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精选12篇）
中国与东盟 篇1
摘要：中国经济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把现有的产品直接出口欧美转为借道东盟的间接出口,可以化解当前出口企业的危机同时有助于实现中国增长方式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综合解决方案包括以下3个方面:私募基金、境外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和企业境外生产销售。
关键词：出口企业困境,境外工业园,“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1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的最终停滞。主要原因在于无法有效解决劳动力成本上涨竞争力下降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已经在逐步丧失原有的竞争优势,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劳动力成本上涨已经具有趋势性。2007年,中国便出现了刘易斯拐点①。近几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工资大幅增长。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2 000元大关,同比增幅达21.2%。尽管去年经济增速放缓,但农民工月收入同比仍上涨11.8%。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用工成本上升的感触尤为强烈。
研究发现,对欧、美、日出口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沿海地区。而人民币升值严重影响出口。目前20.09%的企业存在因为汇率波动而推掉订单的现象,2013年以来企业平均推掉的订单额达到57.80万美元。近80%的外贸企业订单额并未出现增长,其中近三成企业反而出现了下降,经营现状严峻。
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初中级产品,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压力导致出口品价格不断上升,这直接削弱了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2 借道东盟可以转“危”为“机”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确定长远发展战略,通过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而如何解决中小型出口企业的问题?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中国与东盟在制造业布局方面可优势互补、实现共赢。2010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投资东盟,除了考虑劳动力成本、原材料资源供应、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占领东盟市场等方面以外,通过东盟签订的众多多边协议有效规避国际关税壁垒,打入国际市场更应该引起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出口企业的重点关注。借助原产地原则,中国的企业可以借道东盟打入欧美和其他国家市场,有效规避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关税壁垒。
当然,中国企业走东盟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低端制造业向东盟的转移过程,而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更长远的谋划。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承接部分中国低端制造业转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和中国水平相近的国家则与中国进行水平分工;国内企业则升级到更高端、附加值更高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着眼于国际产业链的主动权掌控。以我为主、借道东盟、面向欧美,如此全球产业布局、全产业链控制,才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
3 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主要战略
当前,国有大企业走出去问题不大,但是中小企业则是困难重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企业缺乏专业人才、在境外单打独斗,不熟悉国外投资环境、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彼此间恶性竞争、不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更多的企业需要设立海外基地,我们找到一种更加合适、便捷的模式。
3.1 打造境外局部优化投资环境
产业园区能够为企业提供局部优化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环境,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发展平台。
跨境产业园。
广西正在建设凭祥一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通过实行“一区两国、境内关外、自由贸易、封闭运作”模式,将中越凭祥一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下先行先试的合作示范区。广西还可建设东兴一越南芒街和百色龙邦一越南茶岭两大跨境经济合作区。云南可以建设红河一越南老街作为跨境经济合作区。此模式风险最小,但是受地理位置限制。
共建中外产业园。
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有三处产业园,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处于中国境内,境外的则由中国一马来西亚关丹工业园区、中国广西印尼沃诺吉利经济贸易合作区两大产业园区组成。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已于2011年10月21日正式揭牌,首期开发建设15 km2,远期规划55 km2。双方政府主导打造。
境外产业园。
东盟10国分别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了产业园区。2012年的第九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期间,东盟10国的产业园区曾集体在南宁亮相,面向中国的企业展开招商活动。
另外,各国的保税区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利用和进驻的重点园区。
3.2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企业走出去,不但需要硬件条件,也需要良好的软件服务。首先需要转变观念。“不干涉别国内政”是中国的一贯方针,新的形势下其内涵需要有所发展和丰富。我们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但是要坚决维护在外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有效规范企业在外的行为,维护国家形象。其次要健全组织。要组建境外专业中资企业服务机构,背景可以是官方、半官方或企业团体。全方位地为境外特别是东南亚的中资企业提供所需要的服务打造适合中资企业生存发展的软环境。
3.3 在国内建设服务中心
在与东盟交流密切的国内城市打造服务中国企业走东盟的总部基地和后勤服务中心。南宁正努力建设成中国一东盟区域性物流基地、先进加工制造基地、商贸基地和交通枢纽中心、信息交流中心、金融中心。南宁物流保税区、钦州港保税区、凭祥口岸保税区,能够相互协作形成区域综合保税体系,打造中国与东盟交流的便捷的陆、海、空立体交通大通道。进驻东盟的中资企业可以就近在南宁设立服务总部,开展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品牌管理、人员培训、金融、信息、法律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当然,面向东盟的“桥头堡”建设,云南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多重优势,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如何将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需要两地政府的进一步努力,开展良性竞争。
3.4 综合解决方案设计
如何建设和运营境外工业园?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可以考虑得有效模式。
私人股权投资(又称私募股权投资或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指对任何一种不能在股票市场自由交易的股权资产的投资。可以由有相关经验的企业作为基金发起人,有意投资东盟的企业作为合伙人,大家共同发起成立面向东盟国家的私募股权基金。其投资产品是境外工业园开发,收入来源于产业园的土地开发、园区建设的基础设施增值,建成后的运营管理收入,生产企业的人力成本降低和出口税金减免等。由于基金的合伙人本身就是准备进入东南亚企业,可以获得多重收益,回购股权或接手基金不会有大问题。
此基金投资产品设计可以实现多方共赢。对于投资目的国来说,通常最缺的是项目的策划能力、融资和建设开发能力、企业招商能力等,采用境外私募股权基金的模式,各种问题可以一并打包解决。对于投资东盟的中资企业来说,大家抱团出去,由专业的团队提供服务,成功率和安全性大大提高,更有利于企业走出去。
4 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几点注意事项
不论已经“走出去”的企业还是即将“走出去”的企业,要注意维护国家形象,组织起来共同打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首先,要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文化。不但要与当地官员处理良好关系也要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当地社会做贡献,赢得一般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其次,要正确处理纠纷。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及时应对,小事积极协商,原则性问题要委托专业人士或相关组织依法维权、据理力争,绝不能够花钱消灾、息事宁人。否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形成恶性循环,在未来带来更多、更大的麻烦。再次,中资企业之间要团结互助、友好协商,避免内部彼此间的恶性竞争,维护中资企业的良好形象。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赢得对方的尊重,才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最后,要与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危急情况下,及时获得准确信息和强有力的帮助,要知道祖国才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5 结论
利用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和东盟一欧盟相关协议,鼓励出口企业借道东盟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是我们有效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眼于全球进行产业布局、产业链控制,以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园区为节点,联结中国、东盟各国、欧美日本市场,就能够形成为我所用的区域性国际投资贸易服务网络。
通过以上措施,将会有力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发展,同时帮助中国有效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从资源集约型到资本和技术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换。实现中国与东盟的互利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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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荣海,李亚波.边境效应会制约中国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吗[J].国际经贸探索,2014(3):73-84.
中国与东盟 篇2
1.二十年合作拓展 自贸区成果显著 博览会常办常新 Year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ruitful China-ASEAN FTA Ever-growing China-ASEAN Expo 2．中国—东盟博览会 10+1>11 CAEXPO 10+1>11 3．博览会让自贸区明天更美好！
CAEXPO Brings a Brighter Future for CAFTA 4．精彩博览会，繁荣自贸区
Marvelous CAEXPO, Prosperous CAFTA 5．热烈庆祝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ASEAN-China Dialogue Relations 6．热烈祝贺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Congratulations on the 8th China-ASEAN Expo 7．热烈祝贺第八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召开！Congratulations on the convening of the 8th
China-ASEAN Business & Investment Summit.8．高端对话深化区域合作
High-level dialogue for deep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精英聚首实现共同繁荣
Joint efforts for common prosperity 9．办好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潮流
Uphold the Summit’s general intent for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10．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是工商界最具影响力的盛会
China-ASEAN Business & Investment Summit has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event among business circles in the region.11．热烈欢迎参加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2011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海内外嘉宾！
Welcome to the 8th China-ASEAN Expo, China-ASEAN Business & Investment Summit and 2011 Nanning International Folk Song Arts Festival.12．南宁——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Nanning——A Place that Folk Songs Dearly Love 13．盛世欢歌，同唱和谐，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Nanning International Folk Song Arts Festival ——A Stage of Harmony in the Era of Prosperity.14．以歌传情，以歌会友！
15.World
Songs in Feelings, Friendship in Songs 大地飞歌，唱响世界！
中国与东盟深化双赢模式 篇3
在印尼出席APEC非正式领导人峰会前，习近平访问了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这是他出任国家主席之后的第一次东南亚之行。此访期间，中印（尼）、中马两国均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接下来，10月9日至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将赴文莱，参加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并访问文莱、越南和泰国。
“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两个会议时间安排得那么近，都是考虑到领导人开会互访的便利。”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的演讲，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重新建立彼此互信，进而加强各个方面的合作。”
打造“钻石十年”
在马来西亚东海岸的关丹河口附近，面向南中国海的彭亨州首府关丹县，最近受到了马来西亚媒体的广泛关注。2013年2月，马来西亚-中国关丹工业园在此正式成立。
“马来西亚经济严重依赖外贸，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GDP的90%，马来西亚人也因此普遍支持与外国的经贸合作。” 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资深分析员洛克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政府希望，到2017年，关丹工业园实现160亿美元的贸易额。
位于关丹工业园项目中的关丹港口扩建，则被外界认为是中国从阿拉伯海、印度洋至南中国海投资建设多个大型码头之一。类似的项目还包括中国提供优惠贷款援建的柬埔寨金边港新集装箱码头，先后由新加坡港务集团、中国海外集团负责管理的重要战略港口瓜达尔港，以及由中国援助斯里兰卡建设的汉班托塔深水港。此外，中国在孟加拉吉大港，也与缅甸实兑发展港口业务。
而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中也提到，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层近期就加强中国-东盟合作的又一重要表态。就在9月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讲话中提到，要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在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我们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地扩大，我们既然有能力打造‘黄金十年，我们也有能力创造‘钻石十年。”李克强说。
张蕴岭认为，开创新的“钻石十年”，从经济上来说是要达到自贸区的升级版：提升开放水平，在过去货物贸易为主的基础上，加强服务、投资方面的开放水平；加强互联互通的建设，使得中国--东盟能够提升为一个真正的大的经济区，有利于产业链构造，有利于分工。“这样一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贸易关系，而是一个全面的经济融合关系。”
在“互联互通”方面，“海上丝绸之路”无疑是对过去十年陆路贸易合作的升级，区域合作范围将得到进一步扩大。“由于陆路接壤的便利条件，广西、云南两地参与中国——东盟合作，无论是自贸区合作，还是其他形式的跨境合作，都要比同样毗邻东南亚的广东省活跃很多。”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曹云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要推动广东省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一是要给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便利，二是要打破陆海边界，增加交流渠道。
邻里之间整体互惠
提起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南海问题自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议题。
“实际上，新一届领导人在这次顺访的四个国家当中，就有两个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存有争端。访问这些国家，也表明中国领导人有信心处理争端，而并非如外界猜测，中国在东盟遇到了危机。”张蕴岭说。
他认为，中国与东盟接壤，又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于这些国家的重要性别国无法替代。“比如，要建立互联互通，我们首先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就有优势。我们与邻国共同修建铁路、公路等等，如今又要发展海上航道。”
曹云华则指出，中国和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之间，经贸合作一直处于东盟国家前列。而即便对于缅甸、越南近来局部合作有些不愉快的国家，中国也是其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他也指出，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合作“相对有些渐冷”。
细心人士发现，随着习近平、李克强实现东南亚之行，中国新任领导班子在短短半年内已经与东盟地区国家领导人互动达20次。目前，东盟十国中唯有菲律宾没有与中国实现领导人访问。
曹云华说，从阿基诺二世到阿罗约执政时期，中菲两国经贸关系一直发展较好。只是随着黄岩岛问题浮出，双边经济关系无论是中方对菲铁路等基础建设的投资，还是双方消费品的商品交易，今年都开始转冷。
“既然争端没有解决，没有谈判的气氛，那么不妨先缓一缓。”张蕴岭认为，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迟早要发展，只是在等待时机。
而在东盟框架下，每一个成员国也受益于中国-东盟的系列合作，这也在客观上弥补了局部“冷热不均”的合作氛围。在印尼国会演讲中，习近平建议成立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即是中国-东盟整体互惠的创新性提议。
金融危机以后，各大国际银行对长期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都比较谨慎，不轻易提供这种长期的、收益率低而风险极大的基础设施的资金。而为了建立亚洲基础建设银行，中国提议准备筹措10亿美金，发挥中国外资储备多的优势，解决东南亚国家构建基础建设网缺乏资金的问题。
在柬埔寨国会兼任技术顾问的英国利兹大学亚太研究院讲师凡纳瑞·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到基础建设和合作，区域内的交通连接非常重要，而这需要大量投资进行基础设施改建。只有中国有能力支持东盟国家做这件事，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在这方面将发挥巨大作用。”
抛开“制衡论”
10月3日，美国白宫对外宣布，由于美国政府部分部门因财政问题而面临“关门危机”，总统奥巴马取消了原定于6日开始的亚洲之行。
按照原定计划，奥巴马拟出访印尼、文莱、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随后出席在巴厘岛举行的APEC峰会，以及在文莱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及东亚峰会。消息宣布后，其全部出访行程由国务卿克里“代劳”。
10月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题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外交突围》的社论。文中指出，“这次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及东亚峰会，无疑将成为中国独占鳌头的绝佳机会，让习近平此行取得更大的外交突破。”文章还评价称，习近平此行可说是对美国“重返亚洲”的平衡战略，做了一次巧妙的再平衡。
“《联合早报》似乎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行程意在反击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我非常不同意这种评价。”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资深分析员洛克曼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认为，中国重视与印尼、马来西亚的关系，是依据双方本身的实力。换言之，习主席出访是双方所需，而非参照美国战略行事。”
美国智库华盛顿东西方工作室主任赛图·勒美博士则认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非针对中国。“亚洲再平衡”的确不是为了遏制中国在亚洲的存在，那么，既然不可能实现，也就并非什么有效的、建设性的政策。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要共同坚守那些公认的规则和规范，并始终重视它们。”
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分析 篇4
一、中国-东盟贸易发展特点
1、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速低于进口增速, 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逐步扩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都是中方顺差。自1993年起, 中国对东盟贸易出现逆差 (除了1995年和1997年中国有微量的顺差外) 。自此以后, 由于中国从东盟的进口增长速度大多高于对东盟的出口增长速度, 双边贸易中中方的贸易逆差逐年扩大。2000年, 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达48亿美元, 东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地区之一。2004年, 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达到峰值200亿美元, 东盟成为中国第4大逆差来源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是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 2004年中国与三国的贸易逆差分别为100.8亿美元、57.4亿美元和47.9亿美元。
2、东盟对中国的供给角色重于需求角色, 中国进口提升空间大于出口空间。
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在双方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尽管还不是很高, 但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双方已经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据海关统计,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在1990年为6.1%, 2008年已上升至9.0%。据东盟方统计, 1993年, 东盟与中国贸易额占东盟对外贸易总额的2.1%, 这一比重2001年上升至6.6%。除此之外, 1990年至2008年期间,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基本上在5.82%-7.99%之间窄幅波动, 而进口比重却由5.75%持续上升至10.33% (1992年、1999年、2001年、2004、2006和2008年分别比上年略微下降) 。同时, 2008年中国对东盟的进口依存度为2.70%, 高于2.64%的出口依存度, 而1990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依存度 (1.12%) 高于进口依存度 (0.87%) 。
3、中国与东盟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并在制造业形成了水平分工格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 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 从东盟进口的主要是原料性商品。近年来, 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逐年扩大, 2004年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的机电产品达236亿美元, 同比增长42%, 占中国对东盟出口的55%。对东盟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也同步增长, 2004年, 对东盟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达131亿美元, 同比增长52%, 占对东盟出口总额的31%。与此同时, 中国从东盟进口的机电产品也大幅增长, 2004年, 从东盟进口的机电产品达368亿美元, 同比增长37%, 占自东盟进口总额的58%;从东盟进口高新技术产品305亿美元, 同比增长37%, 占自东盟进口总额的48%。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变,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长, 并且在机电设备、精密和光学仪器等行业已基本形成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要特征的水平分工格局。
4、中国与东盟之间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 双边贸易增速快于总体贸易增速。
从贸易份额看,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6.1%上升到2004年的9.2%, 同时中国对东盟的贸易依存度也由1.99%提高到6.40%, 表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 从贸易结合度2看, 中国与东盟10国的贸易关系也较为紧密。1990年至2000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基本上在1以上, 虽然1993年、1994年和1996年的指标低于1, 但也在0.9以上, 接近于1。整体而言, 2000年双方的贸易结合度为1.27, 超过1;若以具体的国家来分析, 除了马来西亚和文莱外, 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的贸易结合度均大于1。据海关统计, 1990至2004年间, 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年均增长21.8%, 比同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 (17.9%) 近4个百分点。根据东盟方统计, 1993至2001年间, 东盟与中国贸易额年均增长22.69%, 比同期东盟整体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 (6.05%) 快16.19个百分点。但是, 至今为止, 相互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还比较小, 相互之间并非是主要贸易伙伴, 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仍是两者的主要贸易伙伴。
二、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分析
1、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
20世纪90年代早期, 东盟出口中国数量最多的5大类产品, 依次是石油和燃料 (占32.3%) , 木材 (占22.6%) , 菜油和油脂 (占8.4%) 、计算机/机械 (占6.4%) 和电气设备 (占6.0%) , 占对我国出口总量的75.7%。2008年, 次序和比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电气设备和计算机/机械所占的比重分别提高到26.0%和16.3%, 两项总计比重达到42.3%, 大大高于1993年12.4%的比重, 表明东盟对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高附加值程度有所提高;其次是石油和燃料 (占14.4%) 、橡胶储藏制品 (占7.2%) 、菜油和油脂 (占6.8%) , 占对我国总出口量的70.7%, 表明东盟对中国的产品出口结构正在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再从东盟由我国的进口贸易来看, 多样化趋势更加明显。1993年, 东盟进口的5大类产品依次是电气设备、计算机/机械、石油和燃料、棉花、烟草, 所占比重接近从中国进口产品的40%。到2004年, 电气设备和计算机/机械产品的比重大幅度持续上升, 并且占到进口产品的一半以上。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产品变化不仅体现了从资源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升级, 同时也反应了在工业产品出口多样化方面努力的成果。
2、双边贸易的主要商品。
2008年中国的出口与东盟的出口 (即中国的进口) 前十位产品中有六位是相同的, 主要集中在85章:电动机械, 电气设备及其零件, 声音录制设备和重放设备, 电视图像及声音录制设备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或配件和84章:核反应堆, 锅炉, 机器和机械设备;它们的零件。还有27章:矿物燃料、石油及其蒸馏产品, 沥清物质, 矿物蜡。39章:有机化工产品。29章:塑料及其制品。90章:光学、照相和电影器材;计量、检验和精密仪器;医疗或手术。同时又有四类商品不相雷同, 其中中国出口的商品是72章:钢铁。31章:化肥。73章钢铁制品, 28章无机化工产品;贵金属、稀土金属、放射性元素和放射性。而东盟的出口商品则是15章: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制品;食用油脂;动、植物蜡。40章:橡胶储藏制品。26章:矿石、矿渣和灰;木炭。74章:铜和铜制品。机电产品、矿产品、光学与精密仪器及设备、塑料橡胶及其制品、化学工业及其产品、农副产品等在近几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较大。
从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看,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基本反映了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理论。东盟国家地处热带, 森林资源、海洋资源、农业和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因此这些资源性产品成为中国大量进口的产品。同时, 中国的谷物、棉花和锌、铅、煤炭等矿产品是东盟所进口的主要产品。由此可见, 中国与东盟在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性赋予了双边巨大的经济互补性。占双边主要贸易份额的工业制成品中, 85章和84章的比重又是最大的。2008年中国对东盟出口的85章和84章产品达541亿美元, 占对东盟出口的50.6%, 而中国从东盟进口的机电产品也达361亿美元, 占从东盟进口的42.3%。虽然这十八章产品是中国与东盟的主要出口产品, 但是目前双方的比较优势有所不同。以机电产品为例, 东盟从中国主要进口集成电路及微电子、无线电话、电报、广播电视发送设备、摄像机和一些设备的零件, 其中设备的零件、附件占了总出口额的13.15%。而东盟向中国的出口大部分集中在集成电路及微电子, 占71.2%, 其次是半导体占7.31%。虽然集成电路及微电子都不得是双方机电类出口商品的第一位, 但贸易差额却达到108.21亿美元, 且产品的平均单位单价也有较大的差距, 中国只有0.78美元, 而东盟差不多是中国的7倍, 达5.191美元。同样, 中国出口的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不得普遍低于东盟出口的商品, 这说明了中国向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属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 相对来说东盟出口中国的产品则有着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1)
三、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关系前景展望
虽然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增长较快, 但总量还相对较小, 且在各自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随着双方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加深,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再加上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和自然资源具有较明显的互补性双方工业制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在增加, 相互之间从初级产品到高技术产品都存在交换的可能, 而且随着双边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通过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现状、发展特点、商品结构以及其所处的国际宏观环境的分析, 我们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未来走向和特点作了以下几点预判:
1、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将步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新时期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的逐步深入, 通过关税降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将远大于贸易转移效应。根据近年来双边贸易的增长规律, 中国-东盟贸易额在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的基础上, 有可能在2010年突破3000亿美元。自贸区所带来的投资刺激效应将促进双方吸引外资的增加。2005年3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 中国产业在吸引更多外资的同时, 也帮助东亚及东南亚其他高科技制造业者获得更多的投资。此外, 东盟国家自然资源丰富, 石油、天然气、铜、铁、铝、钾盐、木材等都是我经济建设的短缺资源。做好对东盟国家的“走出去”工作, 将为我国开辟一条安全、稳定、经济的资源供应渠道。
2、双边贸易将形成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水平分工格局
在双方近2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 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逐步从基于要素禀赋 (包括技术水平) 差异的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走向基于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形成互补性的分工, 产业内贸易 (同一产业内或同一类商品组中差别产品的交易) 所占份额在日益增长。随着中国) 东盟双方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 对特定资源的依赖会减少, 要素禀赋的互补性下降, 双边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会出现趋同的现象, 从而减少了专业化分工的程度, 进而提高了产业内分工和互补的程度。中国-东盟之间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明显高于产业间贸易, 且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分工、扩大国际贸易、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 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可以减少中国-东盟国家贸易自由化时的经济调整成本, 扩大区内贸易, 增加经济一体化的绩效。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 东盟产业内贸易的推动因素;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各国人均GDP的持续提高及消费结构的逐步优化是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拉动因素;地缘优势是产业内贸易的促进因素。
3、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将继续增长
据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 中国与东盟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在2005年快速增长, 全年累计达到561.0亿美元, 比2004年增长28.8%, 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双方贸易的平均增速 (23.1%) , 说明中国-盟贸易高增长的一大动力是高新技术类产品。与东盟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当年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总额的13.5%, 东盟超过日本, 成为继美国、香港、欧盟之后, 中国的第四大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伙伴。特别是从东盟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 贸易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 实现401.3亿美元, 增长31.7, 占本年中国从东盟进口贸易额750亿美元的53.5%;占当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额的20.3%) 。东盟自2004年成为中国最大的高新技术产品来源市场后, 2005年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全年中方对东盟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59.7亿美元, 高新技术类产品贸易逆差241.6亿美元, 而2004年同类产品的逆差是173.9亿美元。可见, 尽管该年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有所缩小, 但中方在集成电路、手机及其零件、计算机及其部件等高新技术类产品的贸易逆差比2004年扩大了67.7亿美元。总体上, 中国—东盟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占该年双方贸易总额1307.7亿美元的比重上升到43%, , 而2004年的同一比重指标是41.1%, 即2005年中国-东盟区域贸易的高新技术含量提高了约2个百分点, 显示出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摘要：近年来,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但总量还相对较小且在各自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随着双方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加深,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关键词：贸易结构,贸易结合度,贸易依存度,产业内贸易,服务贸易
参考文献
[1]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读本[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徐圆.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及结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5.5
[3]李静, 黄军.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分析[J].特区经济, 2005, (7) .
[4]吴艳, 蒋旭华.中国与东盟国家比较优势及贸易结构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4) .
中国与东盟 篇5
发布人： 魏 巍
来源： 行政人事司
浏览次数：52 发布时间： 2014-08-25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刘永富
2014年8月7日缅甸内比都
尊敬的缅甸畜牧业、渔业和农村发展部吴翁敏部长，尊敬的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委员会苏瓦纳拉斯副主席，尊敬的东盟秘书处罗莎-巴拉副秘书长，尊敬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缅甸办公室库尔班诺夫主任，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上午好！
很高兴来到缅甸美丽的首都——内比都出席第八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中国与东盟十国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代表、专家欢聚一堂，分享经验，交流做法，探讨问题，强化合作，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区域减贫进程。作为本届论坛主办方之一，我代表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对各位代表、专家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对缅方为论坛成功召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关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程度深，减贫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把减贫摆在重要位置，不断推动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包容性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本世纪前十年实施了第一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目前正在实施第二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经过多年的努力，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减少了3亿多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减少了6亿多贫困人口。
2012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阐述了中国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2014年，李克强总理提出“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
按照实现中国梦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中国政府坚持开发式扶贫，坚持促进区域性发展，坚持实施精准扶贫，把扶贫开发摆到更加重要、更为突出的位置，促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对现有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加大扶持力度，着力增强内生动力，着力实施精准扶贫，着力推动机制创新，探索6项机制改革，集中力量解决10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6项机制改革：一是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改变单纯追求GDP的倾向，更加突出发展的减贫效应。二是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准确识别贫困村、贫困人口，逐村逐户分析致贫原因，逐一制定帮扶措施，具体落实帮扶责任，实行全国扶贫信息化管理，精准扶贫到村到户到人。三是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对每个贫困村都派驻帮扶工作队，实现全国12万个贫困村的全覆盖。四是改革扶贫资金管理，增加扶贫开发投入，扩大地方统筹资金的权力，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绩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扶贫事权。五是完善金融服务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创新金融扶贫方式，在实施普惠金融的基础上，对扶贫开发实施特惠金融支持，建立免担保免抵押的扶贫小额信贷。六是创新社会参与机制，鼓励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以多种形式参与扶贫开发。
10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包括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全、电力保障、危房改造、贫困村信息化5项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3项公共服务，包括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旅游2项农户增收项目。
女士们、先生们：
贫困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政府给予重视，政治高层予以推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减贫措施，把实惠落到贫困人口身上；需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但是，各国国情不同，减贫路子和方式不可能完全一致，最根本的是要从本国实际出发，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体会在减贫实践中需要重点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是内生动力与外部帮扶的关系。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需要外部帮助和带动，需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但关键是发挥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主体作用，通过增强信心、开阔眼界、转变观念、增强技能、提升能力，激发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二是区域发展与到村到户的关系。减贫需要促进区域发展，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完善市场体系、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发挥区域带动和辐射作用，同时更需要因村因户因人施策，逐村逐户逐人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把区域发展成果转化为脱贫致富的环境条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减少贫困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减少贫困，社会力量参与扶贫需要政府组织引导。但减贫也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密切合作、协同推进的减贫治理结构。
四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贫困问题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经济社会问题，需要遵循经济规律推动科学发展、遵循社会规律推动包容性发展。人与环境的关系需要遵循自然规律，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减贫与生态建设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与东盟国家守望相助、安危与共，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国-东盟关系，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要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07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每年都共同举办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深化中国-东盟合作，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命运共同体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次论坛以“深化中国-东盟区域减贫合作”为主题，选题很好。缅方特别是缅甸畜牧业、渔业和农村发展部为本次论坛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届论坛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与东盟“零关税时代”期待 篇6
唇齿相依的中国与东盟十国很快就要迎来一个空前“亲密”的时代,按照七年前的约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立,届时,逾九成的贸易产品将实现零关税,并实质性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
双方当下接触的密度亦前所未有。10月24日,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刚于中国广西南宁闭幕,第十二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10+1)就于24、25日在泰国华欣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会期间提出六点建议,第一点就是落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对自贸区建设的重大意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第六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双方经贸关系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贸易区。同时,这是中国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贸区。作为“头胎新生儿”,它能否健康发育?
机遇
“这一惊人速度令人难忘。”面对东盟与中国贸易额每年以超过20%的增长速度,东盟秘书长素林如是感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中,中国与东盟这两大邻近的经济体存在天然的“亲和力”。
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始对话,五年后成为其全面对话伙伴国,再过两年,双方签署《联合宣言》,确定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2001年11月,在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朱总理与东盟领导人共同决定,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11月的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双方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目标。
此后数年中,自贸区谈判顺利进行,今年8月如期结束。一个拥有18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接近6万亿美元、贸易总量4.5万亿美元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呼之欲出。
在等待的七年里,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量从2002年的547亿美元急速上升至2008年的2311亿美元。
于是有素林之“惊喜”,他表示,东盟国家对中国在经济上的增长和开放程度表示感谢,因为这对东盟的发展很重要。
东盟之于中国亦何尝不重要。国内专家指出,自贸区的建成,将为中国带来多重机遇。
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玉主、广西社科院副院长古小松等专家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东盟国家的投资政策环境将更加规范和透明,有利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东盟国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同时,也有利于高新技术产品和农产品的出口。
据介绍,此前,部分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进行投资,由于缺乏具体条例来规范执行,很多遭遇贸易歧视、各类贸易壁垒等困难。自贸区建成之后,中国企业在同东盟国家进行贸易遭遇阻力时,可以通过投资协议进行具体落实与应对。
另一方面,自贸区建成后,中国的电信产品、机电产品、成套设备等一系列高新技术产品的关税将逐步减少乃至取消,这对中国企业产品扩大在东盟国家的份额将更为有利。
同时,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农业经贸合作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促进中国农产品和农资产品的出口。
再往深层次看,自贸区的建立还将大大提升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古小松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是外向型产业,西方国家经常对这类产品实行配额限制或者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同时,随着中国劳动成本的不断提高,加上这类产品转移到我国西部后,物流成本也大大增加,出口这类产品并没有竞争优势。自贸区建成后,中国能够以较低成本将一些低层次而一些欠发达的东盟国家又需要的产业转移出去,在国际区域范围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指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两大趋势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结束而放慢,只有搭上这两大快车的经济体才能从中受益。印尼商务部研究与发展机构主任穆赫塔也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各方可以共享发展机遇,互利共赢。
挑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建立的第一个自贸区。作为“头胎新生儿”,必然面临一些可以预见乃至不能预见的挑战。
有时候,此方的机遇恰是彼方的挑战。和多数东盟国家相比,中国产业体系齐全,企业实力不断壮大。自贸区建成后,中国生产加工的产品将对东盟国家造成冲击。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玉主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能否顺利执行还是未知数,不排除东盟国家在降税的同时增加非关税壁垒的可能。
专家指出,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将在短期内困扰自贸区发展。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相互开放市场,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会加大,而东盟担心中国产品的大量涌入会冲击其中小企业,东盟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现正需出口的增长和外汇储备的增多,并担心失业增加。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则表示,在经济一体化中,贸易是基础,双方的贸易产品品种应全面发展,以提升区域内贸易在各自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虽然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近年来快速增长,但中国在东盟的投资额远远低于东盟在华投资额,东盟国家非常希望更多中国企业前往投资。
在10月底的第六届中国-东盟农业产业发展高端论坛上,中国与东盟与会官员学者则不无忧虑地提出,粮食危机或将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面临的首波冲击。
磨擦在自贸区诞生前就已开始。世界最大稻米进口国菲律宾,不久前曾宣布,菲律宾明年不实施大米进口零关税,稻米将被归类在“高度敏感清单”,关税维持在35%,作为弥补,菲律宾向泰国提供5万吨的免税进口配额。
而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的大米进口关税将于2010年1月1日取消。菲律宾此举,导致泰国的反弹。
对农业大国中国而言,农产品的冲击亦不敢忽视。
自2004年1月1日起,“早期收获”计划就开始实施,东盟进口中国的部分农产品实现零关税。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刘建文说,由于东盟各国的热带水果、谷物等与中国南方的许多农产品具有同质性,“早期收获”计划全面推行将对中国南方热带水果、蔗糖、橡胶等农产品带来较大冲击,特别是荔枝、龙眼等水果受到的冲击最大。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沈世顺还指出,中国与东盟虽已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但其具体落实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和考验。2009年8月中国与东盟签署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鼓励和促进中国与东盟间的投资流动,并为投资提供保护。“但是目前的现状是政府推得快,企业跟不上来,达不到预期效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光辉说,“由于不同省份对自贸区的政策理解不同,政府该如何对企业进行培训,对各地而言也是难题。”
助推器
而对东盟国家的企业来说,交通设施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产品竞争力。印尼商务部研究与发展机构主任穆赫塔说:“交通运输系统,包括各岛之间的交通、岛内各地区间的交通、连接各港口的交通等,都还不够通畅,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以解决。”
着眼于此,今年4月,中国设立了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为东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支持。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表示,该基金目前已募集10亿美元,将于年底在香港注册并开始实质运作,将优先用于改善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东盟国家政府和私人都可申请基金资助。
该基金不过是自贸区建设的助推器之一。
自2004年开始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正是担负着促进自贸区建设的重大任务。有关人士指出,自贸区建成后,还须进一步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好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平台。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郑军健说,目前广西已初步建立中国-东盟虚拟中心和实体中心的功能框架,建立了信息采集、处理、加工和发布的机制。虚拟中心已现雏形,实体中心的工作机构筹备取得积极进展,同时广西还正在筹建中国-东盟资讯中心,这一中心可作为中国-东盟中心工作机构的对外咨询服务窗口。
还有专家认为,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离不开人民币区域化。在推动贸易便利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动人民币逐步成为这一区域的结算货币,对于人民币区域化和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将具有重要意义,而基于人民币区域化基础上的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将推动着区域性投资金融机构对区域经济发展“雪球效应”的形成。
刘建文说,今年6月11日,老挝、越南、泰国三国依据GMS(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跨境运输协定启动了东西经济走廊过境运输便利化协定,三国允许每年总数为1500辆的运输车自由过境,对过境货物实行“一站式”海关检查,加快了出入境人员和货物的查验速度,通关时间明显缩短,有效降低了贸易和交易成本。在经贸交流上应采取更加经济和灵活的措施,将有利于自贸区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东亚共同体”?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尚待正式诞生,一个更为宏大的构想就已在酝酿。
继10月24日的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之后,由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6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出席的东亚峰会又于25日在泰国华欣举行。
东盟提出,这些国家与区域应在2015年建成一个共同体。
在此之前,除中国外,东盟还分别同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启动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张振江直言,不光是东盟,整个亚太的自由贸易协定泛滥已经呈现“一碗面条”的纷乱现象,这种亚太和东亚地区的竞争性区域整合的首发是中国经济崛起引起的,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方案出台后,其他大国竞相效仿,东南亚顿时成了国际社会中的香饽饽,在国际上进行讨价还价和纵横捭阖的机会大增。
对此,曾有不少专家提出,能否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基础来整合整个东亚的贸易协定。张振江认为这是非常理想与合理的方案,但“远景虽然美好,但路途仍然漫长”。
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研究 篇7
一、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简称东盟, 其前身是由马来亚 (现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截止2011年东盟由最初的5个成员国发展为10个成员国, 除了2002年才正式成立的东帝汶为东盟候选成员国外, 东南亚地区其他10国家全部是东盟成员国, 其人口达6.01亿, 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区域性组织。近年来, 东盟积极开展多方位外交,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历史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历史悠久。早在汉代, 随着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水平的提高, 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 东南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当时朝廷派遣黄门 (汉代皇帝近侍内臣的衙门) 中官, 率领招募来的商人水手携带大批黄金丝绸, 远航海外购买海外的珍珠宝石和各种珍奇异物, 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贸易正式开始。
在随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里尽管中间经历了明朝的海禁和清代的闭关锁国等情况, 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一直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 战乱频仍, 东南亚成为中国人大批迁移的目的地。在很多描述中国近代历史的影视作品中, 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某某又去南洋发财。”新中国成立后,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原因, 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中断。1975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总额仅为5.23亿美元, 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到七十年代末,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中国与东盟各国政治关系的改善, 双边贸易得到迅速发展, 到201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创历史新高突破4000亿美元, 同比增长10.2%。
三、中国与东盟经贸现状
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到2011年, 东盟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第一大市场, 其中中国与东盟十国中前三大贸易伙伴依次是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
与此同时, 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向投资也快速增长。由于东盟国家与中国地理位置相邻, 文化背景相似而且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促进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 同时也引进了许多东盟国家的优质企业。TCL集团、海尔、力帆、长虹、华为等中国著名企业均在东盟一些国家组建生产线或分支机构, 成功进入东南亚市场。同时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大型企业也逐渐的进入中国市场。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先后投资入股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股权。新加坡港务集团在大连福州和广州投资经营集装箱港口。还有众所周知的百盛连锁商场是由马来西亚金狮集团投资建立的并成为中国最大的时尚百货之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也是由马来西亚的郭氏集团投资运营。
四、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的阻力
1. 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争议。
中国南海大部分岛屿被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占领, 并时常发生逮捕中国渔民的事件, 这对双方政治关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会引起双方人民的相互敌视, 极大的阻碍了双边贸易往来。比如,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频频挑衅, 到2012年4月黄岩岛事件将南海问题推向顶峰, 这些都严重伤害了两国人民感情和正常的经贸关系。由于菲律宾对我国领土的侵犯。中国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由于中菲关系紧张, 中国国家旅游局为保障人民安全, 发出公告:“中国游客应暂缓前往菲律宾旅游。”各旅游公司都暂停赴菲旅游项目。各大旅游网站也下架了菲律宾旅游线路。赴菲游停摆后, 菲律宾股市连续大幅下挫。同时菲律宾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减少。
2. 西方某些国家利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
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是东盟的主要出口和投资国。其跨国公司基本上垄断了东南亚的经济。对于我国企业进军东盟国家产生不小的阻力。
3. 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
由于国别不同, 东盟国家有各自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这些难度会使双方经贸往来产生一些问题, 使经贸往来便利化程度大大降低。
五、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前景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 双边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将更加紧密, 尤其是在服务业投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领域, 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正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首先中国的市场进一步开放, 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将为包括东盟在内的国外投资者提供广阔的商机。依据中国与东盟WTO成员国的谈判承诺, 对东盟产品的关税水平在5年之内将削减34%~47%, 快于中国关税平均削减的速度。其次是2010年l月1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加快建设无疑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了经验与参照, 进而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第三, 随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上台, 一定会合理的解决南海问题, 改善双边政治关系。
随着双边的共同努力,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会把握走势, 积极合作, 加大经济合作范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持续稳定繁荣。
摘要：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双边经贸往来愈加密切, 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些阻碍, 面对持续低迷的世界贸易, 中国与东盟应加紧联系排除阻碍, 加大经济合作范围, 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持续繁荣。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林钰.涉外经贸关系—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中国与东盟贸易引力模型研究 篇8
近十年来东盟各国经济整体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的趋势, 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由于地理文化上的优势和经济联系的加强, 中国与东盟贸易程度日益加深, 双方贸易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东盟成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 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1059亿美元, 2005年为1303亿美元, 2006年更是达到1638亿美元。2007年与东盟2025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进出口额的9.32%。
中国与东盟的整体贸易状况在最近十年有了很大改善, 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的份额由1998年的6.3%上升到2007年的9.32%, 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 中国从东盟进口增长一直超过对其出口增长, 且有逐年加大的趋势。
从别国情况来看, 中国与东盟贸易主要反映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五国上。比如中国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贸易额在2007年时均突破了400亿美元, 分别为471.44和463.86亿美元, 而与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三国的贸易额也都达240亿美元以上, 从而使东盟主要五国的贸易额达到了1837亿美元, 基本接近中国与中国香港的贸易水平, 超过了中国与韩国的贸易水平。事实上, 在2005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已分别是中国的第六和第七大贸易伙伴国了。
总的来看, 与其它贸易伙伴国相比,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流量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整体流量增长速度较快, 达到了年均20%以上;其次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比中国对东盟的增长率要快, 从1993年起中国对东盟由顺差转为逆差, 且差额不断增加。在此期间,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也由2000年的40亿美元猛升至2006年的182亿美元, 约占双边贸易额的11.3%。最后, 从中国的贸易伙伴国位次上看, 东盟已由2000年第六位提升到2007年的第四位, 上升的趋势很明显。
2 贸易引力模型简介
贸易引力模型作为研究国际贸易流量的定量分析工具, 受到广泛的重视。本文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流量为研究对象, 构建出适合双边特色的贸易引力模型。常见的引力模型变量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和距离、人口规模、贸易组织、人均收入、贸易协定、人口总数等。到2004年, 引力模型较为完善地表述为:
式中表示在时间t从i国家出口到国家j的贸易流量, f是函数符号, 表明9个自变量和1个因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分别表明国家i和国家j在时间t的收入值分别是国家i和国家j在时间t的人均收入值分别是国家i和国家j在时间t的人口总数表明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距离表明国家i和国家j在时间t的汇率代表其他促进或阻碍贸易的因素。
将上述较成熟的引力模型应用于中国东盟贸易研究, 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一些学者已经将贸易协定引入到引力方程中来测度贸易流量。中国加入WTO后, 平均进口关税2001年是15.3%, 2002年是12%, 2004年是10.4%, 2005年是9.9%。很显然, 加入WTO后逐步降低关税壁垒的客观要求将会促进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其次, 华人通常会促进所在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比如很多海外华人倾向回国创业投资, 客观上促进了双边贸易。针对东南亚华人和华裔较多的现状, 本文将华人在贸易伙伴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作为另一考察变量。显然, 这两个方面是虚拟变量, 需要转化形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难以直接调控。第三, 由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大都采用盯住美元货币政策, 因此双边的汇率变动并不大, 因此本文并不考虑汇率变动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 我们将中国东盟贸易引力方程表述为如下形式:
其中, α是比例系数。
将 (2) 式取对数, 得到 (3) 式,
(3) 式中是随机误差。
3 数据与估计方法
3.1 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36个和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非东盟国家以及10个东盟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做研究。从1992年到2006年共15年的时期, 预留2007年数据做预测, 构成46×15的矩阵结构共690个观测值 (将东盟看作整体时为37×15=481) 作回归分析。
对于虚拟变量, 主要考查WTO成员国资格和华人比例。如果在考察期当年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均是WTO成员国, 则赋值1, 反之则为0。海外华人比例的设定基于两种判断标准:一种是华人比例是否超过3%, 另一种是华人数量是否超过100万。只要贸易伙伴国人口中华人达到或超过任意一项标准, 就设为1, 若两种标准均未达到, 则为0。
3.2 模型估计方法
本文分两部分考察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引力。第一部分将东盟分开, 共46个国家或地区, 分别做进出口总额回归和出口额回归, 第二部分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地区, 共37个国家或地区, 分别做进出口总额回归和出口额回归。根据引力模型回归的结果, 分别描述东盟部分和整体的贸易状况, 与现实贸易额作比较, 考察中国与东盟是否存在贸易过度或贸易不足问题。
3.3 模型形式设定
在研究面板数据时, 首先进行协方差检验, 以确定模型的形式。如果模型形式设定不正确, 估计结果很可能与所要模拟的经济现实偏离甚远。
面板数据通常包括混合形式、变截距形式和变系数形式, 这三种模型形式的判断则依赖于构造F统计量:
统计量F2和F1服从特定自由度的F分布。如果F2小于某置信度下的同分布临界值, 则认为模型为混合形式, 反之, 则继续检验。如果F1大于或等于某置信度下的同分布临界值, 则认为模型符合变系数形式, 反之, 则为变截距形式。
4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对全部46个国家贸易额、出口额和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对37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额、出口额进行模型设定检验, 结果表2所示:
利用1992~2006年中国与46个贸易伙伴国贸易总额的面板数据, 通过计量软件Eviews5.1进行回归, 无法得到统一的回归估计方程;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时模型设定检验通过了系数检验, 因此建立变截距模型。
首先, 利用在1992~2005年中国与37个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进出口贸易额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注意到东盟内部的空间距离、WTO成员国身份、华人比例并不一致, 取北京到东盟总部雅加达的距离的对数, WTO变量为1, 华人比例变量为1。考虑到每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存在一定程度差别, 可能会存在横截面异方差, 在估计过程中采用横截面加权, 对模型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 得到的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回归结果
由结果分析, 中国与37个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贸易额的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的修正拟合度R2=0.99, F=32075.61, 模型整体显著性很高, 各变量除距离外, 其它显著性均超过5%下的临界值, 距离变量仅能通过10%的临界检验。各个系数除中国人均GDP外, 均与理论相符。具体来看, 中国GDP的增加能极大的促进国际贸易增长, 而贸易伙伴国的GDP增加所引致的贸易额并不显著。距离因素仍然是一个影响国际贸易额的重要因素。中国人均GDP需要考虑人口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一方面, 人口增加, 国内分工深化, 减少了国际贸易;另一方面, 人口增加会创造需求, 又会增加国际贸易, 正是人口对国际贸易这种双重作用, 使得人均GDP成反向负相关关系。模型显示, 华人比例每增多1%会引起贸易量增加0.17%。至于国别细分, 回归结果显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总体上较高, 截距项达到了1.70, 仅次于美国的2.50和日本的1.96, 可见中国与东盟的发展确实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增长。
其次, 考察出口额模型, 将贸易额X换成出口额CX即可得到固定影响变截距回归模型。
由结果分析:中国与37个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出口额的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在加权后方程的修正拟合度R2=0.99, F=31490.52, 模型整体显著。各变量除WTO成员国外, 其它在0.05临界值下均显著, 各系数符号除中国人均GDP外, 均与理论相符。具体来说, 中国的GDP每增长1%, 能拉动高达11%的贸易额, 由此证明了我国实际上仍然沿续着出口导向型外贸模式以及日益增长的世界影响力;当伙伴国GDP增长时对贸易额的变化不显著, 贸易伙伴国的GDP每增长1%, 能带动与中国贸易增长0.22%, 可能由于其它国家的替代效应所致;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每增长1%能带动0.29%的贸易增长, 这与贸易伙伴国GDP的增长促进程度基本一致, 但人均水平的提升影响更大一些;距离变量每增加1%会减小0.26%的贸易额, 可见距离因素在当前仍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之一。华人比例每增加1%, 约提升0.12%的双边贸易流量。在模型中, WTO成员国身份并不显著。人均GDP的系数为负, 需考虑人口因素存在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 人口增长会形成包括国外产品需求在内的新的国民总需求, 进而扩大刺激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 人口增长又需要相应的资本与之匹配, 即产生资本的广化, 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成果。从中国与37个贸易伙伴国的实证结果来看, 人均GDP减小会促进贸易额, 也即人口增加会促进贸易额。显然, 前一个方面的效应超过了后一个方面。
从国别来看, 通过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与东盟出口额的截距项为-1.92。在系数一致的情况下,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最小, 出口潜力巨大。事实上, 东盟国家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 产品相似度高, 如果政策得当, 产业内贸易将大有潜力。
摘要：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流量为研究对象, 应用研究贸易流量的模型, 构建出适合双边特色的贸易引力模型;采用面板数据并添加其它36个重要贸易伙伴国作对比, 分别将东盟看作一个整体和各自独立变量进行回归。实证结果显示, 中国与东盟的传统影响因素, 如经济规模、人均发展水平、距离等变量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而虚拟变量WTO成员国、华人所占比例等因素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中国-东盟,贸易引力模型,变截距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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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税收协调机制研究 篇9
关键词：东盟,税收协调,机制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大趋势下,为了应对外来竞争,许多国家选择与其地缘相近的周边国家抱团合作,这一合作模式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东盟国家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为了在地区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中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开启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经济一体化的过程通过这种交往从而使得相互之间往来程度加深。为了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必须去除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其中障碍之一就是税收差异。由于各国税收对于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的规定各有不同,上述要素跨国流动时面临的税收问题和在国内流通时完全不同,可能面临着诸如恶性税收竞争、国际重复征税等问题。这些问题对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建立税收协调机制成为必要。
一、中国与东盟建立起税收协调机制的必要性
(一)什么是国际税收协调机制
国际税收协调机制,在东西方财政税收学界的表述及含义各不相同。部分西方学者认可下述观点,即国际税收协调机制是指国家间通过建立起双边或者多边的合作,通过此种方式来解决各国之间的税收差异问题,从而避免税收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即避免双重征税和双重不征税的问题。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国际间的税收协调可以考虑两个思路,一是消除税制差异,各国如果推行一致的税法,那么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将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另外的一个思路,是尊重各国的税法现状,因为各国的税法乃是基于其特定的传统文化、经济、政治等环境而形成,推行统一的税法缺少现实基础,因而应该允许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税法,但其大体制度应该趋同,即在制定具体制度时,应该考虑共同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尽可能地减少税法规定上的差异。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国际税收协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建立和保护共同的市场,从而消除基于税收的原因带来的对商品、资金、技术、劳务等流动的障碍,而对税收管辖权产生的冲突进行协调的行为。
尽管,对于什么是国际税收协调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定义,但是这种协调根据各国的经济背景不同从而有若干种不同层次的协调。但无论如何,不管哪一种层次的税收协调均有助于经济一体化。
(二)税收法律规范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是资本要素的跨国流动。商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并不完全在同一个国家,甚至产品的设计、生产都不在同一个国家。以苹果手机为例,商标是苹果公司自有品牌。公司自己负责产品设计,产品的主要零部件包括显示屏主要由三星公司提供,在中国组装,全球发售。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不同国家的管辖权,其中包括税收管辖权。税收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在财政领域的体现,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代历史上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资本要素的全球流动,使得税收关系由完全的国内法律关系开始发展为跨国际法律关系。
国际贸易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固然是基于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则因为存在比较成本。也就是说价格才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关键节点。税收是商品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价格通常由四个部分组成:生产成本、利润、税收以及流通费用。税收在整体价格中所占的比例依各国法律法规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别。就我国而言,附着在价格上的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间接税,增值税的税率有6%、11%、13%和17%,消费税税率为3%至56%不等,关税则具有更大的弹性。所以,考虑到税收对于价格具有扭曲作用,出于加强高出口商品及服务在外国市场上竞争力之目的,各国大多采取出口免关税并将该商品或服务在本国已经缴纳的国内税退还给商品或者服务的生产者的政策,甚至部分国家或者地区可能会对出口的产品进行补贴。
税收法律的差异给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带来了挑战。一方面,由于税收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通常他国不能对此进行干涉。由此,当一国有需要限制外国进口商品的需要时,常用的技术措施就是对该类特定商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或者按照较高的税率征收进口税或者进口附加税,或者对进口商品施行较高的产品标准等,上述措施被称为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另一方面,即使没有关税壁垒,资本的跨国流动依然会面临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税收管辖权,税收“雁过拔毛”的效应,使得跨国资本所面临的税收成本远高于国内资本。无论是上述那种情形,本质上都会对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建立国际税收协调机制是跨国贸易中相当重要的问题。
二、中国与东盟建立税收协调机制面临的主要障碍
(一)各国法律差异巨大,法律冲突的协调机制不足
中国与东盟各国政治及法律文化差异很大。比如文莱,国王不仅是名义上的首脑,也是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泰国和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中国则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共和国。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的不同带来法律体系选择的不同。从法系上来说,新加坡是判例法国家,遵循先例是其传统。中国、越南则属于较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判例仅具有指导不具有约束作用。
中国与东盟各国国家经济总量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域都存在巨大差异,比如我国2015年广东省名义GDP为72812亿元,西藏自治区为1026亿元,二者相差约70倍。各国家甚至各地区之间均有可能存在经济利益冲突。这种经济冲突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税收竞争。中国以及东盟各国目前基本都在实施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吸引投资。虽然有证据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并非外资进行投资决策时考虑的最主要因素,但对于一些国家和地区来说,确是吸引投资立竿见影的措施。因此,成员国或者地区倾向于通过放弃一部分税收权益,比如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等方式形成税收洼地,以侵蚀他国税收权益,并造成资源的错配。该种行为并不符合区域整体的利益,同时也给纳税人留下了避税空间,客观将鼓励国际资本的避税行为。
上述税收竞争在东盟各国税收法律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尤其2008年以来,为了振兴本国经济,各成员国几乎都对税率进行了调整。有实证分析表明,由于税收竞争的存在,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存在投资转移的现象,“近年来东盟在吸收外资中的弱势表现与中国的强势情形密切相关,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原本流向东盟的投资。”
因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建设议程中,建立双边税收协调及合作机制以避免恶性税收竞争并取得共赢是重要的议程之一。但这一工作从目前来看进度未能达到预期。目前,东盟各国与中国的法律协调主要是适用统一实体法。实体法中最主要的是WTO协议和自贸区框架协议下关于货物贸易以及服务贸易等方面的协议,上述协议共同组成了各国相互交易过程中应共同服从的行为规范。其中,各方取得的比较有意义的进展就是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及《货物贸易协议》。在上述协议中,各方承诺进行关税削减和取消。另外各国就可能发生的争端订立了《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为具体争议提供了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
但是,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上述法律规范已经不能满足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限制了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二)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协定数量较少,协作范围有限
所谓税收协定,全称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一般来说,其目的主要在于维护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消除双重征税,包括双重征税和双重不征税,以实现贸易主体的税收公平,从而鼓励从事跨国业务。同时,国家之间应设立一系列税收争端解决机制,以顺利平息跨国税收争议。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双边和多边税收协定对于走出的企业和个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截至2015年12月,我国已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101个国家正式签署了主要针对所得税的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其中97个协定已生效。除此以外,还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签署了税收安排。我国与巴哈马、英属维尔京、马恩岛、开曼等10个国家和地区正式签署了税收情报交换协定。同时,还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就国际运输收入(空运及海运)互免企业所得税或者互免个人所得税或者互免间接税的税收安排。
目前东盟十国中与中国签订了税收协定的只有四个国家,分别是:越南(1995年5月签订,1997年1月1日执行),老挝(1999年1月签订,2000年1月1日执行),印度尼西亚(2001年11月签订2004年1月1日执行),文莱(2004年9月签订,2007年1月1日执行)。就国际空运运输收入,我国与菲律宾互征不超过总收入1.5%的企业所得税,与签订协议的四国则互免企业所得税,与越南、老挝、文莱三国互免上述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四国互免与上述交易有关的间接税。就国际海运运输收入,我国与菲律宾互征不超过总收入1.5%的企业所得税,与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则减半互征企业所得税,与签订协议的其他三国越南、文莱和老挝则互免企业所得税,与马来西亚、越南、两国国互免与上述交易有关的间接税。
上述税收协定在避免我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的单项税收重复征税意义巨大,但就其性质来说仅限于特定范围,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避免重复征税主要是针对所得税。众所周知,一国的税收种类多种多样,形态各异。对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而言,所得税之类的直接税税源不稳定,国家更加倾向于间接税。例如我国尽管经济总量排名世界前列,但增值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高于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对间接税的互免主要局限于特定国家的特定行业,主要是国际空运运输和国际海运运输,其他的行业未被考虑在内。因此可以说,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上述税收协定已经不能满足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限制了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三、建立税收协调机制的一些思考
(一)通过双边税收协定将避免恶性税收竞争及双重征税的范围进一步拓展
恶性税收竞争及双重征税影响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我国应尽快与尚未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其他东盟国家签订税收协定。在签订双边税收协定时,我们应该坚持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的基本原则。
1. 坚持所得来源国与居住国共享征税权的原则。
坚持该原则,首先应明确各类所得的性质。根据所得性质确定所得来源。不同类别的所得,其来源地依据不同。例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销售货物所得,按照交易活动发生地确定;提供劳务所得,按照劳务发生地确定等。跨国贸易,是由各国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什么是交易活动地、劳务发生地难以确定。另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的发展,交易方通过网络即可以完成整个交易,对于交易活动地等更加难以确定。其次,关于居住身份的问题,基本按照行为地国家的法律进行认定。在援引法律进行认定过程中,常设机构、永久性居所、重要利益中心、习惯性居住等一系列概念均存在标准难以确定的情况。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问题,该原则总体上有利于实现资本输出及资本输入的中性,有利于投资有效配置。因此,应该坚持所得来源国与居住国共享征税权的原则。
2. 灵活对待税收饶让的原则。
所谓税收饶让,是指我国的居民企业从与我国签订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或者地区取得的所得,按照该国家(地区)税收法律享受了免税或者减税待遇,该减税或者免税的金额视为在该国家(地区)已经缴纳相应的金额,从而可以在我国办理相应税收抵免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相关解释并未规定税收饶让,该制度主要见于双边税收协定。税收饶让制度对于资本输入国是有利的。一国为了引进某些技术或者吸引投资,往往会规定各种各样税收优惠政策,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但一旦将利润分配回投资国,利润将面临投资国的税收。如果投资国对于本国居民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不给予税收饶让的待遇,而是一视同仁地征税,那么投资人则并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所带来的好处。对于税收饶让这一制度,各国基于其立场不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支持该制度,认为这项制度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投资、转移国内多余资本以扩大本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中的份额,对于增强国力非常有利;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该制度有违税收中性原则,损害了税收公平的基础,容易导致有害税收竞争。因此,税收饶让抵免制度本质上是各国税收主权利益平衡的问题。各国不能够仅从保护自己利益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一问题。否则,这一制度根本无法生存。我国一方面作为国际资本的输入国,同时也是对东盟各国进行投资的资本输出国,我国既要考虑本国的税收利益,同时也应兼顾考虑对东盟各国发展的扶持。因此,在对待税收饶让这一制度时,应持有灵活的态度。
(二)建立健全税收协调的保障机制
1. 建立统一监管机构及法律框架
从全球税收协调机制的发展来说,该种协调主要是双边或者多变的协调,其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签订双边税收协定,或者多个国家之间签订多边税收协定。通过税收协定进行税收协调属于微观层面的税收协调,因其规定的条款均为直接规范纳税人权利义务,纳税人可以援引该税收协定的具体条款向税收部门要求享受相关的税收待遇。这种税收协调在很多方面相当有效,但是从协调层次来说属于比较基础性的协调,缺乏共性化的协调。由于各国的法律规定差异较大,且双边税收协定的条款一般比较简单,解决实际争议的成本很高。因此,建立较高形式的国际税收协调机制的呼声日渐高涨。
这种协调形式是各成员国通过让渡部分主权成立区域性组织。该区域性组织作为超越国家的组织,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定相对统一的税收法律规范。同时成立专门解决税收矛盾的监管机构,比如欧洲法院就是可参考的范例。目前,自贸区缺少统一的税收规范,也没有专门解决税收争议的机构,因此各国之间的涉税争端事实上没有办法解决。因此,非常有必要在自贸区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以及法律框架。
2. 建立税收福利补偿机制。
国与国之间由于法律规定、执法力度、文化背景等不一致,在对待区域税收协调这一问题存在不同观点。虽然这一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于自贸区整体来说会带来税收利益的增加,但具体到各国,则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况,统一协调存在巨大难度。因此,成功的协调需要彻底贯彻“平等互利、自主自愿”这一基本原则。税收问题涉及国家财政,财政乃国之基本,在税收问题上更应贯彻这一原则。欧盟税收协调之所以能够取得欧盟各国的支持,是因为在税收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一致通过的原则。为了达到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部分成员国在让渡一部分税收主权后必然会面临资本外流、销售减少等致使国家税收利益减少的情况。如果在协调时不能充分考虑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则各国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或者即使达成一致意见,将来执行时也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为了保障税收协调机制的建立及顺利运转,有必要建立福利补偿机制,即协调税收利益增加的国家对利益减少的国家给予一定的税收补偿。通过该种补偿保障没有国家会因为区域税收协调机制受损进而分享该机制带来的好处。
中国与东盟 篇10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这一构想源起于1999年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为了扩大中国与东盟的经贸交往,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会议上提出, 中国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由于当时的东盟刚刚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 对于自身经济力量的脆弱性和国际经济风浪的威胁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急需借助外部力量以提升自身抵御风险的实力。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不仅自身经济表现强劲, 更承担起地区大国的责任, 坚持在日元、韩元竞相贬值的情况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缓解了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冲击, 并积极向泰国等受损严重的国家提供大规模援助。中国表现出的崛起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令东盟将中国视为可以信赖的伙伴, 普遍希望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而中国的这一提议得到东盟国家颇为积极的回应。当时中国的考虑主要是基于2002年即将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国家产生贸易壁垒,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原有的经贸关系将受到重大冲击。为了最大限度避免不利影响, 保持和增加中国在东盟的市场份额、维持和扩大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 中国必须要有应对之策。这种内在的需要随着双方互动的增强逐步提升, 逐步催生出建设两者之间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随着中国加入WTO谈判渐入尾声, 东南亚国家也开始担忧中国“入世”将会对东南亚国家的外贸产生冲击。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东盟国家向中国提出应对中国“入世”后将对其产生何种影响进行研究。为了消除东盟国家普遍具有的这种担心, 朱镕基总理表示, 从长远看, 双方可以进一步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系的可能性, 并建议在中国—东盟经贸联委会框架下成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 (ACEGEC) , 讨论加强双边经济联系, 提供贸易和投资便利的问题。中国的这一提议得到了东盟国家的响应, 专家组此后迅速建立起来, 并重点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和中国“入世”后的影响两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经过近一年的研究后, 专家组向中国和东盟提交报告, 认为两者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和东盟而言都是极为有利的, 是双赢的战略选择, 并且建议双方应尽快开启建设进程, 在十年内建立起自由贸易区。报告得到了中国东盟双方的认可, 2002年11月, 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达成协议, 双方将在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朱镕基总理表示,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关系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 中国政府对此予以积极支持, 中方还愿与东盟共同努力, 尽早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2002年11月5日, 第六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在金边举行, 朱镕基正式提出启动和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推进双方全面经济合作的建议, 得到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高度赞同, 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 它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 双方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框架协议是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 共有16项条款, 规定了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范围、措施、起止时间, 先期实现自由贸易的“早期收获”方案, 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架构。根据协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内容。其中货物贸易是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容, 除涉及国家安全、人类健康、公共道德、文化艺术保护等世贸组织允许例外的产品以及少数敏感产品外, 其他全部产品的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都应逐步取消。关于货物贸易的谈判从2003年初开始, 2004年6月30日前结束。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进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主要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施“早期收获”计划。2002年11月《框架协议》签署时, 为尽快享受到自贸区带来的好处, 中国和东盟制订了“早期收获计划”, 决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对500多种产品实行降税, 到2006年将这些产品的关税降为零。实施“早期收获”主要是农产品, 包括活动物、肉及食用杂碎、鱼、乳品、其他动物产品、活树、食用蔬菜、食用水果及坚果, 对部分国家还有椰子油、棕榈油、植物油等也列入“早期收获”。至2004年1月1日, 中国已于除菲律宾之外的东盟9国分别达成并实行了“早期收获”计划协议。2005年4月, 胡锦涛主席访问菲律宾期间与菲方就此问题最终达成一致, 双方签署协定, 2006年1月1日正式实行。至此, 中国和东盟十国全部加入“早期收获”协定, 双方圆满完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签署《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在“早期收获”计划基本得以实施后, 中国和东盟进一步就有关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进行谈判, 并于2004年6月基本达成一致。2004年11月29日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协议规定从2005年7月起, 双方对7 000多个税目的产品实施降税, 对原产于中国和东盟的产品相互给予优惠关税待遇, 以自由贸易区的税率实现彼此货物的通关。《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签署, 标志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
第三阶段:签署《服务贸易协议》。2007年1月, 中国与东盟10国在菲律宾宿雾市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 该协议于2007年7月起正式生效。《服务贸易协议》是规范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和处理与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 规定了双方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开展服务贸易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包括了中国与东盟10国开放服务贸易的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 各方根据减让表进一步开放了相关的服务部门。根据《协议》规定, 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 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 向东盟国家做出市场开放承诺, 东盟10国也分别在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向中国做出市场开放承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了更高的水平。
第四阶段:签署《投资协议》。2009年8月15日, 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 商务部陈德铭部长与东盟10国的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投资协议》包括27个条款。该协议通过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投资公平公正待遇, 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 为双方投资者创造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环境, 并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 从而进一步促进双方投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投资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
第五阶段: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2010年1月1日起,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标志着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组成的接近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区域, 开始步入零关税时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 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而从贸易额上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的动因
(一) 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区形成的外在原因
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区形成的外在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 全球多边和双边贸易自由化广泛兴起, 国际分工随之不断深化。由此所带来的重要效应则是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性的不断提高, 不同区域间的联系与合作日益深入, 世界经济整合的趋势不断深化推进。从全球贸易来看, 截至2011年, 全球名义货物贸易额达到18.2万亿美元, 这一数字为战后初期1948年全球货物贸易额的360多倍, 与1991年和2001年相比, 分别增长4.2倍和1.9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是为应对经济全球化中的负面影响和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而建立的。
二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7年起源于东南亚的以货币、银行、债务以及信用等危机交织并发为特征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整个东亚地区, 成为亚洲金融危机, 对东亚地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东盟国家由于其国力较弱, 经济发展中积累的问题较多, 在危机来临之时受损严重。这场危机主要对东盟国家造成如下几个影响:导致东盟国家经济急剧衰退, 严重削弱了经济实力, 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阻碍东盟国家产业升级的进程;东盟国家外向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在危机的打击下, 整个东南亚经济处于动荡飘摇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数据显示, 1997年东盟主要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7%、7.3%、5.2%、8.5%和-1.4%;1998年五国均出现负增长, 分别为-13.1%、-7.4%、-0.6%、-2.2%和-10.5%, 东盟平均GDP增长率为-6.3%。而与此同时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急剧上升, 货币贬值, 外债剧增。至1997年底时, 印尼的外债达到1 374亿美元, 马来西亚为427亿美元, 菲律宾为454亿美元, 泰国920亿美元, 其中印尼的782亿美元私人债务无法按期偿还, 只好与13家国际债券银行达成延期八年偿还债务的协议。外界普遍认为, 单凭其自身东盟诸国无力在短期内摆脱危机。
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 东亚只有中国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尽管中国也面临诸多的困难, 但承担起了地区大国的责任, 不仅直接向印度尼西亚、泰国等重灾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及物资援助, 还顶住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以牺牲自己一定经济利益的代价帮助稳定住了亚洲货币体系, 防止了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而反观当时的亚洲经济霸主日本却在危机中毫无担当, 极其不负责任的放任日元贬值, 令一度将其视为抵御危机的中流砥柱的东盟诸国极度失望。两相比较, 东盟国家对于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的呼声与需求愈加上升。
金融危机后, 东盟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危机, 谋求通过地区一体化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以克服东盟自身力量的不足, 而中国由于危机中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与责任感令其成为东盟所选择的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 从而推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三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衰退。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腾飞是美日欧向东南亚产业转移的直接产物, 其主要商品出口市场是美日以及后来的欧盟, 中国在东盟的贸易体系中所占比例较低。然而, 进入20世纪90年代, 日本经济迅速下滑, 1993年的增长率在1990年的基础上下降5.4个百分点至0.2%。随后, 欧盟和美国也先后在进入21世纪后经济出现大幅下降, 全球经济普遍低迷。这对于长期依赖美日欧的东盟国家而言打击甚重, 特别是经历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亟待复苏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更是如此。而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又使得美国对东亚地区出现了相对的忽视, 令长期将自身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南亚国家难以从美国寻求到期望的帮助。而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局稳定, 到2001年年底, 中国的GDP突破了1.1万亿美元, 外汇储备达到2 121.65, 首次突破2 000亿美元大关。在普遍低迷的世界经济中表现得格外突出。这种情况使得东盟国家将合作的期望从美日欧转向了中国。
(二) 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区形成的内在原因
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区形成的内在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的相互需要。中国和东盟均没有称霸地区的政治野心, 两者均将发展经济作为核心的利益和首要任务。面对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汹涌势头, 如何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是双方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在经贸联系上日益增长、互补性较强, 这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内在的动力。1990—2002年, 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额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递增, 东盟连续十一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从1990年的5.8%增加到2002年的8.8%。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更为迅速。万得 (Wind) 资讯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显示, 2012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4 000亿美元, 为2000年的10.1倍。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主要源于双方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东盟国家具有中国所亟须的石化、橡胶、棕榈油等原材料产品, 而中国则能为东盟国家提供价廉物美的工业品以替代西方国家过于高昂的产品。同时中国和东盟国家面积广、人口多, 市场空间和增长潜力都十分巨大, 这给彼此的投资和贸易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二是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机遇。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GDP以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不断上升, 国际影响力也日渐增强。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直线上升。2001—2010年间, 中国出口从2 660.98亿美元上升至15 777.89亿美元, 增长493%, 年均增长21.9%。对外贸易绝对规模增速远远超过其他各国和地区, 其结果是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排名不断提升。1980年, 中国出口总值排名全球第二十六位, 1990年列第十五位, 入世前夕2001年排名第六位, 2007年上升至第二位, 2009年以来已经稳居世界第一。在出口贸易空前扩张的同时, 中国进口规模也实现了大幅度提升, 进口增速同样领先世界。2000—2008年间, 世界进口年均增长12%, 中国进口年均增速则高达22.4%。2009年, 世界进口萎缩24%, 中国进口只下降了11.2%。由于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巨大机遇, 东盟也希望通过与中国建立机制性的经济关系, 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利益。
三是“10+3”合作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东盟之所以对于建立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区展现出十分强烈的热情,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原本用以应对全球性挑战的“10+3”合作受阻严重, 难以取得真正的进展, 这使得东盟不得不改变策略, 选择更为有效务实的替代项。“10+3”合作是由东盟在20世纪90年所提出倡导的, 其目的是将东南亚的区域合作扩大到整个东亚。东盟一方面希望借助中日韩三国的力量来增强自身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并拉动东盟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又希望利用三国之间的矛盾实现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权。因此, “10+3”一度被东盟国家领导人寄予厚望, 但由于中日韩三国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各自在其中不同的目标规划, 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阻挠, “10+3”合作始终处于一种空谈居多、实质性进展较小的状态, 令东盟对此极为失望, 转而寻求其他的合作方式。鉴于中国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出了积极发展与东盟经济合作的热切愿望, 以及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对东盟的大力援助, 使得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摆在东盟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和具有吸引力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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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思考 篇11
一、《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为中国发展服务贸易带来的机遇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在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后，双方要相互开放很多行业，这样一来，中国和东盟可以互相吸取对方服务行业的优势，取长补短。比如东盟10国中，新加坡在法律咨询、物业管理、金融服务等方面比较擅长，泰国在旅游服务方面出色，印尼能源服务比较好，这些都是我国需要加强的方面，而中国服务业容量大、潜力大，在海运、建筑、信息技术服务方面有优势，对东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双方在商业服务、金融保险、旅游、建筑工程、运输通讯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与合作将日益活跃，这将为中国发展服务贸易带来巨大的机遇。
(一)为中国扩大服务出口提供广阔空间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扩大服务贸易，实现服务贸易进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并把发展服务业作为解决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关键。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比如旅游业，东盟是我国最大的海外旅游市场，中国也是东盟重要的旅游市场，《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将给广大的老百姓带来更高质量的旅游服务。再比如教育业，中国与东盟教育开放，双方可以互办学校，加强教育方面的合作。这些都将为中国扩大服务出口提供广阔的空间，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为中国带来了难得的国际分工机遇
以“服务外包”为特征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正在兴起，传统服务业的技术含量正在不断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虽然中国在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规模、能力和质量等方面，与东盟一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综合实力略逊一筹，但中国具备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专业技术人才。东盟一些国家以服务外包为重点，推动服务贸易取得迅速发展的经验证明，通过政府的促进和培育，抓住发展机遇，实现服务贸易的跳跃式发展，是完全可能的，而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无疑会促使中国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为促进中国服务贸易业发展提供新动力
目前，中国是进入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前10位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不仅服务贸易规模居发展中国家之首，而且已形成一些优势产业，具备一定发展基础。中国的旅游业、建筑业、其他商业服务业、运输业等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排名，都比较靠前。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将会继续扩大中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程度，引进更多的国外先进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将有利于提高我国服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促进中国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二、中国与东盟发展服务贸易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固然给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与东盟发展服务贸易的过程中，面临着自身和外界的双重困难与挑战。
(一)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所带来的困难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所提升，但其整体上较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计算公式，2002～2006年我国服务业总体和行业贸易竞争指数如附表。
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2002～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总体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均小于0，表明我国服务业整体竞争力弱。从行业来看，只有旅游和通讯服务业略有微弱优势，其他服务行业均处劣势，特别是运输业，其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一直呈负数状态，反映了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非常低下，这一先天上的不足无疑会对中国与东盟发展服务贸易带来一定的困难。
(二)中国服务贸易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所带来的挑战
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中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各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沿海发达地区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较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在运输、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和广告宣传等领域较内陆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目前是中国服务贸易的主要出口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天津处于全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前列，据统计，2006年，仅上海市的服务贸易出口就占全国的二成左右。可以说，中国服务贸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会给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相对落后所带来的挑战
中国服务贸易的宏观管理机构、部门协调机制、政策环境、法律体系、统计制度等均亟待建立健全。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对服务业的定义、服务贸易的统计范畴以及划分标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及国际惯例不完全一致，使得统计数据在全面性和准确性上尚有一定的差距。在缺少全面的准确的数据的情况下，在与东盟进行服务贸易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很难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发展政策和对外谈判方案。
(四)东盟各国服务业水平差异较大所带来的挑战
东盟10国服务贸易水平、特点不一，客观上也会对中国与东盟发展服务贸易带来一定的挑战。由于各国服务业水平差异较大，中国和东盟相互开放服务行业比开放货物贸易往往更加艰难，对于各国而言也更具有挑战性。目前，东盟成员内部的服务贸易政策差异较大。例如各国对外资出资比例的上限规定不同，印尼95％，泰国49％，菲律宾40％，马来西亚25％，这样的外资政策差异对于中国与东盟成员间的服务贸易制度建设无疑增加了难度。
三、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发展
中国应该以《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为契机，推动与东盟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政府和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企业要尽快进入CAFTA角色，有针对性地发展与东盟国家在此领域的合作，创新合作机制，提高服务贸易水平和质量。
(一)进一步加大投入的力度，采取多种手段积极培育服务市场
政府应制定措施，加大对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改善国内的服务手段，改善服务供给，培育服务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益，从总体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一要打破国家对一些服务业如银行、保险、电讯等服务业的垄断，允许国内非公有制形式对这些行业的投资或参与经营、鼓励国内民营资本涉足这些服务领域，并强化竞争机制。第二，要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破除以自我服务为主的封闭模式，强化服务业的市场机制，不断提高服务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第三，政府应不断激励各服务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人才更新，鼓励国内服务企业积极参与市场
竞争，为服务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二)进一步加快中国与东盟信息交流中心建设，充分发挥信息对双方服务贸易的引导作用
国际贸易发展到今天，信息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因此对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服务业信息进行采集、存储、分析、管理和应用，实现信息交流、信息共享，对于加快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要重点从信息生态、外宣推力等方面考虑，善于主动整合信息资源，把信息引力牢牢抓在手中。通过媒体整合与信息集群生成、充分流动，让东盟国家更全面和准确地了解并参与到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市场当中，包括让在中国第一轮对外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华人华资再次发挥重大作用，引导中国和东盟的资金、技术、项目、政策和人才等各种要素向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领域聚集。
(三)进一步推进泛北部湾服务贸易合作，以次区域合作带动整个区域合作
今后一段时间，泛北部湾服务贸易合作将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重点。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陆地相连，隔海相望，加强次区域服务贸易合作具有良好的条件，同时中方积极支持东盟一体化建设，鼓励中国企业参与次区域服务贸易合作，使次区域服务贸易合作成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一个新亮点。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中国与东盟东部增长区、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大湄公河等次区域服务贸易合作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签订，是推动双方次区域服务贸易合作的天赐良机，今后，双方可重点探讨开展泛北部湾服务贸易合作的可行性。需要关注的是，双方在推动泛北部湾服务贸易合作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东盟各国的需要，泛北部湾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可以先从港口建设、航运等交通物流以及旅游合作等方面切入。应充分考虑泛北部湾各国的需要，努力把泛北部湾服务贸易合作打造成为互利合作、务实合作、全面合作与创新合作的典范。
(四)进一步发展出口导向型服务业，扩大服务业 出口
中国与东盟 篇12
关键词：中国,东盟,和谐关系,中国威胁论
1“中国威胁论”一说的由来
“中国威胁论”是一种在国际关系中随着中国不断崛起而产生的一些列对中国采取围堵的说法, 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的崛起, 中国威胁论也开始发展和演变。“中国威胁论”这一说法最早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出现的, 随着时间的更替, 在各个时期“中国威胁论”所包含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通过时代来划分, “中国威胁论”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冷战前差不多半个世纪, 即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 在这个阶段, “中国威胁论”一说的主要论调是中国向外传播的社会主义和输出意识形态可能会给他国带来的扩张威胁;然后进入后冷战时期, 即从“文革”结束至1991年冷战彻底结束前, 在这个阶段, 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弱, 经济排名很低, 中国正处于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 所以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短时间内并不会因为崛起而给别的国家带来威胁, 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威胁论”的言论有所减弱;到了第三阶段即冷战后时期, 以美日为主导的国家开始以东南亚为据点, 通过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 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也是“中国威胁论”“流行”的时期。[2]
2“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和内容
自“中国威胁论”被提出以来, 以美、日和一些欧洲国家为首开始对该问题轮番加以炒作, 关注的问题和领域也不断增多, 内容形式多种多样。西方国家总是找寻各种借口来对华施压, 譬如“抵制奥运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南海问题”、“军事威胁”、“经济威胁”等, 似乎目前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和中国的崛起有关, 因为中国的崛起带来了种种威胁。总的来说, “中国威胁论”主要是关注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带来的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如中国军事、经济、网络、人口以及环境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威胁。[3]
2.1 中国的军事威胁
西方国家一直担心中国不断发展的军事, 认为“中国军事威胁论”是“中国威胁论”中最大的威胁。[4]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大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进行了排名和评估, 结果显示美国排名第一、中国综合排名第二, 俄罗斯排名第三;由于该排名的出现, 给了美日宣扬“中国威胁论”更多的底气。[5]而最新一轮的“中国军事威胁论”提及的重点问题是“中国海洋权益威胁论”,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称中国正在试图将军力推进到台湾及其周围海域, 甚至有可能覆盖整个亚太地区。中国军备力量庞大, 军费开支也成为美、日等国关注的话题, 他们认为中国在研发新式武器装备和核威慑能力。
2.2 中国的经济威胁
“中国经济威胁论”也曾在西方国家的某些评论中多次被提及。西方国家不断地估算中国的现实经济, 对中国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前景大评特评。西方国家基于中国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加之中国经济增长较快、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与“走出去”、大量的外汇储备等, “中国经济威胁论”不断成为这些国家热炒的话题。有学者还分析“人民币汇率”、“中国贸易顺差”、“中国高储蓄率”与“中国制造”, 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西方国家造成了威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以及全球经济的动力之源。中国经济一“感冒”, 全球经济就要打喷嚏。因此, 全球高度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实属正常, 但不应人为制造所谓的“中国恐慌论”。
2.3 中国的人口与环境威胁
布朗等人还提出了“中国环境威胁论”, 其观念和他们之前提出的“中国饥饿论”如出一辙。这些人估测:中国人口基数大, 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耗都会增加。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赶上了美国, 中国的汽车数量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燃油和煤炭消耗也将达到更严重的程度, 排放的温室气体也将是目前世界排放量的总量这么多, 届时中国发展的梦可能会成为世界的噩梦。2007年5月,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热带森林信托基金”曾发表一份题为《中国木材产品供应链分析》的报告, 报告称中国对木材的“无止境”的需求加剧了热带雨林乱砍乱伐的进度, 有必要对中国的“无止境”需求进行限制, 以阻止“无法遏制的沙漠化现象”。该基金认为, 中国消耗掉大部分全球资源, 是造成全球污染的主要因素。
3“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和谐关系的影响
菲律宾学者爱玲写道:“中国是东南亚的近邻, 又是一个大国, 更不用说它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 生活在它阴影下的弱小国家很自然视中国为威胁, 至少是一个潜在的威胁。”[6]持有“中国威胁论”想法的国家担心, 当中国的军事实力增强, 中国很有可能会走军事扩张的道路, 这样一来就威胁到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近年来, 宣扬“中国威胁论”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日本和印度, 他们通过一些论调来散播中国会随着经济的增长扩张军事侵略道路这样一种谣言。而美国和日本只要有机会就会大肆宣扬这种中国军事方面潜在的“威胁”。而与中国在历史和领土意识存在利益冲突的东南亚国家, 自然会觉得中国的崛起将对他们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 加之现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与中国在东海、南海的主权方面存在着争论, 所以这些国家也借“中国威胁论”一说, 希望与中国的问题国际化, 达到借其他大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威胁的作用。由于东盟国家持有“中国威胁论”这一态度, 所以在和中国发展和谐关系的过程中总是有所顾虑, 不够坦诚, 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对东盟造成一定的威胁。
4“中国威胁论”面临的挑战
4.1“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仍将存在
在国际社会中, “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流传已久, 当时, 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在美国的华人工视为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威胁”, 于是推动政府分别于1882年和1884年通过了《排华议案》。“黄祸论”则是欧洲人认为黄种人进入欧洲会对他们形成一种威胁。由于欧洲和中国在宗教、民主、人权等许多价值体系上存在较深的分歧, 中国很难真正得到欧洲国家的好感, 因此中国的不断崛起, 很难得到这些国家的理解、认同以及信任。“中国威胁论”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存在, 而且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 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 所以在短时间内, 这种论调很难消除。
4.2“中国责任论”替代“中国威胁论”
除“中国威胁论”外, “中国责任论”也是在国际上被多次提及并强调的关于中国的论调。“中国责任论”的出现最早是美国克林顿政府国防部长佩里把中国和“责任”一同提出, 1994年10月, 佩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曾指出, “冷战的结束为亚太地区敞开了大门.当今美中两国面临的挑战是确保这一地区未来几代人享有充分的稳定与繁荣, 在这一方面, 美中两国负有共同的特殊的责任”。[7]在这之后, 中国在国际地位中的责任被多次提及, “中国责任论”也逐步凸显出来, 关于责任的含义可理解为, 随着中国的崛起,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应该承担与中国实力相对称的国际社会责任, 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8]而以美国为主的一些西方人士、媒体也在宣扬着“中国责任论”, 他们幻想着中国和美国可以组成两国集团, 共同操纵全球事务, 实质是希望中国采取美国的发展模式, 并且成为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的“踏板”。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中国威胁论作出的战略调整, 中国要积极谋划未来的外交战略和国际战略, 并付诸行动。
4.3 中国应以实际行动推进“和谐世界”的构建
“和谐世界”理念是由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 他是中国21世纪的外交理念。在2005年中国发表的白皮书《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 我国把“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进行了概括和划分, 主要是以下四点: (1) 坚持民主平等, 实现协调合作; (2) 坚持和睦互信, 实现共同安全; (3) 坚持公正互利, 实现共同发展; (4) 坚持包容开放, 实现文明对话。[9]“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在新形势下对时代的变化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作用的变化而提出的理念, 它是中国外交理论的继承和发展。[10]当今的世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元化发展, 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牵制霸权的因素不断增长, 霸权主义以及单边主义越来越受到制约, 这是中国面临的机遇。但国际社会并不稳定, 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国际恐怖主义、领土争端等诸多传统与非传统方面的安全问题, 中国必须立足自身, 有所作为, 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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