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精神赡养论文（共12篇）
老年人精神赡养论文 篇1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严峻, 为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我国已实施“二孩”政策。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物质水平逐渐提高, 在人们关注为年轻一代减负的过程中, 往往忽略老一辈人的精神需求。一直留传的“养儿防老”在过去指的是解决温饱问题, 而现在则应扩大至满足心理、精神上的需求。而现实是, 空巢老人屡见不鲜, 对他们而言, “子女常回家看看”变成了一种奢望, 其内心的孤单落寞难以言说。因此, 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今天, 解决精神赡养问题应提上日程, 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定义与内容
“老年人精神赡养”并未有统一的定义, 结合赡养主体和需求主体, 笔者认为, 老年人精神赡养指的是赡养人依据法律规定, 向被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该赡养义务不仅包括物质方面, 还包括满足被赡养人心理和感情上的需求。学界普遍认为, 精神赡养包含三个维度需求和三个层面, 三个维度需求是指自尊的需求、期待的需求和亲情的需求, 与此对应的“满足”是人格的尊重、成就的安心和情感的慰藉。而精神赡养也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 第一是微观层面, 即家庭精神赡养。从古至今, 家庭都是承担养老的主要方式, 因此, 子女及子孙对老年父母敬重、孝顺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是中观层面, 即社区养老, 将老年人精神赡养具体落实到社区与小区, 在以居家养老为主要形式的基础上, 大力建设社区养老; 第三是宏观层面, 即社会精神赡养, 通过法律等社会支持网络来满足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需求。
二、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原因
( 一) 老年人自身的身心需求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的体质逐渐下降, 受生理因素所限, 老年人无法像年轻时代一样独立寻求物质精神方面的满足。而因物质条件逐渐提升, 老年人的关注重心慢慢转移到了精神上的追求, 在其自身无法满足需求之时, 便很自然地将追求心理感情上的满足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无论是成就型、知足型、好胜型还是孤独型老年人, 其内心均较为敏感脆弱, 亟需亲人、朋友的关心照顾。由此可见, 老年人自身的心理、感情需求是引起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的必然原因。
( 二) 家庭模式的变迁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 家庭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向小家庭模式转变, 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型化。传统的父女与子女同住模式已渐渐被父母与子女分住模式所取代, 空巢家庭更已占据一定的比例。随着家庭模式的改变, 现代家庭模式中子女对父母的关心照顾在很大程度上不似传统家庭模式, 传统家庭模式所承担的互帮互助职能在逐渐弱化, 有些家庭养老功能甚至已名存实亡。而且, 由于经济水平、医疗水平的提高, 人的寿命在延长, 家庭生命周期也在延长。夫妻双方进入老年后, 生理心理都发生变化, 各种问题相继出现, 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关怀。
( 三) 立法上的缺失
我国法律体系中虽有涉及精神赡养的内容, 但有关规定均为原则性规定, 在实践过程中难以适用, 无法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诸如: 《宪法》第49 条第3 款规定: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婚姻法》第21 条规定: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 条1 款规定: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由上述条款可见, 无论是《宪法》、《婚姻法》还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均规定了义务性条款, 却未规定法律后果, 对精神赡养的内容亦未加以明确, 且该些规定大都较为原则性, 可操作性不强, 在司法实践中, 难以把握适用尺度。
三、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救济途径
( 一) 社会救济
鉴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老年人精神赡养过分倚重子女, 而子女所承担的各方面职责过重, 难以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的现实, 寻求社会救济是可行之法。笔者建议运用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积极争取各种社会资源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工作者可以对老年人进行个案辅导, 帮助老年人回顾过往开心难忘的点点滴滴, 重拾自尊、荣耀, 让老年人能够更加坚强, 以平和的心态体会生活的幸福感。提高老人自我精神赡养能力是治本之法。再者, 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好坏程度离不开子女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重视程度。社会工作者对老年人的子女可以开展辅导宣传工作, 在子女的意识中树立起健康老龄化等一系列新理念, 提高子女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关注。通过辅导宣传, 敦促子女不仅要关注老年人的物质生活, 更不能忽略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需要多陪伴老年人, 以恰当的方式多与老年人沟通交流。最后, 老年人的生活圈子主要是家庭和社区, 提高社区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支持作用亦至关重要。社会工作者要充分利用社区的资源, 促进社区内老年人活动的开展, 努力营造“尊老、敬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使老人们有所忙、有所乐、有所依, 社区和老年人间才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 二) 立法救济
针对我国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立法空白, 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 如新加坡1994 年8 月通过的《赡养父母法》, 规定了众多精神赡养方面的内容, 将“赡养父母”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 足见新加坡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重视。再如法国在法律条文中规定, 若父母不与子女居住在一起, 则子女必须随时让父母了解自己的行踪, 还必须随时掌握父母的身体状况, 否则即为违法。很多国家虽未制定严格意义上的老年人精神赡养方面的法律, 但都如法国在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基于老年人精神赡养主要为道德层面的要求, 过多地进行司法干预不甚妥当, 但对于精神施虐行为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制。故笔者认为, 借鉴国外经验, 我国应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具体内容及法律后果, 以保障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对老年人进行打骂等精神施虐行为应赋予老年人精神赡养之诉, 由司法进行干预, 确认该行为的违法性, 对实施精神虐待者可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而对于老年人最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的问题, 则可以借鉴离婚父母对子女探望权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进行处理。笔者在此仍需强调, 因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涉及的是家庭事务, 法律的强制性手段是最后的救济途径。故建议尽量寻求民事调解途径解决, 既减少家庭成员间的嫌隙, 又可节约诉讼成本。
四、结语
在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的今天, 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让“常回家看看”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平躺的条文, 更是在现实生活中鲜活的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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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精神赡养论文 篇2
接老年人的赡养问题（上）
四、赡养费的给付标准和组成部分
在司法实践中赡养费的给付标准一般结合赡养人收入的20%进行计算，最低不能低于低保补助，最高一般不高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赡养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主要有穿衣吃饭及日常开支费用、生病治疗费用、生活不能自理的费用比如护理费、住房费用、必要保险费用、精神消费支出比如有线电视费书报费等。
五、受赡养的条件
老年人受赡养的权利也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该条明确规定父母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年老体弱、无劳动能力,第二个是生活困难。因此只有符合法律上规定的情况时才有被赡养的权利。
六、这些不承担赡养义务的理由合法吗
现实生活中部分子女以种种理由不承担赡养义务，这些理由是否成立？是否合法？比如一是认为自己放弃继承权不继承老年人的财产就可以不履行赡养义务了；二是认为父母离婚或者再婚了拒绝履行赡养义务；三是认为父母当年因为生活困难、犯罪或其他客观条件确实不能抚养自己的；四是认为父母取消子女对财产的继承权的比如未指定子女作为遗嘱继承人的；五是已婚的成年子女本人没有经济收入但配偶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的；六是出嫁的女儿不该赡养；七是分家 不公不该赡养；八是不照料自己的孩子就不赡养等等。这些理由站不站得住脚？根据我国《宪法》、《婚姻法》的规定，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由此可见，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在履行自己的赡养义务时是不能附条件的，上述理由都是不合法的。当然有以下理由时是可以免除赡养义务的。
七、可以免除赡养义务的情形
一是父母对子女有严重犯罪行为比如犯有杀害子女、虐待子女、遗弃子女的、或强奸女儿等行为的丧失要求被害子女赡养的权利，当然被害子女自愿赡养的法律并不禁止。
二是父母有经济收入比如有退休工资或者有劳动能力的，子女可不承担经济上的赡养义务，但是不能免除精神上的赡养义务。
三是成年子女对父母再婚的配偶比如继母、继父等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因为一般情况下再婚的老年人其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独立生活，不需要再婚的配偶履行抚养和教育的义务，他们之间没有形成法定的抚养关系。所以成年子女对父母再婚的配偶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当然子女愿意赡养的法律并不禁止。
八、如何维护赡养权
浅析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现状与对策 篇3
关键词：精神赡养；缺失；养老机制
去年吵的沸沸扬扬的“常回家看看”，在国人的集体关注下最终被纳入了法律的框架。这不由得把人带回到多年前春晚上妇孺皆知的《常回家看看》的记忆里，“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前不久看到一个案例，是一伙专门欺诈老年人钱财的罪犯，这伙人“成功”的关键在于利用老人独居、子女工作忙不在身边，老人孤寂落寞、需要交流、渴望得到关怀的心理才会使经历过大半辈子人生风雨的老人误信他人、掉入陷阱。虽然历来侵害老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屡屡频发，但当我们再次回顾这些现象时，肩头的责任更是重了许多。面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缺失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探讨这背后的原因，努力找出解决的办法。
一、现阶段我国老年人主要养老模式下精神赡养缺失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精神赡养，顾名思义与物质赡养对应，指在家庭生活中子女应当理解、尊重、关心、体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给予其抚慰，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使其愉悦开心，不仅要做到老有所养，更要做到老有所乐。
目前，我国养老模式大致分为三类，不论何种模式都存在精神赡养缺失的问题。
第一类为传统的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现阶段中国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模式，是指其经济来源由家庭供给，日常生活由家人照料，精神慰藉由家人承担，且与家人一起生活。国人大多采用此法，然而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变迁以及家庭结构的改变、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化，其面临多重挑战。农村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输出，使得许多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相依为命；城市家庭中“421”模式的大量复制，也使得空巢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不断增多。这一切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受到冲击、难以为继。即使有部分三代同堂的家庭，往往也被子女工作压力大、平时交流日益减少导致子女对老年人的精神关怀意识逐渐淡化，因而使得家庭养老中晚辈对老人的精神安慰成为一句空话，家庭精神养老的功能逐渐弱化。
第二类是社会养老。是指由社会承担全部或部分养老责任，包括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我国社会养老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养老院尤其是农村的养老院，目前所接收的对象范围十分有限，一般仅限于无子女或者有残疾且无其他收入来源的“五保户”。这类问题主要集中在政府财政拨款远不能满足社会养老需要，无法全面覆盖所有的老人，且无法照顾到老人精神层面的需要。再者，即使是城市的养老院，虽然条件远比农村养老院好，但所需费用高，一般家庭承担不起。退一步讲，即使在城市养老院的老人们，也是盼望子女们频繁探望，能够感受亲情的温暖。最重要的是国人养老的观念还较为传统，养儿防老，大多家庭还是采用传统模式，一般不会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去。但是平时工作的忙碌和为生计而奔波的子女依然无暇顾及父母精神层面的享受。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业务素质普遍不高，致使精神赡养缺失。
第三类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该模式以家庭为养老场所，依托社区照料，将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体系。其注重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构建一个最符合老人意愿、最利于保持和加强老人自立能力、最切实可行的养老体系，是传统与现代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是学界目前普遍较认可的养老模式。一方面，社区为老年人提供初级医疗保健，另一方面，加强老年人与社会的交往，获得较完整的归属感，在我国“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社会养老机构不足的条件下，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养老方式，但在观念、意识及具体实施方面都还存在较大的问题。
二、如何完善我国老年人精神赡养
1.建立和完善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制度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于儿女如果对老人不履行精神保障的义务和需承担精神养老的相关责任没有明确规定，可效仿芬兰等国的相关条例和规定，以量化的方式具体规定子女固定的探视频率，不探视的最大周期不超过多少天，最大限度保障精神赡养的质量。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存在很多模糊概念。如规定家庭成员需要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要，不得冷落老年人。但何谓关心，没有关心或者忽视、冷落老年人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还应细化，不能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要让它真正落地。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体制
虽然目前我国不可能做到“从摇篮到坟墓”，但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办大事的优势，集中一部分资金专门构建老年人社区服务中心。为其营造利于精神养老的环境，开展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为满足老年人精神生活需求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和基础娱乐设施，给予老年人人文关怀。同时引导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的共识，加快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发展步伐，更好地贯彻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深入推广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使精神赡养落到实处
应完善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体系，统一其服务标准，提高服务人员素质，发挥社区在老年人精神生活上的纽带作用，政府应出台相应的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实施细则以推进服务工作在社区、家庭的良好实现，借鉴全国老龄事业发展较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开展得早的地区的成功经验，如上海市各个社区通过建立养老护理队伍来满足本市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从社会上吸收具有一定生活服务技能的人员，政府制定养老护理人员从业服务标准，并对其进行监管。
我国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法律思考 篇4
1 精神赡养的概念和分类
1.1 精神赡养的概念
赡养, 是指法定亲属间相互抚养的法律责任,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人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人的特殊需要。
精神赡养, 一般指在家庭生活中, 赡养人理解、尊重、关心、体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在精神上给予其慰藉, 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 使其愉悦、开心。
赡养最主要的两种形式是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精神赡养, 从形式或方式上划分可分为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和不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从内容上分可分为物化的精神赡养和情感的精神赡养;从性质上分可分为法律层面的精神赡养和道德层面的精神赡养。我们这里只看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和不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
(1) 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 就是积极满足老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为老人提供必要的精神生活的物质保障, 满足老人精神生活的物质需求 (即物化的精神赡养) 。对老人进行亲情慰籍 (即情感的精神赡养) 。从道德层面上看, 要孝敬老人。精神赡养的范围非常广泛, 要求非常高, 大到衣食住行, 小到吃喝拉撒, 各方面都要关心。尽量做到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怀, 让老人在心里觉得温暖。从法律层面看, 对老人定期的、不定期的的探视或看望等, 是必不可少的。
(2) 不作为形式的精神赡养, 就是不对老人制造精神痛苦或精神虐待。不作为的精神赡养, 要求赡养义务人通过不作为的形式来实现精神赡养。如果作为后, 往往会触犯法律, 情节严重者, 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行为上不伤害老人, 更不能殴打老人, 不能虐待, 不做侮辱行为和动作。在言语上不伤害老人, 不讽刺挖苦老人, 更不能辱骂老人。对老人不使用精神虐待, 不能从精神上不理不睬, 视为不存在。不能限制老人生活自由, 不干涉老人再婚, 交朋友, 参加社会文艺体育活动, 以及对其他精神生活的追求, 都不能进行限制。
2 我国农村老人精神赡养的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 农村老年人的比例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5%。1999年我国就已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 随着不断严峻的老龄化问题的凸显, 养老化问题已成为全社会的热点问题, 而精神赡养问题更加的严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浪潮, 老人们更加渴求儿女、社会、朋友对他们的精神赡养与亲情关怀。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现在已是信息化社会、数字化社会、个性化社会的时代, 老年人跟不上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许多新事物不被老年人接受, 他们不会使用, 往往被快速发展的社会落下。如何使用手机接打电话, 如何使用电脑, 如何使用自动存取款机……这些事物他们都不会使用, 往往就排斥这些事物, 跟不上社会的发展。
(2) 农村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从事农耕活动, 有很多农村老人从未出过门, 从未做过火车, 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只限于本村、附近的邻村、镇上、县城……, 社会活动范围很小, 许多人往往深居简出, 封闭在家里, 较少与社会交往。他们的物质生活简单, 精神生活更是单纯, 他们从外界获取信息的机会也很少, 接触的人也很少, 从而容易出现心理失衡, 有的因此患上神经衰弱、抑郁症、老年痴呆等病症, 老年人心情抑郁、惆怅寂寞、焦虑狐疑、孤苦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3) 在农村, 老人的赡养主要依靠儿女。目前我国农村由于地少人多, 剩余劳动力过剩, 而城市又迫切需要劳动力, 农村人口多数流向城市, 农民成为农民工, 形成常年在外打工的打工仔。这些“农民工”、“打工仔”往往背井离乡, 常年不归, 把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 老人和孩子就成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们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和充实的精神生活。长此以往, 势必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3 我国农村精神赡养存在的问题
(1) 对精神赡养缺乏认识。
在农村, 人们的养老思想局限于物质赡养, 而忽视精神赡养。农民们生活比较简单, 他们认为养老就是物质赡养, 父母要有房住, 有衣穿, 有饭吃, 只要他们的物质要求满足了, 老人们就是幸福的, 给老人买的东西越多, 给父母的钱越多, 父母生活的就越快乐。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精神赡养, 意识不到精神赡养的问题, 更不知道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需求。所以有很多农村儿女干涉老人再婚, 认为是丢人现眼的事, 老不正经, 抬不起头来, 也有些儿女从不探望老人, 有些儿女把给老人的东西送到了就走, 从不和老人说说话, 聊聊天。
(2) 法律的缺失。
迄今为止, 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立法。虽然《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提及一些, 但都是很宽泛的法律规则, 并无具体的细化条款。道德约束是不具有任何强制力的, 它仅对人们日常行为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精神赡养法律的缺失有时也将司法系统置于尴尬的境地, 一些不养老行为“不合情、不合理, 但是不违法”, 而且在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 给精神赡养问题的诉讼带来难度。
(3) 农村人口外流。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向前迈进, 发展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农村富余人口逐渐涌入城市从事各种工作。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 从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出现, 无人在老人身边赡养, 老人只能孤苦伶仃, 精神上的关怀自然就少。
(4) 农村外来人员少。
由于农村比较偏远, 交通不发达, 外面来的人较少, 走出去的人也少, 这样就减少了农村与城市的交流。城市里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来农村的机会就减少了, 农村的老人们得不到他们的服务, 看不到各种丰富的文化娱乐节目, 看不到关心他们的志愿者, 没有人陪他们聊天说话, 没有人排解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寂寞。而农村地区的志愿者少之又少, 或者根本就没有。
(5) 养老设施缺乏。
老人们都有精神需求, 老人们可以向儿女索取、社会索取、向亲戚朋友索取……城里的老人可以去健身中心健身、去老年大学学习、参加各种社团、去图书馆看书、去商场逛逛……据有关方面调查研究显示, 许多农村根本没有任何公用的养老设施或场所, 老人们每天在家里料理家务, 干点农活, 搬个板凳坐在自家门口是农村老年人最常用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养老设施的缺乏也是造成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
4 我国农村精神赡养问题的对策
4.1 树立观念
通过电视、广播、宣传车、表彰大会、走进家庭等渠道深入农村宣传精神赡养, 让农民知道什么是精神赡养, 认识到精神赡养的重要性, 自觉做到多关心老人, 满足老人们精神赡养的需求。可组织志愿者来村里宣传, 发传单, 做讲座, 使村民真正懂得精神赡养的必要性。可以聘请名人做宣传员和宣传大使, 以扩大宣传度。此外, 树立典型, 对那些精神养老的模范和杰出代表进行表彰和奖励, 在村民的心目中树立榜样也能起到很好的宣传和鼓励作用。通过宣传活动使农民确立正确的养老观念,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
4.2 明确司法解决方式
在诉讼活动中应加强对当事人的宣传, 教育工作, 以使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有明文法律规范精神赡养现实情况下, 调节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多数精神赡养案件通常会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了有关精神赡养的诉讼请求。通过调解缓和对立矛盾, 促使义务人积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 在案件审结后对案件进行回访、跟踪, 弥合双方的感情裂痕。此外扶植指导民调组织工作, 强化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教育, 把解决赡养案件与当地的社会文明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达到降低诉讼成本的目的, 不能达成的争议的较大的精神赡养纠纷可以提起诉讼, 可以确保社会安定秩序。
对于精神赡养纠纷严重的案件视其实际情况, 可根据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对赡养人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在审理、执行过程中合理运用责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训诫、具结悔过乃至罚款、拘留等手段、以便精神赡养案件的处理得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往往被少数人钻了法律的空子。在诉讼的层面上, 法院也不清楚这种案件是否能立案, 依据什么立案。在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处理的一些精神赡养纠纷案件中, 采取调解方法解决, 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 对赡养老年人有利, 并能缓和双方的矛盾。
4.3 外出务工人员回流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鼓励农民自己创业, 多提供就业机会, 使农村人口固定在土地上, 不随便外出流动, 形成外来务工人员的回流之势。政府应该完善相关政策促使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只有切实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 才可能促使农民工的“回流”, 才能使外出务工人员固定在土地上, 留在家中, 留在老人身边, 对老人的生活更加关心, 从而在精神赡养方面更充分的满足老人的要求, 切实履行好赡养义务, 让老人安享晚年。
4.4 增加与外界的联系
农村老人们多数留在家中, 不与外界接触, 需建立一种能长期为广大农村服务的自愿者和服务队制度。每个村子的村委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组织本村的年轻人建立自己的自愿者服务队, 定期的看望老人, 陪老年人聊聊天或者做一些家务, 解决老年人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村委会还可以与附近的学校、部队、厂矿结成对子, 定期的来进行志愿服务。如联系附近大学的学生组成志愿者队伍, 学生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为其周边的农村老人提供一些精神上的帮助, 形成一种长期的服务对子。这种服务活动是双赢的, 学生在服务老年人的同时也接触了社会, 锻炼了自己, 了解了民情, 可以把自己所学应用于村子里, 而老人们得到了年轻人的关心, 在精神上得到了慰藉, 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4.5 完善养老设施
结合农村老人的实际情况, 可以每个村建立老年人活动室, 老人们可以聚在一起搞活动;建立农村书屋, 让农村老人们在精神文化上有所学习;建立老人的活动场, 可以设置门球场、地滚球场等适合老年人活动的项目场地, 配备键身器材, 让老年人积极锻炼身体;配置多媒体系统, 可以给老人放映一些他们喜欢的电影、戏曲等;配备电脑室, 老人们可以更多地了解网络世界。
摘要：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十八大报告首提应对人口老龄化, 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 这是党中央针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养老问题目前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 老人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赡养, 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赡养。面临着农村人口不断外出打工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见不到自己的儿女, 孩子们尽不到精神赡养的义务。我们要从法律层面上思考, 尽量完善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
关键词：老年人,精神赡养,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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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受赡养扶养的权利 格式 篇5
(1)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七条规定：“赡养人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并征得老年人同意。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赡养人所在组织监督协议履行。”协议的内容主要是赡养费用的分担；老年人口粮田、自留地、承包地由谁代为耕种；老年人患病住院的医疗费用(除公费医疗能报销以外的费用)和雇人照料费用的负担以及死后丧葬费的负担等。
赡养协议(格式)
赡养人×××、×××、×××与被赡养人×××、×××系父母子女关系。为了履行赡养义务，经双方协议并征得被赡养人同意，签订协议如下：
①受赡养人×××、×××每月生活费用由长子×××负担××元，次子×××负担××元，女儿×××负担××元，按月交给受赡养人。
②受赡养人患病 医疗费用，除公费医疗报销者外，其余医疗费用及雇用照顾费用由子女×××、×××共同负担；
③受赡养人病亡后由赡养人×××、×××分担。
以上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订立之日起生效。
赡养人：×××、×××、×××(签名盖章)
受赡养人：×××、×××(签名盖章)
在场见证人：单位、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代表×××、×××(签名盖章)19××年×月×日订立
(2)为了保证赡养扶养协议的法律效力，赡养人或被赡养人均可以到所在地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领取赡养公证书。公证机关在制作赡养公证书时，须
着重审查：①赡养人必须是被赡养人的晚辈直系亲属；②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协商一致；③赡养协议的条款完备，权利义务明确、具体；④协议登记人，在场登记；⑤公证员认为需要的其他情况。
赡养公证的证词：
“兹证明被赡养人×××(男或女)，×年×月×日出生，现住××省××县(市)×乡×镇×区××村与赡养人×××、×××(男或女)，×年×月×日出生，住×省(市)×区×乡镇×村于×年×月×日自愿签订了《赡养协议》并在我面闪在前面协议签名(盖章)，当事人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五条规定。”
公证书上公证员应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证处公章，由申请人按规定交公证费后领取公证书。
(3)在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或不履行赡养扶助协议时，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可以要求家庭成员所在组织或者居民委员会调解。”被赡养人可以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即使没有签订赡养扶助协议，被赡养人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赡养人履行赡养扶养义务。对请求赡养案件，没有时效限制并且收取诉讼费用较低(一般是50元)。被赡养人如经济困难，还可以请求缓缴或减免诉讼费。
母亲讨要精神赡养 篇6
一位老母亲将儿子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儿子定期上门探望，从而引发了一场罕见的讨还精神赡养权的官司。那么，精神赡养是道德义务还是法律责任?精神赡养又如何去实现?2007年6月6日，江苏省海安法院对此作出了判决，判决儿子每月不少于两次探望母亲，每次陪护时间不少于一小时；母亲因病不能自理时，儿子应予陪护。
据悉，这是该法院第一次判决支持老年人的精神赡养诉讼请求，也是全国首例单独判决支持精神赡养诉讼请求的案件。法院的判决从司法层面肯定了精神赡养是法律责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何让当事人能够真正实现应当享有的精神赡养的权利，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叶落归根：
母子同住其乐融融
现年87岁的余秋莲是某医院的退休职工，每月有退休工资1300余元。余秋莲退休后与丈夫住在南京，虽不富裕，却也生活无忧。
余秋莲与丈夫共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林天雄现年61岁，家住江苏省海安县县城。几年前，因单位效益不好，林天雄与妻子先后从单位内退回家，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不足700元，儿子又在外地上学，花费很大，经济比较困难，夫妻俩只能起早贪黑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
余秋莲与林天雄虽说是母子，但对于生活困难的儿子，余秋莲因生活并不富裕，没能给予任何经济帮助；而林天雄因家境窘迫，也根本谈不上给父母尽孝道。加之余秋莲与丈夫生活在南京，而林天雄一家住在海安，两地相距较远，共同生活的时间很少，只有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母子联系不多。
2000年底，余秋莲因丈夫去世，独自一人生活在南京，形单影只，备感孤独，便萌发了叶落归根的念头。于是，她将南京的住房出让后，回海安购买了一套住房，并要求儿子儿媳与自己一起生活。
林天雄夫妇想到母亲年事已高，而自己一直没能好好地尽孝道，对于母亲的要求便一口应允下来。刚开始，余秋莲与儿子儿媳相处得非常融洽。林天雄夫妇精心侍奉母亲，陪伴在其左右，这让余秋莲感到十分欣慰。
代沟冲突：
母亲讨要精神赡养
可是，由于双方生活习惯不同，性格差异又很大，而余秋莲对儿子儿媳的依赖越来越强，总希望儿子儿媳寸步不离，而林天雄夫妇为了生计还要起早贪黑操劳，对于母亲的一些要求，根本没法做到。为此，余秋莲对儿子儿媳颇有怨言，而林天雄夫妇却认为母亲不能体谅子女。时间一长，他们屡屡因为一些家庭琐事起发生争执，整个家庭失去了往日的欢乐祥和，双方都感到十分痛苦。
2004年8月，余秋莲与儿子儿媳又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林天雄夫妇一气之下，便返回自己的家中生活。
余秋莲愤愤不平，发誓再也不让他们进门了，便请了一位保姆来照料自己的一日三餐。可是，整天呆在偌大的屋子里，余秋莲感到极度空虚。特别是到了晚上，余秋莲独守空房，备感凄凉。时间一长，她便想起了与儿子儿媳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想到了儿子儿媳的好处，后悔自己不应该对儿子儿媳那么苛刻，便萌发了要儿子儿媳再回来与自己一起生活的想法。
可是，当余秋莲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儿子儿媳后，林天雄夫妇考虑到双方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性格特点都难以相互适应，便婉拒了母亲的请求。余秋莲对儿子儿媳的决定感到有点失望，她认为儿子儿媳还在生自己的气，并不是真的不想和自己居住在一起。于是，她又多次向儿子儿媳提出同住的请求，可林天雄夫妇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余秋莲十分伤心，但她又不肯放弃，便多次请求当地居委会、派出所来斡旋，可都是无果而终。
2007年4月3日，余秋莲来到海安法院，一纸民事诉状将儿子告上法庭。
余秋莲诉称：我与林天雄系母子关系。现我已87岁，年老体弱独立生活有困难，请求法院判令林天雄每月给付生活费900元，每周探视5次，每次陪护4小时以上。同时，当我因病卧床不起时，林天雄应亲自陪护。
林天雄辩称：我们夫妇曾与母亲余秋莲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因与其脾气习性难以适应而分开生活。我每月收入仅340元，而母亲余秋莲退休工资为1313元，经济上我比她困难。目前她有保姆照料，将来一旦她卧床不起时，我们会尽义务的。
法槌落定：
法律责任子须承担
海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赡养扶助父母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综观余秋莲的诉讼请求，包含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两方面的内容。就物质方面而言，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余秋莲自有退休金1300余元，按本地区居民平均生活标准，其日常基本生活足以得到保障，无须他人提供经济帮助。而林天雄为企业内退职工，月收入仅为340元，以其经济能力满足余秋莲提出的经济帮助的要求是力所不及的。因此，余秋莲要求林天雄给付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法院难以支持。
然而，赡养父母不能仅被理解为经济上的供养，还应包括精神上的慰藉。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需求更为强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本案林天雄已年近花甲，即将迈入老年门槛，亦为人父，更能理解老年人特有的心理需求，一曲红遍大江南北的《常回家看看》，唱出了老年人对亲情慰藉的渴望，林天雄对此应有更深的体会。
本案余秋莲、林天雄曾共同生活，后因双方性格、习性的差异而分开生活。应当说，随着社会的变迁，父母与子女之间思想观念上的差距拉大，老少之间的精神交流变得更加困难，因年龄距离形成的代沟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双方当事人均应持冷静、客观的态度。
法院认为，本案余秋莲提出要求林天雄定期探视符合人伦，亦依法有据。但尊老仅是林天雄生活中的部分内容，不是其生活的全部，因此余秋莲要求林天雄每周探视五次，每次陪护四小时以上，其客观情况似乎难以允许，对此，本院将酌情审定。
2007年6月6日，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之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林天雄每月不少于两次探望余秋莲，每次陪护时间不少于一小时；余秋莲因病不能自理时，林天雄应予陪护；驳回余秋莲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余秋莲与林天雄均未提起上诉。
老年人精神赡养论文 篇7
精神赡养是亲属法规范中的重点内容, 主要调整家庭成员赡养老年尊亲属的行为。[1]目前我国对老年人赡养的法律规定更多地表现为物质赡养,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的加速, 很多城市和农村都出现“空巢老人”。老年人缺乏精神慰藉越来越普遍, 主要表现为子女外出务工, 经常不在身边; 子女把老人当保姆用, 不关心老人; 子女拒绝赡养老人等情形。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 缺乏子女的关爱, 甚至出现父母状告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形。
为解决老年人赡养问题,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子女常回家看看”纳入法律, 这无疑为老年人的精神权益保护提供了明确依据和可行性进路。比如在刘某甲起诉刘某乙等赡养费案中, 法院判决刘某乙、刘某丙、刘某丁每人每年不定期回家探望原告刘某甲不得少于六次; 在黄某某与秦丙等赡养纠纷上诉案中, 法院判决被告秦甲、秦乙、秦丁每人每月回家探望原告黄某某一次。[2]但是,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精神赡养的内容没有进行细化规定而且对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也没有明确, 这使得很多学者也担心不能够切实的保障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权益。虽然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是该条款自身存在内容模糊、执行难等缺陷, 精神赡养的法制保障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目前, 我国主要在《宪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对老年人的权益保护作了规定。其中,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被称为“常回家看看”条款, 该条款实现了现代社会立法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照应, 很多人对此条款拍手称好。但“常回家看看”条款自身还存在着一些缺陷, 主要表现在:
( 一) 内容表述模糊, 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 条第2 款规定,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首先, “经常”应作何理解? “经常”这一概念颇具内涵的不确定性与外延的开放性, 这使得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 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其次, “常回家看看”条款对“问候”和“探望”的方式没有进行细化规定, 这将无法衡量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履行情况。比如在司法实务中, 即便法官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要求被告经常看望老人, 但却因“经常”“看望”的具体内容不明确而导致执行困难, 被告去看望原告多少次才属于“经常”? “看望”应作何解释? 这样即使老年人赢了官司, 也得不到子女真心的赡养。另外, 该条款对精神赡养的主体、具体内容也没有进行详尽的规定, 使其空有其文、却没有实质内容, 对老年人的精神权益保护大打折扣。而且, 该“常回家看看”条款没有规定法律后果, 仅具有宣示意义。即便子女不赡养老人, 却没有规定对子女处以何种惩罚。对于不履行精神赡养的子女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 辽宁省进行了探索。其制定的《老年人保障条例》把公务员纳入赡养的主体, 对公务员不履行赡养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次探索仅提到了公务员群体, 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普遍保护仍任重而道远。不过这次尝试为细化精神赡养条款、明确法律责任提供了有益借鉴。[3]
( 二) 法律规则的实效性不强。虽然该条款规定了子女应常回家看看, 但是由于该条款内容模糊、也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使得在司法实务中执行困难。当父母起诉子女不履行精神赡养义务时, 法院该如何取舍? 对不履行义务的子女该处以何种惩罚? 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 将会出现如下情形: 判决没有法律依据; 即使判决了也无法执行。那在法院判决后子女仍拒绝履行, 父母是否可以申请强制履行; 即便强制履行了, 父母的精神赡养权益是否就得到了切实保护? 在“周启芳诉被告赵敏赡养纠纷”案中, 法官这样说到“虽然‘常回家看看’已被载入法律, 但其立法初衷并不在于惩罚, 而在于来警醒、督促子女们经常回去照看父母、关心父母, 给父母以精神上的慰藉。”, “法律是冰冷的, 若通过强制履行来实现精神赡养, 如何使老年人感受到暖意。”[4]随着“常回家看看”条款载入法律, 老年人精神赡养案例越来越多, 一方面表明老年人主动保护自己权益意识增强, 另一方面法官们也在担心通过诉讼来解决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的实际效果。孝敬父母、赡养父母在古代一直都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在却要用判决来强制子女履行, 这样得来的赡养怎能让父母慰藉。另外,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比如外出务工, 子女们也想经常回去看望父母, 但却因工作原因而无能为力。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很多子女常年在外奔波, 他们即便想回家孝敬父母, 却迫于生计必须外出打工挣钱。而且“常回家看看”来回路费较高, 子女承受不起; 外出工作竞争激烈, 也不容许他们经常请假回家, 这也是该条款面临的执行难题。
三、国外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法律制度
在亚洲国家, 日本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法律主要有《老年人福利法》、《老年保健法》、《护理保险法》等, 社会积极倡导子女和父母同住。若有的子女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法律也对间隔的距离进行了规定, 即著名的“一碗汤”标准。韩国于1992 年制定《老年就业促进法》提倡老年人再就业; 《老年人福利法》明确规定国家应大力提倡敬老孝亲, 同时对老年人再就业、修建老年人住房及福利设施等都进行了规定。此外, 韩国专门针对积极赡养老年人的家庭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 积极鼓励子女照顾父母。新加坡对老年人精神赡养也进行了法律规定, 最有特色的就是《赡养父母法》。其中规定, 成年子女必须经常照看老年父母。凡父母年龄在60 岁以上不能独立生活且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 可以向法院申请签发“赡养令”; 若父母年龄在60 岁以下, 但患有精神疾病或其他疾病使其不能独立生活, 也可向法院申请。[5]同时, 新加坡还给予积极照顾老人的子女以住房优惠, 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购房享有优先购买权, 政府鼓励子女与父母同住, 方便照顾老人。亚洲国家大都受到我国传统儒家孝道文化影响, 比较重视养老文化。在封建社会, 孝道被极致推崇, 父母在家庭中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 孝敬父母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受传统孝道观念的影响, 亚洲这些国家都很重视老年人的赡养问题, 鼓励子女主动赡养老人。
西方发达国家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保护具有起步早、标准高、服务周等特点。美国早在20 世纪60 年代, 几乎所有的州都对孝道责任进行了规定。近年来, 美国正在研制一种全新监测系统, 来监测老年人的活动并将其记录下来。如果老年人家里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动静, 系统就自动向其家人发出警报; 通过电视, 子女还可以向父母发送天气预报等内容。德国法律规定子女在法定节假日时, 至少要腾出三分之一的时间专门来陪伴父母; 如有子女长期不照顾父母或没有按时陪伴父母, 父母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子女将会受到惩罚。法国历来看中家庭观念, 法律对子女对父母进行精神赡养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比如子女必须随时掌握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 让父母知晓自己的行踪等。瑞典法律对老年人精神赡养进行了详细规定, 如子女必须要了解父母的禁忌, 不能谈论让父母伤心的事情; 还规定了子女与父母居住的地方不能间隔太远;子女根据情况, 适时与父母团聚。这些细化规定使老年人的精神赡养能够落到实处, 最大程度的保障权益。
通过以上列举, 我们可以看到, 国外各个国家都比较重视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 普遍认为成年子女奉送双亲不仅是一项道德义务而且是法律义务。美国的老年人虽然很注重独立生活, 但美国人的家庭观念也很浓厚, 很多子女都能自觉主动地照看父母, 政府也倡导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互扶助。瑞典国家巧妙地运用了社会资源, 让家政服务人员上门照看老人, 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精神慰藉都有很大的帮助。《日本民法典》对关照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进行了规定, 日本有伦理学家提出了“一碗汤距离”的理念, 来告诉子女居住的地方不能离父母太远, 这样不便于经常照看父母, 倡导子女要经常关心、爱护老人。我国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虽然也有规定, 但规定不够细化以及法律责任部分的缺失, 使得精神赡养案件在实际执行中困难重重, 对老年人的精神权益保护力度不够。另外, 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还不够完善, 不能给予老年人充分的保护。为解决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 我们可以对以上国家的经验进行借鉴以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四、老年人精神赡养法治保障的完善措施
( 一) 细化“常回家看看”条款的规定, 明确法律责任
通过以上梳理国外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规定以及结合司法实务中的情况, 笔者认为, “经常”应视情况细化到每年、每月、每天去看望父母, 比如规定在法定节假日子女要抽一部分时间来陪伴父母; “问候或探望”也要具体化, 子女不仅要照看父母身体而且要经常与父母聊天、谈心, 多陪伴父母, 给父母以精神慰藉。细化规定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子女的具体情况, 应根据子女的经济状况、工作环境、家庭情况以及居住距离的远近, 要求其适时回家照看父母、赡养父母。通过对“常回家看看”条款进行细化, 填充精神赡养具体内容, 能够促使子女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落到实处。此外, “常回家看看”条款缺乏对赡养人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规定, 使其该法律规则不够完整, 导致老年人精神赡养不能得到充分保护。所以, 必须填补法律规则的法律后果部分, 使其更加完整。明确了该条款的法律责任, 也能够鞭策子女积极赡养老人, 关注老人的精神需求。
( 二) 提升“常回家看看”条款的执行力
笔者认为, 将“常回家看看”纳入法律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罚那些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 而是对子女赡养父母的积极倡导。所以, 要使“常回家看看”条款发挥其效果, 重要的是警醒子女、鼓励子女主动关心赡养老人。法官在处理赡养纠纷时, 要充分发挥调解作用, 对子女进行情感教育, 用亲情去感化子女, 调和子女与父母的紧张关系。有学者也这样写到, “精神赡养义务的恰当履行不能一味的凭借诉讼来实现, 还是需要子女的主动履行, 因为诉讼容易引发反面情绪, 老年人及时能够赢得官司, 但却难以实现诉讼目的。”因此, 政府应大力倡导子女积极主动赡养老人, 将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继续发扬光大, 以孝敬父母为荣、以遗弃父母为耻, 用道德来约束子女。另外, 若子女在法院判决后仍坚持拒绝赡养父母, 父母是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笔者认为, 虽该类案件以教育为主, 子女若能主动赡养父母便再好不过。但若出现拒不履行的情况, 父母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常回家看看”既然纳入法律, 就具有国家强制力, 对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可以对其进行经济处罚、口头训诫甚至拘留。为此, 可以专门设立老年人法庭, 对此类案件优先审理、优先判决, 充分保护老年人权益, 一些省份已经开始成立老年法庭, 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这些都是对老年人权益保护成功的尝试, 也体现了国家越来越重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相信赡养类案件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 三)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保护力度较大, 其与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是分不开的。我国可以对此进行借鉴, 对积极赡养父母的子女给予税收、住房、医疗等优惠, 鼓励子女主动关心、赡养老年人。比如, 政府可以对与父母同住的子女给予住房优惠, 激励子女与父母同住、便于照看父母。不仅大力提倡子女要经常照看父母, 而且鼓励父母经常到子女住处走动、到子女家进行居住。对于生活贫困的老人给予交通以及生活补贴, 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同时, 完善异地就医报销政策, 解决老年人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跟随子女共同生活的异地父母可以享受与当地人一样的报销政策, 充分减轻子女负担, 保障老年人权益。修建社会福利设施, 逐步完善社会福利系统, 提高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另外, 完善探亲休假制度, 充分保障子女陪伴父母的时间, 使子女能够“常回家看看”, 给父母以精神慰藉。
参考文献
[1]杨立新.“常回家看看”条款的亲属法基础及其具体适用[J].法学论坛, 2013 (6) :101.
[2] (2014) 博民初字第909号; (2014) 宁民终字第198号.
[3]邬沧萍, 姜向群.老年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5:159.
[4]聂敏宁.79岁母亲状告同城女儿赡养不力[N].人民法院报, 2013-07-25.
老年人精神赡养论文 篇8
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开始对国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多方面而持久的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 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准, 我国总人口为13.4亿, 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3.26%。这意味着在未来一到两年, 我国将正式迈入“老龄社会”。加之上世纪70年代实行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 独生子女的外地就业、结婚原因等使得大部分老人过着“空巢”生活, 中老年夫妇无人照料, 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老人基本需求可被分为经济需求、生活照顾需求及精神慰藉需求, 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多数老年人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加上政府补贴, 经济问题已然不十分严重。而生活照料问题如陪同就医、生病后的照料、健康状况等需求较大, 至于精神慰藉情况则最不乐观。
对此, 各地纷纷开始提高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关注度, 并立法规定子女对老者精神赡养的内容。2010年9月底, 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一审通过了《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草案) 》, 随后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草案包括:子女应“常回家看看”、增加了“精神慰藉”、社区护理、保障房优先安排等内容, 并将 “社会照料”独立成中。其中, “精神慰藉”主要是针对高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以及不能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老人。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 “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 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 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上述内容均从侧面揭示了“家庭养老”开始向“社会养老”过渡, 意味着有着5000年历史的“养儿防老”传统观念有望改变。
2 社会各界争议较大
对于以立法手段来规范道德问题的新《老年法》, 引起了研究学者、百姓群众、新闻媒体的激烈讨论, 观点不一。
支持方认为:“应加强道德教化, 提高独生子女对老人精神赡养的自觉性。健全法律法规, 增强独生子女对老人精神赡养的外在约束。”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在理论和制度层面对‘孝’的规定中包含了精神赡养;单纯的精神赡养或情感慰藉, 也需要通过诉讼解决。”中立派则一方面强调精神赡养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也指出子女对于精神赡养确实“有心无力”, 存在很多阻力及客观障碍。还有一方的视角较独特, 穆光宗老师提出了“积极精神赡养”的概念, 认为激发生命潜能与满足情感需求是“积极精神赡养”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 应关注老年人的主体角色。风笑天老师则提出应转变观念、主动应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的挑战, 以“自我养老”为思想基础。他指出广大独生子女父母要从现在起就树立起新养老观念, 认为要通过教育和宣传, 让他们逐步从“依靠子女”转变到“依靠自己”, 从依赖或期望子女的“反哺”到依靠老年人的“自养”和老伴间的“互养”。
3 能动性模式理论及分析
笔者认为改善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状况不仅需依靠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 同时也需要老年人自身的能量。本文试结合保罗·荷格特 (Paul Hoggett) 的能动性模式, 将能动性作为分析社会政策实践的维度之一, 同时结合子女对老人的精神赡养现状, 通过分析并得出结论。
保罗·荷格特认为, 社会政策是被当作一种预先设计的、通过社会立法或制度规定的变迁过程, 其目的是干预社会问题、满足公民需要并改善公民的生活质量、实施社会管理和控制, 进而稳定和发展社会关系。因此, 在不同的行动者构成的体系里, 如何在一个变迁的制度环境下实施特定的社会政策, 行动者的能动性 (参与能力、反思能力、创新能力等) 变得十分重要。作为社会政策决策者的一个重要考虑是, 通过实施社会福利服务, 不仅改善公民的生活素质, 还要试图将福利接受者变成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体, 通过自身的反思性和行动来改变政策的制度基础。因此, 有学者提出, 从能动性理论出发, 福利接受者不是简单的政策客体, 也不是被动的、欠缺能力的对象, 应该通过其自身的反思和主动性来发展出不同类型的能动性模式, 从而改善政策实施的效果。
荷格特将社会政策实践领域分为四个象限 (轴向区间) :象限A是轴向区间的右上方, 它代表反思能动性;象限B是轴向区间的右下方, 它代表非反思性的能动性;象限C是在轴向区间的左下方, 它代表自我作为非反思的对象 (或客体) ;象限D是轴向区间的左上方, 它代表自我作为反思性的对象 (或客体) , 具体如下图:
用能动性模式来看待精神赡养问题这一社会政策实践, 可以视象限A为精神赡养的供给主体即独生子女的反思能动性, 如果他/她是一个具有反思性和能动性的供给者, 那么供给者本人就会变得有责任感, 并避免把自己视为受害对象, 同时积极地面对问题使其行动具有意义;象限B代表独生子女具有非反思性、非能动性, 他/她们具有认知上的错误, 习惯上否定逃避提供精神赡养的非正当性和危害, 因此, 工作者在干预实践中以此为出发点很重要, 要改变此类独生子女错误的认知和价值取向, 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晰的认知;象限C代表精神赡养的客体及老年人的非反思能动性, 他/她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处境归结为个人命运的不幸, 由于外部环境具有很强的控制力, 个人没有能力改变并认识不到问题的根源, 此时政策的对象 (或客体) 就会变成丧失自我的、被动的福利接受者, 造成行为和认知的恶性循环;象限D代表具有反思性的客体, 因为具有自己的信念, 对于改变对其自身的歧视、不公平对待和误解等有一定的动机, 他/她则会通过反思性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与真实感受, 并决定如何做出回应来减轻自身的无助感。因此如果从老年人角度出发, 如何提升老年人的能动性和反思性, 使其脱离象限C而转向象限D, 从消极面对晚年转为积极树立信念、提升主观能动性, 是值得思考的新视角。
4 结论与进一步思考
本文认为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问题若仅靠子女履行“常回家看看”的法规, 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结合现实情况可以发现, 很多老年人往往因缺乏活动或爱好而感到孤独, 究其原因, 他们不愿与社区居民多加交流, 也不乐于参加社区提供的活动, 同时也不能适应退休后的清闲生活。笔者认为, 若能从老年人自身出发, 提高对福利接受者主体即老年人自身的反思性和主动性的关注度, 也未尝不是解决精神养老问题的一个切入点。诚然, 社会群体、机构、社区、子女等外在因素也十分重要, 但绝大多数老年人自身缺乏“积极精神赡养”的觉悟, 缺乏反思性和主动性, 或许也是导致他们无法获得精神层面乐趣的原因之一。
(1) 从能动性模式引导老年人正确对待自身精神慰藉需求。
根据老年人个体的心理老化理论可知, 人进入老年后随着各种功能的退化, 他 (她) 本人也开始逐渐从社会关系中退出, 变的离群索居。同时不接受新兴事物、易对曾经失败的经历耿耿于怀并不再尝试, 有事会自我隐退, 认为自己年纪大了, 精力与能力均急剧下降, 因此不愿与社区有所牵连。这也正好解释了具有非反思能动性的客体的内心想法, 这样就使得一项新项目的推行受到很大阻力。通过访谈发现, 绝大多数老年人不愿主动参与任何对自己有益的活动, 因此整日感到寂寞无聊。无论是社区提供的服务还是老年人活动都需要老年人积极主动的参加, 这样才能达到活动目的。为提高老年人参与活动的主动性, 从“依靠子女”向“依靠自己”转变, 由非反思性向反思性转变, 社工可以将社区分为若干个单位, 在每个居民楼和每层都挑选一个威信较高的负责人, 再由各负责人带头将所辖范围内的老年人动员和组织起来, 定期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
(2) 社工应协助社区提高执行力, 增强老人归属感及幸福感。
社区开设的活动初衷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增加老年人晚年幸福感, 然而笔者发现, 很多老年人并不认为社区提供的服务对他们有什么助益, 有些人对很多活动不了解, 也不愿尝试。或者虽然有这方面需求, 也知道社区有这方面服务, 但宁愿自己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也不愿相信社区。因此, 社区工作者应致力于以下尝试:一是加强社区服务执行度, 使社区服务质量得到提高, 使老年人使用满意度提高, 从而信任该项服务并长期使用;二是促进老人社区服务多元化发展, 多包涵精神慰藉服务, 同时考虑到各自社区老人的身心特点, 使老人能各得其所。
具体做法可以很多, 如鼓励老人参加各种活动, 促进老年人对社区的认同感, 增强其归属感及幸福感。参加的活动多了, 结交的朋友也多了, 生活自然就得到了充实, 也就自然不会觉得孤单、寂寞, 从而真正达到“积极精神赡养”的状态。同时, 社会工作者也可向政府倡导, 积极建设居家养老服务, 构建温馨的环境, 使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和谐, 产生一种家的感觉。倡导政府集中精力建立一批老年大学等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社会机构。在老年大学中聘请专业老师, 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 老年人既可以习得某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也可以获得与他人交流和交往的机会, 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加强老年人兴趣活动班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 提供老人互相交流的平台等, 能加强老人的个人交往能力, 找到重新回归社会的感觉, 确定角色及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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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笑天.从“依赖养老”到“独立养老”——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观念的重要转变[J].河北学刊, 2006, (5) .
农村青年人赡养意愿问题探析 篇9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样本结构以及测量指标
本文采用理论探讨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湖北长阳县作为课题的调查地点，在长阳县团委的协助下，使用统一设计的调查问卷，对400名农村青年人进行走访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93份，有效应答率98.25%。在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时，使用SPSS13.0进行频数分析和二元变量分析。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抚养负担对农村青年赡养意愿的影响。
重抚养轻赡养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随着大量农村青年进城务工，他们越来越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也是他们不可逃避的责任，在有限的经济能力下，他们必须要协调两者的关系。
在对本家庭抚养负担的态度上，通过调查发现，虽然有42.3%的农村青年认为本家庭的抚养负担一般，但大部分的农村青年认为本家庭存在较重的抚养负担，认为本家庭抚养负担非常轻的农村青年只占极少数。这说明对子女的抚养在农村青年眼中是比较大的压力，现实生活中他们不得不将很大一部分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放在子女身上。
在对本家庭现阶段赡养情况的态度上，我们发现，认为赡养义务完全可以承担的农村青年只有15.6%，而超过半数的农村青年认为对老人的赡养义务比较难承担。这说明在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的今天，农村人均收入偏低，各方面的经济负担很重，对老人的赡养是大部分农村青年的一大压力。
N=393
通过对表1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抚养负担和赡养意愿的偏相关系数为-0.425，显著性水平为0.000，这两个变量的偏相关系数异于0，这说明在家庭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抚养负担越大，相对的赡养意愿越小。
从表1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子女的抚养责任是农村青年比较大的压力，超过半数的农村青年认为对老人的赡养义务比较难承担，在核心家庭加剧的农村社会，青年在有限的经济能力下，他们很难处理两者的矛盾，对子女的抚养负担间接减少了对老人的赡养。
2、从业情况对农村青年赡养意愿的影响。
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大环境下，农村青年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成为城市打工族，但随着所处环境的改变，农村青年人的眼界、思维、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通过对农村青年从业情况的调查发现（见表2），六成以上的农村青年选择外出务工经商，选择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青年人不到三分之一。由此可见，进城务工是目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青年的主要职业选择，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不愿在家从事农业劳动，而是去城市实现跨出“农门”的梦想。
N=393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对自己承担的赡养义务比较满意的态度上，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比在家务农的农村青年人要高出将近二十个百分点；有34.8%的在家务农的农村青年对所承担的赡养义务不太满意，而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中只有19.8%持同样态度；在其他两项上，二者的态度几近持平。这说明，在对自己所承担的赡养义务的态度上，职业情况对农村青年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
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的农村青年已经去城市寻求就业机会，而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对自己承担的赡养义务在满意度上要高于在家务农的农村青年，超过三成的务农青年对自己承担的赡养义务不太满意，这些守家在地的农村青年的赡养意愿反而要低于离家务工的农村青年。通过调查中的多方总结发现，这主要是由于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要明显高于在家务农的经济收益，相对在家务农而言生活压力就要轻很多。与此同时，由于农村青年长期在外务工，不与家中老人居住生活在一起，减少了因不同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家庭矛盾。
3、农村青年对三种赡养模式的态度。
农村青年所采取的赡养模式是其赡养意愿的具体表现，赡养模式在理论上主要分为两种，即家庭养老模式和社会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主要是由家庭成员提供老人生活所需的物质生活帮助，照料老人的日常生活，老人在家居住并享受有血缘关系的亲情和精神慰籍；而社会养老模式则是由社会提供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及精神安慰。在农村的实际操作中，集体养老模式也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赡养模式。集体养老模式是指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乡村或乡镇企业，仿照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做法，给农村老年人发放养老金，但这一模式的实施范围比较窄，往往受制于该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通过问卷统计，我们发现农村青年对三种赡养模式的态度较一致，有85%的农村青年采取的是传统家庭赡养模式，只有15%的农村青年采取了其他赡养模式。但在认为哪种赡养模式最合理的选择上，选择家庭赡养模式的人数比例下降到了68.7%，选择其它赡养模式的人数比例上升到了31.2%。这表明在农村社会，家庭赡养模式依然占主流地位，但是其他赡养模式在农村青年的思想中也逐步受到认可。
（1）男性=230女性=163
（2）男性=230女性=163
通过对表3和表4的交叉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在农村青年中采取家庭赡养模式与认为家庭赡养模式最合理的人数比例上男性要高于女性，而采取社会赡养模式与认为社会赡养模式最合理的人数比例上男性要低与女性。这表明在农村中对赡养模式的选择上是存在性别差异的，男性对家庭赡养模式的认可度要比女性高。调查中还发现，农村中女性出嫁后，家中的赡养义务多由男性承担。
从以上分析发现，农村养老方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其他养老方式只起辅助作用，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在赡养观念上已经发生改变，他们逐步接受社会养老模式等其他赡养模式。同时对赡养模式的选择上虽然存在性别差异，但并不显著。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有必要加强对农村社会养老的财政支持，辅助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将多种养老模式相结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上达到老有所养。
三、小结和讨论
一是抚养负担的轻重对农村青年的赡养意愿有比较大的影响，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他们在协调二者间矛盾的问题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二是在乡村经济转变的今天，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对自己承担的赡养义务在满意度上要高于在家务农的农村青年，他们有着比较高的赡养意愿。三是广大农村青年在对赡养模式的选择上，依然以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为主，但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开始接受其他类型的赡养模式，而这一现象在农村青年中女性更明显。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时期，在我国政府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三方面入手。
1、发扬传统孝道，避免农村青年中出现的赡养意识薄弱化，提高农村青年的赡养意愿。
首先，加强道德建设和思想教育，大力弘扬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对善待老人的家庭，给予物质奖励与精神表彰，提高子女赡养父母的自觉性。其次，依法严厉打击不尽赡养义务甚至虐待老人的恶劣行为，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和典型案例的教育作用。
2、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村青年的赡养意愿。
赡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个经济问题，只有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才会使农村青年在赡养问题上有经济的支撑。要切实抓好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工程，号召城市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农村投资，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解决农村独居老人的日益增多的问题。
3、三种赡养模式相结合，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巩固农村青年的赡养意愿。
在家庭养老模式为主的农村社会，多形式的发展各种社会养老模式，辅助农村青年赡养老人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家庭、集体、社会三位一体的结合，才可以弥补单一赡养模式的空白点，像地区性的集体养老模式，在资金需要程度、规模庞大程度上都要小于社会养老模式，很多地区已经开始采用，既减小了国家的压力，又帮助农村青年解决了他们力所不及的问题。
摘要：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分析了影响农村青年赡养意愿的因素及农村青年对家庭养老、集体养老、社会养老三种基本赡养模式的态度, 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农村青年,赡养意愿,赡养模式,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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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杭生、李强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农村空巢老人精神赡养的个案研究 篇10
精神赡养指子女或其他被赡养人能够设身处地的关心和了解老年人的心理上或精神上的需求, 尽量给予慰藉和满足, 使老年人能够心情愉快, 心理处于最佳功能状态[1,2]。老年人赡养的三个重点分别为经济供养, 生活照料和精神赡养, 精神赡养也具有多层面的内涵[3,4], 包括:1.自尊, 是精神赡养最基本的要求。在家庭里, 老年人有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权利, 并得到家庭成员的尊重和认可。2.成就安心,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父母的普遍心理期待。子女的家庭幸福、事业成功都是对父母的极大心理安慰, 尽力满足父母的期待让他们安心, 是对父母高层次的精神赡养[5]。3.情感慰藉, 身体的衰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让老年人对亲情关怀的需求比以往更强, 因此晚辈要经常主动与老年人进行情感交流。情感慰藉资源是其他资源难以替代的[6]。
二、研究方法
研究者采取就近原则, 选择在南昌市区大大小小的公园里和南昌市进贤县文港镇和温圳镇的一些农村里随机选取合适的研究对象。最后得到8例访谈对象的资料, 年龄在60以上, 所有参与者均满足以下两个标准:1.意识清楚, 有正常的思维判断能力, 具有理解及回答能力, 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2.了解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后, 自愿参加本研究。在进行访谈之前, 先跟老年人交流, 让受访老人了解这次访谈调查的目的, 告诉他们访谈内容会被录音, 并申明保密原则, 让他们了解研究者在论文中不会提及他们的真实姓名, 而是用编号代替, 在得到老年人的同意后进行调查。
三、研究结果
1.人格尊重方面
(1) “没有办法呀”。B和E对于成为空巢老人无奈的说没有办法, 言语中他们流露出愿意和子女一起生活的愿望, 空巢家庭的形成是非自愿的。B说:“本来和儿子一起生活, 媳妇花钱大手大脚的, 我们一起住就天天吵架, 矛盾好多, 没办法, 我还不如一个人。”E说:“她那个媳妇不好, 和我吵架, 气的我哦, 当时就叫她女婿来接我回家来了, 白给她带儿子了。” (2) “这样更自在”。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到家里住的最自在, 表达出自己独居生活更自由, 他们的语气流露出来的也都是积极正面的情绪, 是发自内心的选择空巢家庭形式。H说“去儿子那里住是很舒服, 可你说我们俩大闲人, 被困在“笼子”里, 真是闲得心理难受, 还是家里好, 可以种种花、养养草什么的。”
2.成就安心方面
(1) “孩子争气, 我们就满足了”。C、H都觉得孩子很争气, 同时认为孩子争气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孝顺。C的三个孩子都读了研究生又留在城市上班, 对C来说孩子们在大城市里有了好的工作、又有自己的小家庭, 不用他们操心了。H觉得儿子女儿都很孝顺, 以前她生病的时候女儿天天照顾着, 儿子在城里, 小夫妻对父母也孝顺。 (2) “这么大了没点正形, 真是操不完的心”。A说“小儿子玩心太重, 一点不顾家, 现在离婚了, 老婆把女儿带走了, 房子也没了。不知道要为他操心到什么时候, 大媳妇就说我不在老二那里住, 我去那里住看到他就心烦呀。”
3.精神慰藉方面
(1) “不远, 没空顾我们老人家”。子女通常“十天半月都不来一次”让老人很伤心。F说“我有三个闺女, 没感觉出来哪个像贴心小棉袄。三个闺女都没嫁的很远, 一个在本村, 两个在邻村, 三个人都没空顾我?给她们找婆家那会, 就想着不能嫁远了。也不委屈她们, 让她们招上门女婿。现在好了, 十天半月也不来一趟。现在我也习惯了, 她娘过世很多年了, 我都是一个人过的, 她们来了跟我也没啥说的。” (2) “他们都惦记我, 有空就会打电话”。一年见不上几面老人都很想念子女, 但能理解子女。并不因此认为子女不孝顺。对于子女虽然没有经常回家但经常打电话, 他们感到很知足。虽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思念子女却见不着面”的一种“精神饥渴”状态, 但并没有在内心里对子女有负面的评价。G说“子女在外面工作忙、路又远、回来一趟很不容易。耽误了他工作赚钱, 老婆都不好娶。” (3) “儿女多, 都会轮流来看我”。D说“我五个儿子, 三个女儿。孙子外孙也好多, 离的近的有空就会来看我, 远的没办法也会经常打电话。有个孙女常常回来看我, 我怕她耽误工作, 总是提醒她别老往家跑。以前常听人说“隔代亲”, 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
针对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出现的种种问题, 笔者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空巢老人自身要自我慰藉、子女也应重视精神赡养, 充分发挥家庭内部的支持功能。其次增加社区建设, 争取构建一个包括老人自身、家庭、社区、国家等主体在内的社会支持网络, 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 把改善老人精神赡养现状落到实处, 这样才能给农村空巢老人一个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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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赡养，给老人心灵的慰藉 篇11
所谓精神赡养，简单点说就是要关注老人心理或精神上的需求，并尽量给予慰藉和满足。儿女如果对父母没有感情的交流和精神的慰藉，即使钱再多，物质再丰厚，也显得薄情寡义，也不能算完全尽到了赡养老人的责任。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人的特殊需要。”
其实精神赡养并不那么复杂，下面的几种方法既简单又实用，不妨一试。
1.一部收音机。选择外形小巧玲珑、音质清晰悦耳的收音机送给老人。这便于老人散步、晨练、买菜等外出时携带，随时可收听音乐、戏曲、曲艺等节目，使老人心情愉快。
2.一份老年大学的课程表。现在子女们都很忙，要么在外地工作，确实没有很多时间陪老人。做子女的不妨将老人送到老年大学，这既学到了知识，又无人身安全之忧。目前，这已逐渐成为子女尽孝心的新方法。
3.一份报刊。好的报刊和书，可能会使老人爱不释手，倍感温馨。外面的信息了解多了，老人的视野也就拓宽了，文化生活丰富了，精神的绿洲也就生机盎然了。而有关保健知识方面的书报则有助于老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心状况，及时防病治病。
4.一张亲手刻录的CD。亲手刻录一盘CD送给可亲可敬的父母，是时下不少年轻人的亲情创意。这样一盘专属于父母的CD，将他们喜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为祖国献石油》等歌曲一网打尽，让父母在闲暇时一次听个够。
5.一个伴侣。老人既需要子女的亲情，也需要夫妻之间的爱情。帮助丧偶老人找个伴，是对老人最大的精神安慰。让形单影只的老人成双成对，共同构筑他们自己的温馨港湾。
6.一封信。在外工作或学习的晚辈，无论多忙也要给长辈经常写信。因为很多老人比较喜欢书信的方式，不仅可以反复阅读，而且读完后还可收藏起来，某一天当老人感到孤独寂寞时，可以把积存的好多封信拿出来，坐在阳台摇椅上细细重温。
7.一只宠物。送给老人一只小狗、小猫或几只金鱼、一对鹦鹉，能给老人的生活带去无限活力，使他们的情感有所寄托。
8.一部电话。有了电话就随时可以交流感情、互通信息，加强老人与子女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当老人有病时，可以随时和子女联系，使老人的疾病能及时得到治疗，这对老人是最大的安慰。
9.一盏床头灯。给老人装上一盏床头灯，有利于老人晚上看书看报，也给老人晚间起夜和服药带来方便。
10．一次旅游。有条件者，可以带老人每年外出旅游一次。通过游山玩水，参观名胜古迹，使老人开阔眼界、热爱生活、增进健康。
11.一声问候。远在外地的子女，无法常常探望父母，就应该通过电话或书信甚至网络向老人嘘寒问暖，如果实在太忙，做不到每天问候，至少也该每周问候一次。
12.一份礼物。父母生日、元旦春节、父亲节母亲节，甚至任何一个平常的日子，给父母送上一份小小礼物，哪怕只是一张贺卡，都能使他们精神上得到极大满足。
老年人精神赡养论文 篇12
一、提升非营利赡养机构的市场竞争力
受访非营利赡养机构共同表示, 因其法定地位优势而引发大型财团提出市场不公平竞争的争议, 乃实际不存在的想象中的竞争优势, 大型财团无须为此假象优势产生过度的警戒, 因为法定地位优势的反身即是一系列的严苛法令规范, 例如禁止分配盈余、法定价位、任用资格规定、设施设备标准等, 这使得非营利赡养机构并无法藉此优势而赢得市场竞争先机, 充其量仅能发挥提升非营利赡养机构市场竞争力的效用, 而未能对大型财团形成丝毫的市场占有率威胁。换言之, 因法定定位而获得的既有优势, 仅能挥发确保非营利赡养机构不遭到市场淘汰的危机, 而无法创造令大型财团感到竞争压迫的优势。另外, 非营利赡养机构严正声明, 若大型财团提出不公平竞争之争议, 也仅是不合逻辑的自利主张, 因为非营利赡养机构具准主管机关的特质, 其财产所有权于组织解组时归属于主管机关, 与所有权私人化的大型财团不同, 所以不公平竞争乃合理且必要的主管机关治理作为, 更是主管机关均衡老人赡养服务供需与确保所有老人皆能获得负担得起费用的赡养服务的关键机制。
二、服务免于过度商品化
受访非营利赡养机构一致指出, 主管机关的不公平竞争规定兼具调节市场供需与服务价格的功效, 以让老人赡养服务能维持在供给来源多元化、服务内容多样化、服务价位平价化的趋向上发展。换言之, 主管机关不公平竞争的介入策略, 除了创造出让老人赡养服务免于过度商品化的空间外, 也保障了每位老人皆可获得负担得起费用的服务选择权, 更抑制了大型财团欲主宰老人赡养服务市场的可能性, 同时扶植非营利赡养机构能在一个较为公平的基础之上, 与大型财团展开一场以服务质量决定胜负的竞赛。虽然非营利赡养机构表示目前不公平竞争机制所创建出来的均衡市场供需效果, 并不足以让他们与大型财团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但他们认为, 只要主管机关能谨守目前的介入策略而不再对大型财团做任何的退让, 至少他们能发挥协同主管机关策略制衡老人赡养服务过度商品化的效用。
三、主管机关照顾职能辅助者
非营利赡养机构强调主管机关的不公平竞争机制, 隐含着扶植非营利赡养机构成为主管机关照顾职能辅助者之意涵, 无论是经费赞助或法令松动, 当主管机关转移至非营利赡养机构的资源越多, 则非营利赡养机构越有能力且越有意愿分担主管机关责无旁贷的照顾公民的责任。反之, 主管机关若无法有效运用不公平竞争机制培植非营利赡养机构的管理和市场竞争能力, 而任凭非营利赡养机构在不适者淘汰的压缩下消失在老人赡养服务市场中, 则损害的将是主管机关结合民间资源共同供给福利服务的最佳利益考虑, 最终主管机关仍须独自肩负起照顾老人赡养生活无虞的角色, 所以非营利赡养机构认为如何善用不公平竞争机制建置出主管机关最佳利益, 并平息大型财团对主管机关的施压和对非营利赡养机构的指控, 是主管机关当前首要棘手议题。
跟商业经营一样, 你跟那种大型公司不能比, 小公司就是你的利基点, 要有特色、要小而美。这样的时候, 当最后那些老人真的没有人照顾, 可能又是主管机关想办法找人来照顾, 你就是要给他补助, 有大型财团进来的时候, 非营利部门为了要生存, 它可能就会忽略到这个部分, 有可能就会开始选择案主, 因为你要跟大型财团竞争, 当没有办法跟他们竞争的时候, 非营利部门为了生存, 其他的可能就要抛弃了, 这些福利边缘人最后还是要回到主管机关。
台湾目前社会, 最弱的一点就是在integration, 其实做好整合, 很多的资源可以更有效运用, 企业有企业目的嘛!那我可以各取所需, 在各取所需的情况下, 去符合到主管机关最大利益, 我觉得主管机关要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我认为说这两个可以combine, 你不要期望老板们会多在意公益, 也不要期望这些社团法人机构能够一下变得很有钱, 那只能是非营利部门的介入。
主管机关辅导原来的这些基金会, 或者这些非营利组织, 或者所谓财团法人做这个事, 那是扶植这些机构替主管机关解决一些老人照顾这个问题, 由民间力量来分担主管机关这个责任, 那你现在演变成商业团体要加入, 那是你的自愿加入, 那你自己可能承担一些风险, 现在再回头要求公平, 主管机关要怎么做是未知情况。
简而言之, 非营利赡养机构认为主管机关相关不公平竞争规范的介入, 是其确保老人赡养服务维持在多元且均衡发展的必要治理作为, 无论是从主管机关或非营利赡养机构的立场来看, 皆属双赢的治理策略。然而, 此治理作为若能同时避免或缓和大型财团提出不公平竞争之争议, 则能开创出兼顾主管机关、非营利赡养机构、商业和服务使用者利益的全赢家策略, 但此理想着实挑战了主管机关的治理能力。
摘要：非营利赡养机构主张主管机关所建构的不公平竞争机制, 诸如依法行政的资源转移、税率优惠或者向社会劝募善款等各项特许措施, 是主管机关治理老人赡养服务市场时的必要作为, 本文就是对非营利老年赡养机构管理的组织架构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