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探索（共12篇）
政策探索 篇1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经济受体制因素影响, 住房出现了严重短缺。1978年人均住房面积为3.6平方米, 50%的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小于8平方米, 大约为850万户。为解决当时严重的住房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住房商业化改革思路, 这是在中国城市建设各项改革中最早提出来的。
30多年来, 中国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住房政策, 在城镇建设方面, 总的思路是不断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深层次发挥市场作用。
在解放初期, 住房建设年均建设面积超过7.5万平方米, 到1987年总共开发建设面积为5.3亿平方米。最近几年, 住宅的质量和配套环境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通过住房制度的改革, 工业住房的出现和商品住房的发展, 住房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住房供应包括正式产权的房屋, 也包括单位的房屋, 改革初期供应住房占比例是90%, 余下的10%主要是留下来的房屋。现在, 私有住房达到了82%, 近10年, 城镇住房年均增长20%。
同时, 城镇家庭的租住用率达到74%, 住房的产权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为住房成为个人家庭财产, 起到很重要的促进作用。2002年, 国家统计局做过一个调查, 在家庭财产方面, 包括金融资产、住房、生产性的资产, 还有一些消费品, 其中住房占47%, 这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农村, 坚持实行一户一宅的政策, 农民自行建设住宅, 但是,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村住房质量有了大大的提高, 农村的住房面积由改革初期人均9.4平方米, 提高到了2007年的人均29.2平方米。随着中央政策不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 住房质量得到不断改善。在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 初步形成了以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和公积金为基本政策的住房方式。但是受体制、机制和思想各方面影响, 住房保障进行缓慢, 长期得不到改善。
为了更快地解决家庭住房问题, 2007年, 中国政府提出了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提高居住水平,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同年, 国务院要求继续将低收入家庭作为公共服务对象, 并要求加大力度。2008年1月,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政府把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作为扩大内需、平稳较快增长的任务之一。2008年12月, 国务院明确提出, 争取三年内解决750万户农村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这些群体主要包括:
第一部分是解决林区、垦区的住房困难, 同时, 扩大农村危房改造事业。
第二部分是在城市规划之外设立的工矿、企业的林区、垦区, 作为今后的改革计划。
第三部分是扩大危房改造事业, 由于农村规划不变, 各地区老百姓对住房的要求比较大, 对城市来说, 任务更大, 时间更长。为实现城市住房保障的目标,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政策, 如实行信贷支持等。其中, 从2003年开始, 中央政府为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693亿元, 不过, 当时全部加起来不到500亿, 然而, 今年却加大投资力度, 准备投493个亿, 目前, 正在与有关部门进行规划。
这说明了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煤矿地区改造以及其他国有工矿的改造工程, 取得长足发展。总体希望:在3年时间大约解决1500万户, 城镇包括工矿企业居民的住房, 农村的危房改造试点, 并正在扩大。希望通过这三年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规划实施, 使城市户籍人口中的低收入家庭住房得到解决。
然而, 当前中国的住房保障工作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 要实现十七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住有所居”, 还需要加快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政策体系。而在政策体系研究制定过程中, 需要做深入的探讨, 加大理论、实践创新力度。
要认识住房发展的阶段, 分辨清楚中国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就要考虑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
按照国外标准, 人均GDP为3000-8000美元。是解决居民住房最重要的时期。现在, 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并超过了3000美元。处在住房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不过, 这个发展阶段, 居民收入差距也会进步扩大。目前, 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 75%的财富集中在30%的家庭。30%-60%的非户籍人口, 高收入人群支撑了中心城市。房价长期上涨的趋势是存在的, 至少在20年内, 这个需求是有影响的。
从国际经验看, 当前发展阶段是住房矛盾最突出的一个时期。大量的大学生、外来人口、非本地户籍人口涌入大小城市, 使得现行住房政策面临挑战。
第一、需要进一步加强交流探讨如何界定各地住房保障政策之间的责权关系。实际上, 从住房保障角度和其他一些社会的特点趋势来看, 事权不断下放到住房保障。就出现了财权和事权的问题。在事权划定和财力分配方面, 如何把专项住房保障资金衔接好、落实好, 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住房保障制度应该包括哪些制度。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供方, 另是需方, 这些都要进行法律制定。廉租住房推出方面, 面临一些问题, 能不能由政府指导, 市场运作?还有经济适用房是中国住房改革演变必经的一个过程, 对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 有很重要的影响。今后应该继续保留这一项制度, 但是要不要给居民提供支持, 让他们都拥有产权?
第三、管理上存在不规范的问题, 需要怎么改进?中国地域经济发展程度差距太大, 各地的居住状况不同, 中、东、西部面临的住房需求也不一样。在小城市, 住房发展水平很低, 通过廉租房, 可以实现保障的衔接。但在大城市就很难出现商品房和廉租房的衔接, 这对需求方也很有影响。
第四、中国住房自市场化改革以来, 在金融方面一直没有新的突破。由于住房公积金停止了对经济适用房等低价位住房的待遇, 因此, 政策性金融在中国是倒退的。在改变住房的问题中, 这最高明的手段, 需要继续扩大力度。
上述问题是需要理论性探讨的, 从各方面形成共识, 并在这个基础上,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住房保障体系, 借鉴国外的经验, 努力实现中国政府提出的“住有所居”的目标。
政策探索 篇2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与改革探索
(宜宾电大2012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
摘 要
现阶段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如果不适时调整生育政策，中国将很快进入“未富先老”型社会。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导致“失独”家庭群体的形成，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困境，更是心理问题。新的生育政策将改善传统家庭结构，提升家庭经济社会功能，提高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完善家庭发展能力。现在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 计划生育 实践 改革
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背景
（一）、1953年至1961年：节制生育的提出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增长基本处于自发和无计划的状态，人口出生率持续增加。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出生高峰的出现，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促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和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要求节制生育的呼声在增高。
我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已意识到中国人口多的现实，并逐步认识到节制生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一些知名学者和民主人士也开始关注日益增长的中国人口问题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如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等。
（二）、1962年至1969年：提倡计划生育的试点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我国人口增长经历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期。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总人口已接近7亿。人口这种盲目增长的态势引起了政府的再一次关注。
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强调：“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制定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64年，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些地区也相应成立了类似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先后建立了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这也是我国建立相应组织机构来推广节制生育工作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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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由于拥有房产的男生在竞争中处于明显优势，这将导致公众对于房子的需求保持旺盛，推动房价上涨。在就业领域，本身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由于男性过多，找工作更加困难。此外，社会上必定有一部分适龄男性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跨境非法婚姻、跨境强行拐卖和强迫卖淫等社会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3、出现了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问题以及独生子女将来面临严重的养老负担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独生子女现象在我国成为了主流。只有一个孩子，使得整个家庭都围绕着这个孩子转，在成长道路上，尽可能地避免孩子受到挫折，尽可能满足孩子的需求，溺爱成风，造成了独生子女成长中不良的心理素质，比如以我为中心，娇气，依赖性强。这个现象不是绝对的，但也反应了一部分情况。
此外，由于缺少兄弟姐妹，在成长中集体感不强，与人相处的能力较差，融入集体比较难。缺少兄弟姐妹，由于亲近的人很少，也导致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较弱，这也是当前我国社会普遍信任不强的一个原因。
第二代独身子女往往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养老问题，四二一家庭结构成为普遍现象的同时，意味着年轻人身上的养老负担更重。老年人在家庭结构中成为大多数，年轻人反而很少，也使得家庭气氛更为沉闷而缺少朝气和活力。
4、容易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是将人口总和生育率控制在1.8左右。但现在我国的实际生育率在不超过1.5。现在全世界都陷入对低生育率的恐慌之中，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极为困难，所有已经步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尚无重新达到人口正常更替水平的先例。所以，尽管我国目前人口基数很大，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如果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将最终会导致我国人口数量急剧萎缩。
三、计划生育政策改革与调整的必要性分析
从上文可以看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取得显著效果的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初，学者就已经考虑到政策实施的时间，认为在30年之后，也许随着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政策有变动的可能性。如今，30年已经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使命已经完成大半，基于以下观点，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
（一）、我国人口增长潜力是有限的
人口增长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在不加限制的情况下，一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最高不会超过6.0。而随着社会发展，人口生育率会呈现下降的趋势。传统的农业社会，对劳动力需求很高，孩子从十多岁的时候就可以成为半个劳动力，生的越多，意味着家里干活的人也就越多，从而创造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这就鼓励人们多生育。现代社会，培养人才需要的年限不断延长，基本上到了20多岁还需要在学校继续读书深造，在每个孩子身上需要花费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养育孩子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但却较少的回报，这就导致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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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再者，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对于资源的需求也会变得多元化，对资源的开发也会有新的发展。罗马俱乐部曾经出版过一本闻名世界的书《增长的极限》，按照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观点，书中对人类发展的极限进行了估计，悲观地认为，按照目前消耗资源的速度，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将会很快导致人类走向灭亡。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人类发展是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并没有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充满着末世的气息，一个原因就是人类科技的发展和对资源的不断探索。科技发展使得一些替代品变多，使得因为消耗过多而导致的价格增高的不可再生资源变得不是那么唯一，从而使得“极限值”在不断的变大。以前人们开发资源仅仅限于陆地上，如今，发现了海洋中有着更加丰富的资源，如果说陆地和海洋还都是有限的，那么也许将来人类会有机会脱离地球寻找资源和发展空间，这些都是未可知的。人类发展是无极限的，看待人口问题也应该用发展的眼光，不应该以现在的承载能力去规定将来的人口总数。
（四）、生育自由应该是一种个人最基本的权利。
不论是国家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解放。纵观历史，人类社会永恒的进步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人的自由和解放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育的权利应该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每个个人和家庭都应该有一种自由，可以自由地生育和养育孩子，并且从中得到抚养孩子的欢乐，收获亲情，收获孩子成长以及家族延承的乐趣。过去的几十年，我们为了国家的公权而放弃了作为个人的私权，当社会的问题一旦解决了，个人的私权应该在允许的范围内得到解放。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生育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个人应该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
（五）、伊朗的前车之鉴
伊朗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之一。伊朗是穆斯林国家，而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顽强的生育文化。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使得人们恢复了原有的伊斯兰生育文化，伊朗的人口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到了1986年，伊朗人口达到了5000万，被政府视为一项重要成就。但是，到了1988年政府开始察觉到长期潜在的严重人口问题,人口迅速增长会带来食物紧张,以及卫生健康、教育和就业问题,再加上与伊拉克的八年战争耗尽了国家的重要经济资源,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在1997年，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采取了非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此后，伊朗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低生育率使得伊朗将来面临着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的困境，而且很可能导致将来中东政治版图的变化。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竞选成为伊朗总统，他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并且开始鼓励民众抚育更多的孩子。但是到目前为止，伊朗的鼓励生育计划并没有得到显著效果，伊朗2006年生育率为1.9,2007年生育率为1.7，如今变得更小。
一般来说，伊朗的作为伊斯兰教的国家，具有很强的生育文化，但是生育率在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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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政策让家庭面临很大风险，一旦孩子出现意外，就可能成为‘失独’家庭。”；
（三）、、有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和群众生育观念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生育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符合人口发展规律，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减缓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过快下降的势头，有利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此政策更昭示了公平，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有钱人来说并没有约束作用，如今的政策让生育机会更均等。
为此，生育新政的实行将为我国将来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基础。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有利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有利于逐步实现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统一，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探索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新机制 篇3
（一）领导重视，组织得力。永泰县委组织部、县财政局通力合作，把财政支农政策培训作为财政一项重要工作。成立培训领导小组，县财政局局长任组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财政局副局长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为培训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制定三年培训规划、年度培训工作方案、培训计划，为做好培训工作奠定良好基础。落实培训经费，为培训工作提供财力保障。同时，严格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制度，有效保证了培训工作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
（二）创新培训方法，推进财政支农政策培训。一是创新补充教材建设，保证培训工作的实用性和实效性。针对财政支农政策涉及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永泰县将加强补充教材建设作为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经常性工作抓紧、抓好、抓实。结合本县实际，组织编写了《财政支农政策一点通》和《永泰县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宣传报》，录制了《财政支农政策大讲堂》。
二是创新培训方法，提高培训吸引力。积极与有关单位合作，在县委组织部、农业局、农机管理站培训班上增设“财政支农政策”课程，由县财政局相关人员讲课，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在县委组织部举办2013年新当选的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培训班上增加财政支农政策内容。
三是创新培训模式，拓宽培训渠道。针对受训对象居住分散、集中难度大的情况，采用了分片、分乡镇培训的方式，既方便农民群众，又节约培训经费。
四是创新管理方式，注重培训成效。培训学员实行乡镇党委负责制，由各乡镇组织委员负责组织本乡镇学员按时参训，并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培训实行课前签到、对号入座，严格考勤纪律，每天对学员出勤情况进行通报，确保学员到学率。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合格者发给培训合格证。
五是定期回访与调研，征求意见。认真听取培训学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并填写《回访登记表》。
（三）创新培训宣传方式。积极利用广播、新闻、显示屏、报纸等形式宣传财政支农政策，在县有线电视台开办“财政支农政策大讲堂”，编写《财政支农政策一点通》、《永泰县财政支农政策宣传报》，宣传财政支农政策。开展送政策、下基层、进农户”宣传活动，开设“田间课堂”，进行财政支农政策咨询解答，受到农民欢迎。通过县气象局设在各乡镇的LED显示屏，滚动播放财政支农政策内容。
（四）注重培训质量、提高培训效果。编写《永泰县财政支农政策培训须知》，制定《培训班课堂考勤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通过发放《教学质量评估问卷》，要求每一期培训班学员对授课教师教学质量进行评估。
（五）加大财政投入，坚持免费培训。坚持多层次、多期的全覆盖培训，把全县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办好、抓实。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是思想认识不统一，影响培训效果。有的村镇干部把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当作软任务，存在重工作轻学习、重眼前轻长远的倾向。加上支农政策培训没有纳入乡镇、村政绩考核，少数干部以工作忙、任务重为由，对培训工作不积极、不主动。
二是培训对象参差不齐，培训难度较大。全县各行政村干部文化程度不同，年龄普遍偏高，大多数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对财政支农政策知之甚少，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的政策理论和操作程序。
三是组织培训时间短，成效低。财政涉农政策面广、政策内容多，培训对象难以在短时间内将政策理解、熟悉和掌握。
四是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难开展。由于农村工作人员工资低，又没有补贴，工作不积极、不主动，需要上面推动才开展，影响了示范点培训工作。
三、建议与对策
（一）创新宣传方法，提高认识。要积极利用当地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进行宣传。要借鉴“送政策、下基层”，“送政策、进农户”等成功经验，更多、更广泛地开展下乡宣讲活动，及时把财政支农惠农的各项政策和信息送到群众手中。
（二）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在培训过程中，必须根据农村干部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等实际情况，结合农村基层在贯彻、落实财政支农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针对性强的培训，达到“答疑解惑”的目的。同时，从熟悉政策、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为出发点，达到培训“一点”影响“一片”的目的。在教学中，积极探索“互动教学”，形成老师授课和学员的“堂上互动”、“堂下探讨”的良性培训，提高培训效果。
（三）建立联席机制，共同开展培训。县委组织部、农业局、农机管理站等各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不论哪个单位开展培训，都要提前通知，共同开展培训。
（四）建立健全培训管理制度，规范教学质量评估。培训要实行课前签到、对号入座，严格考勤纪律。要通过发放《教学评估问卷》，由学员对教师各个方面进行评估，优化培训教学资源，创建和谐、规范、进取的培训教学环境，促进培训教学健康、持续、深入开展。
此外，要创新培训模式，拓宽培训渠道；开展教师培训，提高教学水平。
（作者单位：福建省永泰县财政局）
责任编辑：欣闻
深化财务公司会计政策的探索 篇4
关键词：财务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利润操纵
一、我国财务公司会计政策的现状
(一) 缺乏选择会计政策的法律法规
财务公司会计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会计政策可以选择的范围带来了约束, 也就对财务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行为的规范带来有利的影响。国内缺失与财务公司相关的会计决策选择的法律法规集中反映在:其一, 基本法缺失, 如是与会计政策选择相关的法律法规即失去了法律渊源, 使得对它的功效范畴的界定成为无稽之谈;其二关注焦点偏倚, 当今国内与财务公司会计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未科学地界定公司超越会计政策选择的范畴所必须担当的责任, 并未遵循惩罚和作为相配套的原则。
(二) 会计政策的选择带有很多的随意性成分
财务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带有很多随意性成分集中反映在如下几点:其一, 财务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有着很大的空间, 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二, 国内财务制度及其准则准许对相同类型的交易应用不一样的会计政策, 同时准许会计政策自发地变更。其三, 大量的财务公司在选择政策的时候, 对一致的指导思想以及合理选择步骤的缺失, 选择会计政策时带有很多的随意成分, 导致有些会计信息无法如实地反映公司的经营现状以及现金流。
(三) 选择会计政策的时候缺乏透明度
国内不少财务公司创立于体制转轨时期, 在信息披露意识以及人员设置方面没有符合信息披露的规范, 大量公司均曾由于未能及时、自觉地披露先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特别是对那些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事件) , 同时由于受到金融市场尚未成熟以及公司面对短期利益的诱惑等要素的左右, 公司在选择会计政策的时候没有对监管机制的构建予以重视, 忽略了信息披露制度, 也就造成财务公司在选择会计政策之时缺乏透明度。
(四) 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存在机会主义偏向
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能够使得公司的代理成本得以降低, 从而促使公司提高效率。然而国内不少财务公司在选择政策时带有机会主义偏向。机会主义型会计政策选择大多是为了使得领导者个别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够得以最大化, 它以损害另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作为代价, 对单位的长远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亦不能使得资本市场的资源得以合理地配置。
二、解决我国财务公司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主要对策
(一) 健全公司治理制度
第一步, 作到产权清晰, 充分地发挥产权制度对财务信息形成的规范作用, 使得公司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带有更多的科学性, 尽量地体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第二步, 形成报酬与绩效相对称的激励机制。深入地探究和财务公司绩效所关联的股权激励机制。第三步, 加大力度发展机构投资者, 充分地发挥他们在公司治理当中的积极作用, 制约公司经理人员寻求自身利益而为所欲为地瞎用会计政策选择以操纵利润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的行为。第四步, 深入地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制度予以完善, 强化对财务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以及惩处力度。
(二) 加强对公司财务工作者的教育, 提高财务工作者的素质
要保证财务公司能够合理地选择会计政策, 就应该采取不同的形式对公司财务工作者予以继续教育。逐渐地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素质, 使得他们很好地意识到会计政策选择重要性, 以保证财务工作者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知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很好的自我评判力, 又可以逐渐地使得知识得以更新, 熟悉当前的会计法规、准则, 以求在工作当中能够与单位实际相结合。
(三) 对会计规范体系予以完善
第一步, 构建有不同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会计准则和制度制定机构。制定有着一般认同的财务准则和制度, 尽可能地使得对同一事项选用不一样的会计政策带来很大差异的情况得以消减。第二步, 减少公司选择会计政策的空间。从我国国情出发, 应该尽可能地缩小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 制约公司任意更新财务政策以减少公司利用它来操控利润。第三步, 对会计政策选择的披露予以规范使得公司会计政策选择与更新披露的范畴得以扩大。尽可能快地出台会计政策披露规章, 对会计政策披露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的规定。
(四) 强化证券部门的监管力度
当前, 证券监管机构应该出台一套合理实用的财务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规则, 明确地界定那些违规活动。对那些已经出台的政策法规, 应该加大力度去执法, 尽可能快地在财务公司和证券市场参加人员当中形成法制理念。特别是对财务现状不正常的ST单位更应该加大监控力度。信息监查者在公司中行使职权的时候务必有着非常强的独立性, 不可持公司股份, 所有的薪资和待遇都在证监机构享有。由证监部门负责人事的任免与考核。
三、结论
总之, 财务公司会计政策选择是财务公司理论以及实务研究的重要方面方面之一, 本文主要探讨财务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问题, 对国内财务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行为予以了相对清晰的理论研究。首先分析了我国财务公司会计政策的现状, 表现为:缺乏选择会计政策的法律法规, 会计政策的选择带有很多的随意性成分, 选择会计政策的时候缺乏透明度, 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存在机会主义偏向。紧接着, 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政策性建议:健全公司治理制度, 加强对公司财务工作者的教育, 提高财务工作者的素质, 对会计规范体系予以完善以及强化证券部门的监管力度。以寄希望于财务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偏向能够得以消减。
参考文献
[1]陈继初.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若干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1]陈继初.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若干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2]刘高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研究[J].企业家天地, 2010 (3) [2]刘高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研究[J].企业家天地, 2010 (3)
政策探索 篇5
探索环境经济政策的新举措-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摘要：随着环境污染事故的不断发生和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建立了一整套完善而严密的制度体系.与此相比,我国在该领域则处于起步状态,至今尚未全面建立实质意义上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本文以实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义为基础,对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以期推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作 者：滕静 TENG Jing 作者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北京,100037期 刊：中国环保产业 Journal：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年，卷(期)：,“”(5)分类号：X32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问题 对策建议
政策探索 篇6
关键词：政策落地；村民自治；自治单元；政策参与方式
中图分类号：F32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026-06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扩大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命题，这说明要进一步探索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改进和完善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前提是厘清影响自治基本单元探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惠农政策“下乡”，将政策输出到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对农村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这里就有三个问题要思考了：一是各种政策到底落到何处有利于提升政策效果呢？二是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有何关联？三是政策落地单元与村民自治基本单元有何关系呢？
一、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有效性
公共政策是一个政府选择要做的任何事，或者它选择不去做的任何事[1]。在农村社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政策既推动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也不自觉地影响着农村的治理形态。
（一）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紧密相关
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党的历史上，一直强调“通过政策将政党意志贯彻渗透到农村社会”，并且在不同时期为实现不同的目标制定了不同的农村政策，这些政策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的治理方式。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为解决农村问题，党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教育政策等，并强调政策“要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在《论政策》中强调“党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制定和调整政策”[3]。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党主要依靠各种政策与农民取得联系，通过政策动员农民参与革命。政策也深刻地塑造着农村治理形态，形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三制政权”等治理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依靠各种政策治理农村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土地改革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再到人民公社及其农村改革，党不断制定和调整农村政策”[2]，以改造和整合农村社会。彭真在1984年指出：“在战争时期，党也好，军队也好，群众也好，注意的是党的政策。建国后，农村工作不仅要靠党的政策，而且要让老百姓知道政策。”[4]这说明，政策落地与农村治理休戚相关，乡村自治深受国家政策的影响。
1987年《村组法》颁布意味着村民自治进入制度化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政策“下乡”强化了农民与国家的联系，使农民对政策的依赖性更强，农民的生活愈来愈受政策支配。各种中央政策和地方“土政策”依靠“村民委员会”得以落实，与村民委员会自治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尤其是后税费时代，“各种惠农政策嵌入乡村生活的过程中，不断重塑着乡村治理形态，推动乡村治理资源配置由汲取型向赋予型转变”[5]。恰如徐勇教授所说：村民自治的“运作状况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政府所作的政策选择，地方政府对村民自治看法的改变以及相应的政策选择，必然会影响村民自治的运作”[6]。因此，政策落地是影响村民自治的现实因素之一。
（二）政策落地与自治基本单元的内在关联性
既然政策落地是村民自治的影响因素之一，那么政策落地之“地”与村民自治之“地”（自治单元）有何关系呢？这里可以从政策距离、政策参与两个变量去考量政策落地与自治基本单元的内在关联性。
1.政策距离影响自治基本单元的形成。政策距离是指政策落地单元与政策对象之间的时空距离，有两种体现形式：一是政策落地单元与政策对象之间的自然差距（交通距离），二是政策落地单元与政策对象之间的体制距离（政策单元与户之间的层级）。农村政策是为了实现对乡村资源有效整合的基层善治[7]，它的普惠性程度直接影响政策落地的准确性[8]；政策距离农民越近，体制层级越少，越有利于政策入户宣传，越有利于政策认知，也就越有利于政策落地运行。因此，距离民众最近的“一公里”才是政策落地之“地”，在这里会形成一种“政策共同体”，并与内生于村庄内的“血缘、亲缘”共同体的互动中，汇聚成一种基于“政策落地”的自治合力，最终形成“自治共同体”。于建嵘说：“家庭的作用要远大于岳村”[9]，这说明村民看重的是“政策入户”而不是“政策进村”，而“政策落地和入户要考虑家户制自治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10]。因此，在政策距离农民越近、体制层级越少的地方，便于政策落地入户，也越容易形成利于政策落地的政策单元，也越有利于形成利于自治的基本单元。政策的自然距离、体制距离中，有一者较近，就会有利于政策入户，如北方的村庄、南方的自然村均是政策距离较近之地。
2.政策参与影响自治基本单元的形成。科恩将“参与”视为民主和自治的关键变量，“民主取决于参与，即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参与决策，自治就是参与跟自己有关的政策，自己决定目标并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民主就是集体参与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不论什么情况，必须要有持续性的参与，自治才会持续进行……如果一个社会有成员的普遍参与，就可以把这一社会称为自治的。”[11]因此，“参与”作为自治的关键变量，同时也是农村政策落地的关键变量。参与带来的一个重要积极后果是“农民自主参与村务管理，并作为参与更大范围的公共治理的基础和条件，由自治通向民主”[12]，从而“形成有序参与的行为和规则，激发自治的参与意识”，这是培育自治的起点和基础。农民越是参与政策，越有利于政策落地运行；农民越是参与村民自治，越有利于自治的有效开展。因此，在“参与”维度上，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紧密相关。在“有利于农民参与、有利于激发参与活力、有利于增强参与程度”的地方建立政策单元，有利于政策落地，也有利于农民围绕政策利益自发性地组织起来，参与共同事务的治理，形成自治单元。故而，参与性最好的地方既是政策落地单元，也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因为在这个基本单元上，政策参与、自治参与的程度都是较高的，由此带来村民自治的有效性也比较高（见图1）。
（三）基于政策落地的自治单元决定村民自治的有效性
政策距离、政策参与决定了政策落地的程度，进而影响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有效形成。在离农民距离较近、利于农民参与政策的地方建立政策单元，便于政策落地到“户”；同时，以政策落地单元为自治的基本单元，将有利于村民开展自治。那么，政策落地程度、自治基本单元有效性与村民自治又有何关系呢？基于政策落地的自治单元决定村民自治的有效性。伴随着“小农社会化”，农民过去服从治理的安排转向对治理需求的多样化，服务下沉、政策下移等都将有利于唤醒农民的利益、权利、参与和服务意识[13]，但集“政策单元、自治单元”为一体的行政村单元，无法避免“政策与农民之间有一定空间距离”[14]的事实，导致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脱节。
在图2中可以看出，政策落地程度、自治单元划定的有效性是村民自治有效性的函数。政策落地程度越高，越容易形成有效的政策落地单元，进而越容易形成有效的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也就有利于农民开展自治，形成有效性较强的自治形式。
二、政策落地与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发展：历史与实践
历史上，自治单元的探索一直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政策落地作为基层治理中的主要内容，与自治基本单元的演变与发展有着紧密联系。
（一）“自然村落”单元自治与政策不进村不入户
在“皇权到县，乡绅治村”的传统时期，乡土社会以家户为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与国家较少发生联系，主要局限于税赋与兵役等。这一点在唐代地主“治家”原则“树之谷，芝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费老所说：传统国家权力“在人民实际生活上，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15]。可以说，传统时期的乡村是没有国家公共政策渗透和下沉的，为了统治的需要，国家也曾实施过“重农抑商”“轻徭薄赋”的政策，但是它的落地单元是“郡县”，即只到县不下乡，政策与农民距离较远。到民国，孙中山提出“扶助农工、耕者有其田”的经济政策，民国政府也曾实施“乡村建设运动”政策，但由于国民党政权建设的“内卷化”，导致这些政策未能真正进村，对农村影响甚小甚微。因此在传统时期，国家政策对农民来说是陌生的，更谈不上政策落地。
由于国家政策渗透的欠缺或失败，乡村社会内部事务只能依靠“乡绅治村”，以聚居村落为基本单元，开展自然村自治。到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乡自治实行法》《地方自治全书》等，在乡村重组，凡100户以上的村落，组成一个行政单位“乡”的基础上，初步确立了乡村自治制度，并依托“保甲制”，开展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乡村自治。可以说，自然村落既是农民长期聚居形成的居住单元，也是自治的基本单元，更是国家统治乡村的政治单元。韦伯将这种“自然村”基本单元称为“乡村聚落”，有时聚居数百人口，有时聚居数千人口，村庄公共事务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与农民的距离较近，便于农民参与自治，从而在“无官员的自治地区”村落产生“组织化自治”[16]。
在没有政策渗入的传统乡土社会，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自治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并不是基于“政策落地”考虑的。其自治有效性较好的原因主要是：一是自治单元规模小、人口适中，血缘关系浓厚，社会联接性强，容易形成较强的村落共同体。二是村落单元缩短了农民与共同事务的距离，农民参与自治的成本低，便于自治开展。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中期进行乡村重组，实施地方自治，虽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已开始强调乡村自治中乡民参与“乡制者，使乡民成一自治团体，地方政府为之组织，与以治权，置办事人，有理事权；事属乡办，乡人自理之”[17]，并规定20岁以上的成年男女均有权参加“乡民大会”。
（二）“生产小队”单元自治与政策进村入户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全国性地向农村地区延伸，在广大农村建立了趋于完备的基层党政组织。但“政党的活动及其社会影响还是依靠政策，通过各种具体的政策将政党意志贯彻渗透到社会”[18]，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发展及其治理。
1957年全面实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生产大队由若干个“自然村”组合而成，是一级行政化、扩大化的治理单元，而生产小队大多建立在过去的自然村基础上。对此，毛泽东强调指出：“要承认三级所有，重点在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人、土、财都在生产队”[19]“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20]。因此，“生产小队”是组织生产劳动的基本单位，是进行财务核算的基本单位，是落实国家政策的基本单位，也“只有在作为直接生产和核算单位的生产小队，生产队长的影响力更大一些”[18]。这说明，在农村治理的层面上，生产小队是自治的基本单元。
为解决农村问题，国家实施并调整了一系列的政策，如《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农业六十条》《农业十二条》等。这些政策按照“三级所有”体制，最终由生产小队负责召集本队全体社员，将政策精神及指示宣传到户、落实到户，并在生产小队范围内采取具体措施落实政策，如“办夜校、四定一奖、放卫星、大炼钢、学大寨”等。如农民所说：“一有政策文件下来，生产队长去大队开会，回来后就召集所有农户，讲解政策内容。”可见，公社时期，国家的各种政策通过“三级所有”体制进队入户，生产小队是政策落地的基本单元。
公社时期，生产小队既是自治的基本单元，也是政策落地的基本单元。其主要特点是：一是距离较近，便于参与，有利自治。生产小队的基本单元接近于自然村落，农民与小队之间的距离较近，有助于政策宣传和参与；农民在政策参与的过程中使政策落地，并产生了有效性较高的自治。二是政策落地单元与自治单元的一致性，使自治开展与政策落地相互促进。但是这种基本单元的形成带有较强的国家建构性。如毛泽东所说“采用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20]，但也说明了政策落地与自治基本单元的内在联系。
（三）“行政村”单元自治与政策进村不入户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为缓解农村社会管理的“真空”状态，在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1987年《村组法（试行）》在全国贯彻实施，逐步形成“乡政村治”体制。在“村民自治单元”上，《村组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村民委员会一般设在自然村；几个自然村可以联合设立村民委员会；大的自然村可以设立几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自治基本单元设立的基本原则是“便于参与”，以自然村开展自治。
为了统一规范村民委员会制度，1998年修订通过《村组法》，从法律上对“村民自治基本单元”进行了重新界定：“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原则设立。”将自治基本单元的设立原则从“便于参与”调整为“便于发展经济”，开始以“行政村”为单元的自治。21世纪初实施“合村并组”，继续扩大行政村的村域范围，使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由“小”变“大”。此时期，“国家对农政策由汲取到减免再到补贴的转变，村民的要求也开始由‘少收点钱转变为‘多服点务……合村并组中减少村干部、撤销村民小组长的做法，使得合并后的几个村干部要面对散居于数十平方公里的数个村民小组的数百个农户”[21]。由于距离、成本等各种限制因素，使得国家政策只能进村，很难跨越村民小组落地入户。因此，合村并组“只会强化村级治理的集权化、行政化倾向，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22]。
在《村组法》的规制下，行政化的自治单元忽视了农民参与，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大，拉长了政策距离，统一由村委会负责落实政策，村民小组只负责政策传达，造成了政策信息沟通不畅、政策参与不积极等问题的出现，难以开展自治。恰如徐勇教授所说：“村组规模扩大，导致直接参与性的自治更难。”[12]
这一时期，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经历了“由小到大”的转变，农业政策落地之“地”也相应地随着自治单元的转换而不断转换。从自治的视角看，“行政村”基本单元的自治在现实中遇到了极大困难，也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落地。一是“行政村”自治单元的地域范围较大、人口多，村干部负责事务过多，地理交通的限制，增加了村民会议召开的难度，降低了农民的参与积极性，直接制约了自治开展。二是对农政策经历了“汲取型”向“给予型”的转变，一些诸如养老医疗扶贫等政策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由于“行政村”与农民之间距离较远，制约了政策的入户，限制了农民参与，使政策无法真正落地入户，很多政策停留在村委会，实效性较低。
（四）行政村之下的多单元自治与政策进村入户
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指导下，秭归、河池、清远、佛冈等地方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在行政村之下，对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湖北秭归县为了解决自治落地的问题，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利益相关，共建同享、文化相连，便于凝聚”等原则，取消村民小组，将全县186个行政村划为2 055个自然村落，每个村落居住30～80户左右的居民，拥有1～2平方公里的地域面积。将村民自治基本单元下沉至“村落”，在村落建立村落理事会，设立“二长八员”“两长八员”是指从党员中推选出1名党小组长、由村民选举产生1名村落理事长及8名村落事务员（经济员、宣传员、帮扶员、调解员、监督员、管护员、环卫员、张罗员）。制，依托十个岗位对村落事务进行分类治理。将自治单元建立在离农民最近的“村落”，缩短了村、民之间的距离，使各项政策落在村落理事会，便于政策参与，有利自治。
广西河池市通过下派大量干部到农村清洁乡村，整治环境，在行政村以下的“屯”建立理事会，组织农民参与清洁乡村运动。后来，又将党的基层组织与村民自治结合起来，创新发展了“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机制，深入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内容和范围。将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回归到传统的“自然屯”，将自治单元放在离农民最近的屯子，便于农民参与自治。
广东佛冈县为了协调行政与自治的矛盾，重塑村民自治体系，下移自治重心，将“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调整为“乡镇→片区→（村）村民小组”模式，根据面积、人口、地形与交通联系等，将乡镇划分为若干片区，每个片区搭建党政公共服务站。原“行政村”村委会转变为党政公共服务站，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自治；在自然村设立“村民理事会、党支部、农民合作组织”等组织，负责自然村范围内事务的治理。“佛冈县将自治基本单元放在离农民较近的自然村，重新建立了村民之间的横向联系，使村民具有归属感、向心力，从而激活了村民自治的内在动力”[23]，使“门口自治”成为可能。
以上案例共性很大：一是划小自治单元，将自治的基本单元下沉至距离农民最近的地方，回归自然村（屯）自治、村民小组自治等，因地自治；二是“自治入户”，结合地域情况，在离农民最近的地域单元建立自治基本单元；三是自治基本单元的探索中重视农民参与，将“便于参与”作为关键变量来探索自治的基本单元。
三、结论与讨论
有效的“自治单元”是村民自治开展的重要前提。在实践中要注意自治单元的影响因素，以“政策落地”为切入点探索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有着较强的现实操作性。
（一）将政策落地单元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
新形势下电网建设政策协调的探索 篇7
1 转变建网模式, 发挥政府主导
电力作为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电网建设则是电力输送的基石。“十二五”期间对能源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必须建立一套兼顾各方利益、具有地区普遍适用性的整体长效协调机制, 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工程受阻问题, 优化电力投资环境, 推动电网建设快速推进。根据近几年来电网建设的探索, “政府主导、政企联动、责任共担、多方共赢”的电网建设模式将是推进电网建设的有效方式。政府从电网建设的配合、协调角色转变成主导者, 供电企业从孤军奋战到与政府的责任共担、双赢合作乃至成为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参与者, 乡镇 (街道) 、村等从被动到主动, 努力成为电网建设的有力“助推剂”, 最终实现政府、企业、百姓各方共赢。
2 做好规划衔接, 统筹各方利益
在编制电力发展规划及滚动修订时, 应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依据, 充分了解分析城镇发展规划、开发区规划等对能源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做好电网发展规划。供电企业和规划部门应建立规划互动机制, 一旦城市规划调整、深化或负荷预测发生较大偏差时, 双方必须互通信息, 及时采取修编措施。在具体编制过程中, 应切实做好变电所布点位置、线路经过路径与当地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衔接工作。在确定所址及路径时, 要做好与规划局、沿线开发区、乡镇 (街道) 等单位的沟通, 使规划中的所址及路径避开待开发建设区、村庄集聚区及沿线村民敏感地区;还要做好与旅游、水电、环保等部门的沟通工作, 使规划中的所址及路径避开风景区、饮用水保护区。如果无法避开上述区域, 就必须要求涉及单位在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风景旅游区规划等规划中预留所址及廊道, 并加以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后, 应报请当地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将供电企业的电网规划上升到政府行为, 使编制的规划具有行政效力。
3 完善前期工作, 确保合法开工
合法开工是实施电网建设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在开工建设前, 必须按照前期工作要求, 做好可研报告的编制及审批、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估、项目核准等工作。按照开工准备要求, 做好土地征用、工程初步设计及审批、工程物资招投标、施工图设计及审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办理、建设用地许可证办理、土地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施工许可证办理等工作。取得上述证件是电网建设实现合法开工的前提, 也是电网建设推进过程中政策协调的依据。
4 规范施工管理, 做到文明施工
加强文明施工管理, 提高现场文明施工水平。工程业主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文明施工管理办法, 加强文明施工管理制度的宣贯工作。工程开工前, 要做好“两个交底”:一是工程业主向施工单位做好安全、技术及文明施工交底工作;二是施工单位要向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及文明施工交底。通过“两个交底”, 实现全体施工人员熟悉安全、文明施工有关规定并切实履行。加强过程检查和考核, 针对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不文明行为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督促施工单位整改落实, 对于不文明施工行为影响施工安全, 或是造成政策处理难度加大、工程受阻的情况必须严格进行考核。工程施工过程中, 应遵守“厉行节约、注重保护”的原则, 杜绝为了施工方便, 随意堆放施工材料、随意损坏道路等公共设施、随意践踏农作物、随意砍伐林木等行为的发生。电网建设实施完成后, 必须及时跟进做好塔基占地补偿、青苗赔偿等工作, 各类理赔记录应详细、完备, 资金拨付应及时、准确。
5 加强协调组织, 做好政策疏导
差别化信贷政策的探索与研究 篇8
随着房地产的发展和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宽松政策的出台, 2009年, 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57128亿元, 比上年增长44.2%。其中, 国内贷款11293亿元, 增长48.5%;利用外资470亿元, 下降35.5%;企业自筹资金17906亿元, 增长16.9%;其他资金27459亿元, 增长71.9%。在其他资金中, 定金及预收款15914亿元, 增长63.1%;个人按揭贷款8403亿元, 增长116.2%。显而易见, 这是信贷政策的宽松导致了房地产的疯狂。2009年年末至2010年一二月, 政府未雨绸缪地推出多项楼市调控政策, 本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由于此期间一系列阴差阳错的情况, 导致预期突变, 两会后楼市再度强力升温。3月份, 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7%。其中, 甚至海口高达64.8%。3月29日上海单日签约量创31个月新高;而北京一季度新盘均价达到21880元/平方米, 同比上涨90%。
这些两位数的增长数据充分的表现了房地产市场的不健康发展状况。面对失控的楼市, 政府必须立即拿出强而有力的新调控政策, 而短期最有效的政策当然是信贷政策。
针对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发展, 国家政府在“新国十条”和“国五条”当中逐步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由于紧缩需求可以产生最明显的短期楼市调控效果, 2011年4月17日国务院“新国十条”发出了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 住房信贷由此开始明显收紧。
2 研究方法与手段
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从房地产价格、供给 (投资) 和需求的角度出发, 研究了信贷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和普通消费者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宏观微观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等。
3 差别化信贷政策的概念及其分类
差别化信贷政策, 是信贷政策的一部分, 是对不同信贷采取差别对待的办法。这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通过差别化信贷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最初的差别化信贷是基于目前房价飞涨中信贷宽松流动因素而提出的, 主要体现在二套房贷, 即首套房是按照政府的优惠政策向银行借钱买, 如果想继续向银行借钱买房, 房贷必须坚持“首付四成+利率1.1倍”的政策。其目的是在满足人们基本住房要求的同时又要限制投机性购房。
根据差异的不同, 差别化信贷政策的分类主要有:
(1) 地区差别: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入, 在信贷建设的差别化上向欠发达地区些倾斜, 切实满足欠发达地区有效的信贷需求,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
(2) 行业差别:适当放宽高新企业信贷条件, 严格限制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量大行业的信贷。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3) 群体差别:适当支持弱势群体的信贷要求, 遏制两级分化趋势, 促进社会公平。
(4) 用途差别:针对贷款的用途, 采取分级的信贷制度, 以调节市场的均衡。
4 当前差别化信贷政策的分析
国家政府针对当前的房地产市场状况, 在“新国十条”和“国五条”中对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与之前信贷政策相比较, 变化如表1。
本次严格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威力不容质疑, 在新政出台一开始, 一些城市很快就出现抛售的苗头。北京北三环一个楼盘, 一浙江炒客一次抛出20余套房源, 总价近1.3亿元;深圳, 已有投资客一次性挂出上百套房源出售的情况;三亚甚至出现全民卖房的景象。
从表1也可以看出, 信贷政策正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更加完善, 同时也针对房地产市场问题的出现而更加严格。首先, 新的政策针对已购房屋的数量的界定由个人为单位转变为家庭为单位, 可以说这个政策的改变更加具有准确性, 符合市场的需求, 使市场的行为更加规范。其次是居民购房首付款的提高, 政策的变化使购房者的首付款基本均提高了10%。这一提高相对于居高不下的房价来说, 大大提高了购房者的购房门槛, 使多数购房者放弃了已有的购房计划。而三套购房的暂停贷款和异地购房政策的限制更是使多数投机者放弃了其投机行为持观望态度。总体来说, 针对投机性购房的信贷政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打击投机者的同时政策对普通购房者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5 差别化信贷政策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 信贷政策的改变确实给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冷却效果, 抑制了投机性购房的行为, 但是对普通购房者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它提高了普通购房者的购房门槛, 使多数普通购房者的购房计划改变, 打击了购房者的积极性等等, 这也说明了信贷政策并不完美, 还存在一些的问题。
5.1 误伤部分刚性购房者
就全国的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的整体格局来看, 在目前的购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刚性需求者, 他们由于其迫切的购房需要无法因政策的改变放弃其购房计划, 而他们之中多数年龄较轻、资金不足, 不能由自身承担因信贷政策而引起的首付款的提高。因而信贷政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误伤了这部分刚性需求者, 损伤了其自身的利益。
5.2 改善性需求无力再改善
根据网络统计数据显示, 在所有购房者中已拥有房屋的购房者占总数的七成之多。也就是说多数购房者都划归为二套或是三套以上购房者, 需执行更为严格的信贷政策。但是根据对家庭现有住房面积的调查显示, 有近四成的居民住房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 也就是说就整体来看部分居民的住房面积相对较小, 居民对于住房的改善需求较大。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在政策中有具体的体现, 也就导致了政策的实施使部分改善性需求无法实现。
5.3 违约有可能大量出现
新的差别化信贷政策的实施无疑大大提高了购房者的购房门槛。而对于前期已签订合约购买商品房或二手房的购房者来说, 由于其已签约但政策的实施使首付款大幅度提升而使其不能支付首付款, 面临这一局面多数购房者的唯一途径可能就是违约。而违约的出现可能会同时损伤买卖双方的利益, 对市场的稳定有一定的影响。
6 对差别化信贷政策提出的建议
针对在差别化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就个人意见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6.1 明确首付款提高的人群范围
对于现行统一的首付款条件, 应对于普通住房的购房者实施优惠政策, 即90平米以下的购房者, 首付款比例适当降低。而对于大面积购房者可根据购房面积的不同实施细化的差别化购房首付款比例。这样能更好的针对投机性购房者予以打击。
6.2 细化二、三套购房者的界定
针对严格的信贷政策, 应根据购房者的购房用途, 对不同的购房者进行细化, 实施分级管理。对于迫切的改善性购房者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 以满足其对住房的需求, 以稳定市场的发展, 同时解决民生问题。
6.3 已签约购房者的细化处理
针对已签约的购房者, 根据其不同的购房目的及用途, 细化购房者的信贷政策, 使购房者能够实现其迫切的需求, 减少违约现象的出现, 以保证的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7 本文小结
政策探索 篇9
1.1 当前最高水平和题目说明。
在过去几年,引起了很多关注的直接在参数空间探索政策梯度(PG)方法有很多标准PG方法的主要优点,如描述的。来自参数探索政策梯度(PEPG)领域的基本方法,具有基于参数的探索(PGP)政策渐变,使用两个样品是围绕当前假设对称规避不对称报酬收集的通常基线方法的分配问题误导性奖励。尽管事实上,它表明梯度估计方差比最优基线的方法更低一些,但对称采样(SYS)优于最佳的基线。但是,勘探参数仍然是由基线方法(离开容易发生探索非对称奖励分布)更新的。
而最佳基线显著改善此问题,它很可能是由对称的样品相对于勘探参数完全除去基线将再次卓越的。勘探参数是零和无穷大之间界定的标准偏差,因此,对于他们存在不正确的对称样品。然而,我们将显示如何勘探参数可以准对称地取样。我们给出了一个近似改造拿到准对称样本而不改变总体抽样分布,从而使基于正态分布样本PGPE假设仍持有。我们还将实施免费基线和基线采样之间的公平比较最佳基线的方法。所得相对于该问题的参数和勘探参数对称地采样的方法被称为超对称采样(Sup Sy S)和利用Sup Sy S名为超级对称PGPE的PGPE变体(Sup Sym PGPE)。
我们强调,SupSyS不仅在关于样品复杂的搜索空间的需要和不需要任何基线方面更有效,并且它也显示出在更不稳定的搜索空间方面的一个增长的稳健性。这表现为一个问题领域与处罚条款,奖励功能引入约束。这里SupSyS产生违反限制显著较少的样本。
1.2 动机
虽然本文所提到的SUBSYS的性能和稳定性是主要的焦点,但是对这项工作的动机是以避免基准,从而避免对旧的样本收集的来历。一下有几点原因:
懒惰评价:懒惰评价仅仅是问题的一个子集,以减少计算时间或精力的技术。懒惰评价是进化算法中常用的。报偿/合格范围可以彻底改变,同时改变懒惰评价的程度,甚至不同的评价子集之间。虽然使用懒评价的高度对旧的样本相当数量平均基线变得无用。从机器人领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行走任务。如果一个机器人的任务是要移动一段距离,那么要先评估在较短的时间跨度的行为,为了区分和根本不移动一定距离的人的行为。随着学习的进行,评估的时间跨度,必须越走越能有所区分,让来自机器人在轻微的曲线或在一条直线上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机器人的运动行为增加它一段时间后翻倒(在人形情况)。人们可以除以评估时间覆盖得到某种形式的标准化奖励的距离,但还是喜欢在一开始势头将改变不同的评价倍的奖励效果。
运动目标和人工好奇心:在某些情况下学习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实体。这种移动目标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人工好奇心。什么都移动目标的问题(包括人工好奇心)的共同点是,我们的目标随时间的变化,并用它来获得奖励的某些行为的变化也。在这样的设定的基准是无用的。
2 经验和结果
我们使用的平方函数作为搜索空间实例与无局部最优和Rastrigin功能作为搜索空间成倍局部最优解,以测试Sup Sym-和SYS-PGPE的不同行为。我们也显示这两种方法的性能在一个真实世界的例子,优化安装可再生能源在分布式能源系统的能力。该实验表明这两种方法如何应付被实施为在回报函数惩罚项和类似于用在搜索空间陡坡或悬崖区域限制。与SYS-PGPE以及与Sup Sym PGPE连接的两个元的参数,即对于μ和σ的更新步长,进行用于经由网格搜索每个实验优化。
2.1 平方函数
对于一个没有supsympgpe局部最优解的搜索空间显示标准Sy S-PGPE没有优势。然而,尽管使用4个样品更新性能也不是减少使用Sup Sym PGPE——这两个方法仅仅是等价的。也使用最优基线没有明显区别。
2.2 Rastrigin函数
如果Rastrigin函数用作测试功能的情况变化了,不仅需要一半的PGPE和Sup Sym PGPE相比,效果似乎也成为更强的高维搜索空间。我们还增加了Sup Sym PGPE情节与元参数最优(贪婪的)Sy S-PGPE显示效果,不仅是由于(最优)更积极的元参数。而且这比PGPE也更有效率,但是效果不太明显。
3 结论和下一步需要进行的工作
我们介绍了Sup Sym PGPE,一个完全地基线自由PGPE,它是使用quasisymmetric关于样品。勘探参数。我们表明,Rastri-gin功能,作为一个测试函数的例子与指数许多当地的最适条件,这部小说方法明显优于标准Sy S-PGPE和两种方法成为等效性能如果搜索空间缺乏分散当地的最适条件。性能测试的标准和最佳的基准。我们还发现了几个约束作为惩罚项的奖励功能有supsympgpe也优于标准PGPE清楚一个问题。我们也表现出与引入惩罚条款奖励函数制约的例子,SUPS MPG也优于标准PGPE。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实验中进行的(也不列在这里)Sup Sym PGPE比标准的PGPE更有效。然而,最引人注目的特性是如果搜索空间变得不稳定,那么MPG应该是更强大。
对于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强调的是SUPS MPG可以很容易地与PGPE的其他扩展结合起来。多模态PGPE可以直截了当配备SUBSYS。在未来,我们会认为完成此实验结果是有趣的事情。此外,PGPE自然梯度可以被定义为SUBSYS梯度,而不是thevanilla梯度。Whileit是很难想象的一个抽样方案,该方案是对称充分协方差样本,它可以很容易地产生超对称样品中的协方差矩阵定义的旋转空间。
然而重要性采样是减少所需的评价非常有效的方法,通过它不能直接应用于Sup Sym PGPE。如果Sup Sym PGPE用于性能原因和基线,它可通过添加历史标准示例和Sup Sym PGPE PGGPE更新直接样品。另一种替代方法就是使用重要性混合,它也是使用同样的因素。
政策探索 篇10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定位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肩负的重要使命在于, 对大学生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的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的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 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的教育。与此同时, 形势与政策课还肩负着帮助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形势, 使学生掌握正确认识、分析形势的科学方法;培养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正确认识形势, 善于发现矛盾, 恰当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因此说, 《形势与政策》课和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同样, 教学的目标更强调, 使学生在知晓有关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基础上, 还要使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具有高度的认同感, 能够自觉地运用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二、目前《形势与政策》课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自《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以来, 各高校教师为提高教学实效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与此同时, 结合教学方法的改革, 他们也不断探索形式多样的考核方式。近年来, 就《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方式, 归纳来看, 很多高校采用过如下的考核办法, 现将具体情况作以分析。
1、采用以卷面考核为主的方式。
即采用期末考试加平时成绩来综合评定成绩, 并且卷面成绩占比例比较大。卷面内容以选择、填空、简答等题型为主, 要求学生闭卷完成。这种考核形式是以期末书面考核为主。在实际考核中, 我们发现, 有的学生, 平时听课并不认真, 甚至有违反课堂纪律影响他人的表现, 但在考试之前, 临时突击, 基本知识都掌握, 卷面分数很高, 但并不具备运用理论正确认识形势、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能力;有的学生平时认真听讲, 学习态度端正, 但因理论知识没有背好而成绩很低。所以, 这种考核模式无法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分析能力和认识能力, 很容易造成死记硬背得高分的现象。
2、采用开放式综合论述为主的方式。
即采用命题论文成绩与平时综合评定, 命题论文成绩占比例较大。主要是根据教学范围, 划定若干问题, 布置作业要求, 由学生任意选择一题撰写小论文。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能够给予学生较大的发挥空间, 学生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能较好地考查学生的分析能力。但有的学生通过网络收集大量材料, 在撰写论文时通过材料的组合, 拼凑出一篇文章, 甚至会有个别缺课学生论文成绩也很高。
三、《形势与政策》课考核方法改革的具体措施
为了进一步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综合考核大学生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形势、正确分析形势的实际能力, 我们应在继续深化教学方法改革的基础上, 重视改革和创新考核方法。
1、在考核体系上, 成绩评定应把期末考试与日常考评相结合。
一直以来, 很多教师把成绩考核的时间统一确定在期末进行, 但这样容易导致学生形成“平时不努力, 期末临时抱佛脚”的不良习惯, 导致一些学生平时态度不端正, 学习懈怠, 甚至寄期望于期末的投机取巧、临阵磨枪。事实上, 知识是靠平时积累的。《形势与政策》课在考核方法改革中, 应采取期末考试与日常考评相结合的方式, 确定合理的比例综合评定学生成绩。具体措施是, 除期末考试外, 应加强日常考评力度, 包括对学生日常行为考查、课堂听讲状态的考查、课堂发言情况的考核、完成平时作业的考核等, 督促学生循序渐进扎实掌握知识。
2、在考核内容上, 期末考试应把理论考核与能力考核相结合。
针对以往考核重记忆, 轻能力的普遍现象, 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改革要坚持理论和实际并重原则, 树立能力培养的考核观念。尤其是期末考试的内容, 以往的课程考试大多只注重对于理论知识的考核, 而忽视对知识的运用能力的检验。以往期末考试时大多以填空、名词解释、判断的题型为主, 而这些类型的试题重点考核的是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的情况, 并不能有效考查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后正确理解政策、分析形势的实际能力。我们认为, 教师命题时, 除上述题型外, 还应增加辨析、案例分析、材料分析等题型, 重点考核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考试类型应采用开闭卷结合的方式。试卷中, 填空、名词解释、判断等试题要求学生闭卷完成;辨析、案例分析、材料分析等题型采取开卷形式进行, 允许学生查阅资料、教材等相关材料, 独立完成答卷。
3、在考核形式上, 增加实践考核环节。
关于实践考核, 可以通过就特定内容要求学生讲演、分组讨论、辩论、撰写学习论文、撰写调研报告等形式进行。例如“撰写学习论文”这一项, 就可提出这样的具体要求, 要求学生抒发学习后的体会及收获, 或者是就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形势和问题谈自己的看法, 也可以就其中某一次讲座的某个主题阐述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有一定的见解和深度。
注:本文是2011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L11DZZ065) 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王蕴哲:《试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考核办法改革》, 《中外教育研究》, 2009 (4) 。
政策探索 篇11
关键词：农业生态补偿；生态文明建设；农业现代化；江苏
中图分类号： S1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4-0308-02
收稿日期：2013-08-15
基金项目：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编号：CX（13）4054]；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编号：2012ZX07101-00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编号：2012BAD14B12）。
作者简介：吴昊（1978—），男，江苏盐城人，高级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E-mail：njwh2001@163.com。
通信作者：管永祥，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生态领域的研究。E-mail：gyx5598@126.com。江苏农业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粮食实现了连续9年增产的历史性突破，用人均不到667 m2的耕地面积，养育着 7 900 万人口。农产品产量的持续增长对稳定宏观大局、保障社会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资源过度消耗、环境约束加剧等挑战日益严峻，如何在发展中保护有限的生态资源，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打造地方生态特色，为社会提供优质农产品的同时兼顾农民利益，一系列看似矛盾的基本现实，都在呼吁农业政策机制需要重大创新，农业发展理念要有重大革命。
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在面临农业可持续发展难题时，通过采取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标准规范、优化结构布局、建立生态补偿等一系列综合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1]。其中，政策机制的优化调整发挥了巨大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农业生态补偿作为广泛应用的“绿箱政策”，将政府（社会）生态保护的强制性要求与农民自愿行为结合起来，对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合理补偿，兼顾了农业发展、农民利益与生态保护等诉求，获得了社会高度认可并逐步上升为共同遵守的政策规范。
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是对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育和改善农业生态系统而牺牲自身利益的个人或组织进行补偿的一种制度安排[1]。2008年，国家已明确提出，“要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近年来，许多学者结合国情，从概念认识、功能定位、框架体系、法律支撑等方面对农业生态补偿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1-6]，与欧盟合作开展了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补偿政策研究项目，并在江苏等省开展了长时间的实践示范，为实质性推动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做了大量前期性工作。若放大江苏省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视角，有限的环境容量与持续的稳产增产之间的矛盾、追求规模高效与减排控源的矛盾，已促使必须开展农业政策体制和机制创新，率先探索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1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是创新农业政策机制的重要内容
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核心，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创新农业政策机制不仅包含对支农惠农政策的完善出新、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改革，也应包含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从无到有。农业是与生态系统密切相关的产业，其生态服务功能日益受到瞩目，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态价值往往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收入，导致保护生态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经济鼓励，破坏和占有行为也不承担责任。这种关系的扭曲，直接挫伤了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导致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牺牲生态环境的不良行为频频出现。因此要破解该难题，必须尽快制定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与惠农支农政策有机结合，促使生产经营者转变发展观念，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建立生产、生活、生态并重的多功能现代农业。
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是在稳农惠农的前提下，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客观要求，实现在发展中保护，以保护促发展。江苏省制定出台的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指标是重要內容，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农业与非农产业日趋紧密的背景下，归纳和总结江苏省现有惠农支农政策，通过顶层设计系统地制定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进而优化调整相关利益分配，促进形成“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良好局面，减少“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的不和谐声音，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2江苏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探索
江苏作为经济大省、农业强省，率先探索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有优势条件，更有迫切需要。江苏省农业发展水平与农业政策机制和体制创新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一些出台的补贴项目已初具农业生态补偿雏形，例如在全省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商品有机肥补贴、化学农药减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等。近年来，江苏省在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践中，在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等方面，形成了3个具有较强农业生态补偿色彩的工作措施。一是围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培育新型责任主体，建设畜禽养殖粪污收集服务体系与集中处理中心，拓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载体平台。畜禽养殖粪污收集体系要求完善体系内分散小型畜禽场雨污分离、干湿分离等基础设施，及时解决粪污收集、发酵处理和肥料利用等难题，大幅减少养殖场治污的经济成本。二是围绕生态循环农业建设，推进农业生产过程清洁化、废弃物利用资源化、化学投入品减量化、农业园区生态化，形成种养植（殖）产业链共生的循环农业生产模式。为鼓励种植园区（大户）使用有机肥，减少化学投入品使用，对购置运输畜禽粪污的特种车辆、沤肥设施及农田生态系统恢复行为给予资金补助。三是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以乡镇为单元，在太湖流域实施面源氮磷流失生态拦截工程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恢复良好的村庄水环境生态系统，逐步改善人居环境。对分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采取了按照农民户数、日处理规模及处理标准统筹兼顾的补贴模式，其中省财政补贴标准为2 000元/户，其余由地方财政分级配套，不额外增加农民负担。与传统农业农村工作方式相比，上述措施突出强调了不同主体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并鼓励承担更多的污染减排义务，同时采取专项资金补贴、环境设施与服务供给、农业技术培训等途径，对相关乡镇政府、农业企业、专业服务体系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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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生态补偿资金的合理安排与使用，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江苏省太湖流域一些地区也率先探索实施了符合农业生态保护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工作激励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的试点示范。以常州市武进区为例，政府部门主动从监督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建立了畜禽养殖粪污预处理—专业化收集—集中资源化利用服务体系，通过公开招标优选管护责任单位，并将运行费用纳入到地方财政预算，为推进农村分散养殖污染治理及农业生态补偿提供了操作性强的参考模式[5-6]。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中，武进区以农村居民生活用水费中提留出的污水处理费为基础，设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专项资金，并建立了企业专业化管护、政府社区分级监督、考核奖惩制度化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长效管理机制。
苏州市积极与欧盟开展合作和交流，在市级层面对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探索。2010年，苏州市出台了《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试行）》《苏州市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对基本农田、水源地、重要湿地及生态公益林给予生态补偿。2013年3月，苏州市又出台《关于调整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意见》，对列为“四个百万亩”保护的水稻田，按6 000元/hm2予以生态补偿，镇村及农户共同受益。同时，《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已列入地方立法计划。仅2012年，苏州市投入生态补偿资金就达到15.6亿元，其中沿太湖、阳澄湖134个水源地村、生态湿地村接受生态补偿金 7 375 万元，平均每个村增加可支配收入55万元。通过3年的实践，显著提高了重点乡镇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促进了村级公益事业发展，增强了基层干群的生态保护意识。
3存在问题分析
3.1技术储备有限，尚未形成系统的补偿体系
江苏省农业生态补偿工作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对如何规范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技术储备不足，尤其在如何界定补偿对象、方式、标准等方面缺乏严格、科学的依据。已实施的项目补助资金来源几乎全部依靠财政资金，存在应用范围小、补偿对象较窄、方式单一且标准较低等问题，未形成系统连贯的补偿体系，制度支撑薄弱，严重制约發挥更大作用。
3.2重视程度不高，尚未发挥既定的补偿效果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是长期性行为，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农业生产环节上的生态补偿还未引起足够重视，一些付诸实施的农业生产性补贴对生态补偿理念体现不足。苏州市、南京市尽管也对水稻种植实施了生态补偿，但也仅仅处在只要种植水稻就享受补偿的初级阶段，对相关的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农田生态系统保护等行为并未考虑，因此生态补偿的实质意义有限。江苏省太湖流域治理专项资金尽管是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设置的，但上级财政采取一次性建设补助方式，地方既缺乏配套也未建立起相应的长效保障激励机制，导致“建了不用”“用了不管”等问题突出。
3.3融资渠道不足，尚未建立完善的投入机制
农业生态服务功能虽然属于社会公共产品，但完全依靠政府投入难以解决问题，在当前农业生态补偿投入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存在农业生态补偿就是财政资金补贴的错误观念，且以地方为主导的实践探索已不能满足工作实际需要。国家和省级层面应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投入渠道，对农业生态补偿行为进行保障，弥补财政拨款的不足。
4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农业生态补偿将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应总结经验、统筹部署，逐步建立农业生态补偿实施的总体框架。
4.1严格农业生态补偿顶层框架设计，推进工作开展规范化、制度化
一是总结当前农业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和国内外成功经验，提出适合江苏省的农业生态补偿路径选择；二是出台农业生态补偿指导意见，适时制定农业生态补偿规章条例，明确农业生态补偿的主体（谁来补）、客体（补什么）、对象（补给谁）、方式（怎么补）等内容，为地方提供理论指导；三是成立工作领导机构，统筹制定农业生态补偿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有序地推进农业生态补偿各项工作。通过顶层框架设计，形成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的生态补偿体系。
4.2建立农业生态补偿试验示范区，进一步探索经验、破解难题
争取将农业生态补偿逐步纳入重大农业农村改革试点工程，因地制宜地在经济发达地区选择典型区域，先行设立农业生态补偿试验示范区，通过政策、资金、技术等扶持，引导和整合各类资源要素，在工作机制和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实践探索。示范区应重点摸索补偿模式、补偿标准、资金来
源、运行机制、绩效评价等关键问题，为国家和省级层面制定推广农业生态补偿制度提供参考依据。
4.3建立多元化农业生态补偿途径，形成高效率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应区分不同类型农业生态服务功能，相应地建立政府购买与奖励、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补偿途径，建立各级财政资金相结合，企业、农户与消费者分担，多渠道融资的投入机制，建立实物、技术、货币与政策相结合的综合性补偿形式，拓展财政拨款、转移支付、生态项目建设、生态补偿税费征收等多样化补偿渠道。
4.4构建农业生态补偿长效保障机制，强化农业生态补偿宣传教育
首先，建立农业生态补偿信息公开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确保农业生态补偿体系高效运作，并接受公众监督；其次，建立农业生态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并纳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范畴，明确农业生态补偿的权、责、利；第三，充分发挥社会服务组织作用，减少农业生态补偿实施成本；第四，建立农业生态补偿的示范基地，实施农业生态补偿教育培训项目，强化农业生态补偿宣传教育，夯实农业生态补偿实施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高尚宾，张克强，方放，等. 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补偿——中国-欧盟农业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2]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态补偿机制课题组. 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刘华周，亢志华，陈海霞. 富营养化水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J]. 江苏农业学报，2011，27（4）：899-902.
[4]赵润，张克强，杨鹏，等. 我国畜禽废弃物管理的生态补偿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2011，39（4）：423-427.
[5]朱丽娜，姜海，诸东海，等. 分散养殖污染治理中政府定位及公共服务供给研究[J]. 农业环境与发展，2013（2）：7-10.
[6]王子臣，沈建宁，管永祥，等. 小型分散畜禽场粪污综合治理思路探讨——以武进区礼嘉-洛阳片区畜禽养殖业为例[J]. 农业环境与发展，2013（2）：11-14.
政策探索 篇12
一、西安市农村产业路发展的基本情况
目前, 西安市农村道路分布于除城三区以外的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阎良区、临潼区、长安区、蓝田县、周至县、户县、高陵县等10个区县所辖148个乡镇 (街办) 的3 085个行政村, 辖区面积10 108平方公里。在我国漫长传统农业时期形成的田间路或耕作路, 呈现出“晴天尘土飞扬, 雨天泥泞坑洼”景象。据估计, 西安市农村地区现有田间耕作路 (俗称田间路) 约1.2万余条, 6 000余公里, 绝大多数路面狭窄, 宽度仅1至1.5米, 且路况极差, 几乎全部属于泥土路, 晴天坑洼不平, 雨雪天泥泞难行, 为群众和各种农业机械进入田间耕作带来极大不便。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传统农耕向现代农业的提升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在田间路的基础上产业路孕育而生, 并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生命力。
自2004年西安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农村公路建设的决定》以来, 农村公路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农村公路建设总投入达28.16亿元, 新建和改造农村公路累计完成8 215.2公里, 占目前全市农村道路总里程的73.9%。截止2009年底, 全市拥有各类农村公路11 114.38公里, 按行政等级分, 县道994公里, 乡道1 734公里, 专用道1 962公里, 通村路8 188公里。已经基本实现了行政村“村村通”;预计到今年底, 全市将实现自然村“村村通”的奋斗目标, 有力地促进了我市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步伐。
虽然西安市农村公路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但作为农村道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路发展则刚处于起步阶段。近五年来, 新建与改造农村产业道路和旅游路十六条, 共计93公里, 累计投入资金1 540.64万元, 相继建成周至县苗木花卉路10.6公里、未央区万亩桃园旅游观光路11.2公里、雁塔区都市森林农业旅游观光路8公里以及长安区祥峪农家乐示范路、翠花山国家地质公园和南五台旅游路、蓝田猿人遗址专线等。据统计, 广大农村地区现有各类农村产业路99条, 共计1 152公里。以路面类型分, 水泥路28条, 共计239.5公里, 柏油路6条, 共计28.6公里, 砂石路22条, 共计160.5公里, 无路面 (泥土路) 43条, 共计723.4公里。从建设现状看, 除上述已经新建和改造16条共计93.1公里外, 还需改建40条, 共计335.5公里;还需新建农业产业路43条, 共计723.4公里。
从上述情况看, 砂石路和泥土路数量占现有产业路总量的65.7%, 其里程占现有产业路总里程的76.7%;需要改建和新建的产业路已经占到产业路总需求量的83.8%。这与《关——天经济发展规划》的要求和西安市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需求不相适应, 已经成为制约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致富的瓶颈。
二、西安市农村产业路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 西安市农村产业路现状看, 一是路况差, 砂石路和泥土路占产业路总量的四分之三;二是数量少农村产业路建设的现状, 已经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建设和改造任务重。在农村产业路建设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 思想上未引起足够重视
近年来, 西安市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一样, 各级政府着力修建县、乡、村道路, 农村各类交通公路面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 通往田间、地头、村尾的路面被忽视, 农民已经接受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泥泞田间路现状, 尽管其被大家戏称为“流汗路”、“费力路”、“头疼路”, 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农村产业路发展, 使得产业路建设欠账太多。
(二) 建设资金筹措难度较大
由于上述诸多原因及财力困难, 无论是县乡村政府部门还是群众个人, 建设产业路的积极性不够高, 不愿意投入较多资金或劳力, 而国家和省上又没有出台建设农村产业路的扶持政策, 所以, 农村产业路建设资金筹措困难很大。如高陵县的蔬菜基地路 (涉及湾子、通远、鹿苑、张卜四个乡镇) 和周至县终南镇的苗木基地路, 已经筹划了好长时间, 都因资金来源没有落实而搁置至今。
(三) 管理体制不够明确
拓宽改造和新建产业路过程中的用地、建设标准、工程质量监管和将来对已建成产业路的养护管理问题, 目前还没有明确, 需要我们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在今后的实践中探索并予以明确。
(四) 决策导向时有偏差
目前, 个别县区和乡镇的政府部门领导“政绩工程”意识比较明显, 宁愿投资搞各类“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 而不愿意投资类似产业路性质的不“显眼”惠民项目。
(五) 缺乏区域性细致规划
县乡内农业产业化道路建设缺失统一规划, 往往是产业自发聚集后, 产业路建设才提到议事日程, 没有做到规划先行, 产业路规划落后于产业聚集实践活动。同时, 也存在着产业聚集已初具规模, 但产业路建设规划不能及时跟进, 政府对农业产业聚集缺少规划, 进而对产业路建设也就缺乏规划和先期引导, 因而, 我市目前还没有制定出农村产业路发展的统一规划。
三、加快发展农村产业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尽管目前还存在上述多方面问题和困难, 但我们必须统一认识, 增强信心, 振奋精神, 把西安市农村产业路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呢?形势所迫, 时不我待, 势在必行。
(一) 建设产业路是《关——天经济发展规划》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机组成
《关——天经济规划》中提出, 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机遇, 围绕农民增收、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等重点, 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同时, 市委、市政府在《关于全面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见》中指出:不断强化“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功能, 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 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不够, 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农村产业路网不够发达有很大关系。
(二) 发展产业路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前提条件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引导并鼓励在农村地区逐步推行土地流转制度, 即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由此可见, 实行土地流转制度的最终目的是发展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各类农村产业, 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 降低农产品成本, 提高单位土地的农产品产出率, 达到既确保国家粮油安全与农产品市场稳定又增加农民收入的双赢效果。而发展规模化农村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就是产业路, 否则, 达不到预期效果, 没有生命力。
(三) 建设产业路是发展现代农业, 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客观要求
随着科技与社会日益进步, 发展多元化产业的现代农业已经成为国际流行的大趋势, 而现代农业的显著特征就是集约化经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就是从单一的传统粮油种植业向果业、蔬菜基地、畜牧水产与特种养殖、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多元化农村产业领域发展, 而发展规模化经营的各类农村产业必然需要大型农机具耕作和农产品加工、仓储与销售运输, 当然离不了必要的交通条件——产业路。
(四) 建设产业路是提升传统农业, 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基础
许多地方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地质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游、农家乐等特色产业, 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而交通条件的好坏对其客流量将产生直接影响, 进而影响其经营效益, 甚至关系到产业发展前景。同时, 发展产业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文明和谐社会、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奔小康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四、财政支持农村产业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据了解, 目前全国其他省市尚没有财政支持农村产业路建设的先例, 所以, 在没有外地先进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 我们在深入实际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围绕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的规划思路, 结合西安市农村产业路发展现状, 拟探索性提出以下加快农村产业路建设的发展思路和财政扶持政策建议。
既然农村产业路建设是催生现代农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是帮助农民朋友增收致富的惠民工程, 各级政府应予以大力扶持, 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广大农户, 使其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我们在积极争取国家和省财政补助资金的同时, 积极探索市与区县财政对农村产业路建设的扶持政策。我们的初步设想如下:
(一) 扶持原则
坚持四个结合。一是近期试点与远期发展相结合;二是财政支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三是自主创新与产业体系建设相结合;四是富裕基层与推进科学发展观相结合。
(二) 扶持范围与条件
地处西安市 (农村) 行政区域内且已纳入全市统一规划范围内的农村产业路项目和符合条件的农业发展项目。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已纳入农村产业路建设规划;申报项目已经过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申报项目具备开工建设条件;申报项目承建单位具有较强的项目组织实施能力。
(三) 扶持标准与思路
1、扶持标准。
按照四级路标准建设。骨干路, 每公里造价为70万元;支线路每公里造价为40万元。市、区 (县) 、乡 (含村级联合体) 按一定的比例筹集建设资金。
2、扶持思路。
一是按照轻重缓急原则和不同地区及行政区域选定试点建设项目, 并给予一定启动资金。二是对于投资规模较小且建设积极性高、前期工作基础好、建设筹资到位率高、组织有保证并已签订建设责任书明确完成时限的项目给予一定补助。三是依据建设项目完成情况和绩效评价结果, 按照一定标准给予补助奖励。
(四) 补助方式
根据农村产业路建设的不同阶段和项目实施情况与建设规模大小, 市财政资金可采取以下三种补助方式:
1、直接补助。
在农村产业路建设的试点阶段, 为对发展农村产业路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对列入全市统一规划且属于新农村建设重点镇的农村产业路项目, 在符合扶持条件的前提下, 市财政按照规定标准给予补助, 作为项目建设的启动资金。
2、实施“报账制”补助政策。
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对于规模小且投资额较少的农村产业路建设项目, 由区县财政部门按照规定程序和标准通过报账方式给予补助 (补助资金由市财政下拨) 。
3、实施“以奖代补”的补助政策。
即为调动我市各区县相关乡镇发展农村产业路积极性, 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对建设速度快、工程质量高且已办理竣工验收的农村产业路项目, 由市财政按规定标准给予奖励。
(五) 运作程序
为了科学合理地安排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西安农村产业路建设财政专项资金的运作程序如下:
1、项目申报。
由区县财政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对本区县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产业路建设项目在规划范围内进行筛选, 并于每年第一季度联合正式上报市财政局和市交通运输局, 每个县区每年上报确定一定数量项目。
2、项目审核。
每年第二季度, 市财政局会同市交通运输局, 对符合条件且申报资料齐全的申报项目进行实际考察, 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 提出拟扶持项目范围和扶持方式, 并按照每个项目建设里程和补助标准确定补助资金数额, 共同确定扶持资金的安排意见。
3、资金拨付。
市财政局根据年度预算和确立的资金补助方式, 及时将资金拨付到县区财政部门, 县区财政部门及时将市财政扶持资金落实到相关专户, 并按照不同扶持方式和相应规定程序将扶持资金拨付到项目申报单位。
(六) 补助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为确保农村产业路专项资金的管理安全和规范使用,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拟制定《西安市农村产业路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以下管理使用原则:一是区县财政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对农村产业路财政专项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的“三专”管理制度;二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挪用, 更不得私设小金库;三是市财政补助资金只能用于农村产业路建设项目的材料费、人工费等工程直接费用支出, 严禁用于滥发津补贴、招待、通讯、福利等管理性支出;四是资金使用单位须建立健全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制度, 加强项目管理, 严格执行资金支出与拨付的审批管理程序。
(七) 资金使用实施绩效评价
为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按照市局财政工作精细化管理要求和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实施办法, 我们拟将农村产业路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扶持项目纳入绩效评价范围, 每两年组织实施一次, 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安排农村产业路项目的重要参考依据, 促使区县财政和相关部门加强农村产业路项目资金管理, 重视农村产业路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把市财政安排的农村产业路扶持资金管理好、使用好, 使农村产业路项目发挥最佳效益,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八) 建立资金监督机制
农村产业路专项资金实行“各司其职, 多管齐下, 专群结合, 常态防范”的监管体制。即以财政检查和专业审计为主, 自觉接受纪检信访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同时, 将日常自查与定期检查相结合, 专业检查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努力做到:检查审计前移于项目建设过程之中, 重视信访处理和舆论监督, 强化监管制度措施落实力度,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严肃处理。使扶持资金的监管工作体现出规范化、公开化、常态化和广泛性、大力度的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