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购支出

政府采购支出（共12篇）

政府采购支出 篇1

引 言

随着我国“入世”及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 我国政府签署《政府采购协议》并向相关国家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将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因此, 深入研究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对我国宏观经济乃至产业安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机理十分复杂, 目前, 相关的文献还很少。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政府采购总量规模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出发, 揭示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尽管此种路径可能有失偏颇, 但也不失为一种可以探索的角度。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 政府采购在某些领域是最主要、份额最大的市场商品购销活动, 能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扶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并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采购与政府购买尽管在内涵上有些出入, 但可以肯定的是, 政府采购属于政府购买支出的范畴, 并构成政府购买支出的主要部分。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 政府采购支出作为宏观政策变量, 其增减对均衡收入具有乘数效应。当政府用增加的财政支出购买物品与劳务时, 社会上一些人的收入就增加, 这些人根据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消费支出, 这些支出又成为另一些人的收入, 这些人再增加一部分消费支出。如此循环下去, 国民收入会带来成倍地增加。但另一方面, 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 政府占用的资金过多, 会使私人部门可占用资金减少, 经济学将这种情况, 称为财政的“挤出效应”。政府通过向公众 (企业、居民) 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 导致民间部门 (或非政府部门) 支出减少, 从而带来国民收入的减少。

为验证我国政府采购支出与GDP间是否存在如凯恩斯经济理论所阐明的一定的正向关系, 政府采购规模的增长是否带来了国民收入总量的上升, 本研究拟建立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自回归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对1978～2008年我国政府采购支出项目对GDP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对我国宏观经济和产业安全的影响。

1 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政府采购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还鲜有研究, 但是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从相关文献的研究, 我们发现, 从国际到国内诸多经济学者对此类问题的分析结论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争议颇大。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负相关甚至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的文献都大量存在,

在实证经验分析中, 拉姆 (Ram, 1986) 利用115个国家1960～1980年的产出、投资、政府服务、人口数量和经济增长等数据, 发现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 而且这种正效应在低收入国家更强。Easterly Rebelo (1993) 利用28个国家1970～1988年间的数据, 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进行实证研究, 得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Devarajan、Swaroop and Zou, 1996) 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对人均真实GDP的5年移动平均增长率具有正的影响。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兰多 (Landau, 1986) 利用65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0年的数据研究后发现, 政府支出特别是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Ram (1986) 的研究认为:在政府公共支出占GDP一定比例条件下提高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 但超过这一比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Grier, Kevin和Gordon Tullock (1989) 利用24个OECD国家1951～1980年和其他89个国家1961～1980年的5年期平均数据, 发现OECD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真实GDP的增长与政府消费占GDP比例的增长显著负相关, 但在亚洲是正相关。Devarajan等 (1996) 利用4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间的数据, 对政府支出组成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得出生产性支出过度使用对经济有负影响;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关系。格默尔 (Gemmell, 1983) 通过分析27个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非市场部门增长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纳尔逊和辛 (Nelson, Singh, 1994) 利用欠发达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 中央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对国家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有负影响, 在80年代不显著。埃文斯 (Evans, 1997) 研究结果也表明, 政府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与人均产出的相关性不显著。JonasAgell等 (1999) 和Stefan Folster (1999) 都利用OECD国家1970～1995年间的数据, 对公共部门规模与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前者得出它们在统计上不显著, 但是后者却得出不同的结果——它们呈现负相关关系。

关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马拴友 (2000) 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因此应扩大政府在文教卫生和国防等方面的支出。杨玉秀 (2002) 通过对我国1978年至2000年GDP和财政支出总规模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出对GDP增长的影响比较显著, 财政支出每增长1%, 能带动GDP增长0.34%。庄子银和邹薇 (2003) 的分析也表明, 投资增长率、政府公共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并不存在挤出效应, 相反两者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效应。张明喜和陈志勇 (2005) 也发现中国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财政支出的边际生产力显著大于1。马树才、孙长清 (2005) 以及郭庆旺、贾俊雪 (2005) 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年来我国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 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作用, 在我国加大政府消费规模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 不同的结论也并非不存在, 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 (2003)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 认为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孙群力 (2005) 以我国1978～2003年数据为基础, 运用协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我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关系, 得出政府投资、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从短期来看, 滞后两期的政府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长期中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2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2.1 变量及样本选取

由于过去我国一直未对财政支出进行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的分类, 我们很难将目前的财政支出项目与购买支出一一对应起来。为了统计和分析的需要, 本文将基本建设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地质勘探费、工交商业部门事业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国防支出、行政管理费视为政府采购支出。

研究过程中采用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ZFG (元) 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 (元) 两个变量, 样本数据范围为1978～2008年, 所有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为考察二者之间的实际关系, 我们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这两个时间序列进行调整, 取1978年为基期。

本研究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 借助Eviews 5.0统计软件, 以期通过对容量为31的样本进行分析, 找出政府采购支出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对原序列分别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生成新序列分别为LZFG、LGDP。

2.2 平稳性检验

本文运用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单位根检验方法, 对所考虑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建立模型:

undefined

其中, εt是白噪音序列, 检验的原假设H0:δ=0即序列不平稳, 原序列有一个单位根, 若接受零假设, 则时序{yt}存在单位根, 是非平稳的。用Eviews软件对时序LZFG和LGDP的平稳性进行ADF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 检验t统计量值分别为-0.6746和-1.5322, 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 表明时序LZFG和LGDP是非平稳的。再次利用ADF检验法对此二时序的一阶差分序列△LZFG和△LGDP进行平稳性检验, 结果如表1所示, 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LVEST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过程,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 LGDP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过程。因此, 两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即LZFG～I (1) , LGDP～I (1) , 具备进行协整分析的条件。

注:△表示取一阶差分;***、**、*分别表示1%、5%、10%的临界值。

2.3 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用EViews软件包对ZFG与GDP进行相关分析, 得相关系数γ=0.92, 说明ZFG与GDP是高度正相关, 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设LFDI与LGDP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LGDPt=C+β0LZFGt+εt (2)

式中, GDPt, ZFGt分别表示t时期相应变量的值, c为截距, β0为斜率, c和β0为两个待估参数, εt表示均值为零的非相关误差。采用OLS法进行回归, 结果为:LGDPt=0.3835+1.2336LZFGt, 该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以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t检验, 模型调整后的R2=0.83, 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小于1%, 表明LZFG对LGDP有显著的影响, 而从模型的自相关检验来看, DW统计量为0.12, 显然存在显著的正自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在回归过程中遗漏了某些影响经济发展水平GDP的重要变量的缘故, 这也说明ZFG不是影响GDP的单因子。由于模型 (2) 中没有包含这些变量, 所以导致了误差项出现自相关。这表明要完整的表现ZFG与GDP的关系还要对模型 (2) 做进一步完善。

2.4 模型的完善

本研究考虑到政府购买ZFG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有滞后作用, 即经济增长不仅受同期ZFG值的影响, 还可能依赖于ZFG的滞后值ZFG (-1) 、ZFG (-2) 、…, 同时反映宏观经济增长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明显受到上一年GDP值的影响, 在动态计量经济模型建立过程中, 如果一个回归模型不仅包含解释变量的现期值, 而且还包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 这个模型就是自回归分布滞后 (ADL) 模型。下面利用Jorgenson (1966) 提出的自回归分布滞后 (ADL: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Lag) 模型重新建模。

首先建立变量LZFG与LGDP之间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 (1, 2) , 采用OLS法, 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回归方程 (3) 如下:

各解释变量中除LZFG (-2) 外其余变量的系数均以小于10%的显著性水平通过t检验, 模型调整后的R2=0.99, 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小于1%, 对数似然值为49.57, AIC、SC的值较小, 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

该模型可作为“一般模型”。根据“一般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t检验结果, 剔除不显著变量LZFG (-2) , 重新建模得到“简化模型”, 回归方程如下:

该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系数均以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通过t检验, 模型调整后的R2=0.99, F检验的相伴概率小于1%, AIC和SC值分别为-3.55和-3.33较小, 对数似然值较大, 简化模型的效果不错。对残差进行一阶LM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70, 基本符合要求。利用参数的Wald检验验证模型约束的有效性, 在“一般模型”中对LZFGt-2的系数等于零的原假设进行检验得到χ2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63, 所以不能拒绝该原假设。综上, 模型 (4) 可作为反映我国政府采购ZFG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关系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从模型 (4) 可以看出政府采购支出对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乘数为0.2107, 是缺乏弹性的, 即政府采购增加1%,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0.21%;政府采购对GDP的延期影响乘数为-0.1866。这说明在短期内政府采购ZFG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从跨期来看这种作用反而是负效应。对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政府通过向公众 (企业、居民) 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增加政府采购时, 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 导致民间部门 (或非政府部门) 支出减少, 从而使财政支出的扩张效应得以部分或全部抵消。民间支出的减少主要是民间投资的减少, 也即产生了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财政政策的外部性, 而且一般来说都是一种负的外部性。总而言之, 基于1978～2008年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采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限的。

2.5 ZFG与GDP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以下将进一步探究我国ZFG与GDP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验证ZFG与GDP之间的因果关系。按照常理, 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原因, 则变量X的变化应先于Y的变化, 基于此Granger提出了一种因果关系的计量经济学定义:如果用X与Y的过去值对Y进行预测比仅用Y的过去值进行预测有更小的预测误差, 则称X是Y的Granger原因。

表1给出了两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滞后期取2) 。

检验结果表明ZFG不是决定宏观经济水平GDP的Granger成因的相伴概率只有0.05, 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我们拒绝原假设, 认为ZFG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GDP不是ZFG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也为0.05, 认为GDP也是ZFG的Granger原因。再分别取滞后期为3、4、5时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因此两者的因果关系具有双向性, ZFG是引起GDP增长的原因, 同样GDP也是ZFG变化的原因。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针对我国的经济整体情况而言, 我国政府采购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正相关关系, 且互为因果关系。短期来看, 政府采购支出对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乘数为0.2107, 是缺乏弹性的, 这说明在短期内政府采购支出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从跨期来看这种作用反而是负效应。

由此可以得出, 政府采购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 但无论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 都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说明, 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 让出部分国内采购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 影响不大。且不说, 政府采购市场的对等开放也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外的政府采购业务。当然, 我们的分析是针对整体经济而言, 不能否认, 不同的产业由于发展基础、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的特殊性, 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各不相同, 必须按照区别对待、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

摘要：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自回归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对19782008年我国政府采购支出项目对GDP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政府采购支出对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是缺乏弹性的, 短期内政府采购支出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从跨期来看这种作用反而是负效应。进而得到研究结论:政府采购支出规模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 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 不会引起我国经济的大幅波动。

关键词：政府采购支出,宏观经济增长,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政府采购支出 篇2

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很难有充分的积极性和能力去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所以当公共危机发生后其快速蔓延和严重的破坏，决定了市场机制和民间部门不可能在干预危机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现代政府应该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我国近年来也大力推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公共安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服务性政府必须具有的一项基本职能。从政府的经济责任来看，政府在公共危机中承担大量的经济责任，包括预防、治理和救助支出。作为现代政府唯一合法来源的公共财政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财政学的基本原理表明：民间部门、慈善机构等组织采取一定程度内的集体行为，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行为是值得称道的，但却有限度的，政府主体之所以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由于它能够凭借其企业的投资有带动作用，其投资到预防和控制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方面的资金必然也会带动私人或者企业跟进，由此带来的效应也会分担其公共事件发生后带来的治理成本，而各级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或是发行政府债券，这其中，我国明显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主。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看出，公共危机与政府的财政支出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共危机的发生到结束都与财政支出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我国公共危机的财政支出评价

1、支出状况评价。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大幅度增加，但是各级政府用于预防应对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的预备费用所占本级政府预算支出比例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中央政府在2002—2006年这5年间所提取的预备费所占中央政府本级预算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与中央政府的预备费提取相比，地方政府（主要指省一级）在预备费的提取上存在着更多问题。一是有的省份在预算草案中根本没有将预备费用单独列支，二是有的省份即使是单独列支，其提取数额和比例也不容乐观。以山东和四川为例，2006年山东省省级预算支出为278.69

亿元，提取预备费为2.4

亿元，仅占本级预算支出的0.86%；同一时期的四川，本级预算支出为225.53

亿元，提取的预备费为2.5亿元，占本级预算支出的1.1%。

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于公共危机的预防和控制重视不够，往往重视危机的事后处理，而忽视了公共危机的事前准备和预防，很多危机在开始之初情况并不严重，甚至谈不上是危机，但由于一些政府决策者的错误估计或者错误选择，使得本不应该发生成公共危机的事件愈演愈烈，最终对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造成重大的损害，这其中与各级政府对于自然灾害、重大卫生事件等公共危机的事前财政准备不足有很大关系。

2、到位及使用状况评价。政府的公共财政是抗击公共危机最后的财力保障，公共危机中的资金管理，应该做到防治资金的及时到位，对支出资金进行有效管理。

（1）财政资金的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应付公共危机的成效。第一，影响了居民的个人行为。公共危机的事后处理成本是巨大的，信息的流通性以及财政资金的到位状况对于居民的选择至关重要，在2003年的非典中，我们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训，由于个别地方政府对治疗sars资金支出的到位状况不理想，使得一些非典病人或是疑似病人逃出医院去寻求治疗，非典疫情进一步扩散，导致更大的事后处理成本。第二，影响了医院的行为。仍以非典为例，非典肆虐期间，由于政府的资金迟迟不到位，医院成了潜在的埋单者，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因此有个别医院出现了不积极接收病人的现象。这些都影响了防治sars的效果。财政资金的不及时到位，一方面说明了政府部门对危机的反应迟缓，另一方面也跟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关。如作为疫区的太原市在防治sars过程中政府支出6034

万元，而本级政府在2003

年的预备费仅为2000万元，经过转移支付、捐赠等途径筹集资金，尚有1155万元的缺口，县级以下的财政更是靠财政吃饭，无力承担巨额的防治资金。但在中央安排的20

亿sars防治基金中，向中西部的24

个省份各预拨了1000万元，这种平均分配方式的有效性肯定存在不足。

（2）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典的教训使得举国上下开始重视对公共危机的治理，各级政府也开始编制应急预案，成立专项资金来预防和处理公共危机。但无论是非典还是之后的一些公共危机，我们不得不承认，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有待提高。首先，很多应急预案容易受到人为的打断，很多特事特办影响了应急预案的运行效率。其次，很多专项资金由于没有或者缺乏有效的监管，使得个别人员挥霍了本该用于救急的资金或在一些方面过度支出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提高我国应对公共危机财政能力的建议

1、各级政府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预算制度。《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中明确提出，要保障所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准备和救济工作资金。因此，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在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体系和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整合及机构调整的基础上，把应急管理部门工作正常运转所需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并建立相应的财政应对公共危机管理预算，可按照项目支出滚动管理的要求，每年编制、滚动修改。既能保证支出项目的连续性和之间的衔接，又要偏重于可能的公共危机状态下的安排。针对目前有的省份没有将预备费在预算中单独列支的现象，要进一步强化预备费预算约束力度，发挥预算资金管理的应有作用。

2、加大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面临着投入不足、财政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目前，随着我国财力不断增强，有必要也有可能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以预备费为例，预备费是预算规模按比例提供的一部分资金，主要用于难以预料、预算执行中需要安排的支出事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投入比例偏低，预备费并没有发挥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应有财力支撑的作用。笔者建议，各级政府应该按照《预算法》规定的上限（3%)足额提取预备费，并扩大预备费来源，如预算盈余、超收收入等，只要程序合法，均可提取适当的预备费。防灾胜于救灾，如果能最大限度的防止公共危机的发生，必然能够降低因为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重大损失。

3、加强各级别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的协调。按照属地进行危机管理的做法是世界上比较流行也比较有效的分工做法，但由于一些公共危机如瘟疫具有传导性和流动性，因此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还要多加强各地政府的协调，处于危机始发地周围的其他地方政府不仅要积极预防危机的进入，同时还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始发地政府进行帮助。中央政府也应该协调各地的关系，帮助地方政府尽快走出公共危机。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 篇3

摘 要：从理论上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有“挤入”与“挤出”之争。运用安徽省1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总量和结构效应两个维度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量效应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入效果更明显。从结构效应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出”效应；医疗卫生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却不明显；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明显。

关键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居民消费；影响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4-0041-06

Abstract：In theory， the effect of fiscal expenditure impact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crowding-in-effect" or "crowding-out-effect".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16 cities from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to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total and structure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s： from the total effect，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has "crowd-in-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crowding-in-effect'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the rural residents. From the structure effect，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 of local government has "crowding-out-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health expenditure has "crowding-in-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education expenditure has "crowding-in-effect" on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but the impact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s not obvious； the effects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on bot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are not obvious.

Key words：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residents' consumption； effect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拉动力。为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特别是民生方面的支出。在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又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此来释放消费潜力，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从影响方向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财政支出促进了居民消费，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二是财政支出抑制了居民消费，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关于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效应，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國外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Bailey（1971）就通过研究发现公共部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挤出了θ（0<θ<1）单位的私人消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替代关系，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1]。Serletis 与Shahmoradi（2010）等认为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直接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也具有挤出效应。而Devereu 等（1996）从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入手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Monacelli 与Perotti （2006）、Ravn 等（2007）、Beetsma和Giuliodori（2011）等通过研究，都认为政府购买性支出增加会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2]。

国内学者对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效应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二是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

（一）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李广众（2005）依据消费者最优选择理论来构建计量模型，运用1952-1978年与1979-2002年两个时期的样本实证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3]；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陈冲（2011）、胡永刚和郭新强（2012）等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也认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4-6]；胡永刚、郭长林（2013）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运用我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分析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支出扩张会导致居民消费增加[7]。但另外的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却与上面的截然相反。黄赜琳（2005）通过构建一个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来我国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8]；申琳和马丹（2007）、方福前和孙文凯（2014）通过实证分析也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9-10]。

（二）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储德银、闫伟（2009）运用1998-2007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對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而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程度并不明显[11]。陈冲（2011）经过实证分析认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而消费性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刘小川、汪利锬（2014）运用乘数—加速数模型来研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一般公共事务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民生性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经济事务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呈现为先挤入后挤出的“倒U型”效应[12]。武晓利，晁江锋（2014）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来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指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在长期内挤出居民消费，而投资性支出在长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服务性支出和转移支付能有效挤入居民消费[13]。

上述研究文献，特别是国内文献，对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效应的研究都是基于全国层面的研究，很少具体研究某个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李广众、黄赜林、胡永刚等）。由于在现行的政府财政支出里，除国防和外交支出需中央承担外，其它支出都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或者是地方独自承担。其中如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等有关民生的支出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并以地方政府为主。因此，单独研究某个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有必要。同时，在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效应时，有的学者没有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性（陈冲等）；或者考虑到了这种特殊性，但没有同时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效应，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储德银等）。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样本，从总量和结构效应两个视角来实证分析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和各类支出项目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挤入”与“挤出”之争，并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效应之间的差异。本文随后部分的安排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第三部分构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模型；第四部分实证估计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果并进行分析；最后就是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

本文利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来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在这里不考虑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和国内产业分工情况，同时假定该地方政府辖区为一个封闭的经济，则引入的收入决定模型为：

依据经济性质的不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首先，购买性支出直接作用于生产和就业，购买性支出的增加会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在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或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社会总供给也随之增加、就业增加，居民可以选择更好的就业机会或更多的人获得就业机会，使得居民收入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收入的增加导致居民消费的增加，即G↑→AD↑→S↑、就业↑→Y↑→Yd↑→C↑；其次，转移性支出直接作用于收入分配，当增加转移性支出时，如社会保障支出，通过分配和再分配使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即TR↑→Yd↑→C↑。

上面是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总体影响，由于不同支出项目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就有必要分析各支出项目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结构影响。第一，行政管理支出与居民消费。行政管理支出是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这一基本职能发生的支出，政府通过行政管理来维持生产和生活秩序，为企业与居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促进居民消费。当行政管理支出规模过大时，就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和干预程度的加强，此时政府就可能过度干预市场，存在“越位”可能。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引起市场机制扭曲，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第二，教育支出和居民消费。政府教育性经费支出直接影响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与劳动力素质的高低，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又直接影响着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政府通过增加教育支出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引进优秀人才等，来提高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从而提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素质。劳动者专业技能和素质提升后，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劳动者的工资待遇水平也会提升，从而促进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第三，社会保障支出和居民消费。一是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居民消费，二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以减少居民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间接提高居民消费愿望；第四，医疗卫生支出和居民消费。政府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支出，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从而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平，而健康对工资率有显著影响（田艳芳，2013）。因此，居民好的健康水平促进了收入水平的增加，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居民消费。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消费者最优选择理论的框架下，借鉴储德银（2009）、睢党臣（2012）、邹红（2014）等文献的思路，构建以居民消费为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为核心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考虑到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提高模型估计结果的精确性和科学性，故将居民收入也加入到模型中，具体的实证分析模型如公式（4）所示：

模型（4）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总量效应的模型。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地级市和第t个时期，c表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y表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zc表示人均财政支出，且为了减少变量的波动性，对所有变量做对数处理。

考虑到本文还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用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来代替模型（4）中的人均财政支出变量，实证分析模型如公式（5）所示：

模型（2）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效应的模型。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地级市和第t个时期，xz表示人均行政管理支出，jy表示人均教育支出，sb表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yl表示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所有变量做对数处理。

（二）数据说明

本文的分析样本为安徽省16个地级市，时间跨度为2008-2013年。由于安徽省2011年进行了行政区划改革（撤销巢湖市），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将巢湖市2011年之前每年的数据并入到合肥市处理。本文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2009-2014），为了增强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和科学性，所有数据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2008=100）。模型中的各类财政支出的人均变量是指某地级市的该类财政支出总量除以该市的户籍人口数的数值，如人均财政支出就是通过某地级市的财政支出总量除以该市的户籍人口总数得到，其中行政管理支出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来代替。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四、实证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

1.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

由于本文仅仅分析安徽省内的情况，本文认为固定效应模型在理论上比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更适合。同时根据协方差分析检验，本文最终选取固定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实证估计结果如表2中（1）列所示。

从估计结果可知：首先，人均财政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其次，人均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182 7，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财政支出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182 7%；最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同方向变化，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其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457 9%。

2.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

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本文选取固定效应不变系数面板模型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实证估计结果如表2中（2）列所示。根据实证估计结果可知：人均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089 6，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财政支出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089 6%。这意味着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即地方政府财政对农村居民消费也具有“挤入”效应。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促进了其消费水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其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657 4%。

3、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总量效应差异的分析

根据表2中的估计结果可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都具有“挤入”效应，但是挤入的程度却不相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入程度高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程度。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造成的。当前，安徽省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比较突出，并由此使地区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高于农村居民享受到的，这就使的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时，城镇居民得到的优惠多于农村居民的，从而更能够促进城镇居民的消费。同时也可以得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消费弹性也不相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消费弹性小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弹性，即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更能促进其消费水平的增长。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的，导致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低于城镇居民的。当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时，农村居民会更多将收入用于消费，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

本文除了分析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外，还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由于本文在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结构效应时的样本时期跨度较短，而且时期较短的原因是我国在2006年进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安徽省从2007年开始实施新的收支口径，从而使得样本只能从2007年开始，这种客观原因是无法克服的。因此，本文采用混合堆积回归的形式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也正因如此，本文仅能运用OLS对模型（5）进行实证估计，实证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实证估计结果可知：首先，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4 9、-0.079 6，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t检验，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行政管理支出增加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分別减少0.174 9%、0.079 6%，即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出”效应。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行政管理支出是非生产的消耗性支出，在政府预算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行政管理支出增加必然会减少其它方面的支出，如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民生性支出，从而不利于增加居民消费。同时，政府行政管理支出规模扩大，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和干预程度的加强，此时政府就可能过度干预市场，存在“越位”可能。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引起市场机制扭曲，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其次，人均教育支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99 4、-0.052 2，且前者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t检验，而后者没有通过t检验，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却不明显。再次，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t检验，说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明显。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安徽省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降低居民的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明显。最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9 8、0.237 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增加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分别增加0.299 8%、0.237 4%，即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本文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增加医疗卫生经费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从而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好的健康水平促进了工资收入水平的上升，从而引起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安徽省1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总量和结构效应两个维度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從总量效应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入效果更明显。从结构效应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出”效应；医疗卫生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却不明显；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明显。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与结论，本文给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增加安徽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总量。近年来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逐年递增，由2000年的3 224 688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43 496 871万元，年均增长率22.16%。同时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要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基于本文的实证结论，安徽省应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以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安徽省还应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行政管理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安徽省行政管理支出由2008年2 341 531万元增加到2013年4 691 511万元，年均增长率为40%；教育支出由2008年2 862 557万元增加到2013年7 365 882万元，医疗卫生支出由2008年1 038 442万元增加到2013年3 617 987万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46% 、69.68%，两者的增长率均超过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率。根据实证结论，行政管理支出抑制了居民消费，而教育、医疗卫生支出则促进了居民消费，因此安徽省应进一步减少行政管理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以此来控制“三公”消费，促进大众消费，让消费积涓成流。

二是应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安徽省社会保障支出由2008年的2 282 005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5 336 402万元，年均增长率为46.77%，不足同期的财政支出增长率52.82%。依据本文的实证结论，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明显。基于此安徽省应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本养老金与农村五保供养等补助标准，真正做到“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以此来降低居民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

三是应大力发展经济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本文的实证结论表明收入也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安徽省应大力发展经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将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从而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同时，安徽省还应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定不移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持之以恒强农业富农村惠农民，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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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财政支出挤出效应研究 篇4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确定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会议指出,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的第一项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会议在陈述积极性财政政策时,首先提到了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继之以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而在之后的改革环节,则包含了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

当前诸多宏观经济指标,诸如工业增加值增速、PMI等等,都预示着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风险。从经济增长源泉的角度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囿于传统的“高储蓄—低消费”模式始终难有起色,净出口由于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而持续萎缩,因此2012年最为可靠的增长动力仍然是投资,正是基于此原因中国政府必然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当然是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亮点,但是传统的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性政策依然会成为财政政策的主要支撑力量。然而,这其中也不无担忧。根据央行2012年1月8日公布的统计报告,2011年全年财政存款减少300亿元,这创造了2000年以来的全年财政存款投放的历史记录,同时也意味着2011年12月单月的财政存款减少了1.32万亿元,2011年11月财政存款减少了3 762亿元,超过了2008年实施财政刺激的水平(2008年11月财政存款减少1 403亿元,12月1.04万亿元,全年增加408亿元)。2012年伊始,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支出已见端倪,5月份发改委加快项目审批节奏的行为更是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新一轮“X万亿刺激政策”的猜测,这不由得令人产生一旦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持续扩张,能否导致经济学中所谓“挤出效应”问题的担忧。换言之,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是否会导致私人部门的萎缩?本文使用200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国的政府财政支出是否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二、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财政支出对投资的影响,国外的实证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果,总体上来说,可以将其研究结论分为三种类别:

第一类研究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私人投资具有积极的影响。Aschaure(1989)通过研究美国的数据发现,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上升,因此不但不会降低投资水平,反而会对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入效应”。Vijverberg(1997)认为,政府部门财政支出的先期扩张,会导致私人部门的繁荣,从而促进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Lopez(2006)对西班牙不同地区1965-199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指出政府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的溢出性,特别市教育部门的公共支出其溢出性最为明显,但是地区间不存在政府财政支出的溢出性,即某个地区财政支出的扩张不会提高相邻地区的投资水平。Ang(2009)通过马来西亚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多元协整的方法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出和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竞争性的,而是具有明显的互补性。Hatano(2010)考察了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误差修正机制从而导致长期的均衡状态,日本的证据表明财政支出对投资是具有“挤入效应”的。

第二类研究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投资具有消极的影响,因此“挤出效应”是客观存在的。Bairam和Ward(1993)研究25个OECD国家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其中24个国家都是负相关关系。此外,另有多篇文献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实证检验也都发现了政府财政支出对投资的“挤出效应”,例如Blejer和Kahn(1988)对24个发达国家的研究,Ghali(1998)对突尼斯的研究,Ghura和Goodwin(2000)对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Kitaoka(2002)、Nakazato(2004)对日本的研究等等。

第三类研究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投资的影响是状态依赖(state dependency)或者国别依赖(country dependency)。前者认为某些因素或者状态的改变决定了到底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而后者认为国别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到底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主要因国别而异。对于状态依赖的研究,某些文献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首要的关键的影响变量,例如Cohrane(2001)、Dupor(2001)提到,物价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或者地区的财政政策,因此不同的通货膨胀水平下结果会截然不同;而Devarajan等(1996)则认为财政支出是否为生产性的(productive)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同,则同时有可能出现“挤入效应”或者“挤出效应”。对于国别差异的研究则比较常见,Atukeren(2005)选择25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发现非洲国家存在“挤出效应”,而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同时存在“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Afonso等(2009)选取17个发达国家(包括14个欧盟国家、加拿大、美国和日本)进行实证研究,他们的结论同样是财政支出对投资的影响因国家差别而异。

对我国的财政支出和投资间的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并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大多数研究认为我国存在“挤入效应”,例如郭庆旺(1999)、贾康(2003)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挤入效应”是存在的,研究方法则是采用VAR模型居多,最新的方法也有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我国存在“挤出效应”,例如张延(2010)研究了财政支出、投资和利率之间的关系,认为“挤出效应”尽管不大,但是仍然存在。此外,部分研究指出长期和短期结论可能会不同,地域之间也可能结论不同。董秀良等(2006)的实证结论是短期内存在“挤出效应”,长期则应为“挤入效应”。靳春平(2006)指出了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而韩仁月(2009)采用VAR模型对我国省级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东部地区为“挤入效应”,中西部地区则为“挤出效应”。

三、数据、变量说明及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中国内地31个省份、自治区及直辖市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刘伟(2005)所言,我国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高于GDP的增速,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大瓶颈。地区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弹性为1.042%,这表明对于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存在一定的货币幻觉现象,真实固定资产投资不是中性的,会随着通货膨胀的增长而升高,通货膨胀每上升1%,则真实固定资产投资会上升0.042%。

第三,消费和私人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消费和投资存在一定的补偿效应。从理论上说,以Ramsey模型为例(戴维·罗默,2004),家庭需要在消费和资本积累之间进行衡量,因此当期消费越多,则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本也就越少,因此消费和投资之间存在互相抵消的关系。从实证结果看,地区消费零售总额每增加1%,则固定资产投资会相应下降0.347%。

第四,其它因素同样可以影响地区私人固定资产投资:首先,地区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和该地区的出口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初看似乎不合常理。因为出口水平越多,则出口相关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也应当相应地增加。但是事实上由于模型中同时包含了地区GDP和出口这两个变量,负相关关系的存在依赖于其它变量不变的前提,然而出口的增加必然伴随地区GDP的上升,进而重新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计算出地区出口和地区GDP的相关系数是0.852,因此实际的出口对于固定资产的影响应该为0.928(0.852×1.351-0.223),两者之间仍然是正相关关系。其次,地区货运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呈现正相关关系,货运量越大,说明该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越高,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也相应会提高。最后,地区工业企业资产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地区工业企业的资产越多,则相应地表明该地区的资本存量比较大,如果投资率没有差异,则资本存量比较大的地区其投资水平也必然比较高。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动态面板差分GMM模型的拟合结果。对于差分GMM模型而言,引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自身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其前提是因变量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Arellano-Bond检验表明差分前的序列存在自相关性,而差分后的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此外,Sargan检验的卡方统计量为23.7,表明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从实证拟合结果看,滞后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系数为正数,且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存在自我加强的作用,上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越高,则本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也相应会升高,上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越低,则本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也相应会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换言之,实证结果支持厉以宁的“投资冲动怪圈”的论断,固定资产投资自身具有强烈的自相关性。另外,动态面板差分GMM模型中,和固定效应模型FEM相比某些系数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引入了滞后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变量以后,消除了某些变量的内生性,因此其系数自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地区消费价格指数CPI变得不再显著,也就是说,当考虑到过去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当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之后,货币幻觉现象会消失。

(二)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挤入效应”区域差异性分析

上文的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在这一部分,本文将研究这种“挤入效应”是否同时存在于我国的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整体样本按照东部、西部和中部划分为三个 ,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等12个省(区、市)。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注: ***表示该变量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该变量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该变量在10%水平下显著。

从拟合结果看,东部、西部和中部的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R2都超过了93%,整体拟合效果比较好。分区域的固定效应模型表明:东部和西部存在明显的“挤入效应”,而且两个地区的“挤入效应”非常接近,两个区域的“挤入效应”分别是22.9%和22.4%。与此相比,中部地区不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也不存在“挤出效应”。此外,三个区域的GDP和CPI边际弹性都超过了1,因此对三个区域来说,GDP的增长都会导致私人投资的更高速度的增长,以及三个区域都同时存在所谓的货币幻觉,物价水平的上涨会拉动真实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上升。最后,只有中部地区的消费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显著的抵消作用,另外两个区域则都不显著,中部地区省份的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上升1%,其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会相应下降0.615%。

(三)“挤入效应”的时变特征分析: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影响

在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内,发生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政策性事件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

从实质上说,分税制改革主要影响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财政收入分配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财政支出。分税制成功地使全国税收总收入中,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达到六比四,然而支出改革却没有同步进行,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比例仍为3:7。根据预算,2010年中央本级支出中除了65.6%是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第二大项支出就是国防(占比11.1%)。而省本级财政的支出,以广东省2009年为例,最大的支出项是教育119亿,约占省本级所有支出的16%;第二大支出是交通运输,约114亿,占比15.4%。

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普遍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其受到中央的影响也变得更为明显,中央本级财政产生的相当于其收入2/3的大量结余,绝大部分会被转移到地方政府,以弥补他们的支付缺口。因此,将全部的样本分为1990-1994,1995-2009年两个子样本,以期分析是否分税制改革会影响到“挤入效应”的水平,亦即研究“挤入效应”的时变性特征。在此我们引入Year1994的虚拟变量,该虚拟变量在1994年之前(含1994年)为0,之后的年份为1,然后引入其和政府财政支出变量的交叉项Year1994×g,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的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注: ***表示该变量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该变量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该变量在10%水平下显著。

从结果上看交叉项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挤入效应”在分税制改革之后显著减弱了。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财政支出每上升1%,相应地地方固定资产投资会上升0.9%,而在分税制改革之后,仅会上升0.231%。分税制改革对“挤入效应”的削弱和上文的分析是一致的,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对于财政转移的依赖,因此其财政支出预算受到中央政府的影响增大,导致其对地方固定资产投资的自主决策能力减弱了。动态面板差分GMM模型的结果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的自我增强现象仍然存在,而分税制改革可以部分削弱这种自我增强的趋势。

(四)“挤入效应”的非对称性: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研究

本部分我们将通过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研究“挤入效应”是否存在非对称性。具体而言,我们将逐个分析每个分位点回归的“挤入效应”的大小,观察其是否在不同的分位点下具有非对称性,即是否在某些分位点下存在极大或极小的“挤入效应”。与最小二乘回归相比,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利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条件分位数进行建模,因此能充分反映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分布的位置、刻度和形状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非常关注尾部特征的情况非常有效。因此,我们将利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讨论“挤入效应”的非对称性。采用不同的分为点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挤入效应”,因此此处省略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注:***表示该变量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该变量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该变量在10%水平下显著。

根据表5,可以画图来显示挤入效应(用财政支出变量的边际弹性表示)随分位点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到财政支出的“挤入效应”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随之分位点的上升,其效应首先会下降,然后再逐渐上升,并超过了低分位点下的“挤入效应”。因此,在中等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下,财政支出对其影响是最低的,而在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下,财政支出的“挤入效应”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更高分位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下,财政支出的“挤入效应”会变得很高,在90%分位点上,政府财政支出每增加1%,固定资产投资会上升超过55%。

五、结论

本文通过中国2000-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政府财政支出是否存在“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整体而言政府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不仅没有“挤出效应”,反而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政府财政支出上升1%可以拉动私人固定资产投资上升0.27%。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程度接近的“挤入效应”,而中部地区既不存在“挤入效应”也不存在“挤出效应”。

第二,“挤入效应”存在时变性和非对称性。时变性分析表明分税制改革之后“挤入效应”的程度降低了,这可能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的依赖性程度增加所导致;而对其非对称性的分析则表明,“挤入效应”在较低水平和较高数量的私人固定资产投资下程度较高,而中等水平的私人固定资产投资下政府财政支出对其拉动效果较差。

第三,对于私人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存在一定的货币幻觉现象,真实固定资产投资不是中性的,会随着通货膨胀的增长而升高,通货膨胀每上升1%,则真实固定资产投资会上升0.042%。此外,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消费和投资存在一定的补偿效应。

第四,动态面板GMM模型的检验表明,厉以宁提出的“投资冲动怪圈”的论断是客观存在的,固定资产投资自身具有强烈的自相关性,具有自我加强的特性。

综上所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不仅不会造成“挤出效应”,反而可以有效地提升私人固定资产投资的水平,从而拉动经济走出低谷,避免经济的继续下行。然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样揭示了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几点隐忧。首先,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长期而言会诱发通货膨胀,而私人投资同时具有通货膨胀效应和自我加强效应的双重属性,因此会导致私人投资水平出现超过预期的放量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可能过分拉动经济迅速走向过热,伴随着高位运行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经济的再次失衡。而且私人投资的过度增长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十二五规划”的转型要旨相背离。其次,由于消费和私人投资之间具有补偿效应,投资的增长会导致消费的进一步萎缩,同样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长期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并无裨益。

政府采购支出 篇5

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与政府绩效管理 □湖北省财政厅 周学武 朱海

1979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滑，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公共税收停滞不前，公共支出有增无减，政府消费所占比例达到GDP的44%，而公共服务质量却日益下降，财政危机的巨大压力成为公共管理改革的首选目标。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任命著名的零售公司马克斯和斯潘塞的总裁德雷克雷纳爵士为她的效率顾问，并在内阁办公厅专门设立了一个效率小组，负责对政府既定的目标和过程进行效率审计，促使政府部门和公共组织提高行政效率水平，这就是著名的“雷纳评审”。“雷纳评审”针对人们司空见惯的工作程序、处理方式和方法、考核标准等提出质疑，以中止和避免那些过时的、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做法，促进政府改革。“雷纳评审”大体分为五个步骤：一是确定评审对象。为了调动各部门革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评审对象完全由部门根据需要自己选择，报雷纳批准。即使自愿选择可能导致有关部门只选择“安全”的评审对象，雷纳认为这也较那些可能引起被评审单位消极不合作甚至抵制的强制性做法更有积极意义。二是质疑评审对象，提出的质疑要尖锐到“对活动本身存在的必要性提出挑战”的程度。三是开展讨论或者辩论。评审员把发现的问题和分析与改革的建议写成报告，由被评审单位在不定期范围内展开讨论，对不同意见包括对立意见组织公开辩论。四是对需要采取的改革措施争取达成共识。由于评审对象完全是由部门自愿选择的，各部门都有通过评审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愿望，经过充分讨论、辩论和协商，评审建议的改革措施多数能得到有关单位的积极响应。五是督促改革措施的落实。

“雷纳评审”是对政府部门工作进行特定的调查、研究、审视和评价，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经验式调查，调查的起点是人们已经了解的东西而非不了解的东西，重点是政府机构的成本和效率水平，从而拟订出提高效率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根据有关资料，在“雷纳评审小组”的监控下，从1979年到1985年的6年间，雷纳评审小组共进行了266项效率评审调查，精简和合并了12000个项目，共支出了500万英磅，而它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据统计高达9.5亿英磅，绩效评估取得了明显成效。之后，英国又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如部长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新方案、“下一步”行动方案、“公民宪章”运动、“合作政府”等绩效管理改革，大大提高了政府公共支出管理水平。

一、政府绩效管理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

从英国政府推行的雷纳评审为起点，西方各国以寻求高效、高质量、低成本、应变力强、响应力强、有更健全的责任机制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各国普遍实施了以公共责任和服务对象至上为理念的政府绩效评估和管理，这场“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于西方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实践证明绩效管理是解决政府管理低效率和无效率的“钥匙”。

（一）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

政府绩效管理是公共支出绩效管理的简称，是指政府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的原则及方法，以绩效目标的建立、实施和评价反馈为基本环节的公共资金管理制度。目前，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西方国家政府绩效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核心是强调公共支出管理中的目标与结果及其结果有效性的关系，形成一种新的、面向结果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以提高政府管理效率、资金使用效益和公共服务水平。具体来说：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对公共支出行为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不仅仅是对公共支出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和监督，它的根本意义更是以公共支出效果为最终目标，考核政府部门的职能实现程度，也就是考核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

在美国，1992年克林顿上台伊始，就大张旗鼓的提出“再造政府”，把“绩效预算”提到了首要位置。1993年通过的《政府绩效成果法案》推动了美国政府绩效评价和预算制度的重大改革，成功的将绩效管理的方法引入政府的公共管理领域。这里以美国伊利诺伊州公共补助局对私人疗养院提供补助为例，说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绩效对消费者的影响。过去，这伊利诺伊州公共补助局对私人疗养院补助的金额是依据其提供护理的程度而定的，对于需要较多护理的重病人给得较多，对于需要较少护理的病人给得较少。看起来，这完全合乎逻辑，而且非常公正，但是疗养院中卧床不起的病人的百分比却不断上升。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对卧床不起的病人补助的钱较多，从而疗养院更希望病人卧床不起。后来，公共补助局改变了补偿制度，它制定了一套能评定病人满意程度、社区和家庭参与程度以及疗养院环境质量的业绩评价制度，疗养院评定的等级愈高，得到的补偿金额就愈多。疗养院的等级向社会公布，消费者可以据此进行选择，从而不仅激发了疗养院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的积极性，而且节约了财政开支。从本案例可以发现，公共产品的绩效取决于公民的满意度，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只有建立以绩效为目标的管理制度，才能更好的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向公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

（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意义

当前，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是困扰财政部门的一道难题。由于缺少绩效方面的考核，部门预算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很多部门一方面拼命要求增加预算拨款，另一方面却存在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和低效率使用现象。加强预算透明度，科学合理地安排财政资金，提高支出效率就必须对公共支出的绩效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价。

1.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政府管理和决策的有效工具。

上述我们列举的英国、美国等案例表明，凡是进行政府改革的西方国家，其改革都是从政府绩效评价开始的，绩效评价是改革政府管理的有效手段，这也是各国公认的。通过绩效评价，可以及时发现公共行政管理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来自拨款方式不合理，也来自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等方面。在我国，一直颂扬这样一种政绩观念：只要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就不管多大代价也要做好它。党政领导往往是用这样的观念“只要达成目标，为民做了好事，花多少钱无所谓”来评价政绩的，而实施政府绩效管理后，不仅要评价他们为民办了多少实事、而且要计算办事的成本，绩效评价将促使各级政府从“拍脑袋”式的决策，转向务实，有效的科学决策。事实上，政府改革往往是在绩效评价后进行的,从这点来说绩效评价将有力地促进政府管理的改革。

2.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提高公共部门绩效的动力机制。

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强调的是“结果导向”，或者说强调的是责任和效率。因此，它更有利于分清决策和执行的责任，从而更有利于提高公共部门的管理绩效。从政府部门来看，伴随着业绩衡量指标的制定、评估乃至一定程度的公开，各部门的责任意识将显著提高,推行绩效评价制度后，各部门要对其业绩负责，无法以有效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及其领导将面临强大的压力。比如，在过去，我们往往将地方治安混乱的原因笼统地归结为装备不够先进、财政经费不足、民风不纯等似是而非的理由，于是，越是治安差的公安局获得的经费就越多。这是在“奖励失败者，而不是成功者”。绩效评价后，给公安局下达每十万人口的发案率、破案率和群众满意率的考核指标以及相应的预算经费，由于这些指标是不同地区间当前与历史上可以对比的，这样就能够区分出地区治安混乱的责任了。

3.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有助于提高公共部门的理财水平和工作效率。

政府支出扩张似乎已经成为财政学的定律之一，而绩效评价就是要约束这种内在的扩张。从财政部门的角度来看，推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既意味着公共支出结构调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也意味着财政管理方式的某些变革，比如，放松对财政投入的控制程度，更加关注于公共支出的效果，从而使公共支出更好地反映政府阶段性的发展战略，最终推动“绩效预算”模式的建立：即把绩效评价的结果作为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增强预算资源分配与政府部门绩效之间的联系，促进部门更加关注预算执行的结果，从而提高部门理财的积极性，提高部门工作效率。

4.公共支出绩效评价能改善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

绩效评价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活动，其特点是评价过程的透明和信息的公开，把政府在各方面的表现情况做出全面的绩效评估，可以用以证明政府开支的合理性；从社会公众的角度看，在推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之后，其对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成本的关注将得到更好地满足，有理由预期能享受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美国预算与管理办公室（OMB）宣称其实施“政府行为和结果法”的首要目的是“增强公民对政府机构效能的信心”。可见评价的结果不仅会受到政府各部门重视，也必将为人大、政协等部门和民众所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进一步强化决策民主化、进一步增强公共支出的公共性，从而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

（三）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目标

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最终目标是政府部门工作的“成果”，而不是政府机构的“产出”。成果与产出的最大不同就是：“成果”是公众和社会的受益，而“产出”则是政府做了哪些工作。有些部门常常将这二者混淆，片面强调本部门的工作量，而忽略了工作的最终目的。我们以往也对政府部门进行考核，但那种考核往往是以该机构完成了多少工作量为指标，比如制定了多少规章制度、出差多少人次等，这样的考核的常常是它们的“产出”，而对这些规章制度和出差的作用却不予过问。绩效评价则要求从最终的目标出发，制定规章制度也好，出差也好，关键是最后达到了什么效果？如果没有效果，这些规章和出差不仅不是绩效，而恰恰是应该取缔的资源浪费。

那么到底怎样区别“成果”与“产出”呢？以美国爱荷华州的“绩效预算手册”的一个例子说明：某市有一条河，需要建一座桥以缓解交通拥堵。但有关部门却将建桥本身作为目标，从建桥方便出发，将它设计在河流最狭窄的地段。桥建成了，交通拥堵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虽然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产出”，工作量完全符合要求，桥也按期、按质完工，但绩效评价却只能得到很差的结果。因此，公共支出绩效管理和一些地方通过政府“业绩”来衡量工作好坏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强调成果与产出的区别，正是为了避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二、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原则、内容和程序

（一）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3E”原则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从绩效审计理论和实践中充分汲取营养，并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发展的成果，提出了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和有效性（Effectiveness）”，即所称的“3E”原则，构成了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理论的基本平台，并成为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

所谓经济性是指以最低费用取得一定质量的资源，简单地说就是支出是否节约。经济性是西方各国开展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主要初始动力之一，主要目的是解决公共支出活动中资金严重浪费和资金分配苦乐不均等问题，以便在各个公共部门和公共项目支出中建立更为有效的支出决策机制和优先排序机制，但随着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共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单纯的经济性原则在评价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渐被效率性和有效性原则所取代。所谓效率性是指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包括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取得预期的产出水平或者是以一定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简单地说就是支出是否讲究效率。效率性原则是西方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公共支出在项目决策机制、项目实施进度比较、项目经济和社会效益取得等方面要求的具体体现。效率性原则在世界各国公共部门绩效考核与公共支出效果评价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在市政维护上，某市财政用于市政维护的资金逐年增长，尽管花了大价钱却仍不能保证道路的通畅，尤其是主干道路通畅问题，截堵道路时有发生。目前该区道路的完好率为70%左右，从传统的观点看，道路完好率低是正常的，但从市民的观点看，道路的的基本功能是通行，这一道路完好率意味着30%的道路失去了功能，因此，是一种“花钱买无效率”的行为。

所谓有效性是指与预期目标相比较，达到政策目标、经营目标和其他预期结果的程度。考虑有效性原则是因为，一些项目运行可能很有经济性和效率性，但同时却不是有效的。如医疗机构印发医疗手册发放给居民，手册印刷是经济的，发放过程也是高效的，但却没有达到卫生部门降低疾病的预定目标。因此，在进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时，将评价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支出的有效性上，这样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绿化维护上，我国采用的是绿化等级与道路等级相同的标准。这就是说，一级道路的绿化标准最高，三级道路的绿化标准最低。然而，一级道路的功能主要是行车，景观价值低，而真正具有景观价值是小区绿化，但由于其道路均属于三等，绿化等级最低。因而无论是从满足公民生活需要，还是从发展旅游、提升城市品质来看，公共支出的效果低下。

研究和分析“３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保证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客观、科学和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对公共资金使用状况进行科学、客观的绩效评价，不能片面地、孤立地分析其中某一个因素，而要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三要素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并将三个要素进行量化，确定具体标准，通过分析比较得出结果，从而达到综合评价的目的。

（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对象和内容

按评价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对象可分为政府部门支出绩效和项目支出绩效。

1.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项目是指政府部门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其日常运转职能之外完成的专项业务。对项目评价的是政府部门为完成特定事件的相关业务活动和结果的绩效。

在西方国家，对于政府项目和专项业务活动，每个部门至少三至五年进行一次综合性或专题性绩效评价，为计划的执行和调整提供建议。它主要针对项目的执行情况、效果、影响、管理等方面，项目绩效评价主要作用是改善和提高政府部门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

2.部门绩效评价。

对部门进行绩效评价，则主要关注部门职能和使命的实现程度。这里所指的“部门”，包括公共财政框架中的使用公共资金的部门和机构，如政府公共管理部门、政府部门所属的基层单位、具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单位、机构和组织等。

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内容包括项目或业务活动的结果、产生该结果的过程影响以及取得该结果的效率和有效性。具体来说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目标评价。即对绩效目标制定的合理性、明确性进行评价，考核绩效目标的量化程度、部门绩效职能和使命的明确性等。政府部门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在编制计划中应对部门绩效目标做出详细和明确的描述。

二是财务评价。即对计划项目资金的来源或支出的合理性，实际资金投入和来源及其与预算的一致性、实际支出及其与预算支出的一致性、实际支出的合理性、财务管理的规范性等。

三是绩效与影响评价。即对绩效目标的完成程度、与预算目标对应结果的比较、项目完成结果的影响力及其对经济和社会产生持续或长期的影响等。

四是资源配置的评价。包括公共资源分配布局的合理性、资金使用的经济合理性、公共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比较等。

五是实施与管理水平评价。包括目标执行情况所反映出来的部门组织实施能力、管理水平、财务管理质量等。

（三）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方式和程序

从西方各国的实践来看，绩效评价的方式有行政评价、专家评价，社会化专业机构评价等。无论采用怎样的绩效评价方式，即无论是进行行政评价还是由专家委员会或者专门机构执行评价，就评价的具体实施而言，通常都按照以下基本程序进行。

1.前期准备。

（1）绩效目标申报。公共部门在申报支出项目预算时，必须提交项目可行性方案，明确提出项目资金使用的绩效目标。预算数额较大或者专业技术复杂的项目，可行性方案必须有科学的论证和专家意见，并明确项目所要达到的预期绩效目标指标。

（2）确定评价对象，下达评价通知书。根据公共支出绩效目标以及绩效预算管理的要求，有针对性确定评价目标和对象并下达评价通知书。

（3）成立评价组织机构。确定评价目标后，应根据目标的具体情况，成立评价组织机构，负责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制订评价实施方案、选择委托评价机构、审核评价结果报告。

（4）制订评价实施方案。评价组织机构根据评价工作规范，针对评价对象，拟定评价工作具体方案，成立评价项目组，选定评价指标，确定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2.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考评。

(1)评价信息收集。到评价对象现场采取勘查、问卷、复核等方式收集、整理基础数据和资料，包括评价对象的基本情况、资金使用情况、绩效计划、验收报告、绩效报告以及评价指标体系需要的相关资料，并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法和专业手段取得评价指标相关的外部信息资料。

(2)评估分析基础数据。对收集到的数据信息资料进行核实、分析和判断，根据实际情况对指标和标准进行必要的调整，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形成初步评价结论。

3.撰写并提交评价报告。

根据初步评价结果，撰写评价分析报告，并在必要时候将初步评价结果反馈被评价单位，核实相关调整事项，评价分析报告按规定格式和要求，内容完整，分析透彻，逻辑清晰，并报请评价组织机构审核确认或备案。

三、推进我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试点工作的初步设想

随着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建立，财政部明确提出了“积极探索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工作思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预算支出绩效考评体系的要求，但从现实条件来看，实行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实施步骤上，应按照“先易后难、由点及面、逐步推开”的原则，以项目绩效评价作为切入点进行试点，等到具备一定经验后，再选择一些单位进行部门绩效评价试点，在取得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再全面推开。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建议开展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分五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考虑到所有部门全面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先在中央及省级部门中选择一些单位的重点项目进行试点，连续性的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以积累经验。

第二阶段，选择一些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便于结果比较的部门事业发展计划项目进行评价，并探索与下一轮项目预算安排相结合。

第三阶段，开展公共支出预算中某一类支出科目的评价，某一类支出可能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门，即有利于对不同部门工作绩效的比较，也有利于使政府决策者调整发展战略。

第四阶段，探索部门所属基层单位的绩效评价试点，有利于单位横向比较，推进改革，为部门绩效评价积累经验。

第五阶段，实现对部门预算的绩效评价，建立以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核心、以绩效预算为目标的科学、规范的公共支出绩效考评体系。

当前，本着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态度，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重点，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逐步把试点工作引向深入。

1.从完善绩效评价制度入手，规范绩效评价工作。

一是研究、制定和修订分行业的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要完善绩效评价工作的实施办法，使绩效评价工作能够规范、协调、有序地进行。研究制订如《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范》、《绩效评价专家库管理办法》等配套制度办法。

二是建立绩效评价管理平台系统，整合绩效评价数据资源，实现绩效评价工作信息化管理。逐步开发建立滚动项目库、通用指标库、专家库、中介机构库等绩效评价工作的技术支持系统，推动各部门加强绩效信息的收集工作，为绩效评价工作打好基础。

三是逐步建立完整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统一性指标和专业指标相结合的原则，制定出分层次、分行业的指导性的指标体系，确定通用可比、简单适用、易于操作的绩效评价标准。

2.从预算编制源头入手，促使部门树立职责—绩效目标—预算相匹配的观念。

一是要严格按照部门所承担的职责和事权编制项目预算。要突出部门职能与项目规划的重要性，分清部门“为主”、“参与”、“配合”的职能，防止编制预算时出现“越位”申请项目。

二是要督促部门编制项目绩效计划，制定出明确合理的公共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要细化项目绩效指标，切实改变“争项目、轻管理”的倾向，将预算编制与项目绩效有机结合，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最终实现财政资金的经济性和有效性。

三是建立绩效报告制度，及时反馈绩效信息。在预算执行结束后，要督促部门及时编制预算项目绩效报告，参照绩效目标计划，总结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及改进项目管理需采取的措施。

3.从盘活存量资产和调控增量资产入手，实现资产与预算管理相结合。

一是全面摸清行政事业单位“家底”，掌握存量资产的数量多少、质量优劣以及分布状况等信息，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二是制定、完善资产配置定额标准。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研究确定与部门承担职责相匹配的三项定额标准，即实物资产定额、标准费用定额、财政预算定额。

政府采购支出 篇6

关键词财政民生支出；DEA方法；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中图分类号F221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on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LIU Meihua，HUANG Xiaoping

（ Busines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sha， Hunan410081，China ）

AbstractBy using the DEA method， this article estimated the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of fiscal spending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of China's 31 provinces in 20092013， and analyzes the scale of the government's fiscal expenditure on people's livelihood.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in most provinces， the DEA scores of the fiscal spending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re more than 0.9， though the efficiency has not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 but is relatively high in all. Furthermor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output performance of the fiscal people's livelihood among the provinces： the output level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iddle and Western provinces，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is the lowest， which shows a great room for improvement.

Key wordsFiscal spending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The DEA method；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The scale efficiency

1引言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且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民生问题，普通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贫困学生“上学难、就业难”等近期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

近些年，国家政府加大了对民生支出的投入以改善民生.教育方面，2013年度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3.0365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9.64%，让全国1.2亿农村中小学生免交学杂费和教科书费.医疗卫生方面，全国2009-2013年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3.0682万亿元，年均增长24.4%，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让人民群众越来越重视健康保健以及对疾病的预防.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2013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达到1.449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3.4%，加大了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低收入保护的投入，让更多身处困境者更好的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保障性住房方面，2013年第一二季度中央财政支出0.2198万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让更多困难家庭住上了新房.长期以来我国“重经济增长、轻民生”的政策导向、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财政分权体制以及政治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民生支出差距仍然较大，财政民生支出效率仍然不均，在有限的财政民生支出条件下对其效率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非参数分析方法分析估算出我国31个省级政府2009-2013年财政民生支出效率.国外研究中，Afonso （2007）利用DEA方法分析了葡萄牙5个地区政府支出效率，并表明大多数地区政府支出效率不是很高[1].CuadradoBallesteros （2013）分析了西班牙政府支出效率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认为公共服务的外在化及功能分散对政府效率有负的影响[2].Dan Lowery（2005）从公众教育、警察部门、消防部门、法院方面研究政府支出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效率[3].BeenLon Chen（2006）通过构建一个独立地内生增长模型探讨经济增长与最优公共支出组成之间的关系，认为某种程度上政府最优支出由潜在的经济结构和政府政策所决定[4].YiChung Hsu（2014）在欧洲和中亚地区选取了46个国家，并应用假设变量返回到规模模型、SBM模型和超SBM模型来分析卫生支出的效率[5].

nlc202309020846

国内研究中，陈诗一、张军（2008）利用DEA方法对财政分权后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财政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6].潘孝珍（2013）使用了最大似然估计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支出效率的影响，认为财政分权与环境支出效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7].杨丽丽、朱卫东（2014）同样利用DEA方法对安徽省各市区教育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8].肖海翔、曹天舒、唐李伟（2014）运用DEATobit分析方法对中国1990年、2000年和2010政府卫生支出的健康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9].Jun hong （2011）利用1998-2008年面板数据分析中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创新率，并表明我国的创新效率偏低，并认为当地政府研发资助对创新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0].从奎（2014）构建Malmquist全要素生产指数，探索出各地区文化产业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化趋势，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支出效率正处于负增长阶段[11].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是针对政府财政支出整体或者其中的某一项支出的效率进行研究，对财政民生支出方面则主要从理论方面进行分析，实证分析并不多，因此，对财政民生支出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

DEA分析法是利用线性规划来评价具有相同类型的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MU）的相对效率.是一种非参数统计分析方法，能够有效避免模型设定误差问题.因此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青睐.DEA方法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的投影偏离生产前边界的距离来计算效率值的大小.根据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DEA模型可以分为固定规模报酬CCR模型和可变规模报酬BCC模型，BCC模型可以将综合技术效率（TE）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另外，DEA方法还可以从投入或产出角度来核算，基于投入角度的投入导向型是指在产出固定的情况下，使用何种比例投入才能做到投入最小.基于产出角度的产出导向型，是投入固定的情况下，怎样使用相同的投入达到产出最大.

基于规模报酬可变和产出角度的假设来测算，设DEA模型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p种投入，q种产出，对于第i个DMU，xi为投入列向量，yi分为产出列向量.X为p×n阶投入矩阵，Y为q×n阶产出矩阵，则第i个DMU的综合技术效率θi可以从下面的线性规划中获得.

Maxλθi，s.t.-θiyi+Yλ≥0，

xI-Xλ≥0，n1Tλ=1，λ≥0.

在该规划中，θi是个标量，为衡量经济单位（yi，xi）综合技术效率得分，也就是第i个决策单元（DMU）的效率值，只有在θi=1时，决策单元正好在前沿边界上，说明是有效的，否则无效率.λ是n×1阶常数向量，是权重， n1为n维单位向量，nT1λ=1对效率前沿面的凸性进行了限制.

3指标的选取

3.1投入指标的选取

参考财政部对民生支出定义的界定、部分地方政府统计民生支出的具体办法以及现有相关文献对民生财政投入指标的选取，选取中国各地方政府财政民生支出作为投入指标，具体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文化体育与传媒、环境保护关乎民生方面的支出.

3.2产出指标的选取

民生产出覆盖面广泛，能代表各个领域的指标也很多，从研究问题的角度出发，选取了能代表政府民生支出职能的指标.教育方面从在校学生人数以及师资力量两个方面进行选取，包括每十万人口各级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万人）和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总数（万人）.医疗卫生方面选取了能衡量地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的三大资源，即卫生人员数（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数（万个）、卫生机构床位数（万张）三个指标.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年末参保人数（万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万人）三个指标来衡量.文化体育与传媒方面选取了图书出版种数（种）、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万册）两个指标.环境保护方面选取了造林总面积（千公顷）、生活垃圾清运量（万吨）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从某种程度上能够衡量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以及政府生态保护工作的工作绩效水平.

4对中国地方政府民生支出

效率估算及结果分析

针对上述投入产出指标，利用deap2.1软件从规模报酬可变和产出的角度核算了2009～2013年全国及各省份财政民生支出的效率得分.表1显示的是各年度全国总体的效率得分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2009年综合技术效率值为1，表明2009年的财政民生支出资金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不存在损失的情况.但2010至2013年综合技术效率不是很理想并且在逐年下降，2013年综合技术效率值只有0.717，说明这一年大约只有71.7%的全国民生财政资金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大约有28.3%不合理效率损失.2009、2010、2011、2013年纯技术效率值为1，2012年纯技术效率值0.998比较接近充分效率状态.因此，综合技术效率的下降的很大程度是由规模效率引起.从规模报酬状况看，2010至2013年四年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说明这四年全国总体财政民生支出投入规模大于适合的规模，为了使效率达到最优，政府可以减少对民生财政支出的投入.

表2显示了2009-2013年全国各省份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值和均值，综合技术效率反映的是各地区政府民生支出规模及规模报酬不同的条件下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省市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没有达到最优状态，2013年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效率值为1的只有9个省份，2012年10个，2011年9个，2010年7个，2009年9个.在2009至2013年期间，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效率值全都为1的只有5个地区，分别为北京、浙江、山东、广东、宁夏，说明这五年间，其余地区都存在过政府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不充分的情况，也就是存在不合理效率损失的情况.另外，从排名来看，2013年、2012年、2009年政府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排名前十位的有6个是东部省市，排名最后十位的有8个是西部地区的省市.2011年、2010年，排名前十位的也有5个是东部地区省市，排名最后十位的也有8个是西部地区省市.其中西藏地区政府财政民生支出效率在这五年中综合技术效率最低，一直都处在0.76以下，说明政府财政民生支出资金一直都存在24%以上的不合理效率损失.也就是说，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西藏地区政府民生支出的产出还应该更高.从均值来看，财政民生综合效率值在0.9及以上的有22个省市，说明从总体上来看，民生财政支出综合效率虽然没有达到充分效率，但是效率还可以.

nlc202309020846

表3显示了2009～2013年我国各省份财政民生支出纯技术效率值和均值，纯技术效率指标主要反映政府民生支出资金配资中相关制度运行的效率.从表3中可以看出，2013年财政民生支出纯技术效率得分为1的有13个省市，2012年12个，2011年11个，2010年12个，2009年11个.而2009-2013年财政民生支出纯技术效率均为1的只有7个省市，分别为北京、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广东、宁夏，说明这五年间，其余24个省市至少某一年存在过民生财政支出资金纯技术效率不合理的情况.纯技术效率值低于1，表明在现有的投入规模和当前的体制环境下，财政民生支出资金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生财政支出资金配置的结构不合理.从东、中、西部地区来分析，2009-2013年均值排名前十的有6个是东部地区省市，分别为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南，2个中部省市，分别为湖北、黑龙江，2个西部省市，分别为宁夏、内蒙.均值排名后十位的有9个是西部地区省市.因此，相对来说西部地区政府民生财政支出效率低于东中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效率最高.另外，总体来看，财政民生支出纯技术效率均值在0.9以上的有22个省市，因此，虽然纯技术效率没有达到最优状态，但是效率还算比较高.

表32009～2013年 全国各省份财政民生支出纯技术效率得分及排名

表4显示了2009～2013年全国各省份财政民生支出规模效率值和均值，规模效率值能够反映决策单元是否在合适的生产规模下生产.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和2013年有14个省市政府民生支出规模效率值为1.2009年和2011年9个，2010年7个.2009～2013年五年间财政民生支出都实现了规模效率的只有5个省市，分别为北京、浙江、山东、广东、宁夏，说明除了这五个省市以外其余省市在这五年间存在过规模效率不充分的情况，也就是存在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从总体来看，5年间财政民生支出规模效率均值在0.9以上的有30个省市，只有西藏的规模效率均值在0.884，因此，虽然规模效率没有达到最优值，但是效率总体来说还算比较高.

表5显示了2009～2013年全国各省份政府财政民生支出资金配置所处规模报酬阶段，规模报酬可以分为规模报酬递增（irs）、规模报酬不变（-）、规模报酬递减（drs）三种情况.规模报酬递增说明这个地区的投入小于最适合的规模，需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才能使效率达到最高.规模报酬递减情况与规模报酬递增情况正好相反.规模报酬不变则说明现有投入规模正好达到最优值.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2013年、2012年、2011年、2010年、2009年中，全国分别有15个、13个、7个、9个、9个省市政府民生支出投入大于合适的投入规模，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为了实现DEA有效，这些省市政府应该减少对财政民生的投入.2013年贵州、新疆2个省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2012年4个，2011年和2010年分别有15个、2009年13个省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这些地区要想实现DEA有效，需要加大对民生财政资金的投入.总体来说，大部分省市在财政民生支出投入方面不是很合理，需要对投入进行调整.

5研究结论及建议

利用DEA分析方法，测算了2009～2013年全国31个省市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环保等民生产出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

得分，在此基础得出了民生支出资金配置所处的规模阶段.根据其得分情况可以看出，总体上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民生支出效率比较高，大部分省份民生财政支出的三种效率值在0.9以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地方政府对民生领域的重视程度.其次，我国各省市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民生支出综合效率存在显著的差异，像北京、浙江、山东实现了财政民生支出充分效率，而西藏、青海的效率值却低于0.75.另外，从三大地区看，东部地区政府的财政民生支出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尝试性的提出进一步提高我国地方政府民生财政支出效率的建议.首先，大部分省份财政民生支出效率虽然比较高，但是还是没有达到生产前沿面，各地方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关注并根据自身实际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提高民生财政支出效率.其次，应该努力缩小各地方政府民生支出效率差异.各地政府的财力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也就直接导致了各地方政府财政民生的投入差异.财政民生支出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等方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民生方面的投入来提高其效率以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最后，因地制宜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效率.通过表5可以得出，不同省份财政民生支出所处规模报酬阶段各不相同，有些省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有些处于规模报酬递减或者规模报酬不变阶段.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省份，政府应该加大对财政民生领域的投入，同时应注意提高其资金的利用情况，争取达到最适合规模和规模效率.对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省份，政府应该减少对这些省份财政民生投入或者找出效率低的原因并加以改善.对于规模报酬不变的省市，现有投入规模为最适合规模，不需要做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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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诗一，张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国社会科学，2008（4）：65-79.

[7]潘孝珍.中国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支出的效率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61-65.

[8]杨丽丽，朱卫东.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J]. 教育财会研究，2014，25（3）：12-16.

[9]肖海翔，曹天舒，唐李伟. 政府卫生支出健康效率测算及分析[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4，7（11）：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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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从奎，中国省际文化产业财政支出效率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J].未来与发展，2014（1）：73-79.

政府采购支出 篇7

根据财政分权理论, 地方政府对当地情况更具信息优势, [1]实行分权有助于地方政府更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 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 [2]更加准确地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3]但同时, 财政分权带来的税收竞争也使地方政府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本而采取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财政行为, 导致公共支出结构出现扭曲。[4]所以, 财政分权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效率, 取决于地方政府信息优势的正面效应与政府间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之间的比较, 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实证问题。

但是, 相对于诸多的理论文献, 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影响的经验研究仍然缺乏, 大多是关注于分权对某一类公共支出的影响, 而且并未获得一致结论。Zhuravskaya (2000) 认为, 分权之后的财政激励, 带来了俄罗斯地方政府教育、卫生等公共投入的增加;[5]Faguet (2004) 针对玻利维亚的研究发现, 分权增加了政府对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提供;[6]而乔宝云等人 (2005) 的研究表明, 分权没有带来教育服务的提升;[7]傅勇等 (2007) 发现, 中国的财政分权导致了文化教育类公共支出不足。[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客观上要求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 增强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 [9]这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 尤为重要: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 而且对一些农村公共投资项目来说, 甚至是唯一的来源。由此, 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 中国的财政分权和政府竞争在地方政府农业支出实践中得到了怎样的体现?对此进行研究, 一方面, 可以丰富相关研究文献;另一方面, 可以加深对财政农业支出的认识。

本文以地方政府农业支出为研究对象, 基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相关理论模型, 利用1995-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对省级政府农业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 政府的财政分权度、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度、经济发展水平、中央政策导向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农业支出比重。需要指明的是, 目前中国的财政分权水平对财政农业支出有积极的正效应, 而政府竞争的负效应则在中部地区被发现。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许多研究认为, 中国目前的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一起“做对了”对地方政府的激励, 可以充分调动其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 但同时为发展经济而开展的“标尺竞争”也可能影响到地方公共支出结构。[10]具体到财政农业支出, 至少存在三种促使地方政府在其财政开支中偏向非农部门的激励。首先, 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相对政绩考核, 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 由于农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 势必会促使地方政府偏向非农部门;其次, 从地方税收最大化角度来看, 也会促使地方政府支出偏向非农部门, 因为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税费的减免, 地方税收更多地来自非农部门;最后,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后, 地方预算外收入主要来自经营城市带来的土地增值收入和收费收入, 这也会促使地方政府实施非农偏向的财政支出政策。

但是, 另一方面, 由于人多地少的禀赋特征, 粮食安全问题在我国十分突出, 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极端重要性, 使得支持农业生产一直是中央对地方官员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相对政绩考核之外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而且, 支持农业生产和GDP快速增长之间也并非完全矛盾, 只是地方政府在短期内关注程度强弱的问题。所以, 财政分权在增大地方政府财政空间的同时, 也可能会带来农业支出状况的改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财政分权对农业支出的影响并不确定。为了验证分权和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到底如何, 我们将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1.实证模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我们将建立并估计如下模型:

agexi, t=β11+β12fdi, t+β13compei, t+β14fd·compei, t+β15xi, t+εi, t

模型中, 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观测值。被解释变量agexi, t是第i省第t年的省预算内财政农业支出占省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我们关心的主要解释变量包括财政分权度 (fd) 、政府竞争度 (compe) 。关于财政分权指标的选取, 总结已有文献[11][12][13]和本文的研究目的, 采用省预算内人均支出占中央预算内人均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财政分权度的指标。地方政府开展标尺竞争的重要策略就是为地方经济“招商引资”, 尤其是竞相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4]相对于农业方面的投入来说, “经营城市”更可能在短期取得引资效果。所以为了能更多更好地吸引FDI, 各地政府就会努力进行城市偏向的投入, 从而产生对公共支出结构的非农化扭曲。因此, 本文以地方政府人均实际利用的FDI数量作为代理变量, 来表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程度。另外, 竞争和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可能存在相互影响, 为了捕捉这种机制, 模型中引进了分权和竞争度的交互项 (fd-compe) 。

x是一组控制变量和其他解释变量。我们引入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城市化水平 (urban) 作为控制变量之一, 预计有负向的影响。譬如北京、上海等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 其农业支出比重要低于那些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根据政府不同支出项目之间具有竞争性的逻辑, 如果地方政府“吃皇粮”的人越多, 那末, 政府支出会被更多的行政事业费挤占。为了考察政府规模对于支出结构的影响, 我们参考吕炜等 (2009) [15]的方法, 采取人员规模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预计一个地区的农业受灾率将会对地方政府的农业支出有正效应, 但是由于预算内支出是年初就确定的, 所以其影响效应并不确定。

按照一般规律, 随着经济发展, 财政中农业支出的比重也将随之日趋缩小, 为此, 采用各省的人均GDP来表示该省的经济水平, 并加入了其平方项以表示可能的非线性变化。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是用各地区GDP总量除以当年的人口总数。该指标以1978年的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最后, 政策的影响。从2004年开始, 中央政府连续下发涉农一号文件, 表现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严重关注。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的数量, 为此添加了dumm04年度哑变量, 试图利用这个虚拟变量来表征宏观政策的变化和中央政府关注点转移的影响。

2.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出版物, 均是省级年度数据。样本包括1995年到2006年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观测值。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 1997年重庆从四川分离, 成立直辖市后对重庆和四川两地区的各项指标影响较大, 为了保证数据的稳定性, 我们将重庆和四川剔出, 并未将重庆的数据合并到四川省中。另外, 由于西藏数据缺失比较严重, 将其剔除在样本之外。[16]而预算内支出则主要负责诸如支农、教育等基本的公共品提供。[17]

人均GDP对于农业支出比重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其原因主要是,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 农业GDP占GDP比重日益下降, 那些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 其财政农业支出自然也就相对低, 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水平的负效应在5%水平上显著: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 从而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也随之降低。政府规模的影响虽然是负的, 但是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农业支出已经接近到最低投入的限度, 从而具有一定的刚性, 不容易被继续挤占带来的。可以看出, 受灾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虽然方向为正的。这说明, 事前确定的财政预算不能先验地对随机发生的自然灾害做出及时的反应, 这和平新乔等 (2006) [17]的研究是一致的。中央政策对于农业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2004年, 中央政府“一号文件”重新开始关注“三农”, 使得这一年的农业支出显著增加。

分地区来看, 财政分权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财政农业支出比重依然存在正效应 (均在1%水平显著) , 在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为负, 但并不显著。与此形成对照, 政府竞争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效应仍不显著异于0, 但是在中部地区则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有显著的负效应 (1%水平显著) 。对此的可能解释是, 东部地区尽管吸引的FDI最多, 并且也事实上为招商引资展开过激烈的竞争, 但是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地方财政有了更大的空间来支持农业发展, 而在西部地区, 一方面是因为地区竞争度偏低, 分权因为区域竞争而产生的负面作用较小, 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西部地区经济水平与东部差距过大, 从而放弃竞争导致的。而政府间竞争在中部地区的负效应, 原因可能在于中部地区既没有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从而具有较大的财政支出空间, 也没有象西部那样明显的经济发展劣势而放弃竞争, 从而在积极地参与主要是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引资竞争中带来了地方财政支出的非农化扭曲。

人均GDP对农业支出的负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存在。而城市化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效应存在着差异:在东部地区显著为负, 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 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下降的同时, 预算内的农业支出并没有随之降低, 这可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是农业省份造成的。另外, 在2004年, 由于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开始关注“三农”问题而带来的该年农业支出比重的显著上升, 主要发生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这也是中央政策导向的结果。

四、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1995~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分析了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全国看来,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预算内农业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 这可能是由于中央政府对稳定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从而将之列为地方政府最重要考核指标之一而带来的结果。而政府竞争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多地是通过预算外收入进行的缘故。

但是分地区来看, 财政分权的正效应主要发生在东部和西部地区, 在中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与此形成对照, 政府竞争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明显, 在中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和分析教育经费地区差异的研究中所谓的“中部塌陷”现象[19]

政府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篇8

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消费、转移性支出和政府投资三个部分。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有直接影响, 特别是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尤为明显。国际经验表明, 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 不仅可以部分替代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 间接增加居民收入, 而且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 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和机构研究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结论差别很大, 但都认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促进的。因此, 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结构、消费水平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政府支出结构变动特点

上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 我国政府支出 (即政府财政支出) 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 支出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本建设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基本建设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7.67%下降到2006年的10.86%, 政策性补贴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13.06%下降到2006年的3.43%。二是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比重先降后稳。2001年以前, 这两项支出比重都有不同程度下降, 此后保持稳定。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比重基本在4-5%之间, 支农支出比重基本在5-6%之间。三是文化、教育、卫生支出波动较大。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15.8%上升到1994年的22.07%, 此后总体上呈缓慢下降的趋势, 2005年下降到17.99%。2006年以后, 随着国家较大规模增加对教育、卫生的投入, 这一比重又呈上升的趋势。四是行政管理支出总体上不断上升。从1985年的6.52%上升到2006年的13.95%。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相关年份。注:2007年财政支出口径有较大变化, 文教、科学、卫生支出是将各项支出汇总, 其它支出项目没有调整。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变化也较大。其中, 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上世纪80年代有较大提高, 但在1996年以后连续4年下降, 到2000年以后基本在13-14%之间徘徊。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始终稳定在5%左右。社会保障支出从1985年的1.55%上升到2002年的11.95%, 此后一直在10-11%之间波动。总体来看, 尽管2002年以后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 但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2007年, 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只有2 9.2%, 和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 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特点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居民的食品、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食品消费比重 (恩格尔系数) 从1985年的52.2%下降到2007年的36.3%, 衣着消费比重从14.6%下降到10.4%。二是耐用品消费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后稳中有降。上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比重有大幅提高, 进入90年代以后稳中有降, 比重从1990年的10.1%下降到2007年的6.0%。三是居民用于住、行、通信的消费比重持续上升。居住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从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9.83%, 交通通信支出比重从2.1%上升到13.6%。四是居民用于医疗、教育等提升人力资本的支出比重有较快上升。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5%上升到2007年的7.0%,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支出比重从8.2%上升到13.3%。

(二)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与城镇居民类似, 但总体滞后于城市居民。一是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支出比重下降, 但降幅要小于城市居民, 而且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然比城市居民高出6.8个百分点。二是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支出比重都有较大上升, 但总体上仍低于城市居民。三是居住消费支出比重与城市居民变动相反。居住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从1985年的18.23%下降到2005年的14.5%, 2007年又回升到17.80%。

总的来看,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增长要快于整个消费增长, 其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另据对美国、英国、新加坡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析[1], 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 居民文化娱乐教育支出比重平均为7.5%, 而且教育支出比重很低;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平均为5%。因此, 从横向比较来看, 我国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也明显偏高。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政府支出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 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 还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并已对居民收入和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一)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全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使得居民承担的比重上升, 突出表现为学杂费比重显著提高, 导致居民的教育消费支出比重不断提高。1992-2005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从84%下降到61.3%, 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比从62.1%下降到55.4%;学费和杂费所占比重从5.1%上升到18.4%。2003年以后, 随着社会教育经费的增加, 以及国家相关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 学杂费比重终止了持续上升的趋势, 稳定在18%左右。2006年以后, 国家财政性经费比重有较大提高, 学杂费比重则大幅下降。与此相对应, 居民教育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在2002年后也呈稳中趋降的态势, 这说明国家的教育支出与居民教育消费支出之间存在较大的替代效应。

(二) 政府预算内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大幅下降, 使得个人的卫生支出比重上升, 居民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提高。1985-2001年,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38.6%下降到的15.9%, 社会卫生支出比重也呈下降趋势, 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28.5%上升到60%。2002年以后, 随着政府和社会对卫生支出的增长, 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也由升转降。与此相对应, 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在2002年后趋于稳定, 并在2006年开始下降。这说明国家的卫生支出与居民医疗卫生消费支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替代效应。

(三) 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力度不够, 使得居民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 进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降低。1990-2007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同时期, 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 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来源增速, 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也从0.4%上升到8.1%。这使得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总收入增速。这些特点在2000年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四) 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性支付实际上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和较大的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其中, 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经营性收入则使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缩小。1990-2007年, 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 超过80%;其次为转移性收入,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了30%。由于转移性收入的主体是离退休金、价格补贴、社会福利救济等财政性资金的转移支付 (占60-70%) , 因此这种转移性支付实际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主要是对农村居民的补助不够。

(五) 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不够, 还导致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政府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 为居民提供较为广泛的社会安全网, 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 进而减轻居民防范性储蓄动机, 明显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但1990-2007年的数据分析表明,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 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这说明政府对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不够, 是我国居民储蓄连年增长、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

注:根据中国教育经济信息网“各地区教育经费情况 (2006年) ”计算, 2007年数据尚未公布。

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 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资不足, 导致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断上升, 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 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并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因此, 今后应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内需、调结构方面的中长期作用。

(一) 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当前, 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要比人均GDP6000美元国家的平均水平低近25个百分点。如果我国在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 这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要达到当前的国际平均水平, 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人民币汇率水平, 按不变价计算, 这三项支出比重每年应提高至少3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人民币升值、现价等因素, 三项支出比重提高的速度应更快。

(二)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目标,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表明, 我国各地区政府支出的标准差和居民消费的标准差高度相关, 各地区政府支出差异的扩大加剧了各地区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因此, 应加快确立并实施最低公共服务支出标准, 增加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投入, 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同时, 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制化建设, 尽快建立起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 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模式。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07》和《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

(三) 适当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支付, 并且更多地向农村和低收入群体倾斜。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降低农民的收入风险;继续扩大和完善对农业的生产“直补”, 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 尽快转变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对城乡低收入家庭的社保支出给予适当补助, 减轻其缴费压力。

(四) 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 积极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 抓紧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包括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促进就业支持机制, 医疗卫生事业保障机制,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机制等。

(五) 创新准公共产品的融资方式, 节省政府相关投资。一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 如基础设施, 应尽可能吸收民营资本投入, 减少政府支出, 以便将这方面的资金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支出。

参考文献

浅谈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 篇9

在长期内, 政府总体支出对全国及城乡不同利益群体消费都具有挤出效应, 且对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挤出效应大于农村居民。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对全国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都具有挤出效应, 但是对农村居民而言, 投资性支出表现为正向影响;在短期内, 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全国和城乡居民消费都具有挤出效应, 消费性支出对于全国和城镇居民消费都有挤入效应, 但是对于农村居民却是挤出效应。

在中国转型背景下, 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大额支出, 往往构成影响居民消费边际倾向的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我国农村居民本来收入水平就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再加上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等支出在城镇与农村地区投入的不平衡性, 低收入和不确定性增强必然导致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锐减。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周期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紧密相关。

1、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消费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无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 对其消费增长率都是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 居民收入仍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 与城镇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无关, 故要想提高居民消费就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2、城镇居民对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大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受消费支出波动率影响为负, 而农村居民受上期消费支出波动率影响为正。因此, 当城镇居民的某些消费属于被动消费或不确定支出时, 城镇居民必然会在下期进行储蓄以减少消费, 来应对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

3、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相同的正影响。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变化率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均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明显地改善作用。这是因为, 社会保障支出是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财政支出, 能够直接改变消费者收入预算线并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这就再次证明了直接影响到居民收入预算线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最有效。在未来的扩大内需政策中除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外, 应当参考社会保障支出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特点, 研究制订财政支出政策。

4、教育和卫生支出对城镇居民影响大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卫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影响为正且比较显著, 而教育和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影响不显著。在过去十几年来的财政支出政策, 我国的教育支出政策和医疗卫生支出政策更多地向城镇居民倾斜, 直到2007年才开始加大针对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投入。教育支出本身增长幅度比较平稳, 加上原来农村教育基础比较薄弱, 很难有显著地影响;而医疗卫生支出在过去十年来并没有直接针对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的相关政策。因此,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受到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较小。

5、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支农支出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与支农支出增长率的趋势基本呈现一致。这是因为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交织在一起, 支农支出对农民的影响比较直接。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 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 还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并已对居民收入和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首先,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力度, 促进农村相关消费的增长。

由于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和居民购买力相对较低, 规模效应相对较弱, 因此农村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通常不明显甚至无经济效益, 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公益性特征, 民间资本一般不愿进入, 需要政府承担主要的投资责任。但长期以来, 中央财政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 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靠农民自己投入, 从而造成了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拉大。为此, 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 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

在卫生领域, 据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中国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水平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名131位, 仍属低下水平。从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重看, 2000年世界平均为5, 4%, 高收入国家为6, 0%, 中等收入国家为3, 0%, 中低收入国家为2, 7%, 而中国仅为1, 9% (世界银行, 2004) 。再从政府负担比重看, 2000年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 转型国家的政府负担了70%, 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9, 3%,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7, 2%, 中国则只负担了39, 4%, 政府支出所占的这一比例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 (王绍光, 2003) 。

其次, 加大社会保障和收入支持的政府支出力度, 稳定居民支出预期。

中国政府在社会安全网方面的支出差距是很大的。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体系中, 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或者说收入支持方面的支出是政府最主要的支出项目,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高达30%-50%, 占GDP的比重也大都在10%-30%之间。而中国的这两个比例2004年分别仅为12, 08%和2, 15%。如果以较宽的口径计算, 即国家加社会 (主要是企业) 的社会保障支出, 2002年也仅占到GDP的7, 15% (蔡社文, 2004) 。正是由于社会安全网的不健全, 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 从而抑制了即期消费。因此, 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支出力度。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财政支出效率 篇10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及爱尔兰等国因财政赤字和高额政府债务,主权信用等级被各大评级机构下调,由此引发了大面积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早在2011年4月,云南省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云南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就发表了一份无法向其贷款银行还款的声明书。虽然随着云南省政府的出面协调,云南公路“债务危机”已经得到解除,但这一次事件引起社会各界更加重视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审计署2013 年6 月披露的《全国政府性负债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 年年底,我国政府性债务的总负债率(地方政府债务总量与地方GDP的比值)为39.43%,总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总量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值)为113.41%。虽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量仍处于警戒线(60%)范围内,但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仍然存在融资平台公司缺乏有效管理、债务期限错配和偿债压力日益增大等问题,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很可能一触即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一旦发生,将影响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也会给百姓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原因,主要有“财政体制论”、“债务管理机制论”和“土地财政依赖论”。其中,“财政体制论”认为我国现行分税制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收入不能完全满足其发展需要,只能依靠大量举债(Jianguo Xu和Xun Zhang,2014;Shiyu Li和Shuanglin Lin,2011);“债务管理机制论”认为非全面预算和融资平台松散管理对于了解现有债务情况、管理资金使用都非常不利,潜藏着巨大的风险(王适达,2014);“土地财政依赖论”认为随着可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减少,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获取资金的能力会越来越弱,导致其偿债能力下降(张平,2013)。另外,陈骁(2014)认为,地方政府强大的发展冲动和激烈的相互竞争所形成的地方政府“投融资饥渴症”是其危机形成的一大原因;王雪雁(2014)认为,地方政府异化的投资行为导致其在某些领域投资过度、结构性失衡以及效率递减,最终累积了大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

根据基本财政理论可知,地方财政的职能是地区公共服务和经济建设。有效的财政支出,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医疗教育水平、改善地区环境质量等,为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从而获取偿还债务的资金;另一方面,可以起到适度降低借债需求量的作用,进而从根本上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

在财政支出效率方面,近年来,应用非参数方法评估政府效率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Afonso、Schuknecht和Tanzi(2005)以国家为评价主体,比较了23 个工业化国家的效率。2008 年,Afonso和Fernandes又以地方政府作为研究对象,评价了葡萄牙各地方政府的效率。国内研究中,傅道忠(2003)指出,财政支出效率包括财政支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财政支出的X—效率,我国财政支出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改善。郭长林(2007)认为财政支出效率应该从财政职能的角度去理解,而人们平时仅从特定项目财政支出的效果去理解,进而片面地基于财政资金使用情况测度财政支出效率是不合适的。实证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也开始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进行衡量,刘振亚、唐滔、杨武(2009),陈仲常、张峥(2011)等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进行评价,分析了各目标地区的财政支出效率现状。但现有研究中,从财政支出效率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原因的较少。鉴于此,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支出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其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的相关性,以期为地方政府提供化解债务风险的新思路,为相关部门增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督提供数据支持。

三、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财政支出效率评价

1. 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基于“相对效率”概念的一种评估方法,由Farrell开创,并由Charnes和Cooper推广开来,丰富了微观经济中的生产函数理论及其应用技术,同时在避免主观因素、简化算法、减少误差等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优越性。基本的数据包络模型是Charnes和Cooper提出的C2R模型,在此基础上Banker、Charnes和Cooper共同提出了评价部门间技术有效性的BC2模型。效率值有产出型效率和投入型效率两种类型:产出型效率表明在不增加投入的条件下可以按多大比例扩大产出,而投入型效率是评估在维持当前产出水平的前提下能够按照多大比例减少投入量。

关于每个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一般关系,可用以下方程表示:

Yi=f(Xi)(i=1,…,n)

其中:Yi表示产出;Xi表示某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具体而言,在BC2模型中,假定存在n个DMU(Decision Manage⁃ment Unit),每个DMU都有k种投入和m种产出。对于第i个DMU,xi表示投入向量,yi表示产出向量。将X定义为k×n的投入矩阵,而将Y定义为m×n的产出矩阵。在规模收益可变的假设下,第i个DMU的投入型效率值可以通过以下数学规划问题求解:

根据定义,前沿面是有效DMU的线性组合。式中,θ是一个标量,满足θ≤1,度量某地方政府与前沿面的距离。如果θ<1,表示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处于前沿面之内,即处于无效率状态;而θ=1则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正好位于前沿面之上,处于有效率状态,有效DMU是无效DMU的参考对象。

2.指标选取。

由于地方政府债务数据有限,本文仅对2011 ~ 2013 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财政支出效率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本文将我国内地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DMU(由于缺乏数据,不包含天津市、贵州省和西藏),借鉴Afonso构建的基于政府公共治理和经济发展两方面基本职能的分析框架,以及刘振亚等建立的指标体系,综合考虑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效果,选取了更加符合我国现状的投入产出指标。

在投入方面,由于我国的财政支出中包括了相当比例的预算外部分,为了保证将各省履行全部政府职能所消费的全部资源纳入考虑,本文采用人均预算内和预算外总财政支出作为投入变量。在产出方面,根据财政支出应该发挥的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两方面职能,分别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见表1)。

在政府管理方面,管理规模指我国每万人中国有单位就业人数,腐败程度指平均每万人国有单位就业职工中行政应诉案件的数量;公共基础设施方面,运输线路密度指辖区内运输线路长度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环境保护方面,空气质量指空气质量达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天数比重,工业“三废”排放程度指工业“三废”排放量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经济稳定方面,经济增长稳定性指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异系数。其余指标都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应用数据包络分析做效率评价时,效率得分是根据产出与投入的对比关系计算而来的,所以,产出项应该是越大越好。然而,本文中的腐败程度、工业“三废”排放程度、经济增长稳定性、失业率等产出指标本身的含义则应该是越小越好。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本文对这些指标取倒数进行转换。另外,为了消除各项指标单位不同的矛盾,对于地方政府的每一项次级指标都除以各自的平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每一个一级指标的各项次级指标求平均数后即分别得到九个产出方面的指标值。

3.结果分析。

由于政府职能的多样性,本文采用了多个产出指标,为了更加简单直接地反映财政支出效率,同时避免诸如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缺乏经济合理性解释的问题,本文借鉴Afonso(2005)和刘振亚等(2009)的处理办法,给某个DMU每一类一级指标的标准化值赋予同等权重进行加总,即求出九个产出指标值的平均值,从而构建出一个综合的地方政府产出指标,作为对地方政府产出的单一度量。在规模收益可变的假定下,利用MAXDEA计算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产出型BCC-O效率,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2011 ~ 2013年,平均财政支出效率最高的是河南省和广东省,相对效率值都为1;平均财政支出效率最低的是甘肃省,相对效率值为0.7271。根据经济带的划分,对表2中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得出,东部沿海、中部内陆和西部边远地区财政支出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8918、0.8742 和0.7985,由东到西呈逐渐降低的趋势。总体上,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财政支出越有效;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财政支出效率越低。但也存在个别省份经济总体不算发达,但财政支出效率却很高的情况,如河南。对此,本文认为一方面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财政的管理越具有效率意识,这一意识可以引导其财政投向更能促进经济长远发展的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发达的地区更能获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更加有利于其发挥政府职能,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对于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虽然其经济总量不高,如果具有较强的效率管理意识,也可以取得较高的财政支出效率。

四、财政支出效率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相关性分析

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衡量。

本文采用最能反映实际风险的负债率作为衡量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指标。2011~2013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债率如表3所示: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指地方政府不适当的负债行为在未来一系列不确定事件发生的条件下,政府出现严重支付危机,给政府本身以及社会经济带来各种潜在危害和损失的可能性。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衡量,国外政府的通常做法是计算债务风险评价指标(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将其与预先设定好的警戒线相对比。因此,本文为了研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否与财政支出效率具有相关性,将2011 ~ 2013年我国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负债率与其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负债率的计算中,对于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和负有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分别采用19.13%和14.64%比例折算。

2. 相关性分析及结果。

对于要素x和y,如果它们的样本值分别为xi和yi(i=1,2…,n),则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公式中:分别表示两个要素样本值的平均值。

运用该公式对2011 ~ 2013 年地方政府负债率和财政支出效率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负债率和其财政支出效率是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的,即财政支出效率越低时,地方政府负债率越高;反之,地方政府负债率越低。同时,相关系数绝对值较高,说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较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越低,其债务风险越高;反之,债务风险越低。

注:∗表示在0.05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我国2011 ~ 2013年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支出效率评价后,继而对财政支出效率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得出二者呈负相关的关系。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就要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让一定量的财政支出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为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发挥重大作用。据此,本文建议可采用以下措施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

1.提高对财政支出效率的重视度。

政府职能部门及其他公共部门缺乏效率观念,总认为财政的钱不用白不用,在指导思想上总是想方设法对财政资金多占多用,以维护本部门的利益为出发点。为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首先必须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观念,要让财政支出的决策者、执行者把效率放在重要位置,对所有支出项目都选择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最低费用选择法”或“公共劳务收费法”等先进的项目管理方法,以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2.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监管。

政府利用财政资金进行投资建设,常常出现“三超”工程、“钓鱼”工程、“胡子”工程、重复工程等,严重降低了财政资金应该发挥的效率,导致经常出现政府缺乏资金又浪费资金的怪异现象。因此,提高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监管应从财政支出项目的测评阶段开始,对财政资金的投入、增资和最终的项目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在监管的同时,一旦出现浪费财政资金的现象,要采取严格的措施进行处罚。

3.完善官员绩效评价制度,打破地区间恶性竞争怪圈。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评和晋升制度都与其地区生产总值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政绩工程也成了降低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一大原因。为了从中央政府获取更多的资金,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锦标赛竞争,在不考虑投资项目效益的情况下,肆意增加投资。为此,唯有设定更加合理的地方政府官员考评标准,才能将官员的决策行为导向对地区经济发展更为有利的方向。各地方政府之间才不会进行盲目的投资竞赛,从而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应有的提供公共服务和稳定经济的职能。

参考文献

刘振亚,唐滔,杨武.省级财政支出效率的DEA评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7).

A.Afonso,S.Fernandes.Assessing and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J].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5(5).

马占新,马生昀,包斯琴高娃.数据包络分析及其应用案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Jianguo Xu,Xun Zhang.China's sovereign debt:Abalance-sheet perspective[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4(8).

王适达.试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防范[J].长白学刊,2014(6).

政府采购支出 篇11

关键词：民生支出农村居民消费

一、导言

关于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在存在资源闲置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增加通过乘数效应会提高国民收入，由此导致居民消费的增加。公共经济学也认为政府对公共品的（如教育、养老、道路等）投资，能节约居民对其支出，从而增加居民对私人消费品的支出。但另一方面，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却认为由于政府债券与征税的影响是一样的，因此政府支出会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在实证研究上也存在两种相反的结论：Bailey（1971）、Aschauer（1985）、Ahmed（1986）等的研究认为，政府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一定挤出效应；而Karras（1994）、Devereus、Head和Lapham（1996），Gali、Lopez-Salido和Valles（2003）等的分析认为政府支出会刺激居民扩大消费支出。对于我国的研究也存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结论，谢建国（2002）、黄赜琳（2005）等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减少了居民消费支出；而胡书东（2002）、李广众（2005）等认为，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确能对民间消费起拉动作用。

以上国内外的研究都是从整体上分析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单独研究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文献。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有着十分显著地差别，因此在我国独立的研究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特别是我国自2004年以来所实行的以加大财政在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方面支出为特征之一的农村新政其政策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那么这个政策目标的实现效果又是如何呢？自然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对于未来进一步的财政支农政策的调整、优化和选择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的目的正是着重来研究2004年农村新政以来财政在教育、医疗民生方面的加大支出（养老改革还没有在农村全面推开）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财政民生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

1、政府财政教育、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私人品消费的影响

这部分主要计量分析政府财政教育、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私人品消费的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设定以下计量回归方程：

（1）

CON是因变量，表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为了分析对不同消费的影响，我们把农村居民消费分成三类：人均教育消费JCON（由于没有单独的教育支出统计，这里使用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来代替）、人均医疗保健消费YCON （这两项是对公共品消费的支出）、其它的合为一项称为人均私人品消费SICON（如食品、服装等），本节研究私人品消费。GS是本文的研究变量，表示政府财政人均教育支出JGS或人均医疗支出GYS。由于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变量，同时研究也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得延续性，因此也引入农村居民纯收入INCOME和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CONit-1为方程控制变量以增加方程的解释性。

采用的数据集为1998-2009年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之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0》。为了揭示2004年以来的农村新政政策效果，我们分时段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1998-2004年间，政府教育支出GJS对居民私人品消费有着统计上不显著的反向关系，但到了2004-2009年期间，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了十分显著的正向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明在过渡期之后，政策效应开始显现，政府教育支出增加明显促进了居民私人品消费。而对于政府医疗支出GYS的效应，虽然没有像教育支出那样出现明显的结构变化，但是我们从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由负的统计显著变为负的不显著也能看到医疗支出对居民私人品消费的促进作用。从人均财政教育和医疗支出合计GJY回归结果来看，也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变化，政府加大民生支出的确促进了农村居民私人品消费。

2、政府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教育、医疗支出的影响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2004-2009年间加大财政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私人品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政府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教育、医疗本身支出的影响又是如何呢?这里作进一步的分析。利用计量方程（1），把因变量换成居民人均教育消费JCON和人均医疗保健消费YCON，其它不变。首先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财政教育支出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在两个时期间内都呈统计上不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虽然财政教育支出可以减少农村居民私人教育支出但这种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其次我们从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到财政医疗支出与农村居民医疗支出之间存在着十分显著的统计上正向关系，即财政支出非但没有减少居民私人医疗费用的支出，反而拉动了居民的医疗消费支出，这一点从时期的演变来看更为明显。这恰好反映出我国居民看不起病的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状况，一旦有了政府支出的补贴，导致了医疗价格下降，促进了他们进医院看病的需求，从而表现出加大财政医疗支出反而会增加农村居民医疗支出的现象。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主要分析了2004年农村新政以来政府在教育、医疗两方面加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我们发现：

1、近几年来加大政府财政教育、医疗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私人品消费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继续加大民生方面的政府支出，对于我国增加内需有着很好的政策效果，应该坚持下去。

2、从政府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教育、医疗本身支出的影响来看，近几年加大财政教育支出在统计上对于减少居民的教育支出效果还不明显，而加大财政医疗支出反而具有拉动居民医疗消费支出的功效。这些都说明我国政府的民生支出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政府支出的增加使得居民过去没能力去消费的教育、医疗等公共品出现了一个弥补性消费增加。

注：本文受江西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编号：08YJ11）和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49）的资助。

参考文献：

[1]Steven Barnett and Ray Brooks，China：Does Govern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Spending Boost Consumption．2010，IMF Working Paper．

[2]谢建国，陈漓高．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一个基于跨期替代模型的中国经验分析[J]．财经科学，2002，（6）：23－28．

[3]胡书东，中国财政支出和民间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2，（6）：32－29．

[4]王文平，我国的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1983－2007[J]．经济体制改革，2009，（1）：40－47．□

政府采购支出 篇12

关键词：政府卫生支出,居民健康,健康生产函数

一、引言

健康是人们未来发展的保障,作为与教育同等重要的人力资本的两大基石之一,它能够帮助居民实现较高的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口众多,地理形势复杂,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与此同时,居民对于自身健康状况越来越关心,对于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对中国社会的医疗卫生问题的广泛关注让我们从更深层次来讨论如何才能满足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目前,政府与学者已达成共识,要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提高公共卫生费用占总卫生费用的比重,并且在注重规模的同时,注重地区间卫生资源差距,提高卫生资源的分布效率来提高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本文拟结合已有的研究,使用我国30 个省份和地区2003—2010 年的面板数据对政府卫生支出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证实公共卫生支出对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

二、文献回顾

对于公共卫生支出对人民健康水平的影响,来自国外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二者之间负相关,也就是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能够显著地降低婴儿或儿童的死亡率;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却发现,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甚至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二者正相关。Gupta(2002)通过对50 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公共卫生支出对于婴儿及儿童死亡率的下降有正影响。Anand和Ravallion(1993)分析了1985 年的86 个发展中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时,发现减少公共卫生支出,期望寿命与收入的提高之间的正相关将不存在,在两者都与收入相关的时候,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可以从67%的水平上解释期望寿命的增加。Mansour与David(2009)使用的微观数据从细节上对公共卫生费用支出对健康水平的影响进行分析。作者使用来自1998—1999 年印度国民家庭健康调查(NFHS II)这一横截面的家户层面的数据,构建分层的probit模型来研究印度各个邦之间公共卫生支出对人民死亡概率的影响。作者分别从邦的层面,家户层面以及个体层面对影响死亡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公共卫生支出对婴儿,女性以及老年人的死亡率影响效果显著。

也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公共卫生中指出对于健康的影响不显著(Wolfe,1986,Tanzi,Schukneche,1997)或者是有负的影响。Filmer和Prichett(1997)通过对来自UNICEF和世界银行的跨国数据分别研究了政府卫生支出和非医疗支出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收入可以从84%的程度上解释婴儿死亡率,社会经济变量的解释程度为11%,而公共卫生支出仅能解释0.17%,结果不显著。Deolalikar(2005)使用了从1980 年到1999年的印度邦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如果考虑到时间趋势的话,现期的公共卫生支出对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国内学者对于公共卫生支出与居民健康关系的影响研究并不多见。王俊(2007)根据Grossman的健康生产函数模型,构造了中国宏观生产函数对1952-2003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有限分布滞后法对影响健康的各个因素进行弹性系数估计,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对健康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张宁、胡鞍钢、郑京海(2010)使用DEA方法对各地区健康生产效率进行评测和影响因素分析时指出,公共卫生支出与健康生产效率的关系并不显著。

三、理论框架

Grossman的健康生产函数模型如下:

H=F(X)=F(基因、教育、收入、环境、生活方式、公共物品、时间)(1)

王俊(2007)年最早构建了中国的宏观健康生产函数,他是在Grossman(1972)年的模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构造出了一个健康生产函数。将上式中的X所代表的个人变量转化成一组代表卫生、社会、教育和经济的变量,那么,健康生产函数可有以下表示:

根据中国的国情,将(3)式进行对数处理后,得到了如下形式:

可以将以上的这个新函数看做是中国的宏观生产函数。式中的各个变量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数据以及研究目的等因素进行选取。

四、数据来源与实证结果

健康指标、政府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卫生、教育、社会、人口特征等变量的数据来源于2004 年到2012 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回归结果显示,无论采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回归,人均政府卫生支出的系数都显著为负,即人均政府卫生支出越多,居民的健康水平越高。此外,加入了控制变量的结果对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及其符号均没有影响,因此,政府卫生支出对于居民健康水平是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政府卫生支出在所有回归结果中均显示为负。即政府卫生支出越多,居民的健康水平会越高。因为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支出有利于对疾病的预防、有利于遏制疾病的传播以及居民更好地锻炼身体;农村居民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弹性也是显著为正。即农村居民的个人卫生支出越多,他们就会越健康。因为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本来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就会比较少,那么,他们的医疗卫生支出的边际收益就比较大;城镇居民的医疗卫生支出对于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为正。即居民越不健康,支出越多。因为健康意识比较强烈,再加上城镇的医院以及其他医疗卫生设施数量和质量都比较高,城镇居民本来的个人医疗卫生支出就比较多,支出更多就代表着他们越不健康了,则对于健康的需求较大;城镇化水平对于围产儿死亡率的弹性显著为负,即城镇化的水平越高,居民的健康水平越高。因为城镇化代表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更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以及更加方便快捷的信息传播,这些都有利于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文盲率来说对于健康的弹性不显著为负。即文盲率越低,表示受教育水平越高,居民的健康水平会越高。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容易了解怎样才是获取营养最有效的方式,怎样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若65 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越高,居民的健康水平会越低,因为首先对于65 岁以上老年人群体来说,人数越多,他们身体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是说不健康的概率越高;再者,儿女们为了抚养老人所付出的成本也就越高,儿女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增大。因此,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越高,居民的健康水平越低;对于每千人医生数来说,它对于围产儿死亡率的弹性为负,也就是说医生的数量越多,围产儿的死亡率越低,居民的健康水平越高。医生数量的增加表示医疗卫生服务数量的增多,不仅便于居民生病及时就诊,而且便于他们对于疾病的预防。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医生数量越高,居民的健康水平越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用新的指标构建新的中国宏观健康生产函数。对于表征健康水平的指标,我们选择了围产儿死亡率。除了选用合适的代表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生活层面、教育层面的控制变量之外,结合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研究了政府卫生支出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卫生支出对围产儿死亡率的弹性在全国层面是显著为负的,即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与居民的健康水平呈现出正相关。城市化对居民的健康水平影响最大;受教育水平与健康之间呈现正相关,卫生厕所的普及率与健康水平正相关;每千人医生的数量与居民的健康水平正相关;城镇居民的个人医疗卫生支出与健康水平负相关,这可能与越不健康越支出有关;农村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与居民健康正相关。综合来说,居民的健康水平不仅与政府卫生支出具有很大的正相关性,而且也与其他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以及生活环境因素息息相关。要改善我国居民的健康状况,不仅要增加政府的公共卫生支出水平,而且也要综合以上因素进行考虑。对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对居民健康的改善作用很明显,而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与居民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却不明显。因此,政府要加大公共卫生支出的投入力度,降低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从而减小居民由于卫生支出所造成的生活压力与精神压力。

第二,不仅要注重政府卫生支出的投入规模,还要提高投入的效率。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较明显,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差异较大,政府在投入的过程中要有侧重点。还要防止医疗卫生过度“市场化”,在市场出现失灵的时候,政府要运用公共卫生支出作为有正的外部性的公共物品来干预市场,调节失灵,将医疗服务市场的失灵拉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