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舞弊

2024-09-24

高考舞弊（共7篇）

高考舞弊篇1

高考是中国第一大考, 是许多人改变人生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考上好大学对于学生将来的求学深造、就业、前程、名誉等具有巨大的未来收益, 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一点, 伙同学生、家长甚至教师和学校, 联合舞弊, 挑战我国高考制度, 尤其是近年频繁发生的影响恶劣的高考舞弊事件, 已经达到了令人惊愕的地步。本文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基础上建立量化模型, 透视高考舞弊现象及其危害背后的深层原因, 希望借此能够对高考制度改革提供一定帮助。

一、成本-收益模型分析

舞弊者不但要承担被发现而接受惩罚的风险, 而且随着高科技手段参与到舞弊当中, 舞弊者购买作弊器材也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钱成本。即舞弊者承担的风险和金钱支出构成了舞弊总成本。同时, 作弊也存在着一定的舞弊收益, 例如考试成绩、名誉、前途等。

设舞弊总成本为C, 据上分析, 它应当包括舞弊器材成本T和被发现而受到惩处P, 即C=T+P;另外, 设舞弊收益为B, 作弊净收益为F。这里需要说明, 假设作弊者被发现而受到相应惩罚的概率为α, 那么, F= (1-α) B-αP-T。简化得到:F= (B-T) -α (B+P)

对这个公式进行分析不难得出F同其他变量的关系, 即当假定其他变量为固定值时, F与B正相关, 而与T、α、P分别负相关。也就是说, 每个变量的变化都影响着F的大小, 而F的大小是舞弊者是否作弊的重要参考指标, 即F越大则舞弊者冒风险作弊的可能性就越大, 反之则越小。具体而言,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分析结论:

第一, 现在的高考制度基本上是“一考定终生”, 只要作弊成功, 就能获得较高的分数, 就能考上较好的大学, 进而获得将来更好的发展前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而作弊被发现也存在着一定的概率, 其相应惩罚力度也不是很大。即对于高考舞弊者而言, 收益B巨大, 而风险α及相应的惩罚P太小。这就说明当前我国高考制度还存在着很大弊端, 至少可以说存在着舞弊的诱因。

第二, α和P可以分别代表着监管和惩罚的力度, 如果两者力度不够, 则会促使舞弊者获得更大净收益F, 促使作弊现象泛滥。这两个变量的提高会遏制F的增大, 而这两者力度的加大, 不但需要道德和法律约束, 还需要相应监督管理技术手段的不断革新, 努力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才能有效遏制作弊事件。

第三, 作弊工具的高科技化使作弊者已经武装到了牙齿, 其制造的边际成本不断降低。也就是说, 舞弊工具成本T相对于巨大的收益B而言, 呈现下降趋势, 也就促使净收益F增大。因此, 当越来越多的高科技舞弊案件在高考后被发现并公布出来时, 人们称其到了“疯狂”的地步。

二、考生作弊的博弈分析

高考舞弊是我国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一种不良现象, 是诚信缺失和道德失范。当下社会在某些领域既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 也没有树立起良好的道德价值观, 有害的社会风气在蔓延, 甚至成为大多数人所默认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 作为高考第一参与者的考生颇受影响。下面我们建立一个两个考生的作弊博弈模型, 如表1所示。

假设考生作弊会都有1的收益, 而不作弊则为0。因为考生心理受到不良风气影响, 他们作弊与否的出发点完全受到其他作弊者的影响, 他们会认为不作弊没有任何收益, 作弊反而有收获, 于是他们的最佳策略就是作弊。

通过对这个博弈模型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中学生诚信及道德教育的缺失, 引发了不正的考风, 这对于心智没有完全成熟的考生而言, 仅仅是为了追求心理平衡, 考生们也会采取作弊以追求与其他考生同等的作弊收益, 实现考场内的“公平”。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舞弊者的从众心理, 而对于教育和社会的公平性则构成了极大挑战, 所以要加强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及道德教育, 以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诚信道德观。

第二, 高考作弊猖狂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惩罚太轻, 与作弊者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不相匹配。因此, 要震慑高考作弊行为, 就要加大对作弊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惩处措施。目前, 我国专门用来惩治考试舞弊的法律还不健全不完善, 面对考试舞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公平竞争, 应该有针对想的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并同时加强相关法规的执行力度。

三、结束语

本文针对近些年我国高考舞弊事件频发且越发疯狂的现实, 从经济学及博弈论角度出发, 量化分析了近年高考舞弊现象猖狂背后的原因, 通过“成本-收益”模型和“考生作弊博弈”模型, 使得问题的分析更加直观, 得到的结论也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时, 本文也在结论中针对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意见, 主要包括诚信道德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及执行等。本文旨在有助于我国高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漆勇政.大学生考试舞弊成因分析与对策探讨[J].高等农业教育, 2003 (5) .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3]、周杰.作弊与反作弊的博弈分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2 (2) .

高考舞弊篇2

新华社太原6月14日电(记者胡靖国)记者从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公安局获悉，今年高考期间，忻府区公安局破获一起利用高科技工具舞弊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人，1人在逃。这7人中4人是在校大学生，1人是中学教师。

6月6日，忻府区公安局刑侦一大队获悉，有人在市区兜售高考作弊用的设备。忻府区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组织警力展开侦破。下午2时许，专案组民警经过侦查初步确定，市区确实有人高价兜售高考作弊设备，而且已经有人购买，还有人正在联系商谈中。7日上午8时许，侦查人员在某大酒店查获考试作弊的整套设备，并当场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根据王某交代，民警迅速采取行动，在开考30分钟内将另两套设备查获，并抓获另外5名犯罪嫌疑人。高考秩序未受到任何影响。

经审查，23岁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他听说有一种考试专用的作弊工具比较先进，就产生高考期间利用此设备将考题答案出售给考生来牟利的邪念，并与同学王某、刘某密谋后，3人筹资购买了发射器6台、接收器25台，然后伙同王某某、李某某、邢某、张某在考生中兜售。高考前，已有2人购买了整套设备，18人购买了接收器。

目前，除在山西省静乐县单独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刘某在逃外，其余6人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高考舞弊与『破窗理论』篇3

今年以来,给人们最大震惊的事情,要我来说,不是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不是法国飞机的空难,也不是成都公共汽车的燃烧,而是近日发生的吉林松原高考舞弊案。说其令人发指,惊心动魄,触目惊心,前所未闻,任何一个词,都不过分。

如此大规模的道德坍塌,大面积的秩序动摇,大体量的制约失衡,大数字的群众参与,可以说全国之最。我国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来,考试舞弊案,从来没有间断过,却从没听说有如同松原这样肆无忌惮和有恃无恐的泛滥和猖獗。最让我震惊的,还不仅仅是明码标价武装到了牙齿的具有科技手段的作弊器材的肆意贩卖,而是副市长亲自带队,教育、公安、电信等18个部门联合监控执法,却依然是猫捉不了耗子而任凭耗子大摇大摆地满街跑;那么多的老师、家长和学生公然地参与其中,连一点遮羞布都不要了,似乎谁不参与谁就倒霉,谁就笨,谁就是傻子。那些不想参与作弊而想独善其身的人,还需要事先花钱买保护。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实?难道作弊成为了一种光明正大的事情了吗?为什么一点点是非观念都没有了?一点点做错了事情的羞耻感都没有了?为什么干了违法的事情,脸都不再红、手都不再颤抖一下了呢?

如果说教育的最终产品是学生的话,那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这样的生存形态下,我们的产品还会是合格的吗?一般质量不合格的产品,甚至假冒伪劣的产品,只不过影响一批人和一个时期,不合格的人才产品,却是要影响着一代乃至几代人,影响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呀!

是谁,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深层因素,造成了松原今天比甲型H1N1流感还要可怕的舞弊案的大爆发?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为是为了孩子好,而不觉得其实是在用自己的手,断送着孩子和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

我想起了经济学里一个关于“破窗户玻璃”的理论,即一个窗户的玻璃被人打碎了,如果没有人管,接着会有更多的窗户玻璃被人打破,以致最后所有的窗户玻璃被打破。这不仅是经济的现实,更是人性的现实。人进化到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着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从政治社会刚刚转型到经济社会的中国,一切唯利是图,唯我独尊,利益至上,自私自利,遇到机会便可能公然入市,招摇过市。

毋庸讳言,我国近些年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够救赎我们已经迅速跌落滑坡的人性与道德。松原舞弊案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松原,而在于人性与道德的大面积沦丧,让人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公平与正义,还存在着理想与信仰。

因此,与其说松原是给予我们的一个触目惊心的警示,不如说是给予我们的一面令我们无地自容的镜子,让我们映照出自身和现实。在网络和媒体铺天盖地声讨松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审视自己,打碎那些窗户玻璃,我们是否也同样一起参与其中?我们是否意识到重新修复已经日渐失落乃至千疮百孔的道德与信仰,建立起自觉而恒定的价值体系,已经迫在眉睫,并和我们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休戚与共?

一个民族真正地兴旺与发达,不仅仅在于经济的腾飞,更在于道德与信仰的坚定和明晰,在于培养和造就我们新一代的健康与合格的教育产品。

摘编自《中国社会报》

高考舞弊篇4

一、“6·7”江西高考舞弊案始末

在“6·7”江西高考舞弊事件中, 相关事件主体对于社会舆情应对表现欠佳, 从而使江西高考舞弊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连锁反应, 并使围绕事件出现的舆论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进而演变为江西高考舞弊案“三大风波”。

(一) 风波一:“替考”风波

2015年6月7日上午11时左右, 网络上一则《记者卧底高考替考组织正在南昌高考点考试》的新闻, 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报道中称南都记者卧底了一个高考替考组织, 湖北个别高校多名大学生加入, 正在江西南昌一些高考点参加考试。事发后, 南昌市教育考试院与警方采取行动, 在语文考试结束前将南昌十中考点的涉事考生李某某控制。当日下午18时许, 替考组织又一成员彭某在江西九江被警方控制, 彭某交代了参与替考的5名同伙, 以及此次替考事件主要组织者赵某。6月8日, 广东惠铁警方向媒体通报, 抓获江西高考替考案主要组织者赵某, 已移交江西南昌警方处理。截至6月8日晚, 南昌高考替考涉案人员已有9人被警方控制。10日江西省教育厅表示, 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此事件。

(二) 风波二:“弃考”风波

6月7日江西高考替考事件遭媒体曝光后, 有媒体反映南昌十中、洪都中学部分考点出现“大量考生弃考”。据多名考生回忆, 6月7日下午各考场监考老师对考生身份信息审查严格, 洪都中学第14、18、20等多个考场均有考生缺考情况。10日晚, 对于媒体反映大量考生弃考与涉及的替考面有关之事, 江西省教育厅回应称, 没有出现大量考生弃考情况, “替考”事件只涉及极少数考生, 缺考人数变化并不明显。该回应并未正面回答江西高考替考人数及替考面到底有多大?官方回应不久, 又有媒体爆料称江西鹰潭市余江县也抓了1名替考人员。

(三) 风波三:“通报”风波

7月7日, 江西省教育厅通报了“6·7”南昌高考替考舞弊案调查结果。通报结果表明, 该替考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高考舞弊案件, 共处理各类人员42人, 其中22名公职人员涉案, 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6名替考组织者及中介人员由公安、检察机关立案查处;7名被替考考生和7名替考者, 按教育部第33号令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该通报结果一出, 立即成为社会舆论质疑的焦点。一是3名被移送司法机关的公职人员, 是不是“内鬼”, 他们通过什么渠道更改考试系统的信息, 凭空捏造不存在的完整信息。二是被替考学生家长未出现在处理名单中, 是否还有特殊身份。三是整个舞弊过程涉及报名、审核、办证、体检、监考等多个环节及校方、医院、招考办等多个部门, 替考组织是如何突破重重关卡, 哪个环节出错, 是技术还是人为……一系列疑问并未解开。次日, 多家媒体对江西省有关部门公布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强烈的质疑, 如新华网发表了题为《替考处理如此“低调”难免“破窗效应”》的文章, 央视《新闻1+1》栏目也播出《南昌高考舞弊案为何节节失守》的节目。

二、江西高考舞弊事件应对中存在的问题

江西高考舞弊案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在媒体的迅速介入和不断报道中, 在相关部门一次又一次的舆情应对中, 事态不断扩大, 从“风波一”愈演愈烈为“风波三”。目前仍时有后继消息传出, 尘埃落定之后细细反思, 相关部门在舆情应对中存在哪些问题?

(一) 舆情危机应对非制度化

全媒体时代, 信息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更丰富, 传播覆盖面更广, 任何应对失误都可能带来更大的危机。危机发生后, 相关事件主体既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处理措施, 又要及时进行回应, 以事实真相赢得舆论支持和公众信任。在江西高考舞弊案中, 相关部门虽进行了应对, 但缺乏制度化, 效果有限。如, 此前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的“记者实名举报舞弊‘被拖延’”“举报后身份证疑遭掉包”“考生家长身份成谜”等这些问题, 自始至终并未给出交代。“在危机引发的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下, 政府失语就意味着管理失态、形象失分, 同时也失去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①舆情危机应对制度化不是为了寻求应对舆论批评的托词, 而是避免因消极、被动发布事态信息, 使局部危机升级, 从而失去事件解释权和话语权。

(二) 权威信息发布滞后

危机事件一旦发生, 相关部门应最大限度争取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从发现舆情、调查取证到对外发布信息, 以高效率抢占时间制高点。“信息传播的主动与被动的根本区别在于时效, 在危机传播中, 先发制人的信息传播较易获得舆论的制高点;反之则只能被动地公布信息。”②然而, 6月7日江西高考舞弊案经媒体曝光后, 时隔一个月的时间, 7月7日江西省教育厅通报舞弊案调查结果。这期间, 相关部门对于事件调查的阶段性信息和处理结果没有发布任何权威信息。速度背后是高度重视。事件拖得越久, 权威信息发布越滞后, 越容易引起公众的猜测和误解, 产生当事方敷衍塞责、效率低下等负面印象, 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三) 沟通渠道单一化

突发危机事件发生后, 相关部门应及时与媒体沟通, 保持信息的顺畅传播。江西高考舞弊案发生后, 媒体进行了多次报道和持续关注, 但相关部门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固有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并没有充分利用新媒体高效便捷的传播渠道, 而是延续了以往被动式接受媒体采访和单向式通报处理结果, 沟通渠道过于单一。在整个江西高考舞弊案调查期间, 所有相关部门并未专门开设相应的政务微博、公众互动平台及网络信息发布平台, 以便随时公布事件调查进程、开展互动和关注社会舆情。在社会各界对江西省教育厅公布的调查结果表示质疑时, 也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回应。

(四) 调查结果粗线条化

在全媒体时代, 危机事件的调查结果出来后, 相关部门需第一时间将最真实情况进行完整告知。遗憾的是, 即使在江西高考舞弊事件一个月后的通报结果上, 相关部门仍没能最后公布事件发生的诸多细节问题, 部分内容语焉不详。本次事件处理的42人中, 有政府部门公职人员、医院工作人员、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教师, 这些人具体都参与了哪些事情, 通报中并未给出更多的细节信息。比如, 通报称“南昌市第五医院副院长兼医务科长曾昭萍、体检科长邓琼, 在‘6·7’高考替考舞弊事件体检环节弄虚作假”“南昌市东湖区教科体局招考办主任陈剑鹏, 在‘6·7’高考替考舞弊事件中失职渎职, 收受礼金”等等, 这些工作人员是如何操作, 收受礼金, 礼金的数额?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三、全媒体时代突发危机事件舆情应对特点

全媒体时代,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共同发挥作用, 一起构成新的社会语境。从“6·7”江西高考舞弊事件的过程可以看到, 与传统的舆论环境相比, 社会舆情及其应对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 突发危机事件容易成为舆论关注事件

全媒体时代也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 公众的信息获取途径和发布渠道日益增多。突发危机事件的重要性、紧急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 使其具有极强的新闻价值和舆论价值, 容易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6·7”江西高考舞弊案, 起初在网络上发布, 由于事件本身的敏感性及过程中的诸多疑点, 瞬间激起大量媒体和公众的围观, 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事件。在我国, 高考是一项上关国家前途、下系民众命运的重要议题。社会对于高考的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场选拔性考试, 更因为它反映出的公平原则、阶层流动等社会问题。千百年来, 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到现如今国家选拔人才的高考制度, 都是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和防范措施。现在这场最公平、最公正、最重要的考试, 却出现了漏洞, 自然而然刺激了社会公众“最紧绷的那根神经”。

(二) 舆论传播环境的不可预测性

与传统媒体的舆论传播不同, 全媒体时代的舆论传播呈现爆炸性和催化舆情特点, 短时间内海量信息呈几何倍数增长, 社会舆论快速聚集。事件发生后, 一个个信息经由论坛、博客、微博、微信、BBS、手机群发等多种渠道, 实现大范围传播。这种复杂的舆论传播环境给相关部门的危机公关增加了很大难度。一方面, 曝光的信息往往始料不及, 还需进一步核实确认;另一方面,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不得不尽力做出回应, 迅速查明真相, 如稍出现差错, 很可能造成事态迅速扩展, 导致事件变得复杂甚至难以驾驭。

(三) 舆论主体的多元化

在全媒体时代, 随着社会法制化和人民民主权利的发展, “人人都有麦克风, 人人都是信息源和‘新闻记者’”。政府、媒体不再是单一的发声工具, 信息传播从单向走向多向、从灌输走向互动。舆论主体呈现多元化, 社会公众积极参与信息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 打破了相关事件主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垄断性。江西高考舞弊案发生后, 在对整个事件的质疑声中, 除了新闻媒体, 还有更多的社会公众, 他们以转发信息、发布论坛帖子、撰写评论等方式积极思考、主动提出质疑, 并呈现出舆情倾向。

四、全媒体时代突发危机事件应对策略

事实证明, 突发危机事件的应对不仅要注重过程, 还要注重效果。在危机事件处置过程中, 相关部门既要努力维护自身形象, 又要密切关注舆情导向, 以实现最优的应对策略。

(一) 建立危机应急预案

所谓危机应急预案, 即指“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为了更好地应对突发危机事件, 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 经过一定程序制订的危机应急管理的总体方案”。①

建立危机应急预案, 使危机事件控制常态化, 可有效防止因事件发生后的猝不及防而导致的被动。危机应急预案要经过科学、缜密的设置, 从突发信息的获取、判断分析、采取措施到信息的对外发布、回应质疑以及事后的总结反思等, 建立一个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的危机应急系统, 并对系统中每个环节进行有效控制。

建立危机应急预案的目的并不是希望有危机, 而是当危机来临时能应对随时可能突变的舆情, 保证临危不乱、张弛有度, 甚至化危为机。一套完备的危机应急预案, 可以提前预测预警, 发现苗头和倾向及时处置, 避免小事件演变成大事件, 简单事情衍化成复杂矛盾。

(二) 抢占舆论制高点

全媒体时代, 信息可以在瞬间引爆, 高速裂变传播, 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和氛围。面对突发危机事件, 相关部门要快速出击, 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 赢得主动权。

抢占舆论制高点, 贵在主动。在危机发生之初, 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处于空白, 相关部门此时若能正视问题, 主动通报事件情况, 积极应对, 既能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又能抢占舆论制高点。全媒体时代, 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网络发布平台、政务微博等网络途径发布信息, 让公众在最短时间内了解事实真相。同时, 事件调查的进展和阶段性信息, 在不影响调查前提下, 也应实时告知公众。

除了持续公布调查过程之外, 相关部门还应主动提供消息给新闻媒体, 充分借助媒体话语表达权对事件进行回应, 以传播真相赢得公信。危机的解决既需要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 也离不开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

(三) 及时公布真相

新华社前总编南振中曾说:“只有不发布或迟发布而造成被动局面的典型案例, 至今尚未找到因为及时发布新闻信息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例。”

危机事件爆发后, 面对媒体曝光、公众热议、社会各界的质疑, 相关事件主体可能疲于应对。此时刻意的隐瞒, 希望通过不搭理、不回应, 让事件和舆论自然平息下去, 很可能激起公众的愤慨, 使事态进一步恶化。透明度决定公信度, 话语权决定主导权, 引导力决定影响力。面对舆论的质疑, 所有的回应都要开诚布公, 直截了当。尤其是公布的真相要信而有征、凿凿可据, 不敷衍、不隐瞒, 以事实说明事实, 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

(四) 提高公职人员的媒介素养

从突发危机事件的发生、舆论聚焦、舆情膨胀再到舆论的消解, 会经历一个舆论起伏的过程。这一过程当中, 如果处置得当, 负面舆论冲击相对较小;如果处置不当, 就可能出现较大的负面舆论冲击, 相关部门会遭到一味地质疑和责难, 舆论环境进一步恶化, 从而影响公众对政府形象的正面认知。

面对频繁发生的危机事件, 各级政府部门应努力提高公职人员的媒介素养。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 提高其对媒介的认知能力和应对能力。在危机事件应对过程中能够选择恰当的时机, 针对恰当的媒体, “及时主动、快速公布、准确把握、加强引导”, 综合运用引导、告知、适度、协调等处置策略, 切实加强危机事件信息发布, 加强与媒体的沟通能力, 这样才能在各种危机事件中, 主动引导社会舆论, 主动承担社会减压责任, 最大限度缓解危机给公众带来的心理恐慌。

注释

11曹劲松:《政府形象媒体危机的处置策略研究》, 现代传播, 2012年第8期。

22 王君玲:《“自媒体”环境下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 《新闻记者》, 2012年第9期。

高考舞弊篇5

据河南省招生办公室18日发布情况说明称，已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同时，省招办已经向公安部门报案，请公安部门针对发现的高考替考案件立案查处，并对涉案人员依法依纪进行追究。

“十年寒窗”无情遭遇“7万元打点”，河南替考事件直逼人们关于高考公平、公正的心理底线。

高考本应是最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考试，然而因为畸形需求催生的替考利益链，却屡屡将高考拖离公平的轨道。

河南高考替考案中，层层把关、无线电屏蔽、指纹验证等一系列举措不可谓不严，但相关公职人员被买通、监考老师对报警视若无睹，这类“内部人员”的不作为和渎职才是替考成功的关键。

梳理发现，近年来破获的高考舞弊案件大都源于一些“内鬼”的监守自盗。2007年河南郸城替考案中，县教体局局长、招生办主任均牵涉其中；2007年安徽砀山高考舞弊案，当地教育局招办主任、副主任都被卷入；2008年甘肃天水替考案案发后，甘肃、山东两地公安、教育等系统近50人被依法逮捕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这些“内鬼”无一例外地都是因为利益铤而走险，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我们必须严查事件背后的权利寻租现象，并给予严惩，还万千学子一个公平。

过去经常有人将高考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虽然艰难但在当今中国高考毋庸置疑是最公平合理的一种进学方式。教育资源的稀缺、不均衡和需求巨大的矛盾，让高考成为了一些蛀虫们想方设法敛财的机会。而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这种漠视法律的行为，让自己的孩子不仅输了学习成绩，在道德品质上也一败涂地。

科举史上的舞弊与反舞弊篇6

外帘官

简单来说, 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院试, 童生通过这个考试可以成为秀才。院试过后是乡试, 通过乡试就是举人了。《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就是在乡试后欢喜疯了的。第三级是会试, 在京城举行, 考试通过后就是进士。会试后额外还有一个殿试, 但是殿试一般不淘汰考生, 只决定名次。

不同级别的考试, 考场制度就不相同。以明清时代的乡试为例, 朝廷把考官分为两类, 一类是内帘官, 一类是外帘官。内帘官包括主考官和同考官, 其职责就是阅卷。外帘官则包括一大堆人员:印卷官、受卷官、弥封官、誊录官、对读官、监门官、搜检官、供给官等, 总指挥是提调官。这些庞杂的人员全部任务就是确保从入场到交卷, 从交卷到内帘官阅卷, 这些过程中没有任何作弊。

怎么防止呢?首先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来考试的, 可是考生本人?万一学霸拿着学渣的准考证过来代考, 怎么办?他们想到了两个办法, 一个是准考证上描述考生相貌, 比如:胖、面白、虬髯。万一考生为了考前精神一下, 把络腮胡子剃了, 那很遗憾, 你只能先回家养胡子再说。但这些描述也会引发争议, 清朝考官胡希吕就钻了牛角尖。他监考的时候, 如果考生脸上有胡子, 但是准考证上写“微须”, 他就认为是冒名顶替, 不许入场。考生着急了就跟他辩论:微须嘛, 就是微微有胡须, 凭啥不让我入场?胡希吕解释说文言文上“微”做“无”解。当然这就是强词夺理。考生马上反驳:那我皇下江南微服私访, 当作何解?胡希吕哑口无言, 掂量了一下, 终究没有胆量说皇上就是一丝不挂游江南, 咋地?他只好让考生入场了。

当然, 世上相貌千千万, 靠简短文字很难精确描述。长成马云那样的还好, 像长相普通的, 光靠几句话很难知道是不是本人。所以朝廷还规定了第二个办法, 考生入场前必须得有认识他们的人, 当场指认、签字画押, 如事后发现有冒名顶替情节, 指认者负连带责任。这两个办法虽然有些用处, 但并不能百分百地杜绝冒名顶替。不过站在朝廷的角度考虑, 也确实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如果当时有指纹机, 皇帝一定会用上的, 可惜没有。

下一个问题就是夹带抄袭。这个只能靠搜。明朝时候就搜得非常仔细, 经常把考生扒光了, 从发辫到脚踝仔细搜检, 有时候连肛门都要扒开瞅一瞅, 看里头有没有夹带。清朝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考生的厉害, 警惕心不够, 觉得考个试何至于此嘛。后来朝廷就发现势头不对, 对搜检的规定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烦琐。乾隆对此就亲自下过文件, 规定得极其细腻, 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了:考生的皮衣不能带面, 毡衣不能带里, 鞋不能带厚底, 笔管必须镂空, 蜡台柱必须空心通底, 考篮必须玲珑格, 带的糕点饽饽必须切开……结果会试的时候, 考生们都穿着不带面的皮衣入场, 白花花、毛茸茸的一大片。大清考场一眼看上去就像装满了喜羊羊的青青草原。乾隆还坚持要检查考生的“亵衣下体”, 他也承认这样不太得体, 但是他痛心地说:不搜行吗?

不搜真是不行。这些考生夹带本领出奇高明。他们能把夹带书籍做得非常小, 据说还专门用老鼠须写小字, 十四片薄黄绢上能抄40万字, 卷头还有精密的目录索引。有的考生把一本四书都穿身上, 胸口是《论语》, 后背是《孟子》, 两个袖子里有《大学》, 一身浩然正气。面对这样的考生, 皇上要检查下体, 也确实是不得已。

但是光入场的时候搜身就行了吗?那远远不够。考生们还有其他的手段。有位考官就注意到了一个现象, 每到考试的时候, 贡院上空就聚集着许多白鸽, 展翅翱翔, 非常的祥瑞。后来他才发现这些鸽子不是祥瑞, 而是来给主人送小抄的。为了防止考场内的作弊, 朝廷除了锁上考场隔绝内外、派巡检官来回巡查这些措施以外, 还派驻大量士兵, 有时候一个考生身边配一个士兵, 采取人盯人的策略。

从考生交卷, 到卷子落到阅卷官手里, 这个中间过程也能作弊。当然了, 朝廷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乡试和会试都有专门的誊录官抄录考生的卷子。考生的原卷叫墨卷, 誊录后的卷子叫朱卷。内帘官只能读到朱卷, 这是怕他们辨认考生的字迹或者记号什么的。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誊录官可以预先偷出几分空白卷, 临时伪造墨卷。这下朝廷终于傻眼了。

内帘官

朝廷真正放心不下的还是内帘官。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所谓“窗前不言命, 场上莫论文”, 八股文毕竟不是标准化考试, 并非写得好就一定能考中。只有贿赂到了内帘官, 才能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朝廷对内帘官的防范最严, 比如按照规定, 主考官一旦被任命, 就不得再和外人交往, 直接赶赴考场, 然后就被锁在里头, 一直到阅卷结束才能放出来。此外, 朝廷还配备了很多同考官, 一方面分担主考官的工作, 一方面也有人多了能互相制衡的意思。同考官数量很多, 以清朝为例, 在会试和大省份的乡试时, 同考官有十八位之多, 号称“十八房”。墨卷不许进内帘, 送进内帘的只有誊录好的朱卷。阅卷开始前, 正副主考官把朱卷分成小堆, 用抽签的办法随机分派给同考官。同考官阅卷后, 选出好卷子推荐给主考官, 两位主考官来决定是否录用。乡试阅卷结束后, 所有墨卷和朱卷要再送往京师礼部, 由40名官员逐一检查, 称为“磨堪”。

必须承认, 这个过程很科学很精密, 但这里就没有破绽吗?当然有。比方说, 朝廷要是任命我为江南乡试主考官, 虽然说接到任命后我应该马上出发, 沿途不得和外人交往, 但我毕竟是个官员不是囚犯, 总不能弄个木龙囚车把我装起来, 一路上几千里地, 身边还有仆人, 我总能找机会传递点什么东西出去, 然后中间人就可以包办一切了。另一方面, 会试或京闱乡试这样级别的考试, 主考官的候选人就那么几个, 大家很容易猜到, 完全可以提前走门路。

内帘官舞弊的手法,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卖题, 一个是关节。其中最重要的是关节, 卖题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因为就算你预先知道了题目, 也最多能保证卷子的水平高, 但各花入各眼, 怎么能确保考官一定录取呢?所以更保险的办法不是买题目, 而是买“关节”。什么是关节?就是文章里的标记。我事先告诉你几个字, 你在卷子按照某种规律用进去, 我阅卷的时候就能认出这是你的卷子, 自然就会录取你。“关节”所用的字颇有讲究。八股文是“代圣人立言”, 格式和用语都有严格要求, 比如你要是给“猪八戒”三个字做关节, 对方就很难把这三个字嵌到文章里去, 就算勉强嵌进去也会不伦不类, 磨堪的时候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一般关节用的都是虚词, 比如一般人句子结尾用“也”, 你就先用“也哉”, 后用“也矣”, 考官就知道是你了。这就像写诗, 大家都说:啊, 黄河!你偏偏说:啊呀, 黄河!这就是“关节”。

科场案

明朝对科场舞弊还相对宽容, 除了洪武年间有过一次不清不楚的滥杀外, 其他时候对舞弊的官员最多是贬官、杖责而已。到了清朝, 惩罚手段就变得严酷起来。顺治八年丁酉科场案尤其血腥。那一年同时查出多地乡试舞弊, 以顺天府、江南两地为最, 结果在顺天府乡试案里, 四名同考官被杀, 三名牵连进去的官员也被诛杀, 家产籍没, 父兄妻子共108人流徙关外的尚阳堡。另有40名案犯已经被判处死刑, 最后一刻改为流刑, 全家流放尚阳堡。江南乡试案更惨, 两个主考加18个同考官一个不留, 全部处死, 妻子没入为奴。

这场大难的导火索出在同考官李振邺的身上。这是一个妄人, 他一被任命为顺天府同考官, 就张罗着卖关节。托谁卖呢?托自己小妾的丈夫。这听上去有点怪, 需要解释一下。李振邺纳了个小妾, 却又怕老婆知道, 就转给朋友张汉做了太太。但转让只转让白天, 夜里还是李考官的小妾。这两位丈夫合伙养媳妇以外, 还合伙做“关节”买卖, 而且规模做得极大, 一口气卖出去24份关节, 还给某位医生白送了一份, 因为人家治好了李振邺的病。谁料规模做大了, 就有点拢不住, 卷子一交上来, 李振邺就派仆人满世界核对关节。不光在自己负责的考卷里找, 还跑到别的考官那里翻。要知道, 这是违法的。按照规定, 只有主考官才有资格翻同考官的卷子, 谓之“搜卷”, 而且还只能是在录取完正常考卷之后再翻。但是其他同考官也卖了关节, 乌鸦不嫌猪黑, 大家就互相换着挑。可见规章制度再严密, 也架不住执行者的勾结。但问题是李振邺的销售量太大了, 几千份卷子里翻出25份关节, 谈何容易?他和仆人马不停蹄也只翻出5份来。其他20份就泡汤了。而且更糟糕的是, 另一位丈夫张汉也入场考试了, 也有关节。李振邺倒是挑出来了, 但是他想起来张汉在卖关节的时候盘剥自己了, 干脆打个叉叉扔一边了。

结果那20位交了钱却没中的举子不满意, 那位丈夫张汉不满意, 李振邺这个妄人自己出来吹牛, 听到的人也不满意, 加上同考官们卖多卖少, 谁的人中了谁的人没中也有矛盾, 最后闹得不可开交, 一直闹到了顺治皇帝的耳朵里, 下令调查。当时满人入关没多少年, 对买关节这样的事情并不懂。听到汉人的解说后, 满大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神奇的事情!顺治皇帝也极其震惊, 他转而往深里一想:顺天府有这样的事情, 其他地方难道就没有?结果又扯出了江南乡试案。其实江南乡试案很可能是个冤案, 因为一直查到最后, 也没有查出什么拿得出手的铁证。但是顺治皇帝是个非常执拗偏激的人, 悍然用最严厉的手段惩处当事人。

这次案件为后来的皇帝树立了一个原则:考官舞弊者死。到了后来的咸丰八年, 也就是考官拿“岂不惜哉”做关节的那一年, 这个原则直接导致了一品大员大学士柏葰的死亡。柏葰其实有点冤, 他根本就没有受贿, 就连他的仆人也没受贿。那份有关节的卷子推荐到他那儿, 他还给刷下来了, 结果同考官求他的仆人, 他的仆人来求他, 柏葰就卖了个人情。结果他的仆人在狱中自杀身亡, 柏葰本人在菜市口被斩。咸丰皇帝是个感情比较丰富的人, 勾绝柏葰后一度流泪, 累日心神不定, 但尽管如此, 他的态度还是很坚决。

高考舞弊篇7

一、会计舞弊三角理论概述

会计舞弊三角理论(W.Steve Albrecht, 1995)认为会计舞弊是由压力(Pressure)、机会(Opportunity)和自我合理化或借口(Rationalization)三要素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如图1。

压力要素是会计舞弊产生的行为动机。机会要素是会计舞弊动机实现的前提条件，它是指可进行会计舞弊而又能掩盖起来不被发现或能逃避惩罚的时机。在面临压力、获得机会后，真正形成会计舞弊行为, 还有最后一个要素——借口, 即公司舞弊者必须找到某个理由, 使公司舞弊行为与其本人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相吻合, 无论这一解释本身是否真正合理。

压力、机会、自我合理化(借口)之所以构成三角形，是因为这三个因素是两两相互作用的。如果一个人从道德上说是不诚实的，那么他就容易为自己的不诚实行为找借口，只要有机会及压力，他就会实施舞弊行为。同样，如果行使欺骗的机会很大或是压力更为紧张，不需要太多借口，就能使人实施舞弊行为。因此，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借口)这三个因素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因子，会计舞弊都不可能发生。因而，防范与治理会计舞弊既要通过加强内部控制消除舞弊机会，还应通过消除“压力”和“借口”来抑制舞弊。

二、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形成——基于会计舞弊三角理论的分析

（一）会计舞弊的动机（压力）

我国上市公司进行会计舞弊的动机主要是筹集资金、操纵市场和避免处罚等。筹集资金是公司上市的主要目的之一，无论是首次公开募股，还是再融资，都存在发行资格或条件，未达到发行条件的公司，其有动机进行会计舞弊，从而“满足”条件，进而顺理成章的圈钱。操纵市场是指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及高管，借助其获取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的便利和快捷来操纵股价，从二级市场的股价变动中获得巨额利益的行为。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控股股东以及高管等所持股票获得了流通权，因而其有更强烈动机通过会计舞弊等方式来操纵股价，进而达到非正常获利的目的。避免处罚是上市公司为保住“壳资源”而通过会计舞弊的手段规避证券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为了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以及使证券市场上的资本得到最优配置，证券市场监管部门设立了一系列“明线标准”来对业绩较差的上市公司实施特别处理(ST)或特别转让(PT)，同时，上市公司的业绩还关系到当地政府业绩、管理者薪金、大股东利益等，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就有动机通过会计舞弊对上市公司进行盈余操纵，从而使上市公司能够达标，以便通过资本市场谋求更大的利益。

（二）会计舞弊的机会

1. 会计舞弊机会的内部因素分析。

导致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内部因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和公司治理结构失效。信息不对称是会计舞弊机会的根本条件，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是会计舞弊机会的主要原因。(1)信息不对称。在上市公司中，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上市公司管理者为了获取企业或自己的利益，在披露信息时，会选择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隐藏不利信息——逆向选择;在管理过程中，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而不是最有利于投资者的行为——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具有借助会计手段实现自己机会主义的动机和欲望，会计舞弊就发生了。(2)公司治理结构。我国上市公司虽然建成了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制度框架，但公司治理“形似而神不至”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的“一言堂”，使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董事会成员与经理成员高度重叠，使得上市公司董事会受到“内部人”控制。监事会受董事会或内部人控制和影响，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正是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使其为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创造了“优越”的机会。

2. 会计舞弊机会的外部环境分析。

(1)注册会计师独立性不强。由于利益的驱使和聘任制度的缺陷，导致注册会计师审计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独立性基础。几乎所有的会计舞弊案例中，注册会计师不仅明知公司舞弊不予揭露，甚至与公司串通一气，合谋舞弊。(2)保荐人把关不严。由于保荐人保荐期过长、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职责不清，导致保荐制度存在缺陷：保荐代表人往往未尽勤勉、持续督导工作不足以及申请材料制作粗糙，不能有效地监督发行文件与上市文件中所载资料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为上市公司会计舞弊提供了机会。

3. 会计舞弊机会的监督约束分析。

(1)证券市场相关制度不完善。尽管我国已颁布了与证券市场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相关法规制度可操作性差，且在相关领域仍存在空白。例如，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的法律规范可操作性不强;对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投资咨询机构等的相关违法领域，法律还存在空白。(2)会计准则不完善。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会计准则一方面规范了企业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另一方面又为新的利润操纵方法打开方便之门，例如，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全面引入，允许确认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收益，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计量，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扩大等都扩大了利润操纵空间。(3)行政监管部门监督不到位。例如，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职权划分不当，影响监管效力。证券交易所具有监管优势，但没有调查权;证监会有调查权和处罚权，却处于二线监管的地位，难以及时发现问题。且证监会权力有限，没有直接起诉权、搜查权等，影响了监管的效率。

（三）会计舞弊的借口

借口是形成舞弊行为的主观因素，在实施舞弊行为时，舞弊当事人往往寻找借口使其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舞弊行为合理化。例如，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会计舞弊时都以“会计舞弊粉饰会计信息，使企业免遭被摘牌、或取得再融资的资格而得到喘息、渡过难关，这既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是股东、职工当前利益的内在要求”为借口。

三、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治理对策

(一) 化解会计舞弊压力

1.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要缓解会计舞弊的动机，应针对准入门槛进行比较合理的设计，建立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场外交易的柜台市场、债券市场等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使不同企业可以通过股票或债券融资。

2. 加强再融资的管理。

为了加强对再融资的管理，应改进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发政策的主要指标，考虑加入分红、距前次发行时间间隔、资产负债率、筹资规模、投资项目进度等硬性指标。

3. 完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

判断公司是否应该退市不应以“连续亏损”作为标准，而应以“资不抵债”作为衡量的重要标准。连续亏损的公司，只要仍有盈利能力，就仍代表着一定的股东权益。而资不抵债的公司则意味着可能被破产清算，股票丧失保值增值性，已无价值，终止其上市就顺理成章了。

4. 强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上市公司操纵股价的动机，应通过完善规则、加强监管、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