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主要城市

中美主要城市（共5篇）

中美主要城市 篇1

一、中美同性质城市报纸广告的比较方法

在收集美国主要城市发行的报纸基础上, 英语专业、传媒专业等组成的实践创新团队利用课外时间, 选择相对同性质如经济性质、政治性质、文化性质等国内城市报纸, 如美国夏威夷与中国深圳、美国旧金山与广州、洛杉矶与上海、华盛顿与北京、纽约与南京, 采取两两比较的方法, 探究中美两国主要城市报纸广告差异。分析过程中, 团队分成若干小组, 小组制定工作计划, 每月进行小组交流。

二、中美同性质城市报纸广告比较的内容

(一) 中国深圳、广州和美国夏威夷报纸广告比较

以经济为主的深圳《深圳晚报》与夏威夷《世界日报》比较而言, 《深圳晚报》以文字和图画为主, 开设“昨夜今晨”、“民生热线”、“环球七日”等栏目, 刊登企业信息多、广告公司也多, 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世界日报》报纸广告内容则是各行各业的招聘或一些小广告之类, 费用相对于版面广告较为低廉, 就是将众多小面积广告汇集在一起发表, 档次也较低, 色彩简单。中国广州《广州日报》和美国旧金山《旧金山纪事报》在广告色彩上, 《广州日报》的广告设计颜色相对《旧金山纪事报》更具有鲜明性, 增大了受众对其注意力。

(二) 中国上海、北京和美国洛杉矶、华盛顿报纸广告比较

中国上海《上海东方早报》和美国洛杉矶《洛杉矶时报》对比而言, 从报纸的版面和风格来看, 《上海东方早报》的广告通常是整个版面, 并且是多个广告版面分布在报纸版面中, 重要广告往往出现在头版中。《洛杉矶时报》是美国西部最大的日报, 其影响与地位仅次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被称为美国的第三大报。其广告量相对而言较少, 广告也很少出现在整个版面。可见这两份报纸在版面的分布上就有很大的不同。比较中国北京的《北京晨报》和美国华盛顿《华盛顿邮报》, 前者侧重与学生消费群体, 如一些大学生的消费用品, 甚至是一些整容广告, 占据了一定的版面。

(三) 中国南京和美国纽约报纸广告比较

南京《扬子晚报》发行量大, 受到商家青睐, 广告多, 整体以汽车销售、楼盘出售等广告为主体, 缺乏对广告合理的规划、分类和管理。美国《纽约时报》是美国全国性知名报纸, 同样也受商家关注, 具有丰富多样的广告, 增强了它的竞争力。在主题和内容上, 《扬子晚报》广告内容缺乏多样性, 而《纽约时报》突出综合发展。

三、中美同性质城市报纸广告的特点

(一) 中国主要城市报纸广告的特点

中国报纸分为地方性报纸和全国性报纸, 中等以上城市通常都有两份及以上的报纸, 一般是日报和晚报。日报作为党政机关报, 由于创报时间普遍较早, 所以有着较多的读者, 受到广告主的追捧, 但是广告内容、形式以及色彩上有着很严格的筛选, 分配给广告的空间也很有限;而晚报相比而言则起步较晚, 但是不受局限, 风格活泼和灵活, 广告量大, 出现地方性报纸广告发展快的趋势。现代报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由过去的新闻报道一家独大, 逐渐变为新闻和广告两大块。新闻决定了报纸是否“好看”, 是一份报纸的软指标;而广告则决定了报纸是否“赚钱”, 更像报纸的硬指标, 两者相辅相成。

(二) 美国主要城市报纸广告的特点

美国报业广告种类繁多, 覆盖面广, 发行量大, 集中分为四类:报纸发行地的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等等直接在报纸上做的陈列广告, 非报纸发行地的广告客户在报纸上刊登的全国广告, 新闻广告和分类广告, 分类广告是美国广告中最有特色、也最为庞大, 在美国广告业中占主导地位。[2]

(三) 中美主要城市报纸广告差异的原因

1. 政治因素。

报纸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 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 内容也会有所差异。[3]在前期搜查资料中, 我们发现在美国总统选举的时期, 部分广告会刊登与总统选举直接关联的内容, 反映运用政治广告为候选人张目呐喊。在中国, 实际上也有很多类似政治广告的活动, 但是主要是对有关政策法令的宣传等.

2. 经济因素。

经济相对发达, 影响着广告的内容。通过对于中美各主要城市报纸所刊登的广告调查, 中国的广告一般都是各大房地产、药物及食品饮料、家用品、汽车, 广告量最大的还是人民基本需求的物品。而美国报纸上的广告相对比较多的是非必需品类的, 比如:俱乐部、各种高档奢侈品牌等。美国的个人可任意支配收入比我国的要高很多, 美国人的购买欲望能力相对强, 从而刺激美国市场的消费广告, 促使了更多高档奢侈品广告。我国居民, 由于消费习惯的影响和对住房、医疗、教育等支出的担心, 相对减少了社会购买力.

3. 文化因素。

中美国家文化的价值、规范和特质在广告中展现不同形式与意蕴。广告的内容本身就是文化的反映, 广告中的插图、标题、及版面形式都带有一定的文化意蕴, 是本地本国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等吸引和制造顾客对广告产品的亲切感。必须审视广告的文化定位, 不仅要重迎合各种文化的民族特点, 更要注重适应和满足文化的国际化需要才能真正做出中美优秀的广告, 不断发展中国广告。

4. 生活习惯因素。

历史、自然环境、生理特征等原因,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广告信息解读的方式也不一样, 中美主要城市报纸广告的差异受到中美生活方面的影响。在报纸广告中, 关于中美两国在处理冲突的方式内容上就有明显不同, 中国人是处理的策略一般亲切随和, 退缩, 美国人策略一般是整合, 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这与中国人一向崇尚谦虚谨慎的优良风格和国外大胆新意的生活背景一一相关。

中美主要城市的报纸数不胜数, 其差异也具有无穷大的范畴, 但总而言之, 美国报业开放自由, 系统完善, 创作空间庞大;中国报业则过于理性, 内容严谨且保守, 严重局限了其创作空间。只有中国报业广告突破陈旧的模式, 注入新鲜元素, 中美之间的差距才会逐渐减少。

参考文献

[1]倪宁.广告学教程 (第三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孙卿鑫.浅析美国报纸分类广告经营状况[J].中国报业, 2006 (2) :76-79.

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影响因素探讨 篇2

1 综合因素

1.1 WTO规则的不健全

WTO规则的不健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 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的形式也越来越向多样化发展, 手段也更加隐蔽。现有的WTO规则不够清晰, 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制造贸易摩擦的空间, 如对于新出现的绿色贸易壁垒、低碳贸易壁垒等这些贸易摩擦手段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从而使得这些贸易摩擦手段合法化。另一方面, WTO中的大多数成员是发达国家, 世贸组织体制一开始就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且制定WTO规则的主导者是发达国家成员, 国际贸易规则实质上是偏袒发达国家的利益, 其主要受益者是发达国家。美国这个发达国家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上的冲突也自然不可避免。

1.2 中美之间产业结构趋同性增加

我国现已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 以前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在逐步丧失, 我国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从以前以出口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向工业化和多样化发展的产业结构类型上来, 并随着我国科技进步和制造水平的提高, 制成品的贸易比重大幅度上升, 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不断上升, 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结构正在升级, 中美之间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减少而趋同性增加, 其结果就会使中美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大, 从而使得中美贸易摩擦就会更加激烈。

1.3 中美双方贸易的不平衡

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中美双方贸易额的不平衡也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见表1) 。

由表1可知, 2000年中美贸易进出口总额约为744.6亿美元, 2000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额约为297.4亿美元。除了2009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美贸易进出口总额有所下降, 约为2982.6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有所下降, 约为1433.4亿美元以外,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差额都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到2014年中美贸易进出口总额约为5551.2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顺差额约为2370亿美元, 约是2000年的7.97倍。美国正是基于中国对美贸易中巨额的贸易顺差, 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 引起双方不断的贸易摩擦。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4年我国同美国进出口总额数据整理所得。

2 美国方面的因素

2.1 金融危机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世界各国的经济都普遍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各国纷纷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以刺激本国经济发展, 掀起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在这次危机中也大受打击, 美国面对国内经济不景气,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就业压力增加等问题,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 对外进一步竖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墙, 施行各种贸易保护政策, “就2012年和2013年, 美国对涉华产品贸易救济调查立案19起, 发起的337调查就有37起, 数量多, 涉及金额也多”。

2.2 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

美国自经济危机以后, 开始提出“再工业化”战略, 其目的是想借助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 重新恢复和提高制造业竞争力, 形成在全球范围的竞争优势, 以推动美国经济走向复苏。可见, 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 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的制造业, 而是大力运用美国的高新技术, 对传统工业实行改造, 把传统工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 发展高附加值工业, 建立新的工业体系。我国是一个制造大国同时又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美国自然认为中国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将会不断增加。如2011年间, 光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 美国对中国的光伏产业实施“双反”调查, 使我国刚刚兴起的光伏产业遭受沉重的打击, 然而美国并没有就此罢休, 2014年再次对华的光伏产业进行“双反”调查, 这对我国的光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2.3 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性被美夸大

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对于进出口贸易额的统计方法及标准不一样, 因此中美两国统计出来的进出口贸易额会有一定的误差。而且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中主要统计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 并未涉及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以及对华金融方面的投资。而且对于从香港进行的转口贸易也没有计算在内。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是货物贸易, 直接投资较少;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较大, 出口的货物贸易较少。按照美国的统计方法, 无形中就会加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导致中美两国贸易的不平衡被夸大。美国从而以这个为借口, 对中国实行进口限制, 导致中美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

2.4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上升。美国为了保持其“超级大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 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遏制中国的崛起。而贸易摩擦就成了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一种有力武器。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对美国的依赖较大, 美国通过贸易摩擦,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从而遏制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 进而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

3 中国自身方面的因素

3.1 对美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

我国对美出口的商品长期主要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品, 如纺织、鞋帽及家具玩具等制品, 虽然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调整, 制成品份额已有较大增长, 但总体上看, 仍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粗加工产品为主, 而精加工尤其是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仍然较小。不管是纺织品、服装、玩具等传统出口产品, 还是机电、计算机等新兴产品, 中国的加工大都集中于劳动密集环节。因此, 中国产品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 这些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不大而价格竞争力又较强的产品对美出口, 并且是大批量的出口, 会对美国本土的初级产品市场造成冲击, 而美国为了保护其国内产品市场, 必然会对中国产品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

3.2 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依存度过高

对外贸易依存度, 又称为对外贸易系数, 一般用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是衡量一国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其中, 进口总额占GNP或GDP的比重称为进口依存度, 出口总额占GNP或GDP的比重称为出口依存度。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 对外贸易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同时我国对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尤为明显, 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国对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1年的6.07%上升到2013年的14.06%左右。

3.3 出口企业竞争秩序不规范

出口企业在利益主导的市场环境中违反竞争法则的不良竞争总是屡见不鲜的, 我国个别企业的不良竞争往往会给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带来不良的影响。反倾销案件在中美贸易摩擦案件中占多数, 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美国反倾销调查的原因, 除了美国对华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外, 中国出口企业竞争秩序不规范也是一个主要因素。随着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 外贸主体变得多元化, 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出口自主经营权, 但是许多出口企业缺乏长远规划, 注重眼前利益, 为了争夺像美国这样的畅销市场, 彼此之间竞相削价, 降低产品质量, 导致出口量激增的同时出口价格却大幅下降, 低价往往成为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有力依据。

3.4 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

我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很多都没有知识产权, 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还较薄弱。国内很多著名商标被外国抢注, 特别是我国对原产地标注没有明显的界定, 导致很多原产地标注没有得到更好的保护。我国近年来遭受美国“377调查”数量总体偏多 (见图1) 。

数据来源:根据2006-2013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知识产权“377”案件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由图1可知, 我国2009年到2013年遭受美国377调查的案件数总体在增多, 2006年至2013年平均每年发生14起左右“377调查”涉华案件。由此可见, 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 导致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上的纠纷不断, 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

3.5 中国对美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不够完善

建立科学合理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可实现信息的超前反馈, 为及时布置和防范贸易摩擦风险将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近年来, 为了规避我国出口产品遭受贸易救济的风险, 降低损失, 我国建立的应对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发挥了一定作用, 然而对于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来说还必须进一步完善预警机制, 弥补在组织机构、技术设备、信息渠道、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投入和建设的不足。否则若不能及时、全面、准确的反映中美贸易的整体情况, 使得出口企业无法及时了解美国市场的动态, 甚至已经有可能对我国某种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时还浑然不觉, 那将导致我国企业在两国贸易摩擦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4 结语

综上所述, 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有中美双方也有双方之外的其它综合因素, 通过认真分析这些因素后, 我们会发现一些除了体制规则及美方强加和一时难以改变的因素外, 如WTO规则的不健全、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性被美夸大、金融危机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我们应冷静理智观察分析其它影响因素特别是我们自身的因素, 从中找到一定的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如我国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既要顾及国内产业升级换代, 也要尽量避免或减少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完全趋同性;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 提高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规范出口企业竞争秩序, 减少恶性竞争;完善中美贸易摩擦预警机制等。总之, 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会对双方造成更大的损失, 甚至给全球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因此, 中美双方只有共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来避免贸易摩擦不断扩大, 才能实现共赢。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但中美两国贸易往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两国贸易联系日益加深的同时, 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也不断加剧。据此, 重点探讨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影响因素, 希望从中能找到一定的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徐慧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及调整对策[J].经济问题, 2007, (1) :117-118.

[2]刘丝.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 2010, (10) :14-15.

[3]李庆利.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诱因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 2014, (22) :252-254.

[4]王晓姗.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及对双方的影响[J].经济研究参考, 2014, (24) :48-49.

[5]姜囝.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与对策[J].财经问题研究, 2014, (5) :154-157.

中美主要城市 篇3

关键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金融危机,宽松货币政策

为遏制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全面下滑,各国在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减缓金融风暴的冲击。如今虽然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但多数国家已经进入经济的复苏阶段,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开始着力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恢复,这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无一例外地给世界主要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冲击,造成信贷的紧缩与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使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美国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起源地首当其冲,反映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变化也具有相当的说明性与典型性。2007年金融危机中我国与美国面对的实际问题有很大差异,中国人民银行则主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相应的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美联储则更注重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通过灵敏、良好的传导机制达到调控目的。两国经济在调控之下开始复苏之后随着实体经济的逐步恢复,两国不同的国情导致采取的危机后措施也有所不同。

一、2007年金融危机中两国资产负债表变化

1.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中的变化。美联储采取的应对措施可明显分为两个阶段:(1)利率调整阶段。2007年8月至次年12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5.25%下调到0.25%,贴现贷款也不断下调。这一时期美国主要通过利率政策来放松货币政策, 以缓解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2) 大规模流动性注入阶段。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后,危机迅速在金融市场蔓延并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此后美国开始进行大量的流动性注入来应对。

在金融危机中,美联储迅速采取应对策略来缓解金融市场的冲击,这在资产负债表中有明显的体现。变化首先体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上:2008~2009年间美联储采用大规模的救市方案,资产、负债规模发生剧烈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美联储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箱市场释放流动性,所持有的国债总量迅速减少,国库券(bills)绝对值更是减小到原来水平的7%;(2)由于信贷市场低迷,银行出现严重的“惜贷”现象,美联储存款总量迅速上升,增幅接近300%;(3)国外资产急剧增加,在2008年增长幅度达到1226.8%。

此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发生较大变化,出现大量新兴金融工具,如定期拍卖便利(TAF)、商业票据信贷便利(CPFF)向一级交易商提供的贷款便利(PCDF)、投资组合的净持有(Net portfolio holdings)、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TALF) 等。新增的金融工具按照作用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两类:针对于在金融危机受到重创的机构的工具,如面向AIG、Maiden Lane等公司的信贷支持以及投资组合持有;针对市场全部投资者的金融工具,如PCDF、TALF等。

2.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中的变化。中美两国在金融危机中面临的局势有很大差异,两国在遭受危机的冲击力度、金融体系完备程度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扰能力上均有不同。美国所经受的冲击力度远远强于我国,因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所采取的政策以及政策作用影响均不同于我国。总体看来,我国金融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并不大,因而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得也不明显。

从总量上来看,我国总资产与总负债在金融危机前后并未出现剧烈的跳跃现象,而是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整个过程具有很好的连贯性。

在内部结构上,按照项目与金融危机的联系程度可将项目变化归结为两类:(1)与金融危机有直接联系的项目,如“储备货币”以及其子项目“金融性公司存款”,二者在变化程度上一致性很高。自2002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储备货币在负债中占比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在2007年达到最低值60.03%,2009年金融危机加剧后占比有所提高。(2)与金融危机有间接联系的项目,如“对政府债权”。该项目在2007年增长了471.26%,在总资产中占比达到13.07%。对政府债权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人民银行在2007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入大量的国库券, 总量达到8800多亿元人民币,在2009年又进行了一次增持国债的操作,使得大量基础货币投放到市场中。这源自于我国的银行结售汇制度使得大规模的通货被投放到流通市场中,因而必须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来进行对冲,这也是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不同于国外之处。

二、金融危机后两国资产负债表变化及货币政策的选择

在金融危机中我国与美国资产负债表规模都在扩大,但美联储多在资产方采取的主动、创新型的方法来缓解金融危机给银行业、保险业机构带来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我国则更多地是运用被动调整的方法在负债方围绕缓解流动性过多的压力。在政策使用上,两国均倾向于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我国在2009年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也在2008~2012年间先后推出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QE)。大规模的刺激计划遏制住经济下滑的趋势,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消退。但积极财政政策促成的宽松的货币环境极易使国内市场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加剧,因而央行如何通过管理资产负债表来处理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成为两国关注的新重点。

对比分析近年来两国资产负债表可得出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变化集中于持有国债以及创新金融工具上,我国的变化则主要围绕着通过膨胀相关的项目。两国资产负债表变化的中心均向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的选择方法转移。

1.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后的变化。危机减缓后美联储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收缩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将货币供给维持在正常水平。在资产负债表中,大部分项目在金融危机后呈现向正常水平发展的倾向,部分指标受政策的调整而出现新的异动。

从资产的期限结构来看,美联储缩减了短期流动性工具的规模,对国债的持有从短期逐步向长期转移。金融机构实行短期融资计划的作用在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随着经济和信贷状况逐渐好转,短期流动性工具发挥的作用降低。图1显示2012年美联储持有的国库券占比降至0,2011年中长期债券同期增加67.02%。美联储对短期国债的减持并未对国债交易市场造成持续性的冲击,2012年短期国债收益率在波动后下降明显,这也意味着国债市场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依赖缓慢减小,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对市场的冲击也逐渐削减。

注:Bills指标对应坐标轴右轴,Notes and bonds,nominal指标对应坐标轴左轴

从在金融工具的选择来看,不尽新兴金融工具已经完成其职能,危机得到缓解的部门对应的金融工具比重逐步减小甚至被取缔,如定期拍卖便利(TAF)以及美联储持有的Maiden Lain公司的资产。由此可看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逐步转向传统工具,大规模激进的调整时期已经过去。

总体而言,危机之后美国政策调整开始有序进行。由于国内、 国际形势的复杂性,美国经济复苏的过程毕竟是一个长期阶段, 这也意味着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需要循序渐进。美联储采取的政策在危机过后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软着陆机会,在缓冲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调整了美国经济的长期问题。

2.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在金融危机后的变化。金融危机中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带来了信贷的迅速增长,这在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流动性同时,也造成了巨额的信贷与资产市场的泡沫。此外,由于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波及,危机之后我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以及资产泡沫的影响更加严峻。

通货膨胀在金融危机几年前已经初露端倪,在2009年由于国内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与国外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物价水平上涨很快。在随后两年中人民银行连续12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回收市场中过多的流动性,这也直接表现在资产负债表中其他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增长上。此外,人民银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在2010年来持续性增长,在2012年增长率达到62.97%。作为储备货币对应的项目,央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进行的以再贷款或再贴现形式向商业银行进行的授信,将转化为住户以及公司持有的货币。

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管理也成为央行关注的重点之一。我国外汇储备历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状态,在目前采取的结售汇制度下这意味着几乎同等规模的流动性被投放到市场中,人民银行只能通过发行债来对冲。图2显示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央行票据与外汇的增长率一路下滑,在2012年外汇增长率更是出现断崖式的下降,中间没有经过收窄的过程,直接从12.39%下降到1.84%,为11年来的最低值。外汇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与国际市场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人民币汇率的估值变动、 投资收益的变化以及国际投资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入量减小有关。 央行票据发行量逐年下滑,2012年央行票据一度暂停发行,在2013年央行票据恢复发行,但发行速度以及发行期限较2011年有了很大调整。总体来央行票据发行次数变少但相应的额度有所增加,债券期限均为3个月,较2011年有所缩短。央行票据本身是我国的历史产物,处于对冲外汇占款的目的而产生。作为人民银行的负债,它产生的利息将以财政支出的方式作为基础型货币投放出去,因此适当减小央行票据的发行量或者缩短其发行期限能够在减缓流动性投入的同时,缩减央行的操作成本以及机会成本,有利于增加其使用的边际效应,保持使用的功效。

注:发行债券增长率指标对应坐标轴左轴,外汇增长率指标对应坐标轴右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实施的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是由我国资产负债表结构以及长期以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决定的。在负债方,央行需要对存款准备金以及发行的央行票据支付利息。在资产方,接近1/3的外汇储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由于美国国债收益率低且人民币对美元处于升值状态,由此带来的投资损失几乎为零。虽然央行是金融管理部分,享ÁÁÁ有国家的特殊授权,但仅从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人民银行现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管理是不具有稳定性与长期性的。

结合以上分析,将金融危机后中美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以及采取政策进行对比可得图3。我国与美国资产负债表中多体现出的货币政策影响具有明显的侧重点,美联储更关注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好转,旨在提高经济增速及降低失业率;人民银行则更加重视国内流动性投入状况,力求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遏制通胀趋势、调节人民币汇率。整体来看,两国的在危机前后采取的货币政策也正是稳定金融体系的重点所在。

三、未来面对的挑战

我国与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后面临的情况有诸多不同,为了防止经济复苏走向流动性过剩的道路,应及时调整适度宽松政策的导向。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过程还未结束,它对美元汇率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导向的影响也会间接辐射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货币管理当局需要对国际金融形势做出前瞻性的调整,减少金融危机及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后续影响,

1.重点关注通货膨胀问题。金融危机中我国实施的适度宽松政策旨在通过放松银行信贷刺激经济发展,但由于中美经济联系紧密,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溢出效应,使如今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比美国更为严重。2013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6%,CPI同比上涨2.4%,发展状况只能说是比较稳定,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应当适度调节通货膨胀问题,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矛盾的同时稳定经济发展。

2.放缓调整节奏。由于危机中我国实际所受冲击不大,而且央行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使得我国商业银行普遍积累相当充裕的无风险资金作为抵御危机的后盾。因而如何是我国在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回复政策经济道路才是关键所在。目前过于激进的货币政策反而会使国内通货膨胀预期提高,国民经济的动荡加剧。通过微调可以随时根据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变化来对应采取措施,从而有针对性减少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

3. 加大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我国与美国资产负债表结构差异之一在于美国没有外汇资产,这意味着美元可以随时发放且中央银行不需要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因此美联储不用担心汇率波动对货币贬值、外汇缩水的影响,可以放心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零利率政策,将危机的代价转移到美国商业票据持有者身上。通过在区域内参与货币金融合作、提高人民币的影响力,既能够使人民币逐步走向国际化,也能够减少国际金融动荡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4.完善金融体系。从货币政策的操控灵活性与市场冲击力来看,较好的调节方式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美联储最主要的资产为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占比达90%以上,相比而言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比重较小,仅占总资产的6.34%,又由于我国国债市场传导机制不够完善,因而目前主要的调节方式为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通过完善国债市场传导机制,央行能够直接通过买卖国债实现对市场的实时调控,避免调整现行方法的缺陷。

中美主要城市 篇4

关键词：影子银行,中美比较,监管对策

一、引言

近年来, 随着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越来越流行, “影子银行”逐渐占据了我们的视野,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逐渐加深, 以及科技革命的进行, 影子银行应运而生, 代表着世界金融发展的必然未来趋势。尽管, 影子银行对于金融市场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我们依然要非常重视其潜在的风险。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情况、监管模式等, 可以在借鉴国外对影子银行监管模式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国情及我国影子银行的实际特点提出监管方面的对策建议, 这对于未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分析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特点、发展状况等方面, 对比美国影子银行的特点、发展情况以及其潜在的风险, 并且由此对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二、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概念和特点

国内外的学者们尚未对影子银行的概念形成统一的看法, 但普遍认为影子银行是“监管不到位或者很少受到监管、可能引发较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诸多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 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指传统商行体系之外的证券化活动, 如金融租赁、银行承兑汇票等;另一方面, 指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的民间金融借贷, 如人人贷、支付宝这种互联网金融等活动。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影子银行的主要业务之———资产证券化还没有发展完全, 发展模式独具特色, 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 游离于国家监管以外, 基本不受管制或者很少受到管制

1999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废除上个世纪初著名的《1933银行法》的法案, 同时又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这标志着银行、保险、证券混业经营监管全新格局的开启。相关法律的颁布大大地推动了影子银行体系的快速发展, 这同时也导致了对影子银行各项活动进行的监管存在一定空白。由于影子银行没有受到严格的市场监管, 监管套利的现象存在于其内部。

(二) 杠杆性高

为了获得高利润, 影子银行的运营模式一般具有高杠杆的特征, 这一特征导致影子银行体系存在巨大的风险。影子银行不用缴纳一定量的存款准备金, 因而操纵大量资金运作, 只需要很少的资本就可以做到, 以大博小。

(三) 具有隐蔽性

影子银行游离于监管的边缘, 具有隐蔽性, 这是它与传统商业银行相区别的另一大特点。影子银行一般进行场外交易, 而场外交易仅受交易双方私下协定的约束, 没有较为严格的市场监管, 不具备场内交易公开透明的特点。影子银行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使得投资者在面对产品时所能掌握的相关信息更加不足。

三、中美影子银行对比

通过对中美影子银行体系的深入研究, 由于二者发展阶段、发展环境、从属地位以及法律完善程度的不同, 二者的发展状况与潜在的风险也具有许多异同之处。如下表。

相比而言, 美国影子银行体系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在市场中的地位也相对较高, 由于过度的金融创新以及其内部极高杠杆的经营运行, 因而蕴藏了巨大的市场风险。中国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与美国具有很大的不同, 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与调整的阶段, 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但是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潜在风险也更加容易被有效控制。

四、对策建议

(一) 从根本上来说, 首先要增加利率的市场化程度

利率市场化, 就是将资金借贷和存款利率市场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确定较为合理的存款利率, 这样做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 从而提升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这一措施能有效地将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控制在稳定健康发展的状态, 维护整个市场的稳定。

(二) 加快深化市场监管模式的改革, 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

当前金融创新的步伐远远超过了金融管理模式, 因而, 政府在有效监管一些涉及到多个行业的金融产品或机构方面存在一定困难。我国需要建立集中统一的法定监管机构, 从宏观上控制影子银行所导致的市场潜在风险, 根据现状制定新型的监管政策, 加强市场纪律的管理力度;同时也要协调与之相关的各个部门, 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的信息披露, 增加其发展的透明度。

(三) 从资金的角度看, 应当及时关注房地产企业的风险

从上文可以知道, 在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中, 有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投资于与房地产相关的企业。政府需要及时地关注房地产价格的或升或降, 同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监管房地产企业的相关经济活动, 控制房地产的价格并使其发展变化趋于合理, 这能够有效地控制影子银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降低其导致的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应从金融结构演进角度客观评估影子银行[J].经济纵横, 2013 (4) :27-30.

[2]陈剑, 张晓龙.影子银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2000——2011年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 2012 (8) :66-72.

中美主要城市 篇5

2008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Smart Planet)概念,并于2009年1月向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式建议投资建设新一代的智慧型信息基础设施。此后,奥巴马政府在经济复兴计划中首次描述美国智慧城市概念,以爱荷华州为代表的50个州均先后启动智慧城市计划,在智慧照明、智慧电网、智慧家居、智慧交通和智慧能源等领域均取得世界性突破。

1中美政府与行业间智慧城市合作潜力分析

与其他同领域国际合作相比,中美政府间生态智慧城市合作经验主要体现在适应性技术应用、体制机制标准建设、顶层设计资金保障、产城融合和多部门协同等方面。

1.1中美省州城市间国际合作基础广泛

美国于1979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迄今已有30多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从外交层面分析,自1990年以来(特别是2000年之后),建立了约244对友好省市,其中省州51对,城市193对,是中国与外国设立友好省市数量第二多的国家,总数接近与日本建立的友好省市。中美友好省州除新疆、西藏均覆盖;省会城市除南昌、西宁和银川,均覆盖,在经贸、文化和旅游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1.2智慧城市总体水平与基础质量有待提高

当前,我国有277个国家级智慧城市试点正在创建中,而提出创建要求的城市总数约在500个。目前,中国宽带排名世界75位,物联网传输刚起步,相关法律、标准规范相对滞后,技术创新与应用处于起步阶段,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些方面的建设都位居世界前列[1]。总体上,我国开展智慧城市建设,重视硬件投入,缺少市民沟通参与;建设模式单一,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思考探索不足;将关联性不大的建设项目归为智慧城市,增加社会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质疑;工程建设和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和迫切性关联得不够紧密,投资经济性思维不足;对于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和培育智慧产业的智慧顶层设计和实施部署力度不够;与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为本的历史传承和生态文明衔接互动不足;坚持信息安全,部门间信息孤岛局面改善水平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创新的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有引领性的智库主体,在公共角度思考、规划和提供智慧城市知识创新的能力相当薄弱等。

1.3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和拉动经济能力可观

截至2013年8月,中国已有320多个城市、地区投入3000多亿元建设智慧城市[21。赛迪方略预测,2015年国内智慧城市的IT投资将会突破2400亿元,拉动经济总产值超过1万亿元。截至2015年5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25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总计划投资规模近万亿元。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总体市场规模估计有4万亿元,该市场从“十二五”中后期开始,将在“十三五”集中释放。

2“十三五”中美智慧城市合作战略的初步建议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期间中美合作的战略元年。美国参与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有坚实的基础。考虑在不同建筑气候区、不同城市规模(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同片区类型(新城、改造)和不同城市区位(内陆、滨水、交通枢纽)等,开展智慧应用技术研发和试点示范工作。本研究提出下一个五年中美智慧城市合作的初步建议,从8大策略方向出发,通过中美合作将城市建设从平安城市升级到智慧城市。

2.1行业智库先行,建立长效机制,牵引交流合作

在智慧城市领域,与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美双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行业交流基础,但是交流的覆盖面、城市参与的深度与中美企业间的互动仍处于起步阶段。智慧城市作为融合了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创新体,其理论基础、技术研发和创新实践都处于萌芽阶段,不是单项技术、管理和政策创新,而是系统性、多学科和综合性的集成解决方案。智慧城市在行业不断细分的背景下,展示出全面、统筹和集成的特征。加强知识创新传播,有助于加快城市发展节奏与需求的对接,形成有效的“问题一目标一对策一方案一验证”闭环回路。

当前,中美在智慧城市领域行业交流的推动主体主要是美国使馆(领事馆)、美方传统行业共同体和美国智慧城市相关的企业。与中国智慧城市行业的主要推动力量互动不足,2012年以来,全国性的智慧城市论坛超过20场次(专业参与人员2000人以上),美方参与的力度和水平较低。国家和地方省市为了促进智慧城市的发展,新建的行业协同创新机制的智慧城市联盟超过50个,美方参与能力建设的频次和重要性均待提高。《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发布和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十三五”期间中美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搭建了良好的顶层政策设计。

中美双方代表性的智慧城市行业主体应加快促进行业间的交流,提高频度、广度、深度和热度;探索在中美对话机制框架下围绕智慧城市形成新的机制和模式,如中美智慧城市智库论坛、中美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体制、中美智慧城市高级别行业峰会、中美智慧城市博览会等。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建设、管理和运营规模所繁衍的市场空间可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研发优势明显,行业交流的内涵设计有丰富的素材可挖掘,智慧城市市场推广和项目商洽的空间有保障。

2.2智慧产城融合,构建经济引擎,形成规模经济

结合我国新城进程中的教训,城区或园区的开发务必要有产业的导入,即便是居住型的片区开发,更需要扭转传统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粗放思路,要从城市运营和服务出发,构建楼宇体系下的生态智慧服务产业体系。将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且满足中国需要的高技术以及绿色科技产业引入到试点示范区,既符合城市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又能带动区域的成熟发展。鉴于部门之间的行政职能划分和协调边际成本,国际合作在融合促进部门协作方面有先天优势,有些中美项目从地级市上升到省一级,并得到国家重视,有助于部门之间统一认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

从城市经营出发,智慧城市建设应当注重智慧产业的开发和导入,在新城开发和旧城更新中,坚持产城融合的理念和实践思维。截至2015年10月,我国提出要创建“智慧城市”的城市总量接近500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确定的试点城市(区、园、镇)约277座,但是对智慧产业的思考和开发较为有限,强调建数据库、建平台、建网络等运营较多,但从城市规划、城市经营和城市经济等角度着眼不足。从城市发展战略出发,智慧城市的构建应定位为智慧型战略新型产业的培育和有机生长绿色低碳城市形态的合体。依托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经开区、软件园、服务外包园、职教城、新城(区)和内城重点商圈、居住区和城市更新单元等,按照产城融合的规划理念,充分汲取市场创新的鲜活实践,设计与智慧城市需求相适应的产业定位,编制有效的智慧城市产业专项规划和招商导则。将智慧城市作为经济引擎来打造,才可能避免智慧城市创建流于表面、成效不足和缺乏市场活力。2012年10月,中电华通携手IBM、三星等合作启动烟台智慧城产业园,总投资50亿(321亩)(见图1);2014年3月,韩国智慧城市融合集成协会与东莞东城区合作建设东城中韩智慧城市产业园,园区占地约80亩,总投资超过70亿;2014年11月,华讯中星与成都市郫县合作,总投资199亿,建设“华讯中星智慧产业园”,该公司与IBM在智慧城市领域有合作基础(见图2)。

当前地方智慧城市实践,多从城市尺度和单项应用展开,部分信息化程度高和起步早的城市已经初见成效,智慧城市的数据消费具有潜在市场,但仍然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或政府融资平台。缩小空间尺度,模块化、单元化、精品化和系统化构建智慧城市生态体系,有利于实现城市运营高度的智慧化和数据的广泛交集、互动,特别是高价值量的信息消费。因此,将智慧城市建设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并从城市经济角度将其作为开发模式应用到城市重点地区的规划建设,将更加有助于智慧城市实践出新模式、新解决方案,并产生传统开发模式无法达到的成效。集合有限的财政资金,有效引导社会资本的参与,依靠规模经济来打造智慧城市,进而带动城市整体智慧化建设模式的展开。

2.3多元金融组合,配套政策激励,夯实合作根基

自国家施行智慧城市试点示范以来,尚未提供直接的财政资金支持,但地方城市的创建得到了地方财政的有效支撑,并且,公私合营(PPP)模式下的社会资本也参与其中(上海、银川、重庆永川、安徽准南、安徽准北、山东诸城)。从全市整体创建分析,结合创建任务要求,总投资在几十亿到上百亿。与城市地方财政收入相比,特别是在地方债务风险控制的背景下,地方城市创建智慧城市的资金保障存在短板。智慧城市建设包括公共性产品和盈利性产品,政府在优先保障公共性产品服务购买的前提下,设计配套政策激励金融业和投资界等参与盈利性产品的投资,如互联网金融、PPP融资模式等。

智慧城市由于集成了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等,三化领域的政策设计和实践创新,均为智慧城市融资提供了思路和跨界设计的可能。参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有来自于消费群体的中长期稳定收益,属于稳健和安全型的投资行为,引导私营资本的注入,不仅利好私营投资者得到可持续的稳定收益,而且可有效降低在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伴随城镇化的进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我国房地产业节奏的放缓,土地财政已经显现出政策优势不足,在存量建设用地上交易未来的信息消费接口和应用权限将在微观经济上有无限可挖掘的空间。建设用地的实物型使用权消费,复合上用地空间上的虚拟型接入权消费,衍生出的网格化的综合服务将可能催生出新的经济业态——第三产业中的智慧产业。资本的有效注入和合理流通,需要配套政策予以监管,防范资本的风险并维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以PPP模式为例,必须为公私双方设立有效的诚信保障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等,英国等国家较早开展PPP模式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政府、企业的信用直接决定多主体合作的成败。

2.4双边部际合作,推行试点示范,构建创新引擎

智慧城市推进,应当反映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智慧化上,并在服务中培育出新产业,提供就业机会。我国已经形成了涵盖8部委的智慧城市部际间合作的机制[3],地方城市推进智慧城市的主要政策均通过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厅来发布,国家和地方对智慧城市工作系统性和协同改革创新的必要性有良好的认知。美国商务部、能源部和美国使馆(领事馆)等美方单位正在开展与中方相关单位的交流。结合我国推进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应加强既有数据的集成共享、建立有效的知识学习、经验总结和模式开发的工作机制,特别是要加强部际间协作。城市片区级试点示范,融合多个职能部门,在部际层面形成协作机制,有助于推进地方的试点工作。公共卫生、医疗教育、旅游休闲和全民健身等公共服务性部门和行业,同期也在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旅游和智慧体育等领域开展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要义之一,就是要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围绕市民的多元化、非线性行为数据的交集才能够反演和解析人群的社会行为和经济活动。双边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宜改变以往单个部门或行业之间的对接,为实现平台型经济发育提供顶层机制窗口;我国智慧城市部际间协调机制的开放程度宜加快,如当前推行的科研体制改革,要提高信息共享水平,提高原始性、原创性的智慧城市创新能力,降低重复低水平建设,在评估数据安全性的前提下,合理开放对公众的数据接口,促进服务型、消费型智慧产品的设计和应用。通过部际协作,解决或有效处置接口的问题,对于试点示范创新改革有重大的政策启示,对于地方城市获取国际合作价值有良好的渠道契机。

我国在智慧城市技术培育、孵化和应用方面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快发展步伐[3,4],美国的城镇化建设质量和进程为我国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和借鉴。从中美合作型的技术科技创新入手,联合双方科技研发、工程建设和产业力量,围绕中国城市的实际难题(城市规划、人口布局、交通设施、产业发展和建筑节能等),结合中美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开发适宜性技术,并予以集中集成示范,并在片区开发中充分引入外资、内资共同参与开发。

近年来,很多国家与我国政府和有关部委(科技部、商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地方省市(北京、江苏、浙江、江西等)密切开展双边合作,通过多元方式参与中国的生态和智慧城市建设。依托国际合作的桥梁,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城市的城市规划理念、引进生态智慧技术、开展能力建设、促进试点和示范项目建设推广,对于促进我国城市低碳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直接的参考意义。在生态智慧城市领域,世界多国(新加坡、瑞典、丹麦和英国等)均与我国开展过双边合作,但中美合作项目数量、合作深度和创新能力均较为突出。商务部在推进国际生态园合作中,专门设立节能环保专项资金,保障顶层设计运行中有机构支持和专家智库支撑,并聚焦开发国际合作生态园工作指导性标准体系(于2014年制定《国家级经开区国际合作生态园工作参考指南》),结合中国国情,同时适度超前,引导全国开发区的生态转型发展。

2.5支持市场主体,合理开放领域,促进信息消费

智慧城市产业涉及的市场主体包括“三化”涉及的企业,仅互联网企业的产值、数量和就业规模就相当可观。单以产值为例,互联网企业2014年产值占GDP约5.5%,同期房地产业比例为6%。因此,市场主体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实力强劲,但目前市场主体参与的领域和空间有待逐步开放,而针对国际合作型的智慧城市项目开发,更加面临数据和信息安全方面的考虑而制约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我国在安防领域已经有良好的工作基础,在信息安全方面也开展了一定的建设。当前智慧城市建设面向的主体主要是城市政府、城市居民和城市消费,因此,合理、有步骤和有条件开放与公众消费相关的领域(如民用建筑、交通、旅游、医疗和教育等),让市场主体有效参与,能够促进智慧城市应用型消费服务的成型。目前,全球已有10多个国家拥有开放政府数据的门户网站。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挪威、英国、美国和新西兰都设有开放政府数据部门,很多国家的政府部门正在通过互联网的力量,包括社交媒体,来提高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力量,同时重建政治领导人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5]。经验表明,开放程度越高,信息安全防护越有保障,从市场角度出发,开放和安防是有机互动的。智慧城市依托信息化,有效解决了物理空间的阻隔;现代工业化有效促进了技术手段的高度发达;新型城镇化让城市居民更加体验和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的成效。与市民紧密相关领域的有效适度开放,有助于市场主体将应用理念和技术路径充分地实践,有利于催生新型消费方式,同时对政府简政放权和国企改革提供启示。此前互联网经济,特别是电子商务,是在政策的边缘或非中心地带发育起来的,主要来源于市场的智慧,满足的是现实需求。当前的政策设计更加积极和主动,部分城市主动通过负面清单等方式,提升政府效能,让市场主体有更为主动的空间,参与创新创业。

2.6兼顾战略民生,开发适宜方案,实现智慧应用

中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的稳步增长通道中,进程将持续10～20年。从建设领域来看,我国每年新建建筑超过20亿m2,既有建筑改造4～5亿m2。中国在实施城镇群、“一带一路”等区域性发展战略的同时,聚焦大城市病(交通拥堵、城市灰霾、内涝洪灾)等民生问题。中国是美国开展智慧城市级项目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对华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自上至下全面展开,有各级政府间、企业间、高校间和社会组织行业间等。它们是推进中美合作的关键性主体单元。在实现智慧共享的同时,解决信息不对称,也是当前面临的关键性症结,资源整合难度大。因此,应注重信息公开和资源整合,让更多的主体能够低综合成本地参与到中美合作之中。针对政府投资性项目,将可以对外开放的领域和项目对外发布,支持和鼓励中美各方和合作方共同参与开发。与此同时,试点示范区的开发,需要集成性的有效方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美国技术推介和产品营销,应当通过中美咨询力量形成有效的综合解决方案,服务于试点示范区域,针对不同开发主体需要,设计不同深度和广度的综合方案(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运营、投资模式和收益分配等),并有效地考虑技术经济成本,构建有弹性和风险可控的一揽子决策工具。

与此同时,发挥中美合作的优势,着力从商贸合作和投资项目出发,在试点示范区域引进或合资建设中美企业群、孵化器和综合服务设施。必须有良好的产业配套,才能长期争取到美国政企的持续性关注和扶持,将项目试点做成多期,不断孵化培育,争取成为国际合作样板。与此同时,试点示范开发应坚持技术经济分析,从片区总体把握增量成本和适宜技术的应用,建立增量成本可控、经济性、宜居宜业性相统一的智慧城市示范区,并致力于构建市场层面可持续的复制模式,成本层面业主接受的销售模式。2009年9月,美国爱荷华州迪比克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将城市所有资源和信息消费(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数字化连同,通过监测、分析和整合,进而智能化地响应市民的需求并降低城市的能耗和成本,提高迪比克市的宜居水平和经济活力。经验表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初期存在较高的技术成本,市场化之后,边际成本下降。如果在开发初期,就确立适宜性技术示范及量产扩散孵化的思路与计划,应用符合中国市场需要和接受能力的智慧技术,可以缩短边际成本降低的周期,快速实现互惠互利。

2.7锁定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改善城镇功能

全球城市面临的挑战日趋深刻,中国城市问题突出表现在水资源短缺、空气质量下降、交通拥堵严重、能源供给转型、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内涝、公共卫生负担沉重和建筑更新等方面[6,7,8],快速城镇化进程和失当的城市政策,使得上述问题互相交织,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性。中美智慧城市合作应本着“一城一策”的原则,重点聚焦关键领域,而不是起步就求全、求大,充分研判资金筹措水平、政策支持力度和技术支撑能力等。坚持平台思维和开放思维,在城市局部关键领域搭建开放式接口,为所聚焦领域的智慧化二次开放和系统性整合提供条件。如交通,运用智慧技术,努力在示范区范围内根治交通拥堵,形成重大突破,催生能为我国其他城市效仿的综合解决方案,从根本上改善城镇功能,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2.8服务全球治理,构建智慧网络,增强城市韧性

中美两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两国的城市在全球对话中同样应支撑起先进治理的角色。麦肯锡研究报告预测,在2010-2025年间,世界的前600个大型城市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5%。截至2014年底,我国超特大城市约16座,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均在区域发展中成为决定性力量,尤其是人口千万以上的6座超大城市,它们在“十三五”期间,从区域走向世界,建设全球城市的基础已经初步形成[9]。依托智慧产业的构建,来促进我国超大城市成为全球城市,并深度参与全球城市治理,同时提高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水平和全球政策研究、制定和实施的水平。通过智慧体系的构建,提高我国超、特大城市以及重要节点城市的智慧化水平,参与世界智慧城市体系的构建,将加快我国城市开放水平,更多地集聚国际资源来打造属地城市,进而辐射带动周边城镇群的发展,形成智慧型的大都市连绵区,如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提出构建珠三角智慧城市群的建设目标和行动方案[10]。依托中美合作,增强我国城市智慧化发展能力和提升国际化开放水平的同时,应深刻认识我国城市建设和运营质量存在的脆弱性问题[11,12],如城市内涝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等。因此,增强城市韧性、提高城市应对风险冲击的弹性,是全球性智慧城市建设的根基。符合中国国情和城镇化发展需要的平安城市的建设,为增强城市韧性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而城市经济、内涝水患、热岛效应和卫生疫情等,将成为智慧城市韧性建设重点响应的方向[13,14]。

3结语

中美政府间、行业间应深化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

1)为新型城镇化空间骨架建设提供智慧思维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城市建设目标的实现,具有良好的启示性和借鉴性。在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的基础上,鉴于我国新城建设和既有城区改造的规模体量,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如果能够较好地借鉴和引入美国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提高城镇功能和解决城市病的进程将势必加快,中国城市科学发展的能力建设将拥有丰富的经验基础。

2)为智慧产业培育提供营养基质将智慧城市当作产业形态来打造,将有助于城市创建工作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目标任务相结合,并依托互联网+、云存储和大数据等思维,重构出新的产业组织,催生新的产业方式,建构起智慧城市产业,探索建立智慧城市建设市场化运作的有效机制和操作示范,如空间战略层面规划设计的智慧化、微观层面的建设用地信息消费接入权限(依托“三网融合”等基础网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