。

核证是指由指定的经营实体出具书面报告, 证明项目在一个周期内实现了“经核证的减排量”, 指定的经营实体根据检查结果出具书面核证报告, 并将结果通知利益相关者。

8.“经核证的减排量” (CERs) 的签发:指定的经营实体向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提交核证报告, 申请签发与核查减排量相等的“经核证的减排量”。

运作机制 篇11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土地储备

娄底市中心城区内共有城中村（含开发区）40多个，总人口约2万人。其中位于中心城区核心区域内的城中村约28个，约1594户，共6029人（暂住人口、流动人口未列入），总占地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原著居民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

城中村改造的实质问题就是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就是土地使用权的重新分配。在重新配置和分配的过程中，要实现节约、集约用地，提升单位面积内土地的利用率和价值，改善群众的居住环境，提升整个城市的形象和品位。

一、加快娄底市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的意义

一是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的需要。娄底市是1989年地改市后的新建地级市， “城中村”村居混杂，巷狭道窄，浊水横流，垃圾成堆，居住环境差，治安隐患大。

二是城中村改造是盘活存量土地、运营土地资产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城中村改造，盘活存量土地，集约利用土地，控制城市外延扩张，减少占用耕地；并可运营土地资产，积聚城市建设资金。

二、娄底市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存在的问题

1. 制度不完善。目前，娄底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尚处于试点阶段，没有一个统一的具体指导工作的城中村改造实施办法。

2. 政策不明确。目前，政府还没有正式行文，明确相关优惠政策。

3. 机构不健全。目前，娄底市成立了市三板组城中村改造试点工作指导小组，娄星区成立了娄星区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娄星区城中村改造开发有限公司、三板组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等，但市里没有一个负责城中村改造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遇上什么事情，无论巨细，直接找市领导。

4. 模式不清晰。还没有理清城中村改造的运行模式，针对每个工作环节，应当明确科学的运作方式，但是，目前市政府没有明确的意见。

三、建立城中村改造土地储备运作机制的必然性

1. 兄弟省市有先例。当前，石家庄市的运作模式就是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由土地储备机构代表政府作为一级开发主体，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有实力的经济实体作为具体实施人，整个开发过程由土地储备机构代表政府进行指导和监控。

石家庄市地产集团于2007年5月25日正式挂牌成立，与石家庄市土地储备中心合二为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集团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具体工作，对那些按计划、规划征收的集体土地做好前期工作，并予以储备；同时，对储备的土地进行相关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水、通讯、照明、绿化、土地平整等一级开发建设，以达到净地出让条件。目前，石家庄市土地储备中心(地产集团)就是石家庄市政府为完善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加大储备土地的一级开发、加速土地市场建设、建立投融资平台而专门设立的大型国有独资公司，是目前石家庄市土地一级开发的主体。

2. 相关法律法规有规定。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277号)中明确规定，土地储备机构是土地一级开发的主体。《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再次强调，今后国土部门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必须净地出让，也就是在处理好土地的产权、补偿安置，完成必要的通水、通电、通路、土地平整等前期开发，即完成一级开发后，才可公开出让。土地一级开发是政府行为，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简单说，土地一级开发就是指在土地出让前，对土地进行整理投资开发的过程。”土地一级开发必须坚持以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土地储备机构为主体的原则，可以由土地储备机构承担，也可以由土地储备机构通过招标方式选择有实力的经济实体承担。一级开发后的土地，按照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和供地政策供应土地。

3. 是现实工作的需要。目前，正值全国各地城中村改造中出现一股非法拆迁逆潮，继而对拆迁改造一片责难。通过分析可知：一方面，是非法拆迁、程序不规范、补偿不到位等原因，但只是浅层的、次要的；另一方面，深层的、根本性原因是运作机制自身不可避免和克服的弊端造成的。从全国各地的情况看，城中村改造大多采用的是开发商承包、毛地出让模式。这一模式的弊端有：一是开发商受利益驱动，随意改变规划，挤占绿地和基础设施用地，公共设施不到位，没有收到应有的改造效果；二是开发商要的只是比较繁华、容易搞的地段，该改造的“硬骨头”却留给了政府，大多改造工程半途而止；三是采用实物地租、毛地出让的办法，有的甚至变相为划拔用地，操作程序不公开，土地资产未显化，不仅成了一笔糊涂账，而且诱发了腐败现象。特别是国发〔2001〕15号文件后，中纪委、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作出规定，严禁城中村改造中“以地代路”、“以地顶工程”等以实物地租、毛地出让形式规避土地公开出让的行为，要求经营性用地必须实行招拍挂出让，明确指出城中村改造“要通过公开竞争确定土地使用者，不能私下协议确定开发商”，这就为毛地出让改造城中村模式划上了句号。与此同时，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实行招拍挂出让，特别是土地收购储备机制的建立，为建立市场机制模式改造城中村开辟了新路。因此，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以土地收购储备为主体实施城中村改造”的运作机制是规范管理的需要。

浅析众包新闻的生产运作机制 篇12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很好地体现了众包这一模式。杰夫·豪对“众包”下的定义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1]其所描述的商业实践早已存在,而互联网的出现则为现代意义的众包提供了强大平台。杰夫·豪划分了四种基本的众包应用类型,即集体智慧、集体创造、集体投票和众筹。前三种主要是整合大众的智慧、创造力和判断力,众筹则是聚集和开发大众的资金。将众包这种模式引入到新闻领域,则出现了基于信息协作的众包新闻和基于经济协作的众筹新闻。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基于信息协作的众包新闻。

众包新闻一般以传媒组织或社区为发起人,将原本应由专业新闻工作者完成的任务通过平台外包给自愿参与的大众,大众添加新闻内容、调查新闻事件等。目前,众包新闻在国内外已有很多实践,英国《卫报》建立“数据博客”,利用众包完成了很多出色的调查性报道;《赫芬顿邮报》定位于新闻博客网站,采用众包模式达到了双赢。我国也对众包新闻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马航MH17客机坠机当天,新华社“我在现场”移动客户端上线,作为用户的“我”可以随时随地发布身边出现的新闻。2015年,新浪网在两会期间推出新浪“两会选题会”,对选题进行众包,让公众来决定他们报道什么,使受众成为新闻生产的一部分。

二、众包新闻的生产运作机制

众包新闻是基于用户生产内容的新闻生产,有着不同于传统新闻的生产运作机制。新闻生产从封闭变得越来越开放,它以大众为新闻生产的主体,以自产新闻为新闻生产的主要形式,受众成为内容的生产者,而媒体则为受众搭建新闻生产平台,成为任务发布者和信息整理者。这一方面提高了新闻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也拓宽了受众的表达平台。

新闻生产是新闻从釆集、制作到传播的一个全过程。[2]众包新闻如何生产和运作,要根据众包内容、类型、任务难度、公众关注度等来决定,但不同类型众包新闻的产生大致由这几个环节构成:确定众包事件、设置众包平台、分配众包任务、用户的参与、筛选整合信息、完成报道。这几个环节在具体的众包新闻案例中并不是每个环节都有,顺序也不完全一样。“我在现场”首先创建了众包平台,接着用户创建现场或者跟踪报道现场(确立众包事件、分配众包任务、用户参与),然后后台和人工审核信息,最后筛选整合信息、完成报道。

(一)众包事件

众包事件的选择一般由媒体来决定,这些事件在一个地区或全球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关注度,主题明确,能够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参与的热情。众包事件有的时候也由公众来决定,比如“我在现场”的用户就既可以跟踪媒体已经创建的现场,对现场进行补充,也可以第一时间自己创建现场。

众包新闻主要的议题有突发性事件、调查性报道和国际新闻。突发性事件由于其突发性和破坏性,极易引起公众关注,事件发生时记者有时无法立即赶到现场,仅凭记者个人力量无法全面真实反映事件。此时,在场的公众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参与、补充报道。例如,洛杉矶联合学区受炸弹威胁时,《洛杉矶时报》通过多种数字媒体平台向读者提出问题,他们了解到了临时关闭900多所学校对市民生活和心理造成的影响。“我在现场”的用户参与到了很多突发性报道中,《丰台木材厂大火全北京都看到》的61条报道中,2条来自专业机构,19条来自“我在现场”,25条来自网民,15条来自记者和媒体机构账号。

调查性报道可以说是众包新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由于一些调查性报道任务多而复杂,而专业媒体人员的时间、精力有限,邀请受众参与任务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媒体负担。英国《卫报》曾邀请读者一起调查议员消费情况,两万名读者参加,数据资料在上线80小时内就被审查了170000次。[3]

众包新闻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媒体在海外常驻的记者人员有限,特别是一些地方性媒体,在国外很难获取更多新闻线索。利用海外留学生等,使他们参与到国际性的新闻报道中,可以节约媒体成本,使真相不再迟到。

(二)众包平台

众包新闻的实现需要一个平台来搭建起公众和媒体之间的桥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为新闻众包的主体——广泛的不确定性的大众的存在提供了条件,也为众包生产的方式——“包”提供了平台,而手机移动网络平台的搭建,则使得“用眼观察”的新闻第一时间传播得以实现,简单易懂的操作、多功能的发布渠道还能增强公众参与众包新闻的热情。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5.79亿,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5.18亿,占移动网民的78.9%。新浪2015两会选题会依托新浪新闻中心的网络平台及其所形成的忠实用户和一般用户,得到了众多人的参与。“我在现场”面向移动终端的用户,即拍即传,大大提高了新闻的时效性。

不同的众包类型需要以网络平台为基础,搭建不同的任务平台。有的根据某一次众包任务专门设计一个平台,如《卫报》在调查英国议员消费时,专门设计了一个类似于游戏网站的页面,邀请大众参与调查议员的花费单据;有的媒体专门制作了一款独立的长期性的众包平台,如“我在现场”,用户下载后就可以即拍即传;有的媒体在原有网站基础上添加了一个专门的模块。

(三)众包任务

媒体需要根据具体的众包事件和众包平台设置不同的众包任务,任务的指向性必须明确,成本对于公众来说一般不高。总体来说,任务有四种类型。

一是分享型任务,有信息分享型和故事分享型。信息分享型,公众自发在媒体创建的平台上分享新闻信息,如《纽约时报》在其网站主页推出“观察中”栏目,用户可以随时提供内容。故事分享型,公众分享跟众包主题相关的故事、视频等,如BBC“移动办公室”就收集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肯尼亚和印度等地当地人、社交媒体、镇民大会以及各类主题报告的故事选题。二是分析式任务,它充分集中了大众的智慧,公众根据提供的信息,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对问题进行分析,寻找有效的信息。例如,佛罗里达《新闻报》对安装污水系统索要高额费用向读者展开调查,读者根据发布的举报文件展开调查——会计审核资产负债表、退休工程师分析设计图、知情人提供垄断的书面证据等。三是回答式任务,媒体根据众包事件设计出需要公众回答的问题,公众只需按照问题填写信息和简要地回答一些问题。四是建言式任务,公众对众包主题提供建议或进行投票选择。例如,用户转变为编辑记者,为新浪两会选题建言献策;芝加哥公共广播电台创建了一个众包平台,市民可以在线提交他们希望电台研究的问题,以及对网站上的研究问题进行投票。

(四)用户参与

参与众包新闻任务的有些是专业人士,有些则是普通用户。用户参与众包的行为受到动机的驱使,布拉汉姆(Brahma)的调查发现,美国用户主要基于内部动机(如兴趣爱好、自我肯定等)来参与众包新闻,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动机(如金钱或物质奖励)对用户毫无影响。

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4年有60.0%的网民对于互联网上的分享行为持积极态度,其中非常愿意的占13.0%,比较愿意的占47.0%。“我在现场”的用户发布新闻并没有实质性的奖励,用户发布和分享新闻与其积极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一方面,用户能够获得参与新闻生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另一方面,公民信息分享的意识能够不断扩散,促进新闻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新浪采取的物质奖励措施,对于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有很大帮助。无论是免费分享机制还是物质奖励机制,都需因时制宜。

(五)筛选机制

由于网上用户良莠不齐以及用户自身素养、知识积累、判断力的限制,在参与众包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虚假信息、理性缺失等问题。编辑、记者要注意“把关环节”,在实践中应有一定的操作规范和筛选标准。

“我在现场”客户端实行实名认证,使提供虚假信息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其【周边】界面中,有一个LBS定位系统,显示所在位置,并提供周边“新闻地图”;一些客观信息,如当地天气、海拔等的上传,图片是否有处理痕迹,都有技术上的锁定,有效过滤掉一些虚假信息、人工信息;人工核实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编辑会打电话核实用户身份;[4]还有一些堵漏机制,发过虚假信息的人会在其信用记录上留下记录,严重时会被拉入黑名单。

摘要：互联网时代,众包作为一种新的模式在很多行业崭露头角,众包新闻是基于用户生产内容的新闻生产,它赋予了新闻生产新的内容和意义,有着不同于传统新闻的生产运作机制,拓展了报道的领域和思路,新闻生产也从封闭变得越来越开放。

关键词：众包新闻,生产机制,平台

参考文献

[1]杰夫·豪(美).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M].中信出版社,2009:V.

[2]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D].复旦大学,2006:16.

[3]李红梅.浅谈新闻众包的内容生产[J].新闻世界,2014(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