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金融市场

新时代金融市场（精选12篇）

新时代金融市场 篇1

2007年4月, 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就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 揭开了次贷危机爆发的序幕。2008年8月, 美国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房贷巨企的股价暴跌, 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危机迅速席卷全球, 至2008年9月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 次贷危机演变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集体陷入衰退之中。2010年, 全球经济回暖, 世界性金融危机告一段落, 正式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

1 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状况

2005年以后, 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不断增加, 随着改革的深化, 经济结构不断进行着调整, 主要进出口合作国家 (地区) 也相应发生着小幅变化, 特别是经历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以后, 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 具体数据如表1和表2所示。

单位:亿美元, %

笔者选择了2005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陆地区) 进出口贸易伙伴每年的10强国家进行数据分析。出现在表1中的国家本应是14个, 其中, 美国、中国香港等7个国家 (地区) 在这7年半的时间内一直是我国主要的出口最终目的国。而俄罗斯联邦、印度等7个国家 (地区) 只是在部分年份进入了中国出口最终目的国10强的数据表单, 故未列出。

观察美国、中国香港等前7个国家 (地区) 数据, 笔者这些数据呈现出相同的规律, 首先是总量的快速增长, 除去由于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 其他年份同比值都在增长, 其次, 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之后的2009年, 除德国以外, 中国对其余6个国家 (地区) 的出口都下降到2006年到2007年的水平, 但是这种影响仅仅维持了一年, 2010年, 除韩国以外, 中国对其余6个国家 (地区) 的出口都超过了2008年的水平。分析这7个国家 (地区) 数据, 笔者注意到, 2010年至2012年,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主要贸易出口国出口总量的比例的平均值为32.80%, 而2005年至2009年的数据为34.05%, 也就是说, 金融危机后中国对美国出口平均下降了1.2个百分点, 变化比较明显;金融危机后, 中国香港的数据为26.66%, 而金融危机前, 中国香港的数据为24.62%, 也就是说, 金融危机后中国大陆对香港地区出口平均上升了2个百分点, 是所有主要贸易出口国中上升最为明显的一个;金融危机后, 日本的数据为14.53%, 而金融危机前, 中国香港的数据为15.71%, 也就是说, 金融危机后中国大陆对香港地区出口平均下降了1.2个百分点, 变化同样比较明显;其余4个国家, 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的数据变化均小于0.2个百分点, 从出口占比来看, 均无明显变化。

单位:亿美元, %

出现在表2中的国家一共也是14个, 其中, 日本、韩国等8个国家 (地区) 在这7年半的时间内一直是我国主要的进口原产国。而巴西、沙特等6个国家只是在部分年份进入了中国进口原产国10强的数据表单, 同样也未列出。

观察日本、韩国等前8个国家 (地区) 数据, 笔者这些数据呈现出的规律少有相同点, 这一点和出口状况大相径庭, 除去总量的快速增长以外, 不同国家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后, 2009年这一特殊年份的数据有增有减。中国从日本、韩国的进口的总量下降到2006年到2007年的水平;大陆地区的复进口下降到2007年到2008年的水平;大陆从台湾省的进口贸易受到影响最大, 一直下降到2005年到2006年的水平;美国、德国的数据和大陆地区复进口状况类似, 下降到了2007年到2008年的水平;而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虽然同样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是从数据上看, 不降反升, 保持了一贯的增长趋势。分析这8个国家 (地区) 数据, 笔者注意到, 2010年至2012年, 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占主要贸易进口国出口总量的比例的平均值为20.17%, 而2005年至2009年的数据为22.65%, 也就是说, 金融危机后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平均下降了2.5个百分点, 变化比较明显;金融危机后, 韩国的数据为16.78%, 而金融危机前, 中国香港的数据为17.40%, 也就是说, 金融危机后中国从韩国进口平均下降了0.6个百分点, 变化比较小;金融危机后, 中国台湾省的数据为13.17%, 而金融危机前, 台湾省的数据为16.29%, 也就是说, 金融危机后中国大陆从台湾省进口平均下降了3.1个百分点, 下降最为比较明显;其余4个国家或地区, 比较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 笔者发现, 金融危机后中国进口的比重均有明显的提高, 提高量最少美国从数据上看也至少变化了1个百分点, 而提高量最高的澳大利亚足足提高了3.5个百分点。

2 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贸易对象变化原因

从前文的分析中能得出, 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主要伙伴国集中在美国、亚洲 (特别是东南亚) 和欧盟, 表1和表2中除澳大利亚以外的所有上榜国家也全部来自于这些地区。

金融危机最早发生在美国, 美国经济也首当其冲的受到的冲击最大, 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国民财富大幅缩水, 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下降, 从而大大减少了美国国民的当前消费。同时, 美元的不断贬值也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不再像以前一样明显,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必然会出现小幅下降。基于相同的原因, 金融危机后美国向中国出口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美国国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调整经济结构, 降低失业率。同时, 人民币的强势地位为中国的进口创造了更有力的条件, 各方因素的叠加使得金融危机后中国对美国的进口有了1个百分点的小幅上升。但是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 中美间贸易的变化并不大, 金融危机并不能改变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中国和亚洲地区各个国家 (地区) 的双边贸易比较特殊, 并没有太多的相同之处。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 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非常大, 整个日本经济出现明显下滑, 以至于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 中日贸易量都出现小幅下降, 近年来, 中日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加大了这种恶果。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临近国家的依赖性较高, 随着中日之间贸易量的下降, 其他的周边国家, 如韩国、我国的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迅速替代了日本, 从而形成了中国和亚洲地区各个国家 (地区) 进出口贸易数据有增有减的状况。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降温后, 由于欧元不断升值, 人民币相对贬值, 也使得中国对欧盟市场出口的产品价格优势较之于危机以前更加明显, 进口需求较之于危机以前劣势进一步凸显。同时由于美国市场购买力的衰退和欧盟市场的逆势上扬, 使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平均来看有小幅上涨。这种情况一直出现到欧元区经济明显下滑, 整个欧元区需求下降, 欧盟各国处于自我保护的需要, 重新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才终止了中国对欧盟出口量的增长。但同时由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紧密, 金融危机的旋风在狠狠刮过欧盟各成员国后, 整个欧盟加大了对中国的出口力度, 也造就了中国从德国的进口在金融危机以后不仅没有下降, 而且还增长了1.5个百分点的状况。

3 应对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贸易对象变化的政策建议

放眼未来, 中国同美国双边贸易仍然在我国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例也没有发生过大变化, 但也应该注意到目前按美国方面计算的中美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上千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势必设置更多的贸易壁垒, 阻碍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只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促进产业升级, 进一步改善目前以初级劳动和能源密集型产品换技术的格局, 才能真正在和美国的贸易往来中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

无论是金融危机以前还是现在, 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或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对双方都具有重大意义。较之于中美贸易,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在金融危机以后有明显的恶化趋势, 长期以来日本市场的保护程度一直比较高, 虽然近些年这种状况有些改善, 但是市场开放的潜力仍然受到人为因素的压制,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是一个长期的战略, 切不可因为日本是中国的邻国, 是中国周边最大的经济体而操之过急。另外, 笔者注意到, 中日之间的贸易对于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影响相对较大, 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建立一系列合作机制, 双边和多边贸易发展势头良好, 但切不可因此而忽略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在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 东盟国家不具有对日本的完全替代性。对于亚洲各个国家 (地区) , 总体的思路应该是巩固东亚, 发展南亚, 贸易往来过程中注意重点突出, 切忌单纯的强调全面开花。

欧盟是一个让中国又爱又恨的地区联盟, 很早中国就认识到是欧盟是未来要积极拓展的市场, 但时至今日, 中国在欧盟市场上的地位远不如欧盟对中国的重要性。欧盟各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大, 各个主要经济体要么经济增长不稳定, 要么开放程度不高, 短时间内市场增长潜力有限, 特别是2007年在欧盟接纳东欧新成员后, 市场变得更加封闭, 所以我们目前还必须继续将欧盟看做中国未来有潜力的贸易伙伴。

参考文献

[1]2008年、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2]孟东梅.中国贸易市场世界扩张以及地区贸易关系演化[J].商业时代, 2008, (17) .

[3]范杨.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 2010.

新时代金融市场 篇2

为此，剑桥全球金融年会期间，经合组织财政和企业事务局局长GregMedcraft就特别提到，区块链的优势很多，共识基础、透明度、账户可追踪性、速度快，成本低比等等，同时，区块链可以帮助消费者储存自己的数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隐私问题。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还将极大加速新兴金融的迭代发展。

事实上，在新兴金融飞速崛起的今天，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新兴金融市场，中国也早已有借贷宝等新兴金融企业，用创新赋能新金融，较早就引入了区块链思维，率先实现了借贷供应的去中心化，有效改善了传统金融借贷中供需信息不对称、资源分配不足、流程不规范、契约缺失、纠纷过多等风险和弊端。

具体实践中，借贷宝深度把控自身信息中介的定位，平台本身不供应资金，只做信息撮合、法律援助等配套服务。“从节点关系上，区块链网络直联，交易是广播的，借贷宝也是这样，让用户通过社交关系直连，需求直接向好友传递，用户的借贷需求通过广播给到信任他的人，双方达成信任共识，即可进一步交易。”受邀出席2018剑桥全球金融年会的借贷宝高级副总裁翁晓奇介绍。

新时代金融市场 篇3

关键词：货币供应量；银行间债券市场；非线性；STR模型

一、引言

2007年2月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8月开始席卷全球，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影响的逐步深化，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为改善信贷市场环境和应对金融危机，在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声明将在未来6个月购买总额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宣告美国进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代。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再次宣布大举收购美国国债，并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水平，美國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发我国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造成外汇储备损失、刺激了资产泡沫的形成。为了应对美国量化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中央银行出台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大了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手段，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最吸引人、最重要和最富争议的领域之一。同时，由于我国长期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不够重视，致使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整体规模较小，结构不合理，流动性较差。这些问题使我国货币市场严重滞后于资本市场，但是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要高于资本市场，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研究探讨我国货币政策与银行间债券市场间的互动关系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专门研究货币政策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互动关系的文献较少，其中，Andrew Haldane，Vicky Read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变化和收益率曲线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完全透明、高度可信的货币政策将使收益率曲线免于波动。Sensier、Osborn and Ocal采用三个月期基准银行债券利率，运用非线性模型分析了利率对英国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发现利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如Laurence Ball，Gregory Mankiw发现名义价格存在非对称调整， Gert Peersman、Frank Smets的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产量存在不对称的影响，经济衰退时的影响更显著。这些学者的研究更多集中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上，这为我们探讨货币供应量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借鉴。

国内学者也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赵进文，闵捷采用LSTR模型探讨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是否具有对称性，研究结果表明在1993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期间， 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在效果上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杨绍基通过协整分析发现：短期内，回购利率的变动对广义货币供应量有强烈影响，但长期的影响则较短期有所减弱。彭方平使用STVEC模型对实际GDP、商业银行信贷、货币供给量和真实贷款利率进行非线性和有效性检验，证明货币供给随着信贷的周期性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白静进行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选择了银行间债券总指数、M0、M1和M2等作为研究变量，发现M2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冲击更为灵敏，冲击力度更大。

三、货币政策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模型

本文采取了非线性STR模型来研究货币供应量变动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影响，根据平滑转换回归模型（STR 模型）的基本原理，并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构建STR模型为：yt=xt′φ+（xt′θ）F（St-d，γ，c）+ut①

其中，yt为标量，即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化，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滞后变量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当期和它的滞后变量，φ=（φ0，φ1，…，φp）′，θ=（θ0，θ1，…，θp）′；F（St-d，γ，c）为转换函数，St-d为转换变量一般被选为yt-d，随着St-d的变化，F（St-d，γ，c）在0到1之间平滑转换。γ为平滑参数（即转换速度），c为位置参数， 用来确定状态转变的时刻。STR模型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LSTR模型：转换函数F（St-d，γ，c）={1+exp[-γ（St-d-c）]}-1，γ>0②

ESTR模型：转换函数，F（St-d，γ，c）=1-exp[-γ（St-d-c）]2，γ>0③

非单调类转换函数F（St-d，γ，c）={1+exp[-γ（St-d-c1）（St-d-c2）]}-1，γ>0，c1≤c2④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目前，我国银行间债券回购的交易量占据了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量的绝大部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交易中，7天回购又是最具代表性的品种，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R07D）同时也是市场认可程度最高的短期利率基准，因此，本文选取了R07D作为衡量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指标。我国从1996年开始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我国货币供应量包括了三个层次，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这些货币供应量中，广义货币供应量M2具有很广泛的应用范围，同时从近几年中央银行提出的总量调控目标来看，货币政策的操作更注重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调控。因此，本文实证部分选取了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货币供应量的代表变量。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后金融危机时代货币供应量的调整对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区间为2007年1月-2011年12月（共60个月），使用的数据频率为月度数据，每个变量选取60个数据。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R07D）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www.pbc.gov.cn），全国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期限分类统计表中的7天加权平均利率，其余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www.pbc.gov.cn）货币统计概览。

（三）实证分析

1.样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为了消除异方差性，我们对模型中的变量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R07D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分别取对数，记为LR07D和LM2，对这两组数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发现LR07D和LM2都是非平稳的，但其一阶差分序列DLR07D和DLM2均为平稳序列。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们选用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DLR07D和DLM2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DLM2不是DLR07D的Granger原因，DLR07D是DLM2的Granger原因，DLR07D和DLM2是单项Granger因果关系，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化影响了广义货币供应量，但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3.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根据单变量STR模型的设定规则，首先确定模型的线性AR部分。选取DLM2滞后三阶、DLR07D滞后二阶组成9种不同的组合，分别对DLM2进行回归，DLM2滞后一阶和DLR07D的组合各项指标最优，依据SIC评判标准，在DLM2滞后一阶，DLRO7D滞后二阶时，AIC和SC之和最小，D—W值和各参数的p值也比较理想，所以可以确定模型的解释变量为DLM2（-1）、DLR07D、DLR07D（-1）和DLR07D（-2）。

4.非线性检验及非线性模型的选择。检验模型是否线性的原假设是转换函数中的参数γ=0，然而，在原假设下，不能识别模型存在非线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Terasvirta提出了一个可以检验非线性行为的框架。对于STR模型，可以将转换函数在γ=0处进行三阶泰勒级数近似展开，得到：yt=β0xt′+β1xt′St-d+β2xt′S2t-d+β3xt′S3t-d+ut⑤

为了进行非线性检验，对方程⑤设定原假设“模型是线性模型”，即H0：β1=β2=β3= 0，若拒绝原假设，则表明模型存在非线性关系。如果模型拒绝原假设，下一步要确定非线性STR模型转换函数的的形式，即是是LSTR1还是LSTR2。转换函数形式的选择基于以下序贯检验： H04：β3=0；H03：β2=0|β3=0；H02：β1=0|β2=β3=0

如果H03检验统计量（F统计量）的p值最小， 那么转换函数的形式应为LSTR2或者ESTR模型， 否则就选择LSTR1模型。根据以上原理，对广义货币供应量与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进行非线性检验，确定模型的最优转换变量及选择模型转换函数的形式，具體的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当转换变量为DLR07D（t）时，拒绝线性关系的原假设，同时F3统计量的p值最大，根据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确定转换函数G的形式为LSTR1模型，即转换函数的形式为：F（St-d，γ，c）={1+exp[-γ（St-d-c）}-1，γ>0

5.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初始值的确定。在确定最优转换变量和转换函数的形式之后，我们对LSTR1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这里采用二维网格点搜索法。本文对平滑参数γ构造区间为[0.5，10]，对位置参数c的具体构造区间为[-0.5831，0.7897]，步长均为0.0003。任意取一组γ和c，计算残差平方和SSR，选取使SSR最小的一组γ和c，所得的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的初始估计值结果如表4所示。

6.模型参数的估计。LSTR1模型的估计结果（方程下括号里的数值为相应估计参数的t值）：

DLM2=0.01418-0.02299DLM2（-1）

（3.1304） （-0.1269）

-0.01566DLR07D-0.03410 DLR07D（-1）

（-1.3781） （-3.8824）

-0.02425DLR07D（-2）+[0.00675- 0.17985

（-3.6436） （0.7869） （-0.5217）

DLM2（-1）+ 0.01119DLR07D+ 0.05096DL

（0.8895） （3.1747）

R07D（-1）+ 0.03326DLR07D（-2）]×{1+e

（2.4738）

xp[-5.10929（DLR07D-0.03022）]}-1⑥

R2= 0.4460 AIC =-9.1461 SC =-8.7198

从STR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DLR07D和DLM2是单项Granger因果关系，即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化影响了广义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影响银行间债券市场，也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与许多学者认为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观点不一致。二是从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DLR07D（-1）和DLR07D（-2）的系数是显著的，但DLM2（-1）和DLR07D的系数是不显著的，这反映出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化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其影响力度逐渐增大。在模型的非线性部分中，DLR07D、DLR07D（-1）和DLR07D（-2）对DLM2产生了正的影响，这与预期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对货币供应量具有负影响的结果相反，这表明当转换变量DLR07D大于位置参数0.03022时，模型转换为非线性，此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动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才会显现。当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率的增长超过3.27%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动就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并不存在货币供应量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变动的显著影响，这与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2008年我国实施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对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提供贷款，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渠道，这导致近几年来货币资金流动性宽裕，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频繁。2008年全年，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额达到10万亿元，同比增加19.7%，市场累计发行人民币债券25625.8亿元，同比增加16.9%。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异常活跃影响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尤其是国债和银行间企业债的影响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以线性假设为基础， 但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特殊时期，只能确定广义货币供应量不是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的Granger原因。

第二，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已成为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的关键因素。中央银行通过在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上的正回购和逆回购操作吞吐基础货币，发出窗口信息，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从而调控货币供应量，实施货币政策。因此，我们必须加快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鼓励市场创新，提高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运行效率，推动其与国际债券市场接轨。

参考文献：

1.李永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及中国对策[J].财经科学，2011（4）.

2.Sensier，Osborn，Ocal.Asymmetric Interest Rate Effects for the UK Real Economy[DB/OL].www.ses.man.ac.uk/cgbcr/

discussi.htm，2002.

3.赵进文，闵捷.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效果非对称性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5（2）.

4.杨绍基.我国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效应研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6（2）.

5.彭方平.STR模型及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非线性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7.

6.白静.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8.

7.丁媛.中国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8.

8.赵进文，熊磊.我国货币供应量变动对保险需求传导效应的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11（7）.

新时代金融市场 篇4

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 是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 全球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一段时间区间, 可能是2年、3年亦或8年、10年甚至更久。目前, 随着国际经济特别是韩国经济的逐步复苏, 笔者以为, 只要针对性研究韩国旅游市场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市场开发措施, 后金融危机时代张家界仍可实现韩国旅游市场可持续发展。

一、张家界韩国客源市场现状

张家界是一座以旅游为特征的年轻城市, 这里既有以世界自然遗产、国家地质公园、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武陵源为代表的自然景观资源, 又有以普光禅寺、土家风情园、军声书院为代表的人文景观资源。张家界的天然美景深深地吸引了“爱山”、“敬山”的韩国人。

(一) 张家界“韩流”出现

1998年, 韩国游客开始进入张家界, 当年共接待116人次, 占外国人比例的2.31%。2002年3月开始, 部分韩国旅行社及商务客人“踩线”旅行团到张家界考察, 韩国入境旅游步入快速发展期。2005年张家界市共接待韩国入境旅游者116.07万人次, 占外国人比例的95.75%, 占全国比例的32.74%, 2001-2008年张家界韩国旅游人次年均增长177.3%, 从而形成了中国旅游界独特的“韩流”现象。 (见图1、2)

(二) “韩流”倒退

韩国入境游是张家界境外市场开发的“龙头”。来张家界旅游的境外游客中, 韩国游客一度以每年两位数增长, 形成了令外界称奇的“韩流”现象。但受2008年金融危机及甲型流感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出现“韩流”倒退现象。

由图1、图2可知:2006年张家界韩国市场开始出现了下滑态势, 接待量为1030015人次, 同比下降11.26%;2007年韩国游客达1025833人次, 同比下降0.41%, 降幅还比较平缓。但2008年张家界接待韩国游客仅70.64万人次, 同比下降26.95%。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张家界天马国旅接待韩国游客3.5万多人次, 2008年下降为1.9万多人次。而在2006年最火的时候, 天马国旅一年接待韩国游客5万多人次。由于韩国游客的减少, 天马国旅内部也精简了人员, 如韩国部以前有11人, 现在减少到5人;导游以前有80多人, 现在只有25人。

二、张家界“韩流”退潮原因分析

(一) 主观原因

1.旅行社韩国旅游产品较为单一

韩国人以孝为先, 以让父母出国旅游为荣。韩国年轻人忙于事业、工作, 但对老人是最讲孝顺的, 他们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父母外出旅游, 以尽做子女的孝心。张家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 浓厚的民俗风情, 极大地满足了韩国人的旅游口味, 所以韩国客源以中老年人为主, 约占韩国游客总人数的80%以上。但是, 张家界旅游业起步晚、基础差、底子薄, 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上, 主要是以游山玩水的自然观光游为主, 即传统的“黄石寨-金鞭溪-天子山-黄龙洞-宝峰湖”旅游线。各旅行社在休闲度假游、修学旅游、参与型旅游产品上开发不足, 产品的单一性使得旅游发展的后劲不足, 在取得先期轰动效应之后, 开始显现出种种弊端。

2.低价接待难保服务质量

张家界三天两晚的行程只需75-80美元, 最高时也不过110美元, 而到欧美、澳洲、日本旅游的费用相对要高得多。低价必然导致低质。

3.基础设施与旅游环境有待加强

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卫生间条件太差, 韩国人把卫生间叫做“化妆间”, 应该是最讲究的地方, 但即使是作为窗口和脸面的张家界荷花机场也达不到应有水准, 景区的更差。在旅游环境上, 诸如市民着装、随地吐痰、讲脏话以及景区服务与管理方面, 也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

(二) 客观原因

1.韩国经济不景气

自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金融危机向全球迅速蔓延。在亚洲, 韩国首当其冲, 其经济一度全面拉起红灯:股市惨跌、汇率直线下降、外资纷纷逃离、外贸10多年来首次出现逆差、消费心理受挫、国家信用等级下调等。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为-5.1%, 全年仅为2.2%, 为韩国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长率。

韩国经济发展实行“出口立国”战略, 经济发展直接或间接依赖出口的程度达到80%以上。经济危机下韩国受出口锐减影响经济不景气, 也引发韩国消费低迷。韩国政府鼓励国民节俭, 于是韩国人开源节流, 减少支出, 尽量不出去旅游或少旅游。这直接影响了韩国来华旅游市场, 张家界更是首当其冲。

2.中老年市场趋向饱和

调查表明, 在来张家界旅游的韩国人中, 65岁以上的游客占的比例最大, 为42.4%;其次是45-64岁年龄段的游客, 占38.6%。这两个年龄段的中老年人有较丰厚的积蓄, 已退休或有带薪假期, 子女已独立。于是, 一方面韩国中老年人构成了来张家界旅游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该市场又趋于饱和。

3.韩国来华游客分流

张家界在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旅游“韩流”后, 韩国旅行社及游客对张家界旅游业从产品到价格到服务, 大多已熟悉, 韩国旅行社开始在出境游中国旅游目的地上不断调整。而此时, 张家界周边如九寨沟风景区, 加大了对韩国促销的力度, 韩国来华旅游大有将“韩国-张家界”调整为“韩国—九寨沟”之势。资料表明, 在“张家界—九寨沟”直航开通后, 来张家界旅游的韩国游客, 大多借道张家界直飞九寨沟了。此外, 韩国人去海南三亚、湖南衡山旅游人数也较多, 分流了张家界旅游客源。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张家界韩国客源市场开发对策

随着韩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带来经济形式的改善, 以及朝韩核危机的缓和等利好因素, 2010年韩国经济大有复苏迹象, 只要张家界积极开发对韩旅游市场, 作为韩国人心目中的旅游“圣地”张家界, 有望出现新一轮的“韩流”。

(一) 调整产品结构, 提升产品竞争力

经过多年的宣传推广, 张家界产品在韩国市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已产生品牌效应。对韩国市场旅游消费心理调研的结果显示, 韩国人出游选择具有极强的趋同性, 韩国游客喜山不喜水、喜动不喜静, 而目前张家界对韩国旅湘市场存在产品单一的弱点。来张家界韩国游客以一般性观光为特征, 绝大多数游客通过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队旅游, 这种一般性观光旅游时间短、消费低, 以登山、看山为内容, 缺乏休闲元素。从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曲线研究的情况看, 一般性观光产品在市场的热卖周期具有峰值越高、周期越短的特点。

当代旅游呼唤的是提升旅游地的文化品质和内涵, 这种深度旅游追求的是对自然与文化的回归, 而不是一窝蜂式走马看花、赶集式的观光旅游。国外游客更追求乡野风光、粗犷的格调和多层次的生活变化感。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今天的韩国游客对张家界新兴的坐龙峡、鹞子寨等参与型、探险型的旅游线路比较感兴趣, 游客偏好医疗保健类旅游资源、中药或保健类旅游商品、民俗文化类旅游娱乐项目。张家界拥有丰富的中药材、高品位的温泉、高质量的空气等资源, 民族、地域文化底蕴深厚, 今后要针对韩国市场重点开发中医药等医疗保健产品、高尔夫温泉为主的休闲产品和民俗类文化产品, 着力构建集观光、康体、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复合型产品结构。

被誉为掘引张家界“韩流”第一人的李春植认为, 高尔夫是张家界旅游产品结构调整的最佳契入点之一。韩国人特别喜欢打高尔夫, 尤其是中青年人。张家界应及早建设自己的高尔夫球场, 以吸引韩国中青年人来张家界旅游。据估算, 张家界建设2个高标准的高尔夫球场, 每年至少为张家界带来5万高端游客, 这也将改变张家界目前以中低端游客为主的韩国旅游市场结构。

(二)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与环境

韩国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服务、环境和设施最为关注。张家界现在还存在旅游接待设施相对滞后、导游司机素质不高、当地居民强拉强卖等问题, 游客对城市环境、厕所、金融服务、导游服务和居民友好等不满意度高。今后, 张家界一方面要进一步改进景区如索道站、宾馆等接待单位设备设施水平, 切实加强城市建设, 实现“3年有改观、5年大变样”的目标;另一方面, 要提高旅游地居民和从业人员的素质, 制定涉外行为规范, 加强对导游、司机等一线人员的培训, 倡导人情化服务、个性化服务和细节服务。韩国游客反映, 武陵源宝峰湖景区的旅游服务质量与环境比较满意, 而诸如核心景区如索道站则差一些。

较为可喜的是, 今天的张家界旅游服务与环境已大有改善。景区内旅游车、指示牌都用韩语标注。在宝峰湖景区, 抬轿子的轿夫都能说几句韩文, 旅游车、景区指示牌、导游讲解都用“韩语当家”, 韩语无处不在, 民族精神很强的韩国人在张家界旅游已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饮食方面, 一些特色项目如“土家风情园”等举办韩国泡菜节, 推出特色烧烤, 让韩国人大饱口福的同时感受物美价廉和宾至如归。民俗歌舞、饮食等内容文化传统的相近, 也使韩国客人感到似曾相识却又有新鲜感。

(三) 加强对韩旅游促销宣传

一是要变单向促销为互动营销。要积极寻求与韩国旅游合作的新方式、新途径。探索建立双方政府间、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 鼓励双方旅游企业间的旅游合作和交流。2005年, 张家界市与韩国河东郡结为友好城市, 每年互派公务员学习半年。张家界应利用这一友好交流的平台, 加强对河东郡及通过河东郡加强对整个韩国旅游市场的促销。韩国与中国合拍的电影《九天半》, 讲述了一个美丽的韩国女子在张家界发生的一段神奇爱情故事。电影在韩国青年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盛赞张家界的山水美, 不想张家界的人更美, 纷纷表示要去美丽的张家界旅游。

二是要加强上下级沟通, 制定整体性联合促销方案。既要鼓励各地主动积极促销, 又要防止各自为战, 力量分散。针对韩国人自尊心强、从众性强的心理特征, 应继续多邀请韩国的知名人士、大旅行商、航空公司和主要媒体等韩国客人前来考察。针对韩国旅游行业流行的“蝗虫式营销模式”, 旅行社应继续加强与韩国所有的旅行社合作, 强力推荐张家界旅游, 延续“韩流”现象。

三是重点推进网上促销, 主动为韩国旅游网站和旅游媒体提供最新旅游资讯。可喜的是, 近年来张家界市政府投资近千万元, 建立了张家界国际旅游网站。韩版网站的网页上展示了各种张家界的音像、图片和文字资料。网络由张家界市政府信息中心负责运行, 做到了信息随时更新。

(四) 有效调控, 增强市场主体的竞争力

市场开发的成效, 最终取决于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张家界旅游企业应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 提升旅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经营韩国游的国际旅行社, 应以利益共享为前提, 实现市场资源整合, 增强整体竞争力。政府可设立入境旅游奖励基金, 制定奖励政策, 对外联社予以重奖, 对韩国旅游批发商销售、推广张家界旅游产品的宣传举措予以实质性、物质性支持。

互联网创新引领金融的新时代论文 篇5

二0一三年,是当之无愧的互联网金融年。在第6届中国信息主管年会金融分会场现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农商行、民生证券、日信证券等金融机构信息主管代表预会,就传统金融业面对于互联网金融浪潮,如何变革业务模式,如何通过新技术手腕来应答挑战,开展了广泛交换以及热闹讨论。

互联网金融主力军

会议现场,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原央行科技司原司长陈静司长,就互联网金融突起与金融模式变革发表了深入而别致的见解。

陈静谈到,传统金融行业没有预料到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突起速度如斯之快,像支付宝、余额宝等网络金融服务1跃成为金融业举足轻重的产品,但互联网金融仍存在良多问题以及不足。

陈静表示:“互联网金融服务,就是指应用互联网进行的金融服务立异。值患上注意的是,金融服务立异不是金融内部的信息化进程,这是第1个很首要的特色。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内涵认定有两种观点,1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应当涵盖传统金融服务,如互联网银行,互联网证券,互联网保险等。就银行而言,有网上银行,挪动银行等,都应在互联网金融范畴以内。持另外一种观点的多为第3方金融机构以及相干IT企业、互联网企业,他们认为互联网金融仅指互联网企业以及第3方支付机构提供的服务。而我个人认为,第1种观点应当是比较全面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我认为首先应当仍是咱们传统的金融行业需要不断立异,不断地往互联网金融服务方面来发展。传统金融机构依然是互联网金融的主力军,是首要的市场,首要的服务领域。”

陈静认为,传统金融行业以及互联网金融除了了竞争瓜葛外,更多的是互相促益的瓜葛,互相督促,共同推进、增进中国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的长足发展。

体系建设应忠于用户体验

作为金融领域拥有独特代表性意义的.机构,民生证券在互联网金融探索方面做出了良多前瞻性钻研以及举措。会议现场,民生证券技术总监颜阳博士,通过形象的图形深刻浅出地讲授了金融互联网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区分,并触及传统企业具体的应答措施。从企业里面的几个内涵,从安全到入口,到适量性管理,到信誉管理,再到业务有5个层次。传统企业要不断完美本身的互联网服务,必需从这5个层次对于应斟酌。

颜阳表示,金融企业要做金融互联网,目前正处于寻觅合适本身业务模式的阶段。

不同于来自互联网的企业做金融,更多地是往线上方式发展。传统企业更多地是在线下做产品。现在的金融企业,是在找二者间的1个适中瓜葛。

颜博士提到,互联网金融终究的目的是要树立1个综合服务平台的架构。在这个架构里面,服务贯穿了整个公司平台体系。从支持的数据体系到前真个展示情势,必需是社会化的,是社交化的1个支持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咱们把整个业务部门、职能部门全线打开了。以零售业务为基础的方式,已经经转变成大投行的服务模式。

最后,颜阳认为互联网金融服务最注重体验,客户的选择视乎服务的利便与否,所以这里面有机会也有挑战。

服务商各展所长

会议现场,北京天云融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宏、北京致远软件金融行业北京主管高光科,和中标软战略客户部总监邱东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就各自领域内的产品服务以及解决方案特点进行了深度诠释。

郭宏提出,互联网的扭转要靠大数据的支持,没有这个支持技术是做不到现在这个层面的。大数据实际上是1个大的数据仓库。它其实不能接替传统的数据,但它能实现并行处理,能以最快的速度处理至多的数据量。当你碰到良多数据,如何把良多数据有效地放在仓库里?这就需要1个数据平台。所以咱们理解为云平台是做资源整合,做资源管理的,数据平台是做数据整合以及数据管理。

高光科谈到,“每一1个企业都是由3个大的维度组成:人、事件、资源。现在都是以人为核心,尤其是咱们的金融行业,人材是咱们企业发展最根本的要素。以员工或者者以咱们的人为中心,调和公司各个部门或者者各个层级的资源,来完成企业管理中的任务或者事件处理。所以,咱们可以以信息管理为人口,基于组织协同,业务协同,工作协同来集中为企业搭建,为企业提供1个更好的协作平台。”

另外,邱东介绍了中标软件在助力中国金融业发展方面的贡献。未来,他们但愿通过提供特殊、安全的软件版本,进行严格3权分立节制,为金融企业提供更安全、更可靠的服务。

M+卡开启金融新时代 篇6

“好耍”和“个性”促成的m+卡

谈到对银行卡的功能需求，一位刚刚步人职场的年轻人小k说，“其实没那么多要求，就是要耍得顺手，用起来比较个性”。围绕好“好耍”和“个性”，招商银行的零售策划团队做了不少文章。

M+卡基础卡独特八位像素怀旧风，用经典红白机元素玩出新潮，除了M+像素图案的基本卡外，还有十款个性潮人卡可供持卡人“对号入座”，如小k所言，“朋友都说我是一吃货，M+卡舔舌头图案或者饼干图案的卡面都挺适合我”。除了小k的“吃货设计”还有运动范儿、文艺调调等围绕潮人设计的莱卡相机、复古电视机、海魂衫卡面造型，让人眼前一亮。在卡面和功能设计上凸显“4+3+3”的功能组合：潮人卡面玩个性、储蓄理财玩智能、玩闪付快人一步、玩转二维码惊喜不断。更值得一提的真金白银的实惠是，m+持卡人使用电子银行转账、ATM取款免费，并且m+卡能支持网银专业版、手机银行与pad银行，有u盾没u盾的日子都可以轻松支付。

小额迅速付+三大免费+…

而M+卡其中一个功能“小额闪付”尤其引人注目，一位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的商务拓展经理iack自称罹患“浪费时间恐惧症”，“为什么就不能把刷卡、排队、找零这些时间都省下来呢”。正是为了满足像iack一样的年轻客户快节奏刷卡需求，m+卡拥有专用于小额快速消费的子账户“电子现金账户”，客户在带有“闪付”标识的银联商户，消费1000元以下，就能用“挥卡”方式完成支付，免去了现金找零的不便和刷卡输密码签字的麻烦。如果jack持有m+卡，马上就能从现金找零、刷卡输密码签字等种种麻烦中解脱出来。

目前开卡就享受电子银行转账免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pad银行）、ATM境内跨行及异地取款每月前2笔免费两大优惠等心动优惠。

“我们国内首创银行卡卡片带专属二维码，是M+潮人的荣誉标志”，招商银行m+卡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展示卡面的二维码，“扫描一下二维码，就能一键登录M+活动专区，随时随地查看M+最新活动优惠。”

这就是m+加号的意义，除了个性与好耍，还有随时随地的优惠活动给持卡人惊喜。

只给年轻人的专属银行卡

没有哪个词能概括招商银行m+卡的持卡人——潮人、大咖、商务狗、野蛮女友、宅男、腐女、达人，总之，他们经历了从僵化、单一的同质社会到弹性、多样的异质社会的变迁，潜龙腾渊，鳞爪飞扬，鹰隼试翼，风尘吸张，这就是当代中国之青年，个性张扬热爱表达的这一代注定需要与众不同的金融服务，这正是招商银行推出专属年轻人的M+卡的初衷所在。

早在1995年7月，招商银行就发行了“一卡通”，凭借高科技优势，不断改进其功能，不断完善综合服务体系，创造了个人金融的商业奇迹，当面对在互联网浪潮中成长的新生一代时，招商银行依旧保持了“因您而变”的习惯。

业内人士表示，“一卡通”M+卡的推出，再次展现了招商银行“因您而变”、“因势而变”的服务理念和强大的持续创新能力。

（本刊记者）

新时代金融市场 篇7

2006年春季美国次贷危机开始逐步显现, 2007年2月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 8月开始席卷全球,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影响的逐步深化, 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为改善信贷市场环境和应对金融危机, 在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声明将在未来6个月购买总额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 宣告美国进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代。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引发我国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造成外汇储备损失、刺激了资产泡沫的形成。为了应对美国量化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 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大了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影响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 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最富争议的领域之一。同时, 由于我国长期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不够重视, 致使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整体规模较小, 结构不合理, 流动性较差。这些问题使我国货币市场严重滞后于资本市场, 但是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要高于资本市场, 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 研究探讨我国货币政策与银行间债券市场间的互动关系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专门研究货币政策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互动关系的文献较少, 其中Andrew Haldane, Vicky Read (2000) 分析了货币政策的变化和收益率曲线变动之间的关系, 包括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货币当局的反应函数和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 研究表明:完全透明、高度可信的货币政策将使收益率曲线免于波动。Sensier, Osborn and Ocal (2002) 采用三个月期基准银行债券利率, 运用非线性模型分析了利率对英国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 发现利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如Laurence Ball, Gregory Mankiw (1994) 发现名义价格存在非对称调整, Gert Peersman, Frank Smets (2001) 的研究发现, 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产量存在不对称的影响, 经济衰退时的影响更显著。这些学者的研究更多集中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上, 这为我们探讨货币供应量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借鉴。

国内学者也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赵进文, 闵捷 (2005) 采用LSTR模型探讨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是否具有对称性, 研究结果表明在1993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2季度期间, 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在效果上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杨绍基 (2005) 通过协整分析发现:短期内, 回购利率的变动对广义货币供应量有强烈影响, 但长期的影响则较短期有所减弱。彭方平 (2007) 使用STVEC模型对实际GDP、商业银行信贷、货币供给量和真实贷款利率进行非线性和有效性检验, 证明货币供给随着信贷的周期性变化, 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白静 (2008) 进行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 选择了银行间债券总指数、M0、M1和M2等作为研究变量, 发现M2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冲击更为灵敏, 冲击力度更大。

三、货币政策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金融机构进行债券买卖和回购的市场, 在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中, 回购交易是最主要的交易方式。其在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体系都发挥着主导功能, 也成为了我国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一) 理论模型

本文采取了非线性STR模型来研究货币供应量变动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影响, 根据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STR模型) 的基本原理, 并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 构建STR模型为:

其中yt为标量, 即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化, xt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 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滞后变量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当期和它的滞后变量, φ= (φ0, φ1, …, φp) ′, θ= (θ0, θ1, …, θp) ′;F (st-d, γ, c) 为转换函数, st-d为转换变量一般被选为yt-d, 随着st-d的变化, F (st-d, γ, c) 在0到1之间平滑转换。γ为平滑参数 (即转换速度) , c为位置参数, 用来确定状态转变的时刻。STR模型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LSTR模型:转换函数

其中F (st-d, γ, c) 为关于st-d的单调递增函数, 当st-d趋近于c时, F (st-d, γ, c) 趋近于0;当st-d远离时, F (st-d, γ, c) 趋近于12。而当γ→0或γ→∞时, F (st-d, γ, c) 会分别趋近于0或21。

ESTR模型:转换函数

在此模型中, 当st-d趋近于c时, F (st-d, γ, c) 趋近于0;当st-d远离c时, F (st-d, γ, c) 趋近于1。而同样当γ→0或γ→∞时, F (st-d, γc) 趋近于恒定的值0或1。

非单调类转换函数:

(二)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目前, 我国银行间债券回购的交易量占据了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量的绝大部分,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交易中, 7天回购又是最具代表性的品种, 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 (R07D) 同时也是市场认可程度最高的短期利率基准, 因此, 本文选取了R07D作为衡量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指标。我国从1996年开始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我国货币供应量包括了三个层次, 流通中的现金M0, 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这些货币供应量中,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具有很广泛的应用范围, 同时从近几年中央银行提出的总量调控目标来看, 货币政策的操作更注重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调控。因此, 本文实证部分选取了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货币供应量的代表变量。

本文选择区间为2007年1月~2011年12月 (共60个月) , 使用的数据频率为月度数据, 每个变量选取60个数据。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 (R07D)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 (www.pbc gov.cn) , 全国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期限分类统计表中的7天加权平均利率, 其余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 (www.pbc.gov.cn) 货币统计概览。

(三) 实证分析

1. 样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首先, 为了消除异方差性, 我们对模型中的变量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R07D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分别取对数, 记为LR07D和LM2, 对这两组数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 (如表1) , 发现LR07D和LM2都是非平稳的, 但其一阶差分序列DLR07D和DLM2均为平稳序列。

注:c代表常数项, t代表时间趋势项

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选用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DLR07D和DLM2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DLM2不是DLR07D的Granger原因, DLR07D是DLM2的Granger原因, DLR07D和DLM2是单项Granger因果关系, 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化影响了广义货币供应量, 但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3. 非线性检验及非线性模型的选择。

检验模型是否线性的原假设是转换函数中的参数γ=0, 然而, 在原假设下, 不能识别模型存在非线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Terasvirta (2004) 提出了一个可以检验非线性行为的框架。对于STR模型, 可以将转换函数在γ=0处进行三阶泰勒级数近似展开, 得到:

为了进行非线性检验, 对方程 (5) 设定原假设“模型是线性模型”, 即H0:β1=β2=β3=0, 若拒绝原假设, 则表明模型存在非线性关系。如果模型拒绝原假设, 下一步要确定非线性STR模型转换函数的的形式, 即是是LSTR1还是LSTR2。转换函数形式的选择基于以下序贯检验:

如果H03检验统计量 (F统计量) 的p值最小, 那么转换函数的形式应为LSTR2或者ESTR模型, 否则就选择LSTR1模型。根据以上原理, 对广义货币供应量与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进行非线性检验, 确定模型的最优转换变量及选择模型转换函数的形式, 具体的的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 当转换变量为DLR07D (t) 时, 拒绝线性关系的原假设, 同时F3统计量的p值最大, 根据前面的介绍, 我们可以确定转换函数G的形式为LSTR1模型, 即转换函数的形式为:F (st-d, γ, c) ={1+exp[-γ (st-d-c) ]}-1, γ>0

4. 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初始值的确定。

在确定最优转换变量和转换函数的形式之后, 我们对LSTR1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这里采用二维网格点搜索法, 基本思路是:在一定范围内, 选取不同的平滑参数γ和位置参数c, 分别进行组合, 找到使LSTR1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最小的一组γ和c。本文对平滑参数γ构造区间为[0.5, 10], 对位置参数c的具体构造区间为[-0.5831, 0.7897], 步长均为0.0003。任意取一组γ和c, 计算残差平方和SSR, 选取使SSR最小的一组γ和c, 所得的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的初始估计值结果如表4所示。

注:F统计量为Granger等于1993年提出的检验线性假设的统计量;F4、F3、F2分别为H04、H03、H02的检验统计量;表中值为各统计量的相伴概率。

5. 模型参数的估计。

LSTR1模型的估计结果 (方程下括号里的数值为相应估计参数的t值) :

以初始值为基础, 使用网格点搜索得到的STR模型的转换函数DLR07D (t) 图如图1所示:

从STR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图1揭示了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R07D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其中平滑参数γ=4.8524, γ代表了模型的转换速度, 表明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的改变能很快影响到广义货币供应量。转移函数的拐点c=0.0322, 当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大于c和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小于c时, 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R07D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过程。

(2) 如表5所示, 从残差无序列相关的检验结果中可知,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当选取滞后阶数为1~8时, F统计量的p均大于10%, 表明模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性。从ARCH-LM检验可知, 当滞后阶数为8时, 卡方分布统计量的值为7.0912, 统计量的p值为0.5268, F统计量的p值为0.4277, 均大于10%的显著性水平, 表明模型的残差之间不存在异方差性。

(3) 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 DLR07D和DLM2是单项Granger因果关系, 即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化影响了广义货币供应量, 并不是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影响银行间债券市场, 也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与许多学者认为的, 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观点不一致。货币供应量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当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 发行央票、加大正回购力度来回收市场资金时, 会促使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上行。同时, 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品种主要有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 当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上升时, 银行间市场回购成交金额萎缩, 这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广义货币供应量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影响很微弱, 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率对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影响非常显著。

(4) 从方程 (5) 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 DLR07D (-1) 和DLR07D (-2) 的系数是显著的, 但DLM2 (-1) 和DLR07D的系数是不显著的, 这反映出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化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其影响力度逐渐增大。在模型的非线性部分中, DLR07D、DLR07D (-1) 和DLR07D (-2) 对DLM2产生了正的影响, 这与预期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对货币供应量具有负影响的结果相反, 这表明当转换变量DLR07D大于位置参数0.03022时, 模型转换为非线性, 此时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动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才会显现。当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率的增长超过3.27%时, 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的变动就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 并不存在货币供应量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变动的显著影响, 这与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2008年我国实施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 同时对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这导致近几年来货币资金流动性宽裕, 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频繁。2008年全年, 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额达到10万亿元, 同比增加19.7%, 市场累计发行人民币债券25625.8亿元, 同比增加16.9%。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异常活跃影响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动, 尤其是国债和银行间企业债的影响尤为突出。另一方面,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以线性假设为基础, 但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因此,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特殊时期, 只能确定广义货币供应量不是7天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的Granger原因。

第二,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 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已成为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的关键因素。中央银行通过在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上的正回购和逆回购操作吞吐基础货币, 发出窗口信息, 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 从而调控货币供应量, 实施货币政策。因此, 我们必须加快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发展, 鼓励市场创新, 提高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运行效率, 推动其与国际债券市场接轨。

参考文献

[1]李永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及中国对策 (J) .财经科学, 2011 (4) .

[2]Andrew Haldane, Vicky Read.Monetary policy surprisesand the yield curve (J/OL) .www.bankofengland.co.uk, 2000.

[3]Sensier, Osborn, Ocal.Asymmetric Interest Rate Effectsfor the UK Real Economy (J/OL) .www.ses.man.ac.uk/cgbcr/discussi.htm, 2002.

[4]赵进文, 闵捷.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效果非对称性实证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5 (2) .

[5]杨绍基.我国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效应研究 (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2006 (8) .

新时代金融市场 篇8

一、后金融危机的时代特征

当前, 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相比, 后危机时期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出现了五个方面的新趋势、新特征:如世界经济逐步进入复苏轨道、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格局发生变迁、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国际能源资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高位波动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等。其中, 对服务外包企业财务风险影响较大的体现为国际市场变化。

(1) 全球经济复苏, 但时间漫长。目前, 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 但需要较长的时间。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损失, 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支付能力不足的现象, 产生坏账等。经济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 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 严重影响国际市场的稳定性。

国际市场的变化会增加服务外包企业的财务风险, 但是也会给外包业带来新的生机。如各国相继出台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 重整国际市场、扭转经济低迷态势等。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处于特殊时期, 就要尽快顺应潮流, 积极运用合理的政策, 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2) 国际贸易发展, 但受保护主义制约。经济复苏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并推动全球范围内服务外包业的增长, 创造大量交易机会。但在国际市场整体复苏的过程中, 各国政府由于大多从自身角度考虑, 为加快本国经济发展, 采取一些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 这对于国际服务外包业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

一些发达国家为尽快恢复经济, 争抢就业, 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 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本国业务被控制、就业机会流失等, 从而弱化国际市场的流动性与兼容性, 限制了外包业务的发展。

(3) 经济增长模式调整, 外包业转移加速。经过金融危机, 应对新的国际市场, 服务外包产业应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领域转移的速度, 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 以应对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外包业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由此可见, 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 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

二、服务外包企业由国际市场变化引发的财务风险

近年随着服务外包企业逐渐在国际市场上放开, 外包企业数量急剧膨胀, 竞争加剧。同时, 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多年来一直高位运行, 风险逐渐累积。外包企业在业务操作中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它存在的客观性基于三个原因:

(1) 缺乏有效及时的信息。国际市场风云变幻, 外包企业的经营决策依赖于企业外部的各种市场信息。市场信息不完全, 将直接增加财务风险。外包业务面临买方市场、竞争加剧将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对称, 从而导致对客户的信用评估误差, 产生财务风险。

(2) 无法紧跟政策变化。外包企业承担的多是国际业务, 相关国际市场政策的变化会影响资金回收的确定性及外包业务的决定性。如国际市场退税政策等发生变化, 将直接影响其后续资金及相关费用能否及时足额到位, 从而增加了外包企业的财务风险。

(3) 外包企业不能控制客户。由于国际市场经济环境的复杂性, 外包业务中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客户经济状况恶化、丧失支付能力, 导致服务外包企业大量的应收账款无法及时收回, 直接导致财务风险产生。

三、国际市场变化将导致服务外包企业财务风险加大

(1) 外包企业筹资成本与风险将会加大。后金融危机时代, 为增强金融机构竞争力, 会规范自身管理, 同时国家的监管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强。如此, 服务外包企业在金融市场上将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 想要长足发展, 必将凭借经济效益、市场前景与持续稳定的增长获得资金。而外包业筹资时还要受到各种保护性条款的限制, 增大筹资成本, 导致财务风险的加大。

(2) 资本营运和资金管理风险加大。后金融危机时代, 外包产业结构出现调整。国内外服务外包企业为抢占国际市场以获取竞争优势, 会采取兼并、收购、重组等方式实施扩张, 运作不好将会造成外包企业破产。在此种情况下, 国际市场争夺战将日趋白热化。外包业在并购其他企业的同时又要防止被反并购, 增加资本营运的风险。

国内外包企业技术尚不发达, 生产成本较高, 在价格上与外国外包企业相比并不处于优势, 这会造成资金回收困难, 出现财务风险。

四、服务外包企业风险控制对策

(1) 服务外包企业应选择合适的订单形式。服务外包企业与国际发包商签单时, 应尽量选择长单, 长单的合作方式对发包方和承接方是双赢的。对国际企业而言, 他们锁定整年的外包计划, 降低多次谈判的交易成本;对服务外包企业而言, 可以确保获得充足的订单, 提前做好人力准备、资金安排等计划。由于交易数量大、金额高, 国际发包商对外包企业所在市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十分重视, 愿意提供价格优惠、资金援助和服务支持等。

签长单也会带来经营风险。如发包方违约, 仅仅是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外包企业的经营损失。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 服务外包企业应争取和终端大客户签长单, 使得供需匹配, 共同制定合理合法的合同。长单管理能力不仅可以提高外包企业与国际发包商的议价能力, 而且可以有效地避免国际市场变化引发的财务风险。

(2) 服务外包企业应保持对国际市场变化敏感性。在服务外包业务进行中, 由于国际市场风云变化, 会给企业带来相当的财务压力和财务风险。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外包企业应尽量依靠现代金融手段来管理控制经营风险。在从事服务外包业务时, 企业一定要保持对国际市场变化的敏感性, 要有国际化经营的视角。外包企业应长期聘请或雇佣有经验的战略管理咨询人才, 研究全球外包需求和供给变化, 研究各外包企业的发展战略, 研究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外包业的经营模式, 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此外, 服务外包企业还成立了国际市场研究部, 每天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收集国内外信息, 研究国际市场变化, 使本企业能够与国际市场保持信息对称, 及时调整经营思路。

(3) 将推进改革成为服务外包企业在金融危机后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从外包企业发展的状况看, 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所推行的各项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有相当多的改革没有到位, 但在我国外包产业高速发展、市场机会多的背景下, 很多矛盾被忽略了。金融危机爆发前, 我国外包企业发展的高姿态掩盖了很多的深层次问题。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虽然暴露出某些外包企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没有被足够重视和得到应有的关注。

当今的国际背景已是后金融危机后, 服务外包企业应着眼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必须深化各项改革。一方面, 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体系。治理体系的完善, 必然会涉及国际外部环境问题。另一方面, 积极有效地推进组织变革。我国外包企业必须能够顺应国际市场发展潮流, 有效改进经营策略, 提升竞争力。

(4) 确定适当的信用标准, 对客户进行科学的信用评估。信用标准是外包企业对发包方的信用要求所规定的标准, 在应收账款成本中, 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的是发包方拒绝支付或无支付能力而造成的坏账。如果能制定合适的信用标准, 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 将会减少发生坏账的可能。

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 主要从品德、能力、资本、抵押品、条件等方面进行, 充分考虑发包方的信誉如何, 是否有支付能力, 资产状况是否良好, 拥有可以抵押的财产, 是否可以因对变换的国际市场等。

金融危机的冲击给服务外包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外包业的生存现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一方面外包领域压力仍然很大, 但也给外包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的服务外包产业应顺应国际市场变化, 谨防财务风险, 打造特色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于强.服务外包企业财务风险问题研究[J].会计之友 (中旬刊) , 2009, (7) .

[2]张文平.后金融危机视角下发展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路径选择[J].消费导刊, 2010, (3) .

新时代新科技新金融 篇9

从那一刻起，《金融科技时代》始终不坠青云之志。从创刊时使用的《广东金融电脑》，到1996年更名为《华南金融电脑》，再到今天启用的新刊名——《金融科技时代》，每一次更名都铭刻着我们与时俱进、变革求新的抱负与成果。

18年来，无论经历怎样的风云变幻，面对什么样的诱惑与曲折，《金融科技时代》始终守望着国内金融信息化的蜕变与成长：从单机到联网，从分散到集中，从电子化到信息化，从国内到国外，从业务、服务到管理……如今，《金融科技时代》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期刊，作者、读者遍布全国各地，其影响甚至通过网络扩大到海外。

变革与坚守，是《金融科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在科技、金融瞬息万变的当代，《金融科技时代》深刻地体认到：唯有变革，才能与时代齐头并进，才能更好地坚守“推动中国金融信息化发展”的宗旨。

与18年前相比，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科技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鲜明的特点之一，科技已不单是第一生产力，还是第一生活力、学习力……在科技的作用下，人类的时空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形式和思维模式都发生了深深刻刻的的变变化化。。

短短的30多年里，计算机取代算盘、ATM机取代柜台、电子货币取代现实货币……科技让古老的金融业旧貌换新颜，并勃发出无限的青春活力。从某种角度说，金融业的现代化之路就是科技化之路，无论是业务网络化、服务自助化、管理科学化，还是经营全球化、混业化，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持与创新。

在科技化的今天，全面地认识科技的价值，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应用，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金融企业来说，其作用不言而喻。而对于《金融科技时代》而言，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站站在在新新的的历历史史起起点点上上，，我我们们可可以以看看到到，，虚虚拟拟化化、、智智能能化化、、云云计计算算、、物物联联网网、、生生物物认认证、3G等新兴概念与技术以及伴随而来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方兴未艾。

当把这些技术与管理思想、金融规则、业务流程、客户需求等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金融机构有望在产品创新、客户服务、风险控制、新渠道开发、内外部协作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奉献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更加科学智能的管理。

新时代金融市场 篇10

碳金融市场的兴起源于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以及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国际社会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试图通过国际协作的形式应对气候变化问题。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4个与会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 其目标是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UNFCCC第三次缔约方会议 (Third 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3) , 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从法律上为工业化国家设定了减少排放量的目标, 并制定了创新机制来协助这些国家实现目标。在具体减排途径上提出了三种灵活性机制:联合履约机制 (Joint Implementation, JI) 、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s, CDM) 、国际排放贸易机制 (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e, IET) 。JI和CDM属于基于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合作的机制, 通过项目合作机制, 发达国家或其他国内企业以投资方身份, 在其他国家投资具有减排效应的项目。

在《京都议定书》三机制下, 许多国家、地区、企业及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减排项目或分配配额, 形成了“京都碳市场”。与此同时, 一些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政府、企业或组织自愿做出的减排额度进行交易, 催生了一个“非京都碳市场”, 又称“自愿交易市场”。至此, 碳交易便在《京都议定书》法律约束下形成的“京都碳市场”和《京都议定书》框架外形成的“自愿交易市场”蓬勃发展。伴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原本无法用货币衡量的环境问题引入了金融学领域, 碳金融产品应运而生, 形成了金融市场中别具特色的新兴领域——碳金融市场。碳金融市场这一人为缔造的市场正迅速发展, 全球各地碳交易所相继成立, 碳交易制度不断完善, 交易额持续上升, 虽然交易价格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不确定因素制约, 但各国政府和地区已清醒地意识到低碳、节能减排的政策导向将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主流已不可逆转。从长远发展来看, 碳金融市场必将成为各国和地区发展和振兴本国、本地区经济的新领域。这一新型市场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已初具规模,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交易结构和市场体系。

二、全球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一) 全球碳金融市场交易总体情况

作为新兴的商品交易市场, 全球碳交易市场在2003年初具规模, 且发展态势迅猛。近几年中, 无论是碳交易量还是成交额均有大幅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10年全球碳市场交易总额达到1 420亿美元 (见表1) , 相比2005年的110亿美元增长了1 190%。但与2009年比较, 由于2012年后的监管制度缺失, 一级CDM市场价值下跌了近一半, 比京都议定书生效当年 (2005年) 还低。在2009年有强大主权供应的分配数量单位市场, 同样在2010年也有缩水。最后, 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倡议的配额曾在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但在2010年由于该倡议的停止而导致该收益目标被删除。虽然后京都时代国际政策的不明朗给国际碳交易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但仍可看出碳交易市场已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商品交易市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彭博新能源财经以及生态系统市场公司。

(二) 全球碳金融市场细分情况

碳交易市场主要由配额交易和项目交易两种类型组成。配额交易市场中, 一个单位的碳排放许可配额 (如EUA) 相当于与其相关联的项目交易市场中的一个单位的碳减排信用 (如CER) , 但总量限制所产生的约束要比没有总量限制的减排项目自身产生的利益激励更为严格, 因此, 配额市场的交易成本更低, 流动性更高, 交易规模也远远大于基于项目的交易市场, 项目市场的价格基本随着配额市场价格波动, 这两类市场为排放权交易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 以此为基础, 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

基于配额的市场中, 以通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每年产生的交易量和交易额最大, 成为世界碳交易市场的引擎。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2010年, 通过EU ETS产生的包括EUA和二级CDM全部交易额占全球碳金融市场成交金额的97%, 其中EUA交易额达到1 198亿美元, 占全球碳金融市场交易额84.4%, 占配额市场成交金额的99.1%, 远高于其他碳市场成交额, 欧盟配额市场在全球碳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 (见表1) 。

基于项目的市场中, 一是CDM市场, 二是JI市场。CDM项目供需双方的区域分布也主要集中在英国、瑞士和中国、印度等国家。CDM项目市场大体分为CDM一级市场和CDM二级市场。CDM一级市场基本上由发展中国家提供, 二级市场上的CER交易是指远期合同签订后而CERs尚未产生时发生的交易, 或者在CERs已由联合国执行理事会 (EB) 签发后又发生的交易。近年来, CDM项目的市场交易非常活跃, 发展迅速。从交易量来看, 经核证的减排量一级市场在2005年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达到3.41亿tCO2e, 比2004年增长了252%, 受金融危机影响, 2009年交易量降至2.11亿t, 2010年交易量为1.87亿tCO2e。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CDM二级市场从2005年以来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长态势:2008年比2005年增长了106倍, 年增长1.5-21倍, 即使在金融危机情况下, 2008年仍然比2007年增长了347%。2009年交易量达到10.05亿tCO2e, 与2008年交易量持平。2010年交易量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字, 上升至10.98亿tCO2e。就交易额而言, CDM一级市场从2004年的4.85亿美元攀升至2007年的74.33亿美元, 增长了14倍。同样,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年和2009年的交易额分别减少至65.2亿美元和26.78亿美元, 分别比2007年下降了12.3%和64%。2010年交易额降至15亿美元, 但下降速度已有所缓和。从二级市场来看, CDM交易额则由2005年的2.2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62.77亿美元, 增长了117.9倍。随后便开始下降, 2010年交易额降到183亿美元。还有, CDM的交易价格在2008年前后出现拐点, 2008年前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 从CDM一级市场的平均交易价格来看, 从2004年的5.15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6.78美元, 每年增长率约为40%。2008年后, 受金融危机影响以及美国联邦政府一级总量控制下的碳交易计划失败, 价格出现剧烈波动 (见图1) 。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2005-2010年《全球碳市场现状与趋势》整理

相比CDM市场的发展, JI的进度相对较慢。JI项目是指附件一国家之间基于减排义务的项目级合作。投资国通过在成本较低东道国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 以获得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单位, 用于实施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 并节约减排成本;东道国可获得一定资金或先进的环境保护技术, 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010年JI项目所产生的ERU交易量仅为0.61亿tCO2e, 交易额为4.5亿欧元。截止到2012年2月1日, 247个路径二占了524项JI申报过程中的公开项目的 47%, 以及ERU的56%。然而, 目前只有25个路径二项目已经登记, 完成率仅为10%。相比之下, 有196个路径一项目已经登记, 几乎是路径二登记项目的八倍。目前,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JI项目实施主要分布国家, 占整个JI申报过程公开项目的56%和ERU的80%。

三、全球碳金融市场交易体系及交易所

(一)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 ETS)

欧盟各成员国为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 于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排放交易体系, 也是现有的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欧盟范围内跨国实施的排放权交易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最具有深远意义和根本性的环境政策之一, 对国际排放权交易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借鉴

EU ETS分为三个阶段, 每阶段皆要求各会员国依指令提交“国家分配计划”送交欧盟执委会核准, 此分配计划详述各会员国其减排权的分配与交易方式, 以达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然后政府根据总排放量向各企业分发被称为“欧盟排放配额 (EUA) ”的二氧化碳排放权, 每个配额允许企业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第一阶段从2005-2007年, 减排目标是完成《京都议定书》所承诺目标的45%, 参加交易的部门集中于重要行业的大型排放源, 涵盖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46%的11400个设施, 这一阶段的减排不包括非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 配额是免费发放的。第二阶段从2008-2012年, 减排目标是在2005年的排放水平上各国平均减排6.5%, 涵盖的排放设施范畴扩大, 覆盖了总排放量接近欧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一半、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40%的工业设施, 航空业首次纳入减排体系, 配额由免费发放和拍卖两种形式组成。第三阶段从2013-2020年, 减排目标是2020年之前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 取消国家分配方案, 采用拍卖方式分配配额, 对EU ETS外部的减排信用抵消的使用限制将更加严格。

EU ETS主要交易集中于欧洲气候交易所 (ECX) 、欧洲能源交易所 (EEX) 、北欧电力交易所 (Nordic Power Exchange, Nord Pool) 、Powernext交易所、BlueNext环境交易所、荷兰Climex交易所等多家交易所。其中, ECX在2010年4月被美国洲际交易所 (ICE) 以3.95亿英镑收购, 在EUA、CER和ERU三种类型上衍生出八类期货和期权产品。在EU-ETS中, ECX交易所在2011年9月的市场份额占比91.66%, ECX是全球最活跃的碳排放合约交易所。BlueNext环境交易所是纽约—泛欧交易所 (NYSE Euronext) 与法国国有银行信托投资银行于2008年1月22日合作设立的全球碳交易平台。BlueNext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信用额现货交易市场, 占全球碳排放信用额现货交易市场份额的93%。

(二) 美国区域碳金融市场交易体系及交易所

美国区域温室气体行动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 是美国第一个强制性、市场驱动的二氧化碳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 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拍卖几乎全部配额, 而不是通过免费发放的形式运作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目标是在美国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共10个州的电力行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即到2019年, 比2009年的水平减少10%的排放量。该体系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启动。RGGI由10个州各自单独的二氧化碳预算交易体系组成, 这些单独的体系均以RGGI的规则模型为共同基础, 由各州自行制定管制条例进行管理, 并与“碳配额互惠”规则相互联结。通过该规则, 被管制的电厂可以用RGGI范围内任意一州签发的配额履行自己的减排义务。

西部气候行动倡议 (Western Climate Action Initiative, WCI) 是原有“西海岸气候倡议”和“西南州长气候倡议”的延伸和扩大。涵盖美国七个州和加拿大四个省。这些地区总排放量目标定为到2020年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5%, 其他一些美国、墨西哥的州和加拿大的省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了倡议。该协议覆盖所有6种温室气体, 于201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目前WCI仍处于机制设计和筹备的最后阶段, 许多重要机制还停留在建议和提案层面, 尚未最后定论。WCI的行业覆盖囊括了几乎所有经济部门, 以2009年1月1日之后最高的年排放量为准, 任何年度排放超过2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源均是WCI的管制对象。

中西部温室气体减排协议 (Midwestern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cord, MGGA) 于2007年11月15日由美国中西部6个州的州长以及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省长共同签署, 要求建立中西部区域性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MGGA仍处于机制设计与筹备中。MGGA行业范围和燃料范围极为广泛, 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经济部门, 减排气体范围仍为国际气候条约中规定的所有6种气体。减排目标为至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 至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80%, 明确提出与RGGI、WCI、EUETS和其他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相连接。

加州全球变暖解决方案 (议会第32号法案) (California Global Warming Solution Act AB32) , 于2006年8月生效的议会第32号法案由时任州长施瓦辛格签署。此法案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减少排放至1990年水平, 至2050年减排至1990年水平的80%。此法案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对加州85%的温室气体设定排放上限, 它将与其他减排措施和手段相互协调来减排温室气体。实施免费分配与拍卖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加州AB32为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多州联合的区域层面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榜样。

美国区域碳交易体系主要集中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CCX) 、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 (Chicago Climate Futures Exchange, CCFE) 、美国洲际交易所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CE) 、绿色交易所 (Green Exchange) 等多家交易所。其中, CCX于2003年建立的全球第一个由企业发起的、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和交易内容的专业市场平台。CCX建立自愿但有一定约束力的单强制减排体系 (即自愿加入, 强制减排) , 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自愿型总量限制体系, 可以称为协议减排模式, 也被列入自愿碳市场范畴。2010年7月, CCX的母公司Climate Exchange Plc.被亚特兰大的洲际交易所 (ICE) 以6.2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2010年10月, CCX官方文件宣布, 开展整整8年的CCX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将于第二期结束后 (即2012年12月31日) 停止, 不再继续进行第三期。这宣告了美国目前唯一一个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终结。

(三) 澳大利亚碳金融市场交易体系

澳大利亚国家污染物减排体系 (Australia Carbon Pollution Reduction Scheme, CPRS) 是工党陆克文政府提议的澳大利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CPRS预计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 并形成法案通过立法程序提交给议会审议。该法案一旦经议会通过, 这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管理GHG (温室气体) 排放的主要工具且覆盖整个经济的ETS, 但该法案在2009年两次遭到议会否决。2010年4月27日, 鉴于国内的政治僵局和对未来国际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 总理陆克文宣布澳大利亚的ETS将被推迟, 并在2012年年度重新审核, CPRS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型排放交易体系, 设定行业排放总量。CPRS将覆盖大约75%的澳大利亚排放, 并实现其中期减排承诺, 即到2020年比2000年基础上至少减排5%。

可再生能源目标 (Renewable Energy Target, RET) 于2009年8月由澳大利亚政府实施, 是目前仅有的一个在联邦层面可以促进减排的环境市场。RET目标是到2020年, 20%的电力供给从可再生能源中获得 (是目前的两倍) 。这比2001年实施的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 (MRET) 体系增长了四倍, 激励了市场中的可再生能源证书 (RECs) 。可再生能源证书以电力产量为单位, 即百万瓦时 (MWh) 为单位, 而不是二氧化碳当量 (CO2e) 。基准参与者可以使用可再生能源证书履行履约义务, 目前可再生能源证书的市场价值远超过温室气体减排证书。在GGAS系统下, 如果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减少二氧化碳的同时可以减少甲烷排放, 是可以既产生可再生能源证书又产生温室气体减排证书的。目前, REC的交易价格高于每千瓦小时40澳元 (37美元) , 相当于47澳元tCO2e (43美元) 。

节能量交易体系 (Energy Saving Scheme, ESS) 于2009年7月1日正式启动, 并将持续至2020年。其目的是通过奖励开展合格的项目来减少电力消费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公司来提高能源效率, 并降低售电量4%。它以能源零售商以及NSW中的发电商为目标。参与者可通过缴回节能核证 (ESC) 来履行其义务。NSW GGAS框架下有一个节能项目的自动转换过程。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 (New South Wales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Scheme, NSW GGAS) 是全球最早强制实施的减排计划之一。2003年1月1日,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启动为期10年涵盖6种温室气体的州温室气体减排体系。该体系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机制相类似, 但参加减排体系的公司仅限于该州电力零售商和大的电力企业。在澳大利亚碳污染减排计划开始运转后, GGAS将被终止。GGAS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基准信用型强制减排体系, 它的基准是人均消费二氧化碳当量。之所以采用这一基准实现总量减排, 主要是由于人口基数是稳定的。GGAS2003年开始时的初始基准为8.65吨/人, 2007年逐步下降至7.27吨/人, 并保持该基准至2021年不变。7.27吨/人的基准相当于比《京都议定书》1989-1990年基准年均下降5%。如果把该目标在澳大利亚全国推行, 其所取得的绝对减排量将相当于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所需要承担的第一减排期任务的50%。

澳大利亚减排体系交易集中于澳大利亚气候交易所 (Australian Climate Exchange, ACX)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ustralian Securities Exchange, ASX) 、澳大利亚金融与能源交易所 (Australian Financial and Energy Exchange, FEX) 三家交易所。其中, ACX是澳大利亚第一家电子化排放交易平台, 于2007年7月投入运行以来完成交易量6 300吨CO2e, 平均价格在7.42美元。2008年5月, ACX已经开始交易国际自愿市场的抵消额度VERs, 并于2009年年初开始碳信用期货交易。

(四) 英国碳金融市场交易体系 (The UK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UK ETS)

英国交易体系是英国政府建立的覆盖所有经济部门包括6种温室气体的国内贸易体制, 以自愿参与并配合经济激励、罚款等为特征。它于2002年4月成立, 是全球第一个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它的实施对EU ETS的设计和实施提供过宝贵经验。UK ETS的运作方式包括配额交易与信用额度交易两种模式。配额模式拟订一个绝对减量指标, 然后指定每个企业的排放配额。信用额度模式则由参与者以其他提升能源效率或减量专案计划提出其相对减量目标所产生的额外减量。除了必须完成欧盟减排, 该体系还包括两类自愿减排企业:一是获得政府资金支持而自愿承诺绝对减排目标的企业;二是通过自愿与政府签订气候变化协议承诺相对排放目标或能源效率目标的企业, 这些企业如果达到目标可以享受最高80%的气候变化税减免。对于这两类自愿减排企业, 英国排放交易体系以1998—2000年的平均排放量作为基准线, 减去每年自愿承诺的减排量, 确定企业每年的许可排放量。英国排放权交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参与的企业可以自由使用它们的碳信用。为了协调英国排放体系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之间的关系, 英国排放体系于2006年年底结束。

四、中国碳金融市场体系构建思路

(一) 中国碳金融市场法律框架构建

中国碳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碳金融市场法律法规的出台和政策的扶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碳排放总量居全球第二, 我国政府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我国在《“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2015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 中国政府必须下定决心从制度上构建碳金融市场法律框架, 指引碳金融市场正确前行。

随着中国碳金融市场不断发展, 碳金融市场法律体系要逐步搭建起来, 我国在碳金融方面的法律文件已相继出台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法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未来还应从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三大金融领域分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法》、《银行碳金融服务准则》、《碳证券交易法》等法律法规。除了交易法规之外, 还应从碳金融市场的监管入手, 出台《碳金融市场监管法》, 对碳金融市场从进入到退出整个过程进行监管, 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

(二) 中国碳金融市场结构设置

碳金融市场结构是指包括市场主体、工具、中介、组织方式和监管在内的五大体系, 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碳金融市场的组成部件, 在碳金融市场原则和制度安排下形成制衡机制, 维持市场正常运行。

1.碳金融市场主体。

碳金融市场主体是指碳金融市场的交易者。碳金融市场的主体有企业、政府部门、居民、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它们参与碳金融交易的动机主要有筹措货币资金、对碳金融资产投资、套期保值、套利、投机或是调控宏观经济。首先, 企业作为碳交易市场中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主体, 当技术上无法进行或不愿以高成本进行碳减排时, 如果被限定了排放量约束指标, 而必须增加碳排放权的使用量时, 企业具有碳减排的需求, 成为碳市场的需求方, 此时, 如果自身资金匮乏, 则可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 或采用其他方式融资, 成为金融市场资金需求方;相反, 如果企业掌握较高的减排技术, 能够低成本进行碳减排, 产生富余的碳排放指标将在碳市场中出售, 获得资金, 将资金用于投资在碳市场中, 成为碳金融市场的供应方。其次, 政府部门, 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资金的需求者, 它们通过发行政府碳债券筹措资金。再次, 居民个人以自己合法财产投资于碳金融资产, 成为碳金融市场主要的投资主体。第四, 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上最活跃的主体, 金融机构既是资金的需求者, 又是资金的供应者。最后, 中央银行通过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利息率等措施宏观调控碳金融市场。

2.碳金融市场工具。

碳金融市场工具是碳金融交易的载体。碳金融工具可以理解为筹资者对金融工具持有人的债务, 即对碳金融工具的发行人而言是金融负债, 对碳金融工具持有人而言是金融资产, 是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资产。公开碳金融市场上的碳金融工具一般采取有价证券或衍生品的形式。现阶段, 中国碳金融市场工具主要是CDM项目产生的CERS现货, 未来随着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碳金融工具种类也会随之增多, 由现在开展的区域强制碳强度减排而产生的强度减排市场, 因此会产生配额现货, 随着交易量和交易规模的扩大, CERS期货和期权产品, 强度配额期货和期权产品也会随之诞生。

3.碳金融市场中介。

碳金融中介在碳金融市场上发挥着媒介资金融通、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构成和维持市场运行的作用。包括投资银行、认证机构、评估机构、仲裁机构等。碳金融中介的业务范围较广, 主要包括:投资银行可以为碳市场提供交易信息, 改善交易主体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交易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状态;认证机构和评估机构可以对项目市场的在减排量进行审核、认证、并评估其环境的改善度, 从而形成经核证的减排量供市场交易;仲裁机构可以对碳交易过程中出现的纠纷进行法律调解和仲裁, 促进碳金融市场的有序进行。另外, 随着碳市场的逐步发展, 中介机构的业务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扩展, 如从事碳交易的经纪、办理碳的存储和借贷业务等。世界银行是目前在中国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比较大的中介机构之一。

4.碳金融市场组织方式。

碳金融市场的组织方式包括场外交易和场内交易两种。在碳交易的初期阶段, 由于交易主体对于碳交易制度这一全新的环境管理方式还处于一个逐步熟悉和适应的过程, 因此碳交易市场的主体数量较少, 交易的碳排放权的数量较小, 整个碳市场的规模也较小。此时, 碳交易多采取场外交易或分散交易的方式。在碳交易的发展阶段, 碳交易的管理方式得到了普遍认同, 新的排放主体的设立和已有的排放主体经营状况和污染治理技术的变化, 会使得参与碳交易的主体数量进一步增加, 分散的场外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交易主体的碳交易需要。此时, 碳市场的规模逐渐扩大, 碳交易多采取在专业的交易所或碳交易市场进行场内交易或集中交易, 从而逐步形成有一定规范的碳市场。

5.碳金融市场监管。

碳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即金融监管当局以其相应的机构运用一系列法规制度和办法措施对碳金融市场主体行为进行宏观监督和管理所形成的一整套管理系统。碳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包括碳金融法律体系, 由于碳金融风险的特殊性, 针对碳金融风险控制立法, 立法部门应专门制定一系列针对碳金融风险进行监管的指标体系, 达到专门监管的效果;碳金融监管模式, 目前国际上碳金融监管主要有集中决策的治理模式和分权式的治理模式两种, 其中, 集中决策治理模式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 由一个主要的监管机构负责碳排放权的申报登记、配额分配、监督管理等, 从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的国情更适合集中决策的治理模式;碳金融监管机构, 一个系统性强、范围涉及全国的完整的碳金融体系, 需要一个独立的部门来对日后将要进行的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碳排放交易实施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申报登记和监管管理;碳金融监管工具, 碳金融监管需要尽快建立会计部门、业务部门与环境管理部门之间的物质流成本会计 (MFCA) 信息系统。

(三) 中国碳金融市场体系搭建

1.碳现货市场。

碳金融市场首先从现货交易开始。按照不同的交易机制, 碳现货市场交易的产品种类主要是CDM项目产生的碳信用, 以及经国家相关机构发放的配额。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在CDM市场上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因此, 我国可以大力发展创新CDM项目, 在现货市场上大量交易CDM项目中经核准的CO2减排量 (CERs) 。另外, 国家实行强制碳强度减排交易, 未来在中国市场内, 配额交易将成为现货市场交易的主流。

2.碳资本市场。

碳资本市场主要包括碳股票市场、碳债券市场和碳基金市场。碳股票市场:通过优惠政策支持来鼓励效益良好并且具备一定规模的环保企业上市发行股票, 以社会融资的方式筹集和扩张资本, 增强企业的环保投资能力。当前股票市场上, 主要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低碳经济板块迅猛发展。在美国市场上有超过60个市值高于7 500万美元的清洁能源上市公司, 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微型公司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碳债券市场:碳债券是为了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而发行的企业债券或国家债券。纵观国外碳金融市场发展, 碳债券的发行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解决节能减排资金不足的方式。碳基金市场:碳基金是国际碳市场投融资重要的工具。碳基金的整体运行机制包括碳基金设立、投资、交易、退出等方面。

3.碳金融衍生品市场。

随着碳现货市场的不断完善, 应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碳排放期权期货交易市场。碳期货原理是购买碳期货合约来代替现货市场上的碳配额, 从而对一段时间之后将要进行的出售或买入碳配额的价格进行保值, 达到回避和转移价格风险的目的, 因此碳期货具有碳价格发现功能。碳期权是在碳期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碳衍生交易工具。期权合约的推出会使基金、能源交易公司及工业企业加入, 使市场功能性、流动性和复杂性逐步增强, 碳期权市场快速发展。除以上主要碳金融衍生品之外, 还包括碳远期交易、碳套利交易和碳互换交易。进行套利的不同的碳信用产品必须有相同的认证标准, 且受同一个配额管制体系管理, 当合同中所涉及的减排量也相等时, 就可以由市场价差产生一定的套利空间。

参考文献

[1]王毅刚.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中国道路[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59-73.

[2]熊焰.低碳转型路线图[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69-81.

[3]王遥.碳金融全球视野与中国布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38.

[4]European Commission.Directive 2003/87/ECAnnexⅢ, 2003.

[5]陈柳钦.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 2010 (7) .

[6]World Bank.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market report 2011.

[7]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国发 (2007) 18号) , 2007.

大数据金融时代 篇11

在这场与传统金融的赛跑中，首轮就慢半拍的银行，这次又慢了——至少采访中，没有银行给出过清晰的应对策略。好在，大数据与金融，还存在着同生共荣的竞合关系。

亦敌亦友的新一轮冲击，究竟将如何重塑两者的竞合关系？又将如何考验监管层的技巧和耐心？而其中被忽略的主角——被记录和分析的普罗大众，又是否真正愿意自己的隐私被赤裸裸地置于灯光之下？

带着前述问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赴杭州、上海、深圳、北京四地，对21家大数据金融公司，10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一行三会、工信部、国税局等机构，进行深入调研。

用户全画像

“金融行业始终在关注新技术，但大多是隔靴搔痒，只有大数据让人眼前一亮。”正德人寿保险公司CIO裴兆旭说，大数据金融才是那只伸到靴子里的手。

眼下，尚无大数据金融的准确定义。亿赞普科技副总裁黄苏支认为，实战中的大数据金融，就是将传统金融无法收集的线上线下信息，基于大数据原理进行建模和运算，用以精准营销、信用评级或风险识别。其信息相对于传统征信，更加丰满、准确。

在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俞胜法看来，大数据意味着无极限：于个人，是细微行为的全画像；于企业，是现金流、贸易流、订单流等的全维度掌控。“所有看似毫无关联的数据，都可用作信用和风险评估”。

针对个人，除基本信息外，大数据系统还会从社交平台、同学录等获取个人大事记、信用卡限额、诉讼信息、朋友圈甚至既往病史，等等。

“别以为基本信息就限于姓名、性别之类。”阿里原安全部技术总监蒋韬透露，在大数据公司，每位客户的工作和教育经历、婚姻状况、购物和投资偏好、配偶和担保人、个人和家庭年收入等才算基本信息。

蒋韬透露，个人用户的某一方面评级，就至少用到几千个变量，银行等贷款机构会购买数据用以评分，进而确定贷款细节。

此外，一些大数据公司会利用个人浏览器中的Cookie，发现浏览足迹和生活习惯，甚至能够为其描绘出一幅包括社会关系、网络关系和企业关系的全图谱。

不同于传统征信大多关注还款、负债、抵押等资金流动信息，大数据金融对个人细微行为的刻画，已经无孔不入。

例如，小贷领域的大数据金融系统，就如同科幻电影中的中央超核，接入各种渠道的巨量数据，包括企业B2B数据、消费者数据、电商平台数据等，然后经模型和人员分析后输出决策。这些决策中，会明确给出贷款客户的准入、授信、定价和反欺诈评分，以及不同贷款额度对应的风险系数，其中包括对贷款可能造成的客户成长、流失的预判，以及该客户的扶持价值。

“一旦数据有蛛丝马迹的异动，就会立即暴露。”金电联行（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晓忻说，传统的财务信息，订单、库存以及联保、互保等1000多个维度信息，统统都会有用。比如，一笔订单确认慢了，他们会立即生成风险提示，并密切关注其联保、互保企业。“传统银行是事后降低不良率，大数据金融则讲究风险抑制率”。

“全产业链”

有人说，当时代大潮涌来，100个所谓专业人士中，只有2人真正懂行，其余都是噪音。

综合多方调研情况，《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将大数据金融目前的业态，区分为产业链前端的精准营销、理财推荐，中端的信用和征信体系建设，及后端风控。

三种业态对应三大模式，大量企业星罗棋布，各自又与银行、P2P机构、基金公司、第三方支付以及“BAT”等互联网平台觥筹交错，蔚为大观。

邦信惠融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张唯聪表示，他们对大数据最多的应用就是获客，做到精准营销。“我们的小贷公司八成客户需要高成本从线下获取。采用大数据模型后，系统能自动推荐有需求且符合要求的新客户，成功率很高”。

在风控领域，大数据的应用更为广泛。

蒋韬介绍，这几年已经产生了大批从事身份识别、地理位置分析、信用卡诈骗分析等大数据公司，一步步围拢整个金融圈。

例如，全球规模庞大的信息泄露关联产业，拥有从盗取个人信息到系统自动对各大金融机构和电商网站的账号密码进行“撞库”，再到挪走资金、非法支付和敲诈勒索等一系列黑市勾当。

“用大数据来反欺诈，精准及时。”蒋韬说，他们会从各种黑客论坛、贴吧上地毯式收集数据，形成整个风险体系的联防联控。目前，一些P2P网站就与阿里建立起欺诈事实数据分享的机制，一方面采用阿里的反欺诈模型，另一方面不断提供事实类数据，修正并完善模型效果。

大数据在信用、征信领域的应用，则更加普遍和成熟。

裴兆旭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物美价廉原则同样适用于金融行业，尤其保险业产品要薄利多销，就必须在产品成本尤其信用体系上下功夫。

同样，億赞普集团副总裁黄苏支也介绍，他们主要针对外贸企业进行“全画像”。企业结汇过程中，银行只能靠物流单、发票、合同单等基础数据，且各家银行信息割裂，导致虚假贸易横生、热钱恣意流动等严重问题。

如果将企业产品的受欢迎程度、周交易量、真实发货量及发货去向等离散信息纳入统计，则可形成全方位评估。“有些企业拥有稳定客源，只需物流单据即可贷款。”黄苏支说，一些企业客户沉淀不够，回头客寥寥无几，则需要格外小心。

“银行最初不太认可，现在逐步接受了。”范晓忻说，一些大数据公司目标直指银行的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银行逐渐发现了技术外包的甜头，何乐而不为？

互联网“热拥”金融新时代 篇12

温特斯:我们没有迷路, 我们在诺曼底。

——《兄弟连》

当理查德·温特斯少校告诉赫尔, “我们没有迷路, 我们是在诺曼底”, 正如当下之互联网金融, 已悄然在诺曼底登陆——“互联网+”战略已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的层面。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提出“互联网+”的行动计划。4月17日, 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考察时又指出, 要“发展‘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作为新生事物, 互联网金融既需要市场驱动、鼓励创新;也需要政策助力、促进健康发展。7月18日, 央行等10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进行了明确规定。以这一互联网金融“基本法”为起点, 中国互联网金融告别了“缺门槛、缺规则、缺监管”的“野蛮生长”时代。

“互联网+金融”是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互联网+”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互联网金融的诞生为整个金融行业注入活力, 也使得金融生态链更加完整。正如马化腾所言, “尽管互联网不是万能的, 但互联网将连接一切, 不必神化‘互联网+’, 但‘互联网+’会成长为未来的新生态”。种种迹象表明, “互联网已经并正在改变世界, 互联网让一些人提前老去, 也让一些人更加年轻;互联网会颠覆掉一些行业, 又会使另外一些行业获得新生。那么互联网金融呢?它又将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呢?”正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先生所言, 互联网的力量总是超乎想象, 从将钱存入余额宝而非储蓄卡, 再到通过招财宝购买理财产品, 通过芝麻信用累积信用额度贷款……我们的思维转变了, 商业模式转变了, 互联网+金融突破了传统思维的窠臼, “+”出了效率, 加出了新的金融生态。

没有人敢轻视互联网的力量。尤其在过去的一年, “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思维如同一场当代的文艺复兴, 正魔术般地影响和改变着金融行业原有的组织模式、运营理念和生产方式。正如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所言, “互联网金融改变的是一个商业模式, 利率市场化改变资金价格的同时, 也会促进商业银行的成本管理, 促进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相比传统金融, 互联网金融有着其独特性和运行空间。即有别于传统银行, 数字化新金融时代, “所有的银行竞争力将被打包进数字结构。在这个结构中, 银行产品将变成产品应用, 流程编程APIs, 零售业务将变成在相关点上通过移动互联网发送具有逻辑关联的金融服务。”美国著名金融评论家克里斯·斯金纳也在其名著《互联网银行:数字化新金融时代》一书中指出, “在银行业, 这些变革意味着对客户关系和为满足客户需求而提供有价值服务的手段进行颠覆性思考”, “所有这些剧烈的变革都要求银行采取快速行动以适应这种变化。”

在“互联网+”新经济形态下, “互联网+金融”这一全新的商业模式正在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商业银行将成为21世纪灭绝的恐龙” (比尔·盖茨) , 互联网生来具有的禀赋, 能使传统金融业具有无限的前景想象力。以马化腾的企鹅军团为例, 互联网世界的王者 (腾讯) 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进的步伐, 无论是财付通理财、行业支付解决方案, 还是微信支付功能, 腾讯无不行走在一条非常理想的路上。2014年12月28日, 腾讯参股的前海微众银行官网已正式上线。可以预见, 未来腾讯云在通过对接大腾讯生态同时, 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技术, 可以为金融客户带来全流程的一体化解决方案:用户流量、用户识别、服务分发、精准营销、流量变现、以及生成新型产品模型等一系列服务, “未来在新的环境中, 互联网金融和银行的概念都将被弱化, 甚至消失, 取而代之的将是新金融” (周小川语) 。

“新常态”已经成为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集中概括, 而互联网金融则是未来金融发展的新常态。紧跟时代脚步, 加快创新驱动, 是对所有企业的要求, 在“互联网+”出现时, 金融行业也是改革创新的最佳时机。互联网金融具有很强的普惠和平权特质, 它用新技术和新手段解决了传统金融体系无法解决的问题, 最主要的三大受益群体是小微企业、中低收入阶层和偏远地区。当然, 作为新生事物,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 行业发展“缺门槛、缺规则、缺监管”。尤其是在尚无互联网监管系统性立法和“九龙治水”监管模式的现实语境下, 客户资金安全存在隐患, 已经出现了多起经营者“卷款跑路”事件。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属于金融, 没有改变金融经营风险的本质属性, 也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广泛性和突发性。故此, 夯实法治基石, 依照央行等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互联网金融依法进行监管, 不仅能激活互联网金融这“一池春水”, 还能确保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的发展, 并使其成为支持实体经济,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中坚力量。

“立规矩”是为了“成方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 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依法依规地有序前行。作为新生的市场主体, 互联网金融只有根植于良好的法治环境中, 才可能茁壮成长。反之, 一旦脱离法治环境, 就极可能“剑走偏锋”, 偏离了本来的价值取向。基于此, 央行等十部委《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现行互联网金融法律的空白地带做了“填补”。比如,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网络支付等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主要业态形成框架性政策。这主要包括:首次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原则;首次对互联网金融、网络借贷等作出了明确的定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各互联网金融业态的监管主管机构;首次明确了“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等互联网金融红线等。

7月4日,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开发布。在“互联网+”普惠金融部分, 意见提出全面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支持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网络借贷、网络证券、网络保险、互联网基金销售四大业务, 并充分发挥保险业在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中的作用。这也意味着, 互联网金融作为“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式升级为国家重点战略。到2018年, “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到2025年, 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 “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 “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