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述略

研究述略（精选12篇）

研究述略 篇1

环境音乐的实用功能, 体现了人类创造音乐艺术的初衷, 环境音乐的本质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功能性上。关于“环境音乐”的文献资料 (图书馆、数据库与期刊网) 、网上信息相对较少。因此, 本文对环境音乐的研究梳理, 并未限定特定时间范围。本文的研究概述, 结合笔者在硕士期间所做的环境音乐研究分析, 以及在本科院系开设《环境音乐》选修课程的经验, 对现有环境音乐文献资料、信息作进一步客观、合理分析。

一、相关专著

目前, 国内出版的环境音乐外国译著, 有日本的服部正等编著的《环境音乐美学》, 该书于199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司有仑等专家翻译出版, 主要围绕环境音乐的功能展开, 介绍了音乐的功效, 以及环境音乐在欧美、日本的当时的使用状况, 还有对环境音乐编制、设置的实例分析。

国内专家出版的环境音乐相关专著:1.《音乐与环保》 (罗小平) 中第二篇《环保中的音乐——广义与狭义的环境音乐》, 对环境音乐的萌芽、在不同环境中的使用进行阐述, 同时简要介绍了服部正等著的《环境音乐美学》。2.《环境音乐——音乐隐士》 (张建国) 从环境音乐的内涵 (体现“天人合一”思想) 、环境音乐的纵向发展 (研究存在问题、推进世界音乐传播、发展趋势) 、环境音乐的横向发展 (环境音乐制作人、环境音乐制作场所、环境音乐事件、环境音乐问题争论) 对环境音乐进行相对全面的介绍。3.《音乐环境心理学研究》 (李双彦) 中的“环境”是指自然环境、情境、心境等多重含义, 从音乐心理学的角度, 强调环境作为音乐作品的表现内容, 以及环境与音乐表现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目前, 通过中国知网, 可以搜索到环境音乐的相关文章约五十篇。环境音乐讨论的相关内容, 主要包括环境音乐的定义、分类、影响、研究方法、内涵挖掘、课程教学等内容。

二、环境音乐定义、分类

(一) 环境音乐的概念。

从环境音乐功能的角度进行解释:20世纪中叶, Brian Eno提出了Ambient Music①概念。Ambient是“环绕”之意, 源于拉丁语ambire。Ambient Music是能够营造一种氛围, 把听众带入另一种心理状态的音乐。②听众可以依自己的选择, 或积极专注地聆听, 或惬意轻松地忽略不听。③从受众的听觉感受角度进行解释:所谓环境音乐, 是指那些非鉴赏性的音乐。环境音乐是与主题的意识或行动无直接关系, 而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 间接地作用于主体意识的音乐。④

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环境音乐是指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切非鉴赏性的音乐, 强调的是音乐的社会功用性, 它充斥于人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狭义的环境音乐则是指国外后现代音乐中所提出的旋律性不强、表现作者心情的氛围音乐⑤;以主客环境为源泉的音乐创作观念, 具有一定思想性的音乐。⑥

(二) 环境音乐的分类。

根据音乐的类型分为4类:环境论中的环境音乐, 国外后现代音乐中的环境音乐, 新世纪音乐中的环境音乐, 电子音乐中的环境音乐。⑦根据环境音乐在不同场所的使用分为11类:休闲环境音乐、娱乐环境音乐、工作和学习环境音乐、社会环境音乐、购物环境音乐、影视背景音乐、宗教环境音乐、礼仪音乐、养生治疗音乐、生态音乐。⑧根据环境音乐在不同行业中的使用分为7类:居家生活所用的环境音乐、商业活动中的环境音乐、产业界中使用的环境音乐、旅游业中使用的环境音乐、运输业中的环境音乐、医疗界使用的环境音、社交场合所用的环境音乐。根据音乐形式的不同, 分为人声、器乐以及器乐人声混合。⑨

三、环境音乐的研究途径

针对环境音乐涉及问题、内容宽泛, 可以从音乐学、环境学、教育学、声学、生物学等不同专业方向进行讨论、研究。⑩还可以通过过以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来确定环境音乐应用的医学根据。11

环境音乐作为一种应用型音乐, 可以通过开展相关的田野工作, 向受众作问卷调查获取研究参考数据。围绕环境音乐展开调查的4个主要问题:1.被调查者对现代环境音乐概念的认识。2.被调查者对实施现代环境音乐的场合和时间的认识。3.被调查者需求什么类型的现代环境音乐, 从环境音乐的风格和播放音量两个方面提问。4.被调查者如何看待现代环境音乐的社会功能。调查者要站在受众的角度去了解环境音乐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结合环境音乐的功能对环境音乐的使用和开发进行分析。12

四、环境音乐的播放编制

环境音乐播放形式:原始的现场演唱演奏、唱片、录音磁带、有线传送、无线播放等方式。13《“环境音乐”辨析》 (李磊) , 强调音乐编制是环境音乐实重要的一个步骤, 应该根据场合的不同、工作的强度以及人的心理和生理情况不同而按进行编制, 环境音乐主要是为某种场合、某种情况下起到积极辅助的作用, 如果错误使用则会适得其反。14环境音乐使用方式不合理, 对受众产生消极影响, 如使用MP3等科技设备对人的耳膜、听觉方面的有负面的影响。15但必须强调, 这只是传播工具的使用的影响, 而不是音乐本体客观所形成的影响。

五、环境音乐的功能

现有环境音乐相关文献资料中, 大多谈及环境音乐功能、价值问题, 肯定环境音乐对商业、居家生活、社交场合、民俗活动、卫生医疗、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以环境音乐对学校的影响为例。许多国外的实验证明, 环境音乐对学习效率提高的影响, 可以根据教学形式和内容选择相应的环境音乐。合理地策划、设计、编排适合校园内播放的环境音乐, 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艺术趣味和文化品位,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操。16针对环境音乐在图书馆中的运用, 应根据环境音乐与读者、图书馆建设之间的关系, 合理地选择环境音乐, 更好地体现图书馆环境音乐的整体区域功能价值。17

六、环境音乐的发展

(一) 开设《环境音乐》课程。

在高校开设《环境音乐》相关课程, 课程形式可以是非音乐专业的公选课和音乐专业的选修课。《环境音乐》课堂形式包括:天然课堂、隐形课堂以及专业课堂。环境音乐教学内容包含建筑声学、测控、电子、降噪、生物、环境等知识。18《环境音乐》课程对于学生增长音乐知识、提高音乐审美能力、合理使用环境音乐、了解环境音乐配给业务发展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二) 环境音乐与中国特色的结合。

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环境音乐, 植根于本民族的审美特征, 通过融入中国民族音乐元素, 在音乐理念、音乐气质、音乐创作等方面呈现出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 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形态。19环境音乐发展, 应把民族音乐元素贯穿其中, 培养受众对本民族音乐的喜爱、理解。

(三) 环境音乐的保护管理。

在国家音乐产业基地支持下所开展的环境音乐版权规范化实施行动已于2011年11月7日拉开帷幕, 旨在中国开创使用规范化环境音乐里程碑。由专业人员设计的正版环境音乐节目内容, 用户不需要增加任何额外的操作负担即可使用到有设计感的环境音乐, 同时这些环境音乐均为合法的内容。与此同时, 运用目前最先进的数据系统管理版权音乐内容, 保证了所有被使用音乐的版权所有人将获得他们的收入。规范化的环境音乐一方面可以提高经营场所的环境氛围, 为连锁企业提供统一的品牌形象, 另外一方面也为版权所有人争取了他们的权利, 为他们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20

就以上所掌握的材料来看, 国内外学者专家对环境音乐的研究涉及环境音乐定义、分类、使用、功能等方面分析研究较多。但目前在音乐学科范围内, 对于环境音乐的定义、分类, 仍未有相对确定、稳定学术论断, 如果可以进一步厘清环境音乐的定义, 可以更合理、科学的对环境音乐进行分类研究。对于环境音乐功能和价值的分析, 以列举相关实例为主, 针对具体场所所使用的环境音乐的深入分析较少。从环境音乐对人的影响分析来看, 大多着重于音乐对人生理与心理的影响, 但针对个案分析研究较少。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 目前更多是强调环境音乐实用功能性, 如果可以尝试从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理论角度对环境音乐做进一步分析、调查和研究, 将对环境音乐的发展和运用更有效的促进作用。

研究述略 篇2

【关键词】 虚拟社区 传播学角度 社会学视角 语言学角度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eneral research situation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virtual community studies. By systematically categorizing and deliberate consideration, the author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general research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virtual communities can be stated as follows: Virtual communities studies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information society, cyber-culture, sociological and linguistic.

Key words: Virtual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horiz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

一、引介

国内外对虚拟社区的研究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解释：虚拟环境和社区。也就是说，社会学视角的社区研究是虚拟社区研究的渊薮，社会学角度的社区研究已颇有历史，从腾尼斯对社区的概念的厘清、对社区进行分类研究开始，社区的研究在诸学者多种研究方法和多重研究视角下已蔚为大观，衍生出众多论著、发展出诸多流派。社区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单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社区的研究以及社区理论的梳理将有助于我们对一些复杂问题的求解，比如说社区的组织形式与结构、社区的属性、社区的互动、社区与生态、社区与社会发展等。社区研究资料卷佚浩繁，这当中既有微观的分析也有宏观的把握，比如：R・帕克的《城市社会学》、威廉・福特・怀特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陈一筠的《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张鸿雁的《侵入与接替DD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等等。相比较社会学角度的社区研究而言，传播学角度的虚拟社区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严格的讲，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虚拟社区的论述是比较有限的。

研究当中笔者主要查找的数据库有《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Quarterly)》，《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Communication Institute for Online Scholarship，《网络传播杂志(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与此同时，还搜索了国内的传播研究期刊如《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战线》，查阅了《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的社会学卷和新闻传播学卷。

总体而言，现有的虚拟社区研究囊括于整个网络传播研究当中，并没有对虚拟社区进行细致的梳理，这也使得该论题有较宽广的研究空间。宏观上网络传播的研究可以做如下的分类，这种分类主要借鉴了金兼斌在《现代传播》发表的“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述略”一文，该文对网络传播的国内外研究做了比较详尽的概括(《现代传播》 第四期 总第117期)。按照金兼斌的观点，网络传播的研究按照历时性的线索和研究主题的横向线索可分为四大类：互联网使用研究，互联网效果研究，互联网采纳研究以及其它研究。具体概述如下：

对偶修辞格的研究述略 篇3

关键词：对偶；历史发展；认识

中图分类号：H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48-01

一、对偶的定义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对对偶作了这样的定义：“说话中凡是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两句，成双作对排列成功的，都叫做对偶辞”。吴礼权在《修辞心理学》里说“对偶是语言活动中表达者有意以字数相等、句法相同或相似的两个语言单位成双作对的排列在一起，通过齐整和谐的视听觉美感形式实现表情达意的最佳效果的修辞文本模式”。

二、对偶修辞格的历史发展

早在先秦时候就有对偶修辞的产生。其后历经各代都被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格使用，以下结合各个历史时代重要著作中的著名论述加以概述其历史发展情况。

（一）在《墨子·小取》篇中有关“侔”的论述：“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墨子的这一论述是对比、对偶手法的源头。

（二）魏晋南北朝时，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对“丽辞”的专门论述。刘勰所谓的“丽辞”就是现代修辞中的对偶。

（三）隋唐时代，尤其是唐代。在诗论修辞方面，对偶辞格盛行，唐代论及对偶的著述较多，试析较深细。记载最为全面的是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该书《东卷》论对类共有29种对偶，多为唐人之说。隋唐时代上官仪《诗苑类格》、李峤《评诗格》等书中亦有论及对偶处。

（四）宋金元时代诗话论述对偶不及唐代详细，但能突出运用对偶的手法的准则，这是在唐代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论述中主要强调两项准则：

1.主张自然贴切，反对为对偶而对偶。《苕溪鱼隐丛话》后集引《复斋漫录》说：文之所以贵对偶者，谓出于自然，非假于牵强也，《潘子真诗话》记禹玉元丰间以钱二万，酒十壶饷吕梦得。梦得作启谢之，有“白水真人，青州从事”。禹玉叹赏，为其切题。后毛达可有：《谢人惠酒启》云：食穷三载，曾无白水之真人；出饯百壶，安得青州之从事，“此用梦得语，尤为无功，弗惟出于剽窃，亦是白水真人为虚设也，至若东坡得章质夫书，遗酒六瓶，书至而酒亡，因作诗寄之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二句浑然，绝无斧凿痕，更觉真切。

这里批评毛达可感谢别人赠酒，为了对偶，而虚设了“白水真人”，以与“青州从事”相对。（白水真人代钱，青州从事代酒）不及吕梦得自然贴切的运用了“白水真人”与“青州从事”相对，更不及东坡作谢人遗酒诗时那样对偶自然、无雕琢之迹。可见，《复斋漫录》强调的自然贴切着重在符合内容的实际，反对为对偶而虚设内容、脱离实际。

2.主张随意遣词，不必拘于绳墨。律诗中的对偶要求比较严格。但是有时对偶形式与内容会有矛盾，如果拘泥于对偶形式的绳墨，便不能很好地表达内容，范季随与韩驹二人以杜甫诗为例，说明对偶应该服从表达内容的需要。

除上述运用对偶的准则意外，诗话还论述了对偶的不同方式，主要有的对、扇对、奇对、借对、当句对、一声对、俚语对等，大约相当于唐代的名对、隔句对、奇对、假对、当句对、叠韵对等。俚语对即俚俗语相对，唐代未见论述。

（五）明清时期关于对偶修辞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王骥德《曲律》关于《论修辞》的论述。这里主要讲了对偶的种类和用法，

王氏把对偶分为六类。从句式上分，有两句对、三句对（如“蝶恋花、凤栖梧、鸾停竹”）、四句对。其实三句对已近排比，四句对更就是排比了。从声韵上分，有两韵对（曲词上下联末字协韵）、隔调对。另外还有叠对。

关于对偶的运用，王氏仍然强调要用的自然：“得对方见整齐，方见富丽。”其中首先要“得对”，还指出：当对不对，谓之草率；不当对而对，谓之娇弱。对句须要字字的确、斤两相称方好。上句工，宁下句工；一句好；一句不好，谓之“偏枯”，须弃了另寻。

至于滥用对偶，更是王氏所反对的。他在《论宾白》中，就批评了《浣纱记》“纯是四六，宁不厌人”。

另外，明清之际，小说兴盛对偶在小说中也得到了发展， 具有一些特色。在章回小说中，每一回的回目都是对偶的句子。

（六）到了现代，对偶继续得到了发展， 在各种体裁的文章中都得到了较为恰当的运用。如： 敌人害怕您静若悬剑，人民信赖您稳如磐石。

三、通过以上的探索，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看法。

（一）对偶是汉语中生命力强的一种修辞格，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对偶使用的时间长。早在先秦时代，对偶就产生并被人们运用了。从此以后， 历代一直被人们运用。可以预言，今后，对偶仍将是人们常用的修辞格之一。其次，对偶使用的范围广。历史上和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文章，各个时期兴盛的文学形式，无论是有韵的无韵的，无论是叙事的还是抒情的，无论是典雅的，还是通浴的，都运用了对偶这一修辞格。再次，使用对偶的人员多。从古到今，无论是大作家，还是一般作者，无论是骄文家，还是散文家，无论是上层人物，还是布衣百姓，各种各样的人都运用了对偶这一修辞格，对偶成了人们爱用的修辞方式。

（二）从宽严之变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对偶有宽严之分，经历了宽严之变。先秦两汉的对偶，都是宽对。到了南朝，沈约等人开始讲究对偶的声律。到了唐朝，律诗的对偶走向工巧，出现了严对，亦称工对。严对给对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不但要求相对部分大的词类相同，而且要求下位的细小分类也相同，如名词还分天文、时令、地理、宫室、服饰、植物、动物等小类。严对固然工整，但要求过于苛细，常常有人追求严对而影响了内容的表达，这也可以说是对偶走向片面极端的一种表现。因此，到了宋词、元曲中的对偶，就挣脱了律诗严对的这些限制，又走向了宽对的道路。其实，即使是律诗中的对偶，也常常有人不受严对的限制，试看名家律诗中的对偶，有不少都是宽对，倒反而不觉得板滞，具有灵活流动的艺术效果。到了现代， 诗文中所出现的对偶绝大部分都是宽对。这说明今天人们注意了对偶运用的辩证法，不去片面追求形式。

参考文献：

[1]墨翟.墨子·小取[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刘勰. 文心雕龙[M]. 上海：上海古籍，2012.

[3]王力. 诗词格律[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4]易蒲、李金苓. 汉语修辞学史纲[M]. 吉林：吉林教育出版黑色，1989.

[5]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中国盗匪问题研究述略 篇4

一、国外学者关于盗匪问题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于盗匪问题的研究开展较早, 成果也较丰富。其中, 既有对盗匪问题的一般性概述, 又有专门性探讨, 还有专论中于盗匪问题有所涉及。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匪徒》对世界范围内土匪做了研究, 并对土匪群体进行分类。霍布斯邦《盗匪》文中对于盗匪现象在全世界的滋生做了分析。何西亚的《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 (上海泰东图书局, 1925年版) 书中对民国初期土匪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做了初步研究。严景耀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感性的角度对那个时期中国土匪的组织形态与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安乐博《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1810》 (《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对不同时期中国海盗的状况做了全面的研究。松浦章《明清时期的海盗》 (《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着力对明清时期的海盗做了细致研究。贝思飞的《民国时期的土匪》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是第一部最完整研究民国时期土匪的著作。

二、国内学者关于盗匪问题的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于盗匪问题的研究始于近代以来, 研究成果丰硕, 其中, 相关学者不乏有对不同时期的盗匪问题予以关注, 代表性著作如下。

冯贤亮《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 (《云南社会科学》, 2001年第3期) :国家政治环境的宽松, 导致盗匪不断涌现。郑瑾《清时期的海盗与地方基层社会》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0—152页) :清时期的海盗主要来源于贫苦农民和渔民。张军《北洋军阀时期的土匪与军阀》 (衡水师专学报, 2003年)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土匪与军阀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 生动地表现出了那个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李英栓的《辛亥革命时期土匪活动的反动性》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清中叶以后, 列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 导致战乱不断, 人民流离失所, 被迫沦为土匪, 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江仁宝《民国时期土匪组织内幕》 (《炎黄春秋》2002年第3期) :民国时期的土匪与军队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土匪也会按照军队的编制组成属于自己的军队。马烈《民国时期匪患探源》 (《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近代以来, 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 加剧了民族危机, 加之国内军阀之间连年混战, 内忧外患深重, 这些都为匪患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蔡少卿的《民国时期的土匪》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旧中国的土匪主要由贫苦农民构成, 他们以抢劫、勒索为职业。敖文蔚的《民国时期土匪成因与治理》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7年第6期) :民国时期土地兼并严重, 加之灾害频发,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各地土匪大量滋生并迅速发展壮大。

三、盗匪问题的区域研究

在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略做介绍的基础上, 拙文专门就地域的视角进一步进行梳理。

1. 华南地区。

穆熏安《华南海盗1790—1810》 (刘平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文章分析了海盗集团内部结构, 以及外部政治因素对滋生海盗的影响, 生动地再现了华南海盗的发展过程。何文平《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的社会成因探讨》 (《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文中就清末民初广东滋生盗匪的社会因素做了分析。陈佳春《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官绅关系与地方社会 (1901—1911年) ———基于匪患问题的探讨》:清末广东潮嘉地区社会动荡, 盗匪蜂起, 致使官绅关系异常紧张。何文平《清末民初的粤港澳流动与社会秩序—以匪患为例》[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清末民初的广东盗匪利用港澳的天然地理优势使自身从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和壮大。陈佳春《述论清末潮嘉地区匪患的危害性 (1901—1911年) 》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清末潮嘉地区在社会和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匪患的威胁。何文平《近代的会与匪———以广东为例》 (《历史教学》2006年第5期) :文中以广东的会与匪为研究范例, 从而使人们对会匪这一群体有了初步了解。

2. 华东地区。

赵翎《明清时期乌青镇盗匪问题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文中分析了明清之际乌青镇地区盗匪的基本状况, 以及各基层人民对于匪患问题的应对对策。李晓方, 温小兴《清中叶赣南的会匪问题与政府控制———以清实录为考察中心》 (《史林》) :清中叶, 赣南地区政府没能认识到会匪大量滋生的本质原因, 致使匪患严重。刘平《清末民初的太湖匪民》 (《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清末, 太湖地区社会动荡不安, 民不聊生, 为匪患的滋生埋下了不安定因素。黄伟英《晚晴赣南盗匪问题研究》:文中着重论述了晚清赣南盗匪问题的形成与发展, 以及政府对于愈演愈烈匪患的治理对策。梁家贵, 张青松《晚清淮河流域匪患与治理—以捻党为中心之探讨》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文中就晚清淮河流域匪患的产生与整治做了一个系统的研究。辛业《民国七年山东匪患问题述论》[聊城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5]:文中对造成民国时期山东匪患的原因做了系统的研究。李晓平《民国时期福建的土匪问题研究》 (福建师范年大学, 2002年) :对民国福建地区匪患的发展历程做了全面的论述。杜香芹《20世纪上半期闽西北地区匪患及特点》 (三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年) :文章针对闽西北地区匪患问题的鲜明地域特征做了系统的分析

3. 华北地区。

牛敬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的匪患》 (《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 :对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地区的匪患发展与整治以及土匪的心里因素做了详细分析。刘晓堂《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土匪问题研究——以口内外十六县为中心的考察 (1912—1936) 》:民国时期, 察哈尔地区匪患严重, 对当地政府与民众生活都造成了深远影响。

4. 华中地区。

索秋平《浅析民国初年豫西地区土匪猖獗的原因》:文章从社会生活、自然地理多角度分析了民国初年豫西地区匪患严重的原因。喻春梅《民国前期湖南土匪问题的治理及思考》 (文史博览 (理论) , 2013年7月) :文章对民国前期湖南匪患的整治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治理方法。彭先国《民国湖南土匪史探》 (岳麓书社, 2002年版) :这是研究民国湖南土匪发展历程与社会影响的较完整而系统的著作。王天奖《民国时期河南“土匪”略论》 (商丘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88年第4期) :文章拟从社会、经济、政治等角度作为研究切入点, 对民国时期河南匪患做初步分析。李文楼《民国时期河南的土匪问题研究 (1912—1927) 》:文章拟从全新的视角分析民国时期河南匪患所具有的新特点和土匪群体的发展历程。莫代山《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与社会控制-以酉水流域宣恩、来凤、龙山三县为中心》:文章通过分析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的土匪活动, 总结其治理经验对现今的社会管理有实践意义。

5. 西南地区。

梁勇《试论民国初年川西的匪患》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0) :文章着力论述了川西土匪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姚兰图《民国前期贵州土匪问题研究 (1912—1926) 》:文章从多角度分析了民国时期贵州滋生土匪的原因, 以及政府和民众对于匪患的治理措施。才秀吉《民国时期青海藏区的藏族土匪研究》文章对民国时期青海藏区藏族土匪的发展历程和历史作用做了系统的研究。高振云《民国时期云南匪患概况及成因》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年4月, 第24卷, 第2期) :通过对民国时期云南地区土匪发展历程的研究, 从而间接地展现出云南社会的发展状况。陈佳春《民国时期云南匪患原因探析》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4) , 第27卷第6期) :文章试图从政治、自然、人文等因素对民国时期云南的土匪做初步分析。

6. 西北地区。

袁文伟《民国时期西北土匪问题研究》:这是一部系统的分析民国时期西北匪患的著作。路瑾《浅析民国时期西北土匪的形成原因与危害》:文章对民国时期西北土匪的产生和发展做了初步研究。

四、东北盗匪问题的研究

宁武《记清末东北三省的几股土匪》文章着力分析了清末东北土匪产生的原因。宁武《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 (文史资料选集合订本 (总第六辑)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分析了清末东北土匪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清末至民国中期东北土匪研究》是系统研究近代东北土匪发展历程的著作。赵中孚《近代东三省胡匪问题之探讨》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8 (7) ) :文章对近代东三省胡匪的产生与发展做了初步研究。曹保明《论中国东北马贼的信仰体系》 (民间文化旅游杂志, 2001 (2) :97) 通过对东北马贼日常生活行为的分析, 进而研究他们复杂的精神世界。田志和, 高乐才《关东马贼》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是近代以来系统研究东北土匪的专著。曹保明《东北土匪》 (《长春文史资料》1987年第1辑第140页) 文章对东北土匪的性质做了系统的研究。

综上所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盗匪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不少的成就, 对于中国盗匪问题的诸多领域都有涉及, 但是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以往的研究多是侧重于探讨个别区域内的匪患问题而缺乏从整体和宏观上去认识匪患问题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相信日后学者随着研究的深入, 会以全新的视角对土匪这一群体下更多的功夫去把握, 必有新的收获。

摘要：近代以来,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剧, 战乱频发, 社会动荡不堪。清政府腐败统治, 人民生活受到残酷剥削, 流离失所被迫落草为寇。各地盗匪问题严重, 引起了中外学者对盗匪问题的广泛关注, 从不同角度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

研究述略 篇5

吴会蓉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成都 610039）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四川师范大学与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1至12日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现史”省级重点学科承办，《四川大学学报》杂志社、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四川师范大学校院共建科研创新团队“中国西南区域研究（1840-1960）”协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民国时期的边疆与少数民族。

8月11日9点，研讨会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院长王川教授主持。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建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中枢教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先生以及四川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研究员出席了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来自京、宁、陕、甘、赣、冀、豫、滇、黔、川、渝、吉、闽、桂等14省市的40余家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108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并聆听了大会的主题发言。

大会主题发言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先生主持。四川大学罗中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主编凌兴珍编审、第二历史档案馆曹必宏研究员、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教授及西南民族大学张世均教授先后作了主题发言。罗中枢对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战略意义、重点研究方向及协同创新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四川师范大学凌兴珍教授考察了国民党中央筹办边疆教育的历史动因、过程、成效及其历史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研究员梳理了1912至1916年间陆兴祺治藏活动的表现及其建议，论述了陆氏在民国时期西藏治理中的贡献与影响。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就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类型、主要现象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教授指出，1874年日本侵台事 1 件发生后，《申报》对其进行了广泛报道，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振兴中国”的讨论。随着申报对这场讨论的展开，民族危机的信息被广泛传播进而为许多国人所知晓。经过申报的讨论，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由接收上升到按受的层面，国家危机越来越强，导致求变、求强、振兴中国的思潮不断涌现。总之，作为晚清社会主要纪录者和晚清社会思潮与变革运动积极参与者的《申报》，对于考察晚清内政与外交、经济与社会、文化与教育及中国近代化的细微进程，均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张世均教授在阐述19世纪后期俄、英构建的印度周边扩张战略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对我国新疆、西藏的侵略造成了中印边界的领土争议，成为当今中印边界领土争端问题的源头。这一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印两国关系及中国的边疆安全、政局稳定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8月11日下午2点至12日下午4点，大会以“民国时期的边疆与边政”、“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物”、“西南区域少数民族与边疆社会”、“民国时期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它相关论题进行分组研讨。在小组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就会议主题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相关议题各抒己见见，畅所欲言，各小组评议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下午4点30分至6点50分，大会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主持。

闭幕式有三项内容。

1、小组总结分组讨论情况

1）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代表第一小组汇报了小组研讨情形

他指出：第一小组的研讨有两大特点：一是史实呈现与现实关怀突出。他谈到，第一小组有99%的论文对史实的梳理极为清晰，对事情前因后果的阐述颇为清楚。同时，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均与现实相关，许多文章对现实提出了好的建议和建言，这是历史研究值得提倡的方向。西方曾在一段时期提倡价值中立，陈先生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历史诞生之时就关心现实。他还援引希洛多德、塔西佗、司马迁与克罗齐的话来证明历史研究除了呈现史实之外，应当关心现实。本组会议的研讨中，关怀现实，为现实提供参照的特点十分鲜明。二是视野宽广、2 兴趣广泛。本组研讨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民国时期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王川、段丽波、黄雪垠、范德伟、秦和平、许建英、周毓华等学者的论文中，尤其是王川先生的文章以小见大，通过1942年的“藏警案”，阐述了这一事件背后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演变，史料充分，用了未公诸于事的戴新三的《拉萨日记》，阐释全面，论证深入，是一篇值得学习的好文章；二是关于民族学与边疆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刘清涛的《商上补议》一文中；三是边疆涉外研究，主要体现在向玉成和张世均的文章中；四是西部边疆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主要体现在李玉、姚乐野、左茜、何芳芳等学者的文章中；五是边疆人物研究，主要体现在邓海春、李金凤、尔布什哈的文章中；六是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研究，主要体现在李峻杰的文章中；七是边疆教育研究，以凌兴珍、周正龙、张晓攀、张屹、徐德丽、成飞等人的论文为代表；八是边疆交通与运输研究，以徐文渊、尚季芳的文章为代表；九是边茶研究，以曹必成、木霁弘、田茂旺等人的文章为代表。陈教授也指出，本组当中，亦有个别学者的论文史实梳理有待改进，对历史时间与史实的把握欠准确；个别学者有赶会的情况，论文未写完或只有提纲和概要，这些是由于时间不足造成的。

2）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代表第二小组汇报了小组的研讨情况

秦教授指出，第二组共有33篇论文，围绕主题展开了讨论，本组讨论具有 目标明确、资料丰富、论述深入等特点。从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关于边政和边疆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培君、汪洪亮、袁剑的文章中；二是关于新疆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段金生、周卫平、付娟、文志勇等人的文章中；三是关于地方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罗群、胡宝华、周真刚、陈沛杉、黄惠运等人的文章中；四是康藏研究，主要体现在边笑非、熊玉文、黄辛建、邹敏等人的文章中。

2、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作大会总结

王川教授从四个方面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这四个方面亦是此次研讨会 的特点：

1）理论讨论充分，现实关怀强烈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民国时期的“边政”、“内政”与“边区”、“边疆” 等概念及边疆学的构建与人才培养等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同时，也对边疆历史人 3 物、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2）海疆、陆疆，涵盖八方

本次研讨会的探讨涉及海疆、陆疆，以陆疆为主；内容范围涵盖四面八方，从东北到西北，从西南到东南，东西南北各方皆有涉及。

3）重视新材料、探讨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本次研讨会既有对传统史料的整理，也重视运用新的档案与日记来探讨 民国时期的边茶、边疆教育、边疆城市、边疆交通等新问题，得出新的结论。

4）沟通各方，科研协同

此次会议老少咸齐，几代芸集，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边疆、民族学学专家，亦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更有崭露头角的一代新秀，他们是边疆民族史地的希望；既有汉族学者，亦有兄弟民族的代表，集汉、藏、彝、满等族于一堂，体现了科研协同的精神。

王教授还表示，此次会议能够办成，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高度重视！感谢列席代表，他们的参与体现了求知的学术精神！感谢会务工作人员，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会议的成功举行提供了后勤保障！

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致闭幕辞

“龙门造像题记”述略 篇6

龙门造像题记如此丰富，与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大规模开窟造像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公元495年至522年，有民工8万多人参与，造像数万尊，镌刻造像题记两千余块，这是龙门石窟造像的第一个高潮。从北魏末年以后，开窟造像逐渐减少，趋向低潮，经过了约一百年的沉寂时期，到唐初又重新活跃起来，至公元640年以后尤其是李治、武则天时期（公元650-710年），唐代龙门造像达到最繁盛时期，形成了龙门石窟造像的第二个高潮。其后又逐渐趋于低潮，断断续续延至清代。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碑版书法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龙门造像题记作为碑版书法的重镇之一，其价值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清代前期，中国书法艺术处于迷茫与探索的阶段，帖学衰敝，已经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当时的书法家们旁搜远绍、上下求索，发现了碑版刻石的价值，汉碑和唐碑逐渐成为取法的对象。后来，魏晋南北朝的墓志、造像题记等也成为书法家托古改制、继承创新的精神偶像与形式来源。那些碑刻经过自然风化而产生的苍茫深厚的金石气，不尽完善却意趣盎然的形式美等，都给当时的书法家以审美享受和创作灵感，他们在开发借鉴的过程中又将时代精神和个人审美趣味注入其中，从而促进了中国书法艺术向更新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到了清代中后期，朴茂恣肆、富于神奇变化的造像记书法更加引起书法家的关注，成为书法学习和取法的重要范本，尤其是龙门造像题记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对龙门造像题记的书法风格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分析，他认为“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中惟法生用圆笔耳。”他将魏碑中按风格大体相近的分为三种，其中龙门造像题记为独立的一种，并提出了“龙门体”的概念，对龙门二十品书法风格进行了进一步的细致归类：

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二种争盟，可谓极盛……龙门二十品中，自法生、北海、优填外，率皆雄拔。然约而分之，亦有数体，杨大眼、魏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沉着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州王、太妃侯、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祐，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荡奇伟为一体。总而名之，皆可谓之“龙门体”也。

在评论龙门石刻时，康有为说道：“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字亦紧密非常……故能择魏世造像记学之，已自能书矣。”在龙门造像题记中，魏刻占有相当一部分。魏造像记是研究魏体字的重要资料，对《龙门二十品》的美，或者说对整个魏碑的艺术特色，康有为曾概括为“十美”：

古今中外，惟南碑与魏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笔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满，惟魏、南碑有之。

康有为对龙门石刻书法风格的评价与归类，是以龙门二十品为中心的。近百年来，每言及龙门石刻书法，则必言“四品”、“十品”、“二十品”，让人有“至今已觉不新鲜”之感。其实，二十品以外还有数量众多、风格多样的题记，它们表现出更多的随意性和真性情，蕴藏着更多鲜活的书法艺术语言和奇妙的书法艺术元素，其可资研究的领域极为广阔，对当代书法创作可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和借鉴。

上世纪70年代，龙门文物保管所对龙门窟龛和造像题记进行了普查和统计，其中，龙门造像题记存有2840品。然而，如此众多的造像题记，却无法为书法研究者和学习者所用。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的正式出版物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龙门四品》、《龙门二十品》、《新编龙门五十品》、《魏刻龙门造像记一百品》。直到本世纪初，我们才有幸目睹到煌煌十册巨制的《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以下简称《全编》）。

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对龙门石窟石刻拓本的搜集由来已久，在馆藏石刻拓本中珍藏有清和民国时期所拓“龙门全山造像记”一套保存数量最多，达两千一百余品，其次还有铁如意斋主人缪继珊专藏中的龙门石刻拓本一千三百余品，此外还有清代著名学者顾千里、四当斋主人章钰等民家专藏中清拓龙门石刻拓本精品数十件。这些藏本的总合无论在其藏本的品种数量上，还是在拓本的质量上均可称最。这套《全编》就是由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有关专家对这些拓本进行出版整理，以民国时期所拓的“龙门全山造像记”为主，缪继珊藏本为补充，有相同副本者选用名家专藏中的精拓本，将馆藏龙门石刻拓本全面整理，去其相同者和字格漫漶多不可识者，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择选，共精选出2016品，汇辑出版。每张拓本旁有简要的文字说明，记述拓本的题名、馆藏编号、镌刻时间、所在洞窟名称、拓本的长宽尺寸和少量的考证文字，以供读者参考。这套《全编》，以历史朝代为序，无纪年者分附其后进行排列，汇辑成精装八开本共十册，印刷素雅、精美、清晰。首册列有“凡例”，末册编排有“题名笔画索引”，便于读者查阅检索和临习。

龙门造像题记都是刻在摩崖石壁上的，与其他的碑刻还是有一些差异，这是由于它们之间在刻法上的一些不同造成的。摩崖刻石为天然石壁，多凹凸不平，石纹、石筋等随意分布而又变化多样，并时有裂缝、崩坏之处，岩石的石质又往往不均匀，这些自然条件限制了摩崖石刻对精雕细凿效果的追求。摩崖刻石往往是在立面甚至仰面的摩崖石壁上，有的甚至属于“高空作业”，这就加大了书写、镌刻的难度，但却从另一个侧面增加了龙门石刻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因为无论书丹者还是镌刻者有时必须要随势造像，在字的结体、布势乃至通篇的布局处理上，显示出独特的风貌。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碑刻，包括汉碑、北魏墓志等，都是一块块独立的石碑，选石材时往往会选取相对好的石料，碑面的平整性也会打磨得好些。书丹还是镌刻，都可以把石碑放在一个令他比较舒服的位置上，从正面、侧面等角度进行操作，镌刻者可以采用以刀就石，变换执刀方式、入刀角度等来制作。而摩崖上的造像题记的刊刻就比较麻烦，以刀就石会受到种种限制，只能从正面的角度来操作，所以，造像题记的刊刻方式有其独特性，有些刀法以及所形成的镌刻效果主要见于造像题记中，在墨迹、碑刻和墓志等种类中相对少见，这些独特效果的点画的形成正是由于造像题记刊刻的通行刀法所致。由此也就对龙门北魏造像题记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张羽翔先生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龙门北魏造像记书法研究》中，将龙门北魏造像题记书法风格进一步细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雄奇角出，方笔崚嶒。此类造像题记呈现出的外在形态是“方”，锋芒毕露，线质方，结字也是方中趋扁。这种风格的造像题记在龙门中最多，故近现代学者和书家将龙门北魏造像题记称为方笔之极轨。方笔，加上方中趋扁的结字方法和向右上倾斜的体势，构成了后世所称的典型的魏碑体风格。《比丘慧成造像记》、《解伯达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高树等造像记》等堪为代表。

第二类是平正工稳、隶楷兼容。在龙门北魏造像题记中，纯粹以典型隶书体书之者几乎不见有，结体和点画带有隶书笔意的也不多见，代表性的有《高思乡造像记》、《妙光造像记》、《道守造像记》、《比丘惠造像记》、《鲁众造像记》等。

第三类是朴拙浑劲，峭拔精悍。这类题记线质硬朗、结体方中带长，撇、捺多收敛，有古拙意，如《郑长猷造像记》、《法文法隆等造像记》、《仙和寺尼道僧略造像记》、《昙衾造像记》、《惠诠等造像记》、《静度造像记》等。

第四类是恣肆随意、天趣盎然。此类风格不拘小节，有不少是以单刀凿成，线条较细，多有崩剥，颇有苍茫感，如《李庆兴造像记》、《惠感造像记》、《慧智造像记》、《法兴造像记》、《孔妙姬造像记》、《杜永安造像记》、《知因造像记》、《祖仁等十七人造像记》等。

第五类是潇洒俊爽，写意盎然。此类风格以二十品中的《慈香造像记》为代表，其结体、用笔带有行书之韵，多用圆笔，书风俊爽秀整，潇洒自如。另《黄法僧造像记》、《曹连造像记》也颇有代表性，在神韵上极似钟繇小楷。

第六类是宽博冲和，含蓄蕴藉。龙门北魏造像题记中有一类风格比较独特，如《元详造像记》、《法生造像记》、《元祐造像记》、《杜迁等二十三人造像记》、《赫连儒造像记》等。这类题记方圆互现，结体宽博，字距、行距较大，章法疏朗，颇有冲和含蓄之致。

第七类是朴厚茂密，圆融畅达。这类题记代表性的有《惠寿等造像记》、《苏文好造像记》、《法衍造像记》、《黄元德造像记》、《刘洛真造像记》、《白房生造像记》、《尹静妙造像记》、《王永安造像记》、《丁辟邪造像记》、《法云等造像记》等，线质厚重圆通，章法茂密，浑然一体。这种风格的形成，是由于斑驳的岩面自然风化、剥蚀以及书、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作为魏碑书法中具有代表性风格的龙门造像题记，对于一个书法爱好者和研习者来说，具有很重要的学习和借鉴价值。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极言造像题记之可师，魏碑无不可学，并对学习次序进行了说明，强调学习龙门造像，须得执笔之势：

寸字方笔之碑，以龙门造像为美。丘穆陵亮夫人尉迟造像，体方笔厚，画平竖直，宜先学之。次之杨大眼，骨力峻拔。遍临诸品，终之始平公，极意峻宕，骨格成，形体定，得其势雄力厚，一身无靡弱之病，且学之亦易似。吾教十龄小女作书，十二日便有意势，且有拙厚峻秀之气矣。

北魏中若杨大眼、魏灵藏、惠感诸造像，巨刃挥天，大刀斫阵，无不以险劲为主，若不得执笔之势，如何能之？

康氏认为，掌握了龙门造像题记书法，则骨格成，形体定，得其势雄力厚，再学其他魏碑，就易于脱变。

沙孟海先生在谈到古代摩崖碑刻时也曾说：“北魏，北齐造像最多……这些字迹多有天趣，可以取法。”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多元化的时代，广泛涉猎、学习或借鉴古代的书迹、文字刻石等，都将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学习、研究龙门书法仅仅局限于前人所选定的“龙门二十品”的范围显然是不够的，还有很多的造像题记书写和镌刻都非常随意，甚至未经书丹而随意镌刻，有很多很小的题记千变万化，它们不计工拙，率尔信手，那些文字，造像奇特，天真烂漫，意趣盎然，更显质朴稚拙之趣，充满了真情实意和奇思妙想，可以激发人们的创作灵感。那些形式比较粗糙的造像题记，经过千百年风霜雨雪的侵蚀、风化，表现出朦朦胧胧、斑斑驳驳的残缺美的造像题记，或许能给人以无限的审美遐想和启迪。经过进一步加工完善，从它们中均可以开创出新的书法风格面貌。

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是造像的附属品，内容大多较简单，有一定的格式。北魏时由于造像题记数量大，不可能每块都精雕细刻，那些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吏的造像题记，由书法名家或善书者书丹，由技艺高超、熟练的工匠刊刻，如《始平公造像记》出自朱义章之手，《孙秋生造像记》出自萧显庆之手，《皇甫公造窟碑》出自王实之手，《公孙思明造像记》出自张润之手等；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的造像题记，则是出自职业的佣书手、经生或民间的书丹者之手，有的甚至根本没有书丹就刊刻，这些题记有不少是技艺一般或生疏的刻工刊刻，也就是说龙门造像题记大多为民间书手所作，可将之归为民间书法，它不为传统书法束缚，在传统书法的基础上，掺用了比较粗犷刚健的笔画和错落自然的结构，表现出雄强泼辣和朴拙浑厚的风格，可称作魏碑的典型。北魏许多有名的碑版大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在笔法和结体上吸收了它的特点，形成了北魏一代特有的书风。

魏碑的历史贡献在于：它以丑拙雄强的独特风格为书法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魏碑造像题记变化了隶书的笔形、笔势和结构，乃至于章法，变出了千姿百态的楷体，呈现出无数奇伟诡丽的书境。唐朝书法就是既吸收魏晋南北朝的灵巧大方、遒润和雅的南方书法的韵致，又融合以魏碑为代表的朴拙雄浑的北方书法的气派，从而登上了晋代以后的书法新高峰的。

有唐一代，书法名家群才辈出，创造出楷书的不同风格，龙门唐代造像中就有不少书法精品，如《伊阙佛龛碑》系一代书家褚遂良的手迹，这是褚氏46岁时的作品，其结构雄浑秀逸，笔力挺劲，全碑呈现庄严博大之气势。刘熙载称它“兼有欧虞之胜”，连尊魏卑唐的康有为也称其“清虚高简”。尽管该碑笔法不像褚氏后期作品那样有轻重虚实对比，结构上也过分追求严整而使一些字显得板滞怪僻，但它却显示出褚氏晚年力作《雁塔圣教序》那种代表褚氏独特成就的“褚体”的发展轨迹。该碑碑额是褚氏仅存的篆书，较之唐代一般碑额志盖上肥俗的篆书，也算是出类拔萃了。其他如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记》，韦利涉书《韦利器造像记》，《敬善寺石像铭》、《韩曳云造优填王像龛记》、《常才造金刚经》、《牛氏像龛记》、《龙门铭》等，均为龙门唐宋书法精品，对研究唐代以来的书法发展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唐代的大书法家欧阳询，其楷书较多地吸收了北朝特别是魏碑书法的某些特点，刚健挺拔，戈戟森严，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较之虞世南楷书更有新意。其他书法家如褚遂良、李邕、颜真卿等的书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魏体书风的影响，而形成各自的新面貌。正如潘伯鹰先生所说：“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南北朝千门万户的字形和风格的广沃基础上生根发芽的。”可以说，魏碑书法为唐楷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营养。到了清代，像郑板桥、金农、邓石如、何绍基、伊秉绶、张裕钊、赵之谦、康有为乃至民国的于右任、李叔同等都从魏碑书法中吸取了丰富的养分，创造出各自书体的新面貌。

杜诗研究常用书版本述略 篇7

(1) 《北京图书馆馆藏杜甫诗集书目》 (北京图书馆1954年油印本)

(2) 《浙江图书馆馆藏杜诗书目》 (浙江图书馆1956年油印本)

(3) 《成都杜甫草堂所藏杜诗书目》 (成都杜甫草堂1956年初编油印本, 1958年重编本, 1959年《增补目录》)

《杜甫纪念馆馆藏杜集目录》 (在上列书目基础上增订而成, 发表于《草堂》1981—1984年连续七期, 后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丁浩《书海拾贝———杜甫草堂馆藏精品版本卷》)

(4) 万曼《杜集叙录》 (发表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 后收入中华书局1963年版《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 又收入中华书局1984年版万曼《唐集叙录》)

(5) 马同俨、姜炳炘《杜诗版本目录》 (收入中华书局1963年版《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

(6) 周采泉《杜集书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 郑庆笃、焦裕银、张忠刚、冯建国《杜集书目提要》 (齐鲁书社1986年版)

(8) 张忠刚、赵睿才、綦维、孙微《杜集叙录》 (齐鲁书社2008年版)

以上八种书目中, 后三种收书较多, 题解较详, 尤以第八种搜罗最为宏富。这些书目无疑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但是一般研究者其实用不到这么多的参考书, 即令可能用到一些冷僻的书, 在一般的大学或城市图书馆也找不到。因此, 我在前列书目的基础上, 删繁就简, 取杜诗研究最为重要最为常用的十余种参考书, 依次标明较好及易得之本如下。

一、历代重要杜集校注本

(一) 宋本

1.《宋本杜工部集》二十卷, 宋王洙编。

无注, 校勘白文本。传世杜诗搜罗较为完整, 并保存大量异文。此本为后代所有杜集之祖本。王洙原书是否刊行不得而知, 后经王琪刊行流布天下, 而王琪镂刻之原本今亦不存, 可见者为毛氏汲古阁所藏宋本, 为两种相俪之南宋刻本, 现存上海图书馆。1957年商务印书馆据此影印出版, 列为《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全书线装六册, 共二十卷, 卷一至卷八为古体诗, 卷九至卷十八为近体诗, 共1410首, 末二卷为文赋, 计28篇。前有王洙记, 末附元稹铭、王琪后记、裴煜补遗9篇、毛扆跋、张元济跋。须注意者, 其他宋本中有所谓王洙注, 而此本王洙记、王琪后记皆未言作注事, 王注实为北宋邓忠臣注, 因邓入元祐党人碑, 刊刻者乃托名王洙。他本校文曰王洙则出王洙无疑也。

2.《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宋赵次公注, 今人林继中辑本。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载:“赵次公注杜诗五十九卷。”赵书卷首自署《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 后人或称《杜诗正误》, 或称《杜诗证误》, 或称《赵次公注杜甫诗集》, 为今存最早之杜集编年注本, 亦是宋注中造诣最深、影响最大者。惜全本已佚, 今存残本有二:一为明抄本, 十巨册, 有1916年沈曾植跋, 今藏国家图书馆;一为清康熙抄本, 封里有许承尧题记, 乃明抄本之过录本, 今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两本皆二十六卷, 计末帙七卷、成帙十一卷、已帙八卷 (末、成、已当是丁、戊、己, 系书贾涂改) , 以编年为序, 起《宴戎州杨使君东楼》, 止《聂耒阳书致酒肉疗饥荒江》。宋代以来注本多有称引, 今人林继中辑为《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一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

3.《九家集注杜诗》, 宋郭知达编。

收王安石、宋祁、黄庭坚、王洙、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次公九家杜注, 删伪苏注偶有未尽, 宋代重要杜注尽在于此。郭氏自刻蜀本称《新刊校订集注杜诗》, 已佚。曾噩重刻于广东漕司, 三十六卷, 原刻亦佚。今存曾噩覆刻传世者有两个残本:一为皕宋楼原藏宋本, 存卷六至卷十一共六卷, 三册, 后归日本静嘉堂;一为铁琴铜剑楼原藏宋本, 存三十一卷, 抄补五卷, 现下落不明。上世纪三十年代, 张元济曾借得铁琴铜剑楼藏本制成铅皮版, 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付印。1982年中华书局用这份铅皮版打样重新制版影印, 缺页处用清嘉庆翻刻本抄补, 成两函十六册。此清嘉庆翻刻本, 名《九家集注杜诗》, 为清代以来较通行之本。另有明刻本, 四库全书本, 台湾大通书局据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杜诗丛刊》本, 洪业据嘉庆刻本翻刻《杜诗引得》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缩印《杜诗引得》本, 等等。

(二) 清本

1.《钱注杜诗》, 清钱谦益注。

钱氏于明末作《读杜小笺》、《读杜二笺》, 入清后请朱鹤龄加以补葺, 未几与朱氏反目, 乃增益其书成《杜工部集笺注》, 后经族孙钱曾补充纂订, 由季振宜静思堂刊行, 书名《钱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诗》。此书极为精要, 采用文史互证方法, 深求诗旨, 多所发明。清末民初有多种版本, 今日较为通行之本为台湾大通书局《杜诗丛刊》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 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以上三本皆据静思堂本影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据静思堂本断句铅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于1979年、2009年两次重印。

2.《杜工部诗集辑注》, 清朱鹤龄注。

朱氏注杜得到钱谦益的奖掖, 本欲与钱注合为一书, 后因观点相左, 遂自刻其书。朱注大力删汰前人见解, 于经史典故及地理职官考据分明, 为清初钱注外又一重要注本。此书今传康熙间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 二十三卷, 前列钱谦益序, 收诗1457首, 文赋32首。又有乾隆间金陵三多斋翻刻本, 因避查禁, 抽去钱谦益序, 书名改为《杜诗笺注》。1976年日本吉川幸次郎据万卷楼本影印, 收入《杜诗又丛》。2009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韩成武等以万卷楼本为底本校点的排印本。

3.《杜诗详注》, 清仇兆鳌集注。

仇氏此书体例完备, 校勘、编年、分段、讲解、集注、汇评, 应有尽有, 又征引繁复, 前代注本及各种诗话搜罗殆尽, 故虽有繁冗之弊, 但仍不失为集大成之作。作者在翰林院编修任上撰成此书, 并进呈御览, 今上海图书馆所藏《杜诗详注》二十四卷写本可能即为进呈前所录副本。作者在世时刊行两次, 分别为康熙四十二年二十五卷初刻本, 康熙五十二年二十七卷增订重刻本。清代另有四库全书抄本及各种刻本。民国以来有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康熙刻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铅印本, 书名作《杜少陵集详注》;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万有文库本;1956年台北健康书局“国学基本丛书”影印本;1962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王夫之等人手批本;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本 (情况不详, 见黄永武《杜甫诗集四十种索引》) ;1979年中华书局标点排印本。诸本中以中华书局本为最善。

4.《读杜心解》, 清浦起龙解。

此书专注于体察诗人之心, 颇多新见。有雍正二年至三年浦氏宁我斋自刻本。1999年齐鲁书社影印宁我斋本, 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华书局1961年据宁我斋本标点铅印, 分为三册出版, 2000年第四次印刷起改为两册, 为最常见之本。1974年台湾大通书局据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影印, 收入《杜诗丛刊》。另有多种清刻本。

5.《杜诗镜铨》, 清杨伦注。

此书广采众家, 平正通达, 简明扼要, 是又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在清代诸本中流传最广。今所见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七年阳湖杨氏九柏山房刻本。同治十一年吴棠于成都四川节署刊刻, 是为望三益斋刻本, 后之翻刻者, 多依此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九柏山房刻本标点铅印出版,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新一版, 为最通行之本。台湾有新兴书局本 (情况不详, 见黄永武《杜甫诗集四十种索引》) 。

(三) 现代选本

1.《杜甫诗选》, 冯至选, 浦江清、吴天五合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此书注释简明, 不作征引。

2.《杜甫诗选注》, 萧涤非选注。

萧涤非《杜甫研究·下卷》1957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9年该书略加修订, 更名为《杜甫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收入《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下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是建国后大陆出版的最重要的杜诗选注本, 贯彻了“人民诗人”和“人道主义诗人”的观点。注重以杜注杜, 多有发明。

3.《杜甫选集》, 聂石樵、邓魁英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此书注重以史证诗, 引证丰富。

4.《杜甫诗选评》, 葛晓音选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此书注释简明, 评说妥帖而新颖, 显示出对杜甫精神人格和诗歌艺术的高度敏感。

二、研究著作举要

(一) 古代

1.《杜臆》, 明王嗣奭撰。

此书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 逐首讲评杜诗1268首, 深刻透辟, 精彩纷呈。王氏此稿成于明末, 未曾刊行, 至仇兆鳌《杜诗详注》大量征引始为人所知。手稿五册, 以仁、义、礼、智、信为次, 现藏上海图书馆。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此稿及王氏《管天笔记外编》一并影印出版, 1963年又单独将《杜臆》排印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1963年排印本略加修订重印行世。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须注意者, 仇兆鳌征引文句与王氏稿本常有出入, 所据可能为其他未知抄本。

2.《读杜诗说》, 清施鸿保撰。

此书以订正仇注为主旨, 反对穿凿附会。施氏生前未曾刊行, 今人张惠剑购得其书并加以校点, 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铅印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略加修订出新一版。

(二) 现代

1.《情圣杜甫》, 梁启超著。

原为作者1922年5月21日为诗学研究会所做讲演, 初发表于《晨报副刊》1922年5月28、29两日, 后收入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 又收入中华书局1962年版《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另有《饮冰室合集》本。该文以个人生活和感情的新视角重新刻画杜甫形象, 开一代学术新风。

2.《杜甫》、《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闻一多著。

《杜甫》为未完稿, 原载《新月》1928年第一卷第六期。此文以热烈的诗笔为杜甫画像, 颇具感染力。《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初载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一至第四期, 有开明书店排印本。此文开创年谱新体例, 引入文化背景以丰富对杜甫生平的叙述。以上两文后来都收入论文集《唐诗杂论》。该书有多种版本, 以湖北人民出版社《闻一多全集》本为善。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有傅璇琮长篇导读。

现代重要杜诗研究著作尚有多种, 如程千帆《杜诗伪书考》, 冯至《杜甫传》, 萧涤非《杜甫研究》, 朱东润《杜甫叙论》, 陈贻焮《杜甫评传》, 曹慕樊《杜诗杂说正续编》, 莫砺锋《杜甫评传》, 等等, 因时代较近, 版本较少, 也比较常见, 故不为赘辞, 仅举梁、闻二先生开创性著作以备体例。

摘要：杜诗历代版本异常丰富, 相关研究著作亦夥。作者于诸种杜诗专门书目基础上, 删繁就简, 取杜诗研究最为重要最为常用的十余种参考书, 依次标明较好及易得之本, 庶几有助于初学。

关键词：杜诗研究,杜集校注本,研究著作

参考文献

[1]张忠刚, 赵睿才, 綦维, 孙微.杜集叙录[M].济南:齐鲁书社, 2008.

神经营销相关研究成果述略 篇8

关键词：神经营销学,研究成果,展望,探索

一、神经营销在消费领域的突破成果

(一) 潜意识对消费决策十分重要。

以往的营销调查是建立在消费者在面临消费选择是能够完全自知选择特征的假设之上的, 因此, 所得出的消费决策过程模型也建立在“完全自知”基础之上, 如经典的AIDA (awareness, interest, desire and action, 知晓-感兴趣-希望-行动) 模型。因而问卷调查法成为传统营销的常用方法。

但是, 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却告诉我们:消费者对自己的需求, 并非都是自知的。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史蒂文·库兹认为, 运用传统的问卷调查, 并不能如神经营销学一样, 揭示出大脑潜意识当中的需求。因此, 传统的“文案测试” (copy testing) 方法, 难以有效得到类似AIDA模型中的各变量真实情况, 而神经科学为揭示人脑这种潜意识需求提供了可靠方法。

2002年, 哈弗商学院教授杰拉尔德·萨尔特曼提出, 把被试者在阅读图片的事后所记录下f MRI的数据与其他指标一起, 进行联合分析, 可最终得到消费者的“心智地图”。他认为“人们经常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消费者95%的想法来自于潜意识, 而传统研究方法基本上触及不到”。

(二) 质量不一定是购买的最终因素。

2004年, 蒙塔古教授等人重新对“百事挑战”的事例进行了翻新, 他们研究表明:口味并不是这场可乐大战中的“关键因素”, 品牌才是。品牌对消费者的作用是高级认知功能区域活动的结果, 此时, 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区域被高级认知所取代。这个著名的实验证明了:产品的质量并不一定是购买的最终决定因素。

(三) 品牌的接受过程是从低涉入的潜意识开始的。

根据“百事挑战”的新结论, 我们可以知道品牌是人们的高级认知活动, 那么他又是如何让在大脑中建立起来的呢?对此, 我们可以在2001年科林 (Colin) 的《广告的隐蔽力量:低涉入过程怎样影响我们选择品牌的方法》一书中找到解说答案。该书根据相关的神经科学理论及成果, 建立了广告对消费者的作用模型。该模型认为品牌吸收过程 (接受过程) 是通过低涉入度的潜意识处理来实现的, 其内容包括长期记忆、内隐记忆和内隐学习等。而这些内容有利于找出合适新客户的广告制定方案或策略。

(四) 对广告的消费者神经反应研究可为神经营销策略提供依据。

神经营销学本质上是为应用服务的新兴科学。其有关神经反应区域和脑电特典的基础研究成果, 常常能够直接为制定广告策略、营销策略提供依据。

2004年前后,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德国汽车公司合作, 做了一项关于汽车品牌的实验。该研究发现当被试者看到名牌汽车商标并想象自驾的时候, 与看到非品牌汽车相比, 大脑内测前额品皮质的神经元有明显的活动。而这一区域和“处理自我讯息”有关, 即当人们感受到所接触的外在世界和自己有高度相关性或者比较熟悉、亲切的感觉时, 这个区域的神经元活动便会增加。这为体验式销售提供了神经学上的依据。

二、大脑结构功能探索

神经营销科学已经确定了与处理产品、价格、广告以及零售品牌有关重要的大脑构造部分。然而, 关键的是谨慎的解释神经的激活模式。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中, 某个特定区域的激活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一) 麦克卢尔等人通过实验得出作为刺激的积极加强行为的奖励编码依赖于学习期望、背景等奖励幅度, 处理奖励行为的脑部结构通常用“奖赏系统”来概括。这种不同脑区间的复杂网络在了解消费者的行为上起了重要作用。一般来说, 奖励系统可以看作一个复杂的评价系统, 具有各种功能的不同的大脑结构的紧密连接网络, 比如伏隔核、眼眶皮质、杏仁核。奖励系统也在产品的偏好和品牌忠诚上发挥了作用。伏隔核是腹侧纹状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属于中脑边缘的多巴胺系统, 往往与快乐的追求有关。恩科和克努森等人指出, 伏隔核参与了产品偏好的形成。对传入的刺激的奖励评价首先是被分配给了眼眶皮层。恩科和安布勒等人进行的研究显示眼眶皮层对于评价外来刺激的重要性。要记住感官刺激的奖励价值, 前额叶皮质在奖励过程和行为的出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另一个相关研究比较有趣的问题在于人脑内的惩罚编码。惩罚刺激被定义为回避行为的诱因, 人们会为了逃避惩罚而去想办法。初级刺激所诱导的比如身体疼痛、难闻的味道等;神经营销科学和神经经济学最近研究发现, 这种神经机制也可以被相关经济刺激激活, 比如提出了不公平的看法等。参与惩罚处理的脑结构中, 有眼眶皮质、杏仁核和脑岛皮层;这些区域也和奖励系统相符合, 这里要提出的是脑岛皮层, 它是主要处理厌恶刺激的结构的, 同样它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未开发的状态, 但它也确实参与了处理损失的预期以及不公平待遇的看法。

(三) 决策可以被视为人们对一种情况评价和对适当行为的选择。对于消费者研究来讲, 对决策的过程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消费者已经做出了具体的决定。前额叶皮层是一个与决策相关的非常重要的脑部结构, 它除了与情感结构的相互作用以外, 这个大脑区域在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额叶皮质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来满足不同的功能:眼眶皮质、腹内侧皮质和背外侧皮质。

(四) 与营销相关问题的脑研究方法的应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首先, 神经系统科学的测量方法能产生更多客观的结果, 希望在影响人类行为的无意识和自动处理过程中得到更多更详细的理解;其次, 神经营销学这种跨学科的方法能够得到重新的配置和改善, 神经营销学还处于新兴阶段, 目前调查大多数是有针对性的基础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神经营销学一个重大的贡献在于对情感以及情感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作出了一个研究突破, 消费者不再被认为是完全理性的, 因为情感、潜意识发挥了作用。

三、神经营销研究阻碍

(一) 自身局限。

正如任何新方法一样, 神经营销科学也面临了一些挑战, 总体来说有一下几个方面;其一, 人脑器官十分复杂, 神经营销学虽然能够运用相关设备和技术对大脑的活动展开相关研究, 但是这个研究不仅仅简单的从A区域到B区域控制不同的行为, 事实上, 人体的行为活动需要脑部很多区域协作才能共同完成;其二, 目前所进行的实验研究大多是在非自然环境下进行的, 人脑活动会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 我们很难保证在非自然环境和自然环境下的实验结果相同;其三, 迄今为止的神经营销实验结果需要进一步扩大和验证, 主要体现在具体受实验者的数量相对较少, 而相对简单的实验设置方法也是问题之一;其四, 因素的有效性会引起怀疑;其五, 通过神经营销学的技术方法而得到的决策依据并不一定适合整体及具有关联性的事项;其六, 神经营销往往要依靠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设备、光学成像设备及磁共振成像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来完成对大脑活动的观测, 然而这样的推广力度会小很多。

(二) 外部障碍。

神经营销引发了一些关于把这些一起用于市场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伦理问题, 它是用认为操纵的方法把一些不必要的商品卖了那些没有警觉的人们, 并最终扭曲市场的关系?或者说, 这只是一个新的、更加科学先进的研究消费者兴趣的方法?磁共振技术的应用仍然存在着伦理问题, 运行一个这样的设备需要成本较高,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只有少数大学或者医院能进行实验, 有观点认为, 磁共振技术应更好的被用在研究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等疾病当中去。

四、神经营销学研究展望

神经系统科学技术已经在专业营销问题的研究上应用了几年, 神经营销却才引起科学家们的关注, 这里要强调的是, 那些有违道德的、根本性错误的、可能引起对人损害的神经营销观念不能盲目的用到专业市场研究当中去。神经营销领域应当被看做是对未来研究的一个合理重要的区域, 它呢鞥狗使人们在几位重要的场合下去理解人类的行为。将神经影像运用到营销问题的研究中, 使我们对营销方法的影响有更清晰的了解, 同时也帮助我们解决与商业的有关问题, 以及找到现在仍然难以解答的问题。

神经营销不仅用于商业中, 还进一步发展了对当代人类社会批判领域的理解。神经营销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研究领域, 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神经影像来解决。我们希望在神经影像以及营销研究团队中, 对神经营销问题引发更广泛的注意, 同时扩大神经营销和其他神经影像应用的讨论范畴, 专业的神经营销研究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答案部分现代生活中的人类活动。

五、结语

目前看来, 神经营销学的研究更多是在消费者购买行为决策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当然, 我们承认这些领域的研究是很有意义, 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 仅限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远远不够。因此, 在未来的神经营销研究中应该加大关注非消费水平等问题, 以达到拓宽关于神经影像运用到营销研究中去, 结合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 未来应该加大对神经影像营销研究的信任。

参考文献

[1]甘碧群.传统营销面临新经济的挑战[J].南开管理评论.2002 (5) :30-31

[2]马庆国, 王小毅.从神经经济学和神经营销学到神经管理学[J].管理世界.2006 (3) :139-149

[3]张俊峰, 陈志刚.浅析神经营销[J].消费导刊.2007 (10) ;245

[4]魏景汉, 阎克乐.认知神经科学基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393-404

研究述略 篇9

自夏代末年起, 就已有了中国古代华夏人民与外族发生音乐文化交流的最早记载。秦汉以来张骞通西域而带来的“丝路热”, 促进了西域文化与华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开始传入并已十分盛行, 一些西域传入的佛曲得到流传。许多西域音乐家来到中原, 他们在内地长期从事音乐舞蹈活动, 对传播丰富多采的西域乐舞作出很大的贡献。闫江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音乐交流研究》 (安徽大学, 2007年) 中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详细阐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情况, 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六个方面的特点, 并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交流的影响与意义。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高度开放的阶段, 中外音乐文化的双向性交流达到空前的程度。由于“丝绸之路”的作用使得中国与欧洲、日本等国也有了更加频繁的往来。当时的音乐文化吸收了国内各民族和中亚各国的音乐成分, 独特新颖的盛唐音乐又对世界各国, 尤其对亚洲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体的交流情况可见王璟《小议隋唐时期的中外音乐交流》 (《史学月刊》, 2006年第8期) 、涂颖颖《试述隋唐时候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 (《安徽文学》, 2008年第9期) 等文。

在陕西关中地区正式发掘的唐代壁画中有22座关于乐舞的壁画。在这些奏乐图中, 竖箜篌、琵琶是经常出现的乐器。梁勉的《从唐墓壁画中的竖箜篌谈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文博》, 2008年第5期) 一文就根据对竖箜篌的历史的追述、新疆出土的竖箜篌实物的分析、唐墓壁画中出现的竖箜篌图像的描述、分析来论述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

到了宋代, 中国的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移的方式在发展。元朝统一以后, 版图辽阔, 海上交通日益发达, 这样就更便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苏日娜在《试析元代的统一对音乐交流与发展的促进》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8年第2期) 中对蒙古族在元帝国时期创造了蒙古族音乐的辉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认为主要有三大方面:元朝在统一过程中对其他民族音乐精华的吸纳;蒙古统治者重视音乐的发展并设立专门机构来掌控音乐;元朝的对外经贸交流, 使蒙古族音乐得以广泛传播。

清朝后期, 帝国主义的大炮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屈辱的同时也开启了一扇窗, 使中国人得以窥见域外世界的新鲜图景。此时新式学堂的学堂乐歌以及“新音乐”的兴起, 使传统音乐失去了它的主导地位, 新音乐、传统音乐三重样式并存的格局开始形成。谢瑾《康熙时期西乐中传之思考》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03年第1期) 一文从康熙时期西乐中传的一系列首创性事件出发, 阐述了当时西乐传播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 进而从政治、外交、历史主体等角度分析了当时西乐中传过程中出现重大进展与种种局限并存的原因。

近代, 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推动力量, 主要是中国留学生和一部分外籍音乐家的艺术活动。他们在中外音乐文化教育交融的创造性发展中迈出了新的步伐。吴少静、黄少枚的《近代福建对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兴盛》 (《人民音乐》, 2005年第6期) 一文在搜集各方面史料的基础上, 对1840年以来福建对外音乐交流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述。通过该篇文章可以从交流的角度初步了解近代福建音乐发展的状况:一方面有利于海外华人音乐文化寻源, 激发年青华裔母体文化意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增强华人文化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有助于客观地看待福建省基督教音乐及其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自汉代佛教的传入开始, 中印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流。古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广泛接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唐代, 中印之间的交流达到了一个高潮, 步入其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郭骅在《中印音乐交流索迹——秦腔音调与印度“拉格”音调的某些异同》 (《中国音乐》, 2007年第1期) 中对秦腔音乐中的某些音调和印度的一首维纳琴独奏音乐进行了比较, 认为二者具有相似性和同源性, 并进一步认为印度的这首维纳琴独奏音乐源出中国古代秦地之音。李未醉则在《略论古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音乐交流》 (《人民音乐》, 2004年第10期) 中从古代中国音乐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印度尼西亚音乐传入中国两方面表明了古代印尼音乐舞蹈具有高度发展的水平, 反映了中、印尼两国具有密切的政治关系, 是中国与印尼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中英音乐交流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外音乐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容给予中国音乐以重要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李云《中英音乐交流的三个阶段 (1793—1949) 》 (福建师范大学, 2006年) 一文在史料的基础上, 着重从音乐交流的双向性出发, 对1793——1949年间中英音乐交流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研究。通过三个阶段的分别论述, 对中英音乐交流的漫长历程、丰富内容、主要影响等进行分别的讨论, 在理清中英音乐交流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 进而认识了中英音乐交流的基本面貌及其在中英音乐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李未醉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如《简论古代中缅音乐文化交流》 (《交响》, 2003年第9期) 、《论古代中国与泰国的音乐交流》 (《人民音乐》, 2007年第1期) 、《论古代中国与马来西亚的音乐交流》 (《交响》, 2008年第3期) 等, 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章还有像李未醉、苏前忠《简论古代中越音乐交流》 (《交响》, 2002年第12期) , 李未醉、江艳《简论古代中国与朝鲜的音乐交流》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第1期) , 纪维剑《浅谈古代中韩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人民音乐》, 2008年第7期) 等。

近年来, 还出现了像杨和平《从20世纪前半叶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看“中西音乐关系”的问题》 (《乐府新声》, 2000年第3、4期) 及董焕玲《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外音乐交流》 (《中国音乐》, 2007年第4期) 等这类研究观点、研究角度较为新颖的文章。杨文认为探讨“中西音乐关系”问题应以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事实为依据, 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大文化发展的背景中进行考察;透过中国近现代史其它文化领域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关系”问题进行梳理、比照, 从而全面深刻地揭示近代以来, 音乐领域反映出的“中西关系”问题的独特存在方式、本质、价值体系和理论基础。董文则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 分析了音乐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这种跨文化交际形式对促进世界音乐文化繁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 21世纪以来的中外音乐交流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其研究内容、研究方式更为丰富多彩。研究中运用的新方法, 也使研究的成果更为多样化。但在其中也存在着的一些疑点与盲点, 仍需我们继续努力地挖掘新的史料使它得以更好地解决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2]陈艳霞.华乐西传法兰西[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8.

[3]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中药复方防治糖尿病肾病研究述略 篇10

1 DN的发病机制

1.1 中医观点

祖国医学认为,肾虚挟瘀乃DN的主要病理基础。DN的病机特点为:病变初期,阴虚为本,涉及肝肾,以肝肾气阴两虚、络脉瘀阻为主;病变中期,阴损耗气损阳,伤及脾肾,以脾肾阴阳两虚、络脉瘀阻为主;晚期气血阴阳俱虚,脏腑功能受损,浊毒内停,水湿潴留,诸证蜂起。时氏指出DN的基础是阴虚,病机的演变为阴虚-气血两虚-阴阳两虚。周仲英等则提出“三热论”,因甘肥厚味壅遏脾胃,积湿生热,湿热蕴结,化燥伤阴;五志过极,气郁化火伤津;劳欲过度,损耗阴精,或素体阴虚,则燥热内生,伤阴耗气,久则“湿热”、“燥热”煎熬津血,血液粘滞,运行不畅而致络热血瘀。“瘀热”淤滞,津液难以输布,同时,阴虚津不化气,进而气血两虚。属本虚标实,“三热”为标,气阴两虚为本。

1.2 西医观点

目前一般认为,DN的发病机制主要包括肾血流动力学异常(肾小球高滤过),多元醇途径的激活,蛋白质非酶促糖基化作用,脂质代谢异常,氧化应激,蛋白激酶C活化,细胞外基质成分合成与分布的不平衡,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血小板活化因子(PAF)、白介素-1(IL-1)、IL-6、肿瘤坏死因子(TN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内皮素(ET)、一氧化氮(NO)等的异常分泌,血液流变学变化,遗传易感性等多因素、多途径相互影响,最终导致DN的发生[1,2]。

2 临床观察

宋述菊[3]用糖肾康复汤(黄芪、薏苡仁、桑椹子各30g,苍术、佩兰、益母草各15g,陈皮、半夏、厚朴、泽兰各10g,水蛭6g)随症加减并配合西药治疗本病60例,结果临床痊愈4例,显效11例,有效37例,无效8例。高彦彬等[4]应用糖肾宁(含生黄芪、太子参、生地、芡实、金缨子、山茱萸、川芎、丹参、水蛭、泽泻、大黄等)配合饮食控制及糖适平治疗DN患者60例共8周,结果显效25例,有效29例,无效6例,总有效率为90%,可明显降低DN患者空腹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尿微量白蛋白及24小时蛋白。桑雁等[5]运用糖肾康胶囊(含黄芪、当归、丹参、桃仁、赤芍、川芎、益母草)加常规西药治疗DN患者,经治6周后,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尿白蛋白平均下降81.60mg/dl,血栓素B2(TXB2)下降,6-酮-前列腺素F1α(6-keto-PGF1α)增高,TXB2/6-keto-PGF1α比值下降,肾小球滤过分数下降,与西药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李青等应用糖安康胶囊(含明沙参、黄芪、山茱萸、枸杞子、海马、蝼蛄、金缨子、猪苓、芡实、丹参、红花等)治疗DN患者,该方能降低患者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全血黏度、血浆黏度及还原黏度,降低纤维蛋白原及红细胞变形系数,降低动脉硬化指数[6]。程益春等[7]用健脾补肾、活血化瘀的糖肾康治疗本病,药用生黄芪、生地黄、丹皮、泽泻、山茱萸、枸杞子、山药、桃仁、丹参、肉桂、猪苓。马茂芝用益气滋肾化瘀汤,方为生黄芪、太子参、熟地黄、山药、山茱萸、泽泻、茯苓、黄精、五味子、丹参、川芎、益母草、白茅根、泽兰。张基栋药用栝蒌瞿麦丸(栝蒌根、瞿麦、山药、附子、茯苓)配合降糖药治疗本病。周锦用太子参、黄芪、玄参、麦冬、枸杞子、知母、川石斛、丹参、泽兰、陈皮组成的降糖益肾汤治疗。楼季华等采用活血润燥汤,方用当归、防风、羌活、桃仁、麻仁、生大黄粉、牛蒡子。王福仁治疗本病应用加减白茯苓丸,由白茯苓、天花粉、生黄芪、党参、熟地、山药、川黄连、川萆薢、玄参、石斛、鸡内金、赤芍、苍术、枸杞子、何首乌、三七组成。张琪等运用益肾化瘀、利水消肿的消渴益肾汤(熟附子、淫羊藿、山药、白术、黄芪、丹参、川穹、赤芍、益母草、生地、熟地、山茱萸、枸杞子、芡实、大腹皮、猪苓)。罗苏生等运用滋补肾虚、益气养阴兼以活血的生地、杞子、山茱萸、太子参、元参、葛根、花粉、赤芍、丹参治疗。姜平等使用意气养阴、补肾活血的中药,其本方为黄芪、太子参、麦冬、五味子、茯苓、猪苓、山药、生地、枸杞子、山萸肉、泽泻、丹参、益母草。刘宏伟等运用意气养阴活血清利法,基本方为太子参、生黄芪、生地、丹皮、山药、茯苓、泽泻、天花粉、黄连、丹参、泽兰、益母草、白茅根、黄精。陈丁生用糖肾康,药用太子参、黄芪、生地、葛根、山萸肉、水蛭等。方琦用温肾活血汤,由仙茅、淫羊藿、补骨脂、生地、熟地、山萸肉、黄芪、茯苓、猪苓、益母草、当归、丹参、葛根组成。周跃华等用糖益肾汤,由生黄芪、桃仁、大黄、生地、女贞子、山药、淫羊藿、桑螵蛸、丹参、泽泻组成。程汉桥以意气养阴活血法,药用黄芪、生地、黄精、白茅根、太子参、丹参、益母草、赤芍等为基本方,随证加减。郭赛珊方选生黄芪、枸杞子、女贞子、旱莲草、丹参、泽泻、柴胡、白芍、白术、生苡仁、全蝎、水蛭。王洪忠等药用黄芪、赤芍、当归、丹参、茯苓、泽泻等。张永华等应用桃红四物汤(桃仁、红花、川芎各10g,熟地黄、当归各15g)治疗。王亿平用补阳还五汤加味(黄芪30g,当归尾、赤芍各10g,地龙、川芎、桃仁、红花各8g,熟地黄、玄参各10g)。张明等以宁肾汤(黄芪、山药、白茅根、麦冬、党参、生地、丹参、益母草、茯苓、葛根、三七、冬虫夏草)随证加减治疗。韩轲等应用保肾降糖汤,方用黄芪、太子参、苍术、山药、生地、茯苓、泽泻、山萸肉、枸杞子、花粉、黄精、丹参。白金柱等药用芪蝉地黄汤(黄芪、蝉蜕、熟地、山萸肉、茯苓、益母草、白茅根)。李光荣等以牛蒡子淫羊藿汤治疗方用牛蒡子、淫羊藿、黄芪、熟地、山萸肉、茯苓、蝉蜕、白茅根等。虞芳华等以鹿茸丸治疗DN,方用鹿茸片、麦冬、玄参、鸡内金、茺蔚子、巴戟天、肉苁蓉、破故纸、生地、菟丝子、黑大豆、牛膝、黄芪、人参、茯苓、地骨皮。马茂芝用意气滋肾化瘀汤随证加减治疗,药用生黄芪、太子参、黄精、丹参、益母草、白茅根、熟地黄、山茱萸、泽泻、茯苓、五味子、山药、川芎、泽兰。上述方剂用于治疗DN皆取得了一定疗效。

3 实验研究

李建生等[8]以中药糖肾安(何首乌、石斛、桑椹、菟丝子、肉苁蓉、金樱子、丹参、川芎)治疗DN大鼠,可降低大鼠生长激素、胰高血糖素、心钠素、TXB2、TXB2/6-ketoPGF1α、尿白蛋白清除率(UAER)、β2-MG、肾重及肾重/体重比值。提示本方能够改善肾血流动力学,防止肾脏肥大,减少尿微量白蛋白排出,降低β2-MG水平,是防治实验性DN有效的药物。高彦彬[9]观察止消通脉宁(黄芪、生地、莪术、鬼箭羽、大黄等)对STZ诱导DM模型大鼠肾脏肥大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方可明显减轻肾小球基底膜(GBM)增厚,抑制系膜基质增加。徐丽梅等[10]发现该方能明显降低DM大鼠肾脏皮质糖基化中间产物5-羟甲基糖醛(5-HMF)含量及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含量。另有人发现该方能下调DM大鼠肾脏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的高表达[11]。石巧荣[12]组方天荔汤(含天花粉、荔枝核、黄芪、知母、女贞子、牛膝、赤芍、白芥子等),发现该方能显著降低DM大鼠内生肌酐清除率(CCr)及UAER,降低血浆肾素(PRA)、血管紧张素Ⅱ(ANG-Ⅱ)水平,与卡托普利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济肾汤能减少DM大鼠肾脏皮质5-HMF释放量和肾小球系膜区硝基四氮唑蓝(NBT)染色强度,降低大鼠血清TC、TG,升高HDL-C,提高大鼠肾脏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降低肾脏和尿液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MDA)水平[13]。

梁晓春等以筋脉通(生黄芪、生地、丹参、葛根、水蛭、菟丝子、女贞子、桂枝等)治疗DM大鼠,结果显示,红细胞山梨醇(SNS)浓度,红细胞醛糖还原酶(AR)活性下降[14]。

降糖通脉宁(黄芪、生地、水蛭等组成)能明显降低四氧嘧啶大鼠DM模型肾组织中氧自由基的作用,降低血糖,恢复体重,降低血清抗坏血酸自由基和LPO含量,提高血清SOD的活性。另有发现,加味桃核承气汤能减轻或延缓DM大鼠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地膜的增厚,机理可能是通过活血化瘀改善高凝状态降低血脂水平所致。

郑士荣等发现地灵丹(生地、仙灵脾、丹参、制大黄、覆盆子)对STZ致DM大鼠肾功能有确切的保护作用,并能抑制肾脏肥大,减轻GBM增厚和系膜细胞增生[15]。刘敏等证实三黄糖肾安(大黄、桃仁、桂枝、玄参、熟地、黄芪、益母草等),能降低STZ致DM大鼠早期肾脏的重量及肾重/体重比值,减少UAER、β2-MG的排泄,降低尿NAG的活性,并能降低血糖、血脂、肌酐和BUN,抑制GBM增厚,提示该方对DM大鼠早期肾脏功能和结构均有良好的改善作用[16]。

张黎利等[17]证实消渴舒康(生地、知母、玉竹、鬼箭羽等)不但能明显降低四氧嘧啶DM鼠血糖,且降低由四氧嘧啶致DM家兔的血清TC、TG含量,降低全血黏度和血小板聚集率,呈量效关系。张秋菊等证实,止消通脉饮(莪术、三七等),既能降糖、降脂,又可抑制血小板聚集率,使全血黏度下降,纠正血液高凝状态[18]。

孟毅等[19]研究,降糖安脉胶囊(西洋参、山药、葛根、花粉、黄芪、生地、白芍、丹参、黄连、川芎、玄参、麦冬等),不仅可显著降低STZ致DM大鼠血糖,改善血流变学,且能显著降低DM大鼠的红细胞山梨醇含量,提示该方可抑制AR活性,阻断多元醇代谢通路,减少山梨醇在体内的蓄积,对DN的防治有积极意义。

有报道糖康(绞股蓝、葛根、黄芪等)治疗四氧嘧啶诱导家兔及大鼠DM模型,结果显示,血糖TG、LPO均降低,SOD活性明显升高。另有研究六味地黄汤可降低STZ致DM大鼠肾组织中的LPO含量,提高SOD活性,降低肾脏肥大及高滤过。有观察发现左归降糖灵对小剂量STZ和高热量饲养诱导的DM大鼠可明显地降低血清MDA含量,提高全血及肾组织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性,提高红细胞及肾组织中SOD活性。

刘敏[16]研究了三黄糖肾安片对STZ致DM大鼠早期肾脏病变的治疗作用,结果表明,该药能降低DM大鼠的肾重及肾重/体重比值,减少UAER、β2-MG的排泄,降低尿NAG的活性,并能降低血糖、血脂、肌酐和BUN,减少GBM厚度。苏克高等[20]以固肾胶囊(大黄、黄芪、生地等)灌胃治疗DN大鼠8周,发现其可抑制肾肥大,改善肾功能,减少尿蛋白。

研究发现,黄芪当归合剂具有血管紧张素抑制剂相似的防止和减轻肾功能恶化、肾小管间质损伤的作用,与局部血管紧张素系统无关,与其抑制肾组织单核巨噬细胞浸润,肾小球系膜细胞、间质成纤维细胞转型有关。可通过增强脂蛋白酶与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活性以及上调低密度脂蛋白(LDL)受体mRNA表达,促进TC、TG降解和从循环中的清除起降血脂的作用[21,22]。

冯建春等[23]应用时氏糖肾胶囊(黄芪、黄连、生地、花粉、丹参、僵蚕、萆薢、焦山楂等)治疗STZ大鼠DN模型,结果表明,该方可改善肾脏血流动力学,降低蛋白尿,减轻DN大鼠非酶促糖基化,改善肾组织缺氧,降低血脂,抑制血小板活化,抗脂质过氧化损伤,改善血流变状况,促进肾组织血液循环。徐蓉娟等[24]证实治糖保肾冲剂(黄芪、丹参、山萸肉等组成)能降低尿微量蛋白,抑制血小板活化,改善早期DN肾小球高灌注及肾组织病理损害。

杨君等[25]观察了中药复方止消通脉宁对STZ糖尿病SD大鼠肾组织醛糖还原酶(AR)和山梨醇脱氢酶(SDH)活性及肾脏病变的影响,结果发现AR活性明显下降,SDH活性显著升高,24小时尿白蛋白含量显著下降,肾重/体重比值降低。提示该方可改善多元醇代谢,从而为临床上使用该方防治DN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

曹和欣[26]应用糖肾宁(太子参、生黄芪、大生地、鹿角片、泽兰、小川连等组成)治疗STZ糖尿病大鼠,结果显示24小时尿白蛋白、血流变学、内皮素、TXB2、6-ketoPGF1α和TXB2/6-keto-PGF 1α比值均显著下降,提示该方对早期DN大鼠的高滤过状态有较好的作用。

邓晓明等[27]应用中药复方糖脉宁(黄芪、黄精、生地、丹参、益母草等)治疗STZ糖尿病大鼠,结果表明,该方具有降血脂、血黏度及血浆ET水平,提高肾组织SOD活性,降低LPO水平的作用。唐红等[28]对治糖保肾冲剂对早期DN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UAER、血浆ET和一氧化氮(NO)水平明显降低,提示该方治疗早期DN的机理与调整ET和NO水平有关。

田雪飞等[29]应用滋肾意气活血复方(熟地、山茱萸、黄芪、枸杞、丹参、牛膝等)对糖尿病大鼠肾脏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及其防治作用机理进行了观察,结果显示,该方能有效地控制糖尿病模型肾小球系膜细胞的增生,降低UAER与肌酐清除率,使早期糖尿病大鼠血NOS、ET增高的状态得到改善。表明该方能有效防治DN,改善肾血流动力学是其重要的作用机理之一。

4 存在问题与展望

随着糖尿病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患者的寿命延长,DN已成为影响预后的重要原因,尤其是I型糖尿病,DN是主要死亡原因。中医药治疗DN作用机制和途径表现为多向性、多层面、多靶点的药理特点,有着化学合成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1)研究简单,重复较多,对中医辨证用药与各作用机制的关系尚不清楚,尚难揭示中医药的整体作用机制,突破疗效限制的“瓶颈”。(2)实验动物模型单一,不能体现中医证的差异,造模周期与DN病程发展缺乏相关性研究。(3)在DN研究方面相对滞后,多数实验不够成熟,仍停留在现象的观察和机理的推测阶段,缺乏定量分析及各治标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缺乏从分子水平揭示机理的研究。(4)目前的研究报道中,临床研究居多,基础研究甚少。

由于中医对本病的系统认识起步较晚,研究不够深入,疗效难以估计。因此进一步研究应注意:(1)加强基础性研究,包括DN的发病机理、动物模型、中医药理论对其认识。(2)实验研究中需加强DN中医证侯实质的研究。可运用血清药理学等方法,开展DN肾小球硬化过程中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从而揭示从整体、器官到细胞及分子水平的作用机制,从而为中医诊治DN提供依据[30]。(3)重视临床科研方案的设计,借助现代医学研究手段,严格按照随机、双盲法,重复和对照原则,尽量做到疗效评定标准统一、定量、客观化。(4)加强临床证型与有效方药的关系研究,并通过动物模型和临床研究加以证明。(5)把中药防治DN理论体系与现代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方法与手段,加强多学科、多途径、多指标的综合研究。(6)借鉴和吸收现代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发挥中药疗效的综合作用机制,可从非酶促糖基化学说、氧化应激学说、多元醇通路学说等入手,探讨中药干预DN作用机制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7)分析有效方药的作用机理、构效关系、量效关系、配伍效应、药代动力学。我们可以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结合中药的现代研究,进行组方配伍,使之能从各个环节干预DN。这必将给中药防治DN理论注入现代科学内容,提高临床疗效,亦无疑对推动中医防治DN的学术进步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汉字与书法发展述略 篇11

对于我省大多数小学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如何更好地开展书法教育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为此，本刊特别推出了“教坛书苑”栏目。

本期刊发的《汉字与书法发展述略》从宏观上描述了汉字与书法发展的概况，要言不繁，《哈尔滨市延兴小学书法普及教育之路》介绍了哈尔滨市延兴小学的书法普及经验，延兴小学早在10年前就开始关注书法教育，走在了全省的前列。我们将延兴小学10年来的做法展现给读者，给校长、老师在开展书法教育工作时提供借鉴，期望延兴小学的经验能带动校长、教师更加广泛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从一定意义上说，书法与汉字相伴而生，又相互影响。学习书法，首先要了解汉字。汉字发展至今，经历了古文字和今文字两大阶段，主要有篆、隶、草、行、楷5种字体。篆书属于古文字，隶、草、行、楷属于今文字。大略言之，篆书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包括古隶和八分；草书包括章草和今草；行书分为行草和行楷；楷书包括魏碑和唐楷。

一

关于汉字起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即仓颉见到鸟兽之迹，认识到纹理的区别，而创造了文字，这就是传统的仓颉造字说。然而，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必须约定俗成，自然不可能由一人一时完成。鲁迅先生《门外文谈》说：“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可见，文字当源于社会生活，产生于群众之中，即使仓颉存在，也只能做些整理工作。

郭沫若先生《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说：“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以西安半坡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于省吾先生《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说：“不难设想，当时简单文字不会也不可能只限于陶器上，陶器以外，自然还有更多的简单文字，只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罢了。”

现存古文字阶段的文字材料主要包括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秦小篆刻石。甲骨文已具有了较严密的体系和规律，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可以推测，在甲骨文之前，汉字已有了相当长的发展期。甲骨文只是占卜文字，应不是商代文字的全部。《尚书》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可知，商代还有其他文字材料，只不过可能早已湮灭或尚未发现。

金文。即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起于商。盛于周。周初的金文笔画、结字都与商代金文相近，往往字形大小不一，多具变化。自周昭王之后，金文逐渐走向成熟，结字比周初铭文稳定紧密，平正而有规律性，书法意识、装饰意味明显增强，这都标志着汉字和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成熟。

石鼓文因文字刻在10个鼓形石头上而得名。内容是记述春秋时代秦国国君游猎的四言诗，风格与《诗经》相似。秦继承了周的故土，因此石鼓文字与周代金文属同一体系，但又与金文有所不同，已露小篆之端倪，可谓上承殷周余绪。下开小篆先河。从字体上说，金文、石鼓文都属于大篆。

西周时代文字较为统一。《说文解字·序》记载：东周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割据，任意省改文字，致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针对这种情况，“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秦统一文字，是将商周以来的古文大篆，整理成小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是用小篆写成的规范文字。现存秦《泰山刻石》残石，可窥秦小篆之一斑。

小篆作为标准文字推行于秦。但是，秦时官书浩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皇帝每日都须称取公文批阅，并有标准定量，足见其文书之繁。如此浩繁的文书，若都用工整的篆书来写，势必极为困难。于是，化圆为方，书写便捷的隶书便应运而生了。

二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晋卫恒《四体书势》也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可见，隶书是为了适应日益繁重的书写任务，将篆书草写简化而产生的。近年考古发现的秦简文字，已表现出明显的隶书特征。但因刚从篆书脱胎出来，仍有浓重的篆书意味。

由于隶书便于书写，逐渐推广。不过，西汉时隶书尚未成为正式的官用书体。洪适《隶释》说：“隶法虽自秦始，未有点画俯仰之势，终西京之世，学士大夫不留意此，故彝鼎所识，碑碣所刻，皆不复用之。”早期无波画的隶书也被称为古隶。至东汉，隶书完全成熟，成为广泛使用的通行字体。宏碑巨制，风格多样，蔚成大观。当时这种具有明显波画，呈左右分展之势的隶书，也称为八分书。《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是其典型代表。《熹平石经》则是当时隶书的标准形体。

隶书的形成与确立是汉字的一次巨变，成为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汉字自此定型之后，一直使用至今，再未发生根本变革。

在隶书逐渐成熟的过程中，草书、行书、楷书也在孕育形成。《说文解字·序》说：“汉兴而有草书。”首先出现的章草，是在隶书的基础上省减笔画连笔书写而形成的。章草的字与字之间，各自独立，一字之内，笔画钩连省简，书写速度加快。章草《急就章》，与《仓颉篇》相同，起着标准字体的作用。其后，又形成了今草。章草与今草有着明显区别，章草横向分展，今草则纵向取势。章草字字独立，今草则时有多字连绵。

草书固然书写便捷，却不便识读，未能成为主流实用字体。因而出现了书写便捷，又容易识读的行书。

行书、楷书初成于东汉，唐·张怀瑾《书断》说，行书“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行书的概念相对较宽，接近楷书者称为行楷，接近草书者谓之行草。行书并非出于楷书，相反，在由隶变楷的过程中，行书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桥梁作用。马叙伦《书体考始》说：“行书者，在真、草之间。盖(刘)德升为行书，视章草而加正焉。而(钟)繇为楷法，视行书又加正焉。”钟繇更被奉为楷书鼻祖。南北书风的不同也可为此提供佐证，刘师培《书法分方圆二派考》说：“真书之中复有南派北派之不同。其所以不同之由，则以南派之

真字为行书之变体，而北派之真字则为隶书之变体。”北派楷书多方正，气势强悍，而南派楷书多圆润，妍妙流美，因其渊源不同之故。

汉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名家辈出，书体精彩纷呈。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并称“二王”，其楷、行、草书技法精湛，风韵深远，成为后世圭臬。《爨宝子》《爨龙颜》为隶楷过渡期之文字典型，堪称双璧。《龙门二十品》《石门铭》《张猛龙碑》为魏碑杰作。

三

隋唐时期，政治统一，文化交融，南北风格归于一途，楷书渐渐成了汉字最为通行的标准字体。隋《龙藏寺碑》集南北楷书之大成，“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与“颜、柳”(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法度严谨。被奉为极则。其后，印刷术发明并推广，印刷所用字体亦多为楷书，楷书的地位更加巩固。同时，隶书、行书也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实用文字被使用。篆书、草书则基本退出了实用文字范围，而常用于书家艺术创作。

书法艺术方面，宋元明清各有其胜。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皆为饱学之士，其书法都以行、草见长，个性鲜明，意境高远。元朝，赵孟頫书法风格婉媚，诸体皆能，尤工楷、行，与欧、颜、柳并称“楷书四大家”。明代，科举取士催生馆阁体，楷书大多写得刻板僵化。能冲破藩篱者，如祝允明、文徽明、王宠、董其昌、王铎等楷书古淡精纯，行草姿态纵横。宋元明三代，楷、行、草为书法主流。清朝，考古、金石之学繁盛，篆、隶复兴。为书法注入新的生机，涤除元明积弊，书道重振，流风延至今日。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吴昌硕、李瑞清是其中杰出代表。

关于各时代书法艺术的整体风貌，前人曾说，晋人书尚韵，唐人书尚法，宋人书尚意，元、明人书尚态。此可谓高度概括。

从实用文字角度来看，有些汉字笔画繁难，不易书写，因而逐渐产生了相应的简写字。新中国成立后，公布并推行了简化字，这些简化字比原来的繁体字笔画大大减少。为识、写提供了方便。

文字的根本属性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因此，易于识读、便于书写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规律。趋简的动力推动着汉字不断演变，由篆到隶，由隶而生草、行、楷。各种字体在演变过程中，都经过了很长的交融期，逐步走向定型，书法艺术也随之发展变化。在实用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下，书法艺术日益兴盛繁荣。直到现代，依然如此。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汉字仍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极强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研究述略 篇12

关键词：禁忌,民俗,中日对比,研究综述

0引言

禁忌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史记·始皇本纪》:“秦俗多忌讳之禁”。在国外, 禁忌一词叫“塔布”。18世纪, 英国航海家库克来到南太平洋的汤加群岛, 发现那里的居民有些很奇特的禁忌风俗, 而汤加人称其为“塔布”, 意思是“对神圣或邪恶事物的避忌”。本稿以“中日禁忌文化对比研究”为主要分析内容, 以中国知网·国图以及日本的CINII为主要搜索引擎, 以“禁忌”“タブー”“忌み”“禁制”和“中国、日本”为中心关键词搜索, 共搜索有效文献20篇, 中国文献14篇, 日本文献6篇,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分析。

1中国知网·国家图书馆收录文献分析述略

1.1纵向时间分析

14篇有效文献中, 硕士学位论文7篇, 期刊论文7篇。从硕士论文所占比例来看, 中国在中日禁忌文化对比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时间上来看, 有关中日禁忌民俗文化对比的文献主要出现在近10年 (2006~2015) , 数量比较集中在2011至2014年, 14篇中占9篇, 可见在近五年, 中日禁忌对比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其中, 7篇硕士学位论文中, 5篇都集中在2010、2011、2012年, 这三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2横向内容分析

首先, 总体来看, 在中日禁忌民俗文化对比研究上内容上, 主要有6大类:语言禁忌、色彩禁忌、数字禁忌、女性禁忌、行为禁忌、节日禁忌。在数量分布上, 从14篇中有10篇都集中于语言禁忌, 并且7篇硕士论文都是有关语言禁忌这一点来看, 中国方面主要集中在中日语言禁忌对比的研究上。其次, 从时间与内容分布上来看, 从中日禁忌对比文献开始出现的近10年来, 无论是关注点还是研究成果, 语言禁忌依然是最主要的内容。在语言禁忌方面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 也可以得出我们需要进一步拓宽中日禁忌对比研究对象领域的启示。

1) 视角

从研究角度来看, 主要有语言学、社会文化学、民俗学和跨文化交际4个研究视角。在语言学角度下, 又细分为对比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值得关注的是, 首先, 作为民俗中重要内容的“禁忌民俗”, 专门从民俗学角度出发的研究非常少, 14篇中只有2篇是从民俗学角度出发的。其次, “跨文化交际”这一研究角度较为新颖。

2) 语言禁忌

A.从禁忌语中看中日禁忌文化/意识

中国禁忌语的种类主要有不详语、人称称呼、冒渎神灵的话、职场禁语、仪式禁语、对残障人士的禁语等, 日本主要有对血的禁忌 (赤不净) 、丧忌 (黑不净) 、人称称呼职场、仪式、报纸?广播禁忌语、对逃学学生的忌语等;中日都存在职场禁语, 传统职场禁语逐渐消失, 产生了新的职场禁语;性别忌语中国比日本严格;关于今后的课题, 日本皇室忌语、现代女性忌语、以及护理禁语还需要进一步深度研究。

B.中日禁忌语对比

在中日禁忌语的纵向历史分析上取得一定突破, 分别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国讳”和“私讳”风俗、近现代的语言禁忌现象, 以及日本历史上的古代“国讳”、基于言灵信仰的人名禁忌、女官隐语和近现代的日本禁忌语;在两国忌语的避讳方法上, 中国主要从发音、语义和修辞手法来避讳, 而日本则主要从发音和语义方面回避。

C.中日人称禁忌对比

中国有关名字忌讳用固定一词“避讳”来形容, 与此相对日本则称为“イミナ習俗”。中国古代人称禁忌的避讳对象为:“为尊者讳, 为贤者讳, 为亲者讳”, 即这些人的名字是禁止被叫的;其次, 日本基于言灵思想的人称禁忌具有固有性, 并且在大化改新后形成了人称避讳的具体制度;尽管中日两国的人称禁忌存在着许多差异, 但其产生的原因却极其相似, 即恐怖心理, 对语言的认识、社会规范及皇权的影响这几点。日本发达的敬语习俗可以说是避讳习俗的一种变通, 而中国则更体现在取字习俗上。

2日本CINII文献分析述略

以CINII为主要搜索引擎, 以“中国日本”、“禁忌忌み”为关键词, 共搜索到有效文献6篇。

总体来看, 首先, 从数量上来看, 搜索到的文献少, 并且关于中日对比的只有1篇;此外, 从作者来看, 6篇文献中有3篇是由华人所著, 专门以中日对比为内容的也是华人作者。说明从目前来看, 在日本, 有关中日禁忌民俗文化对比的论文文献非常少, 且日本学者对此关注度也较低,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比较大。

2.1纵向时间分析

关于中国禁忌的日本论文文献出现于1985年, 但研究成果主要还是集中于近10年以来 (2007~2014) 。

2.2横向内容分析

在所收集到的文献中, 5篇都是单方面关于中国禁忌的, 但在禁忌种类、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有应该借鉴之处, 虽然本文是以中日禁忌对比文献为对象的, 但是也暂且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予以简要论述。

1) 视角

研究视角主要有宗教、文化、民俗、语言学这4个角度。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启示, 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中日宗教中禁忌文化的对比也是值得关注的。

2) 内容

日本CINII的文献搜索结果涉及信仰禁忌、女性禁忌、时间禁忌、语言禁忌4种禁忌种类, 其中信仰禁忌和时间禁忌的种类在中国文献搜索结果中没有涉及。“择日的禁忌”中, 又分为神煞的择日禁忌、天神的择日禁忌、祭祀的择日禁忌。

3) 研究方法

日本文献中, 以一本固有古典文献为分析文本, 所以更具有具体性和针对性, 而且也便于分析。相较于此, 中国方面的文献内容较为宽泛, 因此, 我们可以从中借鉴, 找出中日有关禁忌民俗的类似古典文献, 并进行比较研究。

3中日禁忌民俗文化对比文献分析综述

第一, 从时间上来看, 中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06至2015年间, 其中尤以2010、2011、2012最为显著。日本关于中日禁忌对比的文献是2003年。

第二, 从数量上来看, 有关中日禁忌民俗文化对比的论文文献, 中国有14篇, 日本只有1篇, 而且其作者还是中国人,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 目前专门以“中日禁忌民俗文化对比”为内容的文献都是出自中国人之手, 而日本学界在此方面的关注程度总体来说较低。

第三, 从禁忌内容来看, 中国有6类, 日本有4类, 但日本专门关于中日对比的只有女性禁忌。中国文献主要集中于语言禁忌, 14篇中占据10篇, 并且7篇硕士论文都论述了语言禁忌。从内容详实角度来说, 中国在语言禁忌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同时, 其他方面还有进一步加深的必要。

第四, 从研究视角来看, 中日都从社会文化学、民俗学、语言学进行了论述, 不同的是, 中国还有跨文化交际的角度, 日本有宗教学的角度。

第五, 在研究方法上, 中国主要是比较研究法和文献调查法, 日本则有两篇是古典文献调查法, 即单独以一本古典著作为分析蓝本的方法。窃以为就其资料的具体性和易分析的角度来说值得借鉴。

4结语

纵观以上内容, 首先, 两国在“中日禁忌民俗文化对比”方面, 双方都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其次, 禁忌种类还需进一步开拓, 如在饮食禁忌、信仰禁忌和诸多风俗习惯等方面;再次, 从民俗学角度进行研究需要进一步引起关注;最后, “跨文化交际”和“宗教学”的研究角度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徐瑛.禁忌語から見た中·日·韓の禁忌文化[D].延边大学, 2006

[2]钱萍.关于中日人称禁忌现象的考察[D].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07

[3]王琴.中日忌み言葉についての比較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 2010

[4]牛晶.中日语言中的女性禁忌语[D].吉林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