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假设（共4篇）
理性人假设 篇1
理性人假设的应用
市场营销学与经济学的联系非常紧密, 由于市场营销学中运用了大量的经济学原理, 因而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也一度被认为是市场营销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理论假设之一。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经济社会如何有效利用稀缺资源进行产品生产, 以及消费者是如何选择产品进行消费的。在经济学的视野中,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建立在对各种产品的边际效用相等以及最终与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的消费者均衡的基础之上, 并根据消费者均衡条件来构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和函数, 从而指导生产的行为。
消费者的理性人假设为市场营销学中的基本概念“交换”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市场营销过程中任何消费行为的发生都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一个交换关系, 当然, 在这个交换关系中, 消费者是交换行为的主动决策人;消费者为了寻求其效用的最大化, 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 以理性经济的方式来选择和决策自己的消费行为。
消费者的这种选择行为受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法则的影响。即消费者从商品消费中获得的边际效用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而减少, 因此, 消费者不会一直的消费同一种商品, 他们往往在其自身有限预算的条件下, 通过对各种商品品种与商品数量的选择, 寻求一个效用最大化的商品组合。同时, 消费者选择商品组合的同时, 存在着机会成本, 即消费者必须要放弃其未选商品所能带来的效用满足。只有当消费者所选择的商品组合的机会成本不大于其他所能选择的商品组合所带来的效用总和时, 消费者行为才达到了消费者均衡状态。
理性人假设的质疑
理性人假设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第一, 行为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 能够保证其效用函数具有有序性和单调性。有序性保证行为人在不同的决策方案下获得的效用是可比较的;单调性则保证行为人在不同的效用之间能判断出效用的差异, 并能进行排序。第二, 行为人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 即使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 行为人也能够通过概率来判断各种可能性的预期结果, 并能比较其大小。第三, 行为人具有完全记忆能力, 对于影响其决策的一切因素具有完全充分的信息。而行为主义对理性人假设所提出的质疑则是通过上述几个方面对理性人假设提出了否定的依据。
第一, 有限理性。行为人并不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甚至也不刻意去追求效用最大化, 他们并不总是根据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 而是根据其他一些因素来作出决策判断。当现实过于复杂或者事物的实际表象意义模糊时, 人们则会采取不同的理性方式进行决策, 而启示和偏见往往是这些决策方式的基础。行为人对于未来事件的判断必须是要建立在获得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基础之上, 但是行为人在特定环境下利用特定信息对事件作出概率估计时, 往往会出现误差。启示是指直接影响行为人决策的其对于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性认识;而偏见则是指行为人在概率判断上出现的、有偏差的认知特征。例如, 过于自信的偏见主要表现为行为人总是认为自己的幸运概率要高于平均的幸运概率水平;而自己倒霉的概率则会低于平均的概率水平。同时, 人的偏见一旦形成, 就会具有自我加强的性质, 使得行为人只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已经产生的偏见来解读信息, 不能够客观地对事件发生做出正确的概率预测。启示和偏见虽然使得人们作出了错误的决策判断, 但是却大大简化了行为人的决策过程, 并且降低了行为人的决策成本。这说明人们在复杂的事件面前不是一筹莫展的, 而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第二, 有限意志。理性人假设认为人们对于自己的效用函数有着正确的认识, 并且行为个体能够并总是使得自己的效用达到最大化的, 即认为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但是, 行为人的效用有时候并非是社会所认可的效用价值, 也不一定符合其长期效用特征。往往某些短期效用会通过习惯、传统、嗜好等对长期效用形式进行控制, 即短期效用通常不符合长期的最大化的原则, 但是又被人们所经常选择, 这就是所谓的“感性战胜理性”。因此, 行为人是具有有限意志的。
第三, 有限自利。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情感原则的环境之下, 人并非时刻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其还会追求个人利益以外的事物, 例如公平、道德等。
第四, 相关环境。环境条件是影响人们决策的重要因素。根据偏好反转理论, 当人们面对收益时, 其是风险规避的;而面对损失时, 则是风险偏好的。理性人假设则认为只要给人们带来相同效用的方案, 人们的选择会是相同的、无差异的。但是, 当人们在选择时通常会有“敝帚自珍”效应, 即人们对于自己已经拥有的事物总是比没有拥有的有着更高的效用评价, 这就是人们所处的环境现状对于其决策的影响, 又称为“现状偏见”。
理性人假设的颠覆现象
(一) “购物狂”现象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颠覆
理性人假设认为, 消费者在消费活动过程中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即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会选择效用最大化的商品组合, 消费者对同一类型的商品选择会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效用递减。因此, 在现实的消费行为中, 消费者在其实际需要获得满足后, 通常不会再大量购买同一类具有替代性的产品。然而, “购物狂”现象就表现出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完全相反的行为特点, 在解释“购物狂”的消费行为时, 理性人假设以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则显得十分的苍白无力。
“购物狂”现象往往表现为购物消费行为的强迫性, 其主要特征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容易上瘾, 这不仅表现在抽烟、喝酒、赌博等方面, 也表现在一般性商品消费情景之中。“购物狂”在面临消费决策时, 往往会表现出极强的占有欲, 通常把购物作为调节自己情绪和心境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对于消费者的这种非常态的消费行为只能基于消费者的人格因素角度来作解释, 从而颠覆了理性人假设以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二) 品牌效应对市场信息对称论的颠覆
理性人假设认为消费者能够获得其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 即消费者在其消费决策过程中, 应能获得其所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全部信息。但是, 信息经济学研究认为产品信息在真实市场中是不对称的, 即消费者与生产者对于产品信息的了解和掌握是不对称的, 当消费者无法获得其所需产品的全部信息时, 势必会影响交易的过程, 从而发生“二手车”市场问题。因此, 品牌效应的本质是针对信息不对称给予消费者以信息补偿, 产品通过品牌能够向消费者传递其品质、属性以及特点, 消费者对于品牌的认知就是其获取产品信息的过程, 而消费者也愿意为品牌付出额外的费用, 可见, 品牌溢价正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信息不对称的产物, 品牌效应充分反映了理性人假设对于现实市场规律的解释力不足。
(三) 感性消费观对理性消费观的颠覆
感性消费观是指消费者在对具体的消费品进行选择时, 其是基于感性原则, 而非理性的效用原则, 即消费者是将产品的直观感觉、情感偏好和象征意义作为消费选择依据。尽管传统的理性消费观仅注重产品的功能价值及其实际效用, 但是在现实的消费活动中, 消费者的消费视野则不仅限于产品的实际效用, 而且也关注感性消费给消费者所带来的虚拟效用, 这是对理性人假设的颠覆, 因为消费者在产品选择过程中, 出于情感效应, 其对自己消费行为的效用函数没有的有序性与可比性的准确估计。感性消费观说明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选择依据不再是其优劣, 而是基于消费者的自身的好恶。由于消费者的感性消费过程不仅注重产品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感官愉悦, 而且强调产品的形式是否符合消费者的价值理念、品位偏好, 因而感性消费本质上是心理消费。
“吉芬效应” (亦称“吉芬之谜”) 即是感性消费的经典案例:十九世纪, 英国经济学家吉芬对爱尔兰土豆销售情况作观察统计时发现, 当土豆价格上升时, 市场对土豆的需求量就上升;而当土豆价格下降时, 市场对土豆的需求量也随之下降, 两者成正比关系。该现象显然有悖于经济学常识, 因为在其它经济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产品价格下降, 市场需求量就增大;产品价格上升, 市场需求量就下降, 这两者成反比关系, 亦称为“消费品价格与消费品需求量之间的常规性函数关系”。而“吉芬效应”表明, 在消费品价格和消费品需求量之间还存在着“非常规性函数关系”。“吉芬效应”在我国也同样存在, 例如在我国黄金销售中:当黄金价格上升至高位时, 人们争相购买, 销售量亦上升;当黄金价格下降至低位时, 反而乏人问津, 销售量锐减, 从而形成了“追涨杀跌”现象。“吉芬效应”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薄利并不一定多销, 人们相信“一分价钱, 一分货”;更有少数人专挑高价商品购买以显示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此时, 产品主要体现其炫耀性功能, 其性价比则处于次要位置。
此外, 在日常生活中感性消费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例如, 就过冬御寒而言, 普通的棉大衣与昂贵的羊绒大衣对于人们的理性效用大体一致, 两者价格却差距极大, 然而人们却愿意竞相攀比去购买羊绒大衣而不考虑其性价比;又如, 经济车型与高档车型相比, 前者具有更优的性价比, 然而, 消费者总是在自己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 依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其购买决策。此外, 不少的女士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往往通过疯狂购物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与心境, 因为购物消费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感性满足。
可见,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感性消费观正引领着现代体验经济的兴起, 而传统的理性消费观对于日常消费活动的影响则越来越小。在体验经济中, 生产者不是提供具体产品和服务给消费者, 而是为消费者提供身临其境的体验, 即在消费过程中充斥了消费者的感性体验, 体验经济是通过提供每个人能个性化参与其中的事件给消费者带来难以忘怀的记忆体验。例如美国的迪斯尼乐园、俄罗斯的失重旅游项目、日韩的动漫游戏产业都是体验经济的成功典型, 在体验经济中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变得更不可预测。
理性人假设 篇2
值得一提的是, 笔者在“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的实证分析” (赵砚、张洪霞, 2011) 一文中运用CAPM模型重新对股权融资成本进行了计算, 得出股权融资成本实际上高于债务融资成本的结论。既然股权融资成本远高于债务融资成本, 为何很多股份公司还要偏好股权融资呢?可见, 传统的融资理论难以解析当前国内很多股份公司的融资偏好。鉴于此, 本文从行为金融角度, 以“理性成本假设”为基础, 分析非理性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融资选择, 以期对国内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异象”进行更好地解释。
1 股权成本高于债务成本的真相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在现实世界中, 股权的会计成本——红利支付水平, 远低于债务的会计成本——利息支出, 因此, 从企业财务记录上, 无法得出股权融资成本要大于债务融资成本的结论。然而, 前文中得出的结论是股权成本高于债务成本。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呢?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 统计方式的区别导致了股权成本和债务成本的实际差异。前文中的股权成本是以市场成本来统计和计量的, 而债务成本则是以会计账面成本衡量。若只是单纯的以红利来计算股权成本, 则计算的结果显著不同, 股权成本要大大低于债务成本。显然采用的不是这一方法, 因为股权投资收益的获得是连续的、延后实现的。
其次, “配给负债”的存在导致企业的负债水平名义上偏低。在现实中, 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公司经理或股东考虑到过高的负债可能会使公司产生财务困境, 增加破产成本, 从而会减少债务融资的使用;二是债权人在考虑到上市公司的道德风险的存在也会致使债权人对企业实行“信贷配给”。上述两种情况在我国都是存在的, 因而整体上降低了债务的最优供给。所以, 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配给负债”的会计成本并不能显示出上市公司的真实负债成本。
传统的股权成本和债务成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名义上看, 股权融资成本较高, 上市公司应该倾向于选择债务融资, 却为何偏好股权融资呢?本文认为, 债务成本的低水平隐藏了许多信息, 而其可以从“理性成本”的角度加以解释。
2 理性成本假设
理性成本, 是指由于“经济人”的行为是不完全理性或者有限理性, 所导致的行动对理想状态的偏离和损失。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理性成本假设得以成立, 主要信赖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经济人”的行为是不完全理性或者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的教育背景、生存生长环境, 以及社会或企业的法律、制度、文化与习惯的影响, 在接受同样的信息之后, 依然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有时候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即使这类结论都是建立在严格理性的推理基础上。因此, 本文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不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的。
假设2:“经济人”厌恶风险, 而风险厌恶正是一种理性成本。在金融财务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假设, 就是理性的行为人的风险厌恶。由于行为人厌恶风险,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进行投资决策时会考虑风险因素, 采取保守的态度, 由此导致的行为结果与理想的行为结果之间产生的偏差就是理性成本。风险厌恶, 是典型的理性成本的表现。
3 低成本债务隐藏的信息
低水平的债务成本相对于过高的股权成本来说, 隐藏了许多信息。通过图1可以发现, 股权融资成本是用金融市场的CAPM模型测算的, 该成本已经包含了有关企业债务与破产的成本信息。因此, 对于融资企业而言, 股权融资成本显然是被放大了。而由于信贷配给和相关约束条款的影响, 企业又会感觉债务成本太高, 因而尽量避免使用债务融资或减少债务融资。
如果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债券收益 (成本) 会发现, 当企业在出现信用危机时, 其公开发行的债券要么很难吸引投资者购买, 要么交易时的价格会非常低, 换句话说, 就是会以极高的折价率交易, 或者投资者会要求发行人提供较高的利率来补偿投资者可能面临的高风险,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上市公司的负债成本上升。另外, 上市公司的负债率越高, 债权人的风险厌恶系数也会随之上升, 企业的债务边际成本上升, 甚至要远大于股权成本。
真实的股权成本和债务成本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通过比较可知, 通过账面价值计算的债务成本, 缩小了企业真实的负债水平和成本。在边际成本上, 企业的负债成本会高于股权成本。对此, 本文将根据前文提出的“理性成本假设”对高计量成本下的股权偏好悖论进行解释。
根据理性成本假设, 经理或股东是风险厌恶者, 作为资金的使用者和筹集者, 他们对于高负债引发的破产成本, 甚至包括相对较高债务水平下对大量现金流的强制请求权的担心, 都会促使他们要求企业保持一个相对较低的负债率水平, 从而更多的考虑利用股权融资方式筹资。另外, 作为资金市场的资金供给者, 为了保障资金的安全性, 债权人会担心负债率较高的上市公司到期无法完成企业支付而损害自身的利益, 因此, 也会实时监控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违约风险, 债务的违约风险导致债权人对贷款的定量配给和安全担保或抵押, 从而使企业难以达到理想的最优债务水平。
综述所述, 正是由于理性成本的存在, 降低了企业应有的债务水平, 从而低估了真实的债务成本。因此, 企业股权融资偏好的行为, 仍然可以用金融理论的“成本—收益”原则来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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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假设 篇3
1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分析
1.1 我国转型时期的医疗体制改革不力, 医院定型不明
近年来, 我国关于医疗体制的改革成与败的争论非常的激烈, 这本身就说明医疗体制的改革中存在很多问题。总体来说, 我国医疗体制的改革是一种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国家将医院推向了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单位。改革方向应该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但问题是, 医疗服务又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和一种特殊的消费品, 它的供给状况关系到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如何保障中低收入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就医权利是医疗市场化改革中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实际上, 高收入者的医疗服务保障从来就不是问题, 只是需进一步规范。如果医疗体制改革只是简单地采取市场化的改革, 则本身就是体制的失败。因为无论怎么说, 当医疗服务变成少数有钱人的特权时, 这种改革就是失败的。一个不能或者不愿意承担对社会成员的病、残、老、弱照顾责任的社会, 决不是文明的社会[1]。当前医院与高收入病人的医疗纠纷大多集中在收费的规范和服务的质量方面, 与低收入者则主要集中在高额的医疗费用问题。有些病人无力承担医疗费用, 消极逃帐, 欠费逃院, 不仅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也给医院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影响了正常医疗服务的供给。
1.2 医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 医院管理中的价值导向问题。很多医院口头上以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和病人至上为目标, 实际的管理中却是以收入指标为基本的管理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利益的目标本身不是问题, 关键在于实现的手段。以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优良的医疗服务来实现这一目标无可厚非。一味地鼓励员工创收而严重地影响医疗质量, 加上药商为医务人员追求高收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则必然会使医患关系紧张。其二, 医院在相关的医疗信息的公布方面透明度不够, 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引起医患关系的紧张。当然, 在医患关系的各方当事人中, 信息的不对称是一个客观存在问题, 主要是病人及其家属对医疗机构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的态度、质量和价格等问题存在疑问。虽然, 在2005年卫生部的医院质量管理年活动中, 在卫生部的监督下, 得到了一定改进, 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
1.3 医护人员的素质问题
随着医疗卫生工作的改革开放,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建立和深入发展, 人们的商品意识增强了, 物质水平提高了。少数医务人员以行医作为谋私的手段, 坑害病人, 导致病人意见很大, 花钱不治病, 与医护人员发生冲突, 更由于部分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不到位, 对病人冷、硬、推、顶, 使病人产生不满心理, 冲突、纠纷不可避免。少数医务人员趁治病机会搞行业不正之风, 索要回扣、红包, 损害病人利益。由于医护人员自身修养欠缺, 缺乏责任心、同情心, 服务态度及语言生硬等非业务方面的素质引起的医患关系紧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1.4 病人及其家属的就医观念和自身素质问题
在医患双方矛盾问题上, 医方固然有责任, 但病人有时也是冲突主要挑起者。主要表现在:①有些病人对医疗期望过高, 认为是小病应治愈, 医院应满足其一切要求, 稍有不满, 大闹医院, 甚至辱骂殴打医务人员;②不信任心理:有些病人希望老资格医生为其治病, 一旦得不到满足出现了一些合并症, 认定是年轻医生造成的, 易发生纠纷;③有些病会产生不良心理影响, 如癌症、慢性病, 长期不愈病人发生不满绝望心理, 将会迁怒于医务人员。
2 “复杂人”假设在医患关系处理中的意义
“复杂人”假设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组织心理学家雪恩等提出来的。雪恩从心理学角度刻画了变化无常的复杂人性, 比较多地关注了人的不确定性、动态性和多样性, 也触及人的开放性和智能性。他提出不仅人的个性因人而异, 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会有不同的表现。人的需要和潜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地位的改变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各有不同, 不能用单一模式去硬套。例如, 工资、待遇、高额奖酬, 除满足人的低级需要之外, 也关系到地位、名誉、权利等高级需要的满足。可见同一外部诱因 (工资和奖酬) 心理满足就有很大的差异, 有的着眼于金钱的需要, 有的着眼名誉、地位、面子与受人尊重。“复杂人”假设就是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 以求合理说明人的需要与工作动机的理论。根据“复杂人”假设, 人没有万能不变的管理模式。不应把人看成同一类型, 要根据不同类型采用不同的管理[2]。同时, 尽管复杂人复杂多变, 但仍存在相对有序的一面。这启发管理者可以通过“宏观控制, 微观搞活”的思路管理复杂人。这是自我管理的管理路线。由于“自我管理”仅表达出复杂人的自发性, 尚不能体现出复杂人有序与无序微观与宏观的矛盾统一, 这里用“自组织”来概括这一管理模式。自组织管理要求管理者从整体上进行管理, 充分发挥复杂人在自组织、自激励、自成长方面的作用, 促使复杂人通过与环境等因素的交互影响自觉地克服负面复杂性, 强化人性中的积极因素, 不断向组织目标靠拢。
对于当前医患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复杂人”假设同样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实际上, 医患双方都是“复杂人”, 都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对病人来说,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在医疗活动中都在追求着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包括追求医疗费用最少化和医疗服务的最优化;对于医务人员来说, 同样也追求着自身效益的最大化, 包括理想的报酬、工作中的受尊重以及足够的闲暇和休息等。我们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时, 必须正视这一基本假设, 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相关的制度和法制建设。但是长期以来, 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影响, 我们对包括医疗部门在内的非经济领域中人类行为的分析, 都不是从“复杂人”假设出发, 而是从“道德人”假设出发, 把人假定为公正无私或通过教化可以达到此境界。在医疗服务领域, 认为医疗服务关系人的生命健康, 因而医护人员就是应该医德至上,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就只能治病救人而不应该追求自身利益, 更不可以以此为目标。因而, 我们也就总是希望他们通过道德修养的完善, 自觉的选择符合社会政治利益的行为方式, 而忽视了相关的制度建设。其实, 医务工作者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教师或者其他公共领域的工作人员一样, 都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 我们在对医务工作者、公务员和教师提这样那样的医德、政德、师德的要求时不要忘了他们也是“复杂人”。
3 “复杂人”假设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应用
首先, 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及增大卫生投资, 准确定位医疗市场。我国卫生资源总体不足, 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 我国有20%的人口和80%的卫生人力资源分布在大城市, 而大部分医疗资源又集中少数重点医院[3], 如此的配置、如此的集中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增加病人的消费负担, 又使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看不起病。因此, 优化卫生资源配置, 力争达到服务可得性, 服务易得性, 服务有效性, 服务态度可亲性, 服务收费合理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卫生事业是集社会服务性、公益性、经济性于一体的。由于我国95%的医院是以商业性模式操作的, 这就导致收入层次越低越看不起病, 投入保健的费用也几乎没有, 同时由于低收入人群所处的社会阶层也较低, 没有更多的钱去买各种保险尤其是医疗保险。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各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 定位医疗机构的性质是尤为重要的。卫生事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性、公益性事业, 尽管我国的经济还不能达到如此理想的程度, 但打破垄断的局面, 充分利用社会的调节机制和法律规范, 不失为解决和缓解现阶段社会转型期医患矛盾的良好方法。
其次, 医院应建立一套有效提高服务水平的奖励考核监督机制。基于“复杂人”假设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应提倡奖励, 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那奖励的标准是什么呢?医院应放弃奖励与科室的经济效益挂钩的做法。应提倡以最少的住院日、最少的医疗费用、高超的医疗技术服务病人。以此为方向, 结合具体的医疗指标, 建立一系列考核体系, 并严格执行奖惩。
再者, 着重提高医务人员素质, 要进一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重塑医务人员“白衣天使”形象。我国自古就有“济世救人, 仁爱为怀”的医疗人本思想。从医患双方矛盾的辩证关系看, 医院和医生一般处在矛盾的主导方面, 处在“强势”地位, 病人往往处在“弱势”地位。当前一些地方医患关系紧张, 甚至出现病人及其家属砸医院、打医生的情况, 除了一些客观因素 (如政府投入少, 少数病人及其家属遇事不冷静, 法制意识不强) 外, 其主要原因, 往往与医方责任意识不强, 违规操作, 或者服务态度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 医院和医生要眼睛向内, 正视和克服自身工作的不足, 进一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重塑医务人员“白衣天使”形象。对极少数漠视病人利益, 索取和收受“红包”, 或者故意开“大处方”以谋取非法利益, 或者医疗服务态度恶劣的“害群之马”, 医院要严肃查处。
最后, 病人及家属应尊重科学, 尊重法律, 尊重医务人员。病人及其家属应当了解医学的特殊性、复杂性、风险性, 因为医生不是神, 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所有疾病都能完全被治愈。由于现阶段医疗诊治技术还存在局限性, 很多疾病现阶段仍无法治愈,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病人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等, 并非是医务人员的过失所致, 而是由于不可预料的和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所致, 属于意外情况, 病人应接受事实, 不要把责任都归罪于医务人员。即使有证据证明是医方的医疗事故责任, 或者某些医务人员态度恶劣, 也应该依规依法办事, 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切不可随意闹事、追打医生, 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秩序。
关键词：“复杂人”假设,医患关系,医院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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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人假设 篇4
“经济”人, 假设源于亚当·斯密的思想。亚当·斯密认为, 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 人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工作就是为了取得经济报酬。同时认为在自由经济制度中, 经济活动的主题是体现人类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亚当·斯密同时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 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社会个体的供给不是毫无目的的提供, 而是为了能够换取可以最大化满足自身利益需求才作出的, 其生产、交换等行为都是在这种经济利益最大化考虑下进行的, 如此人便当然的被认为是‘经济’人或者理性人。”[1]总结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 至少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是人人都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行动的根本目标, 第二是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同时也增进社会经济利益, 从而促进社会的有序、有效发展, 达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效果。
亚当·斯密“经济”人理论得到了不少西方学者的认可与推动。霍布斯、费尔巴哈、密尔、穆勒等丰富“经济”人内涵, 人性在古典经济学中被概括为:自私、自利、个人利益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们往往能通过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出利己选择, 人们的自利行为将会推动社会公共利益达到最大化。而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经济”人理论被推至极端, 人性被错误认为完全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如公共选择学派认为, 人们不仅在经济乃至诸多社会领域, 都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选择, 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即使是婚姻、家庭、爱情等也被视为传统企业经营, 一旦得不偿失就宣布破产或者契约关系的取消。[2]
基于对“经济”人的假设, 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在《企业的人性面》一书中, 提出著名的“X理论”, 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如下概括:多数人十分懒惰, 他们总想方设法逃避工作;多数人没有雄心大志, 不愿负任何责任, 而甘心情愿受别人指导;多数人的个人目标都是与组织目标相矛盾的, 必须用强制、惩罚的方法, 才能迫使他们为达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多数人干工作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要, 只有金钱和地位才能鼓励他们工作等。基于这种“经济”人假设所引出的管理方式:组织应以经济报酬来使人们服从和做出绩效, 应以权力与控制体系来保护组织本身及引导员工, 管理的重点在于提高效率, 完成任务。管理特征在于订立各种严格的工作规范, 加强各种法规和管制。提高士气则用金钱刺激, 同时对消极怠工者严厉惩罚, 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3]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就是基于对“经济”人的假设认识的典型代表。在泰勒和他的追随者 (如卡尔巴思, 他在工厂中具体推行科学管理制度) 及合作者 (如亨利·劳伦斯·甘特, 他是泰勒创立和推广科学管理制度的亲密的合作者) 看来, 雇佣工人都是被某一组织雇佣的机器或工具, 被动地接受组织的管理, 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工作是他们迫不得已的生活手段。这里, 人被认为是被动行为者、天生的偷懒者, 离开了管理就会逃避工作。人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 企业家的目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工人的目的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工资收入, 只要使人获得经济利益, 他就愿意配合管理者挖掘出他自身最大的潜能。因而, 泰勒以“时间-动作”分析为出发点, 只考虑提高劳动生产率, 无视工人的情感, 主张管理者与生产工人严格分开, 反对工人参与管理, 单纯的把工人看作简单的劳动机器, 主要通过奖励工资制等手段, 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满足工人的工资需求动机。[4]这种科学管理模式尽管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 因为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 既有经济动机, 也有许多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动机。泰勒的科学管理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 在西方的管理中长期存在以下不良倾向:重物但不重人, 重经济利益但不重道德教育, 重企业的微观管理但不重宏观管理, 重个人劳动能力和技术但不重视群体合作发展, 重短期效益、单个效益但不重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等。
二、“经济”人假设应用在国企管理中的局限性
我国对人性的认识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改革前, 我国一味的要求人们按照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人性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 基本忽视了人们满足自身需要、提高物质、精神文化水平的合理追求, 即“经济”人利己本性。超越了实际社会发展阶段, 基于对人性唯一利他基础上构建了单一公有制结构, 形成了以传统国有企业为主体缺乏激励的“大锅饭”机制, 大多数国有公营部门效率低下, 资源浪费惊人。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我国国有企业不断地寻求对企业职工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可行方案, 实际上就是在承认职工具有“经济”人行为的前提下, 试图找到一套恰当的激励制度, 来激发职工为自己同时也为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工作, 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体制改革, 自主权的扩大以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等方式,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但就目前一些国企的管理中基于“经济”人假设设计的管理方式而言, 也存在很大局限, 主要表现:一是管理方式以强制为主。表现为重制度控制, 轻自我控制, 规章制度的设计繁琐, 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员工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参与性与满足感进而与正向激励的关系, 员工只能被管理而不能参与管理;管理中缺乏人性关怀, 重考核、轻服务和支持。只重视企业目标的完成, 不关心员工的困难和实际需求;安排岗位或任务时只考虑企业的需要, 不照顾员工的个人兴趣;甚至将企业目标与员工个人目标对立。认为企业目标与员工个人目标一定是不相容的, 保证了员工的利益就一定会使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 实现企业目标只能以牺牲员工个人目标为代价。过分强调个人服从组织, 忽略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融合起来;二是“金钱万能”和“拜金主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容易导致员工心理不平衡、不公正感增强、不满情绪上涨, 企业失去对员工的向心力。许多企业在管理中更多的是注重制度规范, 特别是靠奖罚来实施管理但与员工的情感交流和心理沟通明显不足。不少企业对工资、津贴、各种罚款、扣款等看得很重, 所定管理措施或条款也很细, 试图通过严格的制度来对员工进行约束性管理, 以保证既定生产计划的完成, 职工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争工资、争奖金等行为有增长趋势, 企业缺乏凝聚力、员工也缺乏同甘共苦、团结协作精神, 一旦企业出现问题或面临困境很难得到广大员工同舟共济;企业侵害员工合法权益的事情不断发生, 如劳动合同制度不健全、不规范, 社会保险覆盖面不全, 工资福利水平下降, 严重违反《工会法》、《劳动法》有关规定, 民主政治权利不落实等。一些企业甚至把员工看作机器人和劳动工具, 任意加班加点, 危险操作搜身等, 给员工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影响, 对企业的健康发展十分不利。
三、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国企管理模式
当前, 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配置资源的最基本、最重要领域, 这就是我国当前最基本的国情, 这个前提决定必须坚持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认识到, 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保护、鼓励人们的合理利己本性, 即“经济”人利己性。因为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经济关系, 以“经济”人自利心为内在驱动力, 以法律为基础和保障, 以自由交换为主要运行方式, 最终达到共赢的一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以承认不同经济利益的主体的存在为前提, 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必使人人都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 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力量, 使人们之间由自利达成互利, 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经济的目标不是自愿达到的。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 这也是应有的权利, 他总是竭尽全力找到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和或是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 他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 而是他自身的利益, 但是它对自身利益的导向会使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这样自然而然地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从而使社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考察西方, 当今管理理论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管理人性假设从强调人的自利性向关注人的利他性转变, 管理理论从在相对封闭环境下强调以控制人为中心向在相对开放环境下注重以发展人为中心转变, 管理模式从强调层级束缚的硬性强制模式向注重多向沟通的柔性协商模式转变, 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也失去用武之地, 主要原因是在当今知识时代, 知识和脑力劳动取代了资本成为生产发展第一要素, 较之体力劳动, 无形的知识以及知识附着的脑力劳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泰勒的时间-动作分析等外部控制方法对待复杂的、无形的脑力劳动无从下手, 管理重点必须由外部控制转移到进行“自我控制”的轨道上来, 更加注重满足员工自我实现需要和内在激励, 鼓励员工的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 人对企业生产率的贡献越来越大, 从而将企业中的人提升到一种比物力资本更为重要的地位上来。于是“人本主义”就逐渐地取代了“资本主义”在企业中所占的主导地位, 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也就应运而生。[5]
从长远看, 我国国企管理改革的方向是实行人本管理, 人本管理认为企业即人, 管理应该以人为核心, 时刻把调动人的积极性放在主导地位。对于企业而言, 企业应为人而作, 一切为了人, 才能树立和提高企业形象, 调动每位职工的积极性和潜能, 从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管理的本质是激励, 通过开发员工的智力并挖掘他们的潜力, 提高员工的素质, 则是企业管理成败的关键所在。为此, 一是建立企业激励机制。建立职工激励机制, 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 增强企业凝聚力, 给职工以精神上的激励。建立企业家激励机制, 可以实行年薪制或利润分成制, 并注重对企业家的精神激励。同时要建立企业的约束机制。企业内部应充分发挥职代会、工会的民主监督职能。实行了公司制改造设立了监事会的企业, 应积极发挥监事会对财务、董事经营行为的监管, 防止企业经营者滥用职权牟取私利;二是从物本管理到人本管理。把以工作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 树立感情管理、民主管理和自主管理为核心的管理思想, 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和推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 营造一个能充分发挥员工创造能力的环境。通过对员工进行在职培训、专项培训、外出培训、拓展专业技能的轮岗培训、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培训等, 不断提高员工智商、情商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陈佳贵.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M].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8年版.
[2]郭咸继.西方管理思想史[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年版.
[3]李雪.从“经济”人到“道德人”——略论管理理论中人性假设的历史演变[J].社会研究.2003, (10) .
[4]廖泉文, 宋培林.论经营型人力资本的特征及其价值形成[J].东南学术.2002,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