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问题

2024-10-09

自杀问题(精选12篇)

自杀问题 篇1

2006年10月31日, 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裘祖贻上吊自杀。从裘的遗书中可以看出, 他的自杀和药厂陷入困境有很大的关系。华源生产的欣弗出事后, 厂方要以高出出厂价近20倍的竞标价召回产品。

在裘祖贻自杀的当天, 有来自黑龙江的“欣弗”问题药受害者家属到华源药业要求赔偿, 并且点名要裘祖贻出面解决问题。公司工作人员拨打裘祖贻的手机告诉他此事, 但是裘祖贻一直没有露面, 后来再拨打他的手机便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晚上, 有员工发现裘祖贻的办公室反锁着门, 把门打开后发现, 他已经在里面自杀身亡。

因为问题“欣弗”已经导致了全国10余人的死亡。裘祖贻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裘祖贻嘴边常常挂着这样一句话:“以产品质量赢得市场, 质量第一, 质量至上, 把质量作为市场制胜的法宝。”他还制定了诸如“质量买断制”、“质量责任追究制”、“产品出厂许可证制”等一系列质量保证措施, 要求公司上下对于产品出现的质量问题, 要一查到底, 一追到头, 不放过蛛丝马迹。可是言易而行难, 最后还是质量问题给了裘祖贻致命一击。“欣弗”事件曝光后, 他的质量宣言顿时成为笑柄, 他自己更是难逃身败名裂的命运。

自杀问题 篇2

1、不能和想要自杀的人谈论自杀,因为谈论自杀会诱发其自杀的行为。

事实并不是这样。以温和的、镇定、接纳的态度与对方交谈,可以让对方重新思考,可以赢得时间来做危机干预。更重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接纳对想要自杀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苦闷会得到宣泄,他们的情绪会得到承托。有可能他们会因为这些温暖而留恋世界,把跨出去的那只脚收回来。

2、把自杀挂在嘴边的人不会自杀。

确实有一些人是这样。但也有一些自杀者会在发出预警信号后实施自杀,据研究80%的人自杀死亡者生前曾发出各种预警信号和求救声。当我们没法辨别对方属于哪一种时,最安全的策略是充分重视。

3、有过一次自杀念头的人总会想自杀。

自杀念头和实施自杀之间有一段长长的路,

很多人在遇到一些危机时都曾动过一死了之的念头,但这只是短暂的念头,过后往往会克服危机,重新投入生活。

4、当一个人自杀行为未遂后,危机就结束了。

这不完全正确。如果一个人的目的只是用自杀去威胁别人,自杀未遂、达到目的后会停止。但如果一个人一心求死,因偶然原因自杀未遂,连续实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那些状态转变非常快、非常好的自杀未遂者值得关注,因为其背后可能酝酿着更大的危机。

5、自杀是冲动性行为。

这不完全正确。那些受到强烈情绪支配的自杀,确实有可能是冲动行为,但有些自杀行为是在强大理性支配下的行为,会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安排。

6、只有严重的抑郁症者才会自杀。

不完全正确。有些严重的抑郁症者可能连实施自杀的动力和精力都没有了。那些处于抑郁加重、想要摆脱又无力摆脱的人自杀的危险性最大。

详谈信仰是如何促进健康长寿的

自杀问题的中国解决之道 篇3

吴飞先生近几年一直关注自杀背后的文化、社会、政治含义,已经出版《自杀与美好生活》(上海三联2007年1月版。36.00元)《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版,14.00元),即将出版《浮生取义:华北某县的自杀研究》。

雷天: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自杀问题的,当时基于什么原因?

吴飞:1999年底和2000年初,我在美国做自杀研究,第一次回国做研究是在2000年的夏天,那时费力鹏大夫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其实在费力鹏的结果发表之前,国内国外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只不过确切数据、具体原因、如何解释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的严重性,着手研究之后,才有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解释的方式。

雷天: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是国内最早讨论诗人自杀问题的书籍,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吗?

吴飞:当然。刘小枫先生是我的老师之一,应该说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前辈学者之一,不过我们研究自杀问题的出发点确实不一样,他主要研究诗人的自杀问题。

雷天:《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主要谈的是农村的自杀现象。请问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行为在整个自杀率中占据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吴飞:我先说说费力鹏先生。他是加拿大人,和白求恩一样,二十年前来到中国,做关于中国自杀问题、精神疾病的研究,基本上把自己当成中国人。他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和谈到自杀问题的人,但进行这么深入的研究,把它变成最关注的问题,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我对费力鹏教授是非常尊敬的,但有很多地方我跟他的看法不太一样。2002年以前,每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都有一个关于自杀的统计,是非常低的。费力鹏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以前的统计方法有问题,再有就是它覆盖的人群不够有代表性。所以他对研究方法、统计方式做了大规模的调整,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很不一样。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的统计覆盖更多的农村人口,他认为在十万分之二十三到十万分之三十之间。大家比较接受他说的最低数字,十万个人里面有二十三个人自杀。即便如此,这也是非常高的数字。相对来说,自杀现象更多地出现在农村,农村的自杀率可能会是城市的两三倍。还有,女性比男性高一些。不过,我对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保留。因为某些原因,国内国外的研究者都会强调。女性自杀率高是中国自杀问题最重要的一点,这我不太同意。女性自杀率高出来的比例并不是非常大,而且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另外,国外是中年人自杀情况最多,但中国自杀的基本上集中在30岁上下的青壮年,还有老年人,跟国外状况非常不一样。我认为,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人的自杀和精神疾病的关系比例上。西方国家的自杀人群里,90%,甚至是95%以上的人是有精神疾病的。而在中国,自杀人口中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最高的统计数字是63%。而且,这些都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自杀背后的不同原因

雷天:你的《自杀与美好生活》谈的是西方的自杀问题。请先谈谈西方关于自杀研究的情况。

吴飞:西方的自杀学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脉络,两个研究传统。一个是医学的研究,一个是社会学的研究。涂尔干的《自杀论》影响非常大,里面对医学的研究传统有很多批评。我认为,在目前的自杀研究中,这两个传统基本上合流了,没有特别大的张力。而我之所以要写那本《自杀与美好生活》,从西方自杀学的脉络思考这个问题,出发点就是,中国的问题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不清楚,可以说是无法解释。所以我希望能从更深的角度来理解,先要理解西方的自杀学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看到中西之间的差别……有这样一个对比之后,才有可能理解到中国的自杀现象背后有怎样的更深的文化和社会问题。

简单来说,基督教文明是谴责自杀的,背后有一系列一整套的生命关怀。谴责自杀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包含着一个非常深的肯定,所以反而会出现非常复杂的现象。首先是有一种良心发现,但是基督教的文化又认为你的良心发现之后,不能以这种方式来结束生命,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在你发现自己是罪人之后,应该有一个救赎的希望。像《圣经》里面的犹大,背叛了基督,是最大的罪了,但他最后以自杀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比他背叛基督还要大,背叛基督的罪都是可以宽恕的。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德性:“信、望、爱”里的“望”就是“希望”的美德,是对上帝的拯救抱有希望,其实就是在对尘世的现实绝望基础之上,再抱有希望。自杀的主要原因就是绝望,despair,而在精神医学里面,对于自杀的基本诊断,也说是出自绝望。所以说精神医学直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面对自杀者,西方的观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是既有一个肯定的方面,又有着强烈的否定。这种复杂性在精神医学中,在涂尔干的《自杀论》中都可以找到痕迹。这是我对西方自杀学的基本看法。

雷天:我是不是能够把你研究自杀问题,理解为探寻中西绝望感背景的差异,中国式自杀不是对彼岸的态度。更多的是因为对此岸的失望?

吴飞:我并不把中国人的自杀原因归为绝望,我觉得西方是绝望,中国恐怕并不完全是这样。西方自杀者的这种绝望,其实有两个非常典型的文学形象,一个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一个是雨果《悲惨世界》里面的沙威。麦克白夫人做了那么多的坏事,突然有一个良心发现,这些坏事她的良心没有办法承受。一个人对自己审判,觉得自己良心无法承受,会自杀。沙威也是这样,在《悲惨世界》里面,他的良心受到了谴责,没有办法承受,就自杀了。一个完全的坏人,没有良心发现,是不会自杀的。

雷天:那么你觉得中国人的罪感会导向什么方向,良心发现之后,会做什么事?

吴飞:还是以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来对比,这个对比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太宗。唐太宗杀死自己的哥哥和弟弟,这比麦克白的罪还要大,但是我们认为唐太宗是最好的皇帝,这是可以赎罪的,可以以一种尘世的方式,做好一个皇帝赎罪。

雷天:我很疑惑唐太宗有没有这种所谓的良心发现?

吴飞:可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因为基督教里面强调的良心观念和中国讲的良心也是非常不同的。

雷天:你刚才从西方文学作品中说了两个例子:麦克白夫人、沙威,

有中国人的例子吗?尤三姐、屈原有象征意义吗?

吴飞:屈原当然是中国自杀者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但我觉得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中国古人的自杀跟现代人的自杀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恐怕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比起尤三姐在情绪激烈的情况下拔剑自刎,尤二姐的自杀更像普通人的自杀。不过,无论是三闾大夫屈原还是普通女子的自杀,都不是出于西方意义上的绝望,而我们对他们这种自杀行为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肯定的。这点与西方非常不同。

雷天:从现实来讲,如何减少自杀率,西方与中国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吴飞:西方的做法,最重要的是在医学——精神病学上面。在中国,最大的一个争论是,自杀是不是也应该归结到医学问题上。从现在来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太好的方法。

西方对自杀问题的解决方式,除了从精神病学角度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法律解决。这个法律解决非常严厉。在15、16世纪的时候,自杀者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惩处,因为自杀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自杀是一种特殊的谋杀,是以自己为对象的谋杀,与谋杀同罪。所以对于自杀者的处理方式一种是羞辱尸体,尸体不能正常埋葬,必须要游街,然后以对待恶鬼的方式埋葬在一个十字路口。还有实质的惩罚就是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家人没有继承权。这样处理和医学也有很大的联系,在中世纪制定的法律中,精神疾病自杀的人不受这种处罚,认为有精神疾病的人,头脑不健全,他可能是想做别的,不知道自己在自杀,所以这不算是谋杀。16世纪以后,很多自杀者的亲属为了避免受处罚,就说自杀者有精神疾病。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很多由法律处罚的自杀问题就变成医学处理。在美国,19世纪的时候很多州的法律还认为自杀是犯罪,只不过是一种无法惩罚的犯罪。英国恐怕到20世纪后半期,仍然有这样的看法。

家庭革命后的农村自杀问题

雷天:现在我们谈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学者阎云翔写过一本《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这本书在考察村庄私生活变迁之后,得出结论,“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私人生活变革并没有导致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之崛起的问题。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你的考察认为,五四以来的家庭革命是现代人有尊严的生活的首要条件。我们不会因为出现的种种问题而否定五四以来的家庭革命。每个村庄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就你的考察,你如何评价阎云翔先生的判断?

吴飞:阎云翔先生从辈分上来说是我的师兄,从学问和年龄上说是我的老师,我的研究参考他的观点非常多,有很多基本观点跟他非常接近。我对中国自杀问题的判断,基本上认为它是一个现代问题,而不是一个传统问题。即并不是因为中国社会,或者中国农村社会过于传统导致的,而恰恰是像阎先生说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出现的问题。人们追求自由,但对这个自由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有一种健康的自由,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像我在自杀研究里面所看到的,很多人是因为琐事自杀的,比如在家庭里夫妻吵架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一种权力结构,并不是因为男女之间的权力压迫,相反恰恰是因为人们的独立意识过强了,所以才会因为非常小的事情就自杀。

我举个例子:有这么一对夫妻,关系其实非常好,男的对女的过于宠爱,过于娇纵。导致这个女的自杀的原因是他们家有一台录音机被小偷进来偷了,那时候这个女的就在房子里,她不知道小偷进来了。丈夫发现录音机是在这个女的眼皮底下丢的,就说了几句,说得比较严厉,当然跟平时的态度不一样。妻子觉得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于是喝农药自杀了。类似为这种小事自杀的情况很多。一个母亲,因为小孩打游戏,不好好上学非常着急,有一次她把孩子从游戏厅里拉回来后,越想越觉得没有办法,一气之下喝了农药。可以说大部分自杀的原因是这样的事情,非常小,甚至是非常可笑的,但却非常多。如果这样的事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方面我和阎先生的判断比较一致。

所以,因为中国自杀者中女性比男性高这个表面的现象而得出诸如存在女性地位低,有家庭暴力,男女不平等情况这样的结论太简单了。在农村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和观察的人都认为,这个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太简单了。

雷天:阎先生的意思是说三纲五常的伦理观解体之后,真正有健全独立精神的个人并没有崛起。但我们不会因为出现的种种问题,否定五四以来的家庭革命,这是人获得尊严最基础的条件。我想知道,你考察过的村庄中,因青年不赡养老年人,导致老人自杀的情况有多少?在没有劳动力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尊严离开儿女自己搬出去住,这种间接自杀的现象多不多?

吴飞:直接自杀就很多,有的是因为没有儿女来赡养,有的是因为和儿媳妇吵架,也有的是因为一些琐事。在这个范围不大的研究里,我至少碰到过三起是因为吃饭的细节导致自杀的。比如一个老头,全家人吃饭,他发现他的孙子孙女的碗里有一个荷包蛋,就他的碗里没有,就上吊了。还有一个老头,有一天在柜里面发现了蛋糕、馒头,是儿媳妇偷偷放起来不让他吃的,他也自杀了。像这样与子女不孝顺有关的事情有好多。

自杀研究中思考的两个生命概念:“过日子”、“做人”

雷天:你的书里面提到的中国人理解生命的两个核心观念:“过日子”和“做人”。你认为中国的很多自杀问题是因为不懂得“过日子”和“做人”。我想,过日子的意思有两重——一重是柴米油盐的物质生活;一重是家庭邻里人际关系的政治生活。做人的意思主要是指通过“过日子”的过程对心性的涵养——主要指对“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修养。通过这种涵养,会使人的生活过得有意义。懂得了如何过好日子以及认真思考怎样做人之后,自杀问题不说完全解决,至少情况能得到很大改善。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觉得儒家思想可以解决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这两个概念对都市人是否同样有效?因为都市人不生活在熟人社区,另外他们陷溺其中的可能是办公室政治、生存的焦虑等等问题。这种心性的涵养是否对这个人群同样有效?

吴飞:你对“过日子”和“做人”总结得非常好,我还要强调一点,之所以用这两个中国民间的概念,因为它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针对西方。中国人认为,生命是一个过日子的过程,而不是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存在——human being。在这个对比之中可以看出区别。现代西方主要是从人和上帝关系上理解人生的,中国不是

这样。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过日子”和“做人”到现在还应该是中国人对于人性对于生命的“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概念”。

过日子其实是强调一个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不管农村的熟人社会还是都市,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中国人和家庭的关系是一个中国人基本的存在状态,他的生命发生的场所,生活的基本存在状态。

西方人的基本存在状态是人和上帝的关系,或者是上帝变成一个自然,或者是变成社会,或者是变成虚无,总之它是一个观念,人和这个观念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在中国人的过日子观念里,人和他的家庭最重要,人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

做人,我用这个概念,是希望能把它接到涵养心性、对天理的认识、对良知的观念里面。就是人在家庭里,在过日子的过程之中,如何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这也要从中国的观念来理解。我觉得,要解决现代中国人在某种精神层面的问题,儒家肯定是最重要的资源。

雷天:“过日子”确实是一个涵盖农村和城市的解释概念。但是我感觉“做人”的差别比较大。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小县城,小地方的熟人社区里面,做人还是需要塑造一种形象,以便处理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在都市里面,很小的小家庭,周围是陌生人群,“做人”的意义就比较狭窄一点。在传统社会中“做人”,人情练达确实是一种修炼,但现代社会中,小家庭之外碰到的可能是办公室政治或是其他纠葛,人情、事情都复杂,所谓“做人”似乎对人的心性并没有什么正面的作用。

吴飞:这样的追问,可以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我在书里面用了《红楼梦》里面的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肯定了这话的意义,但肯定这句话的意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否定对它的批判,如同看到家庭革命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否定现代性的过程,并不能走到极端的保守主义的立场中去。

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这是一个现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都一样,我们必须得面对它。但这个现实不一定很坏,不能认为现代社会带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坏的。现代社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更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只是在城市里面,在农村也同样。我不同意把中国分成农村代表传统,城市代表现代。我认为,农村也是现代的农村,和以前非常不一样,很多现代因素已经进来了。在这种处境之中,重要的并不是抛弃“做人”的观念,而是如何重新理解它。“做人”和“过日子”这两个词的含义很丰富,都有肯定的一面和否定的一面。“做人”最表面的一个意思就是人情世故这些东西,这是一个生存技术,一个在人际交往中的技术。但是如果把“做人”和更深的哲学观念联系起来,它是自我的一个修养,更多的是使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观念,不仅仅是塑造什么形象。在陌生人的社会里面,很多外在的塑造形象,如人情的礼尚往来,确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如何做人”对于个人如何培养自己的内涵,使自己有比较好的心态,仍然对我们很重要。我觉得,这是“做人”这个概念里面最主要的意思。

对“过日子”有一个最表浅的理解,就是理财,其实它决不只是这样。要把这种民间概念变成有哲学意义的概念,更深理解它,要读很多古代的东西,这样反而能够更好理解我们现代。

雷天:我刚才说的塑造形象,不是说只是外表的塑造形象。实际上也是一种涵养,内在涵养流露于外的外在形象。由此引申的问题是,你这是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外一种表达——中学(主要是儒家哲学)来立命,西学(西方的政治制度、现代性)来制定制度规则。

吴飞:我不太会用“体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如果要让我说,无论是心性,还是制度上都要中国的,中学为体,中学为用。不能简单认为我们是中国人,能读汉语,就认为你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就像不能认为我们表面上有西方的制度形式,就完全理解了西方的内涵一样。

自杀问题的解决方式:以“教化”为生民立命

雷天:我在这本书上看你谈到相关组织对农村妇女自杀的预防措施——“农家女”对农村妇女的教育,化解戾气,降低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你觉得是否有一种能实现这种目的的普适意义上的教化?

吴飞:我觉得传统的中国家庭是靠一套政治性的制度——家庭里面有明确的关系——来维持它的稳定和平衡,原来在权力底端的,像儿子,将来也会变成父亲;多年的媳妇也会熬成婆婆。在这种情况下,儿子媳妇受很大的委屈都不会自杀,但现在强调的是独立和自由,不能受委屈,所以有的人受了委屈就会自杀。当然说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说原来那种一定好,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那种权力结构里面。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各个方面,最成功的是家庭革命,家庭革命实现得比什么都彻底。中国家庭里面的平等比我看到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状况都更加平等,也因此问题更加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靠教育。这不仅仅是中国,在西方现代国家也同样,当政治强调民主,强调自由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道德观念不能以政治的权利的方式实现,就要通过教育方式实现。这就不仅仅是专业的,技术的教育,我觉得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一种关于道德的,关于人的生存方式,关于价值方面的教育。

雷天:“农家女”组织会给农村妇女教化什么?

吴飞:这个教化是我的词,他们并没有这样用。其实一开始,“农家女”的实践给我们非常大的启示。起初他们是和医院合作,希望通过心理健康,精神卫生的方式去进入。干预自杀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困难的事情,“农家女”采取的方式是组织起来,在农村,开始是女性,现在这几年把男性也加进去了,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以前大家都在打麻将,打完麻将回家就吵架,生活方式很不健康,现在组织他们读一些书,讨论一些问题,包括致富、做买卖等问题。

在家庭关系方面,本来“农家女”也认为女性自杀多,就站在女性权利角度上鼓励她们,其实,即使是你认为这个家庭是因为重男轻女,导致女的自杀,你也不能够帮助女的去反抗。即使在这样的家庭,也要通过安顿家庭秩序,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来帮助其中的女性。

雷天:实际上词语的表达,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中西文化内涵的差异、这两个概念解释社会文化的普适性等等。

吴飞:我提出这些中国的概念,并不是说只是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东西来解释,我不希望把它变成民族性或者地方志的研究。有一些学者会问我,你研究中用的“过日子”这个词、“做人”这个词,只在汉族人里面有效,少数民族就没有这个词,甚至于一些方言地区可能都没有。其实我的老家的方言,过日子就不叫过日子,是另外的词。我说这个词之所以有效,并不在于它用在什么地方,我希望它不仅仅可以解释汉族,解释中国文化代表的这样一种生命状态,你用它解释其他民族的生活也是可以的。西方可以用他的观念解释各个民族和各个文化理念的东西,不能否认它是有解释力的,我希望用中国的文化中的概念概括一个普遍的意义,一种不同于从西方文化中得出的意义。

“民二代”自杀不单是心理问题 篇4

这一事件无疑反映出未成年人面临的某些心理问题, 但这一心理问题的形成, 看不出与年龄有什么必然的关联。还记得去年11月份, 将身体悬挂在卫生间水龙头上自杀的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么?尽管杨元元有较为渊博的知识, 一度寄望于知识改变命运, 但在母亲借宿这样旁人看来算不得多大的挫折, 她却感觉无力跨越。无论是杨元元还是浙江台州这三名90后, 她们都可能存有一定心理问题, 但她们都迷失在对未来的求索之中, 所以选择同一种消极的归宿。

“民二代”们面对脑海中描绘的种种精彩未来, 现实中却又无所适从, 即使一个很小的困难, 都可能成为压倒他们精神支柱的最后一根稻草。许多时候,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 人比人, 气死人。但相较“民二代”的困境重重, 进步步履蹒跚, 叫人无法忍睹的却是, “官二代”、“富二代”们别说前面摆着一根草, 就是横亘着一座海拔极高的困难大山, 在家庭权钱资源的运作下, 跨越之轻松甚至激不起一丝快感的回味。

当曾经描绘的炫丽未来如泡沫般破灭, 一次次遭受严酷现实挫折的“民二代”们要么承认现实, 安于现状, 要么选择在消极中沉沦, 要么付之以极端地冲动。2009年, 宁波市江东区检察院共受理审查起诉的占总数56.2%的犯罪嫌疑人都为“80后”农民工,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一项数字调查表明, 近年来, 在他们处理的未成年人案件中, 有70%都是新生代农民工 (法律与生活5月11日) 。并非替犯罪者开脱, 从某种意义上讲, 犯罪又何尝不是“民二代”不甘现状的一种极端抗争呢?

自杀的感悟作文 篇5

这一年过得格外沉重、压抑,我失业了,不仅如此,年过三十的我作为老姑娘无人问津。我成了父母愁苦的根源,是一个可恨至极的存在。

曾经,我也是父母的骄傲,在学校成绩优异虽然学习并不刻苦;有着令人羡慕的好工作,人前光鲜,虽然工作不上进。然而,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失业了,闲下来了,却也什么都没有了。此时,父母是多么后悔将我生下来,而我也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过得很颓废,偶尔写点稿子,做点兼职,收入寥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务正业,为此父母很痛心,也很失望。限于所学专业的领域狭窄,在我所住的小城市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有远走他乡去大城市闯荡这一条路。可是,年过三十的我还适合东西南北地漂吗?公务员是体面而又稳定的工作,可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挤不上去。看到电视上一位上进的女研究生考上公务员却染上了重病。我们全家都为之惋惜,真想和她换一换,我这么多余的人却很健康。父母为此焦虑,也很痛恨,倒了八辈子霉怎么生了我这样一个嫁不出去,又不争气没本事的废物。记得从前工作忙的时候,感慨过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活着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现在,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想:我怎么还能看见太阳?如果明天看不见多好!

消极、悲观似乎是不对的。可我一直都不是战士,活得没激情是与生俱来的。我没为学习努力过,考试成绩好与不好似乎都打击不到我。我没有为工作争取过,职场上吃苦与否也不甚在意,错失过良机,也被好同事陷害过,那又怎样?同学认为我豁达,看得开。我更不曾为爱情努力过,无人问津就孤芳自赏好了,背影孤单又何妨?耐得住寂寞,也缺筋少弦。母亲曾在我两次都未能考过四级后恶语相向,当时我感到天塌了,因为最亲近的人都如此看我。现在的我则刀枪不入了,不管用多恶毒的话骂我,都能雷打不动,安如山。估计父母已经无计可施了。

我在百无聊赖中有了新的爱好:写东西。也许是因为我也需要倾诉和发泄吧!其实,有点讽刺,中文系毕业的我根本不喜欢写作,从没想过当作家。当年报考中文专业不过是年少轻狂和外语老师斗气的`结果。看了不少小说,不禁也有写小说的冲动,跃跃欲试。眼前挥之不去的场景是:一位绝色女子着古装,白衫青裙,三千青丝绾成简约的发式,带着淡淡的茉莉香气,芊芊素手握着一个白色小瓷瓶。然后她优雅地从瓶中取出药丸服下,这药是名为驻颜的剧毒。她嘴角上扬,眉目间有着明媚的温暖,美丽的容颜让人忘记呼吸。她莲足踏上系在水边的竹筏,上面布满了各色鲜花。解开竹筏的束缚,那女子便如羽毛一样躺在其上,合上美目,这样一幅唯美的画卷就顺着水流漂向远方……

上学时候一直认为自杀是一种懦弱、不负责的行为,内心极其鄙视。记得一位女同学因为失恋经常买醉,她对我坦言想跳楼,我当时很气愤,义正言辞地教育了她一番,让她深刻地认识到这么做实在是大逆不道,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以及对不起太阳系和整个宇宙。我在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时候,选的是老舍先生。中学时代的我特别不理解他当年投入护城河的举动,为他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而惋惜不已。现在我却很能理解他的做法,甚至想若我在场定不会劝阻。老舍先生爱幽默,骨子里却是悲观的人。他的死可以看做是最后为人生幽一把默。我个人很喜欢幽默,爱看幽默的文字,喜欢讲笑话。若选一个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自比的话,我愿意是周伯通,老顽童一个!可是,美学老师告诉我,一个女孩若是喜欢幽默,那她离丑不远了。悲哉!既剩又丑,何愁不滞销。越来越能体会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形象,也理解《圣经》中约伯咒诅自己的行为。

自杀问题 篇6

关键词:自杀;伦理道德;防御机制

Abstract:Suicide seems to be a heavy topic,but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committing suicide,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topics of our research.This paper was based on analysis of related suicide theory,combined with Chinese filial piety and took “suicide” by Durkheim as an opportunity,in order to interpret ethics of suicide.And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family,society and school,then put forward the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to alleviate the social phenomenon.

Keywords:commit suicide;ethics;defense mechanism.

自杀不仅是对自身肌体和生命的摧毁,而且无形中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障碍。我们熟知的一些名人,如亚里士多德跳海自杀、海明威开枪自杀、川端康成卧轨自杀、顾城引颈自杀到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大学生的跳楼自杀等等,这频频的自杀事件无疑使“生存或者死亡,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再次成为热议。随着大学生自杀人数的不断增加,我们必须勇于正视这一社会问题,并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法降低自杀率,塑造和谐健康的社会环境。

一、自杀的理论研究

自杀是现代社会人类十大死因之一,全世界每年有将近100万人因自杀而死亡,平均每40秒就有一例自杀者身亡,超过四分之一的自杀死亡人数来自中国,而中国自杀数据显示:15—34岁的青壮年人群中,自杀在死亡原因中排第一位,大学生群体正处于这一年龄段的黄金时期。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大学生自杀”为关键词,搜索到了82085条结果,以“生命教育”为关键词搜索也有将近3100000条结果,面对这样的数字,我们除了惊叹的同时,更应该引起的是一种警觉意识和防御行动。

从国内外对自杀的研究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自杀是心理、社会和生物等诸因素相互作用之下而形成的一种结果,是导致自杀的危险因素、保护因素与自身素质互动的一种产物,是一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自杀研究道路上堪称里程碑的是法国社会学家E·Durkheim的专著《自杀论》,这本书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对自杀现象和理论问题进行专门论述和探讨,对自杀下了一个定义,认为“自杀是指受害者本人在明知其后果之下,直接或间接的经由积极或消极的行动所导致的死亡事件”。①在随后的研究中,不同研究领域中的学者们都分别从各自研究点出发对自杀进行不同的概念阐释,如心理学家主要从强调行为者心理上的自主性及行为上的目的和功能是为了解决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角度来对自杀进行定义,认为自杀是代表任何主动以结束自己生命来解决现存问题的行为;精神病学家等人认为自杀行为是“指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夺去自己的生命,强调自杀行为的致死性,是对自杀行为的一种客观描述”。《不列颠百科全书》将自杀定义为“蓄意或者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综上所述,虽然学界对自杀的定义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和看法,但是我们可以总结得出自杀一般都具备两个条件,即一是结束自己生命的意向;二是结束自己生命的活动。

根据自杀造成的结果,国际上通常将自杀分为三类:成功自杀、自杀未遂及自杀意念。首先,成功自杀是我们大部分人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自杀,这一自杀造成的结果是自杀者身亡,即自己杀死了自己;其次,自杀未遂是指自杀者已经下定决心要自杀,但是由于某种客观原因如抢救等未能成功自杀或是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同情及威胁他人而自损但并非有自杀意向;最后,自杀意念是指有自杀的想法且主动愿意去死的,但是未付诸行动,这种分类体系中,自杀意念是最难以确定和无法证实的。

法国社会学家E·Durkheim基于社会整合与社会失范理论模型,提出了四种类型的自杀,他认为只有当个体与社会团体或者是个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出现了障碍或产生了离异或隔阂的情况下,个体才会产生自杀现象。这四种基本类型的自杀分别是:失范性自杀、利他性自杀、利己型自杀和宿命性自杀。第一类,失范性自杀,起因于个体的行为失去了规范,个人与社会的固有关系被破环,个体失去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失去了与社会、他人的一种联系,进而产生了极度的惶恐和困惑心理,这种自杀往往由于突发事件的产生,如个体失去工作、亲人死亡或失恋,深陷痛苦中而难以自拔,情绪失控而导致。第二类,利他性自杀,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规范的要求,出于为了某种主义的实现或为了整个团体竭尽忠诚而选择舍弃自己生命的行为,例如疾病缠身的老人为避免连累家人或社会而选择的自杀。在他们的心里认为自杀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第三种,利己型自杀,这类自杀是社会上最多数的自杀类型,这类人群由于与社会脱节,缺乏社会和集体的支持,表现出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他们以个人的发展和感受为中心,当产生了严重的孤独、空虚和生存不幸的感觉时,就选择自行结束生命。这种行为只考虑到了自己的感受而忽视了给家人和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违背了中国传统孝道精神。第四种,宿命性自杀,是与失范性自杀相反的一种自杀类型,因为这种自杀多产生于社会对某部分人群的过度压抑与管理。如囚徒在狱中自杀等。

我国学者把自杀分为情绪型自杀和理智型自杀两种,前者进程比较迅速,发展期短,后者是自身经过长期的评价和体验,进行充分判断和推理,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的行为,可见相比于迪尔凯姆的自杀分类,我国学者的分类比较笼统。

二、自杀的伦理道德之争

自杀是个社会问题,在雅克·蒂洛和基思·克拉斯曼合著的《伦理学与生活》一书中提到:“一个人可能犯下的最恶劣的道德罪过是结束自己的生命”②。在这本书中讨论了自杀合乎道德和自杀不道德两种对立的观点。前者认为自杀合乎道德的理由是基于伦理利己主义和个人自由原则基础上的判断,强调只有自杀者本人才清楚活下去和结束自己的生命哪个才能带给自己满足、美好和和谐,他自己享有对生命和身体的决定权,有自己对生命价值的判断。而后者认为自杀不道德的理由是认为所有企图自杀或实际自杀的人都是非理性的,或者是精神或情感混乱的人。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说法是:“任何精神正常者都不会自杀”③。这一理由进一步指出,由于自杀决不是理性行为,因而只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针对自杀不合乎道德有来自宗教方面的原因,因为无论何种宗教几乎都反对自杀,它们认为只有神或上帝才有权决定生命的诞辰和结束。D·卡拉汉在《堕胎:法律、选择和道德》一书中提到:“预先假定上帝是生与死的最初动因,直接干预自然界和人类事务。这不仅是在神学上是可疑的,而且还会在直接关心人的生命方面,掩盖人们界定术语、做出决定和承担责任的必要性。此外,说上帝是生命权利的本源,这在神学上是无甚异议。”④另一个支持自杀不合乎道德的理由是“多米诺理由”,这一理由持有者认为若允许自杀,那么其他形式的凶杀便会接踵而至,造成多米诺现象的出现。而认为自杀不合乎道德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公正理由,因为自杀者给身后活着的人造成了许多不公平的困难。

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的伦理道德之争上,自杀不合乎道德更能体现“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层面来分析,自杀这一社会行为违背了中华孝道精神的基本要求。我国的孝文化要求每一个华夏子女都应该做到“养亲、敬亲,顺亲、谏亲,爱己、显亲”,《孝经·开宗明义章》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⑤可见孝文化认为子女的身体是父母的馈赠,子女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随意毁伤。《礼记·祭义》也记载:“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⑥也指出了生命是对父母血脉的传承,子女应该爱护自己,保全自己的身体,这既是对父母尽孝,又是对生命的敬畏。

三、大学生自杀成因分析

首先,社会环境的变化带给大学生的影响。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多元化的影响,人们的社会思想由一元价值观转向多元价值观,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和人们的情绪、情感的急剧变化。在如此大的社会压力下,大学生面对多变的市场和严峻的就业形势,没有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一时间实现不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社会脱轨,导致心理压力过大,难免走向极端。

其次,来自家庭的影响。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我国的家庭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由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主干家庭的转变,迫于生活压力,大多数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更多得投入到了物质方面而忽视了对孩子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关心。另外一方面是现代观念的更新,一些父母为了更好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选择了离婚,使得一部分孩子从小就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生活在缺少父爱或母爱的不完整家庭中,得不到充足的亲情,没有家庭的归属感,对他们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产生了自卑心理和逃避心理。

再次,来自高校的影响。来到大学校园,意味着开始踏上社会生活的第一步,而高校得培养方式是以自主学习为主,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有些学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只知道一门心思学习,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或课外活动,导致脱离学校生活、集体生活,久而久之,产生了孤僻的心理,易出现失范型和利己性自杀。

最后,受个体的影响。大学生抗挫能力比较差,笔者曾在《挫折心理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文中着重研究了大学生挫折心理的成因及大学生挫折心理的表现,其中挫折认知的偏差和过度沉浸在挫折自我情境中,是大学生自杀的一大成因,这些挫折可能来自于友情、爱情,也可能来自于学业压力、家庭压力等。当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没有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而是消极避世,寻求自我解脱,走向轻生的道路。

四、缓解自杀的对策分析

为了引起大家对自杀这一社会问题的重视和关注,自2003年起,每年的9月10日被定为“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年的主题是“伸出援手,挽救生命”,而高校作为大学生主要的生活、学习场所,义不容辞地要承担起这一社会责任。通过对自杀原因的解读,高校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自杀的防御工作。

(一)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它对于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塑造有着非常不可或缺的价值,对于每一个学生对人生的追求和定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和目标的具体体现,直接关系到最终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在在社会转型期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要与时俱进,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完善,具体为:

(1)加强挫折教育。在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同时,要不断加强其对挫折的认知和应对能力。要引导其正确地对待和认识挫折,并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积极为其创造挫折情景,提高其抗挫能力、培养其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2)加强生命教育。在陈万柏、张耀灿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法制观、道德观这五大内容,面对大学生自杀这一社会问题,我们应不断补充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重视对大学生的生命观教育、生存观教育,并把中华孝道精神同生命教育紧密联合,强化学生的生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3)加强恋爱观教育。大学生谈恋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据调查也有部分学生因失恋而选择自杀,因此学校要积极设置相关课程,引导学生正确理解爱情的本质以及在大学期间谈恋爱的利与弊,要使学生正确地理解每个人都有恋爱自由,要学会尊重他人人格、尊重他人选择的权利,如果被对方拒绝时要理智对待和处理,决不能纠缠不休或是采取报复。

(二)丰富大学生生命教育的途径

把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也就是把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在高校课堂上,我们要运用新媒体这一载体通过多种教学工具来强化学生对生命观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并在平时的心理辅导活动中积极创办相关活动,引导其心理健康发展。

(三)重视高校辅导员队伍的构建

大学生从进入大学校门那一天开始就意味着告别了高中那段高强度学习的日子,也意味着要开始过独立的生活,在这段过渡时期,辅导员起着一个桥梁的作用,他们是学生生活的导师,是其人生新的指路人,因此对辅导员的各方面素质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高校要精心选拔并培育辅导员,尤其要注重对辅导员的心理素质的考量,定期对其进行培训,使其具备高度的责任意识和敏锐的观察能力,及时发现学生的各种不良心理,及时疏导,与此同时,要特别注意对单亲家庭孩子的特殊关爱,在潜移默化中使其感受集体的爱,逐渐增强其自信心,使其更好地融入班集体和学校生活中去。

注释:

①梁瑛楠.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1,05.

②(美)雅克·蒂洛,基思·克拉斯曼.伦理学与生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65

③同上

④D·卡拉汉.堕胎:法律、选择和道德.纽约,1970,417-418.

⑤孝经[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05):04.

自杀问题 篇7

关键词:都市报,自杀新闻,社会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 互联网的普及为青少年获取多元信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元路径, 不同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通过网络杂乱地呈现在青少年面前, 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多元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冲击下,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 并逐渐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心理疾病会造成青少年轻生、自杀现象的发生, 并逐渐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青少年自杀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不仅关乎家庭、社会、政府, 而且还与媒体有密切的关联。媒体对学生自杀新闻事件进行客观的报道和正确的指引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一、都市报学生自杀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

在对我国主流都市类报纸有关学生自杀新闻报道进行梳理分析之后发现, 当前我国都市报在报道学生自杀事件时有不少问题需要改善。一是在相关报道的内容上, 个案报道较多, 通过精心策划的报道较少, 多数仅对自杀事件进行事件性报道, 资讯性报道有待拓展;二是报道的内容缺乏深度, 对于引导民众对相关事件的思考有限, 过多地描述自杀事件本身, 缺乏对事件内外的深度挖掘、对事件的纵向扩展和横向拓展, 对事件的分析缺少联系的眼光, 尤其是专栏策划过少;三是学生自杀报道的消息来源单一, 多是自杀事件所涉及的亲友、家属、同学、社会群众等, 很少涉及具备心理救助与预防自杀知识的专家学者或机构。

二、都市类报纸学生自杀新闻报道的伦理原则

(一) 真实、全面原则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因此在都市类报纸关于学生自杀新闻事件的报道中, 坚持真实原则必须是第一位的, 严禁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标题党”行为和迎合低级趣味。真实性原则应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事件要素与数据真实可靠;二是不可夸大、歪曲事实。此外, 学生自杀新闻报道还必须遵循全面原则, 需要从整体和全面视角考虑, 真实报道事件的各个方面。学生自杀新闻事件报道的全面性应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自杀原因应全面且权威, 需要对促成该事件发生的多种诱因进行全面分析;二是消息的来源要全面客观, 采访要深入, 避免对家属带来二次伤害。

(二) 平衡与善行引导原则

学生自杀新闻事件的报道需要遵循平衡报道原则, 包括平衡报道题材、平衡社会问题探讨报道以及平衡个案报道。报道题材要均衡涉及自杀事件诱因、自杀事件专业性救助信息、引发的思考, 以及社会民众对学生自杀事件的认知、理解和态度等方面;在相关报道中采用多种体裁相互补充, 达到题材与体裁上的平衡;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 自杀事件个案需要与对应的社会问题、社会思考、社会讨论相配合, 切勿将自杀事件单独分割, 而是需要以该事件为切入点引发更深入、更横向的思考, 将其融入社会大环境中, 寻求解决的有效方法。此外, 学生自杀新闻报道还需要遵循“善”的原则, 要立足事件的客观性, 尊重和保护事件相关者的隐私。

(三) 责任原则

责任原则是指媒体从业人员在报道学生自杀事件时, 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并遵循淡化处理的原则, 这与新闻媒体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直接的关系。新闻报道具有自由的权利, 但同时也应承担公共义务, 新闻报道不仅取决于媒体人的偏向性意愿, 更应取决于社会公众的思想和观点。新闻报道具有强烈的社会引导性,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对学生自杀事件的认知和思考方向, 这就要求都市类报纸在报道此类事件时严格遵循负责的原则。

三、都市类报纸学生自杀新闻报道策略

(一) 从报道角度上增加预防报道

哪一条新闻可以做深度报道, 哪一条新闻只能发短消息, 这是新闻策划的核心环节, 也最能体现新闻策划者水平、知识面以及对读者喜好程度的把握。在对中学生自杀新闻事件的报道中, 应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对该事件背后的需求, 即学生自杀事件的预防信息和知识。一是在相关报道中加强挫折教育的普及和引导, 引起家庭、学校与社会的高度重视, 鼓励和支持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学生的挫折教育, 传达挫折教育给学生带来的积极影响;二是增加心理干预的提前介入报道, 引导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三是加强理想教育的正确引导, 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 以及辅助学生寻找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最佳结合点。

(二) 从报道内容上减少细节描述, 深入挖掘原因

在报道内容的选择上, 要尽量减少自杀细节的报道, 强调深入挖掘事件发生的原因, 加大生命教育的报道比重, 突出该事件引发的社会公众对生命的思考。新闻媒体对学生自杀事件的细节进行过于精细的报道, 容易引发青少年的模仿行为, 从而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在都市类报纸对该事件的实际报道中, 应着重突出生命意义、生命思考、尊重生命等良性引导类内容, 让青少年认识到生命的脆弱性, 并珍惜生命, 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三) 从报道形式上加大言论评论的比重

在对都市类报纸的学生自杀新闻报道存在问题的分析中可发现, 多数报道过于偏重事件的发生过程, 缺乏深度拓展、思考、评论和讨论, 使得这样的报道缺乏社会价值, 难以促使和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的生命观和理性的态度。在报道形式上, 一是要减少事件性报道, 增加资讯性报道;二是要加大深度报道的比重, 通过深入调查揭示社会问题;三是要增加言论评论, 符合当前社会的主旋律和媒体的立场, 通过对该事件的评论和讨论, 引导学生树立善待生命的意识, 增强对人生的自信。

参考文献

[1]徐艳红.我国媒体自杀报道的伦理规范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38-39.

[2]初晓晓.自杀事件报道的问题研究——基于对报纸和电视媒体的内容分析[D].陕西师范大学, 2010:18-36.

自杀问题 篇8

1 调查相关结果及分析

1.1 自杀比例

本文“老年人自杀比例”是指自杀死亡的老年人人数在总的老年人死亡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据统计, Z村2001~2005年, 共计有74位老年人死亡, 其中有29例为自杀死亡, 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占老年人总死亡人数的39.19%。根据Y乡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人口档案资料, 结合调查核实, 我们发现, 自杀是Z村老年人死亡的首要原因。

乡政府出于某种原因的考虑以及自杀死亡者的家属大多不情愿主动报告自己的亲人是自杀死亡的, 所以该乡相关部门将老年人自杀全部记录为病故, 而对其它的死亡原因如自然死亡、意外事故等却基本上如实记录。因此, 笔者经走访结合上述档案资料, 通过简单的数据处理便可得到以下实际数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自杀是该村老年人死亡的首要原因。

1.2 自杀年龄分布

本文的“农村老年人口”是指“60岁及60岁以上农村人口”, 并按5岁组的分组标准把农村老年人口划分为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80岁及以上等5个组。

上世纪90年代初, 根据我国卫生部提供的资料, 曾报道中国64~75岁老年人自杀死亡率为47.81/10万, 在低收入国家中位居第四。许多学者的研究也都表明, 64~75岁是老年人自杀较为集中的年龄区域。从表3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Z村老年人自杀者的年龄也主要集中在65~74岁这一组中。

1.3 自杀性别比

统计得出, Z村老年人自杀的男女性别比为0.81:1, 女性略高于男性, 这与大多数学者对我国农村老年人自杀做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女性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威、社会经济地位、身体状况、心理调适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方面要比男性老人差一些。

1.4 自杀方式

在Z村, 老年人自杀方式以服毒药为主, 多为服农药 (如服用甲胺磷、敌敌畏、乐果、除草剂等等) , 个别服用毒鼠药;其次是投水。性别方面, 男性多选取服药自杀, 而女性多选取投水和服药自杀, 自杀方式都比较温和。

笔者认为最多采用服毒药尤其是农药自杀主要是由于农药在农村家庭存放较为普遍且易得到的缘故;而服毒鼠强较以往有所减少, 主要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密切相关;而投水也被较多自杀者选择是由于该方式较温和且当地水塘密布的缘故。

该村老年人采用致死性强的自杀方式如服毒、自缢、投水等, 老年人自杀成功率高, 由此可以看出老年人自杀的决心, 从而反映出久病“拖不起”、家庭养老严重衰弱等问题。

1.5 自杀类型

根据自杀动机分类, 该村老年人自杀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悲观绝望型。调查发现, 该村大多数自杀者是因为久病的缘故引发了如家庭纠纷、精神失常、肉体痛苦等一系列问题, 从而使自杀者本人对生活失去信心, 最终选择离开。 (2) 赌气型:这类老年人自杀主要是“一时之气”所引发的, 这种“气”多是由于家庭内部纠纷引发。在农村, 由于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威日渐下降, 老年人心理难以转变和调适以及代际之间的隔阂等因素, 经常性地出现代际间的家庭纠纷。而一些老年人由于一时之气, 又缺乏必要、及时的心理安慰, 极易产生自杀行为。 (3) 威胁型。与赌气型自杀相似的威胁型自杀也是由于“一时之气”造成, 不同的是这种自杀是为了直接达到某种目的或造成某种后果。这种类型的自杀既有因家庭内部纠纷造成, 也有因与外人纠纷造成。 (4) 逃避责任型。这类自杀虽然比较少见, 但在该村还是存在的。如一位姓龚的自杀者就是因为“做错事”导致内心极度恐惧而选择自杀以逃避责任。

1.6 自杀季节与时间地点

自杀地点多选在家中, 这可能与农村传统思想及躯体多病活动不便有一定关系;自杀季节多选在秋冬季, 这可能因为在此时间段, 相对而言, 农活不是太繁忙, 自杀给家庭带来的麻烦较小以及秋冬季节易带来较差的生理和心理反应等;自杀时间多选在夜晚则反映了老年人自杀的决心, 不想被救。

1.7 老年人自杀特点

(1) 自杀方式传统, 较为温和。农村老年人自杀多采用服毒药、投水、自缢等方式, 城市中较为常见的激烈自杀方式如跳楼、撞车、自焚、割腕割喉等在农村极少见。 (2) 农村老年人自杀写遗书极少, 但一些老年人自杀前会给周围人一些暗示。 (3) 自杀动机兼有利己和利他因素。老年人自杀的动机是多为久病对治愈失去信心为了摆脱痛苦和减轻家庭负担。 (4) 老年人自杀未遂极少, 自杀成功率高。 (5) 自杀行为较为秘密。老年人自杀前较少把意向告诉他人, 即自杀并非是为了寻求帮助, 而是决意要死去。

2 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原因

该村许多老年人自杀的表面原因是家庭纠纷, 然而这些纠纷多是由于老年人生病尤其是久病所引发的, 因此, 这类纠纷只是表面现象, 有必要加以区分。所以, 笔者认为, 该村老年人自杀的主要诱因是久病。

在Z村导致老年人自杀事件屡屡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严重弱化, 尤其是家庭养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功能的严重弱化。

2.1 家庭养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功能日益衰减, 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

农村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首先决定了农村家庭的经济承受力较为低下, 严重限制着农村家庭养老的功能发挥, 降低了农村家庭养老的质量;而农业生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户外、繁忙、劳累”, 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年轻人对老年人照料的程度;当前农村的青壮年外出打工, 留守人群多为老年人和妇女儿童, 这也必然会影响家庭养老的功能发挥。

2.2 住房提供的“变异”, 两代人分居现象普遍, 老年人在资源上面临诸多“丧失”

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应是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而当前, 农村老人则大多与子女分居, 而且居住环境较差 (与分居前所居住的环境相比) 。笔者通过对Z村第一村民小组43户中家有老人的13户做调查, 得出以下结果。

通过调查, 我们发现, Z村中, 绝大多数的老人是与子女分居的, 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丧偶老人。老年人从家庭中分离出来独居, 则是其在住房上的丧失, 这直接影响了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健康, 给其晚年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最大问题就是老人缺乏照料、缺乏与家人的交流和沟通、精神生活匮乏。

2.3 家庭养老的基础太薄弱, 养老水平较低

在农村, 养老方面的物质供养成本较低, 但医疗及其它费用较高。当前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家庭负担重、经济实力差, 因而赡养水平较低, 大多数家庭仅能基本满足老人的温饱, 很难解决老人的其它方面的需要, 因而也产生了不少矛盾和困难。

2.4 家族影响力的衰减直接影响了家庭养老质量的保证

由于社会转型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变迁, 使得以“大家庭”、家族作为生产生活组织单位的时代一去不返, 生产生活组织的逐渐分散和具体化, 带来传统家族、宗族观念的日益淡化。加上政府一直以来的宣传和基层组织的作用替代, 因而, 家族、宗族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变得极为微弱, 几乎不干预家庭的事务。

2.5 家庭养老保证不了老年人的娱乐休闲生活

农村老年人自杀之所以远高于城市老年人, 也与农村娱乐休闲条件的严重缺乏有关。据了解, 在Z村只有极少数老年人拥有电视, 他们每天的活动无非就是扫扫地、“串串门”, 而那些卧病在床的老人的生活则更是极度枯燥。

2.6“天经地义”的家庭养老观念有碍社会养老、集体养老等其它养老模式的推行

当前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 而在Z村, 社会养老和集体养老仍是空白。无论是老年人本人还是其家人都认为家庭养老是“天经地义”的, 即使有养老院, 也很少有老年人去。

2.7 社会转型带来家庭中人们价值观念、养老敬老观念的变化, 家庭的养老荣誉感和责任逐渐淡化

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更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理念、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对子女后代的关注和投放精力增多等等都使得养老的“机会成本” (包括时间、金钱等成本) 急剧上升, 从而导致传统的孝文化难以维系。

此外, 农村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心理咨询等服务的空白、老年人生理心理的变化等也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影响因素。

摘要:近年来, 安徽省宁国市Y乡Z村中的老年人自杀事件频频发生, 自杀在老年人死亡中所占的比例呈现出上升趋势, 这已成为当地人们颇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结合一定的文献档案资料, 对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自杀,家庭养老

参考文献

[1]Desjarlais R, Eisenberg L, Good B, etal.Worl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priorities in low-income countrie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自杀问题 篇9

2011年1月1日,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坠楼身亡。华东理工大学宣传部向媒体表示, 死者的成绩不好, 各门课程及格的比不及格的少很多, 有些甚至是零分。

2011年1月20日凌晨, 通州区东关大桥北侧百米处, 北京物资学院研二女生小聂跳河溺亡。事发前, 小聂曾发短信告知舍友:“明天看不见我, 就来河边找我”, 同学于清晨看见短信并报警。据知情人士透露, 其遗书自曝患抑郁症, 因生活压抑才选择跳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据天涯论坛不完全统计, 2010年-2011年发生过近90起大学生自杀事件。相关数据显示, 大学生自杀事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大学生自杀在当下中国已然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现象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花样年华的大学生选择这样一条不归之路呢?这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二、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原因分析

(一) 外部环境因素

1. 社会因素。

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首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竞争加剧, 生活节奏加快, 巨大的社会变革给大学生心理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价值观念的冲突, 贫富差距的拉大, 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造成了心理不平衡感;个人对生活目标的选择机会增多, 难以兼顾的矛盾加剧了内心的冲突, 极易产生无所适从的焦虑感;对变化的环境适应不良而出现的种种困惑、迷茫、不安、紧张在明显增加;自1999年开始的高校连续扩招使我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快速增长, 这一方面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但另一方面由于扩招的速度过大, 超越了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增长速度, 致使近几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愈发严峻, 毕业就失业的尴尬对大学生形成的压力有增无减。严峻的社会现实使大学生承受沉重的心理负担, 引发悲剧。

其次, 网络虚拟世界给大学生健康成长带来巨大影响。一方面网络满足了大学生了解和探索外部世界、宣泄情绪、缓解压力、追求刺激的心理需求, 另一方面又为大学生寻求角色转换、实现自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但是, 虚拟世界的虚假、黄色、暴力等负面信息是青年大学生难以过滤的, 这就加剧了大学生心理危机的产生。

再次, 媒体的误导和诱导。不管是平面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对自杀事件的大肆报道和渲染, 对大学生自杀产生一定影响。如一些媒体详尽描述自杀过程、煽情的标题惹人眼球, 网络上甚至出现“自杀方式研究”的帖子等等。媒体的失当行为对一些本就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学生极具诱导和暗示性, 从而诱发自杀行为的产生。

2. 学校因素。

首先是学习压力。由于大学注重的是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 学习和作息时间大部分由学生自己掌握, 这显然不同于中学, 客观上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压力。其次是情感压力。大学时代是大学生恋爱的美好季节, 但由于成长环境、恋爱观、价值观等的差异, 常常会给大学生带来情感上的困惑。最后人际交往的压力。大学开放式的生活环境使大学的人际环境复杂化。有些学生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 无力应对, 从而陷入孤立的处境。一旦出现情绪郁闷, 无人倾诉, 无人相助, 极易产生厌世情绪。

3. 家庭因素。

首先是爱与教的错位。研究表明, 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教育方式是不合格的。要么过度保护。要么过于严厉。过度保护导致依赖、被动、胆怯、任性等心理倾向, 而过于严厉则导致冷漠、盲从、不灵活和缺乏自尊、自信等心理倾向。这就使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差, 在他们进入大学, 远离家乡, 遇事无人帮助和理解的情况下, 很容易走上不归路。其次, 家庭氛围的恶化。许多家长对孩子漠不关心,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完全听之任之, 顺其自然, 家庭成员间缺乏交流, 家庭沟通不够, 使孩子缺失情感交流与满足。再如父母关系不和睦, 离异, 再婚, 或突发事故去世等。这些不和谐的家庭因素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心理健康, 一些大学生往往用自杀来表示对不和谐家庭的抗议。再次, 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 孩子压力非常大。望子成龙是中国家长的普遍愿望, 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地位的家长, 这种愿望更加强烈。他们曾经饱尝人世间的炎凉, 渴望通过自己的下一代来改变命运。这种过高的期望会造成大学生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 一旦遇到外界因素的触发, 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最后, 家庭经济困难带来的压力。对于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而言, 大学各项费用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经济困难的同学, 在和一些家庭比较富裕的同学相比时, 常常会产生自卑感, 再加上对前途的无望, 很容易会选择自杀来摆脱这一切。

(二) 自身因素

1. 心理承受力的脆弱。

一方面, 来自整个社会的紧张刺激增多带来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 不少大学生的心理素质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要求, 很多学生成长历程过于顺利, 极少遭遇逆境, 一旦遇到挫折, 或惊慌失措, 茫然痛苦;或悲观失望、萎靡不振。

2. 躯体疾病。

各种躯体疾病尤其是慢性病, 常使人烦躁不安, 敏感多疑, 情绪稳定性降低, 行为控制力减弱, 兴趣缺乏, 人际关系紧张, 严重者可致心理障碍。

3. 个性缺陷。

有些大学生性格内向孤僻、沉郁、压抑;过于自卑或过分自尊;急躁冲动、固执多疑、易偏激;有太高的个人期望和太强的个人欲望;不善人际交往, 唯我独尊, 爱慕虚荣, 娇生惯养, 感情脆弱等个性特征都不利于心理健康。

4. 人生观的动荡模糊。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逐步确立阶段, 而他们面临的是多元价值体系的选择, 加之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使他们人生观的确立变得困难而复杂、动荡而模糊, 错误的人生观往往限制了他们的视野。

5. 情绪发展中的不稳定性。

大学生正处于情绪最丰富、最动荡的时期, 他们的情绪易冲动, 缺乏冷静思考, 有时失去客观性。

总之, 大学阶段是一生中苦闷、烦恼最多, 体验最深刻的时期, 其内心敏感而脆弱, 易受伤害, 当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与不良的生理、心理因素交互作用时, 会导致心理平衡的失调, 损害人的健康。在沉重的精神打击面前, 不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心理极度失衡, 最终选择以自杀方式寻求解脱。

三、预防大学生自杀事件发生的对策

自杀事件的频发, 不能不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 或将自杀事件降低到最低限度, 就需要相应的对策, 以挽救那些徘徊于生死边缘的大学生们。

(一) 社会

媒体应承担起生命价值传播的社会责任。当今社会, 媒体扮演着信息传播的重要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众的态度、信念及行为。媒体对公众的这种影响, 可以对预防自杀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 媒体报道应体现准确、真实, 慎用感性语言和概括性语言等原则。

(二) 学校

1. 重视对学生的教育。

首先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出现心理问题而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因此, 要根据大学生心理发展规律, 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让学生学会认识和应对各种压力, 以培养学生适应坏境和调控心理的能力, 在挫折中学会成长。其次重视生命观教育。生命观教育是以提高生命认知和强化生命意识为主题的教育。开展生命教育, 旨在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生命观,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生命, 把握生命, 珍爱生命。再次重视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使大学生用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

2. 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增进人际交流;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引导大学生勇于参与社会实践, 从而在实践中正确看待人生、看待社会。

3. 建立校园预警机制。

其一是建立心理咨询机构。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与治疗。其二是建立健全大学生心理档案, 使教育工作者心里有数。针对有问题的学生进行疏导、矫正, 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其三是建立寝室、班级、系部、学院四级预警机制。一旦发生突发事件, 迅速采取应急措施, 进行救助和监护。

(三) 个人

1. 加强自我修养,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只有加强修养, 健全人格, 才能认识生命的意义, 领会生活的真谛, 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只有在正确的人生观的指引下才能坦然、理性面对人生中成功与失败。

2. 客观评价自我, 积极悦纳自我。

对自我的评价越接近实际, 社会适应能力就越强。过高或过低评价自己, 常会带来焦虑的不良体验而产生心理问题。只有客观评价自己, 积极接受自己, 才能做到乐观自信, 增进心理健康。

3. 学会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能力是一个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保持良好心境以消除情绪的困扰。

4. 建立良好人际交往关系, 有利于维护身心健康。

总之, 针对大学生自杀问题需要全社会形成一股合力, 帮助处于危机边缘的大学生, 教育和引导他们珍惜生命, 珍爱生活, 为人类和社会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花样年华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屡见报端, 使大学生自杀事件已然成为当下中国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现象。探寻大学生自杀原因及预防其自杀对策, 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

自杀问题 篇10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本研究以该名自杀身亡学生为中心, 按“该生所在班级—系院—高校”的扩展顺序在该高校学生中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整群抽样进行问卷调查。共抽取21个班级, 其中1个为该生所在班级, 5个为该生所在系院的班级, 15个为该高校其他系院的班级 ( 有关文献[5,6,7]指出, 理工科学生与文科学生的自杀意念检出率有所差异, 为保证抽取班级与自杀事件所在班级的同质性, 抽取的21个班级全部为理工科班级) 。共涉及学生903名, 其中男生485名, 女生418名; 农村籍学生655名, 城镇籍学生248名。平均年龄为 ( 18. 7±0. 79) 岁。

1. 2 方法 调查所用的工具是心理健康状况自评量表 ( SCL - 90) [8]。SCL - 90 由 90 个评定项目组成, 共10个因子, 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附加项。每个评定项目按严重程度采取5级评分制: 1分 = 无症状, 2分 = 轻度, 3分 = 中度, 4分 = 偏重, 5分 = 严重。总分为90个单项得分相加之和, 因子分为某一因子的各项目总分除以该因子的项目数。SCL - 90总分越高, 说明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越低; 某因子的因子分越高, 则说明此因子的心理卫生问题越严重。此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是国内外应用十分广泛的心理健康自评量表之一。本研究用该量表评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对于被试自杀意念情况的调查, 本研究参照有关文献[9,10], 根据被试SCL - 90第15项“最近1周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得分情况进行判定, 若被试得分≥2分则判定为有自杀意念, 得分 < 2分则判定为无自杀意念。

1. 3调查过程调查时间是2013年5月, 整个调查在3 d内完成, 距该自杀事件31 ~ 33 d。调查是在获得班主任的帮助下, 由班主任以召开班会为由召集同学,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大三学生在班会期间进行。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作为被试的自杀事件后测数据。在该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帮助下, 查阅所调查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 ( 该校该年级学生于2012年11月进行了心理健康普查并建立了档案) , 获得学生SCL - 90的有关数据, 作为被试的自杀事件前测数据。1. 4统计分析所获数据和资料用SPSS 17. 0统计软件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有t检验、χ2检验、方差分析, 检验水准α = 0. 05。

2 结果

2. 1 自杀事件前后大学生心理健康及自杀意念比较由表1可见, 自杀事件后大学生SCL - 90各因子分、总分均高于自杀事件前 ( P值均 < 0. 01) 。自杀意念检出率 ( 21. 15% , 191 /903 ) 均比自杀 事件前 ( 10.74% , 97 /903) 要高 ( χ2= 36. 51, P < 0. 01) 。

注: P 值均 < 0. 01。

2. 2 自杀事件前后不同班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比较由表2可见, 自杀事件前, 自杀事件所在班级、所在系院其他班级与所在学校其他系院班级间的SCL - 90各因子分、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05) ; 自杀事件后, 自杀事件所在班级、所在系院其他班级与所在学校其他系院班级的SCL - 90各因子分、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 01) , 其中自杀事件所在班级的SCL - 90各因子分、总分最高, 自杀事件所在系院其他班级次之, 自杀事件所在学校其他系院班级最低。同一 ( 或同类) 班级在自杀事件前与自杀事件后SCL - 90各因子、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表现为各班级自杀事件后SCL - 90各因子分、总分均高于自杀事件前 ( P值均 < 0. 01) 。

2. 3 自杀事件前后不同班级大学生自杀意念比较自杀事件前, 自杀事件所在班级, 所在院系其他班级与学校其他院系班级的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0. 87% , 9. 87% , 11. 04% , χ2= 0. 24, P >0. 05) 。自杀事件后, 自杀事件所在班级自杀意念检出率最高, 自杀事件所在院系其他班级次之, 所在学校其他班级最低 ( 34. 78% , 25. 11% , 18. 77% , χ2=9. 38, P < 0. 01) 。同一 ( 或同类) 班级自杀事件后自杀意念检出率均高于自杀事件前 ( P值均 < 0. 05) 。

注: **P < 0. 01; 与同一 ( 或同类) 班级事件前比较, ##P < 0. 01。

3 讨论

有文献指出, 目前我国大学生自杀存在着“自杀传染”的特征[4]。本研究发现, 自杀事件后大学生SCL - 90各因子分、总分及自杀意念检出率均比自杀事件前高, 表明高校自杀事件发生后, 大学生总体心理健康水平有所下降, 同时产生自杀意念大学生的人数有所增多, 但这种变化也可能是由该校 ( 甚至是社会上) 其他事件所引起的。因此, 要探明高校自杀事件的“传染性”还需要有更为有力的证据。

本研究认为, 高校自杀事件的“传染性”应该有一个距离效应, 即以自杀事件为中心, 距自杀事件越近的学生被“传染”的可能性越大, 而距自杀事件越远的学生被“传染”的可能性越小。根据距离效应, 本研究假定自杀事件所在班级被“传染”可能性最大, 而自杀事件所在系院其他班级被“传染”次之, 自杀事件所在学校其他系院班级被“传染”则较小。由此, 本研究对自杀事件前后不同班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发现, 自杀事件发生前, 自杀事件所在班级、所在系院其他班级与自杀事件所在学校其他系院班级的SCL - 90各因子分、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自杀事件后, 所在班级、所在系院其他班级与自杀事件所在学校其他系院班级的SCL - 90各因子分、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自杀事件所在班级的SCL - 90各因子分、总分最高, 自杀事件所在系院其他班级次之, 自杀事件所在学校其他系院班级最低。与本研究根据距离效应所作出的假定相符, 说明高校自杀事件确实具有“传染性”。高校是传授大学生学业知识的地方, 也是给大学生提供心理卫生服务的重要场所[12]。因此, 高校自杀事件“传染性”的存在, 提示在自杀事件发生后, 高校要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 防范自杀的“传染性”, 以避免连环自杀现象的出现。

摘要:目的 了解江西省某高校自杀事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杀意念的影响, 为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提供理论参考。方法 在某高校发生1例自杀事件后, 以自杀事件为中心, 按“自杀事件所在班级—自杀事件所在系院—自杀事件所在高校”的扩展顺序, 以班级为单位, 随机整群抽样选取21个班级903名学生, 对其进行心理健康和自杀意念状况调查。结果 自杀事件发生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所下降 (P值均<0.01) , 同时自杀意念检出率干预前后有所增加 (21.15%, 10.74%, χ2=36.51, P<0.01) 。自杀事件所在班级、所在系院其他班级与所在学校其他系院班级的SCL-90各因子、总分及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 , 其中自杀事件所在班级的SCL-90各因子、总分及自杀意念检出率最高, 自杀事件所在系院其他班级次之, 自杀事件所在学校其他系院班级最低 (P值均<0.05) 。结论 高校自杀事件具有“传染性”, 高校在自杀事件发生后应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予以防范。

关键词:自杀,精神卫生,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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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富”股民咋自杀 篇11

从此,他对上班失去兴趣。1995年干脆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当上了炒股专业户。

股市不免有沉有浮,但他从不言败。他经常在交易大厅里讲盘,分析得有声有色,在别人谈到有赔有赚时,他从不说赔,仅说有时被套牢,但又很快会解套的。股民们都认为他懂股票,是行家,名气也一天比一天大。

曹明德自炒股后,不久即买了一件4000多元的皮衣、500多元的皮鞋,西装革履,潇洒起来,出门打的,从不步行,很是威风,令人瞩目。

1996年,单位通知他申报职称,他公然声称自己现在专心炒股,晋升问题不用领导操心。从此,曹明德炒股不要高级职称成了单位里的头号新闻。同事们分析:"老曹现在连高级职称都不要了,最起码手头也有几百万,看来是炒股炒发了。

"他的知名度在周围环境中与日俱增。许多人都在暗地里猜他究竟赚了多少钱。有朋友开玩笑试探他,他总是一笑了之,从不正面回答。1995年初,曹明德开始感到本金不够,没办法赚更多的钱,于是他开口向周围的人借钱。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个炒股发财的大款,因此毫无顾虑纷纷把钱借给他。曹明德单位有位即将退休的师傅,爱人是个体户,手里颇有点积蓄,曹先后累计从这位师傅处借了40万元,并许诺这40万元,今后加上利息,很快会变成50万、60万……他有一位大学同学,因实验不慎造成双目失明,单位按工伤待遇一次性地补偿了他近4万元。曹获知后,主动找到这位同学说:"银行利率一调再调,把钱存入银行根本就不划算,倒不如借给我炒股,年利息33%。"又煞有介事地说:"要不是看在老同学的情份上,我还不肯帮你呢……"这位同学十分感动地将存在银行里的工伤补偿款全都取了出来,交给了曹明德。

1998年国庆节前夕,曹明德参加大学校友联欢会,炒股暴富的曹明德顿即成了聚会的热门话题,他大谈自己如何炒股致富,讲得有鼻子有眼。而他的同学中也有炒股的,但大都赔本,于是,聚会第二天,便有同学亲自找上门把钱送到曹明德手里,务请他帮着炒股赚钱。久而久之,曹明德几乎向周围的人借遍了钱,人们也自觉自愿地满怀着发财梦将钱双手借给他,一万、两万、三万,及至数十万……其实,股市存风险,股海更无情。哪有永远的赢家?每当股市下跌时,别人只是扼腕叹息,而爱面子的他却不愿吐露真情。

众多股民的崇拜,周围人羡慕的神情促使他三缄其口:自己是大学生,又熟谙股市,岂能告诉别人自己赔了?时到1996年底,曹明德累计借钱约80万元,可由于到期后他没有及时还账,结果被平仓,股票不得不赔着卖了。近80万元的本金几乎全都搭了进去。这时的曹明德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急于想捞回来,惟一的办法只有"借钱"。

1998年上半年,他先后又借到本金80万元,他似乎失去了理智,见到哪个股涨便买哪个,待他买完,却又跌了,他无奈又转手往外抛,如此反复,再次亏本70多万元。其后,千方百计又借到100多万元,又一赔再赔。在一种近乎变态的虚荣心的驱使下,他仍不愿在人前承认自己是输家。加之他特别会掩饰,人前人后始终维持着"发财"的形象,依然是出门打的,请客上餐馆,硬撑门面,周围的人还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不让别人知道自己买的是哪一种股票,且在收市后,他讲盘时,依旧是慷慨陈词……在这种迷惑的烟雾下,人们始终没有怀疑过他赔。

1997年下半年,曹明德已感到欠的债可能今生今世也还不清了。想着周围那些盼望发财的债主,他如果告诉他们自己破产的真情,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想着想着,他不寒而粟。最后,他痛苦地想到惟一的解脱方式,只有一个"死"字。

中国自杀率高涨 篇12

在中国西南城市崇州,由于父母在发生口角之后服毒自杀,一名两岁的男孩变成孤儿。发生在上月的这出悲剧印证了这份阴沉。

首位在中国执业的心理分析师霍大同表示,因为改革带来的飞速发展,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个人主义变得更加明显。由于传统的家庭和宗族结构瓦解,社会失去了根,社会关系紧张,个人承受巨大的压力。

的确,自1978年改革以来,天朝上国经历了剧变,13亿人的心理也经历了剧变。

在争取致富的冲锋中,竞争的文化给人带来巨大的压力,孩子们也不能幸免。这些孩子们通常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几乎是无法企及的。

在一个曾经习惯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国家,老人如今被抛弃了(这曾经被视为一种不可想象的罪),而农村人前往城市寻找工作,把孩子留在家乡。

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时代,教育、休闲、旅游都有更多的选择,而且有更多人得以攀登社会的阶梯。但这也是一个令很多中国人感染令人恐惧的不安全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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